安徒生，一个卑微的鞋匠的儿子。
安徒生，全世界儿童共有的父亲。

一八一九年一个阴晦的清晨，十四岁的安徒生只身从偏远的家乡来到哥本哈根。他再也不愿依靠母亲的洗衣和祖母的乞讨来维持生活了，他要去首都，去北欧最辉煌的城市，去实现他那舞蹈家的理想。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还在世，父亲曾经给一名舞蹈演员做过一双美丽的舞鞋。从来没有玩过玩具的孩子，紧紧地把舞鞋抱在怀里，爱不释手。当顾客来取鞋子的时候，父亲几乎是从他的怀里夺走的。为此，他还伤心地哭了好久。

从那以后，他就有了当舞蹈家的梦想。

然而，冷冰冰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安徒生的梦想。他相貌丑陋，身体笨拙，剧院的经理刻薄地嘲笑他说：“你简直就像一根木头，连飞过的小鸟也不愿在上面栖息。”

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安徒生没有绝望。在一帮艺术家朋友的帮助下，他进入教会学校补习文化。学校的气氛是压抑的，让安徒生感到痛苦不已。不过，他在学校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毫无同情心的校长不断地虐待他，并且强令他停止难以自制的写作冲动。安徒生给他在首都的赞助人伍尔夫海军上将的妻子写了一封诉苦的信。

没有想到，对方的回信是如此的残酷：

“你麻烦起朋友来真是不遗余力。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的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安徒生没有停止写作。二十一岁那一年，他写了一首题为《垂死孩童》的诗，诗中写道：“母亲，我累了，我想睡了，让我歇息在你的心畔。”这首忧伤而温馨的诗歌，奠定了安徒生作品的精神底色。

按照一般人的设想，这名贫困潦倒、饱经挫折的少年，一定对社会充满着仇恨和厌恶，一定会在文字中发泄他的愤怒和诅咒。然而，恰恰相反，安徒生的笔下流淌着的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纯真的文字。

三十岁的那一年，安徒生出版了第一本童话故事集。这是一本只有六十一页的薄薄的小册子，收入了《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等四篇作品。这本文集没有获得一致的好评，有的评论家甚至苛刻地说，安徒生根本就没有写童话的天赋。但是，安徒生坚信，他找到了他一生的快乐所在：“我现在要开始写给孩子们看的童话。这才是我不朽的工作呢！”

从此，差不多每个圣诞节他都要出版一本童话，献给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小读者。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夜行的驿车》中讲述了安徒生的故事：安徒生遇到了爱他的美丽女子埃列娜·葛维契奥里。她爱他，他也爱她，但还是他拒绝了她的爱——

“谁知道呢，说不定由于这爱情，他那五彩缤纷的一连串童话将黯然失色，悄然离去，从此再也不回来。到那时，他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安徒生的一生写下了二十本童话集，一共一百六十八个童话和故事。在他逝世前曾经说：“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要说，是大得过分了的代价。”但是，他也得到了丰盛的收获，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提升了丹麦文学在全世界的地位；他以一个人的想象，创造了一个充满爱与幸福的童话天堂。

一位安徒生身边的朋友指出，“他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是悲伤”。晚年的安徒生，尽管名扬四海，但依然没有摆脱贫困。一八七四年，去世的前一年，饱受肝癌折磨的安徒生收到了一封读者的来信。信来自遥远的美国，是一位上小学的小女孩写来的。信中附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以及一份刊登着安徒生身体病弱、贫困潦倒的消息的报纸剪报。不久，更多的孩子纷纷寄来了小额的钱款。安徒生感动得泪流满面，“我以小语种写的故事，居然能够在距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找到这么多的读者”。

英国的评论家、文学记者高斯来到丹麦，见到了濒临死亡的安徒生，“一个高个儿、上了年纪的绅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装，戴着一顶颜色同样深浅的鼻烟色卷毛假发。”高斯接着写道：“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张古怪丑陋的脸和手，他那极长的令人眩晕的胳膊……汉斯·安徒生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长至一生的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没有能够从他的脸上移去泥土的印记。”

公元两千年的春天，我曾经在哥本哈根的街巷里寻访安徒生当年居住过的旅馆。还是几百年前的石板路，还是尖顶的小楼，还是明亮的黄墙。就在这间仄仄的小屋里，没有钱买煤生火的安徒生，裹着毯子写下了《海的女儿》、《拇指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他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眼睛里却闪烁着爱的光芒。

安徒生的写作增添着世间的爱，抵抗着世间的恶。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冷酷、嘲讽和绝望，对于有缺陷的人性，他也仅仅给予温和的批评。在他的作品里，流淌着明媚的阳光和蔚蓝的海水，散发着炭火般的温暖。他给孩子们梦想的勇气，孩子们则努力在人间实现梦想。

我在纪念馆中看到了安徒生的照片，丑陋、冷漠而忧伤。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高斯的形容——是的，这是一张“农民”的脸，这是一张烙着“泥土的印记”的脸。安徒生一辈子也没有背叛土地。他自己身处苦难中，却没有放弃对爱的追寻。

他的写作是沐浴在爱中的写作，他的人生是沐浴在爱中的人生。

是爱，让他最终战胜了苦难；是爱，让他在临终之前感到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

安徒生的文字，是一双温暖的手，伸向那一双又一双寒冷的手；安徒生的文字，是两瓣湿润的唇，亲吻着那些干裂而苍白的嘴唇。

这正是我所景仰的写作。

当希特勒神气活现地上台、纳粹政权在国内推行恐怖统治的时候，德国年轻的神学家朋霍费尔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讲学。

他公开抨击纳粹主义。

他是安全的。

然而，他为这种安全感到耻辱。

“我来美国实在是一个错误。” 朋霍费尔在给朋友尼布尔的信中这样说。他决定立刻回国。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时刻回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更深切地意识到，“假如此时不分担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加战后生活的重建。”

他听到有一种声音在呼唤他，宛如太阳在呼唤向日葵。

神学家吕斯布鲁克说过：“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向日葵昂头向着阳光开放，太阳转至西方，它也随而转向西方，它始终面向阳光的温暖。但是，在晚上，它便收拢自己，隐匿自身的颜色，等待新的日出。” 朋霍费尔采取了他自己的方式来“等待”新光的再度降临——他向黑暗猛扑过去。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破晓，在盟军解放佛洛森堡集中营的前一天，朋霍费尔迈着沉稳的脚步走向巴伐利亚森林边缘的刑场。正如耶稣明知十字架的苦难在耶路撒冷等待着他，依然毫不犹豫地面向耶路撒冷，奔赴十字架的道路；朋霍费尔在临行前的那一刻，依旧对着刽子手微笑。

朋霍费尔对狱中难友的最后告别是：“这就是结局。但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他尘世生命的终结，正是永世生命的开端。他向今世的黑夜道晚安，醒来，却要在永世的黎明道早安。

朋霍费尔在狱中写下了一批书信和零散的札记。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作家”来看待，他也没有预料到这些文字能够在他身后得以整理发表。这就是薄薄的《狱中书简》。就是这样的一本小书，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神学的发展方向。

我无数次地阅读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当我沮丧的时候，当我忧伤的时候，当我怨恨的时候，当我受到侮辱的时候，当我遭到误会的时候，《狱中书简》都是一剂让我的心灵重归宁静的良药。

在这些没有经过谋篇布局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一个伟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隐秘的细节，他的生活已经惊人地融汇入正在外面世界上发生的悲惨事件之中。

一九四三年的圣诞节，朋霍费尔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不用说，我非常盼望得到释放，与你们在一起。但是，这许多年来，你们已给我许多欢乐的圣诞节，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其光辉足以强烈地照亮这幽暗的圣诞节。……从回忆中得到的温柔的感觉，属于人类更美好更珍贵的东西。凡能坚持和维护这不可剥夺的价值的人，是不会被压倒的。”他的心态是如此的平和与谦卑。他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认为自己仅仅是在从事一件如同吃饭、穿衣一样的“理应如此”的事情。

朋霍费尔继续写道：“我敢说，在监牢里守候圣诞节的人，比在别的许多地方、比那些有名无实的人，更有意义、更为真诚。上帝会降临到人们通常憎恶的地方，基督因为那个客店没有他的地方而生于马厩——关于这些事情，囚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对于囚徒来说，圣诞故事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是一个喜讯。这种信仰使他得以同圣徒交流，赋予他以超越时空限制的团契，并且使在此被监禁的岁月变得微不足道了。” 朋霍费尔没有被灾难所征服，他以自己的坚贞和喜悦证明了敌人的丑陋与虚弱。朋霍费尔没有对未来失望，他向死而生，他的文字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就在被杀害之前三个月，朋霍费尔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这最后的两年告诉了我，我们所能经历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失去他们所有的一切，只要想起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没有权利说什么东西是属于我们的。”他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并且无比平静地面对着死神的到来。他的文字达到了朴实和真实的极致，因为他的心灵也达到了朴实和真实的极致。

朋霍费尔在信中请求父母给他送去“火柴、面巾和毛巾”，还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得到一点牙膏和几粒咖啡豆吗？”这是最打动我内心的地方——这位圣徒，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一个人。他有着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日常生活的需要。他的软弱之处，恰好是他的刚强之处。

朋霍费尔的难友、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英国军官佩恩·白斯特，在《文洛事变》一书中写道：“朋霍费尔简直是谦卑虚心与亲切温和的化身，在我看来，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总是在散布着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仅仅为他活着这个事实也总是在散布着深切感激的气氛。……他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这样的人之一。”朋霍费尔分担着“上帝的苦弱”，在狭小的囚室中体验着天堂。他将爱传递给身边的难友，在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的同时，也分给了他们同情和怜悯的感情；在把自己的衣物赠送给他们的同时，也将温暖和幸福的感觉送抵他们的心灵深处。吕斯布鲁克说：“爱并不是默然无声，它永不停息地呼喊——时刻准备去爱。” 朋霍费尔的呼喊穿透了监狱厚厚的墙壁，也穿透了时间漆黑的隧道。

正如《圣经》中所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

朋霍费尔的写作，与荣誉、与金钱、与名声毫无关系。他不是职业作家，却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写作者。他的写作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的写作是沐浴在爱中的写作——无论花香常漫还是荆棘丛生，他都没有放弃爱，他都一如既往地在颂扬着爱。

她不是手握权柄的国王，也不是富可敌国的总裁；她不是貌若天仙的演员，也不是万人痴迷的球星；她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也不是聪明绝顶的天才。她只是一位满面皱纹的、瘦弱文静的修女。

一九九七年九月，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印度政府为她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为她的离去而流下哀伤的眼泪。

她就是被誉为“活圣人”的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所著的《活着就是爱》一书的中文版刚刚出版，我就赶到书店买了好多本，想送给身边的朋友。结果，当我兴冲冲地回到宿舍，送给同屋的朋友的时候，他的桌子上也放着几本。他说，也正准备要送我一本。我们不由地会心一笑。

这本小书收入了特蕾莎修女的谈话、祈祷、默想和书信。与《狱中书简》一样，它也不是一本系统的、完整的著作；对于特蕾莎修女圣洁的一生来说，这些文字也仅仅是飞鸿雪泥——她从来就没有为了“立言”而写作。但是，这些文字比那些宏篇巨著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特蕾莎修女的默想文中，有这么一段话：“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予，自由地爱，直至它受到创伤。”正是缘于这样的信仰，她从她的家乡——马其顿一个偏僻的乡村，来到遥远的印度，来到被尼赫鲁叹为“恶梦之城”的加尔各达。

从此以后，她为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献出了一生。她走出修道院的高墙，走进那些不避风雨的贫民窟。她亲手握住快要在街头横死的穷人的手，给他们临终前最后的一丝温暖，让他们含着微笑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她亲吻那些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难民溃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她亲切地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

特蕾莎修女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她的生活朴素无华；同时，她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更加富有，因为她拥有爱、给予爱、收获爱。她用她的生命演绎了她的信仰：热爱人的生命、满足人的需要、唤醒人的尊严。

一九七九年，特蕾莎修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授奖公报说：“她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而她的答辞是：“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她把奖金全部捐献了出去，为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办事。她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取消例行的授奖宴会。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且将省下来的七千一百美元赠与了她领导的仁爱修会。

她不给自己留一点积蓄，也不使用任何奢侈品，就连教皇赠送给她的一辆林肯牌高级轿车，她也通过义卖将，将所得款项用于修建一所麻风病医院。

特蕾莎修女曾经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她为这片土地上绵绵不绝的苦难而震惊和感动。她生前曾经说过，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次去中国，替中国的穷人们服务。她多次为这些贫弱的灵魂而祈祷。

她说：“我们所过的贫苦生活与我们的事工同样重要。事实上，我们应该感激那些穷人，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更加爱我们的神。”她又说：“我们感到所作的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赞同做大事，在我看来，个人才是重要的。要爱一个人，我们就必须与他紧密接触。假如我们要凑足一定的人数，才开始工作，我们就会在数目中迷失，无法全面照顾和尊重个人。我只相信个别的接触，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时那刻世上唯一的一个人，因为基督只有一个人。”这些朴实无华的、只要是认识字的人都能够读懂的句子，深深地嵌入了我的心中。它们比那些晦涩的哲学著作更接近人生的真相，它们比那些辉煌的领袖语录更接近人类的真理。这本小册子中，除去了背景介绍以外，真正属于特蕾莎修女文字的还不到十万字。然而，阅读这些文字，收益将远远大于阅读那些所谓的“大师”们的几乎可以“等身”的著作。

那些虚伪的、言行脱节的、道貌岸然的“作家”和“学者”们，在这样的文字和这样的心灵面前忏悔吧。

特蕾莎修女说这些话、写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母亲给孩子讲故事一样，没有花招、没有卖弄，有的只是一颗直白坦率的心灵。你不必去推敲、分析、演算，你只需要用你自己的心灵去领悟和感受。

特蕾莎修女的文字和灵魂到中国来了——来到千沟万壑之间，来到烛光与星光之间。她的言和她的行，她的文字和她的生命，都沐浴在“爱”那神圣的光辉之中。

对于心灵正在趋于麻木和冷漠的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阅读，而是身体力行、是谦卑地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去爱。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感到愧疚和自责的是——我的写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爱疏离甚至隔绝了。

这与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文化资源有关。

我阅读屈原的楚辞，笼罩在其中的是放逐者的自恋和关于曾经拥有的“辉煌”的回忆；我阅读诸子的经典，字里行间，攻守辩难、一招一式，都恨不得将对方置之于死地；我阅读韩愈等八大家的文章，他们在营造一种滔滔不绝的气势，企图用气势来威吓读者；我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些毒辣的权术和深邃的阴谋居然被当作人生的最高准则……这些文化资源，什么质素都有，单单匮乏爱的因子。

即使是我尊敬的鲁迅先生，他也仅仅是一盏在黑暗中随时可能被风吹灭的蜡烛，而不是一道照亮黑暗的夜半的闪电。他的嬉笑怒骂的“魏晋文章”，尽管见血封喉、让敌人闻风丧胆，但它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每一次的与敌交锋，都让自己元气大伤。“爱”在鲁迅的文字之中，虽然像金黄的树叶一样时常闪现，却稍纵即逝，没有连缀成一道永恒的风景线。太深的伤口和太多的怨恨，以及如他自己所说的、驱之不去的“鬼气”，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

这是鲁迅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文化本身的悲剧。

如果说，鲁迅对我来说，意味着一捧在最干渴的时候遇到的泉水；那么，我在畅饮完它之后，还将去寻找一眼能够汩汩地冒出甘泉的井。这口井就是爱，就是沐浴在爱中的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就是安徒生、朋霍费尔和特蕾莎修女们。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人——左拉因写作《我控诉》而被迫流亡国外，他愤怒地控诉，是因为爱，爱那个素不相识的、含冤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罗素九十高龄还因抗议政府研制核武器而入狱，他激越地抗议，是因为爱，爱被笼罩在核阴影下的每一个生命体；索尔仁尼琴因发表《古拉格群岛》而流亡西方二十多年，他无畏地揭露，也是因为爱，爱那些在集中营里死去的和还活着的同胞。

表面上，与安徒生、朋霍费尔、特蕾莎修女们的宽容、温和、悲悯不同，左拉、罗素、索尔仁尼琴们是愤怒、尖刻、锐利的。但是，在左拉、罗素、索尔仁尼琴们的愤怒、尖刻、锐利的背后，有着大爱、大牺牲、大奉献。他们不是一味的愤怒、尖刻、锐利，相反，愤怒、尖刻、锐利仅仅是一个悠长的乐章中的山重水复、峰回路转而已。不是愤怒、尖刻、锐利控制着他们，而是他们的心灵控制着这些情绪。他们正是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张力之间艰难地写作。与安徒生、朋霍费尔、特蕾莎修女们相比，他们构成了这个世界上另一道同样绚烂的风景。

他们在这样一点上是一样的：他们的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同构，他们沐浴在阳光之下，也沐浴在爱之下。

这样的写作是我所仰望的写作，也是我所追求的一种写作状态。

这样的生活是我所崇敬的生活，也是我所期望的一种生活状态。

虽远远不能达到，但我心向往之。

最近一年多来，我开始吸取全新的精神资源，开始调整固有的文化结构。我一点点地减少自己在生活和写作之中的傲慢、独断、怨恨、轻蔑这样一些情绪和姿态，而以爱、谦卑、同情和怜悯这样一些内在的质素来替换它们。

每一点点的进步都是艰难的——我要像关公刮骨疗伤一样，刮出自己身上的文化毒素。我还得直面刮毒的整个过程，而不能通过诸如与旁人下棋之内的办法来转移注意力。

在刮去毒素的同时，我让自己站在阳光下，沐浴着阳光，沐浴着爱。

阳光和爱是最好的药物。

爱、谦卑、同情和悲悯，是我自身精神结构中匮乏，也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度的文明状态中的匮乏。

我像一个沙漠中的饥渴者一样渴求它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知和获得它们。

这几年来，我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些漩涡和纷争之中。羞辱和误会、嘲弄和冷眼，都成了家常便饭。我一度苦恼，一度怨恨，一度心力交瘁，也一度心灰意冷。但是，最后我终于站稳了，而没有像围观的看客们所盼望的那样倒下去。我变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幸福。我不再害怕敌人的明枪和同伴的暗箭，有了“爱”的盔甲，我刀枪不入。同时，我的创作能力也飞速增长——仿佛在冥冥之中，有神灵指挥着我写作。我不知道疲惫，也不感到匮乏。

在这一“大换血”的过程中，我的文字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我指的不仅仅是文章的语言风格，更是文字骨子里的东西。

回顾几年来的人生道路和写作道路：

《火与冰》和《铁屋中的呐喊》是第一个阶段，那是青春的激情和孩子般的单纯，那是一种天然的对邪恶的直觉和对真理的渴求；

《说，还是不说》和《想飞的翅膀》是第二阶段，那是沉默之后言说的欲望，那是沉潜之后飞翔的梦想，那是对常识的捍卫和对启蒙的坚守；

《老鼠爱大米》和《爱与痛的边缘》是第三个阶段，两本书的书名各异其趣，却都有一个“爱”字，说明了我对“爱”的发现与觉醒；

长篇小说《香草山》与随笔集《优孟国》则是第四个阶段，我将爱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我生命与写作的核心和本质，我试图通过我的文字，感受爱，接近爱，传达爱，分享爱——爱既蕴含在温柔与宽容之中，也隐藏在尖锐与锋利背后。

我对罪恶和暴力的厌恶依旧，我对平庸与愚昧的挑战依旧。我不妥协、不退守。

今天的我从昨天的我之中脱胎出来，这不是改弦易帜，而是柳暗花明。

我穿越了一个长长的隧道，终于看见了一片明亮的洁净的天空。

我找到了生活和写作的理由。

《圣经》中说：

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圣经·耶利米书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