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在厨房里，一面吃晚饭，一面听到一些刺耳痛心的话。大哥安道，看见幼弟若望在桌子上放着一本书，便生气地高声说：“我要把那本书投在火里。”

    妈丽达照常设法劝解说：“若望也像别人一样工作。要是他愿意看书，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当然与我相干!这间破屋子，是我在这里支撑着。我下田工产，把腰都差不多要折断了。我不想侍候一位少爷，让他将来舒适享受，我们都啃硬饼。”

    若望激烈反驳。他也很会说话，并不是一个生来受人欺负的孩子。安道就动手使用暴力。

    二哥若瑟在旁吓呆了。妈妈尽力调解；可是，若望大概又被痛打了一顿，如同以前好几次所发生的那样，而且还被打得更历害。他那时只有12岁，当然不是19岁安道的对手。

    若望那夜在床上哭泣，不是因为身上在发痛，而是因为心头的一股怒火无处发泄。离他不远，他母亲也在流泪饮泣，也许她整夜都没有成眠。

    第二天早上，妈妈丽达打定了一个主意，对若望说：“更好你离开这个家。安道实在不能再看到你这个人。有一天，他也许会伤害你。”这些是她一生之中所说的最痛心的话。

  “叫我上哪儿去?”

  若望心里非常难受。妈妈也难受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后来勉强抑制着自己，给若望指示在莫利翁道和蒙哥谷一带的农庄，叫他到那里去做童工。她说：“那里的人认识我。有人会给你工作的，至少暂时这样；后来再说。”

    背着包袱，冒着寒雾

    那天，母亲给他预备了一个小包袱，里面放了几件衣服，两本书和一个面包。那正是寒冬二月。路上、田间，以及四周的山岗上，都满盖着惨白的雪和坚硬的冰。

    第二天上午，若望只得吻别了慈母，离家而去。妈妈站在门口，望着他渐渐远去，向他挥手，直到寒雾把他吞没，才黯然回到了屋子里。

    若望按照他母亲的吩咐，先在各农庄里打听。人家都对他说，没有给一个小孩子做的工作。一直到了下午，他把那个面包吃了，全部的希望几乎也跟着完全消失了。只有到莫利约那家去找工作了。母亲曾对他说过：“你去要求磊思。莫利约先生。”他走到了那家场地前的大门口。一个老人正要把大门关上；看见了他，便问道：“孩子，你找什么?”

    “找工作。”   

    “好!努力工作吧!再见!”说着，继续关那沉重的大门，‘预备把它拴好。

    若望鼓起仅有的勇气，哀求着说：“我想见磊思．莫利约先生。”老人让他进去了。莫利约全家人正在走廊下，预备绑葡萄用的柳条。磊思。莫利约，是一个28岁的农夫；他诧异地望着若望。“我要找磊思．莫利约先生。”

    “我就是。”

    “是我母亲叫我来的。他对我说，到你这里来做管理畜舍的小工。”

    “可是，为什么叫一个像你这样小的孩子，离开自己的家呢?你母亲叫什么名字?”

    “她叫丽达．鲍思高。我大哥安道待我很不好。我母亲就叫我来做小工。”

     “可怜的孩子!现在是冬天。管理畜舍的小工，我们要到三月底才雇用。没办法；你还是回去吧!”

    若望觉得受了很重的打击，实在无力支持，便放声大哭起来，同时又绝望地哀求：“请你可怜我，把我收下吧!你不用给我什么工钱，只要不叫我回去就好。我就坐在这里地下，不再走了。不管你怎样处理我，我也不再离去了。”他一面哭着，一面帮助收集柳条，把它们弄干净。

    莫利约太太陶乐德雅，是一个25岁的年轻妇人，看见若望这样的情形，很感动，便对丈夫说：“磊思，收下他吧!至少让我们先试个两三天，后来再看。”

    一个15岁的女孩，名叫德兰的，也为他难过。她是主人的妹妹，负责看守母牛。她说：“我已经相当大了，可以到田里去，同你们一起工作。有这个孩子管理畜舍，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从此若望．鲍思高，在1827年的2月中，开始过畜舍小工的生活。莫利约是一个富有的农家，但他们全家人仍然从早至晚不停地工作。他们种葡萄树，或种其他的农作物。他们也养有牛只。到了晚上，全家人聚集在火炉旁，一起念玫瑰经。每逢主日，磊思．莫利约就率同全家的人，到蒙哥谷去望“大弥撒”。那里的本堂司铎叫方济．柯提诺神父。

    若望做的，是管理畜舍的童工；当时并不是一项下贱的或少见的工作。在当地的一些农庄里，每年到了三月底，可以看到成群像若望那样的童工。这也是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普通的出路。每逢圣母领报节日(3月25日)，农庄主人们，都到各村落里或市集上，去雇用当年的童工。这是一些属于季节性的农家小厮，要做与成人一般的工作，从4月起，到11月止，前后一共8个月的辛苦工作；雇主供应膳宿，还有15块里拉，作为衣服费。

    不过，若望.鲍思高与众不同。他还太年幼，只有11岁半，还差6个月，才满12岁；尤其是因为他怀有一个美梦。那是一个真的梦，是他在夜里闭着眼做的。他自己把它告诉了别人。

    一个预示未来的奇梦

    “我9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它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像，使我终身难忘。在梦中，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我家附近很广的场上。有许多孩子正在那里玩：有的笑，也有不少的在咒骂天主。我听了那些咒骂的话，立即跑到他们中间，用拳头和说话，叫他们住口。

    那时来了一位衣服华贵，令人起敬的男子。他的面也这样光亮，令我不能注目。他唤我的名字，并对我说：“不要打他们，却要用温良和爱德，去获得你这些朋友的心。现在你就给他们说明罪恶的丑陋和德行的宝贵吧。”

    我又羞怯、又害怕，回答说，我是一个贫穷无知的孩子。那时那些孩子不再争吵，大家都围着那个讲话的人。

    我自己也差不多不知道要说什么，问道：“你是谁?你命我做这些不可能的事?”

    “正因为你以为这些事不可能，所以你应该听命，求学，使它们成为可能。”

    “我怎样可以求学呢?”

    “我要给你一位女教师。你受了她的教育，自会变成一个智者。”

    “可是，你究竟是谁?”。

   “我就是你母亲教你每天三次问候她的儿子。我的名字，你可以去问我的母亲。”

    那时我看见在他身旁，有一位面容庄严的妇人，穿着一件光耀的敞袍，像太阳似的发光。

    她见我羞怯，就叫我到她跟前去，和蔼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看!”

    我一看，才知道那些孩子都不见了，却只见一大群羊、狗、猫、熊和其他多种动物。

    “这就是你的田园，你要在这里工作。你应该成为一个谦逊、刚强、壮健的人。现在你看见这些动物所发生的事，你要去给我的孩子们做。”

    我那时转眼一看，方才那些凶恶的动物，都变成了驯良的绵羊，跳着跑来咩咩地叫，好像在庆祝那个男子和那个贵妇。

    这时，仍在梦中，我哭起来了，央求那个妇人给我说个清楚；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事有什么意思。

    她就一手按着我的头，对我说：“到了时候，你一切都会明白的。”

    刚说了这话，一阵闹声吵醒了我；什么也不见了。我觉得很奇怪。我的手，由于刚才所下的拳头，还在作痛；我的脸，也被那些顽童打得好像火热似的。

    到了早上,我把梦先告诉了我的哥哥。他们都笑了。后来我也告诉了我母亲和祖母。各人都说出自己的见解。

    若瑟说：“你要做一个牧羊人。”

    安道恶意讥笑着说：“将来你做匪徒的头子。”我母亲说：“谁知道你不会升神父!”

    老祖母却断定说：“梦，不要去理它!”

    我与祖母的意见相同；可是，我总是无法把那个梦从我的心中排除出去。”

    后来的岁月，都已经被那个梦清晰地标明出来了。妈妈丽达懂得了它的涵义；不久，若望自己也会明白，那个梦给他指示了一条道路。

    一百八十页的珍贵史料

58岁的人，很少会记得5年前所发生的事；可是，大家都记得自己12岁时所做的事，好像昨天才做的似的；譬如说，还记得自己在那年爬树的时候，粗硬的树皮，在自己的两股间磨擦的感觉；又如还好像昨天才抚摸过那只在自己身旁，来回狂奔的狗身上热烘烘的毛。

    鲍思高神父，58岁那一年，晋竭教宗碧岳九世时，奉教宗之命，写下了自己幼时最初十年的生活。用他那种极强的记忆力，像一架拍摄电影的照相机那样，写下了三厚册的《回忆录》，共一百八十页。虽然在日期方面，有时弄得不大清楚，可是他所记叙的事，却都写得非常新鲜而生动，真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似的。(注)他在那《回忆录》的第十一行里，还加上一个注语：“我写这些往事，是给我最亲爱的神子慈幼会士写的。无论是在我生前，或是在我死后，都不得把它们公开。”他在这注语下面，还用线条标明了。

    七十三年后，结束了一个长期争论的良心问题，慈幼会士因见客观的环境已经不大相同，那个注语也已经失去其约束性，便决定不必再遵照会祖的嘱咐。所以，我们今天才能根据那些《回忆录》上的记载，知道鲍思高神父童年时代在农村里所过的生活，就是连那些详细情节，也都一目了解。

     幼年失怙

“我母亲名丽达．奥其纳，加比利奥人；父亲名方济。他们都是农民，劳动工作，以维持俭约朴实的生活。”

    若望．鲍思高，一八一五年八月十六日生。他母亲叫他“小若望”；这是比哀蒙各地，母亲们往往给自己爱儿的名字，加上一个亲怩的“小”字。

    若望所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他父亲去世。方济．鲍思高买了一间低陋的屋子，和一块小小的土地。为了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也要给一个富有的邻居帮佣。

    五月的一个下午，他工作后回来，满身大汗，不慎走下了主人的地窖。不消几个小时之后，就发高烧也许是患了严重的肺炎。不过四天，就一命呜呼了。那时他只有三十三岁。

    鲍思高神父自己叙述这段惨痛的往事说：“我那时还不到两岁，我父亲便去世了。我连他的面貌也不记得。我只记得我母亲对我说的话：“小若望，看!你没有爸爸了!”

    大家都从死者的卧室出去，我却坚要留在那里。我母亲慈爱地叫我：“小若望!来呀!”

     我回答说：“爸爸不来，我也不来。”

    她又对我说：“可怜的孩子!跟我来吧!你已经没有爸爸了!”她一说完了这话，就大哭起来，把我抱了出去。

我当时因见她哭而哭叫。的确，一个年纪像我那样小的孩子，能明白些什么呢?不过，“你已经没有爸爸了?’这句话，却常留在我的头脑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件所记得的事。”

年成歉收 

    若望所记得的第二件事，是那一年的饥荒o   

    碧基是的思高这一家人所住的小村落，那里一共有十数户人家，分布在那个小岗上，四面都是起伏不平，广袤展延的农田、葡萄和树林。这地方属于模里亚道乡，距离亚斯底的新堡镇约五公里。

    一八一七年，蒙弗辣道一带的山岗(新堡镇属于这地区的北部)，与整个比哀蒙省(在意大利的西北方，与法国接壤)，都遭到严重的饥馑。那年春天常下霜，损害了不少农作物；接着又长期不下雨，气候异常干旱，使田里种的东西都枯萎而死，全部收成也就没有希望了。

    乡间各地都闹着真正的饥荒：有不少乞丐，被人发现死在沟渠里，口中还留有草根。

    当时有一个文件，描写比哀蒙省会都灵城里，到处都有许多从乡间逃荒而来的难民，个个面黄肌瘦，衣服褴褛，在街头流浪。无数的农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离开了农村，涌进了都灵城里，在圣堂和各大厦的空地上，搭建临时的帐蓬，以避风雨，遇见路过的人，便伸手求乞。

    正在那个严重饥馑的时期，妈妈丽达要负起瞻养全家的重担。在家里，有自己亡夫的老母，全身瘫痪，不能动弹，终日坐在一张软椅上，一切都要人服事。长子安道，是方济的前妻所生。此外还有自己的两个孩子，四岁的若瑟和两岁的若望。她是一个农家妇人。从未读过书；在那几个大闹饥荒的月里，却表现了她最出众的才干和最坚忍的品性。

    鲍思高神父叙述当时家中的情形说：“我母亲曾几次给我讲过，她把家里所有的食物，都拿来供养全家的人。后来她把一些钱，交给一个名叫内德．卡瓦禄的邻人，托他去寻找一些食物。那个友人到各处市场去找，虽然出了很高的价钱，也买不到什么。过了两天，在傍晚时分，他回来了；大家都在非常急切地等待他。可是，当他说，自己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带回来时，大家心里都惊慌起来；因为那天每一个人只吃了很少的东西，很怕那天夜里，会发生很坏的后果。

    我母亲并不慌张，就上邻居家里去，想向他们借一些粗食，却找不到一个人能帮助她的。她就说道：“我丈夫去世的时候，曾对我说过，要信赖天主。所以，你们来吧!让我们跪下祈祷吧!”念了一些经之后，她站起来说：“在最紧急的情形下，应该用最紧急的办法。”

    于是就在上述那个卡瓦禄的帮助下，到牛棚里去，宰杀了一头小牛，急忙煮熟了一部分，才能使全家饿极无力的人充饥。

    其后几天，能够买到一些杂粮；这是出了很高的价钱，从远地运来的。

    在比哀蒙省乡间的农家，就在不过数十年前，还有这种观念，认为宰杀一头小牛，表示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在牛棚里豢养一头小牛，是一种储备资源的方法，以防万一遇有什么紧急需要的时候，譬如说，有人患了重病，可以把它卖掉，以应急需。所以，把它杀掉，也就等于完全消耗了一家之内储备的最后资源。

      丽达丧夫之时，只有二十九岁；一个还年轻的妇人，却要负起一副那样沉重的担子。但她并没有虚掷时间，自怨自艾，却力自振作，打起精神，卷高了双袖，从事各种工作。

      在家里，有碗碟要洗，厨房要处理，清水要汲取，房间要打扫。这一切家务，都在稍有空间的时候来做；因为在白天最好的时间，有田里的工作要做好，还有畜舍要管理。

      她也像当地的那些勤劳的农家妇女，会割草、耕田、播种、刈麦，把麦一束一束捆好后，运往屋前的场上，然后进行打麦的工作。此外，还要在葡萄园里锄地培壅，采摘葡萄，酿酒装桶等。

    她一双手，因工作而显得很粗糙，她却也会用它们来温柔地抚爱自己的孩子；因为，她虽是一个农家妇女，却更是孩子们的一位慈母。

    她知道宽猛相济，刚柔兼施，很会教育自己的孩子。一百年后的心理学家，这样写道，要使小孩子长得好，需要父亲“严厉的”爱，以及母亲“慈祥而欢愉的”爱。他们也说，孤儿们往往会遭到情感不平衡的危险：早年无父的孩子，柔软萎靡而无刚强之气；幼时丧母者，则严峻冷酷而无一些人情味。

    妈妈丽达，天生具有一种本能的平衡：和善的愉快和镇定的坚决，二者能兼而有之。鲍思高神父日后对青年儿童的教育方法，有许多得自他母亲所赐。

    一位伟人

    慈幼会士区斐赉神父，在他所著的鲍思高神父行传里写道：“丽达．奧其纳，将宗教的人生观，作为她直觉教育法的下层根基和最高目标。”

    “天主看见你。”这句是她常说的话。她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到附近的草地上奔跳游戏。他们临走时，她总是这样提醒他们说：“记住!天主看见你。”如果发现他们怀有小小的恨意，企图报复，或正想说谎，以逃避责任时，她又会这样警告他们：“你要记住，连你的思想，天主也都知道。”

    不过，她要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并不是一个像警察那样的天主。如果夜里天空上满缀着闪铄的星星，孩子们坐在门口乘凉时，她会对他们说：“是天主造了这个世界，是祂把这许多美丽的星星放在天空上。"

    当草地上开满了无数鲜艳的野花，她就会低声对他们说：“天主给我们造了多少好看的东西!”

    在收割麦子，或采摘葡萄之后，孩子们都因工作劳动而觉得疲乏的时候，她又曾这样对他们说：“让我们感谢上主吧!因为祂我们这样好：我们每天所吃的东西，都是祂赏赐的。”

    有时暴风或冰雹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她也曾说出一些富有信德的话，使孩子们细细地想：“天主赏给的，天主拿去了。祂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好，就要记住，跟天主是不得取笑的呀!”

    若望就这样在母亲、哥哥和邻居们之外，还学会了看到另一个人——天主。那是一个伟人，一个无形的神；可是，到处都有祂：在天上、在乡间、在穷人的身上、在人的良心里，对人说：“你做得好。”或是说：“你做得不好。”

    母亲对祂抱有无限的和绝对的信任。祂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也照顾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每天的食粮。有时  也容许一些横逆的事发生；例如爸爸的去世，暴风雨或下冰雹等。我们虽然不明白，可是祂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我们知道这一点，也就够了。

    打木球受伤流血

若望才只有四岁，妈妈给他三四条苧麻，叫他把皮剥下来。

这固然是一件轻易的工作，可是究竟也是一种工作。若望就这样开始给家庭提供他的一份贡献；因为全家人的生活，是要靠大家的工作釆维持的。

他年纪稍大后，就同哥哥们一起做家中的杂务：采柴、生火、汲水、剥豆、扫地、牧牛、烤面包、清洁畜舍等等。

    在母亲的监视之下，做完了这些小小的工作之后，就可以去玩。游戏的空地，不必到远处去找：就在屋子四周，一眼望去，便是如茵的草地。小朋友多的是：都是一些乡下孩子，壮健、活泼，往往也很粗鲁，说话没有礼貌。他们去找鼹鼠洞，或去捉小鸟，或玩各种游戏。

  有一种使他们玩得最紧张的游戏，就是打木球；这与最原始的棒球有些相似。一天下午，小若望很早就回家了，脸上淌着血，原来一只木球重重地打中了他的面部。

    妈妈很担心，一面替他医治伤口，一面警告他说：“有一天，你的眼会被打瞎的。为什么你要同那些孩子在一起玩呢?你知道：有儿个不大好。”

  “要是你不喜欢，我就不再去跟他们玩。可是，妈!你要知道，有我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好一些，有些话他们也不说了。”

    丽达就让他去。

    那时若望只有五岁，若瑟七岁。丽达叫他们去看守一群火鸡，那些火鸡追寻蚱蜢等食物时，两个小兄弟就在一边玩。过了二会，他们屈指数火鸡。若瑟不禁大叫起来：原来少了一只火鸡。两兄弟很着急，连忙寻找；可是，找来找去，还是找不着。一只火鸡这么大的东西，怎么会忽然不见了呢?他们在篱笆边绕了一月。这时，若望发见了一个陌生人。他马，上想到：“是他偷了火鸡。”

    他就叫若瑟来。两个孩子很坚决地走到那个陌生人面前：“快把火鸡还给我们!”

    那个陌生人用着惊奇的目光望着他们：“火鸡?谁看见有火鸡?”

  “是你把它偷去了。快拿出来!否则的话，我们就要喊‘捉贼!’别人就会来用棍棒打你。”

    本来只要四个巴掌，就可以把这两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摆子的。可是，他们那种坚决的态度，使那个人觉得难于应付。离那里下远，农人们正在田里工作；要是他们真的叫喊起来的话，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的。他就去把藏在蓠笆底下的一只布袋拿出来，放出那只火鸡：“我只想跟你们开开玩笑。”

    两个孩子却尖刻地回答说：“这不是好人开的玩笑。”说完，就带着火鸡回去了。

到了晚上，他们照常向母亲报告当天所发生的事。

“你们遇到了一次不小的危险。”

         “为什么?”

“第一、你们不知道他是谁。”

“可是，那里没有第二个人。”

“没有第二个人，不能因此就叫那个人是贼呀!而且你们还小，他是一个大人。要是他伤害你们的话，怎么办?”

“那么难道让他把我们的火鸡拿走吗?”

   “有勇气固然好；可是，被人打得鼻青脸肿，还不如丢掉一只火鸡好。”

     小若望有些不服气，口中喃喃地说：“你说的尽管有道理；可是。那是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啊!……”

    屋角的一根棍子

丽达是一位很慈蔼的母亲，却也很坚决而刚强。孩子们都清楚知道她的性格：说不，就不；绝不是淘气能使她改变主意的。

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竖立着一根棍子，是一条柔软的小棒，是为管教孩子用的。丽达从未用过它，却也总没有把它拿走。

      有一天，若望确实犯了一个大错。也许他急着想去玩，开了兔屋的门，却忘记把它关上；所有的兔子都跑到草地上去了。要把它们一只一只捉回来，真不容易。

      大家都累得要命，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把它们都捉回来了。大家都到了厨房里。妈妈指着屋角，厉声对若望说：“去把那棍子给我拿来!”

     孩子退向门口，问道：“你要它来干什么?”

    “你尽管把它拿来给我，后来你就会知道。”妈妈语气很坚决。若望拿了棍子，把手伸得长长的，然后把棍子递给母亲：“你要用它来打我……”

    “你犯了这样的错，怎么不要打你?”“妈!我下次不敢了!”

    妈妈笑了，他也笑了。

    那是一个天气炎热的下午，太阳似火一般在空中发威。若望和若瑟从葡萄园里回来，渴得几乎要昏倒。妈妈到井边打了一桶清凉的水，用铜勺子舀了一勺子水，先给若瑟喝。

    若望看见母亲先给小哥哥喝，满心不高兴，便拉长了嘴脸；等母亲舀水给他喝时，他就转身把勺子推开，表示不要喝。

    妈妈什么也没有说，把水桶提到了厨房里，就把门关上。过了一会儿，若望来叫门：“妈!……妈!……”

        “什么事?”

“你是不是也给我水喝呀?”

“我以为你不渴了。”

      “妈!请你宽恕我!”

     “这样才好。”说着，就递给他一勺子清凉的水。

    小若望已有八岁，长得壮健活泼，笑起来声音很响亮清脆。他身材不高，却很结实；长有一对乌亮的眼睛，一头卷曲厚密的头发，活像一只小黑羊身上的羊毛。他好新奇，爱冒险，就是擦破了膝盖，或弄伤了手肘，也从来不叫痛。

    他会爬树，爬得高高的，去找鸟窝，捉小鸟。有一次，却发生了意外。有一个山雀的鸟巢，深深地藏在一株树干的裂罅里。若望把手臂用力往裂缝里伸，一直伸过了手肘，后来想把手臂往外缩时，却缩不出来了。他一再尝试，还是缩不回来：那个裂口，像一把巨型的铁钳，牢牢地箝住他的手臂不放。这时他的手臂却渐渐地肿胀起来。

    若瑟在树下看着他，丝毫没有办法，只得去叫母亲。丽达带了一张梯子来，连她也无法把若望的手臂拉出来。她急忙去叫一个农人，找了一把凿子来。

    这时若望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豆般大的汗珠在额上直冒。若瑟在树下只是大声喊叫：“抓紧啊!他们快要来啦!……”他比若望还要着急害怕。

    终于来了一个农人，爬上梯子，先用丽达的围裙，把若望的手臂包住，然后把那裂罅凿开；只凿了七八下，手臂就脱了出来。丽达没有责骂他。他好像一只被雨淋湿的小狗，低下了头，一声不响。

    妈妈只是对他说：“你总是给我添麻烦。”

    鬼在顶楼上

    一个秋天的晚上，小若望同母亲是在加比利奥外祖父家里。晚膳时，全家许多人都坐在餐桌四周。室内只点着一盏油灯，把漆黑的屋子照得半暗半明的。

    忽然好像在各人头顶上，发出一阵怪声，接着它又重复了两三次。大家都抬头往上望，屏息静听。过了一会，又从顶楼上，传来一种神秘的怪声，接着是一阵像在地上拖东西那样重浊的声音。妇女们都连忙画十字圣号；孩子们都吓得紧紧地搂住母亲。

     一个老妇，用着慎重的口气说，以前她也曾听见过从顶楼上发出的那种怪声，像有人在哀号，又像有人在喊叫，真吓人。接着她嗫嚅着说：“那是魔鬼呀!现在又来了!”

    若望很镇定地打破静默说：“我想这是黄鼠狼，不是魔鬼。”

    有人叫他住口，不要乱说话。一这时又传来砰的一声，跟着是拖动东西的声音。大家都抬头望那顶楼的楼板，吓得目瞪口呆。那顶楼是在屋顶下面，用木板铺成，作为储藏谷麦之用。

    又是小若望打破岑寂，站起来说：“让我们上去看看。”

    “你疯了?丽达!不要让他去!跟魔鬼绝对不能开玩笑!”

    但他已经点亮了一盏灯，又拿了一根木棒。丽达对他说：“等明天再看，不是更好吗?”

“妈!难道你也害怕吗?”

“不!让我们一起去看!”

他们走上了木梯。其余的人跟在后头，有的拿着灯，有的拿着木棍。若望推开顶楼的门，举起油灯，想看个究竟。这时，忽然有一个女人大声尖叫：“看!就在那边角落里!”

    大家都往那边看，只见一只翻倒的麦筛子，在地下慢慢地移动，忽起忽伏向前走来。若望朝它走了一步。

    有人喊到：“小心!是一只附有魔鬼的筛子!”

    若望一手把筛子拿住，然后把它提了起来。这时从筛子底下，出现了一只大母鸡，鸡毛蓬松，在那筛子下面，关了不知几个钟头；这时就像箭一般地跳了出来，一面飞奔，一面大叫。

    现在大家都围着若望哈哈大笑。原来魔鬼是一只老母鸡。那只筛子，本来靠墙竖立着的，并不稳定。在筛子的网眼里，还留有一些麦粒。那只母鸡就去啄食。筛子本来不平稳，受它啄动，便翻倒了，把它罩在下面，做了活囚犯。可怜的那只老母鸡，久久被关在那个牢狱里，又饿又不耐烦，急想从里面逃脱出来。于是背着它，到处乱走，碰撞了别的东西，因此发生砰磅的响声，和在地板上拖物的重浊声。

    油迹越来越大

    每逢星期四，丽达到新堡市上去。去时带着一包奶饼，几只鸡和一些菜，预备在市上出售。回来时，带回一些布料、蜡烛、盐、还有一些小礼物，送给孩子们的。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孩子们从岗上似飞一般跑下去，迎接妈妈回来。

    一个星期四，在一场激烈的木球赛中，一只木球飞到了屋顶上。

    若望说：“厨房里柜顶上，还有一支木球。我就去拿。”

    说完他就飞奔回来。可是，那柜子相当高，若望拿不到柜顶上的东西。他便爬在一张椅子上，提起了脚跟，尽量伸长一臂，正想在柜顶上摸索那只木球时，忽然砰的一声，那个本来放在柜顶上的油瓶，被他一不小心推倒了，掉在地上，打得粉碎，瓶里的油都溅在厨房地面一块块的红砖上。

    若瑟因见弟弟若望好久还不来，便也飞奔回家。一见若望闯下的大祸，就用手掩着嘴，战兢着说：“今晚妈妈回来，不知道要…….

    两兄弟设法补救。拿扫帚来扫。油瓶的碎片，固然很容易可以把它们扫去的；可是，那个油迹却像他们心里的慌张，越来越大。小若望半晌不说话。后来他从自己的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到篱笆边，割下一条柔韧的树皮，然后坐在屋角里，聚精会神地用小刀在那条树皮上加工雕刻。同时他的小头脑里，也在不停地转念头，想自己应该用什么话去应付母亲。

    最后，他在那条树枝的皮上，七横八竖地镂了许多花纹，倒也很好看。

夕阳快要西下时，两个孩子跑去迎接妈妈。若瑟心里毫无主意，犹豫不决地走在后面。若望却胸有成竹，照常飞奔前去迎接回家的母亲。“妈!你好吗?”

“好!你怎样?乖不乖?，”

“唔!妈!你看!”说着，他把那条镂有花纹的树枝递给妈妈。

    “你又搞了什么鬼?”

    “这回我真该挨打。我不小心，把油瓶打破了!，，

    接着他一口气，把事实的经过情形，一五一十都告诉了母亲，最后他说：“我已经给你拿来了这根棍子。妈!你尽管用它来打我好了。我真该挨打!”

    他说着，把棍子递给了妈妈，一面抬头望着母亲的脸，露着一半忏悔一半狡黠的目光。

    丽达默默地瞧了孩子一会，接着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若望也跟着笑了。妈妈拉着孩子的手，一同走回家去。妈妈一面走，一面教训若望说：“小若望，你可知道?你越大越顽皮了。为了那个打破的油瓶，我觉得难过；不过，你没有对我说谎，我却又觉得高兴。下一次，你要小心；因为油很贵。”

    若瑟看见自己所担忧的那阵暴风雨，已经烟消云散了，便也走前来问候母亲。若瑟现在已有十岁，生性温和平静，不像若望那样活跃好动。他却很有耐心、坚忍而聪明。他很爱母亲和弟弟；可是，对大哥安道，却不免有些畏惧。

    “我是你的母亲,不是一个后母。”

    安道比若望大七岁，现在他日益显得性情孤僻，暴燥易怒，粗鲁无礼。

    有时安道也重重地毒打两个弟弟。丽达必须及时干涉，才能解救不幸的弱者。也许是因为安道早年失去了母亲，不久又失去了父亲，所以在感情上受了重大的打击，因而造成他那种感受敏锐，而反应剧烈的性格。

    他对丽达，怀有一种爱与恨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理；因此，他有时对她表示真切的孝爱，过了不久，突然又会爆发惊人的怒火。有时受到了丽达的责备，他曾向她握紧了拳头，伸长了两臂，恨恨地大声喝道：“后母!”

    丽达本来可以赏他两记耳光，使他清醒一下。的确，其他的母亲，通常就会这样教训那些不孝的逆子。可是，丽达却从来也没有动手打过他，实在觉得于心不忍，只是坚定地警戒他说：“安道!你应该知道，我是你的母亲，不是一个后母。现在你要好好地静心想一想。你自会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怒气平息之后，安道就去向她请求宽恕。不过，他还是很容易重犯同样的毛病。若望和若瑟看见安道那样对待母亲，都觉得很害怕。

  鲍思高这一家人，过着很清苦的生活。在碧基少少的那十几户人家之间，要数鲍思高这一家最贫穷了：住的是一层简单的楼房，又要作为居处，又要用作仓库和畜舍。

    厨房里有几袋玉蜀黍。就在薄薄的一层板壁那边，有两头母牛在反刍。楼上有卧室，又小又暗，就在屋顶的下面。

    生活虽然贫寒，却并非穷困到衣食不足的境地；因为全家上下都合力工作。农家的工作虽所得不多，但也有所获，不致无以为生。四壁虽萧条，没有什么华饰，却也用石灰粉刷得洁白干净。一袋袋的玉米固然不多，却也足以供应所需。两头母牛也要拉车耕田，所以牛奶产量不多，而且也缺少丰富的养料；可是，那少量的牛奶，也足供全家人饮用了。

    为此，鲍思高这一家的孩子们，都显得很愉快，并没有忧戚之容，更没有暴戾之气。即使是过着清苦的生活，也可以怡然自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若望八九岁的时候，已经开始积极地参加家里的各种工作，分担生活的艰苦和辛劳。

    全家人真是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夏天日长，太阳很早就起来了。妈妈丽达一清早就叫醒孩子们，多次对他们说：“贪睡的人拿不到鱼。”小若望早上起身时，必然很多次心中在想，那些鱼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早餐真是很清淡简单：一块干面包，一杯清水。

    若望很快就已经学会锄地、割草、挤牛奶、使用各种农具。他真是一个有名有实的农人。出外旅行，就靠两条腿。公共马车距离很远，在前往新堡的公路上通过，车费也很贵。到了晚上，就在装满玉蜀黍干叶的褥子上面睡觉休息。

    周济穷人

    如果夜里附近有人患病，就来唤醒丽达。大家都知道，她从来不会拒绝帮助别人的。她一听到有人求助，就叫自己的一个孩子陪她一起去；她对孩子说：“让我们去做一件爱德的工作。”

    “做一件爱德的工作”，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在那个时代，却有许多要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代价”：需要慷慨的牺牲、服务的精神、乐于助人、实际的爱、无私忘我等。

    鲍思高神父自己告诉人说，冬天的时候，有一个要饭的来到我家门前求乞。外面正下着雪。他要求在我们的草房里过夜。丽达让他上去之前，先给他一大碗面汤，后来察看他的脚，往往发现情形很可怜：木鞋已经穿坏了，雨水把脚都浸湿了。丽达没有第二木鞋送给他，只能尽量设法用布把脚裹起来。

    在碧基的一所屋子里，住着一个名叫翟可的老人。他本来很有钱，却把一切都挥霍净尽了。孩子们都戏弄他，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知了”。这是因为一般做母亲的，往往暗指着他，给自己的孩子讲述他以前的身世，又引用知了和蚂蚁的寓言故事：“我们那时好像蚂蚁似的，辛苦工作，他却快乐享受，日夜唱歌作乐，活像一只知了。现在你们看，他落到怎样的结果。所以，你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那个老人不好意思向人求乞，很多次要挨饿。丽达到了天黑的时候，把一小锅热的面汤放在窗口。翟可在黑暗里前来，把它拿去充饥。

    若望从他母亲那里，学到了很多宝贵的教训。这些行动，不仅仅表现了俭朴节约的美德，更显示了牺已利人的爱心。

    有一个孩子，名叫塞刚道．马他，就在距离鲍思高家不远的一个农庄里做童工。每天早上，主人给他一块黑面包和两只母牛的辔头。他负责放牛直到中午。他下到谷底，往往就在那里，遇见若望也来放牛，手里却拿着一块洁白的面包。在那个时代，一块白面包，算得是上等的食品了。

    有一天，若望对那个孩子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很乐意啊!”

    “我想跟你换面包。你的面包一定比我的更好吃。”马他信以为真，就答应交换。过了好几年，马他自已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其后一连三个月，每次他与若望相遇时，就进行这项交易。只到了成人之后，马他回想以前的事，才完全明白，若望．鲍思高真是一个善心人。

    藏匿在森林中的匪徒

    在鲍思高家附近，有一个树林，其中藏匿着一些被警察所追缉的匪徒。不止一次，到了夜里，他们来敲鲍思高的家门，想要一碗面汤吃，以及一些干草，作为垫褥来睡觉。

    丽达并不因有这样的人来访而慌张。她已经习惯遇见这样的人。在拿破仑统治比哀蒙省的时期，那些逃避兵役的青年，真是多不胜数。到了他在位的最后几年，据历史家的统计，逃兵役的人数，高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他们组成各小队，分别匿居在森林里，或高山上。他们打家劫舍，以维护生活，或在偏远的农庄里，以自造的名义招募新兵。(在法国，那些反对征兵的入之间，也有一个名叫若翰。卫雅的，原是一个农民，后来竟然成为一位大圣，即亚尔斯的本堂神父。)

    最使人担心的，是在匪徒后面，跟踪而来的是宪兵(就在那几年里，由意大利国王斐道理奥。厄玛奴埃雷一世所组成的)。不过，在鲍思高家里，彼此似乎有一种默契。那些宪兵，由于东奔西走，非常疲乏，向丽达要一杯清水，偶而也要一小杯酒。

    匪徒们躲在上面草房里，听到宪兵的声音，便悄悄地溜走了。若翰。雷蒙恩神父，是写鲍思高神父行传长编的主要作者，曾与鲍思高神父在都灵作过多次长谈，这样写道：“宪兵们虽然明知，当时在屋子里，有谁躲藏着，却假装不知，从来没有想逮捕一个人的。”

    小若望在旁留神观察，学得不少教训。他从母亲口中得知，起初是“民主党”的士兵，追逐那些“保王党”的人。现在那些被追逐者，却反而成为追逐者了。国王部下的宪兵，到处围捕那些“民主党”的人。不久，情形还会转变的。那些无名小卒，或将成为各部部长、警政官长、掌握大权的要人。

    妈妈丽达，对于这种风云变幻，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因此，不论是谁，凡来叩门而有所求的，不问他属于何党何派，一律与以一碗热的面汤，一块面包。

    我们也许会想，可能就是这种时局的演变，使若望。鲍思高形成了这个信念，认为政治和党派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他总是这样想，政治是人生之中，一个变动无常、不甚所靠的成分。为此，他在比这远更稳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尽力拯救人灵，教养贫苦无告的青年儿童。这将是他日后所谓的“我们在天大父的政治”。

    妈妈教我祈祷

    在碧基鲍思高家里所实行的爱德工作，并不是纯然的慈善救济，或出于怜悯的同情心，而是为了爱天主，才这样帮助别人。在鲍思高家里，天主是一位家中常客。丽达虽不识字，却知道圣经和福音里所记载的长篇史事。她深信必须祈祷，即与天主密谈，才能获得充分的力量，行善避恶，做一个好教友。

    鲍思高神父亲笔写道：“她亲自教我祈祷，直到我年龄长大为止。每天早晚，她叫我同哥哥们一起跪着念经。”

    本堂神父距离鲍思高家很远。她不等本堂神父有时候自己来教孩子们学圣教道理。以下就是丽达幼时所学过的“教理概要”里的问答；她就用这些问答来教若望、若瑟和安道。“问：教友早上醒来时，就应该做什么?

    答：应该先画十字圣号。

    问：起床后，教友应该做什么?

    答：可能时，应该跪在一张圣像前，从心中发信德，深信自己是在天主面前，并念：‘感谢我主天主……，

    问：在工作前，应该做什么?

    答：应该把自己的辛劳献给天主。”

    小若望在自己家里，最初参加的“敬主神工”，是玫瑰经。那时玫瑰经是一总的教友晚上都念的经文；就是连碧基的那些农民，每天晚上，也都向圣母玛利亚，恭诵五十遍圣母经，犹如亲热地同天上的慈母谈话，与其说是奉她为一位天地的元后，不如说是爱她为自己家中的母亲更好。在他们看来，一连念五十遍同样的经文，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他们一天之中，在陇亩田畦之间，锄了不啻数千百次的泥土，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收获。他们一面拨动念珠，一面想到自己的孩子、田里的农作物，也想到自己的生命和死亡。

    小若望就这样开始同圣母谈话；他知道，圣母在看着他，听着他。

    鲍思高神父在他所写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他第一次去办告解：“是我母亲帮助我预备办告解。她陪我到圣堂里去，她自己先办告解，然后把我托付给听告司铎。等我办了告解之后，她又帮助我感谢主恩。”

    寒冬季节上学读书

    小若望大概是在他九岁那一年，即一八二四一一二五年的冬天里，上学读初小一年级。当时从十一月三日开学，到三月二十五日，就告结束了。那段时期是农闲的季节。除此以外，就是连体力弱小的儿童，也必须在家里或田间工作。

    由于新堡公学，距离碧基有五公里路，所以若望的启蒙老师，是一个识字的农夫。后来，经由丽达的姊妹玛利安纳．奥其纳，向她所服事的一位在加比利奧教书的司铎请求，希望在他的学校里，能为自己的小外甥找到一个学位。

    那位司铎名叫拉瓜，答应了她的要求；因此，若望就在那个亲戚家里住了三个月。后来在一八二五一一二六年的冬季，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不过，这一次，安道(已有十七岁)开始显露不悦的面色，厉声说：“为什么再送他去上学呢?识得读字，知道签名，已经足够有余了。他也要像我一样，拿起锄头来种田。”丽达设法使他理解：“时间越过得多，学识也越重要。你没看见，连那些做皮鞋和做裁缝的也都上学吗?家里有一个人会算账，也很有用啊!”

    若望一学会读字，书就成为他最心爱的朋友。他向拉瓜神父借了几本；许多个夏天的下午，就在树荫下，好像饿虎吞羊似的，把书一页一页不停地看。在放牛的时候，他甚至自愿替别的孩子看牛，只要他们不来干扰他，让他安静地看书。

    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喜欢看书，却也常爱游戏和爬树。

    一天下午，他和几个小朋友，发现在一株大橡树上，有一只金翅雀的鸟巢。他爬上了树干，看见巢里已有小鸟，可以把它们捉来放在笼子里了。可是，那只鸟巢，却在一条又粗又长差不多与地面平行的横枝末端。

    若望先考虑了一下，然后从树高处，对在下面的小朋友们说：“我就去!”他慢慢地爬往那条横枝上；他越往前爬，树枝也越细而向下弯曲。终于他伸手把鸟巢里的四只小鸟拿来放在自己的怀里。

    现在他应该再由那条横枝，爬回树干那里；可是，那条树枝，受了他体重的压力而下垂。他慢慢地向前爬，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全身就高高地挂在空中，只用两手紧握着树枝。他用力把腰一挺，两脚钩住树枝，想把身子翻上去，使面朝下；可是，他虽一再尝试，却都告失败了；怎样也翻不上去。豆大的汗珠在他额上直冒。下面的小朋友们都在着急大叫，却无能为力。

    最后，若望两臂力尽，无法支持，只好两手一松，就让整个身子从高空中直掉下来。全身在地上猛烈地撞了一下；他昏迷了几分钟，后来才能坐起身来。

    小朋友们急切地问：“怎样?有没有受伤?”若望还能慢吞吞地回答：“希望没有!”

    “小鸟呢?”小朋友关心地问。

    “在这里，还是活的。”他说着，解开衬衫，把小鸟拿了出来。“可是，它们使我出了实在很大的力……”

    后来，他回家去，但他周身在发抖，才走了几步，只好再坐下来休息。最后，他回到了家里，对小哥哥若瑟说：“我身子觉得不舒服。可是，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啊!”

    夜里他在床上安静地休息；这对他很有帮助。不过，那次意外，使他过了好几天，还觉得有不良的后果。

    一只小小的乌鹤

    若望非常喜爱鸟雀。他从鸟巢里，捉来了一只小小的乌鹊，很小心地把它喂养大了。他用细柳条，编成了一只小巧玲珑的鸟笼，很耐心地教那只乌鹊唱歌。那只聪明的乌鹊果然学会了。每次看见若望，就会叫出高低不等的声音，像在唱欢迎歌，且在鸟笼里跳来跳去，像在跳舞，又用它那对乌亮的小眼晴朝他观望。

    不料一天早上，那只乌鹊不再唱歌欢迎小若望了。原来一只可恶的猫，破坏了鸟笼，把它吞噬了，只留下一撮染有血迹的羽毛。若望见了，不禁哭了起来。母亲竭力安慰他说，乌鹊巢有的是，他尽可再找别的乌鹊。可是，若望还是不停地流泪痛哭。他不理还有许多别的乌鹊。只有那一只小小的乌鹊，才是他心爱的好朋友，而现在却不幸被杀害了，永远不会再看到它了。

    其后数天，若望仍愁眉不展，忧伤悲痛，谁也无法使他恢复以前那种愉快的心情。

    雷蒙恩神父记述这件事说：“最后，他仔细想到了世物的虚幻，便立定了一个主意：以后绝对不再留恋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这不是像他那样年龄的孩子，所能立定的主意。”

    几年以后，当他那个最知心的爱友去世的时候，他重新立定了同样的主意。此后他也曾一再重复立定了这个主意。

    这是一件使人感到欣慰的事，发见若望．鲍思高从来没有真正实行他自己所立定的这个主意。他也像我们一样生有一个血肉的心，他也需要爱一些大大小小的东西。在他的恩师贾劳束神父和他的爱友磊恩．高木禄去世的时候，他觉得心痛如裂，悲伤莫名。又如他第一次看见有些青年被拘禁在铁窗后面，他也难过得几乎要昏倒。

    对于那些伤害他学生们心灵的人，鲍思高神父竟然说过这样严厉的话：“假如杀人不是罪的话，我就要用手扼死这样的人。”他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异口同声地为他热烈的爱作证说：“他实在很爱我!”其中有一位叫磊思．奥理奥乃的这样写道：“如果为能再次看见他，向他道谢，我自愿在烧红的炭火上行走。”

当时的神修学，认为“留恋世物”，是一件不好的事；更好不要冒险，宁可少爱一些。可是，梵二大公会议所主张的神修学，却较为适合福音精神；它对我们说，当然不能把世物当作偶像来崇拜；可是，天主给了我们这棵心，是要我们放大胆量去爱．哲学家的神是冷峻无情的；可是，圣经里的天主却大不相同；祂会爱和发怒，会因难受而笑哭泣，会因高兴而欢跃，也会温柔地对人微笑。

本乡故土

  一个孩子到了九岁，就会开始走出自己温暖的家，张眼四望，观察周遭的一切。小若望也不例外，他也在观察，他也发现了故乡一切。 

那里有美丽的景色，冈峦起伏，好像静卧在绿波中。那里长有桑树、葡萄林、玉蜀黍和苧麻。那里有牛和羊，在安闲地吃草。广大茂密的树林，望去好像是一些墨绿的斑点。

那里的农人们，在阳光下慢慢耕耘，都是是一些刻苦耐劳、朴实忠厚的良民。他们都很爱自已的故乡固守自已的那块土地，像那些百年的古树一样，把根深深地长在泥土里。他们每次遇见司铎神长，或是到了圣堂门口，都会恭敬地脱帽致敬。晚上回到自己家里，关上了大门，与家人开怀畅谈，犹如置身在自已的王宫里。

若望鲍思高是上主的一个伟大的爱子，却也是他本乡故土的一样产物。他的使命，固然得自上天，可是培育这使命，而使之长大的，却是他家乡的那种气氛和环境，那些忠厚俭朴的人物。他的说话，常带有他本乡的口音，他的心灵里，也常留有故土那些人物的印象。

小若望九岁那年所做的那个奇梦，在他的生命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始终没有忘记那成群的孩子们，那个庄严的男子对他所讲的教训：“不要打他们，却要用和善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还有那个慈祥的妇人对他说的预言：“到了时候，你一切都会明了的。”

  虽然后来祖母说的话，明智有理，可是那夜他所做的梦，对他未来的一生，投下了一股特殊的光线。

  伯铎．施德拉神父写道，他九岁的那个梦，影响了他的生活和思想的方式。那个梦，在未来的岁月里，也影响了他母亲的行动。对她来说，那是显示天主圣意的一个标志，是自己的小若望有希望晋铎的一个明显迹象。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她的那种坚定不移，百折不屈的决心，引导自己的爱子，走上那条有一天将能使他登上祭台的道路。

 若望在梦中，看见了一大群孩子；他受命要去帮助他们。为什么不立刻开始工作呢?他已经认识不少的孩子：有的是他的玩伴，有的是附近乡间各农庄里雇用的童工。这些孩子，很多都是好少年。不过，也有些孩子，却行动粗鄙，开口咒骂天主。

 到了冬天，有许多家庭，晚上都群集在一个大畜舍里。那里有公牛和母牛，可以像暖气炉子那样御寒。妇女们纺线，男人们抽烟，若望则对在场的孩子们，朗读拉瓜神父借给他的故事书。

  这使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自己写道：“大家都叫我到那畜舍里去。除了我的同伴之外，还有各种不同年龄和身分的人。大家都很高兴，可以这样快乐地消磨一个晚上，静静地听我这个卑微的说话人，站在一张板凳上，好使大家都能听到我读的故事。”那些在晚上讲的最受欢迎的故事，是“法国王室”。他所读的，是那些有关查里曼和他的臣下紧张刺激的故事。鲍思高神父自己写道：“在我讲故事前后，大家都一起画十字圣号，念一遍圣母经。”

  从山冈上传来的号声

  寒冷的季节过后，情形就不同了。讲故事不能再吸引入了。若望明白，如要召集他的那些朋友，必须有些“奇特的”表现。什么表现呢?

  玩把戏的在附近的山冈上吹响了号声。那是农民们上市集的日子。若望跟着母亲一起去。在市集上，大家进行买卖交易，讨价还价；有人自然也乘机欺骗作假，企图多赚几个钱。

  在那里看热闹的人也不少。许多入围着那些玩把戏的和耍杂技的，欣赏他们的表演。他们所玩的戏法和表演的杂技，使那些农民们目不转睛地观看，张大了嘴巴，久久合不拢来。

 这就是若望所想做的表现。不过，必须先研究那些保持平衡的秘诀，以及那些玩弄戏法的技巧。但是，只在那些大庆节日上，才有机会看到那些重大的表演：走绳索、变戏法、从帽子里拿出白鸽和兔子来，使一个人不见，或把他割成几块，后来又使他复活，完完整整的重新出现于观众面前。此外，还有“拔牙无痛”的表演。

 可是，要看这样的表演，必须购票入场，每张票价是两文钱。这笔钱从哪里来?若望向妈妈要。妈妈回答说：“你自己去想办法，不要来向我要钱。我没有钱。”

 若望便动脑筋，想办法。他捉小鸟来卖；编织篮子、鸟笼，然后把它们出售给小贩；采集草药，拿去卖给新堡的药材店老板。

 这样，他有了钱，可以买票进场，坐在前排，看人表演。他很留神观察走绳索者保持身体平衡的方法；他也注意变戏法者，怎样迅速地转动手指，使人看不出丝毫破绽。就是连那些最令人称奇的戏法，他也能看出其中的妙诀和技巧。

 当时要拔掉一只蛀牙，真是一大苦刑。麻醉药，要到一八四六年，才在美国第一次试用。若望早在一八二五年的一次市集上，看见一个江湖郎中，用一些神奇的药粉，替人“无痛拔牙”。

  一个农人，有一只蛀坏的臼齿，使他觉得非常疼痛，就去请那个“无痛拔牙’’的江湖郎中，替他把那只蛀牙拔掉。那个江湖郎中先用手指醮了一些神奇药粉，然后在鼓号大吹大擂声中，用一把偷偷地从衣袖里滑出来的铁钳，使劲把那只蛀牙拔掉了。那时农人痛得从椅上直跳起来，大声喊痛；可是，那震耳欲聋的鼓号声，却把他的喊痛声盖住了。同时那个江湖郎中，紧紧地把他抱住，几乎使他窒息，一面还大声叫道：“好啦!好啦!试验完全成功!拔牙毫无疼痛!”

 若望却是少数几个人中之一，看穿了那个大吹法螺的拔牙名医的骗人手法：他使用的并不是什么神奇药粉，而是那把无情的铁钳。若望一面走路回去，一面心中在暗笑。

  他在家里，首先独自尝试各种杂技。他自己这样写道：“我天天不停地练习，直到学会为止。”为能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或在高悬的绳索上来回行走，必须要有耐心，不怕跌倒疼痛，苦练好几个月，才能成功。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也许你们不会相信，我才十一岁，已学会了变戏法、翻筋斗、飞燕子、用手步行、在绳索上行走、跳跃和舞蹈，真像一个专门表演特技的人。”

草场上当众表演

    一个夏天的下午，若望告诉自己的小朋友们说，他要首次登场，表演特技。他在草场上铺了一些麻袋，作为地毯，然后开始各种表演：他能使罐头或锅子，在他的鼻尖上直立不倒。接着他叫一个孩子张开嘴巴，能从那个孩子口中，取出十几个彩色的小球。他也会使用一根小棍子，变出许多的戏法来。最后，他跳在一条高悬的绳索上，来回步行。小朋友们都拍手欢呼，大声叫好。

  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观众越来越多：有小孩，也有大人，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甚至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有来观看的。他们仍是以前在畜舍里，听若望讲“法国王室”故事的那些人。现在他们看见若望会从一个老实农夫的鼻子上，取出一连串的钱币来，或者把水变成酒，使鸡蛋增多，打开一个妇人的钱袋，使一只白鸽从那钱袋里飞出来。大家都鼓掌欢笑，赞不绝口。

  雷蒙恩神父这样写道，就是连大哥安道也来看他表演；可是，他从来不敢站在前面，却躲在一株大树背后偷看：他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去。有时他也讥笑若望说：“看!这个不要脸的懒惰虫!我在田里辛苦工作，他却在这儿玩走江湖的把戏!”

  若望很难过。有时他停止表演，后来把表演的地点移远二百公尺，重新表演。结果安道就不再来干扰他了。

  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玩把戏的孩子。在表演最后一个节目之前，他会从衣袋里拿出念珠来，然后跪在地上，请大家同他一起念玫瑰经。有时他把早上在圣堂里听神父讲的道理，向观众重新讲一遍。这是他向观众所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向他们，不论男女老少，所索取的门票。

  若望．鲍思高一生常很慷慨，不惜牺牲，为人服务；不过，他也常要求别人付出一份代价：那不是金钱，而是为服事天主所应该尽的责任，或是为救济贫苦儿童所应该提供的援助。

  若望所表演的最后一个精彩节目，就是把一条绳索，缚在两株大树之间，然后站在上面，来回步行，手中只拿着小小的东西，来保持身体的平衡。观众们先屏息静观，接着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和呼声。

  他自己这样写道：“经过几个钟头这样的娱乐，我已筋疲力竭，便停止一切游艺节目，念了一遍短经后，大家各自回去。”

  初领圣体

一八二六年的耶穌复活节，是那年的三月二十六日。若望就。  在那一天上，在新堡的本堂里，初领了圣体。以下就是他自己的记述。

 “我母亲设法帮助我。在四旬期间，她带我去办告解。她对我说：“我的小若望，天主给你预备着一样大礼物。你要好好地准备自己。办告解，要把一切都告明，也要痛悔一切的罪过，向天主许下，以后要做得更好。”

  我都许下了；至于后来我是不是信守我的承诺，天主知道。

  那天早上，她亲自带我去参加圣筵，同我一起预备和感谢圣体。她不愿意我那天做任何物质的工作，却要我整Et看圣书和念经。

  她一再地重复这些话：“今天是你的一个重大的日子。天主已经占有了你的心。现在你应许祂吧!要尽力常常做一个好人，直到生命的末日。从今以后，应该勤领圣体，在办告解时，常要告明一切的罪过，常常听命，喜欢去听讲要理和道理；可是，为了爱上主，千万要躲避那些说粗话的人，像躲避瘟疫一样。”

    我记住了母亲的忠告，并设法实行。我觉得，从那天起，我的生活曾有一些改善，尤其是关于听命和服从别人方面；以前我觉得这很讨厌。”

 一生中最痛苦的冬天

 那年的冬天，是小若望生命史中最痛苦的一个冬天。

 老祖母已经去世。安道已有十八岁，对家人越来越远离；脾气也越来越大。

 那年的十月底，丽达曾对他提起过，想在那年的冬天，再送若望到拉瓜神父那里去上学；这样，可以学会初步的拉丁文。

 安道立即粗鲁地反对说：“什么拉丁文?我们家里要拉丁文来干什么?工作!工作!”

 那天丽达也许对安道说了，将来若望可能有晋升司铎的希望；可是,安道却认为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若望曾多次听他说过：“做神父要花上一万里拉！”这对当时一个农家来说，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若望在一八二六——二七年的冬天，以有事要到加比利奥去见外祖父或姨母玛利安纳为由，还有一些机会和拉瓜神父会面。可是，安道却很不高兴。有一天，情势急转直下，益发不可收拾。日后鲍思高神父自己写道：“安道先对我母亲，后来也对二哥若瑟，用着严命的口气说道：‘现在已经够了。我不要再看见这本文法。我长得这么高大，这么粗壮，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书。’

‘我当时觉得又难受又气愤，便用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回答他：“我们家里的那只笨驴，也从来没有进过学校，却比你长得更粗壮。”

   他听了这话，暴跳如雷；我险些逃不过一顿毒打。我母亲非常难过；我也在哭。”

 这样的情形还继续了几天；彼此间的紧张气氛，则每况愈下。安道十分固执，若望又不愿意让人踩在头上，而剧烈反抗。后来，为了在自己的碟旁放了一本书，又引起了严重的争吵，如同本书在前面所已经讲过的。这次若望来不及逃避，而被安道狠狠地打了一顿。

  第二天早上，丽达对他说了几句极其悲痛的话：“你最好离开这个家吧!”

  在一个寒雾迷蒙的二月上午，若望来到了莫利约农庄。主人因见他哭得那么凄凉，才收留了他。

    若望必须继续求学。

  为了避免安道再度的阻挠，丽达决定与他分割祖业。此外，还有一层理由，免得引起外人私议。安道正在预备自己的终身大事：

一八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他要与一位新堡的少女安那·罗素结婚。

  所有的田地都对分了，连那间小小的旧屋，也一分为二：安道占有东面的一半，即有那座楼梯的那一半；其余的一半，则归丽达、若瑟和若望所有。

  那年的十二月，若望到新堡去上学。在小学旁边，市公所开设了一个拉丁班，共分五级。由于每级学生很少，所以全体学生都聚集在同一个教室里，由同一位老师，即厄玛奴埃雷·维辣诺神父负责。

  携带饭盒上学

  从碧基到新堡，约有五公里路。若望一个十五岁精壮少年，起初并不把这段路程放在眼里，看作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学校每天的上课时间，分为上下午两段：上午三个半小时，下午三个小时。若望早上拿着一块面包上学，中午回家吃午饭，下午再去上学，放学后回家。这样，他每天要走二十公里路，真是太辛苦了，而且太费时间。所以，过不了几天，也许因见初次飘雪，就立即改变这个来回奔走的办法。

  舅父弥格，在新堡市内，替若望找到了一个寄膳的人家。那是一个裁缝，为人忠厚，名叫若望·罗培德，也懂得一些音乐。若望每天上学时，随身携带一个饭盒；中午放学后，就在这个裁缝家里，吃自己饭盒里的东西。

不过，每天早上要走五公里路，下午回家，又要走五公里路，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尤其是在严冬的季节，更不好受。若望坚毅地赶路，毫不畏难。如果道路不是泥泞难行，或满地冰雪，他就像一般的农民那样，把鞋子脱去，搭在肩膊上，赤足步行。很多次他必须冒着风雨大雪，或在炎热烈日下，尘土飞扬中，匆匆赶路，在碧基和新堡之间的路上来回奔走。

  但是在正月的某些日子，当大雪纷飞，寒风砭骨的时候，若望不想冒着风雪回家，便要求在罗培德家里过宿，甚或不吃晚饭，蜷缩在楼梯底下。

  妈妈丽达知道，在严寒的冬天，若望这样来回奔走，可能会伤害自己的身体，便来跟那个裁缝商量。双方这样议定：由丽达付出一些合情合理的钱(也可以用农产品来代付)，罗培德则供应若望膳缩，即中午和晚上一碗热面汤，夜里让若望在楼梯底下休息。至于面包，则由丽达设法送来。

 丽达亲自陪若望到新堡去，手里提着一个小小的包袱，里面就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所需要的衣物。她一再要求罗培德注意若望的生活，有时也要教训他几句。后来她又嘱咐若望说：“你要热心恭敬圣母，求她帮助你成为一个好人。”

  在学校里，若望与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在一起上课。他以前所学得的一些知识，毕竟很有限。加上他身上所穿的衣服，过于宽大，不合他的身材；脚下穿的，又是粗重的鞋子；因此，很容易被同学们所讥笑和戏弄。他们都叫他“碧基的牛郎”。

  以前若望无论是在模里亚道也好，或是在蒙哥谷也好，都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人，现在却被人轻视；因此，他心里不免觉得很难受。不过，他努力用功读书，得到老师的帮助和喜爱。

  维辣诺神父是一位很能干而性情和善的司铎。他看见若望很有志气，便特别帮助他，指导他，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很快的进步。

  有一次，若望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古经里一个名叫厄肋阿匝尔的人；由于他写得很好，维辣诺神父就在课室里，把它当众读出来。最后他说：“一个人，虽然穿着牛郎的鞋子，也会写出一篇像样的好文章来。的确，在人生中，应该受人重视的，不是脚上穿的鞋子，而是头脑里有什么思想。”

  新堡市距离都灵城约二十公里，是在一处高冈上。以前在冈顶上，曾有一座古堡，现在还可以看到它的废墟。就在那最高的地方，有一座古堡的圣堂，是一座恭敬圣母的圣堂。若望屡次上那里去祈求圣母，使他将来能做一个好人。

 新堡市内共有三千市民，约六百户人家。

 妈妈丽达每星期从碧基到新堡来一次，一方面是给若望送两个圆圆的大面包来，足够他一星期吃的；另一方面也是想看看，究竟自己的孩子在那里的生活情形。他这样不时的视察一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学校里的那些学生之间，也有一些不良的青少年。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学生来说，与不良的同学来往，很容易会同流合污，误入歧途的。

 鲍思高神父后来自己对人说：“那年我曾在几个同学之间，遇到了一些危机。他们想在上课的时候，带我去赌钱。我却推辞说。自己没有钱。他们教我去偷我主人的或我母亲的钱。有一个同学还怂恿我说：“朋友!这是该醒醒的时候啦!必须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记得自己这样回答了：“我母亲很爱我。如果我为了正当的用途，向她要钱，她就给我。没有她的许可，我什么也不做。现在我也不愿意不听她的话，使她难过忧伤。”

 在那个时代，学校里的宗教气氛很浓：每天早上，首先常有半小时的教理；星期六下午，也上教理课，并以念圣母祷文结束。教师不仅是要使学生可以每天参与弥撒，每月办一次告解，而且还要设法，使他们能够方便地去望弥撒，办告解。

  碧基只出笨驴

  到了那年的四月，若望已经补上了一大部分他所失去的时间；不料却又发生了许多意外的困扰，使他受到很不幸的后果。

  维辣诺神父帮助他，使他在学业上能有迅速的进步，现在却被上级调往蒙多尼奥，成为那里的本堂司铎；而他在新堡学校里的那个遗缺，却由一位名叫尼阁．莫利约神父替补。

  这是一位颇有爱德的热心司铎；不过，他已有七十五岁；对于五班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学生，他实在无法控制，加以约束。加上他不知道保持平衡的态度：一天厉声责骂学生，甚至对他们重施体罚；一天则听任孩子们大吵大闹，不守纪律。

  他把一切违规的不法行动，都归罪于那些年龄较长的学生，认为教室里这样混乱，毫无秩序，都是他们所造成的。他对全班年龄最大的那个“碧基牛郎”，尤其表示他的嫌恶和反感。但是，对于课室里，这种集体捣乱，不守秩序的情形，连若望也感到非常不满。

然而，莫利约神父却总不放过他，一有机会，就会热讥冷嘲地讥笑他：“你也想懂得拉丁文吗?碧基只出笨驴。那些驴子，不管它们长得多么壮，多么大，总是驴子啊!去找草菇吧!去捉小鸟吧!这才是你的本领。至于拉丁文，还是早些把它放下的好!

那些同学，因见维辣诺神父特别看得起若望，已经开始不再戏弄他了；现在看见莫利约神父这样待他，便又嘲笑他，使他的日子真不好过。

  不过，有一次，若望想一显自己的本领，挣脱这种难堪的束缚。莫利约神父给学生们指定了一份拉丁文的功课。若望本来应该做一年级的功课的，却要求老师准许他做三年级的功课。

  莫利约神父生气地说：“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快去做你自己的功课吧!别再做笨驴就好!”

    若望却坚请老师让他尝试一下。最后，莫利约神父似乎让步地说：“你真要做，那只有随你便。可是，不要想我会看笨驴写的笨东西。”

  若望忍气吞声的回到自己的座位，立即用心做那三年级的功课。老实说，那个功课的确比较困难；可是，若望觉得自己还能做得了。不一会儿，他居然是全班同学最先交卷的一人。

  老师拿了他的卷子，把它放在一边，连看也没有看一眼。

 “请神父看看我的试卷；上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给我指示来。”

  “快回到你自己的座位那里去!别在这儿多罗唆!”

  若望依然不停地央求莫利约神父：“我不是要求神父做什么重大的牺牲，只求神父看看我的试卷。”

  结果，莫利约神父不耐烦地把若望的试卷拿来看了一看，发现他做得对，而且也做得很好；这又使他大发雷霆：“我早已说过，你真是一只没有用的笨驴。这一定是你从头到尾完全抄别人的。”

“我可以抄谁的呢?”的确，那些坐在若望前后左右的同学们，还正在低着头，做他们的功课，没有一个做完的。

  莫利约神父却以为若望反抗不服，便更加大怒咆哮起来，厉声喝道：“你敢反抗?快去给我坐在那里，否则我马上赶你出去!"

  在那个时代，动脉硬化症，也是能致人于死的一种绝症；同样，固执的成见，也是一种无可救治的毛病。

  那个学年的最后几个月，使若望深受耻辱，大感失望。鲍思高神父在《回忆录》里，也曾提及了这件事，但没有说出莫利约神父的姓名。他对年老的长辈，常怀有尊重的敬意。他只这样写道：“我们那位敬爱的老师(维辣诺神父)，前往自己的本堂上任；继任为老师者，是一个无能维持纪律的人。我在以前几个月里所学的东西，

  一件黑袍犹如一座高墙

  在那几个月里，还有一件使若望难受的事。他曾认识了两位很慈祥可亲的好神父：贾劳束和维辣诺。可是，其他的神父，却不是像他们那样。

  他这样写道：“我屡次在路上遇见了我的本堂神父和副本堂神父。从远处我就问候他们；较接近时，我也向他们鞠躬。他们却显着严肃而客气的样子答礼，继续走他们的路。”

  他们身上穿的那件黑祂，犹如一座高墙，把他们与别人完全隔离。当时在各教区修院里，对修生们常说，这是最适合‘教会人士’的态度：庄重、严肃、与人保持距离。

  鲍思高神父写道：“我觉得很难受，对我的朋友们说：“假如我是一个司铎的话，我要去接近孩子们，我要给他们说些好话，给与他们一些忠告。”

  若望那时绝不会想到，他这个主意，在其后钓八十年里，曾在神职人员之间，默默地进行了一大改革。在各教区修院里，那些负责训育的神长，发觉鲍思高那个少年的话，的确有道理，因而他们不再教导未来的神职人员，要他们庄重严肃，使人可望而不可及，却要表现慈祥和善、平易可亲的态度，消除一切的距离和隔阂。以前若望在模里亚道的时候，下课之后，往往与贾劳束神父开怀畅谈，讨论各种问题。那位老神父叙述自己过去的生活，若望则幻想自己未来的前途。后来若望去打扫圣堂，布置厨房，在那个小小的藏书室里，好奇地翻开各种书籍。如今在新堡的神父们，都不愿意同他谈话。他怎样打发业余的时间呢?

  他第一种业余的嗜好，就是音乐。罗培德先生是本堂里歌咏团的团长，在自己家里，备有一具小风琴。好几次若望跟他一起在圣堂的唱经楼上。因着罗培德的指导，他先在小风琴上练习，后来也在大风琴上演奏。

  罗培德原是新堡市内一位裁缝名师。为此，若望第二种业余。  嗜好，是坐在罗培德旁边，学钉钮子、缝衣边、制手帕、裁背心。他的裁缝手艺居然学得这样好，以致罗培德先生劝他放弃书本，一心学习裁缝这门手艺，做他的一名助手。

  到了那年的四月，莫利约神父开始对若望采取直接敌对的态度。同时教室里，学生们常闹得天翻地覆；因此，他深信自己在这样的学校里，实在求不到什么学问，只是在浪费光阴。于是他取得了母亲的同意，每天前往一个名叫艾瓦西奥．沙维奥的铁匠铺里，工作几个小时。这样，若望也学会了使用锉刀和铁锤，以及在炉边打铁的工作。

  若望．鲍思高当时一定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他所学的那些手艺，可以有助于他开办工艺学校，来教育贫苦的青少年。当时他只是想赚几个钱，来供应自己求学所需的一切费用。

 他同自己的母亲商量，想在下一个学年，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大胆尝试：到基爱理去读书。

 若望打好了自己的小包袱，向罗培德先生告辞之后，并没有回碧基去，却前往苏三勃利诺。这是他哥若瑟，和另一个名叫若瑟．韦勃辣禄的农人，共同租用的农庄。丽达也跟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碧基。

 若望利用那年的暑假，很用功地读书。他希望到基爱理去读书，不要跟不上人家。

 不过，他也不想自己加重哥哥的负担。为此，他尽量帮助做田里的各种工作，利用一个简陋的火炉，修理应用的农具，有时也带牛去吃草。最后的这种工作，也能使他有空读吊。

  韦勃辣禄的小女儿罗撒，后来告诉别人说，若望屡次那样专心读书，往往忘记看牛，让它们随意乱走。她当时只有十岁，在田里东奔西走，替若望把牛赶回来，免得别家的主人抗议。

  罗撒对他说：“你的牛正在吃人家田里的玉蜀黍。”

  “罗撒，谢谢你!”

  她好久望着他，接着说：“你不看牛，那你为什么要带他们来吃草呢?”

 “罗撤，我应该读书；所以，我有时会分心。”

“你真的会做神父吗?”

 “是的。”

“那么我来替你看牛。我本来就应该看我自己的牛。”

若望多谢了她，接着又专心看他的书了。

奇梦重来

    若望在新堡上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同学，名叫若瑟。杜尔可；两个人做了朋友。这个同学的父亲，有一块土地，与苏三勃利诺接壤。杜尔可先生，是一个忠实善良的教友；有时他走过若望身旁，看见他正在用功读书，便鼓励他说：“若望，努力读书吧!这回你准会成功的!”

  “谢谢!杜尔可先生。我真希望能够成功。不过，我怕我母亲出不起我在基爱理的膳宿费。”

  “可是，有天主在，不是吗?如果祂要的话，那一定会给你铺平道路的。”

  “希望如此!不过，我总是担心。”

  若望微笑着，脸上却常带有一丝愁意。这也难怪；因为他受的挫折，已经太多了。

  一天，杜尔可父子俩看见他高兴地跳跃着飞奔前来，一面高声说：“好消息!好消息!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看见自己将来会升神父，要管理许多的儿童。”    ，

  杜尔可先生怀疑地说：“可是，这只是一个梦。”

 “你们不能明了。我只要有这个就够了。这回我真的会成功了。”

   原来在那天夜里，他又看见了九岁奇梦中所见的那个山谷，他也再次看见了那些羊，以及那位周身发光的妇人，愿意把那群羊托给他照料，并重新对他说：“你应该做一个谦逊、坚强和壮健的人。到了时候，你自会明白一切的。”

  在暑期中，蒙答非亚村庆祝本堂节。那里距离若望所住的地方不远。若望知道那天村里竖立一根木杆，上面挂着许多奖品，任人爬上去取得；在奖品之间，也有一个盛有二十块里拉的布袋。

  他自忖道：“要是能够拿到那个布袋的钱，对我真有用。．”他就决意去参加那个节日。

  那根木杆很高，很光滑，而且上面还涂了一层油脂。村里的那些青年，都抬头仰望那个高悬在木杆顶上的铁环，以及环上所挂着的奖品，有一包一包的东西，有好几瓶上等美酒，也有几条大香肠和那个布袋特奖：二十块里拉。

  不时有青年走到木杆下面，卷起衣袖，在掌心上吐了一口唾沫，两手擦了几下，然后在观众的狂呼声中，开始爬上木杆。他们起初爬的时候，都爬得很快；可是，刚爬到了木杆一半高的地方，却已筋疲力竭，无法支持，就在观众吹口哨和嗤笑声中，滑了下来，奖品没有得到，反而抹了一身的油脂。

 若望在旁留神观察，先仔细研究爬的方法，然后走到木杆下面，进行他的尝试。他也先在掌心吐了少许唾沫，接着双手紧紧抱住木杆，开始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地往上爬。爬了一会，先用双足紧绕着木杆，然后静坐在足跟上休息。

 下面的观众看得不耐烦，高声大喊，叫他快些下耗放弃得奖的企图，好让别人来试爬。

 但是，若望所一意想得到的，是那袋二十块里拉。这笔奖金，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他记得自己在蒙哥谷做童仆时，经过一年辛苦的工作，才只挣得十五块里拉。现在这里，只在他头顶上，不过数公尺的地方，却挂着二十块里拉，正等待他去取得。他已经准备，就是要用一天的时间来爬，他也情愿。

 他始终常这样不慌不忙地往上爬，越爬越高，已经爬到了木杆细小的那一段。他再静坐休息了一会，然后鼓起余勇，作最后的努力，慢慢地向上爬升。

 下面的观众，这时看见他越爬越高，已经快要爬到悬挂铁环的那个地方，都屏息静气，不再大声叫嚷了，却默默地抬头观望。不久。只见若望双足绕着木杆，一手紧抱着它，然后伸长一手，从铁环上取下那只藏有二十块里拉的布袋，用牙把它咬住，接着再取下了一条大香肠和一包手帕，最后很快地滑了下来。

伸手乞援深感羞惭

若望在蒙答非亚爬木杆得来的二十块里拉，当然不足以支付．他往基爱理读书的一切费用。首先他必须付每月的膳宿费。此外，他还要买衣服、皮鞋和书籍。若瑟哥哥在苏三勃利诺租用的农庄，并不是一个金矿，很难负担这一切的费用。

  到了十月快要开学的时候，若望就对母亲说：“要是你不反对的话，我就带着两个布袋，到附近各村去要求人家帮助。”

  这种向人伸手乞援的行动，对若望的自尊心来说，真是一大牺牲。日后鲍思高神父，将成为十九世纪的一个著名的“募捐者”；可是他每次向人求助，总是深感羞惭。在那年的十月里，是他第一次克服这种嫌恶的心理。

  模里亚道这个乡区，是由几个小小的村落，和一些散布在各地的农家所组成。若望挨家挨户去求乞：“我是丽达．鲍思高的儿子。我要到基爱理去读书，预备将来升神父。可是，我母亲穷，没有钱供我读书。请你们尽量帮助我吧!”    ，

 大家都认识他，因为大家都看过他表演的游戏节目，也听过他重讲本堂神父所讲过的道理；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可是，当地稍为有钱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家给他一些农产品，如：鸡蛋、玉米或麦子之类的东西。若望就把它们装在布袋里，带回家去。有一个碧基的妇人，比别人更有勇气，就在那几天里，自动到新堡去见本堂神父达沙诺，对他说，不设法帮助一个这样有志气的好孩子读书，让他挨家挨户去向人乞讨，真是一件可耻的事。

  达沙诺神父，对于这件事，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他以为到了十一月里，若望还会到新堡去上学的。于是他向各方打听，确实知道了若望转学的决定，便收集了一笔小小的捐款，把它寄给了丽达。他还派人去通知丽达，叫她去和一个名叫璐琦．马塔的妇人商量。这是一个寡妇，正在预备迁移到基爱理去，以便就近照料自己的一个在那里上学的孩子。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丽达就去见那个妇人，并与她商定，若望。  要寄宿在她基爱理的家里；膳宿费每月为二十一块里拉。丽达无力全数用现款支付，却要用面粉和酒来作为一部分的膳宿费。此外，若望还要在她家里当仆人，做一些家常的杂务，如：担水、采柴、整洁屋舍、打扫庭园等工作。

 那年的十月底，若望进见新堡的本堂神父，要求发给‘操行证明书，谁要进入一所公立学校的，必须具有本堂神父发给的这种文件，证明自己在暑假期间，曾监视过他的行动，并未发现不正当的越轨之事；如果真有不良行为的话，本堂神父就必须在这文件上注明。这对约束青少年，确有相当大的效用。

 这项规则，是由国王嘉禄．斐理则所制定的。他是一位虔诚的国王，可以说得是一个善良的信徒；可是，他积极推崇专制政体，一人独揽大权，用力镇压自由党人所发起的一切反叛行动。他把教育工作，全部交给神职人员负责，并委托各地主教，审查各种出版的书籍。此外，他还严格规定，所有的学校，每天都要上教理课，且在每次上课前后，都要诵经祈祷。

  他是一位笃信基督教义的国君，在一个好几百年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统治人民，全国人民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他颁布上述的那些法令，严命全国上下遵守，原是不足为奇的。若望在基爱理全部求学的时期，四年在公学里，六年则在教区修院里，一切所应用的课本，他所遵守的每天学校的作息时间表，以及他所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都受到斐理则国王的支配和影响。斐理则国王，是在一八三一年四月中去世的。由于他生前迷恋专制独裁，有时不惜使用残酷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向往自由，制造暴乱的人，所以他死后，被人改称为“嘉禄．斐劳则”。(译者按：他原名斐理则Felice，即幸福者的意思，而斐劳则feroce，只更改了原名中间的两个字母，即将原来的li改成为后来的ro，而把幸福者也变成了凶猛者。)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四日，是一个万里无云，天色晴朗的日子。，若望．鲍思高和他的同年好友若望。斐理培禄，两人同路步行，一起前往基爱理。在路上，两人谈得很高兴；若望告诉他未来的学业、以前的生活和所作的尝试。

 斐理培禄是一个生性单纯的孩子，忽然向若望提出这个问题：“你现在才开始上公学，即已经知道这么多事。很快你会成为一个本堂神父啦!”

  若望显出很严肃的样子，正经地答道：“你大概不知道，做本堂神父表示什么。他要负起极重大的责任。他在吃完午饭或晚饭之后，应该想一想：我吃饱了，我的教友们是不是有东西吃呢7本堂神父所有的一切，应该同那些穷人共分。斐理培禄，我总不会做本堂神父的。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青年。”

  若望到了基爱理，就按照母亲与马塔夫人商议所作的约定，寄宿在马塔夫人家里。

  他后来这样记叙道：“我当时寄宿在一个名叫璐琦．马塔的家里。她是一个寡妇，只有一个儿子。她搬到那座城里去住，是为照顾她自己的儿子，也是为看管他，以免他误入歧途。”

 若望到了基爱理后不久，妈妈丽达也来到了。有一个朋友，驾了一辆马车，送她到了基爱理，并把两袋麦子，也同时替她运来了。丽达见了马塔夫人，便对她说：“这个就是我的儿子。这两袋麦子就是他的一部分膳宿费。我的一份，我已经做到了；至于我儿子的那一份，由他后来再做吧!希望你对他会感到满意。”

 一根矗立在小孩中间的“高柱子”

鲍思高神父，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在那里所认识。  的第一位司铎，就是普拉西道．华林培地神父。他是我所敬爱而永念不忘的神父。他曾给了我许多忠告。叫我远避种种危机。

  他亲自带我去见督学，又给我介绍我的各位老师。由于我以前所学得的，都是一些杂乱的知识，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所以他指示我进小学六年级。(译者按：意大利其时的学制，小学各级数字，由大而小，与我国的年级数字，由小而大恰好相反。这里所说的小学六年级，约等于我国小学五年级。)

  当时的级主任，是华雷良。布涅底神父，他也是我所敬爱难忘的一位老师。他用了很大的爱心来对待我：在学校里照顾我，请我到他家里去；他见我年纪大，志气好，而同情我；凡是他能帮助我的，他都做到了。

  然而，由于我的年龄已大，身材又高，使我在那些小同学中间。好像一根高高的柱子。

  我急想摆脱这种难堪的困境：读了两个月六年级的课，因我取得了全级第一名，便得到破例准许，参加特别考试，而升上了五年级。

  我很高兴能够进入这个新班；因为班上的同学年龄较大，而且老师就是我所敬爱的华林培地神父。

  又过了两个月，由于我一再成绩为全班第一，所以再破例准我参加一次特别考试，而升了四年级。

   四年级的班主任，是文生。西玛教授，是一个管教严厉的老师。他见在学期中，忽然来了一个身材高大，与他相等的学生，就在课室里取笑着说：“这家伙不是一个大笨伯，便是一个大才子。你们说，是不是?，，

   我看见他那种严肃的相貌，暗暗吃了一惊，答道‘我不是大笨伯，也不是大才子，只是一个穷孩子，抱有好的主意，想尽好自己的本分，在学业上求进步。’

   他听了这几句话，觉得满意，便例外亲善地说：“你说自己抱有好的主意，那你现在是在好的手中：我不会让你空闲无事的。振作吧!如果你遇有什么难题，立刻告诉我，我就替你解决。’

  我由衷地感谢了他。”

发生了一桩小事

 基爱理是一个小城，距离都灵约十公里，与这个比京蒙省的省会，分立在都灵山冈的两面。若望来到这里读书的时候，城里约有九干居民。这是一个男女修会、纺织工人和各校学生，荟萃群集的城市。

  城里有方济会士、道明会士、耶稣会士、嘉辣会修女，以及其他各种修会的会士和修女。

  城里约有三十多家纺织厂。无数的纺织工人，在那些工厂里，进行棉织或丝织的工作。

  至于城里的学生，则来自蒙弗辣道和亚斯底等地区。他们中间，有很多学生，都过着贫寒的生活。当时学费可免一半，却没有奖学金。有许多学生，为了要付膳宿费，做着很大的牺牲。课余的职务，最为他们所追求的工作：有的做着半份的书记职务；有的在那些富有的人家，做几个钟头的清洁工作，或给人补习，或洗马和马车。为了节省起见，冬天虽然严寒，他们也不生炉火，却披上毯子，穿了木鞋，在寒气砭骨中苦读。

  若望.鲍思高，就是过着这种贫寒的生活，是在艰苦中求学的学生之一。妈妈丽达有时从苏三勃利诺来，向璐琦．马塔夫人询问有关自己孩子的情况。那个善良的寡妇，每次都给她报告很好的消息。

 若望在马塔夫人家里，做各种杂务，工作勤谨，而且虔诚敬主， 用功读书，屡次也帮助马塔的儿子；虽然若望年龄比他小，却替他解决学业上的各种问题。

 马塔的那个儿子，生性慵懒，不喜欢读书。若望设法跟他结交为友，赢得他的欢心和好感，从而渐渐引导他前往圣堂，参与弥撒圣祭，妥善地办告解，求上主宽恕他懒惰的罪过。

  若望除了在马塔夫人家里做各种杂务之外，还寻找一切的机会，设法赚几个钱，来支付一部分的膳宿费。他认识一个木匠，便到他的店铺里去工作；因此，他也学会了使用锯、刨、凿子等工具。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那四年级里，已经渡过了两个月，那时发生了一椿小事，引起别人稍稍谈论我。一天，老师讲解高内略．尼波代写的阿及西老的行传。那天我没有带那本书；为了掩饰自己遗忘的过错，便把一本拉丁文法打开着放在面前。同学们发觉了，一个连一个地笑起来，因而搞乱了课室里的秩序。

  老师说：“有什么事?马上告诉我!有什么事?”

  由于大家都朝我望，老师就命我分析原作的句法，把他所讲过的重讲一遍。

  我站起来，手里仍旧拿着那本文法，然后完全靠自己的记忆力，把原文背了出来，又把句法加以分析，也把老师的解释重说了一遍。

  这时同学们几乎本能地发出称奇的声音，鼓掌叫嚷起来。

  不用说，老师是多么生气；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他第一次无法维持课室里的秩序。他就挥手想给我一巴掌；我却俯首避过了。后来他把手放在我的那本文法上，命旁人说明那次不守课室秩序的原因。

   在旁的同学便解释道：“鲍思高面前一直只有一本文法，他却能把高乃略写的文章读出来，又能把它解释清楚，好像手里拿着高乃略的原著似的。”

   老师就把那本文法拿起来，又命我继续解释两段，然后对我说：“这回因你的好记忆力，我就宽免你所犯的遗忘的过错。你真幸运!你应该设法好好地使用你的记忆力才是。”

   若望惊人的记忆力，早在他初次与贾劳束神父会面时，已经显示过了。不过，当他在基爱理读书的时候，更有一些奇特的现象。有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在课室里做拉丁功课。一醒来后，就把梦中所见的那段拉丁文写了下来，并藉着一位神父朋友的帮助，把它译成了意大利文。到了上课的时候，老师所复述的一段拉丁文，正是他在梦中所见的那段；因此，他很快就交卷了。

  还有一天，也有类似的情形；可是，后来却另外发生了枝节。那一次，若望又是很快交了卷；那次实在太快了。老师拿起他的课卷一看，又查阅了他的原稿，觉得实在莫明奇妙，如坠五里雾中：原来在那张满是折痕的原稿纸上，连他本来想复述的，后因太长而临时省略的那一段，也都写在那里。

  老师惊奇地查问：“若望!快告诉我!这段拉丁文，你从哪里得来的?”

    “我在梦中看见的。”

  梦在一般人的生活里，原是无关宏旨，不足重视的事；可是，在若望。鲍思高的生命史中，梦却也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若望年龄越长，在他的生活里，梦这个字，也越显得不可轻视。那些在华道角鲍思高神父手创的青年中心里的人，如果听到他安静镇定地说：“我做了一个梦”，马上就会很留神地听他叙述梦中所见的事。

  鲍思高神父，在梦中，确实看到了自己的学生们所犯的罪，预先知道了王室贵族的死期；甚至于连一个现在流着鼻涕，正在地上玩玻璃珠的孩子，鲍思高神父在梦中也能知道他未来的辉煌成就。

同乐会

鲍思高神父自己写道：“在那最初四个班级里，我必须自己设法学会，怎样去对付我的同学。”

  虽然在学校方面，有很严格的关于教友生活的规定，甚至于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呈验每月告解一次的“证明书”，可是在学生们中间，仍有那些害群之马，不良的青少年。鲍思高神父写道：“有一个同学竟然这样无耻，唆使我去偷我女主人的贵重物品。”

  若望一开始就坚决地不与那些坏学生来往，免得同流合污，后悔莫及。不久，他在校的优异成绩，自然提高了他的身价，使同学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景仰钦佩。他自忖道：“为什么不利用这种声誉，来影响同学，帮助他们呢?”

  他自己写道：“那些想引诱我去做不轨行为的同学，也是最疏忽学业的学生；因此，他们也开始来求助于我，希望我在功课方面，能够伸手帮助他们。”

  事实上，他也帮助了他们，甚至于把自己做完的功课，私下传给他们。这未免太过分了。

  在一次考试时，他被发觉私下传递答案给别的同学，几乎要受严厉的处分；后来幸亏得到一位老师代他说情，而只被罚应该另译一段拉丁文。

  他自己写道：“因此，我获得了同学们的亲善和友爱。他们在下课后小息的时候，开始为了功课而来找我，后来也是为了要听我讲故事，最后他们也不为什么，而自动来找我。”

  他们愿意集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团体。若望称这团体为“同乐会”。他也给这同乐会，拟定了一个很简单的章程：

  1  同乐会的会员，必须避免一切不合善良教友的言语和行动；

  2  完全尽好学生和教友的本分；

3  保持愉快的心情。

  愉快是的思高神父所坚持执着的一大原则。他的高足爱徒圣道明.沙维豪，居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圣德，应该是在于时常很愉快，要尽力躲避罪过；因为是罪过使我们心里不愉快。”

  在鲍思高神父的心目中，愉快来自那种深刻的信念，明知自己是在天主手中，因而深信自己是在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手中。这是一些简单的字句，说明一个极有价值的宝物——望德。

  鲍思声神父在《回忆录》里写道：“一八三二年，我竟被同学们推举为一个小队伍的队长。”

  他们在一起玩各种游戏：赛跑、跳高、跳远、踏高跷等。大家玩得很热烈，很高兴，人人都很愉快。当他们已经玩得累了时，若望就在草地上放一张桌子，变戏法给同学们看。

  他自己写道：“我从一只小小的盒子里，竟能取出许许多多比盒子还大的彩色圆球，或从一个小小的布袋里，能够拿出许许多多的鸡蛋来。我也能从观众的鼻子上，取出圆球来，或者能够猜中别人袋里的钱数，或者只用指头一点，能够粉碎任何金属的钱币。”

这种愉快的集会，如同以前若望在碧基时所举行的集会一样，总以祈祷来结束。

  他又写道：“每逢主曰及圣教节日，我们都到圣安道堂去。那里有耶稣会士讲解教理。他们讲解得很好；他们所讲的故事，我现

  与玩把戏的比赛

  然而，有一个主日下午，圣安道堂里，听讲教理的人不多。原来那天下午，圣堂外面的广场上，来了一个玩把戏的，表演各种特技，且向市内所有的青年挑战，看谁敢与他一较身手，比赛跳远和赛跑。为此，大家都到他那里去看热闹。

  若望因见自己的同学都离他而去，觉得很不高兴，便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事；发现那个玩把戏的，果真是一名运动健将。他能够跑得像火车那么快。他有意想在基爱理市内，停留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若望召集自己最好的朋友，同他们商议：“如果那个玩把戏的，继续在主日下午公开表演的话，我们的同乐会就要解散了。必须有人出来，与他比赛，赢了他，才能迫使他接受我们的条件。”

  “谁能贏得了他呢?”

  “一个这样的人，可以找到的；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譬如说，在赛跑方面，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并不是不及他。”

 若望当时已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体力充沛，大可与那个玩把戏的一决胜负。

 比赛的地点，是在通往都灵的基爱理城门大路；就是要从基爱理市的一端，一直穿过全市，跑到另一端。比赛的输赢定为：十块里拉，正好是若望一个月的膳宿费。若望没有这笔钱，而由同乐会的会员们共同凑足此数。鲍思高神父自己写道：“有许多入在场观看。”   

 起跑后，玩把戏的果然跑得很快，在若望前面约有十公尺。他原是一名赛跑好手，而若望只是一名业余的运动员而已。“但是不久，我追上了他，而且把他抛在后面这样远，以致他刚跑了一半路，就停住了，承认我赢了那项比赛。”

  本来这场比赛，应该就此结束的，可是，那个玩把戏的却要求再来一项比赛。接受挑战，事关全体的荣誉；如不接受，则有碍全体的颜面。

  鲍思高神父写道：“他对我说：‘我跟你比跳远；不过，我要这次的输赢，定为四十块里拉。’我们都接受了。”

  于是由玩把戏的选定比赛地点。他选定了一条小河：必须跳到河的对岸。那边岸上，立有一堵矮墙。玩把戏的先跳，双足正好踏在极近那堵矮墙的地方。

  关于这项比赛，鲍思高神父自己写道：“要比他跳得更远，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样，我只有输的份，决不可能赢。不过，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也照样跳了过去；可是，把手放在墙顶上，继续跳过了那堵矮墙。”结果，他像跳了一次撑杆跳，又赢了这项比赛。

  玩把戏的很生气，一方面是因为输了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观众开始嘲笑他了。鲍思高神父继续写道：“那玩把戏的不服输地说：‘我还想跟你较量一下。随你选择一种特技的比赛。’

  我答应了，选定了耍棍子，输赢为八十块里拉。我就拿起一根棍子，在它的一端，放上一顶帽子，然后把另一端放在手掌上，接着不用第二只手去接触它，使它跳到小指上，再跳到无名指、中指、食指、大拇指等的指尖上，后来再跳到手腕上，由肘而至肩上，再跳到下巴、口唇、鼻子和额上；最后使它循着原路，跳回到掌上。

  我的对手说道：‘我不用害怕会输；这正是我最擅长的把戏。，于是他拿起那根棍子，使出他全副的本领，使棍子一直跳到了口唇上；可是，从这里跳到鼻子上去的时候，由于他的鼻子太高，棍子一撞就失去了平衡，不得不用手来把它扶住，免得它掉在地下。”

这时，若望看见那个玩把戏的输了这么多幸普挣来的钱，对他起了怜悯之情。鲍思高神父继续写道：“那个可怜虫，眼见自己的钱丧失殆尽，就好像疯了似的大声叫道：‘我宁愿忍受不论什么别的耻辱，却总不愿意输给一个学生。我这里还有一百块里拉，就用这些钱和你决个胜负：我们两人，谁能爬到这棵树的最高处，谁就赢这些钱。’说着指示路旁的一棵榆树。

  我们也接受了他这次的挑战；而且我们也有些愿意他能赢得这次的比赛，因为我们觉得可怜他，不愿意看见他完全破产。

  他第一个往那棵榆树上爬，爬得那么高，假如有人再爬得比他高一点，树必会折断，使那爬树的人从上面掉下来。大家都说，不再能爬得更高了。

  我尝试着往上爬，一直爬到了他所爬到的那个高度，使树不致弯曲，然后用手紧握着树枝，把身子朝空倒竖起来，使我的两只脚。比那个挑战者所爬到的高度，高出了约一公尺。

 这时，下面爆出了热烈的欢呼声。我的同学们，都高兴得互相拥抱，跳跃歌舞。那个玩把戏的，却难受得几乎要哭出来。

 不过，我们看见他那种非常沮丧的样子，愿意给他一些安慰。我们同情那个可怜虫的悲惨处境，就对他说，我们自愿把钱都还给他，只要他肯接受一个条件，就是请我们吃一顿饭。”

  在《回忆录》上，他记得那顿饭，一共了二十五块里拉；因此，那个玩把戏的，还可以收回二百十五块里拉。鲍思高神父也写道，那个玩把戏的郑重地答应了，以后不再在圣堂前面的广场上表演，以免妨碍教友们进堂参与圣教礼仪，并且对同乐会的青少年们说：“你们送还我这笔钱，使我不至于破产。我全心地谢谢你们。我要常记得你们的恩典，以后我再也不敢与学生赌赛了。”

 初见都灵

 经过这次比赛之后，同乐会的组织显得更坚强，声誉也更光明，参加的同学也更增多了。    ‘

 在假期中，会员们组队旅行，朝着都灵郊外苏坂架一带的冈陵前进。他们一路欢笑唱歌，一面欣赏自然的美景。有时他们也快步疾行，一直赶往都灵城内，到王宫大厦前面，观赏设置在台阶上的“大理石马”。都灵是比哀蒙省的省会，距离基爱理约十五公里。所以，同乐会的那些青少年们，来回要走上差不多三十公里的路。他们回到基爱理时，身体虽然疲乏，胃口却因而大开；当他们狼吞虎咽，大吃大嚼的时候，向那些对远足畏惧却步的同学，大谈都灵城内的美妙景物。

 若望．鲍思高，就是在跟同学们一起远足时，第一次看到了都灵。当时的都灵城，正是不停地发展中。人口增加的速度实在惊人：不到十年，城内的居民，竟然增加了三分之一。因此，房价飞涨，屋租自然也跟着高升。在都灵城内，因着人口增加，同时也就加剧了公共医疗和慈善救济的需要：必须添设医院、收容老人的安老院，以及教育儿童的幼稚园和各级学校。

 当时的国王嘉禄·阿培笃想普及平民教育，但他的首相索拉禄却表示反对，因为他认为，教育工作，应该教会的神职人员完全负责，否则可能导致重大祸患。

 在春光明媚，和风微拂的季节，当若望·鲍思高和他的同学们，在都灵郊外的一带山冈上，远足踏青的时候，有一位公祷司铎，高道伦可神父，带了几个修女，就在杜林城郊，租赁了一间原是酒店的房子，开始创立了他的救济事业，收容了三十五名被其他各所医院所拒绝的病人。

 那天是一八三二年的四月二十七日。高道伦可神父，就在那间屋子的门口，挂上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天主上智照顾的小家庭”。这个小家庭，将成为都灵城内一个活奇迹；它没有一文基金，却能收容一万余名被社会所遗弃的、无望医治的病人，供应他们生活的一切必须的物品。

  日后若望·鲍思高神父，就在这个小家庭附近的华道角，创办青年中心，教养无数贫苦无告的青少年，成为十九世纪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一八三二年秋,若望.鲍思高升上了三年级(译者按：约等于我国的初中三年级)。其后二年，他按例进了当时所谓的“古文班，，(一八三三一一三四)和“修辞班”(一八三四一一三五)。

  他依然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很喜欢读书，记忆力很强。他自己带着少许哀怨的笔调写道：“在那个时候，我对于看书和牢记书中的知识，并没有什么不同。凡是我所看过的书，我就能很容易地把它的内容讲出来。我只要在上课的时候，留神听讲，就已能学得应该学的东西。再者，由于我母亲早已使我养成了用很少时间睡眠的习惯，所以我能用夜里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豆一般的灯光下看书。    +

 当时在基爱理有一个犹太书商，名叫厄里亚。我向他借用那些意大利的古典文学著作来看，每借一本一个铜元。我差不多每天看一本。

 若望这时已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也像其他这样年龄的人，需要结交朋友。虽然他当时已经是同乐会这个小小团体的领袖，他却另外与几个知心的好友，缔结了亲密的友谊。

 他所认识的第一个这样的知心好友，是在一次课室里秩序大乱的时候认识的。早在那个时代，老师并不常常遵守时刻，准时上课；因而在上课前的几分钟，课室里往往吵闹不堪，毫无秩序。那时在学生们中间，很流行一种危险的游戏，叫做跳马。(译者按：这是一种跳越障碍的游戏：玩者之一屈身作为背状，其他的玩者，陆续跳过他的背部。)鲍思高神父，在他的《回忆录》里，用着讥讽的语气写道：“那些在学校里，品行最顽劣，而不爱读书的学生，最喜欢玩这种游戏，也玩得最出色。”

 有一个最近才来上学的新生，年龄看来约莫在十五岁左右，在课室里那种嘈杂声中，独自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书。

 “有一天，一个蛮横的同学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一只手臂，强要他也来玩跳马的游戏。

  那个少年谦谨而羞怯地答道：‘我不会，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游戏。’

 ‘我要你一定来玩。否则的话，我就用拳脚强迫你来。’

‘你尽管打我；我可真的不会玩，我不能玩，我也不想玩。’

那个无礼的坏同学，一把拉住他的手臂，用力摇撼了一下，然后劈啪打了两下耳光；连整个教室里的人都听到了。

 我目睹这种情形，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正等那个被侮辱的青年采取报复的行动；而且那个青年，无论是在体力方面，或是年龄方面，都要比那个坏同学强得多。不料那个好青年，两颊血红，几乎发紫，只用怜惜的目光，对那个坏同学看了一眼；接着，只对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认为这样满意了，那么你走吧!我已经宽恕了你。’

 若望眼见这样的事，觉得非常惊奇。那是一个出乎寻常的英豪行为。他就想知道那个同学的姓名，才知道他就是磊思．高木禄。

“从那时起，我以他为最亲密的好友。我也可以说，从他那里，我开始学到了，怎样过真正的教友生活。”

  在那个柔弱的躯体之下，若望发现了一个丰富的精神宝藏。他就本能地成为这个朋友的卫护者，抵抗一切的侵犯、欺侮和暴力.

  以人体为武器

  一天，老师又迟到了，课室里又闹得天翻地覆。

  鲍思高神父写道：“一天，有几个坏同学，企图欺侮高木禄和另一个名叫安道．刚代禄的同学。我自愿干涉其事，便大声喝道：‘谁再敢欺侮他们，就要惹祸上身啦!”

 有好几个身材最高大、脸皮最厚的学生，采取共同防卫的姿态，且威胁着我，同时在高木禄面上狠狠地打了两个巴掌。

 那时，我忘下了自己，不是运用我的理性，却激动了我的蛮力；由于当时手头没有凳子，也没有棍，就一手抓住一个坏同学的肩部，把他举起，用作打击敌人的武器。当场就有四个同学被打倒在地下，其余的拔足就逃，高呼救命。

 正在这个时候，老师来到了教室里，看见手足在空中飞舞，听到哀号的叫声，便厉声吆喝，往左右劈啪乱打。看情形，一阵暴风雨，快要降到我身上来了，不过，他先命我说明那次乱事的原委，后来想看看重演那幕闹剧；或更好说，想试试我的膂力。

 老师看了我的表演，忍不住笑了；同学们也都笑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惊讶称奇，却把我应该受的惩罚，都放在脑后了。

 后来高木禄给我的教训，却迥然不同。我们一能彼此密谈时，他就诚恳地对我说：‘我可爱的朋友!你的力气真使我吃惊。可是，请你相信我，天主给你这力气，不是要你用来杀伤同学的。{也却要我们相亲相爱，彼此宽恕，好好地对待那些待我们不好的人。’”

 若望听从这位好友的忠告，跟着他去办告解。不过，福音里的那句话：“有人打你的右脸时，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并不是一个他所能立刻明白的命令。他还得用不少意志力，才能使自己照着那句话去实行；可是，他始终觉得那句话，很难听来顺耳。他必须很多次回忆自己在九岁奇梦中所听到的那个劝告：“不要用暴力，却要用爱德，去赢得你的这些朋友们的心。”

  咖啡馆里

  一八三二——三三学年结束后，璐琦．马塔的儿子已经毕业；因此，母子二人不再居住在基爱理。所以，若望必须另找寄宿的地  方。

  若望．鲍思高有一个同乡，名叫若望．毕恒德。最近他在基爱理新开了一家咖啡馆；由于同乡的关系，答应雇用若望。双方议定的条件是这样的：每天早上，若望在上学以前，要清洁咖啡馆里各地；晚上他应该在馆里服务，招待顾客。毕恒德每天给他两次面汤，和一个过宿休息的地方。

  若望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于是他每天都要做许多工作，在咖啡馆里招待顾客，直到深夜，才能休息。一八八八年，即五十多年以后，毕恒德先生还记得很清楚，这样对人说：“要找一个比若望．鲍思高更好的青年，那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每天早上，都到圣安道堂去辅弥撒。我家里有我的年老多病的母亲。若望知道用很大的爱心去对待他。他的爱德真令人称奇。”

  至于这个咖啡馆主人，对待若望这个十八岁的青年怎样刻薄，也真令人诧异。若望要替他为顾客预备咖啡和巧克力等饮料，以及蛋糕和冰淇淋等食品，而他所吃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面汤而已。他每天所吃的面包和菜肴，都要他母亲从碧基给他送来。

  毕恒德给若望住的房间，更是简陋不堪，小得可怜。“那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就在蒸糕饼的小炉子上面，由一个小小的梯子，可以爬上去。睡时就得弯着身子；要是把腿伸直的话，那么双足不但要露到被褥外面去，也要到那房间的门外去了。”   

  犹太青年乔纳

  在若望上学的那所学校里，也有几个犹太学生。按照当时的法律，犹太人在市内另外住在一个地区，与天主教徒隔离，且受人歧视。

  犹太人的孩子，在学校里，也感到许多不便；因为犹太教律，严禁犹太人在星期六，即安息日那天，做任何工作；就是连学校的功课，也不可以做。为此，那些犹太学生，被迫作一抉择：或者违背自

己的良心，不守犹太教律；或者谨守教律，不做功课，自愿得到不良

的学分，而被同学讥笑。

  若望很多次帮助他们，替他们做星期六的功课。他和一个犹

太青年，做了很好的朋友。那个犹太青年，别人给他取了一个诨

名，叫做乔纳；他原来的真姓名，却是雅格·肋未。他和若望结下了深交，也是因为两人都是失怙的孤儿。

  鲍思高神父，在他的<回忆录：》里，用不寻常的美妙字句，描写他们两人之间的友情。“他是一个面貌很英俊的青年，生有一个很

少见的最动人的歌喉，玩撞球也玩得很好。我很爱他。他对我的友情，更是好像疯狂似的热烈。他一有空，就到我房里来找我。我们便在一起唱歌，弹钢琴，看书。他很喜欢听我讲许多的故事。”

 这是热烈的、光明的友谊，明显着若望·鲍思高的心，并没有太多的顾虑或怕惧。

    “一天，他与人发生了争吵；这可能会有很坏的后果。”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这使乔纳这个犹太青年很感不安，便来求助于若望。

若望并不是为了说教，而只是出于纯正的爱心，把自己所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信仰，提供给这个朋友。若望把自己的要理问答借给了他。

 “过了不多几个月，他已会画十字圣号，也会念‘天主经’、‘圣

母经’、‘信经’，也知道其他重要的信德道理。他非常高兴，无论是

在言语方面，或是在行动方面，都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好。”

  不幸，有一天，他母亲在他的房里，发现了那本要理问答，立刻爆发了一场家庭的悲剧。她觉得自己不但失去了丈夫，现在也失去了儿子。她来找若望，恨恨地说：“是你引坏了我的儿子。”

  若望虽然对她说了很多好话，想劝解她，也都白费口舌，毫无结果。由于乔纳受到亲戚和经师的威胁，不得不暂时离家出走，后来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渐恢复了平静。

 就在那年的八月十日，在基爱理的主教大堂里，那个犹太青年乔纳，终于领了圣洗。在档卷里，存有正式的证件，上面这样写着说：“本人思天．施国宝，神学博士，公祷司铎，蒙都灵总主教恩准，给犹太青年雅格。肋未，年十八岁，隆重付洗，圣名磊思……”

 其后乔纳常是的思高神父的好友。甚至于在一八八。年，即差不多过了五十年之后，他还到华道角来访问自己的老朋友，和他谈起以前的往事。

 布朗沙的水果

 毕恒德的一碗面汤，实在不足以使一个像若望。鲍思高那样的十八岁的青年充饥果腹的。在那时若望好几次要受饥挨饿。

 有一个他的朋友，名叫若瑟．布朗沙，屡次发见这种可悲的情形，便到他母亲(一个卖水果的)那里去，把一些水果装在自己的衣袋里，拿来送给若望。那个善心的妇人，虽然明见其事，却假装不知，不止一次，若瑟把餐桌上剩余的水果，也同样往自己的衣袋里塞，预备拿去送给若望。

 他的兄弟看见了，有一天，忍无可忍，便高声抗议说：“妈!你老是看不见!若瑟把水果成斤成斤地拿走，你却一点也不知道。”母亲回答说：“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也知道他把水果拿到什么地方去。那个若望是一个好青年。像他那样的年纪，饿肚子真不好受!”

 若望虽然多次忍饥挨饿，可是他向那个犹太人厄里亚借书的钱，却总有办法找到，晚上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熬夜看书。

 后来咖啡馆主毕恒德也发觉了这样的事；他自己也作证说：“屡次若望整夜读书。第二天清早，我看见他还点着灯在看书。”(谁知道，他是因见若望意志坚强，勤学不倦，而深受感动呢，还是因为怕他夜里读书，多耗灯油，而在担忧?)

 鲍思高神父自己也提到了，当时他怎样渡过了那些黑夜：“不止一次，到了早上应该起床的时候，我手里还拿着前一天晚上开始看的书。”

 不过，他立即接着写道：“这样的事，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健康。所以，我常劝人，做事总要尽力而为，不可过度。我自己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才学得这个经验：晚上是为休息的。”

  由此可见，若望．鲍思高并不是一个异乎常人的怪物，而是一个正常的青年，抱有坚强的意志，也有一般青年躁急的性格。他也像一般人，只有从人生的经验中，才能学到做事要有耐心，不可操之过急，要适可而止，不可过分强求。

一八三四年三月，若望．鲍思高快要结束“古文班”时，向方济会呈递进会的申请书。

 有一个名叫尤勤．尼可的同学，给他带来了回音：“你应该到都灵诸天使之母的方济会院去应试。”

 若望徒步前往都灵应试，卒被录取。在那座会院的录取名册上，这样写着：“青年若望．鲍思高，新堡人，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获得满分，而已被录取。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八日。”

 若望后来立即准备一切的证件，预备进基爱理的和千方济会院。

 为什么他要这样决定呢?   

 若望那时已有十九岁，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作终身的抉择的时候了。他曾受了不少的痛苦，也费了很多的心力，因为他愿意升神父；可是，在最后几个月以来，他仔细考虑了几个严重的问题。

 贫无分文

 首先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使母亲继续负起这副沉重的担子。当时他曾对新堡的一个朋友，艾瓦西奥．沙维豪说过这样的话：“我母亲怎么还能帮助我继续求学呢?”

 若望曾同几位方济会神父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对他都认识得很清楚，便立即向他提议说：“你到我们这里来吧!”至于方济会初学生，在初入会时所应该缴付的一笔钱，若望也可以破例而不必缴付。

 除了经济上的困难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让我们来读一下他所写的《回忆录》。“我心里自忖道：‘如果我留在世俗上做一个。 修士的话，我就会有丧失圣召的危险”’

  这并不是一种多疑的心理，或无故的畏惧。伯铎．施德拉神父写道：“当时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修士的职业主义：他们进入修途，不是因为他们怀有高度的宗教热忱，而是纯然为了人性的动机，企图稳定自己未来的前途。内心缺乏真诚的动机，只有一些浅薄的宗教观念，对司铎职位，当然构成一大祸害；这是不言可喻的。”一个表示这种危险的迹象，就是有太多的青年，走上晋铎的修途：一八三四年，在都灵、基爱理和勃辣(Bra)这三个教区里，就已有二百五十名修生；在一八四0年，都灵、基爱理、勃辣和嘉维诺这四个教区里，竟有三百五十八名内宿修生，二百零七名外宿修生。鲍思高神父自己写道，与他同班的二十四个同学之中，竟有二十个参加了教区修院。

  进入修途的人越多，分子也越复杂，半途离去等叛变行动，自然也更多次发生。不少的青年，早从开始的时候，就已把进入修途，看作一条捷径，以获得一个教师的职位，或在政府里担任一项公职。

  为了根治这个弊端，各地主教决意尽量减少外宿修生的人数。这些外宿的修生，不住在修院里，而只到修院里去上课和参加各种礼仪；他们自然很容易把一些世俗的风气，带进到内宿修生之间。

  一个披着黑披肩的农妇

  四月最后几天，若望请见本堂司铎，要求发给必要的证件，以便走进方济会。

  本堂神父用着怀疑的目光看他，问他说：“你去进方济会吗?你有没有仔细考虑过?”

  “我认为已经考虑过了。”

  过了几天，本堂神父达沙诺到苏三勃利诺农庄来见妈妈丽达，告诉她说：“若望去进方济会，我并不反对，不过，我认为：你的孩子，如果在本堂里工作，就会适合得多。他知道怎样接见教友，吸引儿童，使人们喜欢他。为什么他要把自己葬送在修会里呢?再说，丽达，我得老实告诉你。你并不富有，年纪也相当大了。到你不能工作的时候，如有一个当本堂的儿子，他可以伸手来帮助你；可是，一个做了会士的儿子，简直是失掉他一样。我想，你应该设法使他放弃那个主意。我说这话，我认为，是为你好。”

   妈妈丽达披上了那黑色的披肩，前往基爱理去见若望，对他说：“本堂神父来见我，说你想去进方济会。是真的吗?”

  “是的，妈妈!我希望你不会反对吧。”

 “你留神听着。我要你把这件事慢慢地想清楚。你决定之后，就去走你所要走的路，谁的面你也不要看。最重要的是你要承行天主的旨意。本堂神父本想叫我使你改变主意；因为将来我可能需要你。可是，我对你说：你的母亲绝不干涉你这件事。我出身穷，生活穷，我也希望死得穷。我还要马上对你说，要是你做了神父，不幸真的发了财的话，我就永远不会再走近你的屋子。希望你把这话好好地记住。”

  那个身上披着黑披肩的农妇，说话时声音很坚决，面色也显得很有力。鲍思高神父后来一生也没有忘记过那些话。

  若望正要作最后的决定时，忽然又发生了一件出于意料的事。“在订定进方济会院前不多几天，我做了一个最奇怪的梦。我似乎看见有许多那样的会士，身上穿着破烂的会衣，彼此朝着相反的方向奔走。其中有一个来对我说：‘你想寻求安宁；可是，在这里你找不到安宁。天主给你预备了别的地方，去收获别的果实。‘”

 梦本来是一件不足重视的事。但是，若望已经觉得，对他来说，梦却是很重要的事，即使他在梦中，有时奉命要做一些麻烦的事，他也不得推辞不做。

  若望去见听告司铎，“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但他不愿意听，也不愿讲有关梦或会士的话。他回答我说:‘在这样的事上，各人应该随从自己的性向，不应该听别人的忠告。’”

  怎样办?只好暂时不作决定，等后来再说；若望便照常上学读书。可是，不能把这件事长期推宕下去。一天，他与磊思.高木禄商量，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他。这位专务神修，不理肉体的小圣人，给了若望一个典型的忠告：先做一个九日敬礼，为他写信给自己一位担任本堂司铎的亲戚，向他说明一切情形，征求他的意见，然后紧闭着眼，完全听从他的指示。

  鲍思高神父自己写道：“九日敬礼的最后一天，我由那位最难得的朋友陪着，去领告解和圣体圣事，此外在主教大堂的恩宠之母祭台听了一台弥撒，又辅了一台。

  回到了家里，果然收到了高木禄神父写来的一封信。信中高木禄的那个亲戚这样写道：‘经过审慎地考虑了所陈述的情形之后，我认为应该对你的同学说，叫他放下进修会的主意。他可以穿修衣，继续上学读书，到了那个时候，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天主对他究竟有什么旨意。他不必害怕会失落自己的圣召；只要他躲避尘俗，虔诚敬主，必能克服一切的障碍。”，

  为何不去向贾发束神父请教?

  穿修衣，意思是说，进教区修院，做一个修生。可是，还有一个最重大的难题尚待解决一一经济问题。

  其地，钦渣诺神父代替了达沙诺神父，为新堡的本堂司铎。他知道了若望要进修院，但有经济上的困难，便去找当地的两个富有的人，同时也为若望解决了最后一年上公学的膳宿费的问题。

 然而，若望还不能完全安心满意。他的朋友艾瓦西奥．沙维豪给他提议说：“为什么不上都灵，去请求贾发束神父的意见呢?虽然他还年轻，可是在新堡的司铎之中，他是一个最有德行的神父。”

若瑟．贾发束神父，那时只有二十三岁，却已被人视为最好的神师之一。有许多心神不安，或有什么困扰的人，都去向他请教，求他指导。他住在都灵的司铎培养院里，一面专门研究神学，同时照顾病人和囚犯。   

 若望去见这位极有圣德的神父(译者按：教会已将他列入圣品)，向他陈述自己的疑虑。

  贾发束神父很镇定而毫不迟疑地对他说：“你先读完修辞班。然后去进教区修院。天主上智自会使你知道他对你有什么旨意。至于经济问题，你也尽管放心；自会有人替你想办法的。"

  若望.鲍思高遇见了这位神师，就像找到了平衡自己生活的重心。他那急躁好动的性格，使他生活在幻想、美梦、计划、疑虑、成功和失败之中，起伏无常，缺乏平衡。现在有了贾发束神父，这位镇定安静的神师在旁指导，真是一个知己的良友，一个明哲的导师，一个在默默中为他工作的恩人。

 基爱理那座教区修院，只在一八二九年才成立的。当时都灵一    总主教高隆巴诺．贾维乐谛，愿意那些未来的司铎，能有一个清静的地方，几乎好像一座隐修院那样，远离都灵喧嚣的俗尘。

 后来若望．鲍思高进了那座修院，为内宿修生；就是说，他准备过院中所定的严肃生活。这是贾发束神父给他的指示。贾发束神父也为他向神学博士挂拉神父申请，并也获得了第一年免缴膳宿费。

 若望本来应该到都灵去参加进修院的入学考试的。但是因为当时都灵全市正有霍乱的传染(差不多每年夏天，都有这种危险的传染病，在都灵爆发的)，旅客都必须接受免疫隔离的限制。为此，入学考试改在基爱理举行。结果，若望获得了很美满的成绩。

 最后一次学校的暑假，在穿修衣之前，若望是在苏三勃利诺自已家里，和正新堡的本堂神父那里渡过的。他自己这样写道：“那年放假回家，我不再玩把戏，却开始阅读善书。不过，我仍旧为儿童们工作，给他们讲故事，做各种有趣的游戏，唱圣歌；因为看见了许多孩子年龄已大，对于信德道理，却很少知道，我就留心地也教他们念每曰应该念的经文，以及其他像他们那样的年龄所应该知道的重要的事。那是一种青年中心：来参加的约有五十来个儿童。他们都爱我，服从我，好像我是他们的父亲似的。”

 本土的生性

 一八三五年八月十六日，若望．鲍思高已有二十岁。他已成年，已是一个聪明、成熟而有毅力的成人。他带着比哀蒙省本土那种坚忍的个性，正要开始走上司铎的神修道路。亨利．鲍思高是圣若望．鲍思高的一个远亲，为侨居法国普劳温渣的意大利人的后裔。他在自己所著的鲍思高神父行传里，有一页很美的文章，描写比哀蒙省居民那种“与众很不同的特性”。本书也想走同样的路线，作一次尝试。

 比哀蒙省的土著，不是一个El齿伶俐，风头很健的人物。他没有灵活迅速的思想，迟于领悟、思考和应对。为此，他缺乏激烈的干劲和兴奋的热情。

  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坚强而稳定的人。首先他有坚忍的毅力，能长期忍受，而不出怨言；同时他也谨慎明智。艰苦的生活，使他学会了要仔细考虑，才是明智的行事，不可匆促鲁莽。

  他生来就很讲实际。新奇的思想，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他本能地知道，这样的思想，大多数短命夭伤。如果他有什么新颖的思想，立刻把它实行在实际生活上。他常常生活在具体的和真实的世界里。这里就是他的力量所在。

  客观的事实，很多次棘手难办，障碍重重。比哀蒙人就用耐心来应付。他有忍耐的精神，也有持久的恒心。

  他是一个忠贞的人，能爱而决不能背弃所爱的人物。忠贞是恒心最清楚的征象，也是恒心最崇高的表现和最纯正的产物。这表示有勇气，有毅力。

  比哀蒙人是勇敢的。他不像那些头脑狂热的人，行动轻率冒尖。他更像一个兵卒，而不像一个战士。不过，他知道怎样打仗，而且也打得好，作战认真，没有无故冒险、无谓牺牺的精神，而乐于防守，而不大喜欢进攻。

  他这种防卫的战术，来自他那种热切的爱：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财物和自己的家庭；即使他只有很少的财物，自己的土地很贫瘠，须费很多的劳力，而收获却不多；即使自己的家庭是一副沉重难堪的担子，仍然爱着它们。

  有时他也离乡背井，移居他方，但他总不放弃自己的故土。在他身上，有一样根深蒂固的东西；他所有的其他一切的美德，如：忍耐、忠贞、坚毅、稳固、高度的实际精神，不徒空想，而实事求是，都是从这个根源而来的。

  只有天主知道，鲍思高神父究竟有多少这种出自他本土的美德：这种坚强不屈，讲求实际的精神，这种只顾实在，不只空言的特性，这种耐心，甚至于固执的态度。

  不过，天主也给这个行将去进修院的青年，赋予了一个热爱的心。看见一些没有知识的儿童，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的穷人，或是一些丧失信德，不相信天主的人，他的心就无法安定。我想，这就是天主赐给鲍思高神父的一项“特恩”，一种特殊的天赋，而应该由他用自己本土的个性，加以补充，而使其完整的；有时他以戏剧化的和惊人的方式，完成这种两相结合的工作。

  一个能把自己的心完全贡献出来的人，行动非常彻底，不会浅尝即止，半途而废；他能紧闭着双眼，向事实挑战。他也知道，怎样把人性的耐心，化为基督信徒的急进。如果一般的理智常识，认为事态严重，提出可怕的警告时，他就会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圣人们当然也有这种理智的常识，而且也有高度的这种理智的常识；可是，我们总是在事后，才发觉他们实在是富有这种理智常识的人。起初我们以为他们疯了；其实他们却对天主极其信任，对别人也很有信心。他们并不是只有一种被动的信赖，一切都仰给于上天，却抱有一种具有神见的、冒险犯难的信赖，一种勇往直前、努力进取的信赖。

  鲍思高神父就有这种立基于爱之上的信赖；其理由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的推理，与常人理性的推理不同，也与一般的理智常识迥殊。

 为此，有许多他的同乡司铎们，还有许多他的同道们，过去曾经同他一起在修院里生活和成长起来的人，也不能了解他。

  教会把这一切都综合起来，归纳在圣经上关于亚巴郎所称赞的话里(亚巴郎也是人类之中，一个缺少一般的理智常识的伟人)：“天主给了他智慧，宏博的学识，广大的心，有如海边的沙。”

  “穿修衣”，在那个时代，是一件大事。穿修衣的青年要把一般人所穿的衣服脱下，穿上一件从肩头长达足跟的黑长祂。这是一个标志，好像是在对人说：“我要做神父，生活如同一个神父所应该过的那样的生活。”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属于修士的服饰：白色的硬领，黑色的三角帽，圆顶的大帽子。唯一严肃的颜色就是黑色。

  日后鲍思高神父将这样写道：“我常需要别人的帮助。”就是为了“穿修衣”，也是如此：黑长祂、帽子、鞋、三角帽，甚至于连黑袜，也都是他自己故乡的那些亲友所赠送的。

  穿修衣的佳日，定在十月二十五日。那苯也是星期日。在新堡的圣堂里，教友比往日多：他们来自碧基、莫里亚道，以及附近其他各乡村；因为，那天在大弥撒前，本堂神父要给若望．鲍思高，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好青年，穿上修衣。

 若望手里拿着一件黑长祂和白硬领等修士服饰，走到祭台前。穿修衣礼的经文很庄重严肃。

 鲍思高神父，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当本堂神父钦渣诺，用以下的话：‘愿上主除去你的旧人及其一切行为’，命我脱去俗衣时，我在自己的心里说道：‘啊!有多少旧东西应该除去的!我的天主!求你在我身上，把我所有一切的坏习惯完全消灭吧!’

他在给我放上硬领时，又说：‘愿上主给你穿上新人，照着天主的肖像而造成的，有正义和真理的圣德!’这时我觉得很感动，暗自补充说：‘是的，我的天主!求你使我现在穿上一个新人；就是说，从现在起，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完全符合天主的圣意，应该把正义和圣德，时常作为我的思言行为的对象。阿门!圣母玛利亚!求你救我!”

  七行大改生活方式的文字

  弥撒后，发生了一件出于若望意料之外的事。本堂神父钦渣诺请若望陪他到巴尔德拉镇上去过那里的主保节日。“我不想使他不高兴，便陪他去了；可是，这对我来说，却不大适宜。我像一个穿着新衣的木偶，在众人面前出现，给大家观赏。再说，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的准备工作，来过那个渴望的日子，后来竟置身在男女杂遥、各式各样的人中间，参加一次宴席。他们都是来欢笑、畅谈、吃喝玩乐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寻找游戏、跳舞和种种娱乐的人。这样的人，与一个在同一天的上午，曾经穿上了圣袍，为能把自己完全奉献于上主的人，究竟能够有些什么关系呢?

 我的本堂神父也发觉了，在回去的时候，就问我说，那天大家都很快乐，为什么我却显出那种严肃深思的样子?我很坦诚地答道，早上在圣堂里所举行的仪式，与晚上的那个宴会，完全格格不入。接着我还说道：‘而且我还看见有些神父，在那些来宾中间，装出那种可笑的形状，差不多已有醉意，几乎使我对自己的圣召感到厌恶。假如我知道自己也要变成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司铎，我宁可脱下这件修衣，过贫穷的俗人生活，而做一个好教友。”

  本堂神父承认若望修士的那些话说得有理，就用两句常用的话解释道：“世界是这样的。它怎样，就要怎样去应付它。”本堂神父又说：“必须看到坏处，才能认识而远避它。”

  还有四天，若望就要去进教区修院了。在那四天里，他静心思考，写下了七个善志，对他的生活方式，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下就是他所定的善志：

    一、我不去看跳舞、戏剧和公开的表演。

    二、我决不再变戏法、玩把戏；我也不去打猎。三、饮食睡眠，均须有节。

    四、阅读有关宗教的刊物。

  五、我将全力打倒一切相反洁德的思想、言语、谈话、读物。六、每天做一些默想，读一些圣书。

    七、每天给人讲一些有益的故事和思想。

 “我到一幅圣母像前，把那些善志宣读了，又念了一遍经，正式向天上的慈母许下，不惜任何牺牲，也要把它们完全实行。”

  但他并不是常能实行那些善志，因为他也是一个血肉之人，如同我们一样。不过，他的生活方向，已有了重大的改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十月三十日，若望要去进教区修院了。前一天晚上，在苏三勃利诺家里，把妈妈丽达给他预备的衣物，放在一个小小的木箱里。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母亲不断地注视我，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后来她叫我到她面前，对我说了这段难忘的教训：‘我的若望!你现在已经穿上了修士的衣服。一个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有福，所能感到的安慰，我也都感觉到。但是，你要牢记着，不是衣服光荣你的身份，而是修德行。倘若不幸，你有一天要怀疑你的圣召，唉!千万求你不要羞辱了这衣服。立刻把它脱下吧!我宁愿有一个贫穷的农人做儿子，却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孩子做一个不尽本分的司铎。当你出世的时候，我将你奉献给了至圣童贞；你才开始读书，我便教你热心恭敬圣母。现在我嘱咐你，要完全属于她，爱那些恭敬圣母的同学。如果你将来升了神父，常要宣扬恭敬圣母的敬礼。

 我母亲说完这些话时，很感动。我在哭泣。我回答她说：‘妈妈!你对我说的话，为我做的事，我都感谢你。你说的这些话，决不会是白说的，我一生常要把它们奉为至宝。’

 上午我很早就到了基爱理，那天晚上，我进了教区修院。”

 在一堵白墙高处，一座日晷仪的下面，写着这句拉丁诗：“Af-flictis Lentac cclercs Gaudentibus horae．”意思是说：“忧愁的人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愉快的人，则觉得它很快就过去了。”对一个将在那有十五岁，在王宫里，也要遵守这个作息时间。

  在修院里的作息时间，与王宫里的不同之处，就是每天除了弥撒之外，还有默想，念五端玫瑰经。

  进膳时，不得谈话，要静听朗诵贝卡思德所著的教会史。修士们轮流着在一座讲台上，当众朗诵。

  饭菜很简单。“为了生活而饮食，不是为了饮食而生活。”这是一句常说的格言。

  那些年轻的修士们，唯一可以稍微松驰一下这种紧张生活的，就是游戏的时间。鲍思高神父在写他的《回忆录》时，也提到了当时修生们怎样喜欢玩纸牌。

  他这样写道：“虽然我不是一个玩纸牌的能手，可是由于我运气那么好，所以我差不多常赢。玩毕后，我手中满是钱；可是，看见我的同学因玩输了钱而显出沮丧的神情，我比他们更难受。

 再者，在玩的时候，我这样聚精会神，以致后来无法祈祷或读书；因为我的想像，不断地受着那些纸牌上的人像或数字的骚扰，而不得安宁。为此，在哲学第二年中，我决意以后不再参加这种游戏。”

 他之所以要毅然作了这样的决定，就是因为有一个修生，也像他那样贫穷，却坚要和他继续玩下去，意图赢回所输掉的钱；可是，他越玩得多，输得也越多，结果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输光了，难过得几乎要哭出来。若望也觉得惭愧不堪，便把所赢的钱全部还给了他。从此他与纸牌完全绝交，决无来往。

  鲍思高神父，对自己的慈幼会士，关于玩纸牌，也持很严的态度。他对他们说：“这种游戏，使人浪费很多时间；可是，我们应该把时间用在学生身上。等我到了没有事做的时候，再来玩纸牌吧!”

修院里的缺点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若望．鲍思高逐渐发现修院里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他以前在新堡时所已经感受过的，即长上远离属下，彼此隔膜重重。长上为了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使人对之表示敬重，很少出现在属下中间。

 鲍思高神父这样写道：“院长和其他各位长上，只在放假离院和开学回院时，才去拜见他们。除了去接受一顿责骂之外，谁也不去同他们谈话。不但如此，而且如有一位长上，偶而在修生中间经过时，不知道为什么，人人都左右远避，好像远避一头可怕的野兽似的。不知有多少次我想跟他们谈话，向他们请教，要求一个意见，解释一个疑难，却做不到。”

 伯铎．施德拉神父评论这个问题时，这样写道：“若望当时所要求的，不仅是长上正式的赞许，而且还是‘和蔼’，就是他对长上的爱所应有的反应。他的这种意愿，就是希望在长上和属下之间，能够形成一种‘相悦’的气氛，建立共鸣和好感的关系；这种意愿清楚地显示鲍思高神父的性格。”

 为能产生这种共鸣的相互关系，鲍思高神父认为，从事教育工作者，必须“亲自是在”学生们中间。这是一个不可或少的条件。他深信这个条件的必要性，甚至把它定为他所倡导的“预防教育法”的一个本质的要素。

 第二个缺点，是在于某些同学方面。“在修院里，固然有许多德行出众的修士，可是也有一些危险的人物。‘有些同学，说很不好的话。”也有些同学，竟然把“邪恶的淫书”，带进了修院。

 还有一件令若望觉得难受的事，就是禁止修生们多次领圣体。“只有在星期日，或其他特别的大节日上才能领圣体。”谁若愿意在平日领圣体的，“就必须犯一次院规。”

 早上，当排着长长行列的修生们，静静地走进饭厅里去进早膳吋，有人避在一角，前往附近的圣斐理堂去领圣体。这样，为了领圣体，就要守大斋直到中午。

 “利用这个方法，我能多领很多次圣体。我有理由，可以这样说，这是培养我的圣召，最有效力的食粮。”

 星期四，呼吸新鲜空气

 每周有一天，打破若望那种单调的作息时间；那就是星期四。他的同学们还记得，每逢星期四下午，看门的必然摇铃高声叫人：“新堡的鲍思高!”

 其他的修生便乘机开玩笑，自愿协助传报，应声喊叫，有的用比哀蒙省的本地方言，有的用意大利话，也有的用法文。

 若望也露着满意的微笑。他知道，是谁在门房里想见他。他们就是“同乐会”的会员们，希望再听他讲许多新的故事；或是以前读中学时的同学，或是他以前用游戏和故事，使他们都很快乐的孩子们；现在他们都想再看看他。

  有一个当时与若望住在同一个寝室里的修哇，后来告诉人说：当时有许多青少年，大家都高兴地围绕着他。他知道怎样使他们快乐。他同一总的人谈话。”

 经过一阵欢笑和喧闹之后，大家都到修院的小堂里去，在圣母像前作短暂的祈祷。

 所以，星期四，是若望可以呼吸几口新鲜空气的日子；也可以说是他暗自维持青年中心工作的日子。开办青年中心，是他一个执着的主意。

 若望屡次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谈论有关这种青年中心的计划，说它将在一座大城的郊区成立，有运动场、院舍，以及成群的儿童。

 他很镇定地说：“我自己并没有虚构什么。这都是我在夜里做梦时所看见的。”

  写鲍思高神父行传长编的雷慕恩神父记述道：“雷伏乃本堂神父卜西奥，以前是的思高神父在基爱理教区修院里的同学，于一八九0年(译者按：在鲍圣去世后二年)，第一次到都灵华道角的青年中心来参观，由慈幼会总部的各位长上陪同着，在运动场中环视一周，看见了四面的各座房屋，禁不住高声说道：‘我这里所看见的，没有一件是新的东西。鲍思高神父以前在修院里的时候，已经把它们对我都描述过了，好像他亲眼看着自己所描述的事物。我现在所看见的，真如他当初所描述的那样，完全相同，并无异致。”，梦和贫困，是一对怪物，常跟随着鲍思高神父，寸步不离。梦给他展示一个光明的前途；贫困却阻挠他当前的行动。

 学期考试时，(当时一年共有三次考试：三个月的、六个月的和最后的。这里所谓的学期考试，是指六个月的那次)每班品学兼优的学生，可得六十块里拉的奖金。若望勤奋用功，常能取得这项奖金，每年都是如此。所以，无论如何，一半的学费，总算有了着落。此外，他尽量设法寻找工作，给人提供各种服务。“谁若需要修面，缝补衣履，往往都来找我。”

 在富家青年之间

 一八三六年，霍乱又露出它的狰狞面貌。都灵再度受到它的威胁。耶稣会士办的中学，提前放假，遣送校中的学生，前往蒙达道一座雄伟的古堡别墅。他们愿意征聘一位负责宿舍的舍监，同时也能给学生补习希腊文。贾发束神父就推荐鲍思高修士，对他说：“这样，你可以赚一些钱。”

从七月一日至十月十七日，若望第一次生活在那些纨绔子弟之间，接触到那些富贵少爷们的德性。他自己明认说：“一位司铎，想对这样的青年，能够获得他所应该有的那种权威和影响力，以便帮助他们，对他们有所裨益，是多么困难的事!”

 为此，他相信自己蒙受天主所给的使命，是叫他只从事贫苦儿童的教育工作。这是他所怀有的绝对信念之一。正如他没有奉召去教育女青年，同样他也没有受命去教育富家的子弟。

  差不多三十年后，就在一八六四年四月五日，当庐斐诺神父同他谈到筹备开办一所为贵族子弟的学校时，他几乎厉声答道：“这不行!绝对不成!这会毁灭我们。其他的修会已经得到了这样悲惨的下场：他们起初教育贫苦的青年，后来却放弃了他们，而去为贵族的子弟服务。”

  磊思.高木禄的吸引力

  一八三六年十月，若望．鲍思高离开蒙达道的古堡，来到了苏三勃利诺自己的家里，好在那里休息几天。磊思．高木禄正在那个时候穿了修衣。十月底，他也像自己的好朋友若望那样，进了基爱理的教区修院。他与若望之间，重新建立了很亲切的友谊，两人几乎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磊思比若望小两岁，却立即做了他的诤友，鼓励他在修德的道路上前进。若望写道：“当我正在游戏的时候，他多次来拉我的衣角，叫我停止游戏，陪同他到小堂里去。”

 高木禄一到了圣堂里，就觉得很舒适自在，可以不停地表露他内心的热情：朝拜耶稣圣体，为临终的病人祈祷，念玫瑰经和圣母小日课，以及其他拯救炼灵等经文。

若望如同许多为拓展天主神国，而努力工作的基督信徒，对于高木禄那种真正恳切的热心虔诚，完全仰赖天主的信心，自然感到很大的吸引力，产生一种有如羡慕向往之情。不过，他也直觉到这个好朋友的作风似乎太过分。

 若望自己也很含蓄地写道：“只有在一件事上，我连想效法他也没有尝试过，那就是他的克己苦行。整个封斋，以及教会所定的其他斋期，他都守严斋。此外，每逢星期六，他也守严斋，为恭敬圣母；他屡次不吃早餐；午膳时，他有时不吃菜，也不喝酒，只吃泡在清水里的面包。他说，这对他身体更好。”

 我们不用转弯抹角，可以直截地说，这是自愿营养不足，急速走向死亡。一位良好的神师，决不会容许别人这样伤害自已的健康。

 二十年后，当道明．沙维豪想走上同样的道路时，鲍思高神父立即决然阻止了他。可是，当时若望还没有成为一个像他日后那样的明智神师。高木禄那种超脱形体的神修，直接匿居在天主内，几乎蔑视人世间的一切价值，使若望见了，真是五体投地，景仰不已。

 若望对磊思．高木禄这个小圣人，对他那种直指天上，迅疾飞越中间一切距离的圣德，常感到很强的吸引力。不过，他前往天主那里，却常走另一条道路，一条更具体而乎稳的、更切合青少年们实际需要的、更能面对并解决种种实在紧急问题的、阐明和简化任何神修学说的道路。

  一个新来的陌生修生

  那年的十二月里，基爱理的教区修院里。新来了一个修生，名叫若望．方济。贾可美理，是从阿维良那来的。他给我们留下一个证词,好像替哲学第二年的鲍思高修士，拍了一张照片。现在就把它约略地引证在此。“由于我比别人迟一个月进修院，所以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因此，在最初几天，我像迷失在荒漠中。

 我第一次坐在自修室里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一个似乎年龄已大的修士，面目清秀，头发卷曲，容色清癯，似乎有病的样子。原来他就是若望．鲍思高。

  午膳后，是他看见我孤独一人，第一个来接近我，整个游憩的时间陪伴着我。他待我很客气。我记得，有几个同学，看见我戴的三角帽太高，便乘机取笑我。若望马上替我把它改正了。

  那年，修院里有两个同姓的修士，都叫鲍思高，为了彼此有所区别，第一个(后来成为都灵玫瑰会的神师)说：‘我叫做Bosch，dpucciu’(译者案：这是比哀蒙省的方言：鲍思高原有树林的意思；pucciu是枸杞树，木质坚硬，不能弯曲。)

  若望却说：‘我叫做bosch’d sales，(意思是说，是杨柳树林，杨柳质地柔软，容易弯曲。后来鲍思高神父创立慈幼会时，选择圣方济。沙雷为主保，而这位圣人的名字，即Francesco de Sales．)

  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迷信者，却有暴躁易怒的性情。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常不断地竭力控制自己。他非常爱青年，喜欢同他们在一起。”

六月二十四日，是圣若翰洗者节。若望．鲍思高以这一天为他的主保瞻礼，开始四个月的暑假。

 他快步走上了由基爱理前往新堡的大路，然后转入到苏三勃利诺去的小径。从基爱理到苏三勃利诺，总共约十二公里的路，算得是一个相当远的距离。若瑟哥哥的农庄里，喔喔的鸡啼声，和一个娇小可爱的小侄女，欢迎他来到。

  若瑟哥哥成家已有几年了。一八三三年，他刚满二十岁的时候，与新堡的一个名叫玛利亚.贾劳束的女子结了婚。    ，

  第一个出生的女婴，丽达，只活了三个月。一八三五年春，斐洛美纳诞生了；她是一个安静的小女孩，默默地在旁看着叔父若望，用各种工具，进行制造或修理的工作，裁缝新衣，缀补旧服，也用布块给小侄女做一个美丽的洋娃娃。

  挥镰割麦

  陇亩间，一株株的葡萄树上，已经结了累累的葡萄。金黄色的麦子，风过处，形成了起伏的麦浪。若望不在他那间简陋的工场里工作的时候，就拿起镰刀，走进了麦田里，挥镰割麦。他头上戴了一顶大草帽，额上淌下了滴滴汗珠。

  经过了八个多月，像囚犯一样，常被关在教室里，朝夕与旧桌为伍；现在终于能在空旷的田野里，呼吸清新的空气，他觉得难言的高兴。

  一天，在葡萄园里，发见了一只野兔。若望马上跑回家去，从墙上取下若瑟的一把猎枪。起初他以为追逐那只野兔，只是数分钟的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逮住，却不料它逃得那么快。若望决意非要把它逮住不可，便拼命追赶。

 他后来自己这样写道：“我从一块田追到了另一块田里，再从

一个葡萄林里跑进了另一个葡萄林里；这样，越过了山谷和山冈，跑了几个钟头，最后追到了射程之内，举起猎枪，瞄准那只小动物放了一枪，打断了它的肋骨。可怜的小动物，倒在地上死了。我看见它那种惨状，内心感到极大的悲痛。

  我的同伴们，听到了那声枪响，都跑来观看，见我猎获了那只野兔而觉得高兴。我俯视我自己，发见身上没有穿修士的长袍，只穿着衬衫，戴着一顶草帽，活像一个贩卖私货的商人。那地方距离我的家约有五公里。我觉得很羞愧。

  他回到了家里，把自己的日记薄拿出来，重读以前在穿修衣那天所立定的善志，看见第二条是这样写着的：“我决不再变戏法，玩

把戏，我也不去打猎。”他就暗自忏悔说：“上主!求你宽恕我!”

  他所最喜爱的娱乐，就是同孩子们在一起。他这样写道：“有

许多孩子，已有十六七岁，却完全不知道信德的道理。我能给他们讲解教理，心里感到很大的安慰。我也教各种年龄不同的孩子读和写。我授课一律不收任何费用；不过，我给他们所提出的条件，就是：恒心、留神，和每月办告解。”

  意识形态

  一八三七年十一月三日，若望又回到了教区修院里，开始读神学。这是一门“研究神的学问”。凡是有志晋升司铎的人，都必须研究这门基本的学问。

  当时神学的修业学程为五年，包括以下各项主要的科目：信理学(研究基督教会的真理)、伦理学(研究基督信徒所应遵守的法律)、圣经学(研究天主所讲的言词)和教会史(研究教会从最初到当代的一切事迹)。

 研读神学，在每一个司铎的生活过程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些年轻的修生，在其青春的岁月里，正当他们很易接受训练的时期，构成他们思想、批判和评价等的骨干，即形成所谓的“意识形态”。到了晋升司铎之后，在自己的神职生活里，还要把它加以提炼，甚或遇有新的客观紧要情势时，予以修正，可是不易改变。他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常以那个“神学的基础”为依据；而这个基础，就是在读神学时奠定的。也是在读神学时，他学会了这项“司铎的职业”。

  对若望．鲍思高来说，读神学的那几年时间，也是非常重要。虽然他蒙主赋有异常的资质和神恩，但他也是时代的产儿，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当时的教会和社会的影响。

 为能确实认识鲍思高神父，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知道他在修院里所学习的科目，所阅读的书籍，甚至于他所接受的神修指导，以及他所听到的训词和道理；因为这一切构成他的“意识形态”，成为他在思想和批判时所依据的基础。

  伯铎．施德拉神父，关于这个问题，曾在他所著的《天主教宗教信仰史中的鲍思高神父》一书里，用了二十页的篇幅(59—78)，作了很精辟的说明。现在就把其中最主要的几点引证在这里。

 “当时的信理学，把人世的一切都放在这样的光线下来观察：人人应向审判的天主交账，等祂发落，或得永生，或得永罚。这种观念使人养成这样的习惯：对任何事物，都评估其永远的价值，或为永赏，或为永罚。

  伦理学则对于一切事物，注意其与天主的法律和人类的自由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它也教人要把自己的行为，看作遵守天主法律应尽的义务。

  训词和道理，对修生们来说，能在那些对宗教问题特别敏感的心灵里，激起一种忧思和念虑。因为，它们讨论司铎的职位，给人们所加的艰巨的责任；它们也说明司铎在完尽其神圣的职务时，所能遭遇的极严重的危机，(世俗的、妇女的、任何令人心神分散的危机)。此外，它们也讲到至公义的天主，将极严厉地审问祂的神职人员，有关他们的一切行为。”

 在此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若望．鲍思高，受了这种道理的影响，也曾有过一个时期，过度抑制自己，走上了不大正确的神修途径。不过，这些只是一些短暂的经验；在当时那些封闭的和反对任何党派的教区修院里，许多修生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评估自己的时代

 我们认为还有一件事，为能认识鲍思高神父，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把他在那个时代所吸收的“历史观念”，找出其中的主要因素。他当时所看见的、评估的、实际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也就是历史书中所谓的“复兴”时期。只有认识了这个“历史观念”，才能了解鲍思高神父对教会日后的发展，以及对世界未来的情形，抱有怎样的看法。

  首先当时一般人，把法国的革命和拿破仑的帝制，都视作失败的事件。“那是一次可怖的革命……”，“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罪恶”，“罗纲已经破裂，我们已获得解放!”重建帝位，“只有天主亲手才能做到”。这些字句，都是在当时神长们的牧函里，和司铎们的道理中，很多次可以听到的。

  所谓的“失败”，是因为看到，起初宣布“自由、平等”的重大原则，接着却变为革命的“恐怖”生活，最后竟形成了拿破仑的专制独裁。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法国革命引用的启蒙原则，以“理性为通往真与美的唯一道路”，能给人类带来极惨重的后果。

  于是再把那不能局限于人类理性范围之内的“宗教信仰”，予以重新的评价。同时也再评估那只由天主的法律能加以限制的国王的权力，认为以他的明哲睿智，理应把那些可能造成暴乱而常在人类社会里潜伏着的革命势力，加以约束和管制。

  这些重新的评估，可能产生混淆不清的见解，导致权力集中的。  基督思想，想使君王的宝座和敬主的祭台联盟结约，却不知道“自由、平等和友爱”，原是基督宗教所重视的价值。这些就是“基督教会的保守主义”所导致的混淆思想，控制着当时的欧洲社会，直到差不多一八四八年。

  然而，在教会里，暗中还有其他的思想在流行着，如“天主教的自由主义”。它承认革命的重大原则，痛斥法国革命的暴力和拿破仑的独裁。它希望能有一种权力平衡的政体：有一位国王统治着革命人士，同时也有宪法保证自由及平等。不过，这种自由平等，人人都能享受，只有那些“下级平民”除外。

 不管是自由派也好，或是保守派也好，对“民主平等”，都怀有一种畏惧的感觉。正如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恐怖”的政策，必然会转变为一小撮人专权的暴政；他们会以“人民的名义”专政，造成极大的混乱局面。

  当时最著名的天主教自由派人士，有安道.罗思弥宜(译者按：他是一位颇有圣德的天主教司铎，曾创立了一个修会，与鲍思高神父很友善；他也是一位很有学问和声望的哲学家)和亚历山大.曼卓宜(译者按：他是意大利的一位名作家，也是一个热心的教友；他所写的名作： “订婚夫妇”，已译成中文。)

  若望．鲍思高吸收了当时“天主教保守主义”的历史观念。他持有保守的思想(纵然实际情势的具体需要，使他克服这种思想，甚或扬弃许多保守者的作风，可是他仍然持有这种思想)。

  事实上，他也不可能不如此；因为，一八三二年，教宗国瑞十六世，在“Mirari VOS”那封通谕里，早就已经声明了，“现代的自由”，不可能为天主教徒所接受。教宗说，举例来说，如果承认了良心的自由，就要把天主教的真理，与错误的伪说，等量齐观了。这封通谕，是修生们人手一份的，是他们所必须研读和思考的。

 一八三八年，神学修士若望·鲍思高受人邀请，在圣母玫瑰节那天，于阿非阿诺初次登台讲道。

  他自己这样写道：“那里的本堂神父，叫若瑟·贝拉道，是一位虔诚而博学的司铎。我要求他，把他对我所讲的道理的意见告诉我。    他回答说：“你讲的道理很好：层次分明，说话流畅，且有圣经的思想。如果你能这样下去，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讲道者。’

    ‘老百姓听得懂吗?’

    ‘懂得很少。我那个做神父的兄弟和我，还有很少几个人听懂了。’   

    ‘为什么这么容易的事，他们听不懂呢?’ 

    ‘你认为容易，老百姓却觉得很高深。稍稍提及圣经史事，用高超的理论，分析教会的历史事迹，这都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

那么神父认为我应该怎样做呢?’

‘放弃古典文学的字句和结构，可能时用方言，或用意大利语来讲；不过，要讲得很平易，大众化，平民化。此外，与其用理论，更好用事实，用比喻，用简单而切实的寓言。不过。应该常记住，老百姓不大明白道理。对他们讲信德的道理，总不会觉得足够的。’”  鲍思高神父明认，那个忠告，是他生平所听到的最可贵的忠告之一。无论是在讲道时，或是在讲解教理时，或是在著书写作时，都对他很有用。

  一个古怪的合约

  一八三八年十一月，若望．鲍恩高开始读第二年神学。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件极重大的事故，给他留下了极深刻掬悲痛印象。

  在那年暑假最后一个月，磊思·高木禄已经对自己的好友若望，说过一些古怪的话。一天，他们俩人从山冈上遥望下面一丛丛的葡萄林，高木禄曾低声对若望说过：“希望明年我能尝到更好的美酒。”

 “你说这话有什么意思?”

  磊思起初不想回答，后来才慢慢地说：“近来我很希望到天堂上去；我想不会长久活在这世界上了。”

  学年开始后，在最初几个月里，又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一天，若望和磊思两个人一起看一个圣人的行传。若望评述其事说：“如果我们俩人之中谁先去世，能把彼世的事向第二个人报告，这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磊思被这个思想所感动，就很兴奋地说：“那么让我们立定一个合约吧!谁先去世，如果天主允许的话，就来向第二个人报告，他是不是已经在天堂上。你说，这样好不好?”

  两人就此订立了这个古怪的合约。

  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早上，当修生们前往小堂的时候，磊思在走廊里，严容正色地对若望说：“我觉得不好。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若望听了这些话，并不予以重视，还取笑着说：“放心!你身体很好!昨天我们还一起步行了一个钟头。别老是想这个念头!”其实情形的确很严重。当修生们在小堂里的时候，高木禄突然昏倒了，必须由人抬往病房。他的体温立刻剧升，令人担心。三月三十一日，复活节，磊思领了临终圣体。他全身无力，病情很危急。当只有若望一人在他身旁时，他拉着若望的手，低声说：“亲爱的若望!现在已到了我们彼此应该分离的时候了。我们本来以为可以一起升神父，彼此帮助，互相劝勉；可是，天主不这样想。请你给我许下，你要为我祈祷。”

 四月二日黎明时，磊思握着若望的手，离别了尘世。当时他还不到二十二岁。

 其后四十八小时内，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是鲍思高神父亲笔记叙的。

 他这样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四月三日至四日的夜里，修生们大家都已上床。卧室里共有差不多二十个修生。我焦躁不安，深知那夜会实践那个约定。大概在十一点半的光景，开始听到从走廊里传来一个重浊的声音，好像有许多马，拖着一辆重大的车子，慢慢地来到卧室门口。它越来越响，好像打雷似的，使整个卧室也都震动起来了。

 修生们都从自己的床上跳起来，躲在舍监若瑟·费奥理道神父身边，好能互相壮胆。

 正在那个时候，就在那种好像强大而低沉的雷声中，清楚地听到了高木禄的声音，三次说道：‘鲍思高!我导得救了!’

  我所能记得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害怕。我这样害怕，以致后来生了一场重病，几乎到了坟墓的边缘。

  雷慕恩神父，自从一八八三年起，一直到一八八八年(即鲍思高神父去世的那一年)，常在都灵慈幼会母院里鲍思高神父左右，这样明认说：“斐奥理道神父曾多次对母院的长上们，讲述那次神奇的显现。”

  玉米面包和陈年美酒

  鲍思高神父所说的一场重病，是指他那次身体极度衰弱，一直延至第二学年的最初几个月，还没有完全告痊：食欲不振，夜里常失眠，不能安睡休息。这样经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医生吩咐他必须在床上绝对休息，不可起床读书工作。

 后来他却很奇妙地突然痊愈了，令人无法解释或相信。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妈妈丽达听到了这样的消息，说他病在床上已有好几天，便来探望他，给他带来了一个用玉米做的大面包和一瓶陈年的上等好酒。

 妈妈丽达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没有什么医药知识，认为衰弱只是由于营养不足这个缘故，药方也只有补充营养。在乡下农村，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名称难叫的疾病，更不知道那些精巧配制的药品。她听说自己的若望有病，就很感动。

 若望看见母亲来到，不想拒绝她带来的食品，免得令她失望难受，就拿起那个大面包，咬了一口，又啜了一下那瓶美酒，觉得味道很不错，顿时引起了他已经好久没有的食欲。于是，他继续一口一口地吃喝，不知不觉地竟把那个大面包吃光了，把那瓶美酒也喝完了。最后他就昏昏睡去，一睡就“一连睡了两天一夜”。等他醒来时，已经完全复原了。

 “想到要一生束缚自己，不禁战栗不密”

 若望完全康复之后，体力居然这样充沛，竟“想尝试一件当时很少能够成功的事，即在假期中，修毕一级的课程。为了这件事，我不向任何人透露我自己的计划，只去进见法兰骚尼总主教，求他准许我在假期中，读完第四年的各种课本；这样，可以在下一学年，即一八四0——四一年度，结束第五年的学程。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我年龄已大，已满二十四岁。”都灵的总主教法兰骚尼在恩准他的要求之前，先要调查他以前的成绩，并定出这样的条件，如果他在十一月前，能够通过一切应受的考试，并领受副执事品者，就可以越级升班，进入神学第五年。新堡的本堂神父钦渣诺负责监考。若望就在暑假的两个月里，自修第四年神学的各门科目，准备考试，结果应考及格。

 副执事品，当时是决定一个修士终身的大事。凡领受此品者，应该发终身贞洁的隆重圣愿。教会不论为了什么理由，绝不豁免这种圣愿。

 一个准备领受副执事品的修士，应该事先举行十天的避静神工，静心默想，办总告解，即检讨自己过去的一生，好能反躬自问，并请教于代表天主的听告司铎，他是否可以走那决定终身的一步，永久束缚自己，负起这项重大的责任。

 鲍思高神父回想自己当时的情形，这样写道：“我愿意继续往前走，完成我的学业；可是，想到要一生束缚自己，不禁战栗不安。”           一八四0年九月十九日，主教吩咐若望·鲍思高，对于他行将领受的圣秩，及其重大的后果，作最后的考虑。如果他决意把自己的一生永远奉献给天主，那么就向前走一步。若望·鲍思高听了这话，就在圣堂里，朝着主教向前迈进了一步。他的这个简单的行动，放弃了世俗的一切地位，决意把自己完全永远奉献给天主。

 司铎不会独自升天堂    

 一八四0年十一月，若望在基爱理的教区修院里，开始读第五年神学；这也是最后一年的神学。

 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领受了执事品。这是晋升铎品前，最后一个阶段。

  五月二十六日，若望·鲍恩高开始举行避静神工，准备领受司铎圣秩。受了神师的指导，在那几天里，细细地默想圣咏上的这些话：“上主!谁能在你的帐幕里居住?上主!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处?只有那双手洁净、内心纯正的人。”他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发现自从妈妈丽达教他恭捧小手，初次祈祷以来，仰赖天主奇妙的恩宠神佑，能保持两手洁净，不为罪恶所污染。

 他在一本日记薄上，记下了以下这些思想：“司铎不会独自升天堂，也不会独自落地狱。如果他行善，将升天堂，带着他以自己的善表所救的灵魂；如果他作恶，立坏表样，将落地狱，带着他以自己的恶表所害的灵魂。所以，我要尽我一切所能，遵守以下所定的主意。”

 接着他写下了九条善志，作为自己生活的基本规则。这些善志，大部分重复他以前穿修衣时所立的善志，并加以阐释。其中有三条，却加深了他的神修工作，成为他的“司铎生活的特殊形态”。那三条善志是：

 “严格善用时间。

 如果是为拯救人灵，那么受苦、工作，且在一切事上，常自谦自下。

  圣方济·沙雷的爱德和温良，在任何事上，都应该指导我。”

  永为司铎

  一八四一年六月五日，在都灵总主教公署的小堂里，若望·鲍思高穿着长白衣，跪伏在祭台前的地上。管风琴奏出的壮严的额咏曲调。在堂的司铎和修生们，同声呼求以下的圣者，逐一高唱他们的名字：伯铎、保禄、本笃、纳德、方济、佳琳、纳爵……

 若望面色显得有些苍白，这是因为他内心太感动了，也是因为最近几天以来，生活非常紧张而感到疲劳。他从地下站起来，跪在总主教跟前。法兰骚尼总主教把双手覆在他头上，呼求天主圣神降临，祝圣若望，使他永远成为基督的司铎。

 几分钟后，若望跟着总主教一起诵经，开始举行他第一台弥撒共祭。从此他就成为鲍思高神父。

 他在《回忆录》里，很简明地写道：“我在五伤圣方济堂，献了第一台弥撒，由若瑟·贾发束神父在旁辅导；他是我的大恩人，也是我的神师。我故乡的亲友，都在焦急地等我回去(那天是天主圣三节)。在我的故乡，好几年来，没有献过第一台弥撒了。但我宁愿在都灵那座护守天使台上，静静地奉献首祭。那天我可以把它叫做我一生最美的一天。在那台值得纪念的弥撒中，到了为生者和亡者祈祷的时候，我设法虔诚地记得我所有的老师、精神的和物质的恩人，尤其是那位为我所哀悼的贾劳束神父；我常记得他，如同一位重要的大恩人。

  据一个热诚的信仰，新司铎在奉献第一台弥撒时，无论祈求什么恩宠，上主都会赏赐给他的。我热切地求得说话的效力，好能帮助人灵。

  鲍思高神父愿意在都灵那座伟大的圣母圣殿里，在忧苦之慰圣母台上，奉献他的第二台弥撒。他举目仰视，看见那位像太阳一般光明的贵妇，就回忆起十七年前，在梦中听到她所说的话：“你要做一个谦逊、坚强和壮健的人。”

 鲍思高神父曾经努力照着这话实行，成为一个如同那个贵妇所说的那样的人。现在时候已经开始来到；他“将明了一切”。

 那周的星期四，是耶稣圣体节(当时是一个应该停工休息，进堂与祭的节日)，鲍思高神父在自己的故乡，奉献了第一台弥撒。洪亮的钟声久久不停地敲响着。圣堂里挤满了许多若望的亲友。鲍思高神父后来这样写道：“我的同乡们都很爱我，人人都因见我幸福，而感到高兴。”

  小孩子们听大人对他们说，那个司铎小时候，曾做过一个玩把戏的，便都张大着眼看他。

 成人们都清楚记得，鲍思高神父以前是自己的玩伴和同学。那些年长者，以前曾在附近各处的山冈上，看见他赤着双足，手里拿着几本书，在路上走过。

  那天晚上，妈妈丽达找到一些时间，能够同包己的若望，作个别的谈话时，就这样对他说：“你现在已是一个司铎；你要做弥撒，从今以后，你要更接近耶稣基督。不过，你要记住，开始做弥撒，就是开始受苦。这事你不会立刻觉得；可是，你渐渐自会看到，你母亲给你说的是真话。我深信你每天都会为我念经的，不管我还活着也好，或是已经死去也好；这为我已经够了。从今以后，你要专心救人灵魂，一点也不必来惦念我。”

若望，鲍思高既已升了神父，现在他要做些什么工作呢?他聪明能干，很想开始担任司铎的工作；可是，他很穷。有人给他提供了三件职务。有一个住在热那亚的贵族，想请他去当家庭教师。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富贵人家，不喜欢把自己的子弟送往公立学校里去读书，却更愿意聘请一位家庭教师，在自己的家里，担任教育和授课的工作。他们差不多常常聘请一位做事认真，又肯尽责的司铎，为这样的家庭教师。那个住在热那亚的贵族，托人向鲍思高神父提出聘请他为家庭教师的意愿，并向他说明，年薪为一千块里拉(这在那个时代，实在是很好的待遇)。

 在他故乡的村民，要求他接受莫里亚道副本堂的缺位；他们也向他保证，自愿给他提供比寻常一般的薪俸更高两倍的薪俸。新堡的本堂神父钦渣诺，也想请他去当副本堂，而且还答应愿意给他一份优厚的薪资。

  可奇的是，大家都对鲍思高神父提出了金钱的问题，好像晋升了铎品，就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可以谋利生财了。只有妈妈丽达，虽然生活拮据，常须精计细算，量入为出，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却对自己的若望司铎说：“要是你将来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我就永远不会跨进你的家门。”

 鲍思高神父为了选择自己的职务，能作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决定，便到都灵去见贾发束神父，请求他的意见：“我应该做什么?”“你不要接受什么职务。到司铎培养院里来吧!在这里，你可以完成你的司铎训练工作。”

  贾发束神父的确具有远大的眼光。他知道，鲍思高神父将来要做的工作，无论是关于本性方面的，或是关于精神方面的，都不是一个家庭，或一个乡镇所能局限的。至于都灵，究竟是比哀蒙省最大的都会。这里有新的市区。产生了新的问题，形成了新的时代。鲍思高神父尽可在此一显他的身手。贾发束神父所应该做的，只有留神地监视他，予以约制，免得他工作过度疲劳，因而伤害了自己的健康。

 初次发现郊区的惨况

 都灵的司铎培养院，就在五伤圣方济堂附近，原是一座修会的会院。神学博士磊思挂拉神父(Teol09。Luigi Guala)，就在这个地方，开办了这所司铎培养院，由贾发束神父辅助着，栽培数十名年轻神父，使他们成为“适应时代和当前社会的司铎。

 受训期限为两年(鲍思高神父却例外，延长为三年)。院内的年轻神父们，每天听两次专题演讲：一次在上午，由挂拉神父主讲；一次在下午，由贾发束神父主讲。这是他们的主要科目。其余的时间，他们分别前往都灵市内各地，如：医院、监狱、慈善机构、公寓大厦、平民住宅、以及顶楼小室等，执行圣职工作，或在圣堂里讲道，或给儿童们解释要理，探访病人，照顾老人。

 他们听的专题演讲，并非讨论神学的各种学说，而是给那些年轻神父提供实际的神职生活经验，使他们知道，怎样去应付都市内人类的社会生活。如以我们今天的情形来说，就是派遣他们出去面对目前的社会和教会的种种实际情形，加以分析，然后设法找出适当的牧灵方法。鲍思高神父只用一句话，把这一切都表达出来了：“学习善尽司铎的职责。”

 贾发束神父，身材矮小，体型瘦削，在肉体上有不少缺点，却勤劳不息，从事许多活动：教书、讲道、听告解、探监犯。

 从一八四一年起，贾发束神父做了鲍思高神父的“指导神师”。这就是说：鲍思高神父在他跟前辨告解，在作一个重大决定之前，先征求他的意见，也向他陈述自己的生活计划，接受他的指导。

 直到那个时候，鲍思高神父只知道乡下农村间的贫困情形，却不知道都市里郊区的悲惨景况。贾发束神父对他说：“你去看看吧!”

 继鲍思高神父之后，担任慈幼会总会长要职的弥格·卢华神父作证说：“就从那最初的几个星期，鲍思高神父前往都灵市内各地，为能认识市内青年的道德情形，好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他观察之后，大为震惊。大都市的郊区，是酝酿暴乱，造成罪恶的渊薮。无数的青年们，在马路上游荡，没有工作，犯罪腐化，沉沦堕落，可能干出许多暴行，犯下无数罪恶。

 卢华神父继续作证说：“他遇见了各种年龄的儿童，人数很多，在马路、广场，尤其是在市郊一带，游荡嬉戏，吵闹打斗，毒言咒骂，甚至于干出更坏的恶事。”   

 雇用童工

 都灵城内，除了一般的市场之外，也有“一个真正的市场——雇用童工”。

 雷慕恩神父写道：“在宫城门附近地区，蚁集着各种小贩：有卖火柴的、有擦鞋的、有扫烟囱的、有管理畜舍的、有散发传单的、有替摊贩服务的，全部都是穷苦的孩子，过一天就算一天。”

 鲍思高神父自己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首先所遇见的孩子们，“是一些凿石头的、做各种泥水工的、铺石块的，以及其他种种的童工，都来自远地他乡。”

  那些都是家境贫困，往往失业，无法生活，寻找任何工作，只求仅能生活的青少年。他们都是那些离开乡村，走进城市，群居于市郊地区的移民所产的首批“成果”；而那些市郊地区，也就成为环绕各大都市的所谓“黑暗地带”。

  鲍思高神父看见那些孩子们，爬在建筑中的构架上，或在各店铺里当小厮，或在大街小巷里打扫烟囱；有时他也看见他们蹲在路边地下赌博，脸上显着冷酷无情的面貌，好像是在说，不管怎样，总得找出一条路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要是鲍思高神父想去接近他们的话，他们就会猜疑地离去，显出不信任的样子，甚或表示轻蔑的态度。他们不像在碧基的那些乡下孩子，他们不要听讲故事，也不愿意看玩把戏。他们真像鲍思高神父在梦中所见的“野狼”。不过，他们眼中所流露的，与其说是凶狠残暴，更好说是恐惧胆怯的眼光。

 工业革命

 在都灵市内街道上游荡的那些孩子们，就是那个已在开始震撼整个世界的巨变——“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恶果。

 一七八九年，詹姆士．瓦特，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发明了蒸气机，利用蒸气的力量，来推动机器。一架瓦特的蒸气机(一百匹马力)，可以敌得八百八十人所产生的力能。采用这种蒸气机，一家纺织厂所纺的纱，相等于二十万人所能纺的总数量。为了操作纺纱机，只要有七百五十名工人，集合在几座巨大的厂房里，就足以应付裕如了。

  于是开始有了“工厂”和“工人”，也叫做“无产阶级”。以前的人，分为农民、商人和工匠。在工匠(即那些使用自己的工具，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之间，也有用自己的双手，从事纺绵纱或毛线的工人。

  采用机器之后，工厂的产量大增，忽然之间，降低了纺织品的价格，而大大地扩展了销售的市场。同时也剧增了钢铁的使用，以制造各类机器和铁路，以及煤矿的开采，以推动全部的蒸气机和提炼钢铁之用。

 与这同时，也大量制造铁路、汽船、以及其他交通工具。

 在那些年里，由于发明新药，提高卫生常识，连续克服了各种杀人的传染病，如：瘟疫和天花，所以欧洲的人口迅速增加，自一八00年的一亿八千万，增至一八五0年的两亿六千万。

  工厂的大量开设(即“工业发达”)，造成了工匠的危机。无数的人，像排山倒海似的从农村冲进了城市，来寻找工作。工厂于是具有一定的面目：许许多多的工人，听受一个厂长的指使，完成同样的工作。

  这样，在英国，成立了产煤的、产铁的，以及制造纺织品等城市。这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它在英国诞生，很快就传到了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美国。

  根据嘉禄·齐博拉所著的《政经社会思想史》,工业革命是人类史上两大基本改变之一。

 人类社会极大的进步

 工业革命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门，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能源：煤、石油、炸药、电力、原子能。“在瓦特发明之后，接着又有一连串其他类似的发明”，使人类能够利用新的力能来生产，也能用它来进行破坏。

 工业生产的成果，那么庞大丰富，完全出乎人类意料之外，以致可以说，到了一八五。年代，过去的时代不仅是过去了，而且也死去了。

 世界的人口激增，似乎到了爆炸的程度：在一七五0年代，全世界只有七亿五千万人；到了一八五0年代，已经增加到了十亿二千万；到了本世纪的五十年代，竟然高达二十五亿之多。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繁荣，是旷古未有的。“在一个未曾工业化的国家里，一半的利润都消耗在粮食上。至于在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绝无饥饿现象，粮食只占全部利润的四分之一。”

  在人类的习惯、思想、信念、教育、家庭生活簿等方面，都有急剧彻底的改变。新生的一代，要面对许多极大的课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人口无限制的增加，武器越来越惊人，传统被破坏了，社会被污染了，老年的人们被遗弃了。

  虽然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数可怕的问题，却也“克服了自然界的许多困难，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也把数千年约束着人类的桎梏解除了。”

 人类付出惊人的代价

 这种快速的重大进步，却迫使人类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尤其是在最初的一百年里。“少数豪富的人，强使无数的劳工陷于真正的奴隶生活之中。”(教宗良十三世劳工通谕中语)

 人类到了这个新时代，有一个极大的“黑点”——劳工问题。在工业发达的城市里，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他们除了一双手和自己的子女以外，别无所有。他们的处境，实在令人震惊。

  在一八五。年代(根据Doll6ans和Villerm6两人的统计)，英

国一半的人口，都已经集中在各大都市里。工人们大多数都住在地下室里，全家数口都局居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空气不流通，光线不充足，由于潮湿而室内秽气触鼻。在工厂里，毫无卫生设备，除了厂长所定的章程之外，别无其他的规则。

 工资极低，绝对不足以维持生活，使工人们常在饥饿中挣扎。他们经常所吃的，是一些在水中煮熟的野菜。家庭分裂、酗酒成习、娼妓盛行、罪犯剧增，都成为人口密集地区所常见的怪现象。此外，由于特殊的劳动，以及工作的环境，造成了各种新的疾病，如肺痨，或因吸入过多的矽土而引起的肺病等。

  在工厂里工作的，不仅是有成年的男工和女工，也有年幼的童工。可怜的那些孩子，过着非人的生活。疲倦、力乏(由于工作时，必须常站着，不得坐下)、瞌睡，屡次造成工作上的意外伤亡。那些不幸的孩子，往往早年就夭折了。

  玛嘉烈沙·拉司基写道：“数以百计的儿童，挤在车厢里，运到英国西北部的兰开郡的纺织厂里。其中有不少孩子，才刚会走路。他们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纺织是由机器完成。看管一架纺织机，并不需要一成人，只要一个小孩就可以了。他们在那些昏暗的工厂里，过着疲劳不堪的生活。每天从清早，一直工作到黄昏，只在中午吃一顿饭。不久，疾病就像一把镰刀，腰斩了那些年幼的童工。”

 约在一八五。年代，法国、比利时、德国的劳工。也与英国的劳工，生活在同样的情形下。一个劳工的家庭，很难能够维持生活。他们连一个法郎去看医生吃药的钱也没有。根据一个统计，在法国的南次，一百个儿童之中，五十五个不到五岁就夭殇了。一个工人的平均年龄，在一八三0至一八四0年代，只有十七岁至十九岁而已。

  在法国里昂和巴黎二地的工人起来暴动，高呼：“或者工作而生，或者奋斗而死”这口号的，都是一些十七八岁的青年；可是，他们却被炮火驱散了。

 工业革命在意大利也杀害了无数儿童

 在意大利，由于缺乏资本和原料，工业革命的浪潮来得较晚。最初的纺织厂，是在当时属于奥国的领土伦巴底和威尼多(Lom—bard0—ven日o)。一八四六年，第一座纺织工厂才在米兰开设。意大利的工业发展得也相当缓慢。

 罗道福·莫兰道，关于伦巴底各地纺织厂里的生活情形，这样写道：“在巨型的丝织厂里，约有一二百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童工。他们所做的工作，是那么机械化，以致使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很快就变成愚笨的傻子。工作时长，每天为十三小时，夏天延长到十五或十六小时。在那些用水力推动的纺织厂里，有时工作时间连续不断；因此，也有孩子们整夜工作的。由于厂里地方潮湿，不合卫生，工人很早就要起身，工作时又要长时间保持不适的姿态，所以根据当地医生的报告，很多次工人们患有分泌腺硬化、淋巴腺结核、软骨病和肿瘤等疾病。在伦巴底有一万五千余名儿童，就这样枉然断送了他们的青春。

  一八四一年，在都灵开始感到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影响。麦和丝的税收显著地减少；这迫使各家厂长，提高物产的品质，以应付价格的低落。

  一八三九年，国王嘉禄，阿培笃批准建设都灵至热那亚的铁路，并重新研究开凿波河至热那亚的运河。”一八四一年，梅达伊提出他开凿弗雷育士)铁路隧道的计划。次年，“农业会”成立；国王并将他自己在卜伦卓的田地，供作实验的场所，以研究更优良种植的新方法。

  都灵城市发展得很快。从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八年，十年之中，市民由十一万七千人，增加到了十三万七千人，增加率为百分之十七。房屋建筑也有极大的进展。在那十年里，建造了七百座新房屋，迁入了七千家住户。由外地搬来的移民，不断地增加。到了一八四九年和一八五。年代，都灵整个城市里的移民，据说已有五万人。甚或十万人之多。

  那些移民，都是一些贫苦的家庭，或独身的青少年。他们来自赛西亚谷、冷照谷、蒙弗辣道、伦巴底。

  鲍思高神父，在建筑工地上，看见“有些八岁至十二岁的孩子，远离自己的家乡，在那里做泥水小工，整天在那些很不安全的构架上。受风吹日晒，担着灰泥或砖块，在陡峭难行、临时搭建的梯子上，不停地升降上落。他们根本得不到什么教育，只受到责骂或毒打。”

  那些工人，到了晚上，“走上顶楼小室”。这里便是他们的家，是他们微薄的工资所租得起的住所。，鲍思高神父会亲自到那里去观察，发现那些都是“又低又小、简陋脏乱的屋子，同时作为全家人的卧室、厨房；甚至于有时也当作工场。”

  结论

  成群结队青少年，在都灵市内游荡；尤其是在星期日上，大街小巷，波河沿岸，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他们呆呆地观望那些“搽着香水、穿着漂亮的衣服，轻松愉快地走过”的人，丝毫不理他们那种贫穷堪怜的情况。

 鲍思高神父立刻下结论说，这些孩子需要教育，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使他们能有一个更光明而安全的前途。他们更需要能够过他们自己的快乐童年，做一个实在的孩子；就是希望能够在青绿空旷的地方，任意跳跃奔跑，欢呼高唱，而不是在那些昏暗的工厂里，或肮脏的街道旁，消磨自己的青春。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能够与他们的在天大父相会，认识祂、爱慕祂、与祂恳谈，把自己的喜乐忧苦，完全向祂倾诉。

  然而，并不是只有鲍思高神父，也不是他第一个作了这样的结论。当时就是连国王嘉禄·阿培笃，也深深地感到，辅助平民大众，教育贫苦儿童，是一些刻不容缓的要事。

 国王担心的，是另一种已在酝酿中的革命，即政治的革命。后来它果然在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四八年间爆发了，震撼了整个意大利，也就是所谓的“复兴运动”。

 当时有两派敌对的思想，即绝对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在激烈争论这个问题。国王阿培笃，曾向前任国王嘉禄·斐理则誓言过，至死要维护保守派的主张。可是，自由主义者却日益施加压力，要求制订宪法，统一整个意大利。

 国王阿培笃一方面留神注意奥地利的动静(当时奥国竭力反对与自由主义派进行任何妥协的行动)，同时很审慎地从绝对保守的作风，逐渐转往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派的主张。他与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秘密地进行连络。他这样长期审慎而明智的行动，使他成为初期复兴运动的首要人物。

  不过，他也同样非常关心国内的社会情况，竭力支持并辅助一切的慈善救济和平民教育等工作。

  当时的神职人员和政治人员，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也分为两大阵容：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不过，对于济助平民大众物质的和精神的贫困，却能彼此团结，意见一致。

  在那个时代，都灵城内开设了不少平民学校，专为教育工人子弟。一八四五年，成立了两所工业学校，一所是教机械的，一所是教实用化学的。一八四六年，嘉禄·纳爵‘朱理奥写道：“有七百名工人到基督兄弟会所办的夜校里去上学。”鲍思高神父正密切地注意着贫苦青年的问题。贾发束神父知道他的计划，决意鼓励他悉力以赴，以期彻底实行。

都灵市民称贾发束神父为“绞刑架的神父”；因为他经常到监狱去探访监犯；如有人被判处死刑的(当时例行的是绞刑)，他就登上解送死囚的囚车，在旁安慰他，一直陪他到法场的刑架之下。当时都灵一共有四个监狱：一个是在宫城门附近的堡垒里。一个是在圣道明路，一个是在殉道圣人堂附近，一个是在参议院的地下。

  一天，贾发柬神父按例去探监时，也请鲍思高神父同他一起去。

  鲍思高神父走进监狱的大门，看见那些昏暗的走道，潮湿的黑墙，又见那些监犯忧愁苍白的脸孔，内心深受感动。他觉得恶心。几乎有窒息的感觉。

  不过，最令他痛心的，就是看见在那些被关在铁窗后面的监犯，也有不少青年儿童。“目睹成群的孩子，年龄自十二岁至十八岁，身体健康，心智聪明，却在监狱里关着，终日无所事事，被虫豸所咬噬，缺乏精神的和物质的食粮，使我怵目惊心。”

 后来他仍然跟着贾发束神父去探访监犯，有时他也独自一人前去探监。他设法不仅是对他们“讲解要理”(有狱卒在旁监视)，也与他们作个别的谈话。起初那些狱犯表示很不友善的态度。鲍思高神父只有忍气吞声，尽量忍受。不过，后来他们显得不那么猜忌；因此，他就能和他们亲善地谈话。

 这样，他才逐渐发现了他们以前的生活，以及犯法的经过，也知道他们怀有很深的自卑感，和忿恨不平的心理；这些心情使他们有时变得那么凶恶。他们所犯的“罪行”，最普通而常见的，就是偷盗。他们迫于饥饿，企图在很少的工资之外，得到一些别的东西；有时也由于他们嫉妒那些剥削他们的劳动力，却听让他们在贫寒饥饿中挣扎的富有者。

  社会却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知道把他们关进监狱里。

  他们吃的是黑面包和清水。他们被迫着听那些狱卒的指使。那些狱卒常提心吊胆地戒备着；只要一有藉口，就毒打他们。

  他们被一起关在一间大狱室里，那些最坏的家伙，就成为那里的恶霸。

  鲍思高神父写道：“当我发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出狱时立下改过迁善的坚志，但不久却又被逮捕，重新走近那不过数天前才出去的受刑之地的时候，我是多么震惊!”

  鲍思高神父想找出其中的理由，接着他又写道：“我发觉，好些个犯人之所以重陷囹圄，因为无人照料，完全被人遗弃之故。”他们之被人遗弃，无家可归，甚至于也被他们自己的亲人所拒绝，这是因为一次入狱，终身除不掉这个可耻的记号。

 鲍思高神父于是作结论说：“我心里自忖着：如果这些孩子，在外面有一个友善的人照顾他们，帮助他们，在庆节日子上，教他们圣教要理，谁知道他们就不会堕落，或者至少就可以减少那些重入监狱的人数呢?”

 鲍思高神父一天一天耐心地工作，终于能与几个青年狱犯结下了友谊。他隔着铁窗，给他们讲解要理时，他们也更乐意听他讲。他写道：“我渐渐使他们觉得人性的尊严，使他们心里感到一种快慰，决意要改过自新。”

 然而，他再去探监时，很多次发现一切工作都已被破坏了：那些脸孔又显得狰狞可怕，那些青年又在毒言咒骂。鲍思高神父并不能常克服灰心绝望的心理。有一天，他一时犹豫，心神无主，不禁放声痛哭起来。

  有人问：“那个神父为什么哭?”

  “因为他爱我们。要是我母亲看见我在这种地方，她也会痛哭的。”

  本堂司铎犹豫不决

  鲍思高神父探监后，出来时，立定了这个坚固的主意：“必须尽力防止这样年幼的孩子，走进监狱里去。我要设法拯救他们。”他这样写道：“我把这个思想向贾发束神父披露了。得到了他的忠告和指示之后，我就开始研究实行这事的方法。”

 在都灵还有其他的司铎，也在设法解决这个青年的问题；不过，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途径。

  都灵当时一共有十六个本堂区：其中十四个在城内，两个在市郊。本堂司铎们也都感到这个青年问题；可是，他们却在圣堂和祭衣房里，等待青年们前来，在晚上、星期日及封斋期间，听讲圣教道理。那些本堂司铎们怀念着过去的“美好时日”；那时每一个从外地来的孩子，都备有一封他原来的本堂神父所写的介绍信；来见本堂神父时，随身也带来这封介绍信。但是，他们不知道，在移民像潮水般涌来时，这种手续早已不为人们遵守，而那些“美好时日”，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所以，必须寻求新的方法，发现新的途径。那些负责主持丧礼和付洗的副本堂神父，应该从事新的使徒工作，前往各家商店、工厂、市场等地，去拯救那些青年们的灵魂。

  在意大利的米兰市，早已感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对于青年问题，也早已设法应付。当时已有一些机构，即“青年中心”，先后在各地成立，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一八五。年米兰教区的年鉴里，已经载有十五个青年中心，其中有的已有十年的历史。

  在勃雷夏，磊思·巴福宜神父，早在一八。九年，已经开设了他的青年中心，专为那些“贫穷、粗鲁、被人轻视的”孩子。

  在都灵，这个青年问题，仍然久久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的办法。各位本堂司铎，都踟蹰不前，犹豫不决。甚至在一八四六年，都灵的本堂司铎们，前往米兰参观了各种教育青年的机构之后，还作出了以下这样的结论：“都灵市的各位本堂司铎们，开会讨论，是否适宜开办青年中心。经过审慎考虑正负各方面的理由之后，鉴于各位本堂司铎，在各自的本堂里，无法找出一个适当的时间，决定在尚未采取决策之前，鼓励若望·鲍思高神父，继续主持他的青年中心。”

  当都灵的各位本堂司铎犹豫不决的时候，有几位年轻的神父，却采取了行动。

 柯基神父的尝试

 第一个采取行动的，是柯基神父。他是一个年轻活跃的神父，来自特鲁恩脱，一八三六年晋铎；当时若望·鲍思高正在教区修院里读第一年哲学。

  一八四一年，柯基神父在都灵的万基理阿区，一个很贫穷而恶名昭彰的叫做莫思基诺的地方，开设了都灵的第一座青年中心(他在一八四。年，已经尝试过一次)，奉护守天使为主保。那地方靠近波河，属于圣母领报堂的本堂区。柯基是一个思想独特，感觉灵敏的神父，颇有创造力，却不常有恒心，缺乏实行的远见，他怀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对于总主教和教宗的政治观念，抱反击的态度。因此，虽然他的爱德工作，唤醒了不少神职人员的美梦，却也使人怀疑他的行动。

  一八四九年至一九五。年，他是“救济贫苦无告青年的爱德会”发起人之一；后来他又开设“工艺生学校”，成立“圣玛定青年中心”，创办蒙哥谷的“农场”等，都是为教育贫苦青年和平民子弟的。除了柯基神父之外，还有其他的司铎，同他一起从事对青年的牧灵工作。他们都是一些没有本堂事务的司铎。其中许多以前是在司铎培养院里的，或是仍在那里受训的司铎，大家都抱着同样的宗旨，由爱德维系着，进行教育青年的工作，以求取实际的经验。

 鲍思高神父自己也这样写道：“贾发束神父一连好几年，在暑期中，每逢星期日，亲自在五伤圣方济堂的祭衣房里，给一些做泥水工的孩子们，讲解圣教要理；后来他由于工作太忙，不得不停止他所十分心爱的这件工作。”

  鲍思高神父本人，如同我们在前面所已经讲过的，刚进了司铎培养院，就开始了这种工作。虽然他遭到了不少人的敌视和猜疑，却也遇见了那些对他很亲善的孩子。“我刚进了圣方济司铎培养院，就有一群孩子，在市内的道路上和广场上跟随我，甚至于也到院内的祭衣房里来找我。”

  贾发束神父本来想叫鲍思高神父代他继续给那些做泥水工的孩子们讲解要理，可是鲍思高神父由于在监狱里所得的经验，计划进行一些更有绩效的工作。

  他曾对贾发束神父禀明过，他想成立一个中心，使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可靠的朋友，使那些由监狱里出来的青年，知道在那里可以获得援助和支持。这样的一个中心，并不附属于一个本堂区，却由他个人来主持。它不仅是在星期日上，给孩子们讲解要理，而且在平日也继续工作，与孩子们取得连系，照料他们，帮助他们，到他们工作的地方去探访他们，成为他们最忠实的朋友。

  一遍圣母经开始了伟业

  上述那个计划(差不多已经包含着鲍思高神父青年中心的全部创见)，就在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怯生生地开始实行了。当时鲍思高神父进了司铎培养院只有三十五天。在同一年里，柯基神父在都灵创立了他的第一所青年中心。

  鲍思高神父，用他简洁晓畅的书法，叙述当时的情形说：“圣母始胎无玷节日，我正在穿祭衣，准备去献弥撒圣祭。管理祭衣房的修士若瑟·高木底)，看见在一角有一个青年，叫他来辅我的弥撒。

 他很害怕地答道：‘我不会。’

 高木底又说：快来!我要你辅弥撒。’

 那个孩子再次回答说：‘我不会，我从来没有辅过弥撒。’

 管理祭衣房的修士就很生气地说：‘畜牲!你既然不会辅弥撒，那你到祭衣房里来干什么?’说着拿起一根鸡毛帚，往那个孩子的头上或背上乱打。那个孩子急忙地逃避。

  我高声叫道：‘喂!你于什么?为什么这样打他?他做了什么?’

  ‘他既然不会辅弥撒，为什么到这祭衣房里来?’‘可是，你做得不对。’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他是我的朋友。你马上去叫他来；我有事要跟他谈。’

  那个孩子很羞怯地回来：他头发剃光，上衣沾有石灰。原来他是一个从外地来的孩子。也许他家里的人曾对他说过：‘你到了都灵，要去望弥撒。’他来了，却不敢到圣堂里去；因为那里的人都衣履整洁。他想就在祭衣房里望一台弥撒，如同乡下有很多的农民，也都是这样做的。

    我和善地问他说：‘你已经望了弥撒没有?’他回答说：‘没有。’

    ‘那么你就来望弥撒吧!弥撒后，我想跟你谈谈一件使你高兴的事。’

  他答应了我。我的用意是想略略安慰那个可怜的孩子，免得他对那些管理祭衣房的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献完了弥撒圣祭，又念了应念的感谢经，便带那个孩子到了祭台旁的一间小室里。我满显着笑容，安慰了他的几句，叫他不用再害怕，就开始这样问他：‘我的好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禄茂·夏来理。’‘你是什么地方人?’‘亚斯底人。’

  ‘你父亲在吗?’

  ‘不，我父亲早已死了。’

‘你母亲呢?’

  ‘我母亲也死了。’

‘你今年几岁?’

‘十六岁。’

   ‘你会读和写吗?’

‘一点儿也不会。’

‘你初领圣体了吗?’

‘还没有。’

  ‘你曾办过告解吗?’ 

‘是的，不过那时我还很小。’

    ‘你去学道理吗?’

‘我不敢。’

   ‘为什么?’

  ‘因为那些年纪比我小的同学，知道要理；我这么大，却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害臊上那些班级里去。’

  ‘如果我另外教你要理，你愿不愿意听?’

‘很愿意。’

 ‘你愿意到这间屋子里来吗?’

 ‘我很愿意来，只要别人不打我。’

 ‘放心!没有人再会虐待你的。而且从此你是我的朋友，有事来找我，谁也不得干涉你。那么你想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要理课呢?’

  ‘随你便。’

    “今晚?”

‘好。’

‘现在立刻开始，好不好?’

    ‘也好。很好!”

  鲍思高神父就跪下，念了一遍圣母经。四十年后，他将对自己的慈幼会士们说：“一总来自天上的降福，都是那虔敬而诚意地念的第一遍圣母经的后果。”

  念完了圣母经，鲍思高神父画十字圣号，准备开始讲解要理，却发现禄茂并没有画十字圣号，只作了一个像是画十字圣号的手势。于是，鲍思高神父很和善地教他好好地画十字圣号。接着又用本地方言(两人都是亚斯底人!)，给他解释：“禄茂!我希望你下星期日再来。”   

  “很好!”

  “不过，你不要只你一个人来，要带你的朋友来。

  禄茂.夏来理，这个来自亚斯底的泥水小工，就做了鲍思高神父的第一个使者，去向他工作地方的那些青年工人传报消息。他说自己遇见了一个很和善可亲的神父，“也会吹口哨”，又说那个神父也请他们去见他。

  三天后，正是星期日，祭衣房里进来了九个孩子。他们不是“到五伤圣方济堂里来听弥撒的”，他们是“来找鲍思高神父的”。这样，就诞生了慈幼会的第一所青年中心。

  “立刻”是一个紧急的口令

  鲍思高神父与夏来理那次谈话中，说了“立刻”这个字。听来这个字，好像其他的字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其实却是一粒种子，含有极大的生命力：把它种在泥土里，就会长出一株新的植物来。

 当时(一八四一年)“立刻”这个字，是都灵城内一些司铎们的

一个紧急的口令。由于他们还不知道怎样应付新近才发生的工业革命，同时又找不到现成的策略和计划，那些司铎们便用出他们所有的力量，“立刻”就为贫苦的青年和穷困的家庭，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不过，“立刻”这个字，尤其是对鲍思高神父及其慈幼会士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H令；他们在穷人们中间，将显有“急救者”的特征。

  本书以后还要讨论有关鲍思高神父与社会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想说的，就是鲍思高神父之创办他的事业，是迫于具体的刻不容缓的紧急需要，才发起他的工作的。

 “立刻就做一些工作”；因为当时那些贫苦的青年，不能等人策划一个详细的方案，来改变当前的经济现况。乒当然，只有“立刻”这一个字，还是不够的。有人也许会说：“如果你遇见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与其给他一条鱼吃，不如教他怎样去捕鱼。”可是，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你遇见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立刻就给他一条鱼吃吧!好让他有时间来学捕鱼。”只有“立刻”这一个字，马上急救，固然不够，可是，“策划方案，以便改变将来的社会面貌”，也是不够的；因为那些快要饿死的人，无法等待将来的时日啊!

 鲍思高神父及其慈幼会士，集中他们的力量在“立刻”这个字上，尽力从事急救的工作。他们要教贫苦的儿童读要理，给他们饭吃，教他们学手艺，使他们能自立谋生，获得较好的工作待遇。等其他的天主教徒，去与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无政府党人等周旋、竞争、奋斗，策划周密的方案，去改造那个主张自由主义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只会戴上伪善的假面具，不干涉劳资的纠纷；换句话说，听让强者使用暴力，而弱者受其无情的压迫。

在圣方济堂的讲道台上，有一位年轻的司铎，正在滔滔不绝地讲道。在旁边一座祭台的栏杆的石级上，坐着几个做泥水工的青年。彼此紧靠着肩背，在那里瞌睡。

  鲍思高神父在圣堂里走过，轻拍第一个孩子的背部。大家都惊醒过来，觉得羞惭不安。

  鲍思高神父却微笑着低声问道：“为什么你们在这里睡觉?”那个年纪最大的叽咕着说：“神父讲的道理，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在他旁边的一个孩子，加上一句话：“那位神父不是在对我们讲道理。”  

  “你们跟我来吧!”鲍思高神父就蹑手蹑脚的带他们到了祭衣房里。

  数十年后，鲍思高神父激动地对他的首批慈幼会士们说：“他们就是嘉禄．蒲切底、若望·贾理博地和翟曼诺。当初他们只是几个做泥水的童工，现在却都做了建筑工头。”那些来自伦巴底的泥水童工，后来三四十年之久，经常在鲍思高神父身边，为华道角慈幼会母院里人所其知的人物。

 禄茂．夏来理和他的朋友，也都来到了祭衣房里。孩子们的人数增多了。鲍思高神父教他们念经，专为他们讲了一遍道理：讲得很有生气，用对话的方式，而且还讲了几个有趣的故事。接着孩子们到圣堂里去，参与鲍思高神父所献的弥撒。

上午时间还长，听完了弥撒，吃过了早点，孩子们都想玩。最初就在司铎培养院里的空地上奔跳一下，只是不能畅情地玩——一见有一位神父走过，就得立即中止他们的游戏。

  不过，挂拉神父和贾发束神父很了解孩子们的需要，便许鲍思高神父的那些小朋友们，在星期日上，可以在司铎培养院内的空地上游戏。这个准许，三年之久，他们从未把它收回，虽然起初只有十来个孩子，后来却竟然增至八十余人。

  这就等于每星期日，必须牺牲清静的生活和饭后的午睡。八十多个孩子，在窗前奔跑喊叫，第一次听来，也许清脆悦耳，新鲜有趣；可是，到了第十次，任何人的神经都会觉得受不了。

  不仅是圣像，也要有面包

  鲍思高神父也明白，不能过分骚扰别人；所以，如果见气候适宜，星期日下午，就带孩子们到附近的山冈上，河流边去远足，或到某座圣母堂去朝圣。

 那年冬天，他的计划是只收那些“最有危险的，尤其是初出监狱的”青年。但是，鲍思高神父一生从未拒绝过一个自愿来接近他的孩子。所以，在他身边，很快就形成了一大群孩子；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凿石的、做泥水工的、铺石块的童工，来自远地的青年”，由于种种缘故，在寒冬工作停顿的几个月里(十二月至三月)，不能回到自己家乡去的孩子。

  挂拉神父和贾发束神父，竭力鼓励培养院里的司铎们，要像鲍思高神父那样，尽量求取牧灵的经验。他们就来帮助孩子们告解，也来同他们闲谈，有时也尽力救济他们。

  卡雨巴诺神父和庞德神父，比鲍思高神父小六岁，不久也将收集那些来自达奥斯大-谷的扫烟囱孩子。

  鲍思高神父似乎有些为难，这样写道：“司铎们很乐意送给我圣像、单子、小书、小十字架等，以便分赠给孩子们。”可是，那些童工和刚出狱的孩子们所需要的，远比圣像和圣牌更紧急的东西。鲍思高神父也对他们说明了。于是他们“帮助我，使我能给那些最需要救济的孩子，有一些衣服穿，又使有些孩子几个星期能有东西吃，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   

  鲍思高神父在平日常做的事，就是替失业的青年找一份工作；给那些已有事做的，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平日当他们正在工作的时候，我到各工厂或建筑工地去访问他们。我这样的访问，对他们来说，是一大安慰，因为他们看到，有一个友人关怀他们；对那些雇用他们的主人来说，他们也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很愿意自己能有这样的青少年，做自己的属下：平日有人照顾他们，尤其是在庆节假期。”

 至于那些刚出狱的青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鲍思高神父尽量设法，“把他们逐一安置在诚实的主人那里工作”。他也多次“在平日去访问他们”。结果情形相当良好：“他们过着正当的生活，忘却过去的事，成为善良的教徒，忠实的公民。”

  每逢星期六，鲍思高神父仍到监狱里去探访监犯，继续他最困难的使徒工作：“我到监狱里去探访监犯，袋里满盛着烟草、或水果、或面包，常是为了照顾那些不幸而身陷囹圄的青少年，设法帮助他们，得到他们的友情，好使他们幸而出狱时，到青年中心里来。初次献唱。”

  一八四二年二月二日，圣母取洁节日(当时是应该停工与祭的日子)。鲍思高神父已经教二十五个青少年学习了唱歌。他自己这样写道：“要是没有音乐的话，那么我们在庆节日上，这样聚首集合，就好比一个没有灵魂的团体。”

 那些孩子们在郊外山冈上高唱时，大声叫喊，把嗓音也几乎喊哑了；可是，他们接受鲍思高神父的耐心指导，就学会了用柔和的声音，唱一首圣母歌：“请赞美，玛利亚!”

 圣母取洁节那天，在弥撒中，圣堂里的教友们，都惊讶出神地观望那二十五个“小太保”，唱得那么好听，那么讨人喜欢。

 那首短短的圣母歌，日后将由慈幼会的一个青年中心，转到另一个青年中心，由一所学校，传到另一所学校。时至今日(一九八0年)，也可以听到在中国慈幼会主持的本堂和学校里，教友和学生们，同声齐唱这首简单而动人的圣母歌。

  同年的三月九El，就在鲍思高神父那些孩子极平凡的献唱之后只不过三十三天，在米兰举世闻名的施卡拉剧院里，意大利著名音乐家威尔，初次演唱了他所编制的名歌剧“拿步高”，其中一首“缥渺幽思”，竟疯迷了整个欧洲。想起前后这两件事，不禁令人心头微笑。

  从卡朗诺来的幼童   

  严冬已逝，阳春重回，那些在冬季回到自己故乡去的泥水小工，现在又回到了都灵市内。鲍思高神父的孩子们，人数每星期都在增加。

  卡朗诺·基林该禄，是米兰省的一个小镇。嘉禄·蒲切底便是那里的人。这次他回来时，也带来了只有十岁的小弟弟若瑟·蒲切底。这个小孩子很喜欢鲍思高神父，常跟在他身边，好像一只小狗。以后他将永远不会离开他。

  从一八四二年的春天，一直到一八八八年的一月三十一El，鲍思高神父去世的那一天，若瑟·蒲切底常在他身旁，可以为这位“喜爱他的司铎”，所有一切本性的和超性的事迹，作最确实的见证。鲍思高神父生平有许多事实，假如没有这个来自卡朗诺的泥水小工，常在他左右，耳闻目睹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好疑不信的时代，都要被视作虚构的“神话”了。

 “只有一块面包，也与你对分”

 是鲍思高神父的，和善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所有的青少年们都全心仰慕他，愿意常同他在一起。他们深深地感到这爱，有具体的事实可以证明。鲍思高神父一天之中，时时刻刻，都准备为他们服务，帮助他们，谋求他们的福祉。

 如果他们需要学习读和写，或一些简单的算术，鲍思高神父就会找出一些时间来亲自教他们，或请别人代劳。

 如果他们的雇主待他们不好，或者他们没有工作，鲍思高神父就竭力替他们想办法，要求朋友为他们找工作，或找忠厚的教友雇主。

  如果他们急需用钱的时候，他们知道，只要向鲍思高神父开口，说明自己的需要，他就会把自己袋里所有的钱都倒在他们手里。   

 如果环境恶劣，发生什么问题时，只要他们对鲍想高神父说：“神父，请你来看我。”他准会到工厂或建筑工地去探访他们。那些孩子们，只要看见他，跟他谈几句话，就会感到安慰，心神也舒坦得多。

 有一句话，是许多孩子曾听他说过的：“我这样喜欢你，假如有一天，我只有一块面包，此外别无所有的话，我也要把它与你对分。”他们把这句话当作至宝，谨记不忘。

  如果他必须责备一个人时，决不是在别人面前责备他，免得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若答应别人一件事，那么即使要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一心想实行所许下的诺言。

 有许多司铎，在当时那个时代，努力设法救济贫苦的青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严肃的爱心”。我们只要看看磊思·巴福宜神父所定的规则，或基督兄弟会所主办的学校里的章程，就可以知道了。他们都认为，对待青年，应该和善；可是，不得容许大声说话，也不可让他们喧哗欢笑。必须使他们保持肃静，收敛心神；否则的话，孩子们的“蛮性”就会发作，后果不可收拾。

  至于鲍思高神父的作风却不同：他的特点是“愉快”。他以前在读中学的时候，曾创立了“欢乐会”。因为他明知喧哗欢笑，对青少年们，具有多大的作用。他知道孩子们有一种热力，必须让它发泄出来，不能把它强行压抑，否则就会爆炸，造成更大的伤害。为此，他自己也鼓励他们说：“你们尽管玩吧!跳吧!吵闹吧!只要你们不犯罪就好。”

  在鲍思高神父的心目中，认为场地空旷，空气畅通，可以让青年们自由奔跑，尽情游戏，是最理想了。当然，要看管他们，免得他们有越轨的危险行动，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不过，这并不是使人有窒息之感的看管，而是鼓励孩子们作各种正常游戏的看管。鲍思高神父直觉到，一个教育工作者，对孩子们的欢乐游戏，不应该做一个局外人，而要全力参加；如果发现孩子们不能自己组织游戏，就应该协助他们，从旁指导他们；凡能阻止或妨碍游戏顺利进行的事，都要一概予以遏止。

 孩子们都很喜欢鲍思高神父，全心地爱他；如能遇见他，就很高兴。

  一天，鲍思高神父在都灵市府大厦附近，遇见了一个买东西后回家的孩子，一手拿着一瓶油，一手拿着一杯醋。他一见是鲍思高神父，立刻跑来问好：“神父!你好!”油和醋都在剧烈地波动。鲍思高神父看见他那种喜悦的神情，心里很高兴，便笑着跟他打趣说：“我敢打赌，你决不能像我这样做。”说着拍起手来。

  那个孩子，由于看见了鲍思高神父，心里过于兴奋，不明白鲍思高神父跟他打趣的用意，便把油瓶放在腋下，尽量拍手喊道：“鲍思高神父万岁!”

  突然油瓶和醋杯滑落地上，打得粉碎。孩子呆呆地望着碎片，懊丧地说：“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妈准要打我了……”

  鲍思高神父立刻安慰他说：“放心吧!这问题很容易解决的。”鲍思高神父就带孩子到了一家油铺里，买了一瓶油和一瓶醋给孩子。

 “你的修衣太薄”

  一八四二年四月三十日，高道伦可神父在基爱理去世了(译者按：现已被教会封为圣人)。在他手创的“小家庭”里，已有好几百名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

  好几年前，都灵市府的经济局长，曾派人去传见过他，问他道：“你就是所谓‘天主上智照顾的小家庭’的主办人吗?”

  “不!我只是天主上智雇用的一名雇员。”

  “就算是雇员吧!你供养那么多的病人，这经费你从哪里得来的呢?”

  “我已经给你说过了，由天主上智照顾他们。”

  那个局长，整天在收支出入的数字里打转，两只双脚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听了这样的话，不禁有些冒火了：“我说的是钱!那么你究竟从哪里得来这些钱?”

  “我已经给你说过两次了。你还是不懂!天主上智给我们供应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从来没有让我们缺少什么。我会死，你局长也会死；可是，天主上智却会继续照顾小家庭里的病人。”

  当高道伦可体弱多病的消息传到了国王嘉禄·阿培笃耳中，国王便传他到王宫里去，用着似乎有一点唐突的语气对他说：“神父，你也得想想。有一天，你免不了也要死。你在你的那个院子里，收容了好几百个孤儿和无法医治的病人。在你死了之后，他们将怎么办?”

  当国王对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却从宽大的窗口，远望宫前的广场；从那里传来清晰可闻，几个站岗的士兵坚硬合节的步伐声。他看见有一队士兵，列队走到另一队士兵面前。他便问国王道：“王上，他们在干什么”。

  “站岗的士兵在更班：那队上班的士兵，来替代另一队下班的 士兵。”

 高道伦可神父听了国王的解释，微笑着说：“这就解答了王上刚才问我的问题。在我的‘小家庭’里，也会只像士兵更班一样。高道伦可神父死后，天主上智自会派遣另一个人来替代他的。”事实的确如此。高道伦可神父去世后，由安格雷西奥神父接任；那个“小家庭”继续生存，至今快有一百五十年了。

 鲍思高神父在那几天里，记得他第一次遇见的高道伦可神父时的情形。当时他才来到都灵不久，去参观那个“小家庭”。

 高道伦可神父问明了他的姓名和来处之后，用他那种谈笑不经意的样子，对他说：“你有一张忠厚的脸。到这个‘小家庭’里来工作吧!在这里，你一定不会没有工作的。”

 鲍思高神父曾多次到那里去过，听病人们告解，同那些有病的孩子们在一起过一两个钟头。   

  一天，高道伦可神父遇见了他(当时有一个名叫道明·卡索的青年也在场)，拿起了他修衣的一边，用手指捻了一下，说道：“这修衣太薄了。你要设法穿上一件要比这件厚实得多的修衣才好；因为，有许多孩子要拉扯你这件衣服。”

  随时谈论天主的事

 后来果然有许多孩子拉扯鲍思高神父的修衣。时间如流水，不停地流去，鲍思高神父手创的青年中心里，孩子们的人数，也在不停地增加。他们已经超过了一百人。

 那些孩子们，不仅是需要面包和工作，而且也需要宗教信仰；面包即使不多，宗教信仰仍能养活人的心灵。鲍思高神父并不是一位慈善家，只是一位司铎。他所格外关心的，是使青年们去接近天主。

 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件欣慰的事，在一周之内，尤其是在庆节日子，看见我的告解座旁，有四五十个青少年，等上好几个钟头，为能轮到他们来办告解。”

  办告解，为青少年们，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鲍思高神父帮助他们，教给他们一些简易的方法：“如果你不知道怎样说明自己的罪过，只要你要求听告解神父帮助你。这为听告解的神父已经够了；他自会问你几句话，什么都办妥了。”

  伯铎·施德拉神父写道：“鲍思高神父听告解时，对罪恶和圣宠生命，都抱有很深切的观念。他不仅是一个法官，判断罪行，尤其是一个慈父，切愿增强孩子们的圣宠生命。当他在司铎培养院里进修的那几年里，他坚定了这个信念：不是用严厉的手段，而是用仁爱的方法，使人去接近天主。”

  告解自然的结果，就是领圣体。有许多青年中心里的青少年，每主日都领圣体。   

  鲍思高神父，就是在平常谈话、游戏、远足的时候，也多次谈论天主的事。他能很自然地，在同自己的青少年们谈笑的时候，随便转变话题，不讲笑话，而讲论天上的事。

  当孩子们都在很高兴欢笑的时候，他看着他们，对他们说：“将来我们大家都在天堂上一起享福，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有时大家在讨论各种问题，甚至也谈到善与恶、人生、死后等问题。有人会问他：“我将来会不会救得到自己的灵魂呢?”

  鲍思高神父就会很坚定地说：“难道你会下地狱?你想想看，天主造了天堂，由它空着吗?当然啦，向上爬，需要牺牲。不过，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在天堂上。那时我们要多么高兴啊!”

一八四四年夏，鲍思高神父在司铎培养院里已有三年了。

 贾发束神父到市郊华道角去找包莱神父。他是柏老禄侯爵夫人所创办的济良所的神师。

  贾发束神父对包莱神父说：“我想派一位很好的神父，到你们这里来工作。你们要给他预备一个房间，给他一份薪金。”

  “可是，这里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工作。我能给他做些什么呢?”

  “只要让他随便做一些事就好。如果你为了他的薪水而担心，那由我来负责好了。他就是鲍思高神父，在司铎培养院里，已经为贫困的孩子们，开办了一个青年中心。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城里，为他找到一份工作，总主教就会派他到乡下某一个小镇里去当副本堂。要是这样，青年中心里的那些孩子们，由于无人照管他们，又要回到街道上去了；这是很可惜的。”

 “既然这样，就照你神父的意思办吧!我会给侯爵夫人说的。”贾发束神父回到了司铎培养院里，就对鲍思高神父说：“你收拾行李，到济良所去，帮助包莱神父做一些事；其余的时间，你仍可照顾你的那些孩子。”

  华衣之下穿着苦衣

 朱丽雅-方济佳·柯佩德侯爵夫人当时是都灵最上层社会的贵妇。她在法国革命时期，逃离法国，流亡意大利，与嘉禄·唐克雷地·法来底·柏老禄侯爵结婚。柏老禄侯爵，在一八二五年，曾任都灵市长。

 一八三八年，柏老禄侯爵去世，没有子嗣，给自己的夫人留下了一笔庞大的遗产。五十三岁的侯爵夫人，在华丽的衣服之下，却穿着苦衣，严行补赎，专心致力于救济穷人的慈善工作。

  她好几个月，每天三个钟头，在监狱里同女囚犯在一起，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屡次却受到她们轻慢侮辱，有时甚至于被她们毒打。最后，她获得了当局的许可，把女性的监狱与男性的隔离，并把那些女囚犯，迁移到一座由她设备的更合乎卫生的监狱里去。她创办了孤儿院，又为少女工人成立了一个“女工之家。”在华道角，高道伦可的“小家庭”附近，她开办了“济良所”，专为收容那些决意改善从良的风尘女子。在济良所旁边，她又出资建造了一所“德莲院”，以收容那些未满十四岁，而在危险中的女孩子。

  一八四四年，她开始了第三项建筑工程，即“斐洛养纳小医院”，专为医治那些患病的或残障的女孩子。 

 侯爵夫人虽然亲自主理这许多慈善机构，却仍然保持以前活跃的交际应酬，依旧是一位雍容高雅的贵妇。在她宅邸的大厅里，屡有当时最著名的文人集合开会。薛维奥·贝理高为她的私人秘书，就在她的馆址里，写成了他的名作《我的监狱》。意大利当时政坛闻人卡乐禄．贾富，是她的亲信朋友。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札克和拉马丁，常跟她通信，向她报告法国的情势。

 包莱神父去见侯爵夫人，对她说：“我已经为你的小医院，找到了一位神师，叫鲍思高神父，来自司铎培养院。”   

  “很好。可是，小医院还没有盖好。让我们六个月后，再谈这个问题吧!”

 “不，侯爵夫人!关于这位鲍思高神父，或者你立刻聘请他，或者他将被派往别处去工作。贾发束神父曾向我竭力推荐了他，告诉我说，这位神父已经开设了一个青年中心；他又对我说，如果让这个青年中心自动解散，真是非常可惜。”

 侯爵夫人还询问了一些有关鲍思高神父的消息。后来她答应了要聘请鲍思高神父，年薪为六百块里拉，可以住在济良所附近，包莱神父的寓所旁边。

 鲍思高神父初次会见侯爵夫人时，也愿意打听清楚，并获得明白的保证。他答应在济良所里服务，却也要求能够自由地为青年中心工作，不致放弃那些孩子。此外，他也提出这个条件：如有孩子在平日想来见他时，可以随便来找他。

 侯爵夫人当时已有六十岁，却仍保持她以前那种坦诚坚决的作风；她对鲍思高神父率直的态度，表示满意，准许她在那座正在建筑中的小医院旁一条空地上，召集他青年中心的孩子；一俟新屋落成之后，也答应他可以把其中的两间房子，作为一间小堂。

 双方固已表示同意，可是，并没有详细说明或约定一切的条件。       

小羊变为牧人

  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二日，鲍思高神父显得沉思的样子。第二天，他应该通知青年中心的孩子们，青年中心将迁到市郊的华道角去。

  他自己这样写道：“但是，没有一定的场所、工具和助手，使我实在焦虑不安。前一天晚上就寝时，内心很不安静。那夜我又做了一个梦，似乎是我九岁时，在碧基做的那个梦的补遗。”

  他在梦中，又看见了一群野狼。他想逃走；可是，“有一个贵妇装束的牧女，叫我跟从那群可奇的动物，她自己在前领路。我们一路停了三次；每次有好些畜牲变为羔羊，因此羔羊的数目增多了。我因走得很累，便想在附近的一条路边上坐一下；可是，那个牧女却叫我继续前行。于是又走了一些路，来到一处宽大的广场，四周有走廊围着，广场尽处有一座圣堂。这时我发现五分之四的畜牲，已经变成了羔羊。羔羊的数目的确很大。那时又来了几个牧童看守它们；然而那些牧童看守了一会儿，便走开了。那时便有一件奇妙的事；许多羔羊变成了牧童；他们人数渐渐增多，负责看管别的羔羊。

  那个牧女叫我向南望。我向南一望，只见一块农田，田里长着玉蜀黍……她对我说：‘你再看看吧!’我又看了一看，只见一座华丽高大的圣堂……堂中有一条白布，上面写着这几个大字：“这里是我的宫室，从此有我的光荣。”

  鲍思高神父接着又写了十行叙述梦境的文字，后来作结论说：“我当时不大相信它；可是，等到那些梦中所见的事情逐渐实现时，我就明白了。而且后来又加上了另一个梦，我便把它用作计划，来决定我的工作。”

 后来鲍思高神父，把他第二个梦，讲给了巴培理思神父和雷慕恩神父听。他们立刻就把它记下来了。

  它大部分重覆那第一个梦，稍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在此只引述其中最特殊的几段。   

 “有一位贵妇对我说：‘你看!’我望了一望，只见一间又小又矮的圣堂，一个小操场和许多青年……但因这间圣堂太小，我再请求她，而她又给我看一座比方才那间宽大得多的圣堂，堂侧还有一间房屋。……那时我看见四周青年的人数益发加多了，地方也扩大了。我又看见一座极大的圣堂，四周有许多房屋，中间还有一座美丽的碑像。”

  鲍思高神父在哪里?青年中心在什么地方?

  十月十三日，星期日，鲍思高神父向孩子们报告说，要把青年中心搬到市郊济良所附近那个地方去。在孩子们中间，顿时起了一阵骚动不安的情绪。鲍思高神父就把自己在梦中所见的，当作真的事实，用着轻松的语气，对孩子们说：“那里有宽大的地方，完全是为我们的，可以唱歌、奔跑、跳跃、游戏。”

 孩子们听了这话之后，都很高兴，人人都急盼着下主日快些来到，好看看他们所想像的新奇事物。

  十月三十日，星期日，一群一群的孩子，走过了都灵城的关卡，朝着华道角那个低下地区走去。直到陶拉河右岸，那里是一片草地和农田，这里那里散布着几间农舍。高道伦可的“小家庭”和柏老禄的“济良所”，就在几家酒店和农舍附近。那里的居民，都过着安宁平静的生活。

 孩子们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便去敲各家住户的门，高声大叫：“鲍思高神父!鲍思高神父在哪里?青年中心在什么地方?”当地的居民，因见时有不良的青少年，成群结伙，在那捣乱，以为他们又在闹什么鬼，便吆喝道：“什么青年中心?什么鲍思高神父?快滚!快滚!要不，给你们好看的!”

 “我和神学博士包莱，听到了吵闹的人声，便从屋子里出去。我们一出现，一切的嘈声，一切的争吵，都立即停止。孩子们成群地向我们冲来。”

  在那里固然有很多奔跑游戏的地方，却没有一个场所适合祈祷、办告解和献弥撒的。

  鲍思高神父就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所许下的那个宽大的场所，还没有完成。现在谁愿意，就可以上我的和包莱神父的房间里去。

 那个主日和其后六个星期日，一直到那年的十二月，孩子们都紧挤在那两间屋子里。“房间、走廊、楼梯，到处都挤满了孩子。我们只有两个人听告解，而想办告解的儿童，却有两百多个。”

  当这两百多个孩子等待办告解的时候，谁能管得住他们呢?“一个点火，一个却把它熄灭。一个把木柴堆好，一个却把水倒翻了。水桶、弹簧、小铲、水壶、面盆、椅子、皮鞋、书籍，以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被他们弄得杂乱不堪；因为他们都想把东西整理好的。”读者也许以为鲍思高神父，在这几行文字里，写得有些轻松，

似乎过分夸张一点。可是，谁若在孩子们中间长期生活过的，就会知道，这并不是虚言过实，夸大其事的描述。

 这样，一连六个星期日，早上八九点钟光景，两百多个青少年，像一个小小的军队，跟着鲍思高神父，前往加布遣会士的山上，或到忧苦之慰圣母堂等地方去望弥撒。

 包莱神父屡次也陪同他们一起去。他是一位平易可亲的神父，也是一位勤劳不息的司铎。他尽力帮助年轻的鲍思高神父，支持他的事业，屡次也慷慨解囊，捐助所需的经费。

 他身材矮小；因此，人们称他为“小神父”。他讲的道理；极受孩子们欢迎；因为他用很流利的方言讲道，不时还加上一些通俗的成语，和有趣的笑话。有人对他说，讲道必须要正经一点。他却答道：“这是一个痴呆的世界；所以，也要痴呆地给它讲道。”

雪花在炭炉里爆响

 十二月八日，圣母始胎无染原罪节，那两间作为小堂用的屋子，终于建筑完成了。现在正是适当的时候，因为从前一天晚上，已经开始下大雪了。

 那天早上，外面雪已堆得很高，气温很低。在小堂里，搬来了一个大炭炉。若瑟·蒲切底还记得，在经过露天的时候，雪花落在炭炉里，发出爆裂的响声。

  天气虽然很冷，孩子们仍然依时到来，看见在小堂里，有一座小祭台、一个小圣体龛、几条长凳。

  鲍思高神父很简明地写道：“举行了弥撒圣祭，好些个青少年办了告解，领了圣体。我流泪，因为看到青年中心似乎已有一个固定的形态。”

 其实他弄错了。他还要流一次泪；现在他流的是喜泪，后来他要流的是苦泪；在为青年中心找到一个真正固定的地方之前，还要经过许多困难。

     不过，自从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八日那天起，鲍思高神父的那个青年中心，至少有了一个固定的名称：它叫做“圣方济沙雷青年中心”。

  鲍思高神父自己说明了取这名称的理由：“因为侯爵夫人，叫人在这地方的入口处，绘了一幅这位圣人的像。此外，也因为我们的工作，需要很大的镇定和温良。所以，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位圣人的保护之下，希望他从天主那里，为我们求得这样的圣宠，使我们能够效法他那种异常的温良。”

  鲍思高神父，为了使孩子们快乐高兴，买了不少玩具，如：木球、石片、高跷等(当时还没有发明足球!)。同时他也继续救济那些最穷的孩子，供给他们食物和衣服。

  现在他既有一间屋子，便想教那些比较聪明的孩子读一些书。晚上，那些孩子牺牲一两个钟头睡眠休息的时间，面上还留有烟灰和白垩，肩上披着御寒小外氅，很高兴地来听鲍思高神父讲书。购买书籍、衣服、玩具等东西，都需要钱。鲍思高神父觉得很不好意思，去找有钱的人家，伸手向他们求助。他胆怯，很感为难。包莱神父催促他说：“如果你真的爱这些孩子，就得做这个牺牲。”鲍思高神父就这样实行了。他第一家去求助的，是高乃拉骑士。事先由包莱神父替他接洽，铺好了道路。鲍思高神父在接受三百块里拉时，觉得两颊热烘烘的。

  四十二年后，他要求一个慈幼会的院长去收一份捐款，却听到那个院长这样回答说：“我没有鲍思高神父这样不怕难为情的胆量。”他就正经地说：“你不知道，我向人求助时，觉得多么为难。”他始终没有失去这种困窘的感受；可是，他也从未卑躬折腰，降低了自己的人格。他并不羞怯，也不鲁莽。那些富有的人士评论他说“他来见时，家里好像来了一位天使。”

  鲍思高神父一方面照顾青年中心的孩子，另一方面他也尽好自己的职责他奉命前往济良所，在那里住，也领薪水，是为给那些不幸的妇女们，执行司铎的职务。虽然他明言那不是他的使命，可是他很认真地善尽自己一切的本分。

 让我们在此简略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鲍思高神父常说，他的使命是为男孩子工作，不是为女孩子。不过，他这样区别，决不是厌恶女性。相反的，他常接受女性的帮助和合作。早在他家乡苏三勃利诺时，听由一个女孩替他看牛，好让他能安心读书。

 后来他在华道角慈幼会母院里工作时，也有好几位善心的妇人在旁协助，计有他自己的母亲、卢华神父的母亲和公祷司铎卡斯汰地(Can。nico Gastaldi译者按：即日后将升为都灵总主教，初为鲍神父之友，而后竟多方反对他的)的母亲，以及妈妈丽达的妹妹玛利安纳。那些妇人住的地方，就在学生病房隔壁。

  一八五七年，道明．沙维豪患病发烧，起身前往玛利安纳所生的火炉边取暖。当时玛利安纳因有病而嗣出怨言。沙维豪就以他的天真纯朴的心，率直地说她不应该因受一些病苦而埋怨天主。

我们认为，鲍思高神父并没有厌恶女性的心里。是有些写他行传的人，受了某些不正确神修思想的影响，虚假地构想，鲍思高神父讨厌任何一个女性。

青年中心迁往圣伯铎于缧绁堂

 鲍思高神父在济良所里服务的最初几个月，也许曾想改变侯爵夫人的主意，使她把那座原来定为患病女孩用的建筑，改为贫苦芫告的男童应用。侯爵夫人却怀有完全相反的想法：她希望鲍思高神父过了一个时期，会放弃那些孩子，全力为她的事业工作。结果两人都空望了一场。日子一天天过去，青年中心的人数和他们的吵闹声，也在一天天的增加。孩子们在游戏时，偶尔一不小心，踩坏了花圃里的花。有几个修女，因见那些粗鲁无礼的青少年，与院内的女孩子们那么接近，而表示焦虑不安。

 侯爵夫人听到了各方面的怨声，又目睹了实际的真相，就希望鲍思高神父能把他的青年中心早日搬走。

 问题是到什么地方去。鲍思高神父虽在梦中看见了未来青年中心发展的盛况，因而满怀着希望，可是，梦境究竟不是一个详细计划，逐步实行的方案。

 在一八四五年的四旬期间，鲍思高神父试图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年龄较大的青年中心的少年，每天应在圣伯铎于缧绁堂听讲要理(当时按照教会的规定，所有的儿童，每年在四旬期和将临期内，必须听讲要理)。

  圣伯铎于缧绁堂，原名十字架堂，附近有一个坟场；不过，自从十年以来，不再有人在那里埋葬死人了。那个坟场(就是到了今天，还可以在都灵华道角那个地区看到)，有一个前廊，内部有一个宽大的院子，四周都有走廊。

  管理坟场的主任司铎戴西奥神父，是鲍思高神父的朋友。鲍思高神父看见在圣伯铎于缧绁堂里举办的要理班，情形非常良好，便在那年的五月里，向戴西奥神父提出一个更大的要求：想把青年中心搬到圣伯铎于缧绁堂那里去，试图以那里的圣堂和附近的院子，作为青年中心的院址。

  戴西奥神父于五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有事要离开都灵到别处去，便写信回答鲍思高神父说：“二十五日那天，请神父率同青年中心的少年，前来本堂，在此代我举行当日的弥撒。”

  那个主任司铎，可能在两件事上误会了，他以为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就是他在四旬期间所看见的，在圣堂里很守秩序，留神听道的那几个孩子。此外，他还以为，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也像其他在当时为儿童们开办的机构那样，先在圣堂里参与弥撒和其他礼仪，然后孩子们也许在院子里吃了一些早点，就会散去，各自回家。

  事实上却完全不是那样。那天，主任司铎所雇用的女佣，看见来了一大群孩子，把整个圣堂都挤满了。弥撒后，所有那些孩子，争先取得了一个面包，就闹哄哄地分散在走廊和院子里。那个女佣(在走廊下，饲养着几只母鸡)，看见了这种情形，诧异万分，立刻火冒三丈，高声尖叫，拿起一把扫帚，追打那些孩子。所有的母鸡更吃惊得乱奔乱叫。

  那个女佣在追赶孩子时，来到了鲍思高神父面前，就用许多恶言责骂他。“你亵渎了这个圣地!”这句话或许是她说的最客气的话。

 鲍思高神父明白，最好的办法是马上离去。他这样写道：“当时我认为应该停止游戏；于是讲了一些要理，又在圣堂里念了玫瑰经，就动手离去，希望下一个主日能更安宁。”

  假如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故，那么那本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值得加以注意的。卢华神父在鲍圣列品案中作证时说：“很多年后，有一个来自冷照，名叫梅拉诺迭的讲给我听，说他当时也在场，看见鲍思高神父受了那样的侮辱，却毫不动容，也没有生气，转身对孩子们说：“可怜的女人!她命我们走，她自己在下一个节日，已经要在坟墓里了!”

  戴西奥神父回来后，那个女佣就向他作了长篇的报告，把当日的情形描述得非常恶劣。那个主任司铎，也许是因为怕自己答应了鲍思高神父，后来却食言而不实行承诺，便直接上书市政府，要求禁止任何儿童在坟场内游戏。

  鲍思高神父伤心地写道：“说起来也令人痛心，那封竟是戴西奥神父写的最后一封信。”

  就在那个星期里，他和那个女佣都突然暴卒了。

经过在圣伯铎于缧绁堂那次尝试失败之后，青年中心的少年又在济良所里集合。侯爵夫人并没有说过一句抗议的话。不过，她清楚地向鲍思高神父声明了，八月十日，那座小医院就要正式开幕。从那天起，他的青年中心的少年显然不得再进入那里的大门。一八四五年七月十二日，鲍思高神父收到由市政府发来的一封信。由于都灵总主教的请求，市政府“准予鲍思高神父自中午至下午三点钟，使用都灵市磨坊附近的小堂，给儿童们讲解要理，但禁止儿童进入其他的第二个院子内。

  每逢星期日，可以使用一座圣堂三个小时，虽不是住在一座宽大的王宫里，却也算得是一个紧急救生的办法。鲍思高神父记叙当时迁居的情形，这样写道：“我们拿起长凳、跪凳、烛台、几张椅子、十字架、各种大小的圣像，各人拿着所能拿的东西，像移民似的，笑闹着，也抱憾着，前往上述的磨坊那里，确立我们的总司令部。”

 都灵市的磨坊，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莫拉西，是在厄玛奴埃雷·斐理培笃大广场那里(宫城门附近)，就在他走往陶拉河的右手边。到了今天，那个广场，还是都灵市出售各种物品的市场，许多摊贩都群集在那里。

 包心白菜的妙喻

 鲍思高神父对这新的地址，并不表示满意；就是连孩子们，也都不喜欢它。他写道：“这里不能献弥撒，下午也不能举行圣体降福；因此，孩子们不能领圣体；而领圣体是我们这个青年中心的基本要素。

 孩子们在游戏时，也受到阻扰；因为他们必须在马路上和圣堂前的广场上游戏；可是，那里屡次有行人和车马等经过。”

  后来他作结论写道：“既然不能找到更好的地方，我们就感谢上天给我们所赐的恩惠，等待以后再找更好的场所。”

  他在那座房屋的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就在那里上课和讲解要理。

 包莱神父给全体青少年讲了一篇道理，来鼓励他们，振作他们的心神。他的这篇道理，居然一声成名。孩子们管它叫“包心白菜道理”。

  这个“小神父’’开头说：“可爱的青年们!包心白菜要是不经人移植，头就长不大。”孩子们听了，都在开心地微笑。

  包莱神父接着说道：“我们的青年中心，也可以说是这样。直到现在，它已经几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可是，在它所有曾经稍微停留的地方，总有相当大的发展。”

  后来他简略地叙述青年中心过去的情形，最后作结论说：“我们会在这里住得很久吗?我们不必为这件事担心。让我们把自己所有的顾虑，都放在上主的手里。他会照料我们的。他一定会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和照顾我们的。”

  但是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很严重的阻挠，又开始来打击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

  磨坊的书记，给市政府呈递了一封控告书，书上写了一连串的罪状，说那些野孩子严重地破坏圣堂的建筑和附近的房屋；又说那样的“集会是很危险的，随时都可能发动革命，进行暴动”(这是当时最重大的罪行)；又诬告青年中心是一个“不道德的渊薮”。

 市长下令派遣一个委员会，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发现一切情形都很正常：孩子们在那里叫嚣游戏；有一处墙壁，被人用尖锐的硬物画了几条线；既没有革命的暴乱，也没有不道德的行动。惟一值得注意的(也是那封控告书的实在理由)，是附近的居民讨厌那些孩子；因为他们在那里奔跑游戏时，喧哗吵闹的噪音，使居民无法安静地过星期假日。

  那样的谤言诬告(因为常有不良的后果)，远比市政府后来所作的决定，更使鲍思高神父痛心难过。市政府并没有撤消所给予的许可；不过，到了下一年的一月一日，将不会再延续这个许可。正式的通知书，将在十一月中旬发给他；同时吩咐他要“通情合理”。

 鲍思高神父尽量遵循市政府的指示。从那时起，磨坊的那座圣堂，只被用作集合之地；然后他率领孩子们，到陶拉河边的荒地上去游戏。至于祈祷和弥撒，则前往都灵各地的圣堂去举行。他自己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在这些圣堂里，设法在上午为儿童们献弥撒，解释福音，下午讲一些要理，唱圣歌，讲一个故事，然后逛游各地，直到各自回家的时候。情形这样困难，似乎要使青年中心的一切计划尽成泡影；可是，来参加的青少年，人数却在非常迅速地增加。”

  “拿去吧!小弥格!拿去吧!”

  那年的九月里，鲍思高神父在都灵市的磨坊附近，遇见了一个孩子；这对于他未来的事业，有极大的关系。

  当时有许多别的孩子，都争先拥往他跟前，从他手中领取一枚圣牌。有一个八岁的孩子，面色清白，左臂缠着一块黑纱。原来两个月前，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不愿意挤在那堆孩子里，与人争取圣牌。圣牌分完了，他却没有领到。    ．

  鲍思高神父走到他旁边，微笑着对他说：

“拿去吧!小弥格!拿去吧!”

  拿什么呢?这个陌生的神父，那天是他第一次看到，却向他伸出左手，然后用右手在掌心上做着分割的手势。小弥格抬起头，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

  鲍思高神父对他说：“我们两人把一切都对分。”

  当时鲍思高神父看见了什么，他从来没有对人说过。不过，那个孩子，日后将成为他的主要助手，继承他为慈幼会总会长。

  他名叫弥格·卢华(Michele Rua译者案：现已被教会列入真福品)。当时他不明白那些话的意思，就是后来几十年里，他也不明白其中的涵义。

  从此他喜欢接近鲍思高神父，如同别的孩子一样，觉得在这位神父身边，就会感到高兴，内心也似乎充满了热力。

  小弥格住在“国立军器厂”的宿舍里；他父亲以前就是厂里的雇员。他原有四个兄弟，却都夭折了；他自已也很瘦弱。为此，他母亲不让他多次到青年中心里去。他在基督兄弟会的学校里读初小三年级；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鲍思高神父。

  他自己这样叙述道：“每逢鲍思高神父来献弥撒，或讲道理时，只要他一走进圣堂，就好像有一股电流，通过所有那些学生们的身上似的。我们都会从座位上跳起来，奔出去，把他团团围住。他要花去不少时间，才能走到祭衣房里去。那些善良的修士们，不能阻止这种外表上的混乱情形。如果有别的神父来到，就绝对没有这种情形发生。”

 深夜里写成的书

 那年的十月中，有一件重大的事：“学校用教会史纲”出版了。这是鲍思高神父，牺牲了晚上休息的时间，在豆般大的灯光下，用他极其潦草，难以辨认的字体，匆促写成的第一本书。它并不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鲍思高神父所写的书，没有一本是这样的作品。它却是一本通俗的、浅近易明的、适合他的那些孩子们程度的书。书中谈到各位教宗、教会里那些光明事迹、各位圣者的传略，以及历代以来，在天主的子民中间发展的各种慈善救济的爱德工作。

  其后鲍思高神父还写了《圣经史略》(一八四七年)、《十进位度量制》(一八四九年)、《意大利史纲》(一八五五年)。

  除了教科书以外，鲍思高神父还有时间来写许多其他的书和文章，例如：圣人行传、有趣读物、祈祷手册、教理详解等。虽然没有一本算得上杰作，可是每一本都是他为青年们所付出的爱心的结晶，给一般的平民和整个的教会所贡献的一样礼物。

  有许多他的作品，也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甚至于有人为了他写那些书，竞想谋害他，打击他，迫使他停笔，放弃写作。

  莫雷达屋内的三间房间

  十一月，市政府的通知书寄来了，同时气候恶劣的冬季也来到了。鲍思高神父写道：“那时已是十一月，不再适宜到郊外远足。于是征求了包莱神父的同意，在莫雷达(Mor日ta)屋内，租赁了三间房间。”

 鲍思高神父后来笑着叙述往事说，在那几间房间里，有时不得不放弃他从前在修院里所立定的第二个善志。为了使孩子们在那个狭小的地方能有一些娱乐，他不得不玩弄以前的戏法。因见这种表演的效果非常良好，他就不再停止玩弄了。

  当时他藉着包莱神父的协助，也开办了正式的夜校。这与他以前所办的速成补习班的性质不同。

  鲍思高神父鉴于实际的需要，就开办这样的夜校，以推行平民的教育。在这件事上，他超越了保守派的作风，而站在自由派的那一边。

 都灵总主教也为了这件事而担心。鲍思高神父宽慰他说：“我们尽管可以不理，这种教育制度，是由哪一方面的人提倡的。我们只要研究它的本质；如果发现它是好的制度，就给它一个基督教会的方向，免得它被那反宗教的精神所腐化。”

 关于青年中心的一大疑问

那年的十二月，鲍思高神父的健康情形很坏。当时他工作非常繁忙：一方面他是“斐洛美纳小医院”的主任司铎，院中收容着许多从三岁至十二岁的女病孩；同时他又在监狱、高道伦可的“小家庭”和市内其他的教育机构里服务。此外，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他的青年中心：白天他到各工厂里或工地上去访问那些孩子，晚上在夜校里上课。

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的冬天，似乎显得特别寒冷。都灵的冬天，有时来得较迟，却给全城带来一连几个月酷寒的天气，使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厚厚的积雪和坚硬的冰块。

 在那几个月里，鲍思高神父的肺部，显得特别的弱。包莱神父发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形，就向侯爵夫人报告。她给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捐助了一百块里拉，并吩咐他“放下一切的工作，直到完全康复为止”。

 鲍思高神父服从她的指示，停止所有的一切工作，只有青年中心的事务例外。这样的办法，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不久，他自己也明白了。

  不过，他本身的健康问题，与当时在他的青年中心上，开始凝聚的乌云险霾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不足以使他关心的。他忧苦地写道：“有些很古怪的流言，也是在那个时候兴起的。有人叫鲍思高神父是一个革命份子，有人则说他是一个疯子或异端者。”

首先对他的青年中心，表示严重怀疑的，是附近各地的本堂司铎。一八四六年初，他们在会议中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给儿童讲解要理。圣母圣衣堂的本堂神父，乘机说明他对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表示疑虑不安；因为那些孩子脱离自己的本堂，结果他们连自己的本堂神父也不认识。这就不免使人忧虑怀疑：这样的青年中心工作，究竟是有益的呢?还是有害的?其他的本堂司铎，也像他那样，怀有同样的疑虑。

  鲍思高神父首先立即说明了那些本堂神父的善意：“他们并不是由于可耻的野心企图或猜忌嫉妒，而是出于真正希望救人灵魂的意愿。”为了查明真相，他们便派了两个代表来见鲍思高神父。他自己在《回忆录》里，重述当初与他们的谈话(他必然曾经好几次重复了同样的话；因为这是一个有关青年中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现在就让我们把谈话的主要部分，引述在这里。

 “这种青年中心使儿童们离开自己的堂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到自己的堂区里去呢?”

 “我所召集的儿童，大多数都不认识本堂司铎，也不知道自己的堂区，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是从外地来的，到都灵来找工作：有的是萨伏亚人，有的是瑞士人，有的是达奥斯大谷人，有的是比哀拉人，有的是诺瓦拉人，有的是伦巴底人。”

 “神父不能叫这些孩子到他们自己的堂区里去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由于他们所说的方言不同，住的地址不定，对这里的地方不熟悉，所以很困难，几乎可以说，不可能叫他们到自己的堂区里去。”   

 也许可以这样办：每一位本堂司铎负责自己来，或派人来召集这些孩子，然后带他们到各自的堂区去。但是，这样的事也不容易办；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不少是耽于游乐的孩子，也有很顽皮的孩子，因见我们这里有游戏，有旅行，而被这些游乐所吸引，才决定也参加要理班和其他各种敬主神工。所以，必须在每一个堂区里，也有一个指定的场所，来集合这样的青少年，让他们可以快乐地游戏。”

 “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既没有这样的场所，又没有司铎在庆节日上有空来做这样的事。”

 关于本堂司铎们所作的结论，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几天之后，他们通知鲍思高神父说：“都灵市的本堂司铎们，鉴于每一位本堂司铎无法在自己的堂区里，开设青年中心，因此鼓励鲍思高神父继续他的工作。

  第一个问题固然已经解决了，可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还要发生其他更令人震惊的问题。

  一个与众不同的青年中心

  鲍思高神父所创立的圣方济沙雷青年中心，已经具有一些主要的特征。他综合了各方面的经验，把米兰的、勃雷的，以及罗马圣斐理，乃立的各种青年中心的优点，都收集在一起。他也遵循都灵柯基神父所走的路线。不过，他在这种事业上，尤其留下了他个人的标记。他手创的是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青年中心。

  关于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所有的一切特征，即使我们不能作一完备而确实的详述，至少希望可以约略地说明一个梗概。一般传统的青年中心，都是属于堂区的。鲍思高神父所手创的青年中心，却超越堂区的界限，正如法兰骚尼总主教所说的，成为“一个那些没有自己堂区的青年们的堂区”。

 在其他的青年中心里，神父所表显的爱，总是“严肃的”：他要设法抑制孩子们的欢笑和吵闹。鲍思高神父在他的青年中心里所表显的爱，却是“愉快的”：神父是一切游戏的推动者，不仅不抑制，反而鼓励孩子们尽情快乐地游戏，发泄他们青春的活力。

  一般传统的青年中心，只在庆节和星期日上开放，而且往往只限于下午两三个钟头。鲍思高神父却把开放的时间，延长到庆节和星期日整个的一天。除此以外，他在一周之内，平日还在夜校里与孩子们见面，或到工厂里和工地上去访问他们。

  在一个普通的青年中心里，孩子们都到本堂里去，都在一个确定的地区集合。至于在圣方济沙雷青年中心里，孩子们大多来自远地，迁移无定。他们来找的，是鲍思高神父，想同他在一起，快乐地渡过一天的假期。他的青年中心，不以堂区为组织中心，而以鲍思高神父本人为主要的吸引力。如用现代的语法来说，在他的青年中心里，彼此的关系，不是以组织，而是以个人为基础的。

  其他的青年中心，都选择操行优良的孩子。是各家的家长，往那里遣送自己的孩子，并保证其良好的品行。关于鲍思高神父，我们差不多想说，他所选择的孩子，恰好相反。他所优先录取的，是那些刚从监狱里出来，举目无亲，也无朋友的青年。其次便是那些离乡背井，家在远方的，在建筑工地上做泥水小工的孩子。

  鲍思高神父的青年中心，常大开门户，收容任何—个前来的孩子，而以“贫苦无告，而生活在危险之中的孩子”为主要对象，成为他的青年中心的核心。

  当然，鲍思高神父必定要求他青年中心的少年，至少应该具有一些最低限度的条件，且愿意与他合作，接受他的教导。他无法收容那些属于不良组织的恶少，或者那些反对宗教信仰，绝对不愿意进堂的特殊青年。不过，就是对于这样的青年，鲍思高神父也常关心他们，设法去一个一个地赢得他们的心，或者试图至少渐渐感化他们。结果他有时成功，有时却失败了。

 亚厉山特里亚的死囚

 一八四六那一年，鲍思高神父在监狱里结识了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后来这个不幸的青年和他的父亲，一起被判死刑，要在亚厉山特里亚处决。

  鲍思高神父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心里非常难受，便到监狱里去看他。这个青年哭着哀求鲍思高神父陪他前往法场。但是鲍思高神父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勇气，便不敢答应他。

 警方终于派兵押解死囚前往亚厉山特里亚。

 贾发束神父准备乘火车前往那里，以便陪同他们父子二人直到法场刑架跟前。他知道了鲍思高神父没有答应那个青年的要求，立刻派人去叫他来，并责备他说：“你不知道这是多么残忍的行动吗?快去准备吧!我们一起乘火车到亚厉山特里亚去。”

  鲍思高神父自辩道：“要我目睹这样的惨况，我一定受不了。”“快!快!火车不会等我们的!”

 贾发束神父与鲍思高神父两人，就在执法前一天晚上，到了亚厉山特里亚。那个青年看见鲍思高神父走近他的监房，就抱住鲍思高神父的脖子，放声痛哭起来。这时鲍思高神父也不禁流泪饮泣。后来两人就一起祈祷，谈论天主的事，就这样过了那个晚上。到了凌晨两点钟，鲍思高神父给那个青年赦罪，并在那个监房里献了弥撒，给他送了圣体，后来两人也一起感谢了耶稣圣体。这时，从主教大堂的钟塔里，传来了沉浊的丧钟声。监房的门开了，进来了警察和刑役。按照以往的常例，那个刑役跪在死囚跟前，求他宽恕，然后绑住他的双手，把绳圈套在他的脖子上。

  数分钟后，从监狱的大门里，驶出押送死犯的囚车。那个青年囚犯旁边，有鲍思高神父陪着，后面又有一辆囚车，车上有那个青年的父亲和贾发束神父。这时，在沿途街道两旁，站满了许多群众，都在默默地呆望着。

  当鲍思高神父老远看到了法场上预备的刑台和其上的绞架，面色顿时发白，不一会儿，就晕倒了。

  贾发束神父本来已经常注意着他的，这时就叫停了囚车，令人把鲍思高神父扶下来。

  那个悲惨的行列继续前进，到了刑台前停住。然后两个死囚被押上刑台，走近绞架，很快就被处决了。

  当鲍思高神父醒来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他觉得很惭愧，低声对贾发束神父说：“我很对不起那个青年。他那么信任我……”“你已经尽力做了你所能做的事。其余的只有让天主去办理了。”

  一八四六年八月，莫雷达神父来见鲍思高神父，对他表示抱歉：“鲍思高神父，请你原谅我，我不能继续租给你那些房间了。”

“为什么?”

 “你看。”说着把手里拿着的一叠信递给他。

  鲍思高神父写道：“许多房客，因受了孩子的吵声和不停来往的脚步声，而感到不安，就纷纷向房东莫雷达神父申诉，并声言，如果不停止集合那些孩子，全体房客将都搬出去。”

  鲍思高神父非常气愤。难道世界上没有人肯容忍这些孩子吗?那些成年人，以前不是也曾做过儿童吗?不过，他还是忍着气，在他的朋友莫雷达神父背上轻拍了一下说：“放心!我们会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