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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已故的安托尼欧.德哈隆神父，50年前，收集、整理了那士荣神父(Prosper Bernard S.J.)生平的大量详尽资料。我们愿意继续这一事业，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好地了解这位为他所挚爱的中国英勇献身的神父的生活和他所从事的事业。 我们也十分感谢丰县的天主教友和宗教事务局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对于参与这本书编写工作的已故安托尼欧.德哈隆神父、卜庆龄、朱本阳和李少伯三位先生，我的妻子弗朗西妮和翻译这本书的侯树哲女士在此也深表感谢！ 那士荣（那士荣神父的侄子） 小那士荣（那士荣神父的侄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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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15日，我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是家中13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大家给我取名若瑟.若阿香.士荣 .莫里斯.那，但很快大家都习惯叫我那士荣。其中原由？请听我慢慢向您道来。 一个多世纪前，确切地说1819年12月9日，我的曾祖父那士荣出生于魁北克省的尚布雷。1844年10月22日他娶埃路易斯.加德布瓦小姐为妻。他们一共养育了13个孩子。其中排行最小，生于1870年4月14日的乔治是我的祖父。1899年6月12日他同阿芒达.莫兰小姐喜结良缘，同样养育了13个孩子。其中我的父亲保罗生于1900年3月8日，我的叔叔那士荣1902年5月25日生于圣巴西里，也就是我这本书的主人公。很凑巧的是，我的父亲保罗和我的母亲埃德维治.当瑟柔也生育了13个孩子，而我是家中最小的。我的叔叔那士荣是我和中国息息相连的纽带。下面，这本书将向您讲述这位1902年5月25日出生于魁北克，而1943年3月18日长眠于中国丰县的那士荣神父是怎样把中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您将会在这本书中看到，如同另外一位著名的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一样，他为了他所挚爱的中国、他的教育事业和他的信仰，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追寻记忆，首先，我会想起摆放在柜子上的我的叔叔那士荣的相片。他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1943年3月18日被侵华日军枪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徐州丰县。接着的是，自从我会说话起，我就想知道中国在哪里？大人们总是回答我：在地球的另一边。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和我的哥哥路易.安德肋常在枫叶树下玩耍。每当这个时候，我总爱在地上挖土，为了知道地球的另一边在做什么，而且我仿佛听到中国人在同我讲话。直到今天，我已是57岁的人，可我仍还相信我真的可以听到！ 战争是残酷的。尽管我们生活在魁北克省尚布雷的乡下，我仍然可以听到关于战争的恐怖消息，这使我常常作噩梦。而处于战争中心的太平洋地区、欧洲和饱受日本侵略和内战双重摧残的中国，不用说就更加可怕了。尽管生活条件艰苦，我仍然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 因此可以说，我是伴着我的叔叔那士荣--这个伟大的人、学识渊博的神父的形象长大的。尽管我从未见过他，但他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仍保留着他1941年寄给我的圣诞卡片，那是我的第一个圣诞节，也刚刚好在加拿大宣战前不久。卡片上写着：<< 给我亲爱的小若阿香.那士荣，你的中国叔叔那士荣神父，1941年10月11日>>。这张卡片上，印着长相是中国人的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儿子耶稣基督。尽管1943年3月18日，他遇害时，我只有19个月，但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追寻他的足迹。1983年，刚刚有可能我就吊唁过他在中国的墓地。1994、1995和1999年我又先后三次访问过丰县。 我的妻子弗朗西妮和我共有3个儿子。我总是记得，正式收养我们第二个儿子小那士荣(1972年5月20日生于纽约)的情景。法官问弗朗西妮:我看过你们的档案，但我不明白。你们已经收养了一个儿子埃里克(1971年于纽约)，而现在您正怀着你们自己的孩子(后取名让.塞巴斯蒂安)。这是第一次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就这样我们在两年里有了3个儿子，而那士荣的名字从1819年到今天，也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现在，我的儿子小那士荣正在1973年我获得博士学位的母校--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83年1月30日，也刚刚好丰县天主教堂重新开放一个月。在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卡尔巴拉尼医生、弗朗西妮和我，一行三人通过交涉，终于来到我们的叔叔那士荣神父的遇害地。当时，我们请求为这三位1943年3月18日遇害的加拿大神父修建一个墓碑。 1992年8月10日，郎仁傅神父，也是1941年12月8日三位加拿大神父被捕时的见证人之一，交给我一个装有包括一些墓碑照片的信封。它是通过一个第三者从香港辗转而来，并只复有一句话:请转交那士荣博士。我们应该记得，那个时候，在中国为神父修建墓碑还是很少见的，同时，我们也收到拍有三位加籍神父遗物的照片。事实上，三位加籍神父的遗骨和遗物已被重新挖出来，分别装入三个铁盒，拍取照片后，被一起合葬在教堂附近的一个墓碑里。 1994年3月18日，在三位加籍神父遇害51年后，应徐州民族宗教事务局和丰县天主堂之邀，在满而溢神父和我的妻子弗朗西妮的陪同下，我代表那士荣的亲属和所有加拿大的天主教友，参加了为这三位把一腔热血洒在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举行的隆重纪念活动。 1994年3月18日，丰县天主堂石神父转交给我如下遗物： 1. 那士荣神父遇害和安葬时，所戴的镶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 2. 那士荣神父被葬时，所穿衣服的几片残骸； 3. 几片棺椁残骸； 4. 一捧曾紧贴他尸首的泥土和一段他用过的念珠； 5. 一本讲述他为了中国和教育事业献身的历史书； 1994年3月18日，我证实了那士荣叔叔的关于丰县的奇迹的预见，这我们将在第24章里详细讲述。1995年我又同满而溢神父到过丰县。1999年，我们又一次来到中国丰县，其中有小那士荣(那士荣神父的侄孙)，同时，我们赠送了一块写有中加两国人民友谊永恒的匾给丰县天主堂。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参观丰县人民为他们修建的雄伟墓碑的情景，我们将会在下一页看到关于它的照片。我们愿意所有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教友了解这三位把他们的鲜血洒在了中国，也将永远长眠在那里的加拿大传教士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原由。 当夕阳照在那士荣神父的出生地，北美大陆的时候，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丰县，他将永远长眠的那片土地，一轮红日正好刚刚升起。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墓碑沐浴在晨曦里 .. .. .. 那士荣博士 1999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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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士荣神父出身于加拿大魁北克省，黎塞留河谷一个有名的家庭。他的父亲乔治是那士荣和埃路易斯.加德布瓦小姐的第13个孩子。他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农场。1899年，他同伊贝委尔的阿芒达.莫兰小姐喜结良缘。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保罗于1900年出生，后来，他娶埃德维治.当瑟柔为妻，很凑巧的是，他们也生育了13个孩子，他们也给第13个孩子取名--那士荣。而我这本书的主人公--我的叔叔那士荣则出生于1902年5月25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由于生活所迫，家族需要从国家的这一头迁徙到另一头。就如同那士荣神父在稍后面解释的，这或许是天主不愿意他的子民过分沉溺于小日子的安逸、舒适，而降临在人们身上的考验。 1915年9月，那士荣进入一家学费昂贵的神学院作寄读生。尽管家庭不是非常富有，但还是为这个已开始表露愿望，想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小男孩的学业，积攒了一笔足够的钱。在那儿，他和他的同学们建立了持续一生的友谊。 1918年春天，举家搬往距蒙特利尔6000公里的艾尔博塔省。那士荣在西部度过了四年的青年时代。他在埃德蒙顿学校继续他的学业，假期在农场帮工。他学习成绩优秀，曾获得由学生直接投票选举，经老师认可，艾尔博塔省省长亲自颁发的优秀学生金质奖章。1921年，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被容许跳级，这一喜讯使他的父母非常高兴。 从孩提时就萌发的献身神职的想法，时时缠绕着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向他吐露了心中的秘密：很久以来，这种全职侍奉天主的想法就萦绕着我..我试着用凡世的许多美好事物来诱惑、说服自己，但主的召唤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一切都是徒劳的。最终，经过长久的思考以后，我坚信我是属于天主的。 1922年9月6日，20岁的他进入初学院修道。生活使他变得更成熟了。家庭经挤的拮据剥夺了他很多物质享乐；生活环境的动荡不安使他更想早些摆脱凡世的纠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到，归依天主是他最好的选择。他的母亲常常扪心自问：为什么上天要把这么多的灾难降临到这个世上？1938年，在给他母亲的一封家书中，他回答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思索，对这些灾难的诠释，对我来说变得从未有过的清楚。天主比我们任何人都要看得远、看得透彻。他是想通过这种方法，使我们丢开凡世的缠绕，为了真正的幸福和永生而祈祷。如果尘世生活太美好，人们就会留恋他们家园！ 因此，他义无反顾地决定献身天主！在进初学院的那个晚上，他写信给他的父母：请不要再为你们的儿子担心啦！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很快，他就适应了这种苦修生活。在人们的眼里，他是一个谨慎的、忠实的，然而又是极超自然的人。1924年9月8日，他宣誓永远全职侍奉天主。接下去的两年，他专心学习文学。从1926年开始，他用三年的时间在另一家神学院学习哲学。1929年，在为<<圣心福音>>杂志撰写的关于<<论传教士使命>>的一篇文章中，他写到：我们总是感到传教士的缺乏，尤其自战争以来，简直成了一个灾难。枝繁叶茂的天主教正面临危险，因为战争夺走了他们的神父。 永远夺去她的儿子之前，天主给了她一个极大的安慰。1928年夏天，那士荣被派回他母亲的身边，埃德蒙顿城执教三年。他开始喜欢这个工作，忘我地完成着人们交给他的所有工作。教书生涯使他很兴奋，以至于他差点放弃了他已获得的到中国传教的使命。1937年，他对他的耶稣会省分会长说：我越来越感到我有教书的才能，并且，我也深深地感到从事教育工作，是一个神父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我也看到中学师资力量之缺乏。因此，经过思考和向主祈祷，我想在中学教书来度过余生。 1932年9月，他开始在蒙特利尔的神学院学习。他度过了三年与世隔绝的苦修生活。1935年8月18日，他在蒙特利尔格西教堂被授予神父神品。他的母亲和妹妹德兰从艾尔博塔省赶来参加了他的宗教典礼，而他的父亲和兄弟们不得不留在农场里为秋收而忙碌。 神学院最后一年的生活，是在交织着欣喜和痛苦的矛盾中度过的。外界毫无觉察，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感到这两种力量在激烈地较量着。5月27日，他通过了他学生生涯的最后一个考试，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神学学士证书。 天主用他那温暖而有力的手，又造就了一个杰作。现在，这个35岁的主的捍卫者已羽翼丰满，他将信心实足地开始他的生活。15年来不断地激励他献身天主的意愿将把他推向人生的巅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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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那士荣神父不断向上的，是神圣的传教士生活对他的召唤。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充满神奇色彩的一生中，他的人生轨迹就象一幅曲线图，是循序渐进，慢慢形成的。 去中国传教是他的梦想。为此，他一面学习神学，一面在为传教士开设的语言班里学习中文。他从未向别人说起，然而他不得不承认，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中文的长进是微乎其微的。经过两年的学习他不得不承认他缺乏学习语言的天才。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传教生涯的愿望。 他不是很擅长夸夸奇谈地讲经传道，然而却能用简洁通俗的语言讲解教理。他也很清楚他为人和善的性格和对手工劳动的一些技能和专长会对他将要帮助的国家有用。然而，最促使他作这个选择的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完全是为了他的天主。 尽管决心已下，但最终还要看天主的决定。在这期间，他开始向期待他去罗马的父母透露：很有可能，我会穿过西部大平原甚至浩瀚的太平洋去中国传教，而不是穿越大西洋。并且我把这看作是天主降临到我身上的最大恩惠之一。想想看，我可以继续阿婆陀的事业，一份向世人揭示怎样升入天堂的伟大事业。全家人都该为我感到骄傲！ 1937年6月6日，他从省分会会长处得知，他已被批准去中国传教。他立即回信：我是在圣心瞻礼这天收到你的信的。当时我是跪着读对我来说无比珍贵的您的来信。我感到天主明白我是多么高兴，而且我永远都报答不完对他的感激。 一个星期后，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父母。他非常清楚决定早就作了，但为了减少对父母的冲击，他还是绕了几个圈子：今天晚上，我们开始最后阶段的修道生活。6月23日星期三，我们的学年即将结束。妈妈，读您的信是我最高兴的事。终于，言归正传，但还是委婉地说:许多年来，天主使您处于困难状况，这不是没有原由的。他是想用这种方式使您不要留恋世上的东西，而是要期待来生。这一辈子过得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死后可以升入天堂。也就是为了这个，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为他献出我的一切。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一生从事传教事业，并且义无反顾地去任何天主需要我的地方。最近，我已接到通知，我已被选中9月初出发去中国。 自从圣心瞻礼这天我得知这个好消息，我就非常感谢天主给了你们这个荣耀-选中了我。从那时起，就象有一个声音在不断的鼓励我作了这样一个好决定。就如同我们在玛窦福音里看到的：<<伯多禄对耶稣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为了跟随了你，那么，将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重生的时代，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并且，凡为我的名，舍弃了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家园的，将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承受永生。>>再没有比这样的承诺更让人放心的了！请和我一起为有这样的荣耀而欢喜吧！我相信这一切，我也将会得到这一切的。 得知他的儿子将要去中国传教，作为母亲，无疑她心里很难过，但是她没有退却。她只是扪心自问，为什么一定是她的孩子呢？中国正在打仗，日本人威胁着加拿大传教士们的生命安全。在一张小纸片上，她写下这样的祈祷：如果您已经宣布让他出发，我的天主！如果这是您的意愿，请保佑我亲爱的那士荣。我一再说，这是您的意愿，而不是我们的；我要向您诉说我们所有的悲哀，我向您献出我所挚爱的我的儿子小那士荣.. .. .. 1937年8月15日是全家道别的日子。这一天，所有的家人都到了。他的父亲已离开加拿大西部平原，举家迁回魁北克省。传教士团已准备就绪。然而，就在最后一分钟，大家听说，开往中国的客船改变了目的地。这似乎使中国之行变得遥遥无期。9月14日，本应该在海上航行的那士荣神父，还呆在魁北克。他代替生病的神父走东家串西家。 12月27日晚上，他被用电话告知：两个星期后，即1月10日您将出发去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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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行装，那士荣神父深深地感到，这比理顺内心纷乱的思绪要容易的多！匆匆告别亲朋好友。1938年1月9日星期天，出发的日子来到了。在三台弥撒瞻礼中，他都登台讲道理。许多亲朋好友前来听他证道，为他饯行。6点钟他和他的父母共进最后的晚餐。他不久以后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表面上看起来平静祥和的我，其实内心深处，象开锅的沸水一样难以平静。尤其是当我的目光和眉宇间流露着无限凄凉的我父母的眼光，不期而遇时，我感到揪心扯肺般的痛。8点钟，他们一行来到火车站，已有许多朋友等在那儿，想最后跟他说声:再见。几句幽默的话语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他一一拥抱了他们。妈妈已泪流满面，其他的人也都面带依依不舍之情。火车缓缓开动了，我可怜的老父亲还不愿松开握着我的手。我居然使我的父亲这样一个坚强男人也流泪了。我的主啊，怜悯我吧！经过一番祈祷，心渐渐趋于平静，人也有了困意。 埃德蒙顿，他的三个兄弟和妹妹德兰在火车站等着他。这也是他和我的父母保罗.那士荣和埃德维治.当瑟柔最后一次见面。他和他的家人度过了悲喜交加的几天。卡尔加里，这是在加拿大的最后一站。在那儿，他见到了他的妹妹，玛格丽特修女。她非常高兴见到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参加了我主持的弥撒礼，并弹管风琴为唱经班伴奏。可以看出她把强压着的内心情感，都流露在跳越的琴键上。我强忍着泪水，作完一切圣事。最后，挥泪微笑道别。 1938年1月22日，他从维多利亚港写信给耶稣会省分会长，信中写到：我们在船上向着加拿大的方向，举行了我们的第一个弥撒。我们大家都很好很快乐。经过这些天几乎横跨加拿大全境的奔波，我们现在得以好好休息一下。明媚的阳光给哥仑比亚海岸披上一层盛装。海面微波荡漾，就如同我的心绪一样泛着涟漪。 1938年5月22日，那士荣神父在给家人的一封长信中，诉说了旅途见闻和到达中国的情景:在海上的一个星期，非常惬意。我们遇到一个非常热情的基督教传教士团。在纸牌的游戏中，我和艾白禄神父把郭鸣时神父和米守神父杀得片甲不留。我们在日本东京逗留了一个星期。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可以参观几个月，然而，一个星期，我们也可以对她有一个大概了解。在这之前，我们对日本一无所知。我们可以说是在实地，面对面地了解她的。渐渐的，我们开始喜欢她了。就这样，有了一丝对日本的眷恋。然而，不久以后他被一个侵华日军驻地顾问官残暴地杀害了，这是为什么呢？ 1月15日中午，我们进入中国海。2月19日凌晨两点钟，我们的船驶进塘沽港，抛锚准备靠岸。我几乎在甲板上度过了大半夜，久久地凝视着大海。我将会想念你的。看着这个如同有生命的巨大无比的生灵，你会感到大海就象一个沉睡的巨人，心脏在缓慢地，但很有节奏的跳动着。此时此刻，我似乎有一种抛弃一个生灵的感觉。这或许是由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渐渐有点意识到，就在这儿，我们将开始我们的新生活。一束亮光如亚西亚的和煦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深深地感到天主给了我一个多大的恩惠，使我能来到中国。这些完全不同的人民将成为我的人民，我将为实现天主交给我的神圣使命-中加友谊而奋斗！我将和他们朝夕相处，他将给予他们我的全爱，我的全有，甚至生命，就如同我的先辈，法兰西传教士一样来魁北克传主的福音。 凌晨三点，因水位不够，旅客们转乘吨位较小的小船登岸。瑟瑟发抖的乘客们都躲在避风的地方。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到达中国的那个清晨！我们的小船靠岸了。我们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若不是怕海关移民局的检查官员误以为我是疯子，我一定会亲吻脚下的土地。但我已把我的心完全交给了我的新同胞。我会百倍的关爱他们！一声招呼，八个扛行李汉拥过来。每人背起一个大箱子，大步走了。看着他们弯曲成牲畜般的样子，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尽管，人们向我解释他们已习惯这种活计，而且很高兴，如若不然，用卡车，他们就会失去饭碗，我还是无法使我的过分敏感的基督徒神经平和。不管怎样，他们在从事着比我们的井下矿工或某些重工业更艰苦的工作。 我们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车厢里挤得满满的，我们只好站在过道里。这是一种极好的旅行方式，它可以使我们能更好的接近人民大众。就如同此刻，我们通过车窗，已接触到了乡间田野。北京的学校打开校门，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人们把我带到我的房间，留下我一个人，我感到象到了天堂一般。房间比我想象的更干净、舒适。方砖铺地，床象在神学院时一般，中国锦被又轻又软；书桌、衣柜、电灯、小火炉，样样俱全。此外，天一点也不冷。当阳光从云端探出头来的时候，已隐约看到一点夏天的影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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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那士荣神父在北京重新开始了他的中文培训。当时，在司铎书院学习的有来自奥地利、哥仑比亚、法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传教士们，其中有四位加拿大籍神父。经过两年的学习，他们将被分配到中国各地去传教。学生的平均年龄是35岁。他们的学生生活是相当严谨的。每天，从早上4点半一直学到晚上9点。饮食习惯大体和我们一样：早餐，一般是咖啡、面包、黄油和冷肉；晚餐，大体是肉、蔬菜和甜点，但饮料总是茶。他们都很喜欢茶，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喝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真是一件美事。 生活平静而美好，充满了生活气息。每天我们都能听到街上流动小商人，有板有眼的叫卖声；和我们一墙之隔的小学生的朗朗读书声；或是时而给我们运些石灰来的牵骆驼人的悠远歌声。中国人酷爱养鸟。在街上，常常会碰到提着一只或两只鲜艳颜色鸟笼的人，甚至爱鸟成癖的人还提着三只鸟笼。而放飞信鸽，或许是富裕而无所事事的北京八旗子弟的另一大嗜好。他们在鸽子的尾巴上绑一个哨子，这样鸽子一飞，就发出一阵阵非常悦耳的声音。这也是北京一景。 年终节日使学生们稍稍有点分心。先是圣诞节。当然我们首先会想到，这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的诞生日。如同 ?nbsp;圣经 ?/span>里所写的：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带给我们光明。两千年来，他试着敲开我们的心灵之门，即使遭到拒绝，也依然如故，为拯救我们而永无止境地奔波着。接着，是春节。十五天里中国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烟花炮竹不断。人们把一串串的炮竹接起来，顺墙挂着，然后点着，混着白铁皮罐滚落楼梯的声响，一起霹霹啪啪的响起来。如果这是真的炸弹就好了，因为此时，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正需要炮弹去抗击入侵的日军。节日期间，大家还走东家串西家的相互拜访，游戏。12月的北京，池塘里已结了一层薄冰。我想象着，加拿大大家肯定已在滑冰、打雪仗了。尤其是天真的孩子们在洁白晶莹的冰雪里，追逐嬉戏，或是打一场使人兴奋的冰球。今年入冬以来，我已想过好几次了。圣女小德兰梦想着有一天能看到冰雪，而他的父亲，主耶稣基督就满足了她这个小小愿望。现在，我们的那士荣神父想在中国北京打一场冰球！你们怎么说呢？是！他的愿望也实现了。北京的天主教会辅仁大学有一个冰场:我们所有加籍神父都应邀，去培训他们还不知怎么打冰球的年轻学生们。在这些年轻人眼里，我们象是光彩照人的明星。我感到我都变得年轻了。 在城里走走看看，总是使他很感兴趣。他是这样描绘北京城的一条大街的：市中心一条宽敞的林荫大道，向南延伸直到长城脚下。街道上，房屋楼阁很有东方色彩，人群熙熙攘攘，流动小贩的叫卖声，街边卖小吃的小摊，卖水小贩的独轮小推车发出的吱扭声。黑漆漆的猪群在主人的带领下悠闲自得的经过行人的身边。骆驼队唱着悠扬的歌声踏上了他们走口外的路。 而对于他，他意外地发现了两个世纪前中国皇帝在皇宫里接见耶稣会传教士的痕迹:这就是我们的神父曾经生活过的皇宫，至今，博物馆里，仍然陈列着利玛窦神父用过的地图和铜制的天文测量仪。我常常禁不住停下来沉思：我所看到的这一切，几个世纪来的传教士们都曾见过，他们也曾为这个宏伟的城市而有过心灵震颤，也如同我们一样为她付出过、祈祷过。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修士们的思想和现实中的相差甚远。前者，到中国传主的福音的传教士们则必须适应这里的情况，并融入当地人之中。这说说容易，真正作起来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从新塑造自我，学会他们的为人处事的方法，放弃30几年来养成的习惯，努力养成一种中国人的习惯和思维方式。 我触摸着我的前辈耶稣会传教士留下的遗物：世界地图、浑天仪、钟表等等。我仿佛又回到了往昔时光，有时晚上，我们从壁柜里取出古老的黑色小珠宝箱，把混杂着银制的十字架和胸花的各式传家珠宝一一摆放在桌上。我向我的前辈们衷心祈祷， 只要看一看那士荣神父写于1942年9月的一封家信，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曾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终于，他被派往徐州教区传教。1939年7月中旬，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多么幸福，我的主终于成全了我的心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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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士荣神父的所有作品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尊敬和钦佩是显而易见的。他深深地爱着他的中国，并为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9年夏末，当其他神父在徐州教区总部休息的时候，他往加拿大写了上百封的信。因为一旦呆在边远乡村的堂区，他总是和他的教友在一起，而没有多少时间写信给他的亲友，他只得挤一点晚上的时间动笔。在丰县囚禁岁月，他虽有时间写信，但战争期间通信中断，他写的许多信堆在书桌上，无法发出。然而，他仍在不停地写，满怀希望地认为，有朝一日，这些信可以送到他亲友的手中。1942年9月2日，通过世界红十字会，他给他的父母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两百封书信无法寄出。 他知道他的书信在加拿大被广为传阅。但心甘情愿他的这些在百忙中匆匆写成的文字被大家品头论足，为得是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他的中国。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你可以感到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眷恋，和对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他的新的中国同胞的无限关爱。在他的信中，他总是署名：你们的中国孩子。 在1941年12月，在写给哥哥保罗的一封信中，他给他的1941年8月15日出生的小侄子那士荣寄了一个圣诞卡片。他在卡片上写到：给我亲爱的小若阿香. 那士荣，你的中国叔叔那士荣神父。直到今天，我仍然珍藏着这个圣诞贺卡。 他想给他的每一个亲友都写一封信，但遗憾的是，时间不容许他这么做，他必须首先完成他的传教使命，这比什么都重要。因此，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亲人的公共信，对表示问候。信中，他诚恳地说，很抱歉没时间多写信，但他总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们。 1939年1月12日，他在给他父母的信中写到：我常常想起以前的日子。你们相信吗？我感到我比以前任何时候更爱你们。关于这一点，等将来有一天，我们再相逢时，我再向你们诉说详情。好好感谢中国吧！是她把我变得更情感丰富啦。我从未忘记你们的音容笑貌，它们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中。 每年，从加拿大来的新传教士都会给他捎来各种各样的礼物。尽管他的工作繁重，他从来都不曾忘记向每一位好心人道谢。有时他会列一个很长的名单，每一个人都可从中找到他的名字。从这些点点滴滴中，我们可以感到，那士荣神父对他亲人的眷恋从未停止过。 一踏上中国国土，那士荣神父很快就爱上了有关她的一切。他总是看到他的新国家好的一面。每当把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做比较，他会马上站在前者这一边的。在1938年4月27日写给父母的信中，他这样写到：那天，在北京的庙会上，如果我有钱，我愿意给你们买几张显示中国人风格的照片。穿着打扮如北美人的加拿大姑娘，和漂亮喜人的中国女孩子比起来，显得可悲、可怜，不起眼。而大街上，那些调皮的小男孩们，也有理由用手指着我们的大鼻子和深陷的双眼皮，带着嘲讽的表情，朝我们做鬼脸；而中国人的小巧玲珑的鼻子，恰到好处地长在脸中央，而他们的两眼又是那样炯炯有神，由于脸部线条、轮廓的和谐、优美，使他们看起来那样宁静、优雅。 他为眼前看到的一切而痴迷，甚至就连中国的小花雨伞，在他眼里也比其他地方的更漂亮。在他十几页的信中，他曾四次描绘北京天坛的奇伟壮丽。他不怕把中国和其他地方相比较，因为在他的眼里，中国总是最好的。你们知道中国手工艺人的高超手艺吗？如果我能给你们寄几束中国手工艺人制作的美妙绝伦的绢花，就好了。 如果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交换：中国人分一些他们的耐心、俭朴、乐观豁达和谦虚有礼给我们；而我们愿意同他们一起分享我们富足的物质财富，分一点黄油给他们的小米饼子，分一些我们吃不完的糖给他们，尤其是把天主赐于我们的恩惠和信仰能和他们共享，想想看，这样一来，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人类会更幸福平安，这将是人间天堂。 一接到被派往徐州教区任职的任命，第二天，他就踏上了征途。这次旅行使他又有一次机会可以和中国的劳苦大众接触。在他1939年6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到：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带着大批行李赶路的人，由于战争的缘故比起汽车来，我们更愿意乘火车，尽管有没完没了地例行搜查，我们仍感到乘火车旅行更安全一些。凭窗眺望，看着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辛勤劳作的农民，他的兄弟姐妹们。他希望天主赐福这些酷爱土地的人们。天主啊，让您的恩惠和仁慈普照中国大地吧！您会看到，这都是些内心世界怎样丰富的天主的信徒啊！从来都没有像现今的中国这样需要向天主祈祷，恳求他的保佑，因为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着生死存亡的关键考验。 在我四亿五千万中国同胞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在忍受着饥饿和病痛的折磨。然而在这些食不果腹的人中，存在着一股顽强的生活勇气，豁达开朗、坚韧不拔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有这些使那些外国观察家们都惊叹不已！所有这些都是虔诚的天主徒才具有的高贵品质和道德情操！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天主在使这个忍受着饥饿折磨，仍乐观豁达，身处困苦，仍坚强不屈、热爱土地、崇尚家庭和睦的民族起作用吗？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那士荣神父对他的第二故乡-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并为此献出了他的生命，也将永远长眠于他们身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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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偏远地区的神父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生活的。1939年6月中旬，那士荣神父就被突然派到这样的地区去工作。那时，他刚刚通过了他的中文考试。几天的假日对他是很有益的，但东部教区的神父需要休息。就这样教会派刚刚到达徐州的他到遥湾去。年轻的临时替代神父毫不迟疑地马上出发了。6月24日离开徐州，经过两小时的火车，首先到达潮头安，一点钟到达土山镇。几个正在城门口交谈的士兵和镇民认出陪同我的巴恩理神父。接着是没完没了的问候和对路途颠簸的歉意。接着我们来到勒胡神父的住处。大门打开了。教友们围拢来。我们首先参观了教堂。第二天是星期天。来教堂望弥撒的不很多，这可能是由于战乱和从昨天就下个不停地大雨有关。 星期一，我们继续向遥湾出发了。虽只有八点钟，太阳已经很利害了。临行前，很多人向我们挥手致谊。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每年除了传教士，他们很少看到外国人。晚上五点钟，迎着金黄色的夕阳，坐着独轮小推车沿着大运河穿过六个村子的遥湾神父终于来到了遥湾。大家在河对岸等我。我跳上河岸。我已受够了木制独轮手推车的吱扭声。大家共进晚餐，气氛十分轻松、快乐。 "我的使命是代替俩位将要到徐州休一个月假的神父，主持遥湾的教堂工作。尽管我孤单单一个人，但我没有时间思念亲人。此外，常常抱怨我因吃米饭而日渐消瘦的我的姨妈，这回也该停止抱怨了，因为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昨天，有人急匆匆地赶来叫我，因我们学校的一个非教友的小学生快要死了。我和我的学生匆匆穿过几条街赶到他的家，我很高兴为他洗礼，他当时还相当清醒而且已熟知所有教理。五点钟，我给他送了临终圣体；七点钟，他闭上了眼睛。这是我到中国传教以来，第一次作洗礼！"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他应该回到徐州他参加他的神学理论考试。在那儿，人们对年轻传教士们的要求很严，五年中的每一年都要经过神学理论和伦理考试。于是他坐上了早上十一点的开往徐州的火车.. .. 在他1939年7月3日的信中这样写到："在这儿，大家都很有耐心。于是，在开车前，我有时间坐在给车头供水的水塔下从从容容地诵念我的日课经，然后去小饭馆吃点东西。大家都围在桌旁，每人手里端着一碗有鸡蛋大小的菜面丸子，就着五分钱一小碟腊肠，津津有味地吃着。他们都右手拿着筷子，去夹丸子，在调味汁蘸一下，然后送到嘴里。有时没夹住，只好重来一次。我尽量低下头去接住丸子。因为在这临街无瓦的小饭馆里，我已经招徕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 8月2日，那士荣神父去土山镇出任那里的本堂神父。"两小时的火车，接着又步行十里，来到我的新传教地土山镇。一路上，一辆独轮小推车载着我的行李- 三个大提包和一箱子药方。我们走在幽静的乡间小径上，尽管大汗淋漓，但真是很惬意。土匪横行，被战乱和贫困折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只是给你们讲述了一些皮毛，真正的严重程度，你们是无法想象的。这可以写一部血泪史！当然，教会受到的灾难没有那么多，但神父们都已筋疲力尽。许多故去的教友没来得及被施终傅礼。如果不是旅途这样危险艰辛，可能会有更多的传教士来这里工作。我的亲人，为我的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尤其是我教区的教友们能早日获得和平，祈祷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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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是一个四面由土城墙环绕的小镇。镇子里有一座秀气的教堂。尽管房屋的窗户都用铁条围着，但仍有不速之客时常光顾。1938年，一百多个手持手枪的土匪突然闯进镇子，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洗劫。因而，可以说那士荣神父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随时被抢劫的环境里，而他本人却认为这是对灵魂的一种很好考验。 小镇里有四百名天主教友，有多少镇民不得而知。没有人知道新来的神父是怎样形容他的新环境的。而在1939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土山位于黄河故道的一个大平原上，当黄河厌倦了她的河道，重新流经这里的时候，一片汪洋，到处是饥饿的人群，尸体遍野，就如同1934年。东北部有一个小土山，正东部是一串此起彼伏的山脉。5月6月间干涸的小溪，7到10间到处欢畅地流淌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很自然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正方形麦田。被人踩出的小径或被独轮小车碾出的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放眼望去，掩映在一片片的绿荫中石灰泥的茅草屋，就是村民的家。土山镇因她的集市，而闻名于方圆几十里。每个月有十几次集市，买卖非常热闹兴隆。 年轻的神父全身心地投入了他在土山的工作。清早5点差一刻起床去教堂。1939年8月12日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中，他这样写到：几个天主教教友和一些年轻的修女在唱颂圣歌，我跪在他们的身后，靠近神工架的地方等待告解者。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跪在天主的化身-我这个小小的毫无德能的几乎半哑的传教士的面前，虔诚地诉说着他们的企盼和痛苦的时候，我尽量向天主祈祷。在这里，我将不向你讲述此刻画过我脑际的念头。 紧张忙碌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给生病的人看病，主持圣事，解决一大堆的学校问题、薪水问题、厨房琐事。他向他的母亲透露说：您也许觉得奇怪，我整天为这些生活琐事而忙碌，也许你会更奇怪，现在我已学会了用他们的方式同他们交往：非常耐心，说话客客气气，即使我知道他们错了或是在说谎，我也不当面揭穿顶撞他们。大多数的时候，是他们在讲，我洗耳恭听。我赞同他们说得有道理的地方。但对他们的那些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不立即予以答复。谈话就这样持续着，而最终不了了之。他们因未被当面拒绝，而面带喜悦地向我道别，兴冲冲地走了。在这儿，当面被人家拒绝是很丢面子的。我从来都没有现在这样深深地体会到：时间磨练人的意志。 那些传教多年、年长的神父们都很赞叹他奔波于路上的冲劲。他们常常向他开玩笑，亲昵地把这个不知疲倦、往来穿梭于徐州和他的本堂之间的年轻神父称为"流星"，这同时也表示他的新教区宽广无际。 一个新上任的神父应该探访散居在教区四面八方的他的所有教友。平常时候，这种事情并没有什么可难的。战乱这时，它就变得异常艰难了。被雨水冲毁的道路没人修复；不是被炸弹炸得坑坑洼洼，就是布满壕沟。让我们来看看那士荣神父是怎样描述他路途的艰难的吧:有一次，我还没走了几里地，路就被一个水塘截断了。我没法，只好骑着我的骡子下了水。水越来越深，快到我的小腿了，我只好尽量靠塘边走。骡子也感到情况不妙，它犹豫着，往后退。它开始害怕，当然，我也很害怕。我笼回缰绳，因我不想完全浸湿。或许，骡子有了得救的办法，它开始游起水来。我们终于扑腾到了湖对岸。 八月中旬，那士荣神父得到徐州去，接受他作为土山本堂神父的正式任命。但路面情况使他无法出村子。他不得不把行程推迟到9月12日。踏着泥泞的道路，他来到徐州总教区，接受任命，购买一些日用品，然后又毫不耽搁的赶回他的堂区。 10月，他又不得不踏上去徐州之旅。来回120里，无论那些开他玩笑的人怎么说，这样在路上跑也不是只是为了闲逛着好玩！这一次，随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五个教友，其中两个准备到徐州中学去念书。火车晚点了，午夜30分，我们不得不惊动徐州总堂的看门人和圣母无染原罪传教会的修女们，接着，很快跟随我的人都去睡了，而我蹑手蹑脚地来到二楼神父们的宿舍，叫醒了熟睡中的隆仁昌神父，他刚刚来中国才三天。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微弱的烛光下，两个身处他乡久别重逢的加拿大人畅快的聊着，时间过得真快！第二天，我买了一辆独轮小推车，以便下了火车后载我的行李，此外，我还给屠神父买了一个小马鞍作礼物。接着，我们又踏上了归途。这样一来一往，又是一星期。 11月16日，我们的"流星神父"又来到徐州，但这一次，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三个星期。我去绥宁看望我的中国同事苏神父。25里的路程，骑自行车算不了什么。微风浮面，我很兴奋地骑着车，突然，我感到被什么艰硬的东西一绊，一下子，我被弹出很远。 或许，我本应该从黄河故道走，那是如同撒哈拉一样一望无际的沙漠，沙丘、沟壑和裸露的河床，到处可见。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中国军队在路中央挖了一条两米多深的战壕，就如同正在挖下水道的大街一般，任何车辆都别想通行，即便是坦克。而我，或许是走神了，车轱辘正好压在壕沟边的松土上。就这样，我连同自行车一个猛子，扎到沟底。一下子，浑身上下，满头满脸都是砂子，可想而知，我的样子有多可悲！而我最担心的是被称作"洋驴子"的我的自行车。幸好，它安然无恙。而我，真可以说目不忍睹。鼻尖擦伤，正在渗血，如果我的鼻子没这么大就好了。手腕扭伤，膝盖也划破了。我匆匆涂了一些碘酒，又上路了。还有六里路要走。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我被送到医院。护士修女为我清洗膝盖的伤口，敷一层糊状药膏。我可以毫不隐瞒的向你们承认，这次受伤使我心里很不好受，我有点生我自己的气，为什么这么不小心！我使我的家访的教友的计划无法实现。终于，可以起床了，我马上回到了的教区。这一次，在徐州耽搁了24天，我必须争回我失去的时间。下面就是我一天的琐碎记录：起床后，我叫醒和我住在一起的所有人：老师、学生和佣人。6点45分，听教友告解，7点半，弥撒礼。早饭后，念日课经。我派一个修士去教区北部家访十个村子的教友；我派另一个修士去买柴草；再派第三个去给望教者讲解教理。然后，一捆一捆地给麦草过秤；教佣人怎样摆弄我的骡子和溜我的可爱的小灰马。结着，抽空整理自己的卧室，早课、吃午饭，下午，又为各样杂七杂八的琐事忙个不停。 人们不会忘记，在他来到土山4个月后，也既是主保瞻礼日的第二天，那神父差一点被枪杀在送他的客人回家的路上。他是这样对徐州的报界坦言的：他们没有料到，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不径而走，他们想报复；他们后悔没有趁乱，结果了我们。其实，显而易见，如果他们的子弹当时打中我们中的一个，他们也会打死其余的，以便杀人灭口。自从这次历险以后，人们总是向我们表示同情，当他们听说我们向高层揭露了这一丑闻，同情立刻上升为钦佩。 谁敢说这不是天主借助这次的历险，来帮助这个单枪匹马的小神父更容易的完成他的传教使命呢？当地人总是还未见其人，已闻其名了。"就是在这样的慕名中，我开始了我正式任命土山本堂神父后，对我教区的第一次家访。我作了22台弥撒，收获了700个复活节圣体，洗礼了130个幼童和巡回了两趟我堂区的所有学校。这次12月4日事件的另一个影响是得以重建去年被烧毁的我本堂区的最大教堂，几乎不用我筹款，人们答应会有足够的资金，而且这次重建的会比以前的更美仑美焕。 今年由于我的麦仓空了，而我又没法再弄到粮食，神学教理初修班只好暂停。我也非常遗憾，望复活时，没能给教友带一些绵羊羔。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希望就是赶快让我的小学生们复课。学生们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学习，有时，我去看他们并给他们出一些考题。有时，我把一些学生集中到教堂进行短期培训。土山的学校已满员了，83个学生，4个教师。但应该提到的是：我重新整修了两年来被战火摧残的不象样子的我的家和学校。" 作为土山的唯一传教士，而且又不曾有过有经验的年长者的启蒙，可想而知他的困难有多大。他的中文还远远没有达到精通的程度，同时，他也很无奈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帮助和解脱那些还没有得到天主恩惠的灵魂。他的辖区有3000多教友，他得到处跑讲经传道、做弥撒。在1940年写给他母亲的信中，他这样写到：我没有时间，因此，只好简短的给你们写几句。最近几个星期，我都在外面到处跑。在连窗户都没有的茅草屋里，更不要说墨水了，我怎么能给你们写信呢？做弥撒的前一天晚上，我通常住在我的教友家中，这样我可以体会他们的疾苦！今年冬天，这天气暖和的出奇，我正好趁这好天气多跑几个地方，传我主的福音。我想我的天主应该会很高兴的！ 5月，对神父来说，可以暂时轻松一下。因这正是麦收大忙时节。整整三个星期，每天几乎18个小时忙在田里。他也很关心他教友的活计，他常常去田里看他们干活同他们亲切交谈。人们跪在地上割麦子。他们用左手抓住一把麦子，右手用月牙般镰刀飞快地割着，然后，打成捆。人们从早上3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然后，人们把割下的麦子带回家，当天夜里就打穗、磨面尝尝鲜，因为他们已断炊很久了。"为什么大家都象发了疯一样往前赶呢？首先是因为饥饿，其次，是怕麦穗被雨浇霉或是被烈日晒焦。同时，尽早打谷归仓，也是为防夜间的偷麦贼。" 土山一年的传教使命就要结束了。6月初，他听说7月份，可能徐州大教区将被分成几个。"不管怎样，7月，我得到北京去继续进行中文的提高培训。 "6月底，他的继任者到达土山，这比他料想的要快。他尽他最大的可能教他怎样开展工作，7月1日，他向土山挥手道别。在他离开土山几天后的日记中，他这样写到:如果说，离开土山对我无所谓，这无疑是在撒谎。首先，在我临走那天，教友们对我表达的无限依恋这情是不言而喻；镇子里无论信教的、不信教的、军官和商人，一直把我送到城门外。街道上排起一条长龙，还不断爆发出只有对名人才有的掌声。在他们的心中，我该是一个伟人！而在我的心中，在我的整个传教生涯中，倾注了我的全部心血，艰难开垦的处女地-土山，可以说是我的中国故乡，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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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31日，那士荣神父被任命为离徐州70公里远的套楼天主堂本堂神父。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来描述他对他的新堂区的第一印象的：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到火车站，坐上了开往套楼方向的火车，但下了火车，我们还得步行20多公里。连日来阴雨连绵，更不要说还要穿过黄河故道，大家都认为我很勇敢。但想到第二天是圣星期五，我作为神父应该到场。如果不是这个原由，我也不愿意在这种时候走。但如果我知道前面等着我的什么，我也不敢带这么些行李。我们在泥泞中走了7个小时，而且其中三个小时我们还得扛着我们的自行车。大运河的一个支流使我们耽搁了近半小时，最后，我的助手脱鞋下河去探水深，不是很深，但也快淹到脖子了。我们首先运过我们的自行车，接着，把行李顶在头顶上过了河。大约5点钟，我们到达套楼，大家都象落汤鸡一样，样子滑稽可笑，我很不好意思这个样子来到我的新领地。由于这个小镇几乎所有的好人都接受了虞来宝神父的洗礼，在这儿可以说神父象皇帝一样受人敬畏。尽管我样子可怜好笑，大家还是非常热情接待了我。我清洗整理一番后，主持了晚祈祷并向我的新教友们作了一个简短讲话。 一个月后，他就觉得如在自己家一般自在了。"就这样，我的命运紧紧的和这个边远小镇的教堂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由四根漆黑圆柱子支撑的青砖教堂，小巧玲珑。塔楼上教宗旗迎风飘扬。这儿也如同我先前待过的土山镇一样，小小天主堂已被土匪光顾过好几次了。去年秋天，第一次到乡间传教的寇守德神父和另外两位修士，就偿到了被土匪用枪顶着的滋味；目前，一切还算平静。况且，在土山时，我早已领教过他们的凶猛。但面对他们，我真是感到渺小无能。 我的堂区距徐州140多里，离我在埃德蒙顿时辅导教师屠神父作本堂神父的丰县30里；北面60里，作传教士的孙国光神父，也是我在埃德蒙顿时的老相识。真是巧得很！三周来，每个星期天，做完弥撒和处理完一切事物后，我都到屠神父那里去吃中饭。8月26日，这是我自从上任以后，第一次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喘口气。我的右边是一个围着铁栅栏的窗户，透过它，我可以看到十几米远的菜园。我的不大的卧室里，有一个铺着手织物的躺椅，有时，午后我会在那儿小歇一下，但从不会很久，因为在我四千名的教友中，总会有一两个有事要找我。 土山对我来说，已是很遥远的事了，但她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正是在那儿，我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启蒙，艰难地迈出了我传教生涯的第一步。虞来宝神父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在徐州西部地区教友的心中，他象是一个大救星，点燃了教友的心灵之火。而我应该继续他的事业，绝不能熄灭这火焰，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小事一桩。 明天8点，我得骑车到30里外的村子，筹备一个小学校并和当地的教友商量怎样支付教员的薪水。接着，讲授圣经道理，主持婚礼和洗礼。在此之前，和无数向我问好，夸奖我的中文讲得好的村民在田间交谈，我的耐心仿佛是无止尽的。想象一下，我的变化有多大啊！" 星期天，听两三百人告解，主持弥撒礼；接着，赶骡子车把5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送到90里外的土山镇上学。然后，星期二再赶回来准备9月8日的关于圣母圣诞瞻礼的盛大讲道活动。之后，又要到徐州去办事。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已是十月了。我开始利用农闲时间家访我的教友。从10月到1月，从未断过。如果说我还有时间给你们写信，那是因为我非常爱你们！事实上，他的父母已五个月没有收到他的信了。他把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给他的教堂和他的中国教友。1月到5月，他仍在被战乱摧残的不象样子的堂区来来去去忙碌着。"大家都在没完没了地挖战壕，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情况更糟了，坦克根本无法通过，只有走路或骑自行车才可以勉强通过。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两米宽两米深的壕沟啊！" "我不知道大家是喜欢我，或是怕我、讨厌我，但他们都认为我非同一般。路上的危险从未阻止我出门。1941年1月5日，我写信给上海总教区的主教，我必须带领两辆马车到砀山去接我们的学生，我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我还代表我的邻近教区，他们让我这个流动神父作全权代表。我1月7日从砀山回来，第二天又上路了。这就是我的生活。" "1月10－20日，我经过10天的休息回到套楼。我听说我的最好的小学校被烧毁了。我的27个小学生，2位教员和30名晚间常来听课的大人，怎么办呢？重建，简直不可能！我的教员们仍然在一间借来的房子里上课。这使我受挫的心，稍稍得到一点慰藉。" 冬天给在路上奔波的那神父带来更大的困难。"2月8日，我一个人从丰县骑车回来，大雪纷飞就如同我们魁北克的大雪暴一样。车轮在雪堆里打转，风卷着雪直往我的脖子里钻，好冷啊！我浑身白茫茫的象个雪人，胡子上挂满了冰茬子。当我的教友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都睁大了吃惊的眼睛说：天啊！我可怜的神父，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可要注意啊，小心别冻怀了。随后，给了我一大堆的建议和以防感冒的灵丹妙方。也难怪，如果他们见过我们加拿大的大风雪，他们就不会这么吃惊了。 3月10日，徐州教区的邰轶欧主教来这儿主持坚振礼。两天的集中讲解道理。要供150个人吃饭。因为总有一些饥饿的人趁机填饱肚子。安神父也利用这个时间，每天讲五、六次经文。我们的主一定会高兴的。" 五、六两个月也如同其他时候一样，在紧张繁忙的日常事务和担心忧虑中，不知不觉中很快过去了。冯丹和潘守品两位年轻的传教士要回加拿大了。那士荣神父想托他们亲手转交一封信给他的父母，但遗憾的是直到他们出发前，他都没来得及写完这封信。一个月后，这封信从北京发出，那时，他正好在那儿继续深造他的中文。尽管天气异常炎热， 那神父还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刻苦攻读中文。两个月后，他重新回到套楼，生活又开始了从前的节奏。 整个秋天，除了处理天主堂的日常事务外，他还察访了分散于乡间的六所学校，为大约两百名儿童和四十位成人受洗。圣诞节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但比起去年，那士荣神父感到心里上稍稍轻松了一些，因为今年他感到他的中文水平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节日一过，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他的学校由于缺少资金，面临着关门的危险，那士荣神父不得不决定向他的加拿大亲人伸出求救之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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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资金，套楼学校被迫关闭了，而天主堂的其他活动也只能勉强维持。他感到，正当他偏远堂区的数千名教友期待天主恩惠的抚恤时，他的小小天主堂却日渐衰败了。他不能容忍这种事情。于是，他决定向他在加拿大的亲友伸出求救之手。从1941年秋开始，他给他远在加拿大的亲友写了许多封信，信中他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论述了传天主福音使命的重要性。在一封写给曾给他寄过传教使命周刊的某修道院院长嬷嬷的信中，他是这样讲述他的想法：我非常感兴趣你的事迹。事实上，凡是关于传教使命的事，都是我最为关心的。这种对传教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并付诸于义卖筹款实际行动。无疑对你的孩子们的思想品德培养是大有好处的。渐渐地他们就会明白，在天主的所有创世思想中，最主要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感知他的存在，得到他的恩惠。而且我坚信，所有那些间接的或直接的未努力实现天主这一愿望的人都将得到天主的惩罚。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直接、最有效的回应天主的这一愿望的方式就是，对传教事业积极施舍、祈祷。 就这样，那士荣神父到处为他的小天主堂乞求施舍，尤其是向他的加拿大亲友伸出求救之手。再也没有比这种自然而然地从他忧虑的内心深处迸发出的乞求更感人的啦。对于那些没有经济能力帮他的人，他只是请求他们为他的教堂祈祷。 在写给1937年他在加拿大认识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到：亲爱的朋友们，长久以来，我都闭口未提，但我的小小堂区的经济拮据迫使我不得不向你们开口。以天主的名义，向你们倾吐我的苦难，等待你们的帮助！对于那些有经济能力帮助我的人，我等着你们的捐赠来维持我的学校的开支，来帮助我的教友；对于那些只有一颗滚烫的心而没有经济能力帮助我的人，请为我的堂区的教友们祈祷吧！你们的祈祷将会唤醒和激励那些非教友来信奉天主。你们知道，尤其在这异常困难时期，这将会给我怎样的帮助和支持啊！ 他也常常给他的经济并不富裕的兄弟们写信求助，因为他知道即使他们自己不能拿出很多钱，但他们可以帮他做宣传。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到：我诚心地等待着你们朋友们的帮助。请为我堂区教友们的困难和饥馑大力宣传吧！以仁慈的天主的名义，我为我套楼的教友们乞求你们的布施。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将不得不像去年那样，关闭学校的大门，为我的无能为力而哭泣。我已弹尽粮绝，穷困潦倒。如果那些有钱的商人了解这些情况就好了。而那些银行家的目光也真是短浅。难道他们不懂得计算投资一分钱给传教事业，从中将会得到怎样的收益吗？他们只是紧紧盯着眼前百分之六的贷款利息，而忽视了传教事业将带来的精神上的无可比拟的好处！乞求仁慈的天主宽恕他们只知斤斤计较金钱的罪孽吧！北美大陆的一个年轻人，每天用来吸烟的钱就足以养活一个中国家庭。我曾做过这样一个计算：每天消费在香烟上的花费，可以救活多少个挣扎在饥饿中的中国人。当人们看到饥馑和战争正在使这样一个伟大民族走向衰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向那些无所事事、乱花钱的北美阔佬们大声疾呼，以天主的名义，请求他们来帮助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他们的兄弟姐妹们。 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创办的套楼学校不得不关门，那士荣神父夜不能眠，绞尽脑汁思考其中原由。终于，他有了答案。"如果说，我的朋友们还没有决定出资、出力帮助我的教友，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信仰和爱心。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还没能找到消除他们内心疑惑，完全献出他们爱心的钥匙。" 那士荣神父日夜苦思冥想，想找出走出困境的灵丹妙药。忽然，有一个想法在他脑际一闪。为什么魁北克政府不更加热衷支持传教事业呢？"我们正在给他们做很好的宣传工作。我们使这儿的中国人更好地认识和钦佩魁北克。如果我的叔叔是国家总理，我要向他大声疾呼，在他做年度财政预算时，想到那些正在亚洲传天主的福音，同时也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为加拿大做好的宣传的加拿大传教士们。他们一边传教，一边回答着当地人提出的有关加拿大这个在他们的眼里，热爱和平，善良友好，富足康泰的国家的上千个问题他们不但是天主福音的传播者，而且也是<爱的使者>。法国政府刚刚给我们汇了四千法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运输公司也半价运送加籍传教士们踏上传教之旅，并免费运输他们的行李。" 一个轻便摩托车，也是那神父急需物品之一。在一封给家人的信中，他这样写到：无需豪华美观，我只需要一个轻便、实用的小小摩托车可以一同载我和我的助手，以及我们的行李。如果你们想知道为什么我急需这样一辆小摩托车，我可以简单地给你们列出以下原因： 1. 每一次穿越流动的沙丘，去看望我的教友，我都不得不扛着我的自行车步行，而我的邻堂区本堂神父有一辆摩托车，穿越沙丘时，就如同一只驯鹿一样轻而易举。 2. 如果有一辆摩托，我可以节约很多时间。骑自行车到徐州要7小时，骑摩托车只需2小时。 3. 每年可以节省三、四百块钱。因为有了摩托车，我就不必再饲养两头驴子，我并且可以把它们卖掉。 4. 我可以保住我的膝盖。换句话说，如果照此下去，用不了两年，我就会像我的前任套楼本堂神父一样，落下膝盖劳损的残疾。 5. 此外，每当我骑着它在路上奔波，听着它发出的<噗噗声>，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你们，我故乡的大公无私的亲人们。 1941年秋天，他渴望他的乞求布施工作有一个大的成效。因此，他用三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封将会在他的两百位加拿大亲友中传阅的信。其中，他这样写到：这是我面临山穷水尽之时，向你们发出的紧急呼救。我太爱我的小小教堂和我的教友了，我请你们理解，我怎么也不愿意看到它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衰败下去。只要你们中的每一位给我十块钱，我的教堂就得救了。每年谁没有十块钱的结余呢？我小小教堂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中！ 在他的呼救信中，他首先简要地讲述了他的故事，以防万一有新的朋友愿意为他的教堂慷慨解囊。"1938年2月，我在中国天津塘沽港登陆，接着，乘坐5个小时的火车到达中国的首都北京，继续深造中文。经过15个月的中文学习，1939年6月20日，我被派往加拿大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中心徐州。四天后，我的会长又把我派到一个偏远小镇传教。在巴恩理神父的陪同下，在泥泞不堪的乡间小路上跋涉了三个小时，于6月24日下午5时，终于到达了我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地-土山镇。我在那里一呆就是十个月。 1940年7月，我又被派往徐州市西面70公里远的套楼镇作本堂神父。直到现在。我刚刚度过了夏季的青黄不接时节。每天晚上，我都梦见一大串的数字缠绕着我。而这些数字，记载着我家访教友的次数，我的日常神职工作和我的财政收支情况。总而言之，下面几个字可以概括我的所有生活和景况：荒漠、教堂和空空如洗的粮仓。我的堂区差不多方圆400多平方公里大小。十个月的时间，我差不多骑自行车跑了3000公里的路程。而且都是泥泞的布满战壕和地道的乡间小路。有时穿过象撒哈拉沙漠一样的荒漠，自行车无法通行，我只得把它扛在肩上，继续赶路。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那些漆黑的夜晚，独自一人，忍着疼痛，在路上奔波时，我还会不寒而栗。然而，疲劳对我来说，并不是最可怕的。目前对我打击最大的是缺少资金。我已身无分文，濒临绝境。这时时缠绕着我，使我常常作恶梦。由于缺少资金，我的所有希望都将成为泡影，我的学校被迫关门，我的助手们也将不得不停止他的一切活动，比如：安抚死难教友的家属，为新生儿施洗礼等等。 为了维持教堂的日常开支，难道说，我没有卖掉我唯一的心爱的小马驹吗？而自从上次邰轶欧会长到我这儿做客以来，我已好久没有闻到黄油的香味了。至于说白糖，每天早上就只有一小半勺，以至于我的厨师威胁我说，将要向会长告我太苦自己的状。 请原谅我斗胆向你们开口，讲述我的困难。如果我占用了你们太多的时间，来诉说我的中国边远小镇教友的不幸和苦难，请求你们的谅解。之所以会这样作，那是因为每当讲到这些时，我的内心就无法平静。我甚至没有察觉到你们的不耐烦。 那士荣神父把这封长信寄给了他所认识的所有愿意帮助他的人。并且在至每个人的信中，他还给每个人写有特别的话。在1941年10月24日，写给他的一位姑姑的信中，他这样写到：狼在有吃的的时候，它们是不会走出洞穴的。如果我们在深夜听到狼嚎，那是因为它们饥饿难耐！请原谅我就象久未进食的饿狼一样，在你家门口乞求施舍。" 套楼这个小小本堂神父的呐喊和呼救得到了回应。各种各样的捐赠源源不断地送到他的堂区。他的妈妈负责筹集捐款，给他买一辆摩托车。然而，12月8日珍珠港事件之后，北美和亚洲通信和交通中断。信件、捐款和捐赠物不能及时运到中国。直到两年后那士荣神父遇害时，他都未得及得知这个好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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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他人该怎么做，而自己不身体力行，是比较容易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他只是个动嘴不动手的<嘴把式>，因为时间会验证一切的。然而一个没有经历过生活磨难的人，是不会有许多人生体验的。正如我们书中的主人公-那士荣神父，他的一生不总是鲜花和美酒，一帆风顺的。他虽然只活了四十几岁，但却经历了比他的同年龄人多很多的东西。而且，他常常把他对人生的体会和他的为人处事的原则，与他人分享共勉，也常常劝解和指导他人怎样做。 那么他的生活原则和信条是什么呢？首先是他对上智的天主的坚定不移的信仰。在1938年8月18日写给一位身处逆境的亲友的信中，他这样写到：当我看到，你愿意把你的健康完全交托给天主的上智时，我真是非常高兴。我们都知道，健康问题是除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之外，最个人的事情。当你完全把它交托给天主，顺从主的意愿，这是一个很大的圣德，天主会看到这些的，他将会降福于你更多的恩典。如果没有主的恩惠的帮助，我们是无法承受痛苦和煎熬的。承受身体上的不适，有点类似于为天主献身殉教或赎罪祭礼。你该知道，为天主献身殉教或是赎罪祭礼，是对天主示爱的最高境界和表现，这样作可以赎我们以前犯下的所有罪过。请好好地抓住这次身体不适的机会，努力修你的灵修吧！当你感到你的祈祷没有用，或是不想再祈祷的时候，干脆什么也别想，什么也别做，只把自己全身心地交托给天主就好了。 那士荣神父毫不畏惧把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凡人，努力推向超性化、圣德化。"你的丈夫还觉得他很不幸吗？而我却认为天主很关爱他，因为天主给你们这样好的机会来考验你们的圣德修养。千万不要让这个机会白白过去而毫无收获！对于不喜欢忍受痛苦的人来说，或许这个灵修的过程有点苦，但这却是医治我们人性所固有的骄横和任性的最好良药。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不更多的依恋世俗世界，而向往永生。此外，所有的这些肉体痛苦和生活艰辛，最多也不过持续四分之一或半个世纪，比起永生来，真是微不足道！" 1938年12月8日，他的哥哥保罗一家，离开艾尔博塔省，举家搬回魁北克省的一个农场。当时，他们已有11个孩子。面对这个家庭的经济拮据和困难，那神父开诚布公地劝解他的哥哥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加拿大，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非常理解你的耽忧和困苦。但你还心存希望，还在不断的努力，这很好。在困难面前，只是一味的叹息、抱怨，是丝毫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有时说，如果和我换个个就好了，哪个人不曾有过这种想法呢？但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我们不满足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时，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一切，而事实上，我们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信中，你也曾流露过，你担心东部的气候和环境对你孩子的成长不利。好好想想我们曾犯过的错误吧！我们曾以为西部大平原有利于天主教徒的成长，但你现在已明白我们是怎样的大错特错了。哪儿都是一样的。无论在哪里，都是做父母的，负责他们孩子的教育。只要心中有天主，在哪儿，我们都会成为好的天主徒的。 对于那些在上海天主教徐家汇神学院学习的年轻的加拿大学生们，那士荣神父更愿意给他们一些指导和建议，而不只单单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和经验。1942年8月31日，在丰县被囚禁期间，他曾写信给他们：请继续保持朝气蓬勃，热情虔诚的作风吧！我年轻的朋友们，不要随着时间，变得因循守旧！你们应该透过书本的字里行间，努力理解其中更深层的含义。如果，有些事你们目前不能弄明白，随着阅历的加深，经验的积累，有一天，你们会弄明白的。而最可悲的是，作一个不求甚解，随波逐流的人。目前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先博览群书、多听、多问。我这样说，并不是在哄骗你们，而是通过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教你们某些在中国非常通行实用的为人处事的方法，虽然中国人很友好谦虚，但也不会因你的一贯无知，而总原谅你。 你们认为，神学院里，人们只是简单地填鸭式地在给你们灌输知识。你们甚至都没有时间来很好地消化吸收。毫无疑问，只一味地吞咽知识，而没能领会其内涵，是很痛苦的，因此，我们决不能这样做。一个真正的耶稣会会士应当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耶稣会里，经过十五年的学习和修行，可以说，我们的大脑已被各种各样的知识武装的严严实实，而且我也承认，这些知识有时是很杂乱的。而遗憾的是，有些神父走出校门后，没能很好地重新消化，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只是，消极地面对这一切，还有一些沾沾自喜，他的学业已完成，文凭在握，不会有人再来麻烦他了。但你们大家，可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应当好好的利用所学到的一切！同时，还应该养成勤于思考的好习惯。总而言之，应保持朝气蓬勃、勤奋好学的作风。如果一个人不把所想的和所学到的，付之于行动，想得再多，学到的再多也没有用！ 生活是复杂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立志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你们有幸把你们在学校学到的基本知识，在今后的生活中得以实践。机会是有了，剩下的就是，要时时留心和思考身边发生的一切，这样你们将会得到无论在精神方面、宗教方面、还是关于中国问题方面的有益收获。在这里，我的堂区，我只有一个人，因此举步相当艰难。或许是因为我太迟才来到中国了！关于什么时间是最佳时间，对一个年轻的思想开放的加拿大传教士来中国，研究这里的实际情况，更好的理解这儿的中国天主教友呢？这还有待你们去揭开这个问题之谜，但无论结论怎样，亲临现场是表示你爱中国人民和获得他们的爱的最好的方式。 比起我们来，你们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在一进入你们教区时，你们就会讲当地话，和教友们交谈。或许你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些，但这一定会使你们更容易地获得很多理解和信任。那些没有你们这样经历的人，只认识表面上的中国人，而你们，可以说真正了解中国人。你们将和中国人很好得融为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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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流血牺牲，也就没有救赎！"这是那士荣神父在写给他妈妈的一封信中，引用 <<圣经>>中的一句名言。而他，不久以后，也为了拯救他的中国小小天主堂，献出了他的生命, 成了一位真正的殉教者。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士荣神父临走前，我们一起去拜访我们堂区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父的情景。"他的一位亲属这样讲到。"当时，这位神父问那士荣神父： '你马上就要到中国去传教了。为什么你愿意成为一名传教士呢？' '我愿意为天主殉教来唤醒更多的民众。'他很简单地回答到。 不久以后，这位神父告诉我，他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我们拜会他的情景。那士荣神父的神色是那样安详、宁静，看起来象一位殉道烈士。" 大家可以想象，传教事业的危险，一点都未使他畏惧。而甘愿为天主献身的决心也从未动摇过。他在写给一位修女的信中写到：中国是传教士神修的圣地，尤其是现在，处于乱世的中国，更是造就英雄的大好时机。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尤其愿为他所爱的人献出生命，更可谓情真意切！请为我能有机会成为殉教者而祈祷吧！想象一下，殉教是为天主作的最后奉献，这是多么的荣耀啊！ 在他的日记里，他曾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需要你为天主献出你的生命，你将会怎样做？我会毫不犹豫地为天主献出我的生命的。因为我知道，象我这样一个小小传教士，却受天主太多的恩惠了，而且我更知道，这对我将是一个多大的恩惠和荣耀啊！因为天主只接受那些立志修德行想成为殉道烈士的那些人为他殉教。 为天主献身的愿望，一直深深扎根于那士荣神父的心中。到达北京四个月后的一天，他听到了一位传教士光荣献身的消息，"这是在中国殉教的第一位北美传教士。他只有43岁的他被蒙古土匪凶残地杀害了。被害几天后，人们才找到他的尸首。我认为他是上智的天主的宠儿，因为他有幸向天主出示了他的信仰和虔诚。" 天主在赐福他成为殉教者之前，曾给了他许多预示。有好几次，那士荣神父都死里逃生，这好像是天主在有意暗示他，有一天他将成为殉教徒。 在写给曾祝愿他将来有一天，成为殉教者的修女的信中，他写到：你5月25日信中的祈祷使我非常欣慰，也使我变得更坚强了。我从来都没有灰心、绝望过，尤其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看到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自己一天天的衰老下去。天主保佑！靠着他的恩惠，我才没有在这无尽的苦海中灰心消沉。 那士荣神父把他在丰县的囚禁岁月，看作是他日后为天主献身的很好的准备阶段。他曾向也被囚禁在上海看管所的一个同事，表达过这个意思。在遇害前两个星期，也是他写给他的上海朋友们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写到，他已预感到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他甘愿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交托给上智的天主，听从天主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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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日本出击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随即，美国和加拿大对日宣战。于是，战争期间所有在华加籍传教士被看管拘禁。其中，那士荣神父等三位神父被拘禁于丰县，其他的加籍修女和神父被押往上海或徐州集中看管。那神父是在他的堂区- 套楼镇被捕，随之被押往丰县的。 套楼并不是一个幻想中的乐土。生活在苛捐杂税和饥饿双重摧残下的人们，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顾及他们的精神生活。那神父在写自1942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然而，在我的堂区，仍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镇里的头面人物都很诚实、正直，并能积极支持我的传教事业；其二，我打算1941年12月10日组织一个筹款募捐大会，竟有40多个家庭踊跃报名参加。所有这些都多亏了天主的保佑和恩惠。我感到异常地欣慰。尽管在外作了十天的家访，我仍觉得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我期望着地球的这一小小角落重新获得生机，繁荣昌盛起来。 1941年12月8日，套楼的本堂神父应该呆在家里，因为这一天是圣母无染原罪始胎瞻礼，同时也是他的堂区本堂瞻礼。7日下午，新组成的丰县总本堂区的12位神父都来到套楼。很久以来，都没有见到这样的情景了。告解仪式后，大家在欢乐的气氛中，有说有笑地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第二天，小小天主堂里挤满了虔诚的教友。那神父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他不但要招待来自远方的他的12位客人，还要宴请为他的学校出资出力的好心的募捐者们。 节日过后，除了申白天神父和郎仁傅修士留下过夜外，其他客人都回到他们各自的堂区。日记中，那神父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8点钟的时候，帮我料理天主堂事务的一个助手，气喘吁吁地跑来，向大家宣布：'日本兵已到教堂门口了！'由于节日的操劳，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拜访很是厌烦。但我们不得不打开门，迎接他们。带队日本军官对我们说：'美加已对日宣战。他奉命要立即清查我们的所有物品。那士荣神父对此提出抗议：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对我们神父有什么怀疑，尽管直说好了。'大家开始争执起来，那神父坚持己见，另外一个也毫不让步，他说他奉上级命令而来，清点一切物品，而且在套楼的所有神父当天晚上须押往丰县。结果，申白天神父建议先让步。人们分成三部分。我带领他们去清查我商店的财物。由于是我拿着手电筒，他们只看到我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负责登记注册的书记员简直不知该怎样填写他的账簿，我建议他只泛泛地写"杂七杂八的许多东西"好了。 最后，他们还坚持要看教堂钟楼。'没有梯子。' '马上找一个来！'大家花20分钟时间找来了一个梯子。我只好在前面带路，我的手电筒的投影在教堂大殿的墙上晃来晃去，使气氛变得更加恐怖。日本兵重重的皮靴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教堂的静寂使日本兵们也感到毛骨悚然。我跪在祭台前，虔诚地默祷着，心里想着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在我的教堂里作这些事了。士兵们也都向圣母像鞠躬，表示敬意。 在教堂楼上，我的小学校里，士兵们的皮靴声吓得我的学生们个个都象受惊的小鸟一样。在士兵们登记床和凳子数目的间歇里，我轻轻地安慰我的学生们：我亲爱的孩子们，别害怕！如果明天一早，你们见不到你们的神父，请为他祈祷吧！你们一定要记住，天主是我们的主宰。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听话。你们的神父永远也不会忘了你们！ 女校的师生们以为是强盗来侵犯，吓得不敢开门。我不得不用梯子爬上她们的院墙，向她们大喊是'我'。我看到她们大家都颤颤惊惊的跪在圣母像脚下祈祷。于是，我好好地安慰了她们一番。 吓得体若筛糠的我的助手们，泪眼汪汪地看着我。我抓紧时间安慰了他们几句，并鼓励他们要继续为天主工作。在日本兵刺刀寒光的逼迫下，吓得要死的教友们都不敢做声。教堂的院子里，驴车已准备好了。我最后向我的教友们说了一声'再见'，登上了驴车。在日本兵荷枪实弹地押解下，我们上路了。 ‘套楼本堂神父，你看起来很镇静安详嘛，即使在这样的午夜被带走、拘禁。'徐州教区主教在我耳边轻语，向我打趣。'我也象您一样，觉得很没面子。说真的，您也真是不走运！在土山本堂堂区瞻礼那一天，我们在路上，挨日本兵的枪子；套楼本堂堂区瞻礼的晚上，您又被用枪押走。'我也向他开玩笑说。而事实上，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每次，在我处于困境时，我的主教都有幸在我身边。 "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为什么呢？所有这些问号在主教神父的心里直打转转。由于沙子太软太厚，驴车无法载着我们前进，我们只好步行爬过两座山。午夜2点钟时，四辆军用大卡车已在等候我们了。每辆卡车载着大约30几个人。30分钟后，我们到达丰县县城。可想而知，这些不懂我们的语言，由于我们的缘故，深夜步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士兵们自然对我们不会太友好。他们看上去，个个都疲惫不堪。而我们满头满脸都是沙土，个个象土猴一样。我们先被带到他们的驻地，随后，三个日本兵把我们带到屠神父的家里。" 昨天，丰县天主堂已经过日本兵的搜查和清点登记了。尽管深更半夜，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神父们看上去都还相当平静。屠神父对我们说："这么晚了，你们来这儿干什么？难道大家不是刚刚才见过面吗？"巴恩理、孙国光和隆仁昌三位神父也都起来迎接我们，另外还有两位神父仍沉浸在他们的梦想里，鼾声如雷，似乎世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9日早上，弥撒礼后，房子里差不多空了。申白天神父和郎仁傅修士回徐州了，其他人也各自回他们的堂区了。不一会儿，谈德义神父也被日本兵押来丰县。已被囚禁的同事们都向他打趣说：嘿！昨天的套楼本堂堂区瞻礼过后，还好吗？你忘了什么东西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又见面了。现在谁也不缺了，大家都到齐了。 他们将被关押多长时间？一星期？两星期？虽是被迫的，在这战乱四起的困难时期，有这样一个休假，也不算太坏；但六个月，这未免有些过长。或许一年？这，神父们都不敢再想下去。 12月10日，日军驻丰县顾问官新犬带着两个士兵第一次正是察访被关押的神父们。他对我们大声宣布?#33521;美已对日宣战，神父们都必须呆在丰县天主堂里，不能随便走动。照他的说法，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但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愿意回到我们的岗位，即使有危险也不怕。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遵守日本军国主义的命令！ 看押我们的士兵，一开始，都很紧张，表情严肃。后来，看到神父们个个都不把这放在心上，他们的戒备也渐渐放松了。有时，他们还在我们面前谈论有关美国珍珠港的战事情况，还容许我们运来一小部分已登记在册的我们的行李。 由于想到，可能几天后就会被释放，屠神父暂时睡在一个小棚子里，把他的房间让给谈德义神父；那士荣神父和隆神父挤在一个房间里，那神父睡在一个临时搭的简易床上。日本人对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视而不见，认为是很正常的，并且对他们来说这更方便他们监视神父们的一举一动。除此，神父们还被要求，写出他们的姓名、所任职位、到达中国时间、在哪里进修以及在加拿大的父母住址。 怎样好好利用这几天的假期呢？那神父和隆神父两人一起坐在书桌前，温习中文。但空间实在太小了，大家不得不想办法来扩大生活空间。于是，谈德义神父想在院子的一角建一个小棚子，大家一齐动手，不一会儿，一个地地道道的北美小棚子搭好了。另外，那士荣神父在院子里搭了一个鸡窝，开始养一些鸡鸭来补充伙食的贫乏。 屠神父听说砀山的传教士们可以在他们的区域里自由走动。也赶紧请求丰县的警察当局，容许他们有同样的待遇，但得到的回答是：'砀山，也许是搞错了，这儿，绝对不可以。'就这样，性格迥异的四个人，被关在一起，相安无事地按各自的方式和爱好，友好的生活着。屠神父，年纪最大，是他们的上级主管。在那士荣神父的日记中，他是这样描写的：谁会想到呢，隆神父和我在埃德蒙顿初学院时的学监，今天在地球另一边-中国的战争集中营里，仍是我们的主管。在初学院时，我们有时还可以逃出他的视线，但现在却无处可逃了。而且，这次，他自己也被囚在囚牢里，行动失去了自由。但他一点也不抱怨。他继续按他四年来的方式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他只是默默地、面带微笑地看着我们这些年轻人。而事实上，在屠神父来到丰县不长的时间里，丰县已被接连轰炸了好几次了。但从始至终，在人们的眼里，丰县本堂神父的形象就是：一个留着一把花白大胡子的神父常常坐在他的书桌后，两只小眼睛在他的中国瓜皮帽下敏锐地眨着。他总是殷勤地款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国籍、不同性情的客人。他一边给客人们斟茶，一边饶有风趣地谈论着任何主题的话题，很艺术地、不厌其烦地回答着人们的问题，甚至人们的盘问。一次，一个日本人来调查有关教堂接到的捐款和经济帐目的问题。屠神父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支香烟，微笑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慢慢地回答着他的问题，但不知不觉中，他已很巧妙地把话题引向别处，而对方还不知晓，居然沿着他的思路一直走下去。当他们在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的时候，已到了吃饭时间了。他从来都是不慌不忙，镇定自若的。五年的时间，他已能很自如地运用这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在某些攻击和操纵面前，他的这种很艺术的消极抵抗和韧性，有时比一个摩托师或坦克旅更有威力。 经过非常恐怖的大轰炸后，丰县的民众无不把屠神父看作是曾把上千的难民收容在他的殿宇里避难的大慈大悲的活菩萨。因为在长达48小时的轰炸中，是他在两次轰炸的间歇中，从容不迫地指挥人们关闭城门，安慰大家，并给人们一种安全感。 四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耐力啊！四年期间，绞尽脑汁想办法，来安慰、减轻他的教友们的苦难。即使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想方设法使他的丰县学校继续开下去。四年的时间，还不曾把他打垮，然而岁月不饶人，他的花白胡须全变白了，眼睛也变得越来越昏花了。 但对那士荣神父来说，他感到生活不够充实。于是，他买来了一百多只鸡和十几只鸭子和一些兔子来饲养。他还在他的门前开了一个小菜园。所有收获，都用来改善大家的伙食，或救济穷苦人民。 就这样，四个神父被囚在一起，度过了14个月的法西斯集中营式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在祈祷，希望早一天获得自由。从外面，他们只能从轴心国的报纸上得到一些战争的消息。而他们被关押的院子里，生活没有什么大的起伏和变化。那士荣神父每天都忠实地记下每一个细节。几个小小片断，将会使我们了解这位殉教士的生活和思考。 今天晚上，我正式搬到一间茅草屋就寝。我点着房间里的土炉子取暖。但由于烟囱倒烟，我的房间到处是烟，就象烤火腿的大炉灶。我不得不又重新搬回隆神父的房间过夜。（1941年12月17日） 天气异常寒冷，我在我的四面透风的茅草屋里冻得直打哆嗦。屋外，冬日的寒雨唰唰唰地下着，屋内阴冷阴冷的，即使火柴刚点燃，随即也被呼呼的北风吹灭了。严寒无情地折磨着我们每一个人。大家看起来都象落汤鸡一样，揣着手，缩着脖。人们不习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是毫无选择的忍受着。 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我的教友们给我捎来了炒葵花籽。平常无事或过年过节时，大家常常坐在一起一边闲聊，一边一颗接一颗的嗑着瓜子。这是很普遍的中国小吃零食。白白胖胖的瓜子仁，又香又脆，味道很象杏仁。（1942年1月15日） 隆神父也同我一样，一头扎在他的中午学习中。谈德义神父教教友们弥撒礼辅察答词。他有用不完的耐心，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练习着。 天气渐渐转暖了。大家又在为夏季做准备。利用我中文字典的学习间歇，我打扫了房间。除此，我还得提早预防臭虫的出现。我重新挂上了蚊帐。邰轶欧会长来丰县做坚振礼。我们请求日本鬼子能容许我们拜访我们的会长。会见结束后，我们一直把他送到城门。大家都很高兴，但一想到要分离，泪水止不住在眼眶里直打转。之后，我们又回到我们巴掌大见方，死气沉沉的囚牢。 我决定开在我的门前开一小片菜地。经过两小时的松土、整地，午饭后，我种下了一些西红柿和黄豆。我的获得自由的愿望，一下子都转移到静心培育这些蔬菜上来了。（5月5日） 我亲爱的小母驴死了。所有套楼的人都掉了泪。我也一夜未合眼。三、四个臭虫不停的袭击我。 今天，一个小男孩给我抱来一只黄色小猫，它看起来象一只小老虎一样。整个院子里象过节一样热闹。但更使人兴奋的是，这只小猫得到了屠神父的青睐，他宣布由他来照顾这只小猫，并把他带到了他的房间。对于那些认识丰县这个"大胡子"的脾气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这使每一个人都很吃惊。对这只小猫的收养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谈德义神父养了两只信鸽，隆神父养了几只燕子，而我，我有我的鸡鸭和兔子要饲养。天气热得人们什么也懒得动，懒得做。我不得不等到晚上11点以后，才能进我的如同火炉一样的茅草屋去睡觉。（6月10日） "天热得要命。汗流浃背的我仍在啃我的书本。从早上8点起，我就一头扎在我的中文字典里。我刚刚看完了100页，还剩下1640页。在这个象喜玛拉亚山一样难以攻克的庞然大物面前，多亏天主的保佑，我一点也不畏怯。而且，可以说，就如同一个信心实足的赛马骑师一样，正在一步步地完成漫长的竞赛。"（9月20日） "谈德义神父病了，被容许送到徐州治病。我们的"四人帮"解散了。谁将是下一个要离开的呢？无人得知。谈德义神父走了。院子里，我们再也听不到他带领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游戏的嬉戏声，也再也听不到从他的小屋里传来的朗朗的祈祷声。一切都消失了。"（11月9日） 天气渐渐转冷了。人们又象往年一样开始用旧报纸糊顶棚。于此同时，为了遮挡凛冽的西北风，我用纸条和糨糊，糊住了我房间窗户手指宽的缝隙，这使它看上去象一个满是绷带的伤兵。房间里暖和了一些，但再也见不到阳光了，开始时，这样的环境使人昏昏欲睡，后来也渐渐适应了。哎！人类的韧性真是无止尽的。（12月20日） 北风呼啸着，冻得人直打哆嗦。关于战争的最新消息也随着这呼啸的北风不停地旋转着，然而有关德、意、日轴心国获胜的消息越来越少了。飞机不断地在头顶上盘旋，关于战争的小道消息到处传播着，但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不得而知。我把我的十几本日记装订在一起，和一个简短说明一起，放在一个薄铁皮盒子里，埋在地下。希望有一天重获和平时，再让它重见天日。（11月26日） 满心期望尽早获得自由的那士荣神父，不断的给上海教区的神父们写信。其中的一封信，他这样写到："如果你们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打发时间的？我总是在啃我的中文字典。请不要忘记，我总是认为练习写中文信件对于学习中文是非常有益的。我刚刚用两天时间写完了一封大约750个字的中文信。我常常这样想，若没有学习中文这件事，我真不知该怎样打发我的囚禁的日子。有时，年轻的中国警察来我们的院子里玩耍。他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嬉戏逗笑，有时顺便还学几句天主教教理！" "今天中午，我获得批准，去丰县的乡下给一个将死的人做敷圣油圣事。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然而，吃午饭时，一脸严肃的翻译要我归还我的通行证。顿时，我失望得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1943年3月4日） 以上的这些摘自那士荣神父日记的几个小花絮，只是他漫长的丰县囚禁岁月中的几个生活小片断。但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对他的囚禁生活，有一个大致的总印象。然而，可千万不要误认为，忍受着酷暑、严寒的折磨，过着枯燥无味的囚禁生活的他，因此而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热情。再也没有比这个被缚的天主的忠实使徒的内心世界更激扬澎湃的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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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丰县的传教士们并没有濒临食不果腹的绝境，他们有基本可以维持日常生活的食品。这还要多亏了那士荣神父饲养的鸡鸭和他的小菜园。此外，他们还可以从教会处领到黄油、奶酪和牛奶。然而在近十五个月的囚禁岁月中，他们却忍受着严寒和酷暑的折磨。但就囚禁生活本身而言，也不是没有他值得留恋的地方，尤其对于生来就认为，做和学都同等重要的那士荣神父来说，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更好地加深和提高他的中文学习。但作为传教士，他为不能同他堂区的教友在一起，而深受折磨。因此，他只好用祈祷和天主决定一切来慰籍他的不安的灵魂。他曾这样说过：如果天主保佑他能尽早和他套楼的教友们在一起，他甘愿用膝盖一步步的跪爬到他的堂区，来感谢天主的恩惠。 他的套楼堂区是这样的近在咫尺，又是这样的远在天边！安神父，他的套楼天主堂的接替者每个星期都来看望他。在1942年9月28日写给狄守敬神父的一封信中，他是这样描述，他被日本人带走后的情景："即使在套楼这样一个小镇，你都可以想象人们是多么的失望。日本人不仅带走了他们的小小本堂神父，而且也囚禁了传教士的头儿邰轶欧神父，这件事给了他们当头一击。当我们被带走时，村子里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聚集到我们的院子里，异常悲伤地目送我们离去。直到第二天，安神父和村子里有影响的人才使他们渐渐平静下来。情况变得异常紧张：里白天黑夜，天主堂里都挤满了惊慌害怕的教友们。弥撒礼时，安神父尽量安慰他们，请他们多多向天主祈祷。一些虔诚的教友，甚至一些好心的非教友心情都非常激动，他们募捐了40元钱来举行一个宏大的弥撒礼，为了祈祷天主保佑他们的被囚的本堂神父安然无恙，早日回到他们的身边。跟随和帮助我处理天主堂日常事务的先生们，更是焦虑不安。两天来，寝食不安，商讨应付的办法。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倘若那神父再也不会回来，甚至安神父也不能住在天主堂里，主持堂区的日常事务，那怎么办呢？即使这样，我们照样虔诚地信奉天主，我们绝不放弃！安神父可以来我们家里做弥撒，我们供给他食宿。所有这些使我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这种情形持续了几个月，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紧张恐惧渐渐趋于平静，有重新为日常生活的拮据和苛捐杂税的重压而焦虑不安。 当然，在偏僻贫穷的乡下，并不是所有的教友对这件事的反应是相同的。在一些地方，天主教友同非教友一样，对一些并不能解决他们温饱问题的事件，反应不是很强烈。甚至，在一个村子，一些匆匆被说服入教的教友，趁机退出了教会。" 尽管囚牢中的那士荣神父尽量把他的时间安排的满满的，但他还是禁不住常常想起他套楼的教友们。"我被带走前的半年时间里，我们已建立了一个套楼所有教友的个人档案，其中包括：姓名、性格特点、婚姻状况等等。我们也计划趁一、二月大家都在家里时，说服更多的人归依天主。我做梦都在想早日实现这个宏伟计划，即说服我的八千镇民都信奉天主。唉！可现在一切都成为泡影，我想那些地狱中的魔鬼们这下可以狂欢庆祝了。"一想到这些，他禁不住凄然泪下。 他向他的日记这样倾吐内心的秘密：我很想念我的自行车。这个曾跟随我跋山涉水，辛苦奔波三万里地的老朋友。可以说，他是我无数个骄阳四射的早晨，满怀信心探访我教友，无数个夜晚，疲倦归来躲避在战壕里急急赶路的最好见证人。也是多少次，和我一同饱受枪林弹雨的袭击，记得，1939年12月4日，你第一次和我踏上传教的征途，你就遇到了枪弹的洗礼，啊！我的老朋友，什么时候我再可以和你一起重踏征途，去安慰我饱受磨难，灰心失望的教友啊！当我在痴想这些时，我忽然听到了天主在对我说：'现在，我不需要你为传教四处奔波，控制你焦虑的情绪。目前是需要你受煎熬，苦修的时候！' '苦修'？难道在我的一生里还缺少磨难和煎熬吗？不！或许我经历太多的事情，只是一味的行动？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静下心来，好好审察自己曾经历过的一切！他虽然这样安慰自己，但对套楼教友的思念，不能再继续传主的福音，坚守自己神圣岗位的缺憾，又时不时地缠绕着他、煎熬着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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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三位神父就这样英勇献身了，那是因为他们太爱他们的丰县学校。尽管被完全剥夺了司铎职位，他们还是决定把他们的学校开到最后一分钟，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尤其对于那士荣神父来说，这个一直都认为自己的一生都将奉献给传主的福音的神父。而在他加拿大初学院的学生生涯结束之初，首先被派往他家乡附近的教区教书。也就从那时起，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一工作。在他1937年写给他的院长的信中，他还曾表达过想把他的一生都献给教育事业的想法。又是怎样的巧合啊，不久以后，他将为了这一事业献出了他的生命。 丰县的囚禁者们，有时会抱怨他们整天被关在屋子里，无法完成他们的传教使命。当然，他们毫无疑义地认为，这一使命是他们的真正的本职工作，但既然目前无法从事这一工作，也不能无所事事，浪费时间。1942年1月，屠神父给大家分配了新的一年的工作。谈德义神父负责天主堂的唱经班和宗教司仪；隆神父负责城里的教友联络工作；那士荣神父将教授高年级的数学和天主教教理。屠神父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由于城里另外两所官办学校的竞争，他们的学校必须保持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声誉。然而，好的教师要花高价才可请到，因此，缺少资金成了个大问题。 在他的1月29日的日记中，那神父这样写到："今天中午，屠神父神情恍惚的坐在桌边。大家都在想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一会儿，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对我们来说，这真是飞来横祸啊！'一个重要消息，对于被囚禁中的我们来说，真是少有。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疑问缠绕着我们，顿时使我们的食欲大减。终于到了课间休息时间，我们问屠神父，到底是什么消息？'没有任何资金可以从上海教区发出来，今后，我们不会再接到从徐州转来的汇票。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学校只得关门了。'他回答我们。" "这对我们来说，真可谓当头挨了一棒。我们开始困惑天主的真正用意。最近这些年，传教仍在运行，但进展甚微。大家不得不用秘密的隐蔽的方式，传主的福音。因此，我们应该更虔诚地相信天主"那士荣神父继续这样写到。 屠神父自己有一点点儿积蓄。2月春节过后，学校又开门了，共有130名学生，其中40名是教友。那神父教授数学、地理，并兼作训导主任。同时，他还继续自修提高中文。他感到生活又变得有声有色起来。因为他的学生们个个都生龙活虎，聪明仁义。 "1942年的圣主日，整整一个星期，我看上去比我的学生们更激动，更紧张。尽管学校还没有停课，但情况已很危险。我不停地对我的学生们重复，'天主的恩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让我们虔诚地祈祷吧！'晚上，学生们到公共宿舍就寝前，我和他们一起默默祈祷。时而，向他们望一眼，没有人讲话。其中有几个双漆跪着，向天主痛悔他们白天犯下的罪行。第二天，一个15岁小家伙问我：'神父，在我的书里，有两个字我不懂他们的意思。默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太复杂，'我向他作了解释。" "新学期的第一顿公共餐后，两个学生来找我，'神父，蔬菜太少了！'经过调查，我知道，这两个孩子来自比较富有的家庭。在我们这儿，伙食不是太糟糕，可以说中等水平。每一个人都得看好自己的饭碗，如果他们中的一个贪吃的话，其他的就没的吃了。这两个学生请我准许他们出去买蔬菜吃。我要求他们要遵守校规。" 下面这段文字，让我们来看看那神父是怎样来描绘他的地理课的。"整个下午，我都在上地理课。在我前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和一张欧洲地图。一个学生对欧洲地理不清楚。我没有只一味地谴责他，而是要他放宽眼界。他自我辩解道：'我们只学过中国地理。'晚饭前，他又来找我，这帮小滑头们，课后，他们又去问过隆神父了。现在他们可以区别5大洲了。甚至可以辨别出哪个是法国，哪个是意大利。当然，有一些很细的东西，他们还是会搞错，比如他们以为英国是德国的殖民地。" 当天晚上，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城里到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那士荣神父也带着他的学生们去看热闹。他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无论大人小孩都用竹竿挑着一个灯笼。彩灯、锦袍和珠光宝气交相互应，使人们眼花缭乱。欢笑声掩映在灯光烛影里。这些处在非常困难时期，仍懂得享受生活乐趣的中国人，真的使我很感动。我混杂在人群中，怀里抱着一个小孩，为了能让他也看到这热闹的场面。我买了一些糖果和炮竹分给孩子们。" 4月7日晚，人们告诉我们城里今晚放电影。因为没通电，人们利用一个装在卡车里的马达。我和我的学生们也赶去了。地点是在一个破荒庙里。人们挤在一起。开始放一点音乐，接着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有人出来向我们道歉，请我们再耐心一点。最后，人们再通知我们由于马达坏了，电影只好作罢。 "有时，晚饭后，我们和学生们坐在一起聊天。孩子们总爱提问题。我们可以说无话不谈。今天晚上，我提到我从他们的中国诗歌史课上偶尔听到的中国诗节选。我还给他们讲一点法文诗，并给他们朗诵了几句。" 他5月31日的日记中写到："今天早晨，一个可怜的孩子来找我。他看起来很悲伤。他的父亲过世了，他的家庭只拥有一亩麦田。而昨天晚上，有一半的麦子被人偷了。'为什么，昨晚你没有看麦子呢？'我问他。'我家没有男人，妈妈又病了。''你爷爷呢？''他来城里陪我一起睡觉。''为什么他不留在村里看麦子呢？'孩子没有回答，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他只是看着我，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到底怎么回事，你倒是说话啊！''每天晚上，是爷爷把我送到城里来为了让我能望弥撒礼。'谈德义神父也在一旁默默听着，他的眼睛也渐渐湿润了。'可怜的孩子，明白吗，在麦收时节，你最重要的事情，是帮你的爷爷收割麦子。天主愿意让你这么做。麦子收割后，你再来望弥撒。明白了吗？' 丰县的那神父也有感到很欣慰的时候。例如，有一次，他正在批改他学生的作业。一道题问：'举一个例子证明天主的存在。'我的一个学生是这样回答的：神父们的心地是那么善良，这表明了天主的存在。我的这个小学生的回答比那些智者的论文的回答，更富有哲理。"象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那神父常常向其他神父和教师，讲他的学生们的小趣事。"一次，一个最多10岁的小家伙来找我，他的膝盖摔破了，我给他涂了碘酒。接着，我们开始聊起天来。'神父，你是不是总想要一只猫？''是啊！因为我的房间里有好多老鼠。''我的母猫下了5只小猫，我将给你留一只。你喜欢什么品种的？''总而言之，我喜欢好的！''好的，你要公的，还是母的？''公的''为什么你想要公的？公的不好，它们会偷东西吃，这样一来，它们就不捉老鼠了。''那母的呢？''母的好！越是母的，越能多捉老鼠！'这小鬼灵精，我在心里想，是否他是想取笑我。但他的眼里没有歹意，充满了质朴。他又向我讲起教他们天主教教理的隆神父的事。'隆神父经常在黑板上写错别字.. .. .. ''当他讲话时，你听得懂吗？''当他说话时，我可以听懂，但发音很好玩。但他在黑板上板书时，总有几个字他不知道怎么写.. .. ..' 7月底，更确切地说7月31日圣依纳爵瞻礼这一天，屠神父在他们的住所举行了一个宴会。他成功地筹到足够的款相来支付学校的开支。那神父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的。"大约5点钟，客人们都陆续到了。一共有15人。我们一边聊着，一边喝茶，用点心水果。这个聚会是专门为了感谢他们慷慨解囊，资助学校的义举而举办的。他们当中，有很多面孔我是第一次见到。而屠神父自己，虽不能完全说出他们的名字，但对他们的面孔却都很熟悉。客人们没有穿传统的长袍马褂，而是穿着便服。大家说话都很随便。18个人围坐在十平方米大小的饭厅的饭桌旁。由于没有足够的地方，放下那么多的椅子，有些人只好坐在园木墩上。客人们吃得很少。糕点和糖果对他们来说都太甜了。大多数中国人偏爱咸的东西。当然，他们对我们宴会的丰盛还是赞不绝口，而我们也照惯例对我们的招待不周表示歉意。客套话过后，大家开始很随便地聊起来。谈论着我们只知一知半解的战事情况。感叹时局的不稳。接着，他们问起，加拿大我们父母的情况和那里的风土人情。警察局长曾见过北美式样的木制房屋，相比较我们的中国简陋小屋，他开始赞扬我们是如何的大公无私和崇高，放弃了北美的优越生活来到中国传教。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因为在中国非教友的眼里，那些放弃了优越生活而选择过一种艰苦生活的人，不是英雄就是傻子。当然，他不认为我们是后者了。" 接下去的几个月，学校的生存又有了保障。繁重的、单调的教学工作又开始了。那士荣神父不知疲倦的工作着。除了每天温习几小时的中文，他还饲养着一些鸡鸭。更不要说，有时他还得充当家庭护士，为教友们看病敷药。每星期，他上14小时的课。在加拿大，我认识一些教师，抱怨他们的课业太重，想想看，我们的那士荣神父每天还要批改他学生写的中文作业。 那士荣神父在写给他的上海的朋友的一封信中，高兴地写到："每星期我上14堂教理课，除此之外，中文教师还答应给我单独补习中文。照此下去，生活将会又充满生机。 "我的一个年仅16岁的学生，三天前家里捎信来让他回套楼镇-我从前的堂区。因见他久未回去，他的父母前来学校把他带回家。他得知，明天就是他新婚大喜的日子。他是他家里唯一一个受过洗礼的人。很久以来，他就表现出想献身天主，成为神父的愿望。然而，他的父母给他订了婚，当然事前没有同他商量。他是独子，将来要继承不少的土地。在中国，象他这样处境下的孩子，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或是顺从父母的命令，或是象我们这里的一个中国神父的侄子一样，在婚礼前夜逃走，从此和家人脱离关系。这在中国，对于有钱人家的孩子，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英雄之举。" "这个学生真是值得同情。他在我面前，热泪盈眶。他想逃跑。但经过一番祈祷和思考之后，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天主的意志，还是要这个可怜的小男孩顺从他父母的意愿。我安慰他说，虽然你当不了神父，至少你还可以说服你的家人和镇子里的非教友信奉天主。这稍稍使他感到好过了一点。他走了。婚礼两天后，他又回到学校。星期一，他又回到课堂上课。如果事情照次发展下去，我的六年级的学生，不久都将成为一家之主。" 1943年2月，新学年又开始了。然而学校的资金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屠神父没能筹到这个学期需要的一千块钱。几个他认识的在军队里供职的他的中国朋友都离开了丰县。至于说当地的日本人，只是袖手旁观。他们只是很喜欢我们有时送给他们的糕点和小礼物。而他们却从未回过礼。因此，就只剩下城里的几个有钱的生意人，可以求助来维持天主教会学校。1942年7月和9月，屠神父两次邀请他们来喝下午茶，对他们表示感谢。因为还要仰仗他们，屠神父又在考虑重新邀请他们。最终，经过一个月的等待，1943年3月9日这天，他们正好都在城里。神父们在他们住所的饭厅里宴请了11位捐款人。而选定这一天，纯属偶然。宴会气氛很活跃。客人们充分肯定了屠神父和天主教会，在困难时期为丰县所做的一切。三位神父也各自表达了对他们的感谢！ 学校的生存好像又有了保障，然而，这三位加拿大神父却将为此，献出他们的宝贵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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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那士荣神父写给上海的神父们的问候的信的结尾，他这样写到："不论1943年会发生什么，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这个角度看，她将是非常宝贵的对于我们来说。"16天后，丰县的这个囚徒真的作了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来到中国只有5年，年仅40岁的这个忠信的天主的追随者，成百倍的得到了回报：终于离开了他的囚牢升入天国。 原本为学校筹款而办的宴会没有得到预料的效果。因为不幸的是，宴会的那一天，正好是日本占领军指定为纪念日的日子。自从1941年12月9日，盟军对德日法西斯宣战日起，中国人必须于每月9日，纪念这个日子。1943年，侵华日军还在洋洋得意地坚信他们的胜利。 被关在教堂的院子里，静心练字，梦想着有一天还能重新回到他们的教友当中，三位神父怎么也没有想着要庆祝盟军宣战日。那一天，他们只是想着他们剩下的唯一的事业-学校。一个无比珍贵的文件叙述着由这个宴会随之而来的祸患。它是在丰县一个监狱的牢房里用铅笔写成的。它被寄给徐州地区的日本驻防长官。它出自那士荣神父之手。 "长官先生，这不是一个个人请求，也不是对我们遭到驻丰县顾问官的非礼待遇的抗议。有点儿我们为这场战争的结果深深惋惜，但这些天发生在丰县的事给中国人的心里造成某些影响。而且，这也关系到日本在丰县的名誉和影响。因此，我想我应该写这些话给您。我只留给我的会长丁特神父一个复写本，除此，没有人知道我写给您的信。这封信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写成的。如果有什么您认为不符合事实，我已准备好接受您的盘问。如果我没有想当面向您谈这些，一是因为，不浪费您的时间，二是因为，我害怕得到丰县您的代表的报复。 我恳请您注意下面这些情况： 1. 事实： 去年3月9日，屠神父请11人赴宴。席间，我们的客人，宪兵队警察王先生和何先生被急匆匆地叫到丰县顾问官的府第。他们出去了，又回来，又出去。晚上9点，顾问官新犬带着曾赴宴的三位客人和中国警察敲开了我们的大门。他在大门口对我们说："你们举行一个集会来庆祝盟军宣战日。这是一个敌视活动。我们要把你们带走。"他没收了我们的护照，象对待刑事犯人一样对待我们，并亲自把我们带到监狱。第二天，同样的人把我们带到监狱的院子里，大声宣布："你们是我们的敌人，战争期间，你们是囚犯。你们应该象犯人一样规规矩矩，你们没有权利请人赴宴。" 我请翻译请求顾问官听我们解释。顾问官大发雷霆。我们从未被容许辩解和解释。顾问官接着说："你们应承受敌人的处罚。一个星期里，你们将被带着写有你们罪行的牌子游街示众。"下午2点钟，人们把我们带到办公室，顾问官没在。联盟会的成员对我们说："遵照顾问官的命令，我们将给你们挂上写有'打倒英美！教会是英美的走狗！'的大牌子，游街示众。" 对于这最后一句话，我们不愿承受。这不仅是对我们个人的侮辱，而且它玷污了整个天主教会的清白。我们宁死也不能接受。人们应该去找顾问官。我们想向他解释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字。但他不愿意听我们的解释。他命令士兵绑起我们，强行给我们挂上标语牌。刚才，我请翻译请求顾问听我们解释，我们将说出事情的真相。他非常气愤，用他的首仗敲我的头。我差一点摔倒。我们被绑着，在士兵的押解下，铜锣开道，游街示众。人们都在默默流泪。游了两圈，一个汉奸向人群大声宣讲。神父们在宗教的幌子下，举行一个反日本的集会，来惑乱人心，搞奸细活动。那些在游行队伍里的几个人看起来都很伤心，在街上碰到的人，都想和神父们讲话。那个汉奸大声责问人们："你们难道不清楚他们的事吗？"因无人回答，他再重复两三遍这个问题。那士荣神父对他讲："人们很清楚，走开！"人群中的一个中国人大声回答："是！我们很清楚！"妇女和孩子们都在掉眼泪。押解他们的人都对他们肃然起敬。我们又被押回监狱。 第二天早10点，士兵们又把我们绑着游街示众。在两个地方，联盟会的会长赞扬天主教会，但警告人们不要听英美盟军的宣传。他们又把对我们庆祝英美盟军宣战日的诬告重新宣讲了一遍。中午时分，我们又被押回牢房。紧接着，顾问对我们宣布，明天我们将不被游街，并且我们可以在监狱的院子里活动活动。 2点钟，克瑞思图神父来看我们。他刚刚见过想把我们关在牢房里，并游行示众一星期的顾问。看在德国神父的面子上，对于这两个处罚，他可以让步，至于放了我们，这还要看徐州方面的决定。克瑞思图神父向他们讲述了见顾问的情景，他一面向顾问作自我介绍，一面对他说：我来是为了向您表示敬意。我是沛县的神父，每个月，我都来丰县一两次，为了见我的老师。这一次，我到了他的宿舍，我很惊奇没有见到他的踪影。人们对我说，他们在警察局。您一定知道这件事。我来想您打听他们的情况。"你是哪国人？"顾问问他。"我是德国人，您可以看我的身份证。"你还有其他证件吗？" 克瑞思图神父又给他看了他的通行证。顾问看了他的证件，回答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神父，只是因为你是德国人，是我们的朋友，我才给你解释。"于是，顾问开始讲了许多神父们的罪行。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许可，就举行一个宴会来宣传反对日本。他们还传播谣言，蛊惑人心。为了惩罚他们，我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并决定游街示众一个星期。如果我有他们串通共匪的证据，我要亲手杀了他们。至于教会，必须关闭。 克瑞思图神父回答他说：关于他们在宴会上，都说了些什么，应该找当时在场的人了解和证实情况，作为神父，教堂不能关闭，因为，他们要完成他们的传教使命。另外，如果教堂关闭了，学校也将随之关闭。"学校和教堂没有什么关系。"顾问说，"有没有希望，几天后神父们得到释放？""这不取决于我，我必须向徐州回报情况。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几天后，他们可以获得释放，但条件是，他们不能再负责学校的事，他们也不能再传教和接待民众，只能呆在他们的房间里。"他狡猾的一笑，把两手放在他的太师椅的扶手上。克瑞思图神父向他道了谢。顾问的神态平静了一些，并容许他看看被囚禁的三位加籍神父。 神父们很高兴听到顾问的态度开始有所缓和。3月11日晚上，克瑞思图神父寄给顾问一封信，并随信送给顾问两个礼物。顾问退回了礼物，并在信的背面写到：多谢你的礼物，我很高兴，但遵照我上级的命令，我不能接受。明天，你可以来看我，事情将会有一个结论。 在他写给徐州驻防司令的信的第二部分，那士荣神父简述了顾问对他们的指控。 2. 指控 被捕的当天晚上，顾问对他们说：你们举行一个宴会，这是一个敌对行为。 第二天早上，他又补充说：你们是俘虏，他们就应该向俘虏一样不乱说乱动，你们没有权利宴请宾客。尤其是每月9日，你们请客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一天，你们应该感到悲痛。你们宴请了许多人，而没有请我。 第二天下午，游街示众前，他又对我们说：你们知道美国和加拿大是怎么对待日本战俘的吗？孩子被坦克压死，大人被强迫做苦役......你们是掩护在你们宗教外衣下，你们政府的间谍。 在他的信的第四页上，他只写这'克瑞思图神父'几个字，可能，他是留给克瑞思图神父有什么要补充的。在他信的第三部分，他作了以下解释。 1.为什么我们要宴请这些中国人？是因为我们没有资金继续开办140个学生的学校。自去年以来，我们得到城里生意人和教友的帮助，秋天时，为了向他们表示感谢，有时我们请他们吃下午茶，从来都没有一个日本警察或谁指责过我们。今年，丰县特区专员春节那一天，答应我们，4、5月时，如果我们需要，他可以给我们帮助。城里的生意人也答应给我们帮助。王先生和何先生也是屠神父的老朋友，他们也愿意给我们帮助。按照中国传统，人们建议我们举行一个宴会，席间他们把捐款交给我们。若这还不够，我们将向特区专员求救，并同时宴请顾问和日文教师。宴会本准备在2月，但由于我们的客人没有时间，3月7日，他们都在城里，8日，我们发出第二天赴宴的请帖。这个情况城里的许多人都知道。 至于在宴会上，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大家都清楚。大家只是谈起我们的友谊，和1938年到1939年逃到这里的难民。大家还谈了学校的事。 至于其他的对我们的指责，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顾问会那么生气。城里没有人不知道我们要作的事。自从他上任以来，我们以两次拜访过他，并都受到很好地接待。并且，我们和日文教师常常交流，他比任何人更清楚我们的事。 我们感到顾问生气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没有邀请他。或许，我已经前面提到，他们想4月或5月时，再邀请他。另外我们犹豫的一个原因是圣言会的苏神父和司弥德神父在的时候，曾三次去拜访顾问，都没有见到他。 因此，我们请您为日本人的名誉，作些什么。至于说我们，我们愿意继续接受考验，但我认为徐州驻防长官您，应该知道这些情况。 主教阁下，我想通过安神父，您已经知道了这儿发生的一切。丁特神父将向您讲述目前的详情。在此，我向您，主教阁下，保证我们是很安详的面对这一切。除了顾问要我们挂着写有'教会是英美政府的走狗'的牌子游街时，我们无论内心还是外表都很平静。我们抗议他们对我们的打骂，但我们更不能接受他们对教会的亵渎。对我们的逮捕可以说是早有预谋的，9日的宴会没有请他们某些人参加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3月14日星期天，克瑞思图神父给囚犯们带来了圣体。当天下午，丁特神父来看望他们并带走了那士荣神父写给徐州驻防司令官的信。 徐州教区的神父们，积极设法营救被囚禁在徐州的三位神父。以至于徐州的一位日本宪兵军官带着一个翻译来到丰县考察情况，结果怎么样呢？当天晚上，三位神父被释放，并带着他们的行李回到他们的住所。终于自由啦！这是怎样的欣喜啊！然而却是如此短暂！押解三位神父回到他们住所的中国警察看起来很紧张。临走前，一个中国军官说：由于释放了三位神父，顾问官感到丢了脸，除非神父们写一个书面报告承认他们的过错。 "我们有什么错呢？" "这并不代表你们将写的都是真的，这只不过是应付顾问官罢了。" "那好，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明天一早，我们把这个报告交给你。" 第二天一大早，克瑞思图神父和那士荣神父把报告交给了还在床上睡觉的中国军官。他还是让他们进了屋子，看了眼报告，回答说："缺少标题，标题应该是：认罪书。"好，我们再重新写一个。"回到住所时，他们看到一个日本宪兵军官正在和隆神父说话，他要求神父们承认在9日的宴会中，他们曾发表了反对日本的言论。审问是很严厉的。他对他们说："你们怎么能不承认你们说过的话呢！当时在场的你们的两位嘉宾已承认了。" 克瑞思图神父插话了："别人愿意怎么说是他们的自由，重要的是神父们怎么说。"接着，他转向神父们，并用拉丁文问他们："你们真的说过反对日本的话吗？"神父们用他们的生命起誓，他们没有那么说。克瑞思图神父对日本军官说："你们听到了。他们完全否认加在他们身上的指责。而我，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即使杀头也在所不惜。日本宪兵军官换了一个主题：难道有时你们不想你们在加拿大的亲人吗？" "当然，我们想念他们了。通常我们都用书信和他们保持联系。"日本宪兵军官缓缓说道：这表示你们和我们的敌人保持着关系。今后，你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敌人的。因此，你们应该服从我们的领导，按我们的意志办事。而你们没有经过我们的批准，邀请客人赴宴。既然你们这样作了，今后，就不要指望我们会再保护你们。收拾好你们的东西，到军事保护区去吧！说话时，他不停的看手表，为了不错过开往徐州的汽车。当他向神父们告辞时，他看上去很高兴。 事情似乎终于得到了完全解决！然而中国警察，还在等神父们的新的认罪书。11点，他来到神父们的住所，很快地看了一遍神父们写的新认罪书，他说："这还不够，你们应该绝对承认你们发表过反对日本人的言论。"神父们回答："我们只能写这些了，你们别想再从我们这里得到其他的啦！"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们向徐州日本宪兵司令部派来的代表，和盘托出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他听后，满意地走了。然而，丰县的中国警察却非常不满意我们这样作。傍晚时分，丁特神父从徐州匆匆赶来了。大家可想而知，当他在住所看到三位被释放的加拿大神父时，是怎样的欣喜和安慰！ 18日早上，两位德国神父离开丰县，他们以为事情已完全了结啦。那士荣神父用中文给最终评判他们无罪和应予以释放的徐州日本宪兵司令部写了一封感谢信。余下的时间，在平静中过去了。然而，人们没有想到丰县顾问的报复。徐州日军总部的插手，刺伤了丰县日军顾问这个小头目的虚荣心。他决定报复。 根据克瑞思图神父的事后描述：18日晚上，三位神父和三位丰县天主堂的三位教友正在屠神父的房间里开心地聊着天。9点钟，一群日本宪兵闯了进来。他们大声叫嚷："这儿，一共有几个神父？""三个""马上跟我们走1""去哪里？""跟我们走就是了，少废话！""等一下，让我们戴上帽子。""不用戴了，"他们一伙中的头回答说。就这样，三位神父光着头，在这样一个寒冷漆黑的夜晚，跟着他们走了。一边走，他们渐渐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一切。他们给彼此做了赦罪。 接着，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另一位，在三位加拿大神父遇害后，从丰县逃到达徐州的德国尔斯神父的描述：当徐州日本驻军宪兵司令部代表到丰县并释放三位加拿大神父时，丰县的日本顾问正好不在。3月18日晚。他带着从乡下抢来的东西回到丰县，在一个丰县宪兵司令部的宴会上，他得知了神父们被释放的消息。恼羞成怒的他下令把三位神父杀掉。象杀施洗者圣若翰时的黑洛德王一样，半醉的日军顾问新犬亲手把他们带到一条僻静小巷，用枪口顶着，先后依次杀死了隆神父、那神父和屠神父。 另一种说法基本和前一种相似。顾问官从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门里向三位神父开了枪。隆神父首先受伤，他还挣扎着往前跑了几步，最终又被顾问开枪打死。在这期间，那神父和屠神父双漆跪下，向天主祈祷，等待一死。 所有的证人，都证明是顾问官新犬亲手杀害了三位神父。午夜时分，他们的尸首被拖到天主堂。第二天一大早，住在城里的人看到了神父们的尸体。他们叫吓得瑟瑟发抖的天主堂看门人，打开了教堂大门，人们把满是血污的三位神父的尸首摆放在天主堂大门口。 据克瑞思图神父的描述，"下午5点，我从沛县匆匆赶来丰县。已经太迟了。第二天一大早，在一些天主教友的帮助下，给清洗他们的尸体并给他们穿上祭衣。李神父、安神父和丁特神父也陆续赶来了。屠神父脸上的伤口仍在淌血，这看起来甚是恐怖。而且从隆神父的表情，我们可知他曾经历过怎样的痛苦。然而，那士荣神父的表情却很安详，看不出丝毫的恐惧。伴着教友们的眼泪，我们把神父们的尸首放到教友们用他们自己的钱买的棺椁里。大家选那士荣神父曾住过的房间作为安葬地。 安神父主持了葬礼的弥撒。在他1943年4月1日，写给他的主教的一封信里，他写到："一个光芒四射的宏伟十字架突然出现在空中，即使是非教友也看到了并且很为之倾倒。三位神父的遇害无疑使我很难过，但这并没有把我打垮。从那时起，我冒着风险，活跃在教友们中，但我没什么好害怕的。套楼的教友筹款为我们的本堂神父做了20几台弥撒礼。" 不久以后，这三位神父在丰县的墓地成为了城里和周围天主教友常常去悼念的地方。墓地四周常常看到他们摆放的鲜花。后来听说，驻华日军当局撤消了丰县顾问新犬的职位。他被派往前线，不久被一颗子弹穿透后心死于战场。 司弥德神父5月17日写自丰县的信，是这样描述的：今天早上，我应这儿的教友的请求又给三位加拿大神父做弥撒。在他们的墓地四周，总是摆放着鲜花。克瑞思图神父的文章，也证实了同样的事。 当遥远的中国，鲜花围绕着他们的墓地的时候，在地球另一边的那士荣神父的妈妈听到了他光荣献身的消息。她颤颤巍巍地从她保存珍贵纪念物的小箱子里，取出1922年，那士荣神父从初学院寄给她的一束蝴蝶花和一封信。信中写到："妈妈，这三只蝴蝶花是我从初学院附近的大花坛里特地为你采来寄给你的。好好珍藏他们，或许有一天，这将是我留给你的最好纪念。"他的母亲、我的祖母，颤抖着双手，捧着这珍贵的小干花，把它小心翼翼地别在她的孩子-那士荣神父的相框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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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那士荣神父的侄子那士荣教授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丰县参观访问。然而，文化大革命使这成为不可实现的奢望。下面这一章，将向您讲述那士荣神父的家人198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丰县的情景。 在1982年中，那士荣博士作了许多关于徐州、加拿大传教士和中国人文地貌的研究。他拜访了一些曾认识那士荣神父的神父。其中有蓝文田神父、沈善静神父、邵类思神父、达莱尔神父和劳善颐神父。他还于圣母无染原罪传教修女会取得了联系。他多次给在菲律宾的松仁山神父和香港的郎仁傅神父打电话。美国纽约尚布雷的吴神父借给他一个用中文标有中国城市的地图。西方翻译中国城市名字的译法自1950年以来，已有了变化。出发前，他已清楚地知道埋葬这三位加拿大神父的城市-徐州的确切位置。他有一个关于丰县，丰县教堂和1943年埋葬他们的墓地的描写介绍。 1983年1月，那士荣博士、他的妻子弗朗西妮和科帕拉尼教授一行三人作为蒙特利尔四所大学和加拿大政府的代表来到中国。这次中国之行的目的，是商谈一个经济管理学科培训项目。其中包括准备中国学生来加拿大受培训和加拿大教授来中国直接授课。 1983年1月20日，我们从蒙特利尔出发，经纽约、东京，于1月23日到达中国上海。一路上，我们重新读了1948年dragon写的"那士荣神父"一书和1982年蓝文田写的'中国徐州教区'一书。同一天，我们又来到中国首都北京。我们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一直工作到1月29日星期五晚上，中途我们参观了'万里长城'。整整一周，我们都在商谈中加合作办工商管理硕士培训项目。这个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有力于使从前由传教士们建立起来的中加友好关系进一步发扬光大。 整整一星期，我们都在努力争取访问徐州的许可。1983年，在中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必须有许可才行。尽管我们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申请到的签证，已包括访问徐州和丰县，这一样很困难。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等待，1月29日，我们终于获得了从天津访问徐州这个当时还不向外国人开放的城市的许可。星期五，一结束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乘上了开往徐州的夜车。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到达了徐州。当地安全局使我们等了很久，为了申请另外一个去丰县的许可。这是一个更封闭的离徐州80公里的小城市。这天早上，我们很荣幸地见到了徐州教区钱余荣主教。他看起来非常高兴又见到加拿大人，同我们讲起三位献身的加拿大神父。他领我们参观了徐州教堂，教堂看上去很好，人们重新安装了十字架。教堂在文革中曾被毁坏。钱主教告诉我们，1982年12月12日丰县天主堂重新开放时，他到过那里。有一个本堂神父在那里主持日常事务。遗憾的是，对于参观丰县他帮不了我们什么忙。似乎获得这样一个许可，很不容易。他不能讲太多的话，但看起来很高兴。 中午，国家安全机构通知我们，我们的申请遭到拒绝。丰县是一个完全对外国人封闭的城市。此外，徐州的行人看我们的表情，似乎很久以来，就没见到外国人一样。于是，我们给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我们所有的关系打电话，请求帮助，并施加了不少压力。我们曾有机会，会见了中国外交部、教育部的官员和大学的校长。 3点15分，回复被从新证实，仍然是'不容许'。就这样，从早上7点以来，经过许多努力，那士荣从他儿童时候起，就渴望实现的一个梦想，成为了泡影。只有80公里，是这样的近在咫尺，又是这样的重重阻隔。'怎么会是这样呢？那士荣叔叔会容许这样的事吗？'那士荣曾丢失了一只隐性眼镜，又偶然失而复得。我们想这或许预示着我们将会有一个满意的回答。但消息却令人沮丧。我们准备行装，离开徐州回到北京。3点30分，我们把我们的行李装上一辆的士。奇迹出现了！从最上面传达下一个消息，我们被容许去丰县。怎样的欣喜啊！ 我们在一个负责外事接待的官员的陪同下，赶忙乘的士出发了。人们又看到了那士荣叔叔在他的书里描写的丰县的道路。的士司机不得不绕过无数的自行车，驴车和有时人拉着的小车。 我们到达丰县天主堂，已经是晚上6点了。天很黑。我们受到刘神父、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蒙先生、王修士和一些当地教友的欢迎。人们说一点法文，说一点英文或是通过翻译交流。人们领我们参观了在原教堂的东边从新建的教堂。人们还领我们参观了那士荣叔叔的墓地。在这样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我们跪在三位加拿大神父的冻的硬邦邦的墓地前。40年了，我们的心情怎么也无法平静。这个地方，完全和那士荣神父和蓝文田神父在他们的书里描写的一模一样，但关那士荣叔叔的监狱不见了。 很遗憾的是天很黑，很难照照片，但我们仍欣喜万分！ 我们又来到教堂，本堂神父的房间。接着，我们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席间我们和刘神父和其他人进行了交谈。不久后，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没有在坟墓前立碑。我们交给刘神父一些美元，请求为三位加拿大神父修建一座简单的墓碑。或在他们的坟墓前，插一个用中文和法文写有他们名字的墓牌。应我们这恳求，这个墓牌，将于1983年3月18日，三位加拿大神父遇害4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安放在他们的墓前。这样，可以使今后的吊唁者很容易找到这三位为中国献身的加拿大神父的安葬地。据我们所知，我们是自1950年以来，第一批来到丰县的加拿大人。人们向我们打听几位神父的情况。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从蓝文田神父书中了解的情况和从其他耶稣会会员那里得到的消息。 丰县的天主堂被毁，又被重新修建。教堂只是自1982年12月12日在1982年颁布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才刚刚开放不久。教堂的院墙和那士荣叔叔描写的完全吻合。人们差不多一下子，就认出了它。晚8点30分，我们乘的士返回徐州，为了能赶11点23分，开往北京的火车。徐州火车站，我们受到当地官员的迎接，人们对招待不周，表示歉意，对我们访问表示感谢。我们填写了一个返回北京的申请表。人们甚至邀请有一天再来徐州参观访问。我们接受了邀请，我们一定会再来的。 由于在徐州耽误了时间，我们没能赶上从北京飞往香港的我们的原定班机。一个短暂的参观北京圣母无染原罪天主堂后，我们又到机场重新买了飞往东京的机票为了能赶上我们飞往北美的班机。 我们感到1983年的中国天主教会还存在，尽管经过文革的困难时期。特别是多亏了象徐州钱主教、丰县刘神父这样的主的虔诚跟随者们。自从1953年加拿大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一些象徐州钱主教、丰县刘神父这样的中国神父参加了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应该感谢这些在困难时期，特别是文革期间仍然紧紧追随主的中国神父们。现在1983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又重新得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35年后，加拿大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和圣母无染原罪传教会的修女们在1918到1949年中的传主的福音的伟大业绩，还是可以看到的。我们还亲眼看到，被加拿大传教士建立的徐州教区和培养的中国神父们正在继续他们的事业。除此，许多中国人，由于这些加籍神父的贡献，受到教育。加拿大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天，加拿大政府决定再一次帮助中国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任务正是培训中国的管理学方面的教授。 1983年1月的吊唁那士荣叔叔在中国丰县的墓地，尽管很困难，很仓促，我们还是感到非常安慰的。它圆了我们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40年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地球另一边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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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访问丰县的几个月后，丰县的刘神父给我们退回了我们留给他给三位加拿大神父建一座纪念碑的钱。在一封写于1983年的信中，刘神父写到：目前无法修建一座纪念碑。他于1983年一月退回了我们留给他的建纪念碑的钱，并请求我们为他祈祷。不久，他就过世了。 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80年代就这样匆匆而过了。我们希望有一天再访中国丰县。1992年，那士荣博士收到来自香港，1990年丰县为三位加籍神父修建墓碑时，所排的照片和一封出席1993年为纪念他们遇害五十周年的邀请信。但遗憾的是，1993年实在没有可能前往。于是，1994年3月，那士荣博士、弗朗西妮和满而溢神父一行三人再访中国。满而溢神父曾是会友协会的主席，他能很流利的讲中文。前一次中国之行的经验告诉我们，最好有一个固定翻译， 1994年3月13日，我们乘坐早7点的班机离开蒙特利尔，经芝加哥、东京，于4月14日当地时间晚上10点30分到达香港。第二天，我们会见了特朗布雷神父，他是1941年12月8日三位加拿大神父被捕时的见证人之一。那士荣博士整整一天都忙于他自己的事务。满而溢神父同样如此。3月16日，我们游览了香港和九龙，当天晚上，我们离港赴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代表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下榻于大学对外宾馆。 3月17日，我们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校方进行了会谈。下午，我们在上外的安排下，我们参观了上海市容。晚上8点40分，我们乘上了开往徐州的列车。3月18日早6点20分，我们一行到达徐州火车站。我们本想乘当晚的火车返回上海（因为那士荣博士习惯利用晚上旅行，白天工作）。由于已没有位子，我们决定拜访徐州钱主教。 他刚刚结束了弥撒礼，热情邀请我们共进早餐。同时，我也答应通过他的朋友，试试弄到当晚回上海的火车票。9点钟，我们乘的士前往丰县。道路有6条车道，比起以前，真是大有改观。从前，那士荣神父描绘的荒漠，已不复存在，到处是鲜花满树的果园。11点钟，我们到达丰县天主堂。石神父、教友和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代表已等候我们多时了。石神父领我们瞻仰了三位加籍神父的墓碑。心情万分激动的我们，静静地跪在墓碑前祈祷。1983年的访问时，我们没有被容许在白天瞻仰亡者的墓碑，只是在晚上。 在三位加拿大神父被害的51年的今天，我们以那士荣神父家人和所有耶稣会的名义，参加纪念他们的活动。满而溢神父用中文大声朗读了"玛窦福音"，石神父讲解教义。即使这样一个不是周末的白天中午，教堂里仍挤满了年轻的和年老的。中国地方政府的代表也在座。弥撒结束后，我们又来到三位加拿大神父的墓碑前追记亡灵。我们再一次看到一缕阳光照亮了掩映在鲜花丛中墓碑。之后，在石神父和县里政府官员的陪伴下，我们又来到一间会客室，在那儿，使我们很欣喜的是，石神父亲手交给那士荣博士如下遗物： 普罗佩斯.那士荣神父遇害和安葬时，所戴的镶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 普罗佩斯.那士荣神父被葬时，所穿衣服的几片残片； 几片棺椁残骸； 一捧曾紧贴他尸首的泥土和一段他用过的念珠； 一本讲述他为了中国和教育事业献身的历史书； 我们从未料想到我们可以接到这些珍贵遗物。那士荣神父的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在地下埋了50年后，仍完好无损。捧着这些遗物，那士荣博士热烈地拥抱了石神父。我们走出教堂，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我们被邀请到市中心的饭店吃了一餐丰盛传统的中餐。宴会一开始，由于过度激动，那士荣博士感到突然身体不适，不得不到宾馆的一间卧室里点滴和药物治疗。少年时代印在脑海里的关于那士荣叔叔的印象、故乡老房子里叔叔的照片和叔叔1941年圣诞节从中国寄给他的贺卡，所有的这些象放电影一样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很明白那士荣叔叔对他一生的影响有多深。应我们的请求，满而溢神父交给石神父一些钱，其中包括一些临走前部分亲友托我们转交的捐款。傍晚时，我们离开丰县，这一次是政府的专车把我们送到徐州的。 我们和徐州主教共进晚餐。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为我们弄到了夜车返回上海的火车票。我们分别和主教、当地政府和中国矿业大学进行了关于今后友好合作的会谈。第二天早上7点30分，我们从新回到上海。整整一天，又是在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商谈合作项目中度过的。3月20日早6点，我们坐的士，穿越差不多整个城市去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参加弥撒礼。弥撒后，我们会见了不少老朋友和满而溢神父以前的学生。当天下午，我们乘机离开上海飞往东京。这一次的8天中国之旅使我们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我们记得1966到1979年中，教会活动被禁止，教堂不是被毁就是被接收。现在中国的宗教政策有了很大改进。自从1979年，教堂从新开放以来，信教者的数量似乎不断增长。 1983年，在形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曾请求为三位遇害的加拿大神父修建一座墓碑。1990年，在石神父的带领下，丰县的天主教友们自动筹款，在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为他们建了一座纪念碑。并在丰县和中国的历史书里，赞扬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在一本当地政府编的县志里，是这样叙述他们的故事的："屠神父建有一座学校，定名为'光启小学'，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加拿大教会无法汇款，学校无力开办，学生面临失学的危险，屠神父为办学设宴募款，因没有请日本顾问新犬赴宴，致使他恼羞成怒，于1943年3月18日晚9时许，将屠神父、隆神父和那神父残酷杀害。为了纪念为丰县教会学校献出宝贵生命的三位神父，丰县教友自动捐款，于1990年3月18日为三位神父重建了坟墓，并立碑纪念。" 1994年，我们亲眼见到，亲手抚摸了墓碑，并带回了那士荣神父的一些珍贵遗物。这样一座墓碑，也会使中国的下一代，记得这三位加拿大人是怎样为了中国和教育事业献身的。再也没有比为他所爱的人献出生命，更能出示他的爱的啦！ 如果有一天，你经过中国的这一个角落，这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请驻足于这座纪念碑前。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对这三位加拿大传教士对中国贡献的重新评价的最直接表示。那士荣叔叔如同另一位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一生一样，为中国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篇。我们1983年的中国之行，使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三位加拿大神父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为保护中国人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那士荣神父1938年离开加拿大，就再也没有回来。1994年，我们带着装有他的部分遗骨残骸的中国瓦罐回到他的家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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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那士荣博士带领一些加拿大学生，对中国又进行了一次短期访问。这一次，他的妻子弗朗西妮没有能够同他一同前往。这次中国之行他们到了上海、徐州、丰县、北京和广州，最后经香港回到加拿大。满而溢神父和贝达尔教授也随我们一同前往。 1994年的中国之行，我们应徐州市政府之邀，曾参观了中国矿业大学和会见了徐州工商界。我们了解了许多关于徐州这个有八百万人口的重要城市的许多情况。5月12日，我们乘夜车从上海出发，来到徐州。我们受到大学的热烈款待，并下榻于大学对外宾馆。5月14日星期天，那士荣博士、满而溢神父和贝达尔教授三人在民族宗教事务局和天主教协会的人员陪同下，来到丰县。 我们重新见到了丰县本堂石神父。他当众作了祈祷，为了天主教会能受三位殉道烈士的保佑。我们又一次吊唁了先人的墓碑。天气出奇的好，墓碑被一圈灿烂的玫瑰围绕着，显得既庄严又闲静。纪念活动后，那士荣博士转交了一个装有从魁北克筹集的捐款的信封，来帮助丰县的教友。大家没能访问那士荣神父1941年12月8日被捕前任本堂神父的套楼镇。道路正在扩建，汽车无法通行。我们被邀共进午餐，席间，我们得知丰县被评为中国苹果盛产地第一。当天，我们赶回徐州，并拜访了钱主教。第二天，我们乘夜车，赶往北京。16日，我们会见了包括中国天主教爱国委员会的秘书长在内的不少人。那士荣博士还会见了一个不久后，要到蒙特利尔读博士的中国学生候选人。 5月17日，我们乘飞机去中国南部重要城市，广州。一个短暂访问后，我们又乘火车前往香港搭乘班机，经温哥华，25小时后，到达蒙特利尔。 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国，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很大的改观。经挤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快的。中国教会也很生机勃勃。从1949年到1970年，中国教会经历了非常困难时期。文革中，丰县的教堂被毁，徐州的天主堂成为宾馆和俱乐部。1980年以来，宗教自由又重新得到尊重。这两次的中国之行，我深深的感到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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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们第四次来到了中国江苏徐州丰县。我们想要查证我们正在着手写的一本关于那士荣神父生平的书的某些资料。徐州在1949年解放前，曾是加拿大传教士的传教地。本世纪上半叶中，一共有93位加籍神父和16位蒙特利尔圣洁修女会的修女到此传教。1934到1947年，至少有7位加籍神父献身于此。 这一次，那士荣神父的侄孙，26岁的小那士荣，陪同他的父母来到中国。他刚刚于一个星期前完成了他的博士考试，还剩下博士论文要写。另外，一同前往的还有四位魁北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侯树哲翻译，后者也正在魁北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就读。我们一行8人，1999年4月19日经纽约和东京，于4月21日到达上海。我们用一天半的时间，和大学见面谈合作项目。22日晚9点，我们乘火车于第二天早7点到达徐州。我们下榻于中国矿业大学对外宾馆。 星期五，我们开始和中国矿业大学商谈在徐州建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的合作项目。同时，四位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开始谈一个关于系统维护管理软件。我们还参观了徐州的一些文化古迹。星期六，在徐州民族宗教事务局的陪同下，我们拜访了自1950年就一直任徐州教区主教的钱主教。他看起来很高兴。他打听了满而溢神父、郎仁傅神父和其他旧相识的情况。目前，钱主教身边，有一位年仅28岁的刚刚从北京神学院毕业的许神父，他也是丰县新任本堂神父王神父的同学。 4月25日星期天早7点15分，我们一行八人乘车前往距徐州西北80公里远的丰县，参加弥撒典礼。翻译、生意人和徐州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乘一辆小巴司，我们一家三口乘一辆政府提供的黑色轿车。8点30分，我们到达丰县天主堂。使我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有差不多1000人在等我们。石神父早已等候多时了。我们热烈拥抱问候。目前，石神父任沛县本堂神父，今天他特意和丰县本堂神父调换做弥撒，为了迎接我们。 弥撒仪式开始了。这一次，它专门为了纪念和祈祷英勇献身的三位加拿大神父。石神父向众人讲述了这三位加籍神父是怎样被侵华日军残酷杀害的。徐州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请那士荣博士讲几句话。三位加拿大神父英勇献身的50年后，那士荣神父的侄子，那士荣博士登上了证道台，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由侯树哲女士翻译成中文： "丰县的天主教教友、石神父、钱主教、徐州民族宗教事务局和所有的地方政府，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为三位加籍神父于1990年修建的雄伟纪念碑。特别是感谢你们为我的叔叔那士荣神父，所做得一切深表感谢。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这三位加拿大神父，无疑是站在中国一边的。他们如同许多中国人一样被日军残酷杀害了。他们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和教育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我的叔叔那士荣神父的遗作中，我知道他是多么热爱中国。如同另外一个加拿大人-白求恩医生一样，他是为他所挚爱的中国人民而献身的。" "目前，我们正在准备出版一本关于他的生平的书，中文版可望在2000年出版，到时，我会送给或寄给你们的。我请求中国天主教爱国委员会，追认这三位加拿大神父为'殉道烈士'。" "今天，在这里，我代表三位加拿大神父的亲属，向中国人民，特别是丰县的所有天主教教友，表达我们的心意，希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世世代代持续下去。我们向你们敬赠这块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写有中加两国人民友谊永恒的匾。" 石神父继续弥撒祭礼。弥撒接近尾声，我们在某些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吊唁了三位神父的墓碑。石神父用拉丁文为他们念了追思已亡经。之后，那士荣，弗朗西妮和小那士荣依次给亡者上香。如同前几次访问一样，一缕阳光突然照亮了墓碑。 我们和某些政府官员在一个会客室里进行了一个短暂交谈。我们并且会见了修这座墓碑的人。前一天晚上，我们请求徐州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能容许我们参观那士荣叔叔任本堂神父和1941年12月8日被捕的村子。在我们前几次访问中，我们都没有可能参观这个离丰县仅10公里的小村子。这一次，我们被邀请参观套楼这个小村子。套楼和丰县都由同一个神父-王神父主持宗教事务。我们以官方车队的形式出发了。石神父坐在地方政府的第一辆车里，为我们领路。 我们已听说，套楼天主堂在文革中遭到毁坏，到1992年时，已不复存在了。使我们吃惊的是，套楼的天主教友们，又在一个果园里，重建了他们的教堂。这座新教堂座落在村外，掩映在无数的苹果树花中。 我们走进套楼的天主堂。大厅里挤满了人，大约有1000人在等我们。一位修女向人们解释我们的来历。他诉说人们是如何爱戴他们的那士荣神父。他又是怎样被杀害的。人们邀请那士荣博士讲几句话。自从1950年加籍吕仁博（Berube)神父被逐出境，这是第一个加拿大人在此讲话。那士荣博士用法文发表了他的讲话，由侯树哲女士翻译成中文。 "对你们的热烈欢迎，我们表示非常感谢！今天早上，我们向丰县天主堂敬赠了一块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写着中加两国人民友谊永恒的匾。 我的叔叔那士荣神父非常热爱中国，尤其是他的套楼教友。如同另外一位加拿大人-白求恩医生一样，他为他所挚爱的中国献出了他的生命。"目前，我们正在准备出版一本关于他的生平的书，我将会送给你们一些。我已请求中国天主教爱国委员会，追认他为'殉道烈士'。" 接着，那士荣博士向众人询问，有谁曾见过或认识那士荣神父？许多人都举起了手。一位75岁的老人，一边流泪，一边向我们和众人讲述了1941年12月8日，那士荣神父正在给学生上课，日本人到了，孩子们都吓得躲到教堂的顶楼。这位老人说："当日军把他带走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哭了。直到今天，一想到这个，我还不能忍住眼泪。"说着，他又开始哽咽起来。 其他人也向我们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他们说："那士荣神父是一位很风趣的人，他很喜欢孩子和中国。1943年3月18日他的死讯使他们大家都很难过。他们并且在套楼为他举行了一个吊唁仪式。另外一个人还对我们说：日军杀害了三位神父后，还想栽赃给共产党的军队，但他们大家都知道，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那士荣博士交给石神父两个装有同等数目捐款的信封，一个赠与丰县天主堂，另一个赠与套楼天主堂。这些捐款都是和中国友谊协会一起筹集或来自加拿大亲友的捐赠。石神父向众人出示了两个信封。修女也同样请求其他天主教友为套楼教区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加拿大人都向捐款箱投了一些钱。接着，所有的教友，无论贫穷富有，都纷纷前来捐款。 我们不禁想起那士荣叔叔于1941年曾写下的话：我相信有一天，我的侄子中的一位会继续我的事业。他同样于1941年预言到他的教堂不久会被毁坏，接着又会重建。 我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套楼，因为1992年的消息说套楼的教堂已不复存在了。然而，那士荣叔叔已预言套楼天主堂会在文革中被毁，之后，教友又会重建教堂。难道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对套楼和丰县来说。徐州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很高兴丰县和套楼有这么多的。 很遗憾，我们就要离开套楼回丰县了。套楼镇长一直把我们送到村边。他邀请我们再来做客。丰县县长宴请我们吃中饭。这是第三次他款待我们。新任丰县天主堂王神父也来陪同我们。和我们同桌的有：王神父、石神父、丰县县长、徐州和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和翻译侯女士。这是第四次，我们会见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蒙先生，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另一张桌子，围坐着中国矿业大学外事处主任、一位修女、几位教区民众和四位加拿大工商管理硕士。 我们非常高兴见到丰县的年仅28岁的新任神父。我们还听说有三位丰县的学生正在上海神哲学院学神学。神父向我们谈起了中国的宗教自由不断改进。人们知道中国教会和罗马教会还不能有联系。外国人也不能直接和中国神父接触。每一次我们来丰县，出于礼貌和外交礼仪，我们总是向民族宗教事务局提出请求，即使1995年大家对我们说，作为那士荣神父的家属，我们不再需要提出申请。 丰县县长请我们为他们寻找合作伙伴，来提高苹果深加工技术。副县长想送她的女儿到加拿大学习音乐。 傍晚时，我们离开丰县回到徐州。星期一，我们和中国矿业大学签署了一个关于在徐州建一个工商管理硕士培训项目的意向书。生意人也签署了一个关于在中国市场开发一个电脑软件的意向书。中国矿业大学同时提供一个教书职位给小那士荣。 4月26日星期一晚上9点的火车离开徐州，于第二天早上9点30分到达北京。在中国，我们习惯于白天工作，乘可以睡觉的夜车旅行。当天，我们就开始和商人和大学的人士见面，谈合作项目。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提供小那士荣一个教授职位。我们同那士荣博士在美国的一个学生的母亲孙女士，进行了一个会谈。日军侵华期间，她正好住在徐州和丰县。她向我们证实，日军占领期间，许多徐州、丰县的教友受到教堂的保护。她非常感谢那时的神父和传教士们。我们同时作了另外一些调查，来更好的了解1937到1945年中国被日军占领期间，教会所起的作用。 4月30日，那士荣博士匆匆赶到广州和广东大学谈一个合作项目，其他人员参观了万里长城。5月1日，我们离开了中国。 这次旅行非常成功。我们证实了一些关于那士荣神父生平的书，我们缺少的的一些资料。我们想了解过去称为戴套楼，今天叫做套楼的那个小镇的命运。我们想和那士荣叔叔的教友们交谈。我们想证实人名、地名以新的方法翻译成外文，从1949年起，城市的名字的拼写改变了。为了找到那士荣叔叔提到的城市名字的新的叫法，我们必须先找到用中文怎样写，然后利用拼音翻译成法文。我们也想了解教会是怎样保护和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避开日军的杀戮。 如果，有一天，您去中国，去江苏省西北部，徐州境内的丰县，您会看到在天主堂的旁边，有一座墓碑，在那里长眠着三位为他们所热爱的中国、教育事业和宗教信仰的加拿大神父。特别是我的叔叔那士荣，那样热爱中国。在丰县天主堂，你将会看到一块我们于1999年4月25日赠送的，写有中加两国人民友谊永恒的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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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光芒四射的宏伟十字架 1943年4月1日，安神父写到："那士荣神父1943年3月18日遇害时，一个光芒四射的宏伟十字架突然浮现于空中，当时的许多人都目睹了这一幕，并为之倾倒。" II. 三位加拿大传教士丰县的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完好保存 自1983年访问中国丰县后，我们常常暗自思忖，为什么当年埋葬三位加籍神父的墓地，在没有任何标志（十字架或墓碑）的情况下，丰县的天主教友还知道他们被葬的确切位置。在1966年－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所有关于宗教的东西被禁被毁，尤其是丰县天主堂遭到严重破坏，教会神职人员或被驱散或被关进监狱，教会财物被没收充公。然而丰县的教友在红卫兵面前，对三位加籍神父的安葬地却只字不提。这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啊！三位加拿大传教士的墓地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劫后余生。 III. 丰县天主堂得以重建和1983年我们第一次访问丰县 1982年12月12日，丰县天主堂在重建后，又重新对外开放。又是怎样的神奇巧合，在没有任何消息和接触的情况下，我们1983年的第一次访问丰县，正好在丰县天主堂重新开放40天后。此外，1983年的丰县之访，使当地的政府认识到三位加拿大神父的贡献和价值。不久后，他们把他们的事迹写进了地方志。如今，可以说三位神父是外国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中国的英雄楷模。 IV. 1983年1月30日 我们1983年的丰县之访，曾遇到很大的阻力。当时的丰县还是一个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城市。自1951年之后，不曾有一个外国人踏上他的土地。当地政府也不知道曾有三位加拿大神父献身于这片土地。当时，三位神父的故事还是天主教友们中的一个秘密。我们已到了徐州市，但却无法访问只80公里外的丰县。经过7个小时的等待和商讨，我们得到的最终回答是'不行'。我们都非常伤心和失望。然而就在此时，我在电话号码本里，意外地找到了我前一天丢失的隐形眼镜；随后，就在我们已比行李搬上出租车的一刹那，我们得到了从北京安全部传来的容许我们访问丰县的命令。这又是怎样的奇迹啊！ V. 自1943年那士荣神父殉教后，由于他的祈祷，而承蒙天主赐福的许多奇迹之一 1949年10月14日魁北克的杜操医生这样写到："22年来一直瘫痪在床的狄娜女士，忽然奇迹般的痊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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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们，可以称为'外交大使'和加拿大人在中国的代表。他们开辟了通往中国之路并为中国做出了贡献。其中不少，如同那士荣神父一样，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为中国献出了宝贵生命。 本世纪初以来，93位加籍神父和16位加籍修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北部的徐州开展传教事业。另外，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可看到许多魁北克传教士们的足迹。圣母无染原罪传教修女会从本世纪初，就来到广州传主的福音，而且在本世纪的前五十年里，她们的传教活动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不少加拿大人为他们热爱的中国献出了生命。1934到1947年中至少有七位加籍神父献身于徐州。尤其，那士荣、屠善修和隆仁昌三位加籍传教士为了他们的中国，教育事业和对主的信仰，把一腔热血洒在了中国。他们曾是当年把我和处于内战和日本侵华战争双重摧残的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我们两国人民应该为这些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的先锋英雄们而骄傲。他们在丰县的纪念碑使我们感到我们两国人民永远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诺尔曼.白求恩-这个1939年为中国献身的加拿大医生，所有的中国人都认识加拿大。白求恩医生是和那士荣神父同一年到达中国的。丰县的人民都知道有三位加拿大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为中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们愿意中国永远记得这三位，如同许多被侵华日军残酷杀害的加籍神父。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两国人民的心中。他们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加拿大英雄。 我们请求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宣布为了他挚爱的中国，教育事业和对主的信仰，把一腔热血洒在了中国那士荣神父为'殉道烈士'。他的一腔鲜血将永远把中加友谊世世代代继续下去。 今天，新的国际大气候，越来越有利于另外一种新的类型的'外交大使'来到中国：商人和管理学的教授。在这新旧世纪之交之时，我们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在经挤技术领域，尤其在人类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 1997年9月，和会友协会（一个以促进中加友好关系为己任的非营利组织）、菲达尔学院（一个以促进世界教育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院一起，非常成功的举办了一场对正在和中国或想要和中国发展经挤和文化交流的加拿大公司有很大帮助的研讨会。对于那些愿意和加拿大或美国发展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和学校，你们可以和附录里提到的组织联系。似乎有些奇怪的谈论教育和经贸在这样一本讲述一位殉道烈士生平的书里。然而，今天，经贸和教育已成为中加之间新的重要纽带。我们愿意这个世纪中加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在下一个世纪里得到更大的发展。 那士荣博士是那士荣神父的侄子。他是国际商务策略、国际贸易、经济管理项目、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和国际经济企业管理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和顾问。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的教授，也是泛美联合大学的主席和SARASOTA大学的客座教授。 那士荣教授曾任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副主席，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北美最大之一），工商管理项目主任和研究生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作为蒙特利尔四所联合大学博士后项目主任，直到1996年6月。他曾在许多大学做学术报告和任客座教授，其中包括：麦基尔大学、阿尔博塔大学、纽约圣乔治大学、高等商业专科学院，蒙特利尔大学，迈阿密BARRY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巴西圣保罗FUNDACAO GERULIO VARGS 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 那士荣博士同时也在国际商务策略、国际贸易、经济管理项目、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和国际经济企业管理方面，任多家机构的特别顾问。在金融、保险、教育和运输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他也曾任或现任多家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如：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加利加尔交易所和多仑多交易所等等。 那士荣教授在多个学科领域学习深造过，并获得学位。他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获得经济管理博士，纽约圣约翰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时，他也从蒙特利尔大学获得艺术学士学位，麦基尔大学获得科学学士学位。他还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和文章。 那士荣博士具有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通晓英、法、西班牙和葡萄牙四国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