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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南境的宗座圣伯多禄圣保禄传教修院（罗马修院）出现于十九世纪末王二十世纪初（一八八五年王一九二九年）之间。在浩瀚的中国传教历史中，它至今依然是短暂的、无关重要的，和鲜为人知的事件。郭西德神父在一九零零年七月一场广及华北多省的动乱——义和拳事件——中殉道，也许是罗马修院传教经验中唯一引入注目的事件。此外，有关郭西德神父事件，还有罗马修院传教活动的研究，都帮带显示出在历史和传教等方面有值得人们关注的地方。事实上，正如在微观中，许多甚至所有关于晚清农村天主教传教区的问题和冲突，都浓缩在这次事件中。传教活动在农村中国所经历的种种问题，包括有民间宗教与天主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引发出不同的冲突：礼仪庆典和戏曲表演跟庙宇及其相关的税务息息相关；涉及土地的共同拥有权与本地庙宇纠缠不清，随之而起就是土地分配的问题：买地和供水的问题：不断出现的饥荒，以及所有涉及救济穷人、贷款和高利贷；朝廷官员、达宫贵人和以至士绅等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互动；多如牛毛的低下阶层加入黑社会以及「匪」帮；仇外及仇教的情绪；反基督徒暴乱；流言蜚语和流言所带来的痛苦，不一而足。 在本文第一部份，笔者首先概述罗马修院的历史以及它在华的传教事业，以及最终发生的郭西德殉道事件。在第二部份，笔者将提及晚清的农村传教区面对不同的典型问题。在第三部份，笔者报导传教区的冲突的元素，以及导致郭西德殉道的事件有关。 罗马修院的成立 罗马修院创办人是一位虔诚挚和开明的罗马司铎、伯多禄·阿凡诗尼神父，他获得教宗庇护九世批准，于一八六八年六月一日创立这修院。阿凡诗尼神父也是（宗座公报）的创办人，归属于的神父圈子的，都是支持一个更新的教会，更属灵和更具传教精神，不受欧洲列强的政治束缚。阿凡诗尼的意念虽然引起罗马教廷反感，却与庇护九世提出政教分离的政策一致。 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政治动荡导致宗座对罗马市的管治权于一八七零年陷落，拖慢了这计划的实践。一八七一年尾，来自都灵的咏唱司铎若瑟·奥尔塔尔达神父推动萨伏伊王国的传教精神，他给阿凡诗尼派来四个年轻人，组成修院的首个核心。一八七四年六月廿一日，比约九世颁布诏书，正式成立罗马宗座外方传教修院。可是，阿凡诗尼在两个月前，即一八七四年四月七日逝世，不过正值四十二岁的英年。他的逝世对于修院来说确是极大的不幸。阿凡诗尼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人，跟米兰外方传教修院院长若瑟·马尼洛尼主教的想法相近。但是，罗马修院必须屈服于罗马教廷的思想，而罗马教廷在失去了对罗马市的管治权后，已变得更加封闭和传统保守。当局引入教区修院的规例，向新修院施加严厉而拘谨的规炬。事实上，由于这种传统主义的特色不适合一个新的传教机构，因此，修院没有很大的成就，只有很少圣召。 直至一八八三年，修院派遣传教士到不同的国家，包括澳洲、印度、埃及、苏丹、美国、巴拉圭、玻里维亚、阿根廷、阿尔巴尼亚和叙利亚等地。传教会的团结合一精神无疑因为这种分散而受到很大的痛苦。因此，在一八八三年，罗马修院受委托首次往中国陕西南境传教。一八九五年，修院受委托管理第二个传教区，即墨西哥的下加型瞄尼亚，但后来因墨西哥革命而放弃。 「罗马」传教士完全不是指罗马人，甚至来自意大利中部或南部的人。传教士主要来自皮德蒙特的维杰瓦诺教区，也来自北部其它的一些省份。 与米兰外方传教会合并 米兰修院跟罗马修院是十分相似的。自一八七八年起，它们一直考虑统合，并且在一八三三年一起举行派遣礼。然而，传信部一直唯恐失去他们专有的机构，所以，特别由于圣部的反对，始终没有作出最后的抉择。一九二一年，米兰修院召开大会，多亏米兰会的保禄·玛纳神父和罗马修院院长康乐尧主教（他先前曾在华传教）的倡议，有关问题得以重提。尽管两院的合并看来经已决定，亦获得教宗的支持，却再次受到传信部的阻挠。康乐尧主教也改变了想法，抱怨「米兰人想控制一切。」其中主要备受争议的问题：康乐尧所不满的事项包括神学院的选址。他属意罗马，米兰修院方面却不接纳。玛纳神父因谈判失败，尤其因为随之而来的冲突和争议感到十分难过。 最后，一九二六年五月廿六日，教宗比约十一世（一位米兰教宗）把罗马修院跟外方传教会修院合并于米兰。事实上，与其称之为合并，其实是罗马修院加入米兰修院，后者更保留所有特色和特权。然而，修会取得一个新名字：宗座外方传教会。于是，圣伯多禄圣保禄传教会或罗马宗座传教修院的简短历史便告一段落。修院存在的五十二年间，曾有八十位传教士，当它与米兰修院合并时，只有三十人（十一人在意大利，十人在中国，五人在美洲）。相反，米兰外方传教会的传教上则约有三百人。 陕西南境传教区 陕西是基督宗教信仰在华的摇篮。西安的景教碑可以作证（于公元七八一年竖立，并于一六三三年发现），早在公元七世纪首批基督徒团体已在陕西安置下来。从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洗礼池和坟墓，证明早于唐代，在汉中已有基督徒（六一八至九零六年），而在元朝（一二七七至一六三八年）统治期间，陕西也有方济会士。 陕西省的现代福传在晚明时期（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展开，随着艾儒略、汤若望和金尼阁等著名耶稣会士抵达。他们都是应两位在朝廷担任大官的基督徒邀请而来的。 一六三五年，被视为陕西基督信仰之父的方德望神父抵达西安，后来在汉中的小寨子逝世。方神父在西安和三原发展基督徒团体后，便横越秦岭，在那里赢得驯虎师的美誉，然后居住在陕西南境汉中四周的不同地方。他能够行奇迹的名声更借着其它事件而进一步传扬开去，使很多人皈依。因此，方德望神父去世的时候，传教区有二万四干名基督徒。甚至当罗马修院的司铎抵达时，当地的居民，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对于方神父的名声仍记忆犹新。 继耶稣会士之后，方济会士于二八九六王一八四四年间管理山西及陕西代牧区。但是，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基督徒被迫害，许多方济会士遭当局拘捕或被驱逐。方济会士得到来自那不勒斯圣家学院的国籍司铎协助。在某些时期，这些国籍神父是唯一留在陕西南境的司铎。 一八四四年，陕西脱离山西代牧区，成为独立的代牧区。据宗座代牧、方济会高一志主教（一八四八至一八八四年）的证词，在一八五七年，汉中已有一万名基督徒。陕西南境，还有整个陕西省，于一八六二年经历极之激烈的回民叛乱。汉中被围困达十一个月之久，屠杀过后，当地的教友人数由一万三千人跌至四干人。 一八七八年，汉中一如华北的其它省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饥荒，西方的一些研究亦有提及，因为这是传教机构首次有机会提供援助。 一八八三年，陕西宗座代牧林奇爱向宗座建议，在秦岭南面成立陕西南境代牧区。代牧区将包括两个民事的地域，即汉中市及兴安县，共有廿八个大型中心，约有五百万居民。新的代牧区交由罗马修院管理，因为后者一直希望拥有自己的传教区。 罗马宗座传教修院与陕西南境传教区 罗马修院的首批传教士于一八八五年初首度被派往汉中，而新代牧区于一八八七年六月廿八日正式成立。起初，代牧区的行政任务委托给瑞良神父署理：他曾在一八八五年二月代表教宗良十三世向光绪皇帝呈交信函。其后，瑞神父加入汉中罗马修院的司铎行列，但他拒绝出任陕西南境宗座代牧一职，仅继续担任传教区总务，直至去世为止。 一八八八年，安廷相（主教获委任宗座代牧，当地已有七千七百名基督徒，约一千名慕道者，以及五十二个基督徒团体。安廷相在距离汉中不远的古路坝兴建主教公署，那里还有一座修院，四间学校，以及一所专门收容女童的孤儿院。圣家修院的三位国籍司铎协助从罗马修院而来的传教士传教。一八九一年，嘉诺撒会修女抵埗，并获委托管理一切妇女工作。 一八九五年，安廷相主教因健康理由，或（根据巴主教的记述）因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晋牧，所以退休返回意大利。他的继任人是廿九岁的拔士林主教，真的可以被视为汉中传教区之父，并且是罗马修院在华最重要的传教士。 一八九八年发生了一宗企图起来反对意大利传教士的事件。然而，总体来说，陕西一带颇能避免反教事件的影响：因此，该次事件可说是一次例外的和独立的事件而已。事件的主要涉案者在对传教区造成严重破坏前已经被捕。一八九九年十月十四曰，拔士林主教用以下的说话来描述事件的结局： 罪犯满意我们施加的条件：他们颈上戴着镣铐，并由大官和众人陪同，前来道歉，承诺将来怎样都永不会反对教会。即使当中最坏的人曾在几个月前表示会来砍掉我的头，然后用我的头颅来造一个起义的碗……，他现在也变得谦虚和含糊其辞地请求我的原谅。虽然颈上的镣铐被除去，但他不会像别人一样自由，他仍在狱中饿死。现在，这里相当平静和安宁：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官吏与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笔者仍未能证实那些土匪是什么人，他们发动判乱的动机在于什么，他们的领袖是否已被任由饿死，刑罚是否得到传教±的建议或容忍，他们的介入会否已拯救他。我们值得注意，那个「最坏的」暴徒向拔士林主教所作出的恐吓，使人想起郭西德被杀一案的情景。他在两年后被杀，尤其是他的头被砍掉，受尽耻辱。一九零零年，传教区除了在偏远的燕子砭，发生了郭西德及其它基督徒和慕道者被杀一案（七月廿一日）以外，没有好像其它省份一样，受到义和团之乱所带来的严重冲击。 二十世纪初，多亏人民和权威之间保持颇为和平的关系，皈依的行动是大有可为的。拔士林写道： 真的可以说，教会现时不但支持人民，同样支持所有民间和军方的权威。对有些一人来说，教会现享的特权也是他们成为基督徒的理由：因此，在接纳新的皈依者时，我们都十分谨慎和相当小心，希望先全面考验他们。 朝廷封赏代表教会所享受的特权达到高峰。一九零四年的年初一，拔士林获赏二品顶戴，其它两位传教士夏芝哇和康乐尧获赏三品顶戴。著名传教士摄影师南怀谦为我们留着了那个情景，照片中出现的是三位获赏的神父以及另外十人，巴主教提供他们的名字：王神父、毕德修、斯科皮尔、卡尔波尼诺、摩尔塔拉、皮洛蒂、罗斯、康道华，以及耶稣会的罗斯。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零零年夏天的暴乱之后，清廷所采取赔偿的政策，倾向于以赐封来表扬主教和传教士。传教士所进行的调停工作、协调和社会服务等工作都得到赞许。目的是希望在暴乱之后有关方面减少索偿的要求，从而安抚民心。一些传教士抗议这些封赏，因为会造成滥用和流言，有时又须要花费、宴会和奢侈品，为传教士是不适宜的。 一九零四年，在燕子砭所属的宁强县，当局为汉中代牧兴建了一座公署，作为郭西德被杀的部份赔偿。 一九零四年初，代牧区有人口五百万，但只有一万一千名教友和一千八百五十名慕道者，约有四十座教堂和小堂：有十七位意籍传教士和四位国籍司铎：嘉诺撒会修女在古路坝开办孤儿院、诊所和学校。在距离汉中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心，也是传教区的公署，有一座由拔士林主教兴建的主教座堂。一九一零年，传教区有一万三千名教友，以及超过五千名慕道者。 一九一一年，汉中经历了民国革命因推翻满清帝国所带来的动荡。意籍传教士牵涉新旧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满清官员恐怕性命受到危害，纷纷在天主教会的公署寻求庇护。多亏传教士的调停，满洲人获得保证，他们的性命不会受到伤害，并取得通行证回乡。驻华的部长在意大利汇报，汉中和古路坝公署的紧张气氛造成当地代牧及其它传教士被杀的消息。 随着汉中恢复和平，新主教座堂（由拔士林于一九一零年着手兴建）的建筑工程得以复工。教堂的钟由意大利运到，而隆重的祝圣福礼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举行，同时庆祝拔士林主教的晋铎纪念。南神父再次用他的照相机使庆典永存不朽。 拔士林主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六曰逝世，当时的教友，包括慕道者，已接近二万人。传教区有十五位欧洲籍和国籍司铎。一九一九年四月，康道华主教出任宗座代牧，继续他前辈兴建新公署、教堂和学校的工程，而学校也收录年幼的女童。 一九二六年，即罗马修院与米兰修院合并那年，康主教请辞。他的继任人是巴主教，他于一九三四年出任宗座外方传教会总会长。巴主教的继任人是祈济众主教。一九二九年，代牧区由罗马修院移交到宗座外方传教会，当时有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七名教友，五千名慕道者，一百四十二个传教站，十四名意籍传教士，八名国籍司铎，十六名意籍嘉诺撒会修女及八名国籍修女，七十二名传道员，四十五名女传道员，四十一个流动洗礼池，廿三名教师，一间修院和四十五名学生。当地也设有一所收录不同基督宗派的女子小学，三间孤儿院，一间善终院，一间医院，两间药房，和一间痲疯病院。 除了使徒工作以外，罗马修院的神父亦从事文化及科学研究。上文提及的摄影师南怀谦神父，我们便可透过最近出版的刊物和展览会再次接触他。李开螯神父是地震学家。罗马修院的未来总会长康乐尧神父，则在科学研究方面表现出色。 郭西德神父热爱自然科学，他在工作的区内研究自然奇珍异物，撰写有关中国竹、壶、穴、蚕、臭椿属植物和菌类植物等文章。这些论文刊登在罗马修院的（通讯），内容也包括中国文化、习俗、医学、烹饪、卫生和宗教礼仪等等的丰富资料。 一八九八年，罗马修院的传教士把一批丰富的科学收集品从陕西南境运往都灵的世界展览会。这个庞大而几乎独一无二的展品，是由郭西德神父亲自分类。本地的动物群主要代表是美丽而色彩丰富的雀鸟，植物群则是意大利本上没有的矮树和树叶，而矿物学的展品则是陕西的矿石。罗马修院获颁荣誉证书。但不幸的是，展品后来分散到各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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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西德，一八六三年六月三十曰生于阿韦利诺省阿塔维拉，属贝内旺教区，在家里十一个子女之中排行第四。一八八零年，他加入宗座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院，分别在额我略大学及圣阿波利奈尔大学进修。一八八七年六月四日，他在罗马晋铎，然后前往阿塔维拉举行首祭。他在其出生的小镇过了数月，协助病人及因患霍乱而垂死的人。他非常勇敢地投身这项自愿的服务，并获得当地政府的赞赏，以及意大利政府的正式表彰。一八八八年春，他出发前往陕西南境的传教区，于同年八月抵达。 十二年来，他以忘我的精神在代牧区的不同村落工作；他的长上都视他为卓越的传教土，热心勤奋，他的德行和素质绝非假装，而根深蒂固的。他的精神、性格和思想，可从大量的书信往来而看得见，包括数百封信，主要是家书。郭西德富有慷慨和牺牲精神，并不断被委托前往最遥远和最艰苦的地区。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他对于研究文化和自然科学亦感兴趣。 郭西德的传教方法，是中国农村传教区所采用的传统方法。他的使徒职务在于促进实践天主教教义，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爱德服务，并因而吸引新的基督徒皈依．每当抵达新的地区时，郭西德都会问及当地的基督徒和慕道者人数，地区的面积，居民是否要忍受任何虐待，以及他们的需要等。他尝试使冷淡的基督徒重新实践信仰，他探访病人，改善贫穷的小圣堂。郭西德最大的关注，就是尽量使最多的人皈依。巴主教就这课题写道： 一位充满热诚和精力充沛的传教土，内心看来只有一个渴望，就是有更多慕道者，而每当有新的成员抵达时，他就视之为特别的胜利。 很难说巴主教这番话只是表达一种仰慕，或者也暗示他太过热诚或欠缺谨慎。 郭西德在他从燕子砭寄出的最后信件中，一如他曾无数次向拔士林表达，渴望尽可能有更多人慕道。身处非常复杂的境况，郭西德明白皈依的动机是各有不同的：但他是一个热诚而乐观的人，并很能够体谅他直觉信任的人： 正如你所知道的，希望往往是徒劳的，但在此时此地，它比我们所期望的还高。这是皈依的人数：五百六十或更多的慕道者。他们属于不同的家庭，尤其走还有未前来的妇女和儿童，大致上都同意皈依，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数会逐渐到达七百四十。妇女很是羞怯，但我期望她们会很快克服这困难。另一方面，有些家庭的一家之主并不出席，但他们已让我知道，他们也会很快来的。一个人不能期望他们热心，这是急不来的，我相信开始了的上作会由恩宠完成；但我们须特别为那些前来的人感到喜悦。在卅八天内，他们来自一百六十八个不同的家庭。他们来崇拜，然后离去。他们没有向我要求金钱，也没有好像别人的行为一样。的确，许多人之所以前来，是避免受到他们的……压迫者不公平的辱骂。但他们是好人，也不是最贫穷的人。许多人所犯的错，是太过善良，或拥有别人所想的东西。 郭西德神父做了很多事来帮助穷人，甚至提供金钱的援助。他亦十分关注拯救那些被遗弃的女童，还有那些遭父母企图杀掉的女童。郭西德在很多封信里提及如此众多女童的悲剧，诉说无数悲伤的片段，其中有一个女婴的惨死，她被人扔在茅坑两次，可惜他未能把她救出来。 他在一八九九年的一封信里写道： 收养和教育弃婴的工作有一定的成果。这是极之慈善和文明的工作，因为可以使那么多的穷苦儿童免受饥饿和死亡，也能在那些软弱的心灵灌输怜悯之情：谈到这问题，我必须表示，我们已尽一切所能。当我抵达传教区时，孤儿院内只有十三个女婴。现在，即使新孤儿院仍未完工，却已经满额。孤女的人数比较十一年前多出十倍。再者，我们是从不缺乏女婴的：中国人总是想摆脱女婴；我们怎能不照顾一个被人静悄悄地遗弃在我们门前的无辜受造物?就我而言，我只祈求免受因未能接收她们而带来的惩罚。 他对弃婴的爱也见于离开宁羌州之前所写最后的书信。他在信中已预言自己的死亡： 谁知道在那遥远的县里会发生什么事，生死都在天主手中；倘若我发生了什么事，愿我的少许储蓄会用来拯救和教育外教儿童。 一九零零年三月，他遵照拔士林的吩咐，前往西边的宁强县。当地生活艰苦，但民风骄傲强悍。由于该处远离权力中心，所以，地方的财主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一九零零年六月二日，郭西德抵达燕子砭，七月二十日被俘虏，遭受虐待，并在翌日与传道员和一些人被杀。郭西德遇害时只有卅七岁。一九零一年八月，有六人因屠杀而被处死，而其它罪犯则被判下同的刑罚。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宣布郭西德为真福。教宗的演词是令人难忘的，尤其是描述郭西德神父殉道的一段： 站在人的立场来说，他的死亡是可怖的；也许是历史所记录最骇人听闻的。未能幸免任何痛苦，不论是残暴的刑具，或是时间的长短、最野蛮的侮辱，或是心灵的痛苦，或是假朋友的虚伪出卖，或是谋杀者的敌意和恐吓的大喊大叫，或是被遗弃的黑暗。 二千年十月一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圣伯多禄广场宣布郭西德神父等一百二十位中华殉道者为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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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宗教与乡村的组织 近年，曾经进行几个有关十九世纪在华传教的研究，主要以总理衙门（满清帝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为基础。这个材料提供重要的元素，有助理解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农村社会，乡村结构是怎样，以及它们与基督徒宣讲之间的冲突。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北部的农村宗教与乡村组织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北方的农村一般是由多户家庭组成的，因此，庙宇充当融合、社交联谊、施行权力和控制的中心。 其中一个导致关系紧张的原因，就是基督徒可豁免纳进庙税；这些税项是用来资助传统庆典，求雨的巡游和戏曲。地方制作的表演称为「庙会」，是在庙里举行的，也是宗教庆典与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戏剧人物构成集体想象，人们的模范，尤其是青少年的模范，以及普及文化的内容。义和团主要成员来自青少年，他们从农村庙宇广泛上演的戏曲中永不言败的主角身上，学习了英雄人物的行为。 根据传教士的描述，这些戏剧演出不但是不道德和下流的，也是迷信的。因此，按照一八六零年的条约，传教士得到保证，基督徒无需缴付该类税项，亦下会因而遭到报复。 以下的事件清楚说明这个问题。一八八一年四月一日，在（山西省）大同县榆林村，一群人来到没有纳进庙税的基督徒关祥（音译）的家里。他的妻子已有三个月身孕，却因反对群众而遭殴打，结果失掉了孩子。五天后，又讨伐另一个家庭。传教上获悉后，向宫府投诉。县官传召第二次袭击的受害人，他名叫YangDianzi，并问他： 「你属于那个国家?」YangDianzi说：「我属于清国（即中国）。狂怒的县官说：「如果你属于清帝国，那么，为什么你追随洋鬼子和他们离经叛道的宗教?你没有纳税来支持村里的工作，所以被殴打。你怎能把这带到衙门来?你必须缴税，否则，你无权住在这里，你必须离开，去外国吧。」 巴主教报导，向慕道者讲的其中一句侮辱说话就是：「你不再是汉人，而是洋人。」豁免纳进庙税，又获得衙门的保护，都强化了这种信念。基督徒所获得的豁免，被视为威胁到这些民间和宗教倡议的生存。当地的庙宇实际上是农村社交生活的中心，因此，庙宇的活动，包括戏剧表演，都是社群的活动。纳税是合乎逻辑和行政的结果。条约和传教士尝试区分公共事务和宗教活动，因为公共事务为所有居民是必须的，但宗教却不是。在传统的中国农村，这种区分很难得到认同及落实。传教士的宣讲自然为北方的农村生活带来令人不安的元素。各种跟庙宇连系的活动和组织本来是整个社群的参与，但已变成自愿的组织，只涉及一部份人口。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至少在陕西省，回教徒在一八八二年暴乱之后，也获得这些豁免。 天灾和赈济 在清帝国的乡村，庙宇附近的物业是村民共享的。当村内有少数人成为基督徒后，便会要求把土地分配，很容易产生矛盾、猜疑、怨恨，并引发食水和粮食短缺的恐惧。 据称在某些地方兴建圣堂和小圣堂，会破坏当地的风水，为整个小区造成负面的后果，此举也引起争议。传教亡和基督徒有时被控触怨神明，要为各种天灾负责。 在晚清期间，基于人口的变迁，耕地减少，生产自然下降。食水供应亦跟土地的分配息息相关，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农村地区仍缺乏有系统的食水分配。。 在北方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经常发生天灾。在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九年发生的饥荒，北方五省已有一千万人死亡。为解决这个问题，兴建大型公众粮库，储存粮食，以供荒年之用，或由朝廷拨款赈灾。公众粮库有时遭人劫掠，尤其是遭军队劫掠， 或者在运输和沟通方面出现问题，粮食于是变坏，而在偏远的省份，百姓要忍饥受饿，甚至饿死。传教士在饥荒时伸出援助，而普遍上亦较多帮助穷人和借贷。此举已在不同场合导致地方群体与天主教会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自从晚明耶稣会传教区的时代起，传教土已借钱给有需要的人。然而，为避免滥用传教士的慷慨，或因利益而皈依，于是鼓励尽可能还款。因此，传教士偶然被指控为诈骗或压迫穷人。 诉诸公堂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传教士把民事案件诉诸公堂，此举也成了导致敌视传教士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受到条约保护，传教士在面对地方官吏时有更大的谈判力量。他们在买地、用水和其它民间及社会事务等方面，都较容易赢得官司。 有些传教士由于缺乏经验，或为了讨好基督徒，便利用自己的特权来支持某些不一定公平的官司，得到地方宫的讨好，因为他们不能反对外国人。于是，基督徒被控为了世俗利益和机会主义而皈依，包括为了寻求司法上的保护而求助于传教士。 当然，大部份传教士都是出于维持正义而诉诸公堂的。甚至有一些共产党革命家也承认这一点。毛泽东的亲密盟友陈伯达指出，许多农民加入教会，是为得到保护，以免受到封建士绅的压迫，传教士也为他们争取，在公堂上替他们辩护，免受地主的虐待。我们已在上文提及郭西德在一九零零年七月十曰的信中，已经讲过类似的事件： 真的，有许多人也来，定为免受到压迫者不公乎对待。 非礼的指控 有关传教上涉及非礼的指控，往往是困扰在华传教事业的严重问题。早在晚明时期，已有针对传教土的指控，包括利玛窦和汤若望，指他们涉及非礼和性罪行。类似的指控透过大量反基督徒小册子而广泛流传。我们应谨记，中华帝国的社会，尤其在农村社会，对于两性之间的公开交往是极之保守的。即使医生也不许探访妇女。他们唯一可以接触女性的身体部位就是手腕，病人则用一个小人像来指出身体那部位疼痛。就外国人来说，如果与女性结伴，即使沉默寡言，也令人觉得可耻的。 十九世纪下半叶，反基督徒文学（辟邪纪实）（一八六一年）是流传得最广泛的小册子，在反基督徒运动担当重要的角色。这本文学著作包含骇人的描述和图画，指控传教士犯了最令人恶心和残忍的罪行，几乎都是性的罪行。传教士也被指控其它罪行，例如剜掉孩子和临终者的眼睛来制药（其后也说用来制造照相机），刦开孩子的心绑架及杀害他们，放高利贷，在井里落毒等等。当代研究中国反基督徒运动最重要的学者保罗·高汉指出，这种资料不断被人重复，最后有人相信，甚王连绅士也相信。 因此，传教士必须采取审慎的对策。首批耶稣会士已发明了一种制度，就是在听妇女办告解时，有第三者不断监视着神父和悔罪者，却又听不到说话的内容。耶稣会士替妇女施洗时，亦要删除一些次要的礼节，例如把唾液点在耳朵，把盐放在口里，把油放在胸口和头上．此举惹来道明会士的反对。根据有关研究传教区的手册所载，在华的传教上接触妇女时必须遵守非常特别的限制和注意事项： 传教士与妇女交往时要非常谨慎或小心。如可能的话，除了在公开的小圣堂外，他们不应接见她们；他们必须要求她们一定要结伴前来……如果证实有问题走不能公开的，听众稍为坐在一边，并让众人看得见。至于妇女办告解，在这些情况下，要避免异教徒的轻率目光和说长道短，是困难得难以置信。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基于什么理由或前提，传教士都不可以在日出前或日落后听妇女办告解。他绝对不可被说服在没有成年人同处一房间作证之下听妇女的告解……为妇女付临终确定致命的，尤其假如对方是年轻的］在这些情况下，当然要省略在脚上傅油……无论如何，传教士总该避免接触妇女的手腕……他从不可以抚摸母亲怀中的婴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亲自抱起他们。 排外运动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洋务运动的尝试失败，排外运动出现，甚至因连续被西方列强及后来（一八九四年）的日本打击而变本加厉。推翻满清后，「救国」的口号鼓动和突显强烈的民族情绪，因此，排外情绪具有反帝国思想的特质。随着朝廷经验严峻的时刻，排外情绪同时达致高峰。当局应用一种为世界各地熟悉的政治分散手法，刻意强化排外情绪，来分散国民对内部危机的注意。一九零零年夏天发生的事件，正是这现象的清晰例子。 秘密社团 秘密会社的起源可追溯至清代较早期的历史，在反社会团体中构成最有组织的异见势力。反社会组织的其它组成部份，就是那些有别于法律的规定，例如土匪、流氓、异见绅士等。谢里登·狄隆提供一张清单，列出一八四零年至一九五零年间在中国运作的二百五十一个秘密社团。 地方土绅察觉到秘密会社和基督宗教是同样危险的：两者都被视为离经背道，最终为政权构成威胁。有些人甚至把教会视为秘密会社。某些历史学者认为，基督徒当中也有些人是来自秘密会社的。另一方面，秘密会社受到民族思想推动，往往视基督徒为洋人的盟友，所以是他们的敌人。因此，传教士相信反基督徒的失序经常受到秘密会社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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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义和团杀害? 郭西德神父的被杀，一般都归咎于义和团之乱。这也是笔者所一向知道的和相信的。例如，盖杜神父在他最近出版的宗座外方传教会的浩繁历史中说：「罗马宗座外方修院最闪烁的明珠是真福郭西德……于一九零零年在中国为义和团致命。」不同的教会小册子和文件，或多或少都讲述同一的内容。然而，原本的文献资料，包括教会的和中国的资料，都证实义和团没有杀害郭西德。事实上，义和团从没有扩散到陕西省那么远。郭西德被杀一案，不但为罗马宗座修院的传教区，也为陕西省来说，始终是一次个别事件。除了墨朗的研究外，有关义和团的多不胜数的研究甚至没有提及郭西德一案，但他也能正确地没有把郭西德的殉道归咎于义和团。 义和团之乱只扩散到北方的少数省份，因为其它省份受到限制、遏止或镇压。陕西总督端方果断地反对义和团，以及朝廷于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郭西德殉道与义和团之间的关连只在于一个元素：郭西德的敌人结果得知朝廷在 在暗杀前发生的冲突 在一九零零年发生的饥荒期间，朝廷已安排向有需要的家庭拨款赈济。虽然数量不多，但没有人会放弃这些赈济。自一九零零年三月，郭西德已被派往偏远的宁强县。负责在该区分配赈济的是一名官吏，而宗座外方传教会的资料来源称他为滕村爷。笔者认为滕村爷很可能是滕街贤：他是一名绅士，牵涉郭西德被杀一案。正如我们很快会看见的，中国政府当局方面的资料来源亦引述此人。据中国的数据显示，滕街贤是贡生；贡生透过捐钱给官府而得到「绅亡」的称衔。滕氏跟基督徒和传教士之间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过去，他曾把一块稻田租给汉中附近的一名基督徒。当被问及捐钱给宗教庆典时，该名基督徒予以拒绝，但后来遭到四名「恶棍」殴打。拔士林于是要求县官保护那名基督徒，滕尚贤则被判罚款。据郭西德说，滕街贤是专横的放债人，亦曾经煽动几宗谋杀，不但百姓，连当局也害怕他。 滕尚贤获任命向受饥荒影响家庭分配政府的赈济，他利用这次机会来反对郭西德的影响力。滕以基督徒没有捐助宗教庆典开支为借口，决定他们得不到朝廷的赈济。滕用挑拨的口吻回答郭西德派来的信差，说： 洋人神父有钱，就让他给异教徒分配二百两白银，而我会把我的赈济分配给基督徒。 正如上文所提及，滕的信念也得到许多人认同：基督徒是洋人，不再是华人。洋人，包括传教士，都被视为富有的人，因此，滕好像别人一样，认为金钱是属于华人的，不应浪费在洋人身上。其它村长模彷滕的榜样，没有给基督徒分配救济。因此，一些候任慕道者决定等待，并看看事情的发展，才教加入教会。 郭西德发现自己身陷困境。他原先看到本可获得其它慕道者，这为他是最重要的事，但这前景似乎正在消失。同时，基督徒和慕道者迫他争取正义，即获得朝廷救济的平均分配。郭西德转向宁强县宫，要求他颁布法令，在分配救济的事宜上，众人都应得到平等看待，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时，滕也控告神父和基督徒。 县宫可能根据朝廷一般支持传教士的做法，接纳郭西德的要求，拒绝滕对他的指控。然而，县官亦谨慎行事，不要过份激怒滕和他的支持者：县府的命令在六天后才颁布，亦只有很少数副本，好使少数人得悉。滕至少表面上服从命令，即使他先前曾经声明不会屈服的，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郭西德于七月十曰在燕子砭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他对于结束争议抱有很大的希望，并致函拔士林代牧，表示燕子砭已恢复和平。 事实上，根据宗座外方传教会的资料来源，滕正在准备组织报复行动。他接触一个号称「钉子」的秘密社团的成员。同时，燕子砭的秀才李朝栋在汉中的学校任教，警告他的弟弟李荣栋（也是燕子砭的秀才）暂停发放救济，因为事情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正如我们将会看见的，这两兄弟属于燕子砭的重要势力组织。李朝栋返回燕子砭，通知他的朋友，他在汉中看到朝廷的诏书，支持义和团起义反基督徒。正如我们先前已指出，由于总督端方反对，所以诏书没有在陕西执行。然而，郭西德在燕子砭的敌人不知道端方反对，感到十分兴奋，并把原本定为拒绝给基督徒发放救济的日子（七月二十曰）变成将郭西德判死的日子。 根据（宁强县志）所载的郭西德被杀案 （宁强县志）对郭西德之死的描述跟宗座外方传教会及positi所形容的殉道故事恰恰相符。这无疑是另一个元素，支持那些收集证言的人——拔士林，康道华主教和其后的巴主教——所进行的研究是准确的。虽然（宁强县志）所持的观点完全相反宗座外方传教会的解释，但本质上有两项基本元素是一致的。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第一个元素是导致郭西德被杀的直接原因，即有关朝廷赈济的分配的冲突。第二个元素则涉及郭西德被杀的方式，亦是我们现在要分析的。由于双方的数据来源是一致的，我们无疑知道郭西德如何被杀。可惜的是，中国政府当局虽然提供类似（宁强县志）的数据，却利用完全带有成见的文学来攻击郭西德，毫无历史根据或重要的基础。以下是节录（宁强县志）所载郭西德破杀一案： 是年 判处犯案人刑罚 （宁强县志）也给我们记述这次屠杀的后果，而我们应在中国政府镇压义和团乱后必须签署的「赔偿」的背景下来考虑。多亏总督端方的个人干预，郭西德一案的犯案者才不致于逍遥法外。一九零一年，镇压之浪席卷燕子砭和周围地区。李荣栋、李连仲、杨海、潘长富、潘长贵和杨春华等六人首先被捕，然后被判处死刑；他们在农历七月初八日（西历八月廿一日）在汉中以北约三十公里的小镇褒城行刑。其它涉案的人则判以不同的惩罚，包括监禁（例如滕尚贤）或军流重罪：又如税卡长姚赤章，被撤职或罚款。被撤职的最高级宫员，就是宁强县知府官刘鼎臣，尽管他曾否认郭西德被杀，声称这位意籍神父经已逃往四川。总督给传教区赔偿五万两白银，其后用作兴建教堂、公馆，并立碑表扬郭西德。朝廷赏赐拔士林、康乐尧和夏芝哇等人顶戴（一九零四年），而中文的数据来源视此举为「赔偿」的一部份。宗座外方传教会的资料来源基本上赞同这消息，即使他们指出并非所有涉案的人都受处罚。巴主教报导，那些逃过人性正义的人，或是充军，悲惨地度过余生，或是在不同悲惨的环境下死亡。宗座外方传教会资料来源也报导一些在殉道后发生的特别事件，以及「令人安慰的」皈依，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皈依。 positi所载的郭西德殉道 是拔士林描述郭西德的殉道，一九零八年一月十一日的报告。文本稍后记载于为真福案而草拟的positi super martyrio（一九四八年）内。教案的文献将包括拔士林的证供，日期是一九零八年，以及其继承人康主教在一九二一年所作的证供，他询问了廿一名国籍见证人（以及一些外教人）。 拔士林的报告（在此只节录其中部份），其特色是采用「英勇的」语言，并把郭西德的苦难跟基督的苦难作对照，两者之间有许多细节是吻合的。 郭西德神父刚经过燕子砭，税卡长……走到他前，非常郑重地请求他停下来，告诉他将会遇到危险。郭神父接纳他的殷勤，被他的仁慈所感动，亦考虑过他提出的理据，觉得税卡可提供更安全的环境。 但是，哎呀!这些承诺竟是多么虚假，帮助竟是出卖!……天一黑，便听到枪声不断，也许是用来召集吧。不久之后，一人群人从各方走来，聚集在市场，走到税卡，完全把它包围着，愤怒地叫喊，还有骇人的叫嚣，不断要求那洋人出来。税卡长脸上流露着虚伪的痛苦，叫传教士过来，对他说：「你看有多少人聚集这里来反对你?我不可能因维护你而得罪那么多人：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后门，就在那里后面，它是直接通往山上的。」他便给郭神父指示那扇门，然后离开他了…… 行凶者前进，一看见那软弱的羔羊，便好像凶猛的豺狼狂叫着，攻击他……可怜的传教士，在那些如饥似渴的豺狼当中感到非常害怕，举起双手，开始讲话，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究竟犯了什么错?你们想我怎样?如果你们有话要讲，要控告我，请说吧。请带我到衙门吧。」他正说话的时候，他们当中最残忍、最愤怒的一人，便打他的左臂，甚至几乎打断，此举揭示了屠杀的第一个信号，其余所有人好像鬣狗一样，用刀和棍伤害他，其中一人表现得最激愤，拿起一把剑，把剑锋朝着他的头削下去，以砍掉他的头。然而，站在他旁边的人较为冷静，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剑尖只擦过他的脸，弄伤了他的鼻和口唇。……他们偷去他的外氅，并撕破他的衣服，以致不能再遮蔽他赤裸的身躯，他暴露于放纵和嘲笑的目光下，很像上主一样。 他不能步行，甚至不能站立，于是，其中一个站在附近的人只得背起他，把他从山边的梯田带到市场下的街道。后来，那人机警地逃跑了，因为害怕别人对他给予郭西德的服务有什么想法。于是，人们把受害人的手脚捆绑起来，用一根又长又扎实的棍子，从人群中叫两个人抬起他来，好像抬着一头肮脏的动物那般，走到市场下面的街道。 接着是多次可怕的游街，有时比赎世主从革责玛尼园往加尔瓦略山更糟，我们至爱的受害者被带到街上，情况如此悲惨和可怕。不过在早几天之前，他在那里还听过，即使不是赞美的说话，至少是致意和热诚的话，因为他解决了不同的问题，甚至好像用了魔法那般。 他们把他放在一处可怕的地方，在那里，街旁有一所破落的房子，同时，他们分散到邻近的酒馆大吃大喝。 他独自被遗弃在地上，这一阵子的平安与宁静似乎有助我们的勇士再次苏醒过来，开始微弱而缓慢地移动嘴唇，用非常柔弱的声音祈祷。可是，那些动作逃不过凶残者的目光，他们放下酒，再次围着英雄，笑着说：他祈祷呢!我们当然要为他点燃蜡烛……他们立即点燃许多蜡烛，放近在这位已失去知觉的殉道者身上，燃烧他的头发、胡子和身体的毛发……行凶着完成如此残暴而卑鄙的虐待后，便返回酒馆继续狂饮。有一个老人，好像那位走近上主的虔诚妇人一样……走近垂死的传教士。虽然他走异教徒，却有一个基督徒朋友，而且被这情景所触动，于是对他说话……但哎呀!……他还未讲完话的时候，行凶者中有一群凶残的人注意到这位老人家，于走叫他立即离 开……日出时，那些仍能聚集一起商议的人，决定应做什么，明确地认为必须杀掉那洋人及其追随者。 行凶者立即恢复行动：他们走近受害者，摇晃他，确保他仍活着。被猛力摇晃过后，可怜的殉道者……要求一点水，因为他失血很多，所以渴得要死。那些懦夫当然不理会我们赎世主的苦难……在凶残上还加添最残忍的侮辱，让一群小孩在这垂死的人口里喷洒臭水。 时间已接近中午，烈日当空，而领导的煽动者鼓励进行可怕的处决。殉道者现在只是一堆淌血的物体，几乎不可能认出是人…… 在他一生最后的时刻里，想象他所受的虐待比描述来得较容易……抵达河边后，说他已死比活着更贴切，他们把他的头放在一块石上，好让醉酒的刽子乎用他的武器来砍掉他的头。 但是，用来斩首的武器竞走那么可怕!只是适合杀掉野生动物的武器，一把又大又钝的刀，在此用来收割牛吃的草。重复在他的头和颈之问砍下，却没有砍掉他的头：直至筋疲力尽，便由两个人拿着刀，一人拿着一边，好像用锯子一般，直至他的头掉在地上。 牺牲已完成……他们砍掉他的手和脚，最后在那可怜的身躯上耗尽他们野兽的和最邪恶的本能后，在其它同伴的许可下，把那些可敬的肢体 ,扔在波涛里，以毁灭这次屠杀的所有痕迹。 然而，河流的波浪太过惊恐，未能参与隐瞒这样的罪行，企图拒绝那些肢体，冲回岸上。那些野蛮人用长长的竹竿，强行把尸体推回河里，直至被流水的推动所克服，消失在河流的漩涡里，甚至剥削我们的安慰，就是为我们的英雄举行值得的葬礼。有关这事件的真实表达，最能证实我们光荣的运动员所忍受的真正殉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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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尝试在本文中证实那些针对郭西德的指控全不成立，因为这些指控并没有建基于任何独立和可靠的文献资料。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和不可靠的。笔者希望在此提出一个论证，能不言而喻地证明郭西德是清白的。这论证就是：对他的无辜所持的伦理左证。广泛阅读关于郭西德的大量文献资料，即有关他的文献、证供、他的著作、他的论文和书信，便会产生这样的信念。 郭西德的同会弟兄，与他深交多年，于一九零八年，即他逝世八年后，便开始申请列真福品案。假如郭西德的道德尊严受到最微乎其微的怀疑，尤其涉及性的话，他们当然绝不会开始他的列品过程。他们也不知道郭西德任何不道德的行为。事实是也不可能捏造的，因为大多数认识郭神父的人仍活着。兄弟们的证供反而一致赞同郭神父的圣德。而且在列品的过程中，不乏华人的证供，甚至包括一些非基督徒。 如上文所述，郭西德在前往传教区前，曾自愿在家乡照顾患黑死症的人，不介意容易受到感染。在中国，他在艰苦而危险的地区工作，尽量以勇敢和慷慨来帮助穷人，尤其是儿童。郭西德不但对基督徒和慕道者感兴趣，也对于科学、文化和华人的社会习俗感兴趣， 亦撰写过趣味盎然的文章。如此一名勇敢的、慷慨的和忠于承诺的人，是不能行他被指控的恶事。 郭西德写过约三百封信，在书信里，这位身为大时代南意大利的儿于真情流露。他热爱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但甚至更喜爱他牧养的人，对他们抱有莫大的尊重和深切的怜悯。 一个暴力和暴虐的人不可能写下无数长篇而真诚的信。阅读这些信件足以令人相信这一点。 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就是他坚拒兄弟和母亲的急切要求应回意大利。自从家中发生一连串悲剧后，这要求越变得令人困扰。在一次地震中（一八八三年），郭西德失去他的父亲和姊妹，然后，他的兄弟、在都灵任军官的布鲁诺（Bmno），于一八九三年自杀。从某个意义上，这次自杀显示出布鲁诺的自尊：郭西德深爱这个兄弟，从他们之间频密的书信往来便可见一斑。以下是这次事件的描述。据当时的军法规定，为维护军队的良好声誉，布鲁诺理应向一位在舞会上冒犯他的平民提出决斗，否则会被革职。不幸的布鲁诺不能承受来自法律和同伴的压力，与其为了微下足道的理由而杀掉某人，他宁愿杀掉自己。 这次事件从没有出现在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任何文本，也没有出现在他的另一个兄弟类斯于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传记（却提及一人的悲惨死亡，为家人带来无法形容的痛苦），揭示郭西德一些鲜为人知的个性，例如热爱他的家人，彻底的正义感，收藏情感的能力等。 此外，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在华传教士被指是帝国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服膺民族的利益。但是，郭西德的信件显示出他不但激烈地和发自内心地反对，甚至责斥意大利政府。他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又长又激动人心的信里（ 你现在明白谁人要为布鲁诺的死负责吗?他本人当然是第一个要负责的，但是，他的同伴过度逼迫他，所以也是有罪的，但是主要的负责人是政府，因为，正如我先前所说的，如果政府不是以革职作要挟，强迫军人接受决斗的话，布鲁诺决会行那一步。所以，布鲁诺之所以死，是因为政府以不公义和相反天王教原则的法律，迫使他这样做。好的，我的政府，我问你，凭什么权来命令你的国民做宗教所谴责的行为?凭什么权来颁布相反天主法律的法律?国会议员、参议员、部长、政府，我们的家庭究竟对你做了什么事，竞因为你们那些使人讨厌的法律而夺去我们其中一个成员?我们可怜的母亲究竟做了什么 事，竞失去了她作出许多牺牲抚养成人的儿子?可怜的布鲁诺究竟做了什么事，为了你而缩短他在世的日子?啊!我明白，罪行定存在的，这就是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来保卫国家，却没有注意到，与其保卫国家，却保卫了一个已落在共济会手中的政府；一个宁愿让官员在和平日子因愚蠢的理由而互相残杀的政府。……但是，可怜的布鲁诺的血将落在政府头上。我希望有一个更明智的政府取代，这个反基督徒、毫血感恩之心，和凶残的政府；愿你自己也自杀。 几天后，郭西德的愤怒仍未平息。他给他的兄弟类斯急道： 肯定的是，布鲁诺的事件进一步证实政府通过对天王教会的迫害……政府完全意识到一个天主教徒不能决斗，是基于宗教原则，而非懦弱……如果类似的法律没有存在，布鲁诺即使面对挑战也可以拒绝打斗，什么都不会发生了。……谋杀我们兄弟的，就是政府，终有一天，它会受到惩罚的! 经过这次悲剧后，家人向郭西德施加的压力越来越急切和紧张。他的母亲孤注一掷，甚至谨见教宗，寻求教宗支持她的请求，声称罗马宗座修院的部份传教士已从中国回国。因此，回国是可能的!但是，郭西德虽然深爱家人，却坚守岗位。没有东西比他在中国人当中传教更加重要。我们值得浏览一下他的一些信件，其中他他拒绝家人的压力。在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曰给他的兄弟类斯写道： 你所告诉我们，正如你从阿希尔得知，由托马西尼引述，并不真确的（他们获准故私事假而回国）。我们的誓愿是前去我们被派遣的地方……当然，我是自由拥有传教士的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权放弃它。至于转换我的传教使命，并不在于我，而我怀疑这对我的灵魂或肉身是否有益。 在 几天前，我收到你在 无论如何，我发誓会留到我被派遣去的地方，这就是结论。你建议我给母亲写一封得体的信，然而，如果你的意思定要我写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说话，算我不能取悦你。但是，你坚持声称我有责任回家。当然，两个相反的责任是不能存在的，留在这里抑或回家，除非我把自己切成两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其中一个责任是不存在的。再者，没有考虑他们的因素，我告诉你，我承担传教工作，是得到父母完全和自由的合意与准许，就是放弃拥有你所假设的任何责任的权利。……我不知道上主对我有什么心意，但是，自从祂赐给我健康，我假设祂愿意我留在这里。倘若我要死去，就让我们在天堂相会吧。 在 对不起，我写给母亲的信竞今她感到难过，这并非我所愿意的。……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是否自己表达得很差，或者，你们是否误解我的想法。我说过，我更加需要知道家中的消息，这些消息是我一直引颈以盼的，尤其当你身处远方，而不是家人需要我的消息，正如你在信里所说的。你们在家中有很多人，我却是单独一个，你们受到烦恼的影响，我的健康却一直很好。……母亲当然忧虑我的不在，她当然想知道我的消息，否则是令人惊讶的。…… 当然，这里不是伊甸园，亦非毫无灾难，我也肯定自己会死去的，我从没有对此问题抱有任何幻觉，也没有欺骗别人。因此，让我们信任天主，唯有祂才由哀伤中拯救我们，或者使哀伤为我们的好处而给予我们忍耐和随之而来的功绩，唯有祂在我们要死的时候拯救我们。谁在现世中感到快乐?…… 我也是容易感到难过的人。我也经验过消沉、沮丧、醒悟、诱惑……还有可能在先前被忽略的危险。谁在现世不容易经验这一切?然而，此刻我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更快乐。一个人无论住在那个国家，上主的眷顾都会以我们忍耐的能力来平衡我们的痛苦，而一个人更好留在天王愿意我们所在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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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期间（一五八二年至二八四四年），耶稣会传教士超卓地标志两大文明，即明朝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问的友谊。尽管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区没有低估所遇到的问题和失败，但作为一个相遇的指望，为中国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对话，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利玛窦在华出版的第一本书（一五九五年）交友论）代表这友谊相遇的象征。 不幸的是，相反地，从鸦片战争至民国革命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尤其是有关义和团的事件，洋人与华人都显示出他们中最恶劣的行为。西方列强，还有日本的加入，在中国做事时都抱着极为自私和不可一世的傲慢态度，施加残忍的压迫，造成许多无辜的受害者，并制造很大的痛苦。 西方列强也为了自己帝国主义的目标，以不光彩和虚伪的方法剥削宗教和基督徒传教事业，而家乡的反神职政府则反对和压迫天主教会。 清帝国转过来被严重的分歧、恐外的闭关，以及有系统的杯葛维新改革所而四分五裂。部份朝廷以不择手段的态度，透过机会主义的和保守的政策，支持义和团的狂热而暴力的运动，容许残暴的浪潮席卷，使中国淹没。义和团不但是迫害者，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一旦失败后，便遭到遗弃，而其中有很多少男少女被屠杀，甚至连人数也没有计算。 但是，两个文明在这时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元素和英勇的人物。许多中国基督徒显示出他们并非机会主义者，却能够做伟大尊严的行为，以致为了理想而交付自己的性命。在中国，有很多平民、绅士和官员保护基督徒，却危及自己的性命。大多数传教士都认真地献身于人，许多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郭西德的殉道，以及燕子砭一些基督徒和慕道者的殉道，都有力地见证了暴力的残忍和无用。传教士及其基督徒都是无法预见的环境的受害者，一切都非他们所能控制的：然而，他们忠于自己的信仰。事实上，传教上和基督徒蒙召在复杂的、悲惨的和不明朗的环境活出他们的信仰，所以不能埋怨他们。利益冲突同样阻碍了基督徒和传教士，但是，在他们所居住的时代，不能归咎任何人，也下能归咎中国的基督徒加入一个普世宗教。每个人必须为他能否作见证和言行一致而被评价，例如，为了理想而献出自己的性命。因此，他们堪当得到同晴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