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书籍有一条首要的规则，此规则同样适用于脑科手术及自动装置器：“如果不能拆开它，就不要修理它。”我知道已经有人买了未曾增订的《有话问苍天》，但由于我要大幅度修订此书，故此必须违反这条规则。

   我在1970年中撰写此书，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多年以来，我从未停止过思想这方面的问题。我像一头小狗跟着新近的踪迹，继续围绕着痛苦的问题寻找新线索。自从那时候开始，我也听到无数读者叙述他们漫长的痛苦经历，他们的信充满了悲痛之言。为此，我感到需要重拾很久以前已完成的工作，并提出最新近的资料。

   许多圣经学者认为约伯记是圣经最早的一卷书，然而，约伯的诘问何等动人，没有因时间的消逝而褪色，令我惊讶不已。这些不休的哀诉已超过许多个世纪了！新近的一本小说《唯一的问题》，书名的来源是主角谈论一位善良的上帝怎能容许受苦发生时提及的，他下结论说：“事实上，这是唯一值得讨论的问题。”

   另外有一件事情令我十分惊讶，就是讨论痛苦问题的书籍显然分为两种类别。最古老的书籍的作者，例如阿奎那、本仁、多恩、路得、加尔文及奥古斯丁，甘愿接受痛楚及受苦是上帝使用的工具，他们不质疑上帝的作为，只是尝试为上帝这样对人做出辩护。这些作者带着信心写书，好像他们拥有着有力的论据回应苦难，足以平伏情绪。

   现今讨论痛苦的书籍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书籍的作者认为世上有这么多的邪恶及苦难，不吻合上帝是善良及仁爱这传统观念。因此，上帝由“靠山的位置，被撵入被告席；现今忿怒的一代似乎说：“上帝，你还可以怎样为自己辩护？许多人重新定义上帝的爱以及质疑地控制邪恶的力量，藉此调整他们对上帝的观念。

  当你同时间阅读这两类书籍时，便会发现语气的改变。现今，我们好像以为自己身处受苦市场的角落，难道我们忘记了路得和加尔文生活的世界，是没有无线电和盘尼西林？当时人平均的寿命是三十岁；此外，本仁和多恩个别在牢狱及瘟疫检疫室中写下伟大的作品。最讽刺的，是现今的作者——过着王子般的舒适生活，在有空调的办公室辛劳工作，药箱贮藏无数药物——有着压抑着的盛怒。

  当我阅读完满架子这类的书籍，我自问：世界确实需要另一类书籍讨论痛苦的问题吗？。当我花时间与受苦者相处时，我的结论是肯定的。我知道讨论痛苦的书籍，大多数内容零散，与受苦者扯不上关系。对受苦者来说，痛苦的问题并非理论的问题——一种神学的游戏适当地配合许多诡辩的论据——而是关系的问题。许多受苦者想爱上帝，却不能忘记自己的眼泪。他们感到受伤害及被出卖。更悲惨的，是教会常常用含糊的话回应，而不是用安慰的话回应。

   十五年前，我没有恰当地解决痛苦这可怕的问题，却为受苦者写下《有话问苍天》。我现在重新修订及增订此书，部分原因是我听过太多痛苦的事。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本修订版是我与读者的对话，是我人生旅程的另一阶段。

  我特别增订第四部分：我们怎样面对痛苦，因为我相信上帝命令教会向受苦的世界彰显他的爱。我们通常只想到痛苦的问题，是我们要问上帝的问题：但这条问题也是他要问我们的：我们怎样回应受苦者？我在此修订本加入了不少我的文章，它们分别刊于《今日的基督教》，及小册子《帮助受伤者》，由马尔特诺马出版社出版。我衷心多谢出版社准许我把这些资料编入本书内。

记念那些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自受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三节
   
    此时，上帝在哪里呢？这是最令人感到不安的其中一个征兆。当你很快乐的时候，并不觉得需要上帝：若你转向他，然后发出赞美，他使张开手欢迎你。然而，当你已穷途末路，所有帮助也无济于事时，你到他的跟前，会找到什么呢？你被拒诸门外，门内发出雷电霹雳的声响。然后，一切静止。此时，你也可能转身而去。

    ——鲁益师《卿卿如晤》
    

    对于四周的人身处极大的痛苦煎熬中，我感到无能为力。不仅是无能为力，更觉内疚。我站在他们身旁，看到愁眉不展的面孔，听见哀叹和呻吟声，深觉彼此间隔着巨大的鸿沟。我无法了解他们的痛苦，只能在旁观看。无论我尝试说什么，所说的都似乎不中用，而且非常生硬，就如在学校的话剧中念台词一样。

    有一天，我的好友约翰和他妻子嘉迪雅向我急切求援。这对二十多岁的新婚夫妇，刚在米德韦斯特展开新生活。我惊异地目睹这段浪漫的爱情如何把约翰彻底改变过来。与嘉迪雅约会了两年，约翰愤世嫉俗的态度逐渐融化，而他刚烈的性格也慢慢软化下来，他变得乐观开朗；一直以来，他的来信都充满着对这段婚姻的热诚。

    我即刻打开约翰给我的信，信上的内容却令我焦虑不安。这封信的字体潦草，错漏百出，跟他一贯整齐的字迹，实在大相径庭。他在信中解释说：“请原谅我写得这样潦草……我猜想这些字迹反映我笨口拙舌的言语，但我实在不知怎样说出来。” 约翰和嘉迪雅这段根基仍幼嫩的婚姻，正面临一个极大的障碍，是二人难以应付的。嘉迪雅得了何杰金氏症，俗称淋巴腺癌，而患上这种癌症的病人只有一半生存机会。

    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外科医生从嘉迪雅的腋窝到腹部，割除一切肉眼所能看见的癌细胞肿块。这个手术令嘉迪雅不省人事，身体非常虚弱，要整天躺在医院的病榻上。

    出乎意料地，约翰正好在当地医院任职医护助理。由于他恶劣的心情，减低了他对病人的同情心，这是很危险的。他告诉我：“有时候，我十分明白其他病人所承受的痛苦，但我无法再关怀他们，只挂念着嘉迪雅。我很想向他们大叫，说：蠢材，不准啜泣！你以为独有你才有困难吗？我妻子现正陷于垂死的边缘！”

    虽然约翰和嘉迪雅是茁壮的基督徒，但一种突如其来恼怒上帝的情绪却涌现出来——恼怒一个背弃他们的亲爱同伴。他们呼喊说：上帝啊，为何选中我们？你是否故意施舍一年快乐的婚姻给我们，为要叫我们面对今天这光景？

    含钴的疗程的确令嘉迪雅的身体赔上了代价。美丽的容貌几乎一夜间离她而去，她的脸容憔悴，肤色变黑，头发也逐渐脱落。她喉咙刺痛，几乎把所有咽下的东西全吐出来。当她肿胀了的喉咙不能再吞咽时，医生只得把疗程延迟。

    当放射电疗重新开始时，嘉迪雅需赤着身子，定期平卧在电疗桌上。她什么也不能作，只有安静地躺卧，听着电疗器的呼呼声及克啦声，彷佛在轰炸她体内不能看见的癌细胞一样，每一剂药都使她身子逐渐衰弱。嘉迪雅每次躺在这冰冷的钢房里，也会想起上帝以及她的苦难。

    探病者

    嘉迪雅希望信徒来探望她，安慰她，并对她现今所经历的事带给她一些希望。然而，他们的话反叫她感到困窘，不能得到安慰。

    曾经有一位教会执事义正词严地劝她仔细反省上帝要她学什么功课。他说：“你生命中必定有一些事情叫上帝不喜悦，你必定在某些地方逾越了他的旨意。你的遭遇并非出于偶然，上帝使用周遭的环境警告我们、惩罚我们。他向你说什么呢？”

    几天后，嘉迪雅很诧异教会里有一位她不大熟悉的妇人来探望她。这位圆胖而注意力不集中的寡妇，显然充当了一位专门安慰和鼓舞病人的啦啦队队长。她送上鲜花，颂唱诗歌，并且阅读一些小溪流动．群山拍手的快乐诗篇。每当嘉迪雅谈到自己的病况或诊断的结果，那妇人很快便转换话题，尝试以喜悦和亲切的态度抵抗痛苦。但那妇人只来过一次。过了不久，那些花朵凋谢了，诗歌似乎不再悦耳，只剩下嘉迪雅面对新一天的痛苦。

    另一位妇人又顺道来探望嘉迪雅，她是电视上信心治疗者的忠实随员，她流露出自信，保证嘉迪雅必得康复。嘉迪雅告诉她有关那位执事的劝告，这妇人很激动地说：“疾病绝非上帝的旨意！你岂没有念圣经吗？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潜近我们，倘若你鼓起足够的信心，相信必定得医治，上帝就会拯救你。嘉迪雅，你要谨记，信心可以移山，包括挪移你的淋巴腺癌。你只须凭着信心向他许愿，然后便可宣告胜利。”

    其后数个早上，当嘉迪雅躺卧在消毒过的含钴治疗室时，她尝试[鼓起]信心。她不晓得自己是否理解这过程，也不质疑上帝的超然能力，但她该如何着手以自己的真诚来说服上帝呢？信心并不像肌肉那样，可以透过复康运动来增强。信心乃是难以解释的、看不见的、且抓不紧的。鼓起信心的整个观念似乎叫人感到筋疲力竭，而她亦难以确定信心的真义。

    或许嘉迪雅教会里那位最“属灵”的妇人带来一些书籍，是关于人无论遇到任何境况，也要赞美上帝。“嘉迪雅，你需要来到一个地步，能够说：上帝啊，我爱你！因你使我受这些苦，这是你的旨意，你知道什么对我最好。我赞美你，因你疼爱我，让我经历这病。我愿为一切的遭遇，包括这病，向你献上感谢。”

    当嘉迪雅沉思这番话时，脑海充满了上帝怪异的形象。她想象一个形体以巨人的姿态出现，如宇宙般巨大，喜欢用手指甲挤弄软弱无助的人类，用拳头压碎他们，使他们撞向嶙峋的石头上。这个巨人折磨人类，直至他们呼叫说：“上帝啊，我爱你，因你在我身上行了这事！”这种想法使嘉迪雅却步，她决定不敬拜或爱一位这样的上帝。

    可是，另一位探病者——嘉迪雅的牧师——使她感到自己是在拣选的团体中。他说：嘉迪雅，你已蒙上帝选派为基督受苦，他会奖赏你。上帝拣选你，因你具备充足的力量和品格正直，就如他拣选约伯一样，他正使用你成为别人的榜样。因你对上帝的回应，他们的信心也会加增。你当感到这是特权，而不是受苦。我们看作是逆境，上帝看作是转机。他又劝嘉迪雅把自己看为跑道上的选手，视所遭遇的难关为一个又一个的栅栏。她要跨过这些栅栏，直奔得胜的标杆。

    有时，成为有特权的殉道者这种想法，可以成为嘉迪雅感到自怜时的一种慰藉。当痛楚逐渐加剧，当她吐出食物，当自己的脸容如此憔悴时，嘉迪雅不禁呼叫：上帝啊，为什么是我？数不尽的信徒比我有更强的生命力，比我更受人尊崇，为什么你不拣选他们其中一人取代我呢？她再无法想象自己是跑道上的选手，只怀疑上帝为何故意在他所爱的人跟前放置栅栏。

    我也曾探望嘉迪雅，发现上述所有矛盾的话令她极其迷惘。她向我重述那些善意的基督徒给她的劝勉，我也倾听她昏乱的回应。哪一个教导是她要学习的？她如何能更有信心？她应听谁的意见？在这混乱的情况中，嘉迪雅只有一样事情可以肯定：她与约翰快乐的二人世界已崩溃，而这是她最舍不得的。

    那天，我并没有什么意见给嘉迪雅。事实上，我带着许多问题离开。为什么她躺卧在医院的病床上，而我却可以健康的站在她身旁呢？当我听到她重述探病者对她的遭遇陈腔滥调的注解时，我里面起了某种反应。难道基督教令受苦者更感难受吗？我探望嘉迪雅的那段日子，正从事《校园生命》杂志的工作，亦同时兼任业余的新闻记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为读者文摘撰写了六篇短文，名为[戏剧人生]。我曾访问一对加拿大籍的年轻夫妇，他们曾被一只大灰熊袭击。虽然二人侥幸生存，但那丈夫却失去一只眼睛，整形外科手术也不能除掉他面上的疤痕。在另一个城市，两个年轻人告诉我他们童年的一件往事。当时，他们跟爸爸攀上乃尼亚山露营；突然遇上暴风雪，于是他们发狂地掘出一个雪洞，而爸爸为了保护他们，整夜睡在洞口上，最后便冻死了。

    这些人均重述基督徒[安慰者]的看法，令人刺耳。一位残疾人士曾对我说：在整个经历中，我身边那些有宗教信仰的朋友是令人最感到沮丧和忿怒的。那种安慰人的模式使我大感困惑。信仰建基在伟大的医治者身上，理应在人遭遇危难时带来平安而不是迷惘；某些地方必定出现问题。

    为什么人要受苦呢？圣经实际怎样说呢？由于我接触嘉迪雅以及其他像她一样境况的人，脑海里出现了很多疑问，更就此展开一连串的探索，并写成本书。我在寻找一个信息，让我们这群基督徒可以跟那些正受患难的人分享。同时，我亦搜索一个信息，使我面对苦难时，能坚固我的信心。当伤害临到时，上帝在哪里？他是否藉着苦难，尝试告诉我们某些事情呢？

个人体会

    德国一位著名的牧师及神学家邸立基游历美国之后，被问及他认为美国的基督徒最大的缺欠是什么，他说：“他们对受苦没有全面的见解。”我非常认同他的评语。

    事实上，这个缺欠在非基督徒中间可说是一大瑕疵。我曾问一些大专生为什么抗拒基督教，他们不约而同谈及苦难的问题：”我无法相信一位上帝容让奥斯威辛（编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曾在此建集中营）及柬埔寨的问题发生、虽然许多基督徒为我妹妹祈祷，但她始终死于白血球过多。世界上目前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晚上仍饿着肚子就寝，你认为基督徒的爱可以解决这些困苦吗？。

    除了痛苦之外，没有其他人类的经历能触动人发出如此急切的反应。从没有人深宵坐在烟雾弥漫的咖啡室，辩论嗅觉或味觉广大无边的含义。嗅觉！这台奇异的感觉为何存在？上帝意欲如何？为何香气的分布如此不同，玫瑰花有过多的香气，而氧气却没有气味？为何人类只拥有犬只感官能力的八分之一，便是以生存？奇怪的是，我从没有听闻人们辩论[快乐的问题]；为何我们把快乐看为理所当然，但对痛苦却有激烈的反应呢？

    当我在图书馆搜集有关苦难问题的资料时，发现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在其他方面赞同基督徒的原则和道德伦理，却被这些苦难的问题绊跌，最终把基督教拒诸门外。乔德曾如此写道：究竟是什么理由令我强烈抗拒以宗教的角度看宇宙？……首先，痛苦和不幸的事实便是一大障碍。其他哲学家如罗素及伏尔泰也有乔德的控诉。

    纵然人利用学术尝试解释苦难这紊乱问题，但这个问题仍会突然出现。英国著名作家鲁益师曾在《痛苦的奥秘》一书中，用尽他的聪明智慧剖析苦难这问题，这书可说是本世纪就这个问题做出了最清楚明确的讲论。但数年后，鲁益师的妻子因骨癌辞世，他再以笔名写了另一本书，名为《卿卿如晤》。这本书同样谈论苦难问题，但其中的看法却与他先前所写的迥然有别了。从本章开首所节录的一段文字，已显示出鲁益师的信心已粉碎，他的精神已濒临崩溃，甚至到了完全崩溃的地步。他说：你永远无法知道真正要相信的事情究竟有多少，直至这些事情的真伪关系你的生死。

    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海格立斯与九头蛇（编按：相传割去九头中任何一头，会生出两个头，后为大力神所杀）战斗一样，我们用尽方法在不可知的辩论中辟出一条路径，但苦难的新例子又再盘绕我们。小说家韦利斯曾称苦难问题为“倒转了的问号像鱼钩放在人心”。而基督徒的自辩往往像面有愧色、曳足而行、低头道歉。

    “苦难的问题”可说是一个深奥的谜语，哲学家有时以抽象的推论去解释这个题目，诸如你在理论数学的教科书内找到的一样。然而，我在本书中不会谈论哲学家的看法，对这方面有深究的人已经探讨了这点。相反，我会设法把我的朋友嘉迪雅卧在病杨上的情景放在眼前，从这个角度去思想苦难。大多数人对痛苦产生疑问，并非关乎理智上的学习。这些问题就如嘉迪雅所面对的：失去青春、溃烂了的喉咙，在死亡阴影下的婚姻前景，和对不可知的事情的惊恐。嘉迪雅听到许多基督徒就她的遭遇提出许多互相矛盾的意见。可是，自信心令我们能够相信什么呢？

    为了预备撰写本书，我曾与经历过极大苦难的基督徒倾谈。对他们来说，痛苦几乎定义为生命。痛苦是每天早上迎接他们的第一个感觉，倘若他们不理会它，有幸能入睡的话，它也是他们慢慢地睡着时的最后感觉。我也曾花时间与麻疯病人一起，出乎意料地，他们生理上没有痛楚，却极度希望有痛楚。这些人成为我的引导者，让我进入受苦者的世界，了解基督徒在苦难中如何与别不同。

    首先，我会从生物学角度细察痛苦——透过显微镜，你可以这样说——看看痛苦在生命上所扮演的角色。然后，我会返后一步注视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发问上帝正在做什么。苦难是不是上帝一个最大的失误呢？最后，我将讨论当我们遇到苦难时，应有什么反应以及如何影响别人。

    或许下次当我生病，受到流行性感冒攻击，令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抵抗翻腾的作呕时，也许我就痛苦所得的结论，并不能给我一点慰藉。但作为基督徒，尝试彻底明白上帝在这世上的作为，我倒学会了许多功课。而且当我更明白这世上的苦难时，我对上帝的态度很戏剧化地转变了。

      *注：当含钴的治疗有效消除所有癌细胞后，嘉迪雅的问题最后才得到解决，而这病亦不再复发。

 病征和疾病其实是两回事。没有病征之先，疾病早已存在；疾病未形成以先，病征便是治疗疾病的开始。它们不受欢迎的事实，愈发令它们成为非凡的恩典——上帝的礼物。倘若你愿意接受，这个从无意识而来的信息会令人主动自我检视和修缮。　

    ——派克《心灵地图》
   

    我正坐在芝加哥一所华丽的管弦乐演奏厅内，听到贝多芬及莫扎特的作品，实在喜不自胜。但当乐队奏起由普罗高菲夫所作、冗长而复杂的协奏曲时，却是另一回事。当旺盛的血液从脑部流到胃部，以帮助消化星期日迟吃的早餐时，我逐渐感到昏昏入睡。

    演奏厅内的温度很暖和，而且不大通风。渐渐地，各种乐器奏出的声音融和在一起，逐渐减弱。我的眼睑下垂。我竭力令自己振作，匆匆地看看四周，看见许多穿着光鲜衣履、参加演奏会的人士已呼呼入睡。我用右手托着腮，手肘撑着木制的扶手。音乐渐渐微弱……。

    砰！我的四肢向四方伸展，四周的人对我怒目而视，伸长脖子望向我这边。我的外衣也掉在地上了。我既吃惊，又感尴尬，匆匆地抬起外衣，坐直在椅子上，再试行投入音乐中。血液立时涌上头上。

    发生了什么事呢？即使我已进入梦乡，我的身体依然忠心地保护着我。虽然我有知觉的脑子已经关上，但我的反射系统并没有关掉。当我的头部向前倾，我内耳的两块小囊就注满液体，并与耳内极敏感的耳毛平列，查出我的平衡出现危险的转变。就在最后关头，当我的头几乎横向扶手时，内耳便发出全面警报信号。我的手臂突然急动，头部立刻仰起来，而整个躯干也有一阵的抽搐。这种抽搐的动作虽然令我感到尴尬，却是我身体的紧急掣，尽力使我免受损伤。当我慢慢地睡着了，这些复杂的机制正在运作。

    人体痛楚机制的运作，正像我在演奏厅内经历到的警觉系统一样。痛楚的知觉大声地警告我们的身体有危险——身体正受伤害！ —迫使我们集中注意有问题的部位。

    有时我们的反应是不由自主的。举例说，我往医生处作检查时，他用胶槌子轻敲我的膝盖，我的腿便强烈地弹起。为何会这样呢？医生轻敲一下，我的膝盖便感应到它正在屈曲着：他的槌子敲打著的神经线，正是当我行走时膝盖忽然屈曲而受影响的那条神经线。我的身体赶快做出补偿，以免我绊跌而受到更大的痛楚。这种反应实在太自然，而且快如闪电，以致我的脑袋并没有时间想到我正坐在桌子上，而不是站立着，因此实际上并没有跌倒的危险。

   
设计师的记号

    虽然这数以万计的警觉装实明显有着保护的价值，但痛楚的网络往往是最不受欢迎的身体系统，多半虐待人及令人难受。我从未读过一篇赞颂痛苦的诗篇，未曾见过表扬痛苦的塑像，也未曾听过歌颂痛苦的诗歌。痛苦往往被定义为“讨人厌”。

    基督徒虽然相信一位满有慈爱的创造者，但实际上却不晓得如何诠释痛苦。倘若基督徒在黑暗、秘密的时刻被困在绝境中，许多人都会认为那种痛苦是上帝的错误。他真的应花些心思，为我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法，使我们可以应付危险的情况。我常以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我现在深信痛苦的确不获好评；我们或许要看看诗篇、塑像及诗歌，思想当中如何描述痛苦。为何我的态度改变了？因为当我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痛楚的网络时，便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稍后，我便从人体开始谈论痛苦问题。

    为何我需要有痛觉呢？当我受伤时，身体告诉我什么信息呢？我从这方面开始仔细观看，因为许多人寻索“身体受伤时，上帝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都忽略从这角度思想。我曾翻阅许多谈论“苦难问题”的哲学书及神学书籍，这些书充其量不过是承认痛苦对于生物学是有些益处的。然而，痛楚网络的价值远胜于此，它蕴含创造力的标记。

    试想一想身体其中一个器官：皮肤；它是坚韧而富弹性的器官，遮盖青整个身体，就如先头部队一样，保护身躯免受外界的伤害。而数以亿万计的痛楚感应散布于皮肤的表层，它们并非随意地分布，而是按照身体各部分的需要精确地遍布全身。事实上，身体似乎并没有任何专门的“痛楚细胞”，因为痛楚的知觉已经与遍布全身的精细感应网络联系起来，而这些网络同样可以向人传递信息：压力、触摸、寒冷和炽热。

    科学家蒙上研究对象（他们通常都是倒霉的医科学生）的眼睛，然后量度他们皮肤的感应。例如一个蒙上眼睛的人未曾意识到外物接触他的皮肤前，多少压力才适用呢？这尺度称为绝对触觉阈，以克为单位（以每平方毫米的皮肤表层量度）。以下就是研究员的发现：

    由此可见，单单是皮肤感应压力的幅度，已十分大。我们运用舌头做一些复杂的动作，如发音，或把牙缝间的食物屑挑出来等。我们用手指弹奏给他、夹着水彩笔写字，或抚摩等，这些部位的皮肤要具备仔细调整的感应能力。1

    然而，一些不大关键的部位几乎不需要这种感应能力：倘若我们的脑部经常要接收脚部发出细微压力的报告——跺脚、挤压、支撑体重——我们很快便会感到疲累。因此，只有我们的指头和舌头才能感应极微细的触摸，而身体其他部位则需受到猛击，才能把这异常的情况向脑部汇报。

    这些阈的测量法仅抓到奇异的痛苦网络功能的表面。例如，在不同情况下，我们对压力的感应程度也有所不同。倘若我拿着一封重1　1／4盎司及一封重1　1／2盎司的信件，立时可分辨那封较重。然而，我若拿著一个重十磅的包里，便很难察觉两封信件重量的分别了。倘若我要察觉两者之差别，它们至少要有三盎司的差别才行。

    有另一项试验测试绝对痛楚阈：科学家用尖锐的针刺在人体的不同部位，看看需要用多少压力，才令受测试者感到痛楚。

他取笑那永不觉得是个伤口的疤痕。    ——莎士比亚《罗密欧和茱丽叶》

    几乎可以说，我们不想有痛楚。为何布医生和同事花上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去制造痛楚，但大多数的医疗专家却致力研究怎样停止痛楚呢？

    我已知道许多有关痛楚组织设计的真相，甚至到达一个地步，看痛楚是一份“礼物”。但是，单单知识不足已胜过我天生对痛楚的抗拒。我极度疑惑，直到我花了一星期时间在路易西安那州，与致力研究痛楚的布医生共事，疑惑才得以清除。

    布医生欣赏痛楚，是来自与麻疯病人同住的经历。他发现麻疯病人受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痛楚系统有缺陷。

    麻疯病这个名称令人想到夸张的形象：粗短的手指、溃疡的伤口、失去的脚、扭曲的容貌。文学作品和电影（通常不正确）如《宾虚》和《巴比龙》，限制我们把麻疯病看作是残酷、令人难忍的痛苦。这病有悠久的记录，又是人们最惧怕的疾病之一。有很多个世纪，当麻疯患者接近别人时，他们必须呼叫“不洁！”、“不洁！”。

    麻疯病的确是残酷的，但却不如大部分的病那样残酷。基本上，它的作用好像麻醉药，攻击手部、脚部、鼻子、耳朵和眼睛的痛楚细胞，以致产生麻木。有人或以为这病实在不太坏。大多数疾病令人害怕，是因为它们所引起的痛楚；为何一个无痛的病竟会如此恐怖？

    然而，有传言认为造成麻疯病麻木特性的正确原因，是由于组织损毁。几千年来，人们一直相信这病本身会使双手、双脚或脸部溃疡，溃疡的地方往往会传染下去，最终会失去肢体。布医生在印度的拓荒研究，证明所有真正麻疯病例只会今四肢麻木。造成组织损伤，完全是因为痛楚警报系统不发声了。

    损伤是怎样发生的？当布医生治疗印度村民发炎的手时，这个问题他曾问过几千次了。这场仗看来必败无疑。他把伤口医治好，乡上绷带，但只见病人几个月后带着更严重的损伤回来找他。他好像其他麻疯病治疗者一样，假设这个病好像真菌类一样地运作，不分青红皂白地毁坏组织。

    但是，布兰德很快就学会向病人细心发问，是否有任何活动造成他们损伤。有一次，他惊骇地目睹一个麻疯病人直接伸手入炭火堆中，取回他人遗留的一个马钤薯。布兰德知道他很快就要医治那个病人手上的疮——因火烧而造成，而不是因麻疯而造成的。那村民没有痛楚知觉，无心地使他的手受到可怕的虐待。

    布兰德开始在印度的麻疯病院到处跟踪病人。他们还会怎样伤害自己呢？他看见一个人在园子里奋力工作，不理会从他的手流下来的血。布兰德检查那铲子，发现原来他手握铲子的地方有一根钉子突了出来。别的麻疯病人会徒手弄熄一根燃烧著的灯芯，或赤脚走过破碎的玻璃。布兰德一直观察他们，便开始有系统地陈述他的激进理论：麻疯病是主要的麻醉药，只是间接的毁坏者。可是，他需要更多证据，才可以推翻几个世纪以来的医学传统。

    有一天，当布医生照常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便走到医院后面的一间小贮藏室去寻找物料。他试者打开门，但是生锈的扣锁却不易扭转。就在那个时候，一个最年轻的病人漫步走过来。他是一个身型细小、营养不良的十岁孩童。布兰德喜欢那个男孩，因为他愉快和有合作的精神。

    “噢，医生大人，让我来试试！”男孩一边说，一边伸手握住钥匙。只见他的手迅速拉动一下，就用钥匙开了门锁。布兰德顿时惊惶失色。这个虚弱、身量只有他一半的小孩，怎能发出如此大的气力?

    他的眼睛捕捉了一个泄露真相的线索。地上不是有一滴血吗？当布兰德检查那个男孩的食指时，就发现他转动钥匙的动作。令切开了的伤口直入食指的骨；皮肤、脂肪和关节全都外露。但男孩却完全没有知觉对他来说，切开手指及骨的感觉无异于拾起一块石头，或在口袋里翻转硬币。

    这事件以后，布兰德加倍努力测试他的理论，就是麻疯病是次要、非主要令人受伤的原因。他开始每天量度病人的手指，又试着解释每个水疱、溃疡和割伤的来由。他明白到病人因为无痛楚感觉，才活在极大的危险中。

    脚部受伤是容易解释的。如果麻疯病人转动踝骨，而磨损了筋和肌肉，就会自动调校，用弯曲的步伐走路。他们没有痛楚警报系统通知踝骨需要休息或治疗，这样，受伤的地方就会导致永久损害。但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伤害是在夜间发生。手指和脚趾怎会在病人睡看时不见了？布兰德找到了那令人不安的答案：老鼠常走到那个露天病房，咬失去感觉的病人。病人感觉不到痛楚，就继续睡觉，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发觉身上的损伤，并告诉布医生。如此的发现带来一个硬性规定：每个离开医院的病人必须携带一只猫，作为夜间的护卫。

    当我聆听布兰德医生述说这些恐怖的故事时，很快就明白为何他绝对自信地说：“感谢上帝赐下痛楚”。对他来说，痛楚代表上帝最大的礼物；他极度渴望与一千五百万个麻疯病人分享这份礼物。

    布医生住在印度二十年，之后便搬到路易西安那州卡维关的汉森氏病中心和医院。由关中心的经费是由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赞助，所以，他可以在那里继续研究；有可能帮助世上更多的病人。

    我在卡维尔医院初遇布医生，完全改变我日后对痛楚的观感。由于麻疯病特征的缘故，所以医院兴建在遥远而难以到落的地方。进医院于1890年兴建在密西西比河畔沼泽的积林区（购买这块地时，是假装开设驼岛农场，好叫邻居不怀疑买主的真正目的。）

    麻疯病中心占地337亩，除了现代的医疗设备外，还有一个有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场和一个实用的湖。围绕卡维尔的有刺铁丝网已经拆除，也欢迎访客来访；每天可有三个观光团到访。

    一个优美的环境，为坐轮椅的病人而设计的各栋楼宇，最好的医疗管理，免费提供最新的药物治疗——表面看来，生活在这个荫凉的植林环境几乎今人妒忌。麻疯病现今已受到控制，大部分病例处于早期阶段都是可以医治的。但是，我却很快领悟到麻疯病恐怖的一面仍然存在：丧失痛楚知觉。

   访问卡维尔

    我现正访问卡维尔的一间门诊诊所。两个物理治疗员。一个护士和布医生的椅子围成半圆形，围绕著一个电视监视器。他们一起检查三个健康有问题的病人。

    第一个进来的病人，名叫亚卢（不是真名），是一位中年的夏威夷人。我看出亚卢比这里大多数病人都有更多可见的残废部分。他患了最新的麻疯病而来卡维尔的。他的眉毛和眼睫毛都不见了，使他的脸儿变成光滑、不平衡的样子。因为他的眼皮麻木，眼泪容易流出，所以他就像个不断哭泣的人。

    布医生已经告诉我，亚卢的眼睛差不多瞎了，那是因为缺乏痛楚而弄瞎的：当遇到刺激和不适时，眼睛表层的微小痛楚细胞停止发出使人眨眼的信号；当麻木了的眼皮缺少眨眼时，亚卢的眼睛就逐渐枯干。对卡维尔医院来说，防止眼睛实在是一个挑战。有几个病人因为简单的洗面动作而毁掉双眼，因为他们的手对沸水不够敏感。

    除了眼睛外，亚卢也因麻疯病引致许多其他的副作用而受苦。他的脚是平滑的残干，没有脚趾——十只脚趾都因无意的伤害和感染而失掉。他的手也充满了深深的裂缝和厚厚的瘢痕。但亚卢的主要问题，即是他求诊的原因，却是心理过于生理的。

    亚卢觉得他和外界之间的门已经关闭。他看不见人。因为他失去了这么多的感觉，以致不能感受到握手或任何方式的人类接触。他最后只剩下不受影响的感觉：听觉；那就是他恐惧的来源，因为有一种新的实验药物使他的听觉有少许失灵。

    亚卢用颤抖的声音告诉这组人他何等喜爱自呜筝。他可以用自呜筝轻弹他童年时的夏威夷歌曲，和回忆年轻时的梦想。他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唱歌是为了赞美上帝，有时也自愿为教会弹奏圣诗。他为了可以继续弹奏自呜事、必须将拨子系于拇指上仍有知觉的地方。他靠看这处仍敏感的指头探测压力的变化，以便知道如何正确弹奏筝上的弦。

    但是，亚卢的拇指辨别危险的压力却不够敏感。用几个小时练习自呜筝使他的拇指留下硬块，现在有一处溃疡爆裂出来。他因惧怕，一直到现在才来求医。“你可有方法使我继续弹琴而不损毁我的手吗？”他以浓厚的腔调，近乎恳求地问道。

    医生和物理治疗师委员会在电视监视器前观察亚卢的手。他们使用温度记录探究他的问题，这个过程是利用机器在温度记录图上，亚卢的手出现了令人产生幻觉的图样，有微黄之淡绿色、黄色、深红色，以及夹杂着的所有色调。最冷的部分现出绿色或蓝色。明亮的红色是个危险信号，表示受到感染：血已经到了这个地带，使温度升高。黄色表示极度危险。亚卢的拇指唯一最有用的部位很容易看见，但不停的使用已经使这个部位发炎，如今呈现出黄点温度。

    温度记录革新了卡维尔医院的医疗方式，因为它首次为无痛觉病人提供一个警报系统。不幸地，这项技术不像痛楚组织，只能在压力时期过后才查出危险，而不是在压力时期当中查出来。一个有健全痛楚系统的人会很早就寻求医治，因为他／她的拇指会整天跳动，强烈地要求照料和休息。但亚卢却没有这些好处，他从不知道何时会进一步损害他的拇指微细的受感染之处。

    委员会设计了一对手套，适合亚卢穿戴，可以舒缓因自鸣筝拨子所引起的一些压力。布医生严厉教训亚卢，说他的拇指需要休息，要全时间穿上那对手套，并要每隔几天向他报告病况。当亚卢离开后，物理治疗员对他表示悲观，说：“亚卢憎恨手套，因为它们使他留意他的手，他无疑必将失去对拨子的一些控制。可能他会戴上手套一天，但第二天就会把它丢掉”。

    亚卢已经远避人群；因为视觉、听觉和触觉逐渐消失，使他断绝与人联系。现在他最后所钟爱的，就是透过音乐自我表达，也受到威胁。他或许在数周后回到诊所，而进一步的感染使他的拇指永久毁损，甚至会失去拇指。但在卡维尔，医疗是自愿的。亚卢失去痛楚组织迫使他去求医。他可以冒险选择不理会温度记录图的警告。

    一支拖把和一只鞋

    另一个病人赫克托进入房间。虽然他的脸孔不像亚卢那样残缺，但当我看见那张脸孔，也要自我压制不喘气。此时，我已习惯注视投射在温度记录图监视器的颜色，却非注视人的脸孔。赫克托竟有蓝色的皮肤！布医生留意到我的反应，就小声地对我说，赫克托抗拒磺胺类药剂，那是治疗麻疯病最普遍的药物，而医护人员已经为他试验一种新药物。竟变成蓝色染料，赫克托乐意失去正常的健康肤色，为的是希望停止麻疯病在他身上蔓延。

    赫克托是一个最合作的病人，他用既深沉又无力的德州语调，慎重回答委员所有问题。不会有事了，他自从上次检查后已经没有问题。但赫克托的温度记录图却不同意，它显示一个鲜明的红色危险斑点，就在他的右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网状薄膜上。一块胼胝遮盖了一切受感染的外来痕迹。但胼胝下受感染的地方正在腐烂。

    布医生和其他医疗人员好家警察的调查小组，质问赫克托，要求他叙述每日的活动。他如何刮胡子？穿鞋子？他有没有工作？他打不打高尔夫球？或打桌球？赫克托必然在某些日子，用拇指和食指过度用力紧握物件。除非他们找到有毛病的活动和使他停止，不然他的手就会进一步恶化。

    最后，在严加拷问的过程中，赫克托认清了问题所在。他作为餐厅出纳员，每天完成轻便的工作后，就帮助清洁，用拖把擦掉溅落在地板上的饮料或甜品。那来来回回的动作，加上赫克托不能感觉到用了多少力紧握拖把棍，以致损坏了拇指内的组织。这个奥秘已经解开。

    赫克托再三多谢这个医疗小组的成员，有一个物理治疗员写了一张字条，请餐厅主管护赫克托做别的工作。

    还有一个病人进来，他是乔斯。他与卡维尔大多数人不同，穿着得最合时流。他的长裤子有明显的摺痕，而他那全棉的衬衫也很称身。他的鞋有著合时尚的尖趾设计，棕色的皮鞋又擦亮得极为光泽，完全不像我见过大多数病人穿上笨钝的整形黑鞋。

    乔斯的鞋事实上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份全时间当家具推销员的职业，所以他穿看小心。卡维尔的治疗员曾尝试说服乔斯，要他穿一些较不合时款却较安全的鞋，但他总是拒绝。他的职业和形象比他双足的状况更重要。

    当乔斯脱去鞋子和袜子时，我未曾见过有一双脚比他的双足有着这么严重的损伤，我找不到他的脚趾部位应有的小块。经过多年的感染，他的身体已吸收了骨组织。现在，乔斯是用圆圆的残干走路，好像一个被切断手足的人。当他提起脚跟时，由于没有脚趾缓冲撞击，他就会很规则地磨损双足，甚至残干。温度记录以图解说明他持续的毛病。布医生叫乔斯注意那些明亮的黄斑，显示受感染的范围。

    正常来说，一个人要习惯穿一双新鞋，会自动地跛行或改变走路的方式。如果脚伤太厉害，就会改穿一双更为舒适的鞋。可惜乔斯感觉不到危险的信号。委员会的成员尝试轮流影响乔斯，使他相信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总是有礼貌地拒绝。他不会穿上卡维尔制造的鞋。对他来说，这些练习鞋好像为残障人士而设，并向顾客暗示他有不妥之处。他面部的容貌和手部几乎都是正常的，他不会让双脚出卖他。

    最后，布医生叫制造鞋子的技工进来，要求他在乔斯的鞋上做出少许修整，以减轻部分压力。

    当诊断结束，最后一个病人离开后，布医生向我说：”痛楚往往被视为一种大障碍，使我们不快乐，但我视它为赐人自由者。你看这些人，亚卢：我们拼命为他找寻方法，使他仍有弹奏自呜筝这个简单的自由；赫克托：为了令自己不受伤害，连拖地板的工作也不能做；乔斯：他不能穿着讲究、走路正常，为此，他需要痛楚的礼物。”

    致命的疏忽

    麻疯病不是断绝痛楚防护警报的唯一痛苦根源。卡维尔做出的研究也被应用在其他失去感觉的医学情况上。有极多病例证实糖尿病人会失去痛楚感觉，完全面对同一样的危险。有许多伤害是可以避免的，但结果许多人仍失掉手指、脚趾和全部手足。酗酒者和吸毒者同样可以扼杀他们的敏感性：每年冬天都有酗酒者被发现死去，他们的身体在刺人的寒冷中冻僵了。

    然而，只有少数人生来就有残缺的痛楚组织。这些人也到卡维尔寻求医治。患上罕见症状的受害人间接被称为“对痛楚先天疏忽的人”他们也有各种警报系统，但是，他们的警报系统如布医生所使用的闪光和可听见的信号一样，不会受伤。对他们来说，用手指掠过一个热炉的感觉，等于用手指掠过沥青路的感觉；他们对两者的感觉都是中性的。

    家庭若有对痛楚先天疏忽的孩童，教养的时候使会特别困难。有一个家庭述说一件令人恐惧的事，那是发生在他们的女婴长了四颗牙齿之时。母亲听见女婴在另一间房间发笑和咕咕地叫，就走到房间，希望看看女儿找到什么新玩意。但她大声尖叫，原来她的女儿已经咬断手指尖，一边流血，一边玩耍，用滴出来的血画图案。

    你如何向这些儿童解释火柴、刀子和剃刀的危险？你会怎样惩罚他们？那小女孩看见她的“游戏”对母亲产生的影响后，就开始淘气地继续玩耍。每当母亲禁止她做某些事情时，她就会将手指放进嘴里咬。当她到了十六岁时，她已经咬掉所有手指了。

    医学的文献记载了近一百个这样奇特的病：一个七岁女孩挖鼻子直到鼻孔溃疡；一个八岁的英国女孩在勃然大怒下拔掉所有牙齿，只剩下九颗，又把双眼从眼窝中挖出来。患病的孩童可以用怪异的行动吸引他们的朋友，如将一根直针刺穿手指。

    这类人对痛楚不敏感，注定要一辈子不断遭遇危险。他们可以不自知地扭伤手腕或足踝，或咀嚼口香糖时咬破舌头。关节也会腐烂，因人睡觉或站立时不能变换受重压的地方。一个患病的女人失去生命，因为她感受不到轻微的头痛，而这是一个重病的警告症状。1

    这些人可以接受手术而不用麻醉药，但他们又怎样知道何时需要动手术？一个健康的人会预先感觉到心脏病发作或阑尾炎的症状，但他们却没有感觉。大多数人受到痛楚刺激，会立即做出反应；但先天失去敏感的人必须刻意留心最微弱的线索，思量合适的反应。腹部有搔痒感……是否表示我的腹膜已经爆破了？

    我访问卡维尔之前，医学教科书已有足够证据说服我相信痛楚的价值。我已经开始看见——甚至在嘉迪雅的病例中——痛楚不是根源问题，疾病才是问题。痛楚只是她身体的真实状况，通知她癌细胞和钴辐射正在伤害她。这些警报若离开，她可能会很快死亡，因不知道疾病存在。

    一星期留在卡维尔给我留下不能磨灭的回慝。每当我受试探因痛楚而咒诅上帝时，我就记起亚卢：他眼泪涟涟，面有疤痕，忘记了人类的触摸，渴望有方法保留他的音乐，就是他一生唯一所爱的。痛楚容让我们——至少是幸运的一群——可以过着自由而活跃的人生。如果你始终怀疑这一点，请你访问一间麻疯病院，亲身体验一个没有痛楚的世界。

    痛楚不是令人讨厌的事，以致我们不惜付上一切代价避免它。痛楚每天以千种大小的方法侍候我们，使人类的正常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得以保存。如果我们身体健康，痛楚细胞会示意我们何时走进浴室、何时换鞋子、何时松开紧握拖棍或泥耙的手•何时眨眼。若没有痛楚，我们就会把妄想症的生活引进来，不能抵御感觉不到的危险。一个无痛的人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整天躺在床上……但这样做也会引起褥疮。

       ＊麻疯病的医学名称”编按：取名自一位挪威医生GH. Hansen （1841－1912）”。

不能忘记的苦痛

　　一滴一滴地注入，

　　直至在我们陷入失望中智慧才来到，

　　透过上帝很大的思典。

     ——埃斯库罗斯

　　受苦有丰饶的价值，人的反应会起重要的作用——这些概念听来不错，但很少人会关注受苦在理论上的意义。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原则可否在现实生活处境中行得通？

　　 为要对这个问题有更多学习，我探访了两个基督徒，他们每天与生理和心理的痛苦搏斗，有时不能克制忿怒。两人都是在青年时被打倒。自从他们遇上不幸，许多方面都界定了他们是什么人。但这两个人——布雷恩和钟尼——都做出相反的人性回应。他们的受苦经历是如此悲惨，故值得用一整章的篇幅个别述说他们的故事。

　　在1963年7月 2日，布雷恩从十尺高空跌下来，那一秒钟的下跌完全改变了他和他家人的一生。布雷恩就读中学时，已专心致力于撑竿跳这项不普遍的运动。他喜欢经验那集合多种不同成分而做出独特优雅的姿态——顺着跑道急一冲；软竿插在地上的震动；像美洲豹弹跳力量的一跃；双脚首先向前推进；在棒的高处、无重量状态下的稍微停顿；像高台跳水般急速而吓人地俯冲到气垫。

　　对布雷恩来说，善长撑竿跳技巧是不足够的。他知道要取得轻微的优势，他的身体需要做出一些额外的改良动作；他就开始做体操。体操蕴含芭蕾舞的长处，可能是运动的最高艺术。布雷恩就读中学时，几乎每天下课后，都会走到体育馆练习他的撑竿跳方法、跳跃和跌落弹床上。他学会扭转、翻斛斗和在高空转身轻弹。因他能控制身体，这种全然的乐趣使他雀跃。撑竿跳要求严格的控制和训练，而体操使他松弛。

　　布雷恩在华盛顿大学念一年级时，缔造出全国大学一年级生跳过15尺8寸高的记录。次年，田径杂志将他列入世界撑竿跳选手的第一名；那年是1963年，约翰甘乃迪担任美国总统，全国的娱乐是要打败俄国人。美国看来拥有一个胜利选手布雷恩，而全世界也集中注意这个十九岁的青年。

　　在1963年，布雷恩几乎每星期都成为体育新闻的头条人物。他在室外运动竞赛中遥遥领先，在室内竞赛也为美国人创下记录。然后，他以跳过16尺5寸高的成绩缔造出他第一个撑竿跳高的世界记录。布雷恩接二连三刷新了跳过16尺7寸和16尺8寸高的新记录，同时夺得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和业余体育联合会的头衔。其他最杰出的撑竿跳高选手只能达至一个极限，但布雷恩却可继续往上爬。

　　那段日子令布雷恩一家充满快乐。他们都知道光荣容易飞逝，因为田径的运动员明星都会很快消失。更有趣的是，有一次全家人拥进一辆车子，为了前往观看布雷恩独自令一大群众拥挤在更衣室外、疯狂地跳跃的情景。

　　7月2日是布雷恩创下他最后的世界记录后的三个星期，一切都改变了。数十年后的今天，布雷恩仍然继续竞赛，但却是一场更孤独和更绝望的竞赛。他再没有参加撑竿跳了。

　　意外发生

　　当他紧握毛衣，大叫“妈妈，我现在去运动会的休息室做热身运动”时，可怕的经历便开始了。他驾看车在桥上疾驰，抵达华盛顿大学，然后开始做热身运动。此时，美国的田径队伍正准备商讨前往俄国旅行一事，而布雷恩的事前练习是不可缺少的。以下是布雷恩描述跟着发生的事：若要指出跳弹状时最令心恐惧的时刻，就是你离开弹床、安全地向上跳的时候。那一刻，就算最有经验的运动员有时都会产生一阵恐惧，没有合理的原因。这种感觉不会消失，直到他再次安全地落在弹床上。当我跳起时，这种感觉侵袭我。我在半空中迷失方向；当恐惧来临前，我以为自己双手和双脚会首先看地，正如以往无数次所做过的。不料，我的头首先着地。

　　我听见颈项有爆裂声，然后一切都成为过去。

　　我眼前的双臂和双脚跳动看。但我却感觉不到它们摆动，甚至四肢停止跳动前，我尖叫：“我残废了！。虽然我尽量大声叫喊、但声音却十分微弱，因为我的肺几乎没有气力。身体的瘫痪影响我的呼吸。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因我不能移动。最初。这事叫我害怕，但后来因某些原因，我的恐惧消失了。我告诉那些望着我的人：“请不要移动我，尤其是不要移动我的颈项。”在某一刻，当我开始失去呼吸的力量而感觉自己失去知觉时，我记得我告诉一个好友给我做人工呼吸：“请尽力帮助我，但不要使我的头向后倾斜”。

　　当我们等候医生时。真实的痛楚数次攻击我。那不是身体上的痛楚：我只能停止不再思想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我当时只想到不久的将来；我还未开始想到自己永远不能再走路的可能性。1

　　医生们对脊髓系统的认识不多，因为他们要研究脊髓系统时，不得不伤害病人。在最先的四十八个小时内，他们不知道布雷恩能否存活。当证实他仍生存，他们也只能猜测恢复他那些活动的范围。＿在往后的八个星期里，布雷恩躺在一副名叫福斯特的骨架上，被缚牢，这副骨架由钢和帆布所造，绰号叫“帆布三明治”，两端有铰键，可让护土每隔数小时将他翻转，为要避免久卧而有的褥疮和其他并发症。

　　一旦离开了这个福斯特牌骨架后，他可以转动头部，然而他良久都没有这样做，因他不能忘记颈项发出爆裂声的可怕记忆。他仍然可以收缩肩膀上少许的肌肉。极好的肩膀发展一直是他作一个撑竿跳选手的标志，但那些肌肉现在开始萎缩。技术员为了令他肌肉退化的过程缓慢下来，就将电极贴在他的肌肉上，透过电极传送电压，令肌肉可以收缩。布雷恩看见自己的肌肉抽动，但他却没有一点感觉，觉得非常奇怪。

　　有一段时间，他完全没有痛楚。事实上，他的神经系统的感觉不能证明他是有脚有手或有躯干。他感觉自己悬浮于空中，好像在房间四周浮动一样。他甚至感觉不到他底下有弹簧床垫。

　　布雷恩躺卧在床上，好像只有“头” 而没有别的肢体，并开始经历触觉的幻觉。他幻想一双手脚，是他可以随意指挥的。然后，他会艰辛地集中思想“篮球” ，这样，他的潜意识会设法将篮球的精确记忆传送到他的神经中心。这种感觉完全好像他手中正在拿着一个篮球似的。这些游戏最初是有趣的，使他盼望着他的触觉知觉有一天会再度与现实接连。

　　但不久之后，那些游戏却开始和他作对。篮球会黏着他所想象的手指，而他却无法放开。或是，他会感觉到那是一块刀片，并非一个篮球；它锋利的边缘滑过他的手，产生剧痛的效应——当然是幻想的，但对布雷恩的痛楚组织却十分真实。有一段时间，他无法避开一种幻觉，就是有金属螺丝钉帽紧紧钉住他的每个指头。

　　晚上也有作恶梦：那含恶意睨视、常出没的恶梦，就是他自己好像一只苍蝇，重踩着房间的每幅墙壁和天花板。其他的恶梦有少许轮廓或情节，仅仅是一种无形、脱离躯壳的恐怖感。恶梦之后往往是早晨的来临，这种情况更为不妙，因为他不能从现实的恶梦中醒过来。

　　阵阵的情绪低落甚至比幻觉更厉害，是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突然侵袭他。他可以看见他那运动家的身体变得虚弱无用，变成静止状态。布雷恩会用数小时之久望看同一堵墙，运用极多的精神向前冲，务求舍他的肌肉服从脑的命令。但是，每次努力尝试都告失败后，他的情感伤痕只会越掘越深；他又会哭着对医生说：我已经受够了，我不知道我应作什么才好，一点起色也没有。我不能忍受这样被捆绑地躺看，我已精疲力竭，我有一段长时间试者移动，只是不能……泪水和啜垃会中断他继续说话。

　　当沮丧如呕吐一浪接一浪地击打布雷恩，他有几个安慰之源可以投靠。他的女朋友和家人都帮助他，他也听到上千个同情者的慰问，甚或远自日本和芬兰。他的父母每日用大约一小时的时间，向他大声读出来信和卡片的问候，直到情绪已经太高涨就被迫停止。有一个七十九岁的男人说：“我的身体不好，但我的脊髓却正常。我希望可以把它送给你。”

　　世界的体育社团同样不断地支持他。苏联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破例送他一个特别勋章。堪萨斯州的足球健将为了减轻他的医药费用，特为他打了一场筹款赛。

　　但数周后，似乎没有一件事可以叫他不沮丧。医生觉得他复原的希望甚微——像布雷恩这样受伤的人，永远不能再行走。此间，基督徒运动员团契的一个代表团正在俄勒冈并阿什兰开会，而布雷恩可以和他们在电话上通话，这件事使他脱离那个深渊。他有超过一小时之久对运动员说话，又与教练和体育界人士对话。那些基督徒运动员也相应地表达出他们有信心他可以复原。这次的谈话刺激了他本人对信仰的寻觅。

　　意外发生三个月后，布雷恩醒觉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知道唯有靠着神迹，否则他永不可能再行走。不管他如何尽力，他的四肢都不能稍微移动。他脊髓内坏死的神经纤维需要重造，但药物却做不到。他也明白，相信上帝并不是交易：”上帝，你若医治好我，我就相信你。”他一定要相信上帝，因为上帝是配得他相信的。布雷恩就冒险一试。

　　之后，他开始不断祈祷。他曾数十次、数百次、数千次地向上帝陈述相同的请求。关乎他生命的每一件事都提醒他，这个祈祷尚未蒙允。他带著苦涩、恳求、绝望、热切渴望地祈祷，其他人也为他祈祷，如教会、大学生、小群的运动员。这些祈求常是一样的，但布雷恩所希望和相信的，从未得到回覆。

　　意外发生未及一年时，布雷恩告诉《了望》杂志的记者说：“信心是必须的步骤达成两件事其中一件：其一是得到医治；其二是若得不到医治，要有心灵的平安。达到任何一件就已足够了。”但是，布雷恩现在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只有一个选择——完全得医治。

布雷恩的世界

　　我为了约见布雷恩，就飞到西雅图，留下口讯，然后等待，直到他有足够精神见客。他说：这个痛楚“摇摆不定，甚至今人极度剧痛。”

　　经年的受苦和未蒙答允的祈祷，是什么东西锻炼人的信心，并使之继续下去呢？经过一段时间，原先为布雷恩求身体得着医治的人，都改变了他们的祈求。但布雷恩一家却没有改变。他们是超人或是固执者？当我首次驾车前往他们在西雅图的住宅时就这样猜想。其他人已警告我说：“真奇怪，他们就是不能接纳布雷恩的情况。”

　　布雷恩的住所建筑于西雅图太平洋大学的一个山脊上。从住所可眺望一条陡峭的街道，倘若遇上暴雨或大风雪，其上的车辆会无助地向后滑落。当天街道不湿滑，所以我很容易地驾车而上。布雷恩的母亲海伦是一位整洁、金发的女土，她在门口迎接我。布雷恩的一位朋友正在屋顶上调校旋转收音机的天线。从屋内的落地玻璃窗往外看，只见西雅图的景色十分壮观。我有二十分钟之久观看街道和水上交通，这段期间有一位护理员正在为布雷恩预备。

　　什么事令访客起初会大吃一惊的？就是布雷恩完全需要依赖他人。如果他独处四十八小时，他就会死去。护理员来自中学和西雅图太平洋大学的学生，他们替他洗澡、给他药物治疗、喂他吃东西、拿水给他喝。布雷恩时常拒绝这样的依赖，但他有其他选择吗？倘若前一个护理员摆放他的身体在哪里，他就要躺在那里。

　　布雷恩的头的大小如普通人一般，但肌肉萎缩使他身体其丝部分也收缩。他学会控制肩膀的肌肉，使他可以运用整只手做出一些动作。他可以碰击开关、（困难地）扭动门柄、甚至使用只许一只手指操作的一部奇特打字机。

　　布雷恩的房间不比一般的房间大，却将他的生命围住。他的车房没有十度速率的摩托车、雪屐、溜冰鞋。他用眼睛把他四周的不同物件指给我看。他的床上挂著一条爱迪达牌的运动毛毡，这是布雷恩不能参加 1964年的东京奥林匹克世运会的纪念品。在一堵墙上挂着甘乃迪总统给他的一封信，日期是1963年8月15日。“我想你知道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是多么想念你。盼望在未来的日子，你身体情况会继续改善”。这封信是在足球筹款赛开赛前读出，布雷恩听见这番话便哭泣。

　　虽然如此，当他介绍布满床边四周、操作复杂的收音机设备时，就流露出最大的热忱。他发展了另一种嗜好是可以消磨时间的，就是作一个业余收音机爱好者，以此作为与外界接触的方法。

　　布雷恩缓慢而细心地讲解不同的话题。他喜欢谈论电子，也喜欢讲述他作基督徒运动员团契的区代表角色。他常常坐在轮椅上，向身处体育馆、课室和更衣室里的运动员说话。

　　我发觉我难以离开布雷恩的房间。虽然他大部分言论使我着迷，但他却好像缺少了控制对话的平衡感和比例感。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侧身走向大门，他就开始更大声、更迫切地说话。他请我替他做一些事。又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提出要告辞，他仍然不断地提出新的话题。

　　当我终于可以离开后。一个护理员告诉我布雷恩常常这样对待访客。他说，或者这是与瘫痪有关系。由于布雷恩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就潜意识试着控制他人。

不会出现的神迹

　　我探访布雷恩时，有一个事实是清晰的：他比以前更不接纳他现在的情况。他只有一个盼望和一个祈祷——完全得到医治，他把这个盼望和祈祷告诉每一个访客。从医学上来说，他需要一个神迹。时间没有给他什么帮助，而他自然复原的机会也越来越微。

　　最惨的情况就是痛。布雷恩活在身体正常状态不受控制的情况中。这种痛楚从他内部深处产生，遍及全身，好像奥维尔“1984”的痛机器，直接堵塞中枢神经系统。只要受到一击，这种痛楚就足够打倒一个强壮的人，使他在地上辗转反侧地号叫。对布雷恩来说，这是无止境的例行事。

　　布雷恩的家人也分担长期的痛苦和挫折，被它们紧紧地包围著。在客厅里，他的双亲告诉我他们的挣扎。窗外，城中的灯光闪亮青，好像有成千上万的街道和天桥蜿蜒往返。那个景色连同火炉中燃烧著的火焰，使气氛看来悠闲。布雷恩的母亲俯身向前，谈论布雷恩的两难。

　　意外发生后的头六个月，布雷恩一家被四周真诚表达盼望和支持的人包围看。很多基督徒都相信布雷恩必会痊愈。

　　他们说，上帝的旨意必使这个年轻有才干的运动员再次行走。布雷恩见过以神医事工见称的基督徒。有一个时期，来自七个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领袖在他房间聚集，为他祈祷，并用油膏抹他。人人都觉受感动，且相信他会痊愈，但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布雷恩一家转向圣经寻找安慰和引导、他们曾与牧师和神学家谈话，又读过一架子的书，讨论上帝为何容许人受苦。当他们讲圣经时，就更加确信布雷恩必会得到医治的。

　　布雷恩的母亲告诉我：“我们发现上帝爱人。但更重要的是，上帝就是爱。四周的人都告诉我们，要接纳这个悲剧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从圣经所看见的耶稣，却是来医治人的。那里有伤害，他就触摸和使人痊愈。他从来不咒诅任何人或使人受苦。

　　耶稣代表上帝向人发言。上帝是怎样的，耶稣已活出来了。上帝的立场有改变吗？我们儿子的情况和他启示自己的形象相矛盾吗？我从未读过耶稣对瞎子说：“对不起，好朋友，我希望可以帮助你，但上帝尝试教导你一些东西，因此你要继续这样子。”当耶稣见到一个瞎子时，他医治好他。他又教导我们祈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坦白地说，我不相信上帝喜欢布雷恩的情况。圣经指出上帝的旨意乃是一个圆满丰盛的人生。这种人生代表完整和健康——并非像布雷恩的身体正陷入衰弱中。我们必不会用“上帝的旨意”作为每个问号的敬虔句点。我们不能停止搜寻而变成宿命论者，并说：“我知道上帝的旨意已经成全”。

　　她停下来。这些话何等坚决，出自少数人感受过痛楚的背景。其他基督徒像玛莉一样，都是先接纳了他们的情况才找到安慰。但布雷恩一家对于接纳事实，是不会满意的。

　　她紧握双手继续说：”在这一生，我们不会知道所有问题的完整答案。我们投注大量的信心。我的丈夫、我和布雷恩都强烈地依赖上帝的爱。如果有一些事是不符合上帝的爱，例如意外，我们会从别处寻找依靠。我们知道这些事并不是出于他。我和上帝之间、我和自己之间，或我和另一个人之间若有不适之处，这就是疾病，需要医治。

　　我不知道布雷恩为何仍然不能站起来。我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但我也相信他限制自己。邪恶是强大的，我相信撒但使我们变成无能，它必然大有益处。它要使我们不完整，利用我们的软弱，好像一个拳师一次又一次地猛击一个下颚酸痛、眼睛充满血丝的对手。它不会停止。”

　　当她谈到善恶的战争时，我的思想转移到基督一生在地上的情景，和他受到直接的攻击：屠杀婴孩、试探、被出卖和最终要死亡。然而，上帝却把看似失败的事——甚至难以想象他儿子的死——变成胜利。布雷恩的悲剧也是上帝使用一种较小，更为微妙的方法之一。但是，上帝会否打碎不幸的回响，藉着身体医治克服家庭的悲剧，好像地藉著复活克胜死亡一样？布雷恩一家把所有事情系于这个盼望上。

　　布雷恩的母亲继续说：”没有人的情况像布雷恩一样仍可走路的。没有一个。但我们仍然有信心。我不知道上帝何时医治布雷恩，但可以想象到这场特别的战争将不会在地上得胜。在这个世界，有些人你为他们祈祷，结果得着痊愈，有些人却没有痊愈。但时间的问题不会改变上帝渴望人身一心、灵都健全。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好像医生一样，正在寻找一种药方；我们不会停止研究。我们相信我们的坚忍是讨上帝喜悦的。”

　　时间已晚，我们的谈话必须结束。在我离开布雷恩的住宅前，我要求参观布雷恩的运动纪念品。我们进入另一间装满胜利品、征章和证书的房间。其中一个纪念品刻上他是1963年北美洲大陆最突出的运动员。

　　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吸引我的注意。这是布雷恩在加利福尼亚州科摩顿打破世界纪录时的照片。他正在空中轻盈地掠过，几乎成水平，两肩往后挤而两手伸张，他的手臂刚好过了杆棍。他身上每块肌肉都呈现波纹和结实。这个姿态被电子闪光灯凝固了，从某方面来说，自那时起，这个姿态已被冻结了。

　　一阵悲伤冲击著我——我所探访和交谈过的人的身体，却是这美好身段的可怜躯壳。当然，布雷恩在情感和灵性上都长大了。但他也有退缩的一面，因为痛楚压碎他。当我踏出这温暖的房屋，走进西雅图寒冷的风中时，我脑海中挥不掉这两个形象：照片中的布雷恩，和今日的布雷恩－－一具弯曲、无助的身体躺在床上。明天，后天…谁知道他要躺在床上多久？

　　如果那个人是我，我会相信吗？我会把受苦合理化吗？或学习接纳之，还是抗拒呢？我对神迹医治的信心能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吗？尽管布雷恩一家祈祷千万次，为一个未出现的神迹投下所有赌注，然而这是正确吗？他们是否不正当地向上帝提出条件？他们是否应该像一些人所建议的，“无论如何都要赞美上帝”?

　　我没有答案。他们信心的特质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勇猛和作战到底。当我驾车离开时，我对布雷恩一家没有一丝可怜之情。可怜暗示软弱，而我所见到的，却是一股大力量——能忍耐的力量，虽然那些特质偏离正轨。“这个国家每三十分钟就发生一宗脊髓受伤事件”，布雷恩的母亲告诉我。“有五十多万人是坐轮椅的。当中有许多人已经放弃痊愈的希望。我们觉得不能放弃，我们决定继续保持盼望。”

　　第二次访问

　　我于1972年首次访问布雷恩一家，这一年仍是布雷恩发生意外后的头十年内。然而，他们坚忍的信心使我感动，我很想知道十五年后，即是当我在1987年再度访问他们时，会有什么发现。布雷恩现在是一个中年人。他曾渴求，至今仍旧渴求身体得看医治，并未得到实现；而他的瘫痪所用上的年日已经多过他活动的年日了。

　　西雅图正值夏天，到处百花盛放；当我驾车走上那个险峻的山脊到落他们的住宅时，就发现他们全家都坐在室外、放在草地的椅子上。布雷恩的父母迈入老年，外貌没有多大改变。但布雷恩却有看中年人的大肚子，他有许多头发变成灰色条纹。

　　喝过咖啡后，布雷恩一家告诉我他们新近的情况。他们在这些年间看见布雷恩的身体有少许进步。他胸部到处的瘫痪向下边了几寸，使他双手可以有更大活动范围。痛楚已减少了很多，而身体大部分的知觉也已回复。虽然他不能移动双脚，但现今至少可以感觉到它们存在。结果，他大部分的触觉幻觉也停止了。

　　布雷恩整家人尽力向我指出所有发生过的好事。布雷恩的父亲说：”一个真实的神迹是海伦和我都没有生病。在照顾布雷恩近二十五年中，我们总算能保持身体健康。。

　　有几年时间，布雷恩一家为一个医治的事工祈祷，这事工可以涵盖他们对疾病的广泛定义。最后，有一件事发生了：有一问西雅图教会每月举行周日晚间祈祷聚会。受伤、有需要的人都被邀请上前，和牧师一同安静几分钟，而其余在场的人就会直接为那人的需要祈祷。这个分享的经验显然使教会团结一起，而这个习俗也从西雅图远远地流传到很多地方。

　　在1976年，布雷恩几乎死去。肺炎攻击他虚弱的肺，他又在医院受到葡萄球菌感染。他昏迷了两星期，有过两次心脏停止。医生们为他安装一个起搏器，他有超过两个月之久濒临死亡边缘。他有一段长时期失声，且失去一些短期记忆。

　　这一次，他求医治的祈祷得到答允。布雷恩终于重获所有机能，除了因脊髓受伤的机能外。当我们围坐着交谈时，有别的东西今我更清楚看见的：布雷恩的性格也改变了。他变得更成熟，安详，没有表露以前经常出现性格不平衡的病征。

　　我小心地问布雷恩一家，他们这些年间对身体医治的信仰有没有改变。他们回答，“没有。”有些人喜欢把这些年间所发生的好事，解释为布雷恩遭受意外的原因。我们不以为然。我们相信一位仁爱的上帝，并仍然相信上帝希望布雷恩身体健全。我们的时间可能过了，而布雷恩达一生可能拥有一个完整的身体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了。你也知道但以理书有一个故事，记载上帝差强天使回答但以理的祈求。天使用了三星期之久才到达但以理那里。但当他来到时，他向但以理保证，他祈祷的那一刻，上帝已垂听他的祈祷。

　　当我们交谈时，看见午间的太阳在山后徐徐落下，我不禁比较两次所作过的访问。当我细听布雷恩家人谈话时，令我想到一个缓慢而逐渐出现的神迹已经发生，那是他们可能忽视的神迹。一件创伤的意外足以使大部分家庭支离破碎，却将这一家人聚集一起。他们拒绝采取较容易的方法，就是将布雷恩送去疗养院或复建医院。他们超过二十年之久将无私的爱倾倒在儿子身上。现在当我望着布雷恩时，显然看见他们的爱心结出果实。布雷恩一家对受苦已经逆来顺受，虽然这是违反他们的意愿。

　　当我开始在他们家的道路上，急动车子又煞车向下行驶时，就记起杜尼耶所用的一个类比。他说，基督徒的人生好像秋千表演。你可以在栏杆上摇摆、做运动，尽量锻炼肌肉。但是，如果你希望有进步和优越过人的话，就必须冒险。你必须学会放手，知道在你下面空无一物，并去抓紧另一个秋千杆。

　　我认为布雷恩就像那个类比。很久以前，布雷恩一家已经放弃所有支柱，并向世界宣布他们相信上帝，不管…任何事情发生。布雷恩以此作为他个人呼召。虽然现在没有很多旁观者去观看他，但布雷恩一家仍是这样相信。我驾车离去，再度被他们坚持到底的信念所鼓舞。

   他只向孩童启示，绝对只向纯洁的孩童启示。世上所有管教是要令成人变作孩童，这样，上帝才可以向他们启示。

    ——麦克唐纳《生命本质》  

    我首次访问完布雷恩后不久，就往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旅行，去访问一个不寻常的青年人，她名叫钟尼。当然，钟尼的名字现今已是广为人所熟悉，因为她是一个画家、作家和著名的基督徒讲员。但是，当我最初遇见她时，她并未出版任何书籍，而我只听闻过她故事的零碎片段。

    钟尼的故事近似布雷恩：二人都是年轻的运动员，却在全盛期遭逢酷劫，被迫过四肢瘫痪的人生。前往探访钟后途中，我预料那种情绪类似我在布雷恩一家所找到的一样——是一种不自然的挣扎，混杂看坚韧和永恒的信心。可是，当我来到钟尼的住宅，这儿的广阔与布雷恩所住的地方有所不同，我感觉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

    我沿著巴尔的摩西边其中一条宁静小河来到钟尼的家，急变并S形的滑路围春险峻而笨重的小山。马路两旁竖立青硬木树林，一直伸延到围绕看最高山笔的路径，忽然，广大的全景尽入眼帘。钟尼的家就在那个山上；那是一间用大的鹅卵石和人手砍伐木材所建造而成的别墅，是钟尼的父亲辛苦地盖成的。

    钟尼的绘画室的墙壁是落地玻璃，突出在小山之上。在山谷中，有一匹棕色雄马正在吃草，摇动尾巴赶逐苍蝇，又有一只大丹犬在草地上嬉戏。许多艺术家都渴望在如此具乡土味的环境中作画，但钟尼的绘画职业生涯却与大多数人不同，她只能在有人推她的轮椅时才可以进入画室，又要用牙齿咬着笔或刷子从事画作。

    年轻时的钟尼习惯骑着她的雄马，以非常危险的速度穿过森林小径，或带着大丹犬涉水过河，或把篮球掷向放在别墅旁边的靠背板上；有时她甚至参加大农场举办之猎狐活动。

    但如今，她每天只能作更细微的运动。她透过二头肌和肩膀吊带之助，可以移动双臂翻开书本的页数。绘画的动作需要她长时间仔细地、缓慢地、辛劳地点头。慢慢地，一幅可辨认的风景画便形成了。

    只有两秒钟的错误完全改变了钟尼的一生，但唯—一件事情没有改变的，就是她活泼的乐观主义。当我向她自我介绍时，她面上充满朝气的表惰，和她明亮的眼睛，使我大为震撼。她精神抖擞，并非想到美国小姐教授“要积极思想－－爱你自己！”等类的课程。钟尼与她们大多数人相反，她的精神却是从悲剧塑造出来的。

    决定性的跳水

    1967年的夏天是异常开热和潮湿， 7月的天气简直使人窒息。我一早练习骑马，汗流浃背，只有浸入初萨皮克湾水中才能凉快。我和妹妹凯蒂骑马到海滩，一同跳进漆黑的水中。

    我从不满足只在游泳池游几圈，或在海湾浅水处溅水，我喜欢在露天的碧波中自由畅泳。离岸五六十码有一只浮筏，正是我的最佳目标。因此，凯蒂和我就比赛游过去。我们二人都是运动员，但有时却卤莽行事。

    当我到达那只筏时，就爬上去，几乎不加思索地迅速从旁边跳入水中。我首先觉得海水惯常地牵引着我，跟着是叫人不省人事的撞击——原来我的头撞向河床的一块石头。我的四肢张开，我也感到一种很大的嗡嗡声，好像带著剧烈震动的电极。但我丝毫没有痛楚。

    我不能活动了！我的面紧压着河床下磨碎的沙土中，但我走不出来。我的脑指挥肌肉做出游泳的动作，但所有肌肉竟没有反应。我停止呼吸、祈祷，并等候，脸面向下而身体却在水中悬浮着。

    大约是一分钟时间，我听见凯蒂呼唤我——是一把柔弱而低沉的声音飘浮在水面上。她的声音越来越接近及越来越清晰，然后我看见她的影子在我右上方。我听见她在水中说话：“你跳到这里来吗？这里的水太浅了。”

    凯蒂弯身，试着抬起我，然后却被绊倒。我想：上帝啊，还要等多久？四周的每一样东西都开始变黑。

    正当我快要昏过去的时候，我的头就露出水面，我感到窒息，于是大口大口地吸气。我试着抓住凯蒂，但我的肌肉再度没有反应。她将我背在肩上，然后开始用手划水返回岸上去。

    我确实感觉到四肢绕着胸部被绑紧，但叫我突觉恐怖震惊的，就是我发现四肢却在凯蒂的背部悬摆著，一点儿也不移动。我已失去与身体的接触了。

    一辆救伤车急促地将钟尼从宁静的海港送到忙碌的巴尔的摩市立医院。她躺在一间小房间里，有私人帐帘与外界隔离。有一个护土询问她的病历；另一个护士剪开她新购的游泳衣，使她觉得毫无遮掩和无助。一个医生手拿一支金属长针压她的脚、小腿、手指和手臂，不断问：“你这里有感觉吗？”钟尼尽力专注那个刺激物，但只有医生检查她的肩头时，她才能诚实地回答：“有感觉。”

经过医生们迅速的商议后，一位名叫谢里夫的医生用电动剪毛器剪掉钟尼垂下的金发，又有一个护士剃光她的头。＿当她开始失去知觉时，她以为自己听到一架电钻机大声地哀呜。她最后记得有人抱著她的头，让医生在头盖骨两边钻两个精巧的孔。

镜子

    当钟尼醒过来时，就发觉自己被带子紧系在一个斯特赖克支架（类似布雷恩的福斯特支架）上。插在她头骨洞里的金属钳子，连接着一个像弹簧似的装置，把她的头拉离身体。她的脸在那紧绑着她的帆布小开口处伸了出来。每隔数小时，护士会突然拉动支架。她整天转换景观：有时候是地板，有时候是天花板。

    纵使钟尼缺乏活动，又身处深切治疗病房那令人沮丧的气氛中，但她在最初几个星期却能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痛楚是轻微的，而医生也给她希望，认为有些神经可能会自动痊愈。最初的时候，她的房间充满了访客、鲜花和礼物。她的姊妹们把《十七》杂志打开放在地上，让她脸面向下时阅读。

    四星期后，即是钟尼度过危险期后，谢里夫医生立刻给她进行一个融合脊髓的手术。钟尼十分欢欣，希望手术会解决她的问题，使她再度行走。手术诚然是成功的，但谢里夫医生当天就对她说出实话：“钟尼，对不起，这个受伤是永久性的。融合手术不能改变什么。你永不能再走路，你的双手也只能有限度地使用”。

    自从意外发生后，这是钟尼第一次全然领悟到这残酷的事实。她曾期待再多几个月的治疗，然后身心重建，最后就能完全康复。忽然间，她看见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要改变，不再有跑车、马术表演、长曲棍球比赛等，甚至再也没有约会——永不会有。

    “我被彻底毁灭了”她记忆说，“我的人生曾是充实的。只要我能挤出时间，就会参加学校的所有活动。忽然间，我发觉自己十分孤单，只有一个赤裸不动的身体，夹在两张被单中间。我的嗜好和财物对我没有意义了。那些在马廊的骏马，就是我经常站在它们肩膀上玩技艺的——我永远不能再骑它们了。我甚至不能自己进食，只可以睡觉和呼吸；其他所有事务都要别人替我做。

    钟尼被帆布系牢，面部向下，眼看著带咸味的热泪往下流，滴落的泪水为地板绘画出不同图案。她流鼻涕，需要呼唤护士帮助她。她连哭也需要别人帮助。

    几天后，当钟尼的两个学校朋友首次采访她后，她的精神变得很坏。她们仍然以为钟尼是一个活泼、精神充沛的运动员，完全未准备好接受她的变化。当她们来到钟尼的床边时，没有笑容。其中一个女孩低语说：”噢，天啊！她们安静地呆站了几秒钟，然后夺门离开。钟尼可以听见她的病房门外，一个女孩在呕吐，而另一个在哭泣。她想知道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引起这样的反应。

    数天后，她找到原因了。钟尼请一个名叫积姬的访客拿一面镜子给她。当积姬支吾以对时，钟尼硬要她这样做，积姬忧虑地听从她的话。她找到一面镜子后，就紧张地拿到钟．尼跟前。钟尼只一瞥镜中的样子，就尖叫道：“上帝啊，你怎能这样对待我！”

    镜中人双眼布满血缘，且深陷在头骨内的黑窝中；她的肤色变成暗晦的黄色，而牙齿因药物而变黑；她的头仍然是光秃秃的，两旁有金属钳子；她的重量也从125磅跌至80磅。

    钟尼不能自制地哭泣。最后，她痛哭说：“积姬啊，我需要你的帮助！请你替我做一件事。我不能再面对这个事实。”

    “那是什么事情呢？我会为你做的。”

    “帮助我死去。请给我一些药物或刀片。我不能活在这样丑怪的身体里。积姬，请帮助我死去。”

    不论钟尼的情况如何，积姬决不能答允这样的要求。因此，钟尼学到另一个残酷的事责：她甚至连自杀也是极之无助的。

   丰盛

    自从在市立医院那可怕的一天后，有几百万人开始认识了钟尼。她在世界各地的会议中演说、上国家电视节目、每日用无线电广播录音，且在环球电影中将她的真实生活表演出来；她也为无数的杂志写了主题文章，如《百姓》，并《周末晚报》等。除了细说她的生平故事《轮椅上的画家》一书外，她也写了无数的书籍；她的歌曲成为畅销的唱片；她的艺术作品使一系列的卡片、海报和信纸添上色彩。

    今天，几乎每一个人见过钟尼（她后来结了婚），都会觉得更快乐、更有盼望。她和那个在镜子里衰弱而可怜的女孩相差很远。她是怎样做得到的？

    “在医院那段沮丧期间，为了减少生褥疮，我所过的日子好像翻转薄煎饼一般。有一次，一个访客试著逗我开心，”钟尼记起这事，“他对我引述一段经文，就是耶稣留给门徒的一个应许：‘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那时，我是那么苦闷和愤世嫉俗，这个思想几乎像嘲弄我似的打击着我。有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余生仍要挣扎求存，我差不多可以预见自己只剩下可怜、卑微的半条性命。我不再能打网球、作爱或结婚，也不会对世界有真正的贡献。

    但经过许多年之后，我的观点改变了。我每天睡醒时，都感谢上帝所给我的一切。不知怎样——我甚至需要三年时间才相信这是可能的——上帝向我证明，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钟尼的第一个功课是要克服一个障碍——接纳她的情况和限制，这是每一个障残人士必须面对的。因自己可怕的身体状况而浪费精力地抱怨，是徒劳无益的。愿望不能改变镜中的脸孔。她必须接纳自己是一个四肢残废者，并寻求新方法应付问题。

    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当她的男朋友用手臂紧抱看她时，她毫无感觉。她不断要抵抗一个试探，就是闭上眼睛幻想她复原后的光景：一个未婚夫、一辆跑车、在森林中作长途远足、成为大学长曲棍球队之成员——有永无止境的可能。但它们也是没有价值的，因钟尼领会到凝思这些东西不会解救她脱离困苦，只会延误自我接纳的过程。

    钟尼不久就明白到“正常”人往往在残废人面前觉得不舒服。有些人与她谈话时，必会倾身靠近她的轮椅，高声说话。并用简单的词汇，好像她是有智障似的。有时，当她被人推着在人行道走路时，行人都会腾出五尺安全的距离，步出街道的边栏让轮椅经过，虽然人行道甚宽阔。钟尼开始明白有些医院和疗养院的障残人土，为何不愿离开走到外间的世界去，因为在这些地方里面，他们是正常人，活在明了他们处境的专业人员中。

    朋友们都来帮助她。钟尼受伤大约一年后，有一个朋友推着她的轮椅沿着沙滩疾驰，然后将她推进太平洋翻腾的海浪里去，这是一个疯狂的时刻，也是她在那段日子中，最兴奋的回忆。钟尼高兴地大声尖叫。她或许永远不能再在大浪中作人体冲浪，但至少她可以让浪花再次轻拍她的双脚，让带咸味的浪花擦过她的面颊。她喜爱别人用这种无忧无虑的态度对待她，而不是时常温柔小心地对待她。

    然而，就连学习坐轮椅也需要经过剧痛的治疗。钟尼平卧了几个月后，她的身体需要逐渐适应坐姿。当护土第一次将她的上身提高至四十五度角时，她几乎因作呕、晕眩而病倒，因为她的心脏不能适应这些新的要求。

    丑陋的褥疮不断出现；在她的尾踬骨和臀部周围，骨的尖端从皮肤上突了出来。为了减轻压力，医生们再要割开皮肤（当时钟尼完全有知觉——她不觉得痛，故此不需要麻醉药），锉平她的尾椎骨和臀部的尖骨。跟着她有数周卧床，然后重复那个令她疲劳、准备她再次坐起来的运动。

    在这段艰难时期，钟尼十分依赖从朋友来的情绪支援。有一群基督徒忠心地探访她。有一次，他们想今她惊喜，就私带了一只玩具熊到她的病房。当玩具熊用舌头舐钟尼的脸时，她格格地笑。

   延迟了四十年

    最初，钟尼觉得她的情况，和她相信一个慈爱的上帝不可能协调。上帝的所有恩赐——她作个活跃年轻人时所享受过的好东西——似乎都被一劫而空。为什么？她还留下什么？钟尼回转归向上帝的过程十分缓慢。她的态度从苦涩到信靠能逐渐软化，是经过三年多的流泪和激烈的发问。

    特别有一个晚上，钟尼确信上帝实在明了她。痛楚走遍她的背——唯独瘫痪者才经历到的折磨。健康的人可以搔痒处，按摩一处疼痛的肌肉，或弯曲一只抽筋的脚。但瘫痪者只能躺卧不动，好像不能抵御痛楚的受害者。

    仙蒂是钟尼其中一个挚友，她在钟尼床边拼命寻觅一些鼓励的方式。最后，仙蒂笨拙地冲口说：“钟尼，你不是唯一个受苦的人。耶稣知道你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也是瘫痪的。”

    钟尼对她怒目而视。“什么？你想说什么？”。

    仙蒂继续说：“这是真的。你要记得，他曾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背因被鞭打而导致皮肤绽开，他必定渴望有一种方法可以帮他转换位置，或除去他的重压。但他却不能这样做，因为那些钉子令他不能活动。”

    这种想法吸引着钟尼。转瞬间，她不再集中思想自己的痛楚。她从来没有想过上帝可能曾感受过此刻正在折磨她身体的刺痛。这个领会使她深得安慰。

    上帝变得与我如此亲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自己因朋友和家人持久的爱而改变了。我终于开始明白：是的，上帝也爱我。

    我们少有人会享受——我却永远倾向这样想－－在这着陆点与上帝同在。意外发生前，我的问题常是：”上帝怎样预备这个处境？他会怎样影响我的约会生活？我的事业计划？我所享受的东西？。许多这样的选择现今都不翼而飞了。我只拥有一个无助的身体和上帝。或者这是神秘主义者努力想到达的一个境界；但我却是被迫落在这景况中。

    除了上帝之外，我没有别的联系，而他逐渐成为我的满足。有一位个体性的上帝活在我的生命中——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上帝——这种可能的现象令我感动不已。或者他会使我有吸引力和有价值，我知道没有他，我是不能做到的。

    在最先的几个月，甚或几年，我被一个问题所困扰：上帝要教导我什么呢？私底下，我可能希望藉著理解他的用意，学会我的功课，然后他必医治我。

    我相信每个基督徒经历相同的事，都会从约伯记去找寻答案。书中记载一个义人受苦，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但很奇怪，我在全本约伯记中也找不到回答“为什么”有此悲剧的答案。我所找到的，是约伯始终紧紧地抓住上帝，而上帝也赏赐他。

    “那是上帝所要的吗？”我怀疑。我的焦点从要求上帝给我解释转到谦卑倚靠他。好吧，我成了瘫痪者！这件事很可怕，我不喜欢。但上帝仍然可以使用瘫痪的我吗？而我这个瘫痪者，是否可能仍然敬拜上帝和爱他呢？他开始教导我，说我可以做得到。

    或者上帝给我的礼物是倚靠。假若我把上帝挤出去，就永远不会到达一个自足的地步。我每时每刻都觉察上帝的恩典。每天当我睡醒时，平直地仰卧着，等候人来替我穿衣，明显地，我需要帮助；我甚至不能梳头或独自提鼻涕！

    但我却有照顾我的朋友，我有美景可以绘画，我甚至可以在经济上支持自己——这是每个残障者的梦想。平安是内在的，而上帝将这平安慷慨地赐给我。

    还有一件事，我现在对未来充满盼望。圣经谈及我们的身体将要在天堂“得荣耀” 。我就读中学时，常常觉得这个概念既模糊又陌生。但是，我现今领悟我必得着医治。我没有被骗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我只是正在经历四五十年的延迟，而就算在这段期间，上帝也陪伴着我。

    我现在知道“得荣耀” 的意义。当我在地上死去之后，那时我将会用双脚跳跃。

    钟尼需要等一段时间才可再度跳跃。但经过了两年的复康治疗，她真的学会纯熟地操作一部摩托轮椅，可以在医院的走廊上奔走。多年后她学会驾驶，现在她拥有属于自己的货车，而这架车有特制的操纵装置。

    由于需求甚大，且有充足的理由。她终于成了一个知名的讲员。钟尼吸引著听众，她的衣看洁净无垢，每络金黄色的头发都整齐地梳好。她讲话时，常常回顾那次意外和漫长的复原。她的发音清晰流畅。听众最欣赏钟尼热爱生命和她的热心。虽然她的四肢保持不动，但她的眼睛和面孔却流露着情感。

    钟尼多年前已经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她的绘画作品增添了美国西岸的壮观景色。她说：”虽然我不可能再在小河溅水和骑马，但我可以坐在户外，许多气味、谐和、美景充溢着我的感觉。”她运用她那不平凡的口艺重绘那些风景，有时是在一群观众面前即席绘画。

    钟尼演讲时，有时谈及她在马里兰州画室外的大马廊。在农场中，那是钟尼最喜欢的建筑物，因为它藏有她最爱的回忆：鲜味的干革、好动的马儿发出的沙沙声，及她童年时曾探险过的暗角。

    钟尼描述马厩迷人之处、它的美以及她父亲对其制成品引以为傲。然后，她又描述恶梦似的回忆：一群野蛮人放火，全然烧毁了马厩。那次可怕的景象在她的心里留下烙印：她心爱的马儿狂乱的尖叫声、燃烧着的肉味、她的家人和邻舍发狂地奋力救火。

    然而，故事不是在那里结束。她父亲的身体虽因关节炎而弯腰扭曲，却开始再次亲手重建马厩远艰辛的工程。地基没有烧毁，他在其上配署新的大鹅卵石、新的横梁和新的木板。这重造的第二个马厩，甚至比第一个更堂皇。

    钟尼说：“我就好像那个马厩。我以为我的人生已被压碎得无法修补。但是，靠看上帝和朋友的帮助，它被重建了。你现在能否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快乐？因为我已重获我以为永久逃避我的东西，就是得着丰盛的人生。

   两个受苦的人

    钟尼和布雷恩代表了那些痛楚不受控制的不幸者。四肢残废者、癌症受害者、有先天残废儿女的父母——这些人承受著罕见的苦难。很可能对“痛楚的礼物”这等观念退缩。他们必然觉得这句话听来空洞且属虐待人的；痛楚失去其自然循环的特性而变成了怪物。

    一个人因她的受苦而成名，而另一个人却因他的受苦而失去名声。几十年后，这两个人依旧不良于行。然而，布雷恩和钟尼都按他们个别的方式，找到力量继续活下去，甚至成长，而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却是医治创伤心灵这个过程的必需部分。

    布雷恩直接面对起因的问题：上帝要负责吗?他和父母都确信上帝和他们同样厌恶他的情况。他的结论与本书的一些主题背道而驰，因为他拒绝受苦有转化价值这等思想。虽然他承认上帝的旨意是要使用他的痛苦带出善，但他却拒绝这个思想：上帝容许他的余生继续处身这种景况中。他冒险将信仰并几乎是他的神学放在得到医治的希望上。

    即使这个立场达布雷恩一家的朋友都难以持守，却意味着转向上帝。尽管很少人经历过这等程度的折磨，但布雷恩却坚持信靠和相信一位仁爱、可敬的上帝。在天堂，布雷恩必定会好像约伯、哈巴谷或耶利米一样，怀着信心大步前行，因为他看见最恶劣的世界而仍然相信。

    除了那短暂即逝的痛楚外，钟尼大部分痛楚都是心理上的，就是丧失的痛。目前，她的人生已显示出一个得胜和喜乐的恩典旋律。她诚然与上帝较力，但却没有转离他。她显露出一种灵性的深度和成熟，给数以百万的人带来激励。我不是暗示每一个受苦的人，都能有青钟尼的成功故事，他们不可能和她一样，因为钟尼有独特而多样的恩赐和才干。但是，她自由使用这些恩赐和才干，却达成了另一个目的：她使受苦“带有尊荣”。

    钟尼起初收到大量的信件，鼓励她要祈求医治，或严责她缺乏信心。当然，她确曾为得医治而祈祷。在1972年夏天，她与大约十五人一起举行秘密的医治疾病聚会后，坚信在未来的几周内，她的脊髓必会神迹地再生。她甚至致电给友人，警告他们说：“请注意，我会很快站在你的家门外；我将会痊愈。”

    事与愿违。钟尼在她的著作中解释她为什么被迫做出一个困难的结论：她的身体不会得到医治。现在，钟尼称她的意外是一个“荣耀的侵犯者” ，又宣称这是发生在她身上最好的事。上帝使用意外去引起她的注意力，又指引她思想他。她说若然没有意外，她的确很可能活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状况：无目的、享受舒适，现今可能有过两次离婚经验。

    这次受伤的事件将一切都改变了。时间足以证明上帝在钟尼身上的恩典，她现今成了强力的标记，足以镇压无聊的信仰争论。得不着医治是不是代表缺乏信心？但钟尼的情况又怎样解释？再者，钟尼成了受苦被“救赎” 或转化的最佳模范。当她努力成为极好的作家、演员、歌星和画家后，就决定献身从事她最大的专长——她的残障。今天，钟尼负责经管一个名叫“钟尼和朋友” 的事工，主办会议和研讨会，并为有价值的计划提供基金，给予残障人士使用。

    钟尼梦想能唤醒教会去认识残废者的需要。又装备基督徒在社会各处担任医治者的角色。目前只有少数的群众。要听个人见证的人比听协助残废人士研讨会的人为多。但钟尼一步一步地把希望带给残废者，也启迪健全人。

    感谢上帝，我们只有少数人要忍受钟尼或布雷恩的试炼。方式虽各有异，他们二人却活出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真理：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耶稣时期的瞎子、两个现代的四肢残废者——一个来自西雅图，另一个来自巴尔的摩——都显明了上帝的作为。

透过受苦的人，世界才会进步。

    ——托尔斯泰

    瑞士内科医生和法律顾问杜尼耶在《创意受苦》一书中记述他读过一篇令他大吃一惊的文章：《孤儿领导世界》。这篇文章刊登在一本受人重视的医学杂志上，综览对世界历史有重大影响力的三百个领袖生平。当作者研究这些领袖一些共通点后。竟发现他们都是孤儿出身的——由于父母死亡或分居，不论在实际上或情感上都引致他们童年受到严重的剥削。他的名单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罗伯斯比尔、华盛顿、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皇、梅厄、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和卡斯特罗等。

    杜尼耶写道：”我们举办讲座，解释一个孩童在成长期的时候，父母能和谐地一起扮演他们个别的角色，对他何等重要。然而，我们忽然发觉这个重要的特质，却是那些对世界历史最有影响力的人所缺乏的！

    杜尼耶本身是一个孤儿。当他妻子死后，他很快就思索孤儿这个特殊现象，因为年老的他再度感觉自己变成孤儿。以前，他评价人生的每件重大事故——成功的或悲剧的——不是善就是恶。但现在他开始觉察事件无论幸或不幸，两者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们始终不会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做出反应。按道德感而言，善和恶并不存在于事物内，却常常存在人的里面。

    这种洞悉改变了杜尼耶研究医学的方式，令他发展出全人医治的理论。他说：”极少人是事件发生的主脑人，但是（连同那些辅助我们的人），我们却要对我们的反应负责……受苦本身从来不是有益的，我们必须时常对抗它。重要的是人面对受苦时如何反应，那才是这个人的真正考验。我们对人生、人生的改变和机会抱著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一个患病或被悲剧所困的人信任我，并对我说：他如何解释那打击着他的悲惨事件？他个人将会有什么反应？一个积极、主动、有创意的反应会发展他的人格，抑是消极反应会妨碍人格的发展呢？…在适当时刻付出适当的援助，可以决定他一生的方向。2

    杜尼耶行医时，每天都看见受伤的人，他很快就承认受苦只会使人颓丧，并不会引致个人成长。事实上，这是他的理由放弃传统的诊断及治疗方式，而开始关顾病人的情绪及灵性的需要。他觉得有责任引导病人把受苦看作是一种转化的工具。

    杜尼耶使用胡桃钳作类比。不能预料的灾难会用力打破个人安全感这个硬外壳。当然，压碎的行动会引起痛楚，但它不一定造成破坏。相反地，在正常的环境下，混乱可以带来创意的成长：当旧有的常规和行为方式不再行得通时，病人在毫无保护和易受伤害的情况下，必须寻找新出路。

    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牧师或挚友的角色很简单：令被钳制的事件不受破坏，又帮助受苦者看见，就算是最坏的困境，也能开启成长和发展的潜能。

   
一个创意受苦的运动

    马丁路德金常常说：“不能摧毁我的事物，会使我更强壮”。在我们多灾多难的世纪中，马丁路德金、甘地、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屠杜、曼德拉和许多人都是杜尼耶创意受苦理论的生动说明。因只有在受破坏的情势中，这些有勇气的人发出的力量才会今全国震惊。

    举例来说，马丁路德金故意寻找南部最卑劣的郡守，作为他对抗的人物。他接受鞭打、囚禁和其他野蛮的对待，因为他相信，当一个自满的国家看见种族歧视是最极度丑陋的恶行时，才会支持他的主张。他说：“基督教常常强调先背负十字架才可戴上冠冕。人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拿起他的十字架，以及所有困难、痛苦和充满张力的东西；也要一直背负十字架，直至它在我们身上留下记号，救赎我们，使我们得到那更妙的道，这等事只有透过受苦才能得着。

    结果，这个原则就成了人们久候的民权运动得者胜利的原因。警察和郡守用残暴手段对待民权运动的游行者，这幅景象最终骚动全国。警察突击塞京玛桥仅一周后，国会就处理1965年的选举权法今。面对每次的流血事件都使马丁路德金更刚强，而不是更软弱。

    这个原则大大地实现在马丁路德金身上，也能实现在所有跟随他、为自由和为公义游行的“小人物”身上。我记起一个不像是英雄的人住在密西西比州郊区，他的照片总不会在新闻杂志中出现。在1970年初，我访问巴克利先生，那时美国南部大部分人都仍然激烈地对抗民权运动。当我离开巴克利先生的寓所时，我感觉自己离开了一个圣人。

    我在密西西比州辛普逊县访问，而巴克利先生的家是最友善的黑人家庭。这间屋的外墙是用砖砌成的，内墙是用木板造的，当中有四五间大房。然而，九十高龄的巴克利先生好家遗忘了他四周的环境。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厨房火炉旁边的木制接椅上，就好像坐在密西西比郊区、只有一间房的安舒小木屋的炉灶旁边一样。我在那处找到他——摇动着，回忆着，轻搔他浓密的短灰发，轻笑往日的人生。他的双眼湿润，皮肤厚而坚韧，是被密西西比的太阳曝晒了九十年所造成的。

    在一次采访中，巴克利先生决定重拾他童年的所有回忆。他对着录音机讲了三个半小时后，就停下来，要拿一杯水喝。他啜饮了很久，让水在嘴里呼呼地响，然后宣布说：“好了，以下这件事将我们带回1901年”。

    他出生于奴隶制度后的一代，正好在复兴运动的艰苦日子中长大。他活在三K党的恐怖统治时期，常听到他们的恐吓，看看十字架被烧掉，又听闻私刑和火烧的报告。他们有七十五年之久被禁止不准进入白人旅店、白人汽车旅馆、白人浴室和白人投票所。及至六零年代中叶，巴克利先生参加了民权运动。因为他相信上帝会用他，就开始追随帕金斯牧师鼓励投票人前来登记。当时，那个县市有超过五千个成年黑人，但只有五十个人愿意登记投票。

    联邦政府的警官负责在邮政局后面的货柜码头四周设立登记的行列，而巴克利先生则协助组织巴士和货车的队伍。每一个名字加在投票名单上都会造成恐慌：有时，那里会出现一群不友善的白人，说出侮辱和威吓的话；有些登记了的黑人因而失业，但他们仍然前来登记。因背负棉花袋而令腰部弯曲的强壮黑人，在万顿资的商业区组成了一支勇敢的队伍，要求人民投票。结果，一共有二千三百人登记。

    巴克利先生在万顿贺附近黑人社区作领袖的期间，他与上帝同行，而他那时所受的创伤，使他成为一个更有深度和更坚强的人。他向我指出，贫穷人和受欺压者确实如耶稣所说，得到祝福。当日子布满黑暗、夜晚有若不眠的恐惧时，他信靠上帝就是他的一切。最后，上帝住在他里面，带给他有明显的安稳和亲密的情谊。

    当巴克利先生和妻子第一晚搬进他们的新居时，他的信心受到最严厉的考验，他们终于在八十多岁时有一个舒适的家安居——仍然间到新鲜的油漆味，看来是个整洁干净的家。但是，巴克利先生忽然在凌晨二时醒过来，并嗅到烟味。他刚好赶得及跳下床，因为屋子的走廊已经著火了。而火焰沿看护壁板来到睡房。他和妻子仅仅逃离现场，但却失去了所有财物。这一场火是他们的邻居所放的。

    巴克利先生告诉我：“对了。我计算过我们经历了许多遭遇。我有三个孩子却失去两个，我也失去了第一任妻子。当然，那个晚上我们也险些送命。但上帝说过他不会让我们背负过于我们所能背负的重担。如果我们背负不了，他必站在我们旁边，赐下我们不知道自己拥有的力量。”

    巴克利先生死于1986年，享年九十七岁。他在晚年协助创建一间位于万顿贺的新教堂。他说：我希望有一间欢迎任何人加入的礼拜堂，不论他们的肤色是什么，也希望它是一间有人祈祷和期待祈祷蒙垂听的教堂。我希望这间教堂以信徒彼此相爱而闻名。巴克利先生以身作则，证明那一种类型的教堂是他希望建立的。

   
大倒转

    马丁路德金曾这样说：“不能摧毁我的事物，会使我更强壮。”巴克利先生平静而满有皱纹的面孔似乎证明了这一句话。他有如一株坚韧的老橡树饱经雷雨、大风雪和森林大火的侵袭，却流露出满有力量的特质，这是受庇护的美国人从未经历过的。在试炼中单单倚靠上帝是非常独特的事。

    当我与巴先生共度几个小时后，最后明白耶稣说出既奇怪又吊诡性的八福之含义。我领悟到自己时常看“贫穷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等话，是耶稣向不幸者投掷的一种慰藉物。噢，因为你贫穷，你的健康不佳，你的脸充满泪水，故此我掷给你几句好话和应许将来得赏赐，或者使你会儿得好过一些！但是，当中的应许是用现在时式表达——天国是他们的。——而我与密西西比贫穷黑人的相聚，却证明贫穷人和受欺压者的确得到祝福。巴先生表现出来的生命特质，是我很少在其他人身上看见的。他的信心是坚固的、长久的和不变的。

    使徒保罗写下一句奇异的话：他的（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句话被人误解和嘲弄，他们公开指责上帝容许痛楚和受苦存在世界。但是，就如保罗和巴先生这些代表人物证明，这句话是真的。圣经甚至这样形容耶稣：“因著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来五8）我们这笔旁观者观察著受苦的人，期望找到他们忿怒和悲痛的一面。我们等待他们转向上帝，并为人生的不公严责上帝。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却时常在上帝里面找到安慰，反叫我们羞愧。有些最能鼓舞人信心的故事，是出自其余世人公认为“失败者”的人身上，这事一点儿也不意外。

    鲁益师踌躇地结论说：我不确信受苦……有任何自然趋势，会产生道等恶（忿怒和愤世嫉俗）。我找不到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前线战壕比其他地方更满有憎恨、自私、反抗和不诚实。我在一些受极大痛苦的人身上，看见伟大而美丽的精神。我看见男人整体上是随着年龄的加增而变好，而不是变坏；我也见过疾病使最没有希望的人生出坚忍和温柔的宝贵品格……如果世界的确是“塑造灵魂之谷”，它大致上似乎正在发挥其效用了。4

    受苦有什么特质能产生这个倒转：痛楚可以坚固人而不是摧毁人？耶稣很清楚地教导，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世界是倾向支持贫穷人和受欺压者的。这个教导有时被称为“倒转神学”，它出现在登山宝训和耶稣的其他言谈中：在前的将要在后（太十九30；可十31；路十三30）；自己谦卑的，必要升高（路十四11，十八14）；你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家最小的；作首领的，应当家服事人的（路二十二26）。好撒玛利亚人、财主和拉撒路等比喻也指向这个世界次序的倒转。

    但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挑选贫穷人和受欺压者，使他们比其他组别的人特别受人注意？是什么使软弱者如此配得上帝的关注？我偶然看到一份激发人思想的表，是一位名叫赫尔威的天主教修女提议成为贫穷的“好处”。我改编了她的表，且将它扩阔以包括所有受苦的人。5

    1．受苦——巨大的均衡器——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可以领会我们迫切需要救赎。

    2.受苦者不但知道他们依赖上帝和健全者，也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同样相互依赖。

    3.受苦者不会把安全感放在事物上，因他们时常不能享受，且很容易被人拿去；他们却把安全感放在人身上。

    4.受苦者没有自现重要的意识，也不夸大需要私有权。受苦使骄傲的人谦卑。

    5.受苦者不太期待竞争，却十分期待合作。

    6.受苦帮助我们分辨必需品和奢侈品之别。

    7．受苦教导人忍耐，这种顽强的忍耐往往是从自认依赖而生发出来的。

    8．受苦教导人认识正确的惧怕和夸张的惧怕之别。

    9．对受苦者来说，福音听起来是好消息，不像是恐吓或责骂。福音赐给人盼望和安慰。

    10.受苦者确实可以舍弃一切，全然简单地回应福音的呼召，因为他们不会损失什么，并预备好迎接一切。

    当我仔细读这份表时，开始领悟为什么有这么多基督徒都愿意忍受无数苦难。依赖、谦卑、单纯、合作、舍弃——这些都是属灵生命非常宝贵的特质，但却是活在舒适的人极想逃避的。

    我对八福的认识有着彻底的改变。我不再把它们看作是耶稣掷给世上不幸者的慰藉物，也不认为它们是施恩于人的口号，它们却是人类存在的奥秘的极探洞察。贫穷者、饥饿者、哀恸者和受苦者确实是蒙福的，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幸的情况——耶稣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设法挽回那些不幸。反之，他们有福是因为他们比那些更舒适、更自足的人，保存固有的利益。

    自足最先在伊甸园显露出来，乃是最致命的罪，因为它如磁铁一般吸引我们离开上帝。受苦者和贫穷者得到好处，就是他们每天自觉缺乏自足；他们必须转向某些地方求取力量，有时他们会转向上帝。富有、成功和美貌的人可以依赖天赋的恩赐度过一生。但是，缺乏这些自然恩赐的人有一个机会——只有一个机会——可以在有需要时呼求上帝。

    简言之，受苦者和受欺压者透过没有选择余地的境况——他们或许迫切期盼别些选择——发觉自身的条件更适宜接受上帝的恩典。他们有需要、依赖和对人生不满足，为这缘故，他们可以乐意接受上帝白白的恩赐——爱。

    贫穷和受苦可以成为工具，教导我们认识倚靠的价值。除非我们学会倚靠，不然我们永不会经历恩典。为了说明这个原则，使徒保罗自身给哥林多人作榜样。他与一根“肉体的刺”搏斗，这疾病未被确认出来，故很多人建议了多个可能性：癫痫病、眼疾、慢性忧郁、疟疾、性试探等。我喜欢保罗不说明这个疾病是什么，因为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所略述的处理方法，可以应用在我们有不同肉体的刺的人身上。

    保罗起初看不见他肉体上的刺有什么好处，难以“凡事喜乐”，反而抱怨这个折磨人的苦难。由于它妨碍他忙碌的事奉时间表，令他质问上帝。他曾三次恳求得着医治的神迹，但三次都遭拒绝。最后，他接受一个功课，就是上帝要他透过苦难学习：“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事实上，身体的软弱使保罗受益。属灵骄傲、自大和负满等罪代表了更大的危险，但这个恼人的肉体软弱却使他继续倚靠上帝得力，而不是倚靠自己。当保罗最终领会这一点时，他的态度从抗拒转到接纳：他没有乞求上帝除去那根刺，反而祈求上帝救赎或转化这个痛楚使他获益。

    保罗一旦学会这个功课后，就以他一贯的作风开始向世界呼唤，“自夸”他的软弱。哥林多人是一群复杂的听众，被权势和外貌吸引；保罗夸张上帝拣选的模式，就是拣选世上卑下、被人藐视的人对抗有智慧的人，拣选软弱的人对抗刚强的人。保罗已经学会八福的功课：如果我们以谦卑、倚靠的灵转向上帝，贫穷、苦难、忧伤和软弱都可以成为上帝施恩的方法。保罗结束时。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越觉得软弱，就越会倚靠上帝。

有时我真的感谢命运给我（留在西伯利亚）如此孤独的特权，唯有独处才可令我仔细检视我的过去，或查看我内在及外显的生命。在那段值得记念的日子，我的灵魂孕育出非常强烈及奇异的希望种子！我衡量了及解决了各种问题，我与自己立约，誓言避免过往的错误，及避开摧毁我的石头。

    ——陀斯妥耶夫斯基《死亡之家》

 
    多年来，我读了许多集中营生还者的故事。他们强烈地吸引我，或者因为他们陈述自己一生最艰难的情况。在集中营内，明显个人的所有特征均被涂抹。囚犯穿看相同的衣服，有者相同的发型，他们只有号码，并没有名字。他们要吃相同的食物，遵守相同的时间表；那里没有阶级分别。那里装有倒钩的铁丝，以最基本及原始的方式把人性关起来。

    在老练的——或说虐待狂——管理者手下，集中营可以变成受苦的实验室。正如普理斯指出，集中营的目的是要“将犯人变成无思想的动物，他们的行为是绝对可以被预测，和受到控制。直到目前为止，集中营是世上最秘密的小房间，像一个完善的斯金纳箱。它们是一个封闭、完全受管制的环境，严格来说，它是“整个” 世界。痛苦和死亡是“负强化物”，食物和生命是“正强化物” ，而所有这些强化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拉推着人类最深层的需要。

    然而，如果贝特尔海姆。佛兰克、威瑟尔、利瓦伊、威森泰、索尔仁尼琴、沙盖斯基等人的故事是要证明一些事实，就必然证明了伟大的行为主义者的实验失败。虽然这些生还者的一切尊严都被剥夺。但他们仍能带看完整的人性出现，也拥有被严厉磨砺过的道德意识。在此只举一例，“经改造”的索尔仁尼琴被驱逐离开祖国，以致他高声大呼，但在此之前，他几乎可以双手拆除斯大林主义的神话。

    同样地，如果你今天参加犹太人生还者的大屠杀聚会，你不会找到被打败及无用的人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你会找到政治家、医生、律师和一般社会的典型人物。在极邪恶的政治制度下长大的孩童，有一天都会变成成熟的男女，具有勇敢、同情的品格。

    总之，这些生还者证明了，纵使苦难极度残酷，也可以在个别人类的生命中被转化。正如贝特尔海姆总括他从集中营所学到的功课，说：“我们的经历并没有教导我们人生是无意义的，也没有教导我们现今世界只是一个妓院，不应受到文化的强制，应该主张身体赤裸的生活。经历教导我们，虽然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可能很悲惨，但这个世界和集中营的世界有着很大的分别，有如日和夜、地狱和救恩、死亡和生命之分别。经历教导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虽然难明，我们却可以探寻它的意义——我们成为生还者之前，它可能有更深的意义，远超过我们所想家的”。

    孟加奇斯受酷刑，被希腊的军事会议判决要坐十八年监。最后，他同情虐待他的人，而不是他自己。

    我经历过受害人的命运。我极近的看见了虐待者的面孔。那张脸面比我流着血、死灰色的脸面更坏。虐待者的脸面被一种痉挛扭曲了，看起来全没人性…在这种情况中，我竟然变成幸运者。我受侮辱，却不侮辱别人。我只在自己疼痛的内脏背负看深觉不快乐的人性，但侮辱你的人却必须先侮辱他们内里的人性观念。他们穿着制服神气地到处行走，自负能控制他人的痛苦、不眠、饥饿和失望，为手上的权势而陶醉。这是不要紧的，他们是为了人性的堕落——终极的堕落——而兴奋。他们要为我受到的折磨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不是唯—处于最坏的情况中的人。我只是一个因剧痛而呻吟的人。我喜欢这样。这时刻，我连看儿童上学，看他们在公园游玩的乐趣都被剥夺了。然而，他们一定会面对面看着他们的儿童。

    犹太人心理学家佛兰克透过自身被囚禁而学到人生实在是有意义的。而个别的人是有与生俱来的自由，甚至连非人道的集中营的环境也不能遏制这自由。他的结语总括了许多囚犯的经验：集中营生活的经验表明人实在有行动的选择。有许多例子具备了英雄本色，证明人可以克服冷漠，抑制暴怒。人甚至在如此身心受压的可怕情况下，仍然可以保存丝毫的灵性自由、思想独立……人的一切可以被剥削，但有一件却不能：就是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任何指定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态度及行事方式……总之，我们清楚地看到囚犯变成哪一类的人，是人内在决定的结果，而不是独自受到集中营影响而产生的结果。所以，基本上任何人在如此情况中，都可以决定他将要在心理和灵性上成为怎样的人。

   
终极的问题
   
    如果生还者对人性的一些基本问题、集中营、最出名的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一事，做出肯定的答覆，亦同时唤起人拼命向上帝发问问题。那么，这本书的问题：“当你受伤时，上帝在哪里？”几乎为犹太人经历大屠杀下了定义。上帝怎他能缄默旁坐，观看他六百万被拣选的子民无辜牺牲？他怎能让邪恶有这样显然的权势掌权呢？

    1970年代，有一位名叫勃伦纳的人调查了大屠杀中的一千个生还者，特别询问他们的宗教信仰。大屠杀的经历如何影响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有点儿出人意料之外，近半数的人说，大屠杀对他们的信仰毫无影响；但另一半却说出不同的故事。从整体数字调查所得，百分之十一的人说他们否定一切有关上帝存在的信仰，这个结果直接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出来的。战争过后，他们再没有相信上帝。勃伦纳详细分析他们的反应后，发觉他们自称无神论，问题似乎较少出于神学信仰方面，而问题多数出自情绪的反应，这种情绪包含很深的伤害和忿怒，因为上帝弃绝他们。

    然而，勃伦纳也留意到有少数人——占抽样调查的人的百分之五－－却因大屠杀，而从无神论者变成相信神的人。当他们经过如此不快的事件后，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投靠。

    我用了两个月时间。读了两篇由大屠杀生还者写下的辛酸故事。这两个作者、威素和柯嘉丽、代表了这种情况中极端不同的信心反应。他们的书都是很畅销，也是无数大屠杀文学中最值得阅读的作品。

    威素所撰写的《黑夜》，是最影响我的一本书。本书文体简洁，他的遣词造句都塞满了意象。威素描述他年轻时的世界，他同村的所有犹太人起初都被召集在一起，解送到一个犹太人的居住区。在那处他们所有的财物都被夺去，然后上了牛车。在转送到死亡营的途中，有接逾三分之一的人死去。

    第一晚，威素所乘坐的火车停在伯肯包。一卷卷不祥的黑烟从一个大烘炉滚滚而出。这是威素人生第一次嗅到燃烧者的人肉气味：”我永不会忘记那夜，有七次的灾祸和七次的封闭；我永不会忘记那些烟；我永不会忘记孩童细小的脸孔，我见到他们的身体在宁静的蓝天下变成烟圈；我永不会忘记那夜间的宁静，它永远剥夺我活着的意愿；我永不会忘记那些时刻，它们杀死我的上帝，我的灵魂，又使我的梦想变成灰烬；我永不会忘记这些事物，就算我被判决要活到像上帝那样长寿，我也总不会忘记。

    威素目睹母亲、一个年幼妹妹，以及最后全家被迫送进焚尸炉里。他看见人用长柄叉叉死婴儿、儿童被问吊、囚犯因一块面包而被狱友杀死。因管理上的一个错误，威素得以死里逃生。他的数本著作内容没有变化，同样都是充满无知觉、无盼望的悲剧故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为《黑夜》一书写了序言，描述他第一次与威素会面，听他的故事。

    那时，我明白是什么东西吸引我接近那个年轻的以色列人：他的样貌有如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却仍旧是受到可怕监禁的囚犯在那儿漂泊，蹒跚地走过惨死的尸体。对他来说，尼采的呼喊表达了一种近乎具体的实相：上帝死了！仁爱、良善、安慰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在这个小孩的凝视下、在种族——所有偶像中最贪婪者。—强制人类大屠杀的烟中，永远消失了。而无数敬虔的犹太人经历了这样的惨死！…我们曾否想过，有一个可怕的结果——虽然不太明显、不比别的暴行令人吃惊——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总是最坏的，就是孩童的心灵发现了绝对邪恶的事：上帝死了？

　 深坑

   我有时极渴望站在威素的一方，被人类的悲剧所征服。经历过这样的意事，有何人能再次开始新生活？像盼望、快乐和喜乐等字眼会重获意义吗？有谁能说受苦可建立品格价值？

    我读完了《黑夜》，和那些由威素所写的其他书后，就读柯盖丽所写的《密室》。这本书的背景为当时的人所熟悉。柯盖丽虽然不是一个犹太人，却因窝藏犹太人而在荷兰被捕，被解送到德国的死亡营。她也受过鞭打的刺痛，看见囚犯在炉中消失，又亲眼看看她的妹妹死去。她感觉一切的德行在邪恶主导下都被亵渎。她的书像威素那样发出同样的问题；有时她向上帝发怒。

    但《密室》一书却有另一个要素，就是希望和胜利。她的故事由无数脉络交织而成：许多小神迹、圣经研究、圣诗，及无数满有怜悯和牺牲的行动。在整个严酷的考验中，这对姊妹都继续信靠上帝用爱照顾她们。正如柯嘉丽所说：“不论坑有多深，上帝的爱却越深”。

    我必须承认，虽然我完全同意柯嘉丽的人生观，也相信她的上帝是仁爱的，我却挣扎不要认为她的书比威素的肤浅。有些黑暗而响亮的束西在我里面用力拉我远离盼望而趋近绝望。

    威素以表达怀疑作为一种释放。“我是原告，上帝是被告。我的眼睛张开，而我是孤独的——在一个没有上帝和没有人的世界中极度孤独。没有爱或怜悯。我不可能再成为任何东西，只会成了灰烬。但是，我却觉得自己比全能的上帝——与我有很长时间一直联系著的上帝——更强大。我内里有一般力量迫使我骄傲地站在威素旁边，作控告上帝的人，又抛开信仰这个约束的枷锁。

    只有一件事使我不能作上帝的控告者。讽刺地，最能表达我继续相信上帝的理由，是来自威素本人所描述的一个情景，这一段插曲发生在他十五岁被囚在邦那的时候。

    邦那集中营发现贮藏了的武器，它们属于一个荷兰人，这人立刻被人用船解送到奥斯威辛。这个荷兰人有一个服侍他的年轻男佣，而守卫就开始虐待他。他有一张仍未被集中营毁坏、高尚而漂亮的脸孔。威素说他的脸是“一个悲伤的小天使的脸孔” 。＿当这个男佣拒绝与审讯者合作时，这些守卫就判处他死刑；他与两名被发现身藏武器的囚犯一同处死。

    有一天，当我们工作回来后，看见有三个绞架——三只黑公鸡——竖立在聚集的地方。先进行传统的仪式：点名；守卫全站在我们四周用机关枪瞄准目标。那里站着三个扣上锁链的受害人，而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小男佣——那个有着悲伤眼神的天使。

    守卫似乎更心不在焉，比平常更觉不安，因为在几千个群众面前吊死一个年轻男孩，并不是一件轻快的事。

    集中营的主管读出陪审员的判决。所有眼睛都落在这个孩童身上。他的脸孔苍白，颇为镇静，咬着自己的嘴唇。绞架的影子落在他身上。

    这一次集中营的主管拒绝作刽子手，有三个守卫代他执行任务。

    三个受害者一同上前，坐在三张椅子。

    三人都在同一时刻套绳于颈。

    两个成年受害者高呼”自由万岁!” 。

    但那个孩童却默然无语。

    “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有人在我背后发问。

    集中营的主管打手势，三张椅子打翻了。

    整个集中营鸦雀无声。在地平线上，太阳徐徐落下。

    “脱帽!”集中营的主管尖声叫。他的声音沙哑。我们却在哭泣。

    “戴帽!”

    然后，他们开始操兵离去。那两个成年人已经死了，他们肿胀的舌头凸了出来，微带蓝色。但第三条绳索却仍在摆动，因为孩童体重大轻，他仍然活著……

    他留在那里超过半小时之久，在生死之间挣扎。他在我们注目下缓慢地受折磨而死，我们却要正面注视看他。当我在他前面经过时，他仍然活著，舌头仍是红色，双眼也仍未变成钝滞。

    在我的背后，我听见同一个人发问：上帝此刻在哪里？。

    我听见内心有一个声音回答他：上帝在哪里？上帝就在这里——他在这个绞架上被吊着……。

    那一夜的汤，味道像尸体。

    在那个集中营。威素失去了他对上帝的信心。对他来说，上帝真的被吊在绞架上死了，永不会复活。但事实上，威素唤起的意象何等有力，其中包含了对他的问题的答案。上帝在哪里？威素内心的声音说出了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帝是在这个年轻男佣的旁边被吊死。上帝甚至没有令自己免除不受人类的痛苦，它也同样被吊在绞架上，是在加略山发生的——唯独这个事实使我继续相信一个慈爱的上帝。

    上帝并没有在天堂的舒适环境中装聋，听不见这个呻吟地球的受苦声音。他加入我们当中，选择在受欺压的人当中过活——威素自身的种族——就是在贫穷和极困苦的环境中过活。他也是受到残酷、无理性虐待的无辜受害者。在那个完全绝望的时刻，上帝的儿子像集中营内的信徒呼喊，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上帝在地上的儿子——包含了上述我尝试解释痛楚的问题。耶稣好像那位先于他出现的无辜受苦者约伯，并没有得到起因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的答案，他从十字架上呼喊，但听不到答案，只有上帝的沉默。耶稣甚至仍然用信心做出回应，将注意力转向他的受苦能产生的好处：”……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基督）就忍受了十字架。（来十二2）。哪是什么喜乐？就是人性的转化或救赎。

    福音书的作者强调耶稣的受苦不是无能的问题，他可以呼叫一军团的天使来救助他。但他却为了救赎这个堕落了的创造而经历受苦。上帝取了丧掉亲子的大痛苦，藉此将地上所有较轻的痛苦吸入他里面。受苦是得到上帝赦免的代价。

    除非我们得着一些保证，知道上帝同情我们的痛苦，且能设法医治那痛苦，不然，人类的痛苦仍是无意义和无果放的。在耶稣里面，我们有着那个保证。

    因此，基督教的信息包含了《黑夜》一书中动人的描述，满布忿怒、绝望和黑暗。这书完全认同一个受苦的世界。但基督教同样比它更进一步，当中有著复活的信息，这是胜利的一刻，是最后的仇敌死亡被征服的时刻。耶稣被钉看似是个悲剧，却使世界最终得着医治，可以梦境成真。

    上帝愿意有大屠杀吗？我用另一个方式问：上帝愿意被自己的儿子死去吗？显然，因著上帝的性情，他不可能愿意有这样残忍的行为发生。但是，二者都发生了，而问题就从那没有答案的“为什么” 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有何目的？”。

    痛苦的时刻看似不可能想象善可以由悲剧而生（这个必然是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情景）。我们从来不能准确地预知受苦如何转化成为值得庆祝的原因。但是，那却是上帝所要我们相信的。信心意指更一进步相信不幸的事情也是有意义的。

   
达乔的牧师

    当我读完威素和柯嘉丽的书后不久，我游览了其中一个纳粹集中营的遗址。由于达乔的集中营靠近慕尼黑，我遇见大屠杀中的一个生还者，他一生的使命是致力向世界宣布，上帝的爱是深过人类堕落的深渊。他帮助我明白柯嘉丽对人生存着盼望的观点，在这样的地方也是可能的。

    这个男子名叫雷格尔，有四年之久是达乔的囚犯。他犯了什么罪?他是德国国家教会其中一支派宣信会的一员，这教会在尼默勒和潘霍华的带领下反对希特勒。雷格尔被他教会的风琴师向官方告发而被捕，又用船遣送到几百里外的达乔。

    自从被释放后，雷格尔和国际达乔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努力重建这个集中营，使它成为一间永久的纪念馆，和作为对所有人人性的教育工具。他们的口号是“不再有……”虽然如此，这个集中营是难以找到的，可以了解到因为当地的人不愿意注意它。

    我访问达乔那天，天色灰暗，寒冷而多云。早晨的雾笼罩青，几乎到了地面。当我行走时，滴滴的雾水凝聚在我的脸和双手上。这地曾一度建有三十个兵营，现在仍可见到用水泥砖造成一尺高的地基，标示出它们的位置。有一个营房被重建，而许多告示指出，有时多至一千六百人被挤进这里，而它本身的设计只能容纳二百零八人。火葬炉都是原有的，是联合解放军所留下的。

    雾、弥漫的阴暗、未完工的幽灵楼宇，加起来形成了一个恐怖、庄严的景象。有一个小孩在营房的地基上跳跃。沿着倒钩铁丝的围墙，紫丁香花正在盛放。

    我在基督教礼堂找到雷格尔，这个礼堂的位置靠近一所天主教女修道院和一个犹太人纪念碑。雷格尔在四周徘徊，寻找游客谈话——用德语、英语或法语。他回答问话，又主动地追忆他住在那里的日子。

    到了最后的一个冬天，煤的供应短缺，他们终于要关掉那些炉。囚犯不必再每天闻到燃烧同伴的恶臭味。可是，有许多人死于冻馁，赤裸的尸体像堆积的木头被堆在雪中，每具尸体上印有蓝色的数字。如果你问雷格尔，他就会将这些恐怖的故事告诉你。但他却从不停留在那里，他会继续分享他的信仰，述说一个仁爱的上帝甚至在达乔亲访他。

    雷格尔告诉我：“尼采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人生为什么这样，他就能忍受折磨。但我在达乔这里学到一些更伟大的事，认识谁掌管我们的人生。他昔日怎样支持着我，他现今仍然支持着我”。

    但他不常是这个样子。雷格尔在达乔度过了一个月后，就像威素一样，对一个慈爱的上帝放弃了所有盼望。从一个纳粹犯人的观点看来，反对上帝存在的理由似乎是太多了。然后，在1941年7月有些事情发生了，直接挑战他的疑惑。

    每个囚犯每月只限收到一封信。当雷格尔刚好被监禁了一个月后，他最先收到从妻子寄来的信。在这封被检查员细心地剪成碎片的残信中，她畅谈家庭的情况，并向他确保她对他的爱。在信未，雷格尔的妻子写上：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

    雷格尔偷运了一本圣经入监狱，他翻阅那段经文，得知那是彼得和约翰刚被释放出狱后所说的话。”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进城里聚集，反对你所膏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意旨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也赐你仆人们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

    那个下午，雷格尔要接受盘问，这是集中营最可怕的经历。人会吩咐他说出宣信会以外其他基督徒的名字。如果他屈从，那些基督徒就会被捉拿，并可能遭杀害。但如果他拒绝合作，他就会被棒打，或受电极的虐待。他直接知道“地上的君王敌对主”的意思是什么，但除此以外，这些经文对他意义不大。上帝如何在这样的时候可能帮助他?

    雷格尔被带到审讯室外面的等候处。他正在发抖。门打开了，一个传道人走出来，是雷格尔从未见过的。他没有望着雷格尔，也没有改变面上的表情，轻轻地走过雷格尔面前，将一些东西放进他的大衣袋里，然后离去。几秒钟后，守卫出现了，他们把雷格尔带进审讯室去。这次审讯进行顺利；那些问话是出人意外的容易回答，也不牵涉任何暴力。

    当雷格尔返回营房时，他正在冒汗，纵然天气很寒冷。他深呼吸了几分钟，试著镇定自己，然后，他爬上用稻草铺成的床。突然间，他记起与另一个传道人奇异的相遇，就伸手入袋中，竟然拿出一个火柴盒。他想：啊，值是何等仁慈的表示，火柴在营房是无价的商品！然而，他在盒里却找不到火柴，只找到一张摺好的纸条。雷格尔打开纸条，他的心在胸膛上砰然跳动。纸上清楚地印上：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

    对雷格尔来说，这是一个神迹。一个直接从上帝而来的信息。那个传道人不可能看过雷格尔妻子所写给他的信；他是一个陌生人。上帝是否安排这件事去证明他仍然活着，仍能赐力量给人，仍然配得人信任呢？从那个时刻开始，雷格尔就被转化了。这是一个小神迹，虽然神迹会过去，但却足够将雷格尔的信心紧牢在严状上，纵使他往后四年在达乔目睹无数残酷的行为，也不能摇动他的信心。

    上帝并没有拯救我，减轻我的痛苦。他只简单地向我保证他是活着的，又知道我在这里。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聚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成立了一间教会，有其他坚信的牧师和修士参与，我们称它为一个被逼迫的全基督教会运动。我们发觉我们的身分同属一个身体，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我自己只能作抉择。其他人因达乔的经历而远离上帝。我是谁以致可以判断他们？我只知道上帝遇到我。有了上帝，我便满足了，纵然在达乔这情况下。”

    雷格尔身体健康时，始终坚持在达乔四周漫步，带着温暖、圆厚的声调与游客说话。他会告诉他们，当他度过达乔漫漫的长夜时，上帝是在那里。

  我经历了那令我大大昏倒的时刻，

    我看见永恒的侍者拿着我的外衣并窃笑，

    总而言之，我很恐惧。

   —— 艾略特《普艾弗的爱歌》

    恐惧是普世人对受苦的最初期反应。毫无疑问，它也是唯一最大的“复原敌人”

    多恩对恐惧非常熟悉。他写下他的默想的那天，正是淋巴腺鼠疫——黑死病——浪潮在伦敦市蔓延之时。最后的一次流行病就杀死了四万人。有几千人逃到乡间，整个邻近的地区变成死城。多恩有六周之久临近死门关，相信他已经感染鼠疫。医生所用的疗法如鼠疫那样恶劣：流血，奇怪的膏药，用毒蛇、鸽子驱走有害的烟雾。

    多恩发现照顾他的医生面露恐惧之色，之后就写了以下的叙文：恐惧暗暗地走进每一个行动或思想中的情感，好家体内的气会模仿任何疾病，看似结石，看似痛风，故此，恐惧也会模仿任何思想的疾病……一个人不怕狮子却怕猫；不怕饿死的人害怕放在桌上供他食用的大肉片…我不知道恐惧是什么，也不知道我现在恐惧什么；我不怕死亡快到，但我却怕病情恶化。如果我否认这一点儿的惧怕，就是掩饰我的天性。

    有人或许以为自多恩所处的世代开始，医学进步必大大减少我们的恐惧。事实却非如此。现代的医院将病人安置在私人病房，有病的状态可以令他们整天躺卧，却不能控制他们的思想。复杂的机器发出呼呼、轧轧声，有些机器附有针头插进病人的身体里。在外面的走廊上，医生和护土降低声量讨论诊断的结果，查看复杂的图表和数字。病人被刺、研究、抽血，并作记录，当然“都是为了你的好处” 。这些全都是病人滋生恐惧的最佳原因，就如葡萄状球菌在医院的走廊上滋生一样。

痛楚增强器

    我们谈论过恐惧是一种情绪，但实际上，恐惧的运作更像一个反射器，即时带出生理效应。肌肉不由自主地拉紧、收缩，往往加增受伤神经的压力而引致更多痛楚。血压也会改变，脸上可能会变成苍白或发红，一个十分惧怕的人甚至会血管闭塞和晕眩。所有动物都有恐惧感——速变形虫也会避开热、痛楚——但人类却似乎特别敏感。例如结肠痉挛是人类常见的焦虑征兆，却不存在于其他品种中。

    当基于思想产生的恐惧情绪渗入身体最隐密的地方时，就改变痛楚的知觉。极度恐惧皮下注射器的人接受注射时，绝对比一个糖尿病人更感痛楚，因为糖尿病人已经习惯每天要注射。两个人有相同的生理。只是恐惧使他们有别。

    芝加哥大学研究员皮特里根据人对痛楚的回应，发现了一个系统可以将人分成三类（她的讨论裁于《个别人的痛苦与苦难》一书）：“增强者” 有一个较低的痛楚阔，倾向夸大所有痛楚；“减压者” 显示一个较高的痛楚闻，可以忍受更多痛楚而没有显见的忧虑；“中庸者” 是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皮特里发现，恐惧是唯一因素最能描述增强者如何对待痛楚。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医学院的比彻研究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他惊讶地发现在三个严重受伤的士兵中，只有一个要求注射吗啡。许多人说他们不觉得痛，或痛楚并不厉害。这种模式与比彻当私家麻醉师时所见的有着强烈的对比：甚似士兵受伤的病人，有百分之八十乞求注射吗啡或服用其他止痛药。

    吗啡的神奇功效主要是减低病人的恐惧和焦虑。明显，士兵的恐惧被别的事物取代了：若不是因受伤的意义而生发的骄傲感，就是在某些情况中，因为能远离战场而觉得解脱。比彻总结说：“伤口本身和经历痛楚之间是没有简单及直接的关系。痛楚极大可能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

    我们大多数人容易辨认伴随受苦而生的恐惧。我们害怕痛楚的经历，怕未知之数，或者也怕死。我是个负担吗？我现在失去了什么？我有未来吗？我会再度健康吗？我正在受罚吗？

    不论身体或心理忍受者痛楚的人，往往会有一种难忍的孤独感。他们觉得被上帝、被人遗弃，因为他们必须独自忍受痛楚，亦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孤独加增恐惧，继而加增痛楚，而这个螺旋一直向下转。

    有一晚，“珍惜今天”小组的一个成员带来了一本满布图画的书，是病中的儿童亲手画的。书中的线条人像和简单字句，生动地表达了孩童基本的恐惧。一个男孩画了一架巨大、丑陋的军事坦克车，武器林立。就在坦克车前面，即枪管的末端，他画了一个细小的线条人像——是他自己——举着一个“停止”的红牌。

    另一个男孩画了一支特大的皮下针管，末端装上倒挂的鱼钩。一个八岁女孩把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情景画上，上面的字幕是：“我觉得孤单，想睡在自己的床上。我不喜欢这里，这里的气味古怪”。翻过几页，同一个女孩画了另一幅昼，背景是医生的办公室。椅子、诊病桌和档案柜都很巨大，但女孩却将自己画得十分小，坐在桌子的边缘，她口中吹出的气球只有三个字：“我惧怕”。

除掉惧怕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本书最初有一半内容完全表达了我个人尝试“除掉” 惧怕这个情绪问题。认识痛楚和了解痛楚在人生扮演什么角色，都帮助我减轻惧怕。目前，我不会把痛楚视作必须克服的仇敌，而是把它视作我必须适应的一个保护信号。我惊讶神经系统有着这个难以置信的设计。我不把痛楚视作必须设法漂白的污渍，而是把它视作我身上的警告信号，告诉我基本重要的起因。

    痛楚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让我身体引起我的注意。因此，我开始细听痛楚发出的声音。因为我现在明白痛楚的价值，受苦不再是那么可怕了——我也发现这样的领会带来感恩，这是我力抗恐惧最有效的情绪武器之一。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灵性的层面，我对圣经的研究使我确信，受苦的事实并不是上帝要对抗我。我主要透过耶稣的榜样。学习看见上帝站在我们身旁；保罗恰当地称上帝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林后一s）。

    圣经是基督徒的一本指南，我也相信有关受苦的问题，当中的智慧之言会为恐惧提供了巨大的解毒剂。”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个人认识全爱的上帝可以征服恐惧，正如光消灭黑暗一样。我不必拚命用力“鼓起信心”，因为上帝已经充满爱的关注，我不必以属灵运动去感动他。

    基督徒有许多有效资源可以帮助他防止恐惧。正如恐惧的情绪从思想渗下来，引起直接的生理变化，祈祷的行动也可以阻遏那些相同的效应，只要我把注意力从身体转移到灵魂和精神的意识上。祈祷截断过重的感觉，让我引导自己归向上帝。当我这样做，我的身体变得静止而镇定，因恐惧而拉紧的内脏肌肉开始放松，内在平安取代了紧张。

    当然，默想的操练也可以达致相同效果，但向上帝祈祷却提供额外好处。祈祷助我抵抗痛楚的孤独感，当我努力思量别人的需要时，我的焦点不再集中在自己和自己的需要上。请记得敲响的丧钟如何激发多思想起他那个死于瘟疫的邻舍。

    事实上，多恩的《祈祷》一书提供了一个奇妙模式，让基督徒学习除掉恐惧。正如这一章开头的引文指出，多恩十分认识恐惧是什么。他大部分时间独自对抗如此的恐惧，因为在那段日子，传染病的受害者要被隔离。当他躺在病床上，他怀疑上帝是否也隔离他？上帝的应许在哪里出现？。

    多恩真正的恐惧，不是痛楚细胞遍布他全身的微小扰乱；他畏惧上帝。他三番四次发问“为何是我？”那时加尔文主义仍是新兴的思想，他怀疑上帝到底是否隐藏在瘟疫的背后。他过去的污点引起内疚感，好像鬼魔在附近潜伏，或者他受苦确实是以往的罪的结果。

    多恩在《祈祷》一书中，从未真正解决“为何是我？”的问题，但这书确实逐步记录了他如何除掉恐惧。他困惑地温习有恐惧一字出现的每一段经文。当他这样做，他了解人生常常包含引致恐惧的环境：若不是疾病，就是经济困难；若不是贫穷，就是被弃；若不是孤独，就是失败。在这样的世界里，多患有一个选择：敬畏上帝，或是惧怕每一件事。

    多恩回忆起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一段祷文（“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就开始检验他潜在的恐惧。是大仇敌吗？他们并不构成威吓，因为上帝能征服任何仇敌。是饥饿吗？不是，因为上帝能供应。是死亡吗？就算这是人类最致命的恐惧，都不能成为敬畏上帝的人的永远障碍。

    多恩做出决定，认为最好的方向就是对上主培养高尚的敬畏，因为这种敬畏能取代一切。最后，他祈祷说：“……正如你给我悔改；而不是对我感到懊悔，同样，上主啊，请给我敬畏你的心，使我不至于害怕”。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不管他的病是一种磨练，还是纯粹意外都不要紧，不论他在那种情况，他都会信靠上帝，因为信靠最终代表他对上主高尚的敬畏。

    多恩在《祈祷》一书将这个过程比作他对医生态度的改变。起初，当他们检查他身体的新症状，又在房外低声讨论他们的发现时，他不期然感到害怕。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看见他们同情的关注，就确信他们值得信任。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应用在上帝身上。我们时常不明白上帝的方法，或这些方法背后的原因；但基本的问题乃是上帝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医生”。多恩坚信他是。

    什么才是正确的方法接近我们所敬畏的上帝？多恩回答这个问题，便举出马太福音的一句话，那是妇女找到耶稣空坟的故事：她们“又害怕，又十分欢喜”的急忙离开现场。多恩从她们畏惧和喜乐的两腿中，为自己找到一个模式。

    在复活日当天，畏惧必然浓罩四周。他们怎能不畏惧有如此可怕力量的上帝？那些妇女毕竟遇见了站在墓园旁边的耶稣；他复活了。奇怪的事跟着发生。是的，她们带着畏惧的腿，也是喜乐的腿快跑离开现场，因为奇怪的事发生了，乃是那最好消息的信号：耶稣连死亡也征服了。多恩存着同样的盼望，最后找到了他不必害怕的敬畏。

作随时的帮助

    如果不是我受苦，而是一个我愿意帮助的人受苦时，处境就不同了。我能做什么去减轻他们的恐惧？我所学到的是：只须作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能协助平静他人恐惧最强大的力量。

    对着受苦者，我本能上会畏缩。谁会知道他们是否愿意谈论他们的苦境？他们想得安慰或鼓舞吗？我的同在能给他们什么好处？我的思想编造出这些理性问题，结果我会做出最坏的决定——保持距离。

    受苦者——特别是我“珍惜今天”小组的朋友们——再三强调健康的人若伸出援手，意义何等的大。他们最想要的，不是我们的话或见识，而是我们的同在。别人有需要时我们陪伴在侧，就会如父母对一个感觉混乱、受伤孩童传递同样的安慰："没事了，一切都好了"。世界会继续下去，我在这个可怕的时刻会与你同在。

    坎波卢提到他到殡仪馆向友人家属表示慰问的事。他不小心走错停尸场，那里躺若一个老人的尸体，而那寡妇是唯一在场的哀悼者。寡妇看来是那样孤寂，故此坎波卢决定留下来参加那个丧礼。他甚至驾车陪她到坟场去。

    安葬仪式过后，当坎波卢和那个寡妇驾车离去，他终于承认他并不认识她的丈夫。妇人说：“我也想了很久，因为我认不出你是谁，但这一点实在不重要。”她用力紧握他的手臂，使他感到很疼。“你永远、永远不会知道这样做对我有何意义”。

    我曾说过，当我问“谁帮助你最多”时，没有人会说出哲学家的名字。他们最常有的答案，是描述一个安静、谦逊的人。那些人在别人有需要时，总是出现，聆听多于说话，不会向下望着手表，会拥抱、抚摩和哭泣。简言之，他们是作随时帮助的人，他们是因受苦者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来的。

    “珍惜今天” 小组中一位患癌病的女人提到她的祖母。她是一个略害羞的女士，除了付上时间，她没有什么可以援助他人。当她的孙女儿睡觉时，她只是坐在椅子上编织。她可以随时与人交谈，或递上一杯水，或打电话。她的孙女儿说：“她是唯一按着我的需要帮助我的人。当我惊醒时，只要见到她坐在那里，我就会安心”。

    我们很有道理地蔑视约伯的三个朋友，因为他们对约伯的受苦毫无感觉。但请你再读约伯记：当他们来到时，他们七日七夜、不言不语地静坐约伯身旁。结果，那段时刻成了他们陪伴约伯最动人的时刻。

    犹太人社团中若有人死去，他们就会举行一个“七天丧期”的仪式。哀悼者的朋友、邻舍和亲属有八天之久，都会来料理他的家，各自拿着水果篓，坐在其上。他们会负责饮食、打扫和闲话家常；简言之，他们强行与悲伤者同在。悲伤者想有宁静或独处的时刻，可能会因为这么多的访客而觉烦扰。但是，有一个信息大声的宣告：我们不会离你而去。我们要和你一起担当这个痛苦。在孤独中兴盛的恐惧因此而枯萎。

    访客用自己的叉子和调羹，像喂婴孩似的喂哀悼者进食，这是一幅极具象征性用餐的图画。年长的智者教导人他们的文化是强制作随时帮助的礼仪，因为哀悼者需要别人的同在，不论他／她是否承认有这个需要。

    有一个故事讲述伟大的、没有上流社会优雅风度的作曲家贝多芬的生平事。他的耳聋使他难与人对话而觉丢脸。当贝多芬知道他友人的儿子去世时，就悲从中来，急忙来到悲伤者的家。他没有说出任何安慰的话，只见房间有一部钢琴，就走过去。他用了半个小时弹奏钢琴，以最传神的方式倾倒出内里所有的情感。弹奏完毕，他就离去。后来，他的友人说，没有别的探访者像贝多芬的探访那样有意义。

上帝的代理人

    除了个人的同在，我们还能提出别的帮助吗？我们在那种时刻应该说什么呢？我经常从受苦者身上得出同样的答覆：我们说什么话并不重要，我们的关注和作随时帮助的态度是最具影响力的。如果我们有聆听的耳朵，那可能是最被欣赏的礼物了。

    贝特西快将死于癌症之前写了一本书，诉说她在患病期间收到一封最有意义的信：

    亲爱的贝特西：我害怕并尴尬。在你所面对的难处上，我有什么权利向你说我害怕。我一次又一次找藉口不来见你。我全然衷心希望可以伸手帮助你和你的家人。我希望成为可供差遣和有用的人。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说出那些会使你喜欢的话。但事实依然是：我害怕。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一类的话。我希望你会谅解和宽恕我。

    ——爱你的安妮

    安妮找不到所需要的个人力量，使她成为朋友随时的帮助。但至少她已经与贝特西诚实地分享她的感受，让人知道她的脆弱。那样做也是一种作随时帮助的方式。

    另一个女人思想到家庭悲剧发生时，她和丈夫所收到的来信。她对我说。这些信的内容很笨拙，对她却很有意义。许多写信人会因为自己愚拙，不知道应说什么而致歉。但对她来说，对方烦恼地搜索合适的词汇才是要点：他们“完全在挣扎中惶惑不安"，就是最能表达她和家人当时的感受。

    受苦者可能希望你像从前一样付出友谊。受苦者和陌生者很少能建立亲密关系。反之，危机迫使他们回到往日没病时所建立的关系。流露出你们没病时所共享的相同特质，如果你平常喜欢开玩笑，便要继续这样做；如果你们过往一同读圣经和祈祷，你要继续这样做；如果你们过去的关系是包括通俗的话题和少许的闲言，你要从那个层面开始，直到你感觉可以舒畅地谈论别的事情为止。在患病者的世界里，所有事物都改变了；他/ 她需要确信友谊是仍未改变的。

    当然，时间的限制约束了我们，不是人人都能随时放下其他要务而付出大量的时间。但是，我们都可以祈祷，这是作随时帮助的有力方式。我们又可以提供既规律又一致的关顾。受苦者说，恐惧和孤独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偷袭他们，人恒常的付出比时间的多寡更重要。恒常性对久病的病者是越来越重要的，如帕金森氏病。

    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患慢性病期间，最能帮助他的人是一个同事，他每天打电话来，向他查询病况。他通常每周采访两次。从来不会长过十五分钟，但他定时打电话和探访却成了不变的特质。当他人生所有事情看似不稳定时，他仍旧可以信赖某些事物。

    当然，仅是友谊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受苦者因自怜，可能会选择对抗你。他们会说：“你不会明白的；你从来未曾经历过这样的事。”在这些情况下，有过同样经历的人是最有资格帮助他们的，尤其是在对付恐惧的问题上。

    钟尼得以逃脱自怜，是因为有一个洋溢者喜乐的四肢残障者到医院探望她（她现在继续这个连环式的服侍）。达米安神父在夏威夷莫洛凯岛的麻疯病人当中工作，却没有果效，直到他患了这病，以麻疯病人的身分与他们相处，工作才得果效。所有医院认识到这一个原则后，有智慧地策划一些计划，例如使一个要面对乳房切除手术的女人，接受另一个有若同样经验的女人的“友善辅导” 。

    “珍惜今天”小组代表了这样的一个课程。它的创办人凯利领悟到除了别的癌症病人外，没有人会完全明白癌症病人的恐惧。结果，他为生命受到疾病威胁的人首次组成相互支持组织。现今，美国癌症公会为了辅导癌症病人，提供了二十四小时电话服务。

    然而，那些只能站在旁边而完全没有特殊技能的人。不必自觉无用。对受苦者来说，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上过 “当如何做” 的课程，没有昂贵的礼物——比你亲身同在的安慰更有价值。让我小心地说这句话，但仍然要说：我相信我们在基督身体里被呼召去彰显爱，当上帝似乎没有表彰爱的时候。

    受苦者常常感觉上帝已经离开他们。没有人比鲁益师更能表达这种感受；他丧妻后在一份沉痛的文章《卿卿如晤》中表达出来。鲁益师说，在他最深需要的一刻，那时常帮助他的上帝突然好像不见了。鲁益师感觉恐惧和被弃，而最后一刻基督徒协助他重拾信心。

    请你谨记：研究圣经一直支持着柯嘉丽度过纳粹集中营的生涯；一个陌生人放下一句简单的鼓励语给雷格尔。上帝透过他的代理人，即其他的人，让他们知道他的临在。同样地，我们这些站在旁边的人有时也必须发出祈祷，那是受苦者一直不能这样祈祷的。在极度痛苦或悲伤的时刻，最能令人察觉上帝的爱的地方，往往就是在像你和我这些普通人的身上看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真正发挥功能了。

    医生说：各种事情显示出你各种事情出了毛病，若然各种事情的分析不能确定我们的诊断，我们就会怀疑你已经有了各种事情了，然后…等等。伊凡只想他回答一个问题：他的情况危险吗？但医生却忽略这个问题，认为它是不相干的。

   —— 托尔斯泰《艾里斯.伊凡之死》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里克特博士利用两只野鼠进行一项较为荒谬的实验。他将第一只野鼠——受控制的动物——放在一池温水中，并记录它的反应。因为野鼠善长游泳，能涉水和打水达六十个小时之久，最后才陷入精力耗尽的状态而溺毙。

    里克特对第二只野鼠多加上一个步骤：他用双手紧握它几分钟，直到它停止挣扎为止。当他把它放进水里时，它的反应十分不同。第二只野鼠涉水几分钟后，就不抵抗地沉落池底死了。里克特推理第二只野鼠简直是“放弃”了。野鼠在他手里挣扎无效，令它未落水前已确信它的命运是没有希望的。事实上，第二只野鼠是死于逆来顺受的无助。

    其他实验证明无助的感觉，例如恐惧，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生理的。有两组不同的老鼠要遭受相同的电极。第一组动物有控制的量器，很快就学会操作一支杠杆停止电流。但是，第二组动物却没有杠杆。过了不久，只因有压力——电压是无害的——它们的血有著的免疫系统就起了极度变化，第二组的老鼠变得更易感染疾病。

    找人来做实验，方式当然不能太荒谬，却同样证明无助的感觉不但改变一个人的心理态度，更改变他实际对痛楚的感觉。略为改变策略就可以提升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痛楚阙。

    研究员为了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就进行一连串的实验：他使用摇铃、重复抚摩患者的手、大声读出一个历险故事，并使患者读出一系列数字。当科学家在一个忍耐热力的试验中使用这些方法时，他们要用上百分之四十五的热力，才能使那全神贯注的患者注意痛楚。研究员惊异地看见患者的手臂上有未被觉察的水泡肿起，而患者却依然专心由五十数到一；另一方面，如果患者无所事事，只是想着他的痛楚（正如许多医院和疗养院的情况一样），他就会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

    失去地位感

    我的“珍惜今天”小组组员谈到一种症候群，他们称之为“死前面对死亡”，而它实际是无助极深的问题。它得以形成，是当善意的亲人及朋友尝试令快将死亡的人在最后几个月好过一些。这种症候群是从类似如下的闲谈开始：“啊，你一定不能做这工作”我知道你常常把垃圾拿出去，但老实说，你现在的情况不可能再做了。让我来替你做。不要再计算支票薄的收支平衡了，以免加增你的重担。这样做只会制造不必要的忧虑。从现在开始，我会负责的。我认为你最好留在家里，你的抵抗力非常弱。”

    渐渐地、无情地，每一件使人有地位感及有人生角色的事件都被挪走。一个母亲鼓励她的独生女儿卖掉房屋，搬回家裹住。女儿顺命去做，但不久却发现在受助过程中，她失去独立的身分。价值和意义的感觉因疾病而变得不稳定，进而溜走了。正如一位男士告诉我：”我一生都得到回馈——学校的成绩、工作表现的赞许、体育教练的鼓励。突然间，我失去了量度人生表现的量器。如果我有一个“要做何事”的表格，我是唯一关注这些事做好了没有的人。

    明显地，一个病重的人有时必须依赖别人帮助他料理生活的杂务。但我从小组组员口中得知，我们这群旁观者太容易溜进某种行事方式中，若不加以检讨，这种行事方式可能令使人有尊严的事—一被扫除。卡斯尔医生是康奈尔大学的内科医生，他总结他病人的情况说：“如果要我选择哪一种疾病最破坏病人，我会选择失控。”

    受苦者已经疑惧他们在世上的地位。他们经常要停止工作，而疾病或治疗所引起的疲累令每个举动更艰难和乏味。然而，他们好像我们一样，需要依赖一些保证，证明他们是有地位的，且知道如果他们随意消失了，没有碰撞的生命就不能继续下去；除非有着他们纯熟地留意到支票薄的情况，否则收支不平衡必会出现。智慧的同伴要学习寻找介乎付出援助和过度付出援助之间的微妙平衡。

    现今社会使这个地位感的问题极其复杂，因为社会没有给病人一个自然的“地位”。我们把他们放在视线以外，将他们匿藏在制度化的医院及疗养院的围墙内。我们使他们躺卧床上、他们除了用遥控器开关电视外，就别无事情可做。他们按照别人的时间表，而不是自己的时间表生活：护士叫他们起床、医院决定他们何时进食、访客何时来访、护士在晚上未熄灯。（为这缘故，许多病人欢迎访客先来电，后到访，这样做使他们得着控制时间表的感觉。）我曾研究过问候卡架上的卡，有时只为浏览书籍而参观新的药品店和卡片店。为病者而设的问候卡有不同的种类：带有花卉图画和甜蜜诗句的夸张问候卡；含有收信人错过了所有疯狂宴会信息的活泼问候卡；带着庄严表达同情的诚挚问候卡；由纽约市漫画家绘画的聪明问候卡。所有卡都是带这相同意义的信息，表达于卡架上的名称：“康复卡”。

    有一张问候卡的封面写上“请你快些痊愈”，然后里说写上“否则有人会抢走你的职位”。另一张说：人人都希望你迅速病好，独我除外，然后里面说：“我希望你这一刻就病好了!”一只波困顿河马躺在医院病床上，说：“这时候不适合生病，因为周末要来了”。 对这些聪明地表达同情的卡，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它们内里微小的信息是：你已经退役了，无用了。你不再适合工作、参加宴会。你失踪了。你不行了。唯有病好，那时你才可以再与与社交活动。

    我的朋友——“珍惜今天”小组的组员——没有一个人可能会痊愈的。他们给我深刻印象，说明仅是一张无害的问候卡，都可以加深破坏失去地位的感觉，因为他们的人生没有真正的角色。

    有时，我梦想制造有自己品格的问候卡。我已经有了第一张问候卡的概念：封面印有巨型字母，或者有烟花的背景，呼喊着“恭喜”！！里面是：“……献给在你身体内仍然顺畅，有效地运作的九十八万兆细胞。”

    我会寻找方法传达一个信息：病人不是有病的人，却是一个有价值和重要的人，只是他身体内有一些部分不能有效地发生功能而已。也许用那种方式锻炼自己连续写问候卡，会帮助我抵抗心理上把人标示有病和无能的倾向，因而使他们对抗无助时更形复杂。

    神学家莫特曼向着一群德国女执事演讲，内容涉及残障人士；他攻击现代人的特征，倾向把健康的人远离无能或残障的人。他说，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非残障人生这一回事，只是社会上有能的人设立的健康理想，从而判定一些类别的人为残废者。我们的社会强行把健康定义为人有工作和享乐的能力。但是，“真正的健康有着不同的特质。真正的健康乃是人有着活著的力量、受苦的力量和死亡的力量。健康不是指着我身体的情况，而是我的灵魂适应那个身体不同情况的能力。”从这一方面来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易受损和软弱的。

    反击

    库辛土乃是《周末评论》的资深编辑，他独自进行一个运动，反对现代的保健制度助长无助。库辛士患上令人难以解释的蠕变瘫痪症（诊断为关节强硬脊椎炎，即是脊椎的建接纤维退化）而进入医院。他发现医院似乎有完善的设计，令他的身体不但不能行动，连灵魂也不能活动。他在《分析疾病》一书中说：生存的意志不是纯理论的抽象观念，而是生活实际有著治疗的特征。但医院的环境却熄灭那个生存的意志。

    药物使他对现实的意识模糊困惑。卧床的约束使他不安及抑郁。护士和医生侵入他身上的孔，偷走其内的液体。他不能工作，被迫与至亲隔离，他逐渐感觉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操纵。

    库辛士尝试辨认他所面对的障碍，以下是部分的内容。

    首先是无助的感觉——本身是一个严重的病。

    又有潜在的恐惧，怕不能再正常地工作……不愿被人当作埋怨者。

    不愿加增家人已有的忧虑负担；这个欲望使人更加孤立。

    害怕孤独和希望独处两者产生冲突。

    缺乏自尊——潜意识感觉我们的病或者显示我们的无能。

    怕有人在我们背后为我们作决定；怕每一件事都是未知数，虽然我们既想知道，但又害怕知道事实。

    对插入人体的仪器有无形的惧怕，怕被资料库把我们变形，面孔永不再回复原状。

    埋怨陌生人拿看针筒和小玻璃瓶走近我们——设想部分的用途是把奇异的物质注入我们的静脉内，而其他的用途却是拿走多过我们以为可以失去的血。

    苦恼看要坐在轮椅上走过白色的走廊，进到实验室接受各类奇异的治疗，要面对精密的机器、闪光和快速旋转的圆盘。

    还有因为渴望——根深蒂固、不停扩大——与人接触的温暖而产生绝对的空虚感。一个温情的微笑和一只伸出来的手比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更被珍视，但后者却远比前者随处可拾。

    库辛土知道医生不能“医治好”他；他们最多只能控制存在他体内的细胞的活动。但他却感觉那种活动正在衰退。他为了尝试重新操纵自身的命运，和恢复生存的意志，就发动全面抵抗无助的运动。正如他书上所记载，他使用了一些非正统的策略。

    首先，库李士在他的门外挂上一个告示牌，限制医护人员每三天只可抽一次血样品，也要他们把样品分开来用。他们曾在一天内为他抽了四次血，只因医院每个部门各有自己的样品会更为方便。对医护人员来说，似乎这是病人叛乱的事件，对库辛士却是重要的一步，他誓要掌管自己的身体。

    库辛土也借来一部电影放映机，编定时间每天看马克斯兄弟和差利卓别灵的电影。他料想表露出来的消极情绪会令人体产生化学变化，也许积极情绪可以抵消之。他“高兴地发现，十分钟真正的开怀大笑，会带给我至少有两个小时的无痛睡眠”。

    不久，库辛士的健康情况容许他立即搬离医院的病房，他就搬到附近一间旅店居住。它的价钱比病房同样高达三分之一倍，却能供应一个更安详（又更奢华）的环境，让他可以按方便自己而不是方便别人的时间表进食和起床。

    虽然库辛士警告人，不要让他的养生之道成为别人的榜样，但他的果效的确令人难忘。开始的时候，他的医生判断他只得五百分之一的机会完全复原；有些瘫痪症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他却完全复原，他的人生一直很快乐，达几十年之久。他到了大部分人退休年龄之后的一段日子，仍然负起教授保健常识的新职务。

不再无助

    库辛士所提出的改变，必会唤起人彻底检讨现代的保健制度，但那是不可能快将发生的事。但是，我们却可以逐步逐步迈向他赋予保健以“人性”的目标，助己的时候，不要感觉自己好像成了电脑碎片的病人，要像在复原中的同伴。

    有些解决办法很简单。在 1984年，刊登在《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指出，乌尔里克发现胆囊病患者如果望着窗外的一丛树木而不是望着一堵砖墙，他们手术后逗留医院的时间会较短，也会较少服用中度的止痛药。他结论说：理想地，医院应建筑在公园旁边，或有风景的环境中。今天，越来越多建筑师设计医疗设备时，都会考虑这样的环境因素。

    有些治疗诊所招募病人加入对抗无助之战时，先与病人协商“合约”。首先，他们要病人明言他／她的目标：学走路、无痛楚下高举一只手臂、应征一份兼职。然后，他们将那些目标分成几个阶段，又为病人订下每周的目标：站立五分钟，然后十分钟；拿手杖在房间踱步，然后不拿手杖踱步。医护人员记录每个病人每一周的进度，又热烈地赞扬他们每一个新阶段的成果。

    我们为什么必须依赖受薪的专业人土提供这样的鼓励？朋友和亲人同样可以这样作，他们只需与康复中的人签订“合约”，然后，只要病人有任何稍能克服无助的胜利，就奖励他们。

    我们也能确信康复中的病人的分心是具有意义的。当一个被研究的人的注意力没有被分散时，痛楚的感觉只会增强；当病人独自躺卧，除了痛楚外，没有别事可做或可想时，无助的感觉会提高。我想象不到有何地方比医院病房更具挑战性，可以与痛楚搏斗。然而，纵使在这个了无生气的环境中，病人仍然可以找到分心的资源。

    在医院里面有太少事情发生，你必须细心留意。与其拿著纸杯一口吞饮，倒不如慢慢地咽下，察觉你的声门肌肉、组织，并你嘴里的水的味道。试凝视房里花朵的每一片花瓣，寻找它们设计微妙的样式。试用双手抚摩床单、床和毛毯，感觉它们的构造。

    一个活泼的人会找到特殊方法对抗孤立和剥夺。韦尔是黎巴嫩贝鲁特长老会的宣教士，他被什叶派教徒绑架。他有十六个月之久，身处最叫人治丧的环境中。他没有窗外的树景，大部分时间被蒙上眼睛，完全看不见东西。他的双手戴上手铐，使他不能用指头扫过不同的纹理。

    韦尔不能控制他的时间表、食物，或任何生活常现。然而，他仍能在那种处境中，拿出足够、贮备了的精神克胜硬化了的无助感。他除了求助于上帝，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以下是他早期被囚时其中一份报告。

    我小睡片刻，起来时觉得爽快。除了睡眠、一张毛毯和一股抵抗及生存的精神外，上帝会使我看见什么别的礼物呢？我再一次掀起眼罩，开始检现房间。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靠近，而证实上帝的同在呢？我让自己的想象力完全奔放。

    我抬头看见一条电线从天花板吊下来；灯泡和插头已被除掉，剩下的只有三条电线露出来的弧状物。对我来说，那些电线就好像三根指头。我看见一只手和一条手臂伸下来，好像罗马的西斯廷教堂、米开兰基罗的壁画，上帝向着亚当伸出手和指头，创造了第一个人类。在这个地方，上帝的手正伸向我，并提醒我，说：“你仍活著，你是我的，我创造了你，为了一个神圣目的而呼召你”。

    还有别的东西吗？我开始数算挂在法国人门外百叶窗的模板条，总共有一百二十条。这么多的横板条有何用意？对了！它们这么多，是代表群众！过去和现在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屡经试炼而仍然看见上帝的信实……这样详述我的基本信仰带来一阵透心的寒栗。这信息何等重要！我在现今的处境中极度需要它。

    然后，我的目光注视靠近天花板的两个白圆圈－－一个在右墙，另一个在左墙。居住在黎巴嫩的人都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就是连接电路的塑胶盖子。但它们对我有何意义？有什么东西是一对的？耳朵！它们就是上帝的耳朵。耶和华垂听圣徒的呻吟。亲爱的主，请听我说，我也降服在你的照顾和旨意下。

    当一日结束时，韦尔唱着圣诗：“主的思典样样都要数”。他数算着：健康、生命、食物、床垫、枕头、毛毯、妻子、家人、信仰、盼望、祈祷、耶稣、圣灵、父上帝的爱等等，一共有三十三样东西。在回顾这些祝福的过程中，他发现他的恐惧感和无助感已经融化。当透过百叶窗射进来的光线消失后，他放松心情，开始预备晚上的来临。

    向外发展

    在无助的边缘中，库辛士抵抗着冷漠的医疗制度。韦尔面对着更孤单的内战，极力抵抗孤立和绝望的环境。对长期失去能力的人来说，我们最能做到的，是提供工具，使他们回复“正常”的活动。

    一个完全瘫痪的人有着电脑操作的设备可以操作轮椅、打字和扭开电视机或立体音响设备，都是透过一条气喉而吸气和吹气的组合作用。这些设备可以引带出无助和盼望的不同感受，甚至引带出复原和失败的不同感受。布雷恩的业余玩收音机嗜好，和钟尼的画作，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帮助可能甚至超过挚友关顾的支持。

    巴巴拉写下《与痛楚相处》一书，叙述她长期与慢性病搏斗的故事。她发觉一天之内能完全忘记痛楚的时刻，就是她教授英文的几个小时内。那时，她的脑主动参与消除所有别的感觉。她学习在其他时间带动同样的专注力。当痛楚半夜忽然出现时，她会起来安排第二天的生活，预备一堂授课，或构想一顿晚餐，包括所有制法。

    巴巴拉有时违反本性，强迫自己参与需要完全投入的活动。她发现分散注意力是她对抗痛楚的唯一最佳武器。“分散注意力是不用付钱和不会养成习惯的，也不需要医生的药方”。她除了教授英文外，不断把自己投入今她全神贯注的嗜好上：宴会、宠物、做运动、政务、写作。

    巴巴拉使用令她分散注意力的不同方法，却发现投入别人的生命是缓和痛楚的最有效方法。当受苦者学习伸手援助其他受伤者时，往往找到最有意义的地位感。钟尼说。最能帮助她的人，是那些致力帮助她度过最难忍的时刻的四肢残障者。

    亚特兰大的一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他遇见两种人。没有生命力的一组人度过人生时，会呼喊：“请你爱我，请你爱我。”另一组具有生命力的人，他们不但接受爱，更足以付出爱。他说，治疗第一组人的最佳方法，是协助他们达到整体感的地步，那里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爱人和援助者。若然如此，他们必会自动填满内里深深需要的关注和爱。

    辅导者同样努力使受苦的病人视他们自己是援助者和付出者，而不是经常作接受者。钟尼向我述说她惊订地获悉许多残障病人在她居住的康复之家，都是自愿留在那里的，因为那里似乎比存有偏见及危险的“外界”更容易过活。钟尼成了他们的领袖，她努力操练，挑起盼望，又渴望痊愈回家。投入别人需要的过程证实具有治疗作用。当她的自我观念有所改进时，她变得更坚强，并停止思想自己是可怜虫。

    法国人有一句话：“正受的苦会成为过去，曾受过的苦永不消逝”。我们太多时候以为帮助人的事工是一条单行道，我—一个健全者——带着同情，伸手帮助受伤的人。但是，那些曾受苦的人却有着最好的装备帮助人，当他／她学会利用受苦经历作为伸手助人的方法时，这人就会越过无助的最后障碍。

    拉比库什纳引述中国一个古老传说，描写一个极度忧伤的女人遭遇丧子之痛。当她来到圣人面前求助时，他告诉她，说：“请在从未经历过悲哀的家庭为我找来一粒芥菜种，我们要用这粒种子驱除你人生的悲哀。”这个故事细述女人如何逐家逐户，询问人有没有经历悲哀。当然，家家都经历过悲哀的事。那女人就停下来安慰这些家主，直到最后，服侍人的行动驱走她生命中的悲哀。

    我个人认识两个小规模的事工，是私人家庭发动的，它们都将上述的原则付诸实行。第一件事例发生在一个妇人身上，她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却发现所珍爱的儿子竟是同性恋者，又快要死于艾滋病。她几乎得不到教会和社区的同情和支持。她甚感孤单并需要别人支持，决定开始定期刊登通讯。这封通讯现今成了联合同性恋者父母的网络。这个妇人不太能提供专业援助，又没应许任何神奇疗法，但我却讲到其他父母寄来的许多信札提到他们视这个勇敢的女人是救星。因看她亲身经历悲哀和忧伤，她如今尝试成为别人的帮助。

    另一个住在威斯康辛州的妇人，在一次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失事事件中丧失独子。她第一次注意到报章是何等频密报道直升机的失事。现今，每逢有军事直升机失事，她都会寄出一小包信朴和有用资料给一位国防部官员，然后，由他将小包派发到各个受影响的家庭。约有半数的家庭开始定期通信联络，而这个威斯康辛州妇人在退休时，已独自带领一个“受苦者社团”。当然，这个活动不能解除她丧子的悲伤，但却给了她一种地位感，使她不再对那份悲伤感到无助。

    一个有智慧的受苦者不会往内看，更会往外看。没有治疗者比曾受伤的治疗者会更有效地工作。在医治的过程中，负伤的治疗者的伤痕可以消退。

与其说是苦难令人无法忍受，

不如说是无意义的苦难令人无法忍受。

     —— 尼采   

    奥尔森以前是一个职业的橄榄球员，他有一套定义完整的痛苦哲学：人乃是有适应力的活物。别人会发现你可以做什么，或不可以做什么。这好比你走进一个谷仓，你首先合到肥料的气味；你若站在那里五分钟，就不会再闻到这种气味了。这对于膝盖，道理也是一样。你伤害了那膝盖，你觉得痛，于是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玩耍：你略为改变走路的方式；或者你使用另一只脚；或者你改变站立姿势。膝盖经过手术后，我要每星期将水份排出。最后，皮膜变得那么厚，几乎要用椎子才能把针插进去。我到了一个地步才这样说：“该死，让针插进去，将那些废物抽出来”。1

    橄榄球运动的所有运动员都要同样接受身体检查、戴上头盔及彼此碰撞，而社会会为他们进行艰苦的练习，并大量酬报他们。因此，痛苦的来源有许多方面——不但有橄榄球，也包括爬山、三项全能运动、海军陆战队训练新兵营地、受敌方询问具的拷问——都是人人愿意接受的。过去无数世纪，有人甚至推崇自己造成的痛苦是伟大献身的记号：质粗的毛衫、鞭打越残酷，敬拜者就越虔诚。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单单为了虚荣，会故意使自己受＿苦。有数世纪之久，中国女性为了美观，愿意受苦缠足。现代女性除了穿看过于狭窄的鞋子外，也会拔除眉毛，且让身体在有害的紫外线下曝晒，又让面部、胸部和臀部接受整形手术——全都是为了达到漂亮的文明标准。我们自愿忍受痛苦是为了加增个人的声望，因为社会赋予这些东西有特定的意义，令人值得追求。

    试比较两种强烈的痛楚：臀部分娩的痛楚，和患肾结石的痛楚。注意神经细胞数目所受的影响，以及痛楚的强烈及密度，两种情况的痛楚可能十分接近。然而，生产一事本身蕴含意义。耶稣说：“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但生了孩子以后，就不再记住那痛苦了，因为欢喜有一个人生到世上来。（约十六21）。母亲的痛楚产生有意义的东西——一个新生命——为这缘故，她甚至会考虑重复这个经历。但是，对那个患肾结石的人来说，痛楚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们现代的社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更为受苦的意义而挣扎。我们不再看受苦是诸神的审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受苦？我们承认轻微痛楚有一些意义，譬如那些我们自愿承受的痛楚；但一个生来就有缺陷孩子的痛楚又有何意义？或是囊性纤维变化？或是智力迟钝？对我们而言，苦难才是要治疗和克服的东西；但对总不会离去的苦难又应如何处理？。

    通常，我们只会看见受苦的消极意义：它干扰人的健康，当我们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时，就猛然煞车。我曾说过，任何问候卡商店明显给人一个信息：我们完全希望受苦者“病好”。但是，正如一个患末期癌症的妇人对我说——“那些问候卡没有一张适合我病房里的病人。我们没有人会病好。我们都会死在这里。对其余的人来说，这些问候卡将我们看成病人。想想那个词汇。没有效的”。

    末期癌症的意义何在？

    我收到米德韦斯特的一位牧师的来信，他记述痛苦意义开始解开时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人面对的苦难是情绪过于生理的。他的医生称这情况作“精神崩溃”，但这情况其实更属于意义的崩溃。

    最令人痛苦的部分，就是上帝彷佛沉默了。我以为对着寂静的黑暗祈祷。我为这事思想了许多事情，唯有上帝好像沉默了。一部分的问题是出于我的忧郁症，而另一部分是出于基督教的团体。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我是一个使人为难的障碍。他们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解决我所忍受的痛苦。有一个牧师为我的琐事和信仰祈祷，这些绝对与我的处境无关。他们不能感受我的痛苦。

    别的人只想避开我。讽刺地，约伯的朋友可能对他的心理是一种帮助，至少他们迫使约伯发泄他的感受，纵然是忿怒的感受。他们的宣告虽然无用，但却是解释问题的所在，又给约伯一个印象，或者上帝就在附近。在那个层面上，除了我的妻子外，基督徒团体中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我。

  尊重痛楚

    我们可以为受苦者做一件最重要的事：重建经历的意义感或重要性。

    事实上，问题出自我们已经传递了事件的意义，纵然是一个相对的比例。当我主领有关痛楚的研讨会，举例说明这方面问题时，我会要求会众一起参与。我要求他们做出罗马人“拇指向上”或“拇指向下”的信号：如果我所说的痛楚是可以接受的、是惹人同情的苦难，请把拇指向上；如果我所说的痛楚是不被接受、难惹人同情的，请将拇指向下。我得出以下具代表性的反应：

    因滑雪而断脚：全场都拇指向上。滑雪刚开始时好像有绳索拖着，令人蹒跚而行；经过多次重复后，好像翻了两个斛斗似的不受控制而落下峭壁。朋友们在石膏上写下有趣的话，使受苦者变成真正的英雄。那种关注几乎使痛苦成为有价值的事。

    麻疯：拇指向下。从我与布兰德医生共事的一段时间中，我认识了麻疯病人。他们极力游说人改用“汉森氏病”这个名称，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人对麻疯病形象的回应方式。虽然这个病实际在每一方面与它本身旧有的观念相异，但患上麻疯病的人却仍会被人审断，得不到同情。孤独是此病带来的最坏的一面。

    流行性感冒：反应不同。有些人拇指向下，是因为没有人会真的喜欢发烧、呕吐和身体痛楚。而另一方面，因为感冒较为普遍，故惹来甚多人同情；我们人人都知道感冒的感觉。我们说：“放松一点。多留在家中几天，你就会恢复精力”。

    腮腺炎：反应是依据你所提出的年龄而定。患了腮腺炎的小孩很得人同情。人过分奉承他们和迁就他们，或者他们得允许额外多看电视和吃冰淇淋。我仍然记得并留恋童年时患腮腺炎的经历。但是，患上腮腺炎的成人却是一个笑话——就算腮腺炎对成人构成更恶劣的险境。

    这个表继续下去。

    痔：这情况令人十分痛楚，却成为社交上的一个笑料。

    艾滋病：一个艾滋病受害者会得到什么回应呢？我认识几个患艾滋病的人，他们听见教会发出一个十分清楚的信息：“你得不到我的同情。你自作自受，这是上帝的惩罚。走开！”我不能想象有哪一种病比艾滋病更恐怖，或不太引起别人同情的病。

    偏头痛、颈椎受伤、癌——每一样都有各自不同的“形象”。我们用微妙的方法，有时或用极明显的方法向受苦者传遍受苦意义的评价，使他们更易或更难应付痛苦。

    我如今相信基督徒能够提供主要的贡献，就是使人不会因错误的理由而受苦。我们可以“尊重”痛楚。最重要的意念是，所有痛楚都是痛楚，不论痛苦是来自偏头痛，或脓毒性咽喉炎，或严重忧郁症。帮助受苦者（或是接受自身的痛楚）的第一步，是承认痛楚是正常的，值得人做出同情的反应。这样，我们就能开始把痛楚赋予意义了。

    基督徒可以从不同层面进一步利用一套价值观解释受苦。我们可能像嘉迪雅床边的访客，继续加炭，令火焰不灭；我们可能加上令人内疚感的话：“你有祈祷吗？你是否不相信上帝会医治你？”或说令人混乱的话：“是撒但引起这个痛苦吗？只是自然的现象？上帝是否特别拣拣选你作别人的榜样？”我学到痛楚是内疚感的制造商，简单得连笨人也不可能误解。我们都做不应做的事，就是当痛楚发作时，我们容易为所发生的事责怪自己。

    在别人极度痛苦的情况下，连善意的话也会产生有害的效果。“上帝必定是太爱你们的女儿，才这么快将她接回天家”。我们或许禁不住这样说，让痛失爱女的父母期望上帝少爱他们的女儿一点。“上帝不会叫你背负过于你能背负的重担”。受苦者或会期望自己有较弱小的信心，使他承受较轻的担子。

    我已经会晤了不少受苦者，知道这一类解释公式所引起的痛楚，远远超过疾病本身所引起的痛楚。在基督教圈子中，一个为人所知的女人痛切地形容下颔机能不良所引起的剧痛。这种痛楚控制她整个人生。然而，她却说：当基督徒写信给她，按照他们喜爱的公式解释“上帝为何容许受苦”去苛评她时，这种伤害最厉害。或者，基督徒能够提供主要的贡献，就是使人不会因错误的理由而受苦。我们可以“尊重”他们的痛楚。

    埋藏了的宝藏

    我们按照圣经的模式追寻受苦的意义，是应循前瞻的方向行，朝向受苦的结果，而不是停留在它的起因上。

    坦白说，如果我们花掉所有精力解答没有答案的“为什么?”这一个问题上，那么，对我来说，许多受苦仍是无意义的。为什么索尔仁尼琴只因写信给朋友偶然批评斯大林，就要被囚在艰苦劳动的集中营逢八年之久？为什么要杀掉几百万犹太人去满足一个疯癫独裁者的怪念头？这些受苦本身并无意义，永远都没有意义，除非受苦者家矿工在矿脉发掘钻石一样，寻找当中的意义。

    佛兰克曾在希特勒集中营被囚一段时日，他说：“绝望就是没有意义的受苦”。佛兰克和贝特尔海姆从无理性的大屠杀的受苦中发掘它的意义：观察人生活在集中营极恶劣的情况下，使他们有了洞悉，成为他们日后所有工作的基础。对威瑟尔和其他人来说，“作见证”成了他们受苦的意义。现在，他们终身尊重没有生还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狱中默想新约圣经和圣徒的生平。监狱成了他以及他后来的同胞索尔仁尼琴在宗教信仰的严酷考验的场所。他们二人都描述一个过程：首先，人类邪恶的真相使他们确信必须有救赎。然后，他们透过集中营内众信徒活生生的见证，看见转化的可能。正如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名著《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雅地说：信靠上帝也许不会带你离开集中营，但却足够使你安度每一天的生活。

    虽然我的受苦与这些先锋相比乃属小事，但我也努力从中发掘其意义。我从圣经的应计开始，知道受苦可以在我里面产生有价值的东西。我综览罗马书第五章列出的每一点，保罗在那处提到忍耐、毅力、盼望和自信，我问自己：“受苦如何能够实现这些德行?”受苦产生忍耐或坚定不移，是透过将我放缓下来，迫使我转向上帝；受苦产生毅力，是藉着号召我内存贮存的力量。我继续读下去，一直追问上帝如何在受苦的过程中带给人意义。

    多恩说受苦是一种“金条的宝藏”。因为金条不是铸成钱币，成为流通货币，它不能时常帮助我们支付地上的需用。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走近家乡——天堂——那“藏在他内部，如金在矿坑”的宝藏就有永恒的价值，也有荣耀的价值。如果我怀着信靠转向上帝，痛苦本身就能得着救赎，藉此帮助我们在基督的形象中塑造品格。

    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现代的类比去表落同样的思想。受苦可能是经济学家所称呼的“冻结资源”。现时从远处看，它或许不像资源，但逐渐地，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意义，乃是可以帮助我们将痛楚转化的持久意义。

    分享的意义

    在本章开头，我引述一位牧师的一封信，他的忧郁促使他对受苦意义的崩溃。他不能理解他的受苦，而在他受苦的过程中，基督徒的群体也不能帮助他。最后，那牧师委请精神病院治疗他。虽然他这样做，他的家人却站在他一方；有了他们的支持和专业援助，他最后能攀回健全的地步。

    多年后，同一个牧师带著更新了的健康心理，面对另一次危机。他出生仅一星期的孙子死了，这事件使整个家庭陷入混乱和悲伤中。他本应在孩子面前当上强者，但他却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丧礼后的星期天，他在自己新牧养的教堂讲道，他在讲台上开始读出诗篇第一百四十五篇。他试首专注面前的字句，但却不能集中。他的舌头变得迟钝，他的面颊颤抖，他的泪腺大开。他不能继续读出上帝是良善和公平等尊贵字句。

    这位牧师将他的讲稿放在一旁，带若哽塞的声音告诉肃静的会众有关他孙子的死。就在他说话时，他的思想闪过他在以前的教会的时光，又回到他无助及失败的感觉。他很害怕。

    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他回忆说：“当群众离开教堂时，他们说了两句重要而有帮助的话：第一、多谢你将你的痛苦与我们分享。

    第二、我为你难过。这句简单的话是最有帮助的话。我并不觉得孤单。当时的情景与我以前患上忧郁时的情景完全不同，上帝和他的子民没有离弃我。他们接受我的悲伤。”

    第二群会众只用简短的话，内中没有特别的智慧，向他们的牧师传达一种分享感受的意义。他们重视他的痛苦，故此，他们感同身受地表白出来。

    追寻受苦的意义往往是孤独的寻索。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洞悉我受苦的意义。然而，只要我们拥抱悲伤和站在受伤者身旁，确实可以帮助他人找寻意义。

    帮助他人找寻意义的技巧，当中涉及承认走上医治上，是有若不同阶段。费歇尔描述她本人如何处理卵巢癌经过：我需要时间了解正在我人生中发生的事情，又要接受我日常生活作息被迫改变的事实、我情绪的稳定性以及我对未来的计划。或者，给受苦者时间的最好方法，就是忍耐他们——让他们有空间做出怀疑、哭泣、发问，和表连强烈而往往极端的情绪。

    我发觉我不能一下子承受我经历中的每一件事物，我需要有自由时间处理我的感觉。库布勒罗斯勾画出悲伤者常会经过的五个阶段，不论他们面对自身的死亡，或处理一个所爱者的死亡。这些阶段——否认、忿怒、讨价还价、忧郁和接纳——不是时常按照这个次序发生，也不是人人都需经历全部阶段。但是，这些阶段却证明了一个人度过剧痛经历所需的时间……

    我不是天生就可以与人分享感觉。因此，我时常难以向人——甚至向与我最接近的人——解释我复杂的感觉，和我对这个经历最心底的回应。但是，我需要良好的聆听者——愿意花上一至二小时时间，只聆听我将要说的话。我很幸运，有忠实的朋友，有一个专业辅导员的邻舍和愿意随时帮助我的家人。如果没有人聆听我的话，我不知道会作何事。

    费歇尔跟着说，给她最少帮助的人，是那些向她提供答案的人。有一个女士提出意见，认为费歇尔喜欢吃汉堡包和巧克力碎片冰淇淋，故饮食是她患病的原因。其他人力劝她少依赖医疗的方法，而多靠医治疾病的祈祷。

    我不能太有力地强调公式化的答案是何等有害。使徒保罗劝告人：“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罗十二15），这些智慧之言特别要应用在危机的时期。箴言书更坦白地指出不恰当的反应是什么：对着悲伤的心灵唱歌，就像冷天脱衣服，又像碱上倒酸。（箴二十20）

    正当我致力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住在另一个城的朋友打来的，医生刚诊断他患了艾滋病。他为过去在性行为上犯了罪而在内疚感中打滚，觉得懊悔、可耻、自恨和被上帝厌弃。他失去所有生存的意志，极度需要援助。

    有些人看艾滋病是上帝直接的惩罚，是一个特别的、对准目标的审判信息。我却不是这样看。

    反之，我把它看作普遍信息的一部分，一个健康的原则；正如滥用烟酒会使身体掉进某种危险中，同样，性滥交亦然。但是，不管怎样，就算他犯错，而疾病是一种直接的惩罚，我作为他的基督徒朋友，又有什么责任呢？

    我的责任是要给予思典，向他证明耶稣是如何温柔地对待在性方面犯罪的人，使他确信上帝的爱和赦免。换言之，我的任务是把他专注回顾以往的焦点转移到前瞻。连他的内疚感也是一个信号，他可以整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缅怀他的罪；或是，他可以将那种内疚感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曾应许要挪开人所认的罪，“好像东离西有多远”。

    分享内疚感的意义不是审判，而是饶恕。分享受苦的意义是复原，并与受苦者联合。

    上帝的问号

    有时，我们对受苦者只能提供一个意义，就是确定受苦虽然对他们并无明显的意义，但对我们却是有意义的。

    卢云的小书有一个奇特的名称——《负伤的治疗者》，当中记载孤单、被弃者的质问。人能为他们的痛楚提供什么可能的意义吗？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年轻传道人面对著一个年老、正要接受手术的男人，没有提供意义，唯独说出他爱心的关注。卢云说：“如果没有人等候他，那人不会想继续生存。每一个人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旅程后，都渴望有人在车站或飞机场等候他。人人都想与留在家中、等待他回来的人诉说他的故事和分享他的痛苦与兴奋时刻。”4

    我妻子在芝加哥城服侍一些最贫穷的人，并领导推行拉萨尔礼拜堂所定的一项计划，特意找出孤独、被弃、无人照顾的老人。我多次看见她把自己投进一个老市民的生命中，尝试说服他／她相信他们的生或死是重要的。她用这种方式使他们的受苦“增添光彩”。

    珍尼特辅导一个九十岁老人克洛特先生，他二十年之久拒绝接受白内障手术。他七十岁时，已肯定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看；但无论如何，如果上帝今他到达如此地步，必是希望他眼瞎。他说，这或许是上帝惩罚他年轻时看女孩子的原因。

    我妻子花了两年时间诱哄、争论、持续、爱，才说服克洛特先生接受白内障手术。最后，克洛特先生同意接受手术，只为了一个原因：珍尼特感动他，说他重获视力对她——珍尼特——很重要。克洛特先生已经放弃对人生的盼望，人生对他并没有意义，但珍尼特却转送了一个意义给他。连九十二岁高龄的克洛特先生也不再放弃，所以，这样做对某些人有着不同意义。最后，这个老人同意接受手术。

    珍尼特实实在在分担了克洛特先生的苦难。她藉著经常的采访，说服他相信有人关心他，而他活着或死去，有视力与否都是重要的。这个分享受苦的原则，就是卢云的《负优的治疗者》一书的论题，或者也是我们能够解释受苦意义的唯一确实贡献。我们这样做，乃是遵照上帝作事的样式，因为他也肩负痛苦。上帝与我们连结，一生活在苦难与贫穷中，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所明白的。受苦永不可能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上帝曾亲自分担之。

    有时，我们纵然尽力尊重别人的痛苦，也会遇见好像完全没有意义的苦难。我此刻特别想到一个患了早老性痴呆病的人，他的女儿试着服侍他的所需，但每一天她却因见到父亲凄惨的外形而心碎。或者。我想到一个严重智障儿，智商只有30－40的程度，可能安静地躺在床上活过很长的寿数。他不能说话、不能思考，却要花掉他人许多宝贵的光阴专门照顾他。

    对这样的一个衰老成人和这样的一个小孩，意义何在？我从东德基督徒极富怜悯的工作中，对这个问题得到莫大的启示。这些人所成长的社会，比西方人更熟悉受苦的意义，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伸手援助现代社会里面，那些最不“贵重”或“最无用”的成员。

    特罗基舒医生是负责医治严重智障的小儿科医生，他问：“他们人生的要义是什么？他们的生命有意义吗？他可以医治外在的毛病，但在这个受损的脑袋里，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特罗基舒医生多年来未能回答有关意义的问题。无论他怎样执行医疗的职责，却没有答案。后来，他教授一个初阶课程，特为训练医疗中心的新助手。经过一年的训练期，课程快将结束时，他请那些年轻助手填写一份问卷。当中有一条问题是：“自从你全身投入服侍残废人的工作后，你的人生有什么改变？”以下是他们的答案其中一些范例：

    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是以前从不会想过自己能做到的。

    ——我在这里工作期间，赢得萨拜因的感情。我有机会亲身与一个残废人相处，完全不再觉得她是残废的。

    ——我现在对人类受苦一事更敏感，这工作引起我助人的意愿。

    ——这工作使我问：什么事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工作有了新的意义和目的。我现在觉得有人需要我。

    ——我学会了忍耐，并欣赏最细微的进步征兆。

    ——我观察残废人时，发现了自己。

    ——我变得更有忍耐。我自身的小问题好像不再那么重要，而我学会接纳自己的所有不足。最重要，我学会欣赏人生中短暂的乐趣；我特别感谢上帝，因为他向我证明爱可以比恨或暴力成就更多的事。

    当特罗基舒医生读完上述以及其他的回应后，他突然领悟了他问题的答案。那些受苦孩童的意义可以在他人——他的助手——身上作工，他们正学习的功课，不是复杂的教育制度所能教导他们的。他想到他多年诊治、却少见进展的两个病人。”丹尼尔和莫尼加是否只是为我而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深入而显著的问题是上帝可能给我的问题吗？这两个严重智障的孩童是否就是答案——上帝给我的答案？”。

    * 情绪的痛楚如严重忧郁症，所陈述的苦难范围会很大，但我不能在本书开始提及它，因为它是专注生理上的痛楚。我推荐John H Timmerman A Season of suffering（Multnomah Press． 1987）记载一个家庭与忧郁症搏斗的感人故事。

 上帝与我们同哭，所以，我们有一天可与他一同欢笑。

    ——莫特曼

        每个宗教——不论是佛教、印度教、回教或新纪元——一定设法解释痛苦的问题。我一直讲解这些问题——痛楚对人体的价值、如何预备忍受痛苦，和透过痛苦彼此帮助——都是人人适用的，没有宗教信仰之别。但是，基督教信仰究竟有何特别不同之处？基督徒有什么可以依赖的资源？

    从某一方面来说，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开始的问题：“当你受伤时，上帝在哪里？”鲁益师会问这个问题，正如嘉迪雅、情人从船上跌落海中的女演员、钟尼、布雷恩，和集中营的生还者。每一个受苦者至终会发出这个问题。上帝在哪里？他对我的情况有何感想？他关心我吗？百灵鸟正在飞翔，蜗牛在刺树爬行，上帝在他的天堂，世界上事事稳妥。

    勃朗宁在十九世纪中叶写下上述的话，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乐观的时代。但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原子弹的侵袭、犹太人大屠杀、无数种族大屠杀，和世界各处有无数的饥荒后，现今少有人会胆敢这样说：“世界上事事稳妥”。更糟的是，上帝好像不理会世界上所有的紊乱情况而留在他的天堂里。上帝为什么还不有所行动？

  一个农场雇工的呼唤

    请听一个现代的实例，一个移民、任农场雇工的母亲自述对上帝的控诉（根据精神病医生和作家科尔斯的记载）。

    去年我们参加新泽西的一间小教堂聚会……我们带了所有孩子前往，包括婴儿在内。杰克逊牧师也在那里，我忘不了他的名字。他告诉我们要保持安静，并告诉我们能住在这个国家应当高兴，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是“无神”的国家。

    …… 然后，我的丈夫突然大发雷霆；我相信他的精神出了问题。他站起来，开始高呼：是的，牧师；他走到杰克逊牧师跟前，告诉他闭嘴永不要再说话，不要向我们这群移居者说话。他叫牧师返回他自己的教堂，不管教堂坐落在哪里；不要理会我们，不要站在那里，好像要帮助我们的好人。

    然后，他做了最糟的事。他抱着婴儿安妮，举起，放在牧师面前，并向他尖声大叫大嚷；我从未见过人这样做。我记不清楚他说什么，但记得他同牧师说：这是我们的小女安妮，她从未看过医生，现今却生病……但我们没有钱，不够养育安妮，或其他小孩，或我们夫妇俩。

    然后，他举起安妮高过牧师的高度，并说为什么牧师不为安妮祈祷，并求上帝惩罚种植者正在对我们所有移民所做的事……之后，我的丈夫开始高声责骂上帝不顾我们，而她却好好地眷顾其他人。

    然后，那位牧师出声——那是他的错误，真是如此。他说我们应当小心，不要责怪上帝，不要这样批评地及埋怨他，因为上帝本来不打算关注种植者的行为，和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上帝忧虑你的未来”，那是他所说的话。我告诉你，我的丈夫几乎气得爆炸。他约有十次向牧师高呼：“未来，未来，未来……。”然后，他抱起安妮，几乎将她推近牧师的脸，可怜的安妮开始哭叫。他问牧师安妮有什么“未来”，又问他如果他的生活像我们一样时，他会做什么，他是否也有一个像我们的“未来”。

    然后，他说，牧师好像其余的人一样，只管从我们身上赚钱。他把安妮举至最高，直接靠近十字架，他告诉上帝最好停止由牧师代他发言，他应当亲自了解我们，不是让“讲道者”——他不断称他们作“讲道者”——代他说话。

    ……　当他议论完“讲道者”后，就住口回到我们当中。整间教堂鸦雀无声，真的没有，你听不见有人说话——直至有几个男人开口。说他是对的，我的丈夫是对的——然后，所有在场的人都鼓掌，我真的觉得很滑稽。1

    这个移民的家庭以最佳的表达方式，总结了受苦的问题。为何上帝容许世界有著患病的孩童、缺乏金钱、缺乏盼望？他们的困境不是抽象及哲学问题，是极之个体性的问题：他们的孩子安妮生病，他们看不见出路。上帝会关心吗？

    我在这本书或其他书所说的话，没有解决这个农场雇工的家庭问题。他们呼求一种同情的爱，而不是纯理论的解答。但是，这个忿怒的劳工在他的热诚中，却不知不觉地指出基督教对痛苦问题的主要贡献。他将孩子举起放在牧师面前，又举起她靠近十字架，他要求上帝亲身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的光景。他说，上帝只管让讲道者代地说话，是不足够的。

    事实上，上帝真的来了。他取了肉身进入这个世界，又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光景。没有道成肉身，我们的信仰就对这个农场雇工变成没话可说。

    遵守他自己的规则

    旧约的人物如约伯和耶利米，有时大大地怀疑上帝是否“充耳不听”他们痛苦的呼喊。耶稣突然做出决定，停止了这样的推测。上帝不但没有充耳不闻，反而突然安装了耳朵——真实、有耳鼓膜连听骨连耳蜗的人耳。上帝的儿子在巴勒斯坦布满裂纹和灰尘的平原上，亲身听见人类微小震动的呻吟：来自病患者和有需要的人，且来自为内疚感而非为身体痛苦而呻吟的人。

    请清除杂念，用一刻钟思想耶稣的生平。他是历史上唯一能够计划自己出生的人。但他却虚己，将一个完全属天的身体换取了一个脆弱、有血、有软骨、有肌腱和神经细胞的身体。圣经说人类所认识的试探，没有一样是耶稣没有经历过的。他孤独、疲乏、饥饿、亲身受撒但攻击、被如水蛭般的崇拜者包围、又被有权势的仇敌迫害。

    至于外貌，圣经只有一处地方描绘耶稣，是在几百年前由先知以赛亚所预言写下的：“他没有佳形，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赛五十三2-3）。

    当耶稣最初开始出来传道时，人们叫嚣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古代异教徒有一句笑话：耶稣是乡下人，是来自拿撒勒的乡巴佬。耶稣带着这样的名声接近其他遭排斥的人：因麻疯病而被隔离的人、娼妓、税吏、瘫子、声名狼藉的罪人。

    耶稣的邻舍曾将地赶出城外，想要杀死他；他自己的家人怀疑他的神智是否清醒。当日的领袖骄傲地报告，没有一个掌权者或宗教领袖相信他。他的跟随者混杂著渔夫和农夫，那个移居的农场雇工在这些人当中会觉得安慰。但到了最后，当耶稣的同胞将他替换一个恐怖主义者的性命时，连这群跟随他的人也离弃了他。

    没有别的宗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或回教——提出这个独特的贡献，就是一个全能的上帝甘愿忍受他创造的世界的限制和受苦。正如塞耶斯所说：不论上帝为了什么理由，选择照自己形象创造人——有限、受苦、要经历忧患及死亡——他却诚实地和有勇气地承受个人的苦难。不论他与他的创造物玩什么游戏，他都遵守自己的规则，并保持公道。他不会要求人而不要求自己。他亲自走过整个人类的经历：从家庭生活的琐碎烦恼事、辛劳工作及缺乏金钱的限制，到最可怕的痛楚和羞辱、被击败、绝望，甚至死亡。当他是人时，他以人的样式行事。他生于贫穷而死于羞耻，却觉得这是十分值得的。2

    耶稣来到地上受苦而死亡的事实，并不除去我们生命的痛苦。但这却证明上帝并没有安逸地坐着，观看我们孤独地受苦，他成了我们当中的一位。因此，在耶稣里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写，让我们亲自看看他如何回应人类的受苦。事实上，我们对上帝和所有受苦的问题，都应该透过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去过滤。

    住在地上的上帝如何回应痛苦？当她遇见一个忍受著痛苦的人时，他满有怜悯之情（同情出自拉丁文pail和 cum，意即“与……同受苦”）。他从没有说：“忍受你的饥饿吧！忍受你的悲伤吧！”当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他就哭了。

    每次当人直接求耶稣帮助时，他常常医治他们的痛苦。有时，他打破根深蒂固的习俗帮助人，正如地触摸一个患血漏病的女人，或触摸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不顾他们说“不洁净”的呼喊。

    耶稣的回应方式应该能够说服我们，相信上帝不喜欢看见我们受苦。我怀疑耶稣的门徒也为“上帝关心吗？”这等问题而困惑。他们亲眼证明耶稣天天关心人：他们只需看着耶稣的脸。

    当耶稣自己面对受苦时，他的反应好像我们任何人一样。他会退缩，三次求问上帝是否有其他可行之法。由于没有其他方法替代，结果耶稣经历了——或许是第一次——人类深深被弃的感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福音书记载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夜，我发现他曾与恐惧、无助和希望作强烈的搏斗——这是我们受苦时，同样面对的范畴。”

    耶稣在世的生平记载应该可以永远回答这问题：“上帝对我们的痛苦有何感想？”上帝回答痛苦的问题，并非给予我们文字或理论。上帝将自己给予我们。哲学可以解释难题，但没有力量改变事物。但福音——耶稣的生平故事——应许带来改变死刑。

    爱是铁钉；爱硬如铁钉，

    钝、粗大、锤进那位救主的神经。

    他既创造我们，就认识他所造的事物，

    看见（一切，就是） 我们的十字架和他的十字架。

   —— 鲁益师《爱如热泪》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记号去记念耶稣。今日，那个形象用金包里著，挂在运动员和漂亮妇人的颈项上，这是我们掩饰残酷而真实的历史的例子。当然，十字架是行刑的一种工具；如果我们用珠宝制成细小的电椅、毒气室和皮下注射针筒，甚至制成现代流行的行刑工具，都不会使人觉得古怪。

    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普世的形象，向人证明上帝关心我们的受苦和痛苦。上帝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形象在世界所有宗教中有者独特的地位。许多宗教都有神明，但只有一个宗教有音一位完全关心人的上帝，他成了人，并为人而死。

    那幅景象——有鞭打、尖锐的长针、慢慢窒息而死的虐待——时常被人重述，以致我们这些会因赛马或小海豹死亡的新闻故事而畏缩的人，却退缩不去重述它。这种死刑异于今日既快捷又乏味的死刑，它使受刑者有几个小时之久在一群嘲笑的群众面前展现。

    对耶稣当日的人来说，他所作的应许必定看来特别空泛。这个人是王吗？若真有其事，他必是一个假皇帝，戴着荆棘的冠冕。有人给他被上一件上好的紫袍，却因彼拉多的鞭打而留下血渍在衣服上。

    这个人是上帝，有可能吗？就算对那些追随他三年多的门徒来说，这个说法也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在群众中退缩，害怕被人认出是跟随那假皇帝。他们梦想一位大能统治者能除掉所有受苦，竟成了恶梦。

    耶稣的死是基督教信仰的房角石，是他再来的最重要事实。几本福音书都突出这个事实的细节。他的整个传道事工留下连串的提示和清楚的预告，当事情成就了，人才会明白那些预告。一个宗教建基于家十字架的事件上——上帝亲自承受痛苦——对痛楚的问题会有什么可能的贡献呢？

    使徒保罗称十字架是人信靠上帝的一块“绊脚石”，而历史证明了他所说的话。犹太拉比质疑上帝不忍看见亚伯拉罕的儿子被杀，却容让他自己的儿子死去。可兰经教导人说，上帝太不愿意让耶稣上十字架，故此让一个恶人替代他的位置。尽管是今天，美国电视的知名人物多纳休，解释他为什么反对基督教：“一个全知、全爱的上帝怎可能容让他的儿子为了救绩我的罪而在十字架上被杀？如果父上帝是如此‘全爱的’，他为何不下来走上加略山？”。

    所有反对者都忽略了福音的要点：在某种神秘方法下，是上帝亲身来到世界，并且受死。上帝不是“在上”观看“地下”悲剧的事件逐一发生。上帝是在基督里，让世界与自己和好。借用路德的话来说，十字架表明“上帝与上帝搏斗”。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他的死只会证明上帝的残酷；但他是上帝的儿子的事实，却证明上帝是完全认同受苦的人性。上帝在十字架上亲自承受这个世界的可怕痛苦。

    对有些人来说，一副苍白躯体在黑夜中朦胧出现的形象正是低诉失败。不能控制自身儿子受苦的上帝有什么好？但我们却可以听见另一个声音：上帝的声音向人类高呼“我爱你”。爱从那挂在十字架的孤独身影向历代扼要说明出来；他说它可以在任何时刻呼叫天使下来救他，但他却没有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在加略山，上帝接受了他自己也不能违反的公义条约。

    因此，虽然十字架对有些人是绊脚石，却成了基督教信仰的房角石。对痛楚和受苦如何配合上帝计划的任何讨论，最终要来到十字架面前。

    约伯记最后记载上帝回应受苦的问题，他发表了一篇伟大的演讲，集中讲述他的能力。加略山一事发生后，重点与能力转移到爱：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三16）。

    上帝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罗八31－32）。

  此事为何这样重要

    有一次，我与一个牧师交谈，他刚替一个八岁女孩举行安息礼拜。当那个女孩徒然与癌症搏斗时，他的教区有超过一年之久为女孩祈求、哀哭，并分担她家人的痛苦。丧礼用尽了牧师的情绪、精力，甚至信心。“我能对她的家人说什么？我没有答案给他们。我能说什么？”他向我吐露。他稍为停顿一会，便说：“我对他们的痛苦没有解答；我只有一个答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答案”。

    对于痛楚问题，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除了提供抽象的神学性解释外，当我们与受苦搏斗时，它们也提供真正而实用的帮助。我已证实至少有四种方法对我的受苦仍有直接的影响，虽然这些事实距今已有二千年。

    我学会用未来去判断现在

    有一位智者名叫贝利曾说：“不要在黑暗时忘记你在光明中所学到的功课”。然而，有时黑暗来临是如此阴霾，以致我们只能仅仅记得那光。诚然，耶稣门徒的光景也是这样。

    在称为最后晚餐、耶稣与门徒最亲密聚会的晚宴上，耶稣做出一个响亮的宣布：“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约十六33）。这十一个人亲自从道成肉身的上帝口中听到这个声明，我可以想象他们的背脊猛然发颤。那一刻，十二个人当中有十一个都乐意为耶稣舍身；当晚稍后时分，西门彼得真的拔刀护卫耶稣。

    但到了第二天，十一个门徒都失去信心。当他们观看耶稣——保持一段安全距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前一晚得意洋洋的宣言必残酷地萦绕在他们的心头。世界好像已经胜过了上帝，他们都遁入黑暗中；彼得更发誓，证明他从来不认识这个人。

    当然，门徒的问题是观点的问题。没错，对过去的光的记忆已经熄灭，但几天后，同一班人必将见到使人目眩的复活之光。当天，他们学到，没有大得以致上帝不能胜过它的黑暗；他们学到用未来去判断现在的意义。这些先前的懦夫被复活的盼望所点燃，就出去改变当时的世界。

    今日，世界上有一半人口都欢度紧接的受苦节和复活节假日。那黑色的星期五在今天被称为美好的星期五，这是因为在复活主日所发生的事。因为复活一事发生了，基督徒就有了盼望：上帝有一天会使这个地球在他的统治下回复正常状况。复活的神迹会扩大到全宇宙。

    当我们落入黑暗及不安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件美好的事情：活过复活节前一天的星期六。正如使徒保罗这样表达：“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罗八18）。我相信耶稣说出得胜的话——我已经胜过世界——并不是偶然之事，纵使当时罗马兵了拿着兵器逮捕他。他知道怎样用未来判断现在。

    我学到转化痛苦的模式

    基督教内里所包含的吊诡性，若脱离了耶稣的生和死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请想想我在本书曾提及一件吊诡的事：虽然贫穷和受苦是“坏事”，而我可以合理地用一生抵抗它们，但它们同时可被称作“有福的事”。这个由坏事变化成好事的模式，完全表达在耶稣身上。耶稣亲尝痛苦，以痛苦为荣，向我们证明怎样将痛苦转化。他给了我们一个模式，希望在我们里面重复产生。

    圣经提及所有有关受苦的教训。以耶稣基督是最完全的榜样。因看耶稣，我总不能这样论说一个人：“她受苦，因为她犯了某些罪”。没有犯罪的耶稣对痛苦也有感觉。上帝从没有应许龙卷风会越过我们的家园，席卷我们不信的邻舍；也没有应许细菌不会侵袭基督徒的身体。我们不能免除世上的悲剧，正如上帝自己也不能免除一样。请谨记，当彼得抗议基督必须受苦时，他却得到耶稣最严厉的责备（六十六23—25）。

    我们觉得痛楚好像一种暴行；耶稣也有这种感觉，这是他施行神迹医治疾病的原因。在客西马尼园，他没有祈祷说：“感谢你赐我这个受苦的机会”，他却拼命求上帝使他可以免除这次苦难。然而，他仍然愿意担当受苦，为一个更高的目标贡献自己。最后，他撇开那难题（“如果还有任何别的方法……。）而接受父上帝的旨意，相信上帝会使用他受死这残酷的事去成就美事。

    正如普兰廷迦曾说：“我们彼此不用基督的十字架去解释邪恶。我们不会因默想加略山，就会终于了解食道癌。相反，我们举目仰望十字架，那里带给我们帮助，好叫我们看见上帝分担我们的命运，因此他是可以信靠的。”3上帝使用了历史上最神秘的方式，选择了最坏的事，它必然可能发生——他无罪的儿子经历骇人的死刑——并将这事件转变为最后胜过邪恶和死亡。这个巧妙的行动是前所未有的，将邪恶的计划转变成为美好的贡献，而这个行动内里包含了对我们的应许。十字架那不能想象的受苦得到完全的救赎：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赛五十三5）；因著他的软弱，我们变得刚强。

    如果耶稣以超人的身分免受一切痛苦而来到世界，世界又会有什么不同？如果他没有死，却只在彼拉多审问时升上天堂，这样又如何？他透过不免去自己的受苦，并故意取了世界提供最邪恶的死刑，给予我们盼望，知道上帝同样转化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受苦。因他的死和复活，我们可以自信地假设，没有试炼——疾病、离婚、失业、破产、悲伤——能够超越上帝的转化力量的范围。

    四福音只有一次记载耶稣的门徒直接称呼地是上帝。这事记载于约翰福音的末部，在耶稣的死和复活之后。所有门徒现今都相信复活的基督，只有一个除外，就是怀疑的多马。多马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力言除非他将指头探入耶稣的手和助旁的钉痕，否则他不会相信。不久之后，虽然门被关上，耶稣却在他们当中出现，正好给了多马机会。多马呼叫：“我的主！我的上帝！”那伤痕证实是超越众神迹的神迹。

    对受苦的意义教学到一个新的层面

    旧约中的忠实信徒似乎困苦难降在己身而震惊，他们期望上帝以财富和安慰酬报他们的忠信。但是，新约却表现一种异常的改变——新约作者正期待相反的事。正如彼得劝勉受苦的基督徒说：”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前二21）

    其他经文也有提及这一方面，我在这里不曾尝试解释它们的意思。保罗谈到“有分于他的（基督的）受苦，又说他盼望“在他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按上下文，上述所有经文都证明受苦可以有其意义，只要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跟随耶稣、所背起的“十字架”的一部分。

    虽然基督并不时常除去我们的痛苦，但他却将它们吸纳在它的受苦中，使之充满意义。我们是协助上帝成就他对世界的救赎目的，和他一同并肩作战驱逐邪恶离开这个地球。

    布尔在二次世界大战担任了四年的随军牧师，在大战的末期服役于太平洋战区的海军，他记录了如下的事：“第二分队目睹很多战斗，伤亡惨重。但我却从未见过一个士兵或官长有一刻怀疑过战争的结果；我也从未见过一个海军会问，如果必胜，为何胜利不立刻来到。问题只是他们要经过艰辛的努力，直至敌人投降为止。”4我从无数隐语提到分享基督的受苦中，看见一个均衡的情况。这个地球有一场很猛烈的战争正在进行，它会决定一切创造物的命运。而那场战役将会引致一些死伤。

    根据保罗的观点，基督往十字架得胜了宇宙的权势——不是用力量战胜，却是用自我付出的爱打败它。基督的十字架可以确保最后的结果，但大大小小的战役却留待我们夺力对抗。值得注意的是，保罗祈求“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分”，同时包含基督一生在地上的痛苦和兴奋（腓三10）。

    虽然，上述的话帮助我们明白所蒙受的死伤是荣誉的创伤，有一天必得看奖赏，但我们今生总不会知道我们在此的行事的全部意义，因为我们未能预知这些事情的发生。基督的十字架也为那些未见的事提供一种模式：这件事似乎很平常，只是罗马前哨站的殖民地加添多一项“公义”的惨淡功迹，却使整个世界的救恩成为可能。

    当一个南非牧师因和平抗议而被捕入狱，当一个社会工作者搬进犹太人的居住区，当一对夫妇拒绝放弃一段有问题的婚姻，当父母以不死的希望和饶恕等候一个迷途孩子回转，当一个年轻专业人士拒绝财富和成就的试探——这些大大小小的受苦，确认都是有更深层的意义，都是分享基督救赎的胜利。“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上帝的众子显现出来。”（罗八19）

    我确信上帝真正明了我的痛苦

    因耶稣，我永不需要向深渊呼喊：“喂，在上的一位，你真的关心我吗？”受苦的出现不代表上帝离弃了我。相反地，上帝透过在地上与我们联结，给我们确实而具历史的证据，表明他垂听我们的呻吟，甚至与我们一同呻吟。当我们忍受试炼时，他站在我们旁边，好像在火炉中的第四个人一样（参但三25）。

    为什么耶稣要受苦和死亡？这个问题值得用一整本书探讨，也曾激励人写了许多书。但是，在众多的答案中，只有圣经提供一个最神秘的答案：受苦乃是“学习经验”上帝这样的话看似模糊的异端邪说，但我只是借用希伯来书的措辞而已。

    希伯来书是写给熟悉旧约的一群犹太人听众。作者努力证明耶稣是“更美的”——这是遍布全书的关键词。他是如何比他们所习惯的宗教体系更美？更有能力吗？更感人吗？不是。希伯来书强调耶稣更美，是因为他横跨上帝和我们之间的深坑。“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著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来五8）。那卷书别处地方告诉我们，救恩的作者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来二10）。

    这些话充满深不可测的奥秘，其确实的意义至少是这样：道成肉身对上帝和我们都有意义。人类历史不但绕着我们经历上帝而转动，也是上帝经历我们。当然，从某一个层面而言，上帝了解肉身的痛苦，因为他设计了奇妙的神经系统提醒我们受了伤。但是，上帝是个灵，他曾否感觉肉身的痛苦呢？这要等到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才感觉到。道成肉身这事的发生，是崭新的时代，是上帝亲自经历成为人是怎样的一回事。

    耶稣在地三十三年，学到艰难、被弃和被出卖。他也学到无数痛苦的事：原告用掌掴你，面上留下红色的手指印；装上金属饰钉的鞭子鞭打背脊；粗厚的铁钉穿入肌肉、腱和骨；他亲身感受到这些痛苦。上帝的儿子在世学会了这一切。

    上帝因耶稣，用上不可思议的方式，垂听我们不同的呼求。希伯来书的作者惊叹，凡我们正在经历的事，上帝自己都曾经历过。“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来四15）。

    我们有一个大祭司已从受苦学校毕业，“能够温和地对待那些无知和途入歧误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来五己）。因耶稣，上帝明白、确实明白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眼泪变成了他的眼泪，我们不是被遗弃。有着患病女儿的农场雇工，患血癌而肿胀的八岁孩童，尤巴城一群哀恸的亲属，路易斯安那州的麻疯病人——没有一人单独受苦。

    艾略特在他的《四重奏》中这样说：

    那负伤的医者勤用小刀

    探究有疾病的部位；

    流着血的双手底下，我们感觉

    医者的医术流露强烈的同情心，

    解决了热病图上不解之谜。

    人生的手术会使人受伤。但是，手术却帮助我认识那位医生——负伤的医治者——他曾经感受过每个痛楚的伤害和每个忧伤。

　那些非常明白痛楚的人，特别提防别人对痛苦陈腔滥调的言论。经历过这种神秘的经验使人超越了理性的范畴，最终让人保持沉默：至少无言所表达出来的安慰，必须透过与受苦者联合的态度才可以表现出来。

    ——格里芬

    上帝的儿子在三年的传道生涯，公开表露他的情感。任何人有受苦问题都可以求耶稣帮助；任何人都可以跟随地，也透过观察地如何回应病人和需要者，离去时都会对这个问题：“上帝如何感受我所经历的痛楚？”有着清楚的答案。

    当然，耶稣并没有留在地上将近二千年之久，教会一直都没有基督可见的临在。我们现在不能乘搭飞机到耶路撒冷。租一辆车，在大卫王旅店安排个人约见他。我们这些活在今天的人又如何？我们怎样才能感觉上帝的爱呢？

    新约的作者仍然处理耶稣升天离去的事实，并带着迫切之情讲解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建议。

    罗马书第八章包含了其中一个建议：“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福音书启示那位上帝就在身旁——他取了肉身，和有着人的耳朵去垂听人类的呻吟；新约的书信启示那位上帝住在人里面——一位不可见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表达我们无言的痛苦。

    因我写及有关痛苦和失望的问题，就收到一些人的信件向我倾诉他们个人的呻吟。我甚明白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祈祷的无助感，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有时都会这样。怎样为一段陷于绝境、只有阻滞而不成长的婚姻析祷？或为一个小孩被诊断有末期癌症的父母祈祷？或为一个女基督徒在尼泊尔因信仰被监禁祈祷？我们可以祈求什么？我们应如何祈求？

    罗马书第八章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无须想象如何祷告。我们只需要叹息。当我读保罗的话时，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形象：一个母亲留心细听孩子无言的呼喊。我知道许多母亲经过多年的体验，都学会了辨别求食物和求呵护的喊叫、因耳痛的喊叫和肚子痛的喊叫。对我来说，这些声音都是一样的，但对母亲却不然，因为她有着这种本能辨别一个无助孩子喊叫的意思。

    上帝的灵有着感觉的资源，超越最具智慧的母亲。保罗说，那灵住在我们里面，探知我们不能清楚说出的需要，并用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言语把它们表达出来。当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时，他填上那些空白处。显然，上帝也喜欢我们这样无助。我们的软弱成了他赐力量的机会。

    为这缘故——满有怜悯的上帝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份新的亲密关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离去确实带来好处。他说：“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约十六7）。圣灵现今住在我们里面，成为上帝同在的个人印证。在别处，圣灵被称作“按金”，保证那美妙时光将要来到。

    但是，圣灵只是灵：不可见、如风之快速、是人难以触摸的，而天堂是在未来的某处。现今又怎么样呢？有什么具体事物向我们保证，又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爱仍在这地上?

    新约提供了第二个答案，它的中心环绕看“基督的身体”——这句奥秘话出现超过三十多次。保罗特别选择使用这句话作为教会形象的摘要。当耶稣离去后，他将他的使命转交给一群有瑕疵及不称职的男女。耶稣承担扮演教会的头的角色，将手臂、脚、耳、眼和声音的职务交给反复无常的门徒——也交给你和我。法国诗人克洛岱尔用如下的方式解释这个转变：“自道成肉身以来，耶稣只有一个愿望：重新开始他所活过的人生。那是他为何想有外加的人性的原因，因为人可以让他重新开始”。1

    我们若细心读四福音，就会发现这个新安排是耶稣一直想有的。他知道他在地上的时间很短暂，因此，他宣布一个使命，使之超过他的死和复活。他宣告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六十六18）。耶稣成了无形的头，定意操作一个包含多个部位的巨大身体，影响我们对受苦的看法。意思就是说，他时常依赖我们彼此帮助，一同对抗困境。“基督的身体”这句话，贴切地表达了我们被上帝呼召去做的事：用身体代表基督是怎样的，特别是对有需要的人。

    当使徒保罗写上以下的话时，脑海中必定有某些东西类似那样的过程：“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上帝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我们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林后一4—5）。保罗的整个传道生涯，都实行这个原则：为饥荒的受害者筹款，派遣助手走到有困难的地区，又承认信徒的馈赠是来自上帝的馈赠。

    因痛苦而联合

    没有东西会像痛楚组织那样联合身体的个别部分。一双有病菌的脚指甲向我宣布脚趾是重要的，因为它是我的，需要我的注意。如果你跺着我的脚趾，我会大叫：“很疼呀！”我知道脚趾属于我，因为你的脚在那一刻正放在我的痛神经上。痛给我意义，为我定界线。

    许多人都知道，狼的两条后腿在严冬时一旦变成麻木，它们必会咬掉其中一条腿。麻木干扰身体的合一；狼显然不觉察那条腿是属于它们的。

    还记得那个咬断自己指头的女婴吗？因为她不能感觉痛楚，故此，她没有强烈的感觉知道手指是属于她的，需要她的保护。酒徒、麻疯病人、糖尿病人和其他失去知觉毛病的人，要面对恒常的斗争，脱离不了他们的困境。

    当我与布兰德医生同工时，特别发觉到身体能感觉痛楚是必需的。人体内的血细胞和淋巴细胞会急速地冲到任何被袭击的地方，身体会停止所有非主要的活动，专注照料伤处；结果身体的痛楚成了这个合一反应的中心。

    痛楚是那极大的机制，迫使我停止手上的工作而专心照顾受伤的部位。如果我因打篮球而扭伤踝部，痛楚会使我停止打球；如果我的鞋太紧，痛楚会使我换鞋；如果我的胃继续地痛，痛楚会使我看医生。换言之，最健康的身体就是最会感觉最弱部位痛楚的那一位。

    同样，我们有份于基督身体的人，应该学会关注身体其余部分的痛楚。我们若这样做，就成了基督复活身体的化身。

    布兰德医生建立了这个观念，成为他个人哲学的主要部分。

    个别的细胞要放弃它们的自主，才能学会一同受苦，然后由众多细胞所组成的有效机体才能再次产生及生存。同一个设计者继续以一种崭新，并更高的目标去创造人类。不但一个人的细胞能互相合作，就是同一种族里个别的人现今都走向新的层面，集体承担责任，也走向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新关系。

    如同身体一样，这种新关系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对痛楚的感觉。人人都喜见人体各部和谐运作，但我们却只能为男女关系忧伤。我们在人类的社会中受苦，是因为我们受苦不足。

    世间出现无数的忧伤，是出于一个生物的自私，他不顾另一个受苦中的生物。如果身体内的一个细胞或一组细胞要牺牲其余的细胞才可生长繁殖，我们称它作癌；我们又知道如果让它扩散，这个身体就注定死亡。然而，对付癌的唯一可能，就是每一个细胞要绝对忠于那个身体，那个头。今天，上帝正在呼唤我们从低等创造开始学习，渐渐进到认识一种较高的标准，并参与这个群体，是上帝预备用它来拯救世界的。2

    呼喊和低语

    避开有需要的人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服侍有需要的人不是给予基督徒的选择，而是命令。我们——你和我——是上帝回应这世界无数苦难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作为基督在地上的身体，被强制走向那些受伤者，正如基督一样。那是上帝在所有历史中的一贯行动。

    中东、南非、北爱尔兰，是从基督的身体发出巨大的痛苦喊叫。某些基督徒领袖的丑闻、第三世界的贫乏，我们有没有倾听它们、回应它们？还是，我们变得麻木而忽视痛苦的信号？那实际是牺牲了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不是所有痛苦的呼喊都是进不可及的，有些痛苦是在每一间教堂和办公室里。失业者、离婚者、寡居者、卧床者、无家可归者、高龄者——我们有没有顾及他们的需要？。

    据大家所说，基督教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历代以来都做了不同的工作。有时，它好像是自我毁灭（宗教裁判所，各种宗教战争）似的。然而，基督承诺给人类自由时，却仍然依赖我们将他的爱传达给世人。虽然教会有失败的地方，但教会确实做出了部分回应。你可以在美国所有大城市中，找到许多医院的名字如路德宗上将、基督医院、圣玛莉、好撒玛利亚人、浸信会医院等。虽然这些机构往往是以非宗教性质运作，但它们源于一群信徒相信医治是他们被呼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少过百分之三的人口自称为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却肩负了超过百分之十八的医疗服务。如果你对一个印度农夫提及基督徒这几个字——他或许从未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脑海浮现出的第一个形象很可能就是一间医院，或是一架医疗车每月一次停在村落，以基督的名为人提供免费及个人的服务。当然，这种服务不是福音的全部，但也不是一个不适当的起点。

    西方国家大部分的医疗服务是由其他部门接管，但大城市却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无家可归者。有几百万无家可归者晚上睡在城市公园、高速公路的桥下、暖炉架，我们的社会可会回应这些痛苦的呼喊？教会再次最先回应他们，开设庇护所和施粥所。

    我收到一封来自大急流城、一位妇人的信件副本，她经历到小规模、一对一的基督身体触摸的医治。她有七年之久服侍她的丈夫，他是一位患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著名教堂音乐家。他死后的第一个忌辰，这个寡妇寄出一封感恩信给她许多的教会朋友。部分的内容是这样的：自从八年前外子初期患上此硬化症，你们都用爱和支持围绕者我们。你们用无数字条、书信和问候卡鼓励我们；有些很有趣，有些很深奥，有些只是热切的关怀，但我们一概极之珍惜。

    你们从遥远的地方来采访我们，和打电话给我们…你们预备了，并送来叫人惊奇的食物，滋润了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你们替我们购物、作我们的跑腿、替我们修理破坏了和失灵了的东西，但却不顾及你们自己的。你们清扫和铲净我们人行道的雪堆、替我们取信件、倒垃圾。我们能够参加教会的崇拜，是因为你们将聚会录了音。你们又送来爱心的礼物，其数难以计算，却燃亮我们的时光。

    你们懂得修理……甚至就在我们的家修补了一根牙齿。你们做了有创意的事，使我俩的生活好过些，例如那件[止咳外衣]和信号开关，使诺曼直到临死前都可以使用。你们与我们分享圣经；有些人选择代祷的职事，为那些定时到我们家进行呼吸治疗的人祈祷。你们让诺曼觉得他仍是音乐界，和教会音乐事奉的一个主要人物。

    你们的祈祷何其多！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那些祈祷鼓励了我们，帮助我们度过特别困难的境地；祈祷所给予我们的力量是人不可能拥有的，又帮助我们亲自支取上帝的资源。有一天，我们将会明白为何诺曼在这地上得不到完全的医治。但我们却确实知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日，比起一个患上这种硬化症病者的时日更长，情况且更好。爱不是一个足够强烈的字眼诉说我们对你们的感谢。

    我可以重温第四部分（“我们如何面对痛苦？），证明这个寡妇的教会朋友，如何按着本能做了这本书所推荐的每一件事。他们成了上帝亲临她身上的标记。因他们爱心的关顾，她没有被疑惑所折磨，怀疑上帝是否爱她。她可以透过基督的身体——她的教会，而感觉上帝的爱。

    背负重担

    有一个人了解“忠于身体”的意思，请听以下的话：“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陷在罪里，我不焦急呢？”（林后十一29）；或是：“记念那些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自受过。”（来十三3）。

    或来自多恩的声音：教会是大公性的、宇宙性的，她的一切行事亦然；她所作的一切是属于所有人的。当她为一个小孩施洗时，那个行动与我有关，因为那个小孩藉此连接在那个身体上，与我共同连于一个头，我被嫁接在那个身体上成为一份子。并且，当教会埋葬一个人时，那个行动与我有关：所有人类都是出自一个创始人，出自同一本书……

    没有人是一个孤岛，完全属于自己；人人都是大陆的一块土地，是那主线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将欧洲的一块地冲去，欧洲就会变小，如同海水将海角的一块地冲去，如同海水将你朋友的庄园或你自己的庄园的一块地冲去一样。任何人的死都使我变小，因为我是人类中的一员，所以，我总不会派人询问丧钟为谁鸣；它正是为你而呜。3

    圣经说，要彼此担当重担。我们人人都会同意这个关于痛苦的教导。有些人不会看痛苦是一份礼物；有些人时常控告上帝容许痛苦存在，是不公平的。但事实毕竟是事实，痛苦和受苦就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设法回应。耶稣回应的方式，就是背负他所接触的人的重檐。我们活在世上，是基督的身体，是他情感的化身，故此。必须跟随他的榜样。

    身体的比喻正确描绘上帝是如何在世上工作。有时上帝亲自进入世界，偶然藉着施行神迹，通常藉着赐超自然力量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上帝主要是依赖我们——他的代理人——在世上作他的工。上帝要求我们在世上活出基督的生命，不只是回顾或形容这生命。我们宣告他的信息，行公义，求怜悯……并与受苦者一同受苦。

    南非作家佩顿是《哭吧，亲爱的祖国》一书的作者，他提出亚西西之圣方济各是回应人类的痛苦的基督模范。当方济各以年轻贵族身分，骑吉马经过一个患麻疯病者身旁时，他的一生就在那一刻被改变过来。那时，他怨恨上帝，又有些增厌那个患病的人。但是，他里面却有些东西使他克胜这两种反应。结果，他从马上下来，走过去，抱住乞丐，吻着他的唇。

    佩顿说，圣方济各本可咒诅上帝或那个患麻疯的人，但他没有这样做。与其花精力控告上帝容许创造界受到损伤，他宁愿选择使他的生命成为上帝和平的工具。那个行动同时改变了施予者和接受者。圣方济各说：“那看似是我内里苦涩的东西，却变成了身体和灵魂的芳香”。

    圣方济各的反应恰巧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阿利奥沙给他的兄弟伊凡的反应一样。阿廖沙不能解决伊凡或他自己对痛苦的问题。但他却选择站在受苦者旁边，并拥抱他们。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指出耶稣是用同样的反应对待他的仇敌——宗教法庭大法官。

    如果教会贯彻遵循这种模式，不用辩论，却用爱回应受苦的问题，这样，人或许不会带着极度痛苦之情提出这些问题。基督身体的联合力量，是孤独者、受苦者和被剥夺者的强大力量；也像福音书所记载的那棵长到极大的树，有飞鸟来在树枝上筑巢。

    我来到医院探访，深深感受到信徒所带出的安慰（“我们为你祈祷。），和非信徒所带出的安慰（祝你好运，我们会逢凶化吉的）之间的巨大分别。今天，如果我要用一句话回答这个问题：“当你受伤时，上帝在哪里？我会将这句问话变成另一个问题：“当你受伤时，教会在哪里？” 我们组成一队前锋，成为上帝对受苦世界的回应。

    “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硬着心肠不理，他怎能说他心里有上帝的爱呢？小孩子们，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约壹三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