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耶稣会传教士感化人的珍奇书简》新版本之际，我们收集了我们认为能使这一汇编引人注目的所有资料，但鉴于某些回忆录当时尚未出现，到我们手中已为时过晚，所以无法安排在我们希望的序列之中。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编入补遗，同时再加上我们的新研究及获得的新书简。现在我们推出的正是这卷补编，因本卷属整套书的补编性质，有一些内容或与中国关系不大，或是收录《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天主实义》等文并非书信，故中译本摘录相关内容翻译，正文两侧标注的法文原书页码也有跳跃。——编者注而且认为它与先前几卷书简一样值得公众关注。

    人们在本卷开头将读到一篇研究论文这篇论文与中国关系不大，故中译本未将其收录在内，因此本卷第112页（即信件142）起始标注的法文原书页码为248，前此省略。——中译注，东方传教士尤其应予以认真关注。这是《教会史》作者德·弗勒里先生思考、工作和热忱的成果。他如此声名显赫，使我们无须再称颂其著作。所有人都知道他简洁、典雅、自然，时而却又雄阔壮丽的风格。我们知道，他生于1640年，卒于1723年。其漫长的一生始终是忙碌的，尽管其大部分时间是在宫廷担任（国王）亲信职务中度过的。弗勒里在宫廷生活中远离阴谋，没有野心，而且保持着潜心研究的癖好。我们不想在这里罗列他著作的目录，因为它太著名了，何况所有希望了解它的人自会热心汇集的。我们相信，人们将感谢我们令其知道了（本卷开头）这篇论著。我们对其加了一些旁注和评论，而且并不因此认为这是对这位著名作家的不恭，因为我们对他的学识、才华充满了敬意，何况这些旁注和评论是恰当的，因而是必要的。

    这篇论著之后是另一篇极为重要的论著此论著即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由于它原是利玛窦用中文写的，中国也已有它的整理本出版，故本卷也未收入。——中译注，它是由第一位进入北京的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用中文撰写的，正是这位神父在中国建起了传教会，并为其他各修会众多福音传播者展现了这一如此丰盛的收获。

    在（本书简集）第九卷前言中，我们对这位使徒的业绩已作过简短的说明，现在仍有必要充实甚至修正我们已说过的话。我们将从奥尔良神父撰写的利玛窦生平中摘录某些内容：

    利玛窦神父1552年生于（意大利）安科纳马尔凯地区马切拉塔城，当时几乎正好是气息奄奄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在中国大门口以其最后的叹息祈求天主委派宜于采集在他看来业已成熟的收获的福音传播者来华之时。完成美文学学业后，利玛窦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他非常关注灵魂得救的学问，而且，由于他感到自己注定将过修道生涯，因此于1571年进入了罗马耶稣会士初修院。他在那里的老师是著名的传教士、被葡萄牙一位国君称为“东方使徒”的范礼安神父。后者启发了他的这个新弟子教化非基督徒的热忱。范礼安后来再次去了印度，而利玛窦一完成从事此类事业所必需的学业便追随老师干了起来：因为这一事业要求人们把可靠深入的知识与正当的目的、巨大的勇气及忘我精神结合起来。

    到达由葡萄牙移民居住的澳门后，范礼安因见到中国这个如此著名的民族仍处于死亡阴影之下而深受触动。进入一个敌视一切外国人的地区所遇到的困难并未使他气馁。最初几次尝试毫无结果，但它们没能让他丧失勇气。有时，人们听到他面朝中国海岸叹息或高声叫喊：悬崖峭壁啊，你何时才能开启大门？

    他挑选了自认为最适合于从事这项崇高而艰难的事业的福音传播者，让他们尤其要认真学习中国话。在我看来，任何民族都不会有比中文更麻烦的语言：这种语言词汇并不太多，但每个词都表示一大堆意思，全凭十分微妙的音调决定其真正的含义。中国文字是一门无边的学问，因为很少有什么词语不是以特定的字写成的。然而，在对天主坚信不移的人们心中，爱德可以成就一切！范礼安神父的学生们不久就认识了足够的中国字可以进入该国了，不过这些旅行的作用只是使他们赢得了某些中国人的好感，使之稍稍熟悉了外国人并减少了对他们的恐惧和蔑视。但若想更长久地待在中国是不可能的，而要在这里宣传和牢固地确立宗教，这恰恰又是必需的。经过多次尝试以后，人们才获得了成功。利玛窦神父的耐心战胜了一切困难：天主降福给他以勇气，在澳门及其居民遭受重大损失之际，他却在那里获得了援助，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幢房屋，不仅能维持自己和两名教友的生计，还能给官员及其他官吏送礼——因为他必须以此换取他们的保护。

    1583年9月初，利玛窦抵达肇庆，获准在此定居并购买适当地块建造住房。迈出这第一步后，他必须研究新东道主们的习俗，了解他们的性格，以便利用最妥善之法教育和启发他们。

    利玛窦神父抵达北京后曾说，一想到为赢得目前的处境而必须做，尤其是必须避免的一切，他就不寒而栗。在举世所有国家中，在中国生活对外国人来说是最棘手、最困难的。中国人生来就蔑视外国人，后者必须善于展示十分值得器重的本领才能赢得尊重。与蔑视同样强烈的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恶感，这种恶感在当时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只有十分有利可图才能使中国人容许与外国人交往。此外，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些时间以来在邻近中国的许多地方所进行的征服引起了这些多疑的民众极大的不信任，因此，任何一名中国官员在其辖区见到一个外国人都会感到不安。

    传教士们知道必须克服这些障碍，因此决定谨慎从事，十分审慎地对待中国人。他们努力渐渐地使中国人变得容易接近，并利用科学知识潜移默化地赢得他们的尊重，以便更可靠地以讲道赢得其心灵。他们把精美的宗教画陈列在自己的小教堂里，以此开始把中国人吸引到这里，因为在中国人眼里，这一切是十分新鲜的事。随后，由于他们知道中国人很重视数学当时的欧洲人常以“数学”、“数学家”来表示“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中译注，曾在罗马师从著名的丁先生学习过的利玛窦神父便展示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才华，从而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他绘制了一幅地图，特别让中国人喜欢，而且以此纠正了他们的一个重大错误：中国人一直以为世界的最大部分是中国，余者不过是围绕着它并充当其点缀的零星土地，他们一直以为大地是方的，中国居于中央。

    传教士们所持的这一科学观点使他们博得了那些因职位和才华而出类拔萃者的尊重。人们经常拜访传教士，从他们住地回去后深为传教士们的博学而入迷，甚至因他们所讲的我们宗教的道德而陶醉：因为传教士们已经以这种方式开始了讲道，而在宣讲圣教奥义前，他们向来访者讲解的是十诫箴言。

    受最初成功的鼓舞，利玛窦撰写了一本教理入门的小册子。这本书虽流传全中国，但赞成者却仍极少。百姓一如既往地抱有成见，他们很不愿意看到达官贵人们对这些外国人优礼有加，因此，他们侮辱后者，甚至一有机会就折磨他们。传教进展如此缓慢，使得有些人指责传教士在策略上过于谨慎，有人从那时起就著文反对并诋毁他们的行为。

    但利玛窦依然勇往直前，并使一些人归信了基督教；虽说归信者人数不多，他仍认为必须增加传教士及其活动场所。在计划受挫后，他们只得撤退。利玛窦独自留下待了相当长时间，而且始终与百姓及官员们的偏见和贪婪进行斗争。最后，他在风暴面前只得让步并撤回了澳门。事实上利玛窦在肇庆被逐后并未返到澳门，而是到达广州后第二天便被总督邀请返回肇庆，最后双方同意利氏转移到韶州定居。——中译注

    他在这个城市只待了很短时间便返回了他珍爱的传教地。靠了数学知识，他在中国另一个城市韶州站稳了脚跟。他向一些中国人传授这门学问，以便使他们做好准备，以接受更为重要的关于基督教和灵魂得救的知识。

    坚忍不拔给他带来了一些成功：有人终于认识了真理，新信徒人数多了起来而且不断增加。然而愚民们不顾官员们给予利玛窦的尊重和礼遇，一有机会就向这位神父及其合作者表示他们的偏见和敌视：他们不仅对其恶言相向，有时甚至以石块攻击神父。更令利玛窦悲痛的是，他失去了麦安东神父和弗朗索瓦·石方西神父这两位伙伴，两位神父都对天主充满虔诚而且都酷爱祈祷和苦修。这一损失正好发生于他最需要听取他们的建议之时，因此使他格外痛心，因为他当时正在酝酿前往北京并把福音之光送往那里的计划。舆论对他在数学和地理学方面才干的评价让他觉得这一切可使他能直达天听，而且他自信，如能使皇帝赞成，传教事业便能获得更可靠更迅速的发展。为实施这一重大计划，他认为必须脱下在中国颇遭鄙视的教士的法衣而换上备受尊敬的儒服。随后，他恳求一位高级武官同意让他陪同进京，因为他已经赢得了后者的友谊与尊重，而皇帝新近恰好要召这名武官进宫。官员同意后利玛窦便与他一起上路。但这名官员半道上就改了主意：他担心把一个外国人带入帝国腹地会引起麻烦，因此想把利玛窦打发回广东。利玛窦再三恳求才获准跟随他到达南京。不过他无法指望在这个大城市中能成就多少实际有益的事，因此又返回南昌，心中不免想起自己为耕耘这片贫瘠的土地而付出的巨大努力。然而，这些令人痛苦的想法并未使他绝望。在南昌，总督(指当时的江西巡抚陆万垓。——中译注)各级官员及文人们非常欢迎他且常去拜访。他在那里撰写的几部学术和道德伦理学著作颇受好评并流传全国。总督亲自建议他留在南昌，利玛窦神父便在那里建造了一个住所，还获得了与一名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的官员一起前往北京的机会。在第二次进京途中，他遭遇了与前一次同样的麻烦：这名官员也怕受到连累，而且向利玛窦暗示了这一点。不过，他不敢完全拒绝履行向利玛窦许下的诺言，因此，传教士随他到了北京。首次逗留北京，他便以明显的证据确认，这个城市便是威尼斯的保罗(即马可·波罗)笔下的汗八里，而中国就是契丹王国。他就此询问过给皇帝送来了一头狮子的两个阿拉伯旅行家，他们赞成他的看法。

    然而，利玛窦无法从逗留北京中获得他希望的传教上的成功，因此决定返回南京。他由一条与黄河相通的河流(指大运河的北段。——中译注)从北京上了船，而一条运河又把黄河与长江连在一起，因此，除梅岭(梅岭为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大庾岭的一部分，是古代从广东北上进入江西必经的一段山岭。——中译注)一段路外，人们可由水路不间断地从北京前往澳门，尽管这两个城市相距约有600法里。

    去南京前，利玛窦想先去苏州。这个城市是中国的威尼斯，只是后者被大海围绕，而苏州则建于内河之上。这个城市人口如此稠密，物产如此丰富，位置如此优越，以至中国人都称它“人间天堂”。

    到南京后，利玛窦建造了住所，在那里接待达官贵人和文人们的来访。许多有识之士拜倒在他门下，以便在他的熏陶下革除中国人在几乎所有学科中的错误观念。

    他们的物理学家确立了五行说(指金、木、水、火、土。——中译注)，却从中排除了空气，把由空气占据的空间只看成一个真空。他们以另两个要素——金和木——取代了它。他们如此长期刻苦予以研究的全部的星相学，却尚未使他们明白月食是因地球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而引起的，百姓们就此所说的奇谈怪论即便出于最不开化的美洲人之口，人们都很难予以原谅。他们不知道天体体系，也没有任何稍稍像样的此类体系。他们最能干的地理学家认为大地是方的，并坚持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因而无法想像在此问题上还有相反的看法。利玛窦对所有这些及其他大量谬误的有力辩驳使（中国）学者们犹如聆听神谕般地倾听。不难想像，当某些偶像崇拜者试图就天主及真正的宗教问题与传教士辩论时，后者对他们的影响力一定会更大。由于这类辩论是公开进行的，所以利玛窦神父赢得了普遍的赞成，以至人们相信自己每一次都是被说服的；也正是从这时起，南京的有识之士公开承认了天主并开始学习应当奉献于祂的礼拜了。

    利玛窦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还看到了不少值得关注和好奇的事物。首先是烟火，他说世界其他地方的烟火都无法与之比拟。在北京的传教士汤执中神父后来把其配方和成分寄往了法国。

    其次是建于高岗上的一座观象台。人们在那里可见到一个院子，四周是高大的房屋，院中摆满了机械装置。利玛窦神父发现其中四个装置非常珍奇：它们尽管露天摆放了二百五十年，却丝毫未失去光泽。人们让他看的第三样罕见之物是一座极壮观的庙宇，它建于大松树林之中，其围墙周长不下4法里。

    对此类事物的关注丝毫没让传教士忘记吸引他前往中国的主旨。天主降福于他的辛劳：他在南京为建立教区打下了基础，如今这个教区已人多势众、欣欣向荣，因此有人认为应将其升格为主教区。

    利玛窦神父始终认为，没有皇帝保护就绝不可能平稳地开展工作。因此，当他看到已有足够的合作者可在南京维持并增加新信徒人数时，便着手第三次进京了。他准备了进呈皇帝的礼品，汇集了他为此而长期收集的欧洲珍奇之物，踏上了进京的征途。在战胜种种逆境和障碍（它们也许会使不对天主充满信心的人灰心丧气）后，他到了京城，终于把礼品献给了皇帝。后者愉快地收下了所有礼品，其中有一幅耶稣基督画像、一幅圣母像、一只钟、一块带报时装置的钟等。这位国君容许他住在北京且准其每年四次与同伴一起进入宫中某个区域——这是只有皇帝的官员们才有权进入的地方。

    利玛窦神父预料过的事情发生了。他从二十年的辛劳和忍耐中获得的不过是残酷的迫害或是寥寥无几的赞成。更确切地说，天主的律法及其使者在宫中并未被理解，皇帝对其并未予以赞成，也就是说，天主的恩宠并未消除阻碍中国人对于信奉一种外来宗教的畏惧和羞怯，因为他们不仅优柔寡断，更是骄傲自大。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却在寻求真理，而且一旦认识便选择了它。多妻制及对于绝后——这在中国被视为巨大的不幸——的担心使其中大部分人（在信教问题上）裹足不前，不过圣宠还是把不少人争取了过来，使之战胜了此类难以抑制的渴望，这些人中甚至有因其出身和职位而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作为榜样被人们纷纷效法，以至尽管往那里派遣了许多训练有素、充满热忱的新传教士，却仍无法满足需要。

    利玛窦和伙伴们关注的范围超出了京城，他们去乡间和外省游览，沿途布讲福音，使人领略和信奉基督教义。新入教的教徒成了新的使徒。他们的变化，他们品行的纯正，他们的谦逊、温和、耐心、无私及仁慈与传教士们的布道一样——或许更能——使人信服：后者从欧洲带来的是人们惟一应予信仰和实行的宗教。

是什么哲理信条在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行动中造成了这些彻底的变革呢？人们寻找一种可使人变得更好的道德规范，福音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规范，可有人拒绝了它。这种规范源于天主，而在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已不再愿意只被那些骗子或受骗者引导和启发了，也不再愿意只被那些盲目轻率之徒引导和启发了！“我们不要这个人统治我们。”（《路加福音》19，14）

    许多兴旺的教堂在各地建立了起来，中国第一位福音传播者长期坚定不移的恒心，终于获得了最感人、最合乎心愿的回报：建于南京和南昌的机构已成长壮大，天主在这些地方受到人们的侍奉和爱戴，新信徒们以最崇高的道德作出了榜样而且再现了基督教最初数世纪中的活力和勇气。

    考虑到该帝国的习俗和风尚，传教士们必须极其谨慎才能让中国妇女了解宗教。最早被他们教化的妇女充当了教育其他妇女的讲授教理者的角色，传教士们则尽可能尊重在她们看来已根深蒂固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

    那些连耶稣会士的道德都要予以非难的人指责他们在举行圣事时以对拯救灵魂无绝对必要为名而省略了多项圣礼；然而，耶稣会士们这样做是获得罗马教廷准许的，因为每当遇到疑难情况，他们都会请示教廷。我要请公正无私的人们评一评，究竟是耶稣会士们在无关宏旨的问题上宽容了多疑而且在两性礼仪上过于讲究的百姓的弱点呢？还是像指责他们的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在事关在举世最大的一个王国中确立宗教信仰的问题上缺乏必要的谨慎呢？两者谁更有理呢？如果有人在欧洲获悉了宗教在中国的进展而对天主乐意使用的人怀有某种猜忌，那么他们也可以看到，在这同一个帝国中也有许多磨难和障碍。某些顽固坚持错误的非基督教徒担心我们圣教的确立将使他们形影相吊，因此不遗余力地反对它并以因仇恨和愤怒使他们想到的种种办法反对利玛窦及其伙伴。然而这一切只能激励传教士们的热忱并支撑他们的希望。他们依然积德行善，风暴渐渐平息，福音越来越广地传播开来。不过，我们无法描述这一切使领导这一神圣事业的人付出了多大的辛劳。一切工作都以他为中心：他要照料各个教会，培养能使刚开始的事业永传不衰的初学修士，讲授教理，布道，听忏悔，探望病人，继续致力于科学研究，讲解数学和地理学知识，回答中国各地文人们寄来的疑问和歧见，培植并珍惜达官贵人们的保护，维持传教士及某些穷人的生计……总之，他把一切交给了大家，为了一心侍奉天主并照料好它的事业，他常常忘记了自己：这便是利玛窦神父承担的重负。他始终准确无误地履行职责，而且正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他还抽时间以中文撰写了关于道德和宗教的出色著作。我们在本卷中向公众介绍的利玛窦的著作（《天主实义》）是由已在北京去世多年的传教士杨嘉禄神父翻译（成法文）的。这部著作在中国本土也被看成是简洁明快、文笔优美的典范，它的成功说明中国百姓可以领悟最微妙、最敏锐的说理。这是一部驳斥该帝国流行的主要谬误的著作，也是为传播福音作准备的著作。作者于其中有力地证明了天主的存在、灵魂的不灭及人类的自由，他摧毁了异教及无宗教信仰的各种荒谬的体系，从而为人们认识天主这个造物主和救星作好了准备。无数的工作耗尽了利玛窦神父的精力，纵然他体格强健也无法支持。患病数天（这几天是用来准备死亡的）后他就离开了我们，享年五十七岁（而不是我们在本书简集第九卷前言即中文版第一卷的《法文版前言》。——中译注中错误地所说的八十多岁）。

    人们完全有理由猜想，天主似乎仁慈地选择了他来承担把福音之光带给中国这一如此艰难的事业。

    奥尔良神父说：热忱，勇敢的、持续不懈的然而又明智、宽容、审慎的热忱，为了更加有效而缓慢行动，为了更敢作敢为而犹豫不决，这便是天主指定到一个爱挑剔的、多疑的、天生就反对一切非出本国的事物的民族中担任使徒的人的性格。必须具有真正崇高的心灵才能那么多次重新开始一项常常被破坏的工作，而且如此善于利用最微不足道的希望。必须具有过人的才智和高深的学问才能在习惯于只尊重自己的人们中赢得尊敬，才能向迄今为止一直以为没有任何人可教他们任何东西的人们传授一种新的律法；当然，还必须有利玛窦那样的谦恭和节制才能减轻这个傲慢的民族在优势精神面前所感到的约束，因为只有当人们感觉不到这种约束时才会自愿地服从它。最后，还必须有使徒般崇高的品德以及像使徒一样与天主息息相通，才能使自己以内在精神的热忱去承受如此艰难、如此充满危险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利玛窦到中国后所过的正是这种生活，与之相比，可以说最长期的折磨与痛苦都要小得多。在把遗体留在中国的同时，利玛窦神父还留下了至今仍被新基督徒们珍藏于心的精神，即对信徒们的热忱以及对传教士们真正的虔诚。信徒们正是因坚贞的热忱，才得以频频战胜宗教的迫害者；传教士们正是以这种明智审慎的虔诚才得以推进天主的事业。

    但愿这位如此高尚卓越的使徒继续支持这项如此神圣的事业，别让这个广袤的王国缺少品德更高尚、学问更渊博的传教士——尤其是希望他们别像利玛窦神父的后继者及教友们那样遭人嫉妒。

    现在我们可以说说除圣宠外对宗教的传播与维护最为必需的事了，这就是福音传播者之间的团结和信任；我们这样说，恐怕不会再有人怀疑我们是出于私利和派别之见吧。在非基督教国家中，各（传教）团体间的嫉妒、偏见与怀疑往往会破坏最兴旺的基督徒组织，而且这些组织的失利往往起因于那些本应为确保它们成功而工作的人。但愿从今后大家都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亲相爱，任何人都不追求个人的荣耀，也不嫉妒他人的成功，大家一心只想而且只关注让人们认识和赞美天主的事——因为我们要宣传的就是天主。只要忘却形形色色的竞争和对立，人们对他人所做的好事就会像对自己成就的好事一样感到高兴，因为更确切地说，这一切都是天主假他们之手或是假我们之手所做的。

    利玛窦神父去世后，一场针对传教士的极猛烈的迫害爆发了，使他们只得撤退到澳门。翌年，即1618年，万历皇帝遭到了鞑靼人的攻击。后者深入到离首都7法里的地方并赢得了一场重大战役。万历皇帝惊恐万状，倘不是谋臣们告诉他放弃京师将使他蒙辱而且会使臣民们沮丧，他早就这样做了。这位国君就在这种局面下一命呜呼了，把击退鞑靼人的担子留给他的孙子天启(万历之后是泰昌（光宗朱常洛），泰昌之后是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中译注)。有人向新皇帝暗示，在支持这场战争的种种办法中，使用大炮或许是最为有效者之一。中国人拥有大炮，却不会使用。为向葡萄牙人请教，人们把他们从澳门召请到内地，而且还认为应允许传教士们陪同前来。天启这些努力迫使鞑靼王退回了自己的边界，这个不安于现状的民族便在那里休整了一段时间。传教士们在这段平静的时间里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赢得了达官贵人和皇帝的尊重与欢心。天启的继承者崇祯对出生于科隆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的才智学识极感兴趣。后者被视为全帝国最受这位君主敬重的人之一。1636年，正值这位倒霉皇帝的统治时期，两个在中国不同地方作乱的强盗中有一个羽毛已丰，便向皇帝发起了攻击。他把皇帝围困在北京，没用几天工夫就迫使后者为不落入他之手而自缢身亡了。为了报复并击退这伙强盗，镇守边关的吴三桂请鞑靼人助他一臂之力。鞑靼人飞驰入关，击败了强盗，夺取了北京，同时却把他们救援的帝国据为己有。征服战始于鞑靼的崇德皇帝，其子顺治帝完成了征服。汤若望神父在整个动乱时期始终留在北京；胜利者希望见见他并将其待如上宾。等大局已定，鞑靼君主稳居中国帝位以后，这位皇帝便迫使他接受钦天监监正一职，这使这位神父惟一一次差点失去君主的欢心：因为神父的一再推辞使君主感到不快，后者向他表露了这一点。不过在其他所有场合，顺治对他始终是屈尊俯就并充满仁慈的。他不必研究和顾忌君主的脾气，而且凡是汤若望提出的一切——即便是最激烈、最频繁的言论——都得到了君主的釆纳。顺治不仅准他自由出入皇宫，而且常去他的住处探望，和他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他们谈的或是数学，或是道德，或是宗教，因为汤若望神父善于把君主从轻松愉快的话题引向实用的话题，而且尽可能引向能使他认识灵魂得救的道理的话题。通过此类交谈，传教士至少使征服者对基督教产生了敬意，从而始终对宗教予以照顾并让布道者享有传教的自由。因此，基督教在顺治年间获得了重大进展。

    如果汤若望和教友们只是因政治观点才如此行事，如果他们像有人指责的那样有独自在中国传教并控制中国教会的野心，他们就不会把宗教的进展告诉整个欧洲，也不会从其他修会中寻求合作者，他们就既不会帮助后者进入这个帝国，也不会让其进入他们在华组建的机构。对他们来说，拒绝这样做真是再容易不过了，然而他们却始终热忱地鼓励、支持和保护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顺治去世时八十岁（原文有误。据《清史稿》，顺治驾崩时年仅二十四岁。——中译注）；继位者是著名的康熙皇帝：当时他年仅八岁。康熙在统治初年并未显示出他在日后给予欧洲传教士的那种明显的保护。传教士几乎悉数被戴上镣铐流放广州。汤若望失去了恩宠，丧失了职位，蒙受了耻辱和诬陷，遭受了牢狱之苦，而且最终因宣传耶稣基督而被判处死刑。他以坚贞不屈的精神证明：他认为在牢房里公开表明对天主的信仰要比在一个伟大君主的宫殿里体面地宣传天主更觉得幸福。对他的判决并未执行，然而，高龄和苦难不久就导致了刽子手们未做成的结果。出狱后不久，天主砸碎了羁绊他肉体的锁链，使其灵魂享有了天国子民们的自由。

    （对宗教的）迫害在康熙未成年时相当激烈，但一俟他成年并亲政，迫害即告结束。天主把在中国恢复宗教信仰的光荣留给了这位如此公正、如此通情达理和才气横溢的君主。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中国人习惯于每年都要派人修历，差不多像我们这里每年编年鉴一样，不过在这个国家，历法是被看成国家大事的。历法由官方制订，君主也会参与其事。自从汤若望被罢免钦天监监正职务从而失去了修历权后，接任该职者的无知使历法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因此君主意欲着人重新修订。由于人们已不再害怕在朝廷上向皇帝提供良策，某些公正大胆之士便向他提出，在皇帝未成年时被放逐或囚禁的欧洲数学家们（其中三人仍在北京）非常能干，在中国可以说是众所周知，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向其垂询最为妥当。皇帝认为此议甚佳，当即派人找来了三个欧洲人。后者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而且从第一次召见中，他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获得比管理已编订的来年历书更重要的恩典。人们把这一历书交给南怀仁神父审查，他从中发现了二十余处重大错误，有些甚至是十分明显的错误，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他禀报了皇帝，后者从此对传教士特别器重。

    南怀仁神父利用皇帝初露端倪的宠信请求允许传播基督教。君主仁慈地接受了他的奏请，却不想抛开必要的形式，便把申请交予礼部审议，后者予以否决。传教士毫不气馁，请皇帝任命对我们圣教有较少偏见的其他判官予以复审。皇帝以举朝一致称赞的礼贤下士的态度将此事交给另一机构处理。经认真审议，该机构裁定：基督教受到了不适当的指责，这种宗教是合乎道德的，其中无任何有违国家利益之处；所以，因传播基督教而蒙辱的汤若望神父应恢复名誉，因信教而被革职的达官贵人也应复职，欧洲教士应予召回，等等。

    这一裁决对于确保年轻君主抵制反宗教者呈递的令人讨厌的奏章起了重要作用。自1671年，即传教士们重返教堂的第一年起，许多中国人就信奉了宗教而且无任何人反对。翌年，一位国舅及指挥满洲八旗的八位将军之一接受了洗礼。从这时起，福音在中国取得了极大进展。

    作为利玛窦和汤若望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南怀仁神父是所有这些成功的灵魂，而且其生前是该传教会的支柱。对神父来说，与皇帝频繁的交谈及给他讲授数学课程皆是向他解释天主律法的时机。神父使皇帝十分重视和崇敬基督教，只可惜未能有幸说服他信奉。

    法国人要感谢南怀仁神父召唤他们来分担其工作，正是他使法国人来到了北京而且使皇帝作好了优礼迎接和善待他们的准备。他正好于法国人抵京之际去世（南怀仁死于1688年1月28日，路易十四选派的第一批法国耶稣会士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时刚好遇上南怀仁的丧事。——中译注）因此未能获得亲自向中国朝廷介绍他们的慰藉。

    他的去世犹如他的生平一样都是神圣的；他不懈地展示宗教使徒的美德，以此为自己的死亡作好准备，凡叮嘱其他传教士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认为，对他以及对其他传教士来说，若想行善，尤其是在中国行善，就应成为这样的人：他们必须具有什么都不能使其灰心的勇气、什么都无法阻止的积极性、什么都懈怠不了的坚忍精神，必须具有谨慎但不顾忌舆论、慎重但不胆怯、大胆但没有野心、耐心但不冷漠的热忱，必须专注于拯救他人灵魂，同时又丝毫不放松自身灵魂的拯救，必须大公无私——因为只有大公无私，人们才能对耶稣基督说：“我并不寻求我的光荣，自有为我寻求并判断的一位。”（《若望福音》Ⅷ,Ⅴ.50)

    我们这里介绍的内容是从奥尔良神父撰写的《利玛窦神父生平》一书中摘录的，该书1693年刊印于巴黎。我们认为，让读者较广泛地了解被视为中国传教会奠基人的这三位传教士的才干、热忱和美德，同时简略地介绍他们自入华起到法国传教士（他们以其记叙对我们了解这个广袤的帝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抵华止这一期间所做的善事是有益的。

    人们在本卷中将读到科学院德·拉朗德先生撰写的关于在北美洲传教的圣绪尔比斯修道会传教士、修道院长皮凯先生生平事迹的一篇回忆录。（这篇是关于在北美洲的传教士回忆录，中译本没有收入。——中译注。）我们认为，让大家了解在使徒生涯中成绩卓著的所有人并对他们的才干和美德给予公正的评价，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快乐。人们随后会读到一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这是耶稣会士宋君荣写的专著《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由于内容太专业，尚未找到合适的译者，故中译本暂未收入，拟将来译出后另作专书出版。——中译注），这是一部博学的或许是有益的著作，但对就此并未入门的人来说读起来可并不惬意。还有一篇关于图尔农红衣主教在中国旅行和逗留的珍奇回忆录以及多封极为感人的书信，无论是留在北京的传教士还是在各省传教的外方传教会修道院的修士所写的都很感人。

（某年6月11日于北京）

先生：

真希望我能有空回答您在赐予我的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是，这里正值重大节庆的前夕，我们必须操持许多准备工作。正如您所知道的，这是多年前在北京确定的耶稣圣心节。因此，请允许我今天只对您谈谈这个盛大节日，对此的叙述会使您感动的。不过，在进入细节前，我认为应当先对您说几句有关节庆典礼的场所以及对节庆活动作出贡献者的话。

    节庆典礼在圣体修会小教堂举行。这座小教堂位于花圃前院右侧，四周围绕着一条有顶盖的游廊，游廊就在我们教堂前面。大院子有点像拉弗莱什寄宿学校的院子。人们经由一条柱廊出入大院，柱廊正对着教堂主立面，大院有三个大门通往前院，修会就设在那里。鉴于修会所在地对于节庆典礼而言显得太小，人们便在院子里搭了个巨大的帆布帐篷，中央是一个高20或24法尺的拱形门，上面披挂着以不同式样交织起来的杂色丝带，有的呈花环状，有的是齿形花饰；帐篷里点缀着小旗和其他中国饰物。信教的读书人忘不了在帐篷里挂几幅颂扬耶稣圣心的题词；这些题词写在长长的白缎子上，镶嵌在镀金的框架中或色彩斑斓的丝绸边饰间，因此给帐篷内的装饰平添了许多华丽的色彩。您对乐师们就坐的演奏台可能会喜欢，它设在主体建筑的廊台上，以小教堂主立面为背景向院子里突出了许多法尺，上面铺着地毯，摆放着花盆，饰以缎带并以丝绸作为小巧围栏，从而十分悦目地衬托出了小教堂的正面。整个院子里都铺着精美的席状编织物、着色的帆布和稀有珍贵的地毯，上面摆放着小方垫子——这是中国教堂里惟一的“椅子”了。通往小教堂的台阶及教堂地面上全都铺着地毯，因此，虽说教堂很小，但其廊台、两排柱子，甚至是墙壁都被美化得能让对欧洲最感兴趣的人们所喜欢了。

    已和圣体修会合并的圣心修会领导着其他所有修会；不过，为增加排场，乐师修会以及由做弥撒时负责向主祭答话呼应的人们所组成的修会也参加了进来。您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上可以读到圣体修会的崇高计划，其主要职责是教化孩子们并为其施洗，照料穷人和病人，激励（宗教）热情不高的人们笃信宗教，使做了坏事的基督徒悔罪；最后，还要向异教徒布讲耶稣基督的律法。

    乐师修会负责重大节庆活动的声乐和交响乐。神父们把他们在该修会中的位置传给了（他们培养的）孩子们；有才能的新信徒也可被接纳加入。该修会成员虽不断更新，但保持着极佳的状态。我认识目前在这个修会中的三位亲王及多名官员，还有许多贫穷的新信徒，后者从其赖以为生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到修会里咏唱对天主的颂歌。洗礼使所有人在修会中一律平等。至于由为弥撒服务的人所组成的修会，它约有四十名成员，他们是经过挑选的年轻新信徒，在一切宗教仪式中充当我们的神职人员。您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小小的神学院。由于其组成成员们谦逊、庄重、热忱，我们能够以基督教祭礼所要求的隆重和庄严举行教会的所有仪式。您简直无法相信，先生，这些年轻人在学习和遵守我们节庆典礼的规矩时是何等的热忱。噢！在节日庆典的欢乐中，宗教显得是多么可爱。在举行仪式的日子里，若哪个孩子被接纳在祭坛旁为教士服务，全家人都会觉得无比荣耀，因为我们只挑选学得最好的孩子。一位长者负责这些年轻人的教育，他通常是认真严肃的，不会疏漏他们任何微小的礼规，尤其是在诸如耶稣圣心节这样重大的节庆期间。毋庸赘言，我们法国教堂是惟一庆祝耶稣圣心节的场所，有鉴于此，所有其他教堂管辖的新信徒都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但令欧洲难以想像的是，我们看到有些新信徒来自五六十法里以外，甚至来自更远的地方——只要地里的活计允许他们这样做。见到这些善良的农民为了筹集此番长途跋涉的费用而在一个月前就已开始节衣缩食，我忍不住会流下泪水。老人们总说这是最后一次了，然而领圣体的吸引力却使他们忘却了自身的衰弱。就在魔鬼兴风作浪、到处煽动迫害的当年，这些善良人冒着被抓起来投入大狱的危险照样前来我们教堂。现在我回到节庆日的话题上来。圣体节八日庆期之星期四的下午2时许，一切准备就绪，基督徒们集中到了一起，传教士们在小教堂做罢祈祷后来到帐篷里坐了下来，听乐师修会排练为第二天准备的经文歌、感恩歌和几段乐曲。排练延续一个多小时，但此前却需筹划许多日子。对于资深乐师们的虔诚和新乐师们的用功，传教士们赞赏不已。新乐师们今年演奏得非常成功，大家都很满意；不过资深乐师即前者的导师们显得最为迷人。音乐排练结束后，新信徒们便用中文背诵祷文，其中还有几小段反复吟唱的声乐曲，这是他们最早的晚祷，不过通常要长得多。这种时刻，所有人都寂静无声、毕恭毕敬地跪着。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及这个民族天生的严肃性，甚至连最小的孩子在此场合也显得惊人地端庄。因此，正式仪式前的预备性练习与其说是必要的预防措施，倒不如说是单纯的习惯。在公开张贴的人名录上，每人事先都可看到自已应在哪个位置以及应做什么。人们可看到唱经班那些小歌小，其虔或敬程度丝毫不亚于最热忱的初学修士。这些小歌手还被指定在圣体前投放鲜花。

    那些并无特定差使的新信徒则利用传教士们用晚餐前尚剩下的那点时间进行忏悔。晚祷后，人们重新开始忏悔。晚祷通常是在教堂里以歌唱形式进行的，一直延续到晚上10点钟，因为外地来的新信徒住在教堂里，本城的教徒若能在此找到住地也无需回家；此外，不少人在帐篷里过夜，若遇不测可守护帐篷，还可照看装饰品。凌晨3点30分，忏悔再次举行，它可延续整个上午。4点钟时是第一场伴有音乐和交响乐的大弥撒，展示圣体时还要唱经文歌。帐篷内的乐师们于弥撒间歇时演奏乐曲，小教堂中的乐师则于每场弥撒的规定时间演奏。乐师们身穿宽袖白色法衣在圣餐桌下方跪成两行。弥撒结束后，人们庄严地咏唱大祷文；此时，帐篷内和小教堂里都挤满了人。祈祷结束后是布道，随后是第三场大弥撒。我忘了告诉您，第二场大弥撒是6点左右举行的，这场弥撒开始前有一段短暂的间歇时间，以便让大家作好准备并让乐师们喝一杯茶。在这一片刻空闲时段，帐篷内的乐师需演奏乐曲，接待修会新成员的工作也安排在此刻。最后一场大弥撒延续一个半小时，它以圣体降福告终；降福前有一场当众认罪的仪式，人们于其间会挥洒许多泪水。大弥撒结束后，人们抬着至圣的圣体列队行进，队列顺序如下：

    最前面是十字架，紧随其后的是身穿紫色丝袍、头戴宗教礼帽的四名唱经班的孩子，随后是部分世俗服饰打扮的乐师，再后面是圣心修会成员，还有身穿宽袖白色法衣的乐师和穿着白色长衣的四名唱经班的孩子——他们结着各种颜色的丝腰带，披挂着金黄色的饰带和穗饰。两名拿着手提香炉的信徒，两名手持船形香炉的信徒及两名身穿白色长衣、披着丝饰带的孩子紧跟在他们后面，这两个孩子拿着花篮，不断把花撒在圣体前面。奉香者和撒花人按固定不变的节奏轮流上香、撒花。典礼官穿着宽袖白色法衣尾随其后，他的职责只是主持。修会主要成员中的两个人拉着华盖上的细饰带，华盖下面便是圣体；护送圣体的司铎周围是他的几名辅祭，后面还跟着每人手里拿着一根大蜡烛的传教士。我忘了告诉您，从把前院与教堂分开的柱廊起，道路两旁站满了在齐胸处拿着五颜六色丝带的孩子们。两支合唱队不断地、毫不混淆地唱着歌，他们（每支歌）的重新开始则是撒花人和奉香者轮流撒花、奉香的信号。

    十字架进入教堂之际，鼓声和其他乐器声大作，直至圣体安放在祭坛上；这第三支乐队位于教堂深处的祭廊上。圣体从修会成员中间经过，后者全都手持大蜡烛跪在地上，其他新信徒跪在修会成员后面，他们人数众多，挤满了教堂。所有穿宽袖白色法衣者（他们有50多人）在正祭台间排列成十分美观的队形。在唱经文歌、上香和祈祷结束后有一段短暂的寂静，当司铎转身向大众祝福时，教堂里重新响起了一片乐曲声。即使有人心肠较硬，看到在迫害之剑时刻悬于我们头顶的世间最崇拜偶像的城市里举行如此的仪式而不掉泪，但到（仪式的）最后一刻，尤其是如果他能听到音乐声掩盖下的叹息和呜咽，他的泪水也会止不住的。我再对您说一件颇为特别的事以结束此信，这件事会让您感动的。

    有一位善良的匠人为准备接受洗礼已经请人教了他一个月的教理，却突然咯起血来，使他卧床了三个多礼拜。他家里所有人都不信基督教，所以他得不到任何精神上的帮助。在此困境中，他派人请我去给他施洗，因为他说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打算明天去给他施洗。虽说他对我们要求新信徒们熟知的经文尚未完全了解，但既然他受过足够的教育，我就不再犹豫了。为他治病的医生对他的健康已不抱任何希望，他对我说，如我不能去给他的病人施洗，他的病人将亲自来找我，哪怕死在半路上也在所不惜。对那些因同样原因而到教堂来接受临终涂油礼的病人，我已经有许多次生怕他们死在我手上的经历了！是的，我见过一些比死者复生更令人震撼的圣宠奇迹。

我们处于迫害的威胁之下，有人想对传教士也加以迫害，不过宫廷予以反对。我等11月份再告诉您有关消息。我荣幸的……

（1773年9月18日于北京）

去年（1772年），帝国中发生了多起迫害事件。在四川工作颇有成效的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便遇上了这样的事。当地官员拘捕了一些基督徒并奏报了皇帝，后者批复了以下几个字：“够了，朕知道了。”根据帝国法律原则，事情本应就此止步了，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四川总督却要继续追究。这名官员叫桂林，当时正率部对该地区的苗子（类似盗匪的一些人）作战。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似乎说过，基督徒中有此类叛乱分子，而在危险的战争关头，对其严厉追查是适当的。这些话正好触到了皇帝的痛处，因为此间人们总是不相信基督徒（对自己国家）的忠诚。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二百年的经验还不能让他们对此放心。皇帝立即下令贵州、四川两省高级官员于边界处汇集，对被捕的基督徒进行最严格的审讯并将一切向他如实奏报。临近3月，官员们汇聚在一起让众基督徒戴着镣铐到庭受审，而且动用了刑具。当地一名姓江的讲授教理者逃了出来，人们至今仍在全帝国捉拿他。

    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官员们向皇帝作了汇报。他们心悦诚服地承认，基督徒不像帝国中常见的那些因反叛思想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他们不会出于恶意而积聚钱财，也无意拉帮结派，他们每天祈祷三次，每隔七天则比平时多祈祷几次，他们严守斋戒进行苦修……有了这样的开头，人们自然会期待较为公道的结论了；然而他们却表示了前所未有的敌视基督徒的态度。官员们请皇帝此后把基督徒等同于帝国中的其他邪教派别，在全国各地拘捕基督徒，将其首领毫不客气地绞死，普通基督徒打一百板子后流放于300法里以外，到达流放地后再打三十板子；下级官员若不尽力搜捕基督徒则予以贬降两级，邻人若不举报相邻的基督徒则打三十板子。皇帝接到这份奏章后按惯例立即交予刑部处置。正当这份奏章被审议时，正义女神已对四川总督进行了追究：有人向皇帝控告该总督不关心他统率的军队，他派兵与敌人作战，自己却躲在豪宅内只顾嬉戏美餐。人们尤其指责他的是，一天，当他得知部队陷入了重围，前进不得也后退不得时，他居然说：“随他们便吧，他们饿了自然会回来的。”

    皇帝听到这些消息后怒不可遏，立即派首辅大臣（即傅恒。——中译注）前往四川依律法审判桂林。人们料想后者将被处以凌迟，但首辅大臣是桂林的密友，因此缓解了事态，认为后者罪行没那么严重。不过，他还是无法阻止总督被发配到1000法里以外的地方。这件事发生在总督奏请皇帝把基督徒流放到四川省外300法里之地以后的三个礼拜。

    与此同时，刑部正在准备答复皇帝：8月25日，刑部作了奏报。刑部减轻了川贵高官们所作的判决，不把基督教视为帝国中之邪教，也不同意他们对下级官员（即对基督教徒缺乏警惕且追究不力之官员）的惩处意见；至于失踪的江姓基督徒，刑部不赞成马上判他死刑，主张在将其抓获审理后再作判决；川贵高官们奏章中其余内容，刑部予以首肯。

    皇帝当天就批准了刑部的裁决，批复内容是言简意赅的两个字：YY（依议，照此办理之意）。此事办得非常秘密，我们只知道案子办结后三四天，判决书便送往四川了。我们甚至还不知道那里是如何执行的。最使我们担心的是，判决中称，必须迫使被流放的基督徒于启程前放弃信仰。但愿天主使他们宁死也不背教。为此，我们时刻想着威力无边的天主，因为它能使人战胜软弱，即使面对最严厉的酷刑也不在话下。

    有一件事使我们惊讶。我们知道，外方传教会的教士艾若望先生两年前就在四川被捕入狱了；由于路途遥远，我们无法得知笃信耶稣基督的这位勇敢的精修圣人的消息。我们原本指望人们在这次事件中会谈到他，但人们对此却未置一词。或许皇帝对我们这些在京为他效力的人比较尊重，因此不愿意别人在这类刑事诉讼案件中谈及一个欧洲人。

    迫害逼近了我们。突发于一名基督徒文人与一个偶像崇拜者之间的一场诉讼，在离我们仅25法里之遥的蔚州，引发了对宗教的迫害。当地官员或许想私下里捞取大笔钱财，再或是出于对我们圣教的敌视，因此不遗余力地迫害基督徒。他派人拘捕了所有他能发现的基督徒，多次拷打他们。盛怒中他反复说道，若不能摧毁基督教，他就不当蔚州的官。他很希望高级官员们赞同他摧毁基督教的看法，因此去拜见和游说他们。然而天主掌握着人们的心，它让后者作出了恰当的选择。他们冷冷地接待了蔚州的官员，既不愿把此事上奏皇帝，也不想把它捅到上级衙门。这样，蔚州官员所能做的只是把宣化府三四名基督徒牵连进了迫害之中——而他原本是想来一场全面迫害的。他起诉他们，将其抓起来拷打，但事态未能扩大。因此，虽然迫害一词天天萦绕于我们耳边，但幸运的是我们从未听说有人背教！

    天主并未让我们持续地焦虑不安而不给我们安慰。在距江西首府南昌60法里之遥的地方，一个新的基督徒团体形成了。传教士每次前往该地都能为近百名成年人施洗。最近他告诉我，他为新信徒们的信仰和热忱而非常高兴。他对我讲述了几件很特别的事，下面这件事我听后甚感宽慰。有个新近归信基督教的家庭突然全家都得了病，家里八口人中无一人能照料其他家庭成员。遗憾的是当地及邻近地方没有别的基督徒，异教徒则听任他们处于无助之中。当地一个著名的和尚夸口能把所有人都治好，只要允许他施行迷信法术并给他钱就行。基督徒家庭中的家长受的教育不够，对和尚将带来的危害也认识不足，因此答应了和尚的一切要求。于是，和尚在病人们的房间前安顿了下来，在一张桌子上摆设了偶像，连续数日施行种种迷信法术，但不见任何效果，病人们的病情倒更趋恶化了。消息传到我刚说起的离此地二三十法里的基督徒团体所在的地方；一听说出了这样的事，热忱的基督徒们发出了痛苦的喊声。他们不分老少立刻一起前去解救那些有罪但又危在旦夕的教友。在门口一见到那个和尚，他们不禁对其偶像表示了至深的蔑视。一名基督徒用手中的烟斗敲打着偶像。和尚见状浑身战栗，他一面出走，一面在基督徒们将要返回的路上施行了种种巫术，但一切均毫无效果；然而回到家里时，他却发现儿子（原文如此。和尚本不应有子女，但耶稣会士笔下的和尚是骗子、无赖之流，因此，这些和尚不守清规，有个把儿子也就不足为怪了。——中译注）刚咽了气。基督徒们进入了病人们的房间，最资深的基督徒是位令人起敬的老人，他坚持信仰可创造奇迹。他（对病人们）说道：“我的教友们，你们做了些什么呀？我们在你们门口又见到了什么呀？你们首先要捶胸请求天主饶恕，并从天主的仁慈中希望一切。”说罢，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垂死的孩子身上。他走向前去用圣水对着他画了一个十字。其他基督徒跪下来祈祷。孩子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显得更严重了。有人叫了起来：“他要死了！”大家都哭了起来。仁慈的老人丝毫未失去信心，他责备教友们信仰不坚定并再次对着孩子画十字架，顷刻间便治好了他的病。其他病人也痊愈了，只是要慢一些。

    这桩义举使我想起了发生在北京，即发生在我眼皮子底下的另一件事。有个太监得了病，被逐出了宫门。这个可怜人不知何处栖身而且身无分文。两名信奉基督的善良寡妇收留了他，尽管她们自己辛勤劳动仍难以维持生计。为了使他归信基督教，她们昼夜照料他，甚至省下自己的食品以满足他的需要。经过三个月的精心照顾，她们鼓起勇气向他谈起了宗教的事。这个太监是异教徒，他（一听到这些话便）仿佛魔鬼附身似的怒不可遏并以最恶毒的语言辱骂他的两个施恩者，随之粗暴地离之而去，同时威胁说要去告发她们是基督徒。两位女基督徒一言不答，在恐惧中又过了一月有余。这时，太监吃完了仅存的一点东西，只得再次求助于她们的施舍。他回到了她们身边，后者仍以同样的仁慈接待了他。太监再也无法抗拒，他对她们说道：“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唤起你们如此高尚的情感，长期以来我不得不对此感到惊讶。请你们教我这种宗教吧，我觉得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了，我愿成为基督徒，以便能像你们一样在天主的圣宠中死去。”她们给了他教育，还为他施了洗；过了不久，他在十分虔诚的心境中死去了。

    既然正在说种种感人的事，那我再对您讲讲发生在一位年轻的皇族女子身上的事吧。她叫玛丽，是雍正年间殉教的耶稣基督几位杰出的精修圣人的直系后裔（指苏努亲王的后裔，见本书卷三第56~62封信。——中译注）；巴多明神父在1724年写的感人书简中讲述过他们的故事。

    圣体节前几天，年轻的玛丽虔诚地要作忏悔。她仅十一二岁，所以来到了教堂（女子超过这一年龄就足不出户了）。忏悔后，传教士对她道：“依我看，由于天主仁慈，你和他相处甚好；但你还年轻，当地又充斥着有害道德的各种危险；谁知道你能否经受得住（考验），谁知道有朝一日你不会无可救药地冒犯仁慈的天主呢？我向你承认，一想到这些我就为你担心。”

    “您别担心，”年轻的玛丽接口道，“我宁死也不会冒犯天主。”“如是这样，”传教士又说，“我建议你去恳求圣母为你获得宁死也不冒犯天主的圣宠。”闻听此言，这个女孩立即跑到神父祈祷室中圣母像前跪下磕头（即以前额触地表示对圣母的敬重），祈祷片刻后她对传教士道：“请放心吧，希望圣母能满足我的心愿。”说罢便高兴地走了，神父为之深受感动。

    过了数日，女孩面颊上起了个小肿块，表面看来这毫无关系，因此她要求再次前来教堂。虽说我不知内情，但我很难想像此等微恙会产生严重后果。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她一言未答。刚回到家里，这个并未让人担心的肿块突然转化成了恶性肿瘤，而且虽经多方治疗，却在不到二十天时间内扩散到了整个面颊、一只眼睛、半边鼻子、半边口腔和舌头。她看上去很怕人，巨大的伤口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使人无法靠近。女孩以天使般的坚忍精神忍受着一切，而且在欢乐和慰藉中走完了人生之路。

    她去世前不久，姨母见她小小年纪却有如此非凡的德行，内心深受震动，因此有意托庇于她的祈祷，于是对她道：“孩子，但愿仁慈的天主怜悯你；到了天主跟前别忘了我，请你求他赐我以恩宠，让我好好为他效力。”女孩马上答道：“我将做得比这更多，倘若天主如我所愿将我置于圣洁的天堂，我要祈求他让您立即与我会合。”姨母不去想她说的话，激动地辩驳道：“我祈求的不是这些；你还年轻，不曾有许多冒犯天主的情况，所以你能充满自信地死去；但我是上了年岁之人，走过了漫长的人生之路，有许多过失需要补赎，我求的只是有悔罪的时间。”年轻的玛丽再也不言语了。姨母想像自己得到了比最初所求更多的东西，便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虽说她体质强健，但在当年就死了。

    先生，我真无法向您表达当传教士们见到这片陌生土地上的新信徒们不断地向他们展示其巨大的美德和动人的虔诚时所感受到的全部慰藉。每当想到天主对这些民族令人赞叹的教导，福音传播者们便热情倍增，他们强烈渴望拓展传教空间，去更远的地方让人们认识神圣的救世主。我们正要执行这项崇高的计划，不久将在鞑靼地区创建一个新传教区。下面是有关该计划的情况。

    几年前，我听说广州有个基督徒家庭因受崇拜偶像的主子们的迫害而决定迁往长城外的鞑靼地区。这户人家逃走时非常秘密，因此离开故土（原文为Chine，即中国；译者认为这户人家后来的躲藏地也在中国，因此将其离开的地方改译为故土。——中译注）二十多年了，人们从不知道其定居于何处，只知道它躲藏在鞑靼。

    这户人家长期被剥夺了一切神佑，其可怜的处境深深触动了所有传教士。然而如何帮助他们呢？欧洲人是不能越过长城的。每逢中国籍传教士前往这一地带，我总嘱咐其留心打听是否有人听说过谈论这户被遗弃的人家。我们的关注在许多年里均无成效。长城附近的基督徒就此知道的也不比我们多。去年，即1772年，正当这位中国籍传教士对调查此事已不抱希望打算返回北京之际，天主适时地从热河给他派去了一位名叫TsienSiman的基督徒。他从这位基督徒处得知，那户基督徒家庭姓赵，已深入到鞑靼腹地约100法里处的乌拉阿达定居下来，在那里已人口大增，不过始终尊崇真正的天主并渴望某个传教士前去他们那里。刘保禄神父（即上文所说的那位中国籍神父。——中译注）面带喜色听着这一切。TsienSiman见状对他道：“为了区区一户人家，您想大老远到那里去吗？”“是的，可能要去。”传教士答道，“我会去的，不过需要一名向导。”这时，TsienSiman想起热河有个基督徒常深入鞑靼地区经商，便将其推荐给了传教士。事情当即定了下来：由这名基督徒前往乌拉阿达通知赵姓基督徒家庭，说传教士已到达鞑靼边界，十一月初一将到热河，在那里等他们的消息。特使走后，传教士继续其使命。阴历十月底，他到了临近热河的地方；到了约定时间，他焦急地等待着派出去的特使。后者准时到达，还带来了赵家长兄——他代表全家来邀请传教士。初次会晤的情景十分感人，长期见不到任何传教士的赵姓基督徒泪流满面，拜倒在传教士脚下抱着其膝盖诉说着最令人动容的事情。大家费了许多力气才把他扶了起来。次日，传教士与他一起兴冲冲地前往乌拉阿达。路途遥远而艰难，必须跨越约三十条河流，翻过许多座山岭。但传教士明白，灵魂无价，因此一切都不在话下。

    走了两三天后，刘保禄神父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骑着一匹骏马正朝他走来。迎面经过时，他们相互注视着对方，年轻人脸上透出一股对神父很感兴趣的神情，不过他还是远去了。突然，年轻人调转马头，赶上赵姓基督徒后问道：“您上哪儿去？”后者答道：“我们前往Gaonieou王国（royaume de Gaonieou）。”年轻人道：“足下莫非是乌拉阿达赵姓人家中人？”“正是。”后者道。这时，年轻人靠得更近了，低声道：“您前面那位莫非是神父（这是基督徒对传教士的称呼）？”赵不知问话人底细，不想深谈，便反问道：“您呢，您是何人？”“我是基督徒，”年轻人道，“我圣名叫西蒙；Ho-se-te-ouang就住在此地，离齐齐哈尔不远，他派我迎候神父，请其去他家住”。赵放下了心，说道：“他正是神父。”西蒙立即跳下马来奔到传教士跟前依当地习俗跪下磕头以示敬意，后者马上伸手把他扶了起来。

    没过多久，大家到了Ho-se-te-ouang家里。这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老人，见了传教士简直乐不可支，他来回走动，一会儿做这，一会儿做那，真不知该如何表示内心的激动。刘保禄神父把他全家叫到跟前，向他们讲述天主的道理。这些可怜的基督徒一面听，一面流泪。上罢一课（他们觉得上课时间太短了），神父对他们进行了测试，觉得他们很有信仰、很正直，但太缺乏学识，除Ho-se-te-ouang的一个儿子外，其余人几乎一无所知。让他们领受圣事是不可能了——这对他们触动很大。神父采取了措施以便让他们在他返程时能领受圣事，随后便继续赶往乌拉阿达。

 离开齐齐哈尔时可看到两条极高的几乎笔直的山脉，它们缓慢地相互靠拢，绵延五六法里后在著名的Mao-King-ta-pa山会合了；有人说这座山的垂直高度竟达1法里。这样的高山挡在前面，两侧又是两条会合的山脉，乍看起来是无法前行了。幸亏大自然在Mao-King-ta-pa山和旁侧一条山脉间留出了一道斜坡，人们可由此走出去继续赶路，不过仍充满艰难险阻。斜坡颇为陡峭，常令人不知如何行走，有时又因天然的沟壑或泥石的崩塌而突然断了路，人们在脚下只看到可怕的深渊。然而，这是从一个王国到另一个王国的必经之路，因此，当地人发明了固定于陡壁上的奇特的索桥，其中一条索桥非常高，以至被称为“天桥”。

    走了多日，传教士终于到了太平庄，赵姓人家在这里有一幢不错的房子，但在此举行我们圣教的活动就不合适了，因为此地有许多偶像崇拜者。因此，信奉基督教的妇女和孩子们先行去了距此10法里的Gang-pang-Keou；留下来的男人们以种种欢乐的形式迎接神父的到来。听罢弥撒后，他们全去了Gang-pang-Keou。

    善良的赵（老人）派出其次子迎接传教士，自己则紧跟在孩子和侄儿们后面，妇女和女孩子们也在家门外走了几步。传教士进入赵家时，迎接他的情景非常动人；后来他亲口对我说，他当时得到的慰藉远远超过了旅途的辛劳。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跟他们谈论天主。听着听着，他们高兴得流下了泪水。大家真希望他整日整夜地讲下去。与赵家友善的一些偶像崇拜者也来分享他们的欢乐并与赵家一起听传教士讲道。我们希望他们中会有人归信基督教。天主愿降福于这个新生的传教会。初学教理者们纷纷要求接受洗礼。在短短的时间内，传教士使二十五个人具备了受洗条件。原先就是基督徒的那几个人日夜围在传教士及其讲授教理者身边，以便更好地学习有关赎罪和圣体圣事方面的知识。在八天时间内，传教士训练了约三十人，其他人安排在来年再作训练。

传教士履行宗教职责后便准备返回了。赵一直把他送到热河。过了三四个月，赵家有两个人来到北京，感谢我想到了他们。这一举动使我非常高兴，我答应永远不忘记他们。读读这篇报道，但愿有教养的人们在天主身边友善地对待传教会以及北京的传教士！

（1773年11月4日）

先生您知道，奉皇帝之命前来北京的传教士们抵京后不久就要被引见给陛下；然而您或许不知道，面见陛下时按惯例还须向他进呈礼品。因此，1773年1月12日，当两名新来的传教士——以钟表匠身份出现的李俊贤神父和作为画师的潘廷璋修士——抵京时，我们传教会的长上委托我负责有关此次觐见的一切事宜。我今天荣幸地给您写的这封信件，主要是想谈谈我竭力完成的这项相当棘手的使命的结果；从中您将看到关于皇宫内部的一些情况以及这个宫廷的习俗和这位强有力的皇帝的生活方式的某些细节——这一切在欧洲是鲜为人知的。

    新来者们进呈的各种礼品中有一架新发明的漂亮的望远镜，这是贝尔坦先生去年寄给我们的。在当前形势下1764年，耶稣会在法国被取缔；1773年，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取缔耶稣会，在北京之耶稣会士处境困难。——中译注，许多先前显得很关心我们的人似乎因为与我们有某些关系而觉得脸红了，但这位国务大臣却依然垂顾于我们，一如既往地把我们享天福的敬爱的君主指时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中译注的美意带给我们。礼品中还有一幅潘廷璋修士的画以及我们的总会长）费若瑟神父从广州寄来的一台抽气机。这是给皇帝的礼品中最出色的几件。

    问题在于如何让陛下了解望远镜的价值以及抽气机的使用方法，因为献给皇帝的珍奇物品往往或是被拒收，或是收下后被送进库房——在那里因不被使用而遭遗忘。至于抽气机，我已工作了几个月将其调试妥当，还以中文撰写了原理和使用说明，我挑选了其中约二十项最新奇的用途让人用中国墨水绘制了使用说明图。这些说明订成了一个小册子，在机器进呈皇帝前就要送他御览。

    当时已是农历十二月，军机处和各部衙门均已放假，一直要到次年正月廿一日才重新办公。假期里官府只处理急事，因此，皇帝的公务比平时少些，然而因此会更关注宗教仪式或宫内的戏剧演出。所以必须赶紧向他引见两名新来的传教士。我与宫内有关人士接洽此事，他们把（觐见）日期定在（1773年）1月18日即（农历177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前一天，我让人把礼品送进了宫内；由于推荐（新来者）的奏章原本应在此前多日送进大内，我怕我们做得不及时，所以我把这份奏章、礼单、抽气机说明书都托付给了负责向皇帝呈递此类物品的人。我还另外附了一封短笺以便同样能进呈陛下，我在其中说明，虽说潘廷璋修士擅长各种绘画，但其强项是肖像画。

    关于抽气机问题，我还说明，使用时须将其安放于温暖之处，谨防严寒——因为当时正值隆冬。

    第二天，1月18日，传教会长上、我们教堂中另外几名神父和我陪同两名新来的传教士一起觐见皇帝。请求推荐的奏章及其他文书早已送进大内。供职于此者无论冬夏均须十分勤勉。9时许，有人告诉我们陛下已经读到了请求推荐的奏章。于是，人们将礼品送进大内，以便陛下闲暇时观赏并挑选中意之物。下午，有人把皇帝未收下的礼品拿了出来并向我们宣布了皇帝的旨意，即两名新来的传教士立即进宫各展才艺；潘廷璋修士与达马塞纳（即安泰神父。见前第134信“蒋友仁神父的第二封信”中关于意大利画家的答问。——中译注）及贺清泰（此人应是法国神父贺清泰。该神父1770年10月抵华，次年9月从广州出发赴京，作为画家前往北京为宫廷效力。——中译注）两神父一起完成陛下交办的六幅画；李俊贤神父与阿尔尚日（该神父事迹不详。——中译注））及汪达洪两神父一起在钟表工场工作；抽气机送往如意馆 (欧洲艺匠工作之处），待到春天气候转暖后再由艾启蒙神父（艾启蒙神父1745年到北京后即师从郎世宁学习绘画。——中译注）和我两人在陛下跟前进行操作表演并向他解释。这是皇帝最初的旨意，其中多数内容后来又作了变动。皇帝赏给新来者的礼品照例是每人六小匹丝绸。

    皇帝尚未决定收下望远镜。他先要了解这是何物，有何用处。我被传去进行解释并被带到皇帝当时所在的套房。一名贴身太监正好从陛下房中出来，我把望远镜对准了所能见到的最远一座宫殿的屋脊。由于天气晴朗，又无明显雾气，太监（从望远镜里）看到屋脊显得那么清楚、那么近；他深感诧异，马上去告诉正在用晚餐的皇帝——尽管当时只是下午2点；陛下的习惯是在这一时间用晚餐，而在上午8点用正餐，每餐用时从不超过一刻钟。关于皇帝的用餐，我还会有机会更详细介绍的。

    在场的所有太监和其他官员对望远镜都很满意，大家搬了一张桌子放在陛下套房的正门口，以便让我将其置于其上并对准某个物体。安排妥当，皇帝已用罢晚餐，太监们便请他当场试验。君主马上感到这架望远镜比他见过的都要好。他派两名太监带着它随时跟在后面并吩咐我教他们使用和操作之法。为进一步表示他的满意，除已经赏给两名新传教士的丝绸外，他吩咐再给他们和我三大匹丝绸，而单单一大匹丝绸就有先前赏赐的五六倍之多。我照例谢恩，随后又奉旨带潘廷璋修士于次日进宫，办理陛下将向他交办的差使。（1773年）1月19日，我把这位画师带到了琪祥宫 (这是皇帝在京的三个月时间内中国画师们在宫中工作的地方）。到了那里，我们获悉皇帝要潘廷璋修士画一幅肖像。正当我等待一切就绪，好让潘廷璋修士开始工作之际，负责望远镜的太监把它拿到我跟前让我继续教他们使用方法。他们对我说皇帝登上了一座箭楼，上面有个平台，人们在那里支起望远镜对准了远方物体，但当时正好有雾气，所以很难看清东西。我说这不值得惊讶，因为望远镜高倍放大物体的同时也放大了雾珠。

    第二天，1月20日，我们一大早就进宫，有人把我们领到了皇帝套房边上的房间。过了片刻，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侍从走了进来，皇帝命我们画其肖像。潘廷璋修士刚用铅笔画了第一张草图，皇帝便差人拿了过去；（草图）拿回来时（皇帝）让人告诉我们，他认出了这个年轻人的脸部轮廓。草图画好后，潘廷璋修士开始上色，陛下又派人拿过去看，拿回来时再次表示满意，同时让人告诉我们他的想法——尤其是关于阴影问题。中国人绘画时使用的阴影比欧洲人浅得多，只有必须衬托物体时他们才使用阴影。

    潘廷璋修士一面作画，一面又要随时根据皇帝的旨意拿给他过目：因为传教士在这里必须严格遵守这样的规矩，一旦皇帝有不满意的表示，就要停止一切工作。潘廷璋修士不习惯如此断断续续地工作，他显得十分不安，生怕皇帝有时看到未完成的线条轮廓便将其作品视为一幅拙劣的画。我叫他不必担心，告诉他皇帝不会对他的画作如是看待的，因为他已习惯于看别人的作画过程了，而且对郎世宁、王致诚修士和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而他们的不少作品连欧洲最有技巧的画家都不能否定。

1773年1月26日，我们根据工作安排又进了宫，在那里见到了几位中国画师和负责绘画的官员，有人把我们一起带到了琪祥宫。必须注意，若无太监陪同，宫殿后宫是任何人不得进入的，不管他是皇族亲王、朝廷大臣或其他人——反正谁都不行，而像我们这样有一批人（官员、画师、侍从、欧洲人等）入内时，有人会对所有人毫无区别地逐个计数，进去和出来时都是这样。

   随后，我们去了潘廷璋修士曾为年轻侍从作画的地方。正当他继续画这幅肖像时，对其技巧越来越满意的皇帝派人让我们放下这幅已开始的画而去为他本人画像。我和潘廷璋修士立即进了君主的套房。我们先向他行礼，君主不待我们礼毕便让我们平身，刚让我们站起来便问潘廷璋修士多大岁数、是哪国人、住在哪个教堂等等，随之又说明他希望怎样来画。中国人喜欢画正面的肖像，而不像欧洲人那样画略偏侧面的像。脸部相似的两侧在肖像画上必须显得一样，除光线带来的阴影所造成的不同外，两侧别无差异，从而使肖像始终直视着观看它的人。因此，在这里画这种画有时比别的地方更难成功。

  皇帝事务庞杂，很难自始至终把我们留在他跟前作画；因此，他说潘廷璋修士只需根据他以前的某幅肖像单独作画，然后再根据他如今的脸部轮廓作些修改。我把皇帝的意思告诉了潘廷璋修士，随之与他一起对皇帝的首席贴身太监说道，皇上准许潘廷璋修士为他作画，使我们深感荣幸，既如此，似应恩准他根据皇上目前的容貌来画，因为尽管（以前的）其他肖像可能也酷似皇上，但它们展现的是皇上当时的容貌，然而年岁和环境总会引起脸部某些变化，若根据现成的肖像作画，必然把皇上画成往日之模样而非今日之皇上，即便根据皇上目前的面容再对现成的肖像加以修改，也不如依原始草图画成的肖像完美，因为原始草图上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皇上容貌之变化，所以能产生完美的效果。我请太监向陛下转达这些劝告，这些劝告是潘廷璋修士因担心无法画得像他希望的那样成功而提出来的。

  太监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于是，皇帝叫我们进去，对我们说太监刚向他转告的意见是对的。陛下道：“跟你到达这里时相比，朕已大变样了，你到这里多久了？”“陛下，”我答道，“微臣来京已二十八年，离第一次有幸跟陛下说话也二十六年了，陛下当时命我负责修造宫中及您的别宫圆明园中的水法，因为陛下希望以此装点这些地方。”“那么，”陛下接着问道，“你该记得朕当时脸有多瘦，身材又是多瘦弱了。若是自那时以来你没再见过朕，你可能就认不出朕了，因为朕现在健壮多了。”我答道：“这是因为陛下经常锻炼而且恪守饮食作息制度，所以如此健壮。通常情况下，人一上年纪就会感到体力与健康不如从前，陛下恰恰相反，体力与健康仿佛与年岁俱增。这是天主的恩德，因为天主希望陛下永远与子民同在。”“虽说朕强壮硬朗”，皇帝接口道，“但朕发觉自己的容貌每年都在变化，与画先前那几张肖像时已大不一样，因此潘廷璋（这是Pansi修士的中国名字）说得有理。让他在这里为朕画吧，他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做吧。”

   随后，皇帝问画他的肖像大概需多少时间，在这期间他能否读书写字等等。我问明潘廷璋修士后答道，画初样约需两三个小时，几天后，等油彩干后，画师再上第二道油彩，这也需要一些时间——视初样效果如何而定；此外，只要陛下愿意，他可让画师随时停止工作而在陛下觉得对其毫无妨碍时再继续作画；画师作画时陛下可读书、写字或做他认为合适的事情，只要让画师看清其脸部轮廓即可；如作品需要某种姿势，望陛下准许画师冒昧告诉他。于是皇帝对我道：“当需要朕改变姿势时，让他别忘了告诉朕。”

  皇帝当时住房的风格与其他住房，或更确切地说与北京所有有钱人的住房风格一样，差别仅在于大小及华丽程度之不同。

   由于这里地震比较多发，中国建筑物的横梁和屋顶不是架在墙上，而是架在木柱上的，木柱则立于石头地基之上；因此，往往屋顶已盖好，墙壁却还未砌起来。有时，墙壁在地震中倒塌了，但屋顶甚至房屋内部结构却未受损害。墙壁通常是砖砌的，外侧砌得非常齐整，有时还饰以各种雕塑图案；内侧或是砂浆涂层，或是镶以木板——上面可以贴纸，有些房间的内壁上还以细木工制品装饰。

  皇帝的住房便是此种建筑风格，它包括一排东西走向、坐北朝南的高大正屋，两侧是两排平行的厢房。正屋内净长约90法尺，进深25~26法尺，共分三部分，中间是摆放御座的厅堂。该厅堂南北两面中间部位各有一扇高10法尺的双扉门。门四周装饰着细木工制作的框架，其底部约3法尺高以下处是不镂空的。填充框架其余部分的细木条构成了鲜花、文字和其他种种图案。细木条朝厅堂的一面是平的，上面贴有薄纸以便室内照明；朝外的一面饰以雕刻、镀金饰品和各种色泽的罩光漆。除非刮大风，这两扇门几乎总是敞开的，因为冬季人们会在门口挂一条以锦缎或其他织物缝制的门帘，夏季则挂一条竹帘——即以劈成黄铜丝粗细的竹条编成的帘子。这些竹条光滑得如同从拉丝模中加工出来的一样，经罩光漆上色后再用彩色丝线编成帘子，丝线则在帘子上组成悦目的图案。竹帘可防苍蝇及其他昆虫，又能使空气畅通。若要使室内通风换气，夏季的竹帘和冬季的门帘均可卷到门框以上。为厅堂采光之需，这两扇门两侧还有其他门，这些门冬季无门帘，夏季也无竹帘，它们只是偶尔开启，来厅堂办事的人进出的便是这些侧门。

   这间厅堂外面是一溜与之齐宽、进深15法尺、上有顶盖的台阶，台阶两侧是两排柱子。厅堂的墙裙和台阶的底座装饰着各种雕刻，有的是镀金的，另一些漆成了各种颜色且都上了罩光漆。柱子则总是漆成红色的。台阶比庭院高4法尺，一级级皆以石块铺成，最高的石级与厅堂地面齐平；厅堂中央供着陛下的御座，它比地面高出几个台级。御座上有丰富的格调高雅的各种饰物，其中多数系由欧洲制作。厅堂饰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只中等大小的钟，其金质或银质镀金的支架被做成了枝叶交错的树枝状。一只钟的支架上有一头以长鼻做各种动作的大象造型，另一侧的树枝上是一条龙。所有这些饰物均制作得十分自然逼真，简直让人以为它们是活生生的动物。按中国习惯，厅堂天花板上吊着各色灯笼及垂有色彩斑斓的锦缎坠子的其他饰物。

  这间厅堂与皇帝在其多数套房中设置的有御座的厅堂一样，仅供平时召见臣子时使用。宫殿中则专门设有举行朝觐大礼时使用的殿堂，其庄严与华丽向前去致敬的人显示出君主的伟大和尊严。

   御座厅堂东西两侧是两个房间，大小与前者相同。两个房间均朝南，房间正面自地面以上35法尺起至天花板以下2法尺的部位均是窗户，上面贴着窗纸。虽然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玻璃，但皇帝日常却更喜欢使用窗纸——这些纸几乎全产自高丽。他某些别宫中的窗户用的全是玻璃，但这类别宫仅供闲游，不供住宿。

两个房间向阳一面的外侧是一条上有顶盖的游廊，它形成了通常与正屋屋顶相连的屋檐，可使窗户免遭日晒雨淋。房间的门均朝向居中的厅堂。除这扇门以及朝南的一面（我已说过这一面均是窗户）外，这两个房间别无任何开口。皇帝住在东侧房间。若是寻常人家，西侧房间里住的是（主人的）妻子、伺候她的女仆及孩子们。但在皇帝这里，皇后、皇妃、宫廷贵妇及伺候她们的所有宫女均各有住处，而且据中国习俗，人们在白天从来看不到皇帝与一名女性在一起，因此，此处的西侧房间是无任何特定用途的一个普通房间。

   皇帝住的房间里距北墙约六七法尺（此处原文作“北侧四分之一个房间处”，为行文方便改译为这样，因前文已经说明房间进深为25~26法尺。——中译注）处是一个由各色细木拱架围成的凹室。这些拱架支托着一个比房间地面高八九法尺的（凹室）平顶，上面放着各种珍贵器皿、几盆鲜花或人造花，站在房间里抬头便可看到这一切。凹室中嵌放着上了日本罩光漆的一级级的搁板，上面摆满了珍贵器皿和各种首饰。凹室和房间里其他地方都有种着各色鲜花的大花瓶，因为此间人们掌握着一个秘密：在整个冬季，甚至在最严寒的日子里，他们都能以比法国同行低得多的代价使各种植物和树木开花。我在1月份见过桃树和石榴树开出了重瓣花，随后又结出了硕大（原文如此，反映了传教士对中国的实际认识水平。事实上园艺栽培中重瓣花少能结果，即使可以也是非常小的果实不能食用。——中译注）的桃子和石榴；若不是多次亲眼目睹这些树开花、结果的过程，我真难以相信人们作为礼品送我的这些桃子、石榴是来自这些重瓣花的。

   这个房间东侧靠墙处是2法尺高、进深约6法尺的一个台，其宽度与房间相同，一直延伸到窗户。皇帝正是坐在这个台上。台上及房间其余部分的地面上当时铺着黄色丝毯，上面点缀着各种红色图案。有时，这里也铺猩红色的地毯、上等呢绒、丝绒或其他欧洲织物。为了防潮，人们通常在地毯与地面之间先铺一层毡，在坐人的台上尤其如此。这个房间及皇帝所有住房的地面都是用砖头铺成的，此间人们称这种砖为“金砖”（金属砖此词是原文中加的，因为传教士把金砖写成Kintchouen，他怕法国人看不懂，所以又用法文brique de métal解释，译为中文便成了“金属砖”。——中译注），因为敲击这些砖头时它们会发出声响，仿佛它们是以铜或其他音质上佳的金属制成的。它们每块2法尺见方，产自南方一些省份。用以制作这种砖头的沙子事先须经过加工，其程序一如加工用以抛光金属制品的钢玉砂：即先将这种沙子放在器皿中掺水搅和，让水静止片刻以便使最粗的沙粒沉到器皿底部；再把水倒入别的器皿中让其静止较长时间，使水中的细沙沉淀下来。这种细沙便可用来制作“金砖”了。“金砖”中的沙粒极细，因此有人利用碎“金砖”磨剃刀或抛光各种金属制品。每块“金砖”值四十两银子，折合法国货币100埃居。铺地面时，人们用以卂立水配制的油灰将“金砖”连接起来，再在铺好的砖上涂一层罩光漆，使其表面闪闪发光，而质地坚硬异常。人在上面行走，砖头不会磨损，如同大理石地面一样。

   皇帝背朝东以鞑靼方式双腿交叉坐在台的中央，底下有个黄色锦缎坐垫，另一个同样质地的垫子贴着墙作他的靠背。两侧是8~10法寸高的小桌子，上面放着笔、红黑两色的墨、文具盒、各种写过字的纸及几册书。皇帝穿着内衬珍贵毛皮的袍子，其价值超过最漂亮的貂皮的9~10倍。由于当时正值庆祝新年，毛皮外的罩袍是以黄色锦缎缝制的，上面绣着几条五爪龙。这种五爪龙（图案）是中国皇帝的标志，正如百合花徽之于我国国王一样。若皇帝以外的其他人想在刺绣品、绘画或浮雕中使用龙的图案，那么，这种龙只能有四个爪。袍子外面的罩衫是紫色的，它长及皇帝臀部，皇帝坐在台上时罩衫正好盖住袍子。皇帝戴一顶黑色皮帽，顶部有一颗珍珠。我仔细看过并触摸过的这颗珍珠长14法分（法分，法国古长度单位，约合2.25毫米。——中译注），底部椭圆形，顶部呈两个钝角形。

    在上面刚描述过的环境中，我和潘廷璋修士颇为惊讶地发现，在（接见我们的）各个场次中——这些场次有时要延续很长时间，例如当我们为他画像时——，皇帝总是与背后的靠垫保持一段距离，我们从未见他靠在上面或把臂肘支在上面。当他讲得兴奋时或从身边拿取所需之物时，我们常看到他以头部、手臂和上身做各种动作，但从未见他的双腿有任何动作或变换任何姿势。这一特点就其本身而言似乎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它却可用以证明皇帝是多么注意为鞑靼人作出榜样：必须避免一切耽于安乐的事情；我在下文中或许还有机会谈及这一点。这一榜样使他有理由惩处甚至贬黜任何他获悉过分迷恋奢侈逸乐的人，即使这个人小有才干也不行。

    陛下房间里从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因为如果君主赐某人坐下的话，后者从来只能席地而坐，地面上当然是铺着地毯的。若遇皇上格外开恩，例如对某个皇室亲王、某位将军或陛下认为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他就会让其坐在他就座的台上。

    由于当时正值严寒，房间中央有个装满燃烧着的火炭的青铜火盆，它被搁在一个底座上，火炭上盖着炉灰以便气温适中。除这类火盆外，中国还使用烘箱式的取暖方法，即在房间地面下布设管道，使之与建在房间外面窗户对面处的炉窑相通，炉窑点燃后，其热量经由管道使房间地面升温，从而使整个房间均匀地变暖，而且既无烟尘，也无异味。不过皇帝不大怕冷，所以很少让人点炉窑(比较富裕的人家常用此法取暖。传教士就此向法国寄去了准确详细的说明。——原注)。

   下面是皇帝房间里陈设装饰的大致情况。室内不同的地方放着几张精工细作、颇有艺术气息的上了漆的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珍贵首饰，天花板上与厅堂里一样悬挂着灯笼和其他饰物，凹室细木护壁板上有几幅中国古代圣贤的水墨小画像。墙壁和天花板上并无挂毯，而是贴着漂亮的白纸，使房间十分明亮从而不会使眼睛疲劳。不过在皇帝不时前去休闲的另外几个宫殿中是有挂毯的。这些宫殿中还饰有镜子、绘画、座钟、分枝吊灯及我们欧洲拥有的其他各种最珍贵的饰物。各省大员向皇帝敬呈种种方物。去年12月底，仅广东总督送的物品价值就高达30余万(原文中此处无量词。——中译注)（32.5万利弗尔）。但皇帝平时居住的地方很少用此类饰物。

  这幢正屋屋顶的华丽表明了居住者的身份。黄色琉璃瓦片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在太阳照耀下简直让人以为它们是镀了金的。屋脊和瓦当上有各种雕塑，与瓦片一样都上了釉。人们给这些瓦片涂各种颜色的釉：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肉色的等等，这些颜色大多都很漂亮、鲜艳，此类瓦片只用于皇家建筑或庙宇，而皇帝住房通常用黄色琉璃瓦。上文我已说过，这幢正屋南向一面的两侧有东西两幢厢房，它们比正屋低许多，用以存放伺候皇帝所需的物品，守护正屋的太监住在这里，在皇帝跟前当差的人在此用膳和休息。

   上面这些离题话可使人们对中国皇帝的住房形成一个概念，同时也可让人知道潘廷璋修士为他作画时皇帝所处的环境；下面我们回到关于肖像画的问题上来。

在潘廷璋修士动手作画前，皇帝让我们尽量靠近他，以便让画师尽情地端详；皇帝还亲自提请注意他脸部轮廓的某些特征，让我叮嘱潘廷璋修士予以特别关注。潘廷璋修士仔细观察陛下脸部特征后在离陛下七八法尺处支起了画架，开始用铅笔画底草图，我就站在他边上。这时，皇帝就我们几个教堂的名字及区别等向我提了许多问题，如：为什么我们称其为“东堂”、“西堂”，我们来华前在欧洲干什么，在京的欧洲人是否都是修道士，为什么只有修道士到这里来，我们从几岁起开始成为修道士，是否当了修道士后才开始学习如今在此从事的技艺……我尽量在所有问题上都让他满意。我答道，我们那些称为“南堂”、“东堂”、“西堂”的教堂，其名字都是宫中的人们根据它们相对于紫禁城的位置而起的，例如我们（法国传教会的）教堂，由于它在紫禁城西面，宫中便称它西堂——尽管北京市井中人称它为北堂，因为它位于宫城的西北。随后我又告诉他，我们来华前在欧洲也是修道士，通常在十六或十八岁时成为修道士——尽管有时年岁甚至更小些；正如此间人们对此的称呼——修道（sioutao)——所示，这种职业主要是为完善自身和完善他人而工作。为达此目的，我们在欧洲教青年人语法、雄辩术、哲学、数学等学科；不过，我继续道，正如我多次对陛下说过的，所有这些知识仅是我们追求的次要目的，首要目的是宗教，是纠正恶习，重建道德。至于绘画、钟表技术及其他技艺，若有人在成为修道士前已精于此道，他们仍可将其作为单纯的娱乐继续做下去，不过不再刻意去学，除非有人打算前来北京。由于我们知道陛下赞成此类技艺，所以有意前来的人便保持甚至学习这些技艺，如他们觉得自己对此有天赋的话。

  “潘廷璋成为修道士后学过绘画吗？”皇帝问道。我答道：“潘廷璋新近才成为修道士。他原来是声誉卓著的世俗画家，由于他不想结婚，而且过着与修道士几乎一样的生活，于是欧洲那些对我们感兴趣且知道我们需要一两名出色画家的人建议他成为修道士，以便能与我们一起为陛下效力，他同意了这一建议。”皇帝又问：“若不当修道士，他是否就不能来呢？”“能的，陛下，”我答道，“不过若不是我们教友，我们在其入华问题上就不会如此关注，在此也不会如此关心他并将其举荐给陛下。”“然而，”皇帝接口道，“如他是你们熟识的一个上流社会中有教养的人，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关注他呢？”“陛下，”我答道，“在康熙时代，我们就希望有个画家在这里工作，由于当时修道士中无人能担当此任，我们便邀请了一位能干的世俗画家，此人在为您先祖效力的几年中的确也有幸获得了您令人敬畏的先祖的欢心，然而尽管先君待他恩宠有加，我们也竭力挽留，但他仍坚决要回家享天伦之乐。由于我们认为他是有教养的人，不可能做出让欧洲人丢脸的事，再加上是我们带他来的，于是让他住进了我们教堂；然而，如果万一他品行不端，我们就无法成功地迫使他就范，也无法令其恪守职责，因为他不是修道士，无论在此地还是在欧洲都没有对其道德品行进行管辖督察的任何长上。正因为这样，我们只向陛下举荐修道之人。也正因为这样，当广东总督把一个从事玻璃制造工艺的世俗人士送来北京后，您尊严的先祖考虑到种种不便，没让我们把这个人接到教堂居住，而是赏了他一幢单独的房屋，还给了他一份足以维持生计的饷银。但这个玻璃制造工为先君效力数年后与那个画家一样也返回了欧洲。”

   皇帝多次要我让潘廷璋修士放心，因为陛下担心后者在他面前过于胆怯拘谨。“不然的话，”他说道，“担心不成功会真的妨碍他成功。”他还说：“让他以给一个普通人作画时同样的镇定自信来画朕，他可以采用于他最合适的姿势并可以坦率地提醒朕哪些事可能会有损或有助于作品的完美。”皇帝很注意排除可能妨碍潘廷璋修士或使其分心的一切因素，甚至担心如果自己继续说话，潘廷璋修士可能会走神。他不拘礼节地对我道：“像我们这样聊天，朕担心画家会受打扰，他是否更希望朕不作声？”我告诉这位君主，他随意交谈时脸上透出一种仁慈安详的神情，这于一幅肖像画是非常适宜的，若他专注于某事，这种神情反而不易突显出来；此外，全神贯注会使面容不够舒展，脸部轮廓不够显著，从而使画师难以把握。（听我这么一说）皇帝把手中的文书放到了桌上，同时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聊吧。”果然，在潘廷璋修士当面为皇帝画像的先后共七个多小时时间里，皇帝不断地就各种问题向我发问；考虑到我年老体衰，他还多次要我坐下，因为他怕我久久站着会感到不适。稍后我将转述他提的某些问题以及我的答复，我把涉及同一题材的问题集中到了一起，虽说有些问题是他在不同场合下提的。但转述这些问题前我先要把关于陛下肖像及潘廷璋修士在绘制该肖像的间隙里所作的另几幅肖像的事作一了结。

  临近中午，皇帝让我们去用餐并要我们于12点半回到他那里。我们前往用于作画的琪祥宫，膳食已摆放在那里了。我们于12点半以前回到了潘廷璋修士上午作画的旁侧房间。皇帝派人给我们每人送来一大匹丝绸，与我们进呈望远镜时他赏我们的相同，还送给我们每人3副锦囊，同时让我们立即去他那里，以便潘廷璋修士继续为他画像。一见到他，我们便跪下磕头谢恩，皇帝马上让我们平身并仁慈地说他很满意。潘廷璋修士继续作画，我留在他身边。皇帝重新开始与我交谈，不时还让人把画拿给他看，以便了解进展情况。

   皇帝的左眉是被一块宽约1法分的空白处稍稍断开的，本应长于这一空白处的眉毛长到了此处上方的眉凸处。由于眉毛本身掩盖了这一畸形，人们并未予以注意，但皇帝要我们走近他，让我们细看这一空白的使眉毛分开的地方，还叮嘱我让潘廷璋修士（在肖像画上）表现出这一点。我对他道：“若陛下不告诉我们，我们是不会发现的。”“那么，”皇帝笑道，“让他把这一缺陷画得使不知道它的人看不出来，而让事先知道它的人却能看得出来吧。他画的是朕的肖像，不应当讨好朕。朕若有缺陷，他应当将其表现出来，否则就不是朕的肖像了。朕脸上的皱纹也一样，要告诉画师让他充分反映出来。”我说陛下皱纹确实显得很少，画师也难以发现。“它们显得少，”陛下又道，“虽说朕年长于你，但皱纹不像你那么明显。”说罢，他马上要我们走近他，还让人拿来了一面小镜子，随之一手拿着镜子，另一只手把他的皱纹逐条指给我们看，同时说道：“这些不是皱纹又是什么？画上都要把它们表现出来，不能画得比朕实际年轻。朕六十出头了，若无皱纹岂非怪事？”过了片刻，他叫人把肖像画拿了过来；他对画面十分满意，以至认为它已是成品。我们告诉他这仅是上了第一道色彩的草图，过几天色彩干后还需上第二遍色彩，他诧异地说道：“怎么！朕觉得这幅画已经画得很好了，再加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潘廷璋修士在我们教堂里修饰皇帝的肖像，不知不觉几天又过去了。当我们回到宫中时，有人把我们带到了皇帝住房隔壁的地方。君主当时不在他平时的住房，而在别的宫殿里观看新年时节上演的传统戏剧。人们把肖像画送了过去，告之曰这已是成品。他让人告诉我们第一幅画他只让我们画了上半身，但他要放大这幅画，在其上下左右粘贴经过加工的画纸，画面大小由他钦定。须知这里的画不是画在画布上，而是画在高丽纸上的，这种纸与画布一样耐久却更平整。人们准备这种纸张正如欧洲画家准备画布一样。把加工准备好的画纸粘贴在一幅画上，可随意放大画面而不会露出任何痕迹。

    1月30日，正月的最后一天，这是潘廷璋修士继续为皇帝作画，即在原画上添加便帽和服装的指定日子；不过潘廷璋修士此前先要为另一名年轻人画一幅肖像，画面与前一幅一样大。有人很快把我们领到邻近皇帝住房的地方，皇帝当时不在平时的住房而在斋宫。一名二十四五岁模样的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潘廷璋修士当即画就了他的肖像。年轻侍从亲自把自己的肖像送给皇帝过目，后者非常满意；皇帝和太监们都说这幅画就差会说话了。而实际上这（幅肖像）仅是原始草图。现在我要解释一下何谓斋宫。

  在夏至、冬至及某些特定日子里，皇帝要亲自前往天坛、地坛等处祭奠历代先皇和其他神灵，为准备这些重大祭礼，皇帝、宫廷和各部大员以及所有应当参加或服务于祭礼的官员均须在祭礼前三天中进行静修，此间的人们将其称为斋戒，我们则称之为“jeune”，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是节制饮食和禁欲。这三天时间里须守斋戒的人在一个纽扣上佩带一块2法寸长的牌子，上书“斋戒”两个汉字。若一丝不苟执行的话，此间奉行的节制饮食是严格的。不仅肉类，而且鱼类及诸如蛋类、乳制品类等一切有生命之物皆是不准食用的，只能食用米、面和蔬菜。大蒜、洋葱及中国人很爱吃的韭菜等气味浓烈的蔬菜也属禁食之列。这种斋戒一旦确定，有些人的确是遵守的；斋戒期间由皇帝或各部出资负责饮食的人当然也只能予以遵守。例如，当皇帝为乞求雨雪或其他某个为公众所需的事物而下令在某个庙宇进行祈祷时，他通常会委派一两名宫中显贵去维持秩序。这些显贵在庙宇外面有自己的住房，不过若无皇帝特许是不能远离的。我确信官方是严格让参加斋戒的人遵守规定的。为斋戒者提供的菜肴看上去很开胃。米饭、面点、蔬菜被上了各种颜色，有的是金黄色或银白色的，形状各异却整齐地摆放在不同的盘子里；然而，没有汁卤、奶油和其他食用油作为佐料，食品上涂的鲜艳的色泽是不足以满足人们口味的。

   “斋”这个表示静修的汉字不仅意味着“斋戒”，据汉语词典，它在广义上意味着远离一切会玷污或败坏心灵纯洁的外部事物。中国人，即便他们是不信基督教的，也知道禁欲是多么有助于维持心灵的纯洁；因此，凡被指定参加祭礼的帝国显贵和官员，在祭礼前三天均不得睡在家中，而必须在其所属的各部衙门中过夜。即便皇帝本人，哪怕他就在北京附近的某个别宫，也须准时回京，在被称为斋宫的地方度过这三天。斋宫虽也位于后宫之中，但离皇帝平时住的房间甚远，离嫔妃们住地更远。

   祭礼前三天的第一天上午，皇帝就要去斋宫，一直到第三天才离开这里去举行祭礼。这三天的上午，大臣们照常去向皇帝汇报国事；余下的时间里，人们则给他送须向他呈递的奏章和陈情书。第三天上午，皇帝与大臣们议罢国事后，于9时许乘坐一顶专用于此类祭礼的轿子，由一批身穿绣有金花的红色锦缎、头戴礼帽的侍从抬着，在众人簇拥下离开斋宫。他们全都步履庄重地缓慢地走着，前面还有无数与他们服饰相同的人，手里拿着饰有小旗及杂色斑斓的丝缨子、丝花结的各种战利品。此外，好几个乐队也在前面不断地唱着并演奏着各种乐器，直至皇帝进入庙宇围墙。那里也有一座行宫供皇帝过夜，以便他次日一大早便进入庙内——祭礼于日出前在此举行。祭礼结束后，君主以前来这里时同样的队形回宫。已经有人往法国寄去了一幅油画，画的是皇帝前往地坛举行农耕典礼时队列行进的情状，同时还寄去了对此的说明。去举行祭礼时的队列行进情状与此相同。

  人们要我们去让潘廷璋修士继续为陛下画像的地方就是这座斋宫——正如我刚说过的，皇帝要在这里清静地度过三天。自上午8时起，我们便冒着大雪前往琪祥宫，这场雪下到晚上都未停。到了那里，有人说皇帝正在处理一件急事，中午前是不会接见我们的；但11时许，皇帝就差人来叫我们了。我们必须立刻动身，尽管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穿过了几个院落、露台和游廊；每当我们经过可以看到王妃、公主或其他女性住所的某个地方，在我们前面引路的太监便要做手势示意在那里放哨的太监关上门窗，或是为了解是否有某位王妃为去探望另一位王妃而正走在半道上……因为即便是在内宫，王妃及所有女性若想从这幢房子去另一幢房子，不管它们相隔是多么近，都只能坐在封闭的轿子里由太监们抬着前往，轿子的规格依坐在里面的贵妇的品级而异。（尽管采取了这样的措施）然而除太监外，其他任何人——哪怕是皇子或皇帝的兄弟——还是不得在半道上与她们相遇。太监们以手势示意后，人们必须立即改道回避；若实在无法改道，当轿子经过时则必须背对着它。潘廷璋修士对所有这些礼仪十分诧异，因为它们与欧洲习俗大相径庭。但更让他感到不便的是，融雪使路面很滑，而他又不习惯冬季迫使他穿上的这套中国服装，因此他几乎总是摔跤。

   在宫内走了一刻钟后，我们到了紧挨在斋宫前面的一个院子。院子三面都是高大的房屋，另一面朝北，正对着斋宫，并使院子与斋宫隔开。院子朝北的一面是一条无顶盖的游廊或者说是一个露台，它高约八九法尺，上面每隔一段距离就有青铜器皿、雕像及各种石刻作为饰物。露台的那一边（即北面）就是斋宫或曰静修退省宫，其风格式样与我前文描述过的皇帝住房的风格如出一辙，房间的分布也大致一样，然其屋顶结构、墙裙装饰及所有其他附属物的风格是如此千变万化，如此高贵典雅和如此宏伟华丽，以至每次见到这一切总会令人为之赞叹。

   虽说当时仍是新年节庆时节，但礼法使皇帝在静修退省的三天中不能穿礼服，而必须穿轻孝服，即穿一件在不是节庆典礼时节的平常日子里穿的普通单色长袍，外套一件黑色罩衣。

    进入皇帝房间后，潘廷璋修士继续为皇帝作画。下午2时许，人们已准备侍候陛下用膳，他就让我们休息并令太监们在隔壁房间里为我们上了点心。陛下用膳时还差人给我们送来了他餐桌上的奶茶(原文如此。此处与前文所述似有矛盾，因为前文曾说斋戒期内奶制品也是不能用的。——中译注)。2点一刻，我们被召回了陛下身边。

我已说过，中国人尤其是皇帝的审美情趣是，画面上只能出现绝对必需的阴影。陛下还希望他的胡须和眉毛被逐根画出来，以至靠近画面时人们可将其清楚地辨认出来。在此我想起了一件事，它发生在王致诚修士来华后的头几年。这位修士杰出的绘画才能是人所共知的。一天，他画了一朵花，在华已有许多年头的郎世宁修士无意中看了一眼便告诉他这朵花边上多了一两片叶子，但王致诚修士道，谁会想到去数花周围有几片叶子呢？郎世宁修士道：“每位优秀的欧洲画家都会觉得您的花画得很好，然而此间任何一位初学绘画者一见您这朵花就会立即告诉您这朵花边上叶子的数量与其应有的数量不合。”王致诚修士把他的画拿给几个中国画家看后马上相信了郎世宁修士的话。在一条鱼身上每一行应画几片鳞的问题上，我本人也遇到过同样的事。皇帝虽说未拘泥于此类细枝末节，但根据本地的审美情趣，他希望至少他的许多须眉应以细线条勾勒出来，使之能被逐一辨认。鉴于这一工作耗时极多，我对皇帝说这件事可由潘廷璋修士从容不迫地单独去做，而不必非得当着陛下的面画了。于是陛下道：“朕另外有个想法，朕对你说过，朕的第一幅肖像只画了上半身，最好让他画一幅跟朕本人一般大小的画，可以把准备好的纸粘贴在这幅画四周，就像在另一幅画上做过的那样，以便使画纸有七尺高、四尺半宽。再给朕画一幅坐着的肖像，就像朕现在这样，前面是一张桌子，朕身穿冬季的龙袍（绣有龙的长袍，这种礼袍底色是黄的，上面绣有我前文已说过的龙的图案），手里拿一支毛笔。”为了让潘廷璋修士可以画龙袍，皇帝不介意让一个身材与他相仿的太监穿上他的龙袍。在潘廷璋修士用于此画的两个小时中，太监像座雕像似的一点也不改变我们让他摆好的姿势。中国画家们承认这幅龙袍画的手法很娴熟，但又发现该画在细枝末节上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对这类问题任何一位欧洲优秀画家都会忽略不计，而在中国画家看来，若不将其最严格地指出来，心中便会不安。例如（他们认为潘廷璋修士）在龙的某个部位没有画出规定数量的龙鳞，也未精心画出龙袍上某个衣褶等等。因此，皇帝认为潘廷璋修士作为一个新来的外国人，不可能知道画一件龙袍所必须注意的一切；为了方便修士的工作（这一工作或许会使他感到困难），皇帝命一位中国画家先画好整个画面，潘廷璋修士只需照此仿描，然后再上色彩。我让潘廷璋修士愉快地接受这一新安排，同时告诉他，不管陛下对他多么器重，他必须常常预计到类似的变化，正如已故的郎世宁修士（皇帝当初对他非常器重， 远远超出了一位君主通常对一位画家的喜欢）曾经遭遇过的一样。我还告诉他，不管他多么能干，但他尽心尽力仍可能画不好的一幅画，而中国画家却可以轻松地画成功，因为后者对此早已烂熟于心。“例如，”我接着道，“您不可能知道此间人们应当怎样握笔才称得上姿势优雅，您也不知道皇帝何种举止才是端庄得体的，因为在欧洲被视为得体的举手投足的姿态或别的某种姿态在此地或许就显得并不得体。”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让潘廷璋修士接受（皇帝）新的安排，尽管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不安：因为不管他是多么仁慈的修士，也不管他性格何等温和，作为画家，他总是难以割舍由自己构思并自认为十分出色的方案的。

   过了数日，宫中所有人都到了被称为圆明园的别宫中。我在那里陪伴潘廷璋修士以便为他担任翻译。此外，我还奉旨于严寒稍退时去那里教四名太监使用两位新来的传教士赠送的抽气机的方法；同时，当皇帝指定的太监们在皇帝跟前进行操作时，我要向陛下解释抽气机的性能和作用。因此，如今我们的活动场所挪到了圆明园。

  先生，关于在这座别宫中发生事情的细节，我留在此信后不久将寄出的另一封信中告诉您，我想它们是会使您感兴趣的。我……

先生：

    在向您讲述发生在皇帝别宫中的事情以前，我重新谈谈皇帝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是皇帝在潘廷璋修士多次为他作画时陆续向我提出的。

    当我中断这些问题(指前一封信中所述的皇帝提的问题。——中译注)时，皇帝刚向我问过我们是以什么方式来到这里的。

    （皇帝）问道：是国王派你们来的，还是你们自己要来中国的？

    （我）答道：康熙朝时，这位君主赏赐法国人在宫墙内(指在皇城西北部法国传教士建的教堂。——中译注)建起了教堂（我们现在正是住在那里）；我们国王(指路易十四。——中译注)得知这一善行后便命令我们耶稣会的长上在本会中遴选数学家和各类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了可助其完成使命的仪器和其他物品后把他们派到了这里，因为伟大的康熙皇帝赏赐我们建立教堂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自那时起，我们在每个季风转换期都把我们这里缺少的人才及所需的物品留心告知我们在欧洲的长上，他们则竭力给我们委派人员，邮寄物品。

    问：你们长上选派你们到这里来时是否需要告诉国王？

    答：我们都是奉国王之命由他出资并搭乘到广州的法国船只来华的。

    问：那么你们的船只是到广州的了？

    答：是的，陛下让雕刻的铜版画和《得胜图》版画也正是它运来的。

    问：看来雕刻家要数贵国的最能干了？

    答：欧洲其他某些王国也有很能干的雕刻家；使我们感到荣幸的是广东总督更喜欢敝国，所以他委托我们的船长们执行这项工作。

    问：莫非是尔等之辈从这里指定了你们王国(这句话的意思是：乾隆帝怀疑法国承担了雕刻《得胜图》版画一事，是由传教士们从北京指定的。——中译注)并为此写了信？

    答：我们是修道士，在世俗社会中无任何职权，因此绝不会把涉及陛下的如此重大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诚然，此间的欧洲人奉陛下之命写了报告书，与原始绘画一起寄了出去；但他们在报告书中只是提醒雕刻家（不论是哪位雕刻家）注意，陛下希望他们雕刻的版画必须与寄给他们的（原始）绘画完全一致，同时告诉他们陛下希望这些版画印刷多少数量以及陛下钦定的其他事宜。这些报告书与陛下的圣旨一起寄给广东总督后，这位官员便委托在穗的法国人的头领们负责在敝国执行陛下关于这些雕刻的旨意。

    问：用于雕刻的这些绘画寄出至今该有四五年了吧？

    答：差不多有这么久了。原始绘画寄出后，敝国宫廷得知了这一消息，属下有此项业务的大臣希望这些版画雕刻得无愧于交办此项工作的伟大君主，因此把任务交给了王家雕刻家首领，嘱其只能雇用最能干的人来做。首批版画刻成后，大臣觉得虽然作品雕刻得十分精巧，但其风格式样或许不合中国口味。他宁肯放弃这批版画，由他亲自指定以另一种式样重新雕刻，因为他认为这种式样会使陛下更加喜欢。因此，这些版画未能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快就做出来。

    问：鉴于这批铜版画的题材与欧洲不甚相干，人们对发生在如此遥远的国度里的事情不会有太多兴趣吧？

    答：欧洲人对一切高尚行为和英雄业绩都很关注，不管它们发生在什么国家。这些《得胜图》寄到欧洲之前，（那里的）人们早已在赞颂陛下在其广袤的帝国中所成就的辉煌业绩了，因此，这些（刻画胜利的）图画只是让人们更真实具体地看到了已被公众议论所宣扬的事情罢了。

    问：你们欧洲铜版画中有不少是展现你们历代君主的胜利的，他们对谁取得了这些胜利？他们要战胜哪些敌手？

    答：为了本国利益，他们要战胜损害其利益的其他国家。

    问：在你们欧洲的众多君主中难道没有一个可以以其权威来结束其他君主间可能出现的纷争，因而凌驾于其他君主之上的君主吗？例如这个中华帝国以前曾被好几个各自独立的君主统治过，其中之一后来成了他们的首领，于是拥有了“皇帝”称号。

    答：德国是由许多诸侯国组成的，这些诸侯国的君主中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拥有皇帝称号的君主；尽管拥有皇帝称号，他只是本诸侯国的君主，有时还要抵御其他诸侯国向他发动的战争。

    问：你们欧洲诸多王国各自实力不同，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某个较强的国家吞并了几个较弱的国家后进一步增强了实力，逐步再去吞并其他较强的国家，从而慢慢成为全欧洲的主宰呢？

    答：自欧洲所有王国都接受了基督教起，人们就不该设想这样的动乱了。基督教劝导臣民服从君主，同时劝导君主们互相尊重。一个君主或许会丢失几个城池、几块地方甚至几个省份，然而如他面临倾国之险，其他君主便会站在他一边帮助他保全其国家。

    问：你们国王是如何处理继位问题的？

    答：在我国由王长子或其子孙（如果他有子孙的话）继位。如王长子已去世且无嗣，则由王次子或其子孙继位。

    问：俄罗斯那里女子可继承王位，你们那里是否也有奉行此法之国家？

    答：我们那里有些国家的女子可继承王位，但敝国自君主制确立之初起便已立法不准女子继承王位。

    问：若贵国君主死后无嗣，王位由谁继承？

    答：多少世纪以来，天主厚爱我主，使其不仅有足够的子孙继位，还可为欧洲其他王室提供继位人。

    问：这些出自同一家族的君主间或许能始终和睦相处而不会兵戎相见吧？

    答：虽说出自同一家族，但若有某种原因，他们间仍会发生战争，不过他们依然是好朋友。两位君主间即使发生战争，只要事情不危及王权利益，他们照样能像最好的朋友一样相互效力……

    皇帝还问了我有关战争的各种问题；我回答说关于此类问题、关于作战的方式以及人们使用的计谋等等，由于我是献身于天主的教士，所以我不很熟悉。不过，当我向他谈起我们对于君主们（即便他们属于敌方营垒）的尊重，即胜利者对于落在他们手中的（敌方）君主们的尊重，谈到我们对于俘虏的关心以及战斗结束后对于伤员（即使是敌方伤员）的救助时，皇帝道：“这便叫做像文明人那样打仗，我国历史上也有此类宽厚大度的行为。”皇帝随之向我举了几个例子。我就此接口道：“这种例子最近就有，而且我们自己便可作证：例如陛下对待厄鲁特人的方式，即处理这些地区之一的首领达瓦齐的方式或是处理其他好几个首领的方式都是如此，因为陛下将其征服后封他们高官显爵，给了他们许多恩惠。”

皇帝还询问了欧洲有多少国家以及各国君主能武装多少军队。他打听我国与俄罗斯是否有关系；（还问）除目前正与俄罗斯人打仗的伊斯兰教徒外，还有哪些民族可能与俄罗斯人发生纷争，军事上取得过何种成功……我回答说，关于欧洲各君主间可能发生的战争和纠纷，我们知道得非常肤浅。（我还说，）鉴于我国与俄罗斯之间隔着许多别的国家，因此法俄间并无必须争个高下的问题，不过我国学者与俄国学者之间，正如与欧洲其他国家学者之间一样，互有来往，以便交流有助于科学和艺术进步的新发现，然而这种交流与国务毫不相干，因此即使在战争期间通常也不被禁止。……陛下还问俄罗斯人为何这些年来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取得了那么多进步，他们与其他国家交往时使用何种语言。他接着又问，此间的传教士可以翻译来自俄罗斯的信件，或是向那里邮寄信件，他们懂俄语吗？……对这些问题，我答道，俄罗斯人把许多国家的学者和艺术家吸引到了他们那里，还兴办学校和科学院以繁荣科学和艺术，重奖对此有功的人员；至于人们与俄罗斯人交往时使用的语言，其他国家对俄语是不感兴趣的，但俄罗斯人喜欢法语，如今甚至欧洲所有宫廷中都使用法语。人们用法语撰写或至少是翻译了迄今为止关于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科学和艺术的一切重要著作；除法语外，还有被此间的人们称为“欧洲官话”的拉丁语，因为关于历史和艺术的古书大多是以这种语言撰写的。基督教的神父们在教堂里当众吟诵的经文就是以拉丁语撰写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学者都懂这种语言……俄罗斯宫廷给中国宫廷寄信时，这些信件是以俄文、蒙古文、鞑靼文和拉丁文撰写的。我们的译者是根据拉丁文本译成鞑靼文的。中国宫廷寄给俄国宫廷的信件也是以多种文字写的，担任译员的传教士则把鞑靼文本译为拉丁文，与译为其他文字的信件一起寄出。

    陛下用鞑靼语问我是否懂鞑靼语，还问这里是否有许多欧洲人懂这种语言，我们中是否有人懂俄语。……我用鞑靼语回答道，当别人说这种语言或是我阅读用鞑靼文写的书籍时，我稍稍能懂一点，但由于缺乏训练，我无法在连贯的交谈中使用这种语言。我还告诉陛下，我不知道在别的教堂中有任何人懂鞑靼语，但在我们教堂中，除几名新来的传教士正在学这种语言外，我们的钱德明神父与方守义神父是懂鞑靼语的，当需要翻译与俄罗斯有关的文书时，朝廷便会召他们前去；不过无论他们两人还是此间任何一个欧洲人都不懂俄语。

    问：贵国如今是否有学者在俄罗斯宫廷供职？

    答：我无法确切知道如今那里是否有敝国学者，但几年前是有过的。1760年，当我向陛下呈递一幅世界地图时，我除了在口头上并以书面形式向陛下报告了我所估计的堪察加的位置以及我所补充的许多新发现外，还提到了德利斯勒先生及其他几位法国人作为堪察加地理位置的依据和这些发现的消息来源，因为他们当时正受雇于俄罗斯宫廷并被派往这一地区进行考察，以便确定俄罗斯东侧各个地区的位置。

    问：朕听说俄罗斯军队中有欧洲人，阿瓦（Ava)阿瓦为缅甸北部首府，阿瓦王国即指缅甸。——中译注国王的军队中也有欧洲人；朕前几年就曾派兵与阿瓦国王打过仗。你知道这些欧洲人中是否有贵国人？

    答：在俄罗斯及阿瓦国王的军队中可能有欧洲人，甚至是法国人，但我们与这些军队无任何具体联系，因此无法知道确切情况。

    问：你没听说阿瓦国王赢得了多次胜利，征服了好几个王国吗？他征服了哪些王国呢？

    答：我们的确听说了阿瓦国王征服了暹罗、缅（Mien)、白古（Pégou)白古，即今勃固，在缅甸南部，为缅甸孟族建立的王朝首府。——中译注及其他几个邻近王国；但陛下的军队不仅制止了他的征服，还迫使他求和，退避到本国，而且向陛下纳贡。

    皇帝接着就世界不同的国家及他们的风俗习惯提了许多问题，还问我们是如何了解这些国家并绘制其地图的，欧洲人有哪些属地、在外国有哪些殖民地。

    陛下对三十年前发生于巴达维亚的事巴达维亚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此事即1740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大规模屠杀华人的“红河事件”。——中译注似乎并非不知道；当时，巴达维亚总督以镇压叛乱为名，于一夜间屠杀了在中国动乱或改朝换代时期躲避到那里的六万多中国人。消息传到广州（我当时刚到那里不久）后，有人说（广东）总督把此事上奏了皇帝，后者答复是，那些被杀的人是逃亡者，因此不宜予以支持。

    皇帝问住在巴达维亚并主宰该地的是哪些欧洲人，我回答说是荷兰人；接着，我解释了什么是共和政体（此间人们对此毫无概念），我谈到了荷兰的政府，这个国家的政体是共和制的，国家任命所属各省的总督，同时以一个君主在其国内所享有的同等权力对官员们进行提升、贬黜和奖惩；然后，我又回答了皇帝的各种问题。

    问：在离欧洲如此遥远的地方，如在巴达维亚，若总督滥用职权，该如何纠正呢？

    答：尽管遥远，纠正之法还是有的。若总督行为不端，又不听议会告诫，政府便将其召回欧洲审判。当我于将近三十年前来华时，我听说有位总督在巴达维亚新近犯下了暴行，在欧洲的荷兰政府闻讯后就把他召了回去，尽管这位总督还算是尽职的，经起诉后对他进行了审判。

    问：如此遥远的地方何以能受荷兰人支配呢？

    答：噶喇巴是个岛屿，欧洲人称其为爪哇，这里的人有时也叫它瓜哇。该岛以前只住着在林中游荡的一些土人，他们在林中只有很少的住所。一百五十多年前荷兰人登上该岛后定居了下来，在那里兴建了一座人们称为巴达维亚的城市，如今它已不亚于欧洲最繁华的城市，而且成了荷兰人在世界各地经营的庞大贸易的货物集散地。爪哇岛上只有巴达维亚及周围地区属于荷兰人，土人们与先前一样仍住在岛上其余地方。

    问：在吕宋（马尼拉)的也是欧洲人吧？看样子他们在那里也定居了下来，就像荷兰人在噶喇巴一样。

    答：大约二百五十年前，西班牙人在他们登陆的最大的一个岛屿上兴建了一座城市，这些岛屿上当初只住着一些土人。当西班牙人远航美洲时，这个城市可充当他们船只的货物集散地。

    问：的确，朕在你们的地图上看到，在离欧洲十分遥远的地方有“新西班牙”、“新荷兰”和“新法兰西”，新王国指的是什么呢？

    答：当欧洲船只在直至当时尚无人知晓的某个地方靠岸时，船上的欧洲人就会登上这片土地；当他们发现该地虽拥有对生活有用、又可用以贸易的种种物产，但或荒无人烟，或只住着土人时，他们就定居下来，在那里兴建住房，渐渐发展起来。原先住在那里的土人逐渐开化而且很快认识到可以从新来者那里得到好处，于是与后者会合并帮助他们。新建的住所缓慢地增加，当达到相当规模时，人们就以最早兴建这些住所者所属的国家的名称来称呼他们。正是西班牙人发现了被称为新西班牙的地方并最早在那里兴建了住所。被称为新法兰西、新荷兰的地方，其情况与此相同。

问：在你们的世界地图上，你们画出了世上所有国家；你们并未到过所有这些国家，怎能画出它的地图呢？

    答：欧洲所有君主都让人测绘了本国地图，而且相互作了交换。数学家们“数学家”一词在当时几乎可以指一切自然科学家。——中译注在世界许多地方进行观测以便确定这些地方的位置，随之又交换观测结果。至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只要（欧洲国家）以本国地图及经过测绘的其他国家的地图与之交换，这些国家是不会反对的。通常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这些民族是开化的和崇尚科学的，他们很快会相信欧洲人使用的方法是可靠和正确的，他们会效法陛下和陛下先祖的榜样，雇用欧洲人测绘其国家的地图。

    问：人们往往说天下万国，即国家数量无数。有些地方本身是无法进入的，且无人居住，所以你们不可能去；还有些国家，例如离我们不远的日本，是不许外人进入的；至少这些国家的地图你们是没有的。

    答：欧洲人遨游海上已有许多世纪，其船只走遍了世界各地，很少有什么地方没进入过。即使他们没有某国的地图，但他们有其诸邻国的地图，因此就知道了该国的疆界、幅员及确切位置，也可知道这条或那条河流流经何处、于何地入海，这就足以绘制一幅略图了。他们甚至可以根据听说的情况在距某个已知地点若干距离之处标出这个或那个居民点。若这是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欧洲人的）船只尚未在此靠过岸或只知道其一小部分海岸，那就只标出已知的海岸；若有可能，则再标出所发现的重要山脉及河流的入海口。以后到达该地的其他船只可将其新发现添加在地图上；渐渐地人们就能完全了解该国了。我向陛下呈递的世界地图上有些国家我已知其疆界，却无法标明其内部情况；另一些国家只有部分疆界已被人所知，我就只标出已知的部分。人们以后绘制世界地图时，可加上从我绘制该图后所取得的新发现。至于日本，欧洲人以前就已进入过，我们已绘制了该国地图。

    问：你们为何再也进不了日本，而且他们甚至不准你们靠岸呢？

    答：君主们有权支配其恩典。当日本君主们接纳我们时，我们竭力为其服务；当他们拒绝我们效力时，我们服从其意志。不过我们依然准备着被他们雇用，只要有幸被他们接纳即可。

    皇帝笑道，确切地说，日本人不是不喜欢你们，而是不喜欢你们的宗教。

    说罢，皇帝不给我时间回答就又提出了其他问题，如关于水道测量图、关于航海及计算海上路程的方式、在海上确定所处位置的方法、我们船只的大小及船员数量、船只装载何种货物来华又运回何种货物、我们如何制造玻璃（幸亏我在法国参观过圣戈班制造所）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我则竭力满足他。

    皇帝又问这里有多少欧洲人，属于几个欧洲国家。当我告诉他宫中如今有二十五名欧洲人，我们教堂中有十二名，其中十一名是法国人时，皇帝不禁有些诧异。确实，自欧洲人有幸被接纳进中国宫廷以来，他们中总有许多法国人。康熙帝看到单单法国人的数量就足以享有一幢住宅了，所以降旨拨给他们地皮；如今，这里是法国人的教堂，它位于宫墙外面(康熙、乾隆时法国教堂建于皇城内蚕池口，即中南海西北边。其后1887年始迁至西什库新址。——中译注)。

    （这些事情）使皇帝想起了宫廷对我们仁爱的那个时期，于是他又向我提问道：

    问：你们教堂中都是法国人吗？

    答：有幸为陛下画像的潘廷璋修士是意大利人，其余是法国人。

    问：看来意大利与法国是盟国了？

    答：法国与意大利和睦相处，不过除了这两个王国关系和好以外，受我们所托在欧洲物色（来华）人选的人们十分明白，只要某位人士能让陛下喜欢，我们是不会在乎他是哪个国家的，因此，他们会把其认为能使陛下满意的人给我们派来。

    问：那么意大利是以拥有大画家而著称的了？

    答：意大利历代都有而且当前仍拥有不少著名画家。康熙时期由我们带来的并有幸赢得先皇欢心的吉拉尔迪尼先生以及深得陛下恩宠的郎世宁修士都是意大利人。如今供职于如意馆、就在陛下跟前效力的安泰（即达玛塞纳神父）也是意大利人。

    问：这里的欧洲人分属几个国家？

    答：现分散在此地其他教堂中的有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

    问：傅作霖是你们教堂的吗？

    答：傅作霖是葡萄牙人。由于他是（钦天）监副，所以与另外两个在那里工作的人一起住在南堂。

    问：你是否知道，傅作霖正在回京途中。

    答：陛下说了我才知道。

    问：他离京多久了？

    答：他是去年4月底走的。

    问：那么他旅途就用不了一年了，因为目前他已踏上归途了。

    答：陛下把通往其新征服地的所有道路统统整治得如此井然有序，所以如今人们已认不出先前需要穿越的那些荒无人烟的可怕的沙漠了，而且可以像在帝国其他地区一样安全舒适地在那里旅行了。

    问：傅作霖已多次去西北地区测绘地图，这些地图是他亲自画的，还是叫属下人画的？

    答：傅作霖有一次曾与刘松龄神父一起去陛下狩猎的鞑靼地区测绘地图，他还两次与高慎思神父前往西北，测绘陛下在那里征服的帝国原疆界以外的广袤地区的地图。我见过他在上述三次差使中亲自绘制的地图，这一次更有理由认为他将亲自绘制了。不过，为了使呈递的样本显得更整洁、悦目，他或许会让人根据原图绘制或仿描样图，但我确信原图是他亲自绘制的。

    随后，皇帝就欧洲人使用何种方法测绘地图以及图中所标地点的位置的准确性问了我许多问题。他对我道：

    问：刘松龄先前也去木兰（Mouran，皇帝在热河的狩猎地）测绘过地图，他在数学方面不是很在行吗？

    答：对我们所尽的绵薄之力，陛下惠予表示满意，足见陛下之仁慈。不过，在这里的欧洲人中，陛下的确找不到比刘松龄更合适的人担任钦天监监正了，这一职务他已担任了近三十年(刘松龄，字乔年，奥地利传教士，入华后自1746年5月至1773年11月任清朝钦天监监正。——中译注)。

    问：鲍友管（德国人，钦天监副）也很精通数学吗？他岁数很大了吧？

    答：去年陛下在热河时，鲍友管去世了；当时他七十岁。

    问：那么钦天监有个职位空缺了。

    答：这个职位现在由高慎思（神父）担任。

    问：朕想不起这个人了。

 答：他就是与傅作霖一起去新征服地测绘地图时被陛下授予四品顶戴的那个人。第二次从测绘地回京后，他对当时主管我们的大学士傅恒说，陛下授其顶戴令其办理的差事已经结束，因此，他恳求大学士请陛下允许他辞职，因为那个职位只是荣誉性的了。但傅恒没有同意，还告诉他说，既然已当了官，那么，若分配给欧洲人担任的职位中有了出缺，他就可接替。正因为这样，他后来果然继任了出缺的职位。陛下从热河回京后，他与其他许多官员一起被引见给了陛下。

    问：你懂数学，也懂哲学吗？

    答：离开欧洲前我教过两年哲学。

    问：你既懂哲学，对这里的人拿哲学家打趣时提的一个问题如何作答呢？这个问题是，鸡和蛋究竟哪一个先有？

    答：我简单地以圣书教导我们的有关（天主）创造世界的典故作答：天主在第五天创造了家禽和鱼类并吩咐它们自行繁殖；因此，虽说母鸡只能在自身已经存在时才能下蛋，但母鸡具有的下蛋的特性却与其本身同样古老。

    问：这些书教导你们的关于（天主）创造世界的事情可靠吗？

    答：我们的书已经非常古老，人们对其始终无限崇拜，因为人们始终认为它们渗透着天主的启示，人们将其世代相传直至我们手中，此间未有任何变化。

    问：我们的经书中从未谈及创世的事，人们能认为其他书籍中说的这些事是可信的吗？

    答：谈及创世的书籍可能在秦始皇焚书时被烧掉了。焚书后过了许多年，人们才复原了古书的某些残篇并开始撰写新书。因此，当时撰写古代历史的人可能只知道父辈告诉他们的事（而他们父辈本身或许同样生于焚书以后，因此只知道他们听说的事），所以在著作中虽然写了人们尚记得的某些真实情况，但也写进了不少添油加醋的或走了样的事情，由此只能导致传奇和神话。但我们从这些神话中可辩认出某些符合事实的、与在我们的史书上可读到的事情相吻合的素材。

    谈到天体星辰的创造，皇帝提了许多问题，如关于天体的运行、各星辰的大小、相互间距离之遥远和数量之众多，关于日食和月食，关于白昼和黑夜因一年中不同的时期及不同的地区而有所差异等等。我既无地球仪也无天球仪来帮助解释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但皇帝住房的桌子上放着各种首饰，我就利用适宜于表达我思想的几样首饰使皇帝明白我的意思。尽管我以汉语这种非常难懂的语言进行解释感到困难重重，但皇帝明白了我那些晦涩难懂的话，何况天文学方面的问题对于他并不陌生。

    十二年前，当我向他进呈一幅世界地图时，我在所附的中文说明中阐述了地球的运动方式；陛下提了许多问题以便了解我们是如何证实这种运动方式的，随之笑着对我道：“你们欧洲有你们的方式解释天体现象，我们则有我们的解释法，而且不必让大地转动。”果然，第二天，在就同一主题问了我几个问题后，他向我解释了好几个常见的天体现象。我不曾料想，一个日理万机的君主竟能把此类问题说得如此清楚和准确。我对一位内宫太监表示了我的惊讶，随后问他皇帝是否花时间学习此类知识。太监答道，皇上哪有空闲啊！不过他有时去皇子们读书的地方转转，或是把他们叫到他的住地，通过考试察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有否长进。

    要知道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别宫圆明园，皇帝住房附近都有上书房，即“最优良的班级”，因为它是专供陛下皇子们读书的地方。皇子们一到上学年龄就须从早到晚在这里读书，哪怕是上了年纪或担任了官职也不得免除这一义务。如今，他们中有的已三十岁开外，还有的已担任要职；然而即便在忙于本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完成了与之相关的工作，他们仍须准时前来上学，否则，万一皇帝得知他们无故旷课，就会不顾他们的年龄与爵位而予以惩罚。上书房拥有讲授雄辩术、历史和数学的老师，还有传授射箭技术的师傅等等；每位师傅都有固定的授课时间。我与钦天监一位官员十分熟识，他被皇帝选为教师，给皇子、皇孙们讲授数学。他告诉我，陛下委任他承担这一使命时曾对他道：“你要注意让他们服从你，在履行职守时，你要对学生们行使所有老师对其弟子们应有的权威。朕将关注于此，务使他们听你的话。”皇帝的确非常注意让他的孩子们像普通人服从其老师那样服从他们的师傅。若有闲暇，他有时会去上书房听师傅们讲解，随之让孩子们复述；此外，他还会把孩子们单独叫到跟前测试，看他们有否长进。我亲眼目睹过这样的事：在某些喜庆日子里，皇帝会把一两个皇子（这些皇子自己的孩子也在上书房读书了）叫到他驾临的演出场所，给他们出一道作文题目，令其在邻近房间里写作，而且只有当他对他们的作文满意时才准其享受观看演出的快乐。令人称奇的是，皇子们不管岁数多大都会服从（皇帝）。确实，皇帝——他们的父亲——在这方面为他们作出了榜样：陛下已六十三岁，但他对八十二岁的母亲，即皇太后不仅恪守中国习俗规定的子女对父母的一切繁文缛节，而且还认为，倘若他在母亲面前不能像最卑微的臣民在他面前一样俯首贴耳，就会违背做人的首要职责——而君主本应在履行这一职责方面以身作则。

我记得皇帝还问了其他许多问题，不过这将是我第三封信的主题了。我多么希望这么多问题中能有几个是涉及宗教的，以便让我能阐述基督教的奥义和神圣的律法，但皇上似乎规避了这一点。谈及日本时，我期望皇上稍停片刻，但他却以极快的速度继续提出了一系列必须回答的其他问题，致使我无法涉及（日本）这一重要问题，因为我担心会突然失去皇上与我说话时那种充满仁慈的信任感，（而一旦失去）这将损害宗教本身，而且会丧失有朝一日利用更合适的时机向他诉说衷肠的希望——而这是我惟一的想望了。 我……

先生：

    当您阅读我第二封信时，或许会感到惊讶：一位忙于亲自管理如此广袤帝国的事务的中国皇帝，在数学领域居然拥有足够的知识，以至能相当准确地予以谈论。他在这方面的好奇心使他就各种天体现象向我提出了无数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后，我对他说，正如我先前已向陛下阐明过的那样，如果不把太阳看成是（围绕地球）转动的，而是把它视为居于宇宙中央，让地球与其他行星围绕它转动，那么种种现象就容易解释得多了。我给他打了个比方：一艘船只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船上的人看到山峦、海岸和其他物体似乎在渐渐远去，而他们自己却自以为是静止不动的。皇帝听罢后说道：“朕也发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船舱中或轿子里的时候。若是全神贯注投入于某事，过一阵子突然往车门的镜子里或窗外看上一眼，这种感觉便格外明显：这时，朕觉得自己是不动的，倒是各种东西在远离或靠近朕。”皇帝当时诙谐地问了我许多问题。当我告诉他一枝从快速航行的船里面垂直向上射的箭仍会掉到船上时，他说有了机会要亲自试试。随后，他打听是否欧洲所有天文学家都认为地球是依此方式运动的。我回答说欧洲几乎所有天文学家都赞成这种看法；但我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断定宇宙确实就安排得像我们设想的那样，我们提出这种假设，只是因为它似乎最适合于也最便于解释种种天体运动并对此进行计算。

    皇帝就观察天体的方法问了我许多问题，还谈起了我们两位新来的传教士送给他的新望远镜。他对底镜上的孔提出了异议，认为它会减少底镜反射光线的量，而这个孔对面的另一面小镜子可能会遮住一部分物体。皇帝道：“不能把这两面镜子的位置稍作改动，使之消除这两处弊病吗？”我答道，欧洲最能干的数学家之一牛顿的确制造过陛下所提议的那种望远镜，在里面安装了几块反光镜，然而这种望远镜除了难以对准（所要观察的）物体外，还有我列举的其他缺陷。皇帝轻而易举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在底镜周围稍稍添加一点东西，便可绰绰有余地弥补镜子中央的孔穴可能少反射的光线量。我还解释了为什么另一面小镜子尽管背对着物体，却绝不会明显地遮住物体，甚至比人们远望一座山时、离肉眼一段距离的一个针头所能遮住的还要少的原因。从物体上发出的光线被底镜反射到小物镜上，再由小物镜反射到眼睛里（不过必须先穿过消除色差的目镜才能到达眼睛里），这为我提供了解释这一新发明的理由。陛下十分赞赏欧洲人的创造才能，尤其赞赏发明了这种新望远镜并发明了这样一种装置，这种装置能使望远镜方便快捷地移动以便对准种种物体，而且能对选定的物体作不限时的端详。陛下问这种望远镜是否已经有过一些，是否已经带到过中国。我答道，我国有一位大臣(指亨利·贝尔坦（Henri Bertin,1720—1792），法国国务大臣，对在华的法国传教士比较关注并持支持态度。——中译注)对我们十分关照，他想帮助我们感谢陛下给予我们的种种恩典；去年，他把这一新发明通知了我们，同时补充道，他当时尚未得到这种望远镜，因此无法寄给我们；不过他已下达命令，所以这种望远镜肯定会相当及时地制造出来以便我们于来年能够收到。由此可知，一个大臣都尚未得到的东西，普通人是不大可能得到并带到这里的。

    皇帝发觉他用中文讲述的与潘廷璋修士有关的内容，我就要向后者解释时，于是问我潘廷璋修士是否连最起码的几句中文都不懂；我回答说他懂得很少。

    问：从广州来这里的这些新欧洲人听不懂我们的话，他们一路上该有许多不便吧？

    答：有一位译员从广州陪同他们前来此地。

    问：但那些依你们习俗随时需要的东西，如何让伺候他们的人明白呢？

    答：我们通常派教堂中了解我们习俗的人前往广州陪同他们来到这里。

    问：你们教会里的（中国）人学习你们的语言吗？

    答：他们不学，难得有人懂一点我们的语言。

    问：但他们不是懂得你们的律法而且信奉你们的宗教吗？

    答：他们信奉我们宗教，但无需懂得我们的语言。有关我们宗教的一切均已译成了中文并在书籍中作了解释；雍正二年，这些书籍曾送先皇（即雍正帝）御览，先皇让人审查后命人发还了我们。

    问：你们可能不会接纳不信奉你们宗教的人到你们教堂里去工作吧？

    答：一个正直的和被认为是正直的不信基督教的人，我们决不会阻挠他前来我们教堂工作。不过，在我们教堂呆上一段时间，了解了何谓基督教以后，这个不信基督教的人肯定会信奉的；目前，我们教堂中的人无一不是基督徒。

    问：虽然如此，但鉴于本地人的秉性，你们会难以管理他们，而他们肯定会给你们造成许多麻烦吧？

    答：他们一点也没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我们既不辱骂，也不责打他们。如他们对我们不满，可以走人；如我们对他们不满，便将其辞退。

    问：照此办理，你们该得到一些颇具才干的好人了，因为只要不履行职责，你们就将其辞退；但这样一来，他们不成了你们的奴仆了吗？

    答：我们不习惯使用奴仆和买来的人，我们只有雇佣的人，这些人留在我们那里完全出于自愿，我们也可自由地辞退他们。

    问：你们每月付给他们多少钱？

    答：我们每月给他们一吊钱（约合法国货币4利弗尔又10个苏）。

    问：用一吊钱他们怎么过日子呢？你们可能还给赏钱吧？

    答：他们与世隔绝地在我们教堂中生活，伙食是由我们提供的，衣着方面也花不了几个钱，因此省去了在世俗人家干活所无法免除的大笔开销；此外，我们还根据其工作情况和才能给予赏钱。

    问：你们中当差的那些人需要坐骑、仆人等等，对此你们是如何安排的呢？

    答：我们教堂中所有人（指传教士）都是当差的，即便不是经常，至少也是时不时地被叫去做翻译、做外科手术等等。人们根据需要为每人提供一匹坐骑或一辆车。

    问：谁为他们提供呢？

    答：这是当家(修会会长和管理财务的教士在这里被称为“当家”，不过有个区别：当指前者时，人们称其为“正当家”，指后者时则称其为“副当家”。我们这里的住院里，修会会长和管理财务的教士是同一个人。——原注)的事，当家负责为出门办事的人提供这些东西。

    问：如有人想要多名仆人，你们会如数给他吗？

    答：鉴于此地习俗，再加上陛下召我们去的地方离我们的住地很远，我们无法步行前往，因此，当家为我们提供坐骑或一辆车。习俗还要求我们不得单独外出而必须有人陪伴，所以当家就给每人指定一名仆人，外出时作为跟班，居家时帮主人研碎颜料、准备药品等等。但是，作为传教士，只有当没有仆人会显得失礼时我们才应当雇用他们；当家只准我们每人有一名仆人，除非某些特殊场合必需要增加帮手。

问：但你们的服装大概是根据各自爱好让人定做的吧？

    答：这也是当家根据需要为每人提供的，只需问他要就是了。

    问：既然有人提供服装，那么收到丝绸或其他礼品的人把它们派什么用场呢？

    答：每人收到的所有礼品，如丝绸、坐骑等等，反正不管什么东西，我们都交给当家，除非是习俗允许我们保留的某些小物品——如钱袋、香囊、毛笔等等。例如陛下上次赏给我们的丝绸，我们马上交给了当家，只保留了陛下赏赐的钱袋。

    问：当家不就是你吗？

    答：我已经将近一年不是当家了，现在的当家是晁俊秀神父。

    问：那么他资格比你更老了？

    答：他到此地才四年，然而他具有我所不具备的才干、毅力和充裕的时间来担任该职。

    问：他有才干、有毅力，这好极了；但他初来乍到，对此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是否已有足够了解以便管理一个教堂呢？

    答：说到语言，由于他在广州时对此就下过许多苦功，所以到这里两年后我就委托他处理教堂的具体事务了；他处理得非常好。又过了一年，他被任命为当家。

    问：你说你们新当家在语言方面已相当不错了，但此地的风俗习惯呢？他对这一切怎能熟悉到足以进行管理（教堂）的程度呢？

    答：他处事很谨慎，若遇某些与当地风俗习惯有关的事，他行动前先要商议适当的办法。

    问：不过与宫廷有关的事，看来还是你负责的吧？

    答：新当家委托我继续处理与大内有关的事，因此，我和他一起安排了向陛下推荐两名新来者的种种事宜。

    问：是你自己不想继续担任当家，还是有人不愿意你继续担任此职呢？

    答：两方面原因都有。我常被召进宫中，而当家一职如要干好，则必须兢兢业业而且很花时间。鉴于我体弱多病，我无法顾了一头而不影响另一头。由于事关宫廷的事最为重要，我作为当家的职责就受了损害；因此，让胜任该职的人取代我是合适的。

    问：你身体确实一直较弱，而且还得过大病，不过这都是劳累所致，现在你身体看上去还不错吧？

    答：我的病之所以能治好，全靠陛下的恩德，因为陛下仁慈地派了首席御医为我治病。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常面见陛下，我怎么能生病呢？

    问：你们欧洲人饮用这里的酒吗？适量喝一点这种酒是利于强身的。

    答：从广州到这里的路上，人们让我品尝过各种酒，我觉得口味都不错；但这里所有欧洲人都感到我们的胃对此不大适应，所以我们教堂中不喝本地酒。

    问：那你们让人从欧洲运酒来了？

    答：我们让人从广州运来，于某些节庆日子饮用。

    问：平时你们喝什么呢？

    答：喝我们在这里请人酿造的酒。

    问：这种酒是用什么原料酿造的？

    答：我们用葡萄酿酒。欧洲所有的酒都是用葡萄酿造的。

    问：葡萄酒比此地用谷物酿造的酒更利于健康吗？

    答：对于不适应葡萄酒的人来说，这种酒对他可能不像对我们那么有益。然而，由于欧洲人每餐都要喝一点葡萄酒，我们的胃对此早就习惯了，所以，不管我们酿的酒口味如何，能让我们每人于席间喝上一盅子，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先在酒中按各自所需或多或少兑一点水，然后再喝。

    问：怎么！你们往酒里兑水？

    答：欧洲的酒与此地的酒不同：这里的酒是温热后喝的，往里兑了水就无法饮用；但欧洲的酒可以冷饮，在我所在的王国，人们惯于在酒中兑水饮用，喝酒前每人按各自所愿往里加一定量的水。

    皇帝还就我们的饮食、斋戒、祈祷、我们不去宫里时在教堂所做的工作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提了一大堆问题，其兴趣正如他对前述问题一样。我向他详细说明了我们如何祈祷，如何根据专人发出的信号于规定时间一起用餐等等。他询问我们每天上午的祷告课是怎么回事，我们每天晚饭前及临睡前如何作反省，饭前饭后如何作祈祷，歌唱性祈祷的目的何在……陛下随之又问我：“所有这些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都是要你们在某些规定时间里完成的，那么，如果你当了修会会长或在宫中办事，又该如何处置？你会被迫省略这些活动吗？”

    答：我们每天早晨照例要履行宗教义务，如有必要，我们会提早起床以便有时间履行义务。白天，在工作场所，如果我们能一人独处片刻进行默思，我们就这么做；如没有这种机会，我们就设想无处不在的天主能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于是祈求他帮助我们，同时加倍努力完成工作，因为我们相信，认真而尽力地完成我们的工作是会让天主高兴的。这样想着天主，也就代替了我们当时无法做的祈祷；此外，晚上回到教堂后我们还要予以弥补。

    仅这一细节（我们那些所谓的自由思想者就此可能会开玩笑），甚至不必多说任何别的，就很合皇帝的意思。皇帝就各种题材向我提了那么多问题，而且跟我说话时神情坦率，这让人感到他乐于听我回答。

    说罢我与皇帝的这些谈话后，我要告诉您圆明园中发生的事了，皇帝及其随从已去那里居住。

    皇帝一年中在北京只住三个月左右。他通常于冬至（这个季节总在农历十一月间）前几天去北京住一阵子。春分总在（次年）农历二月间。Le premier degré de pisces se trouve dans la 1ère lune(此句为法文，其中pisces所指不详，意义不明，待译。——中译注)；而在正月十五日前，皇帝及其随从就要去位于北京西北2法里处的别宫圆明园了。在北京度过的三个月时间里，皇帝要忙于许多需要他到场的礼仪活动。一年中的其余时间，除了去鞑靼地区狩猎外，他都在圆明园中；若遇某个礼仪活动需要他前往北京，他便从圆明园赶过去，事毕又立即返回。王致诚修士以前给法国寄去过关于这座别宫的准确而详细的描述(见本书（中译本）第四卷第91信。——中译注),大家读得兴趣盎然；如今，除王致诚修士描述过的以外，这里不仅美化了原有的宫殿，还兴建了许多新的宫殿，它们一座比一座宏伟，都是陛下降旨建造的。

人们简直可以说这座别宫是个市镇，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位于一个拥有一百余万人口的市镇群之中，它有多个名称。其中一个市镇叫海淀，我们法国教会在此有一幢不大的住所，供在陛下宫中效力的法国传教士居住。皇帝的别宫叫圆明园（完美明净的花园）。皇太后的别宫离陛下别宫很近，叫畅春园（Tchangtchunyven，洋溢着令人舒畅的春光的花园）。另一座距此不远的别宫叫万寿山（Ouancheouchan，长寿山）。还有一座离这里有点远的别宫叫静明园（TsingMingyven，绝妙的静谧的花园）。这些皇家别宫之间有一座山叫玉泉山（有珍贵泉水的山）。此处的泉水的确为我刚说过的各座别宫提供了水源，而且还汇成了直达北京的一条水渠；但自当今皇帝下令在这座山上盖起了一些宏伟建筑后，这里的泉水虽说依然丰富，流量却不及从前的一半了。

    在（圆明园）这座别宫的花园入口处有一座如意馆（TouyKoan前文中曾出现过“JouyKoan”，是中外画家和其他艺匠工作之处；此处原文写成“TouyKoan”，Tou应是Jou之讹。——中译注)，它是中国和欧洲画家、制造自动装置或其他各种机器的欧洲钟表匠及加工宝石和象牙的工匠们工作的地方。除了这个皇帝不时会光顾的内部工场外，皇宫周围还有许多各种类型的工场，大批工匠为了装饰宫殿而经常在这里工作。

    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七）是如意馆里的艺匠们回馆工作的日子。潘廷璋修士去了那里并奉皇帝之命被带到后者一座宫殿中修饰他先前绘制的第二位年轻人的肖像。汪达洪（de Ventavon）神父为他担任翻译，同时等我前去；我奉陛下特旨很快到了那里，不过没呆多久，因为我必须返回北京。

    农历二月初，皇帝要亲赴天坛举行重大献祭。因此，他要回到北京的斋宫中静修以度过献祭前的三天日子。我本人几天前就被召进宫里，负责奉皇帝之命在法国雕刻的几幅《得胜图》版画的试印工作。陛下很久前就下令绘制其帝国及邻国的各种尺寸（每个纬度间隔1法寸、2法寸和2法寸半等几种规格）的新地图，我受托领导了这项工作。此事完成后，皇帝命将这些地图中的两种样本予以木刻，其中尺寸最大的（即每个纬度间隔2法寸半者）地图要刻成铜版。中国人雕刻木版十分精巧，在此类雕刻中他们无需请教欧洲人。然而在铜版雕刻方面，虽说以前曾有欧洲人在这里做过这项工作，而且还传授过有关技艺和印刷方法；虽说当初也有人做过铜版雕刻而且印刷过我们先前的传教士绘制的帝国全图(即康熙时传教士测绘的《皇舆全览图》。——中译注)，但由于自那时以来再也没有使用过这种雕刻法，所以找不到对此稍有了解的任何中国人——甚至欧洲人也没有。因此，大家强烈敦促我领导这项工作。我徒劳地申明自己对此一窍不通，但最终只得答应把我从我们有关书籍中看到的这方面的知识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告诉他们。

    需要雕刻的样本共有一百零四块铜版(即《乾隆内府舆图》，由一百零四张组成。——中译注)，每块宽2法尺2法寸；由于每张地图包含5个纬度，因此每块铜版的高度是12法寸半，即合中国度量1尺2寸半。人们挑选了最能干的雕刻匠雕刻这些铜版：我原本希望这些铜版的厚度与欧洲通常使用的一样，以便在印刷时它们能略有伸缩性，但中国人说他们要把活儿做得牢固一点，所以他们使用的铜足足是欧洲的五至六倍。尽管如此，铜版雕刻得倒非常清楚。为将其付梓，我提供了我们采用的印刷式样、配制油墨及准备纸张的方法以及操作所必需的一切。经多次试验和一段时间的训练，人们终于印出了一份样品，即一百零四张地图，于是送皇帝御览。陛下感到满意，并令将其印一百份，即一万零四百张地图。

    正当人们忙于印刷这些地图时，在广州的几位法国人给我寄来了一份函件（陈情书)，科香先生于其中提出，由于这些雕刻十分精致，再加上他详细列出的其他原因，(在这里指在北京。——中译注)印刷《得胜图》将是困难的。因此，他建议在法国印刷这些图，印的数量可比皇帝要求的多，然后再把欧洲的纸、配制油墨所需的原料、为印刷成功所必需的详细说明、连同铜版及印好的铜版画一起寄到中国。我马上把这份函件（陈情书）译成中文并带到圆明园以便送呈皇帝，因为皇帝照例在鞑靼地区狩猎作乐后已回到了圆明园。然而正如我料想的那样，官员和太监们认为，把这份函件（陈情书）和我所附的奏章呈递给皇帝是不合适的。他们告诉我，我应给广州的几位（法国）先生写信，让他们去找总督或海关关长，因为皇帝已委托他们两人办理这些雕刻版画的事，所以只有他们才能把科香先生提出的理由转告皇帝。而实际上，（在广州的）法国人不等我答复他们就已经找总督和海关关长帮忙了。因此，军机处才把我和钱德明神父叫去翻译广州寄来的快信。皇帝的批复是，将每块雕版各印二百份，印毕立即与铜版一起寄到北京，纸张及油墨配料则不必从欧洲寄来；皇帝还命我们将这些旨意译成我们的语言。

    皇帝这一答复以及我们根据人们在军机处对我们所说的话而作的详细翻译立即以急件形式寄往广州，用了十二天时间便寄到了。两年后，即1772年12月初，这些铜版中的七块连同陛下要求的铜版画寄到了北京，陛下看后十分满意，下令在北京印刷这七块铜版。有人立即受陛下委托派人通知我进宫，商议采取适当的办法以便努力完成这项如此棘手和困难的工作。先前印刷地图的工作曾获得了成功，然而这一作品(指地图。——中译注)的雕刻技法与科香先生这样一位如此能干的艺匠领导完成的七块铜版的精巧的雕刻技法相比就显得粗糙多了。若想指望成功，必须采取比印刷那些地图时更多的其他预防措施。我就此写了一份陈情书，于其中阐明了印刷像《得胜图》这样精巧的雕刻版画所会遇到的困难以及必须采取的预防措施，（并指出）如若不然，便会损害雕版、使之报废；（我还指出）当时天气严寒，无法开始这项工作，需待气候暖和后再作考虑，在此期间，人们可以准备新的印刷机及其他应用之物。官员们立即将这份陈情书上奏陛下，后者同意陈情书中所述各项应予执行。皇帝在献祭仪式后立即返回了圆明园，我也随之回到了那里。

    皇帝指定学习抽气机使用方法的四名太监已经掌握了一点操作技能。三名从事钟表工作的传教士，（罗马教廷）圣部传教士、赤脚穿云鞋的加尔默罗会修士阿尔尚日神父及耶稣会士汪达洪神父和李俊贤神父，曾展示过这架机器的各种零件。这几名太监和被他们叫来帮忙的另外几个人正等着我，他们对我说，皇帝急着想看各种实验并将于3月10日来如意馆。这一天我一早就去了那里，我让太监们做关于空气的压缩、膨胀及其他性能的实验。皇帝下午到了那里，让我解释每一种实验，还希望知道机器内部是如何运作的。为了展示只有把机器拆卸后才能看到的所有零件，我已让人画了示意图，我利用这些示意图尽力向他作了解释。他吩咐第二天仍安排实验，而且要保持我在呈递给他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出的同样顺序。回到寝宫后，皇帝吩咐太监把抽气机送到他那里，还让他们重复人们在如意馆为他做过的所有实验。

第二天，3月11日，当我到达如意馆时，太监们向我讲述了头天晚上发生在皇帝寝宫中的事，还谈了陛下就此向他们所提而他们未能回答的几个问题。由于陛下曾吩咐准备新的实验，我出于多种原因，认为让他们拆卸机器是适当的。机器拆卸后，我又让他们重新安装并进行了试验，看到机器状态良好。的确，当陛下下午驾临时，我向他解释了各种阀门、活塞、开关等等的作用。这位君主很快就明白，提升活塞时，上面的气门阀是如何挤压活塞并阻止外界的空气进入泵体内部的；相反，原先在容器里的空气因膨胀而要从容器中排出，从而打开了下面的气门阀并扩张到了因活塞提升而在泵体内部所造成的真空之中。同样，降低活塞时，上面的气门阀便会稍稍抬起，以便使从容器里进入泵体内部的空气排出来；相反，下面的气门阀则阻止了空气，使之不能回到容器之中。皇帝了解了机器所有零件的用途后问道，是否能把机器准备妥当以便进行实验。我答道，只需把泵安装上去就行了（正是为了让陛下能看清所有内部结构，我才让人把泵卸下来的），不过还需采取某些预防措施，这不免会占用些时间。君主道，不要紧，朕等着。当大家安装机器时，他就在大厅里溜达，看（画师们）作画以消遣，而且照例提各种问题。

    机器准备好后，我们开始了实验。我在上呈皇帝的报告中解释了二十一种实验，这是我从可用抽气机所做的大量实验中筛选出来的。前六项实验是为了证明空气的压力，我们逐一做了这些实验；皇帝听罢对前几项实验的解释后便自行解释后面的实验以自娱。我把气压计和温度计带到了大厅。皇帝就空气的力量是如何在气压计内支撑起水银（柱）并在吸入泵中使水上升以及空气力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可通过水银柱不同的高度而得知）的原因问了我许多问题。我把人们通常对这些变化所作的解释告诉了他；不过我承认，虽然实验证明了空气的重量因天气好坏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人们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我们随之又做了证明空气弹性和膨胀性的实验。这一连串实验很中皇帝的意，在长时间的实验过程中他始终站在离机器很近的地方。实验结束后，他回到了自己房中并命人把机器送到那里。

    我曾给这架机器起名为“验气筒”，意为进行空气实验的泵。但是，当我第二天到达如意馆时，我在那里见到了一道圣旨，陛下通过这道圣旨把我（为机器）所起的名称改成了“活气筒”。皇帝认为，他用“活”这个字取代我使用的“验”字，是因为前者更为典雅，因为古籍中是用这个字来表达天体观测和用以根据不同季节确定不同农活的其他观测的。这样，抽气机如今在中文里有了一个确定的名称，因为这是陛下亲自为它起的。

    皇帝曾赐妃嫔及宫中其他贵妇以恩典，让她们观看实验。这些实验必须重复地做，因为陛下继续乐此不疲，而且总让我详细解释。最后，他问我是否还有其他实验可做，我回答说还能做其他许多，但为了不滥用陛下的耐心，我选择了认为最能使他高兴的实验，至于其他实验，则可以用解释已做过的实验的相同原理进行解释。听了这些话，皇帝仍让人把机器送到他房中，随后又送到一幢西洋楼内，以便与集中于此的许多欧洲珍奇物品一起保管。次日，这位君主为了表示他对初次见到的这架抽气机的满意，又给了李俊贤神父和潘廷璋修士（这架机器是以他们两人的名义进献的）三大匹丝绸——他们每人一匹，另一匹是给我的。

    先生，我在第一封信中曾答应要对您谈谈皇帝的饮食，但我发觉我对此还只字未提。陛下总是单独用膳，从未有任何人与他同席进餐，只有太监们在伺候他。他的早餐(原文作dfner，意为晚餐、正餐，因与时间不合改译为早餐。——中译注)安排在上午8点，午餐(原文作souper，意为晚餐、夜宵，因与时间不合，改译为午餐。——中译注)安排在下午2点。这两餐饭以外，皇帝白天除了喝点饮料不吃任何东西，傍晚时分喝一点清淡的清凉解渴的饮料。他从不喝可使人极度兴奋的葡萄酒或其他甜烧酒。不过近几年来，他在大夫建议下饮用一种已酿制多年的老陈酒，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啤酒；正如中国所有的酒一样，这种酒他是烫热后喝的：中午一杯，傍晚一杯。他用餐时惯常的饮料是茶，或是普通的水泡的茶，或是奶茶，或是多种茶放在一起研碎后经发酵并以种种方式配制出来的茶。经过配制的这些茶饮料大多口味极佳，其中好几种还有滋补作用而且不会引起胃纳滞呆。

    菜肴虽极丰盛，陛下每餐饭用时却从不超过一刻钟。若不是我在皇帝用餐的套间的候见室里无数次见证了这一切或是在别的我能见到菜肴端进端出的地方目睹过这一切，我对此真是难以相信。凡应热用的菜肴是放在金质或银质器皿中的，这些器皿的结构使他们既能当菜盘，又能当暖锅。它们有点像我们的银质大汤盆，（两侧）两个活动的环取代了我们所称的汤盆耳子。这种器皿的底部是双层的，上层底部焊有一根直径约2法寸的管子，管子比器皿边缘高出1法寸。人们正是通过这根管子把烧着的炭放入双层底部之间，而这根管子则充当了炭火的通气口。整个器皿有一个匀称的与之成比例的盖子，管子从盖子中通过，菜肴置于这种器皿中可长时间保温。因此，当皇帝在几个宫殿里闲逛或在花园中散步时，只要用膳时间一到，他就可以在所在的任何地方用餐。需要端给皇上的所有菜肴都是由太监们放在很大的清漆笼匣中送去的，其中有的笼匣有好几层。用这种方式，他们就丝毫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也不必担心天气造成的其他损害了。

宫中大人要员们每餐饭用时也不过一刻钟光景。所有菜肴端上餐桌时均已切成了小块。此间人们(用餐时)习惯上是不多次上菜的，意思是用餐时所有的菜皆已上齐，用餐过程中不再分批端上。西方人则习惯于在用餐过程中分批上菜。——中译注也不用饭后点心。水果、糕点和其他作饭后点心用的菜肴，这些东西是人们在睡觉前或有时在白天作为小吃用的。人们在宫中用餐时从不饮酒。需要饮酒的人是在晚上离开宫殿后而且当天不可能再在皇帝前露面的情况下才饮用的。我荣幸的……

(1775年于北京

 先生：

    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传教士。他的虔诚、才干和毅力使他在这个传教会及其合作者眼里显得十分珍贵。跟您谈谈他在中国所做的善事以及他作出的崇高的榜样，我将减轻我本人为此而感到的痛苦。

    蒋友仁神父1715年10月8日生于奥顿(［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一书认为，蒋友仁不是生于奥顿，而是生于第戎。参见该书第70页。——中译注)，童年时代十分急躁冲动；对于学习的热情和感人的虔诚渐渐缓和了他这种急躁的天性。父亲把他带到第戎，他便于此自行照料自己的学业。这个年轻人内心感到，自己是注定要赴外方传教的，因此考虑加入一个会社，该会社的成员均是忠于这项神圣而艰难的圣职的。这远不是他父亲的希望。为打消他这一念头，他父亲想尽了办法。他获准前往巴黎圣绪尔比斯神学院开始学习神学；在那里他与最虔诚、最勤勉的神学院学生结成了友谊，而且很快就发现他们中某些人希望去从事归化偶像崇拜者的工作。这些年轻同学中已经有一人离开神学院而进入了巴黎的耶稣会士初修院，因此，他伺机恳求父亲同意他也这么做。他得到的全部答复只是令人不快的指责；他父亲甚至可怕地威胁他，倘若为此稍作尝试，他就要诉诸法律。

    过了些时候，他要求不受年龄限制而获得助理副祭之职；随后，他利用这一神品赋予的权利动身前往南锡初修院并于1737年3月18日进入该院。

    为了使父亲赞成他认为应归功于圣宠的一切(正是圣宠促使他献身于耶稣基督)，他给父亲写了信；然而，不管这封信多么动人，多么恭敬和顺从，他却得不到回音，而且从此再也未收到父亲的片纸只字。这是他一生巨大的痛苦，也是惟一需要他以全部勇气予以面对的痛苦。

    由于他是作了充分准备并以非同寻常的超前程度进入修会的，所以人们只是照料他的健康，同时又利用他的美德和才干。他的上司们决定提前结束他的神学学业并让他得到圣职。

    从这一切中获得实际收获的是在华的传教会。那里越是燃起对天主教的迫害，他越是强烈要求获准把后半生贡献在那里。经过三年祈祷和迫切要求，他终于获得了批准。当这位新传教士抵达巴黎作动身前的准备之际，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人们向他描述的一大堆计划之中，而且这些计划都被说成是极其有利于在一个帝国里让人相信他的传教士职责的——因为数学(在18世纪的法国，数学一词还可泛指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等其他自然科学。——中译注)在这个帝国里可以说是一门国学。德利斯勒先生、德拉卡依先生和勒莫尼埃先生很愿意分担培养、训练和完善他天文学知识的工作，这几位博学的科学院院士公开相约要与他们这位学生保持联系，这证明他们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离开巴黎后，蒋友仁神父因病滞留于雷恩(法国布列塔尼半岛最重要的城市，位于巴黎以西360公里处。——中译注)；这场疾病来势如此凶猛，以至人们对他的生命已不抱指望。然而，他的健康刚有点恢复，一听到有船只即将启航(赴华)的消息，就立即赶到了洛里昂(法国西部军港、商港名，曾长期专司对东方之贸易，其城市洛里昂之名即是东方之意，可以说是因其功能而得名。——中译注)及时上了船，并于1744年成功抵达澳门。在法国时人们曾一再向他预示过的危险疾病的复发在澳门等待着他，而且比人们在雷恩预告的更为可怕，这使他无法进入中国(内地)；然而，药物或更确切地说天主新的恩典，第二次把他从死亡的门口拉了回来。刚刚痊愈，他便要求把他派往中国外省；然而皇帝数道圣旨把他召到了北京，迫使他只得放弃其迫切的请求。

    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中国首都这个举世最大或许居民也最多的城市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蒋友仁神父却几乎只关注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的盲目和偶像崇拜。他心里充满了这一切，因此急忙寻找书籍，学习(中文)这种如此难懂的语言，以便尽快进行工作，以驱散如此浓重的愚昧并使福音之光早日显现。他既专心致志，又有敏捷的学习能力，到年底前，他就能理解常用的书籍并能行使传教士的各项职责了。

    他已开始初步入门的中国目录学向他展示了亚洲这一端在科学领域中极为丰富的知识，使他无法满足于这些最初的投入了。因此，他开始研究古籍，学写方块字并以中文写作。他身体衰弱，(又要经受)气候和饮食的改变，夏天酷热，冬天又如此漫长如此严寒，但任何东西都无法减退他获取知识的热情，因为他认为知识对他的虔诚是必不可少的。他曾给人以许多指望的天文学本身倒未能得到任何东西。这句话意思是，蒋友仁原先在天文学领域颇有造诣，使人认为他在此领域将大有建树，但后来他转向传教事业，所以天文学未能因他而受益。——中译注这真是天意，因为他感到可以以这种方式光荣地履行他即将开始的困难而又费力的职业。

    在位的皇帝是天才的和渴求知识的君主，1747年，他看到一幅喷泉画后便让郎世宁修士向他解释，并问宫中是否有某个欧洲人能造同样的东西。这位因谦逊而使其才华更享盛誉的艺术家传教士意识到作肯定答复所会带来的一切后果，因此仅限于审慎地对陛下道，他将立即去各教堂打听。但是皇帝刚走，一个太监就来(对郎世宁修士)说道，若那个欧洲人能着手建造喷泉，他明天就应将其带进宫来。在宫廷用语中，最后这些话意味着一道命令，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某个(胜任此项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传教士会误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蒋友仁神父。

    他专心致志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并立即被引见给陛下，说他可以借助书本，带领给他配备的工匠们建造水法或曰喷泉。皇帝大悦，仁慈地与他谈话，还说他将降旨，以确保神父对工匠们所做的一切规定均得到执行。

    一位天文学家因此就变成了水力机械的安装者和养护者。但既然是传教士，这对他又有何妨?泥呀水呀，一切对他都无关紧要，他必须为大家充当各种角色，只要能对扩大耶稣基督的影响作出贡献即可。这是蒋友仁神父从事这项与他本人(素养)相距如此之远的工作时的惟一想法。因此，他端方的品行使宫廷对我们圣教产生了很高评价。当蒋友仁神父为检验其洞察力，或是为放任其想像力并加速其进步而在欧洲研究物理学时，他已论证、模仿和设想过许多种水力机械了。当时有谁会说他这是预作准备、以便在中国立即做出多种喷泉模型呢?他呈送的第一个模型使皇帝如此喜欢，致使后者命人将其送进寝宫以便闲遐时仔细端详。为此，皇帝决定造一幢西洋楼，还亲自在其花园里选定了位置并令郎世宁修士和蒋友仁神父一道画出其图样。

    曾有多少把我们的技艺带到了国外的艺术家们说过，面对必须造就的然而尚不知艺术语言为何物的(外国)工匠，他们是多么需要采取各种办法，方能使自己的才华不在实践细节中受挫啊。那么蒋友仁神父的情况如何呢?如何把连他自己都从未从事过，几乎也未研究过的技艺传授于人呢?如何让人造出结构像高级水力机械那样复杂、那样精巧的机器呢?怎样指导水泵管子和各种形状各种尺寸的导管的铸造呢?如何以其先见之明来弥补他自己都无法说服别人的精密度呢?他的勤奋、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以及他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这一切原本足以使他应对上述问题了；然而他还要对付受大臣权术支持的一些怀有偏见的人，因为大臣想使皇帝讨厌新奇之物——这种新奇之物是人们不敢让皇帝放弃的。必须摆出权威的样子，既保持最大的谦逊，然而又要能使御库解囊加速工程进展并克服一切困难。

    重要的是要屈从宫廷的格调、行为方式及一整套严格的礼节，因为这个宫廷沉醉虚荣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事物的迷恋，崇拜财富超过了崇拜偶像，因利益而造成的分歧超过了因意见而导致的不和；何况它越是心术不正地进行处罚和恶意中伤，也就越是不吝啬客套和溢美之词；而这一切正处于危机连续发生、阴谋诡计不断以及由大臣策划的导致公开迫害我们圣教的设有陷阱的控告迭发的日子里。

    欧洲不可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处境所决定和要求的一切；然而，当人们把所有信任都寄予了天主而且只追求天主时，人们就胜过了一切。蒋友仁神父一开始便对皇帝说道，陛下越是信任他，他越是不敢仅凭自己的知识在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一项事业中冒险做任何事情，若陛下同意，他将仅限于实施已在西方实施过的因此一定能成功的方案。

    这一坦率而又谦逊的开场白是如此自然朴实，因此不会不讨一位知人善任的君主的喜欢。承蒙他对此表示了满意并对朝臣们道：“朕比你们更了解欧洲人(西洋人)，他们不会让朕去做他们不会做的那些事的。”出自他嘴里的这些话迫使人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协助蒋友仁神父。神父趁机命人干了起来。当大家看到神父在解释人们所提的各种问题时是多么亲切和尽心，看到他按人们所愿不断增加方案和设计图，利用他自己加工的小模型当众演示，而且以与在他领导下负责整个工程的大人老爷们说话时同样的态度亲热地与普通工匠们交谈时，我们原本就不错的处境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好了。不仅如此，为了避免消极保守或冒失从事，因为这可能会改变一切；尤其为防止人们提防得不够的某些错误，他频频前往工场，亲自照看那里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以其智慧和谦逊获得了这样的权威：若非他干预，别人就什么都不敢决定。旧时的清规戒律依然存在：在挖掘水池建造水塔时，虽说皇帝下过多道御旨，人们仍只能在某些特定时间内进入宫苑，还需有大队官员、太监及跟班的带领，而且应在那里逗留尽可能短的时间。几天后，蒋友仁神父摆脱了中国人有本事将其变得非常一本正经、非常重要而又极其令人厌烦的这些束缚。

    皇帝每天来看工程进展状况，而且常常提只有蒋友仁神父一人能够回答的一些问题，因此，某些绝对的命令轮到他身上就破了例。宫苑任何时候对他都是敞开的，他可随意独自前往。这一礼遇后来扩大到了所有欧洲人。我们抵达那里后也从这一礼遇中受益。如果人们在欧洲认识不到所有这一切给蒋友仁神父带来的赞誉，也就不可能理解大臣显贵们对他的智慧该有多高的评价，才能使他们不阻止他每天这样出现在皇帝面前并可以对皇帝畅所欲言了。荣誉属于带给他思想光辉并给他以指示的主，他的品行从来只给后者带来赞扬，而且在他供职于宫苑内外的十二年间使人看到，他是命里注定担任该职的人。

    我们在海淀的住院离宫殿(从上下文看，此处宫殿系指圆明园。——中译注)有半法里以上，而从他(指蒋友仁神父。——中译注)在其前面跳下骡来的(圆明园)门口到西洋楼还有３／４法里的路程。当每天都要数次这样往返时，走这段路就不再是什么溜达了——虽说是在美不胜收的花园之中。但蒋友仁神父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当他把工匠们安排在宫苑里开始工作后，他必须时而去这个工场，时而又去半法里(有时甚至去离圆明园2法里)以外的另一个工场，然后再急匆匆返回苑中等候皇帝。炎热、下雨、刮风以及大伏天的骄阳都不能成为他可以少做任何工作的理由。苑中安排他吃饭的地方也很远，去那里用餐就够累的。斋戒日子里，他往往只吃一点米饭和咸菜，而他的胃又不适应中餐，用餐时间颠三倒四(因为无法定时用餐)，白天工作过度使他疲惫不堪，晚上回到住地已是精疲力尽，因此即使再吃一点有益健康的食品也不足以恢复体力。何况他往往刚离开餐桌就必须躲在房间里核查验算、制作设计图并进行试验——不做这些试验他什么都不敢冒险。因此，当他终于能稍事休息时，夜已很深了。

    节庆期间是他惟一能喘口气的日子，因为他不必进宫。然而，不管天气如何，节庆日前夕他总要到离海淀2法里以外的北京来；来京的那天晚上和次日上午用于忏悔和布道，(次日)晚上离开北京——除非有人邀请他参加礼拜一的某些新信徒的聚会，因为他总把传教士的职责放在首位而从不将其推给他人。他还利用与显贵、官员、太监及工匠们接触的一切机会，指出偶像崇拜的不合逻辑之处并向他们布讲福音。虽说他并未有过使大批人归信天主教而带来的快乐，但他至少唤起了人们对我们圣教的高度评价，使它为人所认识并使它获得了不少人在关键情况下为它提供的辉煌证据。他尤其是通过分发书籍，进行解释，从而使最有偏见的人也赞赏基督教道德之崇高和优秀。

    为进一步战胜那些以其知识、哲理和博学自炫的人，他把能从工作中挤出的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和研究，从而使所有人都习惯于看到他手不释卷，时而躲在园子里的某棵树下，时而躲进某间小屋里研读起来：不管他在花苑还是在宫中皆是如此。基于他的才能，他可以跟文人们在他们所有(学术)体系问题上展开争论，还能向后者指出其哲理的虚浮与谬误，甚至能利用权威性受到如此尊崇的大、小经典(正经、正典)转而对付他们。

尽管他抄录过由多位新信徒和传教士学者提供的(经典书籍的)摘要，尤其是经约翰亲王复核并以其批注充实了内容的摘要，但为了使用，他还是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做摘录。不仅如此，他还把《书经》译成了拉丁文；他译得是如此认真和精确，因此，宋君荣神父读了几段后便鼓励他将其誊清并寄给莫斯科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保护者德·拉居莫斯基伯爵先生。有朝一日这部译著若得以公诸于众，行家们(你们在法国便有这样的行家)将从中欣赏到译者对中国语言的深刻理解及译文始终如一的精确性：因为他虽然在译文中简直像在展示这部首屈一指的经书的令人费解的句子(如按原文直译，则是“代数式的句子”。“代数”一词在法文中有“难懂的事情”之意，故把“代数式的句子”改译为“令人费解的句子”。——中译注)，以便根据最博学的诠释者来阐述其全部的意义，但他做得如此巧妙，以至人们可以明白这部经典作品不加掩饰的本意，因为(译文中)与之对应的词语是被着重指出的，而且它们独自就形成了一种意义。他(在译文中所作)的注释和评注可说是另一部著作，它们因挑选得当、清晰准确以及细致详尽而特别值得重视。他还在同一水平上动笔翻译过《孟子》，但健康方面的麻烦和持续超负荷的工作使他无法继续下去，尽管他因学习鞑靼语而又增加了一项才能。他没费多大劲便听懂而且能说这种语言了，因为他朝夕与之相处的鞑靼大人老爷们很乐意当他的老师，而且很乐意使神父能与他们交谈而不被他们的手下人和其他中国人听懂。

由于欧洲的偏见或许会妨碍人们真正理解我们所说的话，所以需要消除各种难解之处。关于第一个难解之处，即关于围绕皇帝的庄重威严的排场问题，这里必须区分他在公开场合露面，即人们看到他以“天子”、“黎民父母”、辽阔广大的“中央帝国”(据此间人们的说法)的君主身份出现时的情况，以及他在自己宫内当他听凭天性、个性及个人癖好的支配容许他人接近他高贵的人身时的情况。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在各方面比匍匐在他脚下的人们都更拘束：他的一切都应根据其高贵的身份而决定，而且要无愧于历史的赞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智者、一个朋友、一个文人、一个在他与被他允许在其跟前露面的人之间仅留出后者不敢越过的距离的一家之主。一个更实际的困难是，如何协调操劳国事与我们所说的消遣娱乐。

    不过这个困难还不是最严重的。皇帝起得很早，太阳刚从地平线升起他就要坐在宝座上接见大臣、显贵及各部代表了。事情处理完后，他便回到内廷，一直呆到次日，不过在那里可不是无所事事的。他每天都要批阅许多奏章、陈情书、诉状及谏诤。为缓解这一切所需的紧张心情，他乘坐小舟或由人抬着前往宫苑中各个不同的宫殿，欣赏收藏在那里的种种奇珍异物或察看他下令兴建的工程和修缮项目；但他走到哪里便工作到哪里，从未有任何事情被搁置到次日。如果突发什么事情，他随时下达圣旨。皇帝有那么多典礼仪式、会议和公开活动，因此虽说在宫苑里也仍要操心，但徜徉于其间毕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消遣。此外，由于此时他被视为在自己家里，所以身边只有几名太监，身上穿的只是便服，而且可以说从其威严中仅保留了不可放弃的部分；所以，蒋友仁神父尽管天生腼腆，仍能自信地面对皇帝，敏捷地回答后者请他作答的一切问题并告之以人们当时所需的新的订货(指前述工程所需的各种材料。——中译注)由于皇帝随处都会表示自己的想法，而且主要为扩大知识范围以完善对其臣民有用的技艺，而远不是为了消遣，所以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后者随之又引发第三个问题。有幸就近见到皇帝的所有传教士都证明，不该对他重复已讲过的话。然而，为确证自己已完全理解了蒋友仁神父的回答，皇帝自己要重复一遍(神父的)回答，以其方式加以发挥并对这些答复表示满意。

    不管大家多么尽心尽力加速工程进展，但对中国工匠来说一切是如此新奇，所以他们只能慢慢地做。水压机和第一个喷泉直至秋末才完工。皇帝显得非常满意，而且非常仁慈地表明了这一点；显然，他因自己早已预见并断定蒋友仁神父不会去做他无把握做成的事而在显贵们面前觉得很有体面。随后，皇帝又向显贵们解释他自第一次起就已完全明白了的喷泉的原理。

    水法的成功是那一天宫苑里——随之又成了整个宫廷的重大新闻。蒋友仁神父越是出言谦逊谨慎，大家越是忙不迭地为他喝采并向他祝贺。然而，说皇帝命人给蒋友仁神父送了二百两银子和好几匹丝绸(如有人在关于著名的德·拉卡依修道院长的历史功绩的评注中就印上了这样的话)，这却不是真的。蒋友仁神父渴望的奖赏绝不是这些；他惟一需要的大恩典是(允许他)前往外省为拯救穷人而工作并离开宫廷。他提出了这一要求，而且一次接一次以如此强烈、如此坚定、如此迫切的恳求和请求重复之，然而皇帝可能因虑及他已遭损害的健康而予以拒绝；为予以补偿，他的长上便委托他培养希望成为神父和传教士的中国年轻人。于是，他致力于培养杨和高两神父从事布道的学习和工作，使之成了两名充满虔诚、知识和智慧的传教士。随后，人们又让他培养六名新信徒担任传教工作。这一任务他完全能胜任，但如何能找到这项工作所需的闲暇时间呢?因为，和他及委托他担任此项工作的人们的期望相反，第一项水法工程完成后，其他水法工程必须上马了：先是在西洋楼附近的地方，然后还要在城中宫殿的内宫苑即皇宫里的御花园。——中译注以及可以说是中国的凡尔赛宫的圆明园中动工。

    他或许不必再对付妨碍最初那些工程的偏见、无知和忧虑了；但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且不懈地操心照看，方能确信人们是遵照他所有方案和模型做的，这使他频频往返奔波，因而很少再有时间(培养新信徒)。他以自己对弟子们拥有的令人敬重的影响力来弥补这一点。此外，他毫不忽略能方便他们学习的任何东西，并把学习变成他们一件饶有趣味的、愉快的和合乎道德的事。他从不削减(培养)弟子们所必须的时间，剩余时间不够他用以处理其他事务，他便挤占睡眠时间。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为了满足皇帝的学习愿望，他向他讲解水力学的全部机理，还亲手为他制作喷泉、给水控制及此类其他珍奇之物的模型，以便这位君主可以选择并降旨实施他认为最令人喜欢和最有用的工程。

    这又是一件工作量极大的事情，对蒋友仁神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是一丝不苟、极其严格的人，而且宁肯多计算一百遍也不愿冒犯一个小错误的危险。

    最后，皇帝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兴建一幢巨大的新西洋楼，还将在其周围的花园里集中人们设想出来的最壮丽最奇妙的喷泉。为之制定方案的圣旨已经下达，地皮也已指定。正当人们在所有传教士都感到十分勉强的情况下准备动手干起来的时候，一件完全个人的事情使他们摆脱了正当的担忧。于是，问题只剩下了建一幢意大利式样的房屋来装点花园，再在那里造一个新的水法。

    蒋友仁神父的身体衰弱妨碍了更大工程的兴建。皇帝仁慈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并降旨尽一切可能避免他劳累。鉴于上文所述已足以说明与后面这些工程有关的问题，所以只须注意到，人们赶紧把他的弟子们送往欧洲(系指在北京的法国传教会于1751年7月将高类思、杨德望送往法国一事；这两人于1752年7月方到达法国，1766年回到北京。——中译注)，以免除他对他们必将越来越多的操心。另一方面，显贵们关心的是安排一名高官来负责这些工程，以便使其更加俯首帖耳。主持第二项工程的老爷们多数是承担过第一项工程的原班人马。他们对蒋友仁神父旧时的情谊已变得如此真诚感人，因此对他不隐瞒任何事情，而且使他了解宫廷中发生的一切，以便他更清楚地知道该说些什么及如何答话。从蒋友仁神父方面来说，他始终谨慎地显得只知道那些已公开的事——即使在我们住院里也是如此。除了工程上的事以外，他不提任何问题，而且只要有一点托词，他便退避了。为把他留住，这些老爷们就(故意)说些针对宗教的含蓄的话；这种时候，(蒋友仁)这位传教士必然会承担起卫道的职责，责备他们在生活中忽略了拯救灵魂，却去崇拜他们内心所蔑视的偶像，还责备他们轻信星宿的影响、轻信吉日或凶日。

    蒋友仁神父似乎使皇帝抛弃了这种轻信，而且还成功地使宫中所有人抛弃了古老的对于(日、月)食现象的恐惧。有一位大贵人(他是康熙帝之孙)向他学习计算(日、月)食的方法，而且学得相当不错，以至能以揭示民间相关说法中一切荒谬可笑之处的口吻来谈论这一现象了。

洗礼的恩赐使我们在欧洲置身于那么多知识的包围之中，以至一旦来到此地，我们无法想像在此遇到的盲目和愚昧，甚至科学在这里也几乎只是蒙昧。正是为驱散愚昧的黑暗，蒋友仁神父才利用我们所有的科学知识并利用温度计、气压计、棱镜及实验物理学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来贬斥中国文人们在哲学方面的胡言乱语。

他频频长时间地在宫中露面，这使他能常常重新提及同一些问题，而且总有一天会使它们变得不可忽视。他的声望成了那些只会说空话的文人的心腹大患，却也使他成为真正的学者们希望结交的对象。众皇子的师傅们及某些真正有学问的官员都想与他结为朋友。他的处境不允许其经常接待和拜访别人；不过他通过写信回答他们问题，尤其是给他们寄使之了解基督教的书来弥补这一点：因为他看重的是基督教，即便在表面看来与之完全无关的事情中也是这样。我们真是无法细述他纠正了多少偏见，消除了多少玷污它的无稽之谈，又是如何把(人们对基督教的)憎恶和成见变成了重视和尊敬，平息了多少次正要爆发的迫害并把人们强加给宗教的诬蔑变成了为人所不齿的东西，以至反对基督教的人即使在禁教令中也承认，基督教只教导人们以真理!

    皇帝宫苑里第二座西洋楼安装有几处非常漂亮的喷泉。楼内一些房间很具审美情趣，而那个大房间简直堪与凡尔赛(宫)和圣克卢(宫)的那些房间媲美。当皇帝就坐于御座上时，他在两侧可看到两大股金字塔状的水柱及附属部分，前面则是一组布置巧妙的喷泉，还有一套喷水嘴喷出的水柱象征着在池中、池旁和悬崖上的各种鱼类、鸟类等动物之间所发生的某种争斗；这些喷泉被布置得似乎纯属偶然，却又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它们越是富有乡野气息和原始风味，就越是令人惬意。不过，给蒋友仁神父造成更多困难的是位于这座西洋楼下面的飞瀑；因为中国人用十二种动物象征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他便设想利用动物造型建一座永不停息的水钟，即让每个动物造型在各自象征的两个小时里喷出水来。

    皇帝见到他衰弱和有气无力的样子，所以不催促任何工程的进度，频频把自己餐桌上的菜肴送给他，还常询问他一些迫使他呆在家里(才能准备答案)的问题；人们原以为此举可让他得到一些休息，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在家里做的事比在宫苑里的更难。为回答这位君主关于中国古今地理的问题，蒋友仁神父决定绘制一幅使君主对此一目了然的地图。蒋友仁神父的朋友中有一位显贵见过这幅地图后被迷住了，他对神父道，皇帝六十诞辰已经临近，应把这幅地图誊清并将其送呈皇上。为让自己的工作更令陛下满意同时又对他更加有用，他着手绘制一幅世界地图，每个半球的直径达5法尺。鉴于他工作繁忙、健康不佳，尤其是他严谨的作风，人们对这项最终将使他筋疲力尽的计划都感到吃惊。人们给他配备了一名画师以复制地图，另有一名文人往上注中文字。尽管如此，他还是累倒了，生命垂危。皇帝闻讯后多次派自己的首席御医前往诊治。御医是一位八旬老人，精于医道；他答应使神父脱离危象，却不敢让其指望再活六个月以上的时间，而且还有一个条件，(神父)必须严守以下饮食制度：只能吃没有菜肴的饭，稍稍吃点蔬菜及喝点汤。

    地图顺利完成了，他将其送呈皇帝，同时对那些新征服的地区及其范围作了空白处理，因为他不想在这一问题上承担任何责任。对其他几处地方也作了类似处理，而且在手记中陈述了自己的疑虑。陛下收下了他这份礼物，这在此地是莫大的荣耀；陛下当众称赞他，还赐给他好几匹漂亮的丝绸。为了更方便地仔细端详这幅地图，皇帝命人将其送进自己房内，任命了几名文人协助蒋友仁神父完善这一开局如此出色的计划，还委派其皇叔主持这件大事。

    蒋友仁神父幸亏在博学和地理学方面预先作了那么多准备，但面对这些在皇帝关注的问题上拥有丰富知识的饱学之士，他必须前往地图室工作，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意见，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无论在口头或书面表达中都必须谦逊、节制，才能使自己的理由具有说服力。好奇而又博学的皇叔(指康熙第二十四子胤祕，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去世；次年10月，蒋友仁神父去世。——中译注)是如此喜欢此类彬彬有礼、心平气和的讨论，因此命人将双方提出的看法统统整理成文。他通常会出席所有会议，而且最终往往赞成蒋友仁神父的意见。

    地图完成后，皇叔以一份公开的奏章禀明了皇上，后者在奏章上批示，将其中一份副本送进大内，另一份送军机处，正本则存于帝国地图馆；使神父更体面的是，皇帝请他复审人们即将绘制的达百幅之多的帝国全图(不过从神父的健康状况来看这是很不合适的)。

    若再讲述皇帝从让蒋友仁神父用抽气机在他面前做的实验中获得了多少快乐，以及当这位神父用中文向他介绍广东总督送来的没有任何文人知道的一只非洲奇鸟时皇帝是多么入迷等等，那(这封信)就太长了。人们只要记住当皇帝让刚从欧洲新来的潘廷璋修士为他画像时，他赐予蒋友仁神父的长时间谈话就够了。除亨利四世(法国波旁王朝创立者。——中译注)和乐善好施的斯塔尼斯拉斯(1677—1766、1704—1709及1733—1736年间几度出任波兰国王。——中译注)外，没有任何君主能以更为慈父般的关怀来对待一个外国人了。

    但蒋友仁神父并不以此炫耀，可以说他身在宫廷，心却不在宫廷，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使他感动，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依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激起他的欲望；他出现于宫廷只是为了尽感谢皇帝的义务，尤其是为履行宗教职责，他使宗教得到了重视和尊敬，特别是使它免遭迫害。

    他被委任为我们修道院的院长，虽说他是被迫接受这一职务的，却以罕见的、令人敬佩的虔诚和谨慎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履行了职责。来自欧洲的接济几乎已经枯竭，然而传教士和讲授教理者的给养仍须供应，还要为贫病的新信徒们提供救济。蒋友仁神父满怀信心地指望的天主为他提供了许多办法，因此，在那些宛若被遗弃的匮乏的岁月里，他设法增加了施舍，在我们传教会里安排了更多的讲授教理的文人，兴办了让新信徒们免费食宿的避难所，而且增加了(宗教)书籍的分发量。他常常亲自布道，前往临终者家里举行圣事，分发药品，关注(传教会)内外精神和世俗的一切需求：因为我们法国传教会——确切地说是北京传教区——延展范围很广，直至长城以外。总之，他不惜一切救济我们基督教徒，而且做得如此谦虚谨慎，以至他是以馈赠礼品的方式而不是作为施舍来向他人提供他认为必需的东西的。

为了使大家执行来自罗马的教谕，他时刻警惕、细心操持、循循善诱、坚定不移，但又温和、耐心、仁慈；总之，他以新的热忱实践了基督教和使徒的所有这些美德，终于使一切都保持了秩序，而且保证了一切供应，直至他两个亲爱的弟子——杨(德望)和高(类思)的到来；他高兴地拥抱他们并将其接纳进我们传教会。这两个中国年轻人把在法国时人们给他们及给国内传教会的所有礼品都交给了蒋友仁神父——就像孩子们交给其父亲一样。噢，我的天主!请您奖赏王室中那些给了他们那么多礼品的人们的好意吧!看到他们的虔诚之心如此仁慈如此体贴地关注着我们的基督教徒及他们的传教士，这对我们是何等的安慰!在我们当时的处境下，这些寄给我们从事各种虔诚的慈善活动的救济物品简直是奇迹般的事件!它在中国留下的回忆将和宗教同样长久。

      蒋友仁神父见到那位以政治家眼光看待中国、希望丰富法国关于这个广袤帝国的一切知识的开明而又乐善好施的大臣(指法国大臣享利·贝尔坦)给杨和高的指令后，便不遗余力地鼓励我们中间稍有闲暇的人支持(大臣)爱国的想法。他发现我们所有人都为此作好了准备；尽管糟糕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辞去了我们法国修道院院长的职务，但他仍领我们工作，而且以惊人的才干提供了许多概述、论文、详细说明描述。这些文字，人们可与我们设法送往欧洲并以《中国回忆录)为名刊印的其他作品一起读到。

蒋友仁神父终于被那么多工作压倒了。当时他正准备前去面，却突然中了风，不过他仍有时间接受临终圣事，而且再次以其毅力及对天主的热爱感化了我们。1774年i0月23日，他去世了。

如人们有朝一日撰写中国教会年鉴，甚至只需引证非基督教徒对蒋友仁神父的说法和想法便可让后人明白，他的美德更高于其才华。皇帝为他的葬礼出了一百两银子，还详细询问了他最后的病情，道：“这是个善人，非常勤勉。”出自君主之口的这些话是很高的赞扬，，若这些话指的是一个鞑靼人或中国(汉)人，它们将使其子孙后代享有盛誉。

这位杰出传教士的功绩在于，他总是担心并躲避人们的赞扬，却热忱地为天主谋求荣光并拯救灵魂，他犹如完全忘我的人那样度过了一生并视行善为人生惟一之幸福。我们讲述的他生平中的少许事迹让人看到，他把基督教修士和使徒的美德推向了何等高度。至于他在社交生活中的美德，我们就什么也不说了。他的温和、谦逊、慷慨和热心助人的精神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使他在帮助别人时会认为一切切都是可能的。

他把所有传教士都记挂在心，不管他们地位如何，他都理所当然视其为教友，关注他们的成功，而且不等他们求助就会保护他们免遭迫害，努力助其摆脱非基督教徒给他们的虔诚设置的羁绊和障碍，当他们被囚禁时则恳求释放他们。

(1775年10月15日于北京)

先生：

    主内平安。

    您常常要我讲述关于中国的事情，您将得到的只是我这种方式的短消息，不过您也可以相信，我说的事情都是原原本本的，而且我的不足之处绝不会歪曲事实本身。下面是去年以来发生的一些最重要的事件。1774年发生在山东的叛乱不久就被平定了，（即山东寿张人王伦的起义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被平定。——中译注）参与叛乱的多数人已在抵抗中死去，余者被抓获后押解北京且被判了极刑。皇帝对金川苗子发动的战争也行将结束，官军把苗子赶到了他们最后的躲避处，在那里他们人已不多。经历了一场长达五六年的持久战后，人们期待着有朝一日听到苗子彻底失败的消息。任何一位别的皇帝或许都会厌倦和放弃这场战争了，因为其所有前任都在这一战争中遭到了失败，但当今皇上是我所知的性格最坚定、最顽强的皇帝。今年，他给了我们两个特殊的表示，说明他对我们的服务甚为满意。巨大的南堂无可争议地是整个东方最漂亮的教堂，也是这个都城中兴建的第一座教堂。去年冬天，它却在大白天里被完全烧毁了，而且无从知道这件令人伤心的事故原因何在。当时，人们刚在那里做了最后一场弥撒，有人闻到了某种淡淡的气味，大家便到处查寻；因没有出现任何火和烟的痕迹，人们就以为这是来自教堂外的气味，因此放了心并关闭了教堂。刚过了半小时，教堂就四处着起火来，而且根本无法扑救：祭服、圣器、圣器室，所有一切均付诸一炬；所能做的只是确保相邻建筑物的安全。皇帝第二天得到了消息(发生重大火灾时人们照例要报告皇帝)。没等我们进行任何尝试，他立刻准许我们重建教堂，还借给传教士们一万两银子(等我们有能力时再归还)帮助教堂重建；教堂一旦完工，他还将亲笔题词悬挂于教堂之中。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恩典，不过下面的恩典更大。

这些地区有一个称为白莲教的宗派，它被指控参与了几乎所有叛乱活动。官员们常进行搜查以便发现其宗派信徒。我已讲过的最近一次搜查进行得格外严格。鞑靼地区几名基督教徒也被抓了起来。该地区是皇帝或曰满洲鞑靼人的故乡，不管康熙帝当初如何对宗教有好感，也从未准许过欧洲传教士去该地布道。当地最主要的官员审问这几名基督徒：在离北京如此遥远的地方怎么会有基督徒的?后者既怯懦又轻率地答道，北京那些欧洲人每年都派中国教士来讲授教理和教导他们，甚至还说出了其中六名(中国)教士的姓名和别号(这些教士确实都去过鞑靼地区，其中一人当时正巧就在该地；正如您想像的，他只得迅速躲藏起来)。地方官似乎不敢承担此等事件的责任，所以马上禀报了皇帝；后者不几天前刚刚离京前来鞑靼地区，他接到奏折后只在边上写了一个“览”字——意即“朕看过了”。这份奏折随之被送到刑部；后者从这个字中看出，皇帝的意图是让人别把此事当成一件大事。不过，一些下级官员及司法人员还是前往我们的两个教堂准备逮捕诉状中点名的中国传教士。那六名教士中只有一人当时在教堂里，大家让他马上逃走。为做做样子，官员们只抓了与被告同姓的两名新入教者和一名仆人将其下狱；在牢内，前者只是泛泛地对其审讯了一番，根本未及正题而且丝毫未为难他们。负责对该项起诉进行抗辩的欧洲人表示：不时来京的鞑靼地区的基督徒希望有人能到他们那里教他们宗教和祈祷，因为他们很容易忘记这些内容。鉴于欧洲人不能前往该地，便有几个真诚的中国人同意做这件善事，不过奏折中被点名的人当时无一人在教堂里。刑部就此向皇帝呈递了新的报告，后者批复了“免究”两字，意思是：“朕赦免他们，而且不愿意人们另作追究。”(皇帝)批复下达后，关在牢里的三个人被安全无恙地放了出来，事件也完全结束了。中国传教士们重新返回，一切都恢复了常态。我们起初还不相信事件会这样结局；当初我们见到起诉状，但还不知道皇帝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曾将其视为很久以来最可怕的一件事，而且将招致最有害的后果。感谢掌握着君主的心灵并将其任意摆布的天主!以上是惟一能让您感兴趣的消息。请为这个可怜的传教会祈祷吧，并请相信我真诚的敬意……

(1777年于北京)

先生，我以(讲述)我们亲爱的传教会的现状来开始我这封信，这是惟一应当占据我们全部思想的事情。去年被刑部追究的我们教会中在南方和东部地区的中国神父们已经恢复了职务。皇帝一句话平息了一切。最大的那些衙门在他面前都是小小不然的。

    我们教堂的刘保禄神父从他最喜爱的传教地乌拉哈塔回来了。他回来时，我听说了一件颇为特别的事，它使人看到天主的权威丝毫没有缩小，而且信仰仍是无所不能的。旱灾当时正折磨着农村，若再有几天不下雨，庄稼就要绝收；异教徒们祈求偶像已有多时却毫无用处。当地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对他们道：“你们在浪费时间，你们的偶像是聋子，只有真正的天主才会倾听崇拜者们的心愿，我将向它祈求并指望仁慈的主满足我的愿望。”他立刻带着全家前往一座高山，在那里他们当众跪了下来，简短祈祷过一次后，这位善良的老人起身以其方式准备圣水，也就是说在一个水壶上划了个十字，随之拿起水壶一面祈祷，一面向左右洒水，这一虔诚的仪式他重复了三次，他在做第三次时就下起了雨。令人震惊而又能充分表明偶像崇拜者们愚蠢的是，他们不是向施恩者表示感谢，而是要他与之一起因为下了雨而感谢他们的偶像，或是让他至少要出资为他们办节和演戏。这位基督徒以刚刚明显体验过上天庇护者之身份对他们作了回答。

    去年，乌拉哈塔地区察哈尔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中的长者，不顾年高和寒冷决定来京虔诚地过圣诞节。他的一个年仅二十岁的侄子与其一起登程。走了四五天，这个年轻人得了急病，持续高烧使他片刻不得安宁。他变得如此衰弱，以致必须两侧各有一人扶住方能让他骑在马上。大家催他回家，他怎么也不愿意。作为理由，他说道，如果注定要死于这一疾病，他将非常乐意死在教堂里，还说接受临终圣事，尤其是领受他尚未有幸领受的圣体对他将是最甜蜜的慰藉。他的伯父被感动了，因此尽管他觉得有危险，还是准许侄儿继续赶路。又走了十二或十五天，他们到了北京。我立刻去找传教会的医生，后者说病人已没救了。年轻人以令人敬佩的虔诚准备赴死，他领受了所有圣事，三天后在十分虔敬的心情中死去。

    这个季节很热，几乎让人无法写信，我原本真想结束这封因炎热而使我大加节略的信了。然而我至少应当对你说几句事关许多世纪以来已在中国发生的那些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的话：我指的是苗子被全部消灭的事。这些独立的山民自以为所向无敌，因为他们从未被打败过；将近两千年来，他们始终藐视皇权。他们常常经由几乎无法通行的岩石裂缝从悬崖峭壁上下来，迅速地大举扑向那些戍边以防备他们进犯的中国军队，掳得大量财物后便退回峡谷或他们的悬崖峭壁上面。

    我在这里不是说那些分散在帝国许多省份的小股苗子，如在福建、贵州、云南及湖广的苗子：这些苗子因数量不多，没有首领而且服从中国官员，所以国家是不过问他们的。我这封信中所指的苗子在四川和贵州边界组成了差不多有洛林（法国地区名。——中译注）和葡萄牙那样大小的两个小国，一个叫小金川，另一个叫大金川：两者各有其国王或曰独立的大王。

    约二十五年前，他们对帝国辖地造成了某些破坏，人们便武装起来防御他们。前去讨伐他们的第一位将军不配获得成功，何况他还是我们圣教疯狂的反对者。皇帝将其斩首。另一位比他机智些的将军与苗子达成了妥协：他送去了厚礼，苗子带着礼品回到了山里。人们小心翼翼地禀报皇帝，称苗子已经臣服且承认皇帝是其主宰。但五六年后冲突重新再起，皇帝大怒：可能从那时起他就决心将其根除了。他令三支部队包围他们的山区，每支部队约四万士兵。

    温福（时为副将军，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率师征大小金川，三十八年战死。——中译注）将军奉命攀登这些可怕的山岭。苗子在第一条通道上抵抗软弱。越过这一通道后，温福及其部队汇聚在一条峡谷中，前面则是陡峻的悬崖峭壁。这时，大批苗子涌了出来，切断了(官军)退路和其他通道；当中国人饿得筋疲力尽时，他们对其下了手。官军无一脱逃，直至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他们是如何处置温福将军的。

    另两名将军因当时未救援温福而遭了厄运：其中一个被绞死，另一个被发配伊犁（前者为阿尔泰，后者为桂林。——中译注）。于是，皇帝封阿桂乾隆三十八年，授阿桂定西将军；四十年，平大小金川。——中译注为最高统帅。这是最佳选择：因为他头脑冷静、坚定顽强、坚忍不拔，任什么也不会使他气馁，而且若因公务利益所驱，有时他甚至不怕使皇帝不快。

    他循温福原路进山，但留心让部队同时登上相邻的峭壁并确保后方安全。苗子从这一开局中觉察到他们要对付的是何等角色了。他们表现得异常勇猛，女子像男子一样战斗。人们说不清在最初这些隘路狭道中死了多少中国人。阿桂在第一个峡谷中站稳了脚跟并准备进攻第二条通道。苗子在高地上修筑了新的防御工事。阿桂一点也不急，他在一座悬崖峭壁周围停留了两三个月，若发现某个稍稍可以进入的地方，他便利用夜色或雾天命令足够数量的兵士爬上去，一俟那里的兵士们有了一定规模，他们便向苗子发起攻击。与官兵相比，苗子人数不多，因此只能在每座山上布置少量士兵防守。阿桂步步为营，从不后退。在不到一年半时间里，他以此手段前进了10至12法里，到达了小金川首府美诺并夺取了该地。年轻的国王僧格桑及时逃脱。他的父亲多年前已放弃统治当了喇嘛，因此自以为可安然呆在其喇嘛庙里；他想错了：他被抓起来送到了北京，在那里苟延残喘。

    阿桂慢慢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从这条峡谷到那条峡谷地把僧格桑驱赶到了他那个小国的尽头。那里有一座庙(供奉偶像的寺院)，筑有当地式样的坚固工事。僧格桑在那里不顾一切地进行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迫放弃，随之经由一条只能并排走两个人的隘道逃往大金川。他的国家从此落入了中国人手中。但国王没有抓住，战争就没有结束，必须把他“将死”（象棋术语。——中译注）。皇帝责令大金川国王将皇帝之敌僧格桑交给帝国军队；若不从命，阿桂应立即兵临大金川。大金川国王索诺木非常为难，他当时仅二十一岁。中国军队的战果使他震惊。他的叔父倾向于满足皇帝要求。但一个喇嘛(僧格桑的亲戚)、大金川的大将军及一名背叛了皇帝的中国官员在会议上占了上风。他们吹嘘大金川的山比小金川更陡峭、更难攀登，他们会让中国人厌倦的。他们在各地构筑了工事，使所有通道和山岳变得更艰难更无法进入。阿桂毫不惊慌，他循着僧格桑的足迹进入隘道，渐渐获得进展，而且不管敌人如何竭力抵抗，他始终向前推进，慢慢接近了名叫勒乌围的首府。其他中国军队也从各自的方向推进，这座可怜的要塞陷入了绝境。

皇帝视战争业已结束，遂派傅作霖（葡萄牙传教士，1774—1781年间任清朝钦天监监正——中译注)神父(现任钦天监监正)前去测绘该处地图。1774年8月20日，神父在一位帝国爵爷陪同下出发了，后者要照顾他，还要负责他一路上的安全。关于人们所说的大金川那些难以通行的道路、可怕的悬崖、瀑布、沼泽以及实在难以攀登的峭壁等等，我这位亲爱的先前的同道曾多次向我确认过。他在途中见过一座高耸的峭壁，上面有个小堡垒。人们向他讲述了(官兵)经过两个多月勇敢机智的战斗后是如何侥幸夺取这个堡垒的事。

    几名放哨的士兵一清早听到了一个小心翼翼走路的人发出的声音，便轻轻走近前去：他们发现有什么东西在动。两三个最敏捷的士兵鞋子上装了防滑铁钩从这一侧爬了上去，看到一名女子在打水，便把她抓了起来。大家问她是谁在堡垒里守了那么久，她答道：“是我，我没水了，所以天亮前到这里找，想不到碰上了你们。”她带他们经一条隐蔽的小路进了堡垒，果然长期以来只有她一人呆在那里；她有时在那里放几枪，有时又搬几块石头扔向官兵使其无法攀登。

    阿桂和其他人一起以钦差在此应得之礼遇接待了傅作霖神父，然而劳累以及恶劣的气候使后者无法从事他为之而被派来的工作。将军们出于对他的友情也呈请皇帝把他召回。傅作霖神父在一座俯瞰大金川首府勒乌围的山上辞别了阿桂。河对岸的另一支军队正准备渡河并打算在四五天内夺取这座要塞。僧格桑已死，索诺木独自为保住首府而在作最后挣扎，而且过了八九个月——对皇帝来说这段时间显得太长了——以后才决定秘密将其放弃，以便撤退到噶拉依，这是他最后的要塞，也是最后一招了。中国人发现(勒乌围)已无人抵抗，便经由一条很窄的隘道前进，他们进了城，城内只剩下空无一物的房子。

    这时，索诺木绕过了一座山，从侧翼攻击成纵队向首府行进的中国军队并切断了其首尾联系。阿桂动用一切手段去制服他，但经过九至十天的努力方达到目的。在这些日子里，已进入首府的官军忍受了可怕的饥荒。取得这次胜利后，(阿桂)将军(向皇帝)寄去了红色小军旗：这在中国表示战争即将结束。

    皇帝期待收到表示敌国已彻底灭亡、国王已被抓获的大军旗，因此再次严加催促。(大、小金川)两位国王战争开始时拥有约一万至一万二千人马，此时只剩下四五百人被困在噶拉依。在这个要塞中抵抗了数月后，苗子十分清楚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在要塞下埋炸药，等中国军队强行进入时与之一起在废墟中同归于尽。王母被这个决定吓坏了，打算与儿子(国王的兄弟)及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一起无条件投降。阿桂知道皇帝很想把这一家人全部抓起来，所以给他们许下了漂亮的诺言。索诺木和他的将军权衡了很长时间，鉴于别无任何出路，他们最终也步了王母后尘。噶拉依投降了，阿桂成了国王本身及苗子国度里余下一切的主宰，他不可能遇到比这更走运的事了。(皇帝)如此期待的大军旗立即被寄了出去。1776年封斋期末，大军旗到了北京；皇帝当时正在从其父亲雍正帝的陵寝回来的路上。

    所有（指皇族中的显赫人物，中文名不详。——中译注）、爵爷及帝国要人们皆奉命去迎候陛下并向他祝贺。我们走在著名的六部大臣们后面。皇帝骑着他的大白马走了过去。他的成功丝毫未改变其仁慈和和蔼可亲的神情——这种神情他在愿意的时候是非常善于表露出来的。

    在等待尚在途中的不幸的索诺木期间，皇帝巡视了山东省。去年，叛乱分子王伦在该省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索诺木到了北京。人们捉弄他、欺骗他。有一两次他曾怀疑过人们给他许下的漂亮话。他极其悲哀忧伤以致得了病。人们加倍照料他、抚慰他、关注他。恢复健康后他自以为会有更好的结果，但一切均属徒劳。1776年6月11日，皇帝从山东回来了。在他路过离京11法里之遥的地方时，我们有幸再次见到了他。他没进城，而是在城南仅1法里之处，方圆达16法里的一个猎场似的地方停了下来；12日他就呆在那里。13日，他在帝国最主要的大人物们陪同下前去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附属帝国的四十八位藩王本应到场，但因没有及时得到通知，所以其中多数人后来只好前往皇帝打猎消遣并训练下属的热河去向他祝贺了。

    在中国，欢迎一位凯旋归来的将军是人们能够想像的最漂亮的仪式之一。钱德明神父二十来年以前对此已作过浓墨重彩的描述，我只简单地说几句。为让阿桂以更显赫的身份在仪式上露面，皇帝封他为帝国一等公（阿桂封爵为“一等诚谋英勇公”。——中译注）和皇族成员，还授予他几件只有皇帝可以佩带的饰物。在他到达前一个月，军机处下令，从距举行欢迎仪式地点60法里的地方起，黄土垫道——正如对待皇帝本人一样。

    礼部确定的欢迎地点离北京8法里，位于皇帝建在黄新庄的行宫不远处。行宫四周装点得惊人地壮丽。简直要用一整本书来描述那些人工堆积的假山、引入山谷中的小溪以及修建在那里的游廊、厅堂和各式各样的楼宇。人们在皇帝和皇后“万寿”时节，即庆祝他们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岁诞辰时欣赏到的一切，在此可按原样大小看到。

    皇帝身穿礼服走出(行)宫，在两列官员簇拥下来到举行欢迎仪式的地方。男性皇族成员、regulo、爵爷、大臣高官、帝国六部官员及由八旗士兵组成的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已在那里。鉴于需在那里举行的第一项仪式之故（意指该项仪式与传教士们的信仰有抵触。——中译注），没有任何传教士在场。

    阿桂将军率领他那支得胜之师的精锐成员从另一方向走来，到了两根红柱子附近便翻身下马。礼部尚书请皇帝登上一个高台，左右两侧是无数旗子和军旗；皇帝在高台上站了片刻。帝国庄严的乐曲响了起来，乐声静下时，一名礼部官员朗声道：“磕头。”立刻，皇帝、将军及其军官们、众亲王、regulo、爵爷、各部官员及大臣，所有人都跪了下来，以前额触地九次以示敬天并因胜利而感谢它。

 这一仪式结束后，司仪官走近皇帝，请他前去一个大厅，有人已在那里为他设了御座。阿桂率众军官向皇帝磕头。后者站起身来，按古老习俗走向将军并拥抱了他。皇帝做这一切时情真意切，在场众人无不为之动容。接着，他对阿桂道：“卿累了，到这边歇一歇。”他把阿桂让到自己身边坐下，这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恩典。众军官被安排在蓝色帐篷内，有人献上了茶；然后，一百名太监在音乐伴奏下唱起了《得胜歌》，这是一种已有约四千年历史的古老赞歌。有人告诉我人们为这次典礼谱写了一首新曲。礼部尚书上前对皇帝道：“礼毕。”皇帝重新上了轿，当天就前往北京，以便在那里举行另一场盛大仪式，人们称其为“受俘”)，即接受战俘并决定其命运。在此场合，帝国还要将大臣老爷和王公贵族们集中起来。仪式在宫中第三个院子里举行，这个院子北侧尽头便是午门。皇帝坐在设于游廊上的御座上，游廊建在高52法尺的平台上，平台上还耸立着一幢约50法尺高的建筑物。皇帝身边是宫廷大臣，下面是列位亲王、regulo、爵爷和高级官员。沿这个巨大院子的东西两侧，帝国所有标志符号性的器物排成了平行的两列：旗帜、军旗、长矛、大铁锤、狼牙棒、龙饰、器械、象征性图形等等不计其数。手持这些物件的人身穿镶有金边的红绸服装。第二排是帝国各部衙门官员。第三排是武装得如同临战一般的皇帝卫队。在院子前部，人们可见到负载着活动攻城塔的几头皇家大象，旁边是战车；庞大的乐队和乐器布置在游廊两侧，这个大院子的北端到游廊这里就结束了，皇帝正端坐在游廊里的御座上。

    礼部起初把仪式开始时间定在早晨7点，皇帝在夜间撤销了这道命令，他希望仪式于凌晨4点半开始。一听到北京大钟寺的钟声，亲王们、达官显贵和各衙门的官员们以及御林军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来到了皇宫，一切皆依礼部规定安排妥当。

    皇帝于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在御座上落座，他先接受众人朝拜祝贺。随后，礼部一名官员朗声道：“押解战俘来京的将官们，你们上前磕头。”得胜的将官们在鼓乐声中行完礼后退了下来。那名官员又道：“兵部官员和战将们，你们把战俘押上来。”

    不幸的索诺木、他的弟弟、他的大将军、僧格桑之弟及金川另外三名要员从远处出现在皇帝和这些令人生畏的集会者面前。他们每人脖子上都套了一根白丝绳似的东西，向前走了几步后奉命跪了下来；有人把妥藏在笼子里的僧格桑的首级放到他们旁边的地上。他们后面是一百名从战场上回来的军官，右侧是五十名北京政府的官员和兵士，左侧是五十名宗人府官员。面对这一恐怖场面，索诺木的(大)将军不禁做了个只有在他近处的人才看得到的恼恨的动作，不过他仍与索诺木及其他人一样以前额触地(磕头)。有人立刻将他们带到旁侧一个厅堂。皇帝再次接受帝国大员们的祝贺，随之在鼓乐声中离开了，对这几名显赫的俘虏的命运未作任何裁决；但大家很快就明白他们没救了。

    皇帝立刻前往几乎与我们住院毗邻的一座大殿，人们称其为lntai殿。一个大堂里摆放着各色刑具。皇帝坐在大堂深处一个矮小的御座上。不幸的索诺木和其他俘虏们是何等惊讶啊!大将军说道：“万能的皇帝，索诺木的父王临终时把他托付给了我。这个年轻的国王还无力作出决定，是我下决心打仗的。如果我因此犯了罪，犯罪的仅我一人，只有我该受惩罚。我请您饶恕这个不可能有罪的年轻国君。我们原本可使贵方遭受重创而后再死去，我们是怀着人们给我们许下的可以获得陛下宽恕的希望才投降的。”他徒劳地说着；但他们的死亡是由政治或许是由怨恨所决定的。皇帝一句话或是一个手势使他们统统上了刑。他们在酷刑下招认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又使他们受了更多的刑罚。据说索诺木承认，他把温福折磨了一百天，随之亲手用箭将其射死；另一些人说索诺木公开表示，他让人用浸了油的棉纱把温福裹住，然后他点着了火。他还承认是他杀死了额驸，后者名叫Taquefou。皇帝很高兴能杀死这个有地位的人作为祭品以抚慰公主的忧伤，因为他女儿因丧夫之痛而无以安慰。这次审讯中其他一些细节就不那么可靠了，有些事情甚至显得互不一致，因此我也就不再打听这些事了。确凿无疑的是，索诺木和另外六人经受了严厉审讯后，嘴里塞着钳口物被装进囚车，在痛苦和耻辱的状况下被带到刑场绑在了木桩上，上午11时许，他们作为叛乱者被碎尸万段。然后，刽子手取下他们的首级装进笼内，笼子下方写着他们的名字。在随后的日子里，官方又血腥地处决了一批地位较低的苗子。这个可怜的民族只剩下处于最下层的一些人，他们作为奴隶被送给得胜的军官们。

    这些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了迦南人的历史；在他们罪恶的凶暴行为中，这些苗子准是仿效了迦南人。报应落到了他们头上，他们便从被他们长期玷污的土地上消失了。我为某些地区感到担心。但愿已被它们遗忘的天主仅以特别的慈悲忆及它们。

    尽管我们去年未收到你们的信，我们对欧洲状况还不算一无所知。我们获悉了波兰的灾难（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中译注）和俄国人惊人的胜利，还知道路易十五和克莱芒十四世已去世……

    此外，亲爱的先生，如果说你们有苦难，那么请相信，在大洋彼岸，我们同样有许多苦难。当这些苦难开始使人难以忍受时，我就重新阅读欧洲好朋友们的来信。由于我和朋友们之间只因为相信天主和为了天主才相互投缘，所以从他们信中我通常能得到一种可大大减轻我痛苦的情趣。我越是贫困，就越是请求您在我们仁慈的主面前不要把我遗忘。我尤其祈求您弥撒圣祭的保佑并荣幸地与您一起祭拜……

    广袤的中华帝国如今正享受着太平安宁。以其威严和睿智统治帝国的皇帝虽已六十七岁，却依旧康健。他刚失去八十六岁高龄的皇太后。必须用一卷书才能描述皇太后下葬前后的种种仪式，但因其中多数都夹杂着迷信，所以传教士都未能参加：我们颇担心在此情况下会受到打扰(我们信奉基督教的官员们也一样)，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出现，谢天谢地。

    在欧洲流传的出版物上(其中一些传到了我们这里)，有人散布说皇帝对我们冷淡了。这是谣言，他始终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位君主是如此公正、开明，不可能效法他人之行为。他是根据我们在这里的行为方式来决定他(对我们)的态度的。只要我们表现出色，任何外力都不能损害我们。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使出浑身解数把对我们最可怕的诬蔑传到他耳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取得任何进展，而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永远不会成功。

    应我的请求，皇帝已准许在华传教的教廷传信部管理财务的教士公开居住在广州。为对付某些葡萄牙人的追踪，后者曾被迫在广州寻找一个隐避处，因为这些葡萄牙人一心只想阻止其他国家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也是去年，我们还使另一名法国传教士(外方传教会的艾若望先生获释。

    您可能知道，原先的圣绪尔比斯修道会修士、已在中国传教多年的艾若望先生自1769年起一直被关在狱中。他被迫躺在一个肮脏狭小的地方，身上系着三条锁链：脖子上一条、双手上一条、双脚上一条。尽管痛苦万分，他对自己的境遇却心满意足。以下是他在1775年6月8日一封信中表达的想法，我眼前就有此信之原件：丝毫不必为我担心，除非是为我祈祷。请您相信，在索多姆（以色列地名。古巴勒斯坦城市，靠近死海。——中译注）)帮助过洛特并在关狮子的坑中救助过达尼埃尔的天主在这里是和我——它可怜的信徒同在的，圣母玛利亚也在庇护我。恳求您切莫为让我出狱而做任何尝试，据我所知，这将是徒劳的。把我交给耶稣基督和圣母吧，它从已经下达的死亡判决中拯救了我，难道还不能因其神圣的荣光而把我救出牢房吗?“父给我的爵，我能不饮吗?”——《若望福音》第18章11节)他的猜测应验了；一位传教士向皇帝谈到了他，于是，官员们立即让他返回了传教会。

    我们这里还有另一个具备种种美德的榜样，他就是南京主教先生。他身上一切都是高贵的：贵族出身、学识渊博、虔诚的热忱，他样样具备。看到一位主教，一个已年届七旬的南怀仁（此前在华传教士中汉名南怀仁者有二人，一为比利时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康熙二十七年逝世于北京；此处之南怀仁为奥地利人，于乾隆三年(1738)来华，时年三十一岁，到七十岁时应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故知此信写于此时。又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三五二南怀仁传引晁俊秀1776年7月31日信述南怀仁事，与此处同，故知此信为晁俊秀所写。——中译注）拖着病弱的身子，不停地奔走于比整个意大利还大的一个教区之中，犹如普通农民一样头上仅一顶草帽，身上仅一件粗布衣服，在难以忍受的大热天里被迫躲藏在一条小渔船上，冒着接连不断的风险，希望以殉教者身份结束其一生，这是一幅真正传教士画像!有了这样的榜样，人们还能懈怠下来而不感到力量倍增吗?

    今年我失去了两位善良的保护人：一位是约四十岁的皇长子（即定安亲王永璜，死于乾隆十五年。故此信应写于1750年。——中译注），他真是一位仁慈又和蔼可亲的亲王，从他那里我获得过最大的照应；第二位是内阁大学士（按原文直译是首相、宰相、丞相、总理、首席大臣等；但清制无上述职位，故译为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中死于乾隆十五年者为张廷玉。——中译注），在一切多少有点棘手的问题上，他都曾是我的依靠和顾问。这两大损失是难以弥补的；然而，靠了天主佑护，我完全放心。

    我们希望罗马和葡萄牙的宫廷尽快下达恢复和睦与协调的命令，它对这些传教会的发展是如此必需，而且还将铲除某些传教士之间因不适当的民族性而引起的不和。

(1778年7月31日于北京)

先生：

    我们这里刚刚发生过一次(对基督徒的)迫害，而且可以说就发生在北京门口：即在距此仅12至15法里的霸州。一些年来，该地基督徒数量明显增加，宗教信仰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而且到处赢得成功。光是在叶家庄一地就有三十户人家新近信奉了宗教。刚入教的新信徒们热情而且受过教育。节日期间，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北京。他们的加盟增添了节日的隆重。这些事情引起的哄动或许太大了些，当地官员对宗教的发展感到震惊，因此想予以制止。

    为借机给基督徒制造麻烦，这位官员下令基督徒捐资重建一座寺庙。众基督徒答道，他们不能做这件事，但乐意捐助其他公共开支：例如修桥补路之类。官员期待的正是这一答复；他不像其他许多与他一样崇拜偶像的官员们那样就此罢手，而是给基督教徒戴上锁链送进了牢房。入狱者共有约二十人。

    三天后(1778年3月5日)，他把他们传唤到衙门的大堂上，想尽办法诱惑他们。他不断重复帝国律令并反复声称中国人信奉西洋人的外国宗教是蒙受耻辱的。

    被捕者中有一人名叫苏·玛蒂亚斯，他接受洗礼仅一个月时间。他回了官员的话，而且答得如此恰当，如此合情合理，致使官员无言辩驳。官员勃然大怒，为进行报复，他立即给他上刑，中文里称这种刑罚为“夹棍”，是一种酷刑。人们把受刑者的脚置于两块木板之间，两块木板一端紧密相连，另一端则由两条大汉用绳子将木板一阵阵地夹紧。夹第一阵时，最强壮的人也会昏厥过去。

    苏·玛蒂亚斯勇敢地经受了好几阵这样的刑罚：官员被他的坚忍弄得很是气馁而且觉得没了面子，于是把他撂在一边。然后，他对一个初学教理者动了手，心想此人还不是基督徒，在他身上较易获得成功。他命人打了他无数记耳光；这位初学教理者始终答道，既然有幸认识了真正的天主，良心就不允许再离开它，(还说)他肯定会信奉基督教，因为只有入了基督教，人们才能归还欠天主的东西并拯救自己的灵魂。官员又让人打第三个人，随之将其统统重新送回牢房。

    如果首次审讯便可决定基督徒们的命运，那中国就会像其他地方一样产生自己的殉教者了；然而无法想像人们会耍弄多少阴谋诡计来欺骗和动摇他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拥有超乎寻常的技巧。不管以多大代价，官员必须占上风，因为这事关他们的体面，他们是决不让步的。

    当霸州官员获悉手下人通过诡计已成功地欺骗了数名新信徒时，便令他们全部到庭第二次接受审问。苏·玛蒂亚斯再次被掌嘴和打板子，其他所有基督徒也挨了打。于是，官员道：“把他们重新带回牢房并让他们签字画押。”有些人说道：“我们从命。”另一些人则沉默不语。为了使人听不到可能提出抗议者的声音，衙役们弄出了许多噪音并将他们推出了大堂。同样的事情大概在Sin-tchang-hien也发生了，这是离霸州不远的一个小地方，但属另一个县。十一名基督徒在上刑时显得很顽强，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向歪理和不得体的怜悯让步了。

    我绝非鼓吹神奇之事，但真实的事是应当说的。霸州就发生了两件奇特的事。

    苏·玛蒂亚斯经受了“夹棍”刑后动了动身子准备站起来。衙役们笑了；其中两人走到他跟前准备把他抬走，同时对他道：“等一等，你休想动!一百天之内你都不能动弹。”苏·玛蒂亚斯克制着自己，听任他们去说，随之独自站立起来，既不觉得疼痛，也不要人搀扶便回到了牢房，在牢房里马上为其他囚犯准备吃的东西。十天后，他步行到了北京。基督徒们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以及他们亲眼目睹的一切。我试图解释这件奇事。我想可能官员只想吓唬他一下，因此，当人们在另一端夹紧木板以便挤压他的脚和小腿时，在一端连接木板的绳子却相应松开了。方守义神父很想弄清此事。当他单独与苏·玛蒂亚斯在房间里时，他让他脱下长袜，亲眼看到他脚踝骨上下有因血液外渗形成的大块黑斑；苏·玛蒂亚斯把手放在上面磨擦却丝毫不觉得疼痛。脚踝骨未受损伤，因为有人在木板上放置脚踝骨的部位挖了个洞，若没有这个洞，受这种刑罚的人在余生中就无法走路了。尽管如此，苏·玛蒂亚斯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人们甚至不敢拿出弃教保证书让他签字。

    周玛窦就没那么幸运，也没那么忠贞了；尽管他承认天主赐予了他一种他尚未体验够的恩典。以下便是我听他讲述的关于他自己的事。方守义神父当时在场。周玛窦说道：“官员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答道，是的；他问我圣名，我说叫‘玛窦’；他命我改掉这个名字，我说这不可能。他马上叫人把镣铐放在我面前的地上，有人褪下了我的长袜并要我跪下。起初我感到很痛，便作了这个简短的祈祷：‘我的天主，可怜我、支持我吧。’疼痛当即止住了。人们让我在镣铐上跪了约一个小时，我从容不迫地应对着一切。官员让人在我腿上压了一块板，并令两个人站在板上，以便把我的腿更紧地挤压在镣铐上；但一切都无济于事。然后，他们让我伸开双臂作十字状，有人从背后把我双臂绑在一根长五六法尺的粗棍子上，两个人奉命摁着这根棍子把我用力往下压。所有这些均属徒劳，我什么都感觉不到，而且被这样折腾了一小时后当我站起来时并不疼痛：我为保全了自己的信仰而高兴。然而他们在牢房中却让我晕头转向了，我不幸背弃了信仰，我是来赎罪的。”

    我不禁对他说道：“不幸的人，你说的这些话谴责了你。怎么?在你最初的斗争中给了你如此有力支持的主难道还不能支持你经受其他斗争吗?在得到它如此巨大的恩典后你该这么快就忘记它、背弃它吗?”他答道：“我心里并未背弃它，我是在牢房中昏了头。”

    周玛窦是个善良人，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他曾不幸堕落过，但我不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存心骗我们。此外，在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时，他似乎并未意识到天主给过他的特殊恩典。他脸上露着羞愧，有一种人们可在《殉教者言行录》中的背教者们脸上看到的神情，它与耶稣基督勇敢的精修圣人们的神情大相径庭。我们接受了他的赎罪。

    此类迫害总是由白莲教这个可悲的宗派或是其某个分支所引起的。霸州这次迫害便是在陕西省出现的一件麻烦事之后发生的；这件麻烦事出现于离该省首府西安府几天路程的地方，离我们这里（指北京。——中译注）约300法里。此事被写进了邸报，下面是其摘要：

    “臣，陕西总督勒尔谨（按1773—1781年陕甘总督为勒尔谨，此法文拼写有误。——中译注），向陛下恭呈此奏章。臣以600里加急寄出(每天走60法里的一种急件)。事情涉及Ho-tcheou一个有害的宗派。有人告知臣这个宗派正在集会并在背诵某种经文，地方官派弓箭手去制止混乱局面，但派出人员受到了粗暴对待。臣觉得事关重大，遂亲赴Ho-tcheou并令武官们率众多兵士由不同道路同时前往该地。这一谨慎之举是必要的。叛乱的宗派信徒有两千余人，装备精良。农历十一月十三日(1777年12月12日)，我们到了望得见Ho-tcheou的地方。叛乱者摆开了作战队形。

其首领Ouang-fou-ling两侧有两名狂热的女子，她们披头散发，一手持出鞘之剑，另一手拿着令旗。她们乞灵于歹毒的鬼魅并正在作可怕的诅咒。我们用火枪多次对着叛乱者齐射，他们疯狂地战斗。最后，我们举着军刀向他们猛扑过去。战斗延续了五个小时，自下午3点直至8点。我们杀死他们一千五百人，余者成了俘虏。打扫战场时，臣发现他们的首领已被杀死躺在地上；他身穿一件大黑袍，胸前有一面镜子。他身边两名女子也在战斗中被杀死了；一名女子有一面白色令旗，另一女子是黑色令旗。臣命人砍下了这些罪魁祸首的首级，将其置于笼中示众。臣带着五百五十二名俘虏。百姓们兴高采烈。一位名叫杨华禄的军官表现出众，他前额挨了一刀。臣向陛下恭呈此奏章，并期待着陛下旨意。”

    皇帝立即下诏，简述了勒尔谨奏章中所言之事后，陛下补充道：“总督颇有头脑，堪受褒扬；军官和兵士们作战也很勇敢。朕意由各部评议该如何奖赏他们。至于作战骁勇、前额挨了一刀的杨华禄，着好生疗养伤口，一俟其康复，尔等应将其引见于朕，朕要见他并亲自予以奖赏。若他因伤死去，亦应报知于朕，朕将降旨向他致以军礼，这是人们给战斗中死去的人的荣誉。手持武器被擒之人则应予以审判并依律严惩。钦此，谨遵为要。”

    陕西总督在侦讯叛乱的宗派时获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于上年圣诞节曾经集会而且一起祈祷了大半夜。他知道圣诞节是基督教重大节日之一，众基督徒(当年)可能还要集会庆祝。事情果然发生了。圣诞节前一天的傍晚时分，毫不疑心任何事情的基督徒们相当公开地来到了住房宽敞的一个新信徒家中。等夜已较深时，他们开始祈祷，即有点像我们在欧洲唱晚祷那样唱了起来。突然，整幢房屋被士兵们围了起来。二十八名基督徒(甚至还有那些好奇地前来观看基督徒们是如何祈祷的非基督徒)都被带走并送往离他们仅10至12法里的西安府。在那里，总督用所有时间审查他们，但他白费了力气：无论从他们教义还是从他们品行中，他都挑不出任何毛病。在他两个月后就此向皇帝所作的汇报中，他承认他们的祈祷不同于叛乱宗派的祈祷，基督徒们只是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且努力通过正当的生活获得这种幸福。他多次承认(基督教)这一性质；然而，作为一个十足的异教徒，这不妨碍他作出了如下结论：鉴于基督教是旁门左道，因此必须用板子和枷锁惩治其信奉者。至于吸引了多人入教的赵庆正以及被他点了名的另一位基督徒，鉴于他们冥顽不化、不可救药，因此须予以流放。

    我们直至1778年3月中旬才得到这份指控。起初，钦天监监正及与他一样是前耶稣会士（1773年，教皇克莱芒十四世解散了耶稣会。耶稣会在1778年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存在，所以此处称“前耶稣会士”。——中译注）的他的同道们发觉有些异常：官员中平素对他们最友好的那些人开始冷淡和疏远他们；这使他们向刑部的朋友们打听是否发生了什么新的反宗教的事情。于是，有人把(陕西)总督的诉状交给了他们。

    所有重要的起诉状首先要奏报皇帝。皇帝(在陕西总督的诉状上)批了四个字：“该部议奏。”刑部须在月内向皇帝汇报。皇帝有时会减轻判决；更多的时候则仅以如下几个字完全批准判决：“朕知道了，同意。”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月底。没有丝毫消息透露出来。我们问刑部官员，他们装聋作哑。直到两个月后我才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刘姓太监那里得知了这件事情。这名太监当时有病，因此曾请求回家治疗。病情好转后，他回宫重操旧业。一名高级别的太监对他道：“你曾为陕西的事情感到害怕，放心吧，皇帝下了一道非常有利的圣旨，我亲眼见过这道圣旨，真是再好不过了。”但他并未明确说皇帝的批复对哪方面有利，信基督教的太监也没敢问。看样子希望人们通过官方渠道(获取信息)的刑部对此并不怎么满意。不管怎样，刑部什么也没有说，而且邸报上对此也一字未提。

    今年初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是(官方)严厉举措的一个可怕例证。这不大符合我们的习俗，但因它能让人了解鞑靼人和中国(汉)人的习俗，我便就此说两句引自《邸报》上的话。

    江西有个名叫王锡侯的文人在家乡过着哲学家的生活，他远离宫廷，不担任官职，仅以思考和写作自娱。为润色其著作并使之在某些文人中流行，他使这些作品充斥着应受指摘的观念。他六十岁时，其作品给他带来了某种名声。他有个仇人，更确切地说是个嫉妒者，后者告发了他。王锡侯立即被捕，一支人数众多的押送队把他押解到了北京刑部。他是农历十一月廿三日(1777年12月22日)到刑部的。亲王、大臣及高级官员们会同帝国九卿奉旨在那里会审他。下面是他们预审的结果及向皇帝汇报的简要内容：

    臣等皇族成员、封爵大臣及高级官员们奉陛下敕令会同帝国九卿审判文人王锡侯。臣等首先命人展示了在他家中扣押的所有书籍；书有十种，臣等非常仔细严格地进行了审查。

    臣等注意到：一、他竟敢改动《康熙字典》，将其删成了一个节本，而且于其中某些地方竟敢反驳这部如此应受尊重、如此正确可靠的辞书。二、在其节本卷首序言中，他居然放肆地写上了孔子、陛下显赫的先祖和陛下本人的名讳，臣等见了惊恐万分。此等冒失轻率有失恭敬的做法令臣等战栗。三、在其家谱中，他写了他是经由周朝传下来的黄帝的后裔。四、他在诗文中使用应受指摘的词语，再次暗示他这个所谓的血统。看来他在这方面居心叵测。

    臣等传讯了王锡侯以便批驳这些不法行为。

    问他为何胆敢改动《康熙字典》；他答道，这部字典卷帙浩繁，不方便，我编了其节本，价格低廉，又便于使用。

    问他为何在其节本序言中放肆地写了孔子、陛下显赫的先祖和陛下本人的名讳；他答道，是为了让读这个节本的年轻人知道这些名讳，以免他们不留神而有使用它们的危险，何况我本人已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在重印该字典(节本)时已注意删除不妥之处。

    臣等反驳道，列位皇帝和孔子的名讳是全国皆知的；他则声称他本人就有很长时间不知道，直到约三十岁时在文人们为取得学衔而做作文的大堂中才首次见到它指应当避讳的列位皇帝及孔子的名讳。(举子们考试的地方张榜公布这些名讳是为提醒考生们避讳。——中译注。) 问他为何竟敢在家谱中写他是经由周朝传下来的黄帝的后裔；他答道，这是我头脑中一闪而过的一种虚荣心，别人若认为我了不起，我就很得意。

    最后，问他为何在其诗句中使用某些词语暗示其所谓的血统；他答道，是因为诗兴所至，未注意到这些词语会有不妥之处。

    作为您忠实的臣子，臣等提出，王锡侯作为一个有二等学衔王锡侯是举人。——中译注之文人，熟知我国法律和习俗，不能视作一介草民百姓，后者或许会因粗野无知而犯罪，而他所做和所写的则是冒犯皇上，事关叛乱谋逆，实属头等亵渎君主罪。臣等研究了帝国法律，此等罪行应以凌迟惩处。罪犯应被碎尸，其财产应被抄没，其十六岁以上之亲属处死，其妻妾及十六岁以下之孩子发配流放并送与帝国某大员为奴。

    作为您忠实的臣子，臣等向陛下恭呈此奏章并期待陛下最终圣裁。

                      皇帝敕令

    朕在刑罚方式上宽恕王锡侯，免其凌迟，处以斩首。朕宽恕其亲属，其诸子留待秋季大刑期间执行死刑。其余诸项依律执行。钦此，谨遵。此令。

    人们有理由希望皇帝还会宽恕，至少是给王锡侯的孩子们留一条命。

    在这里，说一句反抗政府的话就会遭到死刑的惩罚，甚至读一本说政府坏话的书也是死罪。不过这不妨碍帝国监察官(谏官)们可以向皇帝提出他们认为适当的劝诫；但他们的陈情书必须盖封印而且必须是恭敬的。皇帝通常会公布陈情书并予以正确对待。

    皇帝目前正忙于一项重大的计划。几年前，他向全国宣布，他要把中国最上乘的书汇编一套丛书（即《四库全书》。——中译注）。他下令凡拥有值得重视的手稿的人均应将其寄给宫廷，并声明，一俟挑选定当，宫廷将如数寄还。

    皇帝收到了无数书籍。他决定丛书将编为六十万卷。他把称为翰林的帝国中最有名望的文人们及最能干的印刷工匠们召至北京，给他们配备了无数助手，让他们住在高大华丽的屋宇之中。他让多名regulo甚至还有他第六位皇子（即永瑢，任《四库全书》正总裁。——中译注）来领导这项工程，他们须对哪怕最小的错误负责，在最为复杂的文字中即便缺了一个小点也要扣除他们部分俸禄。皇家印刷所出的书籍应是无误的。这部宏大的丛书中尤其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皇帝命人于其中编入了我们宗教的三种书，它们是先前由耶稣会传教士撰写的。第一种是以利玛窦之名行世的著名的利子神父的书。这是一部杰作，有些文人反复阅读它以便模仿其文笔。该书名为《天主实义》。人们简直无法想像，一个只在游历中学习神学的人是如何能使这部著作变得如此具有说服力、如此清晰和如此优美的。

    进入这部大丛书的第二种书是《七克》（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著。——中译注)。它同样写得极好而且内容丰富。它探讨的是克服人心中七种主要情感（指傲、妒、贪、忿、饕、淫和怠。——中译注）的问题。

    第三种是生活于康熙时期的南怀仁神父的书，书名为《教要序论》 (宗教基本原理概论)。它不是为文人们写的，看来作者希望让所有人都能理解它。读过这本书的康熙皇帝曾拿该书的文笔打趣过；但该书对问题的分析及行文条理之清晰使它被认为足堪跻身于最佳书之列。中国人把我们圣教的一些书籍列入他们的最佳书之中，却又迫害基督教徒，这便是他们的不合逻辑之处。

在明朝末代皇帝时期，耶稣会传教士斗胆让人画了索多姆和戈莫尔（古巴勒斯坦地名，与索多姆同时被天火所烧毁。相传该两地皆因风俗放荡而遭天遣。——中译注)大火的画，而且加了说明一起呈递给这位极端放荡的皇帝，目的是触动他。皇帝觉得这幅画在此类作品中堪称佳作，便命人刻印编入了当时一本艺术珍品集子之中（指明末程大约刻的《墨苑》，其中收入利玛窦所赠宗教画四幅，每幅均有拉丁文注音的汉字说明，又称《西字奇迹》。——中译注）——这就是他把这幅画派的全部用场。在这本集子中他还让人刻印了手持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像。 我……

(1778年于北京)

先生:

    去年11月5日，我荣幸地给您写了最后一封信，主要想向您表示我们对艾若望先生这位外方传教会可敬的传教士的即将获释抱有希望。当时我们颇为自信；然而，倘不是天主动用了其他手段，艾若望先生可能仍会在狱中。

   钦天监监正傅作霖神父长期以来与四川总督交情甚笃，他决定坦率地给后者写信以维护扣押在他省里的传教士的利益。正如您所知道的，中国人总是说漂亮话。总督回信说他很高兴有这个小小的机会为朋友效力，他将下达命令，艾若望先生即刻就会获释，人们可把事情看成已了结云云。

   然而，乾隆四十二年，总督手下人因农历新年开始而来京时，有关此事的消息却音讯全无。又过了很长时间，仍听不到任何说法。总督许诺过的事都落了空；这时，皇帝却想再次派傅作霖神父去金川测绘地图。看到天主这一举措，我们大家都说，艾若望先生即将获释了；皇帝有他的想法，天主则另有想法。

   这里距金川600法里，傅作霖神父虽已六十五岁，路上却走得极快，每天走20多法里不会使他害怕。人们在四川省会成都府等他。这个大城市毗邻苗子聚居区金川。

   他的朋友，(四川)总督（当时四川总督为文绶。——中译注）率当地所有重要官员前来迎接。傅作霖神父不与他计较，寒暄过后，他把总督拉到一边问艾若望神父是否已经获释。总督并不慌张，回答说事情如果可能，他早就获释了，(还说)他了解过他的情况，是如此这般，所以无法出狱。

   傅作霖神父并不上当，他要知道艾若望怎么了。总督被问得没有办法，只得对他道：“他疯了。”傅作霖神父早已习惯了中国的表达方式，因此立即答道：“他疯了，正如您和我一样。这是您手下的人欺骗了您，别相信他们。要想真相大白很容易，请您下令让他到这里来，让我们见见他，跟他说说话。”

  艾若望先生在离省会八天路程的地方，已在狱中被关了九年。从最初几年起，有人就想用毒药来摆脱他；但狱卒天良未泯，或更因为害怕北京的传教士，因此拒绝顺从官员们的罪恶。

   无法想像耶稣基督这位勇敢的精修圣人在狱中受了多大的罪。与同在狱中的那些卑鄙下流的恶棍给他造成的恐怖相比，饥、渴、酷热、缺少睡眠及其他种种不适都是不足挂齿的事了。这些厚颜无耻的偶像崇拜者偏偏喜欢在他眼前犯下最可恶的罪行。若要摆脱这种地方，他原本只要扯个小小的谎，甚至只需说句模棱两可的话就可以了。然而人们永远无法动摇他的坚贞。官员们多次对他道：“承认你是广东人吧，我们就放你出去。”艾若望先生始终答道：“我不能骗人，我是欧洲人，我来中国是为宣传我们圣教；我是传教士，不是广东人。”官员被他的坚贞激怒了，命人打了他二十板子；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在新的一年里，人们差不多是用更严酷的方式对待他的。

   其时，总督的命令到了。人们帮传教士脱下了破衣服；傅作霖神父关切地给他寄来了衣服以便使他能体面地露面。他在自己以钦差身份占用的一座公馆里接待他。会面是令人感动的，双方都忍不住掉了泪。两人久久开怀畅谈。为了不分开，傅作霖神父让艾若望住在他隔壁屋子里，艾若望先生从那里可以看到和听见不时前来拜访钦差的总督及其他重要官员，而自己则不被人看见。人们着手处理释放事宜了。总督不想于其中出面，便命令一位下级官员办理，还嘱咐他按傅作霖先生的意思办。

   事情比人们想像的要棘手，而且好几次几乎就要失败了。首先谈的方案是，在两名兵士监护下把艾若望先生送往澳门，这是惯例；但傅作霖神父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太讲排场又太危险。兵士们沿途必须将(监护的)囚犯向当地官员们介绍；然而有时某个地方的官员正值情绪不佳，便会做出虐待囚犯的事来。人们还记得Casabrauca发生的事，这是离澳门仅半法里的一个小城。您所认识的杨若望（法国传教士，1746年9月26日在湖北沙市被捕，后放逐澳门，1747年4月18日死于该地。——中译注）)神父由两名兵士押解从湖广到了这里；当地官员既不喜欢基督徒，也不喜欢欧洲人，因此命人将神父狠狠打了一顿，致使他一周后便死去了。经多次争议，傅作霖神父争得了以下处理办法：艾若望先生与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商人先回到广州，然后从那里去澳门。

    阿加主教、四川代牧主教波蒂埃)先生当时正在成都府。傅作霖先生通过几位基督徒的帮助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地，便秘密地派了一名心腹侍从前去见他。人们无法描述这位神圣的主教对于(傅作霖)神父为其教友之一所做的一切是多么感动。在他写给神父的几封信中(我欣慰地读过这些信件)，他以令人感动的情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完全赞同人们所作的最终安排。问题只在于让艾若望先生同意这一安排了；然而事情与人们原先估计的有很大差距：他始终申明自己不能决定返回欧洲，因此要么把他送回传教区，要么重新把他送进监狱，两者必居其一。(他还表示)他仍是传教士，在有生之年哪怕归信一个中国人他也会觉得高兴。

    这一回答使傅作霖神父深受感动，但也让他很是为难。不过他毫不气馁，他再次把事情的成功托付于天主而且马上动真格儿地力促其成功。官员们很愿意满足他，但不敢过于背离判决的常规形式，因为他们担心有朝一日自己受到追究：要是艾若望先生获释后在本地再次被捕，他们就必然会受到追究。这些官员不管怎么做也是枉然，傅作霖神父使他们同意了他的主张。艾若望先生不必再被迫返回欧洲；但官员们要求有一名担保人。找一名保人不难，这次大家以为事情了结了。但不屈不挠的艾若望先生声明，他不愿意有人因为他而遭受危险：他的保人可能会焦虑不安，或许会使别人担忧。总之，他要完全自由，或是重返狱中。人们终于对这位坚定的基督徒作出了让步，官员们认可了一切并听凭傅作霖神父依其认为合适的方式作出安排。傅作霖神父不慌不忙而又秘密地把艾若望先生送到了(阿加)主教先生住地，后者再也不知道该希望什么了。最近，有人在该省某些地方拘捕了一些基督徒，当获悉省城里发生的这些事后，官员们主动释放了他们而未作任何惩罚，也未要求他们放弃我们圣教。他们说，虐待与傅作霖先生持相同想法的人是不恰当的，敬重神父而惩罚其信徒们，这是矛盾的。

1777年8月底，傅作霖神父回到了北京，身体很好。他给皇帝带回来一幅后者新征服地的漂亮地图，使皇帝很是喜欢。但与其说神父因此而高兴，不如说他更因解救了一名传教士及可怜的新信徒们而感到高兴。

    这里应当为汪达洪神父说句公道话，正是他应了外方传教会在澳门管理财务的教士先生之请求，如此强烈地使其朋友傅作霖神父对艾若望先生的事情产生了关注；他做这件事情的热忱，人们怎么夸奖都是不过分的。

    1777年8月末，皇帝产生了重赏传教士的想法。他命令前德国耶稣会士艾启蒙（波希米亚人，1745年抵京，本人为画家，郎世宁之学生，前第103信已述到他与郎世宁、王致诚为皇帝作画，1777年被封为三品官，1780年10月6日卒于北京。——中译注）先生于某日到他行宫(里去。表面上看这只是为了修饰一幅画。他一到那里，就有人通报皇帝驾到。皇帝和蔼可亲地走了进来，这种神情，他在愿意的时候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更好。他向正在作画的艾启蒙神父走去，装作第一次发现他的手在抖的样子，对神父道：“你的手在抖。”“不要紧，皇上，我还能画。”“你多大年纪了?”艾启蒙神父答道：“我七十岁了。”“你为何不对朕说呢？你不知道郎世宁七十岁时朕为他做了什么吗？朕想为你做同样的事。哪天是你生日？”“皇上，”艾启蒙神父答道，“是农历八月廿日（1777年9月21日）。”于是，皇帝便离开了。

    一位官员马上奉命前往南堂（前葡萄牙耶稣会士的教堂），了解在郎世宁那个时候事情是怎么做的，以及皇帝赏了他哪些礼品。

    按当地习惯，赏给艾启蒙神父的恩典涉及所有欧洲人，因此，主持南堂的高慎思神父自9月18日起就邀集了各个教堂的人。

    21日早晨，南堂兼管理财务的传教士索神父（可能是索德超神父，葡萄牙人，1759年抵京。自耶稣会废止后，他是留华最后之耶稣会士，住在南堂，治历算工作，1783年任钦天监正，1805年去世。——中译注）往海淀宫中。礼品及为仪式所需的一切应用之物均已备妥。索神父进宫时遇见了皇长子，后者与他交谈并向他作了友好的表示。这属于那种看似偶然却往往是精心安排的会面。索神父接受了皇帝的赠品：它是六匹头等丝绸、一件官袍、一串硕大的玛瑙项链及其他各种物品，但其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皇帝亲书的褒奖艾启蒙神父的四个字。传教士恭敬地高高托着这些赠品进了殿。皇帝第八子正好经过那里。陪同索神父的官员们对他道，由于他拿着皇帝赠品，所以他不必理会阿哥，而他们则照例向他行了礼。

    宫殿门口备有一个华盖，这是一个四周畅开的如同圣体柜上的活动华盖状的物件。人们恭敬地将（皇帝）赠品放在一张铺着黄缎的桌子上。那里有二十四名吹鼓手正演奏着喧闹的乐曲，还有八名轿夫，他们都穿着丝绸绣花的宽袖长外套，就像他们伴随或抬着皇帝时一样。

    大家上路了：二十四名吹鼓手走在最前面，随之是四名骑马的官员，再后面是由八名轿夫抬的华盖，负责传达皇帝命令的一名官员跟在华盖后面，传教士（索神父）在官员旁边。

    从圆明园至北京西直门（即从海淀那里过来进城的门）有1约四分之一法里。皇帝侍从们穿的号衣一出现，（把守城门的）警卫队便进入戒备状态，并派出兵士在城里为之鸣锣开道：这是此地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

    通往西直门的街道是笔直的，而且特别宽阔。人们在街道两侧搭了帐篷，但尽管它占了些地方，余下部分仍足以辟为三条街道。这条街道径直自西向东走向，延续四分之一法里后到达了另一条自北城墙通往南门的大街；南门被称为顺成门（明代及清初作顺成门，又作顺城门。乾隆以后改为宣武门；法文名中之chi为误写。——中译注），我们会团就在其旁边。后一条街道长1法里，和第一条一样是笔直的而且至少同样宽。

    当皇帝的赠品经由这条街道从赶来观看这一景象的成群结队的百姓中通过时，我们从各个教堂赶到了南堂。我第一个到达那里。我从容不迫地观看着那些布置起来的装饰，而且乐意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些装饰不像欧洲装饰，它只是漂亮而已。人们从会团至街的另一侧围起了一块场地（parvis)（此字法文原意指教堂前的广场，教堂前围栏的空地；中文无确切对应词，故只能如此意译。——中译注），所有入口处都装饰了花彩。第一个院子中搭了一个供随从人员使用的小棚屋。

    进入第二个院子，人们看到一排有四个会客场所组成的临时建筑。第一个会客处是为吹鼓手准备的，它由席子围成，但被如此漂亮地披上了丝绸和花彩，因此看上去非常悦目。从这个会客处走到另一会客处，那里备有四桌饭菜。

    随后，人们可进入另一个场所，这是把两大主体建筑物分开的一个院子，人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户外接待处，其左右两侧可看到高大的紫杉，这里的装饰品本身并无什么了不起，但布置的式样却使它讨人喜欢。人们终于可进入会团中最后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厅堂了；郎世宁先前用两幅巨大华丽的油画美化了这个厅堂，它展现了即将获胜的君士坦丁大帝和作为战胜者与凯旋者的君士坦丁大帝。厅堂旁侧还可看到两幅使人产生错觉的远景画，装饰天花板的画极美。厅堂中央有一个华盖或曰如同圣体柜上的活动华盖状的物件，（皇帝）赠品将放置于其中。

    随时都有信使向我们通报（运送赠品的）队列离我们还有多远。将近9时许，来人告诉我们该出去迎接了。我们身穿朝服，犹如要面见皇帝一样。大家成一排站在围起来的场地前，在那里等了片刻。我们看到士兵们大声吆喝着从街上走来，百姓也成群结队涌了过来。随之到达的是未排列成队也未穿制服的射击手，这是来做护卫的。我们终于听到了大号和铃鼓的声音。警卫队在栅栏边控制着人群，街上的士兵走在最前面而且叫人们让路。喧闹的乐队走过了栅栏，随后是四位骑马的官员，接着是会团派去迎接赠品的一支相当讨人喜欢的乐队，后面是华盖，再后面是皇帝指定前来主持仪式的佟（Tong)姓官员——这是一位六旬男子，胯下一匹骏马，其举止让人很容易看出他代表一位伟大的君主。于是，我们按中国礼仪屈膝跪下；当皇帝给予男性皇族和外邦国王这样的恩典时，他们都会下跪。我感动地看到，华盖上有一个十字架。当华盖到达面前时，我们站起身来跟着它前行。它一直被抬到（会团中）最后一个厅堂的门口。于是，佟姓官员从桌子上轻轻取下赠品，恭恭敬敬地拿着将其放入已准备好的用以接受赠品的圣体柜上的活动华盖之中。

    跪在那里的所有传教士三次以前额触地，起立后再次下跪，再接连两次行同样的礼，总共以前额触地九次，这是此间最隆重的礼仪了。（此即三跪九叩之礼。——中译注）——随后，他们按惯例依次握住官员的双手向他致敬并把他领到用膳场所。官员首先问传教士们是否来自所有教堂；大家回答说是的，不过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尚未到，因为这是一个祈祷日，而且他们人数很少；但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是会来参加感谢仪式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要感谢皇帝。

    果然，传信部的两名传教士来了；官员显得颇为高兴，随之对我们说了些通常的客气话，问我们姓名、年龄、职务、国籍等等。大家喝茶。官员对我们道：“我必须立即回去向皇帝禀报事情经过，艾启蒙先生也须跟我去向皇帝谢恩，此事不能拖到第二天。”按习俗，谢恩是要以书面表达的，官员想看看艾启蒙先生写的谢恩内容，（阅罢）还作了夸奖。

    为让官员有时间吃点东西，我们退了出来，厅堂里只留下两名传教士陪他聊天。用餐快结束时，南堂的神父们送给官员好几件欧洲珍玩作为礼品，他对此显得十分高兴。皇帝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次日上午就去了如意馆，他情绪很好，多次问及艾启蒙神父身体是否康健。

    与此同时，当时在场的一名太监来到我的住地，我想他是有自己想法的。他对我道，我们所有人（即所有传教士）都到了南堂，这做得很好；还说皇帝给予我们的恩典是只有大人物才配得到的，别人花一百万（两银子）也买不到。

时机使皇帝给我们的恩典变得更为珍贵了，因为北京目前有一万名来自各省、旨在晋升更高一级学衔的举子（正在参加科举考试）；这些人有朝一日将成为中国各个城市的官员。我们希望，作为皇帝善待我们的见证人，他们今后别做反对我们圣教及我们亲爱的新信徒们的任何事情。说到底，我们的想法和愿望便归结于此，其余一切对我们来说只是些令人讨厌的无聊事而已。我……

   （1774年7月11日）

1773年8月5日，一名西班牙多明我会神父应一位病人之请，于大白天不加遮掩地步行前往，因为他只需走区区几步路而已。有人看见了他并把消息告诉了离那里不远的一位官员。后者捕捉了传教士，搜查了他的财物并将其作为囚犯拘押。这名官员是南方省副省长，他以为获得了勒索金钱的一个良机，因此提出传教士的赎金为1000皮阿斯特。鉴于金额过高，基督徒们无人去赎传教士。官员渐渐降价，但仍无结果，没有任何人去赎传教士。官员大怒，命人造了一个大笼子，将传教士投入这个可搬动的牢房中置于烈日下炙烤，以激起众基督徒对传教士的怜悯，迫使其缴付他勒索的赎金。但经再三考虑，基督徒们认为凑钱并非良策，因为这会鼓励迫害者的贪婪，激发他在全省进行新的搜查，使他捕捉其他传教士。

    官员重新派遣士兵化装成平民百姓四处侦察。10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即圣罗塞尔纪念日，他们抓获了东京多明我会士万桑·利耶纳神父,将其押送到官员跟前，后者同样把他作为囚犯关押在笼子里。

    由于无法从基督徒那里获得他所指望的钱财，这个迫害者感到失望；于是，他立即向国王控告，把传教士说成是叛乱首领，基督徒是王国中的叛乱者；还说他们拥有武器，正在全国形成和筹划一场全面叛乱等等。

    国王尚是个年轻人，但十分多疑，身边有一个由与他一样的年轻人组成的枢密院，他（闻讯后）勃然大怒，下令官员将两名叛首给他送来，同时增加了沿途押送的士兵数量，因为他怕有人将其武装劫持。两名如羔羊般温顺的传教士在“叛首”名义下被关在各自的笼子里押送到了京城。国王、王太后及国王宠信的几名官员因偏见而失去了理智，他们都因愤怒而疯狂。国王不能自制，也不遵守任何常规手续，亲笔下达了死刑判决，送往枢密院签署并下令尽快执行。有三名高官（其中两人是基督徒，另一人是非基督徒）拒绝签字，认为这些人不是叛乱分子，而且认为此说纯属诽谤；他们要求人们提供证据并出示他们的武器等等。事情讨论了三天，结果证明他们既不是叛乱首领，也不是任何类型的叛乱分子，他们完全是传教士，是宗教教士。两名传教士自己也承认他们是教士，是宗教使者。

    两名传教士被押送到一座死囚牢房，由士兵们日夜看守，两名囚徒被分开关押，不准其见面、交谈。为了给他们做告解圣事，有人寻访到我们一位东京教士，后者花了点钱便获准进入了牢房。但他只有听欧洲人忏悔的时间，随后人们就催促他离开。他有被人发现和抓获的危险。他只得重新花钱以使看守们准许两个（关押传教士的）笼子靠拢；于是，欧洲人听其教友东京教士作了忏悔。我们两位神父就这样为殉教作好了准备。他们向所有前去看望的人布道。他们不断地祈祷，内心镇定自若地、愉快地、心甘情愿地期待着献身的时刻。

    11月7日，官员、他的军官们、手持出鞘刀剑的士兵及无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到了监牢。人们拉着（关押传教士的）两个笼子前往城外的一个大广场。到了那里，官员在侍卫簇拥下在其高高的席位上露了面（他骑在一头象上），士兵们围成圆圈，控制着人群。人们把两名传教士从笼里提了出来，让他们席地而坐，将其膝盖绑在竖于地上的木桩上，让他们挺直头部和肩膀，将其上身脱光、头发剪掉，随即宣读死刑判决。刽子手们站立着，高举屠刀注视着官员等待信号。信号刚一发出，他们便下了手；两颗人头滚落在传教士们膝盖前的地上，两名殉教者光荣地结束了生涯。

基督徒们立即忘却了恐惧而变得大胆起来，人们面带喜色，冲破障碍，纷纷争着捡起两颗人头。人们用顶端开叉的杆子夹着纸和布头蘸血：基督徒（这样做）是出于虔信和崇拜，非基督徒则是为了巫术。基督徒们（为两名传教士）收了尸，为之洒下了无数泪水并把遗体运到了别处。这些基督徒中有富人，有王国中位居要津者，还有国王的士兵及三个为他撑阳伞的人。

（1779年6月19日于暹罗）

先生：

    您嘱我详细通报我们为宗教所遭受的苦难，为满足您的愿望，为了我遭遇的屈辱，为了颂扬德·梅泰洛波利先生和我的教友（居尔诺先生），我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详细告诉您，以便使您满意。

    向国王宣誓效忠是暹罗王国中一种非常古老的习俗，而且被视为一项基本的戒律。这（本身）并不违背我们圣教，但异教徒中的做法是这样的：在指定的日子里，王国所有在职官员和军官奉国王之命前往一座摆满偶像的庙宇。和尚们，即（信奉）伪神明的术士们也前去该处。他们取来经过祈祷和渎圣仪式准备的一些纯水，然后，人们把国王的军刀和武器浸入其中。做完这一切后，官员们便让偶像和他们的其他神明作证，喝一点这种水；据他们说，经和尚们祈祷，这种水能让背叛国王者死去。

    我们基督徒中有好几名官员与其他所有官员一样也接到了国王（当时暹罗国王为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披耶·达信，又称郑昭（在位1767—1781）。——中译注）关于前往该庙宇以非基督徒的方式宣誓效忠的命令。对于国王的恐惧促使他们加入其他人的行列——若对抗国王旨意，结果将是可怕的。届时，他们想不喝这种水，却假装喝了，人们记下他们的名字，一切也就结束了。但我们宗教不容许虚伪的掩饰，我们不断向他们重复道，假装到过那里就足以使他们有罪于天主。1775年9月，信奉基督教的官员们决定听从我们，宁肯牺牲也不违背基督徒的职责。指定的日期到了，是这一年的9月21日。他们没有靠近用以宣誓的水边。22日，他们被当做不愿宣誓效忠而被告上了法庭。他们一口咬定自己不能像非基督徒那样做，因为那是违背我们圣教的，但他们已经以基督徒的方式（向国王）宣了誓——这是真的。这件事被以充满敌意的方式告到了国王那里。当时他正在庆祝其宗教中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要延续三天。国王下令追查此事，如果信奉基督教的官员们是叛徒，就将其处死。人们立即把三名基督徒官员投入监狱；他们的脚和脖子上套上了锁链，颈部戴着枷（印度地区使用的一种刑具），脚和手上还有木制镣铐。作为他们的牧师，我们必然要去狱中探望、安慰和鼓励他们。人们放我们进去了，我们欣慰地看到他们毫不动摇，以满足的心情准备领受死亡。

      9月25日，即案子向国王汇报的这一天，法庭庭长派人来找主教先生、我的教友及我本人；我们完全料想到自己将分担基督徒们的苦难。我们来到大厅，人们立即把我们带到国王跟前，他正等着我们。带往国王跟前时，人们把我们当做罪犯一样对待，全然不是我们平时在其他情况下觐见国王的样子。国王正值盛怒之中，我们三名（基督徒）官员立即出现了，脚和脖子上系着锁链，这是我们尚未享有的幸福。国王提了许多问题，我们一一作答，但他当时的情绪使他无法理解。我们反复向他保证，我们不阻止基督徒向他宣誓效忠，而且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做过了这一切，但我们圣教不允许信徒参加异教徒的迷信活动，我们基督徒丝毫不崇拜偶像，根本不相信偶像，也不敬畏伪神明，因此不能凭它们起誓。我们想谈得更详细些，但国王已不能等待了。他下令把我们拿下后便剥光衣服捆起来用藤条抽打。命令一下，打手们生拉硬拽地扒下了我们的长袍和衬衣。我无法告诉您当时我内心的感受。我和我的教友接受了主教的祝福。他刚为我们祝过福，人们就扑向他将其掀翻在地，把他仰面朝天地从国王跟前拖走了。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切。人们把我们带到各自的木柱跟前，这一切是当着众人和全体朝臣的面在河边上干的。

        多亏天主，我内心丝毫不感到恐惧：我手里攥着带有耶稣像的十字架，因此，在被绑的所有时间里我觉察不到别的任何东西。我们被绑的方式如下：我们席地而坐，脖子上戴着长10至12法尺的枷，枷的两端系在一根木柱上，双脚被绳子捆住后再被拴在脚边的木柱上，另一根绳子把我们拦腰捆住，然后使劲绑在身后另一根柱子上，双手则被绑在我们脖子上戴的枷上，以致我们无法动弹。我们三位基督徒处于同样的境地。国王下令用藤条将他们每人抽打五十下；命令很快被执行了。我们听到他们在我们边上呼喊，却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降临到我们头上，因为人们不打我们，我也不知何故。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人们当众议论着，国王所在的地方发生了颤动，因此使他害怕；不过这并未完全证实。人们把我们六人都松了绑，不同的是，我们并未被判应与我们亲爱的基督徒一起受苦，而他们却在我们眼前流了血。我们羡慕他们的幸福，不知道国王下达了什么命令。人们把我们和亲爱的基督徒一起带到了一个大厅，有人为他们包扎伤口，我们则安慰他们。过了片刻，我们看到有人搬来了镣铐和锁链，这是为我们准备的。我老实向您承认，见到这些东西我非常高兴：我温柔地亲吻它们，而且因为自己将在一个我原以为只看到仁慈和安宁的王国中有幸戴上锁链而感到自豪。天主不顾我的爱好和意愿指引我来到暹罗，并在我抵达六个月后给了我如此巨大的恩典，为此我一千次感谢天主。给我们三人都上了锁链以后，人们把我们带到建于河岸的巴尔卡隆（这是负责对外事务的官员，涉及外国人的一切事务皆在其官衙处理）的堂上；在那里，人们在我们颈部上了枷，手脚都上了镣铐。我们在这种状况下度过了25日至26日间的夜晚，看守就在旁边。人们整夜审问我们，可又不愿听我们的话。次日晨，国王出来见朝臣，有人向他谈及我们的事，尤其是谈及我们坚决主张不准基督徒那样发誓，也不准参加异教徒仪式的态度。从我们方面说，我们准备执行天主旨意，不过不知道他们将对我们作何处置。上午7时许，人们把我们带进宫里，过了片刻，国王下令把我们带到他跟前。他提了与前一天同样的问题，我们以同样的坚定作了答复。国王大怒，说要处死我们。他下令把我们抓住，有人像前一天一样剥掉了我们的衣服并以同样方式把我们捆绑起来，这对我们已不太新奇，因为人们在前一天已考验过我们了；于是，人们在我们每人赤裸的背上用藤条抽打了一百下。有人高声数着数，国王就在现场。从（挨打的）第一下起我就觉得流了血：我等待着咽气的时刻。

我有幸仍在眼前的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是我的支柱。我们三人都保持沉默：人们既听不到我们叫喊，也听不到我们呻吟，天主给我们以力量，来向所有人证明我们的无辜。本地最强壮的人（在此情况下）通常也会昏厥过去，而我却感到充满力量。国王甚是惊讶，刽子手们全力抽打我们，惟恐国王责备他们手下留情。拷打终于结束了，我们遍体鳞伤、浑身是血地退了出来。我们血洒王宫，但愿这能增添天主的荣光！人们把我们送进监狱，在那里我们发现了许多基督徒，他们给我们以各种照料。

    过了四五天，人们把我们带进宫内，那里更严密地关押着犯有反对国王重罪的囚徒。有人多次对我们重复道，国王将处死我们。我们服从天主旨意，不过又意识到自己还不够格。殉道者，这是何等的恩典！此等桂冠是只为使徒们而不是为我这样一个罪人准备的。直至1776年9月2日，即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我们都戴着锁链。人们每天都说国王不久将宽恕我们，但这一天就是不来。我们是为天主的事业才沦为囚徒的，天主希望以一种能证明我们清白和它的神意的方式让我们出狱。不少官员关注着我们。国王多次许诺释放我们，但时机姗姗来迟。我们入狱后过了一阵，缅甸人派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洗劫了暹罗两三个省份，还围困了王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国王派出的军队无力抵抗。他亲自与一批信奉基督的士兵一起上了前线；以往他的出现极能鼓舞士气，但这次却不起作用。当人们知道他对我们的处置后，最显要的官员们说王国完了。信奉异教的暹罗人看到我们无故入狱也公开议论，而且把战事失利归咎于这一不公正的做法。被围的城市失陷并遭到了洗劫，国王本人似乎也失去了勇气。直至这次战争以前，他始终是无往不胜的。人们听到他抱怨自己的不幸，他公开声称自己未对任何人使过坏，还说他对暹罗各色人等都做了好事，但他不谈基督徒。不过，有一天他要基督徒士兵们不要为其主教和神父们的事伤心，还说他班师后将释放我们。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人们在狱中对我们较有分寸，不过仍未替我们除去镣铐及把大家拴在柱子上的锁链。我们始终只能或坐或站而不能走动。此外，我们三人都在一起，没有人找我们麻烦；见我们以欢乐的心情承受苦难，人们表示敬意。我常常怀念这段幸福的时光。两件事情令我们苦恼：我们不能做弥撒因而得不到安慰。此外，我们虔诚的信徒被无助地抛在了一边。

    国王从军中返回后显得尴尬和忧愁。人们担心敌人会直捣京师，这将使整个暹罗完蛋，然而天主不容许发生此等事。我们的保护人和支持我们的官员们试图找一个有利时机向国王谈谈我们的事，这种时机并未出现。等他们沉默不语时，国王自己倒提及了此事，但人们不知该从何着手。我们必须承认错误以求国王原谅：人们要我们做的就是这些，但我们坚持说自己无任何罪过而且我们不能违背圣教。人们不敢把我们引见给国王，而这位君主本人也不愿跟我们妥协，否则他就占了下风，因为多亏了天主，我们表现得很坚定。最后，8月14日，即圣母升天节前一天，国王让其他所有囚徒来到他跟前以便宽恕或惩治他们；他委托最显要的官员们审查我们并把我们送还给基督徒。有人前来释放我们，大家都来道喜。不过人们仍让我们只穿衬衣（意即不准穿教士的长袍。——中译注），脚上拖着镣铐，颈部戴着锁链，并把我们带往宫外一个大厅里去见各位官员。后者说国王将宽恕我们，但我们必须写一份字据承认错误并允诺永不再犯。我们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一条款，因此予以拒绝，同时明确表示：如果国王把我们送还给基督徒，我们将传播宗教——正如我们被监禁前所做的一样，我们只是真正的天主的使者，我们不能像异教徒那样改变我们的宗教。一位官员说道：“如果你们是无辜的，为什么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而且还被用藤条抽打了一百下呢？”我们答道：“毫无理由。”他又道：“当时你们为何不说？”我们道：“无人愿听我们的话，而且国王正值盛怒之中。”官员又说：“你们希望我做什么呢？”我们答道：“人们可以重新把我们投入监狱，可以把我们逐出王国或是处死，但我们是不会改变的。”夜已很深，但什么都没决定下来。官员令看守将我们重新带往监狱，但这是宫外的监狱。我们进入了这个新的场所，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变化。但我们毕竟自在了一些，因此开始准备庆祝圣母节。次日晨，有人来除去我们脚上的镣铐及锁链，但因尚未禀明国王，他们仍把我们看守在这里，以致我们无法获得做弥撒的安慰，但大家把自己在这一天的解脱（指除去了镣铐和锁链。——中译注）视为圣母的重大恩典。所有人都向我们保证，第二天即8月16日，我们将重返教堂。我们期待着这一刻，可结果完全相反：16日晨，我们看到（看守把）大家的镣铐和锁链又拿了回来，他们奉命让我们重新戴上并把大家重新带回宫内的牢房。不过他们说我们不久就会获释的，还说鉴于王国高官们尚未全部从军中返回，国王对四五名官员越过他们就决定释放我们感到生气。我们必须耐心，天主要考验大家，祂要让我们的清白在各个衙门都得到展示。

    8月30日，所有大小官员都会齐了。他们要审查许多事情。但就在聚会当天，所有人中品级最高、喜欢基督教徒而且尊重我们宗教的一位官员一开始就决定应当尽快释放我们。所有人均需对此表态，但由于人们担心国王指责判决不公，因此不敢再说什么。9月1日，国王自己问起了这件事，人们回答说正在审查中；次日，人们禀报国王，所有人均同意释放我们。国王下令执行，随之立即退朝，不想再谈其他任何事了。有人前来告诉我们消息；我们感谢天主，而且前往教堂以更庄严的方式赞美天主。再也不用许什么诺言了，人们对我们不提任何要求，但他们迫使所有基督徒担保我们不离开王国。这样，在多次经历了差点被送回或驱逐的遭遇以后，我们与这个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相连了。

    我们获释后过了三周，国王请我们去见他。主教先生正值病中，无法前往。我和我的教友去了。国王对我们十分友好并表示很喜欢我们。他甚至居于我们之下，让人向我们献茶（这是他对最显要的官员都不做的事），还反复请我们喝。他似乎希望在这一天纠正自己在一年中对待我们的方式。

从那时起，我们多次被他接见，他向我们表示好意；但鉴于我们圣教与他的宗教不合，我们总是被迫使他不快。他继续认为他能在空中飞翔，我们则频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以致他厌烦了我们的话；因此，一年多来，他没再让人来召请我们。既然不去宫廷，我们就尽可能在民众中交游。许多民族的人都前来暹罗，如科钦支那人、老挝人（与暹罗接壤的亚洲王国老挝的居民）、中国人等等。我们并不缺乏收获，缺的只是传教士，不过是符合使徒精神、充满热忱而且不怕酷刑和死亡的传教士。我们继续处于遭受酷刑和死亡的前夜，我们做着应做的事以配得上它们；然而天主怜悯我们的脆弱。今年，我们欣慰地看到好些成年人接受了洗礼。要是人手更多一些，我们原本可以给今年死于暹罗的其他许多成年老挝人以同样的恩典。约有八十人临终前接受了洗礼，我看到其中有好几人在其苦难和不幸中以十分欣喜的心情接受了《圣经》的教诲。有一大批老挝人顺从地倾听我关于永生的教导，而且还请我指点；然而嫉妒的魔鬼扰乱了这种令人高兴的开端。如今，这些可爱的初学教理者已被驱散。我难以碰到他们，我其他的工作不容许我随心所欲地来来往往。但愿天主的意志被人们所赞美，一切就将变得有利于它最伟大的荣光，而这些被驱散的可怜的人们将会让人熟悉他们所信仰的真正天主的英名——这便是我希望的。我的教友在对中国人进行工作，后者人数很多。暹罗人对我们表示尊重而且渐渐承认了我们宗教的圣洁性。他们的和尚丧失了一些威信，这将导致何种结果呢？天主知道这一切。我们很需要人们为我们祈祷。今年，临终前接受洗礼的孩子达九百多人，也就是说，天国争取到了同样数量的人。

    先生，以上便是您想要的详细情况。我严格遵循您的指令，但我祈求您向天主请求我的圣化，让我能超脱自我，获得苦修精神。当我把自己都并未很好实行的东西教给别人时，当我激励别人的热忱而自己却如此冷漠时，我常常会感到脸红。先生，我指望您祈祷的佑护……

第一款

    当多罗先生被任命为赴华教皇特使时，他从罗马致信闵明我神父，请他从中国方面为其获准在该帝国某个港口上岸的许可，甚至还请这位传教士帮他出主意。教皇特使这封信函写于1702年2月7日。闵明我神父通过多种不同途径给多罗先生作了答复，信件是在福建和广州寄出的，他在这些信中向教皇特使诚恳地谈及了履行特使职责期间值得担心或可以指望的事。

  多罗主教先生1705年4月8日抵达广州之际征求了当地最资深的一些传教士的意见，因此决定隐其头衔，待时机合适时再予以公开。然而他又让人致信在北京的传教士，说他将前往南京，他们可以把给他的信寄往该地。这一决定不久就改变了，因为他听信了与大家意见相左的几个人的劝说。他致信在北京的传教士，让他们不由分说地通知（中国）皇帝：安塔基亚主教业已抵华，经教皇陛下赋予全权，前来各传教区巡视。从这时起，除了给闵明我神父写信，请其向他提出他自己认为适当的忠告外，主教先生就再也不向任何在京的传教士问计了。人们明显感到，在下达了令人绝对执行其命令的指示后，他已听不进与其意见相左的话了。他还让我们推荐一名耶稣会士担任南京宗座代牧主教，然而他并非不知道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无法满足其愿望。

    遵照主教先生第一道命令，我们给正在鞑靼地区的皇帝写了两封信，请求皇上准许主教先生在华行使其职权。中国方面对开头两封信未作任何确切答复；对我们的第三封信，中方答曰不准（主教先生）入宫；最后，作为对我们第四封信的回答，中方准其入宫。皇帝降旨让教皇特使身穿鞑靼服装并为其支付进京费用。有人在罗马及别的地方散布谣言，说供职于中国皇宫的传教士阻止教皇特使进入该王国；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或至少应该让这些人闭嘴了。

    多罗先生9月9日自广州启程，一路上到处受到隆重接待。然而，由于给他提供的运送他进京的船只大而笨重，他抵京时间晚了一点。传教士们早已唤起了皇帝会见一位拥有教皇特使这样崇高头衔的人物的愿望——因为我们使中国皇帝陛下对这一头衔产生了强烈印象；如今这一愿望的实现也要晚些时日了。将近11月中旬，皇帝专门派人赴广东省（原文如此。地名可能有误。——中译注），以加速其行程为名对教皇特使进行观察。当月25日，他又派皇子胤祐及总督之子前去迎接特使。京城三个教堂各派一名传教士陪同这两位官员。他们在离京24法里的地方见到了主教，由于河道冰封，后者被阻挡在那里无法继续前进。他们由陆路把他领进了京城，12月4日，主教抵达北京。多罗先生被安顿在皇帝于其宫内为传教士建造的寓所中，以使其更便于得到宫廷的恩惠。事实上，教皇特使逗留北京期间，其生活必需品均由皇帝出资拨给。鉴于主教的一名仆人刚刚去世，皇帝应特使请求给了他一块地方作为墓地。特使由此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建一座在京意大利传教士的教堂。有人已经把这块墓地称为意大利人墓地了。本来，如果在原先指定供欧洲人使用的墓地中接受一份墓地，那或许更为恰当，我们也把墓地给过主教，但他却要一块新的，以此向十分敏锐的君主表明，他与我们有某种区别。

   皇帝派了密探观察这次下葬与基督徒通常的葬礼有否不同；当得知有不同时他很生气，不过丝毫没有发作。相反，他给主教送去了御膳用的两只野鸡。尽管皇帝当时龙体欠安，但居然准许主教前来见驾——这是未有先例的恩典。皇帝是在离第一道宫门不远的一个园子里接见教皇特使的，这样就能让后者不必费力穿越宽大的庭院和长长的走廊了。这一天是12月31日，多罗先生第一次获准面见皇帝，其所有随员及北京所有传教士均伴随着他。考虑到他的身份和疾病、他须从中通过的各式仪仗队列，奉旨准他免按华俗施礼。因此，他以跪拜方式向皇帝陛下致意，这种方式在欧洲是被视为表达崇敬之情的。皇帝让他在一叠垫子上就座，问他教皇是否安康。皇帝是以令我们高兴的仁慈亲切的神态做这一切的。这种接见在欧洲可谓寻常之事，在中国却被视为奇迹般的恩典了。皇帝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教皇特使的好意：他让宫中最高贵的爵爷向特使献茶，还亲自把斟满酒的杯子交到特使手里；最后，人们为特使摆上了一桌有三十六道精美菜肴的宴席，而皇帝几乎没有动这些菜。这桌宴席后来被送到了特使寓所。晚宴后，大家交谈了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接着皇帝请特使说明此行目的。他用了相当长时间倾听特使高谈阔论，当后者离题时还善意地把话拉回正题；最后，他以皇帝身份请特使相信他。

  可以断言，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对外国使节的接待可与对多罗主教的接待相比。如果新来的欧洲人因不了解中国宫廷习俗而对此无法相信的话，那么所有鞑靼人和汉人对此是确信无疑的，皇太子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新年开始之际，人们看到皇帝再次对多罗先生表示了善意。1月1日，皇帝许诺将给教皇送礼；次日，他就派人交付了礼品。他还派白晋神父代表他向教皇送礼；主教先生则派沙国安先生以其名义前往罗马。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只负责那些最不重要的礼品，因为我们在京听说将有船只驶往欧洲，皇帝把最珍贵的礼品留着由送主教先生回去的船只运送。

   这时，皇帝陛下要去冬猎自娱了，由于主教先生觉得不宜陪驾进行娱乐性旅行，人们就请他派某位随员去见证这场盛大的活动。官员们则奉旨每隔三天就给健康欠佳的教皇特使送食品。

   春节已近，我们开始担心宫廷对主教先生的馈赠有所减少，尤其怕皇帝于每年辞旧迎新之际分发礼品时对主教先生的礼遇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高。当看到除夕降临，皇帝方面却毫无送礼迹象时，我们更担心了。然而，陛下却命人给主教先生送来了一条硕大无朋的鲟鱼，此外还有其他鱼类、几只鹿、野猪、野鸡以及一桌宴席，桌上银器餐具十分漂亮，菜肴比前次更为丰盛。运送礼品的礼车真是再漂亮不过了。

   2月26日，皇帝请主教先生观看在一座行宫中施放的焰火。由于多罗先生身体一直不适，皇帝命人抬着他穿过园子，让他坐在舒服的位子上，还请他听太监们演奏的音乐——这些乐曲本来只让太监们在妇女闺房中唱的。最后，皇帝让主教在其行宫过夜，两名官员在其房前彻夜守护。

初春时分，皇帝移驾北直隶省，以便在彼猎鸟娱乐，因为那里有大批水鸟。这是气候宜人的季节里的一种游乐，皇帝通常于赴鞑靼地区避暑前进行这种消遣。皇帝不在京城时，主教先生从皇太子那里获得了同样的馈赠和礼遇。5月里炎热的天气引得主教先生想去洗温水浴了，众人也认为这于他的健康十分必需。于是，他在一名官员陪同下前往温泉浴场，后者为他准备了舒适的住所。皇帝常打听他的健康状况；6月10日前后，皇帝派人召他前来话别。主教先生因病情加重而无法见驾，于是两名三品官员奉旨寸步不离主教先生并随时将其情况报告宫中。一听说他已康复，皇帝立即给他送去一份礼品（这是中国人对康复病人的习惯做法），其中有十五只狍子和一斤珍贵的人参。

    得知皇帝又将前往鞑靼的消息后，多罗先生不想错过再见一次陛下的机会。他在皇帝一座城外行宫中受到接见，一批官员十分排场地把他带到了那里。皇帝始终记挂着主教先生身体不适，因此准他依其方式由其随从们伺候。随后，有人把他引进一个内厅，他在张诚和徐日升神父扶持下行了大礼后便在皇帝面前落座。接见时皇太子也在场，此外还有皇帝第九子和第十三子及几名廷臣。谢过皇帝美意后，他被邀请于次日参观皇帝的乡间行宫及皇太子的几个花园。

    主教先生在所有场合均受到了最高的礼遇。皇太子在其花园里亲自作陪：他命人准备了两只小船在园中水面上泛舟，一只给主教先生，另一只供皇太子乘坐。太子的船有时驶在特使前面，仿佛是为其引路，有时又与其并驾齐驱，以便与特使交谈。之后，太子还以可口的清凉饮料款待多罗先生。特使随之告辞，离开时博得在场所有人一片掌声。这是效力宫中的传教士们为一个外国人谋得的一次奇迹般的接待。不少人甚至窃窃私语：一个伟大帝国的储君如此不拘礼节，简直有失身份。

确实，这是天主本身打动了皇帝的心，使他善待多罗先生；不过可以说北京的神父们为了使皇帝如此敬重教会，同样也做了许多工作。不信基督教的人们因此作好了准备，愿意信仰在异教国家宫廷中也备受尊敬的这种宗教了。但愿皇帝一如既往地以同样的礼遇对待主教先生！尽管在两个月中皇帝觉得受到了顶撞，但他并未拒绝宽宏大量地对待主教：宫廷始终免费为他提供食品，而且正是皇帝出资把他送回广州的。

第二款（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

我们在这一款中仅限于说明，多罗先生抵京时曾向传教士们暗示，他认为罗马（教廷）已经下达了通谕，用以裁决令人不快且使其分裂的争论。传教士们请求主教大人使其了解通谕内容，甚至请他宣布通谕，同时保证：为了服从教会，他们可牺牲传教区的利益，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教皇下令，他们甚至可以放弃中国。

有关这些争论的其他细节，我们就不谈了，因为我们自行规定必须尊重教皇命令，而历代教皇皆禁止谈论此事——无论直接或间接谈论均属禁止之列，而且下令绝对服从他们。

第三款（主教大人在北京宫廷几次谈判中的行为方式）

1705年12月25日，皇帝派人询问主教出使目的。皇帝对其帝国中发生的一切均洞若观火，他不会不知道我们不和的缘由。因此，当看到教廷特使到来时，他很容易想像这无非是为欧洲传教士们重新言归于好。于是，他派员告诉特使，远涉重洋6000法里，势必负有重要使命，他有必要了解这一点。主教答道，他来中国只想代表教皇感谢皇帝陛下，因为陛下很乐意保护基督教和传教士。主教先生本可以把出使的真正目的说得更清楚些，但沙国安和阿比亚尼（Appiani）先生阻止了他。最后，他决定让皇帝知道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不过要秘密地、通过官员们的渠道让皇帝知道。12月26日，他把一份用意大利文写的致皇帝的陈情表交于几位官员之手，随之在一次秘密会谈中又向他们表示，他前来是要视察北京的神父们。当天晚上，我们从主教本人处获悉，皇帝曾向主教阁下担保，在宫中效力的神父们品行端方，因此只准他去视察分散于外省的神父。这一切发生于特使呈上的意大利文陈情表译成中文之前。我们很快就会谈到这份陈情表的。

12月27日，官员们告诉主教阁下事情办结了。“事情办结了”一语令特使大喜过望，他以为皇帝允准了陈情表中提出的一切。基利亚尼和其他神父觉得应该对他这股高兴劲儿稍稍泼点冷水，于是告诉他，中国人这种说法仅表示事情正在办理。他们还让他明白，既然陈情表尚未中译，皇帝很难这么快答应他一切请求。下面是译自意大利文的这份陈情表的原话：

    遵照皇帝陛下旨意，我愿禀报陛下：教皇陛下虔诚地希望陛下灵魂得享永福，并热切希望与陛下的宫廷永远保持联系，且随时获悉陛下本人的消息；教皇陛下愿把一切事情告诉陛下，尤其要把一切能使陛下高兴的事通报于您。为此，教皇陛下希望派驻一人于此，此人应十分贤明、廉正且精通教理，其身份是所有欧洲传教士之总会长，他既要满足教皇陛下和皇帝陛下的意愿，又要确保传教会的良好管理——至今为止，陛下以其保护、儆戒和仁慈的忠告已经为这个传教会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皇帝急于读到这份陈情表，因此，当满文翻译仅及内容的一半时就命人进呈御览了。读罢全文后他说道：“这只是些无谓的要求，难道主教没有别的事要在这里谈了吗？”廷臣们对皇帝的洞察力都深为惊讶。

        12月28日，官员们转告主教，皇帝认为这位总会长应是宫廷熟悉之人，他至少应在宫中呆过十年且熟知宫中规矩。官员们还以十分恰当的理由论证了君主这一意见。这一消息对主教不啻晴天霹雳。他神情暴躁激动（我们很希望将此归咎于他的疾病）地大声说道，人们昨天全答应了他，今天却又全部拒绝了，一定是皇帝通过某种渠道接受了新的影响。徐日升神父预见到这种激动会有何种后果，因此谦恭地请主教先生别说任何会使皇帝伤心的话，因为说到底，君主昨天未许诺过任何东西，所以今天也就什么也没有拒绝，他只是提出条件以便实施主教的请求而已。主教对徐日升神父的见解感到不快，便接口道，他说话时不希望被人打断，还说他希望自己刚才的话被译出来报告皇帝。见此情形，张诚和徐日升神父决定沉默，尽管他们知道主教这番话将带来不良后果。于是，阿比亚尼先生给官员们写下了（主教的）书面答复。官员们一看这份答复，脸上便露出了愤怒和痛苦，他们大声说我们对其主子、对举世最伟大的这位君主缺乏尊敬，还埋怨道，指责君主朝令夕改便是指责他性格轻率。为了更尽情地宣泄对我们的怨气，他们退到了另一间屋子。这时，单独与主教先生呆在一起的徐日升和张诚神父适度地向他指出，在这个宫廷中需要一种更适当的谈判方式。闻听此言，主教再也克制不住了，他怒斥徐日升神父，轻蔑地说他三十年来从事的不过是皇帝身边卑贱的手艺人职业。他强迫徐日升神父发誓说实话，最后又让自己的助理对他进行审查。徐日升神父漠然置之，正当他打算辩解时，助理拉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了别处。皇帝打猎时就从一名太监那里获悉了主教先生处所发生的一切；当天晚上，他令阿比亚尼先生写了一份对教皇特使的申斥。首次谈判即告流产。

     12月29日，皇帝朗声告之于朝臣：我们这位欧洲新来者以为宫中那些先前到达的欧洲人谋取了他在陈情表中所说的那个新职位，他完全弄错了，因为这种职位在我们这里一则既无品级又无特权，二则它对他们将是一种重负。罗马人必定会把在京谈判效果不好的责任归咎于他们的代理人。朕了解先前到达的这些欧洲人，确信他们中无人愿承担这一重负。朕也不认为他们中会有何人出任该职。与此同时，皇帝命令我们就传教会总会长问题上发生的一切向主教助理提出申明。我们以此申明表示：

      1.我们未以任何方式阻碍皇帝给予主教先生所希望的一切；2.即使皇帝迫使我们接受在华所有传教士总会长一职，我们也会拒绝——哪怕因此遭到最严厉的惩罚也在所不惜。主教以教皇特使全套礼仪接受了这份申明，我们所有人都跪在他面前。他先听我们朗读申明，随后说道，他确信我们中某些人或至少某个人破坏了他与皇帝的谈判，他要我们注意千万别与教皇及教会的旨意作梗，还说他的计划是建立罗马教廷与北京宫廷间良好的联系以推进传教。我们聆听了主教这番话后默默退了出来。

第二次谈判是首次谈判的继续。张诚和徐日升神父从主教先生处听说教皇希望在北京派驻一人，作为（罗马和北京）两宫廷间的中间人。他们决定向皇帝谈这件事，希望君主觉得，与整个传教会总会长相比，在京接纳（罗马）一名代理人的困难或许要小一些。他们请总管太监给皇帝传话。次日，陛下在一次召见中向主教先生本人谈了此事。事实上，主教12月31日觐见皇帝时就提出了在京派驻教皇代表的建议，以便把罗马的书信送交皇帝并把北京宫廷的书信寄往罗马。皇帝答曰此事甚易，可委托他宫中先前来华的某个欧洲人办理。主教辩驳道，这个人最好是罗马教廷熟知的心腹之士而且应通晓教廷的行为特征和办事方式。皇帝道：“您所说的心腹之士是指什么呢？我们在中国是不会这么说的。在朕看来，凡朕臣民皆朕心腹之士，因此朕相信他们所有人的忠诚。朕宫中有三个不同等级的官员为朕办事，朕不管让其中某人执行朕的旨意，有谁敢抗旨不遵呢？若朕答应你们委派一位您所希望的代表，这个初来乍到者能明白朕的意思并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吗？于是必须有人翻译；而一用翻译，怀疑和不信任便产生了——正如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主教表示他心目中有个很用功的人，此人将夜以继日地学习中文。但皇帝拒绝接受，事情也就没了下文。

    主教先生的第三次谈判并不更走运些。多罗先生很看重宫廷给他的高规格礼遇，为此仍心存希望，他忘了刚刚遭遇的两次拒绝。因此，他致信一位名叫Kan-Kama的官员，称有秘密事宜请其转告皇帝。Kan-Kama来到主教先生住地，从其嘴里得知他想自行出资在京买一所房子，现就等获得宫廷准许了。Kan-Kama常听皇帝说起主教对宫中原有之欧洲人似乎心存芥蒂，于是，为进行试探，这位机敏的官员称此事不难办成；随后，他问主教为何不通过神父们的渠道来获得他所希望的恩典。接着又问他是否有什么理由不信任他们以及对他们中谁最怀疑。精明的鞑靼人欺骗了罗马人：他从后者那里探明了其产生怀疑的真正的或错误的缘由以及被他怀疑者的名字，随之把一切禀报了皇帝。然而Kan-Kama又一直使主教先生心存希望，以为他一有合适机会便会在皇帝面前为他请求的。最后，（1706年）2月4日，Kan-Kama对主教说道：“您想在北京买一所房子，对皇帝来说，准许您买房或赐给您一所房子都是轻而易举之事（Kan-Kama这样说是与皇帝合计过的），您看到了皇帝为神父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您通过他们的机构提出您希望的要求，圣上准备为您做同样的事。因此，望您表现出和解团结的精神，与原本就在京的欧洲人联合起来和谐共事，他们是惟一在皇帝跟前说您好话的人。若不是他们为您作了有利的证明，这里有谁会承认您在欧洲是位大人物呢？您要知道他们在此地颇有声望，只有依靠他们您才能成功。”主教先生感谢这位官员的忠告。次日，他约请了闵明我、张诚、安多和徐日升神父。皇帝得知主教见了这几位神父，便令后者向他报告与主教大人的谈话。神父们已经在指望皇帝会恩准他们将为主教先生所提的请求了。然而，皇帝已从Kan-Kama处了解了一切，他告诉神父们他不想通过他们来满足主教的要求。他接着道：“主教以为朕会讨好教皇以便使朕名扬全欧，但朕如何知道他会让哪些人去住这所房子呢？没人告诉朕居住这所房子的将是哪个国家、哪个修会的人。”陛下继续道：“主教说过，他打算让其居住这所房子的人，他们的生平与早就在这里的欧洲人是不同的。但此举将导致严重后果。凡与朕宫中神父们不属同一修会的人，朕都要给他们提供房屋吗？这是不合适的，而且可能成为紊乱或至少是不和的缘由；-因为说到底，朕喜欢一致。”Kan-Kama冒昧说道，若这所房子供各修会公用，圣上或许会给予一所新房子。皇帝辩驳道：“此计不妥”；说罢便让神父们退下。我们离开后，陛下对廷臣们道：“尔等看不出主教是如何逐步退到向朕要一所北京的房子的吗？他起初想设一名各传教会的总会长，随之降格以求，要派一名代表置于罗马教廷与朕之间，最后则想要一所北京的房子，而此举旨在得寸进尺：得到房子后再要求派驻代表，派了代表后再要求设总会长。”总之，皇帝向耶稣会士们宣布，日后不准他们坚持这一要求。神父们为此很是痛苦。君主好心地派人告诉他们，他们仍可申请这所房子，不过他是不会给的。主教通过别人而不是通过神父们知道了谈判未果的消息，他为此痛苦并对耶稣会士产生了强烈怀疑。

   主教的第四件事情是关于皇帝向教皇送礼事宜。对他来说此事同样不顺。陛下曾准他选派一人押运礼品并将其呈送教皇。多罗先生挑选了他的助理沙国安先生。须陪送沙国安先生赴广州港的官员奏禀陛下，由于他听不懂沙国安先生的话，而后者也无法让人明白其意思，因此最好能派某位神父担任翻译。皇帝则做了额外之事：他认为由他委派使者运送礼品要比由多罗先生的侍从押运并呈送礼品更为体面，因此，他把目光投向了宫中神父并钦命白晋神父以他的名义前往罗马。礼品送到主教先生处后，人们便委托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照管。但皇帝的传旨官只对白晋神父说话，因此宫中无人怀疑白晋神父是皇帝惟一代表，而沙国安先生只代表主教先生，因为说到底，若非君主委派，任何人都不得享有钦差头衔。皇帝召见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时也只对前者说话且只嘱托他一人以其名义向教皇致意。更有甚者，沙国安先生请要国书，皇帝拒不给他，而只给白晋神父一人使节证书。耶稣会士把这一切告诉了主教先生，他却不动声色。因此，我们不知道他如何看待白晋神父担任使节一事，只知道他给各教省写信称因有人建议，故让白晋神父任沙国安之助手。人们可以认为，主教先生真诚地相信，白晋神父是不会以使节身份前往罗马的——他甚至把这一点以书信方式告诉了教皇。或许他认为白晋的使节身份是尚未确定之事，因为他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接受这一任命的；而自己作为传教士长上，他们必须获得自己批准方能接受皇帝委托。令人惊讶的是，他不想了解白晋担任使节一事，尽管此事业已公开且大家都在谈论。

   在遥远的国度，在一个猜忌其权力的宫廷中，主教先生打算运用自身的权威，甚至以越权的方式处理此事。礼部派人将礼品装箱后把钥匙只交给白晋神父一人。主教向神父要钥匙，神父服从，把钥匙给了主教阁下。后来，神父当着证人的面先后六次向主教讨要钥匙，但主教根本不予回答。最后，动身的日期到了。多罗先生把钥匙给了沙国安先生而且不许他将其交给白晋神父——除非沙国安死于途中。到达广州后，为他们引路的官员准备返回宫中；这时，沙国安先生向官员索要原本为白晋神父颁发的使节证书，人们也向沙国安出示了证书。于是，白晋神父向沙国安先生表示，既然他已经从官员手中看到了证据，就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了，因此，如果沙国安先生担心官员会对宫廷作于他本人不利的证词，应当把礼品箱的钥匙交给自己。主教先生不久就知道了白晋神父的意图，为此十分不快，于是致信沙国安先生，要他宁肯把礼品扔到海里也不能把钥匙交给白晋神父，还说他将嘱咐白晋神父的上司张诚神父，让他命令前者辞去（皇帝交办的）差使。

事实上，张诚神父虽然明知要冒何种风险，还是甚至在接到主教命令之前就给白晋神父写了信，让他把礼品交与沙国安先生；他还向白晋神父许诺，他和宫中的神父们将竭力平息皇帝的愤怒。张诚神父把他刚给白晋神父发出的命令告诉了主教。

    主教先生在北京宫廷经历的第五件事是这样的：他向名叫KanKama的官员表示，他急于单独觐见皇帝以向其无保留地坦陈心迹。这正是陛下渴望已久之事。觐见日期定于6月1日，但主教因身体极度不适而未能前往。于是，皇帝差人告诉主教，他可把想说的话告诉某位官员。主教两次拒绝了这一建议，声称他要跟陛下谈的事情极为重要，它既不涉及教皇利益，也与传教会利益无关，却事关皇帝乃至皇族的利害，因此他只能跟皇帝特别委派的人谈。皇帝因主教反复拒绝而深感不快，使他诧异的是，来自如此遥远之地的一个人居然要跟他谈涉及他本人和家族的事。他略显激动地拿起朱笔，在一张短笺上写明了对主教行为表示不满的理由，还命令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事情真相。

    在皇帝圣旨逼迫下，主教只得当着我们及官员们的面宣布，涉及皇帝本人的事情是：1.白晋神父自封为皇帝派往罗马的钦差；2.葡萄牙人阻止其他国家国民来华。我们所有人都能想像主教将引发一场何等的风波，因此无任何人愿为主教阁下担任翻译——尤其是翻译第二项内容。于是阿比亚尼把主教先生打算上奏皇帝的话告诉了官员们。后者拒绝将如此重要之事仅由口头禀报皇帝，我们只得把它们写成文字。与此同时，我们留住这几位官员消磨了一些时光，很晚才放他们回宫。在此期间，我们请北京主教先生向多罗主教先生指出他让人转告皇帝的这些话将会带来何种危险。多罗先生随行人员中的众教士们也恳求他改变主意。多罗先生只说他必须服从教皇，别的一概不作回答。这样，用意大利文写的多罗主教先生的陈情表加盖封印后就交到了官员们手中。阿比亚尼先生把文书交给他们时说道，里面写有两项令人遗憾的内容：第一项是对白晋神父的指控，他原本只被安排为沙国安先生的助手和译员，却声称拥有钦差身份；第二项是对葡萄牙人的控告，因为凡不经过他们国家或不服从他们国家法律的人，他们均不准其来华。

    宫廷十分焦急地等待着主教的声明。人们赶紧把它送给正在乡间行宫的皇帝。皇长子一读完便大声说道：“这个外国人多管什么闲事！白晋神父确是我们的钦差，主教的侍从岂能与他相比？我们怎能选他担任我们的使臣？”然后，皇长子把主教的声明送达了父皇。陛下阅罢显得极为不快，他问早已在宫中供职的传教士，如在欧洲，主教先生尤其是沙国安先生这种做法是否应受最严厉的惩处。接着，他亲笔给多罗先生答复如下：1.他证明白晋神父没有过错；2.提醒多罗，作为教皇特使，他只应参与宗教事务；3.多罗嘴上说要铲除不和的根源，实际却到处制造不和；4.至今为止，欧洲人在中国行为得当，只是在多罗来华后才发生龃龉；5.皇帝还威胁多罗，在其帝国疆域内，如未经各口岸审查，（今后）再也不接待传教士了。

    神父们请阿比亚尼先生预先告诉主教，他将收到皇帝严厉的答复，以便使他接到答复时有所克制并以温和的态度感染传旨官员。主教先生听从了阿比亚尼的建议。他请传旨官们感谢皇帝对他的忠告。皇帝则向他们询问主教是否已承认他的助理不是钦差。

    皇帝又降了第二道充满威胁的旨意，不过他不许向主教出示，除非后者冥顽不化或急于要看这道旨意。神父们闻讯后便让阿比亚尼先生通知主教阁下。因此，当官员们再次前去时，主教表示服从皇帝的命令，而且丝毫不显得急于知道官员们带去的皇帝新旨意。当被问及召回白晋神父是否适当时，多罗先生明白把白晋神父解职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说到底，在这种体制下，沙国安先生不可能独自承担运送礼品的使命，这就会继续推迟动身时间。因此，一听到官员们的建议，主教先生便禁不住掉了泪。他为此从未掉过这么多泪。官员们问他何以如此，他说道：“教皇陛下肯定会因皇帝陛下的礼品迟迟不到而责怪于我，如果神父延缓出发，礼品肯定会到得太晚了。”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已通过马尼拉的渠道把有关礼品的消息告诉了教皇。所以，他恳请陛下为礼品和白晋神父放行。

    主教先生招致的第六件事情是：他在某个问题上引起了皇帝不快，人们要他道歉。他原本只需以泛泛之词赔个罪也就行了，可主教先生硬是不作任何道歉。这可真惹恼了君主。主教接连收到宫廷的严厉命令，它与主教的显赫身份极不吻合。最后，他被迫提出申诉，称人们侵犯了教皇特使的尊严。在世俗宫廷中，人们对如此可尊敬的头衔并不怎么在意。不管怎样，人们依然向他表示，他们是尊重教皇特使身份的，但是要他出示国书和特使的信物。如果有的话，人们催他赶快出示。主教先生提供了两封写自罗马的信件：一封写给北京主教先生，另一封是给科农主教先生的，以此证明特使身份。然而，连这两位高级教士都认为这还不足为凭——在与罗马教廷风格不同的国家中尤其如此。主教先生或许有充分理由不出示其授权书，因此他没这么做。于是，皇帝打算让他离开北京。皇帝采用的方式是：不下达令其离京的具体命令，但不准他推迟规定的动身时间。皇帝还降旨令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携带礼品回宫，留待某位能出示合格授权书的教皇特使护送。

    这一计划起初仅作为一种威胁告知多罗先生的，以便使他回到皇帝希望的立场上来；但主教未采取任何措施平息宫廷的不满，于是，皇帝执行了把多罗先生遣返欧洲的计划。一名官员火速赶往广州，向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宣布了令其携礼品回京的命令。皇帝给他们的圣旨写道：多罗（这是主教的中文名字）未有充分授权，无法被确认为教皇特使；虽则早已在京之欧洲人曾证明其身份，但我们并非必须相信。

    为使多罗先生重新获得皇帝圣宠并为拯救罗马教廷荣誉，我们的确尽了全力。我们表示，对主教先生的惩罚不应落在教皇头上，因为后者已从鞑靼和马尼拉的渠道获悉，礼品正从中国运出。但我们的努力毫无结果。我们已把向皇帝请求的原文寄往欧洲，以便证明直至宫廷明令禁止我们继续为主教先生说情，我们才停止这样做。眼看着巨大的希望成了泡影，这对我们触动至深。皇帝本人曾向多罗先生表示，他满怀希望他的子民都归信基督教；然而后来他又指责后者，由于他的固执，今后他将反其道而行之。最后，陛下令主教先生致信教皇说明，基督教在中国未有重大进展，这与陛下无关。

    在这场灾难中使我们稍感安慰的是，皇帝下令以迎接主教先生来京时同样的礼遇送其出京；由此，（对主教的）侮辱得到了制止。我们还可以说，尽管人们对主教先生产生了不满，但教皇是始终受到尊重的。某些廷臣放肆地说，应当通过其特使来判断教皇；皇帝制止了他们并向其指出：“使臣随心所欲地处理主子交办的差事，这是相当普遍的通病，一旦被强大的君主赋予职权，他就冒充小帝王了。”因此，如果正确判断事态，可以说罗马教廷在这里并未失去多少声望。

    使我们痛上加痛的是科农主教先生、盖蒂先生（M.Guetti）以及科农先生的讲授教理者被监禁。皇帝埋怨科农先生对他出言不逊，这肯定不是这位高级教士的初衷。

至于盖蒂先生这位钟表匠，他是在中国被授予教士职位，随之被带到北京施展才能的。科农先生赴鞑靼觐见皇帝时，他也被召到那里并被留下来为皇帝加工钟表。正当他忙于此类事务之际，主教先生把他的意大利医生博吉西奥派到了皇帝身边并试图将其安插于宫中。这名医生还携带了几封给盖蒂的信件。至此，盖蒂本人并无过失。然而这些信件给他造成了麻烦。明察秋毫的皇帝问他是否收到过信，盖蒂先生坦率地承认博吉西奥医生给他带来了两封。皇帝令其出示信件，盖蒂先生说他将其放在了盒子里。人们取来了盒子，盖蒂先生撕掉了一封信，把另一封信藏到了他以为无人会去搜查的地方。目睹盖蒂先生这一伎俩的官员把信件碎片送交了皇太子，后者又将其交给皇帝。皇帝大声斥责欧洲人的欺骗行为，令盖蒂把撕碎的信件拼凑起来并交出藏匿的信件。盖蒂先生遵旨照办：（其实）无论哪一封信中都没有太重要的内容。在第一封信中可读到以下字样：“这些人（指耶稣会士）将使出一切可以想像的手段把您挤出宫中”；此外还有这样的话：“主教先生十分希望您能在皇帝身边立足，但要注意别说出来。”在第二封信中，人们只读到几条（意大利）国内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均是无关紧要的。盖蒂先生的过失是试图以低劣的手法不让皇帝知道这一切；由此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为弥补过失，他保证宁死也不再骗人了。

第四款（主教先生离开后中国的宗教状况）

1.皇帝懊悔在主教先生身上浪费了恩典，因此每天责备宫中的传教士；因为为让这位高级教士入华甚至进入宫廷，传教士们曾多次向陛下提出过迫切的请求。

    2.皇帝陛下认为有人对他缺乏尊敬，因此威胁要进行报复，于是，他撤回了礼品，遣返了主教先生，以此表示其愤怒。

    3.宫中有人想像，传教士之间的不和与纷争，只能起因于某些野心勃勃的计划。出于这种看法，皇太子下令在各省收集秘密情报。他甚至让一个仆人接受洗礼，以便通过他了解我们集会的秘密。为了同一目的，人们威吓盖蒂先生，要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有关耶稣会士的一切。

    4.有人开始在皇帝面前抨击基督教了，这是此前无人敢做的事。皇太子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许多官员迫使其妻儿、奴仆抛弃基督教，惟一的理由是这种宗教的首领——或至少是其代表激怒了皇帝。

    5.和尚们洋洋得意，还散布他们神祇的一些谶语以预示我们的衰败。

    6.我们的宗教开始变得受人怀疑。它曾因皇帝证明其圣洁并证明传教士们的诚实而得到很大发展；而如今，信徒们看到宗教和传教士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受到了指责，他们不知该作何感想。

 7.我们曾予以如此颂扬的教皇的威望在中国教会中开始下降了。人们惊讶地看到，那些最受惠于教皇恩德的人却一心只想贬低别人。中国人还感到吃惊：有人在宣传耶稣基督之前先要宣传教皇的威望和权力，而且有人企图利用自己在宗教中的地位来获取那些甚至尚未信教者的尊敬。

    8.传教士的声望遭到了极大损害。

9.这里的情况与欧洲不同：在欧洲，人们可不受损害地取笑耶稣会士，因为那里的人们知道应当坚持什么；但在这里，使耶稣会士失去威望便是损害拯救灵魂的事业。然而我们可以肯定，这里无人做得比耶稣会士更多，也无人比他们受的痛苦更多。

第五款（对主教先生声称的对耶稣会士所作的抱怨的回答）

1.教皇特使先生称，在他抵达时，我们未派神父去迎接和帮助他。

    答：这里只有两个港口：广州和福建。是否应当从北京委派耶稣会士前往离首都400余法里之遥的这两个地方去等候主教先生整整一年或两年呢？皇帝是不准耶稣会士前往离京两日路程以上的地方的，他会同意他们作广州或福建之旅吗？再说，如果他们前去迎候了主教先生，他们能否平息怨言呢？人们不是可以说他们是去迎合、纠缠主教并剥夺他获取必要信息的自由吗？

    2.耶稣会士未为主教先生及随行人员的行李谋得免税权。

    答：在给闵明我神父的信中，主教先生自己也承认我们为此尽了全力；这封信写于1705年5月8日。如果我们未能办成，责任在我们身上吗？若想让一位高级官员，尤其是如果这位官员及其随员携带了最贵重的亚洲货物，免除应向罗马海关缴纳的捐税，只凭罗马耶稣会学校校长或密涅瓦（罗马神话中智慧女神之名。——中译注）隐修院院长的介绍信在一名贪婪的海关官员面前能起作用吗？

    3.主教先生住在广州时，耶稣会士有五个月时间未给他写信。

    答：主教先生不是让在广州管理耶稣会士财务的薄贤士神父通知他们说主教将去南京并让他们往南京给他写信的吗？的确，主教于5月8日取消了这道命令，但神父们直至6月底才得知消息，而在那时，再往广州给他寄他在那里可能收不到的信件是没有意义的。但自那时起，耶稣会士们失职过吗？

    4.耶稣会士未能让宫廷派使臣陪主教先生从广州去北京。

    答：起初，有人怀疑我们试图阻止宫廷接待主教先生。看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主教被宫廷接待后，有人马上又责怪我们未能让宫廷派员陪他。人的欲望真是永无止境。何况这种抱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主教先生本人于9月4日致闵明我神父的信中告诉过后者，他“很高兴没有任何陪同官员，否则倒会感到拘束了”。

    5.主教先生让闵明我神父推荐一名耶稣会士担任南京宗座代牧主教，但后者对此不置一词。

    答：a.我们耶稣会会规禁止我们的长上推荐任何耶稣会士担任教会显职。b.印度首席主教已经任命他人担任该职。c.当果阿总主教区的权利问题在罗马教廷尚是一个悬案之际，要我们拿主意是不合适的。

    6.在必须服从各位宗座代牧主教的问题上，闵明我神父未作任何答复。

    答：主教先生给闵明我神父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阁下通知北京各位神父须以教廷通谕所应得的那般重视来接待各位宗座代牧主教先生。”（从中可见）a.主教阁下并未要求答复，而是要求执行通谕。b.主教先生不是下达命令，而仅是通知；然而闵明我神父是否因此而没有通知其教友呢？c.关于接待各位宗座代牧主教一事，闵明我神父可以说已对主教作了答复，因为他曾通知后者，待主教阁下抵京后再专门商议此事。

    7.神父们没有鼓动广东总督亲自拜访主教先生，以致总督仅派了儿子前往。

    答：宫中的神父们无一人认识这位官员，后者是在广州成长起来并一直在外省供职的，在广州为官只是新近之事。

    8.官员们给主教先生随行人员送的礼品是些不值钱的玩意。

    答：难道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此等意见不屑作答。

    主教先生上述抱怨见诸于他的或是他让人写往欧洲的信中。下面这些抱怨是他口头表示的。

    9.北京的神父们没有下跪迎接多罗先生。

    答：我们没能这样做的原因是：皇帝命令主教先生身穿鞑靼服装并要我们仅依华礼向主教致敬。然而，有些人除欧洲礼仪外不知道任何被容许的世俗礼仪，所以对身着意大利服装的主教先生行了意大利礼。他们匍匍于主教脚前拥吻他的膝盖，后者则在对他们说话时将手按在他们头上。他们还迫使中国基督徒照此办理。我们在北京对此一无所知。皇帝却了如指掌，他是通过安插在主教身边的细作获悉这一切的。他向我们抱怨道：“难道要迫使朕的臣民向一个外国人表示这种只应向朕表示的敬意吗？”我们知道中国人是很讲究礼仪的。总之，皇帝严禁我们在主教先生面前屈膝。我们把受之宫廷的命令告诉了主教先生，却仍未幸免于他的猜疑。他无法相信皇帝会把这类礼仪问题在其接受者身上看成是世俗法律行为。我们徒劳地向君主指出，向教皇特使致敬，只是因为人们将其视为耶稣基督的使者。然而在异教徒思想中，宗教特征是引不起他们关注的——不管如何激烈地向他们说明都不行。尽管如此，当我们能够无后顾之忧地跪着对主教阁下说话时，我们是毫不踌躇地这样做的。

    10.北京的神父们没有恰如其分地奉承教皇特使。

    答：主教先生住在我们教堂里时，我们是尽可能陪伴他的；当他住到远离我们教堂的所在后，我们看望他的次数略少了些。我们当时只有六名耶稣会士在京：闵明我神父因身体虚弱通常都呆在屋里，另一位老者已有三年足不出户，徐日升神父陪皇帝在鞑靼地区待了两个月，其余神父也常被召到君主身边；这还不算我们要履行的宗教职责。主教先生是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因此我们无法想像他在这一点上还会对我们有什么不满。

11.神父们没有出谋划策帮助教皇特使。

    答：天主作证，我们给他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忠告，但丝毫未被采纳。在他眼里，我们的建议是可疑的，他根本不向我们任何人问计，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还可让主教先生的随行人员及北京主教先生作证。他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向宫廷提出要设一位总会长，要派驻一名教皇代表以及要在北京买一所房子。他迫使我们“不容分说地”要求宫廷立即接见他；他让我们身着宽袖白色法衣穿行北京街头去参加他仆人的葬礼；他在要一块新墓地安葬其仆人的问题上蔑视闵明我神父的忠告；他粗暴地对待基里亚尼神父，因为后者恳求他在官员们面前别露出任何激动的样子；他对徐日升神父极其傲慢；他对北京主教先生及张诚神父报告的关于皇帝已开始对他表示愤怒的消息不屑一顾。所有这些皆是有违我们意愿的。最后，我们要请主教先生本人作证：耶稣会士只需服从其命令而无需参与其事务，他本人则只应向天主和教皇汇报——像这样的话，他反复说了多少遍？

    12.耶稣会士改变了皇帝主意，使他拒不接受主教先生希望引进宫中的医生。

    答：这与事实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这名欧洲医生抵华之际，神父们向陛下上了一道奏章，表示大家都为之高兴。耶稣会士甚至很难有损于他，因为这里缺乏良医，只要他稍稍展露才华，人们就不会听任何人说他的坏话。不幸的是，他人虽到了，但大家不了解他的长处。使他名誉受损的原因是：a.他显得过于年轻。b.他没有带足够的医学书籍，皇帝由此判断他并不用心钻研医术。c.皇帝请他号脉，他接触动脉刚一会儿就说开了君主的病情；如此匆忙行事是个不祥之兆，说明他不大关心病人。d.等到开处方时，人们见他是从一本书上转抄的。e.他不知道主教先生的仆人患的是什么病，却断言其并不危险，最终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f.在旅途中，他是主教仆人中充当物品供应者角色的一个人，入华时衣冠不整，给多罗先生做的是最低下的勤务。皇帝通过细作了解了情况，认为这种人在欧洲不可能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耶稣会士与这一切有何瓜葛呢？

    13.耶稣会士阻挠主教先生在谈判中获得成功。

    答：越是严重的指责就越需要证据。人们能否轻易地把热爱教廷的教士和修士们想像成这种样子呢？仅据其反对者的怀疑就足以使他们变得有罪了吗？证据何在？作证的依据又是什么？

    14.是耶稣会士阻挠了主教先生以适当的方式视察北京修会。

    答：主教先生不会不知道，耶稣会士在向皇帝请求让主教进宫时就已表示，主教先生是以所有传教会和所有传教士总巡视神父的身份前来的；这难道是阻挠他巡视吗？皇帝起初拒绝主教先生来京，倘若耶稣会士害怕视察，他们只要按皇帝旨意办就是了。然而，他们却先后四次反复向皇帝请求，直至最后被采纳。事实上，主教曾向某些官员表示，他将调查神父们的品行。官员们把此事上奏了皇帝，后者认为，让人查究这些出入宫禁、生活于他眼皮子底下的人的操守品行，这是不合适的。因此，他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善意地为我们道德的纯洁和品行的端正作了担保。然而，透过主教先生在罗马提出的反对我们的证词，人们可清楚地看到，除巡视我们外，他还干了某些与此无关的事。他的确在这里竭力鼓动新信徒和异教徒提供反对我们的证据；北京主教先生及主教先生随员中偏见最少的人们均可对此作证。有人甚至用礼品来拉拢人反对我们。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一切，但我们从未做任何事情去制止他。

    15.耶稣会士以有失恭敬的口吻议论主教先生。

    答：如果哪位耶稣会士被证实曾以不恭敬的口吻议论过主教阁下，我们同意将其严惩。的确，当主教先生把基督徒们的请求踩在脚下时，要否认他所表现的暴躁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议论过他向皇帝灌输的对葡萄牙国民的猜疑。这件事太严重了，我们无法沉默。它将损害共同的利益，因此，我们真诚地认为必须扭转局面，同时使皇帝醒悟。

    16.耶稣会士没有制止基督徒的反抗。

    答：“制止反抗”在这里是指什么呢？是否想说耶稣会士没有劝告基督教徒服从主教先生命令呢？如是，那真是错怪我们了，因为我们不断告诫他们应当尊重和服从主教。虽说我们没有阻止他们提出请求并陈述理由，但谁能说我们没有促使其以节制和恭敬的态度来做这一切呢？此间人所共知的是，当多罗先生把他们的请求踩在脚下时，我们阻止了因他的暴躁而可能引发的令人不快的后果。有人能证明相反的事吗？

    17.神父们没有让宫廷给予主教以比普通传教士更多的礼遇。

    答：事实是，北京主教和科农主教先生抵京时，我们吩咐基督徒和异教徒向他们表示因其身份而应得的尊敬。众所周知，我们竭力让基督徒对主教这一崇高地位产生深刻印象。至于异教徒，要想让他们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对于纯宗教性质的地位抱有完全的敬意，那就没那么容易了。愚笨的人是无法想像感官所感觉不到的东西的。听到诸如耶稣会士在教会中只是干粗活的、其职责局限于指点愚昧无知者和孩子，而对主教们则应表示完全不同的尊敬之类的话，他们觉得很刺耳。此等言论无法说服宫廷，因为在一个异教徒君主眼里，教士的等级并不值得尊重。学识和外在的才干比肉眼看不见的特权更能打动人们的感官。如果说皇帝称赞我们以往的服务并以高于我们身份的规格对待我们，那么，天主可以作证，为了让他明白主教的崇高地位，我们已竭尽全力。

    18.耶稣会士没有努力让宫廷释放科农先生并准其离去。

    答：（事实上）我们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以致皇帝对我们表示了愤怒。他责备我们如此喋喋不休地为一个与我们作对的高级教士说项，几乎使他对其也产生了怜悯。我们努力使他明白，人们可以想法不同而仍相互喜欢，何况我们宗教的要旨之一就是以德报怨，科农先生观点虽与我们不同，却肯定无意对我们使坏。但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皇帝毫不欣赏我们的道理；而当我们为盖蒂先生说项时，皇帝禁止我们为其求情。这位教士曾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为此他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幸的是，皇帝还令人进行调查以便为我们洗雪并使盖蒂先生承认诽谤。我们声明，对于不久或许会降临在他头上的新风暴，我们不负责任；不过我们非常希望能予以防止并使他免受影响。

    19.北京的耶稣会士粗暴地对待其债主并签订了高利贷合同。

    答：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派往欧洲的管理财务的教士已带去最可靠的证据，可证明我们的无辜。这份简短的备忘录不允许我们作冗长的辨析。

    20.是耶稣会士促使皇帝让白晋神父担任赴罗马的钦差的。

    答：反对我们的人提出这个问题，却没有证据，也永远提供不出证人。再说当主教先生急于从其仆役中派人充当赴罗马的代表时，耶稣会士派他们一名教友去罗马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21.耶稣会士听任主教先生的尊严有时沦落到受辱的境地。

 答：此乃主教先生自取其辱。况且，多罗先生与中国皇帝性格不同，这是教皇特使在北京宫廷遭受屈辱的惟一原因。耶稣会士所做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皇帝温和了一点而已。多罗先生暴躁激烈，中国皇帝冷静坚定，这使前者不大适宜与后者谈判。一位赵（Chao）姓官员在向主教先生描述皇帝（性格特征）时已经就此提醒过他。这位官员告诉他：“皇帝宽容（柔软的）缎子，但会粉碎（坚硬的）钻石。对抗过多会使您受到严厉对待，如善于屈从，您将使君主心软。”我们所作的忠实叙述将使一切公正的人们相信，多罗先生本人是谈判失败的惟一原因。他的随行人员特意撰写的日志将会证明教皇特使粗暴而反复地对抗皇帝旨意的事实。在中国，对君主稍有不恭便罪不可恕；那么，屡屡抗旨不遵同时又缺乏殷勤会导致何种后果呢？我们偶尔可以使君主的不快不表露出来，但我们岂能让他永不发作？我们利用自身影响努力获得的是：君主对多罗先生始终不失慷慨大方，而且后者离京的费用仍由宫廷负担——正如他自广州来京时一样。

    （迫害自1769年5月30日延续至1777年6月29日。本报道是他本人在获释后撰写的；关于获释的情况，在书简集第十三卷即中文版第五卷。——中译注中已经刊登）

摘要篇首说明

1.中国城市分为三等：一等城市在其行政辖区内可包含多个二等和三等城市。二等城市的主官有权管辖和都察三四个小城市。三等城市仅管辖一个县或直径约15法里的一个区域。我被捕时所在的荣昌便是这样的三等城市：它位于四川省东部，属一等城市重庆管辖。

    2.在第四等（原文如此。与前文有明显冲突。——中译注）城市中，只有四名官员：第一位是主官，称为“太爷”；第二位类似于骑警士官，称为“八爷”；第三位负责督察读书人和贵族，称为“三爷”)；第四位称作“老爷”，类似于主官的副手或代管人。（此处所及均为非正式称呼，按照清代官制，其与正式名称的对应关系为：太爷—知县，八爷—把总，三爷—训导，老爷—县丞）。第一类城市的主官称为“都察爷”)。

    3.该省每个主要地区还有一位高级官员，称为“道爷”;他有权管辖该地区的所有城市和所有官员。我被捕时所在的东部地区的道爷是当今国丈（皇帝的岳父），因宫廷觉得他在朝中不太安分，所以将其贬到四川。

    4.我需要提及的一些刑具是：A.夹棍（；这种刑具由三块坚硬的木板组成，其一端连在一起，但各自又开合自如。人们把（受刑人的）脚踝嵌入木板间夹紧。木板上有凹陷的窝用以固定脚踝。夹我脚踝的木板上有一侧的窝不合适，这增加了我的痛苦。B.掌脸用的刑具由两块状如我们欧洲鞋垫的牛皮组成，尾端缝在一起，其余部分是分开的；施刑人拿着这种刑具的尾端打犯人耳光。C.竹杖是用直径约2法寸的大芦竹做成的：将芦竹一劈为三或一劈为四，再做成长约5至6法尺的竹杖。施刑人用竹杖靠近根部节瘤多的一端使劲抽打受刑人裸露的臀部。击打受刑人脚踝时，施刑人把前者脚踝紧压在石头上，然后用长约1法尺、厚度为1法寸半见方的棍子敲击。

    5.该省首府是成都，主管全省称为总督的官员常驻于此。他上面还有一位大官称为按察使（刑事长官）。（原文如此。按照清代官制，总督为正二品，而按察使为正三品）。全省各地的要犯均需带到他们面前受审，案件笔录随之应送往北京，死刑或流放的判决需经北京核准后方能执行。

    6.被我称作“打手”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追随官员左右，行使类似于欧洲法警的职责。他们分为一帮帮或曰一队队轮流值班；由于缺乏其他字眼，我称其头目们为“队长”。

    7.该帝国中有一个与当今王朝作对的反叛教派——白莲教，他们暗中骚动，不时在各地作乱。他们被指控行使可怕的巫术，官府则以种种酷刑惩罚他们。

    1769年，即我施行圣事的第一个年头，我在安岳（Nganyao ）县城被告知，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一个铜匠，其三个徒弟中最年轻的一个约十七岁，他非常希望信奉基督教，但患了虚弱症已生命垂危。听到这一消息后我连夜赶到了这个年轻人家里。我让人把他抬到人们为我准备的房间里，以便更从容地与他说说我只想跟他讲的一些想法；但另外两个徒弟也想听我说话，而且他们的师傅也加入了进来。我跟他们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向其说明了偶像的虚空并使其认识了作为万物创造者和所有人的仲裁者的天主的存在。我还告诉他们必须崇拜和侍奉天主，方能享有天福、免遭永罚。说罢，我问病人对我的话作何感想。他告诉我他一字不漏地记下了我的话并希望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我留在这个可爱的孩子身边照顾他，直至他死去。他的顺从和急于了解宗教的热忱给了我极大安慰。受洗后过了几天，他满怀最虔诚基督徒的情感去世了。铜匠和他另一名徒弟也信了教。另外两个人获悉此事后希望学习我们宗教，经过教育和常规考验后，他们也入了教。我随之离开该地，去探望更远处的基督教徒。

    回到离开了三个月之久的安岳后，我听说铜匠已不在那里，他已返回老家荣昌县了。我心中惦着他的归信，因此派人去寻访；他反倒找上了门，告诉我不仅他自己，而且全家五个大人及几个孩子都想入教。他已尽可能对家人进行了教育，因此向我保证，只要我肯去他家——他热切地恳请我这样做，他们都将成为基督徒。我比他更希望去帮助他们，但为避免无益的周折，我问他目前是向谁租种的土地，他说是向一位亲戚租的，此人已知道他归信了基督教，因此这方面无任何可担心之事，甚至邻居方面也不必担心，还说他一切都考虑过了，我可以跟他去。其实他弄错了；但我信了他的话，所以决定跟他去。

    跟我同行的是一名十七岁的初学教理者，名叫安德烈·杨，其父是教我当地方言的一位基督徒。我还带了另外两名信徒，一个叫Oang-tse-Koui，另一个叫Thang-pe-Kouen，以便令其担任我将为之施洗者的教父。此外还有两人也愿陪我前往。我们一起离开了安岳城。5月24日，即圣体瞻礼节前夕，我们到达了铜匠家所在的县。

    刚到不久，我们并不提防的租给铜匠家土地的地主便以拜访为名前来探听虚实了；他问我们是谁以及什么是我们的宗教。基督徒们以他们认为得体的话作了回答；我则避免在他跟前露面。他问我们是否有宗教书籍，有人给了他一本中文版的反对偶像崇拜的小册子。他拿起书便走了，并说不久还要来而且可能也会信奉我们圣教。

       5月30日星期二上午，他果然又来了，还带着他召集的四五个异教徒。他们把我们拿下捆绑起来，要把我们送往荣昌县城，扬言要从县官那里知道究竟我们的宗教是正确的抑或是一种迷信。他们还把铜匠、其兄弟和内兄弟这三位新信徒也抓了起来。我亲吻着套在脖子上的绳子，同时想保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因此将其藏进了一只袜子（当地的袜子很宽大）里。但他们发现了这一切，愤怒地把它夺了过去，留作控告我的物证。这样，我只剩下放在钱袋里未被他们看见的一盒圣物和一盒圣油了。

   傍晚时分到达县城后，我们的案子被交到了（县丞）老爷手里，因为知县不在。控告人起草诉状之际，我们被看押在一家客栈里，在那里遭到了成群结队围着我们的异教徒的纠缠和嘲笑。约过了两个小时，有人把我们带到了老爷跟前。地主和他的一个亲戚（向老爷）作了自我介绍，随之呈递了控告我们的诉状。老爷答道，他感谢他们热心公益，还说把我们这样的人送到他这里提起诉讼，这样做非常明智，因为我们的宗教与白莲教肯定是一丘之貉。接着，他传唤了铜匠，要他交待我们的教理和经文，最后还让他说出教他的人是谁。为不连累我，铜匠便说是一个叫Oang-thien-sio的中国人教他的。有人马上把这个中国人带了上来；他告诉老爷，铜匠在他家里时自己确实对铜匠谈起过我们的宗教而且解释过教理。老爷当即命人将这个可怜的中国人掌颊二十，接着便问我来自何方。我告诉他自己是欧洲人。“你到这里干啥？”他又问道。“我来布讲基督教。”我对他说道，“而且，它不是您所知道的那个白莲教。我们的宗教是皇帝承认的，甚至宫廷里也有欧洲人跟我一样在传教。他们在北京有开放的教堂，人们于其中公开举行我们圣教的活动，康熙皇帝当初差一点也信了教，帝国各省皆有基督教徒，凡了解教理的人从未像老爷您这样将其混同于可耻的白莲教。”

    于是，老爷又问我们的宗教有何用处。我答道，他可使信奉并实践他的人免遭地狱永罚并引导他们得享天福。他还问我们是否不崇拜偶像。当我愤怒地以使他无可辩驳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后，他说道：“听你说来，你的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了？”“是的，”我告诉他，“它是不可或缺的。”他又道：“你大老远到我们帝国来传播宗教，图什么呢？”我答道：“除了我对天主的爱以及因为天主而对众生的爱以外，我什么也不图。”——“你有父母吗？”——“只有母亲还健在。”——“你为何不留在母亲身边伺候她？怎么能认为容许信奉者抛弃父母的宗教是一种好宗教呢？”我答道：“我母亲不需要我伺候，她非常乐意我到这里来传教。”这时，他拿起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要我解释这一圣像。我尽可能对他作了说明后，他又想知道我在哪些地方传过教、信徒有多少。我列举了姓Toan的一户人家及另外几个人，不过是笼统说的。或许我最好一个名字也不说出来，但我认为这样说是合适的，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像那些谋反者了，因为这些人是不肯说出与之过从甚密并与之有交情或利害关系者的名字的。我觉得应当显得爽直，因为这种品质适合于坚信自己无辜而且不怕让人了解自己的人。说这些，是想表明我内心的想法，而不是自我辩解。倘若我在这一场合应答有误，请阅读这一叙述的人为我求得天主宽恕。此外我要表明，我在此既要讲述天主赐我的恩典，也要说说自己的疏失。这便是我忆及的第一次审讯的全部情况了。

    在我之后，他们传唤了与我形影不离的年轻的安德烈·杨。虽说我记不清他的全部回答，但我记得他与我所说的甚是契合。事毕，老爷下令将我们投入牢房。

    第二天即5月31日，老爷携打手到我被捕之地搜查我的物品，在那里发现了我做弥撒用的全套器具，只有圣餐杯幸免——它已被人小心藏了起来。看到祭服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我是白莲教中人了。祭披被当成我的“皇袍”，祭台前部成了我“御座”的饰物，烤圣餐面饼的铁器成了造币工具，我的书籍则被视为巫书。晚上返回县城后，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手下人，其中一个照例来给我们重新上锁时向我预示，我死期已近。果然，除锁链外，有人立即给我加戴了一个铁颈圈，此外还有一根1法尺半长的铁棍，一端连着我的颈圈，另一端与我手铐相连，使我的双手派不了任何用场，因为老爷认为我是巫师，他要剥夺我兴妖作怪的能力。当晚，他让人在我衬衣内侧盖上他的官印，然后命人对我作更严格的搜查。因此，我此前保留的圣物和圣油盒就被拿走了。老爷执意把我们当成白莲教徒，因此不等有更充分的情况便向重庆主官上了一道公文，告之以发生的事并请协助打击已在该县露头的以一名欧洲人为首的白莲教徒。

    次日，星期四，老爷在等候知县回衙时翻阅起了在我物品中找到的宗教书籍。他的眼光落在了一本书上，天主的诫律于其中有较详细的解释，而且附有几则神圣的故事。他惊诧于在其中发现了如此美好如此神圣的教理，只得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劝人为善的。他知道自己错了，但为时已晚。他已经向上司控告了我们，而当事情变得对他不利时，便竭力设法牺牲我们来为自己开脱。为此，他于当天下午把我们叫去盘问，以便看看我们答复中是否有该受指责之处。他先传唤Oang-thien-Kio（原文如此。前文写为OangthienSio，后文中又写作Oangthientsio。——中译注），从他嘴里只问出了我们据十诫教理作忏悔的情况以及对我几件祭器的说明。随之又传安德烈·杨听审。老爷无法使他承认我们有什么巫术书籍，可又竭力想把我们当邪教信徒治罪，于是强迫这个孩子承认犯有曾使天火降临索多姆城的那种可耻行为（索多姆，死海附近地名，今属以色列。据《圣经》载，因该地风俗败坏，多有行鸡奸者，触怒上天，故降天火惩罚之。传教士以这一典故暗示：县丞老爷想逼这个十七岁的男孩承认与传教士有鸡奸行为。——中译注），安德烈·杨坚决拒绝。为惩罚他这一坚定态度，老爷几次命人打他五十耳光。严刑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坚贞，于是，老爷又让人先后四次在他右脚踝上敲了二十棍子。孩子的喊叫声使我心碎。他渐渐失去了声音，不久就衰弱不堪了。老爷见状只得停止用刑，将其押回牢房。把孩子的事情搁在一边后，他又派人传我问话。他只问了一些关于祭服的问题，我作了回答；随之又问我有多少信徒，我告诉他男女各约五十名。他很惊讶居然还有女信徒，对此我答道：“女子和男子一样，不是也需要拯救灵魂吗？”我的回答没能使他满意，于是他转而就教名问题问一个中国基督教徒，为什么我们取这样的名字。后者告诉他这是我们的习惯，旨在为自己确定一名应予效法的圣徒，以便像他一样得上天堂。这便是第二次审讯中发生的事，随后我们重新被押回牢房。在狱中，我痛苦地看到安德烈·杨这个孩子脸部极度肿胀，眼睛里往外渗着血，而且因脚部刚受过刑，所以几乎无法站立。尽管这种状况使他痛苦不堪，但一见到我，他又恢复了天性使然的那种可爱的温和及天真的快乐，而且，与类似情况下迥然不同的是，隔了一天，他就复原了。

 6月2日，荣昌知县回到了县城，而且在重庆方面的官员来县里前就知道了我们的案子。他传唤了我们，开始时和颜悦色地向我们表示，他不赞成（县丞）老爷于他不在时闹出的这场风波。在问了我诸如从何而来之类的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后，他又问我是否与其他人一样不崇拜偶像。“当然不！”我答道。他最着重的问题是我如何教化女子。他多次重复这一问题，以便让书记员有时间录下我的陈述。我每次都以同样的内容作答，即：当我在一户人家传教时，我坐在客厅底部，男人们聚在一侧，女人们聚在靠内室门的另一侧；相信教理者可入教，但我从不勉强不信教理者入教。知县问了我片刻后，有人通报道爷到了；于是，人们立即让我退下。

    这位王爷是当朝国丈，露面时排场很大，不少下级官员照例簇拥着他，后面还跟着九百名士兵及一批校尉军官。这一排场引得四周啧啧称奇。众多官员同时云集于此，原本为处置和打击白莲教，却恼人地发现他们上了轻率冒失的（县丞）老爷的当。后者为此受到严厉斥责，还被罚了一笔颇叫他心疼的款子。

    第二天6月4日（原文如此。上文讲的是6月2日发生的事，因此，第二天应是6月3日。——中译注），都察爷即一等城市重庆的主官传唤了我们。他问话不多，仅为核实我们是基督徒而不是白莲教徒。入夜后，有人把我们带到了副总督那里。他先盘问安德烈·杨，随后就轮到了我。他问了很久，也很详细；如问我是不是到该省的惟一的欧洲人——这个问题颇让我尴尬，因为我是与玛利先生一起来的。于是我说，我在广州时，那里还有另两名欧洲人，他们去了北京，我则到了这里：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两名耶稣会士当年确实去了帝国首都。我始终坚持这一回答，他终于不再强调这方面的问题了。他接着问我的国君是否知道我到了这里，对此我作了否定答复；他又让我用欧洲语言说出在北京的我国国民的名字以及我出生地的国名。此举旨在进一步确认我是欧洲人。最后，他问我有多少基督徒，对此我拒绝作答并恳请他不要苛求于我。他未加反驳就重新把我打发回了牢房。

    次日6月5日星期一上午，我们再次被带到都察爷跟前，他旁边还有另一位大官。安德烈·杨挨了五记耳光，Oang-thien-tsio因称赞教理书籍而挨了十记耳光，Tcheou-yong-Koui也挨了十下，因为他说他读不懂书——其实这完全是事实。都察爷随之转向了我，试图让我承认我到这里并非为了传教而是企图敛财致富（他想以此方法把我们作民事案件处理），还说如我拒不承认，就要把我斩首。但我还是坚决否认。于是，他命人打了我几记耳光，同时说道：“你的宗教若有什么能耐，那就让它把你从我手中救出去吧。”我答道，我们宗教的目的不在于为我们谋取世俗幸福，而要把我们引向天福。闻听此言，他又命人打我，同时忿然说道：“天堂极乐世界，这不正是中国吗？”对于此等荒诞怪论，我觉得不屑作答，因此默然置之，同时求耶稣基督保佑，因为他被绑在十字架上时对于人们的辱骂也是不予理睬的。我总共只挨了十六记耳光。

    都察爷见从我们嘴里掏不出他希望的话来，便使出了最后一招。他命人搬出夹棍，让我尝尝脚踝受刑的滋味。一伙士兵当即围拢上来，将我跪着反推到大堂下面。在那里，他们脱下我的鞋袜，把夹棍放在我脚上并开始拧紧夹棍。与此同时，都察爷在堂上吼道：“说！承认你到这里是为敛财！”我答道，我不会这么说的。——“那你来做什么？”——“为了传教。”——“什么宗教？”——“基督教。”见无法让我说出他希望的供词，他对刽子手们道：“夹碎他的骨头！”巨大的疼痛使我昏了过去，我几乎看不见东西，只听到刽子手们冲着我耳边喊道：“说吧，承认你是为了钱粮才来这里的。”最后，我隐约见副总督对都察爷道：“大人，此人是不会弃教的，再拷打也没用。”于是，他命人松开夹棍，士兵们立即搀着我胳膊将我带出大堂。受了这种刑罚后，人们会感到五脏六腑似乎都挪了位，浑身不适而且要延续很长时间。被送回牢房后我就感到了这种症状，此外我还发烧了两个小时。我以为自己将大病一场而且那令人渴望的时刻也快到了。但结果并非如此，我在基督徒们央求下吃了点东西后疼痛居然消散了。不久，我觉得几乎痊愈了。

    下午，我们又被传唤，这次被带到称为“道爷”的大官面前。他很少提什么问题，轮到我时，对我说，如我承认是为了钱才来这里，我的案子便是小事一桩，如我咬定是为宗教，那便是一桩罪行。说罢，他对齐刷刷都在那里的其他官员高声道：“本案不值得兴师动众，根本不必把我们请来，诸位只管打道回府，由我亲赴成都与总督料理一切。”于是，我们又被带回牢房。次日6月6日，道爷前往成都。三天后，人们让我们也去那里，重庆都察爷一同前往。6月21日，我们到达该省首府。

    进城后，我们被带到一位大官的衙门前，在那里等了约两小时后，有人把我们带到首府都察爷跟前。我们一露面，他就坐上了堂，而且令我立即应审，还不许任何旁观者在场。我觉得这是个不喜欢虐待的人，但他不愿听我自称是欧洲人，还愣说仅凭我的面孔就说明我是广州人。这是为暗示我照他的话说。若能这样，一切原本就可结束了。但我拒绝这么做，始终说自己是欧洲人。最后，由于我很想制止此种迫害继续发展，便回答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以自认为是广州人——因为我在那里有一个住所。但这一答复不能使他满意，他坚持让我说我生来就是广州人，还怒气冲冲补充道：“别因为你的欧洲人名字而把别人也连累致死！”说到这里，他叫来打手打了我五记耳光。当时我很虚弱，所以当即昏倒在地。他只得很快把我送回牢房。我在牢房地上躺了很久都无法恢复体力。十二天后，他第三次传唤我。从牢房到审讯大堂的路上，他派人不断敦促我承认自己是广州人。在此情况下，由于看到他有意释放因我而被捕的基督徒，同时考虑到他提及的我让基督徒们遭遇的危险，所以我认为可以对他说他能把我当做广州人——既然我在广州Sin-xan县，不，我弄错了，是Hian-xan（指香山县。——中译注）县有一处住所。这是我在（四川）首府经受的最后一次审讯。在这个城市里，我和基督徒们一起被当做囚犯关押。囚禁我们的牢房真是人间地狱：里面闷热异常，散发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肮脏不堪，还有各色小虫和虱子……关在一起的囚犯通常有六十多名：大多数人都处于可怕的赤贫之中。此外，狱中还流行传染病，许多人因此丧命。病人们躺在地上，其状不堪入目，倘形诸笔墨，恐有伤大雅。一片嘈杂声、喊叫声，狱卒欺压弱小，更不必说这些可耻的家伙中不少人干出的伤天害理的事了。

    安德烈·杨在狱中病倒了，其状使我极为痛苦，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的耐心与温和更感化人了。他告诉我他将高兴地死去，因为有我在他身边。天主对这个圣洁的孩子另有安排，所以不久就让他恢复了健康。和我一起的三名基督徒患了传染病，其中两人接连几天生命垂危。不过只有一名基督徒死于这所监狱，此人不是因宗教原因入狱的，而是因在云南的战争中懦弱地开了小差。他得知我们的身份后便加入了我们的集体，我欣慰地听了他的忏悔并看着他在至深的虔诚中死去。我还听了Tchang-Kouen的忏悔，他在调换牢房后也死了。这个中国年轻人品质优秀，所以连异教徒也喜欢他并对他的死表示惋惜。据我猜想，他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对我刚说起过的那位基督徒行善。他始终陪伴着后者，而且，为鼓励他勇敢面对死亡，他说话时过于靠近后者了。天主的旨意是多么令人赞叹！我不由想到，天主引导我们到这所监狱正是为了拯救这个逃兵的灵魂。他已多年没做过圣事，也得不到神父的帮助，但在这里他却充分利用了我给他的帮助，从而使他去世时对天主充满了敬畏和热爱。

    他死后不久，就传来了让基督徒调换牢房的命令。我问名单上是否有我的名字，回答是否定的。这样，安德烈·杨这位年轻的初学教理者及另三名中国人就与我分开了，我起初被关押的牢房里只剩下我一个基督徒。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了二十一天。他们的离开使我十分痛苦，我承认这使我掉了不少泪。从此，在面临困境或种种精神痛苦时，我失去了人们的任何安慰。我几乎总是十分虚弱，头都很难抬起来，也无力举起被紧紧铐在一起的双手。我把心奉献给天主，只要它喜欢，我便顺从地这样待下去，而且很可能要待到迫害结束之日了。

    基督徒们与我分开后约过了一个月就被释放并遣返回家了。安德烈·杨回到父母居住的King-tang后又被押在牢里关了六个月。当地官员见案子已在成都了结，所以没敢打他，只是把他长期关在牢里予以威胁，试图动摇其坚贞以促其背教。这个孩子一口咬定他宁肯被杀头也不叛教。官员们见在这个孩子身上纯属浪费时间，只得放他回家。

    在成都狱中，这个孩子曾给了与他一起的新信徒们许多安慰和支持。他把记在脑海里的我教育他的话讲给他们听，并以自身的言行不断增强其信心。他的腿在狱中患了溃疡，长期为此而痛苦，但既无药物又得不到救助，腿上戴的锁链刺激着肿胀部位，使伤口更加疼痛，几乎变成不治之症。最后，在一名入狱多时的囚犯的劝说下，牢头终于对这个孩子动了恻隐之心，让人打开了孩子病腿上的锁链。当血液重新流通时，孩子感到钻心般疼痛，不过这是短时间的阵痛。无疑，靠天主佑护，他的溃疡很快就好了，所有人都为之惊讶。

    我在此要说说这个孩子对我的慷慨。离开成都前，他设法弄到了十个里亚（Liard法国古铜币名，是很小的辅币单位，币值大致等于我国当时的一个铜板。——中译注），便将其交给为我送饭的狱卒，请他替我买点肉。狱卒留下了一半，用剩余的钱为我买了一小块熟肉，交给我时告之曰这是安德烈·杨为我买的，作为他的一个纪念，还说他深情地向我致意，他要回到父母身边去了等等。我承认，直至此刻我用笔记叙这一切时，他这一行为仍让我热泪盈眶。终于，基督徒们获释的次日，传来了让我调换监狱的命令；又过了三天，人们让我返回荣昌。途中我患了病，正是夺去了成都许多囚犯生命的那种疾病。到达荣昌监狱后，我要求医生看病。官员予以拒绝，还说我不如死了的好，因为我到他县里后给他造成了那么多损失和痛苦。但天主还不想让我死，因此替代人力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使我没过几天就恢复了健康——但这是为进行新的战斗。1770年阴历二月十四日（我记不清公历日期了），总督一封信函到了县里，令荣昌官员让我说明究竟是哪国人。于是，官员传唤了我，我说自己是欧洲人。他接着道：“干吗这么说？这会要你命的！”我告诉他我永远不会改口而且从未说过相反的话。说罢，我重新被押进了牢房。

 同月二十九日，荣昌官员尚未答复总督第一封信，后者第二封信又到了：这是有关我案子的一封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信件。官员立即委派两名刑事案件书记员来我牢房，千方百计逼我承认自己生于广州、长于广州。我告诉他们这是白费功夫，我永远不会说谎，因为这将触犯我有幸侍奉的天主。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还让一个入狱已久的囚犯帮他们劝我承认他们希望于我的事。这个囚犯是个精明人，曾帮我弄过饭；我让他别掺和在这件案子中，因为我主意已定，无可改变。于是，他向他们报告说我是坚强不屈之人，他白劝了我一场，一切均属徒劳。两位书记员道：“既然他如此顽固，那就让官员审讯吧，只需用夹棍和棍棒伺候，定会让他屈服的。”这是封斋期第二十五天或第二十六天所发生的事。

    为准备受刑，我除常规祈祷外还增加了念《玫瑰经》。起初，我感到不安、心悸，这是担心酷刑所致；《玫瑰经》念到一半时我恢复了平静。结束《玫瑰经》后，我又进行数念珠（连续十颗珠子）的祷告，以便乞灵于面对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地区总督。耶稣被捕后，他担心民众暴动，故当众将其交给宗教法官审判，同时让人端来一盆水当众洗手，以示他与耶稣之死无关。——中译注）时的耶稣基督。承蒙他满足了我的心愿，使我充满欢乐和力量，我觉得他在暗中让我相信耶稣这一至高无上的名字的力量。

    耶稣受难周的星期四，我呕吐不止，身体更加虚弱，但我不愿因此而中止斋戒，我认为绝食不会损害我的胃。圣周（复活节前的一周）的星期三，我向天主悲叹，因为我被剥夺了于次日在教堂里迎接耶稣基督的幸福——这是教士们为履行复活节的义务而享有的权利。耶稣基督乐于补偿我，为我提供了想念他的一切方便，而且让我在祈祷时品尝到了难以言表的平静和欢乐。

    星期一复活节，我上文说起过的那个囚徒脸色苍白眼泪汪汪地来到我处，告诉我官员之子刚给他念了总督第二封信的内容，总督在信中下令，若无进一步情况，官员须设法把我在狱中弄死，还说此事后果由他承担。这个囚徒还说官员曾以种种借口推迟答复，但他无法再拖了，因此，见我拒不招认自己是广州人，官员只得在我死后再向总督复命了。夜幕降临，我和衣躺在破床上等待人们让我去死的时刻。当天晚上及随后两天，我都是在这种等待中度过的。第三天，我的担心消失了，我感到天主本身已暗示我它不允许我去死。这位官员虽然冷酷地拒绝我就医，而且似乎希望我死在狱中，但却下不了决心执行上司这道残酷的命令。这一变化令所有了解中国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说到底，下级官员在总督面前都会像奴仆般心惊胆战，他们的命运、地位、升迁都取决于他。这位官员曾用二十天时间设法让我躲过其上司的残忍，而当他似乎决定执行上司命令之际，我说起过的那个囚犯的一句话又改变了他的主意。这个囚犯提醒他：“您不怕这个基督徒之死被太多的人知道吗？”过了几天，见危险已过，这个可怜人——尽管他是异教徒——不禁对我说道：“您的天主这么保佑您，可见祂确实是万能的惟一真正的主宰。”

    这位官员当年被革了职。一个月后，另一名官员继任其职，但只在任两个月。12月份，从北京又来了一位新知县。两名基督徒为我的案子向他递交了一份申诉。知县据此认为我生活太苦，便冷冷地答道他会命人给我囚犯待遇的。这种待遇大致相当于每月一斗米和一百五十里亚（菜金）。次年即1771年，这名知县也被革了职。

    6月26日，一名张姓官员到任了，我在他手里受了许多罪。28日，他来视察监狱并在此祭拜偶像，随之又对囚犯逐个点名以了解各自案由。他故意最后叫我，问我是否使用巫术器具。我回答说不，还说我们宗教憎恶和禁止巫术。他又问我是否会写，我说不会写中国字。“那么，”他说，“用欧洲文字写天主的名字吧。”我从命，同时写了“Thien-thou”（天主）二字。他随之令狱卒对我严加看管，因为我是要犯。他说狱卒们不知底细，其实我比人们说的要狡猾得多，因为我成功地欺骗了那么多人而且躲过了从广州到这里的众多官员。他还声称知道何为欧洲人……说罢，他冲着我道：“但你是有罪的。”我答道：“我来这里只为了一件事。”他问我是什么事。我说为了传教。他一时语塞，便连下了几道针对我的严令，随之扬长而去。在以后几个月时间里，我经受了严重的几乎是持续的精神障碍。但天主以显见的圣宠支撑着我，不让我倒下。接着，我又面临了有悖于希望（基督教的三德（信、望、爱）之一。——中译注）的可怕的杂念。我天生比较胆怯，易于气馁，一点都不肯原谅自己，把微不足道的错误也看得十分严重，以致常常会累及天主要求于我们的自信。但天主以仁慈恢复了我的自信，让我战胜杂念，心中充满了纯洁的欢乐和甜蜜的宁静。后来，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字架，但我面对它时心中只觉得恐慌。有一整月时间我总这样头晕目眩，使我完全有理由担心失明。想到我可能会在失明状态下被丢弃给自己的伙伴，真令人辛酸苦涩。我如此厌恶这种痛苦，以致觉得除了希望死亡以外，我再也没有其他出路和安慰了。最后，一天晚上，当我被关进牢房后，我含泪向天主敞开了心扉，我沉醉于天主的仁慈之中，情愿向它奉献自己的视觉。刚做完这些，我就感到宁静了。我觉得天主暗自许诺我不会失明。我相信内心这句话，便不再理会病痛，然而视力却渐渐地相当快地恢复了。

    1772年7月末，张姓官员重新开始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八月初一上午，他参观了佛塔后突然来到监狱，先向狱中供奉的偶像行迷信祭礼，落座后把所有狱卒叫到跟前，问他们是否有人来狱中探望和照料我。众狱卒都说没有。他告诉他们，总督派他来荣昌时曾向他抱怨，该县前几任官员均未处理好我的案子，因此把此案交给了他并就此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所以，他要狱卒们严查此事，他本人也将调查，若发现狱卒们欺骗了他，他就用夹棍和棍子敲碎他们腿脚的骨头。他表示下个月初一还要来，希望届时事情会水落石出。说罢便走了。为了解危险有多么严重，在此必须说明前些年帮助过我的两名基督徒就住在该县城一户邱姓人家家里。人们用以帮助我的钱就放在那里，这户人家的一个孩子还以极大的爱心照料过我。没有比发现这一切更容易的了。我意识到这一点，为此深感不安。在此困境中惟一能助我的天主——我值得崇拜的圣父——果然又给了我安慰并使我坚定了起来：它使我心中骤然充满了甜蜜的欢乐、坚定的信心、无穷的力量和光明，它暗自向我许诺既不会抛弃我，也不会抛弃我亲爱的信徒。

十月初一，官员如他预示的那样又来了。他把狱卒叫去令其回答执行命令的情况。当地最诡诈的狱卒之一站了出来，他否定有人帮助我。此人伪装的单纯蒙住了官员的眼睛，使其上了当。但这个张姓官员始终与我以及与基督教势不两立，所以依然决定迫害我们。他先派人把邱姓人家的家长及其两个儿子（他们常来狱中看我）抓了起来。把他们传来后，便让他们在门外等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把他们叫到跟前。官员手持一本教理书，就基督教义问题盘问邱家次子，后者对此了如指掌，一一作答。事毕，官员把他打发走了。与此同时，他又派打手去搜捕周洋，后者不在家，打手们便把他兄弟周永昌抓去顶替。在此情况下，官员派人叫回了邱家儿子。周永昌被打了二十记耳光，还与邱家儿子一起被戴上了枷。几天后，官员传周永昌问话，称一定要抓到他兄弟。为使兄弟免遭打手们欺凌，周永昌写信叫他自己前来县衙而不要等打手们去抓。圣洛朗（基督教副祭师，公元258年殉教。相传他被置于一个铁质火刑具上，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煤炭，以致被活活烤死。纪念日是8月10日。以此看，本叙述的作者在时间记述上可能有误。——中译注）纪念日的次日，周洋到了县城，主动去见了官员。我为自己是惟一的幸免者而遗憾，因此渴望分担他们的痛苦。天主愿意满足我的渴望；为让我作好受苦准备，在五六天时间里它让我心境相当平静，内心因天主而感到甜蜜的安慰。官员不久就传唤了我，匆匆了结其他几件事情后问我是否是我向周永昌传授了基督教义。我说正是。他立即命人打了我四十耳光。我小心翼翼地不闭紧嘴巴，以便在遭受猛击时尽管下颌可被打歪并咯血，但牙齿不至于被全部打落。我挨打时，官员还咒骂我，而且问道：“你为什么不死？我天天盼着摆脱你，为什么你偏不断气呢？”他多次这样问我，我一言不发，只把他的话当做咒语。那些打手也跟着道：“老爷要你讲为什么还不死！”于是我说，死亡的时间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的嘴唇肿得发硬，使我几乎无法说清这句话。周永昌见人们听不清我的话，便把我的意思告诉了他们。他说，生死不由人。他的话比我更简洁明了。

    官员接着道：“你没拿一根绳子上吊吗？”（他想暗示我自行摆脱并试图让我绝望）我说没有想过上吊。“我会帮助你死的！”他反唇相讥道。突然，士兵们抓住了我，把我脸朝下按倒在地，其中一人开始用竹杖打我裸露的臀部。官员下令打我三十大板。打到二十下时，我觉得要昏过去了。这时，官员下令停止，因为天主让他改变了主意。必须承认，这种酷刑完全是Pro nomine Jesu contumeliam Pati(为了耶稣的圣名，我甘愿受侮辱）。我承认自己为此而快乐，所以回到牢房时是高兴的。打发我离开之前，官员说次日还要传唤我，还会让人打我一顿以便帮助我死。周永昌被掌脸二十，另两名基督徒挨了十六大板后被释放了。

   回到牢房后我感到浑身剧痛，使我觉得再经受几次这种酷刑我是必死无疑的。于是我坐在监狱院子里做起了祈祷，此举既是为死亡作好准备，也是为转移疼痛的感觉并使思想得以自由驰骋。我让仁慈的天主充满我心间，把被我视为最后战斗的一切托付于它。天主倾听了我的悲叹，让我充满了勇气和力量，还暗暗责备我对它的许诺未寄予充分的希望。结束祈祷后，我确信官员不会让我进一步受苦了——结果果然如此。

   我的疼痛渐渐减轻，脸部消了肿，臀部未溃烂，十五天后就痊愈了。

   在此我要指出，官员除欺压我外，那年还两次让人把我的名字从可以领点钱粮以维持生命的囚犯名单上划掉，这是想饿死我。但天主让他改了主意，所以继续为我提供生存之必需。正当人们态度似乎有所缓和之际，天主对我进行了考验，因为它让我经受的是内心的痛苦，所以格外令人辛酸苦涩。官员因战争（指乾隆三十七年间川边大小金川叛乱而引起的战争。这场叛乱至乾隆四十一年方平定。——中译注）需要被派到了金川，直至1773年10月才回到县里。他在县里只待了两周就又去了Tchin-tong，并在那里逗留到次年。想到他仍会回来以及他的残酷，我很是愁闷，也使我担心那些帮助我的人——尤其是可怜的邱姓家庭的命运。我祈求天主别让他们因我而受到骚扰。天主仁慈地答应了我。官员没有再去纠缠他们，尽管他始终都想折磨我。的确，他曾多少次以威胁、辱骂，以亵渎神明的污言秽语以及残酷的命令纠缠和折磨我啊！但当我们受难时，天主就帮助我们，给我们以超自然的力量，这是我常感受到的；而当我们不经受折磨时，天主又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苦难和脆弱，以便让我永不怀疑自己的勇气只来自于祂。

   过了三个月，官员又动身去Tching-tong（原文如此。此地名上文作Tchintong。——中译注）了，直至1775年11月7日才回到本县。当年余下的日子里他没来监狱露面。1776年2月19日，他传唤了我，同时叫去了所有狱卒。资格最老的一名狱卒也在场；官员问他邱姓家庭为我做了些什么。这位老者答曰除了我偶尔接受这户人家少许酒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官员问是不是这户人家中某个人送来的；狱卒矢口否认，还说若有人能证明他违背了命令，他甘愿受刑。这一回答说服了官员。

    狱卒退下后，官员冲着我说了种种侮辱性的甚至下流的骂人话。我低垂双眼默不作声。见我一言不发，他稍稍缓和了语气先是说我一脸凶手相，随之问我有没有匕首。我说没有。官员不知说什么是好，于是不再对我说话，但仍不停地说我坏话，还断言我是该死的罪犯，说他真想打死我。此类话他重复了多遍，其中还杂有亵渎我们宗教的辱骂。他觉得这还不解气，于是突然令狱卒把我所有应用之物拿到他跟前检查，又问众狱卒对我有何不满。狱卒们说没有。官员一时语塞，便提高了嗓门喊着我名字胡乱叫骂，并把我当成疯子。他还让狱卒们永远别听信我的话，丝毫别相信我可能给他们讲的关于我们宗教的事。要让这帮罪行累累劣迹斑斑的家伙答应知县这两点要求，那倒是毫无困难的。

   我承认，如此三番四次的威胁和层层设防确实使我十分忧伤，使我觉得只能等着被所有人必然地普遍地抛弃了。我目睹人世的艰险，我抱怨这一切，却未曾注意这些忧郁苦涩的想法销蚀着我的信念和希望。我常祈求其保佑的仁慈的天使无疑提醒了我。我有四次强烈感受到了内心的自责，我为自己的软弱而脸红，我祈求天主宽恕；（一旦作了自省）我当即会感到自己与从前判若两人。信心、服从、无保留地顺从我主的意志——这一切重新又在我心头复活起来并得到了强化。

将近10月底，我在狱中经历了一场“内部迫害”，它是与我作对的囚犯们强加于我的。我受够了他们的侮辱，还常遭到毒打和用刀把我剁碎的威胁。他们议论道，即使杀了我，他们也不会被视为犯了新罪行：与其说因此会受到惩罚，不如说将获得奖赏。在此紧张环境中，我打定主意默不作声、耐心应对并祈求上天的佑护，我把自己的案子和自身防卫统统托付于祂。囚犯们未敢真的下手，便决定向官员告状，希望他像无数次威胁过我的那样毒打我。

    10月11日（原文如此。这一时间似与上文不合。——中译注），官员来到监狱，再次问囚犯们是否有人看望我。这是控告我的绝好机会，可他们说没有，也没有人告我状，真令人称奇！官员遂向狱卒重申了针对我的各项命令，告之曰，如我逃脱，他就要丢官，而他们则要丢掉性命或至少要被流放。他始终认为我是个巫师。

    正当我以为囚犯内部对我的迫害已告结束之际，它却再度兴起且变得比前更严重了。四天后，官员传唤了与我最对立的一名囚犯，其他囚犯催促他控告我；他果然干了，说我因为他不还债而跟他吵架(这根本不是事实)。天主改变了官员的心思，因为他回答这名囚犯，说他可能没听清我的话。接着，官员问他我在狱中是否做祈祷；我的控告人说是的，不过是用外语祈祷的。

    在结束这个张姓官员(他是如此害怕丢官并以迫害我而居功自傲)的问题以前，我要补充一点：1777年，他被革了职。至于迫害我的另外几个人，那个判我死刑的官员因别的事情被皇帝判了刑，三四年前已自缢身亡。成都(在这个城市的监狱里，我的处境是如此凄惨)那位主官也自尽了——至少别人是这么对我说的。那个给我上刑时可怕地肆意亵渎神明的人可耻地丢了官；还有那个我生病时不让我就医的人以及那个县丞老爷，即整个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也是这般下场。这便是我漫长的铁窗生涯经历的始末，它延续了八年，只因为某种奇迹才使我从中走了出来。

    我们在本《书简集》第十三卷中已刊登了艾若望先生对其获释的叙述。一经获释，这位虔诚的传教士又以新的热情投身于传教事业。天主降福于他的业绩：他发现了至今不为人知的某些地区，在那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希望结出丰硕的果实。在中国南部边陲，人们发现了一些未知的地方。艾若望先生仿佛是天主指定担任这些地区使徒的人，他派了几名讲授教理者去了解该地情况，研究在那里宣讲福音可能遇到的困难及方便之处。下面是他们向他报告的内容。

    倮倮人居住的地方位于云南省南部。在某些地方，倮倮人混杂于汉人之中，但在稍偏远的地区他们则是独立的，由一名妇女统治，她可能是在国王死后继承王位的。他们向某个神明祭献牛和母羊，但不肯把神明的名字告诉讲授教理者——除非后者与他们一起祭献。他们也敬奉天地，说以前曾有十二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一位天神见这些太阳烤焦了地上的万物，便只留下其中一个而把余者全毁掉了。

    和汉人一样，他们于某些所在供着牌位。他们不实行土葬而行火葬，骨灰收拾好后悬于空中，认为死者灵魂就在其中。他们似乎热衷于占星术，还有记载宗教信仰的书籍。他们的文字与汉字不同，甚至行列的排列也迥异，因为他们不像汉人那样直行书写，而是像欧洲人及暹罗人那样自左至右横向书写。倮倮人似乎不像汉人那么傲慢；他们嗜酒，妇女的穿戴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朴素端庄。

    我们的讲授教理者向这些异教徒宣传天主是万物惟一的创造者。他们听得很认真，但不愿答应放弃当地敬奉的神明，否则，他们就无法结婚了。讲授教理者们在离开他们去向艾若望先生报告之际，聘请了云南两户基督徒家庭去倮倮人居住区定居，以便努力引导后者渐渐认识真正的天主。

    上述情况虽说相当粗略，却足以促使艾若望先生到这块新地方去作一番尝试了。他要亲自去看个究竟并竭力让这些可能与云南人说同一种语言的偶像崇拜者认识真正的宗教。

    艾若望先生于临行前给达加托波利斯先生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决定进行这一尝试前，他面对天主作了长久思考，因此坚信此次旅行将得到天主佑护。他行走于艰难险峻的道路，翻过了几乎无法进入的山岭，穿越了广阔的既无水源又无树林也不长小麦、水稻的干旱地带，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了不受汉人管辖的倮倮人统治区——尽管在临近中国的一些地方仍有多处汉人建筑物。

    到达该地之前，人们可见到景色迷人的原野，有些地方还种着小麦。不过当地主要食物是荞麦及另一种与之类似的称为kon-kiao-ts的麦类作物。他们也有羊群，但总的看来显得很穷。

    艾若望先生在五六户人家宣讲了基督教。他发现他们纯朴和蔼、没有傲气，言谈充满真挚，风俗中透着忠诚。女倮倮虽不像汉族女子那么腼腆，但却是稳重谨慎的。混杂其中的汉人不像四川省的异教徒那般凶狠。艾若望先生注意到了这个民族易于交往的特点，这使他认为，在此确立基督教的最佳办法是：从四川迁移一些虔诚的家庭在此定居，通过频繁的交往，他们可不遇许多阻力地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这些异教徒灌输基督教的真理。(这一切可以)在一个名叫Sou-te-jen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官的保护下进行，这位官员居住在倮倮王国附近，镇守着一条隘道——在上次战争中，阿瓦阿瓦，地区名，今属缅甸。——中译注国王的军队便是经这条隘道进来的。

    为了有条不紊而且更加深思熟虑地开展工作，艾若望先生返回云南后与达加托波利斯先生进行了磋商，他听取了中肯的意见，邀请两户基督徒家庭去倮倮地区定居。为亲自给他们带路，他再次出发了，两三名中国教士陪伴着他。这些中国教士是经他培养担任圣职的，他把满腔的热忱、虔诚，尤其是把从圣绪尔比斯神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教会教育)获得的贫修、苦修和谦逊的精神都教给了他们。

他的一位教友迪阿梅尔先生写道，这位真正的传教士上次前往倮倮地区时状况相当不好，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的健康受到了一些损害。然而在已经感到凉意的季节里，他的全部行装却只是一件衬衣、一条短衬裤、一双袜子及一床再薄不过的被子，他就这样把自己完全交给天主去安排。天主也丝毫没有亏待他：尽管饮食粗劣、住宿不便以及长时间在艰难的道路上行走而引起积劳，他(上次)回来时身体比出发时还好。如果他的热忱不因最近在那里新发生的骚乱(其后果是很令人担忧的)而受到妨碍，如果有办法迅即制止骚乱，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他即将进行的第二次旅行将比第一次取得更大的成功。

    报道艾若望先生动身去完成新使命的传教士（从上文看，这位传教士是迪阿梅尔先生。以下的内容是迪阿梅尔先生自身的经历而与艾若望先生无关了。——中译注）随后谈起了他自己的使命，还提及了他热心为异教徒孩子施洗所带给他的麻烦。他说，当我离开荣昌前往重庆西南方向的一等城市叙州府(今宜宾市)时，我遇见一个异教徒抱着一个垂死的孩子，我未有任何障碍便为这个孩子施了洗。我为这一幸运的机遇而高兴。过了片刻，我碰到了另一个机会，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当时，举家迁往别处居住的一个异教徒家庭正与我同路，一家人就在我旁边行走，我见一个年轻人抱着一个孩子，为免受风寒，孩子被按当地习惯遮盖着。我想确认一下这个孩子是否也可接受洗礼，便靠近抱孩子的人，问他孩子是否有病。我本应只问这个问题并满足于他的回答，但我过于热心而且想亲自了解孩子的状况，于是伸手去掀孩子的头盖。就这么一个动作却给我惹了麻烦，差点酿成最令人不快的后果。抱孩子的年轻人一见到我手的动作，就急忙喊叫带领着全家的父亲并把刚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后者以为我想对孩子行巫术，便发疯似的冲向我，狠狠地推我，把我推倒在地后又开始诅咒我、打我。与我同行的伙伴们前来帮我，他只得停了下来；但是，为防止我逃跑，他摘下了我的帽子，强迫我跟他去途经的哨所。他要在那里控告我，让哨卡头目惩处我。在别的情况下，他的控告不会令我不安，可当时我正好带着做弥撒用的祭器，人们可能会检查我的行囊，提一大堆问题让我为难并从我伙伴们嘴里掏出足以使宗教遭遇危险和引发一场迫害的回答。然而我还得跟着我对手往前走，因为他自以为遭了我的侮辱，他要讨一个说法。他太急于报复了，甚至等不及到小官吏那里就已无法自控。盛怒未消的他又一次扑向我，撕下我的外衣，抡起拳头使劲朝我打来；然后，他一面不停地诅咒我，一面又用双手举起一块大石头全力砸向我，倘不是天主干预，我肯定当场就死了，因为从这块沉重的石头扔过来的力量看，它一准会砸烂我所有的肋骨。然而我却只在肘部及伸出去挡开打击的手部受了点轻微的挫伤。我们终于到了哨所。士兵头目出来问有何事。那个异教徒便依当地习惯跪在他面前控告了我，说我试图以魔法夺去他孩子的生命。这个头目听罢便要我回答。我说自己没碰过他的孩子，只是想知道孩子是否有病，目的是行善，正像我常对其他人所做的一样。

    我的伙伴们证实了我的话，还说我懂点医术。因此，异教徒的状没有告成。哨所未检查我的行囊，这是天主意志新的显现；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使我左右为难：回答这些问题就有损基督教和基督徒利益；若以另一方式回答，则又恐违背事实。我身边围聚了许多人，都想知道我是哪里人、从何处来、到哪里去。对所有这些问题，我只答道我住在重庆；我宁肯他们把我当成傻瓜也不愿答话太多而使自己尴尬，因为说话太多有可能暴露身份或是与事实不符。此举的成功超出了我的希望。人们只是嘲笑我的回答，而对涉及宗教之事却一字未提。更有甚者，天主使围观者倒向了我一边：几个异教徒见我的对手抢走了我的上衣，便把他找来让其还给了我。

    但事情尚未完全了结。向哨所小头目告状的那个异教徒见未能如愿，遂决计把事情捅到另一官员那里并要不惜一切代价使我受到惩罚。我们刚重新上路，有人便警告说那个人等在前面，而且要再次状告我。为了躲开他以免遭新的烦恼，我们上了一条弯道；但这是徒劳的，此人抄近道不一会儿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他再次对我施暴，坚持要拖我去见前方一个城市的官员。与我同行的伙伴们这次可不像先前那样屈尊俯就了，一个健壮胆大的伙伴觉得这样欺负人实在太过分，他忍无可忍，于是走近这个异教徒想迫使他就范。我制止了这名基督徒，不让他粗暴地对待我的敌手；那个异教徒则怕自己势单力薄，觉得还是退却为妙，便很快打定主意去和家人会合了。于是，我们回到了原先的道路平安地继续赶路，直至叙州。我在那里待了约十二天，为众基督徒举行圣事，结束使命后于1779年圣诞节后启程返回重庆。

    一回重庆，我便目睹了一名异教徒与众不同的归信。此人性格暴躁，其兄弟是一名乡镇小官；他常去一些熟识的基督徒家中，伺机扰乱他们的宗教活动。新信徒们凭经验知道，一般说来，异教徒之所以反对基督教，是因为不了解其教义的美好；于是，他们拿给这个异教徒一些书籍，这些书籍通常是拿给接受洗礼教育的人看的，基督教义中有关道德伦理的内容于其中解释得非常详细。异教徒收到书后认真读了起来。他被震撼了，产生了做一名基督徒的强烈愿望。不久，他得了病，遂要求受洗。基督徒们见他危在旦夕，同时认为他已为受洗作了充分准备，便于我不在时给他施了洗。几天后我回到重庆，就去看望了他，使他为死亡作好思想准备，还为他行了其他圣事。他以巨大的宗教热情领受了圣事，两天后归了天，临终之际作出了证明其信仰真实性的最感人的表示。

    基督徒们把最强硬的反对者之一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在这一成功的鼓舞下，他们当着大批异教徒及死者当官的兄弟(他当然要参加葬礼)之面公开举行了基督教葬礼。这场盛大的葬礼在崇拜偶像的地区显得如此新颖，给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对这种礼仪很感兴趣，不少人要求学习我们的宗教。八天后，有七八个人要求入教，尤其是死者的家人，他们首先入了教。我已经为死者之妻和他两个已婚的儿子施了洗。两个儿媳准备于不久后接受这一恩惠。

    在我们有机会教育的所有异教徒中，我们常可发现与此相同的倾向。由此可以肯定，若想发展更多的基督徒，缺的只是传教士。有了传教士，才可教化每天出现在面前的异教徒，才可在他们归信后继续强化其信仰。若无传教士培养新信徒，后者的信仰就会在包围着他们的异教徒中间弱化，因为异教徒在新信徒眼前展现的只能是迷信的偶像崇拜以及通常作为其结果的道德败坏。

今年发生了严重水灾，不少人口稠密的村庄被整个淹没了。1780年6月，北京一场大火烧毁了鞑靼人居住区上万所房屋。大火一直蔓延到皇宫前面的头几条大街。不过火只烧了一夜。这一事件使不少官员失了宠，他们被控缺乏警惕，有失防范，是皇帝的御林军灭了火。

    北京住院院长晁俊秀先生致蓬塔穆教会证章会会长德夏尔韦修道院院长先生的信

（蓬塔穆松，法国东北部一地名。——中译注 ）

(1775年5月15日于北京)

先生：

    我不敢对您诉说我们的不幸，因为我知道您的好心肠和您的虔诚使您对此是多么敏感。来自您片言只语的安慰在今年本应是多么会受到欢迎——因为我们对此的需要从未像如今这般明显；然而，或是您的信件(于半途)已被截留，或是繁忙的事务使您无暇写信，反正我们未收到您任何消息。让我们顺从命运并热爱天主吧，Dominusest。不过我得向您承认，虽说完全顺从，我的心却受了伤，无可救药地受了伤：伤口将伴随我终生。

    去年，我们失去了三位传教士：我们教省的蒋友仁神父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经历了十分艰难的时刻。

    三年来，一个名叫王伦的山东人伙同名叫Fan-ouei的一个和尚策划着一场可怕的阴谋。他们的活动非常诡秘，因此尽管政府十分警惕，他们还是聚集了一万至一万二千名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反叛者。寿张城知县首先发现了这一情况，便采取措施准备捉拿王伦，后者当时尚未集结谋反者。不幸的是，他派去征讨的士兵中有一人是王伦的门徒，此人马上把险情报告了王伦。后者当即决定起事：他迅速集结了四千名谋反者冲向寿张县城各个城门。给他报信的那个士兵当天正好值班，设法给他打开了所有城门。王伦未遇任何抵抗便悄然进城，直奔县衙，杀了知县，即刻成为该城主宰。

    这只是个三等城市，但问题是严重的。省里一名指挥官马上赶来平叛。这个年轻人从未经历过战阵，他没有花时间集结足够的军队。王伦击败了他。王伦造反并已得手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后造成了很大恐慌。称得上伟大君主的皇帝倒镇定自若。为不惊扰百姓，他只派出了二千人的一支队伍。与此同时，他令将赴南方某省视察的舒（此人应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舒赫德，见《清史稿》卷三一三——中译注)大人改道去山东。听说由舒大人率领王师，大家都放了心。他是为数不多的具有给古罗马人带来荣誉的品格者中的一个。如今他是帝国大学士（意为首相、总理、首席部长，现译为大学士。——中译注）。

    这时，王伦已自封为他那支小军队的皇帝，还设置了reguio、伯爵、将军，其妻妾成了“皇后”和“妃嫔”。他穿戴起了前朝的所有服饰。在抢劫寿张县军火库和粮仓后，他又向Lieou-ling（疑为聊城之误，聊城在寿张至临清之间——中译注）进发，沿途强迫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追随他去碰运气，随之又兵临二等城市临清州。临清老城没有设防，很快向他洞开了大门；满洲人退守临清新城，决心在此拼死战斗。王伦指望一举攻下，因此不顾一切冲向前去，结果负了伤，其手下喽啰留下三百具尸体后也被击退了。

    从此刻起，简直可以说一种昏乱的思想主宰了王伦：他不向北京逼近，也不把大批受苦受难无路可走的百姓吸引到自己一边，而是在临清州停了下来，天天沉缅于花天酒地之中。两班戏子不停地演戏，王伦整天泡在戏园里，只有当他排场十足地在街头招摇过市时才走出戏园。他只有弹丸之地，却自视为皇帝。闹剧是演不长的。舒大人在获得北京增援后构成了直径约10~12法里的包围圈，把反叛者围得严严实实。然后，他率领满洲军队直扑王伦。后者早已丧失理智，闻讯后勃然大怒，只想把碰到的人统统杀死：老人、妇女、孩子纷纷死于他刀下。他在短短几天时间里犯下了无数罪行。然而毕竟还得考虑自卫：他下令在大运河上匆匆建起一条浮桥，带着所有人马过了河。舒大人刚一露面，王伦的人马便像一群羊似的四处逃窜了。皇帝有旨活捉王伦，因为要从他口中知道造反的真正原因。喽啰们溃散后，王伦逃进了一所农舍。紧追在后的舒大人派出八名勇士前去搜捕。正当他们在捆绑王伦时，那个大名鼎鼎的和尚Fan-ouei赶来把他救了出去。舒大人紧跟着和尚追赶并抓住了他。王伦刚逃到另一所临近的房子便被皇帝的部队围了起来。人们正要去制服他，他却点燃了作为藏身处的屋子，因为他宁肯自焚也不愿落入已被他深深得罪的皇帝手中。人们凭他的马刀和一个银护腕认出了他；这个银护腕是那个招摇撞骗的和尚给他的，说有了它，他就能不被人看见。搜捕残余反叛者的行动又延续了数日，只有极少数人逃脱。最著名的四十七名反叛者被押到皇帝那里，每人都被皇帝提审多次，随后被交于刑部发落。

    和尚对皇帝道：“皇上，您的福大；当您狩猎时，我在热河的一千人马原本可以要了您的命。您的福大。”所有这些坏蛋皆被依律凌迟处死。这场叛乱虽说只延续了一个月，但估计约有十万生灵惨遭涂炭。

    我说过这场密谋使我们陷入了最强烈的恐慌。倘若王伦得逞，我们将面对满洲人遭遇的全部风险：我们在中国与他们一样是外族人，因此与其一样将遭到反叛者的粗暴对待。不过我向您承认，这一切对我们尚是小事一桩。耶稣会传教士离开欧洲时通常都已将个人安危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所以我们担心的是更要紧的利益——我们圣教的利益。临清州及附近地区有许多基督徒，万一有谁忘了自身职责或因受胁迫而不幸追随了反叛者，那就一切都完了。起初，有消息说三户基督徒家庭站到了王伦一边。与此同时，舒大人上奏皇帝称，这场密谋完全因为邪教蛊惑百姓而起。他说的是被人称作白莲教的一个教派，不过并未指明名称。这个可恶的教派流传帝国各地，随时准备起事，因其要旨是要给中国一个(新)皇帝。王伦是白莲教徒，他正是利用这一教派并通过他散布的希望才组建了一个危险的派别。

    天主给信徒们以安慰，它不久就让我们放下了心，与此同时，它以动人的证据表明，它明显保护着我们。虔诚的人们从中或许能看到某种奇迹。

    到了临清州后，王伦便决计把一切都淹没于血和火之中，他带着手下人满城烧杀。每条街、每幢房屋中都进行着可怕的杀戮。只有能拿起武器为其卖命的壮丁及年龄适当可供其发泄兽欲或为他们做饭的女子才能幸免一死。七十名女基督徒惊恐万状，盲目地逃命。一个天生失明的女基督徒对她们道：“你们往哪里走?你们忘了这里有一座献给圣母的小教堂了吗?我们应该去那里，仁慈的圣母是我们可靠的庇护者。”寥寥数言恢复了这批惊慌失措的妇女的信心，她们全部进了小教堂，关上了门。她们匍匐在地不断祈求圣母怜悯她们。反叛者们多次大呼小叫地逼近教堂，在周围屠杀遇到的所有人；然而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把他们推开了似的，他们突然莫名其妙地远离了教堂。

    有一个女基督徒不幸未能与教友们聚首，她与继母一起遭到劫持，后者当时仍是偶像崇拜者。反叛者让她们为其做饭。女儿对母亲道：“噢，亲爱的妈妈，我们在哪里啊?怎么办呢?”母亲道：“勇敢些，闺女，不会总这样下去的。听说皇上已派兵来救我们了，事情很快会改观的。”她说得太响了；王伦一个喽啰恰好在门口，闻听此言后突然闯了进来，一刀劈开了这个妇人的脑袋。女基督徒以为完了，赶忙跪在喽啰脚下祈求开恩。喽啰突然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她彬彬有礼并准其离去。

    山东地面的叛乱彻底平息后，临清州一名优秀的讲授教理者领着八九岁样子的孙子前来看我。尽管他已上了年纪，身体仍很健旺。他名叫Ouang-ko-so-me（Cosme）。我问他与全家是如何摆脱这场劫难的。他把有关经历统统告诉了我。他说道：“当我听说反叛者要把一切都淹没于血和火中的消息后，我让女眷和娃娃们躲进夹墙内，自己和几个儿子爬上了屋顶。我们不是没有武器，但面对成千上万疯狂的人，我们又能如何呢?我们把所有的信心都寄托于天主。我带着一个有耶稣像的十字架，我们在屋顶上匍匐在神圣的救世主的脚下，含泪祈求它保护我们。突然，我听到一声可怕的声音：几名反叛者撞破了我家的门。我马上拿着刀从屋顶上跳了下来，解除了冲在头里的那个反叛者的武装。我真想杀了他，但想到自己是基督徒，便饶了他，只是把他重重地推了出去，随即关上了门。

    我首先想到的是到夹墙中让躲在里面的女眷和娃娃们放心。但令我惊诧的是那里竟空无一人。原来，他们被吓坏了，突然离开了躲藏地逃命去了。我马上与家中其他人一起去追赶他们。在临清以东一段距离之处，我们赶上了他们。反叛者的势力尚未渗入此地。恐惧使最衰弱的人也增加了走路的力气。我们用了不多时间便到了临清以东6法里的地方，在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家里歇了脚，他以巨大的爱德接待了我们。您面前这个可怜的孩子当时已有两天未吃东西。当皇帝的军队恢复了地方上秩序以后，我们平安地回了家。家里尽管门户洞开，但人们未动任何东西，甚至连近在眼前的银子也未动。我随之拜访了临清州及周围地区的基督徒们。何等的天意啊!在共同的灾难中，竟无任何基督徒受到牵连!”

    他还向我讲述了其他一些特别的事，使我甚感宽慰。

    这时，皇帝下了一道可怕的敕令，要求严查帝国境内的邪教。皇帝的意思当然不是把我们圣教包括在邪教之内，但完全有理由担心外省不少官员会危害和扣押基督徒，至少是想从基督徒身上捞钱。在此情况下天主是不会抛弃其子民的：无疑正是它启发皇帝说了几句善待传教士的话。这就够了，再也没有官员蠢蠢欲动了。

    这一切发生于1774年9、10月间。到了11月份，有人把蒋友仁神父去世的消息禀报给了皇帝。后者赐银一百两作为丧葬费用，这相当于我们的750利弗尔。接着，皇帝又给了我们远大于这一恩惠的第二次恩典。为在繁忙事务之余得一消遣，皇帝每隔两三天便来看望一次我们在宫中供职的教友。每当这种时刻，他几乎忘了自己是举世最伟大的君主，以令人陶醉的仁慈的神情与他们攀谈。他要教友们详细讲述蒋友仁神父临终时的种种情况。随后，他当着几名太监和官员的面说道：“蒋友仁是好人，他满腔热忱为朕效力(当差尽职)。”这些话中国人简直会以金子来换取!

    过了些日子，皇帝或许担心王伦的事情会使我们不安，再或是为了让帝国显贵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看法，所以他对我们几位教友说道：“你们为死者祈祷，朕是知道的，你们用意是好的。你们集会只是为了祈求天主赐予他们一方凉爽之地。”

    这些话表面上无关紧要，其实含义很深。因为白莲教也因死者而举行集会，特别是他们通过此类集会密谋反对朝廷。

    您相信吗?亲爱的朋友，为了使这位伟大君主反对我们宝贵而不幸的传教会，有人使出了种种难以想像的手段。有人甚至上了奏章，公然指控蒋友仁神父和费约瑟神父参与了对葡萄牙国王所谓的谋杀。若君主不是这般圣明，可能就会相信这些谗言了。但他对此根本不予理会。伟人一眼便能识别真伪。他希望我们知道他并未受骗，因此允许蒋友仁神父阅读这份奏章，而且既不要求说明，也不要求辩解。

    有人说，若中国皇帝是西方世界的皇帝，传教士便不用担心后继乏人了。另一位中国人还说过更甚于此的一些话——我真不敢在此复述。不过我曾说过，我既不愿抱怨，也不愿被怜悯，必须尝尽艰辛。如果我们具备了印度和日本使徒——我们伟大的圣·沙勿略那种高贵的情感，而且如他说：主，再多给我一些[苦]，那我们该多么幸福。

    然而说实在的，我们的不幸真是无以复加了。1775年2月，一桩触及我们痛处的灾难降临了。或许它是其他灾难的结果和对应物。我真不敢评论如此恶毒的那些人。事情是这样的：公学（指耶稣会传教士在宣武门办的公学，“南堂”即建在该处。——中译注）那里有一座欧洲风格的宏伟教堂。这幢浸润着基督教巨子们虔诚和热忱的庄严建筑俯视着这座美丽的城市，并以其方式昭示着真正天主的荣光。东方没有比它更漂亮更震撼人心的建筑了。在圣卡特琳·德·里奇(她是据说住在圣安琪儿堡的与之同姓的一位可敬的老圣徒的姑婆)纪念日那一天，絮克罗神父(他是中国人)去做于晚上7点开始的最后一场弥撒，因为中国人通常于8点钟用晚餐。望弥撒时他感到不适：祭坛下发出的一股刺鼻气味使他很不舒服，以致难以完成弥撒圣祭。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圣器管理人。人们到处察看，却没发现任何异常。絮克罗神父便去用晚餐了。8点一刻，有人找他替一个归信天主的偶像崇拜者施洗。使他不舒服的那股气味闻不到了，但这是表象，因为他没靠近祭坛。他刚重新回房，院子里就有人高喊：“教堂着火了!”起初他以为人家看错了地方，但一走出房间他便看到一条条火舌正从教堂各个窗口往外蹿。管理教堂财务的神父希望至少能救出盛圣体的圣爵，于是冲向火海，却被火逼得退了出来。他仰面跌倒在地，跟在后面的几名仆人扯着衣服把他拉了回来。他又以另一方式作了尝试，结果仍未成功。火势如此猛烈，而且那么多地方同时起了火，因此这幢庞大建筑物在一小时内就烧光了。

    (按：我们已经谈到过这场火灾，不过没这么详细。)

京城副提督带了八千人立即赶往公学。人们也从各个方向涌向那里。人流如潮，拥挤不堪，以致无法靠近，即使远远靠拢它也不行。我们直至十点一刻才模糊地听说这一悲惨消息。当时我们正在食堂用餐，所有人立即站起身来，都想去抢救盛圣体的圣爵。只要能分开人群，我便拼命朝那边挤过去。我远远地用目光搜寻着这座漂亮的、先前我以欣喜的心情常常注视的教堂。我承认，倘说我心中曾有过痛苦，那便是在此刻。见只剩下了一股黑烟，我在崇拜偶像的人群面前无法忍住泪水：我浑身乏力，所能做的是前去我们一位传教士的住处；我在那里无力安慰别人，因为我自己就需要安慰。

    回到住地后，我们思绪万千，整夜守卫在自己教堂周围。但我们的操心照看是微不足道的，倘不是天主再次保佑，我们的寓所及东堂那里的寓所或许会遭遇公学那边同样的命运。天主不让我们久等。它掌握着国王们的心，同时也感动了皇帝。后者同情我们的不幸，他还要让全帝国都知道这一点。事发后第二天，他就令军机处查明，兴建这座刚被烧毁的教堂时，其先祖康熙皇帝做了些什么。结果发现，康熙皇帝为神父们提供了一万两银子，即合我们75000利弗尔。在中国，惯例便是法律。(乾隆)皇帝给了我们同样多的银子。这一恩惠只是另一更大恩惠的前奏。

    南堂教堂中有三幅大而气派的题词。我记得我在1769年有关马若瑟这位杰出的精修圣人事宜的一封信中已跟您谈起过这一切。它们是康熙皇帝亲手朱笔御书的，是极罕见的赠品；只有亲眼目睹中国人对它们何等重视，才能真正明白其价值。我们见过一幅仅有三个字的皇帝题词，是康熙皇帝致巴多明神父的一句亲切的话。这幅题词挂在我们接待达官贵人的厅堂中最体面的地方。我见过一位宗室亲王甚至不敢在题词下方落座；出于恭敬，他退到了厅堂一个角落。

    据当地习俗，丢失这样的赠品至少是一种过失，必须向皇上认罪。在公学的教堂我们的神父们在一份奏章中向陛下认了罪。皇帝以仁慈的神情——只要他愿意，他是很善于露出这种神情的——接见并原谅了他们，正如人们原谅非出本意的过失一样。接着，他令已被他封为大臣的他先前的师傅为新教堂准备合适的题词以弥补神父们的损失。皇帝又道：“朕要亲自写，用朱笔写。”这一消息很快不胫而走，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公学那里向我们南堂的神父们道喜。在场的基督徒中甚至有人把发生的意外事故（指教堂被焚及烧毁康熙皇帝的题词一事。——中译注）当成了运气。自此刻起，我们放了心：教堂将重建，它将是宏伟的。公学那里的神父们明白，在他们之后不会再有后继者来了（1773年，教皇克莱芒十四世解散了耶稣会，因此，此后不再有耶稣会士来华了。——中译注），所以也不担心住得挤一点。在使命行将结束之际，他们愿把原本为了使人们认识和热爱天主才保留的一切都献给它。

    尽管我们竭力不泄露灾难（指耶稣会被解散。——中译注），新信徒们还是知道了一切。他们深感悲痛。出于对我们的关心，同时也为了宗教的荣誉，他们闭口不谈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不幸。事情照常进行。庆祝复活节时，外省依然有约二百名基督徒来到这里。他们表现出的热忱令我们十分感动，尤其因为我们无法不想到，今后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通过两名新的讲授教理者，我们成功地把比先前更多的教育带给了基督徒家庭。新信徒们成长起来了。颇感安慰的是，我们在鞑靼地区开辟了一个新的传教区，它不久就会兴旺的：我们打算将其拓展至黑龙江——它是皇帝领土与俄罗斯之间的界河。我在该地区荣幸地见到了两位王爷，其中一位造访过我们教堂，我和教堂中的长者一起去拜访了另一位。两位王爷都很仁慈，使人产生许多希望。当然，如果有人指天主教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耶稣会被解散后，其他修会皆欲取而代之，甚至争相占有原属耶稣会的教堂等教产。——中译注急着取代我们，这种希望便会落空。

    仅我们教省就为中国提供了诸如君丑尼、骆尼阁、杨若望、傅安德及其他许多杰出人才。我们知道他们去世已有多年：我们无法充分赞美他们的虔诚、热忱、超脱和虔敬；这种内在的精神、这种祈祷的精神使他们始终与天主同在并成为它手中顺从的工具。我缺乏他们的美德，但有幸追随着他们。我知道，自从我到这里以来，传教士们非但没有中断来华，其人数反而有所增加。他们为宗教献出值得称道的光荣的一生后像圣徒般地死去。

    在愿意分担耶稣会工作的信徒和教士中，无疑有圣徒和优秀的传教士，那就赶快派他们来吧!

    啊，天主!有多少灵魂将重新陷入偶像崇拜的黑暗之中!又有多少灵魂将无法走出黑暗!又有谁知道巴拉圭发生的事会在所有其他海外传教区预先发出痛苦的呻吟！在我们这里，靠天主保佑，传教事业原本可以再坚持几年；鉴于当地具体情况，人们不想禁止我们，因为替换我们要比人们想像的远为困难，因为要达到我们的境界，即像我们那样在宫中生活和工作，大概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毕竟不是神，北京(教区)最终也将衰败并遭遇其他传教区同样不幸的命运。

    我建成了一座漂亮的教堂，我把平面图寄给巴黎。图高6法尺、宽4法尺，包括一座教堂及圣体瞻礼节时仪式队伍走过的场所：这是一件优美的杰作。

    我衷心地向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致敬：为了我们的友谊，他们必须加倍为我们可怜的传教区祈祷。去年我未收到他们珍贵的消息，使我无缘因此而得到慰藉，或许他们的信件被丢弃或截留了。我们应当习惯于仅以天主的意愿为自己的意愿。我将自己托庇于您及他们弥撒圣祭的佑护。

(1778年9月15日于北京)

先生：

    去年，我未收到您珍贵的消息，它遭遇了其他所有消息同样的命运：任何信件均未送到。然而，获悉我们与之分离的众多正直人们的近况，这对我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安慰。或许今年我们会幸运些。不管怎样，天主的意志最为重要。

    人们在法国刊印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书籍，您希望知道哪些书说得有理。我会写的，而且您或许不会因此变得更加过激。我的想法与其他人不同。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赞成的和反对的书都要读，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真理自有其表象，随时间推移便会展现出来。有些东西是人人都承认的，它可用以确定某些观念，借助这些观念，人们再认识其他事物。

    我不知道贝尔坦先生是怎么读到我写给加卢瓦修道院长先生信件的抄本的；后者曾和我一起游历过中国。贝尔坦先生对我此信所谈的南京的情况感到惊讶，希望在此问题上得到解释。我把解释附于此信中，它与我已经寄出的一份完全相同。我相信您会乐意读一读的；何况，让它传播开来，以便人们知道我所说的或我想说的话，这不会使我不快。您是了解我的，亲爱的院长，我宁死也不会欺骗别人：对于我讲述的亲眼目睹之事，您完全可以相信。我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不让自己出错。至于推论或是批评，我不作同样担保。人们往往因受了感动才发表评论，这就可能夹杂进自己意识不到的偏见。总的说来，初来乍到之人倾向于欧洲，而在华日久者则倾向中国；不过这一切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决不是为了沉溺于此等琐事。喔，亲爱的院长，我们可怜的欧洲的状况是多么令人苦恼!如果我们的观察大致不错的话，我们觉得那些高尚的原则、公正，甚至宗教本身都离奇地变了质。我们不敢重复世俗社会和上流社会中的人们就此告诉我们的话。啊!要是我们能从对不幸中国的观察中至少得到些安慰，那该多好!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中国是盲目的，它因其幅员广袤、历史悠久、古籍典章及风尚习俗而骄傲；更有甚者，它已深深陷入种种紊乱之中。唉，我们能拯救的太少了；不过，即便从中只能拯救一人，那也是奇迹。

作为圣路易（即路易九世，1226—1270年间的法国国王。——中译注)和如此喜爱中国的路易十四的可敬的继承人，国王此信写于1778年，法国时任国王是路易十六。但我们认为信中所称之国王应是路易十五(1715—1774年间在位)。因为耶稣会是路易十六继位前的1773年被解散的，他登基后未见有保护传教会之举措。而路易十五在统治期内(尤其是前期)确实为耶稣会士做过不少事。——中译注曾对我们珍贵的传教会提供了庄严的保护。我们为他的虔诚而感动并无限感激他亲切的关怀。我荣幸的……

  (1779年10月12日于中国四川省)

先生：

    您的来信幸运地送达了，但我不知道它在途中旅行了几年，因为信中无年、月、日的字样。您说您正在学习神学，而且在为是否重操令尊大人的旧业而颇费踌躇。当此信到您手上时，您肯定已作出选择，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对您无话要说。只希望您做了天主要求于您的事。您对我谈起令尊大人请人修造的住宅以及他所扩建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让人认不出其本来面貌的花园，我劝您对这一切不要过分在意。住进您的房子里，这很好，但别让房子占据您的心；去花园散步，可别让花园在您心头徜徉。您一定会理解我此说的用意，也就是说，不应该把您的情感倾注于这些地方，而应让它们转向天国更壮丽的住宅，转向永恒中更宽广的园子。有朝一日，您的房子将会毁坏，园子里的花将会凋零，树木将被连根拔除，然而天国的圣体龛将永远存在。

    这里每年都有相当多的异教徒归信我们圣教，若有更多的教士，归信者人数也将更多。今年，本省不少地区发生了迫害。有些地方迫害较轻，基督徒未遭太多虐待就被放了回来；但另一些地方相当严重，信徒们受了很大的罪。帝国不少省份遭遇了严重饥荒，我们未闻其详，但眼前的一切足以使我们察觉到其他地方发生的事。这里有大批男人、女人和孩子饿死，饥荒最重的本省东部地区尤其如此。如果说这一祸害夺去了尘世大批人的生命，那么它给天国却送去了众多的灵魂。我们为许多(先前)不信教的孩子施了洗，还派出男女新信徒到处为濒临死亡的人举行圣事。在饥荒最严重的东部地区，我们为两万人施了洗；饥荒稍缓的本地区则仅有一万人受洗。

    欧洲基督徒施舍财物，为这一善举作出了贡献；他们或是明确指定把施舍物用于这一善举，从而直接贡献于此；或是为维持传教士的生计而施舍，从而对此作了间接贡献。如今，他们在天国天主跟前拥有了同样多的说情者。这于他们是一巨大安慰，同时也成了其他有钱人向这一善举捐赠——至少捐赠多余之物——的理由。

    今年，当我们广州的信使返回时，一名欧洲传教士跟了进来。他在海关被认了出来：人们马上扣押船只不让其继续前行。为不把他们押解官府，海关职员与我们的人进行了磋商，后者为摆脱困境，交出了所有现款；前者还拿走了许多财物，然后便放行了。这些钱和财物几乎等于维持此地传教士生计的全部费用。然而天主没有抛弃我们：我们设法借了些钱，不少富裕的基督徒则向我们作了施舍。

    我们损失的不只是钱：新来的传教士患了一种危险的疾病，过了一个多月便去世了。愿主的圣名受赞美。

    今年，德·圣马丁先生差点被衙役们抓住。八九个衙役来到了一户人家，而德·圣马丁先生就在这里看望一个病人，刚刚才离开此地。

    先生，以上便是这个国家或至少是这一地区的主要新闻了。我只是想说，倘活在世上，就必然会面临许多危险。您要十分警惕自己，要以祈祷和经常领受圣事来获得神佑。应该警惕和祷告。人生苦短，如过眼烟云；财产、显爵及尘世的享乐同样会很快逝去。人世间一切皆空：虚而又虚。让我们的心仅与天主相伴，让其只追求永恒，这才是真实可靠的。我把异教徒们归信圣教、坚持信仰及孩子们接受洗礼统统托付于您及您所熟识的好心人们的祈祷；同时，我把自己及所有其他传教士均托付于您的祈祷。

    (1780年6月12日)先生：

    在上一次季风转换期，我们未收到任何法国信件：无疑，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美于1777年底及1778年初签订了两个协议共同抗英。1779年起，法、英海军开始了海上对抗；1780年，法国远征军抵美对英作战。河弥德信中指的即是这场战争。——中译注灾难正困扰着我们亲爱的祖国，这是我们得不到你们有趣消息的惟一原因。

    尽管几年来发生了这一切伤心事，我们始终照常工作并以同样的热忱履行各项使命，好像我们享受着至深的安宁而且正处于最兴旺的时期一样。说到底，难道我们能够——起码是应该——改变行为准则吗?我们是为天主工作的，它始终存在并支配着一切：作为我们工作的目击者，它不会让它们得不到奖赏的。一些人可以曲解另一些人，但他们对天主的心不起作用，他们反常的判断也改变不了天主。这便是我在苦难中依然感到安慰和欢乐并坚持工作的重要原因。如果永福之敌让我们安宁，我们的工作将大为轻松；然而敌人的疯狂又何处不在呢?一名传教士、一名基督徒就会使官府心惊肉跳；人们将其作为国家最危险之敌予以提防并片刻不停地与之斗争：这便是产生迫害的不竭之源。我几乎每年都能给您举出几个例子。我已给您讲过发生于著名的“万户山区”的迫害。我告诉过您，1778年5月，基督徒被惨无人道地赶出了这一地区；而在这一季节去开垦荒地，甚至在已开垦的新地上播种都已经太晚了。人们让他们选择：或是背教，或是迁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几乎所有人都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放弃基督徒身份。他们的苦难本可以到此为止了，然而，最顺从天主意志的他们的首领冒失地告了御状；三十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告异教徒们试图侵占他历尽千辛万苦才开垦出来的山地，官府拒绝为他作主，因此，他要皇帝还他一个公道。

    京师的衙门奉命审理此案后向我们所在省份派出了特派法官了解案情，但上告的基督徒们除苦难外却一无所获。他们重新被扣留并押解京城；在那里，他们深受狭窄的牢狱之苦而且遭遇了最可怕的匮乏——因为狱中为其提供的东西还不足维持最起码的生存需要的一半。

    人们还试图以贪财心理来诱惑身陷囹圄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说：如服从官府命令抛弃来自欧洲的新宗教，就可以还他们尘世上的公道并判其对手为侵权者；如他们拒绝，就将失去山地和自由。天主使他们没有掉入这一危险的陷阱。只有两个不大忠于律法和基督教规的人上了当：他们弃了教，但照样被剥夺了财产。其他人在京师高官面前正如在县城的官员面前一样，对信仰表现得坚定不移。据说他们的首领Luc Tching-Y还(在官员面前)慷慨陈词，堪称与早期基督徒一般坚定。因此，他们被判：一、侵占了皇家山地(而其卖主则被宣告无罪，甚至获得了奖赏)；二、顽固信奉皇帝禁止的欧洲宗教。经北京方面核准，该判决于1779年9月初执行，有关案犯被发配各地流放。有六人死于狱中或流放途中，余者经三年流放后重返各自家中。他们被判刑后，京师衙门还发布了一项告示。这份冗长且谬误百出的告示严禁信奉或坚持我们圣教，下令进行新的更严格的搜查——尤其对我们Cou-tching地区，因为这里据悉始终有基督徒活动，甚至答应弃教的基督徒也不履行诺言；告示还称如今必须迫使教徒真心诚意地弃教，倘有人拒绝，就只管拿他们是问，云云。

    但这份告示未有任何结果，贴上墙后便没了下文，任其随风飘落；不过向上报告时照样声称再也没有基督徒了。倒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县衙不知道有基督徒，而是因为多少次抓住他们后却从未发现其有什么过失，况且他们的教理书虽搜出了不少，但读读这些书，人们就会充分相信基督教的圣洁，以致非但不会再认为我们新信徒的品行和集会有什么可怕，反而会真诚地承认——至少是有的时候，为帝国安宁计，真希望全中国都真正信奉基督教。据说我们县城的主要官员之一能像训练有素的讲授教理者那样宣讲美好的十诫教义。这些知识使他对基督徒放了心，因此尽可能制止对其作无益的搜查。为什么每个衙门中不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呢?(若这样，)所有迫害几乎都会停止，宗教便会发展了。人们让我享有的安宁使我得以照常拜访基督徒，使他们获得期待于我们的心灵上的帮助。洗礼始终继续着，我每年都为许多成年人施洗，即使在人们目睹基督徒遭到骚扰的地方也是如此。不过我无法否认，恐惧毕竟止住了大批人的脚步；若没有风险，他们原本会自愿信奉圣教的。要说服人们热爱十字架是多么难!难道我们自己没有体会吗?这是天主的馈赠：为了他们，也为了我，请您向天主要求这一馈赠吧！我恳切地将自己托庇于您的弥撒圣祭。……

    附言：请接受我们尊敬的教长和我的同仁高先生的敬意；同时请允许我在此向费约瑟先生致敬，我急着赶去救助一位病人，没有时间给他写信。

    在北京的传教士方守义先生致其兄弟隆维附近莱克西本堂神父先生的信

(1780年10月15日)

我至亲的兄弟：

    去年，即1779年11月4日，我欣喜地收到了你1776年12月29日的信，这是你写给我的所有信中到达我手的第一封，也是惟一的一封。我从里约热内卢、毛里求斯、澳门和北京写给你和南锡几个人的那些信件不知命运如何。只有索瓦日神父比较经常回信。从天神报喜会（基督教一修会名。——中译注）那里我只收到一封信，普拉泰尔先生那里杳无音信，你那里也没有消息。如此长期的缄默而我又无法猜测原因，真使我茫然；因此，当看到圣尼古拉、拉昂、巴黎、奥尔良、拉弗莱什、洛里昂及罗马等地的人们均能准时给我回信时，我真担心自己的信件成了你们的负担，于是，我于1774年停止了给你们写信。不过，为了得到家里一些消息，或至少是可假以得到消息的某个地址，我于1775年作了最后的尝试。你就这些信件对我所说的三言两语便是它产生的全部效果了。我至今未收到任何回音。我得向你承认，自我离开法国以来，在天主为我安排的诸多痛苦中，长期而全面地剥夺我与从各方面说都是我最可珍爱的人们的一切联系，这于我是最大的痛苦了。最后，经过二十二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恢复了联系。然而，或许天主希望这样，这种联系带给我的第一个果实却依然是痛苦。你告诉了我那么多灾难，那么多死亡的消息，而且是怎样的死亡啊!所有这些在二十年时间里间隔很久才先后发生的打击，如今却同时集中降临在我身上，真使我不堪重负。

    多年来，我的心告诉我，我们的慈母已不在人世，因为我相信，贯串其一生的忧伤和痛苦是不会让其生命超过六十岁的，正因为此，我才在祭台前为她祈祷。她六十岁后又经历的岁月超过了我的奢望。我们尤其应当领会她为了让我们获得教育而做的一切及忍受的艰辛；若不是天主赋予她勇气，若不是她倾全力于这一目标，我们是决不会得到教育的。我们的姑母昂里翁太太在这一点上同样有权得到我的感谢，是她培养了青年时代的我，而这一年龄段的教育对于担此重任的人来说是最感头疼的。请你于转达我敬意之际还请她放心，我永远铭记着受之于她的恩情。我赞赏你在堂区工作中使用的正确方法，因为它不会使可怜的百姓负担过重。你对我言及了金济时先生家里的事，我已转告于他。他已从比你的信晚到的几封信中获悉了这些情况。现在我再来说说与我有关的事，而且，既然你没收到我任何信件，我便从我旅途的简单经过讲起。

    1758年3月7日，我和韩国英(他已于今年8月8日去世)先生及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此人回国后过了两年也去世了)从洛里昂登上了阿尔让松号船，它是由九艘船只组成的一支舰队中的第二艘。这些船只均装备了远程排炮，旗舰是一艘完全军用的三桅战舰。在菲尼斯特雷海角附近，两艘掉队的船已离开了我们，其中一艘成了英国人的俘虏。一场猛烈的风暴又使其余好几艘船只分开了。我们捕获了一艘英国小船，撤出船上人员后就将其击沉了。从此，我们开始单独航行。在加那利群岛附近，我们见到了一支二三十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迫使我们只得偏离航线躲避。过了没几天，我们看到后面远远跟着两条船；随后，在前方又出现了与我们实力相当的第三条船，而且正向我们驶来。我们担心腹背受敌，便决计全速航行直朝第三条船驶去，准备战斗。它起初横在中央向我们显示威力，似乎想吓倒我们。我船的实力不比它差，因此继续直朝它冲去；这时，对方觉得还是赶紧走开为好，便从我们左侧远去了。我们听其自便。从这里驶往赤道的航程是太平宁静的，我们平静地度过了三周，只是间或出现的几阵风暴带来了降雨，而且有时把我们向前吹，有时又把我们吹得偏离了航线。

    当(季)风再起时，我们担心的是水流把我们冲向了什么位置，是靠近还是远离了美洲海岸：这取决于水流把我们向西还是向东推进。正在为难时，我们看到了一艘似乎来自美洲的船只。我们放了几炮招呼它，直到向它发射了一颗圆炮弹才使它听从我们的召唤。它终于靠近了。这是一艘葡萄牙船，它向我们说明了我们离将要前去停泊的里约热内卢大致还有多远。自加那利群岛起，我们船周围总有数不胜数的金枪鱼，一路上我们捕捞了许多。这是预防坏血病的上好食品，我们船上因此无一人染上此病，而其他船上均有患者。我每天都花大部分时间在船尾了望台上阅读中文，因此，圣体瞻礼节后的那个周六，我发现这些鱼的颜色从蓝色变成了紫罗兰色。我叫来了船长，提醒他注意这一变化及水中出现的变化。他说我们离陆地不远了。果然，几小时后，我们见到了山峦的顶峰，测水深是100寻。翌日，我们望见了里约热内卢；星期一，我们在那里上岸以度过一个月的停泊期。我们是在海上过的复活节，船长和军官们带头，所有人都规规矩矩的。军官和船员中都可能有这样的人，一得空闲便会滋事扰乱秩序；为使他们有事可做，我给他们上代数课以便让他们学习。

一到里约热内卢，我们便听说了西、葡联军在巴拉圭一个地区所造成的破坏；那里，美好的基督徒聚居地已被破坏，居民重新成了野蛮人。我们在那里见到了来自欧洲各国的大批传教士，他们是从其传教区被召回的，正在等待把他们送往里斯本的船只。我们和前往印度增援达谢先生的国王的三条船一起驶进了这个世上最宏伟的港口。传教士们以为我们前去劫持他们，因此引起一片恐慌。

圣约翰纪念日这一天，我们离开里约热内卢，启程前往毛里求斯。我们离港之际，从法国启程准备直航中国的“大象号”船为修理前桅而进了港，与之一起的还有“骆驼号”船。我们告诉他们将在毛里求斯等候，他们定能在那里找到我们。原以为这只是句打趣话，然而，重新换桅费了那么多时间，以致当年我们已无法到达中国。这样，前来毛里求斯度夏(即你们那里的冬天)的“大象号”势必会碰到我们。继续航行的“骆驼号”错过了海峡，因此只得也退回毛里求斯。我们是首先到达那里的，途中航行比较顺利，只遇到过一场风暴，它使我们在二十四小时时间中在埃居依沙滩附近受了很大的罪，还撕裂了几张帆，损坏了部分高桅杆。但我们还是在圣奥古斯丁纪念日这一天到达了毛里求斯，受到了圣拉扎尔先生一家最热忱的接待。我们与之一起工作了八个月。

    国王的三条船在我们之后不久也到了。由于缺粮——岛上没有粮食，无论这三条船还是我们在那里见到的另一条船都无法前去会合和增援达谢先生；过了两个月，后者只得把印度交予英国人支配，自己也到了这里，因为他未能战胜英国人。为获取粮食，我们必须把部分船只派往好望角和其他地方。我们首先出发：这是1759年4月20日。我们在留尼汪岛(波旁岛)过了几天；5月1日，我们三人（指韩国英神父、一名年轻的中国人及写信者本人。——中译注）登上“大象号”离开留尼汪岛向中国进发。该船军官和商务人员中有六七名所谓的自由思想者(或曰不信神者)，据说这种人在法国已变得十分常见。对英国人的担心（1759年时正值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中译注）使我们没敢穿过人们通常走的巽他海峡。我们寻找巴厘海峡，这样就必须十分靠近新荷兰（当时西方人对印度尼西亚的称呼。——中译注）。我们两条船上无一人熟悉这条海峡，因此，当我们在船的左右侧均看到了陆地时很是担忧。大家赶紧查海图，却惊喜地发现进入的正是巴厘海峡。当时是大清早，风力可使我们达到时速7海里。我们怀着穿过海峡的希望向前行驶，但一半路程未到，涌来了一股与风向相反的强大潮流，迫使我们很快开始倒退。我们放在海里的小船被激流冲得猛烈地撞在大船的侧面，粉碎后沉入了海底。我们决定太阳下山后便抛锚。真是昏了头：大锚不抛，却只抛了小锚；而且，由于未发信号通知给我们同行的船只抛锚，它差点撞向海峡一侧。它鸣炮通知我们它所处的危险，这时我们才想起向它鸣炮两响——这是约定的告知抛锚的信号。测量流速：每小时7~8海里。我们忧心忡忡靠了一只小锚在激流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人们发现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起锚时刚一用力，锚的缆绳就断了。一整夜它是如何抵御滚滚激流的冲力的呢?这只能是天主的行为，是乐善好施的天主的第一个行为。接着还有天主的另一个行为。当潮流涌动最弱时，人们没有抓住机会适时开航而是耽搁了一至两小时，致使我们将像昨夜一样被迫抛锚而无法驶出海峡。幸亏随着海峡变宽，潮流不那么湍急了。一看到脱离了险境，大家许诺唱感恩赞美诗以示感激天主，船上那批最怯懦的无宗教信仰者也不敢反对。但是，当稍稍远离危险时，他们却在船长跟前活动开了，劝他取消唱感恩赞美诗；船长宽容地答应了。我们告诉他们，天主对此将予以惩罚；他们仅一笑置之。

    然而，航行数日后，我们发觉陷入了亚南巴斯群岛之中，它使我们受阻了好几天；尤其是夜间，我们不敢动弹，生怕在这些岛屿的某一个上搁浅。离开这里后，依然每天每夜遇到新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我们是专门来寻找这一海域的所有岩礁的，或者更恰当地说，这是天主一心要把我们所谓的哲学家（指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及追随者们。——中译注）们的傲气打下去，迫使他们放弃亵渎宗教的论调，重新恢复(至少是因为出于对始终呈现于面前的死亡的恐惧)合理的基督教观念，迫使他们弥补过错，采取必要的措施履行宗教义务。

    一天晚上9点，人们升起前桅的大帆以便使船重新回到为避开暗礁而偏离的航道；正在这时，突然发现船只就要撞上前面一块一望无际的岩礁了。船员们发出的惊恐而近乎绝望的尖叫声打断了伪哲学的诡辩论调。我不知道船只是如何迅速自左向右拐弯并及时避开岩礁的，只看到岩礁离船仅有不足20法尺，海浪拍击岩礁，溅出排空的浪花。你可以想像，船上当时一片寂静，那些年轻的无宗教信仰者或许因阻止唱感恩赞美诗而开始了后悔。寂静延续了一小时。10点时分，大家觉得危险已经远去，便打算重新启程，但刚启动便发现又靠近了岩礁。人们只得偏离航线并中断又在展开的反基督教的谈论。另外的两三天同样充满了不安和危险，迫使我们只得一入夜就返回白天走过的路上。此后的一个早晨，我们在日出时发现，与我们同行的骆驼号不见了踪影。大风从我们后侧刮来，船只顺利前行。8时许，我们发现前方有巨礁，冲击它的海浪以令人可怕的方式碎成了浪花。我们当时无法后退，便决定以左舷受后侧风向北抢风航行。行驶了半小时，我们发现了骆驼号，它正分担着我们的风险好意地驶向我们。刚发现它，我们又看到前方有另外两个很大的岩礁，上面布满了海浪的泡沫，必须迅速掉头并以右舷抢风向南行驶。如此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在前方见到了与前两个同样可怕的第三个暗礁。于是再次转向。然而这不过是推迟了看来无法避免的损失而已，因为这样忽左忽右地航行，我们总会出事的，而且从西面吹来的风不管我们如何转向，总会把我们推向在我们东侧的岩礁的。

在此时刻，我们看清了所谓坚强的人们（指船上那几个不信神者，后文“哲学家们”亦如此。——中译注）是何等脆弱。他们不久前还在对抗天主、取笑宗教，如今却显出了原形：他们既缺勇气又乏果断，脆弱怯懦、沮丧悲哀的神情取代了他们平素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倨傲模样；他们平时喋喋不休放肆地亵渎道德和宗教，此刻却愚笨地闭着嘴一言不发。中午时分，人们打算确定纬度，却无法精确地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时太阳几乎直在我们头顶，所有观测员都不知所措。海面上空到处是鸟，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考题目来问那些脸色苍白的哲学家们了。我对他们道：“瞧，我们的尸体将是这些鸟的猎物，但我们各自的灵魂将归于何方呢?”他们走开了，而这正是我和人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惊恐的神情会使船员们丧失勇气。晚餐时，这些先生们就不只是一言不发了，他们有的痛哭流涕，有的麻醉自己以忘却近在身边的危险；只有第一桌上的我和第二桌上我的同仁照常用餐。吃罢晚饭并诵过饭后经后，我转身向他们重新提出了那个思考题目并说道：“先生们，在这条船上，这是我第一次在用餐时既未听到令人讨厌的双关语，又未听到亵渎宗教的言论。”我说罢就走了，让他们去考虑吧。过不多时，我发现他们中好几个人神情尴尬地尾随着我，而且我走到哪里他们便跟到哪里。但我装作没看见。我希望他们做出更符合基督精神的事来。这个集团中有几个人参加过复活节纪念活动，但为免遭迫害，他们几乎是秘密参加的(因为这些先生虽然口头上赞成宽容，但对基督徒却毫不宽容)；这几个人请求我重新为其祝圣。于是，我下到底舱去听他们忏悔。他们忏悔过后，另几名哲学家先生也步其后尘，而且终于想起了自己是基督徒和罪人。

    我不曾料想这么快便见到他们，因此也未与我的同仁商议对待他们应采取既温和又坚定的方式。我决定在进入本题前把本想悄悄言之于我同仁的话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来。最先找我的几个人对自己放肆的亵渎宗教的言论和敌视(这一切是船上尽人皆知的)进行了自责。我帮助他们彻底清算罪恶；然后，作为当时惟一可能的补赎，我吩咐他们立即当众表示复归而且当众纠正他们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犯下的双重错误。我告诉他们，如在这种场合下进行自我谴责，那么，当看到将使船只沉没的岩礁时，我将为其赦罪，不过他们必须激励自己敬畏和热爱天主，同时真正悔恨其忘恩负义。我还让他们别以为仅仅因为害怕死亡将至就能使其得救。最初两人作了公开补赎后，余者都受到了震动。我的同仁也做了大量工作，见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他也照此办理。

    3点至4点之间，船长派人请我到艏楼上去。我去了。当时我们仍时而左舷受风，时而右舷受风航行，但船只明显靠近了东侧下风处的岩礁。我发觉这些先生十分礼貌，他们正以充满信任和真挚的神态等候着我，这倒让我颇不习惯。船长告诉我两条船正在靠拢，以便能利用喇叭筒相互说话，为此，人们希望我在场。我问让我在场有何意义。有一个思想尚未完全转变的人对我说，因为我被认为是视力特别好的人。“好吧，”我答道，“然而现在需要与另一艘船说话，为此需要的是嗓子好和耳朵好，眼睛对此不起任何作用。”“这倒是真的，”船长接口道，“不过您沉着冷静，您可以听得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没有您这样的条件。”事情便决定了下来。这时两条船靠得较近了，船长要另一条船回答它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对方答复是：在天蝎星座尾部。这句话如霹雳一般把这些先生们惊得呆若木鸡，因为天蝎星座尾部被认为是无法从中脱身的地方。船长醒过神来后又问道，是否有解决办法。对方回答是：有。正像前次答复一样，我高声重复了对方的回答，但大家不大相信。不过，我们船长作为指挥官下令另一条船在前面航行，我船将随之跟进。另一条船立即升起全部船帆径直朝我们下风处的岩礁区驶去。我走下艏楼重新做起了忏悔。6点时分结束忏悔后，我又上了艏楼，发现我们的处境与两小时前已大不一样。奥默拉先生这位我们当中最好的水手同时又是最坚信宗教的人，他知道在东侧和北侧的岩礁间有一条通道，便从这里穿过了。因此，当我登上艏楼时，南侧的岩礁已在我们后面，东侧的岩礁位于我们右舷，北侧的岩礁位于左舷；夜幕降临前，我们脱离了险境。

    望见中国陆地前的四五天时间里，我们未遇任何危险，但令人担惊受怕的事仍不少。任何东西都会使那些可怜的不信神者害怕：海面上有时会布满海藻，它们在这些人眼里成了裸露的岩礁；到了夜间，他们又把鱼群当做水底的暗礁，因为鱼群的活动会使海水闪闪发光，如同暗礁表面的水色一样。正是海藻使我们错过了驶近中国海岸的机会。在Lemme群岛附近，我们见到一片宽阔的海滩，上面覆盖着这种植物，我们原本可以穿它而过，但恐惧使船长以为这是岩礁，而且还把Lemme群岛当成了Ladrones群岛，于是就困在了其中。这使我们处于澳门下风位置。我懂点中文，便问推着食品前来推销的人这些岛屿叫什么名字，他们说这就是Lemme群岛，可船上有人坚持认为是Ladrones群岛。于是只得抛锚，等待海岸引水员的到来并等待与当时相反的风向。我们等了五天，好在我们需要这段休整时间来完成忏悔。

    我们是7月25日圣雅克纪念日这一天在澳门上岸的，而且首先把到达的消息通知了北京的神父们。两年来，法国传教会在北京失去了四位才俊之士，其中第四位是在我们抵达澳门之际去世的。北京复信要我们两人全都进京。我表示自己不宜于在宫中工作。但我必须服从，因此不管如何表白也无意义。于是，我们于1760年3月中旬动身前往中国首都，经过约三个月的水、陆路旅行，于6月6日抵京。命我们前往的(法国传教会)会长赵圣修神父已于一个半月以前去世（这位神父死于1760年4月21日。——中译注）。这样，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我们只见到三名教士和两名修士。如今，这三名教士中两人已去世，只剩了一人；此外还有我的同仁韩国英神父以及在我们之后到达的另两名教士和一名修士。

看到我们传教会只剩下三名传教士，而且其中两人过了五十岁，另一人过了六十岁，我真庆幸自己在拉弗莱什、在旅途中停靠时以及在澳门预先学了点中文。我致力于学习尤其是使用这种语言。三个月后，我在一个口语很好者的帮助下(用中文)讲授了关于忏悔和圣体圣事的知识：我每周先和他一起准备两至三天，再以同样多的时间将讲授内容熟记于心，到了星期天就向初学教理的孩子们讲授，因为人们委托我检查这些人每月的忏悔以及主日的教育。由于教育内容明白易懂、条理清晰、分析精当，而且使用的是优美流畅的中文，所以孩子们喜欢从中摘出某些片段背给我听。不久，基督徒们，甚至一些讲授教理者也来听我讲授并抄写我讲课的内容。第二年及第三年，我依然讲课，直至第三年的圣体瞻礼节，以便使孩子们作好初领圣体的准备。基督徒们坚持与这些孩子一起听课。对你说这些并不是要你赞赏我的才干，而是要你赞美天主，因为它降福于一个如此可怜的教士的工作，是天主成就了这一切；当我们不妨碍这一工作并一心只想让天主获得伺奉、爱戴和颂扬时，它就假我们之手成就了这一切。

    这些小小的成功促使基督徒们向传教会提出了让我在教堂里布道的要求，这发生于我在此居住了仅二年多一点时间以后。虽说我学习中文比多数欧洲人来得容易些，而且已习惯于不再把讲授内容形诸笔墨，然而，考虑到圣职的荣誉，我对于需要(连续)讲授一个小时或更多时间依然感到担心，因为官场上那点惯用语以及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带给我的中文积累毕竟相当薄弱。但我还是服从了。我先构思(布道的)内容概要，用七八天时间反复以中文思考，随之再琢磨两至三天，于是前去布道。不过在很长时间里，布道中仍出现许多缺点：如布道时间过长——因为我无法知道以拉丁文或法文构思的概要用中文表达需多长时间；又如因缺乏简洁的表达方式，致使我使用的总是那些无生气的转弯抹角的说法。再如，当我为避免冗长而控制表达时，偶而又说得不够清楚。前来听我布道的欧洲人还认为我语速过快，不过这种流利仅在他们看来是个缺点，中国人倒是喜欢的。其他一些缺点随时间推移日见减少；然而我只能通过分割或减少布道内容使自己局限于一小时之内——如果我能这样表述的话。

    三四年后，我们教会中负责圣体修会的资深教友去世了，人们让我替代他。这使我仿佛处在了各种圣职活动带头人的位置。除了特定的教育任务以及我已承担的每月第二个礼拜日的布道外，我还需负责第四个礼拜日的布道。这便是十五年来我作为圣经传播者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我组织过由六人、八人和十人参加的特别退省；我们还组织了两次公开的退省，我负责检查、比较及部分布道或默祷工作。我还在情况必需时外出宣教达十至十二次，甚至去过长城以北地区；为不被认出来，我只得走可怕的悬崖绝壁上的羊肠小道。那样的地方，如今即便找不到可经由大路前往的当地人，我也很难去了。我每年听忏悔3000多次(不到4000次)，大致占我们北京法国传教会及附属机构听忏悔总数的1/3，因为每年来我们这里忏悔或我们外出听忏悔的总数为10000~12000次。我听忏悔的次数之所以多于别人，是因为我是欧洲人而且能凑合讲中文。中国人对本国教士不大相信。在北京城内和我们教会附属机构里接受洗礼的人数每年达六七百名；不过这方面的情况并无一定之规，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都一样，他们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由亲属送来要求受洗的非基督徒。与基督徒人数相比，举行临终涂油礼和宗教婚礼的人数很少，因为除住在京城及近郊者外，其他基督徒很难找到为其行此类圣事的教士。妇女不来，也不能到教堂来。每隔一段时间，她们在一幢有小祭台的房屋里举行十五至二十五人的集会。传教士前去听忏悔、做弥撒、授圣体，若有新入教者或未经洗礼的孩子，便为其施洗。凡参加修会的妇女每月于规定日期在本区一幢内设专用祈祷室的房屋中集会。她们首先像男人们在教堂一起做的那样跪倒在地、高声祈祷，唱某支优美动人的单旋圣歌，这些歌大抵属同一套路，虽时有变化，但易记易学。祈祷结束后，专门为这类集会而派来的讲授教理者赠给每个女教徒一句当月警句，并对她们稍作解释。事毕，他还要向她们下达他负责传达的命令或通知，例如在哪些日子里可举行复活节领圣体的仪式(通常或在3月或在9月)（原文如此。据公元325年召开的基督教宗教评议会规定，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包括这两天)的星期日皆可能是当年的复活节；未识可于9月举行复活节领圣体仪式的情况。——中译注)，之后便离开了。他走后，女讲授教理者要对需要听讲的女教徒作一番考核并解释某些内容。这便是我们法国传教会尚未完全定型的大致做法。以前，我们只有一种依据信经编撰的较完善的教理?

    我们刚把基督徒引上你大致已看到的轨道，来自欧洲的消息（指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发布通谕取缔耶稣会一事。北京于1774年8月5日获悉教皇这一谕旨，但在次年才予以公布。——中译注）便使我们担心起它即将到来的毁灭了。葡萄牙不再派员来华；法国派来的人倒不少，但他们不再是接受过完全(宗教)教育的人员，他们本人及其志愿也未经受过审慎安排的各种考验。有的人既不学鞑靼语，也不学汉语；另有人既不愿布道，也不想讲授教理；还有人当基督徒前来忏悔时，他自己却要去祈祷。那些因艺术才华而被安排在宫廷任职的人既不愿遵循先辈的惯例，也不愿服从教会的指导；另有人以种种借口拒绝将才干奉献于圣职，却热衷于科学或新奇好玩的事情。真希望天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派一些比我们更强的传教士来。我们经受的灾难已使传教会大大萎缩，在此情况下它不可能长久支撑。传教士人员稀少，此后也不会再把像我们那样培养出来的人派来；因此，必须求助于对拯救灵魂充满虔诚热忱、对科学有某种兴趣，但尤其是充满仁慈、节制、耐心、忘我和爱德等各种美德的某些修会了。我有许多事情想告诉你，但属于我的时间很少；掏出笔来，凡令我不安和烦恼之事，它却拒绝向你描述。

    我想你还会问，我在宫中是否也有什么差使，因为你知道我既非画家、钟表匠，也不是机械师，而这是使我们在宫中得到使用的三种主要才能。人们看到我学说汉语的能力较强，便于我抵华的次年又让我学鞑靼语——一种很美的语言。于是我学会了它，其用途是：与我们相邻的莫斯科人有什么事情需要与(中华)帝国交涉或后者需要与前者交涉时，他们行的是拉丁文文书；遇此情况，中方便把韩国英先生和我(或两人中的一个，这要视委托我们办的事情而定)叫到宫中大臣们跟前，我们将拉丁文译成鞑靼文后由大臣们送皇帝御览，陛下简短但内容充实的答复以及内阁的说明均是用鞑靼文写的，我们拿到后将其译为拉丁文，再寄往莫斯科。处理此类事情通常需三四天；每年有时有五六次，有时一两次或一次也没有。你看，这占不了我多少时间，因此不会妨碍我对传教的关注。此外，这里的人之所以珍视欧洲人，惟一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天文学以及准确可靠学识丰富的翻译。当今皇上喜欢绘画，但他继承者中的某一位对此或许会不屑一顾。欧洲寄来的钟表和机器比人们需要的更多。

    我忘了告诉你：不应认为中国籍教士能够支撑起宗教在中国的局面；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只剩下中国本土教士，宗教将一败涂地。

    若有人迫使他们工作，若让他们临时负一点责任并有人严密监督，本土教士可以有效地提供服务；否则，他们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该结束这封信了，我把自己托庇于你感人的友爱和神圣的祈祷。

此人是前信作者方守义先生的兄弟，两人同姓Dollieres；前信作者是来华传教士，故依其所取的中文名译出；此人无中文名，故依其法文发音译作多利埃尔。——中译注

  (1781年11月17日)

先生：

    去年，您的兄弟方守义先生二十年来第一次得到您的消息，这于他是极大的安慰，于我们——他的朋友们，也是一件乐事。为知道能否在回信中把我们不幸的传教会的状况告诉您，他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告诉他可以这么做，因为您会明智而审慎地利用他所提供的这些情况。何况他向您描绘的我们传教会的情景或许能激发某些圣洁的教士的热忱，促使其前来分担我们的工作——这些工作我们不久就将忙不过来了，因为我们人数日益减少，而且在必要时和我们需要时不大有希望看到有人会来替代我们。

    从那时以来，我们的不幸有增无已：矛盾、分裂，尤其是缺乏教士。魔鬼便借此妨碍我们工作，阻挠我们收获宽广肥沃的田野向我们展现的丰硕果实。亲爱的方守义先生未能挺住，他成了这一切的牺牲品，或更准确地说，是殉难者。1780年12月24日，他去世了。1773年的敕令（指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发布的取缔耶稣会的通谕。——中译注）给他造成了创伤，这一伤口从未愈合过：虽说他屈从了(他是很驯服的)，但我们感到他的心灵受了伤害。不过，要是他能把这个声名远播的因他的热忱、美德和才华曾是其主要支柱之一的传教会支撑起来，或许他就会幸免于这场被他视为无论对他还是对传教会都是重大的灾难了。然而，尽管他殚思竭虑、热情不减，但他只见到传教会目前正日趋衰败，未来将彻底破产。这就要了他的命。

    方守义先生具有崇高的心灵，无愧于创立这个传教区的诸位前辈使徒。正如您所知道的，自归信宗教之日起，他已经受过长期剧烈的痛苦的考验。他经受考验时表现的顺从和勇气感化了目击者并使人盛赞其美德。当天主召唤他前来遥远之地传播福音之际，他的道德、虔诚和智慧早已使他在欧洲赢得了虔诚的真正具有基督精神者的信任。方守义先生当时身体很差，可以说生死难定；人们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但他只服从天主的意愿。有人告诉他，以其病弱之躯，他在船上过不了四天就会倒下。这种预言或者说威胁丝毫未把他吓倒。为服从被他视为天主意志征兆的这种内心的诱惑，他上船出发了。途中，他不顾自身健康而专注于拯救灵魂。到达这里后，他如此勤奋地学习中文，以至仅用了五个月时间就能履行圣职了。传教士人手开始缺乏，为弥补这一不足，方守义先生以难以置信的热忱开展工作。作为一名不知疲倦的传教士，他只听凭热忱的驱使，白天用于慈善事业，夜晚用于学习。以其衰弱之躯，必得有天主的特殊恩典方能使他不被重负压倒。除汉语外，他还学了鞑靼语和天文学。凡对传教有用之学问，他无不涉猎且皆有所成。有一年，他不断地布道、讲授教理并听了三千多次忏悔。我们在这里被视为皇帝家人，非经准许不得离开京城。方守义先生的热忱深受该项律令制约，于是，他设法在乡间作四五十法里的远足。官府对此佯装不知，听其所为。我们亲爱的新信徒们为此非常高兴，不断请他去他们那里。然而，对于律令的重视迫使他只得节制远游，而且往往无法如愿去满足新信徒们希望听他布道的神圣热情。

    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就把我们宗教书籍译成鞑靼文。我们有他翻译的起过巨大作用的一种中文教理书，我将其印了五万册，几乎流传于全帝国。磨难是对热忱的奖赏，我们亲爱的朋友是少不了磨难的，但他充满信仰的理念，将它们作为恩典从天主手中接了过来。一天，一个可耻的基督徒叫他去听其妻子忏悔，因为他说她快死了。方守义先生带着担任他辅祭的仆人赶了过去；但从那里回来时却满脸是血，衣服也被撕碎了；原来那个家伙要的是钱而不是圣事。方守义先生没钱，因此予以拒绝，那一对夫妻便扑向他，用长长的指甲把他抓得满脸是血。他的仆人和车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解救出来。他回来时我见到了他，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切。见他遭此厄运，我掉了泪，但仍不禁要祝贺他，因为在履行圣职之际他有幸至少流了点血。他以发自内心的沁人心脾的欢乐神情接受了我的祝贺。后来他从未抱怨过，也从未再谈起这次侮辱性的遭遇；而且，若有人建议他惩罚肇事者，那肯定会受到他的责备。

    他还要遭受更令人痛心的磨难和更让人辛酸的障碍，因为它们来自他本应指望获得佑护和安慰的人们。他以温和与坚定承受了所有这一切。在逆境中，他既不忘记应当实行的爱德，也不忘记他乐于遵守的教规和行为准则。然而，勇气丝毫不曾使他失去敏感：他眼见着困难日益增加，传教士却日益减少——他珍爱的传教会所处的这一景况始终萦绕于他脑际，给他造成了如此强烈的印象，使他终于倒下了。12月23日，他中了风。我闻讯后马上派人去请索德超父，他是葡萄牙传教士，也是医生。他不遗余力进行抢救，但没有效果。不过我们仍利用您兄弟神志清醒的些许时刻为他行了圣事，我还在他临终前给了他最后的赦罪。24日上午11时，他在我怀里咽了气。消息传开后，因圣诞节典礼而聚集在我们教堂里的城乡基督徒人人感到惊愕和沮丧。金济时先生为此悲痛欲绝，没过多久就随之而去了（金济时神父1781年1月22日在北京去世，与方守义神父去世相隔不足一个月。——中译注）。

但愿此后他成为您在天的一位兄弟，我在天的一位朋友，而且是传教会在天的保护者。

我荣幸地……

传教会最近在很短时间内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们三位教友间隔不久相继离开了我们。他们的年龄、才干和美德使我们原本指望他们将长久在这里工作并能极大地有益于教会的。

    三人中最先去世的是韩国英。他于1727年生于利摩日，青春年少时就加入了耶稣会，先于其中卓有成效地讲授人文科学，继而专注于讲授神学，随之请求长上准许他依其所好赴中国传教，获准后于1758年自洛里昂启程。他在该帝国生活了二十二年，其中二十余年是在北京。韩国英关注、爱好各门学科，拥有丰富的学识；其专心尤其是其热忱使他在从事的所有工作(如天文学、机械学、语言及历史研究等)中均获得了成功。凡他认为有利于宗教并可为之赢得支持者的工作，他样样都做。甚至宫廷中与他有联系的非基督教徒也无法不对他表示尊重和友爱，他们众口一词，从未见过比他更温和、稳重、正直和热心助人的人了。不过，他身上更值得尊重的是感人的牢不可破的虔诚、完全的自我牺牲精神，与天主密切的一致以及为使天主为人所知所爱而付出的难以言表的热忱。他的去世令人万分悲痛，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为我们惋惜失去了一位与之交往是如此愉快、如此安全、如此惬意和如此使人受益的教友。他为北京的传教士们寄往欧洲并在国务大臣贝尔坦先生关心支持下出版的学术论文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从不希望这些著作署他的姓名。他尊重受之于我们杰出的施恩者（指国务大臣贝尔坦。——中译者）的命令并以此感到高兴；他的谦逊，或更恰当地说他的谦恭使他拒绝了原本可从声名中获得的一切。

    过了不久，方守义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他1722年生于巴尔公爵领地（法国封地名，初为伯爵领地，后为公爵领地，位于洛林和香槟地区之间，15世纪并入洛林公爵领地，1766年并入法国。——中译注）希耶河（河流名，发源于卢森堡，流入法国后注入默兹河，全长112公里。——中译注）畔的隆居尼翁村，此地位于凡尔登和隆维之间，属特里尔（德国西部邻近卢森堡和法国的一城市名，此地自中世纪起即是宗教中心之一，其主教辖区包括与之邻近的法国部分地区。——中译注）主教管辖区。父亲皮埃尔·多利埃尔是洛林和巴尔地区代理总检察长，母亲是泰蕾丝·舍维亚尔。在卢森堡结束中学学业后，他于1744年加入了耶稣会，1758年启程前往中国——我们在前面的信中已读到过这一切。晁俊秀先生对其性格、才华和美德已作过详细介绍，我们不再赘述。

    金济时先生是蒂翁维尔（法国东北部城市名，靠近卢森堡和德国。——中译注)人，他是在前者去世后不久作古的。他精通数学，1764年曾在蓬塔穆松天文台跟踪观察了当年出现的彗星的运行轨迹，我们靠他才得以知道这颗彗星准确可靠的类型，因为很少有天文学家对其作过认真的观测。他既是宫中的数学家，又是至为热忱勤勉的传教士。像他这样在科学、道德及传教工作诸方面皆有良好素养的人才是很难被替换的。请您祈求天主怜悯本传教会与其他那么多传教会；若不赶快培养此类人才，它们将面临不久就要衰败的危险。“请求庄稼的主人派工人前来收割。”(《路加福音》X．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