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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整个灵修历程中，我都为了与天主越趋接近而不断奋斗。当我现在准备着从这个人世间进入到另一世界去的当口，我除了反省我的一生，以及承认这些年来这些题目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之外，我不能做其他任何事。现在，有一个主题常浮现在我眼前，它的意义超过了其他一切主题，那就是：放松自己。

我所谓的“放松自己”，就是指让我们自己有能力从那些我们紧抓不放的事上解放出来，而这些事阻碍了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亲密关系。

放松自己从来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确实的，这是整个人生的长期过程。但是，若我们懂得打开自己心扉的重要性，并努力发展一个健康的祈祷生活的话，放松自己也完全可以实行的。然而，悟出这个真理却花了我整整一生的时间。为此，我愿意让你与我一起分享一些背景和故事；在我生命中的这些故事，总是像枢轴一样稳定着我。

我17岁就进了修道院，那以后，我就在自己生活中不断地学习怎样来进行祈祷。早期，我得到巴尔蒂莫的玛利亚修院以及天主教大学神学院里的苏尔比斯会神父的灵修关怀。他们每天晚上召集我们聚在一起做默想，并指定要点让我们反省。早上弥撒之前，我们也聚在祈祷室里先作省察和默想。有时候，我曾经想过，这种方法是不是一种最好的教育法?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得不承认它确确实实向我们介绍了祈祷的重要性，并让我明了祈祷并不单是一种实践，而是包含着口诵和聆听两部分。

1952年我圣神父以后，可能与当时每一位忙碌的年轻神父一样，我花很多时间在祈祷上。但是到70年代中期，我发现自己更注重于做有用的事，而把祈祷放到了次位。我对修生、神父、会士、平信徒阐述祈祷的重要性，向他们强调，人若不恒心祈祷，就不能真正与天主保持联系。但在某个方面，我又觉得自己的教导是虚伪的，因为我自己并没有为我个人祈祷安排一个恰当的时间。这并不是说，我缺乏祈祷的热情，或者说，我突然决定祈祷并不重要了。不，我只是由于太忙碌，仿佛掉进了以为多做善事要比多祈祷更为重要的陷阱中去了。

有一天晚上，我与三位神父一起用餐，这三位神父都比我年轻；其中两位还是1972年我在辛辛那提祝圣的。谈话中，我告诉他们，自己觉得祈祷是一件困难的事，并问他们是否能帮助我。我不能确定我是不是真挚地在寻求帮助，因为我并不知道我是否真能按照他们所建议的那样去做。他们问我：“您问这问题是否出于真心?您真的要我们转入这话题?”我能回答什么呢?我总不能在告诉他们该怎样做以后，却对自己说：“不，我做不到。”

他们直截了当地，尽管显得过于梗直，帮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神父、一个主教，我提供给他人灵修成长的方法，而自己却不能加以实施。这次发生的事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点。这几位神父，就像许多神师神父常说的一样，帮助我明白了祈祷必须要有一个“保证质量的时间”。祈祷绝不能匆匆忙忙地敷衍搪塞了事。你必须安排一个好时光，一个“保证质量的时间”来祈祷。然后，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第二位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一定会把自己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拿来奉献给祂了。

我决定把我一天中的第一个小时奉献给天主；不管在什么境遇下，这一个小时，我只让自己在祈祷和默想中与天主相遇。我尽量打开自己的心门，让进天主。这样做使得我的生活变得新颖和振作，充满了远景。同时，我还发觉，这样做使我有可能与其他人一起，在我们的灵修旅途中共同奋斗。让他们知道我经历了他们曾经历过的相同的事情，这大大地增加了人们的勇气；这也成了我以后在对癌症病人以及一些重病人做牧灵工作时，起着极大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因素。

放松自己实在是不容易办到的。为了能更彻底地放松自己，我经常不断地祈祷，并与自己的心灵搏斗；让自己的心灵更乐意地成为天主显示祂无限温情的场所，让自己完完全全放弃自我而去聆听天主对我的要求。

很清楚，天主要我现在就放松自己。但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总希望紧紧地抓住自己，或一些自己所熟知的人事不放。我每天的祈祷就只是盼望能对基督彻底地打开自己心扉的大门，并随时接受祂所期待着我的事发生。

因此，现在，我更加自觉自愿地放松自己：老实说，有时候，我甚至在试着放松自己紧抓不放的事之前，就让天主把我从所经历的挫败中拯救出来。我反省在路加福音里记载的税吏匝凯的故事。当他迎接耶稣去他家时，有些人就埋怨耶稣去了罪人的家．“匝凯站着，对主说：‘主!我把我一半财产施舍给穷人，我若有什么错待了人的，就偿还他四倍。’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人家了，因为他也是亚巴郎的子孙啊。人子来，正是为了寻找，拯救那丧失的人”(路l9：8—10)。

我竭力想像匝凯打开自己家门一样打开我心灵的门户；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上主完完全全地替代我，来安排我的生活。然而，以往很多次，我只是部分地开放自己让进天主：我与祂交谈，但是看来，我又害怕祂来完全安排我。

我怕些什么呢?为什么我只能打开一条小小的门缝，而不愿意把门开得大些呢?我在灵魂深处探索其答案。有的时候，我认识到，这是由于我想要获得成功，并且让人承认我是一个成功的人。而另一些时候，当我读到或听到那些批评我的决定和我的行为的时候，我又会变得坐立不安。当这种感情占上风时，我就想控制一切事物，那就是说，我想尽量向人说明这些决定和行为都是正确的。在我对这些事情作出反应时，我不能对人抱有完全的信任，直到他们能向我证明他们是可信任时为止。

我发觉，偶尔我也以同样的方法在对待天主。从概念上来说，上主是绝对能信任的。我提醒自己，这是上主的教会，没有一件事的发生会超越祂的掌管范围。但是，尽管了解这一切，我发现自己仍常常留有余地，不愿意完全放弃自己．

我是否害怕天主的意愿与我自己的想法有可能不同?并且如果祂的意愿占优势的话，则我是否就要受到批评?或还存在其他的原因?可能，从心理和感情上来说，我这样做，只是单纯地不想放松自己罢了。

我这样拼命干的另一个原因，实际上也是由于每天有如此多的人对我提出要求。他们的期望是如此之多，如此多采多姿，充满了个人色彩：因此，看来，我不能放松自己，倒好像我喜欢这些压力似的。

同时，我也真心诚意地扪心自问，这些使我如此焦虑不安，使我不愿意试着放松自己的举动，是否是一种骄傲的表现?或者，有时候，我几乎感到软弱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是因为我被教会内的团体搞得不知所措?这些团体互相竞争为获得我的注意和支持。其中，有一部分人视自己是进步者，他们希望我接过他们的旗帜；

而另一些遵行着保守传统的人都期待着我忠诚于他们。双方的呼声都是真诚的，然而，我感到我要努力使自己做出的每一件事对整个教会都是正确的。由于双方的紧张关系，有时候不得不使我小心翼翼地来解释我真正想的是些什么。

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待此问题，我吃不准我是否拒绝让天主以各种方法进入到我的灵魂深处，就因为我害怕祂会在我的个人生涯中，坚持要我放松一些东西，而这些却是我非常不情愿放弃的事。我知道，其实，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事，其中大部分是他人送给我的“礼物”。但我承认，我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

50多年之前，我放弃了属于我的所有钱财，并且说过，我永远不再需要有银行储蓄。我发誓只保留有限的钱，放在支票存折上以备急需。从那以后，我就把差不多所有的捐款存放在教区一个特别的户头上，用它来支付慈善事业和各种各样的特殊计划之需。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收到了许许多多礼物，以致于我采用了他人的意见，为自己留下了一些以便退休以后使用，以及作我年老母亲的生活费。现在，我再次考虑这些事时，我确信我并不被任何事羁绊，因此，再没有什么事横梗在我与天主中间了。

近年来，在我与“放松自己”作斗争时，我不知道天主是否为我准备了一些特别的安排，或者，这些斗争只是正常的灵修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无疑，这是属于后者；但是，现在我知道耶稣正在为我作一些特殊的安排。

过去的三年教导我了解了许许多多有关我自己以及我与天主之间、与教会及与他人之间关系的事。这些年里发生的三件大事，导致了我成为今天的我。第一件事是发生在1993年儿月份，我被诬告有不端的性行为；及随之在次年我与原告之间得到了完全的修和。第二件事是在1995年6月，我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而成功的手术把我从癌症中解放出来达l5个月。第三件事是1996年8月底，我的癌症复发。这次，癌细胞扩展到了肝脏，我决定继续化疗一个月，让我余下的生命尽可能地活得充实。

包含在这三大事件中的是我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它们阐述了我相信的是什么，以及我为了谁在如此勤奋地工作。由于这些事件的性质，我更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灵修生活，并希望把这个洞见让他人一起分享。这些反省并不是我的自传，而只是我内心很简单的反思。我希望它们能在你个人的生活中帮助你，为此，你也可以在自己内心深处享受一种平安——这是天主给我的一份非凡的美好礼物——我现在正拥抱着它站在永生生命的门槛上。

空虚自己

当天主邀请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让出更多的空间容进祂时，祂用非常温和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当我努力寻找怎样把自己全部的殷勤奉献给祂并真心实意这样做时，内心不断上升的紧张情绪笼罩了我。上主非常清楚地告诉我祂希望的是什么。而要我放松自己和我的工作，彻底完全地信赖祂，却实实在在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无疑地，放松自己的第一步是让自己在每一件事上空虚自己，即不管在被我认为的最宏大的计划上，或是在被我判断为最微不足道的分心走意上，都要空虚自己；这样，上主就能真正地替我工作了。

圣保禄宗徒所描写的耶稣的传教工作，永远是如此贴近我们的思想。他说：“祂虽有天主的形体，不自视等同于天主，不自居为天主，而自谦自虚，取了奴隶的形体，祂成了人，处处像人，祂谦而又谦，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2：6—8)。

要缩小我自己的愿望与天主所希望于我的这二者之间的距离，我就必须空虚自己。这样，我才能让进耶稣，并请祂安排一切。我不断祈祷以便明了天主的旨意。在有些事上，这显得尤为突出。天主希望我们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祂的福音信息以及生活道路的要点上，而不是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不必发生的偶然事件上。一个人在自己的灵修生活中，很容易从周围的事物中分辨出精华所在。一些必不可少的要素，要求我们给出真实的见证，并在更加热爱他人中体现出来；但一些不必要的因素却把我们封闭在自我当中。

向上主祈求空虚自己，常会令人深感不安，仿佛这在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求超越我们自己。但是，一旦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可以学会让天主做大部分的工作，而我只需要简单地在对天主的爱和信任中放松自己。

但是，当天主有计划的双手来安排我的生活时，通常，祂并不像我所期待的那样，预先就已为我设计好；而是从旁喃喃地在我耳边低声细语。它不仅使我感到惊奇不已，而且很快，就使我从自己所能有的一切想象中超脱出来，并成为空虚的。

面对诬告

1993年11月10日，星期三，正值我每年一度在纽约给哥伦比亚大学讲解多默斯．默顿(了homas Merton)。当时，我与若望．奧康纳枢机主教在一起，他告诉我一件正到处流传而令人恐慌的谣言：一位美国的枢机主教被指控犯有猥亵罪。这则谣传的根源不详，其含糊不清使人们看起来无甚价值，但同时也给人一种不祥之兆。

次日，当我回到芝加哥自己的办公室时，这则谣传已经进一步发展了。令我差一点晕倒的是，有人推测这位被指控犯猥亵罪的枢机主教竟然就是我!从我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中，我发现这起即将提出诉讼的案子已经家喻户晓并四处传播。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状纸，起诉我在辛辛那提当总主教时，曾对一位修生进行了性侮辱。

这则控告使我吓了一大跳，把我彻底压倒了。我试着不去理睬这些不肯定的谣传，而回到我的日常工作中去。但是，这起骇人听闻的控诉违背了我的最完美深刻的理想境界和我的全部奉献，它恶魔般地耗费着我的注意力。当我的助手们继续带些新增的、仍在到处散布的流言蜚语的详情给我时，真的，我整个思想几乎都被此事占据了，很难抽身去想其他事。我静静地坐着，自问一些简单的问题：难道这是天主为我安排的，要我去面对的事吗?我明知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诸如这些诬告我的事：并且，我意识到，伪造的指控，不也正是耶稣亲身经历过的吗?但是这逐步演化进展的噩梦，看来也完全是不真实的事，却发生在我的身上，这简直是不可置信的．

下午，芝加哥地区NBC电视台的玛丽。安．埃亨打来电话，说她手头有一份对她陈述此事的副本。这位原告的名字叫史蒂文，而新泽西州一位专门受理对神职人员的性虐待罪行进行诉讼的律师将代表原告上庭。次日早晨，这起诉讼案就要在辛辛那提的法庭正式上诉。“他们宣称有史蒂文与枢机主教在一起的照片”，这位记者把她面前的一则新闻读给我听，这则新闻将从那间播音室里向全国曝光。

几分钟后，我们了解到史蒂文姓库克。我尽量在自己的脑海中回忆叫此名字的学生的面孔，但没有一张脸跳进我的眼帘。一位职员告诉我“他是圣格里高利学院的一位学生，现在已30多岁，得了严重的爱滋病。这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材料。”

史蒂文．库克。我仍然不能把这个名字与某张脸对号入座。根据现在声势浩大的谣传所提供的消息，就是此人宣称，在1975年，他被我领到了自己的房间，并被我强迫接受了不轨的性行为。因天主的名义，这人倒底是谁呢?为什么他要以莫须有之名指控我?然后，我回想起来了，我曾听说这同一个人曾经控诉辛辛那提教区的一位在圣格里高利修道院服务的神父。我开始推测，史蒂文会这样判断事情，可能是由于他没有得到辛辛那提方面满意的答复，他的律师就决定把我牵涉进去：因为正巧那时，我担任辛辛那提的总主教。到后来，史蒂文才告诉我这件事的原委。我想我曾诚心诚意地为学习放松自己和空虚自己而祈祷，天主的回答是否就隐藏在这件诉讼案后面?这些匿

名的指控威吓给我烙上的难以抹去痕迹的猥亵罪名，是近年来，在许多神父身上不同程度地被指控犯有的一种罪名。在其他教区实施对神父进行性虐待指控的综合性指导之前，我就已经对芝加哥地区情况的发展加以监督了。这些程序已经很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应用。现在，面对这样的指控，我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向审议委员会提交这些对我的指控：这是此程序中的一部分。

当我要求召集者搞清楚现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的这起指控时，我感到深深地受到了羞辱。现在，千百万人们关于我可能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被指控犯有猥亵罪：在20年之前，我虐待了一位幼小者的信任感和他的身体。我的顾问敦促我对宣传媒介发表一项声明。我从自己办公室的窗口可以看见他们的宣传车正互相拥挤在卓越街的一头。

但是对于一个你素昧平生的人，对你从来没做过的事进行的控诉，你能说些什么呢?在此之前，我还从未像这样感到过罪恶的临在。但就在此时，在我灵魂深处，我听到了上主的声音划破了围绕着我的暴风骤雨在向我说话，我内心平静下来了。祂对我说：“真理将使你得到自由”(若8：32)。

我立刻就写下了以下的声明：“在我还没有见到状纸，还不知道指控我的罪名的详情时，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我现在直截了当地声明：在我整个人生中，无论何时何地，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施行过强暴。”

我决定，真理是我用来保护自己的唯一武器。我把这个声明给了那些等在外面的记者们以后，我开车经过大街回家。在经过今天这一事件以后，这条街看来既是熟悉的却又已经改变了。

真理要使我得到自由。我相信这话，并且我信赖天主。尽管为了种种理由，我还没有弄清真相，不过，上主允许这个考验发生在我的生活中。但我也有些吃不准，在我们这个充满了想象以及歪曲事实的文化中，真理之声是否真能被听见。我对天主的信赖使我再次确信，我现在所拥有的是事实，而且这个事实正是我迫切需要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纵使我走过死亡的幽谷”，它也必将是我的牧杖和牧杆(咏23：4)。

向世界阐明事实真相

事实极其简单，那就是对于控诉我的罪行，我是完全

无辜的．这个事实给了我力量来面对每天晚上不断打来的

电话，以及每晚10点钟芝加哥电视台就我对史蒂文。库克进行猥亵一事的大曝光。只有CBS地方电视台的比尔。科蒂斯提出了，在此大肆渲染的、极其可鄙的故事背后是否有可能隐藏着另一个故事，在那儿，人们可能会“找到”真正的贝尔纳丁枢机主教。我知道有人想要整垮我，但我不能想象倒底是谁会借用这种手段来伤害我。那天晚上，有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怀疑整件事是一件阴谋。我也对他坦言道，我也已有所嗅觉。

我着实感到有点生气，但也被搞糊涂了；人们根本不了解我，却会造出如此毁灭性的指控来反对我。看来，这一定是蓄意阴谋；因为这些指控决不能解释为，由于对事实无知而引起的误会。我最担心的是，这些对我人格的诋毁会对教会造成一种冲击。我作为教会领导，这个打击直接对着一件最重要的事，即我的名誉。如果我的可信性被毁之一旦的话，则我作为教会领导的能力亦将彻底摧毁。如果我的信徒相信我可以如所指控的那样胡作非为，那么，他们怎么还能够信任我呢?当这件指控案强加在我头上，整个办公室笼罩在阴影中时，人们还会信任我吗?

我决定以确信真理必胜的心态来面对次日。我一直在想，在这件案子中，我绝对不是唯一的被诬告所陷害的人。我的本能告诉我，这位指控我的年轻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拖累进了这件案子。我并没有事实依据来证明他在这场可怕的游戏中充当了抵押品的角色，但我清晰地感到了这一切。如果我的感觉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就像我现在一样需要恳切的祈祷．我心里产生了一种真诚的冲动，想去与他一起祈祷并去安慰他。

事实上，在案子归档后不多几天，我满怀诚意写了一封信给他。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律师一直没把此信交给他。信是这样写的：

当我仔细考虑这件案子时，我想到了你一定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昨天早上，我的脑海中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我能到你这儿来作一次私人访问，那一定会是一件大好事。我访问的目的完全是牧灵性的一一向你表示我对你的关心，以及愿意与你一起祈祷。如你对我所提议的来访感兴趣的话，请让我知道；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来看你。……

第二天，１１月12曰，星期五，早上，对我的指控差不多成了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出版物上的头条曝光新闻。早上我念玫瑰经时，默想了痛苦一端，耶稣在山园中祈祷的奥迹。我对天主说：“在我65年的人生生涯中，我现在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祢那天晚上的痛苦和悲哀。”我同时询问上主说：“祢为什么让这一切发生呢?”我从来也没有像那天这样感到如此地孤单。

整个上午，我差不多都与我的顾问在一起，准备下午1点钟将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我踌躇满志，因为我已经收到许多支持我的信件和电话，其中包括教宗发来的极安慰我心灵的文件。

我的顾问们讨论了诉讼的整体情况，并提出了应对它们的各种策略。我们了解到CNN电视台有一个专题节目，称之为“失落圣宠”，每星期天晚上有一个小时专门把他们所发现的司铎们犯有性罪行的事件公诸于世。这档节目扬言要请史蒂文。库克作一次实地采访。史蒂文和记者将要向大众揭露出事实的“证据”一一一本书与一张照片。由于这次采访实况已经在制作，并且他们准备在每半年召开一次的全美天主教主教团会议召开的前夕把它曝光，看来，这个计划是别有用心，且可把我的“案子”升级。

在结束我与顾问们的商讨会之后，我决定花一小时单独祈祷和作些反省。我正处在以前从不期待可能会产生的“空虚自己”的状态下，我愿意放松自己，并且把我以及整件案子都交托在上主的双手中。我意识到从我窗子望出去的这个大城市里，每天的生活是模模糊糊的；我也意识到了在下面的大街上又到达了一辆宣传车。在记者招待会召开前10分钟，我给一位老朋友打电话说：“整个早上，我都在仔细倾听我的资深顾问们的忠告，但我现在已决定跟了我的感觉走：即诉说事实的全部真相．”

在牧灵中心的会议厅里灯火通明，差不多70个带着照相机、聚光灯和长长的电线的记者们，乱作一团地拥挤在一起。我能理解这些记者们，其中，很多还是我熟悉的和喜欢的呢。为了保牢他们自己的工作，他们不得不但任这“冤家”的角色。不过，我到这儿来，并不是来与他们“战斗”的，我只想真诚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但当我站到麦克风前面时，我感到，毫不夸张地说，我正面对着全世界，不过，我依然感到非常孤单。在那一刻，我会尽全力这样去做，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我做了42年的铎职，也为了我的名字和我的声誉。同时，还有一股内在力量涌现出来，我确信这股力量来自上主。这次公开的指控和询问，对我来说，是天主赐予的一大礼物。这时刻是痛苦的，但也是充满恩宠的，因为我在这时刻感到了许多人给予我的真诚的爱和莫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灵修成长的时刻，由于这些天来不断发生的事情，我深深感到了自己完全进入了心灵旅程的一个全新阶段。

当整个过程进行到一半时，房间里的紧张气氛开始缓和了。尽管气氛仍很严肃，但显而易见“真理解放了我”，正如天主曾许诺给我的一样：反之，这也使那些向我提问的人的姿态改变了。他们看来更少怀疑我，更少充满敌意了，他们己准备信任我，而不是不信我。不过，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寻根究底和挑逗我。当站在第一排的一位年轻人大声问我：“你是否有过性行为?”时，记者招待会本已逐渐平稳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

我仅停顿了一会儿，短暂地体会一下横跨在我和记者们的世界之间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简明地说：“我自始至终过的是贞洁的和独身的生活．”绷紧的弦再一次松弛了。我能从这些记者的眼光中看出他们相信我的话。事后，有一位记者对我说：“我们当时就知道您说的是事实，枢机主教，但是，我们不得不问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呀!”次日，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的头条新闻就是“贝尔纳定说：‘我过的是贞洁的生活”’

记者招待会一结束，我就回到自己办公室。我自忖，若这是一次折磨，那它只不过是众多中的第一波。事实上，在以后的一周中，我举行了14次记者招待会；每一次他们都被同一的动力所驱使。但在每一次会议上，信靠了天主的诺言，真理使我赢得了心灵巨大的自由．

撤消诉讼

过了100天，诬告的诉讼被撤消了。它们可能被描写成是法律上的一次教训，而我宁可认为它们是灵魂上的一次深刻教育。我现在完全相信，事情的全过程确实就像我在过去三年的灵修旅程所经历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第一部是以诬告开头而以我会见原告并与他修和告终。我会在这本书的后面提到另两部曲，就是我被诊断患有胰腺癌以及我正在准备着死亡的来临。在我被指控的那段时间，我只是处在天主圣神三年教导的初级阶段；但在那一年接近尾声时，我并不能充分地预见这些。

尽管我知道我一定得保护我自己和教会，并且我一定会取得成功。但从一开始起，我就对我的律师说过，我不想上法庭，也不想追随“世俗”上的政策。其原因只是因为我不想吓住那些真正被侮辱过的人站出来。

我也早就决定了，在我为捍卫自己的尊严进行辩解时，不用教区的钱。教区的钱要用在教会上，而不是用在不能为教区作出任何贡献的事上。当这个决定一被大众知晓，一大批有威望的守法商行自告奋勇提供给我为辩护所需的无偿服务，包括我们已经用在各样法律事务上的开支。

当原告的“证据”公诸于世时，这件反对我的诉讼案也从内部彻底瓦解了。确实的，那些用来说明我和原告在一起的照片，只是一张集体照，那是辛辛那提的修生的集体照；上面，除了我和史蒂文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人。人们所宣称的我送给他的亲笔书，却连我的签字也没有。只在一个月之前，才决定有一个实行催迷术的人来帮助原告回忆我对他所进行的猥亵；而选中为我案子的原告实行催迷术的人仅仅进行过几小时的催迷训练。更有甚者，后来我得知，她根本不知道把史蒂文送到她处进行催迷的理由。

一切恰如拨开乌云见青天，我明白了对我进行指控的那些人扮演了一个不错的角色，他们努力促成了史蒂文.库克充当本案原告的角色。事实上，差不多在新闻曝光的同时，有些人，包括其他州的一位司铎，在当地的无线电广播中谈自己的观点时，就指出我有罪；最后导致这些事情急起直下追逐我。同样，就在那天晚上，由传媒传出此诬告和宣告把它们存档的那个短短的时间内，教区牧灵中心的电话都被“侵袭”了。6个不同的信息留在电话留言上。次日早晨，各个办公室对小道新闻感兴趣的职员都听到了这些信息。6个信息的主题都是说，我确实对那项指控罪有染，教区不应该冒险保护我。以后的结果表明，这些密谋者并没有得逞。

我的律师，特别是若望．奥马利和杰姆斯.塞利特拉，都是精通业务的专家，在他们的熟练操作和努力下，我被诬告的真相很快大白于世。尚且不谈那些隐含着的别有用心的意图，单对我进行诉讼，就可以在分裂教会和直接改变我的生活上起到巨大作用。

这件令人沮丧的诉讼案彻头彻尾是伪造的。我开始理解史蒂文．库克在整个场景中同样是一位受害者。我最初对于他产生的直觉，渐渐地越发肯定。1994年2月28曰，史蒂文主动向辛辛那提的联邦法院的法官要求撤消起诉。

使我更为震动的一个事实是，格里高利修道院的一位神父，虽不自觉地引起了这场诬告我的风波，但他确实对史蒂文行过非礼之事，并造成了史蒂文．库克一生都处于极其困难之中。这是我以后才了解到的。史蒂文在辛辛那提修道院里遭遇的短暂不快乐的经历，造成了他与教会的疏离以及陷入了一个混乱的生活习惯之中。他得了爱滋病一并受着它的折磨，有一位好友在照顾他，他们住在费城的一所公寓里，并不愿意向外公开他们的地址。他是一只失落的羊，我作为牧羊人，我知道我应该去寻找他。与我的指控者相见：原谅与修和事实上，当起诉被撤消以后，我又举行了有关此事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次会议由CNN电视台发起。最初，在开始发表诬告起诉时，也是这家电视台充当了如此显眼的角色。我又重回到排得满满的日常事务上。但不管怎样，我经常想到史蒂文。他是如此孤单，既受到病体痛苦的折磨，又远离父母的家和远离教会。到．12月中旬，我深感这场闹剧并没有完全落幕，除非我能听从我的善牧的召叫去寻找祂的亡羊为止。我不断祈祷只希望史蒂文能接受我：这场被诬告的经历还没有结束，除非我见到史蒂文并能与他修和。尽管我没有一点点他的消息，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也想见我。

我既没有他的地址，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更没有想到会在马路上意外地见到他．于是，我就通过我的朋友而又是史蒂文妈妈的本堂神父费尔．塞赫与史蒂文的妈妈玛利联系上了。她回信给我说，史蒂文不仅仅愿意，并有一个真正强烈的见到我的愿望。我与斯科特．多纳休神父在1994年12月30曰飞往费城。查尔斯.博罗梅奧修道院院长杰姆斯。马洛伊神父到机场来我们，并驱车送我们前往修道院校舍．他安排我们在他那所坐落于欧弗布鲁克郊区的修道院里见面。

当我们进入被白雪点缀的修道院操场时，我有些焦急；传统的花岗石建筑结构的校园，尤显宁静。修生们都去度圣诞佳节了。在主楼二楼的一间全是落地窗的大房间里，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史蒂文和他的同伴。我艰难地一再问自己一个不受欢迎的问题：史蒂文是否会如期来赴约?

约定的时间刚过了几分钟，史蒂文和他的朋友凯文到了。我们握了手。我和史蒂文坐在一张长沙发里，多纳休神父和凯文分别坐在我俩旁边的单人沙发里。尽管史蒂文重病在身，但看来他只是有一点儿憔悴。我向他解释，我迫切想见到他只是为了一个理由，即通过私人的会见来使去年冬天发生的创伤性的事件划上一个句号。我只想让他知道我对他没有任何病态的感情。我告诉他，我想为他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与他一起祈祷。史蒂文回答说，他决定来相见，只是想能为了那场他对我造成了伤害和羞愧的起诉当面来道歉。换句话说，我们双方都为了寻求修和而来。然后，史蒂文说他希望在我们继续交谈下去之前，先告诉我一些有关他生活的琐事。

史蒂文的声调和手势表明了他把自己的故事藏在心底已很长时间。他告诉我，当他还是很年轻的修生时，他被自己认作为朋友的一位神父进行了性虐待。他向领导控诉了这一切，但是修院的分管领导在看了他的报告后，并没有很认真严肃地处理那位神父的不轨行为。他感到难受极了，并离开了教会。这事发生很久以后，他与新泽西的一位享有盛誉的律师进行联系，试图用合法的举动对神父滥用猥亵的行为进行指控。这位律师把史蒂文介绍给另一州的一位神父，希望听到他的忠告。

尽管史蒂文只希望对他修院里的这位老师提出指控。他的神父“导师”却开始提到我，贝尔纳定枢机主教，并向史蒂文建议，若能把贝尔纳定枢机拖到诉讼案中，则史蒂文就一定能从教会那儿得到他想得到的任何一样东西了。这位“灵修指导”就是这样把我的名字推出来，鼓励史蒂文用一种合法的行为把我与另一位神父的名字说出来。他同样力劝史蒂文的母亲共同参与这一计划，并以送给她鲜花来说服她支持史蒂文的行动。就是这同一位神父1993年11月l2曰在芝加哥电台广播这件案子时，他阐述他的观点，认为我是有罪的．

史蒂文艰难地向我表达他怎样在这一个“极其可怜的心理治疗专家”(史蒂文这样描写他)的训练下，再次“重温”了我猥亵他的那个过程，随之，就把我送上了法庭。看来，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仍是混淆不清，并不能持肯定的态度。他的朋友凯文打断了他的话，告诉我们他总是在怀疑他的那位律师和那位指导神父。

我直视着史蒂文，他正坐在离我仅几英寸的地方，并说：“但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对你进行过性侵犯，是吗?”

他轻声地回答：“我知道。您能再告诉我一次吗?”

我凝视着他的双眼，说：“我从来没有对你进行过性侵犯。你知道这个，是吗?”史蒂文点点头。他回答说：“是的，我知道这个。为了曾说您对我有不轨行为，我愿在此向您道歉。”史蒂文的道歉极其简单，直截了当，但是令人深受感动。我接受了他的道歉，告诉他，我每天为他祈祷，并将继续为他的健康和心灵的平安祈祷。无可置疑，他正处在极不稳定的健康状态下。

接着，我问他是否愿意让我为他举行一台弥撒。起初，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结结巴巴地说：“我并不认为我有参与弥撒圣祭的要求。长久以来，我感到自己与天主及教会已非常疏远。”他告诉我，有几次当他在旅馆的房间里发现有圣经时，他总是把圣经朝墙上猛扔过去，以泄心中的气愤与所受到过的打击。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可能我更喜欢简简单单地念几遍经。”

听到这些，我迟疑了一会儿，因为我吃不准他将怎样对待我正从包里取出的礼物。我告诉他，我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对他施加压力，我只想揭示给他看我带来的两件东西。我说：“史蒂文，我为你带来了一本圣经，并且已经在上面题了辞。但我能够理解你，并且不会强迫你接受它。”史蒂文用自己发抖的双手接过了圣经，把它紧压在心头，眼泪夺眶而出。

然后，我从自己的旅行袋里拿出了一只有100年历史的圣爵。“史蒂文，这是一个人送的礼物，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要求我有一天能用它来为你做一台弥撒。”史蒂文泪流满脸地对我说：“请您现在就做这台弥撒吧!”

在我整个司铎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证过比这次更具有深刻意义的修和了。我能用来告诉你这个故事的词汇实在是太贫乏了，实在不能表达那天下午，天主恩宠的力量是怎样在工作的。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天主的爱、原谅和治疗的明证。

史蒂文的朋友不是天主教徒，他问我是否也能参与弥撒。我告诉他这太好了。我们一起怀着无比的喜悦和感激之情到修院的小圣堂里去了。

多纳休神父和我一起举行了弥撒圣祭，庆祝圣家节。在互祝平安礼，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之后，我又为史蒂文施行了病人傅油圣事。然后，我说了几句简单的话：

“在每个家庭中，总会碰见互相伤害、生气和疏远的时候．但我们不会从自己家里逃跑出去。我们只有一个家庭，因此，在每一次发生争吵以后，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重新和好。同样的，教会是我们的心灵之家．一旦我们成了教会中的一名成员，我们可能会受到伤害，或与教会疏远了；但她仍是我们的家。我们必须为修和而不断工作，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事要做：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所做的。”

史蒂文在分手之前对我说：“今天，压在我心灵上的重担放下了。我感到得到了治愈，心里非常平安喜乐。”我们曾预先约定好不公开这次会见的，但现在史蒂文对我说：“我多么高兴!我希望人们都能知道我们的修和。”他要求我公开这个故事。几星期之后，我在自己教区的《新世界》报上讲述了这次会见。在我送稿之前，我打电话把这篇文章读给史蒂文听，他说：“枢机主教，您是一位好作家，发表它。”

那天晚上，我们飞回到芝加哥时，多纳休神父和我都感到了心灵的光辉，这是那天一F午的恩宠笼罩在修和圣事里的结果。我除了回顾善牧的工作不能再做什么：善牧放下了整个羊群，只是暂时的一会儿，为的是去寻找和治愈那只失落的羊。

这之后，史蒂文与我保持着联系，六个月以后，当他得知我患了胰腺癌时，马上给我写信；在我收到的第一批信中就有他的信。当他写那封信时，他离开这个世界只剩下短短的几个月，但在他的信中，充满了对我的同情与鼓励。他原计划在八月底到芝加哥来看我，但他病得太重了。1995年9月22曰，史蒂文在他母亲的家里合上了双眼。临死前，他与教会彻底修和了。事后，当时在场的辛辛那提一位神父告诉我，史蒂文含笑地在病床上对母亲说，他领受了圣事，这是送给她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与主同受痛苦

在我整个传教生涯中，我的注意力全部凝聚在耶稣基督身上一一祂宣示的福音，祂生活的事件，祂与世界的关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葚，我把焦点集中在祂的十字架、祂的苦难上。十字架和苦难并不仅仅是实在的，而且是救赎，并给予我们生命。

耶稣是真人，祂与我们一样感到痛苦。在很多方面，祂经历的悲痛与苦难，比我们每个人所知晓的还要深沉得多。然而，超越这一切表面现象，祂把人类的痛苦转移进入一个更伟大的层次，即祂有能力受着痛苦的煎熬而同时向前行走，并且空虚自己，以便祂深爱的父亲能够通过祂更完满地工作。

我们注视着十字架，并回顾人们在分享它的奥迹时，能从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反省。在此，我强调的一点是：十字架最基本的奥迹是它导致了一种确实的孤独；导致了无力来明辨事情的铺展：但最终，它却使我们能明白，每一件事情的发展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并且确实的，我们并不孤独。

被遗弃的感觉是一种特别孤独的体验，从耶稣大声呼叫“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为什么舍弃了我?”(玛27：46)中，这种感觉得到了应验。如果，上主也体验了痛苦与悲伤，我们作为祂的门徒，难道能期待少受些痛苦吗?不!像耶稣一样，我们也必须期待痛苦。但是在基督门徒与非基督门徒之间所受的痛苦却显示出了决定性的不同之处。引起此不同的根源是出自于一个事实：即作为基督门徒，我们是在与上主的共融中体验痛苦。就是这一点造成了基督徒与整个世界的完全不同!尽管我们与基督的共融并没有完全消除人的孤独感，但不管怎样，我们所体验到的被遗弃的感觉，不会比基督所体验的更甚。

我们理解的痛苦一一不仅仅指它的不可避免性，而且指它的目的与救恩价值一一极其厉害地影响了我们当今的传教工作。作为一个事实，在这一点上，痛苦严重地考验了我们，而理由是相当简单的。无论何时当我们与受痛苦折磨的人在一起，我们常会发现这一事实，即我们不能做什么来帮助他们，而只能与他们在一起，伴随着他们同行，就如上主与我们同行一样。这个事实是如此沉重地打击了我们，因为我们总喜欢自己成为“定夺者”。我们不仅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想控制他人的命运．因此，当我们只能与受苦者在一起，与他们一起祈祷一一实际上，成为天主临在与爱的无言标志时一一我们是如此地受挫。

然而，提供这种祈祷式回应的能力是打开痛苦奧秘的钥匙．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参与主的逾越奥迹，就是参与耶稣的苦难、圣死和复活奧迹，它带给了我们一个真切的自由：一个放松自己的自由，一个把我们自己交托给永生天主的自由，一个把我们自己完全放在天主手中的自由。参与逾越奥迹使我们明了，最终祂将战胜一切。我们越依赖自己和他人，我们就越尽力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越丧失对自己生活的真实感觉，我们就越被一切无益之事所冲击。只有当我们真正地放松自己，完全进入与上主的共融中，让祂来掌管一切时，我们才会真正发现自我。在“被遗弃”的过程中，我们体验到救恩；在肉体、感情和心灵的痛苦中，我们寻觅到了生命、平安和喜乐。

我们必须从耶稣处学到了这一课以后，才能去教导其他人。我们必须让耶稣苦难的奥迹、宁静与目的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以后，才能为其他人的缘故而成为天主手中的有用工具。

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愿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爱人，那么，我们必须先经历痛苦。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绝不能对我们的人类伙伴无动于衷并与他们分隔开来。作为基督徒，我们活着的日子就要与其他人在一起，或为了他们而过受苦的日子。像耶稣基督一样，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邻人就应该与他们一起行走在黑暗的深谷中一一病痛的黑暗深谷中，道德的进退维谷中，被压迫与缺少权利的阴森幽谷中。

新生命

经过了前一年深受感动及转变生命的事件以后，在1995年，我又开始成为了一个自由人。压在我双肩上的重担卸下了，我从未感到过如此地自由自在。我真想把我受到诬告的那段时期里发生的事写下来，但是在经过了不断的祈祷后，我决定让我的生活继续简单地前行。天主的恩宠已经帮助我度过了受试探的日子，并加深了我对宽恕的理解，甚至我懂得了原谅那些伤害我很大的人的真义。我从来没有像那几个月一样空虚自己，以便让天主来替代我安排一切。而结果就是，我与史蒂文。库克之间的修和使我充满新的活力。他要求我向世人揭示的我们的故事，已经足够存档了。那是一段宝贵的时间，我从自己的经历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并能精神抖擞满怀信心来继续我的传教事业。

朋友们和教区办公室的伙伴们注意到我精神面貌的转变，并在评论其变化之大!最初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吧，我把前一阶段推迟或取消的计划重新拾起。在兴奋之中，我感到自己完全赶上了进程，并且已能在半个月之前就为排得满满的日程再作出安排。

在一月份至三月份之间，我出国访问了三次。第一次是到菲律宾去参加反淫秽作品宗教联盟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的大会．我是该联盟的共同创办人和主席。我们的组织向大众揭示了儿童色情读物的可怕罪恶，并取得了一些成就。许多国家的人们都来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决定召开一次国际性的大会，并选择马尼拉作为会议地点；这是由于在太平洋沿岸诸国的儿童受到了很严重的虐待，色情作品泛滥，小小的年龄就去卖淫。大会开得很成功．二月份时，我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教邀请，前去作了一系列演讲。他们希望我对教会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如在第三千禧年里教会的前景，青年人与教会的关系，教会与社会的相容性，以及教会如何始终如一地坚持过伦理道德生等等。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这两个国家，因此，迫切盼望前往。这是一次多么令人高兴的经历呀!我很幸运，在演讲当中，还抽出了一点点空闲的时间，使我有机会一睹这两个美丽国家的一些景点。在我的旅行途中，我不断地感谢上主给我新的精力并更新我传教的奉献热诚。

在这些旅行中间，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带着天主教及犹太教的代表从芝加哥出发到以色列去朝圣：这是我第一次去圣地。在芝加哥的天主教团体和犹太教团体之间差不多已进行了25年之久的对话，而通过这次携手同访以色列、西海岸和加撒，我们希望让他人一起分享我们亲眼目睹的经验，即共同尊敬宗教发源地的经验，并且向他人展示出一个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之间互相合作的模式。

3月20曰，在我前去飞机场之前，我在圣名主教座堂祝圣了三位助理主教。在这次极其美好的庆典之后，我们举行了朝圣旅行，真是意义非凡。宣传媒介对我们这次朝圣也极感兴趣，一些主要电视台、报刊和电台，都在美国，特别在美中地区，大作宣传。新闻广播、报刊文章等都积极肯定了这次活动。在这10天的旅程中，代表们与我一起见到了耶路撒冷拉丁教父米歇尔．萨巴赫、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魏茨曼、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以色列外交部长希蒙。佩雷斯、白冷市市长埃利亚斯.弗拉杰、希腊东正教宗主教狄奥多一世、巴勒斯坦领导亚西尔.阿拉法特、教廷使节科尔代罗.兰扎，以及耶路撒冷市市长埃胡德.奧尔默特。尽管在有些商讨中，存在着紧张气氛，但是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款待。

到圣地去朝圣这件事的本身如此具有力量，我决定迟早总有一天还要亲自前去NJL朝圣。这次，由于多在公众场合一一我总是在宣传媒介的跟踪下面一一我不能找到一个单独的机会在耶稣当初生活和传教的地方多花一些时间。为此缘由以及许多其他的意向，我坚定了重访圣地的决定。但是，现在这个愿望看来是再也不可能实现了。尽管，我只亲眼目睹了极有限的耶稣的生活、传教和死亡的地方，但这些仍激起了我对基督的记忆并在心中回味了对祂的感情：我也更能理解圣经以及圣史们用来描写这一切时所用的比喻。

当我们从以色列回来以后，我就准备过复活节了。在我一生中，这次庆祝耶稣圣死和复活的典礼，显得多么恰当呀!因为，我同样从严重的被诬告所引起的死亡中复活了．耶稣基督凯旋的奥迹克服了祂生命最后阶段如此巨大的痛苦和悲伤，现在我对这些有了更深刻的感性认识。在准备过复活节时，我如以往曾做了无数次的一样，有意在静默中度过早晨的祈祷时辰，为了使自己更了解耶稣：同时，作为一个神父、一个主教，我希望能为自己的工作悟出更有成效的方案。就这样，我全身心沉浸在充满了激情的传教工作中，并使之持续到六月份。六月份的日程已安排得满满的了，不过我知道自己不久就可以调整快速的步伐，因为我已作好七月份去休假的打算。我计划到意大利北部去看望亲戚。但在六月初，天主却向我显示了祂对我另有安排。

诊断：癌症

6月3日，星期六，我注意到自己小便的颜色变了，但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认为这一定是我吃了什么食物而引起的。星期天与星期一，小便的颜色仍是这样。周一下午，我在总主教区的奎格利修道院为芝加哥的总领事们举行弥撒圣祭。弥撒后有小小的招待会，我和好朋友斯科特。多纳休神父一起到那儿去助兴。10点过了不久，我与他回到了主教府。我无意中对他提起了小便变色之事。他立刻说：“您最好马上给医生打一个电话。”见我无甚反应，他确信当天晚上我并不打算给医生打电话，因此他说：“不等到您打电话给您的医生，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我给自己的私人医生沃伦.富里打了电话，他是芝加哥仁慈医院的院长。我告诉他所发生了的事，他便约我次日去西北纪念医院他的办公室去检测一下我的小便；这地方离我牧灵中心的办公室只不过相隔一条马路。他告诉我，他可能不在7]~JD，但他的护士秘书会照顾我的。

说实话，次日早晨，我完全忘了这个预约。直到我的秘书安．麦卡希尔修女进来告诉我，那位预定11点钟来见我的来访者，因故不能前来时，我才猛然想起我曾答应要去检测小便。

我漫不经心、平静地朝西北纪念医院走去。那是如此可爱的初夏早晨，并且离开办公室几分钟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感到舒畅极了。一位护士招呼了我，安排了我去检测小便，并对我说，检验室会打电话把结果告诉我的。我回到办公室，也就把检验小便之事扔到一旁去了。这样，我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钟。

正当我离开办公室，准备回住所去时，安修女在后面追上来，一面说：“富里医生的电话，他想与您说话，他说很重要。”于是，我回到自己办公室，拿起电话筒说：“沃伦，我想你要告诉我小便检验结果吧。”“是的，”他说，“我们在您的小便中发现了胆红素。”我开玩笑地说：“沃伦，谁是贝利。鲁宾?他到我的小便中去干吗?”(译者注：胆红素的英文是biliruben，声音与Billy Ruben相同．)

富里医生向我解释胆红素在小便中出现，经常表示在人的体内存在了一种障碍，因此，他要求我到仁慈医院去作进一步的检查。我告诉他，次日，周三早晨6点钟，我就要离开芝加哥到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禄市去，为天主教健康协会举行一台弥撒圣祭并要讲道。富里医生说：“那就星期四来吧，星期四您忙不忙?”我告诉他，“从9点起，全部排满了。”他回答说：“没问题，我只要一个半小时。您7点半来吧，我保证您9点之前回到办公室。”

周四早晨7点30分，我的朋友肯尼斯。韦洛副主教和我一起驾车去了仁慈医院。但是，直到晚上6点钟左右我才回家!白天所有的会议不得不取消．我可以说，就像肯尼斯会说的一样，从富里医生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来事情有点复杂。他们给我做了切片检查、血液检查，这些都表明了我体内有大面积的阻塞。尽管医生们很担心，但单凭这些检查，他们还无法知道什么地方发生了故障。富里医生给西北纪念医院的同事打了电话，问他们是否能立刻给我做内腔镜逆向胆管胰腺造影。他们说可以的。我们立刻动身去那儿。到达时，差不多已是下午2点多了。当他们给我打麻醉时，我依然微笑着，不去想任何的可能性。他们给我插入一根很小的中空导管，很快作出结论说我体内有一个肿块。差不多过了两小时，我醒过来，看见床前站着富里医生，以及从西北纪念医院来的罗伯特．克雷格医生和几个助手，肯也站在旁边。我发现他们看上去都相当严肃，于是我就问：“好吧，告诉我情况怎样?”

当我在问此问题时，一种无助的感觉油然而生。在那次被诬告以后，我重新恢复了由自己来掌管生命；而现在我却在请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来告诉我我的命运，我的身体状况!今天，当我回忆起那一刻，我想到了天主以及祂对我的安排：同时，我还想到那些坐在医院的凳子上的病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从医生嘴里听到对自己命运的“判决书”。

现在，我意识到当我要求富里医生告诉我从检查结果示出的事实真相时，我不得不再次放松一切事。天主再一次教导我明白，我们真正能靠自己来控制的事是多么渺小有限，而信赖上主却是多么重要呀!就像上一次我需要祂一样，现在我也特别需要祂!

富里医生说：“您得了胰腺癌。”我问道：“噢?它的恶性程度如何?”医生不动声色地说：“超过99％。”我提高声音说：“那么，我有麻烦了。”只听到他们说：“是的，您处在极大的困境中了。”

我们订了计划，作了安排：次日，星期五，我回到仁慈医院去。富里医生向我表示，像这种癌，若发现得及时，通常都进行手术切除。然后，他去调查哪家医院以及哪个医生对这种手术最拿手。他向我担保，我会得到最好的照顾。咨询了好几个人以后，富里医生通知我，我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去动手术。他告诉我说：“我得到的消息是伊利诺伊州梅伍德的罗耀拉医疗中心的杰拉尔达.阿拉尼亚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比任何人都拿手。”能在离家如此近的地方进行手术，我感到如释重负。

韦洛副主教和我一起驾车到罗耀拉医疗中心去。我记得，当我们接近目的地时，我们看见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罗耀拉大学癌症中心。我从小就害怕癌症，甚至在我说“癌”字时，常常显出犹豫不决。我问肯：“你确定我们走对了地方?”“是的，枢机，我想是的。”我们进去与阿拉尼亚医生以及中心的负责人理查德．费希尔医生交谈。他们告诉我，我只需要进行“惠普尔”手续，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词。他们向我解释了它是什么。阿拉尼亚医生告诉我：“如果您幸运的话，手术将花很长时间；但若您不幸运，那么手术很快就可结束。”我问他什么时候来办住院手续，他力劝我越快越好一一“周一早上最好了”。我答应他星期天下午就住进来，准备星期一一早就进行手术。

小插曲：我的父亲

当我越能接受我患了癌症这个事实，我就越想念我的父亲若瑟．贝尔纳丁。他于1934年死于癌症，那时，他还只与我妈妈玛利亚结婚了七年。我当时6岁，妹妹伊莱恩还只有两岁。我的父母亲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意大利的托那第库来到美国，在南卡罗利纳州的哥伦比亚重新开始了新生活。他死后，我们母子女三个相依为命，继承父亲的荣誉、希望和梦想。

因此，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知道癌症会使整个生命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一不单单癌症病人本人的生活起了变化，而且爱他(她)的朋友、亲人的生活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我经常思念我父亲，就因为他是一位勇敢的人。他以很大的尊严来对待身患的癌症，至今，依然如此鲜活地展现在我眼前．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就是许许多多次他向我们表示的他的爱；即使在他病危的那些天里，他也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

我特别想让你分享的一件往事发生在我四五岁时。那时是夏天，我们全家去走访一朋友家。当时，我父亲由于癌症而在左肩进行了一次手术．他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并挂了绷带。我坐在朋友家阳台的铁栏杆上，忽然，我朝后一交倒在地上，大哭起来。父亲立刻跳过铁栏杆把我抱起来。当他把我抱在胸前时，我看到鲜血渗透了他的白衬衫。他一点没注意自己肩膀上鲜血直淌，而只是不断地询问我是否安好无恙。

父亲超然于自己病痛之上的能力，以及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大家的欢乐的心怀，今天激励着我，使我也试着像他一样做。我衷心感谢父亲从小就教导我的这一切。现在，我更了解到，他用了比我所能想象的更多种方法活在我心里。

向我的“家庭”宣布此消息

当我决定接受手术以后，就对我的医生说：“你现在必须去做一件事，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准确地告诉人们一一我的‘家庭成员，一一你已经告诉了我的事。”“您是否确定?您真希望我们这样照着做?”他们问。“是的，”我回答，“我知道你受到医生须遵守的保守病人机密的束缚，但我解除了你这种束缚。不告诉我的家人事情的真相，我是不会去进行手术的。首先，他们有权利知道一切，我也有义务告诉他们一切．除此之外，我需要他们为我祈祷。并且，若我到这所医院来检查而却要进行一次长达8小时的手术，我的天哪，新闻界知道后，不知要报道些什么呢!”

6月9日下午，有关我健康状况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牧灵中心召开了。办公室主任玛丽。布赖恩．科斯特洛修女正在仁慈医院进行手术后的康复阶段，因此，我的副手雷蒙.格代尔主教不得不从伊利诺伊州的贝尔维尔飞肋火速赶回到芝加哥，当时，他正在领导一些神父避静．格代尔主教告诉传媒我被诊断出来患有胰腺癌，接下来，富里医生详细地向他们解释了医学上的概念，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这次记者招待会是众多招待会之一。芝加哥这座大都市的人们以及这地区以外的人们知道我的内幕要远远超出知道他们自身的事!我没有亲身经历这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后来，我看了这次招待会的录象带。看着它，我仿佛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他们用了一种生动易懂的图解方法，让人们知道我正被一种极其严重的癌症所侵触。然后，我又了解到我再能活5年的机率只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那个周末，在我进医院之前，我作了一些安排，让高德尔主教代替我为整个教区负起全部责任。我不断自问：“这是真的吗?这是事实吗?”不过，我仍在很好的心情中．上主给了我面对这一切所需要的力量。

我给家里打了电话，主要打给我妹妹伊莱恩。爱迪生。她一接到我的电话立刻赶到芝加哥来了。整个星期六以及星期天去医院准备手术之前的这段时间，我都用来检查教区内的每一件事是否都已经被安排妥当了。

星期天下午，在我去医院之前一个小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听说了我要去进行手术。他要我知道，他及梵蒂冈里每一位成员都将为我祈祷。圣父接着对我讲了痛苦的救赎价值。真的，我也告诉他，我已决定不管会遇到多么大的痛苦，我都把它奉献给他、奉献给普世教会、也奉献给地方教会、奉献给大芝加哥的全体神职人员和人们。接了此电话以后，肯．韦洛和我离开了主教府，驱车前往罗耀拉医疗中心。

无须多赘，当我们到达时，在医院的外面已聚集了许多记者。我在入口处给这些记者们举行了一次UlJ兴招待会。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枢机主教，在上次被诬告与这次被诊断为患有癌症这两件事上，您发觉哪一个令您更痛苦和不能忘怀?”我立刻说：“那个诬告。”他们要求我解释，我告诉他们，诬告是由罪恶引起的，这对我的光明正大是一个打击．万一它取胜的话，则对我的独身、对我的领导能力都将起到毁灭性的作用。但癌症只不过是一种疾病，这并不包含道德上的罪行。这是人类有限性的一部分。因此，尽管它的来势很凶，相当严重，但若与诬告一相比，它几乎并没有对我个人产生不能忘怀的痛苦。

手术

我一到医院，就受到各式各样检验的“炮轰”．肯和我一致同意次日清晨早些起床举行弥撒圣祭。他来到我的房间一一他住在我对面的房间里一一搭了一个临时的小祭台。毫无疑问，为了能面对手术即将揭示给我的结果，我需要好好准备一下自己的心灵。因此，那天早晨的弥撒圣祭对我来说极其重要，它能让我更深一层进入到与上主的共融中去。

由于他们告诉我早上6点30分就要来领我去手术室，我安排在5点半做弥撒。早上6点我妹妹到了，与她同来的还有格代尔主教和多纳休神父。大家的情绪还是相当乐观的。6点半到了，又过了，却还没有一个人来叫我。护士们来检查一下我是否准备好了，但并没有把我带入手术室。这样一来，大家的心情七上八下的非常紧张。到了7点15分，我们都停止了谈天。肯说：“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他很快回来了，满脸微笑，说：“别担心，枢机主教，医生已在路上了，他正小跑过来呢!昨天晚上，他被DUI关起来了。”太好了，他的幽默打破了沉寂的空气。我们大家都大笑起来，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进入了手术室。

当我再次醒过来时，我已经在病房里了。我张开双眼，看到肯站在那儿；他停顿了一会儿，说：“枢机主教，这是一次很长很长的手术。”我说：“感谢天主。”然后，我又睡着了。

我在特别护理室只呆了一晚上，就被推到自己病房去了。在那儿，我体验了任何一个人在进行了如此大的手术后，通常都会有的不舒服之感．我想祈祷，但是我身体的不舒服竟是如此强烈地压倒了一切。我记得我对一群来访的朋友们说：“当你身体健康时，快快祈祷。如果你想等到生病以后再祈祷，则你可能会没有能力来祈祷了。”他们看着我，满脸狐疑。我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不适，以至于我不能集中思想祈祷。我的信仰当然存在，我的信仰绝对没问题；而只是痛苦占据了我的一切注意力，我无法祈祷。我一定要记住，在身体好的时候，要多多祈祷!”

从那以后，祈祷比以往任何时候对我来说更为重要了。当我身体上的病痛渐渐平息以后，我尽情地享受了把自己的思想、身体、心灵全部集中在上主身上的甘饴。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牢牢记住祈祷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充满活力的部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认识呀!但是，总有许许多多障碍物阻止我们作全心的祈祷。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仿佛按部就班地行走在自己的轨道上，一旦生病了，样样都会改变的。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多地告诫教区的神职人员与教友们，在身体健康时应发展一个有力的祈祷生活，以便在身体软弱无力时，我们仍能获得支撑力。

小插曲：我的母亲

前面我已经诉说了父亲的一些小事，他对待癌症的态度深深地激励我面对自己的癌症。在我告诉你们，我怎样开始我的癌病传教事业之前，我想告诉你一点儿我亲爱的母亲玛利亚.西米翁.贝尔纳丁的故事。她差不多已92岁了，住在离我不远的由穷人小姐妹中心开设的安老院里。

我父亲死后，母亲做裁缝来挣钱养活妹妹和我：她既当母亲又当父亲。在我童年时代以及在我的一生中，她坚强的力量给我上了有力的一课。她用辛勤的劳动来偿付一切开销。她的爱蕴含着完全的无私和彻底的奉献；她的这些美德以及其他许多德行是一个家庭和睦相处的基础。

我最心爱的童年时代的记忆就是花上几个小时在一本照相簿的几页纸上。这本照相簿是妈妈从意大利带来的。她常常与我一起坐着，指着每一页上的人，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后来，我能自己轻轻地翻阅这本照相簿，并详详细细地研究每一张照片。1957年，我随同妈妈和妹妹第一次去托那第库时，我已29岁。多么令人惊奇，我立刻感到是在家里!由于那些照片的缘故，我感到仿佛以前来过这儿。我回到托那第库许多次，并且每一次回去都像是回家。

对妈妈来说，教导爱兰娜和我有关家庭的重大事件是最基本的事。我总感到能出生在这样一个可爱的家里，这是上主对我的降福。而同时我也为那些不能像我一样享受天伦之乐的人，内心深感难过。不过，我相信，就像我母亲经常揭示给我们的那样：家庭不限于血统关系上。家庭是人类团体，是基督宗教团体。我们必须像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彼此相爱。像每个家庭一样，我们之间会有争吵，但最终，我们都是捆绑在一起的。

手术后，我继续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来恢复健康；后来，为了治疗和作检查也经常去医院。在这段时间里，我亲眼目睹见证了无数个家庭成员和朋友们都非常关心那些正受到癌症或其他疾病煎熬着的心爱的人。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在我母亲脸上曾流露出的同样的坚定决心．不论我母亲在我父亲的病床前服侍，或父亲过世后，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兄妹俩，她的脸上总是露出这种坚定的神色。目睹我们所爱的人忍受着痛苦的煎熬，这是一件令人心惊胆颤的事。但我们必须相信，只有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成为一个能支撑他人的人，我们才能使一切发生变化．当我开始与那些癌症病人及其他重病人接触时，我衷心感谢天主，因为祂使母亲用自己一生所显示出的坚强和仁爱来培养、教育了我。

开始我的癌症传教事业

在有关疾病的诸多事情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疾病往往使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内向。当我们生病时，我们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病痛上：可能为自己感到遗憾，或甚至变得萎靡不振。不过，如果我们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耶稣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上一一即通过痛苦，我们可以空虚自己，并能充满天主的恩宠和爱一一那么，我们就能想到他人和他们的需要了：我们就会渴望陪伴人们同行在受痛苦或受考验的旅程中了。

在我术后恢复期和紧随着的到医院进行化疗与激光治疗期间，我开始了对病人的传教事业。在本书的下一章节，我会详细地叙述我是怎样对癌症病人以及其他的重病人进行传教工作的。在这儿，我只是简单地解释一下这件工作的起源。

在动手术后的一二天里，他们扶我起来，并且每天散一会儿步。护士帮助我先在房间里动动，后来又到医院的过道上走走。我走路要靠树叉状的拐杖，并有轮椅跟着。有一次，当我走了一圈回来时，护士们告诉我，在另一层楼上，有一个名叫阿蒙达的小女孩，患了白血病。她通过电视看了我手术的全过程，对她妈妈说想见见这位“大主教”。她说：“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和我一样都患有癌病，我想见这位大主教．”我没有得到离开自己这层楼的许可，但从收到的许多礼物中挑选了一盒巧克力和一大束鲜花派人给她送去。

很幸运，我可以遇见住在我同一层楼里的病人们。每一次我与随从一起去散步时，就开始走访他们。

我的紧隔壁住着一位可爱的年轻妇女，她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了。她得了严重的白血病，最后，她必须被完全隔离开来进行治疗。她有两个漂亮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无疑地，她希望与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越长越好。当我去看望她时，两个孩子坐在她的床沿上，一边一个。这是我第一次看望她时见到的一幅画，后来，我又去见了她多次。当出院以后，我们仍保持着联系。这位母亲过世时，我还参加了她的守灵祈祷。

我去看望的另一位病人是一位年轻的爸爸。他很英俊，刚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我与他进行过几次友好的交谈。但他最终的结局却令人感到悲伤，因为后来，我听说他自杀了。他想到自己患有癌症，要让年轻的妻子与幼小的孩子们和他一起度过这段时间，他不能忍受这种思想带给他的不安，因此，就自杀了。我听到此消息后很难过。

出院后，我仍常常去看望我的病人朋友们，并且与他们分享各自的故事。我们互相帮助。我的小朋友阿蒙达继续接受化疗．几星期前，我到罗耀拉医疗中心去验血时，看到了她留给我的一封非常漂亮的信，并邀请我去与她共进晚餐。我们一直通信，保持着很好的友谊。这儿，我必须补充说一句，阿蒙达的书法在去年一年中有了明显的进步。

做一名服务员

善牧的牧灵事业的模式是简单但又是意义非凡的。说它是简单的，就因为它缠身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及突发事件中，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为了任何理由而发生。说它是意义非凡的，就因为它同时使得传教七与群众能接触到超性思想，并且带领二者一起进入到与上主更深一层的接触中。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牧羊人，一个牧者，就是从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开始祂的传教生涯的。祂是一位巡回传教者。祂没有办公室，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没有秘书，没有电脑，没有电传!祂越过宽阔大路，也走过羊肠小道，为的是去寻找以色列的亡羊。人们也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而聚集在祂的周围；他们希望从祂处得到疾病的诊治，希望祂能回答他们的疑问，希望祂能平息他们的争论，希望天主的圣言能养活他们，或仅仅单纯地希望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但是，重要的是耶稣通过治疗、关心他们以及与他们同在，使人们能够体验到天主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救赎人们。成为一个牧者的意义也就在于此。牧灵工作的中心就是通过有权威性的传教工作，让人们与永活的天主相接触。

耶稣的传教工作并没有什么秩序制度须遵行，但我们若没有秩序、没有焦点的话，不能想象工作将多么艰巨。祂不断地把自己的传教工作无限地向那些有需要的人伸展出去，但是祂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同时，祂的工作可以打扰祂的睡觉，但是永远不会打断祂的祈祷。多年来，我常常奇怪祂怎么能在众多的打扰中、在堆滿障碍物的狭路上，即世界上一切混乱的局面硬挤进祂的生活和传教事业中时，祂仍能如此明白无误地继续祂的传教工作。

耶稣张开双臂拥抱一个小孩，和祂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以更宽广地张开着的双臂拥抱整个世界，是出于同一双臂!默想到这儿，我不禁浑身颤抖。

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把天父的治愈与救恩之爱带给我们人类大家庭。祂来到我们中间，使我们充满了持久不朽的爱。因此，在人生旅途中，被祂接触过的人们永远不受打扰，永远不感挫败，永远没有障碍物。因为有了祂，人们才有机会继承祂的传教事业，这就是为什么天父要派遣祂来到世上的原因!为他人服务是祂生命和传教使命的最核心所在。

就在耶稣于圣枝主曰荣进耶路撒冷之前，雅各伯和若望的母亲要求祂为她的两个儿子在天国中觅取一个特殊的荣誉。耶稣回答说：“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作大的，就应该做你们的仆人；谁若愿意在你们中做首领，就应做大家的奴仆。正如人子，不是来受人伺候，而是来伺候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作为许多人的赎价”(玛20：27—28)。确实，耶稣在受难前一夜举行最后晚餐时，对祂的门徒们说：“你们中最大的，该做成像最小的一样；做首领的，该做到像臣仆一样……我在你们之中，却像伺候你们的人一样”(路22：26—27)。

在若望福音所记载的最后晚餐中，耶稣同样给了祂的门徒们一个惊人的服侍人的榜样，那就是亲自给门徒们洗脚，并命令他们也这样做(参阅若13：1—16)。祂还给门徒们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照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将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若l3：34—35)。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去彼此相爱，这倒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在最后的演讲中阐明了这一点。祂说：“人为自己的朋友舍生，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若15：l3)，就像次日受难时祂为我们所做的那样。

用“善牧”这个模式来为天主的子民服务，在我的司祭和主教的传教生涯中，一直占据中心位置。为此，我选择了“做一名服务员”作为我做主教的座右铭，用它来盛饰我的盾徽。我是根据梵二文献《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中的“在尽父亲及牧人的职务时，主教应在自己的属下人中如一位服侍他人之人，并如善牧认识自己的羊，羊亦认识他；如一位真正的父亲爱护关怀一切的人”(16)，作为我座右铭的基调。

这种服务经常是相当简单的。作为总主教去巡访我的教区时，我总努力使人们感到与我在一起就像在家里一样。很遗憾的是，我不能在所有的堂区都逗留很长时间。但当我参加堂区的招待会时，我总是凝视对方的眼睛，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很重要，在那一刻，他(她)是唯一存在的一位。这样做看来很有成效。我收到许多私人信件的开头都是：“好多年之前，我在自己堂口见过您……”

不管怎样，当你用眼神去接触他人，让他们确信你真正关心他们一一即使周围簇拥着上百个人，但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只有他(她)是唯一的在与你接触交谈的人一一那么，你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友谊关系。他们感到你与他们有一层真正的特别亲密的关系，即使是一刹那也好。他们感到你是真正地关心他们。更重要的是，你在某种程度上把天主的爱、仁慈和同情让他们一起分享了。换言之，这种接触同样有它宗教方面的意义：它帮助加深了个人与天主之间的亲密合一的关系。

我对癌症病人新实施的传教工作也同样是简单而富有意义的。我是一位神职人员，但又是一位癌症病人，在这新的环境下，我的传教事业也逐步在我每天的生活中成熟起来；它使我更加接近许多癌症病人，也使我更加接近天主的生命。同时，这一新的传教事业也与我的生活是完全一致的，它丰富了我的司铎生涯。你也许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就让我向你细细叙述玎巴。

听从天主的召叫：

司铎生涯

在读高中最后一年时，我获得了南卡罗利纳大学的奖学金。获得此奖学金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因为，对于财力贫乏的妈妈、妹妹和我来说，要想得到进一步的高等教育，获得奖学金是唯一的途径。想到能成为家里第一位受到大学教育的人，我不禁忧喜交集。

我决定去读医学系。对我来说，能成为一位医生就能成为一位高尚的奋斗者，可以使我有能力帮助别人，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将过一个有保障的生活了。

但是，天主对我的计划却不同。

大一结束的那年暑假，我与自己堂口的两位年青神父成了好朋友。他们对我极感兴趣，最后，他们问我是否想过成为一名神父。我告诉他们我想当一名医生时，他们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来与我探讨此问题。他们向我指出，想成为一名医生说明想帮助别人，去与他人接触：进而，他们向我解释如成为一名神父，同样可以帮助他人。

我很尊重这两位年青神父，因此，我细细回味了他们的话。差不多没多加思考，我就决定进修道院去。当然，母亲担心我的决定太匆忙。她还提醒我，放弃奖学金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万一修道院不合适我的话，我连退路也没有了。

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决定去修道!天主在召叫我，我一定要聆听。

我先后就读于肯塔基州的圣玛利学院，巴尔蒂莫的圣玛利修道院，华盛顿市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神学院；并于1952年被祝圣为神父，服务于南卡罗利纳州的哥伦比亚查尔斯顿教区的圣若瑟堂。我在查尔斯顿教区呆了14年，在4位主教的属下承担了许多职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欣喜地发现并承认那两位年青神父告诉我的司铎生涯是真实的：通过我的工作，我可以帮助他人．

1966年，教宗保禄六世祝圣我为亚特兰大的助理主教。我成了全美最年轻的一位主教。二年后，我被选为全国天主教主教团以及美国天主教联合会的总书记，并搬到了华盛顿市。在此期间，我的责任和任务继续在扩大。我发觉这次搬家使我越来越趋向于行政工作。这是教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工作把我与普通的日常生活和关心最大多数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

1972年，教宗保禄六世任命我为辛辛那提的总主教。我在俄亥俄市教区服务了差不多10年。在此期间，我被选为全国天主教主教团以及美国天主教联合会的主席，任期三年(1974—1977)。

1982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我担任芝加哥的总主教。六个月后，我被提升为枢机主教。

在芝加哥的l4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成效和最受到上主降福的时期。就是在这儿，我第一次清晰地呼吁要过言行一致的道德生活。就是在这儿，我与约1800名神父一起共同工作。他们帮助我牧养整个教区约230万天主教徒．我们教区包括占地141l平方英里《译者注：1平方英里：2．5900平方公里，的湖泊和大大小小的市镇：有48所高中，281所小学，6所学院或大学，l9所医院和3所教区修道院。

作为一名司祭，我被召叫来成为天主旨意实施的工具，把祂的亲密的爱分享给众人，并把祂与每个人相连起来。通过我的司铎职务，我越来越明了这一点。司铎最基本的素质，或说司铎最基本的定义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我始终一贯地保持司铎本质，许多人都对我说，我与40年前的我是同一个人，没有变。我刚做神父时可能更天真一些一一世界也不像现在这样变化无穷。梵二之前，教会内每一件事都很规范化，从一个方面说，我们神父更与自己该担当的角色相吻合，至少我们更加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但即使教会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改变了许多，大部分熟知我的人都说我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我总是极其关心人们，我总是努力与每一个人修和，我总是尽力成为天主爱的治疗工具。

但我从没有像现在一样更加明白成为一名司铎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把司铎看成是天主主动拯救世界的爱的最具有权威性的见证人。他们并不要求我们成为政治家或事业家；他们并不对堂口或教区生活中层示出来的可怜的争论不休感兴趣。相反，他们仅仅希望我们能与他们一起同甘共苦，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我知道有计划的组织是重要的。教会作为由人组成的团体，就需要有一个实在的行政机构。但是，多重结构会加重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使神父应与教友们一起干的真实的工作变得暗淡无光。

我从来没有像去年那样感到自己是一位司铎。当我刚进行第一轮的化疗和激光治疗时，我就对我的神师说，在我的传教事业上，我又有了一个新的侧重点：花些时间与那些病人和遇到烦恼的人在一起。一个人不管他(她)的工作是否有意义，他(她)总想从自己的神师神父处得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居住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即使没有一个确定的宗教信仰，都有一个深深的心愿，希望能进入到一种超然的境界中去；而神职人员能够通过自己与他人相处时所体现出的简朴的美善来促进人们与超性境界接触。人们自然而然深受感动并铭心不忘的就是一些关爱和周到的小举动。多年后，当人们谈到他们所接触到的神职人员时，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小故事。

做癌症病人的

“非官方”指导司铎

在罗耀拉医疗中心，我开始访问同一层楼里的病人，在我的传教事业上又开出了一朵非凡的、给予生命的花朵。

1995年6月l9日，星期一，我可以出院了。我把在罗耀拉医疗中心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深藏在心中而出院。那天，在许许多多方面都让我极其感动，特别是由于我从芝加哥市民，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们处，获得了无限的爱和支持。像平常一样，宣传媒介候在医院大门外等着我出院。我想自己站起来并走出去，但是医院里有一项规定，凡是开过刀的病人必须坐在轮椅上被推出去。那天曝光的所有照片都是我坐在轮椅上的，即使我曾站起来并自己跨过了门槛。我必须说那天我很虚弱，不像一星期之前那么有力，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直到7月l0曰，我才开始对胰腺癌进行化疗；医生给了我三个星期的时间来恢复体力。7月lo曰起进行化疗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13年前的同一天，我被任命为芝加哥的总主教；无疑，那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一天，我信任全教区的人们。因此，现在我怀着同样的、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精神进行我的癌症治疗。只要有时间，我又开始做那我永远感兴趣的事，即在住宅周围散步。起初，我只能走1到2个路口；最后我又恢复到自己的老习惯，从主教府一直走到芝加哥河，随后再折回一一大约走2.5英里(译者注：1英里＝1．6093公里)。但我并不是一口气走这么多，而是非常慢，很小心地走走停停。

我始终为即将进行的治疗作着准备。信件、传真、电话，络绎不绝，给我支持和鼓励。癌症病人和另一些深受着重病煎熬的病人都让我知道，他们在为我祈祷，并也要求在我的祈祷中想到他们。

不久，我就能打电话和写信给人们了。我从朋友和一些认得的人处得到了一串名单，得知他们特别需要获得我的忠告和灵修指导，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和写信。这之后没多久，传媒又获悉了我正进行着的传教事业，并大力加以宣传。那样，我的癌病传教事业就真正发展起来了!我谦下地承认我不声张地成为了癌症病人的“非官方”指导司铎。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有意义了，因为它说明了人们愿意接近我；而我自己却从这些与我分享相同的命运、顽强地在与癌症搏斗的病人的勇气和深刻的信仰中，越来越觉得受到了极深的激励。

特殊团体

在我整个司铎生涯中，我对待自己所充当的角色是相当严肃的。我总是满怀同情心和理解力去接触他人，总是承担着信仰的见证。但是，我是整个人类团体中的一部分，我是一位兄弟。因为我是天主的忠仆，我常常极其自愿地加入到许多不同的、带有各自特色的团体中去，也能很自由地向更大的人类大家庭强调团结。

由于我所进行的癌症传教事业，我开始意识到我现在所属的这另一种团体的特殊性和唯一性：这个团体是由那些深受着癌及其他重病折磨的人所组成。在这个团体中的成员看待事情与众不同。生活具有一种新的意义，但突然之间，它变得太容易就把核心与外壳区分开来了。

在任何团体内，重要的是我们能分享各自的经历，能与他人接触，并能理解他人。许多次，我都十分钦佩那些受到病魔纠缠的、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们，他们让我分享了他们对生活的见识。看到这些真正的人以及了解到他们的睿智，我很受感动。以前，像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样，我也经常为了向这些正受着痛苦折磨的人说一点什么安慰话而绞尽脑汁。但自从我被诊断患有癌症以后，这些想说的话变得容易得多了．为此，我也产生了一种能力，知道什么时候应仔细聆听，而什么时候只是简单地向他们伸出我的双手。

我把了解到的自己的健康情况都及时向他人揭示出来。我的家庭就是整个芝加哥地区一一还包括全美国和全世界。家庭成员当然有权利知道我的情况。

人们多次告诉我，说我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我公开并诚实地让众人一起议论我的病情的决定，向世人送去了一个信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紧闭在家，或把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相反，正是在我们生病时，我们最需要他人。

一些宣传媒介以及很多个人都称我是圣人：不过听到这种称呼，我并不感到舒服。我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公开化和诚实化，我已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更深地交托给上主、教会和人类团体了。过去的三年激励我坚固自己的信德并完全依赖天主，这种感觉的深度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我这儿的要点是我把信德与行动糅合起来，把一直指导着我的生活原则活出来了。尤其，我希望人们知道我是作为他们的兄弟、他们的朋友而与他们同行。

我决定让公众了解我的癌症病情的做法，还与大家分享了一个简单的信息：信德是真正重要的。由于自己牢固地依赖上主，由于开放我自己让进祂的旨意，我才有能力来接受我的癌症一一以及现在正在向我逼近的死神。其实，你们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那个人，他并不想向你们显出他是一个勇敢和充满勇气的人，他只希望你们看到一位信赖天主的人，一位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渗透了自己信仰的人。不把悲伤和病痛与上主相连在一起思考的话，它们对我只有一点点意义，那时，我的心只对那些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感到被人遗弃和感到孤独的人充满同情。但是，作为一个有信德的人，我就能够真正地向人们谈到病痛和悲苦，把它们提高到救恩的本质上来讲述。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祈祷：“请免了我这杯罢，但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要照祢所愿意的”(谷14：36)，而是由于拥抱这悲痛，由于仔细探究它，并超越它，我已经看到了即使在最糟的情景下，天主也临在!

实践我的讲道

就在我动手术之前，很多人前来问我在想些什么．我说：“我已做了43年神父，29年主教，我总是对人们说要把自己交托在上主的手中。我给了许多人忠告，这些人曾经历过我现在正面对的情况。因此，现在是我来实践自己讲道的时候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向上主祈祷，求祂赏给我恩宠以便让我能对所进行的手术以及手术后的治疗充满信心，不要有太多的苦痛或过分的焦虑。天主给我特别的礼物就是让我有能力来接受各个不同的环境，特别是那次的诬告和紧接着的癌症。祂赏给我的特殊的礼物就是平安。

随之，我给他人的特别礼物就是让他们一起分享天主的平安，帮助他们度过生病和烦恼的时刻。

通过讲述我内心的平安，我希望人们能认识到我们可以为许多事祈祷，并且信德胜过空话。即使在最糟的时候，天主也真正帮助我们活得充实。我们所能做的，确确实实，取决于我们在祈祷中与天主之间所建立的深厚关系。

小插曲：祈祷的重要性

多年之前，我已经了解到我要划出一个能保证质量的祈祷时刻，那只能早上起得早些。(我必须附加说一句，我并没有早起的愿望一一通常我总是躺在床上直到非起身不可。)早上的几个小时看来是我和天主对越的最能保证质量的时光：那时候，电话铃和门铃还没有开始响起，信件还没有送到。因此，我允诺天主和我自己，把一天的第一小时用来祈祷。即使我不知道，我能信守这个诺言直到何时，但我很高兴告诉你，我已经这样做了20年。这并不是说我知道怎样完美地祈祷，也不是说我没有经历过其他人所面对的各种艰苦奋斗。恰恰相反。但是前不久，我又作了另一个决定。我说：“上主，我喜欢每天早上花些时间来祈祷，把我的白曰梦和要解决的问题告诉祢，我不

知道以后是否会停止这样做，我一定要尽力保持：但重要的是，我不会把这一时刻让给任何人。因此，即使我不能再在这一时刻与祢合一，像我应该做的那样，我也决不会让其他任何人占用此时刻。”

一小时一小时向前推进，我发觉这第一小时并没有随了其他小时的到来而消失。在一天最早的那一个小时中，无疑，我与上主合而为一，但它使得我在一天余下的时光中都能与上主接触。经常，当我面对各种问题，不论是肯定的或否定的问题时，我都会想到与上主的关系，并寻求祂的帮助。所有的这一切说明了两个要点，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第一，即使你不能很好地用这一时刻来与天主对越，你也不应该把它让给其他任何人，你要不折不扣地把它留给天主，以便你与天主的对越能坚定而又缓慢地进展下去；第二，如果你已经划出了这一特别的时刻用来祈祷，那么，让你在整个一生中都逐步成为与天主合而为一的人吧，这是非常重要的。

早上祈祷时，我做些什么呢?我念曰课。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祈祷文。这是教会的祈祷文，它使我感到与全体人类，特别与全世界的神职人员在一起祈祷：是神职人员都会念曰课。因此，它不单单给我一种感觉，更给我一种信念，即我是普世大家庭中的一份子。第二，在各个不同的祈祷时间里，我喜欢采用的祷文主要是圣咏。我发觉圣咏非常特别，因为它们用了一种很直截了当的方法，把人类生活中的快乐和悲痛，德行和罪行联系起来。它们传达了一个信息：经过困难曲折，最终，善必战胜一切。你一定注意到在圣咏中所提到的人都为了与天主合一而不断奋斗；它确实鼓励了你，让你知道即使在几千年之前，也发生相同的事。

我也念玫瑰经，因为玫瑰经把你带入主耶稣和祂被祝福的母亲的生平以及传教事业的几件生动的大事中。念玫瑰经对我们帮助极大。有些人认为它重复又重复，是的，它可能给你如此感觉，但是它使你专注于耶稣的传教事业，这是喜乐、痛苦和荣耀的事业。

随后，我花一部分时间来默想反省。我尽可能地用祈祷的形式来默想圣经以及其他好的灵修书籍，从而充实自己。就像前面我已经说过的，在我动了手术后的最初恢复阶段，我实在没有力量或愿望来祈祷。因此，我劝告朋友们说：“你身体好的时候快快祈祷，因为当你生重病时，或许你就不能祈祷了。”但这并不会破坏我对上主的信念。我发觉这一点对我的癌症朋友非常有价值。他们有时候认为当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专注于祈祷时，他们对天主的信念会动摇。但我重复一个词：接触。不祈祷的话，你不能接触，即你不能保持与上主的合而为一。这绝对是一个核心问题。

司铎第一，病人居次

在1995年6月19日出院时，我被介绍给激光治疗医生安妮。麦考尔和肿瘤专家爱伦.盖纳医生，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她们一直是我的朋友。

她们向我解释说，从7月lO曰起我将开始胰腺癌的治疗。每天我都去接受激光治疗，疗程为6周，周末不必前去。与此同时，我每二个星期去打一次针，为了促进激光治疗的效果。医生们也向我解释了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比如人感到相当疲劳以及消化道发生些问题，不过我不会碰到一些明显可见的副作用，比如脱发等。我给她们开玩笑说，我也没有多少头发可以掉了。她们笑了，并要我不必有任何担心。

每次，我的治疗过程只不过10分钟就好了，但是我到医院去至少要花去5个小时。我喜欢利用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病人，问问他们的情况，与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一起祈祷。

一天，有一位医生好心地对我说：“枢机主教，若您愿意，您可以从后门直接进来治疗，那么您进进出出都可以不受打扰了．”我停顿了一会儿，回答他说：“首先我是个司铎，其次我才是个病人。”

有一个故事发生在我访问医院期间。近几个月来，我一直把它作为素材用在我的讲道辞和演讲中．它值得在此让你一起分享。

在我做激光治疗时，我遇到一位名叫劳蒂的妇女。她进行的治疗法正好与我相同。劳蒂病得很重，我不能确定她还能活多久。八月初，我们同时完成各自的激光治疗。那一个月，我和她保持着接触，并且明显地看出她是每况愈下。最后，在劳动节的前几天，她女儿克莉丝打电话给我说：“枢机主教，我母亲衰弱得很快，我想她不会活很久了．”我立刻说，我马上去看劳蒂，她与她的丈夫都与女儿住在一起。

我到达时，克莉丝对我说：“我的母亲很不稳定，焦虑不安，已失去一半知觉。”我进到房里与劳蒂讲话。我不知道她是否真能认出我，但我与她说话，并给她傅了圣油礼。当我走出房间时，克莉丝对我说：“枢机主教，我认为问题之一是我父亲不断地对她说：‘劳蒂，你不能走，我需要你，你不能死。”’然后，克莉丝问道：“您能找我父亲谈谈吗?”

我与劳蒂的丈夫谈了话，并对他说现在是让他的爱妻离开的时候了。那天晚上，克莉丝告诉我，在我离开后几分钟，她就见到父亲走进了卧室，并听到他说：“劳蒂，现在你去吧，一切都会好的。”听到这话，她母亲立刻变得平静下来。两天之后，劳蒂平安地死了。

进一步的挑战

从我开始治疗后，并发症也涌现出来了；后来这些并发症给我带来了不少的烦恼。当我与韦洛神父一起散步时，我对他说：“肯，我感到自己的腿很有趣。”“您感到什么了?”他问。我说：“是呀，你知道当你发高烧时，你会觉得手臂和腿仿佛不是属于你的，是吗?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想这一定是由激光和化疗引起的。”

我问罗耀拉医疗中心的医生，我的腿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否是激光和化疗所产生的副作用．他们说：“不会吧，您的双腿不应有任何不适。”但事实上，我双腿的情况越来越糟。

1995年11月我第一次跌倒了：这是由于我双腿无力引起的跌倒中的第一次。那时，我正在曼德莱思镇，这次跌倒导致我折断了一节脊椎。然后，在第二年的一月底，我在主教府的楼梯上再次跌倒。在接下的六到八个月中，我折断了4节脊椎、4根肋骨，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疼痛。医生们很快就发现，我又增加了脊椎狭窄，以及骨折疏松和脊椎弯曲等症状。我缩短了4英寸!其结果是我不得不把祭披和白袍剪短些。

若不考虑后背和腿带给我的持续不断的疼痛，1995年的夏天，我在癌症治疗方面恢复得还算很快，我的精神面貌好极了!

在这些日子里，我最心爱的回忆之一就是主持了“实用神学”讲座的大型闭幕式。这是为我们芝加哥教区和临近的乔利埃特教区开办的每次为期4周的系列讲座。这个讲座已经办了l4年，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聚在一起聆听演讲者的发言，并且互相探讨他们信仰生活中的许多主题。4周结束时，大家团聚在主教府的大草地上一起聚餐、听音乐、开玩笑。尽管我总是期待着与他们一起分享这令人兴奋的时刻，我并不认为这次我有可能与他们在一起。

但是我做到了!每个人都怀着无比的爱和激励之情前来向我问好：我情不自禁地一直微笑着。一位男子汉大声叫道：“我祝愿您像看上去这样健康!”换了平时，我可能会老实说，事实并非如此。但是那一天，我真的感到情况越来越好。

当八月中不再进行激光和化疗时，我又有了一个月的“自由”。到九月中，我又进入另一疗程，称为“保养疗法”，它包括每星期在家打一针称为5FU的化疗剂（译者注：5FU＝5氟2氧嘧啶，一种抗胰腺癌的药）。打针后的副作用是相当怕人的；计划中要打两年这种针。

《希望的标志》：

我的一封关于保健的牧函

面对我自己的癌病，以及与癌症病人一起度过的这段时间，我就更深入地献身于保健事务上去了，希望每个有需要者能获得有质量的、有保障的益处。当我于1995年6月l9曰从罗耀拉医疗中心出院时，我高度赞扬了医生们。我想我讲了病人对他们的健康保护者该说的一切话．我告诉他们，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每个职员对待自己的病人都是同样的尊敬和同情。我期待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和对待，但不久我就意识到每个病人都得到了同样好的照顾：并不因为人们的肤色、种族、性别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我告诉医生和医院的职员，他们应该为自己对病人的优质服务而感到自豪。

1995年l0月，我写了一封关于保健的牧函，题目是《希望的标志》。那时，已是手术后的4个月了；我的头脑中一直考虑着保健问题。我决定用一种充满着个人色彩的信件的形式来发出此文件，我相信在这儿向大家公开此牧函是有价值的。

“在我做主教的整个任期内，特别在最近两年中，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天主教保健事业土。去年，当保健改革成为政府政策中有争议的一部分时，我对那次争论作出了一点儿贡献一一例如，指出天主教保健机构不盈利的重要性。我对过去和现在献身于天主教保健事业的人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在为大众服务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这领域里工作的会士、修女以及协助他们工作的许多男男女女的平信徒都在奉献自己，为人民服务．

“几个月之前，我已经决定写一封牧函反思一下天主教保健事宜．我打算把自己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汇总起来，并给芝加哥教区的保健事业指明一个方向。但是在我还没有正式着手这个计划之前，我却被诊断患有胰腺癌。之后，我在伊利诺州的罗耀拉大学的医疗中心进行手术，经过了一个短期的恢复阶段之后，我差不多又进行了6今星期的激光治疗和化学治疗．

“现在，当我重新拾起此计划时，我不单作为一个主教对它怀着应有的兴趣，准备交托自己去重视天主教保健事业，而且还作为一位癌症病人在从事此项事业，这位病人已从耶稣基督这位治愈者的榜样中获得了大量丰富的同情与关怀。

“今年六月，我住进罗耀拉大学医疗中心时，我的生活被完全弄得乱七八糟。我一直感到自己身体很棒，却突如其来地被一个不期待的消息击倒：在我这个健康的身体里，实际上躲藏着一群危险的、来势凶猛的癌细胞。在整个诊断、手术、及术后激光和化疗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带领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信仰生活的旅程中去。

“我用一种非常个人的方法体会到了重病症所带给人生的一片混沌。我已经放松了许多自以为安全和有满足感的事，为的是找到一种治愈法；我深信只有天主才能带给我们这种治疗。

“最初，我感到自己仿佛将被洪水冲垮。在我一生中，我第一次真实地面对死亡。一刹那，我个人所有的梦想和计划都付诸东流．我不得不用一种全新的观点来重新评估我个人生活和司铎职务。我开始时感到失去了方向，感到孤独，仿佛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但是，我没有被癌症的消息击得一蹶不振，相反，我开始准备动手术以及进行术后治疗．我与家庭成员及朋友们讨论了我的情况；我不断祈祷，求上主给我勇气和恩宠来正视放在我面前的任何危机。我决定为教会，特别为芝加哥总教区奉献自己可能遇到的任何痛苦。感谢天主，我整个心灵平安地涌现出一股宁静的感觉；这种平安的心情是我以前从来也没有体验过的。我用一种全新的方法确信天主与我同在一一在我从以前的生活道路进入到一种全新的、与病魔作伴的路程中时，天主与我同在。

“不管怎样，在我逐渐恢复健康的过程中，我发现黑夜是如此之长，各种各样的怕惧感涌上心头。有时候，我发觉自己流泪了，而在以前，这是极偶然发生的事。我开始意识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把精力消磨在多少琐碎与毫无意义的事上啊!在此暗淡的时光，我除了充满信心和完全信赖上主外，我还被一种新的认识恒久地支撑着一一那就是，想到在我自己的教区，甚至在整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为我祈祷。我沐浴在爱与支持的恩宠之中；这一切都让我倍感温馨地体验到教会的生活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团体’。

“同时，我还感到与那些正受着病痛折磨的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稳定的团结感。我与那些在同一层楼等待着作激光和化疗的癌症病人一起交谈，一起祈祷．我还与成百个寻求我忠告的人接触，他们要求我为他们的亲人和朋友祈祷，这些人正受着重病一一大部分是癌症一一的痛苦煎熬．

“过去四个月内，我的经历帮助我在考虑天主教保健事业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我有理由相信，对于我自己病痛的反思，以及我对天主教保健的地位和它的未来的反思都能帮助他人，和引起他人的兴趣；特别对那些自己正在与病魔作斗争的病人，或对那些在这个社会、经济和政治急遽变化着的环境下勤奋地在为大众保健事业服务献身的人们会有更大的帮助。”

癌病朋友们的信件

自从我开始与病人接触，和与病人的家属、朋友们一起祈祷后，我就把病人的名字都编纂在一起．起初，我所列出的名单的队伍还不是很庞大，我能在每天弥撒中，点出他们的名字为他们祈祷。但当此队伍越来越扩大以后，我不可能再一个一个读出名字来为他们祈祷了。名单上列出的人到现在为止已超过700个了呢!我在向天主祈祷时，就把这张名单握在手中，为这上面所有的癌症病人或患其他重病者一起祈祷。我收到的许许多多信都极其打动我心，信上所说的关于我为病人所做的传教事业比我所能想象的更为丰富，我愿意在此与你一起分享这些信件。

亲爱的贝尔纳丁枢机王教：

您好!我P1艾琳．孔帕拉，已经8岁了。我是玛窦学校的小学生，马上就要上三年级了。

请为我的姑妈祈祷，她患了癌症；也请为我舅舅祈祷，他也得了癌症。谢谢您．

艾琳

1996年7月31日

亲爱的贝尔纳丁枢机主教：

我的祖母玛利昂。斯潘塞有幸在去年与您坐在一起午餐，她告诉了我们她与您的交谈，并如阳光照射似地喜形于色了好几个星期．她一生带给我们的最清晰的两个要点是：对天主的爱和对家人的爱。

上周六，正好我们全家在举行一年一次的野餐时，祖母得了中风。她现在被送到帕洛斯丘陵的帕洛斯医院。若您在排得满满的日程安排中恰有机会到帕洛斯附近去的话，我相信她会感到极其荣幸能再次见到您。

谢谢。

乔．斯潘塞敬上

, , ; 1996年8月6曰

亲爱的贝尔纳丁枢机主教：

九个月前我曾写信给您，请您为我7岁的患癌症的儿子祈祷。我想再次感谢您的祈祷，并告诉您，直到现在他活得很好．他是一个快乐和活动能力很强的男孩。

自从他的恶性淋巴结摘除至今，已一年多过去了。直到目前为止，还未见癌症复发的迹象。我们不断祈祷愿这时刻永远不要再来．

同时，我们全家每天都为您祈祷，我们确信天主会聆听我们的。

您真诚的，

泰利.埃利斯

1996年8月6日

尊敬的枢机主教：

您一定被请求为各种不同的意向祈祷，或许，您被淹没在这些要求之中。现在，我的信也是为提要求的．

我妻子安今年44岁。1995年12月8曰她在罗耀拉医疗中心进行了结肠癌的手术；随后，又进行了6个月化疗，愈后的指导很好。她是6个孩子的妈妈，最大的孩子已16岁，而最小的孩子还只有4岁。安还是一个好护士，照看我们13岁的儿子马丁．10年之前，马丁遭受到一次严重的头部创伤，使他丧失了自理能力。从各个方面说，安都是一位可爱的、成熟的妻子和母亲。感谢天主，在我结婚后的17年中，能与这样一位爱人共同生活．我请求您为她和马丁代祷。

过去的几年中，我与其他人一起密切地关注着您所受到的考验，个人的和牧职的考验。我钦佩和尊敬您，您对待这些考验所显示出的坚定信仰使我有勇气来请求您为我们向天主代祷。

我是一个农夫，特别注意季节的变化。每个季节是必要的，但也拥有它们自己的特权。伯尔纳丁枢机，我知道您的收获季节近了．愿天主赏给您出自于信德的勇气，就像圣女德肋撒所说的：“我们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是为了最终到达永生．”

谢谢您花时间看我的信。

尊敬您的，

杰姆斯.赫米斯

1996年9月1 3曰

亲爱的主教：

今年六月，我得知自己患了前列腺癌．于是，我就没完没了地从一个医生的研究文件“长途跋涉”到另一个医生的研究方案之中；并努力摸出一个头绪，决定自己倒底该做些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我妻子和我在一个又一个治疗计划中打滚，我的怕惧感和焦虑感也同步上升。

您告诉人们您的癌病已到了晚期这个悲伤消息的次日，8月31曰，我和妻子一起到圣巴尔巴拉教堂去参加您为病人举行的傅油圣事．

在听了您诉说自己得知患了胰腺癌之后几个月内的感受时，我觉得与您仿佛有一种特别的亲情关系。当您娓娓动听地讲着现在在您心里涌动着的平安心情时，我真是极受感动．我对妻子说：“我真希望伯尔纳丁枢机主教能降福我。”

不管怎样，我挤到了中间的过道里，并被人引到了一条最短的队伍。没多久，我就轮到了一位神父把手按在我的头上，给我傅了圣油。但当我仍随着队伍朝前走时，我站到了您的旁边，而您正好结束对另一位请求者的降福。您看着我，仿佛在对我说：“你从哪儿来?”

我说：“原谅我，神父．我最近刚刚诊断出患了前列腺癌。今天我来这儿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傅油。”

您停顿了一会儿，微笑着对我说：“我会的。”我与我曾受到的天主教教育有了不同的观点。我不说我会回到教会里来，但我想让您知道，当您用圣油接触我的大拇指，然后又把手压在我头上，满怀深情地说：“我会为你祈祷”时，一股强大的内心平安的感情笼罩住了我。

我依然为摆在自己面前的未知数惊恐万分。明天，我和妻子将离开这儿前往斯科茨代尔的梅奥诊所去。在那儿我将参与到一项尚在争议的试验中去，即在前列腺里安置放射性的“种子”的试验。当我跨出这一步时，您依然是我获得最大鼓励的根源；不单单是由于您面对自己疾病所表现出的不可置信的尊严，也由于您通过自己的一生恒久不懈地向我们众人显示的同情心、谦下和恩惠．

正如您所说的，您即将面临生命中最大的挑战，我要为您祈祷。愿上王在您的生命旅程中与您同行。

杰克.麦圭尔

1996年9月18曰

亲爱的贝尔纳丁枢机主教：

原谅我冒昧地给您写信，但我想让您知道，您是多么特殊地触及了我们的生活!

今年五月初，我57岁的丈夫被告知对他的诊断是错误的．他背部的疼痛并不是由于开了36年大卡车，每星期要驾驶60—80小时所引起的，而是由于胰腺和胆道癌的缘故。实说吧，雷克思被此消息震慑了，他从未这样害怕过．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参加祈祷会的活动，但或多或少显得有些心神不安．我拿起一张利果里亚报，上面的一篇文章正好是谈论您的癌病．第二天早上，我对弟弟派特提到了这篇文章，他立刻打了一系列电话；先打给辛辛那提总教区，最后，打给了为您开刀的外科医生的秘书．那天晚上，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您的医生给我弟弟回了电话。他建议我们打电话给辛辛那提医科大学的乔瑟夫．菲希尔医生。在几经周折终于搞清楚我们这些打扰者是谁以后，我们竟得到了一个不可能想象会得到的预约。菲希尔医生重新安排了他的日程，安插了给雷克思动手术。

我们想让您知道的是：在医院里整个时间内，不管是在化疗时，还是在急诊室里，我们不断对雷克思说的是，“雷克思，请记住，你认得乔”这句话。我从所读的文章里知道，您所有的朋友都称您“乔”，而我们也已经把您看成是好朋友，即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雷克思手术后的情况并不妙，他越来越虚弱。他瘦了很多，并常感到胆战心惊．我们也知道他的日子不会长了，医生也这样告诉我们。而我这位结婚36年的丈夫却说，日子并不是由医生能决定的。

请为我们祈祷，并谢谢您成为我们的“乔”．我每天在祈祷中想到您，并特别请求圣佩里格林和圣弥额尔为您代祷．

您忠诚的

雷克思和爱弥丽.威克斯

1996年9月26曰

(译者注：圣佩里格林是主教、殉道者、癌症病人的主保圣人

纪念日：5月16日．)

“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人，

你们快到我这儿来吧!”

我向大众宣布，我的癌已经扩展到肺里，开刀已经不可能了。1996年8月31日，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布鲁克菲尔德的圣巴尔巴拉教堂里为病人举行集体傅油礼。我对我的病人朋友们说，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病症(或任何难以忍受的困难)时，我们应该做几件事一一这些事给了我个人心灵的平安．

首先，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地托付在上主的手中，我们必须相信天主爱我们，永远拥抱我们，从来也不会遗弃我们(特别当我们在度难关时)。这种信念可以使我们在生活的悲痛和一片混沌中看到希望。天主已经邀请我们：“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人，快都到我这里来吧!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你们负起我的轭，向我学吧!我是良善心谦的，你们的心灵必将找到安息。因为我的轭是甘饴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玛11：28—30)。

这是我最喜欢的金句之一，可能也是你们最喜欢的名言。这给了我多大的安慰，多温柔的感觉呀!可能这话听起来不像是真实的。确实的，进一步的反思使我们发现，耶稣的信息比初听和乍看时所感觉到的要复杂一点。

例如，在耶稣所提供的“安息”与祂邀请我们所负的轭之间，难道没有一种张力吗?耶稣说“轭”时，祂指的是什么?古代的拉比习惯称梅瑟的律法为一种“轭”，但耶稣的比喻是不同的。因为祂的“轭”和智慧和法律的中心都是天主自己。祂怎样宣讲，也怎样实践。祂对自己所服务的人们是非常温和，并且又非常谦下地服从天父的意愿，祂召唤我们互相相爱，并为了我们而交付了自己的生命。祂提供给我们的“安息”是从祂的姿态、祂的价值、祂的使命、祂的传教事业，祂愿意为我们而付出的完全的生命中体现出来、活出来的。一一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我们也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祂所提供的“安息”。

是什么使得耶穌的“轭”成为“甘饴”的呢?为了把磨伤减少到最低限度，一付好的轭很讲究它的造型。耶稣允诺祂的轭将是仁慈和甘饴的，不会磨损我们的肩头，使我们挑重担时感到更容易些。这就是祂所谓的担子是“轻的”的涵义。事实上，它也可能相当沉重，但我们发现它也是我们的责任能够负起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会帮助我们。通常，一付轭要有一对公牛来背负，让它们组成一个梯队。在我们负重担时，耶稣仿佛在对我们说：“与我同行，向我学习吧。看我是怎样尽职的，你也学习怎样去负重吧!如果你让我来帮助你，沉重的劳苦将变得轻松易挑。”

可能，最终的重担是死亡本身，它经常伴随着悲伤和疼痛：有时候，要正视它太困难了。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最初浮现出的是浸透全身的一种疲劳感，这种感觉每天有增无减，迫使我每天花更多的时间躺在床上。但请注意，耶稣并没有许诺祂要取走我们的重担，祂的许诺是帮助我们挑起重担。一旦我们能放松自己，让天主来帮助我们，而不是太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将看到死亡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它也不会造成我们的惶惶不安：死亡仅仅是一个朋友而已。

老朋友的来访

去年七月份，发生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那就是亨利．卢神父的来访。他与我有超过了25年的老交情．这次他到美中地区来参加一个大会，并问我是否可以来看看我。我回答：“太欢迎了!”我们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带给我一本他的新作《一件最伟大的礼物：关于死亡和治愈的反省》。我们一起讨论这本书．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他谈到视死亡如朋友而非敌人的重要性。尽管从我所持有的信仰来说，我也是以这种观点在看待死亡；但同时，我也需要有人不断提醒我，因为我已被当时的激光治疗搞得筋疲力尽了．他说：“这极其简单，当你害怕或焦虑的时候，你会找一位朋友谈谈心。这样，你的怕惧感和焦虑不安就会减少很多，葚至完全消失．若你看待死亡是你的敌人，那么，你就会站在对立的地位上，尽可能地远离它。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死亡是从在世的生活模式向永生的一种转变，当然看待它如朋友了。”

这些谈话给了我巨人的帮助，它佼我进一步转变了对死亡的不安感利怕惧感。当卢云神父突然在今年(1996年)9月21曰闲心肌梗塞而死时，他只有59岁；每一个人都震惊了。然而，无可置疑地，他甲作了准备．他只用了自己的一生在教导他人怎样面对人生和怎样面对死亡。

癌症复发

在我的床头挂了一架漂亮的苦像，木头底，上面雕刻的耶稣像是铁制的。它挂在我床头已有24年，并不断地提醒我，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奥迹。但当我早上张开眼的时候，我是看不到这架苦像的，因为它正好挂在我的头顶上，我一定要有意地转个角度，才能朝上见到它。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十字架的阴影总是伴随着我们，尽管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意识到它。我也是到今年八月底才刚刚意识到这一点。从那以后，十字架成了我生活中的良伴，成了即将与我为友的死亡的提醒者。死亡是我新的朋友，它要带领我同归到上主的老家去了。

1996年的8月初，我不顾背部利腿部的持续不断的疼痛，把我的日程安排得相当满。朋友们问我应不应该这样拼命时，我告诉他们，我不论坐着、站着或走路，背部是一样的疼痛：不管我在芝加哥或华盛顿或罗马，痈得同样厉害，没有一点差别．有时候，我对他们开玩笑说，主教需要有一个奸头脑和一颗好心肠，但不一定需要一付好后背。8月5曰，我们交流办公室发山文告说到我已没有癌症，廾已准备在9月中旬去进行脊椎的手术。我的医生告诫我，最好的准备手术的方法是维持平常的日程安排但尽可能地多休息一点。我去见了将为我开刀的外科医生，他告诉我，手术可以在很人程度上减轻我的疼痛，而此疼痛我已体验了9个月了。

8月份的最初儿天，我在为将于8月12日召开的山版会议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将宣布成立一个大主教共同计划，这个计划差不多已酝酿了将近两年了。作为这个规划的领导者，我期盼这个重要的研讨会能帮助天主教徒开创性地与充满信心地演说和提出问题，看看美国教会在进入下一个千禧年时是否能更加兴旺起米。我感到在每一个层次上，我们都需要跨越相互间的不信任感，克服两极分化，并填平妨碍我们作出反响的壕沟。

大多数人都对此富有首创精神的宣称作出了直截了当的和激励人心的回答。无数私人信件送到了我和设在纽约的全国牧灵生活中心的同伴们手中；(此牧灵中心为我们的计划提供工作人员)。不论是神职人员或是堂区教友都大力支持我们，并坦率陈述己见。一小部分人明确表态说，这个计划像舞台上其他的表演一样是一场斗争而己；另一些人担忧这样做是否会把教会的教导引致折衷派。我用提问和回答的形式准备了一个答复。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安心：天主教共同计划是在教会训导当局的教导范围内。

8月27日，星期二，我接见了本教区的内阁成员。在我每月的报告中，我告诉他们，在上个星期的验血报告中指出我已没有癌细胞：我并告诉他们，次日我将去罗耀拉医疗中心做MRI试验(磁共振成像试验)，最后一次确定一下我能否在9月16日进行脊椎手术。

我对我的内阁们阐述了上周六在伊利诺伊州的奈尔斯圣若望．布雷伯夫教堂举行的给病人集体傅油礼。这是在我的议事日程上已经安排好的三次为癌症病人和重症病人举行集体傅油圣事中的第一次。我的内阁和我还讨论了是否有可能在近期在圣阿加莎教堂再增加一次这样的活动。我深情地告诉他们，当一个重病者、一个垂暮老者、一个临终者前来期待有人把双手放在他们头上，用圣油擦抹他们时，这是多么沁人心脾的体验呀!我作为一个癌症病人也已经领受了傅油圣事。与自己地方教会里的这么许多同伴一起领受这件圣事，对我和对他们都成了终身难忘的一次美好经历．

从最初诊断出我患有癌症并开刀切除癌肿瘤至今，已经有15个月了。与此同时，我也接受医生直截了当地给我的“存活可能性”：我有四分之一的机率还可活5年。随后，通过检查给出的结果常常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像上面我所提到的，即使在几天前拿到的验血报告也肯定了我的感觉，我正在好转之中．因此，8月28日，周三早晨，我充满着信心到罗耀拉医疗中心去作磁共振成像试验．

但是，在完成试验后，我从我的这位非凡的肿瘤专家爱琳.盖纳医生的忧郁神色上，立刻察觉到情况不妙。

她说：“我们将好好讨论一下”；而以前，她总是说：“枢机主教，一切都很好．”几分钟后，她告诉我在我的肝上发现了5个癌肿瘤，其中一个的直径有2英寸。这个消息无疑如晴天霹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是的，盖纳医生不至一次对我说过，若以为我已经赢了癌症，还为时过早。但我不能压抑自己满怀着的希望的热情呀!不过在那一天，我确确实实地明白了，在我度过了自以为正在好转的、充满了希望的几个月后，却发现我依然携带着癌症复发而引起的死亡种子．

盖纳医生对我说，我最多还能活一年。我马上想到了自己与在革责玛尼花园中的耶稣基督有着相同的命运。那一刻，正是痛苦和死亡的前夕。耶稣即将在痛苦和死亡中完成祂父亲交托给祂的全部使命。耶稣一定感到极其孤独，就像我现在一样。

但是那一时刻很快就过去了。理由很简单：我已把自己放在上主的手中，并且意识到祂正在要求我更深入地进到祂的死亡和复活的传教使命中去。同样，我也已把自己放在教会的手中，把我超过了40年的生活和使命都奉献给了她。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都得到她的主教们、神父们、执事们、修士会士们，以及平信徒的热情支持和激励。耶稣在若望福音中讲的话，立刻变成了我自己的语言“我不会把你孤苦伶仃地丢下’’(若14：18)。我对自己说，有上主的力量支撑，我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好牧人。是的，我花了一点时间尽力去理解盖纳医生对我所说的话的意义。次曰早晨，我接见了本教区的高级负责人：雷蒙．格代尔主教、彼得.鲍曼神父，玛利.布赖恩.科斯特洛修女和丹尼斯．邓恩修士，告诉他们我的癌症又复发；事实上，我已不可能再做手术了。此外，我的脊椎手术也不再进行，因为此手术必须在更有把握的情况下，并且为了提到生活的质量而举行的，现在已没有这个必要了。若继续进行这次手术，还会拖延盖纳医生推荐的不同类型的化疗。会议后，我走进牧灵中心的办公室为一些信件签字，与我的一些工作人员谈话，并为次日的记者招待会准备发言稿：

公开死亡的信息

8月30日，周五，我接见了新闻媒介。整个房间被记者和电视台的摄像员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行动也不便。我向他们公布了最后一次诊断的结果，以及医生估计我最多再活一年的消息。我说：“我相信我仍可以过一些具有质量的日子。我向上主祈祷，不管我还能活多久，我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生活。这就是说，我要为所有的司铎和全体人们的利益而生活。我本来就是蒙召来为他们服务的。此外，我也要把时间花在我自己的灵修生活上。”

我继续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成了许多癌症病人的顾问。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他们能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上主的手中。“我个人总是努力地去这样做，现在我比任何时候怀着更大的信心和信赖这样去做。我知道从人的角度来说，我将面临的是一些非常艰难的时辰，但我诚心诚意地告诉你们，我的心灵极其平安。我认为这是天主在我生命的这一时刻，赏给我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我还向记者们、我的朋友们以及那时在场的群众们分享了我从卢云神父处学到的观点一一视死亡是我的朋友而非敌人。我告诉他们，我要继续像以往一样为我的教区服务，只要有可能，我要保持每天满满的日程安排。

然后，我直接对本教区的司铎和教友们说：“为我祈祷吧，愿我能继续怀着理解、同情和忠诚的心，为你们以及普世教会服务。通过我们的团结与相互支持和信任，愿我们能为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爱作出可靠的见证。”

在我作为芝加哥总主教的任期内，特别是在刚过去的三年中，我己多次与宣传媒介接触，因此，我还特别对他们说了一些话：“在我做芝加哥总主教期内，我很高兴与你们保持了一种很好的职业上的来往，这层关系还会继续保持下去。现在我要求你以私人身份与我站在一起。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请你为我祈祷：同样，我也会为你和你所爱的人祈祷。”

我结束演讲以后，记者们开始提问。一位记者问我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是否有什么特别希望完成的事?坦白地说，我自从知道自己已病入膏盲以后，还没有特别花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因此，我最初的回答就是：我将像以往一样每天继续工作，直到我的身体再也不允许我这样做为止。我并没有感到在我的职务中，有什么事需要特别去完成的。然后我说，我非常希望能到意大利北部去作最后一次探访，与我的亲人们告别。最后，一个一直躲在一旁的答案突然间跳到我的脑海中。这个问题是如此简单，以至于我起初根本没有想到要说出来。我告诉记者们，或许，我能为芝加哥教区的朋友们，以及怀着良好愿望的每一个人能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我面对死亡的方法。

在接下来的几天与几星期中，这些内容在我的思想中开始成型了。这本书就是我在准备走向死亡之时，采取的重要步骤之一；即让他人与我一起分享这个令人惊叹的历程。

继续我的传教事业

我在默想部分已经提到，紧接着的一天，8月31曰，我到了布鲁克菲尔德的圣巴尔巴拉教堂举行第二次为病人集体傅油。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心灵体验。

因为医生告诉我，我还可以好好地活一段时间，我决定继续我的牧灵工作直到躺下为止。像平常一样，九月份的日程安排总是满满的。同一天，我要对两次事件进行演讲。我还继续我的癌病传教事业，每天晚上，我要打上一打电话，并给患癌病的朋友们写下鼓励他们的话。

9月9日是我宣布自己得了晚期癌症后的第10天。我收到克林顿总统从白宫寄给我的自由勋章。我非常谦下地接受了我们国家对她的公民所颁发的最高的荣誉勋章。

意识到我的体力条件，白宮体贴地把庆祝礼典放在我要到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去作演讲的那一天。去参加颁奖大会的还有其他8位获奖者。盛会还包括一段有相当距离的散步。我很高兴，出来的时候没忘了带手杖。在白宮草地上，我接见了几位新闻记者。在乔治敦大学，我的演说大受欢迎。我反复重申，我们需要过一个言行一致的道德生活，并强调了在我国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尽管在这个国家里，经常发生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不和谐)。总之，那是排得满满的一天，使人筋疲力尽的一天，但也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天。

9月20曰，我到波士顿去接受了波士顿教区天主教保健系统颁发的慈爱基督勋章。我很高兴人们以这种方法来回报我为天主教保健事业所做的一切工作。但这次旅程使我相当虚弱。我所接受的新的化疗法产生了许许多多副作用：这是我在第一次化疗时，没有经历过的。此外，胰腺癌引起的疲劳越来越显著了。

见到教宗

9月23曰，我去罗马亲自告诉教宗我的健康情况。肯.韦洛神父陪我一起去，但我要求宣传媒介不要跟着我。我已经接见他们太多次，告诉了他们所有的事!我预料他们要问我关于去见教宗的事，我的回答是，这是一次私人接见与机密的访问。我们安排了在斯特里奇镇举行一次简单的“拍照”，但我不回答任何问题。那天，天气好极了!我休息和放松了一会儿。我们还没有得到消息，教宗将在哪儿和什么时候接见我。

教宗与我在周五，9月27曰，相见了。我们在他的夏宫里见的面。教宗的夏宫坐落在罗马附近的阿蓬小山，称之为卡斯特尔贡多尔夫。当我们即将结束交谈时，韦洛蒙席进来了几分钟。

我们还可以在意大利呆一天，因此，肯和我就在星期六，9月28曰，去了亚西西。我们为整个教区的神父奉献了一台弥撒，并与当地的方济各会会士共进了一顿快乐的午餐。在弥撒中，还有一段有趣幽默的小插曲呢。因为没有团体参与我们的弥撒，我决定弥撒中就不念“信友祷词”了．但是，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他说他写下了不同范畴的一些神职人员，我们将为他们祈祷。有年老体弱的神父、退休的神父、酗酒的神父、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神父、心灰意懒的神父、勉强够格的神父、富有天才的神父、能说多种语言的神父、在堂口工作的神父、担当特殊工作的神父、为少数民族服务的神父、思想混乱的神父、在培育司铎的神父、新祝圣的神父、还在学生阶段的未来神父、已经离开神职界的神父、机能受障碍的神父、快乐和满足的神父。当他背完这一长串神父所属的范畴时，我笑了：我注意到自己属于其中好几个范畴呢!这次访亚西西是我知道自己的癌症已无药可救以来，最为美好的几件事件之一。

交托我的未来

当肯和我一起回芝加哥后，我继续根据日程安排上所记载的尽自己的职务，但我越来越发觉难以遵照所安排的去完成了。我到了不得不把我生活中的每一样事情安排妥当的时候了。我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心愿：把我还剩下的东西分发给他人，请我办公室的职员把我和他们的文件整理出来，移交到教区的档案中心去，并为我的葬礼定了一个基调。我也为妈妈在我死后仍能得到照顾作了一些安排。

与神长们一起祈祷

10月7日，我们教区大约有800名神父与我一起在圣名主教座堂祈祷。尽管没有一个人公开说出来，但是我从他们泪流满面的脸上能感觉到，这是我在世时最后一次与他们同在了。我不禁想起第一次与他们一起聚在这儿祈祷的情景。那是1982年8月24日，我就任芝加哥总主教的时候。我猜想，他们中许多人也在回忆那一次美好的时光。因此我决定重复那天讲道中的结束语：

由于我们领受了基督为众人而牺牲的圣体，啜饮了基督为众人而倾流的宝血，我们的生活和传教事业就被结合在一起了．我希望在我的名字被列入弥撒中的已亡者的名单上去之前，你们已经了解我是谁．因为，我将与你们一起工作和散心，一起守斋和祈祷，一起悲哀和欢乐，一起受挫并希望，一起争论并修和。你们将知道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神父，你们的主教。同样，你们将知道我爱你们，因为，我是若瑟，你们的弟兄．

在弥撒即将结束时，全体神父伸出了手祝福了我，随后，我也祝福了众人。此时此刻，我不相信有哪一位的眼睛里不是噙着眼泪的，而我自己早已是热泪盈眶了!

放松我的传教职务

到10月中旬，一切都已明白无误了，就像医生坦卜告诉我的那样，癌细胞扩散得极快，比我们预期的要快得多．他们告诉我，有些癌症病人接受的是与我一样韵化疗法，而他们的癌细胞都得到了控制。但是，这结果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由于化疗并不起效，相反副作用倒极大，我决定停止进行化疗。不断在长大的癌细胞造成了浑身上下软弱无力，每天都发烧；并由于肝周围的小空间受到了肿瘤的压迫，因此，胸痛也开始了。盖纳医生在最近的一次来访中，注意到我还没有出现黄疸现象，这说明胰腺癌还没有扩散到肝．我开玩笑地对她说，可能有些黄疸会更好．我看上去仍相当健康一一特别在电视上曝光时一一因此，很多人假设我不像所说的那么病重，给我提了许多问题一一甚至提出要求。但我相信，大部分人能理解为什么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对那些寻根究底执着的要求。

我们曾计划在1997年春季，召开第一届天主教共同计划大会。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出，我是不可能再参加这次大会了。因此，我们决定在l0月24日，周四，在芝加哥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本来我准备全天都参加会议的，但我不得不减少为只参加早上的会议，并在晚上作一次演说。在早上的会议上，我把小组的领导权移交给了奧斯卡．利普斯科姆。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和好同事：他是莫比尔教区的总主教。那天晚上，我集中讲了天主教共同计划的本质、重要性，以及它的未来。

本周初，10月29日，星期二，我到罗耀拉医疗中心去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奠基礼：即新命名“贝尔纳丁枢机主教癌症中心”的落成典礼。今年5月31曰，差不多在我开刀的一年后，我被邀请回到医院去参加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那次会上，罗耀拉医疗中心的负责人宣布了要用我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医疗中心。这个中心是在1994年就开始成立的。从那以后，中心帮助了许多像我一样的病人。在重新命名的当口，行政部门首次投入了2千万美金募捐款，用来作进一步癌病的研究和临床的设计方案。

星期二，我的疲劳感阻止了我去完成他们希望我做的一切事；但我还是在新大楼里对医疗中心的职工进行了一次即兴演说，感谢他们给予我的无限美好的、富于同情心的和彻底的关心。我降福了他们。当他们全体举起手来，提高嗓音祝福我时，我真是感动极了!

我也对支持医疗中心的全体朋友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们都被邀请到医疗中心外面的帐篷里来用晚餐的。但突然降下的暴雨，加上雷鸣闪电和时速80英里的飓风，晚餐不得不延期。大部分客人都提前回去了。这可能将是我最后一次在自己的教区公开场面上露脸了。

十字架越发清晰

次日，我又去做了一次磁共振成像试验，并再次确定癌肿瘤在继续扩大。因此昨天，10月3l曰，我决定大量削减立刻就要开始的公开露面。我把教区里每天的任务交托给我的总代理人，雷蒙.格代尔主教，他现在与我及肯．韦洛住在一起。

尽管要我从自己的职务中完全脱身出来非常困难，但很清楚，事情必须这样进行，并且这样做对整个教区也最为有利。当我在庆祝担任芝加哥总主教七周年的礼仪上，我在讲道中曾提醒整个团体(以及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耶稣，这位好善牧，是我们传教事业的模范。

为祂的人民交托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听到了祂的召唤，献出了自己的鲜血，为基督而殉道。另一些人慷慨大量地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以及自己的一切去为那些托付给他们照顾的人服务。不管放在我面前的将会是什么，我保证成为一位为你们献出生命的善牧。

这些语句很简单，也很直截了当，我也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行动。我还说了以下这些话来结束我的讲道：

若天主给我恩宠和力量，我将以慈爱的心，从这张多年来已经成为主教座堂的主教座位上来领导整个芝加哥教区……我们可能将一起跨越第三千禧年的门槛，这是整个世界文明及基督宗教的里程碑。不管还有多长时间我能成为这儿的主教，我将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们。我愿奉献给你们我的服务、我的领导权、我的精力、我的礼物、我的思想、我的心灵、我的力量，以及，确确实实的，我的不足。我把自己在信、望、爱三德中完全献给你们．

显然，我想与你们一起跨越千禧年门槛的愿望并不是天主的旨意。但在过去的14年里，我已经把我自己奉献给了芝加哥地方教会，奉献给了美国教会，奉献给了普世教会。我已经与我的芝加哥教区大家庭以及整个教会共同分享了我的生命。今天，当我还有呼吸的时候，我把自己的一切都在信、望、爱三德中奉献给你，但同时也在痛苦、死亡和平安中奉献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