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年8月20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记得您离开中国时曾委托我每年都把我们的磨难和慰藉告诉您。感谢天主，我原本真想跟您倒倒苦水，然而让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己喋喋不休地诉苦并不总那么妥当；对他们来说，只要天主对此惠予考虑，那就足够了。因此，请允许我只说可让您高兴和感动的事。

    我先从我们教堂隆重开堂说起；1703年12月9日，此事终于实现了。正如您知道的，1699年1月，皇帝批准张诚神父在皇城内皇帝给我们的这片开阔地上兴建教堂。稍后，这位君主又派人问宫中所有传教士是否愿意像对待一项善举似的为兴建教堂做点贡献一一他本人也愿为此出一份力。随后，他给每人发了50金埃居，同时示意这笔钱应用于此。他还提供了部分材料并任命官员督造。开挖地基时，我们只有两千八百利弗尔，其余经费就指望天主了。仁慈无边的天主没让我们失望。这座教堂的建造和装饰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是东方最漂亮、最正规的教堂之一。这里我不打算向您作精细描述，而只说个大概。

    人们首先进入宽40法尺的一个院子，两侧是十分匀称的两座建筑，即两个中国式大厅：一个用于修会及初学教理者的教育，另一个用于会客。会客厅中陈列着路易十四、法国大主教及历代君主、西班牙摄政王、英国国王及其他许多君王的肖像，还有数学仪器和乐器。为让普天下都知道法国宫廷的豪华，我们还在这里展出从已出版的书籍中收集的精美雕刻版画。中国人以极大的好奇审视着这一切。

    教堂位于院子尽头。它长75法尺、宽33法尺、高30法尺。教堂内有两排柱子，每排各有16根漆成绿色的半圆柱；下方一排柱子的底座是大理石；上方一排的底座是金黄色的，柱头、柱顶盘上楣、中楣和下楣的小线脚也为金黄色。檐壁上好像有一些着色饰物；顶饰的其他构件上了釉，色彩因构件突出度不同而异。教堂开有12扇宽大的拱形窗户，每侧6扇，使堂内十分敞亮。

    天花板全由绘画组成。它分三部分：中间绘有开阔的苍穹，布局绚丽多彩；几根大理石柱子支撑着一排拱廊，拱廊上有精美的栏杆；柱子本身置于另一排构思巧妙的栏杆之间，旁边是摆放得当的花盆；人们可以看到天主高高地端坐于云中，手中握着地球，下面簇拥着一群天使。

    我们徒劳地告诉中国人这一切全是画在一个平面上的，但他们无法相信这些看似笔直的柱子其实并非如此。的确，透过拱廊与栏杆柱子间进入的光线被处理得如此巧妙，以致极易让人产生错觉。

    这幅画出自热拉第尼先生(意大利画家)之手。两侧是两幅椭圆形的充满欢乐令人愉悦的油画。祭坛后部放置的装饰屏上与天花板一样也有绘画；两侧的远景画使教堂更显深远。看中国人走到这里参观被他们称为祭坛后面的教堂这一部分真是一件乐事。到达这里后，他们止住脚步，倒退几步后再走上前来，然后用手摸摸，以便验证这里是否真的既没有升高也不能再往深处走。

    祭坛比例适当。当上面摆满我们从欧洲带来的路易十四的丰厚捐赠,献礼时，它仿佛成了一位伟大国王为万王之主所立的祭坛。

    虽然我们费尽心力，教堂直至去年12月初才开放。我们选了一个星期13举行仪式。耶稣会东方巡阅使闵明我神父在许多不同国籍的传教士陪同下前来为新教堂庄严地祝圣。12名身穿宽袖白色法衣的讲授教理者举着十字架、烛台、香炉及其他圣器。两名身穿法衣、身披襟带的神父走在主祭两侧，其他传教士两人一排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大批被虔敬之心吸引而来的基督教徒。

    祝圣结束后，所有人匍匐在祭坛前；排列在至圣处的神父和大殿中所有基督徒都频频以前额触地。然后，张诚神父一一我们可把他视为这座新教堂的创立者一一在副祭和副助祭协助下主持弥撒。大批基督徒领了圣体；大家还为非凡的施恩者路易十四这位基督教国王祈祷，闵明我神父在弥撒结束时作了感人的演说。庆祝活动以大批初学教理者接受洗礼告终。圣诞之夜的弥撒同样隆重，同样受信徒们赞助。倘不是中国乐器(它们有种我难以名状的乡间气息)让我想起自己置身于外国传教区，我真以为自己身处享有宗教自由的法国腹地。您无法想像有多少要人前来观看这座建筑；所有人都在祭坛前频频跪拜；不少人开始学习而且喜欢我们的宗教，使人有理由相信他们日后会信仰宗教。

    如果我们不幸地眼看着这项工程遭到破坏，那我们该多么痛苦!因为这项工程使我们宗教甚至在一个非基督徒君主的宫殿内也受到了喝彩．然而就在它完工后两个月，我们就遇到了这种危险。事情是这样的：

    1704年2月12日，在太子(此皇太子为康熙二子允扔，康熙十四年立，四十七年废，四十八年复立，五十一年复废。一一中译注)宫中制作数学仪器的陆伯嘉修士奉命把几件铁制品涂成蓝色。他作为基督教徒对此深感为难。第一件物品呈戒指状，第二件是圆形刀剑护手，第三件像剑柄上的球饰，第四件是尖头四棱锥，但顶端已磨得很钝．这些物品对我说明问题是必需的。

    我当时就在陆伯嘉修士工作的屋子帮他改进几件仪器。担任我们翻译的白晋神父也在场；他仔细端详这些铁制品后对我说，他担心这些东西是偶像崇拜器具上的零件。我多次问他凭什么产生这一怀疑，他只说它们像偶像崇拜者使用的节杖上的零件。但我认真察看后却只发现上面有几朵雕刻得并不高明的花。

    这时，皇太子身边的领班太监令我们尽快给这些铁制品上色。我们则请他向皇太子说明，在我们对他送来的这条鞭(这是人们对此类节杖的称呼)的用途的疑虑消除以前，我们难以从命，因为我们担心这是佛鞭或别的偶像崇拜的器物，而有了这种疑虑，我们是不可能工作的。太监反驳说这条鞭是太子专用的，根本不会用于偶像崇拜。白晋神父答道：“不过请允许我向您指出，这条鞭很像是高出其他神灵一等的守护神所持的兵器，百姓们似乎认为这种兵器可防御魔鬼。而依我们宗教的原则，我们不能做这种事，否则就会对天主犯下大罪，公正无私的太子也不会这样要求我们。”

    太监对我们宗教职责所知甚少，而且因我们不顺从而感到不快，因此不解释白晋神父的疑虑，而把我们当成顽固不化忘恩负义之人。他甚至竭力向我们表示，皇帝对我们恩宠有加，新近还让我们在宫墙内建造了献给天主的教堂，因此，以捕风捉影的挑剔来拒绝他儿子的要求是不合时宜的，在此情况下，即使它确是佛鞭，我们也应服从皇太子。然后，太监在责备中又添加了威胁，向我们展示了抗命可能带来的麻烦。

    我们答道，皇上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对他的恩德我们感激涕零，我们极感谢他对我们圣教的保护，正如我们至今所做的那样，在任何别的情况下我们都准备服从他，不管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我们甚至把他愿意接受服务视为我们的荣耀；然而，即使会失去他的恩宠并遭到最可怕的惩罚，人们永远不能让我们做任何有损宗教纯洁性的事。

    听了这一毫不含糊的声明，太监以各种礼貌客气的方法竭力说服我们。他告诉白晋神父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这条鞭与佛及其他偶像全无关系。陪同太监的人中有一人特意对我作了同样保证，还说皇帝本人也有相似的一条鞭。

    由于我们知道官员是如何讨好皇帝和太子的，因此仍不愿相信他们的证词。于是我说，既然是太子的，那就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清楚其用途了，他不难消除妨碍我们工作的疑虑，如他愿意亲自向我们解释这一兵器的用途并保证无论他本人还是其他中国人都不把它派作别的特殊用途，我们就马上服从他。我们的确相当相信太子的真诚，只要他证实这一点，我们便不再怀疑。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提出这种要求!”太监又开了腔，说着转身就走，回禀太子去了。所有听到这场谈话的人都认为我们完了。过了一会儿，有人通知我们进宫解释自己的行为。官员在途中的态度使我们断定太子本人也不会给我们好脸色。我首先赶到，一见他我就按例磕头。他站在院子中间，靠近厅堂门口，满脸怒容地看着我说道：“难道要我亲自下令才会服从吗?你们知否抗命不遵依法该当何罪吗?”然后，他对站在我后面的白晋神父说道：“你知道我用的这种兵器吗?这叫鞭，它只为我所用，它既不用于佛事也不用于任何神灵，也无任何人把它派作别的特殊用途。还要我作进一步说明来让你放心、让你打消无根据的忧虑吗?”

    白晋神父以为可以陈述怀疑的理由而不至于冒犯太子。但太子认为他还在从中作梗而不肯相信他的说明，便忿然对他说了几句就打发他到戏馆里察看，因为那里几位上场的戏子手中所拿的鞭与皇太子那根十分相似。太子说道：“让他看看，我们用做道具的东西究竟是不是法器。”

    白晋神父从戏馆里回来后，皇太子问他最终是否有所醒悟,神父答道，他看到这种鞭可派不同用场，但由于曾在某本中国史书上读到，有人把类似器具用于我们宗教所憎恶的场合，因此他有理由担心这条鞭也属此列，也担心百姓们对这类兵器的作用仍有明显误解。

    白晋神父的一再坚持使皇太子极为震怒，他以为传教士想以某种离奇的或是莠民的力量来对抗他的权威。因此，他以严厉的口吻对神父说道：“你区区一个外国人，却自以为比我、比所有自幼就未受过其他影响的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的情感和习俗?不过我声明，无论我还是中国百姓，我们都不承认这类节杖有任何特殊作用，也没有任何类似的偶像崇拜器具。既然我向你做了保证，那么，当我命令你工作时，还有什么捕风捉影的挑剔能让你停下呢?佛和其他偶像都是着有服装的，这会妨碍你们穿衣服吗?尽管他们有庙宇，但你们不也为天主盖了教堂吗?我们不责备你们眷恋自己的宗教，却有理由责备你们对自己无知的事情固执己见。”

   说罢，太子就出去向皇帝报告事情始末了。与此同时，他下令立即把北京三座教堂的传教士全部召来。我赞赏而且终身都赞赏这位崇拜偶像的太子即使在盛怒中也未说一句反对基督教的话，尽管当时我们只担心宗教遭到破坏，这是他尊重我们圣教的明证。

    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人们把我们遣返住地，只有白晋神父一人奉命留了下来。因此，他像囚徒一样在让他藏身的芦席窝棚里度过了冰冷刺骨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有人告诉我白晋神父被判了苦役。我告诉他们，这位神父因不愿背叛信仰而死将十分荣幸，但既然错误是三人一起犯下的，那么，要惩罚就应三人一起惩罚。

    与此同时，我见到了太子跟前的太监。他代表太子来问我们，他表盒上雕刻的所罗门的节杖与他的鞭是否是一回事。太监对我们说道：“你们国王有鞭，你们并不因此而气愤，但太子的鞭却让你们害怕，这一区别从何而来呢?”于是，我告诉他什么是我们国王的节杖，还向他解释了刻在表盒上的所罗门仲裁的故事。最后，将近八点时，三个教堂的传教士都来了；张诚神父已把事情始末都告诉了他们。一位对宽容基督教的敕令贡献良多的赵姓官员(即内务府太监赵昌。一一中译注)在远离太子寝宫的一个地方把我们全都聚集在一起。在那里，他当着领班太监及其他许多人面对我们大致讲了以下的话：“你们激怒了最好的一位王子，他命令我立即按亵渎君主罪追究白晋神父的错误。如你们不能令他满意，我就亲自到大理寺控告罪犯，让他依律受到严惩。你们是外国人，皇帝的仁慈是你们惟一倚靠。皇帝保护你们，允许你们传教，因为这种宗教是合乎道德的，它只让人们做合理之事。无论在宫中还是在外省，皇帝什么好处什么荣誉没有给过你们啊!但白晋神父却肆无忌惮地反驳皇太子，而且不管太子如何好心地向他保证和说明，他依然固执己见对抗太子，似乎他怀疑太子的正直和诚意。我请你们评判他的罪行并说说他该受什么惩罚。闵明我神父，请您回答，您在所有教士中地位最高，您对此有何想法?”闵明我神父对这些责备早有预料，而且在审视一切后不赞成白晋神父固执抗命的做法，因此答道，白晋神父不尊重太子的意见和权威确实犯了大错，有鉴于此，他从此不配再在陛下和殿下跟前露面。

    赵姓官员没回答闵明我神父的话，转而对白晋神父说，皇太子以太子身份起誓，那根鞭绝不是佛或神灵的节杖，如神父知道相反的事，那就在地上画个十字架，让他凭十字架起誓。白晋神父表示服从太子看法。官员又说：“如您承认错误，那就像罪人一般伏地磕头吧。”神父立即照办。于是，官员前去报告皇帝。

    我们为这位官员刚才以皇帝和太子名义(因为我们很清楚官员的话无一字代表他本人)给予我们圣教的公开证词而赞美天主，这一证词是我们以鲜血换来的。这位仅因顾忌舆论才未信基督教的廷臣十分重视这一证词，他知道我们对此极为关注，因此他不止一次地重复它而且以庄重的语气和神情予以宣布，从而使它具备了我们希望的权威性。

    过了一阵，另一位官员又向我们确认了皇太子对宗教有利的这一证词；他代表太子对我们说了如下令人快慰的话：“怎么能怀疑我存心欺骗你们、让你们亵渎我认为合乎道德的宗教呢?要知道这种想法与我的太子身份是不相称的，而且你们在整个帝国也很难找出如此行事之人一一此种做法只适于缺乏道德之徒。我如此气愤，倒不是为那根鞭，对此我并不介意，而是因为有人侮辱了我，由于这种侮辱来自我所器重之人，所以我格外痛心。”

    尽管太子三番四复地作了足以令我们完全释疑的声明，我们仍进行了调查，还请人详察与这根鞭有关的各方面问题，但从中未发现迷信迹象。它只是太子及皇帝本人用来以鞑靼方式舒展双臂的器具。

    这时，白晋神父将被斩首的风声传开了。闵明我、安多、张诚及徐曰升诸神父在与几位当官的朋友商议后晋见皇帝，以此表示，白晋神父对太子不恭，他们为此十分愤慨。

    陛下答道，他很高兴他们承认错误，他在使用传教士的四十余年中从未想过让他们做有违宗教的事，因为他认为这一宗教合乎道德，当需要他们服务时，他事先就了解他们是否会对他吩咐的事感到为难，他甚至对事情认真到一丝不苟的地步。陛下说：“朕宫中有个女子竖琴弹得极好，朕曾想让精通乐器的徐日升神父评判她的技艺，但注意到神父们的敏感，朕担心会被神父拒绝。一度朕想只要在俩人间隔一道帏幔，神父可能不再会为难，但朕仍怕这种办法会使他不快。于是，几个廷臣建议朕让这名女子穿上男装，而且答应绝对保密。为满足好奇心，朕真想这样做啊!但经考虑，朕认为不该欺骗一个信任朕的人，于是就放弃了这一娱乐，因为朕不想给传教士履行职守造成任何麻烦。”

    陛下接着说道，有一位他十分器重的大喇嘛曾经求他让热拉第尼先生给他画一张像，但陛下担心这位基督徒画师会产生反感，因此拒绝了大喇嘛的要求。陛下还说，我们传教士中有的人寡信多疑，他们对中国不够了解，因此什么都怕，甚至无中生有地在无任何迹象的地方看出了宗教问题。最后，陛下指出，既然白晋神父认了错，那么，只要别让他再当太子译员就算惩罚他了，尽管如此，他仍可放心地留在我们修会之中。

    神父们按例跪在地上连磕了九个头以感谢皇恩，随后又在太子门前照此办理。这样，在五天时间里令我们如坐针毡的风波就结束了。

    多亏天主，虽说经受了这次短暂的惊吓，但只要天主的事业不受阻挠，我们修会曰后仍可指望在教化中国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您留下的三十名耶稣会士中有十二人已不再需要中文教师，他们的中文阅读能力令人吃惊。江西宗座代牧主教达斯卡隆主教惊诧于本省神父们文字方面的进步，因此给其中多人写信表扬。

    这位高级教士曾请总会长派一位资深教士当他助手，以分担该省(这是中国最美的省份之一)部分教务。由于助手不是显职却有责任，因此我们让江西的法国耶稣会士不要拒绝一位毕生传教的主教按天主旨意指定他们承担的工作，以便减轻其负担。山西宗座代牧主教张安当神父也提出了同样要求，而担任安德烈维尔主教和宗座代牧主教的杜加禄神父不久前则已经挑选了一名助手。

    皇帝今年给我们的恩典为宗教带来了许多荣誉。一场水灾使山东省出现了普遍饥馑。陛下令廷臣捐资赈灾，并委派专员负责这一善举。但大部分灾民依然流落京师觅食。

    陛下对官员们起了怀疑，便召见了我们四位神父。他说，既然我们出于仁慈的动机而到中国，那么，根据宗教精神，我们更应为助贫出力，因为助贫是宗教要旨。他给我们两千两银子买米，然后在我们宽阔的墓地里赈灾。他希望我们也能为减轻大批灾民痛苦而做力所能及的贡献。传教士们感激地接受了这项命令，而且认为自己也应节衣缩食挤出五百两银子用于施舍。

    负责布施的苏霖神父和巴多明神父让人准备了炉灶和大锅，然后又买了米、洁净的大瓷碗及当地产的咸菜一一因为这样才能中和淡而无味的米饭。穷人们见到信号便井然有序地进入施舍场地，男人一边女人另一边地集中于指定位置。然后，我们让他们依次进入一条狭窄的通道，领取自己的一份食物，带到指定地点退在一边食用。一批人吃罢，我们就收拾餐具洗涤干净，再让另一批穷人按同样秩序食用。

    城内最重要的基督徒们轮流来为穷人提供感人的服务：他们收拾餐具、维持秩序，而且对每个穷人都要安慰几句。受好奇心吸引前来观看这一情景的官员和宫中太监见这里没有警卫人员帮助却秩序井然，食品是那么充足，尤其卫生状况又好得让中国人如此羡慕，都不禁深为叹服。他们感到惊讶，这些因出身高贵或广有钱财而惹人注目的杰出人物居然如此混迹于穷人之中，甚至为他们提供吃饭的筷子并像对待客人似的陪送他们。噢!他们大声说道，这种使人如此仁慈又如此谦逊的宗教是多么好啊!人人都成了我们的歌颂者，甚至和尚也不例外，因为每天有近百名和尚与其他穷人一起接受我们的施舍。这样，在四个月内，我们每天都要养活千余名穷人。

即使我们因这笔开支而长期感到拮据(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也毫不后悔；相反，我们为此不断感谢天主，求祂经常为我们提供类似的使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齐声共赞天主英名的机会。您不必为讲授教理者人数减少担心，我们宁肯省下最必需之物也不愿舍弃对教化中国人如此有用的办法。您知道，我尊敬的神父，这就是我们惟一关注的事；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如此感激那些通过向这一新生教派捐赠而对拯救众生热忱地做出了贡献的人们一一这对拯救他们自身灵魂也大有裨益。对您神圣的奉献，我谨表敬意。

 (1704年1 1月5 13于中国河南省会开封府)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在Kaei—te—fou(疑为开封府之误一一中译注)、洛阳及Fou—Keou—Kien等地用了两个月时间巡访基督徒(天主仁慈，宗教正在这些地区日益确立起来)，回来后有幸读到了您赐予的两封信。谢谢您告知我您的健康状况而且让我得知您在档案资料中令人高兴地发现了对澄清事实至为重要的文件。

    至于此地人所称的挑筋教徒，我认为他们是犹太人；为寻找《旧约》，两年前我曾去拜访过他们，但因我毫无希伯来语知识，困难很多，我怕劳而无功，便放弃了这件事。然而，自从您希望我了解这些人后，我就服从了您的命令，而且尽量仔细、严格地从事这一工作。

    我首先向他们表示友好，他们回之以礼，还殷勤地前来看望。我也到他们的礼拜所(犹太会堂)回访；他们全都聚集在那里，我与他们做了长时间的交谈。我见到了他们的碑文和匾联，它们有的以中文写成，另一些则以他们的文字写成。他们向我展示了他们的经 (宗教书籍)，还让我进入教堂中连他们自己都不得人内的最秘密的部位。因为这是掌挑(犹太会堂主持)专用之地，他也需毕恭毕敬方能人内。

    几张案桌上摆放着13个圣幕①，每个圣幕四周皆围着低矮的帏幔，里面各有一部神圣的《摩西经》(《摩西五经》)。12个圣幕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第13个代表摩西。经文写在长长的羊皮纸上，然后卷在滚筒上。承蒙教堂主持允许，我请人移开了一个圣幕边上的帏幔，还展开了一卷羊皮纸。字迹显得整洁清晰。其中一卷经文是从黄河大洪水中幸运地抢救出来的，这场洪水淹没了该省省会开封府。由于经文受潮，字迹模糊，这些犹太人便请人抄了12份，小心翼翼地放在我刚说过的12个圣幕之中。

    教堂中另外两个地方可看到好几个旧时的箱匣，里面仔细保存着大批散经，犹太人把他们称作“大经”)的《摩西五经》的内容分散在这些散经里；箱匣里还有记载他们律法的另一些经书。这些书专用于祈祷，他们给我看了几本，我发现它们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有的是新书，另一些是旧书，甚至已呈半残破状。所有这些书籍都被当成金书银书一般悉心地保存着．

    教堂中央是一个高大壮观的讲道台，上有绣花垫子。这便是摩西讲道台。每逢礼拜六及重要节日，犹太人把《摩西五经》供在台上朗读。教堂里还有一块“万岁牌”，上书皇帝姓名，不过既无塑像也无画像。他们的教堂面向西方，祈祷天主时也面朝西方。他们把尊奉的Dieu称为“天”、“上天”、“天主”、“造万物者”以及“万物主宰”。他们告诉我这些称呼取自中国书籍，用以表示天主。

    走出教堂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厅，我好奇地进去看了一眼，只见里面有许多香炉。他们说这是纪念圣人及他们律法中重要人物的地方。厅堂中央最大的一个香炉是献给他们律法创始人、族长亚伯拉罕的。然后是献给以撒、雅各及后者12个孩子的一一他们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另一些香炉则献给摩西、亚伦、约书亚、以斯拉及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其中有男有女。

    离开厅堂后，他们把我们带到客厅交谈。由于我那本《圣经》后面以希伯来文写有《旧约》各卷的篇名，我就拿给掌教看。尽管字写得并不好，但他仍看懂了意思，告诉我这是他们的圣经或是《摩西五经》。于是，我拿着《圣经》，掌教则手持《贝尔西特》(这是他们对《创世纪》的称呼)，我们一起核对亚当后裔直至诺亚的年代，发现两者记载完全相符。我们还粗略浏览了组成《摩西五经》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及《申命记》的名称和年代。教堂主持告诉我，他们把这五部经书称为Beresith、Veelesemoth、Vaicra、Vaiedaber、Haddebarim，而且将其分为53册：《创世纪》为12册，《出埃及记》为1]册，其余三部分均分为]O册；他们把册称为“卷”。他们给我打开了几册让我阅读，但因我不懂希伯来文，所以成了徒劳之举。

    我问他们《圣经》其他各卷的篇名，教堂主持泛泛回答说他们只有其中几卷，有的篇章他们没有，另有一些他们不知道。几个在场的人补充道，有些书籍已在那次黄河洪水中丢失了。为确认我上面转述的事，学会希伯来语看来是必需的。

    使我更惊讶的是，先前一些犹太教教士把许多可笑的无稽之谈与《圣经》中确凿的事实混为一谈，甚至在《摩西五经》中也有此类情况。在这一方面他们对我说了些极荒诞的事，不禁受了我的取笑；这一切使我怀疑，这些犹太人很可能是犹太教法典信奉者，而且曲解了《圣经》原意。他们中只有一人熟悉《圣经》和希伯来文，因此能理清这团乱麻。

    另一件事坚定了我的怀疑，因为这些犹太人还告诉我，明朝时的费乐德神父及清朝恩理格神父(这里的人对他们保留着崇敬的回忆)曾多次到他们教堂与他们讨论；然而，这两位博学者却不屑于要一本他们的圣经。这使我觉得，他们认为这些经文已被犹太教法典信奉者所曲解，因此已不再像耶稣基督降生以前那样准确可靠了。

    被中国人称为挑筋教的这些犹太人不管是不是犹太教法典信奉者，都还保留着《旧约》中许多仪式。例如割礼(他们说这起自亚伯拉罕族长时代，这倒是真的)，又如逾越节宰杀羔羊以纪念走出埃及和过红海而不湿鞋，最后还有安息日及旧律法中的其他节日。

    据他们说，第一批犹太人是汉朝时到中国的。起初有许多家族，后来有所减少，如今只剩下七个家族，族姓如下：赵、金、石、高、张、李及艾。这些家族相互联姻，却不与回回即穆斯林混在一起；无论是经文还是宗教仪式，他们与回回均毫不相干，甚至连胡子都梳理得别具特色。

    他们仅在河南省会才有自己的礼拜所。我在那里没看到祭坛，只有摩西讲道台、香炉、一张桌子、几个大烛台及蜡烛。他们的教堂与我们欧洲教堂有某些相同之处；它分为三个殿，中殿设有香桌、摩西讲道台、万岁牌以及我上文说过的用以保存13套摩西圣经的圣幕。圣幕是拱形的，中殿就如同教堂的祭坛，另外两个殿分别用于祈祷和敬奉天主。我们在教堂内部走了一圈。

    由于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中均有获得过功名的读书人，我就冒昧问他们是否敬奉孔夫子。包括他们首领在内的所有人都告诉我，他们和中国不信基督教的文人一样敬孔，而且与他们一起参加在重要场合举行的正式仪式。这些犹太人还告诉我，每年春秋两季，他们像中国人习惯的那样，要到教堂旁一个厅堂里祭祖。祭品中没有猪肉，但有其他动物的肉；举行普通仪式时，他们只献上几碗菜和果酱，不过也要点香、鞠躬或磕头。我还问在他们住宅或祠堂里是否有供奉祖先的牌位。回答是他们既不用牌位，也不用画像，只用几只香炉。不过当官者另当别论，这些人去世后，人们要在祖堂设立牌位，上书其姓名和官职。

    至于他们用以表示天主的名称，我上文已对您说过，您在我让人抄录的他们的碑文匾联中可更清楚地看到，我会寄给您的，希望您从中获得满意的解释。关于他们的圣经，我会向他们借的，因为我看他们是打算借给我的，我同样将请人抄录。如您还需要别的东西，请告诉我。

    附言：请您注意，我尊敬的神父，这些犹太人把他们的律法称为以色列教。他们告诉我，他们先祖来自名叫犹太王国的一个西方王国，这个王国是约书亚在离开埃及、越过红海和沙漠后建立起来的，从埃及出走的犹太人有六十万。

    他们对我谈到了《士师记》及大卫、所罗门、以西结②(据说他复活了枯骨)和约拿(他曾在鲸鱼腹中呆了三天)等人的书籍；由此可知，除《摩西五经》外，他们还有许多别的经书。

    他们肯定地告诉我，他们的文字有27个字母，不过通常只使用22个。这正与圣耶利米所言契合，因为他曾说希伯来人有22个字母，其中5个另有变形。我问他们如何以中文称呼其律法，他们说中文里叫做挑筋教，意即他们不吃动物的血，在宰杀动物时挑断其筋和血管以便让所有的血都流干净。

    这个名称起初是异教徒给他们起的，不过他们很乐于接受，以此区别于被他们称为Tee—mo教的穆斯林。他们自己称其律法为“古教”或“天教”(即天主的律法或以色列律法)。礼拜六这一天他们不升火，也不烧煮任何东西，这一天所需之物礼拜五就准备好了。在教堂诵读《圣经》时，他们以透明面纱蒙面以纪念摩西，因为摩西从山上下来向众人宣布十诫和天主律法时就是蒙着面纱的。

    我忘了告诉您，除《圣经》外，这些中国犹太人还有旧时犹太教教士写的其他希伯来文典籍；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些被他们称为San-tgo的书中充满了无稽之谈，不过却记载着至今仍在使用的礼仪。他们对我谈论天堂和地狱，但看不出有什么见识，所谈内容很像是从犹太教法典中搬来的。

    我对他们谈了《圣经》中的弥赛亚，他们对此十分惊讶。我告诉他们弥赛亚名叫耶稣；他们答道，他们的圣经中也提到了一个名叫耶稣的圣人，是西拉之子，但他们对我所讲的耶稣则茫然无知。

    我尊敬的神父，这便是我从这些中国犹太人那里听到的一切。其中确凿无疑而且您可以相信的有以下几点：一，这些犹太人敬奉天地的造物主，称其为“天”、“天主”、“上天”等等，这在他们先前的牌坊、牌匾及铭文中有明显表现。二，他们中的文人与不信基督的其他中国人一样始终坚持尊孔。三，您从我寄上的他们先前的碑文匾联中可亲眼看到，他们肯定在祖堂里以中国通用的仪式祭奠死者，不过没有牌位，因为他们不准有画像及类似物品，所以不用牌位一一这一切他们曾众口一词对我说过。四，可以肯定，他们的碑文匾联中谈及了他们的律法(他们称之为以色列律法)、他们的起源、他们的久远、他们的谱系，还谈及他们的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的12个支派、立法者摩西以及亚伦、约书亚和以斯拉；最后还谈及他们的圣经，即得自摩西的《摩西五经》，它由五卷经文组成，即Beresith，Veelesemoth，Vaicra，Vaiedaber及Haddebarim，当它们合在一起时，他们称之为《托拉》，而圣耶利则称之为《多拉》。

    关于前文所说的这些犹太人来华定居的时间以及碑文匾联中的内容，您可以视为是确凿的。另一些事情是我听他们口述才知道的，而且只是为让您高兴才写到了信里，因此，使用这些材料须慎之又慎，因为我在交谈中发现这些犹太人不大可靠、不可过于相信。

    为阐明前一信件的内容，我们认为应作如下说明。

    一、骆保禄神父所说的犹太教堂与我们在欧洲见到的大相径庭，因为它让我们觉得更像一座庙宇而不是通常的犹太人教堂。事实上，中国犹太教堂中那个只有高级教士方能入内的神圣之地使我们自然地想起了至圣所，即摆放圣约柜、摩西与亚伦的权杖等圣物的地方。此地旁边的地方相当于耶路撒冷圣殿中供祭司和利未派教士汇集并举行祭献的所在。最后，教堂人口处那个供民众祈祷或参加各种宗教仪式的厅堂则如同人们以前所称的以色列门厅。

    二、人们在中国犹太教堂墙上见到的希伯来文题铭表明，当地犹太人在这方面保留着欧洲犹太教堂遵守的同样习惯。不过他们的铭文只写了组成某句格言或警句的各个单词的开头几个字母，如“祈祷时请保持安静”这句话，他们只写成“Schin，Jod，Beth，He”。

    三、至于圣幕或曰摩西和12个支派的帐篷，这是中国犹太人所特有的。欧洲犹太教堂中见不到任何类似之物。在东方（指中东地区。一一中译注）也只有存放5卷律法书的箱子或柜子。

    四、中国犹太人保存的散经大概是《摩西五经》的53个篇章；欧洲犹太人每礼拜六都要在教堂中逐章诵读的。他们将它分配得十分准确，因此每年都能通读一遍《摩西五经》。

    五、中国犹太人祈祷时面朝西方，而欧洲犹太人则面朝东方，我们对此不必惊讶。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犹太人有一条古老法则：祈祷时需面朝耶路撒冷。我们从达尼埃尔的书(第10卷第6章)中可看到很好的例子。从欧洲看，耶路撒冷位于东方，而从中国看它则在西方。此外，耶路撒冷圣殿布置的式样使以色列入祈祷时面朝西方，中国犹太人可能沿用了这一习惯。   

    六、骆保禄神父信末的附言十分重要。我们从中得知，中国犹太人称他们敬奉的天主为“天”，而且他们在中文中只以中国常用的名伪称称呼天主。这使人看到，那些仅凭中国人称天主为“天”而断言其崇拜偶像的人，他们的论断是多么不完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与真正的基督徒一样远离偶像崇拜；假如中国人只赋予“天”字以物质的含义而且因这一可见的物质而敬天，那么，犹太人就永远不会把真正天主的概念赋予同一个“天”字，他们会因担心与中国人一样显得像偶像崇拜者而用另一个字眼表示天主。正因如此，无论犹太人还是与他们一样只承认天主为真神的中国穆斯林，当他们向异教徒谈论必须敬奉的天主时，他们均称其为“天”。这说明中国异教徒自己也从这个字眼中领会出了物质的天以外的东西。使用“天”字表示天主，这在欧洲犹太人中十分普遍，他们当然不比中国犹太人更崇拜偶像。我们在他们几乎所有著作中均可看到这一点。

    无疑，不论在任何语言中，甚至在宗教著作中，“天”字都是一个有引申意义的字眼，祂表示万物主宰；由于汉语比其他一切语言都更具引申和隐喻意义，因此，对于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多地用“天”字表示天主不必惊讶。

    当《圣经》中那个回头的浪子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当第三位马加比对那些打算割他舌头和双手的刽子手说“这一切我均受之于天”，当我们每天亲自听讲道者说“求上天保佑”时，“天”这一字眼在我们心目中表示的无疑只有天主。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中国人从这个字眼中领会出了别的意思呢?

    犹太人在中国发现了这个表示天主的适当字眼，他们有理由使用它；人们也不该指责传教士和基督徒在他们之后予以使用。

    七、至于中国人敬孔祭祖，那些与欧洲犹太人一样远离偶像崇拜的中国犹太人肯定认为这只是世俗和政治礼仪。如果他们从中发现具有迷信性质的宗教信仰，他们就不会与这位哲人的其他信徒一起前往孔庙，也不会为纪念祖先而焚香了。

    八、那些被骆保禄神父称为无稽之谈的东西，即中国犹太人在《圣经》中添加的东西，它们似乎应被视为评注而不是正文，虚构滑稽的故事以解释《圣经》中他们感到晦涩难懂的地方，这正是这个民族的特征。喜欢这些神话传说的人只需读读迦勒底人的解述“Bere—schite Rabba”及所罗门雅尔西关于《创世纪》的注释就够了，他们的好奇心从中可得到满足。

    九、骆保禄神父所说的犹太教堂中不设祭坛，这并不奇怪。由于犹太人只允许在耶路撒冷祭献，别处则不再祭献，因此祭坛对他们是无用的。

十、骆保禄神父说希伯来人有27个字母，其中肯定包括圣耶利米所说的5个最后的字母；确切地说，这些字母并非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在词末(或词首、或词中)以另一种方式书写一一即延长其笔画而不是弯曲其顶端一一不过 “Mem”除外，这个字母的写法是完全闭合的。

(1704年11月15日于饶州)

先生：

    主内平安。

    若不是如此了解您的美德并深知您向来顺从天命，我会更加小心翼翼地告诉您我们传教会新近遭遇的令人悲痛的损失：您亲爱的兄弟利圣学神父离开了我们。我能想像这一对天主的奉献使您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因为我本人也因失去一位完美的朋友而深感悲痛。

    然而，先生，只要想想逝者至为圣洁的一生和有价值的死亡，我们就绝不会怀疑此刻他正在天国领受对他业绩的奖赏。因此，您有理由期望，他的祈祷将补偿您以前每年从他叙述传教成果中获得的快乐；而我们则希望他的祈祷给本传教会带来更多的恩惠。如果说以前他因机敏、才智，尤其因虔诚和出众的美德而成为传教会最出色的教士之一，那么今后他将以对我们的佑护而成为本传教会在天国最有力的依靠。

    在献身中国传教会以前，他就发誓要为天主无上的荣光奉献一切。由于我们彼此肝胆相照，而且他对我直抒胸臆、无话不谈，因此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不仅有勇敢的诺言，而且有不可动摇的忠诚。他专注执著，即便最小的事也会认真去做；他始终与天主息息相通，他在这个广袤帝国创立了六个新的机构，还要关注与传教士职务有关的其他事情，但在由此造成的种种困难中他从未忘记过天主的存在。我尤其赞赏他在连续的逆境和恼人的意外事件一一这一切似乎是天主为进一步净化他美德而设置的一一中能镇定自若。他对自己如此苛刻，以至其长上只得节制他的热忱并禁止他的部分苦行。他久已养成战胜自身癖性的习惯，为不疏漏任何事情，他留心记下所有事情的细节，而且随时都会进入忘我境界。对自身言行不懈的关注使他完全控制了情绪，因此，尽管天性急躁易怒，但他却变得温文尔雅，以至有人认为他性格忧郁。耐心使他对一切可能使他痛苦甚至屈辱的事情变得几乎无动于衷了。他有敏锐的洞察力，一眼就能看穿中国人在事关自身利益时使用的诡计，但他温和而有节制地容忍了这一切，从而感化了中国人。记得他常对我说：“我们感谢中国人帮我们培养了耐心。”上级的想法他也迅速服从，甚至不提他不太强壮的体魄可能给服从带来的困难。

    他确信一切美德几乎都应服从于心灵的仁慈和虔诚，一个以传播福音为职责的人则应按使徒圣保罗的精神对待所有人。因此，正如对迫害的担心从未能使他停止工作一样，他始终铭记于心的谦逊也未阻止他顺应当地某些习俗，这种习俗使他接受了当地给予博学者的荣誉；当然，这是为给宗教带来信誉，也使我们在名人中说话更有人听。他明知欧洲经常有人恶意曲解他这一做法，但他说，善于任人评说是福音传播者重要的美德之一。尽管他过着极其贫穷和严肃刻苦的生活，但还想进一步苦修；想到有朝一日可能会孤独一人，他制订了一个与古代在沙漠中苦修的教士几乎毫无二致的生活计划。

    他不倦地研读中国典籍，而且已经成绩斐然，对演说的特殊爱好 从未使他放弃这项如此艰辛和令人生厌的工作，他深信，为让天主高兴，他不应忽略任何可使他更有益于百姓的事，因为正是为了他们他才被派到了这里。

    他对我们教会的圣事怀有感人的虔敬之情，正因为这样，他与救世主始终息息相通。他的书信洋溢着崇高的情感，最能激发对耶稣圣心的虔诚崇拜。对救世主的爱使他千方百计地让祂被其他人所爱，当涉及为救世主争取新信徒时，他就什么都不觉得困难了。他甚至以为，遵守他许下的誓愿就能变为信徒们共同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这种遵守是正确和合理的。

    他习惯于把阻碍或延缓天主事业的事故或矛盾归咎于自身的罪孽和不忠。在此情况下，他长时间粒米不进、滴水不喝，以此自我惩．罚；或是退省数日，以便在天主前涤除心灵的罪恶，然后再以祈祷平息天主的愤怒。天主经常示意祂喜欢这一做法，这在创立宁波教区的问题上表现得格外清楚。某些心术不正的人就我们打算在该市建立教会和教堂一事向礼部提起了诉讼。我们惶恐不安地等待礼部答复，生怕它对宗教不利；神父专门挑了此案可能被审议的日子隐避退省，就在他退省的第三天，礼部作出了我们希望的有利的判决。

    担心在事关宗教进展的事务中出错主意，是他最苦恼的事情之一：在此情况下，他的虔诚和正直的良心会使他陷人令他极度痛苦的不安之中。未经斋戒和祈祷，他是什么事情也不做的。尽管采取这一谨慎而神圣的预防措施，他依然常看到其计划因意外事故而失败，对此他异常痛心；然而天主给了他慰藉，同时让他明白，这些表面的不幸对他事业的成功是必需的。

    倘若我给一位仅具凡俗正直品格的尘世中人写信，那么，他对我有幸向您指出的利圣学神父的美德及神圣举措或许不会多么感动。然而，先生，我与神父太亲近了，从他那里我无法不知道您是怎样的人，同时我知道，天主恩赐您生活于红尘、生活于世俗荣耀之中，却又不使您沾染俗世间腐败的观念和准则。因此，鉴于您充满基督教情感，我希望您和我们一起赞美天主，赞美祂把使徒的全部精神和虔诚给了您如此亲爱的兄弟；同时我深信，您将和我们一样遵奉把这位虔诚的传教士一一在他可为本传教会做出如此重大贡献之际一一从我们手里夺走的至高无上的命令。

    关于他去世的具体情况，我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在七天高热后于今年9月18日在距北京两天行程的地方去世的。我直至圣夏尔一博罗美纪念日(这位先贤正是他杰出的主保圣人，从其身上他如此完美地学到了虔诚和其他美德)前夕才得知这一消息。此前，被教廷赐以山西宗座代牧主教职衔的我会尊敬的张安当神父曾请您兄弟协助他工作，有迹象表明，主教指定他有朝一日担任他的继任人。前往托付给他们照管的省份之前，他们本该一起先去宫廷；可在半路上他就得了急病，而且病情来势极猛，以致别人不敢冒险把他移出他得病的那条小船。他以人们有理由期待于一个如此纯洁如此与天主息息相通的灵魂的虔诚和信仰之情领受了教会的临终圣事。他的遗体运到了北京，葬于神父墓地。我们的总会长张诚神父出北京城外两法里之遥去迎接他的遗体；他告诉我他在这位亲爱的死者的灵柩上掉了许多泪水，还说他将久久感受到中国因失去这位如此圣洁热忱的传教士而遭受的损失。先生，您以往能欣慰地收到您兄弟每年向您报告您的捐赠在这里产生的效果的信件，此信与那些信件真有霄壤之别。我可向您保证，他只把自己视为(管理捐赠的)庶务；但他是多么一丝不苟的庶务!去年，几个贼人从他那里偷走了您一些捐赠物品；后来他告诉我，他变卖了自己许多必需品来替代您的捐赠，以便让损失落在他一人身上而不致影响对穷人的施舍。离开此地时，他把今年从您那里收到的赈济物品留给了我；几个月来，它们对25名中国人归信基督做出了贡献。看来他在奉命随行途中还使更多的人归信基督。似乎他预感到自己即将去世，因为不久前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已获得传教会会长同意：如他去世，便把他靠您捐赠积聚起来的一小笔经费托付于我。

    先生，我确信，当您为亲爱的兄弟提供帮助时，您固然乐于以此向他表示您的亲情，但您肯定会更关注天主的荣光和灵魂的拯救；因此，我希望他的去世将不会结束您对本传教会的善举：我每年将和他一样荣幸地给您写信，向您报告您为归信基督的中国人所做的奉献、我们派了什么用途。

    请允许我向您圣洁卓越的全家人表示敬意；此外，倘若我在此能占据我与您全家一起哀悼的这个人的位置，我就会冒昧向他们提出建议一一我知道他在以往所有信件中都是这样做的一一同时要告之以天主以其方法施行教化的故事，即必须通过自身努力方可获得自身的拯救和圣化。请允许我提醒他们回想他就此问题给他们所写的感人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更有效地鼓励他们奉行适合自身情况的各种美德了。一切都已过去，先生，一切都不可逆转地过去了。那些以利圣学神父为楷模、在人世间致力于为永生积聚财富的人是有福的。谨致虔诚的敬意和谢忱。

(1705年于北京)

    在北京东西两侧数法里之处，人们可看到两条河流；它们既不深也不宽，一旦泛滥却会造成严重损失。它们皆发源于鞑靼山麓，在京城以南约15法里处的天津卫合流，再经多处蜿蜒曲折后一起流人东海（原文如此。应为渤海。一一中译注）。

    两条河流之间的整个地区是平坦的，庄稼茂密，树木葱茏，大小野兽猎物出没其间，令人十分赏心悦目。为此，历代皇帝均把这里留作娱乐消遣之地。然而洪水使此地遭到极大破坏，尽管为使水流不溢出河床而筑有堤岸，但洪水过后，先前的城池村镇、堡寨别墅几乎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

    皇帝派耶稣会士实地测绘两河间整个地区的精确地图，以便他能时时看着地图考虑恢复被毁之物的办法，同时考虑在何处修筑新堤，何处则开挖引水沟渠。皇帝把测绘地图的差使交给安多、白晋、雷孝思和巴多明神父。陛下诏命为这项工作提供一切应用之物，并令两名官员(一名是宫中官员，另一名是钦天监监正)督办，令其寻访精明强干的土地测量员、绘图员及熟知当地地理之人。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有条不紊专注勤奋的执行，因此，这幅人们可能在欧洲见过的最大的地图在七十天之内即绘制完毕。随后，我们又从容不迫地予以完善，并以铜版雕刻法丰富其细部，使地图上不疏漏任何东西。

    我们第一次不是依百姓寻常之见，而是依最严格的几何规则绘制了帝国首都(包括城墙)地图。人们在图中还可看到先帝们的行宫。行宫面积极大，周长达10法里，而且与欧洲王宫迥然不同。这里既无大理石雕像，也无喷泉及石头围墙；四条清澈见底、岸边栽有树木的小河浇灌着行宫。人们可看到三座极其整洁精巧的建筑物。还有许多池塘及为鹿、狍、野骡和其他褐毛兽准备的牧场，饲养家畜的牲畜棚、菜园、草地、果园，甚至还有几块播了种的耕地；总之，田园生活中的一切雅趣这里应有尽有。以前，当帝王们抛开繁重的政务，放下那副碍手碍脚的庄严郑重的神态后，他们就是在这里品尝私生活的温馨的。总之，这幅地图标明的各类城市、乡镇、堡寨有1700处，这还不算大批村庄及遍布各处的无数农舍。通过这个虽然遭了洪灾但人口依然稠密的地区，人们可以推断中国其他省份的人口数量该是多么庞大。

    奉皇命绘制地图的传教士在效力皇差之余抓住时机在路过的所有集镇和村庄宣传耶稣基督。当他们到达某个需要小住数日的地方后，他们就把当地居民中最重要的人物请来，以各种方式向其表示友好(其殷勤程度远超过他们平时对中国同类人物所做的一切)，然后教他基督教的道理；一旦他被争取到传教士一边，就肯定会把其他人也带来，于是，传教士便利用夜间时间教育他们。每离开一个村子，传教士就留下一批教义入门书和祈祷书。他们散发了大批此类书籍，所以只得再从北京运来。我们欣喜地获悉，那些并未听过我们讲解的年岁最大或最有地位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通过其子女或仆人了解我们宗教的准则，因为后者接受过我们教育。四位传教士就这样完成了皇帝这项给他们带来荣誉的委托，我们简直可以说与其说他们去测绘地图，倒不如说他们由陛下出资，于隆冬季节完成了一项传教使命。

    在我们不久前付洗的新信徒中，有人显示了罕见的美德，另一些人则是经相当特别的途径教化的。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剃须匠正在街上行走；按当地习俗，他拿着一个打了结的弦乐器，通过碰撞发出声音，以便招揽想剃须的人。突然，他发现了一个钱包，里面有20个金币。他朝四周张望，看看是否有人讨还钱包。他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位骑士，便认为钱包可能是他的。他紧迫上去叫住了骑士，问道：“先生，您丢东西了吗?”后者摸摸口袋，发现钱包没了，便呆若木鸡似的答道：“我丢了钱包，里面有20块金币。…‘别担心，钱包就在这里，东西一样没少。”剃须匠安慰道。骑士接过钱包，渐渐从惊慌中稳住了神；他钦佩一个身处下九流的小民百姓居然做出如此高尚的行为，于是问道：“您是谁?怎么称呼?打哪里来?”剃须匠又开了腔：“我是谁、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这一切对您都无关紧要；我只需告诉您我是基督徒，是奉行圣教者中的一员。圣教不仅不许偷窃他人放在家中之物，甚至不许留用偶尔拣到之物一一只要你能找到物主。”骑士被这种纯洁的道德深深打动了，立刻前往基督教堂学习宗教的奥义。宫中一名教士向皇帝原原本本讲述了这则故事并趁机让君主感到基督教的戒律是何等圣洁。

    发生在一位中国太太身上的事更加令人赞叹。她年事已高，急性大出血使她痛苦不堪，气息奄奄。一名基督徒正巧前去探望，于不知不觉中把话题引向了基督教。天主使这名教徒如此打动了病妇，以致她要求立即受洗。要求得到了满足，她甚至还得到了并未要求过的东西，就在受洗当天，她的病同时也痊愈了。

    她的儿媳目睹了这一奇迹，当即决定做一名基督徒。长期以来，她因病而骨瘦如柴，肺痨症病势曰增。她学了教义，日常的祈祷熟记于心，而且接受了洗礼。次日夜11时许，她起了床，还把丈夫和仆人也叫了起来，吩咐他们把她受洗时人们赠送的圣像供在桌案上，点燃大蜡烛，谦恭地向召唤她上天的天主表示感激之情。刚吩咐停当，她便咽了气。

    如此预料之中而又如此平和的去世使全家都很高兴，而且使婆婆产生了同样这样去世的强烈愿望。过了数月，她的心愿得到了满足。鉴于重新开始出血且自感体力日衰，她把儿子叫到跟前，让他赶紧去教堂请一名神父来看她。出于基督教谦逊和苦修的精神，她马上又让人把她的褥垫放在房中方砖地上。就在这里，她高举双手，两眼仰望天上，声明她只愿为惟一真正的天主效劳，就这样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母亲和儿媳的去世深深触动了全家，他们马上摒弃偶像崇拜，同时做好了受洗准备。

    同样的圣宠不久也传到了邻近地区。一个崇拜偶像的年轻女子在出嫁前夕突然得了病，郎中们想尽办法仍无回天之力。有人说这是魔鬼附身。一位新近受洗的邻居和一名先前的基督徒一起来到这个痛苦的家庭安慰他们。他们确信基督徒的身份能对魔鬼产生影响，因此首先背诵了几段祈祷文；当走进病人房间时，后者病情发作，在他们面前奇怪地抽搐起来。但他们一向她讲述他们信奉的圣教，病人就清醒起来，而且显得平静。病人的母亲对此甚是诧异，自己也想受洗，但此念仅一闪而已，因为她很快又恢复了原先的迷信。于是，病痛立刻又攫住了她女儿，使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折磨。母亲只怪自己不好，请人找来了传教士，当着他们面砸碎了所有偶像，扔出窗外。经人传授宗教道理后，她和女儿及全家人都受了洗。

    人们从欧洲寄来的药品，我们用来为这些可怜的偶像崇拜者缓解病痛，但它们对医治其灵魂所起的作用更大。我们每天都感到天主在为我们的治疗工作降福，尤其在北京，这里成群结队的人向我们讨药。

    在这里，我不应忘记我们的教友罗德先和樊继训为宗教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通过分发药品，已经获得了为皇家两个垂危的孩子施洗的机会。其中一个是皇孙(皇帝第三子所生)，另一个是皇孙女(系一鞑靼小王所生)。两个孩子如今皆已上了天国。

    在鞑靼边境地区，我们失去了翟敬臣神父；他风趣，性格极佳，且罕见的虔诚。为适应他自认为命定要承担的使命的辛劳，他先在法国许多城市中传教，且获得了丰硕成果。到达中国后，他身体渐渐衰弱下来，因为既要完成传教士工作，又要学习当地语言文字(尽管外国人对此觉得困难重重，但他已十分熟练)，这一切加剧了他青年时代曾数次发作过的水肿病。疾病是在北京发作的。人们给他服用我们从欧洲带来的药物；对他十分器重的皇帝亲自派人送去宮中的药品，还派御医为他诊治。这一切使他宽慰，却无法使他痊愈。大夫们认为鞑靼地区的空气或许比中国内地空气对他更为有利，这是他们向虚弱症患者建议的最后一种治疗方法，因为某些患者觉得此法甚佳。翟敬臣神父改变了环境，可病情却不见好转。患病期间，他显示了英雄般的毅力；他从不卧床，而是忙于祈祷或致力于慈善事业。他就这样耗尽了充满美德和善行的一生。

(1706年)

    天主一如既往地降福于我们在北京创设的新的善会一一至圣会。我毫不怀疑您会赞成这个机构的计划，它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些崇拜偶像的地区日益拓展耶稣基督的王国。

    考虑到所有会友的利益，教皇赋予我们一切必要的权力，还对生者与死者进行广泛赦罪；有鉴于此，我们以一场盛大的弥撒开始了我们第一次集会，张诚神父于集会结束前发表了感人的演说。为使大家更加意识到加入善会是一件幸事，我们认为不能对所有毛遂自荐者不加区别地照单全收。因此，我们让中国人明白，只有如下之人方可享受人会恩典：他们必须堪为榜样地生活且满怀拯救灵魂之热忱，他们还需有足够的闲暇，以便从事善会承担的种种慈善活动。为此，我们起先只接纳了26名最热忱的基督徒人会；另有26人与他们密切配合，协助其履行职责，同时做好准备，一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虔诚和热忱，便正式人会。

    为不疏漏此地最必需的任何慈善活动，同时为遵循教皇虔诚的意愿，我们认为应根据最需救助的四类人而把善会分成四个不同的组；我们还挑选了各组组长。

第一组由从事成年信徒工作的会员组成，组长是圣依纳爵。他们负责教育新信徒(由他们亲自进行或通过讲授教理者进行)，把或因怯懦或因生活放纵而偏离永福之路的人重新引上正道，最后，还要关注天主赋予他们孩子的那些基督徒，保证他们不耽误尽早让孩子获得洗礼的恩典。

    第二组负责基督徒成年子女的教育，每礼拜天带他们去教堂学习基督教的职责。鉴于这个大城市中每天都有大批孩子被残忍地遗弃街头而死去，本组成员便负责为他们行临终洗礼。神圣的护守天神庇护他们。

    第三组成员的职责是为病人和临终者提供他们必需的一切精神安慰，使之做好按宗教礼仪去世的思想准备。当某个信徒病危时，他们的责任是通知传教士；当神父为垂危者行临终圣事时，他们要帮助后者；病人去世后，他们要将其埋葬，而且要主持葬礼，为其祈祷；最后，他们须严密关注丧礼中不出现任何迷信仪式。圣约瑟夫是该组组长。

    第四组的成员主要负责教化非基督徒。因此，他们要比普通基督徒受更多的教育，对宗教要义应作特殊钻研。他们必须专心阅读阐述教理的书籍，兢兢业业于教堂提供的训练，随后才能在偶像崇拜者心中播下宗教最初的种子。当他们认为后者已做好皈依准备时，再把他们引见给传教士。我们把这个小组托庇于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佑护。

    各组所有会友均被分配到城中指定区域，在那里各司其职。他们有三名主要负责人：一名会长，两名助理。为使职务负担不致过重，每年都要举行选举：较短的任期可激励任职者以最严谨的态度履行职守。他们在工作中可得到几名同样选举产生的下级负责人协助。信徒的捐赠由三名主要负责人管理，用以帮助穷人，为未留下丧葬费用的死者支付这笔开销，此外还用以购买宗教书籍，散发给愿意了解(基督教)的异教徒阅读。

    集会分成两类：全体集会和特别集会。一年中有四次最重要的全体集会，期间有集体领圣体和大赦；此外，每月也有一次全体集会。特别集会同样每月举行，如情况需要还可增加次数。正是在后一类集会上，会友们报告上月所做的慈善活动并对下月能做的事情提出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活动被记录在一张大纸上，待到全体集会时，会长以全体会友名义，以一段专门撰写的简短祷文将其奉献于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在会议上宣读这些活动，以此感化会友，激励他们愈益热心于从事基督教慈善事业。

    我们在会议厅内摆放了一个书柜，内藏宗教主要书籍。最常用的书有许多复本。所有会友均可借阅他们感兴趣的书；这样，他们便可拥有用于自身教育及教育信徒和异教徒所需的各种书籍了。

等我们为女子建造一个单独的教堂后，我们希望根据教廷赋予的权限，为她们创办类似的善会。考虑到中国习俗对女子活动的容忍程度，该会章程将有所不同。不过有理由相信，宗教从中同样会赢得重大进展。

 (1707年7月17日于饶州)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利用闲暇并趁一艘船只起航返回欧洲之机，告诉阁下我们在中国遇到的可能最奇特的事情之一。

   因年轻皇子(他是深受皇帝宠爱的一位出色的中国女子之子)之死而依然陷于痛苦之中的皇帝最近以一项专断举措结束了他的鞑靼之行，但这一举措的后果同样使他痛心。有人设法使他对皇太子（即康熙第二子允扔。一一中译注）的忠诚起了疑心，而且，人们告知他的猜疑显得如此证据确凿，所以他当即降旨囚禁了这位可怜的太子。看到这位不久前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太子戴着镣铐，真令人惨不忍睹。他的子女及主要幕僚通通因其失宠而受株连。一位好事的占星者曾屡屡向太子预言，如不在他为其指定的某年登基，就永远当不上皇帝了；这个占星者被处以凌迟一一这是中国的极刑。

    然而，在中国没有比废黜皇太子更非同寻常了；因此，皇帝认为殷弘绪神父致印、中传教区总巡阅使的信必须把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缘由告诉臣民。不久，公开张贴的告示中充满了谴责皇太子行为的声明和斥骂。皇太子自幼年时代起的一生都在告示中遭到审查；我们从中看到，父皇深深震怒了，他不仅在告示中说了许多话，而且更希望发人深思。我们称为大阿哥的皇长于是所有皇子中当时惟一得宠的一个；人们在一份告示中赞扬了他，因此，他自以为自身地位不久就会因兄弟垮台而提高了。

    然而，事态突然发生了大出其所料的逆转。新的证据使皇帝发现了废太子的无辜以及为使太子声名狼藉而使用的诡计。他获悉，为使阴谋得逞，大阿哥（指康熙长子允根。一一中译注）使用了巫术和种种魔法，而且在精于巫术的某些喇嘛唆使下，曾派人在鞑靼地区埋下一尊雕像，同时还行了许多魔法。皇帝立即派人拘捕这些喇嘛并挖出了雕像；大阿哥被囚禁于自己宫中，遭到了足以表明皇帝愤怒的惩罚。

    您能想像，我尊敬的神父，这些萧墙之祸使皇帝多么伤心；它们使他极度忧郁，还并发了严重的心悸症，人们真担心他会死去。在此紧急关头，他要见废太子。人们把后者从狱中提了出来，带他去见皇帝，不过他依然一身囚犯装束。这位落难太子的凄婉呼号软化了父皇心肠，使他老泪纵横。皇帝多次询问帝国显贵，既然太子的无辜已经众所周知，难道他无权令其自由吗?多数显贵漠然答道，皇帝是主子，有权决定做使他高兴的事。有些显贵以为皇帝已不久于人世，甚至向他暗示，为国家安宁计，现在该是选定继承人、从而使一切走上正规的时候了。他们建议皇帝由他第八子当继承人，因为他们很看好后者。这意味着对皇太子的排斥，鉴于此辈曾赞成废黜太子，因此无疑担心太子一旦复位会记恨他们。然而这一抵制使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皇帝对臣子们有旨不遵十分恼火，把为首数人革职并疏远了抵制太子复位最烈的几名宠臣。

    这些显贵的垮台不仅远未激起民变(如人们事先预料到这一打击，就有理由担心民变了)，反而使大家惊愕不已；因此，人人争相赞成皇帝的决定。太子遂依帝国惯常礼仪复位。人们到处显得兴高采烈，有人还据与新发生的一切颇为相似的一段历史往事编了一部戏，且上演至今。皇帝则降旨大赦天下：豁免百姓所欠且一时又难以缴纳的一切赋税，为罪犯减刑，罪孽最轻者免刑释放。

    对大阿哥的惩罚紧随太子复位而至。他被处终身幽禁；助其施行魔法蛊术之喇嘛及七名幕僚斩立决。这样，这位皇子自己掉人了他为一位兄弟设置的深渊；他虽为长子，但因后者系正宫娘娘之子，故地位仍在其上。

    我尊敬的神父，这便是宫廷现状。正如您看到的，皇帝因自身气质、经验、谋略及最久长最成功之一的统治而对臣民享有的神奇影响从未像此刻这般如曰中天。然而说到底，那些被天主在《圣经》中称作 (我说过：你们都是神……但是你们必要死亡，像众人一样。《咏》81)者往往会被迫承认，他们是人，也会同别人一样死去一一即使他们正在最广泛地行使权力时也会承认这一点。我相信，以皇帝这般睿智渊博，他一定会最痛切地感悟于此。我深知逆境比顺境更宜于让人反躬自省，因此，为使这位伟大君主皈依，我勉励所有传教士举行弥撒圣祭并更新祈祷内容。

    下面是皇帝已经作出的反思，此种反思如佐之以圣宠，便能使他靠拢天主的王国。他曾把负责皇子们教育的少傅少保召进宮中，严责其容忍皇子们醉心巫术、沉湎迷信，以致闹得帝王之家四分五裂、不得安宁。倘若他能深化这一想法，倘若他从帝国中肃清骗人的宗派并确立惟一真正的宗教，从而把此种混乱连根铲除，那该是多么幸运。

    然而，皇帝病情日沉，健康日衰，中国大夫束手无策，于是只得向欧洲人求助。他们听说罗德先教友精通药理，便认为他或许能缓解皇帝病情．这位教友果然身手不凡且颇有经验。我顺便想告诉您，鉴于他已上了年纪，我们极盼从欧洲给我们派一个人来，以便当我们有朝一日失去他时可予以替代。他的服务定能极大推动宗教进展。

    天主成竹在胸，为了基督教的利益，它可能于我们处境困难之际安排了这个使皇帝更喜欢我们的机会，因此降福于罗德先教友为他治病的药物。他配制了胭脂红酒让皇帝服用，首先止住了最令他心神不安的严重的心悸症；随之又建议他服用产自加那利群岛的葡萄酒。为供弥撒之需，每年都有人从马尼拉给传教士寄这种酒，后者便留心提供给皇帝。不多久，皇帝恢复了体力，如今十分健康。他要让臣民相信这一点，因此犹如帝国惯例一般再次下到市井之间，而且不要百姓回避(在他统治时期这已是第二次)，此种惯例使皇帝陛下赢得了近乎宗教般的尊敬。

    值此机会，皇帝打算通过一份正式文书表明他对传教士的看法。他在其中以下述词语赞扬了他们的品行及对他本人的依恋，他说：“朕用于宫内之欧洲人，尔等向来尽心尽力为朕效力，至今无任何可责备之处。纵然中国人心存疑虑，然朕细察尔等一切行为，未见有丝毫越轨之举，朕确信尔等之正直及善意，故公开表示，应予以相信和信赖。”他随之谈了他的健康是如何在欧洲人照料下得以恢复的事。皇帝在一份公开文书中讲的这些话不是给人以他可能会归信基督的一线希望吗?或许我在吹嘘一种空幻的希望，不过我认为听听被如此看好的人们的想法也是情理中事。这位君主所说的应当相信和信赖我们的话已经促使他多名臣子皈依了基督教。

    在皇帝这份文书颁布以前，巴多明神父告诉我，(宫廷)曾密令召广东及江西总督验收欧洲人带给他们的供皇帝使用的酒和其他物品，并立即送往宫廷一一只要所送物品上有欧洲人封印即可；这一细节是特意关照的，它是皇帝信任我们的又一证据。我尊敬的神父，如果我十分看重这些微小的成功，请别感到惊讶。因为我们远涉重洋来到这里，只是为让一个不知道耶稣基督的伟大民族了解它，这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惟一目的；因此，我们关注可以促进这一伟大计划的最微小的事。

    不过您最关心的而且首先要求于我的是让我告之以我们教堂的现状。遗憾的是我要过三四个月后才能满足您这一要求：传教士们习惯于在那个时候给我写信。此刻我能做的是把我从约两个月前收到三四封零星信件中获悉的情况转告于您。

    第一封信是彭加德神父写的。他告诉我他在封斋期走访了他照料的许多基督徒，让他们获得教皇施予的大赦，以便使基督徒首领间和睦相处。在此期间他为80名教徒施了洗，还听了1700名充满热忱与虔敬的基督徒的忏悔。

第二封信是聂若望神父从安陆写来的；4月份以来，他为100名(先前的)偶像崇拜者施了洗，跑遍了散居于这片经常受淹的平地上几个小高坡周围的大批渔民家庭；他把这次行动称作“荷兰使命”。

    隆盛神父在第三封信中表明，他在其住地无锡为90人施了洗；还说他正准备巡访基督徒，而且打算从一个有30名初学教理者的地方开始，他们正等着他，并做好了受洗准备。耶稣受难日那一天，有人告诉他三百艘渔民信徒的船只刚刚到达，渔民们让他们的妻子在无锡附近他们自己建造的一座教堂处上了岸；为履行复活节的义务，他们也在教堂等他。闻听此言，他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表达内心的欢乐。他在信末补充说，倘若魔鬼终于破坏了如此繁荣的中国传教会，他将终身为可怜的无锡渔民痛惜。中国无疑是一块会有丰厚回报的沃土，只需有福音传播者耕耘即可。但是，如果这些耕耘者自身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并无供养讲授教理者的手段，也无法支付他们必须进行的巡访活动的必要经费，以致因无力采集而眼睁睁看着如此丰富的收获灰飞烟灭，这于他们真是莫大悲哀。因此，我尊敬的神父，我以耶稣基督一一如它没有抛弃中国的话一一子民的名义请您为众多虔诚的传教士提供帮助；我可向您肯定，舍此，他们在此将很难有所作为。

    第四封信是沙守信神父写来的。他向我描述的他的新信徒们的感人行动证明了洋溢于其教堂之中的虔诚精神。我尊敬的神父，我将连续向您报告这一切，以便您帮我感谢天主在这些新信徒心中造成的祝圣之果。

    一名四十岁的基督徒费尽心机凑够了结婚的钱(您不会不知道，结婚在中国不啻买一个女子)，女方过门也有些日子了，突然有人对他说他的所谓妻子是个丈夫依然健在的有夫之妇，而以前人们却告诉他她是寡妇。对这个基督徒来说，麻烦不在于是把她送回或是要回为她花的钱，而是贫困和绝望使她丈夫卖掉了她，又花光了卖妻的钱。

    这名基督徒的父母不信基督教，他们竭力想典押她，或是留住她，再或是至少把她转卖给他人；因为真正的丈夫拒不接纳她，除非有人给他东西来养活她。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微妙的诱惑。但这名基督徒不为所动。鉴于惟一办法是报官，他便找到了当地官员，向其说明真相后表示，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他不能也不愿把他人之妻留在家里，不过他理应得到赔偿：或由收下了钱财的丈夫赔，或由参与这一欺骗的中间人赔；但如因前者贫穷而后者中有的已死有的已逃跑而使赔偿无法实现，他请求官员命令合法的丈夫接回其妻子。

    官员对这一建议既感到惊讶又很受感动，盛赞宗教唤起了如此的情感；他遣人找来惟一尚在的中间人予以严惩。然而这名基督徒失去了妻子，而且失去了凑钱再娶妻的一切希望。只要对中国稍稍有点了解并知道对一个中国人而言不能成家意味着什么，人们便会觉得这一行为是英雄之举，我便作如是观。

    另一名十分年轻的基督徒有一次在狂怒中忘乎所以，甚至对母亲也出言不逊，四邻为之忿然。清醒过来以后，他想到了自己做的一切，便邀集四邻，当众向母亲下跪请罪，随之又自加苦行补败过错，然后对所有在场者说道：“一个基督徒在怒火中烧之际很可能会背离自身职责，但宗教教育他立即改错；我正是为使你们相信这一点，才请你们见证刚刚发生的一切。”

    有一位衰老的文人在请求并获得洗礼后只活了一个月光景。他在至为虔诚的情感中度过了这段时间，时时凝望着我留给他的带耶稣像的十字架，不断与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交谈。见死之将至，他穷其余力给我写信。他的信没到我手中，因为他把它托给了不信基督教的亲属，可后者觉得它不合口味，认为需大加删节方妥。人们带给我的他信中的几个片段令我极为遗憾未能全文照收。他在信末是这样写的：作为叛逆者亚当的后人、耶稣基督的从兄弟和天主的养子，我某某就要去天国以永恒之爱弥补我在尘世对我应奉献一切的天主的冷漠了。

    沙守信神父还告诉我，他住地的官员非常相信我们宗教的真理，因此，尽管他本人因考虑利益和升迁而不幸地滞留于不奉教的黑暗之中，但力促其所有友人信教。他的母亲、妻子、子女、儿媳及多数仆人都公开信奉基督教。这位神父向我讲述的有关这座小教堂(它建于这位官员的衙门内)的一切使我充满了甜蜜的安慰。

    他告诉我，多亏了天主，该县基督教徒境况甚佳。人们以最大的热情倾听谈论天主之事，给基督徒身份以最大的尊重，对救世主怀有最深切的情意，同时以最高尚的道德心避免即便最轻微的过错。我主要致力于向他们讲解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耶稣降生说奥义的本质以及我们从中应得出的结论。一段时间以来，我就这一奥义与他们做过六次交谈，每次至少三小时。不过我对那些新近成为基督徒的太太们所说的只是她们所想像、所领略，每天所多次重复及被她们用之于实践之中的事。我是从她们脱口而出的某些话语(有时出自这位太太之口，有时出自另一位太太之口)中明白这一点的一一尤其当训言中某一部分打动了她们的时候更是如此。例如她们曾说：当一名基督徒是一件崇高的事情；那些互相蔑视的基督徒真大错特错了；他们的尊重应到达尊敬的程度。一个仅半心半意爱戴天主的基督徒是个没心肠的人；基督徒怎能不互相友爱呢!为什么非基督徒不懂我们圣教，因为他们无一人了解它!

    几天前，在一次类似交谈临结束时，那位官员的母亲站起身来对在场的所有人说道：我从这一切中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珍爱，那就是圣化恩宠；在未得到以前应毫不疏忽地得到它，得到后应保持它，若不幸失去则应重新获取它。然后，她以充满温情的目光注视着八名当时在场的信奉基督教的孩子，逐个亲吻他们，以表示她对他们在接受洗礼时获得的收养恩宠的尊重。

    过不多时，那位官员守寡的长媳领着将近四岁的独生女来到祈祷室前。我听到她对女儿说道：“我爱你，亲爱的孩子，天主知道这一点。唉!怎么能不爱你呢，因为你是你父亲于弥留之际留给我的温情的惟一保证!然而，如果我认为你有朝一日会抛弃耶稣基督或丧失你洗礼的纯洁性，我就会祈求天主让你尽快离开这个尘世。是的(她凝望着耶稣基督像，似乎认为未被听见似的三四次重复着说)，是的，我的天主，她属于您，您可以再把她带走，我不仅不会为她痛惜，还会感激您施于她的恩典。”据我从她说最后几句话的声调判断，她还流了泪。沙守信神父以这一描述结束了他的信件。

    今年遭遇到三次严酷迫害的冯秉正神父给我讲述了一件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的神圣情感的进发的事，令我赞叹不已。我相信当您看到一个如此年少的孩子居然有这般强烈的信仰，也会和我一样惊讶的。当这个孩子危险地染上天花时，他的兄弟中已有两人刚被同一疾病夺去了生命。他母亲情急之中脱口说道：唉!难道因为没有求拜天花女神(这是中国一个十分出名的神明)而要让我们所有孩子通通死去吗?孩子听到这些话后感到受了极大伤害，因此在生命所剩无多的时间里再也不愿母亲出现在他跟前。他的全部乐趣在于见到基督教徒并与之谈论他即将去天上享受的幸福。儿子的坚定使母亲马上对自身过错产生了诚挚的悔恨而且流下了忏悔的泪水。

    我尊敬的神父，再听听一个刚接受洗礼的中国青年是如何归信基督教的事，您一定会十分高兴。他的归信有点与众不同，我简直要说近乎神奇。他父母曾让他与和尚们一起生活，而且让他自幼穿中国这种宗教服装。在他只有十六岁时，他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池塘，本来会无救地淹死，但就在他沉到水底时，他感到一个不相识的人托住了他，还把他带到了池塘边；这个人吩咐他立即去九江教堂接受教化册和洗礼，随之即刻不见了踪影。结果是这一奇迹的证明：不管不信基督教的父母如何反对，他一定要接受洗礼．但愿他的榜样能在他们心头造成某种印象一一他的母亲已被深深感动了。

    我们一位新信徒充满基督教精神的力量和勇气同样使我喜欢。他仅靠给一位富商亲戚管理账册的卑微职务为生。这个执拗的商人狂热地崇拜偶像，他担心在身边留用一名基督徒会使偶像与他作对，因此立即把他赶出家门，不过又告诉他，只要他放弃不合他口味的信仰，他的门仍可为其敞开。但这位勇敢的基督徒对此种建议感到愤慨，当即离开了商人的家。如今，尽管他与妻儿们处境拮据，却仍多次向我保证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背弃耶稣基督，而且宁肯终身守贫也不愿干出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

    我尊敬的神父，若不向您报告景德镇基督徒新近做出的罕见的慈善榜样，我还不能结束这封信件。没有任何东西给宗教带来过更多的荣誉并使它在非基督徒眼里变得如此可敬。一场瘟疫曾在整个地区肆虐，多数家庭都遭受其折磨，然而更令人悲哀的是，那些染上这种疾病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立即被不信基督教的家人们抛弃了。

    基督徒对他们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们以自己的关心取代了大批不幸者有权要求于其亲属给予他们的帮助。他们看到这些仁慈的新信徒跑遍了所有有病人的住宅，无畏地暴露于这种极富传染性的疾病之下。人们还看到他们中许多人把垂危的整个家庭接到自己家中，不辞做最低下的事情为他们服务。新信徒们借助药物减轻了他们肉体的痛苦，同时把永福的真理注入了他们的灵魂。仿佛天主决定褒奖这一非凡的爱德：我去巡视这个教堂时获悉，凡经基督徒照料者无一人死去。非基督徒把这一切视为奇迹，从而使其中许多人请我教化他们，使其做好恩准受洗的准备。我尊敬的神父，我毫不怀疑，我告诉您的有关景德镇基督徒的一切将深深打动德布鲁瓦西亚侯爵先生，因为这座教堂其实应被视为他的工程，因为它是用他的捐赠建造起来的，如今也是靠他捐赠养护的。等我过几个月收到信后，我一定通过第一批(返欧)船只寄给您。在您举行弥撒圣祭时请为我留一席之地，我将以极大的敬意参加之。

    一、白晋神父的信

(1710年7月10曰于北京)

      一位与皇家有姻亲关系的鞑靼贵妇的归信及真福地去世具有某些独特之处，值得我对您一说，我相信这一切不会使您厌烦。

    满洲鞑靼主宰中国之际，年轻的征服者为招揽新臣民人心，便为自己及整个皇室取了一个中国姓氏。他选的是居百家姓一一即帝国所有家族姓氏录一一之首的赵姓。

    我要跟您说的这位贵妇嫁了一位出身皇族的老爷；为显示其高贵出身，他系的是红色腰带。这位贵妇叫赵太太，取的是她夫君的姓氏，亦即整个皇族的共同姓氏。几年前，她痛苦地见到丈夫只痴迷于几个姘妇，凄楚之情无法忍受，遂决定以自杀来尽快结束烦恼一一这是感到不幸的中国贵妇们相当常见的习惯。正当她绝望地准备给自己致命一击之际，她似乎看到一位仿佛白天而降的贵妇走进了她的房间(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后者头上罩着垂及地面的薄纱，步态庄重，有一种我难以名状的超人之感，后面跟着的另两位贵妇姿态毕恭毕敬。她走近赵太太，用手轻柔地拍着她说道：什么也别怕，我的孩子，我来帮你摆脱这些会使你无救地死去的愁思。言毕便走了出去。

    赵太太把恩人送至房门口，而且立刻觉得自己恢复了正常，心头有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宁静。她立即把隐隐约约听到了几句话的几名奴仆叫到跟前，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但因当时她对基督教尚一无所知，因此还以为这是关注她生命的某个异教神祇的显圣。直到五年后她拜访一位笃信基督教的亲戚时才恍然大悟。她在亲戚家的祈祷室里见到了圣母像，而且认出了这幅像上画的便是时刻萦绕于她脑际的她的救星。她立刻跪在地上磕头而且高声说道：啊!就是她救了我的命。从此刻起，她便起了信奉基督教的念头。

    她不久就学会了教义的主要条文及基督徒的常规祈祷，但还无力克服她必须战胜的惟一障碍。问题不仅在于必须弃绝偶像，而且要砸碎被她视为她家庭保护神的两个偶像；正是在后一点上她下不了决心，因为担心由此招致全家愤怒。

    虽有对圣宠的这一不忠，天主仍通过我对您说过的她那位信教的亲戚启发她重新产生了归信之念。赵太太领养且十分钟爱的一个女孩患了危险的疾病，信奉基督教的贵妇使她有幸接受了洗礼，孩子受洗后没过几天就去世了，然而死亡却丝毫未改其面容。见此情景，赵太太顿觉柔情倍增，她于悲痛欲绝之际说道：“唉!如果我死后有望再见到她，我也有所安慰了。”那位虔诚的女基督徒答道：“这再容易不过了。这个孩子受了洗，她的灵魂已被圣水净化，肯定上了天堂。现在全看您是否也能获此殊荣了。一旦天堂大门为您敞开，您就永远能见到今天让您悲痛的这个人了。”

    这些恰到好处的话使痛苦的赵太太重新想起了受之于圣母的恩宠，同时想起了自己下过的做一名基督徒的决心。她首先从弃绝自己最崇拜的偶像开始：为不再看到这个偶像，她把它送到了一位朋友那里。

    过了不久，鉴于长期患病而健康日衰，她强烈要求受洗一一人们先前推迟为她施洗是理所当然的。她以强烈的信仰做好了受洗准备，而且完全弃绝了偶像崇拜者的一切迷信。然而传教士告诉她，初学教理者在弃绝偶像时既不能保留它们，也不能,把它们送人。于是她立即派人找回了她送掉的偶像，将其砸碎，同时还砸碎了因人情方面考虑而使她留在家里的另外两尊偶像。

    由于她体力日衰，人们已开始担心她的生命。传教士认为不必再更久地考验其坚贞，遂前往她家按教会常礼为她施洗，随之又送她几件虔敬之物，她高兴地收下了。传教士尤其给了她一幅硕大的圣母像，她立即将其供于屋内最体面之处。她甚至许诺，若天主让她恢复健康，她将把余生全部用于阅读宗教书籍并勉励她认识的所有人或她对其有影响力的人信奉基督教。

    天主满足于新信徒的神圣愿望。她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使她不再抱有生的希望，使她首先意识到死亡已经临近，因此要求领受临终圣事，还以极大的虔诚领了圣体。次日，她派人请传教士前来替她敷圣油，后者飞速前来，但到达时得知她刚咽了气。临终时她一手拿着祝圣的大蜡烛，另一手拿着念珠，嘴里叨念着耶稣和玛利亚的圣名。

    临终前她把儿子叫到跟前，叮嘱他两件事：一，留心别让人在她丧礼中搀合进任何迷信因素，丧礼交基督徒操办；二，认真考虑尽快把其姘妇打发走以便做好受洗准备。她在许多热忱的基督徒照料下咽了气；后者为临终者作了常规祈祷，而且因她至死不忘信、望、善的行为而深受感动。他们认真记下了她最后说的三句话：圣母，助我吧；耶稣，我的救星，恕我吧；我的天主，我的耶稣，救我吧。说第四句话(他们没能听清)时，她于不知不觉间已在天主怀抱中安息了。

二、传教士巴多明神父的信

               (1710年于北京)

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基督徒今年在教化其同胞的工作中所显示的热忱一定会使您感动。我只给您举两个例子。我在皇帝命我随驾巡视前创办了四个传教会，其中一个传教会中有一名新信徒是我施洗的，他住在永平府。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在那里以惊人的热忱代行传教士之职：他召集了许多偶像崇拜者，极有成效地向其宣讲基督教的真理，以致多数人都要求受洗。他马上到北京找我，由于我随皇帝去了南方，汤尚贤神父代替我当即赶往永平府，为80名成年人施了洗。我回京后派了一名讲授教理者去那个城市，他将坚定这些新信徒的信仰，而且会如我希望的那样继续把许多异教徒争取到耶稣基督一边。

    另一名基督徒前来告诉我，他让驻守在长城豁口附近的许多中国士兵了解了我们美好的宗教，他们已被他的讲解所打动，因此一心想获得洗礼的恩典。我马上派出一名讲授教理者去教化他们，这样，当我随驾路过该地时只需亲自给他们施洗就行了。因此，在君主经过长城的那一天，我一清早就先赶往那里，果然见到了40名受过教化、信仰坚定的士兵。他们含泪祈求我接纳他们为基督徒。我给他们全部施了洗，直到晚上才离开他们去与皇上会合，但我把讲授教理者留在他们那里，还留下了我携带的许多宗教书籍。

    过了一个月，这些新信徒派了一名代表到我当时所在的热河来告诉我，有一名官员坚决要他们放弃他们信奉的圣教，威胁利诱失败后，他就以非人道的手段折磨他们。由于他是长官，因此可以不受处罚地毒打他们。然而即使让他们死于酷刑之下，他们全部决心宁死仰也不背弃信仰。他们在给我的信中说道：“我们丝毫不怕受到虐待，让我们痛心的是，由于担心受到我们这样的对待，我们那些尚未信教的伙伴就不再愿意听从我们劝导。为此，请您在我们将军Ma—li-tou的公子那里疏通一下，请他让公开敌视我们圣教的这个人变得温和一点。”

    我在归途中又去看望了他们：所有人都以堪称最资深的基督徒的虔诚作了忏悔，我用了许多时间勉励他们。临末，他们向我介绍了20名受过很好教化的伙伴，我为其施了洗。随后，他们请我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善会，并让我认为最善于教化他们同时又能关注其品行的人主持其事。他们已经在密封的小纸条上写好了推举的人选。我打开纸条，发现他们的选择十分明智，他们推举了三位最虔诚、教化程度最高而且最有时间从事这一善举的人担任主事。我批准了他们的选择。此外，他们鉴于集会的屋子太小、拥挤不堪，便建议我买一间可方便集会的屋子。为此我给他们五十两银子，其余款项由他们自筹。我希望这里不久会有更多的基督教徒。

    在热河驿逗留的约三个月时间里，我把各省于此经商的基督徒集中了起来。他们每人都作了三次忏悔，但我没能找到适当场所为他们做弥撒。在那里我为约l6人施了洗，这是我这次艰辛旅行中的令人安慰之处。

    今年有139个成年人及829个孩子在我们教堂受了洗，这些孩子多数曾被弃于街头。传教会的神父们还在各城门附近为3000多名孩子施了洗，因为那里有许多弃儿。我有幸告之于您的一切可使您明白欧洲慈善家们成就了多么可观的善行，由他们供养的本地的讲授教理者专注于履行这一职责。

    (1711年4月12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们遵中国皇帝之命测绘鞑靼地图，使我们有机会见到了人参这种著名植物，它在中国如此备受重视，在欧洲却鲜为人知。1709年7月底，我们到了距高丽王国仅四法里之遥的一个村子，那里住着人称Calca—tatze的鞑靼人。他们中有一个人去邻近山里挖了四株完整的人参，放在篮子里带给了我们。我从中顺手取了一株，依原样大小尽我所能画下了它的形状寄给您，信末还将对该图作出说明。

    中国许多名医就这种植物的特性写下了整本整本的专著，他们给富贵人家开药方时几乎总要加人人参，但对寻常百姓来说价格就显得太贵了。中国医生们声称，人参是治疗身心过度劳累引起的衰竭症的灵丹妙药，它能化痰，治愈肺虚和胸膜炎，止住呕吐，强健脾胃，增进食欲；它能驱散气郁，医治气虚气急并增强胸部机能；它能大补元气，在血液中产生淋巴液；人参同样适用于治疗头晕目眩，还能使老人延年益寿。

    如果人参不能产生经久不衰的好效应，人们就无法想像汉人和鞑靼人如此看重它。甚至有些健康的人为了更加强壮也常服用人参。我相信，如果精通制药的欧洲人有足够的人参进行必要的试验，通过化学方法测试其特性并根据病情适量地对症下药，那么，人参在他们手里将成为上佳良药。

    可以肯定的是，人参能化淤活血、增加热量、帮助消化且有明显滋补强身作用。在画完这株人参的图像(下文中我将对该图作出说明)后，我给自己号脉以了解脉搏情况；然后，我服用了半支未经任何加工的生人参；一小时后，我感到脉搏跳得远比先前饱满有力，胃口随之大开，浑身充满活力，工作起来从没有那样轻松过。不过，当时我并不完全相信这次试验，我认为这一变化或许起因于我们那天休息得较好。然而，四天以后，我工作得筋疲力尽，累得几乎从马上摔下来，同队一位中国官员见状给了我一支人参，我马上服用了半支，一小时后，我就不再感到虚弱了。从那时起，我好几次这样服用人参，每次都有相同效果。我还发现，新鲜的人参叶子，尤其是我咀嚼的(叶子上的)纤维部分，差不多也能产生同样效果。

    正如鞑靼人一样，我们常把人参叶代替茶叶泡着喝，我感觉非常好，因此，喜欢人参叶甚至超过了最好的茶叶。用人参叶泡的茶水色泽宜人，喝上两三回后就会觉得它香味、口味俱佳。

    煮烧人参根部的时间应比煮茶的时间略长，这样，根部的养分才来得及渗出来；汉人给病人服用参汤时就是这样做的，不过每次服用的量不超过二钱干人参。至于身体健康的人和仅为防病或偶患微恙的人，我建议他们每次服用的量别超过一钱，而且不必每天服用。煮烧方法如下：把(干)人参切成小片放人上过釉的土罐中，再倒人四分之一升的水。要注意把罐子盖紧：以温火焖煮；等放人的水煮剩一平底杯光景时再放一点糖并立即服用。然后在渣滓中再倒人同样多水，用同样方法烧煮以便提取全部精华及根部残留养分。两份汁液于早晚各服用一次。

    关于这种植物生长的地区，在看到鞑靼地图(人们在法国将看到其复本)上标明它们以前，我们大致可以说它位于北纬39度与47度之间、东经10度与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里有绵延不绝的山脉，山上和四周的密林使人难以进入。人参就长在山坡上和密林中：溪涧旁、峭壁边、树下和杂草丛中皆可见其踪影。在平原、河谷、沼泽、溪涧底部及过于空旷的开阔地却见不到它。如果森林着火并被烧毁，这种植物要在火灾后三四年才能重新生长，这说明它怕热；因此它尽量避开日光。这一切使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国家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国家恐怕主要是加拿大，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的颇为相似。

    一道由木桩构成的栅栏把人参产地与我们旧地图上称为辽东的省份完全隔开了；这道栅栏把整个这一省份封闭了起来，栅栏附近还不断有卫队巡逻以阻止中国人离开本省去挖人参。但不管戒备多么森严，追求利益的渴望使中国人秘密溜进这些荒无人烟之地，有时多达二三千人；而且，如果在离开或返回本省时遭到袭击，他们还要冒丧失自由及丧失辛劳果实之险。皇帝希望最好让鞑靼人(而不是汉人)从中获利，因此于1709年命令一万鞑靼人自行前往尽力采挖人参；条件是每人向陛下交二两上品，余者(由朝廷)按重量付给等量纯银。有人估计皇帝通过这一办法今年可得约两万市斤人参，但付的钱仅为实际价值的四分之一。我们在这一可怕的蛮荒之处碰巧遇到了几个鞑靼人。离我们道路不远处的他们中的几位官员奉他们接到的皇帝旨意陆续给我们送来牛肉作为我们的食品。

    这支草药商队伍保持如下队形：他们先按所属的旗分配采挖场所，然后每百人为一队在指定地段一字形散开，每10人与另外10人间保持一定距离，然后就仔细寻找人参。他们缓慢地沿同一罗经方位向前推进，并以这种方式在一定期限内走遍为他们指定的整个区域。期限届满，住在便于牧马处帐篷里的官员们便派人巡察各队，下达命令并了解各队人数是否齐全。如发现缺员(因迷路或因被野兽吞食，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大家就寻找一两天，随后照旧重新开始。

    这些可怜人在这一冒险事业中备尝艰辛：他们不带帐篷，也不带床，因为每人携带的在炉子上烤熟的小米就让他们负荷够重了一一整个期间他们便以此充饥。因此，他们只得在某棵树下打个盹，身上盖一点树枝或所能找到的树皮。官员们时而给他们送一点牛肉或野味，他们在火上一烤便狼吞虎咽起来。这一万人就这样度过了当年的六个月，尽管如此劳累，他们却依然身强力壮，仿佛像优秀的士兵。护送我们的鞑靼人的待遇并不更好些，他们只能得到每天宰杀的一头牛上的零碎部分，而一头牛那时要充当50个人的食物。

   ………（省略）

我尊敬的神父，但愿我对在该帝国深受重视的人参所作的描述能使您高兴，也使您告之以消息的人们高兴。我们即将前往鞑靼地区以完成地图的测绘，因为我们还需绘制该地区西北部及北部的地图。我将尽快寄给您北京省[卫匡国神父称其为Pekeli，中国人则称之为直隶(了cheli)或Lipafou]的地图。我祈求您弥撒圣祭的保佑并致崇高敬礼。

 (1712年8月27日于饶州)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推迟至今给您写信，是希望收到其他传教士告知我有关他们传教情况的消息；可他们的信仍未到达。我怕错过(返欧)船只启航的时机，只得局限于告诉您有关饶州和景德镇两教堂现状的消息；这两座教堂是天主托付我管理的。多亏天主仁慈，这里的基督教徒人数13增：今年我为约80名成年人施了洗，其中许多人已开始在不同地方让人们领略基督教了。但愿我此番赴九江途中还能为大批人施洗。

    我的新信徒们的信仰在今年一次新的迫害中经受了考验，这次迫害是因偶像崇拜问题引起的。他们中有些人被上了镣铐，另一些人遭了杖击。还有人因信奉基督教或因帮助友人归信而丧失了财产并遭到其他许多虐待，但他们表现出了无愧于最初数世纪的基督徒的坚定。基督徒名声完好无损，宗教依然受到尊重。

    我把天主这一特别恩赐归因于我们新信徒的热忱和虔诚。在我处住过数日的一位传教士对此极为感动，他对我说：他们不是普通基督徒，而是至善的榜样。确实，我发现他们中多数人都有高尚的觉悟，憎恶哪怕最小的过失，勇于忍受苦难，坚持经常领受圣事，善待邻人；这一切大大减轻了我传教的艰辛。他们中几乎无人不准备在斋戒日领圣体，我看到有些人准备用八天斋戒曰庆祝圣母升天节，以便经圣母斡旋获得圣宠，战胜困扰他们的痛苦。

    直至圣诞节前夕我才返回饶州教堂。一到那里我就赶往一位已处弥留之际的基督徒家中；四天来他不断打听我的消息。我的出现重新给了这位可怜的垂危者以力量，他以眼泪、以不断向天主感恩的行动向我表明了他的欢乐一一因为天主让我及时赶来帮助他圣洁地死去。我听了他的忏悔，赋予他临终圣体并为他敷了圣油，稍后又为他作了临终祈祷；他于次日夜去世。他归信的主要障碍之一是他的姘妇一一依帝国法律，他把她视为第二个妻子。尽管他只有与这个女子所生的孩子，但一旦我们告诉他接受洗礼的先决条件是把她撵走，他就毫不犹豫地照办了。

    圣诞之夜是在基督教常规礼仪活动中度过的。人们向我推荐让我施洗的大批初学教理者的热忱令我宽慰。我毫不拖延地给他们这一恩典，这是他们含泪祈求我的，而且他们已经以最圣洁的修行为获得这一恩典做好了准备，在这一方面他们不亚于最资深的信徒。

    天主施予我许多新信徒的非凡的恩惠被后者当成了真正的奇迹，它们对某些非基督徒的归信也起了重要作用。除了那些令人惊奇的痊愈(人们只能把它们归功于圣水或天主圣名的保佑)外，一个虔诚基督徒家庭摆脱火灾的方式也有某些不同凡响之处。当时所有人都已熟睡，一个孩子不慎在家里点燃的火开始向四处蔓延。这时，基督徒的妻子感到被人重重敲了一下，蓦地醒了过来，急忙叫醒了全家人。大家发现了险情，抢时间扑灭了已造成相当破坏的火；若稍迟一步，灾难便无法补救了。

    虽说这是天主保佑这个家庭的奇迹般的结果，我们的新信徒和我本人都这样认为，但我无意特别强调这一点；更令我感动的是圣宠在某些人灵魂中成就的显著奇迹。不久前我在为一名可怜的匠人施洗时对此有了体验。这名匠人先前是个举止粗野，秉性倔强的人，而且有我难以名状的凶狠。我简直永远无法相信会在这种性格的人身上看到对天主有这样的认识和如此感人的看法。我把他带到教堂，让他独自在那里呆了片刻以准备接受洗礼的恩典。当我再来找他开始举行仪式时，他匍伏在祭坛脚下，泪流满面，只以夹杂着叹息和啜泣声的三言两语向我作答。此情此景令我感动。陪伴我的基督徒们被深深打动了，因此给他起了“忏悔者”的绰号。仪式结束后，一名基督徒走到他跟前请他谈谈是什么圣洁的思想使他如此涕泗滂沱。他答道：“有三种想法痛切地渗入了我的心间：我想到自己的罪孽，天主却愿意宽恕我；想到地狱的火焰，而洗礼的圣水将使其熄灭；想到直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将以无尽的艰辛帮我脱离苦海。”他接着说道，“我怜悯自己，我怜悯耶稣基督。”无疑，只有圣宠才能在这个初学教理者心中激起如此深情的虔敬。圣神在其希望的所在给人以力量，而且只要它乐意，就能让铁石心肠变得温柔。

    新信徒们主要在近年来我们令其进行的心灵退省中对圣宠产生了最强烈的感受。是沙守信神父首先想到让中国人按圣·依纳爵的方法从事宗教活动的；他在法国一些省份，尤其在布列塔尼也曾这样做过，这类宗教活动对改革习俗及圣化这个秀丽省份的百姓起了重要作用。今年，我效法这位虔诚的传教士，让我的基督徒进行了三次心灵退省：两次在饶州、一次在景德镇。我尊敬的神父，请允许我对您详细谈谈；我相信您从中既可了解这类退省中保留的程序、它们在新信徒心中唤起的赎罪痛悔的意识，又可了解新信徒们从中获得的利于他们曰益走上至善之路的成果。

    首先说说我在八天退省期间采取的办法。那些被接纳参加退省的人(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大恩典)于规定日期来到我的教堂。人员到齐后，我对他们讲一次话：说明退省目的、做好退省对他们是多么重要、他们所拥有的确保其灵魂得救的神佑及手段、必须遵守的规章以及度过这些圣洁的日子所必需的宁静和虔敬，以便使悔罪的八天补救往昔漫长的有罪岁月，同时使他们在有生之年充满虔诚。

    谈话结束后就举行祈祷，内容是背诵三遍忏悔誓约，背诵时速度要慢，声音要低，每一遍之间间歇较长。随后，他们逐个端庄地走到祭坛跟前，我在那里向每人分发一个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和圣母像，还给提出要求的人发几件赎罪器具；同时提醒他们像在其之前进行此类退省的人一样做一件同样用于圣事的器具。然后，我把他们带进房间(由于我缺乏住房，所以只得让许多人同居一室)。伙食极为简单，我于他们则分文不收，因此它与人们每年向我提供的微薄薪俸是相称的。天主对此类宗教活动的降福绰绰有余地补偿了我因削减本人必要开支而遭受的损失。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倘若圣职人员收入更充裕一些，他们做的善事将远为更多，因为这类事仅靠他们所并不缺乏的虔诚和善意是不够的。一名传教士所感到的惟一困难可能就在于此。

    整个退省期间，我主要关心的是随时使退省者全神贯注，同时尽我所能变换每天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深思基督教的伟大真理和宗教的主要奥义，劝导其遵守天主的戒律，进行忏悔和领圣体，在逆境中应有耐心，注意使一切最普通的行为也变得圣洁，还要热心关注教友的永福。我还频频要求他们逐个作出符合信条的信德行为，这可以使他们为重新发愿一一他们接受洗礼时曾发过愿一一的仪式做好准备。

    此外，我还向他们解释了展示罪人和遵守教规的义人在今生和死后不同状况的图画。您知道这一如此平常的宗教活动在布列塔尼举行的退省活动中产生过怎样的效果，它在我们新信徒心头留下了同样的印象。我相信这是退省中最实用的办法之一。最后，他们饭后都有一次个别交谈，这代替了课间休息二我在此类交谈中向他们转述《圣经》中某些例子或是与他们当天思考的真理最吻合的教会史上的种种启示。这些在实践中如此再现了的真理使信念中增添了例证，同时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在思考后下定的决心。他们把集体活动之间的空余时间或用于阅读宗教书籍，或在纸上记下天主启示他们的高尚的思想，再或是准备全面忏悔。实行这种办法，白天就不会有任何空闲时间，而环环相扣的种种活动的多样性又使他们自己都惊讶这段圣洁的时光居然过得如此神速。

    退省期间的圣体是与当众认错活动结合进行的，以便他们以某种方式补救可能犯下的错误；因此，圣体桌上不作圣体出现时所要求的布置。如今他们习惯于在某些日子里来到教堂，匍伏在赐予圣体的地方，同时以种种信德、谦恭和热爱天主的行为(领圣体)为这一如此圣洁的行动做好准备。

    我认为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是敬奉十字架。由于我第一次举行退省活动时正值圣周，这一仪式自然需要举行；我发现鉴于人们心理准备远比平时充分，因此忧伤和痛悔之情格外强烈。他们匍伏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旁，泪如泉涌，教堂各个角落一片叹息呜咽之声。这一情景使我如此感动，迫使我不时中断耶稣受难日的祭礼，甚至难以完成仪式。正是这一切使我下了决心：不管何时举行退省，这一仪式不可省略。我把这一仪式安排在他们对救世主受难进行思考以后举行。

    最后，退省以一项如同总结的活动结束。即他们要作出书面保证：永不忘记这段圣洁时间里获得的圣宠并以全部的忠诚使自己与之相称；终生憎恶退省期间之所憎恶；只尊重在此期间所尊重的东西并以虔诚的一生感谢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无边的爱。每人在这页纸下方还要写明自己的主要决心，每次领受圣事均应将其随身携带，去世时则要把它放进棺材。此举可使他们产生强烈印象，并随时提醒他们忠实履行退省时许下的诺言。

    我尊敬的神父，您很容易判断，一个传教士不付出巨大艰辛是无法举办这类退省的；然而，当他看到大批基督徒因圣宠而致力于悔罪之念，当他满怀感激之情擦去因神圣话语的力量和热忱而使其犹如泉涌的泪水，此刻，他付出的所有辛劳都因充盈内心的慰藉而消退了。

    我在神功架前感受到的正是这一切。他们大多哭得泪人似的在这里悔罪，许多人怕没解释清楚而六七次来到此地，另一些人认为先前的忏悔程度不够。我知道有些人结束默想时每次都自施以皮肉之苦，以致有时我只得让他们离开教堂，迫使其稍事休息。

这些新信徒中有一个人在思考救世主受难时看到祈祷室一块木板上有一颗钉子，他意欲模仿受难的耶稣基督，便长时间地用头部各个部位靠在钉子上，仿佛它便是他的荆冠。强烈的痛苦或至深的敬爱有时会导致此类过激行为。同一个新信徒在准备全面忏悔的一个晚上，仿佛看到其守护神递给他一件瓷器并对他说：“你还记得曾在类似一件瓷器上画过不体面的图画吗?”这是一桩在自省时被他遗忘的罪过，因此他从未忏悔过。还有一个信徒试图去人迹罕至之处永远隐藏起来以避开俗世的诱惑并为自己的懦弱觅一方栖身之地，我费尽周折方使他打消此念。已经恢复的一切我就不对您说了，尽管不公正是值得怀疑的；重新祝圣的事我也不说了，尽管它们已经完成。

    总之，我尊敬的神父，如果这一切仅是瞬间热情之果，我就不认为该对您谈论了。然而令人快慰的是我们的新信徒忠贞地坚持积德行善，这使人感到一次成功的退省是多么有利于灵魂的圣化。虽说在我想到实行此法前这里的基督徒也很循规蹈矩，但如今他们却面目一新。我发现新信徒们上教堂比先前勤多了，对圣教奥义更加虔信，领受圣事也更加严格。如偶有过错，他们就马上忏悔而不推迟到下礼拜天。最轻微的过失也会使他们不安。他们每天都要沉思一刻钟，每晚都要审视自己的良心。有人每个月都到教堂呆上一天，在这里作为死亡做准备的退省．许多人不仅礼拜五、礼拜六实行小斋，为对被中国传教会奉为主保圣人的圣约瑟夫表示敬意，他们还在礼拜三实行小斋。我认识几位年轻匠人，他们为不忘记规定的有声祷告，经常在早出晚归的路上背诵数念珠的祷告。

如果他们必须远行，那么，回来后第一件事便是找传教士汇报意识状态，其坦诚直爽令人赞赏。一个年轻人曾随父去饶州30法里开外的地方，因为商务事宜需要他到场，回来后他照例于次日来到教堂。我知道他把所有闲暇时间都用在了祈祷，一路上最关心的也是此事，而且已连续守了两个多月斋戒。我打算对他的热忱稍加限制。但他料到了我想告诉他的话，便打断我的话头，不断向我重复我在退省期间一次交谈中转述的一位圣洁隐士的话。他说，我一定要让使我痛苦者痛苦。他指的是自己的身体。我还知道这个年轻人曾因一位亲戚驱使而面临过一场巨大的诱惑，但为保持纯洁，他蔑视一切世俗之念，从而很快抽身摆脱了这一危险。这便是退省给我们新信徒心中带来的祝圣之果，此外您还将看到这种活动在他们心中唤起的教化非基督徒的热忱及拯救教友的热忱。我只给您略举数例。

    曾经参加过首次退省活动的一名信徒赠献了一个埃居，还说这是想为第二次退省出一份力。这点钱在您看来尽管微不足道，但对这个中国人却是一笔不小的数。

    我的讲授教理者准备去一位亲戚家处理家事；有人认为菲薄的薪俸会使他离我而去。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马上赶到我这里，求我允许他出资每年为讲授教理者增加3埃居的薪俸以便把后者留在我教堂里服务。他还对我说道：“我拿出这笔钱是会得到很多酬报的，因为我将经讲授教理者之口昭示耶稣基督的真理，而且大批非基督徒也将因我而有幸归信宗教，走上永福之路。”

    一名匠人结束退省后去了乡间几位朋友那里，在彼干了很长时间却分文未取，以此实现了他的计划，在那里创立起两个基督教团体。它们今后将变得人多势众的。

    另一名信徒长期供养一名有望信奉基督的非基督徒，后者最终果然奉了教。我见过另一些人为了使天主促其亲朋信奉基督而连续数日守斋，同时实施其他许多苦行。如果我详细叙述我们许多新信徒在虔诚之心驱使下为把伙伴们争取到耶稣基督一边而所做的一切，那我真无法结束此信了。

    在法国日益增长的对耶稣圣心的景仰在我们基督徒中同样十分常见，而且使他们心中对救世主的圣慈产生了强烈热爱。人们就此主题撰写的并由已故利圣学神父带给我们的著作在澳门被译成了葡萄牙文；但愿这种强烈的景仰之情能借助这一译作传到菲律宾诸岛和西属美洲。我给我们卓越的施主德．布昂特侯爵先生寄过一本这样的书。或许这是一些我不该给您写的枝节问题，我这样做只是想让您在可能情况下利用这些熟人为我们提供新的帮助，因为这些人在法国正如这里一样，对耶稣圣心怀有特别的景仰之情。

    我还要把道台(Tao，当地最高官员)新近对宗教的保护归功于我们基督徒虔诚的祈祷。这位管辖三座大城的官员长期来似乎都很欣赏福音教义，而且喜欢教徒，他上任之初人们还以为他会信奉基督教，因为人们发现他正直而贞洁，而且厌恶各种形式的迷信，甚至禁止某些寺庙的活动并苛待和尚。然而他是重要人物，而且已经过了六十年非基督教徒的生活，这两大障碍使他难以归信。这一次我们得到他新的庇护，使我有理由认为他今后将支持基督徒免受非基督徒凌辱。

一个多月以来，此地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危险。这段时间天空总像着了火似的，旱情如此严重，人们几乎失去了任何收成的希望。百姓和官员们照例祈求偶像降雨。迷信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在这类仪式中起了很大作用，百姓这样做是出于他们教养中的偏见，而官员则是为收揽人心，因此顺从民众最荒谬的意见。

    道台忧心如焚，夜间数次起来察看天上是否有云。他已经派了管家前来向我致意，同时告诉我他所处的困境。于是我去乡间察看了几次。这期间人们催促他准行适合民众M味的某些迷信做法，却都被他拒绝。他想到一个颇为新颖的做法，下令每到入夜时分就让大批孩子聚集在街头，让他们不时朝天上喊叫。他以为纯洁无辜的孩子可为大地招来人们渴望已久的雨水．此法未能奏效。最后，在幕僚再次催促下，他只得祈求城隍爷(城市及所辖地的守护神)，而且还以书面形式向其许了愿。不过后来他肯定地告诉我，如我当时在饶州，他就决不会许这种愿了。

    我到饶州后第二天他就派专人告诉我他打算亲自来祈求我们敬奉的天主的保佑，还请我向他说明他该如何行事。我答道，天主不愿被混同于虚假的神明，尽管我们可优惠他，但他只能仅向真正的天主祈求。他向我保证不再去任何偶像的寺庙，并准备于次日以最恭敬的方式来我教堂。果然，他是步行从其府邸前来教堂的，后面跟着所有下级官员。我教堂中一下挤满了各色文武官员、许多有地位的文人，尤其是其中还有一位翰林(这是地位远高于普通进士的一位文人)。教堂后的厅堂里当即铺起了排成两列的绚丽的方垫，众官员依官阶高低排列于此。他们所有人都多次跪倒磕头，其整齐、寂静及恭敬之情令我惊讶。

    礼毕，道台和几名主要官员前来向我致意，还竭力劝我与众基督徒一起乞求天主帮助。我答道，我无法向他们保证我们的请求能得到满足，因为天主赐予恩惠时是自由的，祂在高兴时赐予，而且只赐予使祂高兴的人。我接着对他们说道：“当帝国大臣们向皇帝推荐某人以便提升他担任某个要职时，他们只是向皇帝介绍其业绩和作用，而赏赐则来自皇帝的仁慈和公正，他有权决定准予或拒绝人们之所求，无人敢反对其处置。这里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向天主表示愿望，告诉祂我们之所求，但不管祂是否满足我们的请求，祂一样值得我们尊敬和崇拜。”

    他们刚一离开，我就把基督徒集中到了教堂，大家开始祈祷，一起向人们于当天庆祝其节日的圣安娜表示心愿，以便通过其斡旋使我们获得如此必需的帮助。祈祷甫告结束，天空就开始乌云密布；不多久，大雨倾盆而下，而最初几滴就下在道台府邸。不管是根据自然法则这一天本该下雨，还是天主为在非基督徒中光耀其圣名而提前了下雨时间，反正这场雨被普遍视为我们祈求的天主的仁慈之果。不过人们发现只有饶州及近郊下了雨，但到次日，大家都心满意足了，因为大范围内普遍下了透雨。

    道台喜形于色，马上派人给教堂送来大蜡烛、香及插满了他亲手采摘的当地最名贵的花的一只花瓶，通通供于祭坛上。他还要郑重其事地感谢最高主宰．司仪及紧跟在他身后的横笛及双簧管吹奏者让我知道他已到达。我迎上前去，发现他已下了轿，身穿大礼服，还佩带着表明其官衔的其他标志。大官们只有在礼节性日子或拜会身份比他们高的人物时才如此整束。整个仪式表明，他对天主怀有至深的敬意，人们简直以为道台是我们最虔诚的基督徒中的一员。

    离开教堂后我请他去我住处稍息片刻，还让人给他献上了一点小吃，他似乎颇为满意。我与他交谈时把话题引到了非基督徒不时对基督徒的欺负并请他为此立一规矩。我对他说道：“老爷，您看到了我们敬奉的天主是伟大的主宰，向它祈求是不会徒劳的，然而信徒们每天都要遭到新的强制，如对其屈从就无法保持信仰的纯洁。有人责令他们捐助偶像崇拜，鉴于这是强迫，所以被拒绝了；于是，人们煽动整个地区反对他们，甚至想把他们赶出城去。倘若您不行使权威支持他们，他们肯定会被反对者的权势压垮。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支持他们更符合您的公正及您对我们的友爱了。”道台答应将制止这种不公正的敲诈，不过又告诉我：“在我发布的告示中丝毫不会提及基督徒，否则这一恩典会显得像乞讨来的，有人甚至可能会宣扬是你们行贿得来的。让我办这件事吧，你们希望的东西一样也少不了。”果然，他在第二天就命人贴出了告示，这是他离开我后马上起草的，告示内容如下：

    “天主的行为是不偏不倚的，祂智慧、公正、明察秋毫、光明正大。任何严守职责者，任何敬畏天主、效忠君王、服从父母、诚心待友者，均可获得天主恩宠一一尽管人们并非总知道它于何时以何种方式降临。

    “反之，如有人作恶多端，生活放荡，那么，纵然他从早到晚头顶香炉敬奉神明，神明也只会带给他灾难。此乃屡试不爽之事。若神明不辨祈求者之良莠，无区别地滥施恩惠，那么，神明便会获罪天主并惹其愤怒。何况神明如此行事又岂能帮助世人?

    “那些自幼陷于谬误且又从未醒悟的无知百姓不思弃恶从善，却偏偏为身体健康及其他类似事情而执迷于向神明发愿，我甚至听说有人为此强迫各户捐税，这显然是违法胡行。我禁止在我辖区中一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也不管公共场所还是集市一一今后再发生任何类似事情。人们借口向神明祈求健康，其实只能增加穷人苦难并使富人不安，因为后者有足够的知识，不会陷入民众此类谬误。执法者必须对违反本告示者予以惩处，必要时将其押送本衙听审。”   

    告示发布三天以后，道台邀我共进晚餐。席间他对我极其殷勤，多次表示对获之于天主的恩惠将永志不忘。我趁机向他宣讲基督教的真理。他静静听着，脸上流露出被打动的神情，说明他很注意我的话。他所提的问题本身就可被看成皈依的前奏。他说在我的基督徒中看不到文人，而其他省内倒有不少。我就此的回答使他颇受感动。我是这样说的：穷人和富人都是我们热忱工作的对象，如果说我在此地依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以便获得要人和平民的归信，那么我还有许多教友却在丛林中与未开化的人生活在一起；为把后者争取到耶稣基督一边，他们使自己也变成了与后者一样的野人。我接着告诉他，在鞑靼人人主关内以前的明朝，许多居庙堂之上或执掌一省的高官也公开信奉基督教。我就此向他展示了一份告示的副本，它是八十多年前由一位与他同级的信奉基督教的官员发布的，以此为获得的恩惠一一它与道台新近获得的甚为相似一一而郑重地感谢天主。道台拿起这份告示并想留下它；这正是我希望的，因为榜样的力量对中国人很起作用。或许您也乐于看看这份告示；下面是我几乎逐字逐句的译文：

    我，孙某人(这是这位官员的姓)以此布告晓示文武官员及贵族平民：为了祂赐予我们的这场雨水，我将子即日郑重地向上帝谢恩。

    普世最高主宰满足了我们愿望，祂的仁慈降临于我们中间。人们听到了雷鸣，大雨随之而降：全地区都受益于天主的恩德，我们能不感谢祂吗?

    天地万物无疑有一个主宰，是祂创造并维持着这一切，可人们找魔鬼帮忙而不去向创世主求助，他们把合法的至尊抛在一边却依恋于篡位者。

    还有什么比崇拜鬼神更不公正、更可笑呢!人们为其献祭、浇祭、焚烧锡箔，以为这些祭品对它们有用。声称鬼神需要此类物品，便是使它们与人处在了同一地位；既如此，人们怎能设想它们能主宰天地?认为鬼神看重锡箔，便是认为它们不如人类公道；而人们还说此种鬼神是天地主宰：向它们献上酒肉吧，你们便可指望获得恩惠。这使人产生鬼神还不如最贪婪的官员的看法。

    我对自己敬奉的天主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天主是完美的神明，任何东西都瞒不过它，祂洞察一切，了解一切。这种教义是易懂的，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而我却有幸学习了这种教义，因此向你们宣布：今天我将身穿礼服离开府邸去向万物最高主宰谢恩。一名官员将高举天主的圣十字(它象征耶稣)骑马在我前面开道。我以此布告表明我的意志，望予遵守为荷。崇祯四年五月初十。

    有理由相信这份出自一位高官之手的告示将有助于坚定道台对我们圣教及教徒们的好感。

    结束此信前，我还想告诉您一些颇为奇异的事，它事关两名孩子今年受洗的方式。景德镇两名基督徒翻越山岭时途中遇见一个泪流满面的男子，后者抱着一个垂死的孩子前往一所寺庙求医。两名基督徒中有一人是医生，他仔细察看孩子，断定他只能再活几个小时，便竭力安慰孩子的父亲，并告诉他如他同意为孩子施洗，就能为孩子带来幸福。父亲在新信徒反复劝导下同意了，问题是哪里弄得到水呢?这是个干旱地区，离弄得到水的地方很远。正当他们不抱指望时却看见有个人挑了两桶水走了过来；孩子马上受了洗。那个为他们提供水的人眨眼就不见了踪影，大家不知他从何处而来，也不知他在如此荒无人烟之地为何挑水。我们的基督徒们认为这是奇迹，而我，我则满足于赞美天主对其选民的神佑。

    在关于另一名孩子的问题上，这种神佑同样值得我赞美。这个孩子被怀了16个月才出生，此事是确凿无疑的。他的母亲在正常妊娠期满后不时感到有分娩的痛感，却就是生不下孩子。当时我正在景德镇，我绝不会同意在她怀孕10个月以后再让她被轿子抬着来到基督徒聚会之地，因此去她家中听忏悔和授圣体。一些蹩脚医生认为她怀的是不成形的一团东西，或是死胎，再或甚至是什么怪物，因此打算给她使用猛药。但天主无疑有感于孩子父母的善行，因此没让这一建议占上风。在第16个月末，我们的女基督徒生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孩子，由我为他施了洗。我觉得这个刚出生的孩子与普通一周岁的孩子一样有活力。这一罕见的分娩推动了不少非基督徒的皈依。他们以前无视她的痛苦，如今则把她的幸运归功于她不久前信奉的基督教。

    作为此信结束，请允许我再给您说几句龚当信神父从北京给我来信中的话。我今年2月收到的信，他告诉我几个月来我们教堂为1100人施了洗，而自1700年以来，北京三所教堂为5万人施了洗。这位神父那段时间曾视察了长城附近我们的北方传教会，在那里为70人施了洗。8名基督徒一一其中6人是一家之主一一为领圣体而从10法里以外的地方赶去见神父。他们虽是汉人，但似乎人了他们生活于其间的Tsao—ta—tse(鞑靼人之一支)人的籍。大批民族的拯救有赖于中国的教化；为了那些真正热爱耶稣基督并希望使它见爱于所有民族的人们，他们以虔诚的祈祷或以其他力所能及的方式为传教士提供了帮助。愿与您一起举行弥撒圣祭并致崇高的敬意。

  (1712年9月1曰于南京省崇明岛)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有幸于此给您写信的崇明岛离南京省大陆并不远，它只在其西侧被一条仅五六法里宽的海峡与大陆隔开；我的传教地便在这里。该岛位于北纬33度。

    我向人打听了该岛来历，他们肯定地告诉我，它是由流经南京的长江途经各省时冲下的泥沙渐渐淤积成的。因此，除崇明这一名称外，人们通常还叫它“江舌”，意即长江之舌。这一方面或许因它的长度远大于宽度，形状确实颇似舌头，另一方面或许因它正好位于长江出口之处。

    该岛开始被人居住时的情况是并不十分体面的。这里早先是蛮荒之地，到处芦苇丛生；人们把从帝国清除的强盗恶棍流放于此。最初被送到这里的一些人面临着身不由己的选择：要么饿死，要么向土地要粮。生存的欲望使他们变得既勤劳又灵巧。他们开垦荒地，去除无用植物，播下了带来的一点种子，过不多久就收获了劳动果实。几年后，他们耕耘的土地变得十分肥沃，绰绰有余地为其提供了生存之需。

    这使在大陆上难以为生的某些中国家庭萌生了到此占一席之地的念头，因为在这里耕种可使他们摆脱赤贫。他们移居岛上，瓜分了所有耕地。不过新来者无力开垦所占的所有土地，因此随后又让大陆上别的家庭到此帮助他们，还永久性地向其转让部分土地，条件是每年视收成多少以各种食品向他们交租。最早一批地主收取的租税叫谷租，它至今仍存在于整个地区。

    崇明岛当初没有如今这么大。随时间推移，许多原先环绕该岛的另一些小岛慢慢与它连接了起来，终于共同形成了这片完整的土地。目前它长约20法里，宽约5至6法里。到这里的第一年，我据岛民所述，以为该岛是东西走向的，后来在各地走了走，甚至在海里绕它航行一圈后，我发现它是东南至西北走向的。

    整个地区只有一个城市，与帝国其他城市比，是个小小的三等城市。但城墙很高，几层牢靠的平台支撑着墙身，四周还有充满水的护城河。乡间水渠密布，天上的降水汇集于此，随之流人大海。地面是平坦的，无任何山丘。如果不看岛上挖掘得很深的沟渠，人们甚至不会发现最靠近海边的地方比远离海边处要低得多。为使农村免遭洪灾，沟渠边筑有很高的堤岸。

    当地气候温和，空气清新，只是雨水很多，尤其春天和仲夏时节，使气候十分潮湿。如雨水和大潮同时降临，部分农村就要受淹。洪灾虽会因潮退而结束，却使井水变得无法饮用。为弥补这一缺憾，人们便用大缸盛接雨水，因为雨水在缸中既能保存，又能净化。

    严寒在这里不会持续十二天以上，覆盖大地的雪也从不会太厚，而且一见阳光即化。暑热可就不是这样了，它要延续约两个月，而且若不是时而被风和雷阵雨缓解，就会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每年都有房屋被闪电烧毁、岛民被雷电击毙。非基督徒把这些意外事故视为天罚，不管人们向他们怎样解释，总无法去除他们这样的想法：那些遭雷击的人是不配活命的歹徒。

    此外，每年总有两三次来自东北方向的可怕的大风，这在我们的海洋上被称为飓风，当地人则称为大风，即残暴的风、暴虐的风之意。

    这种风势不可挡：树木、房屋都可被刮倒。在其肆虐的两三天时间里，它会彻底摧毁乡间穷人的劳动果实并使丰收的希望成为泡影。

    这种风一般出现于7月底至8月中旬以及9月初。当时正在中国沿海的船只也会遭殃，它们很少躲得过海难。

    岛民们对康熙三十五年夏历六月初一夜间那场暴风所造成的混乱将记之久远。那天一大早就刮起了大风，入夜后其势越来越猛，大海波涛汹涌，浊浪冲毁了海塘，海水涌入了岛内一法里开外的腹地。全年所有收成丧失殆尽，房屋被毁，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少葬身海底，只有少数靠拼命游泳登上了陆地或机智地爬到树上的人才幸免于难。更悲惨的是，这次洪灾(引起的疾病)还感染了未被水淹的邻近部分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第二年几乎有同样多人死于非命。然而，当我路过不几年前惨遭过如此不幸的这些地区时，我发现它们和离海最远、未受洪灾任何影响的地区一样人口稠密、庄稼茁壮。此外，当地景色宜人，遍布乡间的众多民宅令人赏心悦目。隔一段距离便会有个大镇，那里商店鳞次栉比，摆满了人们所需的各色物品。有些商店摆满了丝绸和豪华的织物，另一些店家出售日用百货，甚至高档商品，其他店里则有家用器具，如家具及其他家庭用品。

    此外，镇与镇之间的乡村中随处都有种田人居住的房屋。的确，这些房屋一点也说不上华丽，因为除了有钱人家的砖瓦房外，所有平民百姓的房子都是茅草为顶芦苇作墙的简陋窝棚。但此种简朴却无任何值得被人小觑之处。水流充盈的沟渠环绕着这些房子，沟渠两岸栽种着一排排树木，这一切使这些房屋产生了它们自身所不具备的可爱之处。主干道(它们很窄，因为土地在这里备受珍惜)两侧设有向路人兜售清凉饮料的小铺。若是到了最精耕细作的地带，人们简直会认为整个岛屿只是个其大无比的村子。

    我尊敬的神父，您或许会问，这么众多的居民怎能在一个面积与其居民数似乎不相称的岛屿上维持生计；但我下面要介绍的详细情况将充分解答这一难题，而且能解答您将提出的其他问题。岛上居民如此稠密，因此您很容易想像野味是无法存在的，事实上也找不到，想享用野味的人必须从其他地方带来。猪肉是最普遍的，也最被看好。应当承认这里的猪肉比欧洲的好，不过照中国人口味而言，我们最可口的菜肴也不足与猪肉媲美。

    这里有许多鹅和鸭，鸡的数量更多，可价格与法国一样贵，但比西班牙和巴西便宜多了。隆冬时节，海边满地是野鸭，人们则设计捕捉。农民们还饲养了许多水牛，不过只用于耕田。这种动物虽体硕力大，却极驯良温顺，一个毛孩就可主宰于它，想牵到哪里就牵到哪里。马在这里并不多见，除了用以装备帝国骑兵的马以外，只有某些富人有马，而且与其说为了使用，不如说为了摆阔。常用的坐骑是驴，即便最有身份的人也以此代步。

    本地很少出产水果。虽有硕大的柠檬，人们却并不食用，它们主要用于室内装饰：把七八个柠檬装在瓷盘里，这主要用以悦目和好闻。还有个小味酸用作肉类调料的柑。杏子倒是能吃，不过要有耐心等它们在树上成熟方可。大大的桃子不亚于欧洲，但食用必须适量，因为它可引起痢疾，这在当地可是致命的。

    柿于是当地最好的水果。它与我们的苹果一般大小，表皮细腻、光滑、娇嫩，肉质柔软而呈红色，内有2至3颗扁长的果核。这种果子秋初方成熟，口感颇佳，清凉解渴且丝毫无损健康。当地还能见到很大的甜水瓜，当地人称其为西瓜：瓜瓤色红，充满凉爽甘甜的汁水，盛夏季节里真让人解渴。

    这里一年四季都生长欧洲见不到的各种草类和蔬菜。人们用这些草结的籽榨油，它能代替黄油的用途且广泛使用于调味汁中。那些最讲究激起食欲的法国厨师将惊讶地看到，中国人在配制调味品方面走到了他们前面，而且花费比他们远为低廉。人们难以相信，用点当地出产或山东运宋的蚕豆，再用一点米粉和面粉，他们居然能做出那么多形状和口味各不相同的菜肴。

    当地土质不宜种植葡萄，但全岛酒需求量却很大。官员们从本省一个三等城市运来一些据说相当精美的酒以饱口福；除此以外，岛民们则用秘方以与他们食用的米不同的一种特殊的米酿酒，而且质量相当不错，百姓中销量很大。他们是这样酿酒的：先把米和配料在水里浸20天(有时30天)，随后加以烧煮，米煮烂后开始发酵，出现一层雾气腾腾的泡沫，颇似我们新酿制的酒上面的泡沫。这层泡沫底下便是清纯的酒．将其滤清后再装入上了釉的坛子中。剩下的酒糟可做烧酒，度数一点也不比我们的烧酒低。

    岛屿的位置或许让人以为其多数居民从事渔业，其实专业渔民很少。这里看到的五花八门的鱼是从大陆运来的。有些时节里有大批运鱼船来到这里，其中总有10至12艘船上载有分属大陆不同教堂管辖的基督徒，他们总会找我忏悔并领圣体。男人们通常在耶稣升天节这一天来我教堂。我则于翌日或数日后前往一名基督徒家中，女基督徒们汇集于此，我为她们举行圣事．她们的信仰和虔诚令我高兴，使我确信这些在尘世间受男人蔑视的可怜人一旦上了天堂将同样高贵。

    我不再详细介绍运到岛上的各种鱼了，只说几种欧洲见不到的特别的鱼。“造甲鱼”(tcho—kia—yu)，即一种像穿着盔甲的鱼，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鱼之一，它重约40斤。之所以这样叫它，是因为这种鱼的背部、腹部及两侧直向排列着片片相叠的锋利的鳞片，犹如我们屋顶上的瓦片。这是一种极好的鱼：肉质洁白，其味颇似小牛肉。春暖花开时节，人们还捕捞一种极纤细的鱼，当地人称之为“面鱼”，因这种鱼通体洁白，两颗眼珠子仿佛是被嵌在闪闪发光的小银圈中似的。海里这种鱼极多，一网就可捕到40斤。

    不过依我看全中国最好的鱼是夏历四五月间这里所捕捞的鱼。它就产于我们近海，每条重5至6斤。产地每斤价格通常为8个胆苏，运到20法里以外的地方价格就翻一番。

    这种鱼的捕捞期刚过，满载另一种鲜鱼的大船就从浙江省沿岸驶了过来；鉴于这种鱼的色泽，人们称之为黄鱼。它颇似纽芬兰的鳕鱼。人们难以想像在这种鱼上市的季节，从福建沿岸至山东沿岸它的消费量是多么大，而且还不算产地所腌制的大量黄鱼。这种鱼售价低廉，但鱼商去采购时花费却不少：他们首先要买通官员允许其经商，然后要租船，再去20法里以外的地方购买冰块(有人在冬季专门为此贮藏了冰块)，最后再去买刚出网的新鲜黄鱼，放在底舱的冰层上一一其方法正如迪埃普渔民在大木桶中装鲱鱼一样。正因为这种办法，所以不管天气多热、需要运往的港口有多远，到港时这些鱼仍新鲜似刚刚出网。尽管鱼的运费不菲，鱼价却如此低廉，由此很容易断定捕捞量该有多大了。

    岛内商贸不管多么活跃，仍不足以养活广大居民。为此，夏历六月至九月间，他们还要从自长江口至山东省的沿海地区运来大批咸鱼。在这些地区，来自海洋和黄河里的大鱼会游到有水的广大平原地区，但人们做了特殊布置：当鱼游进此地后，水马上就流走了。因此人们可轻而易举地拣获留在地面上的鱼，腌制后卖给岛上的商人；后者花不了多少钱便可满载而归。因此，岛民们如您所见的那样主要以鱼和咸肉为生，他们也精心储存着这些食品。

    近二三十年以来，海水年复一年地侵蚀着最靠近大陆一侧的岛上的土地，以致那些年轻时在离海]法里以外之地耕作的人近年来只得在尚未被海水夺去的一点土地上另起炉灶了。然而，海水把从岛屿一侧吞食的东西在另一侧归还了它。因此，先前的舟楫出没之处如今却成了农家耕作之地。去年我去过一处这样的地方，该地长3法里、宽半法里，一端已与岛上陆地联结，不用多久，整个这块地方都会与全岛联在一起了。我听说这里有八户基督徒人家，长期来未    见过任何传教士。我去拜访了他们，听他们忏悔并给他们授圣体后还为11名成年人施了洗。我的出现给这一小伙基督徒带来了很大安慰，他们打算立即建一个小教堂，我答应每年都去看望他们。

    全岛土地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三种类型土地，出产也很不相同。第一类土地位于岛屿北部，这里并不耕作，有点像我们的草地，自然生长于此的芦苇是一宗巨大收益。部分芦苇用于建造乡间房屋，另一部分用作燃料一一不仅为全岛而且为附近大陆上部分沿海地区提供取暖用的柴火。

    第二类土地位于上述土地以南并一直延伸到岛屿南侧海边。岛民们在这类土地上每年收成两次：一次是收获谷物，这在当地十分普遍，通常于5月份进行；另一次是收获稻米和棉花，前者于9月份进行，后者稍晚些时候。他们的谷物有小麦、大麦和元麦，后者虽颇似黑麦，但属另一品种。

    种植稻米是最艰辛的活。自6月初起，岛民们便抽取田地周围四通八达的沟渠里的水浸泡稻田，为此使用的工具很像欧洲人排干沼泽地或围堰时所用的戽斗水车。然后，要在水田里连续翻耕三至四遍，而且双脚始终踩在水里。最初这些工作完成后，再用攫头捣碎土块，用木制犁耙平整土地，以便使稻田里的水到处都同样深浅。犁耙由一头水牛牵引，人站在犁耙上驾驭水牛。(稻田整好后)他们就拔一个月前播种在另一块田里的密集的秧苗，移栽于整好的稻田里一一不过苗距比秧田里要稀疏得多。秧苗返青后，还要拔除妨碍秧苗生长的杂草。仲夏季节，他们需随时用充盈于沟渠之中的海水灌溉稻田。令人惊讶的是，出于天主奇妙的安排，在一年其余时间里带有咸味的海水正好在农民们需要时却变得中和甜淡因而宜于灌溉了。

   收获棉花所需的操劳略为少些。农民们在收割小麦的当天在同一块地里播下棉籽，然后用耙将地表翻松即可。只要雨露滋润，地里慢慢会长成两法尺高的灌木状的棉花躯干。8月初至8月中旬，棉花枝头上开始绽开花朵，这些花通常呈黄色，有时也呈红色。开花部位继而会结出状似荚果、核桃般大小的棉桃。自开花起40天后，棉桃也会绽开、并在三个部位裂开，露出三四囊洁白的形如蚕茧的棉花。每一囊棉花与开裂的棉桃底部相连，棉花囊内有用于下年播种的棉籽。这时，收获的时节到了。不过如天气晴朗，人们就让这些果实再晒两三天太阳，因为阳光能使之膨胀，收益也会更大。

    由于棉花纤维与内含的棉籽紧紧粘合在一起，所以人们就用轧花机将其分离。这种轧花机有两个极光滑的滚筒，一个是木制的，另一个是铁的。滚筒长1法尺，大拇指般粗细，两个滚筒紧靠在一起，中间无任何空隙。人们以一只手转动一个滚筒，用脚转动另一滚筒，另一只手则把棉花放在两个滚筒之间，滚筒的转动使棉花纤维与棉籽剥离，纤维从滚筒间穿过，棉籽则留在滚筒这一边。把棉花纤维纺成线后就可织布了。

    第三类土地貌似贫瘠，实际收益却比前两类还大。这是一种灰白色的盐碱地，成片地存在于岛屿北部一些沿海地区，从中可提炼大量的盐，不仅可满足全岛食用，还可供应大陆。大陆上还有人趁夜间偷偷到此装运这种盐土，以廉价购买之。因为他们要冒很大风险，若被官府发现，船只和盐都要充公，此外还要依律判四至五年苦役。然而被发现的人总有办法躲避惩罚：犯罪人的朋友一面向官员致意，一面巧妙地往后者靴子里塞上十来个金币，官员马上就会宣布他弄错了，说误把船里的货物当成了盐。

    很难解释为何岛上有些地方含盐量如此之高以致寸草不长，而邻近地方却如此肥沃、盛产麦棉，甚至还会出现后面这些地方含盐量很大，而前面那些地方倒变得宜于耕作的情况。这是人类聪明才智竭力想了解但终于不可得的大自然的秘密，它足以让人们越发赞美造物主的伟大和威力。

    您或许乐于知道人们是如何从上文所说的土中提炼盐的，方法如下：先把这种土平整得光滑如镜而且使之形成斜坡以免水滞留其中。等太阳晒干了表土，表面泛出一层白色盐粒时便把土挖出来堆成堆并从各个方向将其压实，使雨水不能渗入。再把这种土铺在稍微有点倾斜的大平板上，平板四周有四五指高的挡板，然后从上方浇入一定量的淡水，水从土中流过，带着盐粒经由一道专门设置的小凹槽一滴一滴地流人一个大缸之中。这些被提炼过的土并不因此成了废料：人们先把它搁在一边，过几天等它干燥后再将其粉碎，然后把它铺在原先把它挖出来的地方。只需过七八天，这些土便能像先前一样吸满无数盐粒，人们便可再次如法炮制、从中提炼。

    当男人们在乡间这样干活之际，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便在就地搭建的窝棚里烧煮盐水。她们把盐水装在很深的大铁锅内，铁锅则架在土灶上。土灶建得颇有讲究：它要使火苗均匀地接触锅底，又要使烟经由立于土灶顶端的烟囱状的长长管道排出。盐水沸腾一段时间后会变稠并渐渐变成洁白的盐，人们用一把扁阔的铁铲不断搅动，直至盐水完全成盐。

    整片整片的树林都难以提供全年煮盐所需的燃料，而岛上却连一个林子都没有；但天主弥补了这一缺陷，每年都让盐田附近长出大片芦苇。这里有许多满怀热忱和虔敬之情的基督徒，还建了一座献给天使的教堂。我初次前去拜访，他们就提醒我注意天主对他们的关注。他们对我说：“您看，和蔼可亲的天主是多么关心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要从大老远的地方才能找到这些如今我们唾手可得的芦苇，那我们永远也受不了那份劳累，这些盐田于我们也就毫无用处了。”

    岛内兴旺的贸易还可使难以想像的众多居民维持生计。商家只有在正月初一初二才歇业两天，因为这是用于娱乐和新年例行的走亲访友的时间。除此以外的所有时间，无论城乡都在忙碌。有些人从江西和湖广运来大批稻米，因为岛内收获的稻米仅够维持本岛一两个月之需。另一些人把自产的棉花、布匹运到大陆各城市销售，同时运回各色食品和其他商品并很快就可在岛内脱手。我见过一些商人在到达当地三四天后就卖出了六千顶适合时令的帽子。即便最穷的人，只要稍有一点积蓄，总能设法靠做生意维持生计。人们看到不少家庭仅有50个苏或1个埃居的本钱，然而父母和两三个孩子却可靠小生意为生，节庆曰还能穿丝绸衣服，用不了几年便能凑足做较大生意的本钱了。这是很难理解的事，但每天都在发生。这些小商人中有一个人以仅有的50个苏买了糖、面粉和米，以此做成小糕饼，天亮前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蒸，以便如当地人所说的那样“点亮行人之心”。他的小铺刚一开门，所有糕饼即被一清早成群结队进城的乡间百姓、卖芦苇者、打工者、脚夫、告状者及当地孩子们购买一空。区区数小时，这笔小生意就给他带来20个苏的利润，而1O个苏便可维持他小家庭的生计。

    商贸中使用的货币与全帝国通用的一样。既有放在手提小秤上称重量的各种形状的银块，也有以百或以千为单位穿在细绳上的铜钱。银子的成色是不一样的，有九成银，也有最纯的十成银。甚至还能见到成色最低的八成银，这种银子是不流行的，除非(支付时)增加分量，使其达到市面流通的银子的价值。

    银锭的重量有的相当于我们2个埃居，有的则相当于6个、7个甚至50个埃居，另一些银锭的价值达法国250古斤的银价。这种银锭是用以支付大笔款项的。但零星使用时就很麻烦：必须把它放在火上加热，再用锤子敲扁，这样才能将其分割成小块，支付所需的银两。为此，与购买相比，支付所需的时间总要长得多，也麻烦得多。他们承认，如果像欧洲那样拥有固定币值和规定重量的货币，那就方便多了。但他们说若真是如此，他们各省中马上便会冒出大批伪造或篡改货币的人；像现在这样根据购物所需的银两切割银锭，就不会有假币之虑了。

    我尊敬的神父，为让您对这个地区有个完整的概念，还必须谈谈当地的管理方式及居民们的不同处境。全岛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是官员，包括文武官员。职位最高的武官其等级和职责与欧洲的上校大致相同。他手下的四名军官职位相当于我们的上尉。他们手下另有四名相当于中尉的军官，后者手下也有军官，人们可视之为少尉。这些武官每人都有与其地位相称的扈从，而且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总有所辖人员陪同。所有这些武官指挥着一支四千人的队伍，部分是骑兵，部分是步兵。士兵是当地人，岛上有他们的家。他们每三个月领一次皇帝下发的军饷，即合5个苏的纯银，每天领一升米一一这足够一个男子吃饱了。骑兵们军饷要多5个苏，此外每天还可领两升小蚕豆喂马，马匹是皇帝提供的。部队里随时都会有检查，军官们认真查验马匹、枪支、马刀、箭、护胸甲及铁头盔，如武器上稍微有点铁锈，疏忽的士兵马上要被打三十至四十军棍。他们还进行操练一一如果人们可把他们跟在军官后面所做的杂乱无序的行军也称为操练的话。除此以外，他们可自由地经营他们喜欢的生意。鉴于在一个久享太平的国家中军人职业并不使人十分忙碌，因此多数人把这一职业视为美差，他们或由朋友保荐或通过向军官送礼竭力获得这份美差；所以大可不必像欧洲那样强行募兵或花钱招兵。

    首席文官管辖着城市及整个地区。他独自掌管司法，负责征收各家各户上交皇帝的税收。他要亲自验明那些在争执中被杀的人或因绝望而自杀的人的正身，每月两次召见分散在全岛的二十七位下级官员，确切地了解辖区内发生的事。他向大小船只发放执照，还要听取这么多居民中几乎接连不断的控告和申诉。所有诉讼案件都要送到他的公堂，凡被他认为有罪的涉案人员就要被他下令用棍棒责打。罪犯的死刑也由他判决。不过，他的判决以及职位高于他的其他官员的判决只有经皇帝批准方可执行；而鉴于省府衙门和刑部皆事务纷繁，所以罪犯在死刑判决正式执行前总有两三年时间好活。这位官员有三名下属，负责初审较次要的案件。另外还有几名文官对百姓不拥有任何权力，他们只负责审核科举考试及学阶晋升。

    若需祈求雨水或祈求天晴，下达命令者仍是首席文官。此类仪式是这样的：官员差人在各地张贴全面斋戒的命令，肉铺和饭店老板不得出售任何肉类，违者严惩。然而此辈虽明里不摆出肉类，暗里却照卖不误，只要私下里给监督执行命令的衙门公差塞点钱就行了。随后，官员在另外一些官吏陪同下前往寺庙，在祭坛上点两三支香，然后一起坐下，吸烟喝茶，聊上个把时辰，最后就扬长而去。这便是他们所谓的求雨或求晴。

    两年前，省里的巡抚因多次求雨无效而变得很不耐烦，便派了一名小官对偶像说，如在他指定的某一天再不降雨，他将把偶像赶出城外并夷平其庙宇。指定的日期到了，但滴雨未下。巡抚因遭拒而深感恼怒，打算履行自己诺言，便禁止百姓向偶像祭献，关闭了庙宇并在门上贴了封条。但几天后终于下了雨，巡抚息了怒，照旧允许供奉偶像。

    贵族是岛上第二等级。人们把先前在其他省份当过官(因为人"们不得在本地当官)的人称为贵族；这些人或是已被革职(他们中几乎所有人皆属此列)，或是经君主同意辞了职，再或是因父丧或母丧而只得辞职一一因为遭此不幸的官员必须立即卸任以公开表示悲痛。人们还把那些未能获得学阶但以金钱换得某种荣誉职衔的人也归人贵族之列；此辈借此结交官府以令百姓敬畏。

    第三类人是文人。全岛有约四百名秀才(其中三人是基督徒)，还有两名武秀才，七至八名举人，三四名进士。此外还有大批十五六岁至四十岁的学子，这些人每三年参加一次乡试，文章题目由地方官确定。所有学子均渴望考取秀才，尽管如愿者寥寥。支撑他们长期埋头学业的与其说是使自己变得精明能干的愿望，倒不如说是野心。秀才头衔不仅可使他们免受官员惩罚，还可使其获得被后者接见的特惠，在后者面前就座并与后者一起进餐。这些荣耀在中国是很被看重而且不会给任何普通百姓的。

    最后一类人包括所有百姓。看到只需一位官员便可轻而易举地统治他们真令人惊讶。他只要把命令写在四方形的纸上，盖上印章，差人贴在城乡十字路口，百姓马上惟命是从。去年，他下令疏浚岛内所有沟渠，这道命令在不到十五天时间里就被执行了。如此迅速的服从是因为官员管理百姓的方式令人敬畏。他每次公开露面都排场非凡，衣着华丽，神情庄重严肃。他端坐在四人抬的敞开的镀金的轿子里，前有衣帽式样奇特的衙役开道。后者列队沿街道两侧前进：其中有的人撑着丝绸阳伞走在官员前面，另一些人不时敲锣，走一段路就要高声通知百姓肃立在官员通过的道旁，还有一些人举着鞭子、拖着棍子或是拿着铁链。所有这些器具发出的撞击声使生性胆怯的百姓不寒而栗，他们知道若违反官员命令是难逃惩罚的。

    尽管这些岛民被认为比大陆居民粗野，但我觉得他们待人接物亲切殷勤、彬彬有礼，比我在其他地方认识的中国人毫不逊色。他们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里都保持着适合自身地位的礼仪，而且无论当他们一起走路或是互致敬意再或是相互拜访时均是如此。人们从他们交谈时使用的充满尊重和礼貌的词语中便可得出这一判断。例如，如有人做了什么使他们高兴的事，他们就会说“费心”。如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服务，他们说“谢不尽”。哪怕稍稍打断了他人工作，他们就说“烦劳”，“得罪”。

    当别人首先向其表示殷勤客气时，他们连声道：“不敢，不敢，不敢”。如稍稍夸他们几句，他们则说“岂敢”。在陪送一位他们刚招待过的客人时，他们就说“有慢”、“怠慢”。诸如此类的词语他们总挂在嘴边，而且说得情真意切。但我不敢担保他们内心是否也如此到位。

    很少有人比这里的百姓更担心死亡了，尽管他们中也有不少人 (尤其是女性)或因愤怒或因绝望而自尽。然而他们似乎更担心死后没有棺材。看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远见能达到何种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一个仅有十来个金币的人会用这笔钱请人给自己做一口可能二十多年以后才用得上的棺材，而且把它当成家中最珍贵的用具。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从未见过比中国人更好奇的民族了：他们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听。此外，若不去惹他们，他们是温和平静的；但若被冒犯，他们就极端激烈而且爱记仇。这里有个例子：就在三年前，岛民们发现官员把皇帝在灾荒年间运来下发给农村各个家庭的大部分米中饱了私囊。他们向上级衙门控告了他，而且证明在收到的四百车米中他仅发给百姓九十车。这名官员立即被革职。当他离城准备登舟下海时，他惊讶地发现沿途不仅没有按例应设的香案，也没有任何人替他脱靴并帮他穿上新靴。然而不计其数的百姓却围住了他，这些人赶来绝不是给他荣耀，而是为羞辱他，谴责他的贪婪。有人嘲讽地让他留在本地，等吃完了皇帝委托他赈济百姓的米后再走；另一些人把他拖出轿子并砸烂了轿子。许多人向他扑去，撕毁其衣服和绸伞。大家一直把他追到船边，不停地辱骂诅咒。除此类罕见情况外，中国人还是相当通融的，而且很敬重对他们拥有权力的人。他们通常喜欢听赞扬话，尤以初通文墨者为甚；不过我觉得他们更喜欢钱，必须谨慎考虑后才能把钱托付他们，而且即使如此也会常常上当。

    岛上有些地方的百姓非常热衷于打官司，为获此乐趣并使对手挨上四十棍子，他们把房屋、土地、家具及所有一切典押一空也在所不惜。有时被告人私下里给官员一大笔钱，便能巧妙地躲过惩罚，而且还可使原告挨打。双方由此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且时刻铭记于心，伺机报复。最常见的报复途径是夜间点燃仇人的房屋，着了火的稻草从屋顶上掉到仇人身上把他惊醒，可让他想想当初他使原告挨的棍子。这种罪行是帝国最重大的罪行之一，犯有此罪者应依律问斩。

在一个除了爱自己以外不知还有别的爱德、除了不择手段谋求自身幸福外不知还有别的幸福的民族中出现此种凶暴之举是不足为怪的。不过也可看到只需理智的光辉便能使其厌恶此类罪行的人，这些人在世人眼里是正直的人，而且只要成为基督徒，便可真正变成天主眼里的有德之人。他们诚心地与仇敌和解，而且会使用因淳朴的友谊而使他们想出的种种办法去接济身陷不幸的朋友，使因遭恶运而失去的财产重新返回朋友家中。

………

    我尊敬的神父，我该结束这封或许已经太长的信了。但愿在另一年里跟您谈谈天主假我之手在这个新兴教区所取得的成果。我把这一教区托庇于您的弥撒圣祭并致敬礼。

 (1712年9月1日于饶州)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因新信徒们的心灵需要而不时在景德镇逗留的日子使我有机会了解这种备受推崇并被运往世界各地的华丽的瓷器在此地的生产工艺。虽说我的好奇心尚未足以使我从事类似的研究，不过我相信，对与这项工作有关的一切做一比较详细的描述，对欧洲多少是有用的。

    除我亲眼目睹之外，我还从基督徒那里听说了许多特殊情况，他们中不少人是从事瓷器生产的，另一些人则做瓷器生意。此外，我通过阅读论述这一问题的中国典籍核实了他们给我的答复的真实性；通过这一办法，我认为对这门技艺有了全方位的相当准确的了解，从而使我比较有把握宋谈论它。

    这些典籍中我手头就有一套浮梁史或曰《浮梁志》我仔细阅读了第四卷中有关瓷器的一篇文章。景德镇属浮梁管辖，离后者仅一法里之遥，而后者则是饶州治下的一个城市。每个城市都要编印本地历史是中国之习俗；这类方志记录该地的方位、幅员、边界、自然状况、形胜之地以及居民习俗、杰出的文臣武将或贤明之士，甚至妇女在其中也占一席之地，例如那些忠于亡夫终身守寡的节妇。常常有人不惜出资购买在方志中被提名的荣耀。正因为此，地方官与其顾问们每隔四十年许就要复审一次，并依其所见予以增删。这种方志还记载某一时期出现的神奇怪异之事：例如两年前抚州有个妇女生下了一条会吮吸母奶的蛇；又如景德镇有头母猪产下一头小象，象鼻已完全成形了，尽管当地根本没有象。这两件事就可能载入两市的方志中。或许我们一名女基督徒怀孕十六个月后才生下儿子一事也将被载人《浮梁志》。

    人们在这类方志中尤其可看到当地出产或销售的种种商品和食品。倘若中国全境，尤其是浮梁市不曾遭遇如此众多的动乱，我或许就能从方志中找到瓷器的根源了；当然这些方志说到底是为中国人而不是为欧洲人编的，而中国人是不会为这类知识操心的。

    据《浮梁志》所载，自唐朝武德皇帝第二年，即我们公元442年起，瓷器工人每年向皇帝提供瓷器；宫廷委派的一两名官员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方志上对最初为皇家生产瓷器的工人们的形形色色的大批住所作了详细描述。这是我找到的关于瓷器起源的最早记载。然而它很可能在公元442年以前早已流行并渐臻完善，从而使最富裕的欧洲人也使用它们。方志并未说明谁是瓷器发明者，也未说明人们因何种企图或何种巧合而获得了这种发明。据载，瓷器先前是洁白精美的，无任何瑕疵，所有制成品及运往其他王国的瓷器均被称为 “饶州珍巧”。方志稍后又补充道，凡白得晶莹耀眼或呈优美的天蓝色的上等瓷器皆出自景德镇。其他地方虽也产瓷器，但其色泽或精致程度与前者不可同曰而语。

   ………

    说罢这些，我尊敬的神父，我无法不向您描述一下景德镇本身。除了没有城墙以外，景德镇完全称得上是一座城市，完全可以和中国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相提并论。这些被称为“镇”的地方人口不多，但交通方便，商贸发达。它们习惯上不筑城墙，或许为了可向四周拓展延伸，也可能为便于装卸货物。

    景德镇有一万八千户人家。有些富商巨贾占据着宽敞的宅院，内有大批工人。因此，人们都说全镇有一百多万人口，每天消耗一万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头猪。景德镇坐落在一条美丽的河边，延伸长度足有一法里。它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房屋群落，街道如一根根墨线似的笔直延伸，隔一段距离便纵横交错。城中没有空地，房屋显得太挤，街道也太窄：穿行其间犹如置身闹市，四周尽是挑夫们要人让道的吆喝声。那里还有许多耗资巨大的崇拜偶像的庙宇。有一位富商曾漂洋过海出外经商，据他说有一次正当暴雨最猛烈时，天后向他显灵了，他认为天后保佑才使他幸免灭顶之灾。为了还愿，他新近倾其所有为天后造了一座庙，其宏伟程度超过了所有其他庙宇。天主希望我对基督徒们说过的话有朝一日将得到证实，并希望这座庙宇真正成为圣母教堂。这座新庙宇是靠(这位富商)在印度各地积聚的皮阿斯特兴建的当地对这种欧洲货币很熟悉，因此不必像其他地方那样将其熔化后再用于流通。

    景德镇的生活费用比饶州高得多，因为一切消费品均需从外地运来，甚至烧窑所必需的木炭也是这样．尽管如此，景德镇仍是周围城市里生活无着的大批贫困家庭的谋生之地：因为年轻人和体力很差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工作。这里还没有人一一甚至包括盲人和残疾人一一不能靠研碎颜料为生。据《浮梁志》记载，景德镇先前只有三百座瓷窑，现在足足有三千座。这里火灾频发是不足为怪的，所以这里有好几座火神庙。现任官员又建造了一座火神庙，兴建此类工程时平民百姓必须投工出力；官员出于对我的尊重才免除了基督徒某些劳役。人们对火神不遗余力地顶礼膜拜，火灾却并未因此减少，不久前就有八百间房子被烧毁。许多木匠和泥水匠正在那里干活，据此看来这些房子不用多久又会重新盖好的。出租店面收益颇丰，这使人们迫不及待地修复这些房子。

    ………

    我们看到，一部分碎瓷器和瓷窑垃圾被砌人了围墙，需要补充的是，人们平时把它们扔在从景德镇脚下流过的河边。久而久之，镇与河流间的距离缩短了：这些碎瓷片经雨水湿润、被行人踩踏，先变成集市广场，然后又成了街巷。此外，发大水时，水流带走了许多碎瓷片，河床里满是碎瓷破罐，看了很不舒服。从我刚说过的一切中人们不难判断千百年来吞食了所有碎瓷和瓷窑垃圾的无底洞究竟是什么了。

    一名传教士只要稍有虔诚之心，就必然产生痛苦的想法。我常对自己说，多少世纪以来，景德镇的千百万居民陷入了多么苦难的深渊。周围满山遍野布满着坟地；在一座山脚下，有一个巨坑，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买不起棺材的穷人死后就被扔在这里一一这在当地被看成最大的不幸；这个地方叫“万民坑”，即不限数量、人皆可埋之地。景德镇人口稠密，几乎每年都要流行瘟疫，造成大批人死亡，这时坑里扔了许多尸体，人们就在上面撒生石灰把它们烧掉。到了冬天。和尚们发善心(不过这种善行中夹杂着对私利的追求，因为行善前先要募捐一大笔钱)来取出遗骸，腾出位置再放其他尸体。他们在为这些不幸的死者做佛事时将其遗骨烧掉。

    因此，景德镇四周山冈上埋葬着千百万走完了人生历程的人们的尸体。然而他们的灵魂却堕入了何等的深渊。千百年来不可胜数的生灵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还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能激起一名传教士为拯救这些非基督徒而工作的热忱呢!景德镇靠了德布鲁瓦西亚侯爵的捐赠建有一座教堂，信徒甚众，而且每年都在大量增加。愿天主越来越多地降福于这些新信徒!我把他们托庇于您的祈祷。倘若你们祈祷之余还能为我们提供某些援助用以增加讲授教理者的数量，人们在中国就将颇受感动地看到，除了那些因奢侈和贪婪而把财物运到景德镇的欧洲人外，还有另一些虔诚的人，他们的目的比运来那些如此不结实的首饰的人要高尚得多。

  顺致崇高的敬礼。

  (1714年6月26日于福建)

    先生，要想在您向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上完全满足您的好奇心，这是困难的。出于兴趣和职责，我致力于归信我的教友；您完全可以想像，这种工作留给传教士们的空余时间是很少的，因为他们专注于把众生争取到天主一边。然而，我将告诉您我在周游这个辽阔的国家时所做的观察。等我们传教活动稍有头绪以后，我将更详细地给您写信，解释您要我阐明的种种问题。

    中国盛产各种谷物。有小麦、大麦、小米、黑麦以及中国人最常7见的食物一一大米。蔬菜是如此常见，以至用来喂羊。大部分省份一年可种两至三季，这既说明百姓聪明灵巧，也说明土地肥沃。

    水果品种很多，有梨、苹果、木瓜、柠檬、香蕉、甘蔗、石榴、葡萄、南瓜、黄瓜、核桃、李子、杏子及可可，但我没见到橄榄和杏仁。欧洲传来的无花果在这里的气候条件下丝毫没有退化。我们知道中国橙子在欧洲所享有的声誉，而它们在这里犹如苹果在诺曼底一样随处可见，价格极其便宜，10个苏便能买一驮橙子。在所有我们未闻其名但此地却比比皆是的水果中，我觉得最好的是芒果和荔枝。芒果香味沁人心脾，果肉呈黄色，汁多味酸，渍迹不易清洗，据说它的核是一种可靠的止血药。荔枝的味道很像麝香葡萄，大小与李子或枇杷差不多，尽管很鲜嫩，外壳却粗糙不平，果肉饱满，色似去了皮的葡萄，核很大，呈黑色，晒干后味道像葡萄干。中国人全年储存着荔枝干泡茶喝，使茶略带酸味，很好喝。

    中国各省都有石榴、鸡蛋果、菠萝、梨及其他类似于东、西印度生长的水果。除水果外，中国土地上还生长与我们相似的草本植物，如莴苣、菠菜、白菜和各种根菜。

    南方各省几乎都种甘蔗，冰糖卖给欧洲人每斤只要4个苏，卖给本地人更便宜。中国人甘蔗吃得很多，我真奇怪，这种在我们法属殖民地有损健康的东西在这里却不引起任何疾病。

    中国没有橡树，但有一种因其坚硬而被我们称为铁树的树；如无橡树，后者可以替代。还有松树、白蜡树、小榆树、棕榈树及雪松。中国人看待雪松犹如我们看待柏树，这是带来不幸的树，人们用它埋葬死者。

    竹子是最常见和最有用的，竹枝颇似芦苇。它坚硬而中空，与芦苇一样有节。中国人用它做床、桌椅、扇子及其他千百种物品，还在上面涂一层漂亮的漆。

    还有一些药用草本植物和根菜，若不是我们与中国人的贸易使它们被人了解，它们在欧洲就可能不为人知。其中最主要和最驰名的是大黄。它在这里售价很低，而且中国人好像只把它用作黄色染料。他们向我们出售大黄前几乎已从中提取了全部染料成分，对此我无法原谅。确实，如果我们能得到上好的大黄，它可以派许多用场。我不谈在葡萄牙如此著名的金鸡纳树，也不谈其他上百种医用的块茎或草本植物，这些东西有时能治疗疾病，更多的时候却用得并不恰当。

    这里蜡的品种很多。有一种蜡是采花粉的蜜蜂形成的，此外还有另一种蜡要自得多，发出的光也更明亮。它是人们在灌木上饲养的有点像蚕那样的一种小虫子形成的。

    我在福建见到的花不多；但在别人告诉我北方那些省份中有各种各样的花以前，我在刺绣品上看到的品种各异色彩迷人的花朵早已使我相信，大自然中肯定有这样的原型。

    中国人与东方几乎所有民族一样，都把蒌叶作为治疗肺部和胃部各种疾病的灵丹妙药。长这种叶子的灌木像常青藤一样缠绕于树木周围。这种叶子较长，顶端尖，柄端宽，嫩绿色。中国人常在这种叶子上放点生石灰，再与状似肉豆蔻的槟榔混在一起。他们经常咀嚼这种混合物，认为它们可固齿、安神，去烦恼，滋润喉部的淋巴结，还可预防因气候炎热而在南方各省十分常见的哮喘病。他们把蒌叶和槟榔装入盒子随身携带，熟人见面时如同我们敬烟一样赠送这种叶子。

    茶这一中国人喜欢的饮料在这里叫做theca(福建音“起大”)。这是长在颇似石榴树的一种小灌木上的叶子，但是气味更好闻，尽管味道更觉苦涩。至于中国人沏茶的方法，我就不对您讲了，因为正如巧克力饮料在西班牙一样，如今饮茶在法国已成为一种时尚，无人不知它的沏法。但我发现，虽说中国人从早到晚都要喝茶(他们很少喝冷的清水)，但每次只喝一点，而且用很小的杯子饮用。他们把我们看成贪食者，同时声称，如果我们不是少量而是经常饮用，茶对我们就不会发挥全部功效。

    最上等的茶生长于江苏省，我在厦门提督的园子里只见过两三株。茶树有许多小分枝，开的花近乎黄色，有一股香堇菜的气味，这股气味即使在干花上也能闻到。新叶在春季绽放和采摘，这时叶子最柔软细嫩。在粗瓷器皿中用小火烘干后再加工成形，随之装入饰以柳条和芦苇的铅罐中运往帝国各地。

    此外还有一些或多或少被人称道的茶，我们称为“皇帝的”(“最优的”)那种最贵，但依我看却最不好，因为它的叶子比其他的大，而且比普通绿茶更苦涩。还必须指出，中国人把最好的茶留给自己，而我们运往欧洲的即在这里卖25、30苏或35个苏一斤的茶往往已经在中国人的茶壶里泡过不止一次。此外，他们认为饮茶时不应放糖，尤其是绿茶。那些觉得茶水过于苦涩的人也仅在嘴里含一块冰糖，这就足以让人呷八至十口茶了。我感到这样饮茶味道确实好得多，甚至更加卫生。

    我不知道是否应把他们在吃饭前饮用的一种液体称为酒。它是米和水制成的。我觉得它远不如苹果酒和啤酒，烫热以后味道更差。而他们却认为它十分有利于健康。不过我发现。他们至少和我们一样喜欢美酒佳酿。

    中国人可能不懂得榨葡萄，再或因这里的土质无法使它们完全成熟，所以此地虽也有葡萄，但他们不重视培植。他们喝的水、酒及其他所有饮料通常都是热的，北京地区只是近几年才习惯于喝冰镇饮料，但此种习惯尚未传到南方各省。我不知道是否应把他们的健康归因于其热饮的习惯，痛风和肾结石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疾病。不过这种米酒他们喝得太多，甚至经常酩酊大醉。或许因不愿让太阳目睹其无度，所以他们晚上饮酒。

    这个帝国拥有各种金属矿：金、银、铜、铁、铅、锡等等。除普通的铜外，还有白铜，它是如此精美纯净，看起来简直像银。日本人把另一种黄色的铜运到中国，它是锭块状出售的，看上去像金锭，中国人用来做各种日用品。人们认为这种铜不会生锈。

    中国的金子纯度不如巴西的高，不过比较而言价格也低得多，运到欧洲可赚百分之七十的利润。中国人有些金银器皿，但他们最大的奢华却不在于此。

    我听说中国古代皇帝禁止臣民开采金矿，理由是，若让臣民生命受到地下冒出的毒气的威胁，这不是帝国兴旺之道。现在人们不再如此多虑了，因此中国人黄金生意做得很大。但鉴于金子与我说过的13本黄铜很像，所以必须十分内行才能相信他们。

    卫匡国神父说过，为预防这个贪婪的民族中惯常的欺诈行为，中国国君们从不允许铸造金币和银币。他们按分量收授金银，而且很善于辨认是纯的金银还是混杂了其他金属。他们购物时有时也使用金子，但这时金子被当成了商品而不是货币。因此，银子经常被割成小块。

    除铜币外别无其他流通货币，这种铜币是扁平圆形的，中间有一小方孔以便串连。所有货物买卖皆论分量。一担为一百斤，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十钱(或者说十个八分之一盎司)，一钱为十分(或者说是十苏)，一分为十个小铜钱，即这种流通的小铜币。因此，一千个小铜钱合一两白银；而一两白银相当于我们5利弗尔的价值。与我们相应的重量单位比较，中国的重量单位重百分之二十四。

    每人都带一杆秤，买进卖出都要用它来称，但需经户部派出的官吏的检验方可使用。称小件物品的秤很像罗马秤，人们放在盒内随身携带，它可用来称银，最多可称二十五两。

    中国人有许多丝织品工场，可生产用以布置居室或制作服装的锦缎、纺绸，类似于图尔出产的横棱绸、塔夫绸、单色和花色缎及制作灯罩用的锦缎等等。我不想把它们与我们的工场比较，但他们的染色要好得多，色彩经得住水洗。我甚至认为，如果让这里的工人按我们要求工作，并付给他相应的工资，他们干得不会比法国工人差；但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在欧洲买的生丝价格比中国成品丝绸还贵。

    如果中国人的历史是真实可靠的，那么他们似乎在耶稣降生前两千年就已发明了养蚕术。这个问题让那些对中国上古时代感兴趣的人去解决吧，我想告诉您的只是，据我许多教友们说，单单一个浙江省便可提供比整个欧洲生产的还要多的丝绸。蚕每年两次吐丝作茧。直隶、江苏、广东等省都能加工丝。不过我喜欢江苏丝绸甚于广东丝绸，因为前者更轻柔、加工更精细，而广东工人们在织物中掺人了大量生丝和粗绢丝。

    ………

    大米是中国人最惯常的食物，与面包相比，他们更喜欢前者，他们一日三餐是不惜工本的，虽说不够清洁和精致，但每餐都很丰盛。食品到处都很便宜，除非粮食歉收物价才上涨。

    猪肉是最受重视的，仿佛是每次盛宴的主菜；此外还有羊、鸡、鸭、山鹑、野鸡及欧洲人不知道的许多野味。中国人在集市上也卖马肉、母驴肉和狗肉。他们不是没有水牛和黄牛，而是在大部分省份，迷信或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使他们宰杀它们。

    他们大致是这样烹调肉类的：先提取一定数量的猪肉、鸡肉、鸭肉、野鸡肉等等的原汁，再用这种汤汁煮其他的肉。为使这种荤杂烩的味道有所变化，他们还放人辛香作料和味道浓烈的草本植物的混合物。他们把所有的肉都切成小块，放在大瓷碗里端上席面；很少有把整块肉端上桌的，只有请欧洲客人时，出于礼貌，他们才按其习惯把整块肉端上桌。

    这种荤杂烩和我们的很不一样，其中有些您简直不敢吃，但我有时倒很乐意享用。它们是以特殊方法烹调的鹿的蹄筋和燕窝。鹿的筋腱要在夏天晒干，然后与胡椒花及肉豆蔻的假种皮放在一起储存起来。烹调前先浸在淘米水中泡软，然后放在加有多种调料的山羊羔原汁汤里烧煮。燕窝来自日本，有鸡蛋般大小。不知道这是什么物质，不过它很像从接骨木中提取出来的绺状物，或者像热那亚或米兰的面条。若不放调料，这种东西是淡而无味的。它是中国人最珍贵的菜肴。他们也用大米做我们称为米粉条的东西。依我之见，这三种菜肴都还说得过去。流经中国各省的江河、湖泊、池塘和大海提供了丰富的种类繁多的鱼。中国人把鱼晒干，鱼干是他们的大宗买卖。他们还在家里喂养色彩斑斓的小鱼，其鳞片是金色或银色的，鱼尾样子很特别，而且与整个鱼身一样长。我在室内也养着这种鱼，却不奢望带到欧洲，因为每天要给它们换淡水，而在船上这是稀罕之物。

    中国人有母羊和山羊，也会挤羊奶，但不会做奶油，对其味道和使用一无所知。我让我们一名水手教一个中国新信徒做奶油，这名水手原是布列塔尼海边的农民。但中国人做的奶油总不如我们的好，颜色也和我们的不一样，可能是牧场质量的缘故。他们不食用奶油，却食用猪油或是从我完全不知道的一种果子里提炼出来的一种油，对这种油我一无所知。

    国道养护得很好。灌溉着这个国家的许多河流、湖泊都小心地筑有堤岸以防洪水外溢，所以丝毫不使旅行者感到不便。旅行中很少用马。人们乘坐大船或带桨的长长的小船。由于一条河流往往流经数省，因此出门旅行方便舒适。

    在河流较少或不易通航的省份，人们就乘轿子，沿途有大小村镇，他们就一站站地换轿夫。大约每隔三英里就有一个固定的随时做好准备的驿站，但它们专用于传递皇帝的邮件和政府公务，私人是不准使用的。

    汉人的马不如我们的马漂亮、强壮，跑得也不如我们的快。汉人也不会驯马，他们只晓得骟马，这种手术能使马驯服听话。他们的战马胆子很小，听到鞑靼战马的嘶叫声就逃。此外，由于它们不钉铁蹄，蹄上的角质容易磨损，因此最好的马到六岁便几乎无法使用了。

    广东、广西、湖广、四川及北直隶等省中罕见的奇怪动物最多。其中有一种无尾虎，躯体与狗一般大小。它是所有动物中最凶猛、跑得最轻快的。如果碰到这种虎，人们只得爬到树上以免受伤害，但这种虎会发出一声吼叫，马上会召来好几只虎，它们一起把树周围的土挖开，把树连根拔起推倒。但中国人不久前想出了对付它们的办法。傍晚时分他们聚集一些人筑一个坚固的栅栏躲在里面，然后模仿虎啸把周围的虎吸引过来，当这些猛兽为推倒栅栏木桩而拼命挖土时，中国人就用弓箭射杀它们而不必冒任何危险。

    这里还有水蛇和毒液极易渗透的蝰蛇。只要一被这种蛇咬，身上便会离奇地肿胀，各个器官、眼睛、耳朵、嘴巴、鼻孔甚至指甲都会出血。但由于毒液随流出的血一起散发，所以这种蛇咬不是致命的。另一些蛇的毒液比这危险得多：即使脚上被咬了一E1，毒素马上冲到脑门同时立刻扩散到所有血管，使人昏厥、谵妄，然后死去。至今找到治疗这种蛇咬的任何有效药物。

    人们就一种叫猩猩的动物所经常谈论的内容，使我认为它就是我以前常看到的一种猴子。它与其他猴子不同：个头相当于中等身材的人，动作与人也更相似，而且更善于用后腿直立行走。

    同样，人们所说的陕西省荒野里的“人熊”(gin—hiung)也只应理解为这一地区熊的个头特别大，可与人的个头相比。还可以肯定，所谓的“马鹿”只是比云南马更高、身体也更长的一种鹿。

    中国旅行者们谈到一种他们称为“虎马”的水陆两栖动物，除了身上有麟片外，它与马没什么不同。它的爪尤其是它的血腥与凶残很像老虎，这种习性使它在春天将临时跳出水面吞食人和动物。尽管如此，我沿流经襄阳地区的汉水几乎走遍了全流域，因为正是该地区的中国人传出了有这种动物；我还爬遍了郧阳地区令人恐怖的山岭，但没见到这种动物。尽管当地人必然会提醒我注意一切足以引起我好奇的事，而且我也正需要了解一切，但我没听到他们谈起过这一点。于是，我相信这种动物和您或许听说过的凤凰一样都是子虚乌有之物。人们所说的香獐子，或者说散发香味的黄鹿倒是确实存在的。这种动物主要见于南方各省。这是一种无角的黄鹿，毛色近黑。它腹部的袋囊是由一层很薄的皮膜组成的，表面有一层纤细的毛，袋囊里装满着麝香，香獐子肉很好吃，上等宴席上才有这道菜。

    把名叫“海青”的鸟归入漂亮鸟之列是很有道理的。这种鸟很罕见，只有在陕西省和某些鞑靼地区才能捕到。它可与我们最美的隼鸟媲美，但比隼更大、更有力、更强壮。可以毫不夸张地把它视为中国和鞑靼的猛禽之王，因为它最稀奇、最敏捷、最灵活勇敢。中国人视之为珍禽，如有幸捕到一只，便送往宫廷献给皇帝，皇帝会重赏献鸟之人，然后命侍卫送到饲养场驯养。

    在广东省，尤其在罗浮山的山坡上，可看到一些非常名贵的蝴蝶，若被捉住，肯定会送往宫廷去做皇宫里某种装饰。它们五彩缤纷，鲜艳夺目，远比我们的蝴蝶大，翅膀也更宽。它们白天停在树上一动不动，很容易被捉住。到了晚上才开始飞舞，有点像蝙蝠，有的蝴蝶张开翅膀真与蝙蝠一般大小。

    我在上文对鱼的问题只是一笔带过，现在我对您详细说说。至于别的天然珍奇之物，留待日后再给您细述了。

    我们欧洲所有的鱼的品种，中国几乎应有尽有。但我不想逐一介绍，我只讲当地特有的品种。无疑，最稀奇的是金鱼。他们把金鱼养在亲王显贵们别墅中的小池塘里或又大又深的鱼缸里用以点缀庭院。鱼缸里只放最小的金鱼，因为越小越灵活就越好看。金鱼红得柔和悦目，身上好似撒了金粉，尤其是在接近尾部之处；它们尾部都长着两三个尾鳍。人们也可看到银白色的和白中缀有红斑的金鱼。各种品种的金鱼都活泼可爱，惊人的机灵，喜欢在水面游动；但是它们太小，太弱不禁风，鱼缸晃动稍微厉害一点它们也会大量死亡。池塘里养的金鱼大小不一，饲养员给它们喂食时就敲出声响，让它们习惯于闻声浮到水面觅食。令人诧异的是，据说冬天不该喂任何东西，这样才能使金鱼保持良好状态。在严寒延续的三四个月里，人们确实不给它们喂食。它们靠什么存活呢?很难说清。我们可以猜测，冬天，冰层下的金鱼可在长满池塘底的水草根里寻觅小虫或其他鱼食。然而，从池塘里捞出来，冬天养在室内，又不给它们喂食的金鱼，到了春天重新放回原来的池塘，却照样游得与上年一样有力和灵活。

    我在这里可以对您说说潮州至海南岛之间沿海的黄道蟹，它们会变成石头而仍保留原先的形状。不过这在欧洲是常见的事，此类石化现象在那里也不少。中国医生认为这种石化物有药用功能，往往把它作为退烧药使用，而我们却不知道欧洲那些石化物有此功能．这一切有待于实验证明，至少是大致确定这种药究竟有多大效用。

    我在福建沿海见到一种名叫海参的鱼。起初我以为那是一卷无生命的东西，我让几名中国水手把它一切为二后他们告诉我它是活的。我马上把它扔进了一个池子里，它游了起来，甚至还活了相当长时间。这些水手还告诉我这种动物有四只眼睛、六只脚，形状像人的肝脏。但不管我如何仔细观察，我只发现它有两个地方似乎看得见东西，因为当人用手晃过这两个地方时，它会显得害怕。如果把它用以移动的所有器官通通视为脚的话，那就应当把它身上小疙瘩似的所有赘生物全部计算在内。它无刺无骨，一压就死，但很容易保存，放点盐腌起来就行，随之即可作为一种美味运往帝国各地。或许它真的很合中国人口味，尽管它不对我们胃口。欧洲人见不得它那副丑陋模样，也许正因为这样才难以下咽。

    除了我向您描述过的金鱼外，还有另一种大小、灵活度、颜色、形状都与之很像的鱼，它叫化鲜，它因杭州属下的一个叫昌化县的小城而得名。该城位于北纬30度23分。城旁有一小湖，我讲的鱼就是这个小湖出产的。它的鳞片呈暗淡的浅黄色，但斑斑点点粉红色的色斑却使它的颜色很显眼。它与金鱼差不多长，习性也相似，但因极为罕见，故价格大不一样。人们将其养在鱼缸里，每天精心喂一定量的鱼食。冬天鱼缸需加盖，不过要留一小口子，以便换水、透气并让它所放置的屋内的热气进入缸内。

    人们简直会说这种鱼认识喂它们的人，它们一感到他来了，就马上从水底跃上水面．我见过一些地位很高的老爷们兴致勃勃地亲自给鱼喂食，呆上两三个小时观赏其灵活的动作和千百种姿态。这种鱼的卵很多。当鱼卵漂浮在水面上时鱼缸就停止换水，人们小心翼翼地捞上来精心保管，天气转暖后鱼卵一定会变成鱼。

    先生，我以前曾给您说起过扬子江这条大江。中国人从中能捕捉各种各样的鱼。每年一定时节，扬子江里会聚集起无数收购鱼卵的小船。将近5月时，当地人在约10法里长的河段上的许多地段用席子和柳条编织物拦截江面，只留出船只通行之地。鱼卵便被这些席子和柳条编织物挡住了。尽管一般人对水里的东西什么都看不清楚，但当地人却能看到鱼卵。他们把有鱼卵的水舀在缸里卖掉。所以，许多商人在这一时节乘着小船前来收购，再运往各省。不过他们要留心不时地摇动带鱼卵的水，而且换班做这件事。这种水按分量卖给有养鱼塘或家用池塘的人。几天后，人们就可看到水中像一团团鱼子球那样的鱼卵了，不过还分不清鱼种；再过些时间便能分清了。这项买卖可获得上百倍的利润，因为中国人可以说只吃鱼。

    先生，您在最近一次来信中要我谈谈我住过一些日子的厦门的宗教情况。我很想满足您的虔诚之心。但鉴于天主尚未降福于祂仆人的工作，我只能给您描绘偶像崇拜在这一重要而又不幸的地区获得进展的令人伤心的景象。我不相信亚洲其他地方能像中国这样凭借迷信的虚构的想像建起如此漂亮的庙宇。最壮观的庙宇建在城外，由住在里面的和尚管理。这种建筑或宝塔大小不一，依出资建造者的财力和虔敬程度而定。它们通常都建在山坡上，而且中国人在建造宝塔时似乎只依仗艺术而不求于自然。尽管山上生活枯燥乏味，和尚们在这些宝塔庙宇中却保持了永恒的春天。这是富于诱惑力的孤寂；一切都井然有序，那里凉爽清新一一这在如此炎热的地区是最重要的享受了一一舒适方便，兴趣最怪僻的人身处其间也别无他求了。他们挖了好几条水渠把水从山顶引下来分给周围的人和庙内使用。庙内有池塘和蓄水池储水。他们栽培了小树林，修起了林阴道，而且树木似乎终年常青。我只向您简单介绍厦门岛上的一座主要庙宇，因为所有这些庙宇的状况及建筑风格都大同小异。

    厦门这座大庙离城有两海里远，建于一片平原上，这片平原一侧延伸人海，另一侧是一座高山。因几条海峡的缘故，大海在这座庙前形成一大片平静的水面，水边则是常青的绿地。庙正面高30托瓦兹；高大的庙门上装饰着中国建筑中最常见的浮雕像。一进门就可看到一个宽敞的有许多柱子的大厅，地上铺着大块光滑的方形石板。大厅当中有一个祭坛，上有一尊青铜的镀金佛像，其状如盘腿而坐的巨人。大厅四角还有四尊雕像，虽是坐着的，也有18法尺高。这些雕像非同寻常，只是镀金并不让人怎么欣赏。这些庞然大物都是整块石头雕成的，各自手里拿着标明其身份的不同象征物，犹如以前罗马的异教徒用三叉戟和神杖来表示海神和商业神一样。其中一个双臂捧着一条在他身上缠了几圈的蛇，另一个拿着一张绷紧的弓和箭袋，另外两个一个拿一把战斧，最后一个拿一个吉他似的东西。

    走过这个大厅，就进入一个方形前院，院子由灰色长条石铺成，其中最小的也有10法尺长、4法尺宽。院子四面有四个圆顶楼阁，一条沿院子四边而建的走廊把它们连在一起。一个楼阁里有一只直径10法尺的钟，但对支撑这只笨重的钟的构架，人们不敢过于恭维。

    另一个楼阁里放着一面硕大无比的鼓，阴历每月初一和十五，和尚们就来击鼓。必须注意，中国的钟锤都在钟外边，是木制的榔头。另两个楼阁里藏着庙里的祭服和饰物，同时往往兼作和尚们必须接待的观光者们的住宿休息之地。

    院子中央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很大的同样圆顶的塔楼，可由塔楼四壁修建的漂亮的石梯拾级而上。圆顶中央是个方形神殿。殿内一尘不染。拱顶饰有镶嵌面，墙上有动物和鬼怪的石头浮雕像。支撑这一建筑屋顶的是油漆木柱，若逢大典，柱子上还要系挂色彩斑斓的彩条。殿内铺着小贝壳，经精心组合，这些小贝壳构成了飞鸟、蝴蝶和花朵。

    和尚们不断在祭坛上点香，照料着挂在拱顶上的几盏长明灯。祭坛一端有个青铜罐，和尚们敲击它时会发出凄凉的声音。另一端有个椭圆形空心的木鱼，也是用以敲击的。这两样东西都是伴随和尚们念经用的。菩萨置于祭坛中央，底座是一朵青铜镀金的花，怀里抱着个孩子。许多神情恭敬有加的偶像簇拥在菩萨周围，它们无疑是品级较低的神。

    和尚们还在墙上写了许多象形文字颂扬菩萨。墙上还有一幅古代的寓意壁画，画中是一片火海，许多人仿佛在其中挣扎，有的被魔鬼驮在背上，这些魔鬼完全是作画人想像出来的，另一些人被龙和长翅膀的蛇包围着。人们看到漩涡中央有一块陡峭的礁石，菩萨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其上，仿佛在呼唤火海里所有的人。但一个耷拉着双耳、头上长角的老头不让他们爬上礁石，还好像要用大棒把他们赶开。这个可怕的老头大概是我曾对您讲过的那些恶魔中的一个，尽管如此，和尚们却答不出我就这幅壁画提出的问题。祭坛背后有个书柜似的东西，里面的书讲的是偶像崇拜以及人们平时对这座庙宇的捐赠。

    走出圆顶塔楼，穿过院子，便进入了一条长廊，长廊墙上都有护墙壁。我在那里看到二十四尊青铜镀金雕像，分别代表二十四位古代哲人，他们都是孔子的门生。长廊尽头一个大厅便是和尚们的斋堂。再穿过一套较大房间，登上一道高高的石梯，我们终于进了佛堂。佛堂里摆了几个花瓶，插着人工做的花(中国人在这方面手艺出众)，还有同样的乐器及我已提及的其他装饰。人们需透过一层黑色的纱罗方能看到佛像，这层纱罗就像祭坛前的帏幔或幕帘。庙里其他地方是好几间宽敞整洁但光线昏暗的房间。山坡上还有园子和树丛，岩石上凿出了几个迷人的可供避暑的山洞。

    我常去拜访这座寺庙的和尚，他们也总显得乐于接待我。进庙是自由的，但不要试图刨根问底地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若无他们引路，尤其是当无人陪伴时，也不要进入他们的房间。因为和尚是不准与女人交往的，否则要被严惩，但他们往往把女人藏在秘密的地方。由于担心被告发，他们可能会对过于冒失的好奇心进行报复。

    厦门附近及城内还有好几座类似的寺庙，其中有一座叫万石寺，因为它建在山坡上，而这座山上有上万块小悬岩；和尚们便在这些悬岩下凿了一个个令人惬意的小山洞。那里有一种招人喜欢令人陶醉的简朴的乡间气息。

    虽说和尚是偶像的朋友和知音，但他们在中国很被人瞧不起。老百姓的偶像崇拜无任何定规可循，他们对神灵的尊敬也并不比对神灵使者（ 宗教用语，此处指和尚。一一中译注）的尊敬更多。和尚们往往出身于民众中的败类，当他们积了一点钱，就买几个奴仆作弟子，这些弟子日后便承袭其衣钵。因为很少有日子还过得去的中国人去当和尚的。

    和尚中间也有高低尊卑之分，要学会他们这个宗派的奥义，需经过一段非常艰苦的初修期。想当和尚的人必须一年中不刮胡子不剃头发，身穿破袈裟挨家挨户去念经。念经时不能抬头。一些市井无赖或许为考验其诚心，或许为使他分心，往往会嘲笑他、侮辱他，甚至用棍子打他；而谦卑的初修者必须忍耐一切才能使他称得上一名高僧。他一年到头不吃荤腥，他苍白，消瘦，面目全非，他要时时抵御困倦，倘若打了瞌睡，无情的同伴会立即叫醒他。总之，他经受的磨难是无可比拟的。

    熬到了他有权穿法衣的这一天，邻近寺庙的和尚们便聚在一起，匍伏在佛像前朗声诵经。他们的经文单调，往往连他们自己都不解其意。他们脖子上挂着一串很大的念珠，与我们的念珠很像，只是没有十字架一一他们是无幸了解十字架的奥义的；然后，他们再唱几支我所不知道的颂歌，并敲击好几只小铃伴唱。

    这时，初修者贴面匍伏在庙门口的地上等候仪式结束，准备接受人们给他的荣誉。和尚们把他领到祭坛下，给他披上一件长长的灰袍。我冒昧说一句，除风帽和颜色外，它的式样很像我们欧洲教士的袍子或披风。他们还给他戴一顶纸板做的无檐圆帽，帽子里衬着灰布或黑布。仪式以拥抱结束。随后，初修者款待所有和尚，大家都吃得尽兴而散。

    和尚必须禁欲，与女人有不正当关系要受惩罚。但是，他们照样不断寻找机会满足自己的情欲；如果没有女人，这些邪恶的家伙就用别的东西来满足兽欲。他们表面道貌岸然、一本正经，内心却往往卑劣下流、无恶不作。他们比并不以虔敬自炫的寻常百姓更不相信他们那些滑稽可笑的神灵。他们假装过离群索居的生活，只是为了更能骗取小民的轻信，因为这种轻信才是他们惟一的生活来源。

    靠这种可鄙的职业致富后，和尚们还可以还俗去从事另外的职业。但改变身份抹不去先前的坏名声。中国人的糊涂实在离奇，他们敬神，却鄙视神的使者，而且还要辱骂与他们宗教信仰联系更密切的人。   

    我发现算命术在中国很普遍。尽管如此，和尚们自以为更精于此道，认为他们是天意惟一真正的代言人。中国人最大的迷信就是占卜问神、测算吉凶祸福。若生了病，他们就想知道病将延续多久，为此就去求专司使人康复的行善的神明。他们来到庙里，把许多菜肴供在偶像前(这些菜就归和尚们享用了)，然后脸朝地跪下。这时大和尚就叫人在一个青铜器皿里烧锡箔，还准备了许多分别写有吉兆或凶兆的签。他们把签放在口袋或盒子里弄乱，再从中抽出一根；如果这根签上的神谕不能使他们满意，他们就再抽一根；第二根签不管吉凶都得认命了。他们就是这样以偶然来决定将来。

    一个和尚被证实与女人有了不正当关系，于是受到严惩；与他同庙的和尚们是他的刽子手。他们惩处这一罪行表面上是为洗雪他对一宗教的亵渎，其实他们自己也犯有同样罪孽或巴不得也这样做。他们在有罪和尚的脖子上挂了一块沉重的牌子，拖着他边打边在城里游街整整一个月。当然，这种惩罚是难得有的，因为和尚们渴望满足情欲，但也善于巧妙地掩盖欲望。

    从前，福州(德泽亚神父住在那里)附近有一座名寺，省内最有名的高僧云集于此。有一个中国进士的女儿带了两名侍女前往她父亲的乡间住宅。按当地习惯，她乘了一顶有盖子的轿子。好奇心使她进入了寺庙，但她让侍女请和尚们在她拜佛时回避。大和尚很想看看这个年轻小姐，便在祭坛后面躲了起来。他贪婪地望着，整个身心都被她吸引住了，只觉得头脑发热，再也顾不得危险，只想到这个弱女子没多少人保护，很容易抢到手。他马上行动，命令他几个心腹和尚把两名侍女抓起来，自己则不顾这位小姐哭喊把她劫持而去。

    那位进士不久就得知女儿失踪了。他知道女儿去过庙里，而且是在那里不见的。和尚们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说小姐确实来过庙里，但拜了佛就走了。进士与所有文人一样，受过蔑视和尚的教育，不像小民百姓那样愚蠢轻信。他找了本省的鞑靼将军，要求惩办抢他女儿的人。和尚们以为进士和将军也会盲目相信他们，便说佛爱上了这个年轻小姐，就把她带走了。随后，那个抢人的和尚还试图以哀婉动人的夸夸其谈让进士相信，佛认为他女儿配得上佛的爱并能与佛界交往，这真是他全家的荣耀。但鞑靼将军对这些胡言乱语毫无兴趣，他仔细察看庙里每一个最隐蔽的角落，终于听到一个悬岩底下传出的几声呼喊。他走了过去，发现洞口有一扇紧闭的铁门。他下令砸开后便走进了地下室，找到了关在里面的进士的女儿及另外三十多名女子。等妇女们走出牢笼离开寺庙后，将军立即下令从四面放火，烧掉了寺庙、祭坛、偶像及它们无耻的使者。

    和尚们对偶像所行的祭礼相当有限。他们只管维持庙里的长明灯和接待前宋拜佛的人，过的是一种懒散又淫荡的生活。他们大多无任何固定收入，只好手持小铃挨家挨户乞讨为生。若某个中国人要为自家供奉的佛像做佛事，便会叫上几个和尚，让他们披上长长的刺绣袈裟抬着佛像在街上行走。和尚们两人一排，手里拿着许多有小铃的小旗。百姓们跟在后面是因为好奇，而并非出于虔敬。阴历初一和十五，和尚们要半夜起来念经。我觉得他们反来复去总是念同样的几句话，如果他们对祈求的神灵有点什么想法的话，他们的谦逊和虔敬也仅此而已。互相拜访时，他们先是相互恭维，装出十分谦卑的样子，甚至各自下跪向对方磕头，然后请客吃饭而且往往酩酊大醉；于是，以恭维开始的拜访几乎总是以谩骂收场。先生，这便是这个民族可悲的盲目性。长久以来，许多传教士正在为教化他们而工作。如果说传教士至今未能把他们从沉沉黑暗中拯救出来，那是因为天主还没有降福于他们。天主要我们付出更多的辛劳。但愿在我们表现出恒心后，天主将以整个民族的归信基督来奖赏我们不懈的努力。我有幸……

(1715年3月27日于北京)

    一个月前，我曾荣幸地从热河驿给您写信，告诉您年逾七十的罗德先教友已经无法跟随皇帝继续其漫长的鞑靼之行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结伴旅行。当月10曰，在离北京一天行程之处，天主为奖赏他而把他召到了天国，我们为此深感悲痛。不仅传教士和信徒，甚至连非基督徒都因失去他而万分难过。

    在加入本传教会之前，他已经在印度传教会中服务过多年。荷兰人包围并夺取本地治里后，他与已故的塔夏尔神父一起成了战俘，随之被送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监狱，在那里耐心等待交换战俘。到达巴黎后，他重新投身于传教事业。他已历经无数艰难困苦，却依然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中国之旅一一这是比他经历过的要更长更危险的旅程。他和宋若翰神父一起登上“小圣约翰号”到了巴西，从那里又到达昂儒昂岛。盘据该岛的海盗抢走了他们的一切，但他们依然继续前进，直至印度。翌年，他们搭乘英国船只并于1699年顺利抵达福建省厦门港。从这里，罗德先教友被皇帝委派的官员带到了宫中。

    他温和、朴实、谦逊的言行一开始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和友谊，而当他的才干被人认识后，当实际工作显示了他对外科学、药剂学、脉理学及其他疾病是多么熟悉时，人们对他就更加尊重了。皇帝把他关心的好几名病人托付于他，因为中国医生未能治好他们疾病。

    罗德先教友使他们恢复了健康，使皇帝龙颜大悦。负责向皇帝汇报罗德先教友治疗方法的宫廷官员不久就抛弃了几乎所有中国人对外国医生抱有的偏见，中国医生们则竭力维持这种偏见。宫廷官员们请他为他们几个家奴治病，他们对他的服务非常满意，以致后来只信赖他而不愿再请别的医生。他们常对我说：

    “这位欧洲大夫与我国的医生们是多么不同!后者会无所顾忌地说谎，同时不顾病人巨大危险，遇到不懂的疾病也会不懂装懂乱开药方。如病家对药方表示怀疑，他们就会说一通我们听不懂的粗野的话。总之，他们只会挖空心思从病人口袋里捞钱，然后就把他送人坟墓。相反，这位欧洲大夫话语不多，很少许诺，却实实在在办事。如果他说不必担心，我们就完全放心，因为他是不会弄错的；如果他难以回答我们，或者他愁眉苦脸，那便是病人死兆了。长期实践使我们相信，他能可靠地诊断各种疾病漫但更让我们钦佩的是，他温和耐心，任什么也不能使他灰心，始终一副好脾气。他仁慈地对待所有人，穷人富人一视同仁。走出我们屋子后，他便去下人住处看望，给他们治病，宽慰他们，使他们康复。惟一使我们为难的是，我们无法让他收下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礼品，即使向他提这种建议也会使他不快。甚至会逼得他‘逃走’。”

    事实上，较之于达官贵人，他更愿为穷人治病；只要后者有求于他，他会放下一切前去看望。如药物告罄，他有求必应；离开寓所时他还会留下药品供来人索取。有些家庭全家都靠了他仁慈的照料才得以保全。如果没有他医治，该有多少孩子，甚至包括皇室子弟，已经命丧九泉了啊!

    我十多次与他一起随皇帝出巡，几乎每次都长达六个月。旅途中他虔诚地履行职守。我目睹他几乎整天诊治穷苦病人，因为在三万多人的随驾队伍中，这种穷苦病人该有多少啊!而在这些病员中，那些最令人恐惧、最让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人却是他仁慈地予以关注的首选目标。我不止一次听到中国人啧喷称赞道：“一个外国人，分文不取，却能做我们那些最有关的医生即使收钱都不肯做的事，这是多么奇特!”一天，一个有身份的非基督徒告诉我可惜罗德先教友不是中国人，“如果他是中国人，”这位非基督徒说道，“那他就是大圣人，我们就会立许多碑颂扬他。”我趁机向他解释，罗德先教友这样做的动机要比立碑高尚得多；我还详细说明了我们背井离乡前来中国的目的究竟何在。我的话令他赞叹，他对我们称颂不已，不过他没有更进一步，因为他根本不考虑归信。

    罗德先教友干了超负荷的工作，在最近这次旅行中尤其如此。这次病人比以往都多，在不足四个月时间里，皇帝按惯例命人运到热河驿的整箱整箱的药都被他用光了。罗德先教友便拿出自己的药，这些药也用完后，他就让人再从我们的北京教堂运去。6月底至7月25日，皇帝上唇长了一个讨厌的肿块。他叫罗德先教友诊治，我担任译员。几年前，他治愈了危及陛下生命的严重的心悸症，从而证明了他巧妙的医术，因为中医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这种疾病。这次，罗德先教友又完成了新的使命，皇帝痊愈后十分满意。但我们这位教友自己却因治疗过程中忍受的一切而感到了不适。他必须从早到晚呆在宫中，为不见到宫中女子也不被她们见到，他还得躲在一个小房间里。他每天进宫及从宫中返回都要步行半法里，而当时正值仲夏季节。这种劳累使这位已经衰老的老人更虚弱了。但到10月中旬，他健康有所好转。按惯例，皇帝本应在这时起驾回京，但某些特殊原因迫使他今年推迟了半个月。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北风呼啸，不几天功夫热河驿已是一派冰封景象。罗德先教友因骤然降临的寒流患了重伤风并伴有高烧。但他继续治疗病人，加上人们因皇上返京曰近而更争先恐后地来请他看病。我建议他吃药，他答道：“如您喜欢，我会这样做的，但如果您愿意听听我坦率的想法，那么我认为药物对我已无作用。我的鞑靼之旅已经结束，现在该准备永生之旅了。”

    尽管他对死亡早有准备，而且他一生都在不断地行善和祈祷，但星期五这一天他依然做了忏悔，还在我做弥撒的小教堂领了圣体。星期天他重复了同样的事，随后一周的星期二我们就启程了。两天后，他在极度虚弱中以一个命定灵魂得救者的崇高的感情对我做了全面忏悔，他完全顺从天主意志。皇帝让他先走，并让德国耶稣会士阳秉义神父陪他。陛下把我留在他身边，因为我中文懂得较多，比较容易回答他的问题。罗德先教友病势日重，极度虚弱，但至死都很清醒。11月10日上午八时，在离北京仅一天行程之处，他背诵着圣母连祷文，停止了呼吸。

    阳秉义神父让人把他的遗体送到京城外我们的墓地。北京所有耶稣会士前往迎接。常规祈祷后，他们于当月25日将其埋葬。大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哭声和呜咽声增加了我们对失去他的悲痛。

    令我们宽慰的是，我们确信他已去接受对他长期的辛劳和圣洁的一生的奖赏了。他曾是那么温和、朴实、谦逊、耐心，他忠实地遵守我们的教规，和蔼可亲，随时准备给人以帮助，在工作中、在照料穷人时，他从来不知疲倦。总之，在我和他朝夕相处的十六年中，我从未见过任何不在我面前赞扬他的人。

    从鞑靼地区回京后，我在已印出的《耶稣会传教士感化人的珍奇的书简》汇编上读到了我的几封书信的摘要，其中谈到了我在长城古北口组建的一个新的传教会。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从那时起，天主已降福于它，它不再只是个刚起步的传教会，它已扎下了根，人们在那里可见到许多虔诚的教徒。我让人兴建的教堂如今显得太小了，即使加上院子，也容纳不下一半教徒。上个月路过那里时，我又为三十多人施了洗。这些善良的人建议我把这座教堂交给妇女们做集会用，同时给男人们盖一座更大的教堂，他们甚至自告奋勇要为之出力。然而他们能力十分有限，他们多数是士兵，其全部财产便是那点微薄的军饷。我去察看了一所适合于这一计划的房子，它要值五六百两银子，这难以筹措。靠天主保佑，我们将尽力而为。

新信徒们充满了虔诚。他们比商人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所以每天都上教堂接受教育。他们每天早晚随着乐声背诵祷文，乐器是他们花了50多个埃居买的，还教会了年轻基督徒演奏。他们还买了一块供教徒使用的墓地以及必要的饰物和祭服，以便合乎礼仪地埋葬死者。由于我只能顺路看望他们，因此当时只有一部分基督徒做了忏悔和领了圣体。龚当信神父不时前往该地，可以代我做我未能做的一切。他每月第一天去那里。我在热河驿时，有事前来或奉官差前来的人都会到我这里领受圣事。许多人是自费来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履行义务，而且他们要赶30法里路。我不知道在欧洲先前的教徒中是否能看到同样的热忱。我把这个传教会托付于一切有志于在偶像崇拜者中拓展耶稣基督王国的人们的祈祷和仁慈。……

  (1715年5月10曰于饶州)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向您报告景德镇传教会的情况，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它多亏了您杰出的家族才有今天的一切。它是靠您兄弟德布鲁瓦西亚侯爵先生的捐赠而建立和维持的，而且它是已故利圣学神父的业绩，因为他在许多年时间里曾以名副其实的使徒般的热忱领导过这个传教会。   

    为了在圣诞节前几天赶到景德镇，我12月份就从饶州动身了。我的小船正巧停在一个村子旁边，当地一个居民走到我上了岸的讲授教理者跟前打听，船上的欧洲人是否就是他以前在饶州认识的 “西老爷”(这是您兄弟利圣学神父的中国名字)。“不是他”，讲授教理者答道。而我则深为自己对“西老爷”圣洁生平的淡忘感到无地自容，忙不迭地重复着圣约翰说过的话：不，我不是他。

    我于圣托马斯节前到达景德镇，发现官员们已有重大变动。先前四名官员一个也不在了，我不认识的其他官员取代了他们，先前那些官员中有一个已升任为一个大城市的主官。他对我非常友好，上任后马上公开表示自己是我们法国教会最近在那里建立的新教堂的保护人。第二位官员新近丧父，据帝国惯例，他必须离职居丧，三年满孝后才能复职。第三位官员在我离开景德镇期间已经去世。第四位官员因行为不端、仗势欺人而刚被下狱。宫廷派出的一名钦差微服私访了许多城市，了解官员们操守；他亲眼目睹了这名官员几次极不公正的审判，当即着人将其拿下。钦差严格依法审理这名官员的案子，根本不考虑保护这名官员的总督的多次说情。

    与这些新官打交道我毫无经验，然而，为了传教的自由和新信徒们的安宁，我们又必须得到他们保护。我到景德镇时听说，那个把地皮卖给我们建了教堂的人，打算只要官员们不赞成宗教，他就要与我们纠缠。因此我决定尽快拜访他们，送一些欧洲礼品来赢得其友情和保护，礼品是必须给他们送的。

    然而，为集中力量使基督徒投入隆重庆祝圣诞节的准备，我仍把拜访官员推迟到了节后。基督徒们已经凑了点钱准备请一个民乐队。我劝告他们，如果把用于双簧管、笛子、鼓、喇叭的钱分给穷人，这将是对清贫的耶稣的更好纪念。他们照办了，许多人都受了感化。圣诞节之夜，大批人虔诚地忏悔和领圣体，另一些人唱着祷文，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不由令人想起了千百年来发生过的美好的一切。当然，若没有德布鲁瓦西亚侯爵先生的捐赠，天国之音看来是不会这么快就传到景德镇的。

    我在景德镇的两个月里，除了听大批新信徒忏悔外，还为七十名非基督徒施了洗，他们几乎全是成年人。如在那里多逗留些时间，本来可为更多人施洗。我在那里留下了许多初学教理者，他们定期在我的小教堂里聚会，而且分为不同组别，由讲授教理者、基督徒中的骨干及我本人传授我们圣教的奥义。我很高兴看到他们有时会激烈地争论，因此不要认为他们永远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冷静。好几个白天忙于干活的渔民晚上到我这里倾听天主教诲，而神圣的种子一旦降临驯服的心灵，便会结出百倍的果实。他们天真纯朴地向我提出疑问，又强烈渴望通过洗礼的圣水获得新生，这一切都令我陶醉。

    稍一得闲，我马上去拜访几位新任官员并受到了热情接待。首席官员收下了礼物，还把我引进他府邸内堂，对我十分客气。过了两天，他的一名仆人来通知我，主人马上要到我这里了。果然，他很快就露了面，车马扈从占满了街道两边。我跑到教堂门口迎接，他进了教堂，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用精美的瓷杯向他献茶，乘机对他说，这些瓷杯是他前任送给我的，是他友谊的证明。我们的谈话涉及欧洲的科学和珍奇之物，同时不知不觉转到了宗教话题。我给他的礼品中有一本阐述宗教真理的书。他多次对我重复了这些话：“您对我说的话以及你们书中讲授的万物之源的道理是符合良知的；我知道皇上尊重你们的宗教，而且它确实很好。”

    当他看到我们所在的客厅上方的耶稣圣名(我们像欧洲一样绘有他的圣名，油漆和镀金使其闪闪发亮)时，他向我提了各种问题，我便花了点时间向他讲述我们圣教的这一标记。“这就是说，”他又说道，“凡是门上有这种标记的人家，里面住的便是基督徒。”您看，我尊敬的神父，十字架在这里是公开露面的，我们的基督徒不担心公开自己的信仰。要是在教会最初几个世纪，这一成功是件了不起的事。因此，我们不是应该把给予我们如此恩惠的人视为伟大的君主吗?

    全镇的人都知道了首席官员给我们的荣誉，因为从其府邸到我们教堂，他几乎穿过了景德镇所有街道。按中国通行的对外国人的惯例，他也送了我一些礼品：家禽、面粉、酒、蜡烛等等。在这种场合，我们必须给仆人们分发的赏钱往往超过礼品本身的价值，然而这是一种荣誉。镇上那些大户为免遭凌辱同时不受处罚地凌辱他人而行贿的钱财要远逾于此。

    首席官员到教堂的这一天正好是星期五。这一天，我们一些基督徒正在进行虔诚的宗教活动。您从我先前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天主是多么降福于我们连续八天的退省。这是我仿照布列塔尼一些教堂里进行的活动而让我们的新信徒们做的。他们中不少人自行组织起来，每月都抽一个星期五来做节略的退省。这项神圣的修行不是我授意的，为此我觉得意外，也很受感动。因此，当俗世某个名人纯粹出于虚礼，心不在焉地向圣地致敬之际，我们的基督徒却使虔诚的祈祷上达天听，而且确实在精神上热爱着真正的天主。

    我尊敬的神父，您不会怀疑，我们身不由己地与帝国这些权贵交往，这势必给我们带来诸多不便，而且我们几乎毫无希望教化他们。就在我拜访首席官员的那一天，我一清早就穿着礼服为住在一所破茅屋里的一位善良老人行了临终圣事，还为他敷了圣油。这才是传教士的真正乐事。当他于某一时刻扮演另一种角色时，这总归是勉强的，他内心会因此而呻吟。

    (结交官府)是令人讨厌的不得已之举，但又是发展宗教所必需的；基督徒们的虔诚补偿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看到他们为某些十分轻微、几乎难以察觉的过失而在告解圣事上涤除心灵的罪恶时，我无法止住泪水。他们是无法安慰的。例如，(他们忏悔道)他们向父母或朋友解释宗教奥义时，内心流露过小小的自负。他们中有一个人以令人钦佩的坦率对我说道：“有人欠我钱，我因他不归还而很痛苦，不过我不想说这些不讲理的欠债人的任何坏话。自从做了退省后，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我再也不会去厌烦那些欠我钱的人了。”

    这名新信徒的兄弟住在离景德镇9法里的地方，一听说我到了镇上，便不顾严寒，也不管脚上一个危险的脓肿，当即启程前来教堂。我立即让他卧床休息并常去看望，但发现他总是忙于祈祷和阅读宗教书籍，对自己的病痛远不如我这样不安。

    很少有哪个初学教理者在信教时没受过家庭虐待的。他们中有一个人最近就因信教而经受了严峻考验。这个初学教理者原先是替他叔叔管账的，因为后者是个富商。但刚等他接受了洗礼，就立即被叔叔赶出了家门。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他陷入了极度的贫困。有几个冒牌的朋友劝他表面上放弃信仰，暗地里过基督徒生活，因为这是他复职的惟一办法。但他对这一可鄙的建议根本不屑一顾，他宁肯带着妻子儿女来到花费较省的一个村子，自己则干起了根本不习惯的活。他的叔叔终于对他的贫困动了恻隐之心，恢复了叔侄之情，让他重新管账。他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劝他克制热情。因为他以前热忱地宣传基督教义，工人们都放下活计聚在他身边听讲，他之失宠于叔叔，主要就因为这一点。他不久就可以帮助贫苦的基督徒了，因为他先前或许正是从这些人那里获得了帮助。

    手艺人和工人占了景德镇基督徒的多数。当他们身体健康、有活可做时，日子还过得去；但一旦生病或失业，那么，在这个生活费用昂贵的地方他们就很值得同情了，因为他们多数人远离故乡，在这里一筹莫展。但是，盛行于基督徒之间的爱德却使他们互相帮助。在几天前，我为一名年轻的外地工人行了临终圣事。这个外地青年患了恶性痢疾，一个基督徒家庭尽管居室狭窄，还是把他接到了家里。病人散发着恶臭而且极易传染，他们却全然不怕，悉心予以照料。病人于大年三十死去，这使基督徒家庭的善行更值得称道了，尤其在非基督徒中更是这样。因为据他们的迷信说法，这是来年的凶兆。民间习俗是，大年三十这一天家里不接待任何外人，甚至最亲的亲戚也不接待。他们担心在新年降．临之际，外人会带走本应降．临于自己家里的福气从而对东道主不利。这一天人人都呆在家里只和家里人一起娱乐。

    在中国，父亲卖掉亲生骨肉可谓司空见惯。如一个信教的孩子卖给了非基督徒，那么，他的灵魂可以说与肉体一起被卖掉了，这是我在最近一次景德镇之行时痛苦地见到过的。一名基督徒为让孩子不落入非基督徒之手，买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父亲还有第二个儿子，在难以对付的债主们的紧逼下，他只得把他卖给一个偶像崇拜者。基督徒们希望避免这一灾难，便主动凑钱赎买孩子，可是太晚了，因为合同已经签订。目睹这种悲惨情景，为赎回教友，传教士真愿倾其所有，而且倘能不损害福音传播，他真想像圣波兰大主教一样自我献身。我虽贫寒度日，但仍设法接济了两个身陷绝境的基督徒。其中一个房屋、家具及所有工具都烧毁了。另一个是医生，贼人于夜间偷盗了他最体面的衣服，这等于盗窃了他的知识和声誉，因为一名衣着褴褛的医生总被人们视为是不通医术的，也就无人前来求医。

    看到一些基督徒纯粹因贫困而死去，或是一些孩子沦为非基督徒的奴仆，我反复考虑，如果热心教化中国人的善男信女们设置一笔基金，用其收益资助陷于绝境的人们，那么，它将比任何事情都更能为宗教带来荣誉并使它获得发展。

    您或许会问，我是否把许多文人也算在景德镇大批贫穷的新信徒之中。对此我要告诉您，有几个文人很乐意见我并与我交谈。其中一人与我交谈尤为频繁，他似乎离天主的王国已经不远。我们教义中很少有什么是使他难以接受的。他有见解，生活作风正派；但愿仁慈的天主给他力量，使他实施天主对他的启示。他最近让他一个临终的女儿受了洗。如今，这个孩子正在天国促进他父亲的归信。

    另一个能干而富裕的文人对我很友好，只是并不因此而喜欢基督教。他婶子是基督徒，母亲也打算接受洗礼。一听说母亲的打算，他马上对她百般责备和抨击，甚至威胁她说，在她受洗那一天，他要穿着丧服走遍景德镇的大街小巷，公开悲叹不幸的遭遇。

    目前我正在教育同一家族中的几名初学教理者，我想在初一为他们施洗。他们亲戚中有一个正在钻营官职的文人跑来反对他们的计划，但他们的答复却使他羞愧不已。他们对他说道：“什么!您早就知道我们家里缺少一切，甚至无米下锅，但您当初根本不来帮我们一把，如今听说我们要人基督教，您就急忙跑来要我们改变主意?您是怕我们的做法玷污了您名声吧!我们主意已定，别以为因您的缘故我们就会放弃当基督徒的幸福，因为我们把它看得比世上一切财富都更重要。”

    下面还有一件优越感使文人们厌恶基督教的实例。我们一位基督徒之女从小就许配给了一位文人之子，这种婚约在中国是常见的，法律也予以允许。这个女孩是在公婆家里长大的，对她说来这可不是个好环境。她的身体渐渐变得衰弱不堪，任什么药也无济于事。

    为让她康复，公婆把她送回亲生父母家里调养。她父母刚信了教，便教她基督教的道理。在她仅十岁时，我为她施了洗。刚一康复，她就被婆婆叫了回去。文人获悉她已是基督徒，便百般辱骂诬蔑基督徒，

同时立即跑到官员堂上喊冤。但接待他的官员不许他这样做，他告诉这位文人：“您不想想自己把基督教说成了什么!您不知道奉镇长官，即您我共同的主宰对此看法与您不同吗?您能说他错了吗?

    即使他果真错了，您敢说允许并赞扬这一宗教的皇帝也错了吗?”这样，一场即将形成的风暴就被消除了。

    我为一名老秀才施了洗。他住在离景德镇一法里之遥的山里，是个很风趣的人且惊人地坦率。两年前，他因年高而被豁免了所有秀才每三年均须进行的考试。宫廷照例向各省派一名考官，他有权处分文章平庸的秀才甚至取消文章拙劣者的秀才资格。任何秀才如不参加三年一次的考试，就要被褫夺功名，降为布衣。只有两种情况可合法地免予考试：因病或因父母之丧。年老的秀才在最后一次考主少试中证明了自己才干并呈明年龄后可永远豁免考试，但仍可保有服饰、帽子及给予秀才的荣誉特权。我讲的这位秀才即属此列。他是村上惟一的基督徒，我多次听他抱怨至今未能说服亲戚们效法于他。在归信非基督徒的问题上，天主的裁决是人们无法捉摸的。一个人们认为已无望争取到耶稣基督一边的人会出人意料地突然归信；另一个似乎肯定会归信的人却又会使人失望、坚持生活于盲目之中。在无数例证中我只向您举出两例，它们证实了救世主这些了不起的话语：“一个将被接纳，另一个将被抛弃。”(《路加福音》17，35)

    我曾经与一个中国人谈论宗教教义，他在我面前显得深受感动，仿佛一心渴望获得洗礼的圣宠。一次在亲戚家吃饭时，一根鸡骨头

卡在他喉咙里了，不管如何使劲，总是既吐不出，也咽不下。他被半死不活地领回家去。路过我们教堂时，他请我为他向天主祈祷，同时向我保证，一旦痊愈便马上信教。我立即委派一名讲授教理者祈求救世主保佑他，必要时还可为他施洗。然而，撒旦的使者们比我们早了一步：他一位崇拜偶像的朋友给他服用了一种药剂，还对它施了一种非基督徒在类似情况下使用的被称为“九龙下海”的魔法。病人虽然轻松了，然而地狱却保住了我几乎从中夺取的猎物。

    我答应给您讲述的第二个例子要令人快慰一些。我们两名基督徒的父亲已是八十高龄，他执拗地坚持不信基督教，我从未能说服他。一次，他有个儿子要出远门，后者登舟之前十分虔诚地领了圣体。三天后的夜间，他乘的船在渡方圆30法里的饶州湖时撞上了停泊在湖中的另一艘大得多的船，因为人们没发现这艘大船。他的船当即粉碎，满载的乘客几乎全部丧生。这个年轻人却是幸免于难者之一，他尽快返回了景德镇。他的父亲认识到是天主保佑他儿子脱离了险境，因此让他向救世主谢恩，而且马上到教堂找我，求我教他基督教义并为他施洗。

    与此同时，天主指引我认识了另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他很健旺，充满活力，是好奇心使他来到了教堂，很想看看某个欧洲人。正好教堂门半开着，他便用目光搜寻我。一名讲授教理者发现了他，彬彬有礼地请他进来，我也友好地接待他，而且任凭他从容不迫地打量我。随之我与他谈起了宗教教义，他颇为欣赏，我甚至感到在他心里有另一位导师正在教他。第二天他又来看我，到了第三天，他带来了一位从乡下回来的朋友，还对我说，他要把他发现的“宝藏”告诉这个人。这位老人返回本村后简直可以说成了一名使徒：他把刚学到挪的道理教给同乡，许多人现在一心想学教义。见到这种情景，我真希望自己有分身之术，至少是如果我再多三四名讲授教理者，那我可以把多少生灵争取到耶稣基督一边啊!几天后，这位善良的老人给带来了一袋偶像，其中有几个是很贵重的：它们砸碎后都被扔进了火里。后来我给他施了洗，同时受洗的还有好几位在他家里干活的工人，他的教育及他自身的榜样深深感动了他们。

    另一名非基督徒最近同样感到了仁慈的天主对他的明显影响。一位与之合伙的基督徒曾经教过他我们圣教的奥义，后来非基督徒得了病，便要求受洗。这位基督徒没有及时告诉我这件事，病人却突然又患了谵妄症，生命危在旦夕。他一位朋友见他不省人事，拿不准是否能给他施洗，因此踌躇再三后才决定这样做。病人受洗后不多久就咽了气。这位基督徒的迟疑促使我把所有新信徒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教育，以便让他们知道在类似情况下该如何行事。

    一个非基督徒的女儿患了天花，生命垂危，她对医生们也绝望了。她父亲知道有个基督徒用传教士给的药救治过患有同样疾病的他的两个孩子，便找他请求帮助。这位基督徒把情况告诉了我，于是我们决定在其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给小女孩施洗，同时要让她父母许诺，如她痊愈，便允许她信教。她父母心甘情愿地做了保证。然而药物到得太晚了。尽管如此，重要的是女孩子中午受洗，晚上便享有了天主子民们的遗产。她父亲却依然求助于通行的敬奉天花神的迷信。我们提醒他这个假神明并没有保佑他，因此不配受到尊敬。但他答道：“没关系，我还有别的孩子。如果我失职，它可能会像夺走这个孩子一样地把他们夺走。”

    某些中国医生诊治天花患者的方法值得一提。他们自诩掌握了以某种方法转移天花的秘密，并把这种方法称为“苗”。他们原本是把从这块地移栽到另一块地里的稻秧以及放养到池塘里的鱼秧称为

    苗的。他们是这样治天花的：若某个出了许多天花但并无不良后果的孩子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就取下孩子身上的痂盖，晒干磨碎后精心保存起来。当看到某个病人有出天花的征兆，他们就在病人每个鼻

孔里放一团撒有这种粉末的小棉花球，他们认为这种东西经头部进入血液后可形成某种酵母，产生有益的发酵作用，通过这种办法，天花便能充分发出来而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可以说它被嫁接在良性天花上了。但我不大相信这种办法，如果有的话，我宁愿采用一小撮蝰蛇粉末。

    您可能认为一一因为我荣幸地对您说过一一我有时会给他们一些药物。这是真的，我尊敬的神父；而且我承认，凡对教化生灵有用的工作我都乐于为之。我常为自己在欧洲时没有上药剂学的课而感到遗憾。看到我手抄的厚厚一大本药方，您会惊讶的。我认为它们今后在某个虔诚的传教士手中将发挥比在我手中更大的作用。

    景德镇的教堂太小，容纳不下大批新信徒，在重大节日时更是如此。最近我得到一块地皮可扩建教堂。我认为此事迫在眉睫，因此决定把人们寄给我的生活费中的一部分用于此事。我信赖天主，愿它为我提供帮助，以替代我从微薄的经费中垫支的款项。有二百两银子就能实施我的计划了。随后还需为传教士盖个小小的住所，不过此前先要买一所房子作为献给圣母的另一座教堂，使女基督徒们可在此集会。我最近去景德镇时，她们是在当天停业的一家店铺里集会的。您知道，在这种地方赞美我们圣教的奥义和举行圣事是很不得体的。

    在这里，我不禁还要说说我们的基督徒在教化他们同胞时所显示的热忱。有一位妇女，她丈夫是基督徒，本人还只是初学教理者，J却把她的祖母、母亲、父亲、两个兄弟及一个弟媳争取到了耶稣基督一边。此外，她还设法在许多儿童临终前秘密地为他们施了洗，从而使他们上了天堂。我毫不犹豫地尽快把洗礼圣水洒到了这名新信徒

身上，因为她已及时地为许多人施了洗。

    尽管如此，人们不能认为我们这位初学教理者轻而易举地教化了所有这些人。她八十六岁的祖母对她的虔诚和耐心进行了长期考验。人们在欧洲所称的笃信宗教者在这里便是极端迷信的人。我讲的这位老太太奉行最刻苦的素食制，四十年来，她严格遵守其教派的规定，没吃过任何荤腥食品。她还长期念经拜佛，是著名的九华山寺庙中一个善会的成员。人们从大老远到这座寺庙朝山进香，朝圣者到达山下后便要一步一拜地上山。无法前来朝圣的人就托朋友帮他们买一种印刷的大纸，和尚们在纸的某个角落做了标记。纸中央是佛像，佛衣和佛像周围印有无数小圈。善男信女们千百次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不解其意，因为这是从印度传来的。跪拜一百多次后，他们便在一个小圈上画一道红线。人们不时请和尚到家里念经，同时请他们确认画上红线的小圈数目。他们把这种纸放在小箱子里，经和尚密封后很气派地拿到葬礼上使用。

    这种纸称为“路银”，即从人间去冥府的“路条”。它不是白给的，要值几两银子，但人们认为有了它，去冥府之路就顺畅了。

    我们这位初学教理者的祖母在来世寿命问题上对其神像们是有理由感到放心的，因为她的所谓功德是她来世的保证。她准备多时的“路银”十分丰厚，为此已花了她三十两银子。您从中可以看到她与佛像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使这个被魔鬼盅惑了这么多年的亚伯拉罕之女获得自由谈何容易。然而，她亲手把“路银”扔进了火里，抛弃了那些虚构的赦罪而在洗礼的圣水中获得了新生。为从她思想中抹去一切迷信的念头，我们的初学教理者不让她保留那串念珠似的东西(尽管它原本可以应用于圣教)，我对这一谨慎之举深表赞许。拜佛的人脖子和手臂上总挂着一串昂贵的念珠似的东西，它由一百颗中等大小的珠子串成，还有八颗较大的珠子。在顶端，即在我们系十字架的部位，有一颗葫芦形鼻壶状的大珠子。他们一面用手指拨动珠子，一面念神秘莫测的“南无阿弥陀佛”。佛教徒使用念珠要比基督徒早好几个世纪。

    当我们向这位善良的初学教理者解释十字架这一尊严的标记并告诉她魔鬼对它是多么敬畏时，她提起的一件事是我不应遗漏的。 “真是妙极了，”她高声说道，“你们想过没有，在庆祝五月初五时，我们领孩子外出前要在他们额头中央用朱砂画一个十字，这就是为避邪!”果然，与她同村的一名基督徒也承认这一习俗。这证实了某些人断言的基督教以前在中国是以“十字教”行世的说法。

    有一个基督徒回到离景德镇30法里的故乡后在同乡中传教，他以劝导和自身高尚的榜样教化了五十名乡亲。为他们施洗的传教士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商业把无数外乡人吸引到了景德镇，因此，建在这里的教堂可有效地传播宗教。所以，德布鲁瓦西亚先生不必漂洋过海便可获得使徒们应得的奖赏，耶稣基督也将为景德镇的一切善行而感谢他，因为这里大批基督徒靠了他的捐赠才归信了基督，获得了拯救。

    我再说说我们信徒对宗教的眷恋之情，顺便还可告诉您中国人某些风俗习惯。去年，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得了肺痨，他镇定自若地面对死亡的临近，赢得了大家称赞。他只为就要临盆的妻子不安，担心她落人某个非基督徒手中而使她变坏或至少不给她公开信教的自土彤’

由。为使她免遭这一厄运，他不断央求他一个教友在他死后娶他的妻子，直至后者答应了这一请求；他还恳求妻子，使她同意再婚。

    中国的习俗是，有身份的寡妇必须寡居，以表示对亡夫的敬重。

平民百姓的情况有所不同。父母为收回替儿子娶妻时花去的部分钱财，不管寡媳是否愿意，都会迫使她再婚。往往丈夫已经确定，钱财已经收下，而当事的女子却一无所知。如这个女子有一个还需喂奶的女孩，孩子便与母亲一起卖掉。寡妇只有一个办法摆脱这种压迫：她必须有生活来源并去当尼姑，不过这种状况被人很瞧不起，即使这样做也很难不失体面。

    我上文说起的这个女子在丈夫死后三天生了一个女婴。这样，继承权便落到了不是基督徒的侄子手里，因为根据中国习俗，女儿不能继承不动产，而死者的所有财产只是个瓷作坊。这个侄子作为血缘最近的继承者马上把寡妇卖给了一个非基督徒，后者第二天上午就不失时机地派了一批亲信人员抬了一顶轿子把这个可怜的寡妇抢到了自己家里。此等野蛮行径使她悲痛欲绝，她撕碎了轿子，到了买主家后粒米不进，只是哭泣，扬言宁肯饿死也不当偶像崇拜者之妻，因为后者不允许她进行宗教活动而且要把她女儿卖给另一个偶像崇拜者。

    与此同时，基督徒们正在商议设法使她自由。他们的对手是个有钱人，而在中国，有了钱就没有办不到的事，他甚至阻止诉状告到官员手里。但基督徒们依然决定告状．其中一名基督徒是这个不幸女子前夫的远亲，他勇敢地挑头上诉。他前往官衙，在大堂边击鼓三声。这是遇到紧急危难时的呼救信号，闻听此声，官员不管多忙都得立即放下一切接见向他求救之人。当然，除非呼救者确因遇到了急需解决的极端不公正之事，否则他免不了要受杖责。

    我们这位仁慈的基督徒做好了挨打准备，也确实挨了打，但随之把诉状递给了官员。他绝口不提女基督徒不得嫁给非基督徒之事，而把事情看做是暴力劫持，他抱怨没有执行禁止把服丧期未满的女子卖给新配偶的法令。这项法令常被忽视，但当人们抱怨违反了它时，官员也就难以与劫持者串通了。因此，官员只得对诉状作出反应，有关各方就被传上了堂。

   这位勇敢的女信徒是个识字人(这在当地妇女中相当少见，而男人识字则较为普遍)，因此，人们设法送给她几张便条，把采取的措施告诉了她。过堂时，她一口咬定丈夫刚死她就被暴力劫持了。作为证据，她说当时因万般无奈，所以她在劫持她、把她塞进轿子里的那个人肩上咬了一口，这是很容易验证的。看到官员拐弯抹角地试图折中调解争端，她拿出剪刀，装做要剪掉头发的样子向官员表示，她宁肯永不嫁人也不给抢她的人做妻子。官员无奈，只得宣布她获得自由。

    判决后，事情似乎已经解决，基督徒们满意足地退下了堂。但他们高兴的时间太短了。这个可怜的女子刚走到街上就又一次遭到劫持。人们不难明白这个蛮不讲理的劫持人自以为有恃无恐。女基督徒重新陷入了痛苦，加上失眠和绝食，她发了高烧。她所谓的丈夫见状只得答应把她交给肯出钱赎她的人。曾答应娶她的基督徒接受了条件，这才结束了这件麻烦事。我们这位女信徒长时间受到中国人赞扬，大家把她当做英雄来谈论。我到景德镇后为她女儿施了洗，这个孩子获得拯救前已经历过许多风险。

    您看，我尊敬的神父，在这些不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中，要想拥有或保持信仰该克服多少困难啊!而在教会占统治的地方，可以说只有坚持要下地狱的人和不顾教会及世俗律法用以对抗放纵的一切禁令的人才会受到惩罚。这里，惩恶扬善的纪念碑随处可见，但若要当一名基督徒，就有许多职业绝对不能从事，那么如何维持生计呢?不久前，我们一位传教士为两个和尚施了洗，三四天后，我也将为一个离开了庙宇、脱下了袈裟的和尚施洗。我们把这种人的归信视为耶稣基督恩赐的奇迹。这倒并不是因为很难让这些人相信我们圣教的真理性和必要性，而是因为此辈大多已一把年纪，除了以某种体面的方式乞讨度日外，别无任何长技，但一旦不当和尚，他们也不能乞讨，否则就有失体面。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有时对和尚与对巫师和算命先生一样地无动于衷，这些人在帝国中比比皆是。看到我们从事各种职业的基督徒们为保持纯洁、不沾任何迷信的边而要避开不断出现的暗礁，我们极其感动。正如一位使徒所说，他们必须始终手持正义之剑提防左右。他们要随时警惕无处不在数不胜数的迷信行为，如签约仪式、强加的劳役、结伴远行、节日庆典、民间疾病、旱涝灾荒、婚丧仪式之中皆有迷信活动；而为预防迷信，我们的教徒往往只得放弃可观的收益，与亲朋好友断交，失去保护人，违抗上司或招惹官员发怒。总之，中国人一旦成为基督徒，就要从信仰中获得战胜形形色色障碍的有力武器。

    然而，为破坏基督教精神，撒旦的使者们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瓷器商们在印度和菲律宾的贸易似乎证实了针对宗教的那些胡言乱语。来自马尼拉、马六甲和巴达维亚的崇拜偶像的中国人装出熟悉我们宗教活动的样子，散布了大量诽谤圣教的言论，如说我们挖病人的眼睛，又说我们在秘密策划暴动，试图夺取帝国，还说我们收买信徒，因为我们通晓伪造银钱的秘诀，所以有的是钱。最后还说我们的宗教是下流的，在秘密集会上两性混在一起。所有这些都在景德镇流传，极大妨碍了教会的进展。

    我刚刚获悉有人在用此类胡言乱语竭力引诱今年接受洗礼的几名新信徒。一个从马尼拉回来的中国人在访友时见后者家里供着救世主的像，而在后者归信基督前，这个地方供的却是偶像。他便对朋友说：“我知道耶稣是怎么回事。我来自一个基督徒的国家，因此对他们的宗教了如指掌。可怜的傻瓜!你不看看，你所崇拜的就是我们某本书上讲起的那个‘猴精’，它想称霸天堂，却被赶了出来。”他头头是道、充满自信地美化这些无稽之谈，足以让一个轻信的人上当。但当有人建议他到教堂里与我交谈时，他却拒绝了。我们的基督徒对这些亵渎宗教的话非常愤怒，而且从其拒绝中断定他是个假装了解宗教奧义、实际想予以歪曲的骗子。

    另一个来自巴达维亚的商人向一名新信徒保证，他已发现了福音传播者的真实企图。他说：“他们到我们这里是为吸取灵魂，因为欧洲缺少生灵。帝国中的基督徒死后，由于他们受洗时已把自己交给了欧洲人，就再也不能摆脱，后者对他们的灵魂施了某种魔法，迫使他们前往欧洲。”他还说，“你看，当一个基督徒要受怎样的约束啊!”由于中国有不少缺乏理智的人传播这种奇谈怪论，因此就有不少轻信者信以为真或至少产生了使他们远离基督教的怀疑。

    炼丹术或者说造钱的秘密是加在基督徒头上的另一种诬陷，它同样妨碍了许多人归信。中国白有其炼丹术士，但这种肯定使人倾家荡产的职业正如欧洲制造假币者一样遭人白眼。正如有人说我们挖基督徒眼睛制造眼镜一样，另一些人声称这些挖下的眼睛使白铜变成银子。

    然而这种诬蔑却使一个人数众多的家庭归信了基督，而谎言的制造者则被自身的手段所制服。这个家庭的主人在官衙内有一个职务，而且常常试制银钱。一名基督徒投其所好向其献媚求宠。“我是基督徒，”他说道，“因此有理由相信我的宗教里有炼丹术。如您像我一样成为基督徒，您就可能被告知这种秘密。”这名衙役接受了建议，开始阅读宗教书籍，且颇为欣赏，甚至承认他相信那些对万物起源和属性如此了然的人同样掌握着令人赞叹的炼丹秘诀。这时，基督徒又告诉他：“在您没有证明自己非常熟悉宗教内容之前，您不能指望人们会告诉您这一秘诀。”于是，他继续钻研；久而久之，出于神佑，他终于相信了我们圣教的道理，同时相信它能给信奉者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至此，基督徒向他坦露了自己的计谋，他却非常感谢这个欺骗了他的人。他全家在他教育下都接受了洗礼。但我对使用此种手法的基督徒仍予以严斥，因为他不仅错误地进行欺骗，而且还支持了人们的怀疑，这对宗教信仰的传播是十分有害的。

    对您谈了景德镇基督徒的情况后，还应当对您说说中国传教会的某些总体问题。三年来，由于基督教最强大最残酷的仇敌之一的破坏，中国传教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就在我们最惊慌不安时，救世主显然为它提供了保护。鉴于您对这个宝贵的传教会的热忱，我将把这一切详细地告诉您。您或许会同情我们当时的处境而且会赞美救世主的仁慈，因为它以对宗教极其有利的方式挫败了一个被委派的仇敌。

    1711年12月23日，帝国都察院御史樊绍祚公开攻击基督教，试图在全国禁教。都察院御史们的职责在于提醒人们注意隐伏的紊乱，纠正百官的错误一一如果他们认为皇帝应受指摘，则皇帝本身都不能幸免。他们常令人畏惧，而且我知道他们大胆、坚定、令人震惊的某些行为。人们看到他们曾对几个鞑靼总督提出过指控，尽管此辈受到皇帝保护。因执拗或自负，只要这些御史认为他们的追究是符合贤明政府统治规范的公正合理之举，他们往往宁肯失宠于君主或被处死也要继续进行。

    樊御史天生就憎恶基督教。一位年轻女基督徒的坚忍不拔使他决定采取激烈措施彻底除掉帝国中的基督徒。法国耶稣会士在离北京仅24法里的Ouen-ngan建立了一个新的教区。樊御史的故乡就在这里。他有个孙子对基督教颇有好感，娶了一位年轻的女基督徒。人们本已商定她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但就在成婚当天，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仪式之后，人们把她带进一间有许多装饰华丽的偶像的屋子要她拜偶像，但她坚决拒绝。于是，她婆婆和其他女亲戚便以暴力强迫她低头拜佛。鉴于不管如何威胁利诱都打动不了她，她们在随后好几天中便施以种种严酷手段，可她始终坚定不移。这使新郎的祖父，即这位御史感到受了极大冒犯。他立即起草了一份反对基督教的诉状，于皇帝本应外出狩猎的那一天上奏君主。皇帝收到诉状后批了几个字，大意是着礼部审议并向他报告结果。巴多明神父马上告诉了我这一不幸的消息，同时嘱我组织祈祷，因为宗教处境极为危险。他告诉我：“您在告示上将看到这位御史的诉状，无法设想还会有比它更激烈的东西了。最倒霉的是，皇帝让礼部查办此事，您知道该部对宗教是多么缺乏好感。如礼部按惯例于十五天后作出答复，皇帝届时尚未回京；倘若答复对我们不利，我们将多么尴尬!”

    过了没几天，即1月14日，巴多明神父写信告知我一件只有天主才能安排的事，信中说道：“樊御史挑起的事端尚未平息，但它并非毫无希望。这位御史最近向皇帝上了另外一道奏本，事关皇帝亲自关注的一项工程，即Ouen-ngan和霸州的堤坝问题：他建议开凿一条运河把河水引向那里。陛下批复了这道奏本，以相当详尽的论证说明这位御史是个不学无术、轻率冒失之徒。这份敕旨(皇帝的批复)结尾是这样写的：‘樊绍祚对堤坝事宜一窍不通，其关于运河的建议无法实施。他是个不知所云、试图把事情弄糟的轻率冒失之徒，其所奏之事一无适当，着予以严加申斥。’基督徒们非常关注皇帝敕旨的公布，我们还把它送到了礼部，因为堤坝事务属另一部门管辖。人们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不过我仍担心审议结果会不利于宗教，因为该部官员们担心自己受到弹劾，所以几乎从不愿开罪于御史。我们写了一个奏本希望呈交皇帝，但我们朋友中竞无一人愿承担干系，他们借口说必须等待礼部答复，因为皇帝把该案交给了该部。”

    最后，我终于收到了巴多明神父1月21曰写的第二封信，内容如下：“我深知您对目前这一案件多么担忧。随信寄上礼部审议结果的中文内容，这一结果已于18曰送往(皇帝狩猎的)鞑靼地区，皇帝只需说一声照准即可。我们对结果是满意的。天主非常保佑我们，我们真是感恩不尽!礼部尚书遣子将审议结果给我们送来存档，他不怀疑皇帝将予以批准。昨天，三名参事派人告诉我们今天要来向我们祝贺，我们要准备几样欧洲珍玩在回访他们之前就送给他们。真难以想像，一贯与我们势不两立的礼部这次竞如此善待我们。我们原先预计皇帝在登基三十一周年时发布的敕令会使该部无法禁教，但我们毕竟有理由担心，根据御史的诉状，礼部会订出几条禁令，诸如禁止出版《福音》、禁止妇女上教堂、禁止基督徒在家门前悬挂耶稣圣像或十字架、室内也不得有耶稣基督及圣母像等等。如发生此类变故，本来是会损害基督教的。礼部审议结果送达各位阁老后，后者表示赞同，随之译成满文呈送陛下。”

    巴多明神父的信件最后以令人欣慰的话语结束：“皇帝敕旨已到，它正如我们所愿，我们为此永远赞美天主。礼部及皇帝对此案的批复将见诸一切告示，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一切更使宗教获得尊敬了。”

    在28日的另一封信中，巴多明神父这样写道：“皇帝已回京，前天我们荣幸地向他谢了恩，当时他未置一词。但就在当天，他派来了四名官员(一位姓赵、另一位姓张、还有两位姓黄)，他们让我们下跪后对我们说了以下的话：‘尔等信教者在帝国中成千上万，其中有些人谨慎从事，另一些人却未必如此；尔等须小心提防，切勿授人以柄。’我们答曰，我们万分感激皇帝对我们的好意，陛下要我们好我们一定不出任何差错，我们决心加倍小心不做任何让人抱怨之事。”

    以上便是我从宫中获悉的关于帝国御史挑起的诉讼案的全部始末。由于主管驿站工作的人是基督徒，他不失时机地命人把樊御史关于堤坝问题的奏本及皇帝对他的斥责印进了告示之中，但对御史反基督教的诉状则只字未提。只有汤尚贤神父所在的山西省的告示中详细谈到了这件事。该省官吏在这件事上走得很远，甚至传播这一诉状的副本。为吓唬基督教徒，他们还自行添加了关于在全国禁教的所谓皇帝敕旨。汤尚贤神父见到这一切后给我写信道：

    “我怀疑这份皇帝敕旨是伪造的，非基督徒们使用类似诡计也不是第一次。不管怎样，我们握着天主之手，靠了仁慈的天主，我并未因此而动摇。御史诉状中指控的无非是我们布讲基督教、宣传受难的耶稣基督、试图让人崇拜圣像而无视帝国伦理；如果我们遭受痛苦，我们将有幸为自己的信条而受难。汤若望神父以前为了向皇帝解释圣母降生及生育的奥义，曾撰写了中文著作，据说还呈交了皇帝本人；我让人用大字抄写后放入了教堂。这是御史诉状中指控的两项主要内容。我们则应公开表明，它们同样是我们两项主要信条。

    我的基督徒们全都做好了为信仰而忍受最严酷的痛苦的准备。虽说我处这份真假难辨的皇帝敕旨直接来自一位高官的衙门，但他们尚未采取相应行动一一正是这一点让我起了疑心，除非它是先行到达的一件预报性文书，因为皇帝正式敕旨须经北京官方渠道发出。”在第二天写的另一封信中，汤尚贤神父告诉我：“伪造皇帝敕旨的人知道我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北京的传教士，便前来向我吐露了他的欺骗手法，还求我别说出去。”我只援引这些信件中某些摘录，以便让您了解御史诉状的内容。信件中的总体看法是汤尚贤神父提供的，我只添加了某些特殊说明。

    这位御史在诉状中说：“欧洲人在帝国中散布一种错误而危险的教义，他们说天主于汉哀帝统治中国时生于犹太王国，系圣洁的童贞女玛利亚感孕而生，给了他人的形体和灵魂，称为耶稣。耶稣生活了三十三年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他则以此为人类赎罪。我们没有这种信仰，古代也不曾有过。据他们说，信仰者要接受洗礼，还要被授以奥义。他们喝一种圣液，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魔法。他们互称教友，当他们谈及自己时则自称罪人。”御史随后谈到我们的节日、集会及这些场合上我们的布道，但用的却是从佛教和道教中引来的不伦不类的字眼。他说：“他们夜聚昼散(我想他指的是圣诞典礼和复活节前星期四之夜的情况)。集会时主仆杂处，男女聚于同一教堂。他们对我们圣贤语多不恭，不遵守帝国习惯而白行其是，而且还有自己特有的书籍。”

    御史对帝国统治制度和道德伦理称颂不已，认为必须绝对坚持；接着又说：“基督徒多数是穷人或家境平常之人，家里供着他们崇拜的圣像并向它祈祷，门上还挂着十字架。这岂不是要犯上作乱吗?欧洲人通晓天文和代数，陛下用之是有益的。可他们认为什么引入新的教义、诱惑轻信之百姓、试图改变和扰乱中国呢?难道我们原有的伦理道德还不够吗?宮廷附近有许多基督徒，若不断然阻其发展，邪恶将四处扩散，此辈也将充斥帝国了。我们甚至看到许多读书人也信仰宗教。因此，窃以为应严禁百姓在住宅门口悬挂基督教的任何标志，屋内也不得有圣像，任何地方一经发现此类物品均须取下销毁。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今后不再允许基督徒聚会从事宗教活动。最后还应宣布，凡有违此令者将依法严惩，其父母也将处死。”

    以上便是樊御史诉状内容。礼部在摘录这份诉状时不屑引证某些同样不真实的可憎的内容，如男女在同一教堂集会，但未提及我们圣教的奥义，它只从诉状中援引了倾向于直接支持其做出结论的内容。

    为答复这位御史，礼部首先援引了皇帝先前发布的有利于宗教的敕令(这些敕令准许宗教传播和活动)，同时指出对此不能违背，因为先前这些敕令是深思熟虑后发布的，若无充分理由不应被撤销。礼部答复的主要依据是皇帝登基第三十一年时发布的敕令。它把这一敕令概括为九行字，却详细阐述了欧洲人为帝国提供的服务并证明其品行端正。它还引证了其他一些敕令，福音传播者在这些敕令中受到表扬、得到批准而且被认为无可指摘、不可能扰乱国家。最后，礼部以简洁明了、确切无误的几句话总结道：“樊御史要求禁止基督教的诉状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对此不予考虑。特将此意见禀告陛下，敬候陛下决断。”皇帝同意礼部意见，批示道：“所议甚好，正合朕意，特予批准。”皇帝先后的主张是一致的。

    我至今仍念念不忘天主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对我们的特殊恩赐，而且把它看成是无数圣洁的灵魂祈祷的结果：他们虽然远离中国，但为保全这个教会，却时时举起双手祈祷天主。同时，或许天主有感于Ouen—ngan法国传教会这名女基督徒的泪水和痛苦，因此听任御史盲目地上了反对帝国工程的第二份奏章。这份奏章对前一份奏章(即诉状)的失败起了很大作用，它至少让官员们知道了皇帝对欧洲人的态度。不难想像，皇帝之所以怒斥关于堤坝的奏章，是因为对基督教的指控冒犯了他一一因为正是他公开地保护了基督教，而且这种保护比中国人设想得更多，只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使他不便过于公开说明罢了。

    可能正是这些原因才使礼部站在了我们一边。礼部官员们主动做出了符合君主心意的裁决，希望由此博得君主赞扬并得到我们感激。我甚至认为他们把这一裁决视为对传教士服务的奖赏，因为后者为皇帝提供过并继续提供着服务：几年来，他们中许多人正忙于测绘这个广袤帝国的地图。杜德美神父和雷孝思神父仍在为此不倦地工作。为服务于这位伟大君主并为福音传播铺平道路，整个欧洲将给我们一切鼓励。

    我尊敬的神父，从我以上报告中您可看到，中国基督徒人数众多，宗教即将取得更大进展，而异教徒所担心的正是这些。唉!基督教世界为何不赶紧更多地支持这种进展呢?

    您还可看到，我们不向新信徒们隐瞒有关救世主降生、死亡和受难的奧义。当异教徒就此在法庭上对我们横加指责时，我们的教友难道该在欧洲对我们恶意中伤吗?

    最后，您看到我们的基督徒是多么虔诚和坚定。这个身受迫害的年轻新信徒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她将看到无数人在类似情况下与她一样坚忍不拔。或许正因为眼前有修女的榜样才使她经受住了严酷的斗争。因为中国教会不乏自己的精修圣人，我所在的饶州传教会中就有不少，男女都有。汤尚贤神父那里的基督徒经常被非基督徒置于此类苦难之中，他讲述的他们在樊御史诉状案时期的心情并不是新近才有、稍瞬即逝的热忱。请您在弥撒圣祭中为他们、也为我稍稍留一点位置。

顺致崇高敬礼。

(1715年8月于江西省九江府)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同时收到了您1713年和1714年写来的两封信。看到如此长

期的分离和数千法里的距离尚未把我从您珍贵的记忆中抹去，我十分欣慰。不过我承认，更令我感动的是您对这个传教会所表现出的热忱。在这个辽阔的国家中，无以数计的居民生活在深深的蒙昧之中，我们拥有的拯救他们的手段那么少，而无尽的困难却与日俱增，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几乎无法品尝最亲切的朋友们的问候所带来的感人的快乐。

    在这封信中，我不打算向您叙述这些传教会所处的可悲的境遇。倘若我详细告诉您教堂被抢劫、祭坛遭亵渎、偶像取代了天主的位置、耶稣基督的使者们受到非基督徒们的侮辱以及当前的分裂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此类详细情况可能会增加您的热忱，但同时也会引起您最强烈的痛苦。

    将近四年以来，我几乎无法如我所愿的那样履行传教士的职责。整个这段时间，皇帝命我测绘中国地图。陛下在不同时间里共委派了九名传教士进行这项工作；其中七名法国传教士中有六名是耶稣会士，他们是白晋、雷孝思、杜德美、汤尚贤、德玛诺诸神父及我本人；另一名法国人是奥古斯丁派神父邦儒尔·法布利。其余两人是德意志人费隐神父和葡萄牙人麦大成神父，他们都是耶稣会士．我知道人们在欧洲急切地期待着这一工作的成果：人们会对我们满意的，不过尚需假我们以时日。

    归雷孝思、德玛诺神父和我测绘的四个省份无疑是这个帝国最富庶、最美丽也是最重要的省份。它们是河南省、江南(或曰南京)省、浙江省、福建省及台湾和所有沿岸岛屿。这些岛屿大多是贫瘠荒芜而且是无人居住的。我尊敬的神父，您不必指望我在此会详实地告诉您我们在途中看到的一切，这超出了一封书信的极限。我仅仅告诉您我最近的工作，即我们的台湾岛(中国人把它称为“埋冤”)之行及在那里发现的某些特别之处。

    世上很少有什么地方未在欧洲被详细介绍过。虽说台湾远离欧洲，本身又并不很大，但在欧洲并非完全默默无闻。不过旅行者们想提供所到之处的准确知识却很困难，他们通常呆在港口或沿海地区，因此只能讲述他们见到的事情或是从他们稍稍熟识的居民那里听说的事。这种知识是极有限的。一旦深入岛内，就不难发现内部居民的习俗与沿海地区是多么不同。有时，人们会看到这种差异简直和欧洲与世界另外三个部分之间的差异一样大。这就使有关的叙述往往是不完善的。传教士们本身虽然情况了解较多，但他们只看到当地一小块地方。他们没离开过世上最广袤的帝国之一一一中国，他们把宗教传到了中国所有省份，走遍了中国所有重要城市。然而，他们几乎总是乘船旅行，只有在拜访某个基督徒家庭或去某座教堂时才弃舟上岸，因此，他们对这个帝国的描述不免会有缺陷。在这方面我们比先辈们要幸运些。我们参观了这个帝国的城市、乡镇、村庄、河流、湖泊、山岳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当地有关官员都奉命为我们提供帮助，我们自己则努力不漏下任何值得研究的事物。这一切使我们确信，在这一方面，欧洲不能希望更多的东西了。

    1714年4月3曰，雷孝思、德玛诺神父和我，我们在厦门上了

船。厦门是福建省一个海港，在欧洲被称为埃摩依山。皇帝委任的四名鞑靼官员陪同我们一起进行这次地理考察。我们这支小舰队由十五艘战船组成，每条船有五十名士兵，由一名中国军官及四名下级军官指挥。中国战船无法与我们的战船相比，最大的也不超过250至300吨。确切地说它们只是些双桅平底船，它们长不超过80至90法尺，艏柱与艉柱间不过60至70法尺，船首部分长]O至15法尺，高7至8法尺。船首没有冲角，却像两个角状鱼鳍那样向上翘起，样子很是奇怪。船尾中间部位是外向开I3的，这样，置于其间的船舵可免受海浪冲击。船舵宽约5至6法尺，以缆绳系于船尾，升降自如。

    这些船只既无后桅和艏斜桅，也无顶桅。其全部桅杆不过是主桅和前桅，有时还加一根派不了多大用场的小小的第三节桅。主桅安装的位置大致与我们相同，前桅的位置却要靠前许多。前桅与主桅之比通常为二比三，主桅高度一般会超过船只长度的三分之二，而且永远不会低于这一比例。

   ………

    我们于4月3日从厦门(或曰埃摩依)出发，风向不很顺，这一天我们仅航行了6法里便在金门岛料罗港抛了锚。傍晚时分，风完全停了下来，但第二天却起了风暴，我们只得留在那里直至4月9日。我们直到当天傍晚4时许才张帆启航，天上刮着相当凉爽的东北风。我们在渡海过程中始终朝东偏东南一格的方向行驶，因为这条海峡中的水流向南流动甚快。海面上始终波涛汹涌，夏季尤其如此，这时刮的是南风季风。10日傍晚5到6点钟的样子，我们开始看到澎湖列岛，9时许，我们在西屿岛抛了锚。守岛的武官带着属下千名士兵前来迎接。这些岛屿组成了有三十六个岛屿的一个群岛，只有中国驻军居住在这些贫瘠的岛上。但岛上还有一名文官，负责照料大陆前往台湾或台湾前往大陆的商船。此类商船不断路过这里，国家从中获利甚巨。和我们一道停泊在那里的有六十艘从大陆去台湾的商船。

    由于澎湖列岛上只有砂子或岩石，因此必须从厦门或台湾运去一切生活必需品，甚至包括柴火。我们在那里既未见到灌木丛，也未见到荆棘，一棵孤零零的野树成了岛上的全部装饰。这里是个良港，不管什么风都威胁不到它。海底是砂子，没有岩石，没有任何危险，水深达20至25法寻。荷兰人控制台湾时，他们在澎湖主岛顶端建了一个堡寨以防守人口处，如今它只留下了一个“红毛寨”(荷兰人在中国被称为红毛)的名称。这个港口虽然位于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但对台湾的维持却是绝对必须的，因为台湾如今没有任何一个港口可供吃水8法尺以上的船只靠岸。我们用了四天时间了解这些岛屿的各种情况、它们间的距离及各自的大小。我们发现名叫澎湖的大岛上的港口位于(北纬)23度28分10秒处，与厦门对照，我们估计它位于北京子午线以东3度9分50秒。为绘制中国地图，我们以北京为基准确定了第一条子午线。

    4月15曰午夜过后--d,时，我们乘有利的东北风张帆启航。绕

过大岛后，我们向东行驶直至天明，因为我们．Ifl碰到东吉屿和西吉屿。黎明时分，我们位于这些岛屿的上风处，而且开始看到台湾的山峦。于是我们便朝那里驶去。中午时分，我们进了台湾港一一这里是该岛首府。全体文武官员穿着礼服前来迎接。我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绘制岛上属于中国的地区的地图。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们都把我们待若上宾。

    我们在首府呆了两天，和当地官员一起处理各种事情，随后便分头行动了。雷孝思、德玛诺神父和陪同我们的两名鞑靼人挑选了岛屿北部地区；我和另两名陪同我的鞑靼人选了首府所在地区、岛屿南台湾岛并未完全控制在中国人手中，它似乎被一条高大的山脉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这条山脉南端起自沙马矶头，向北一直延伸到岛屿北侧沿海昔日西班牙人下令修建的被中国人称为鸡笼寨的地方。

    只有这些山峦以西的地方、即北纬22度部及沿岸岛屿。8分至25度20分之间的地方才属于中国。中国人说的岛的东部只有蛮人居住。那里山岳连绵、荒无人烟。中国人介绍的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特征与人们所说的美洲野蛮人并无二致．不过据中国人的描述，他们不像易洛魁人那样粗鲁，也远比印第安人纯洁；他们秉性温和宁静，相互友善，互相帮助，不谋私利，不在乎金银(据说那里有好几个金矿和银矿)，然而他们复仇心极强，没有法律，没有政府，没有警察，只靠狩猎和打鱼为生；最后，他们既无宗教，也不承认任何神明。

    ………

    由于这片土地上此前只住着未开化的野蛮人，因此马匹、绵羊、山羊甚少，甚至在中国十分常见的猪在这里也相当稀罕，但鸡、鸭、鹅这类家禽很多，牛也不少。由于缺乏马、骡和驴，牛通常还充当坐骑。他们在牛还很小的时候就予以训练，因此，您能相信吗，这些牛的步法和速度可与骏马媲美。它们也有缰绳、鞍子和后鞘，有时这类物件的价格非常昂贵。看到中国人乘着这种坐骑，显得如同骑在欧洲最漂亮的骏马上一样地趾高气扬，我觉得很是有趣。

    除了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鹿和猴子外，其他猛兽比较罕见，虽说与中国一样，岛上也有熊、野猪、虎和豹，但这是在东部山区而不是西部，鸟很少见到。最常见的是野鸡，但狩猎者太多，因此也难以繁殖。

    最后，依我看，要是台湾的河水可以饮用(正如它们有利于肥沃稻田那样)的话，人们对这个岛屿简直别无他求了。然而这种水对外行人而言是一种毒药，而且至今未找到对付它的任何办法。跟随我的南部地区地方官的一名仆人自恃体魄强壮，不相信人们告诉他的关于这种水的话，但喝了这种水后不到五天就一命呜呼了，任什么解毒活血药物都未能救得了他。只有首府地区的水是可以饮用的，当地官员把水装在车上运来供我们使用。在离凤山县一法里的西南地区一座山脚下有一股泉水，流出后形成一条小溪，其水色蓝中泛白，散发着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

  ………

我只对您说说岛上本地人的特点及管理方式。臣服于中国人的这些本地人分别居住于四十五个被叫做“寨”的小镇或居民点中，其中三十六个在北部地区，九个在南部。北部地区这些小镇居民较多，房屋与中国人的也相差无几。但南部这些寨子不过是盖着茅草的一些土竹窝棚的集合体。这些窝棚建在3—4法尺高的土台上，呈倒漏斗状，底部直径有15、20、30，甚至达40法尺，有些窝棚内部还以隔板册分开。这些茅屋里没有椅子、凳子、桌子和床，没有任何家具。中间垒有一只土灶，他们就在这里做饭。他们平常吃大米、小杂粮和野味。他们追逐或用武器捕捉猎物，因为他们奔跑时速度惊人。我惊讶地看到，他们飞奔时速度比马还快。据中国人说，他们是严格地裹膝和束腰的。他们的武器是一种标枪，在七八十步开外处投射百发百中。他们的弓箭虽很简陋，但却能与欧洲人用步枪射击一样准确无误地射死飞行中的野鸡。他们吃饭时很不卫生：既无盆、碟、碗、匙，也无叉子和筷子。他们把准备好的食品草草地放在一块木板或一片席子上，然后就像猴子似的用手抓着吃。他们吃半生不熟的肉，把肉在火上稍稍烤一烤，吃起来却津津有味。说到床，他们把当地常见的我不知其名的一种树的新鲜叶子往地上或他们窝棚地面上一铺，就可以在上面酣然入睡了。他们用一块粗布自腰际至膝盖一裹，这便是全部衣服了。然而您是否相信，植根于人们心头的自尊即便在如此贫苦的处境中照样能得以维持?您是否相信，这种自尊使他们比最文明、最以奢华自炫的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后者享用动物的毛皮和蚕丝，还在上面绣以金线或银线；但他们却利用自身的皮肤，在上面刺出树木、动物、花等奇形怪状的图案。这会使人非常疼痛，据他们说如果想一次性不间断地完成这件事，甚至会使人疼死。因此他们用好几个月，有时整整一年来刺画。这段时间里他们天天都像上刑一样，而这是为了满足他们想与众不同的嗜好，因为并非所有人都可以有这种漂亮的纹身的。只有经镇上重要人物确认在奔跑或狩猎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享有这种特权。不过，所有人都可以把牙齿弄黑，佩带耳垂，在肘部或手腕以上部位佩带手镯以及用各色小珠子串成的几圈项链和环状物。头饰上方插着一根用公鸡毛或他们精心收集的野鸡毛做的羽饰。您只要做如下想像，一个身材轻便灵敏、皮肤黄褐色的人、光滑的头发不经意地垂落肩头、手持弓箭标枪、身上白腰际至膝盖只围着二三法尺长的一块粗布，却又有这些奇怪的装饰品，您就能对台湾岛南部一个勇敢的本地人得出逼真的印象了。

    在北部地区，由于气候稍稍凉快一些，他们披着狩猎中杀死的鹿的皮．他们把鹿皮做成无袖的衣服，有点像祭服的样子。他们戴一顶用香蕉树叶柄做的圆柱状的帽子，上面饰有好几个层层相叠、用极窄的带子或细小的杂色花边带结在一起的花冠。像南方人一样，他们在帽顶上也插一根公鸡或野鸡毛。

他们的婚姻中无任何粗野之处。女子不像大陆上那样可以用钱买卖，男女间对对方的财产也不像欧洲常见的那样在意，双方父母对子女婚姻几乎不加干预。当一名想结婚的男青年找到了意中人，他就一连多日拿着一件乐器去姑娘家里。若姑娘乐意，她便出门与找她的男青年会面，共同商定终身大事，然后再告知各自父母。双方父母筹办喜庆宴席。婚礼在女方家里举行，男子婚后就住在这里而不回父亲家中。从此，男青年把岳父家视为自己的家而且成为这个家庭的赡养者。而他对生父家庭的态度就正如欧洲那些出嫁后住在大家的女子对待娘家的态度一样。因此，他们不把生男孩子看做福气，他们只想生女孩，女孩能给他们招进老来可作依靠的女婿。

    …………

    从厦门出发前，有人就对我们说台湾有基督徒。我们做了打听，发现中国人中无任何基督徒，但岛民中在荷兰人控制港口时期好有过。我们发现好多人懂荷兰语，他们读荷兰人的书而且用其文字书写。我们甚至在他们手中发现了用荷兰文印刷的我们五种书籍的某些片段。他们不敬奉任何偶像，甚至讨厌一切与偶像有关的东西，他们不进行任何宗教活动，也不背诵任何祷文。然而我们见到过承认天主是天地创造者的人，而且认为天主体现于圣父、圣子、圣神三者身上。他们还说第一个男人叫亚当，第一个女子叫夏娃，他们因违背天主而招致天主对他们及他们所有后裔的愤怒，因此必须通过洗礼来洗刷这一污点，他们甚至知道洗礼的方式。然而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是否举行洗礼。给我们当翻译的中国人断言孩子生下来后他们会用冷水浇在孩子身上，但鉴于这些中国翻译是非基督徒，而且他们对当地语言也不完全懂，因此我们永远不能充分确信。据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印象，他们似乎毫无关于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奖偿或受到惩罚的观念，因此，他们很可能不大关注为孩子施洗。我们竭尽所能把圣教中最必不可少的道理教给他们，我们特别叮嘱那些似乎最了解宗教的人要反复向其同胞灌输这些重要的道理，尤其要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接受洗礼，在情况许可时再教他们宗教的奥义。

    我们还把洗礼方式教给了他们。这便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了。看到自己置身于如此美好的收获中却只得无望地抛弃，这于我们是多大的痛苦!因为倘若有使徒予以耕耘，这种收获本应是极其丰盛的。在当前情势下，从中国方面派传教士帮助他们是不可能的，有人曾两三次尝试过进入台湾，但它的门对欧洲人是关闭的。只有借天主之力或像我们这样奉差办事才能方便进入。如果东部地区有什么港口，事情会变得容易些。据我们所知，那里不受任何外来势力控制，人们向我们介绍的这些居民的性格也并无特别粗野之处，日本就离那里不远。如果这些原因促使传教士把信仰之光带到了岛屿东部，他们就不难将其虔诚扩展到西部、尤其是岛屿南部，那里的居民虽然归顺中国人，但在三四处地方，他们与东部居民间仅隔约一法里之遥。鉴于教化这些可怜的人民并非人力所能奏效，而要靠我主仁慈的作用，因此让我们努力以祈祷和善行来获得这一切吧。在祭坛脚下，我没有一日不在回想这些可怜的人们，但愿仁慈的天主满足我许下的教化他们的誓愿!

    虽然台湾岛离中国不远，但据中国历史记载，他们自明朝宣德皇帝年间，即基督纪元约1430年时才开始知道这个岛屿，当时太监王三保从西洋返回时被风暴刮到了这里。这个太监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后感到这里的人尚未开化，但地方却很美丽。为了解情况以便向皇帝报告，他在此小住了数日。但他的全部收获只是带回了一些药用植物和草药，中国至今仍有效地使用着这类药物。

    嘉靖皇帝四十二年，即基督纪元1564年，水军都督俞大猷在中国东海巡航时碰上了私掠船首领林道乾；后者盘据在澎湖列岛，其部分人马留守在那里。此人高傲自大、野心勃勃、醉心荣誉、极欲出名。他一看到俞大猷(的舰队)就扯着满帆冲向前去进行突袭，要是中国舰队的指挥不那么聪明勇敢，那肯定会一败涂地。俞大猷冷静地顶住了最初的攻击，随之就展开反击。战斗延续了五个多小时，直至晚上才结束。林道乾向澎湖列岛方向逃窜，打算在那里重整队伍，带领留在岛上的人马一起重新与对手较量。但俞大猷身着戎装紧迫不舍，因此，天拂晓时林道乾发现澎湖港已被部分敌船封锁。他手下人马在战斗中已死去不少，剩下的也已成了惊弓之鸟，这使他觉得要想进港是危险的。于是他决定继续航行，去台湾抛锚。俞大猷一直追到台湾，但他发现潮位很低，而且他对港口情况一无所知，他不愿让自己舰队遭到危险，于是退回澎湖并控制了这些岛屿。他俘虏了(林道乾留在)那里的喽罗，留下了一支精良的驻军，随之胜利返回中国去报告他的征战和发现了。朝廷闻讯后甚是高兴，而且从此任命了一名文官管理澎湖列岛。

    据中国历史学家称，当时台湾还只是仅有野蛮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残忍的林道乾认为这个蛮荒的岛屿不适于他，因此把发现的岛民尽行杀死，而且惨绝人寰地用这些不幸者的鲜血嵌填船缝。他很快驶离了该岛前往广东省躲藏并惨死于此。

    ………

    我自信寄自台湾岛的这些描述会使您满意，至少我能保证它们是真实的。顺致崇高敬意。

    (1716年7月1日于河南省南阳府)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让我简单地向您叙述一下1714年底掀起的对本城基督徒的一次小小迫害，天主仁慈，这次迫害未产生严重后果。本城知府上任伊始就对我们圣教发起攻击，甚至当众扬言这是邪教，应予禁止。他的副手为讨其欢心，鼓动当地最有名的文人向官府上了一道诉状，还想让所有文人具名，要求拆毁我的教堂。然而，也许他们觉得有失公正，再或是他们担心被我告到巡抚衙门，所以没有任何文人愿意具名。知府只得另想办法。他发布告示，禁止一切教派活动，而这些教派主要是指基督教。他草拟了一份文书，他想让迫使其放弃信仰的人具名。文书全文如下：

    “为服从正在确切了解各种教派及错误教义的贤明知府所发的告示，我(某某姓名)承认因不慎而误信了天主教。遵照上述告示，自愿予以放弃。本人证词是确凿无疑的。我同时放弃一切错误教义。某某人签名。康熙五十五年某月某日。”当事人签名后，下面还有地保及邻居为前者作保的签名。

    知府召集所有地保，命令他们留心不让任何聚会在我教堂里举行，并禁止在门口放置十字架。

    两名基督徒慑于知府威胁，软弱地服从了命令。其中一人已经当众承认了背教的罪孽，同时泪流满面地恳求天主原谅。另一人起初显得很坚定，棍棒和放逐的威胁没吓倒他，还说他情愿像殉道者一样死去。然而殉道者的光荣不是为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准备的，何况自受洗后，他对宗教并不热心。他屈服了一一至少外表看是这样，此后他躲到了北京。我可肯定，他在那里会因所犯的错误而受罪，今后回来时将变得较前谦逊和虔诚一些。

    正如知府担心的那样，他刮起的这场风暴丝毫未能让我们圣教失去威信。这位官员太偏激了，城中正直人士纷纷指责他的行为，而且作证：我们传播的教义是神圣的、完全合情合理的。

    一个或许由天主安排的事件打乱了知府的计划。正当衙役们深更半夜忙于收缴我上文讲过的文书之际，城中却发生了偷盗和凶杀案件。次日，街上人人都在公开议论：官府整夜忙于禁止不干任何坏事的宗教，却如此忽视居民安全，这真是件丢人的事。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依某些基督徒之请前往省府向巡抚告状，那真够知府犯愁的，因为他本来就可能担心我在凶手抓住前就把这桩案子泄露出去。但一名传教士是不会如此行事的，因为耶稣基督只让他拥有仁慈和耐心。因此，我打算把基督徒集中起来安慰他们，使其懂得忍耐的价值，懂得宽恕敌人以及为了他们的归信而祈祷天主是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

    地保们很快明白，他们再也不能做任何敌视我及我的教堂的事了，因此，这次迫害一一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一一几乎在发端之初就烟消云散了。然而有个礼拜天，衙门中几名官员到我教堂里察看是否有人聚会。就当时季节而言，他们来得太早了些，更重要的是，邻近教堂的人(闻讯后)纷纷赶来，言之凿凿地说了许多赞扬我和我的讲授教理者们的话，因此，这些官员只得尴尬地退了出去。我相信，此后他们再也不会有察看我教堂的念头了。

    我们最虔诚的新信徒之一感受到了知府仇教带来的影响。这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生活作风堪为典范，当时他正患病，而且病情明显变成了肺痨。他的房东，一个公开敌视基督教的寡妇一得知衙门里的消息便肆意辱骂他，还命令他死出她的家门一一除非他立刻放弃信仰。这位善良的老人丝毫没有犹豫，他尽可能把家人分别安置于几个亲戚家里，自己则前来教堂找我。我在教堂里给了他一处栖身之地，他一直住到春节以后。后来他又到一个兄弟那里寄宿，终因健康日衰而在那里去世一一但他的灵魂是注定会得救的。

    知府不公正的做法过后不久，城里和乡村中许多文人前来向我要讲授圣教的书籍。百姓们照常到教堂里学习教义。一位身份很高的孀妇(丈夫曾是本省的将军)在知府发出告示后两个月带了十五名随从来拜访我，让我跟她谈谈宗教。我们谈了很久，她十分满意，因此准许她一名侍女人了基督教。另一位孀妇的丈夫曾是本城一名文官，此后她和儿子一起接受了洗礼。

    知府发出告示后过了五六个月，一名已婚的年轻学子也来求我施洗，而他的父亲却正在府衙供职。我以他对教义还不够了解为名，坦率地拒绝了他。今年，他重新向我提出了请求，而且无懈可击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的讲授教理者们向他指出，他接受洗礼有一些障碍，因为他父亲是知府手下一名官员，而他祖父已年逾八旬，行将就木，在其丧事上，人们肯定会迫使他做一些迷信的事。听了这些话，这个年轻人把我两名讲授教理者领到了他家里，让父亲和祖父立下一纸文书，允许他和妻子信奉基督教，同时保证不要求他们参加盛行于异教徒中、但却为基督徒所憎恶的迷信仪式。于是，我再也不能不为他施洗了。受洗后，他经常前来教堂。下面是他给我的证明书：

    “我们证明，我们的孩子与其妻子希望加入天主教以便为天主服务。他可自由信教，且永不违背。此后百年以内，无论人们为他父亲和祖父举行什么仪式(如进庙烧香等等)，他均可不必参加。鉴于基督徒的神父对此可能不信，我们当着两位讲授教理者面给予他这份证明书。康熙五十五年三月廿日。”

    使我深感宽慰的是，1714年由我施洗的离南阳城20法里以外的大批基督徒都对信仰坚定不移，非基督徒们散布谣言腐蚀他们也未能奏效。负责他们教育的讲授教理者常把他们聚在一起子以鼓励，对此做了许多贡献。他甚至断然向知府提出申诉，在诉状中以不多的语言阐明了基督教的道德准则。知府阅后给了他以下答复：你们的戒律是圣贤之道，遵之甚好。

    更幸运的是，知府新近奉巡抚所差，去负责往陕西边界运送骡子的事了；他的副手奉命押送本省贡品进京，但因途中遭劫而被革职。一场风暴就这样结束了，它只能使我们基督徒变得更加虔诚，也更经常地前来教堂进行宗教活动。

    也是在1714年，天主在汝阴府辖区为我开辟了一个人数众多、非常成功的传教区。事情是这样的：汝阴府是南阳府以东仅50法里的一个三等城市，我在南阳府住了刚一年，就有十个中国人(五名是本城人，另五名是汝阴府人)到我这里要求洗礼，那天是三王来朝节八日庆期的最后一天。带他们来的人已经对他们进行过很好的教育。我突然产生了到他们那里去的念头，以便就地教育他们，同时为其妻儿施洗。我仿佛信口说说似的向他们提出了这一建议，请其商议后把想法告诉我。次日是礼拜天，他们对我说，如我不辞辛劳前去他们那里，就将发现四十多户受过很好宗教教育且准备在洗礼圣水中获得新生的人家。仅此就足以使我决定动身了。礼拜一上午，我与这些善良人一起上了路。走了20法里，几名汝阴府人便先行一步去通知我将到达的消息了。我那天则去了南阳府治下的一个村子，为18户人家的98人施了洗。他们正是我前文讲起过的基督徒，尽管有人散布有关迫害的传闻，他们的信仰都毫不动摇。我从这个村子赶到了汝阴府，人们在五个相距不远的村子里等着我，那里果然有大批人渴求施洗。这些村子里共有350人受了洗。对教义还不够了解的某些人的洗礼将推迟到另一时间。我为这批新基督教徒的管理制定了规章以后便安排了集会的时间，我留下了一些书籍，还为每户人家留了几张圣像及几件祈祷用品，然后返回南阳府。

    今年，我又用了近三个月时间，行程140法里，走访了两府治下的基督徒。我发现新信徒充满了热忱，我施洗的信徒增加到了570人。最后，结束汝阴府之行时，我使拥有约十户家庭的一个村子全部信奉了基督教。他们刚接受洗礼就成群结队地拆庙去了。这座庙宇其貌不扬，占据的位置却很醒目。孩子们在拆庙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我特别高兴看到他们把每个偶像都砸得粉碎，同时忿然骂道：“你一直在欺骗我们，如今天堂的光辉已把我们照亮，你再也不能骗我们了。”有理由认为，在这个村子里，天主将拥有大批忠实的崇拜者。

我刚讲述的汝阴府传教会的情况足以使人认识到，此后必须往那里派一名传教士。鉴于它远离南阳，这里的传教士每年只能去一次：不仅旅费昂贵，而且在那里不能久留。因此，新信徒们缺乏教育，临终者也得不到教堂为他们行的临终圣事。我所在的教堂是雷孝思和冯秉正两神父奉旨测绘本省地图时花1300法郎买下的。天主将假谁之手为汝阴府基督徒们提供同样的方便呢?做好这项工作将使成千上万非基督徒信奉宗教、获得拯救。请以您的祈祷助我一臂之力，我也将与您一同祈祷……

    (1717年6月5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对中国传教会的热忱和关切使我必须告诉您一个事件，它让我们所有人沮丧，也使宗教处境极为危险。

    去年年底，沿海地区的官员们上奏皇帝，有许多中国船只把大批稻米运出了中国，而且与住在巴达维亚的中国人过往甚密。为此，皇帝降旨严禁任何中国船只以通商为名前往中国以南的地区，违者严惩。此禁令于1717年1月底发布，并被写进了告示。广东省一位总兵趁机上书皇帝，疯狂攻击与中国通商的欧洲人及我们的宗教活动。以下是我尽可能忠实翻译的这份奏章的内容。碣石镇总兵陈昴就沿海地区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启奏皇帝陛下：   

    臣因职责所系，照例视察了全部海岛。6月间，我走遍了西部沿海地区，第二个月察看了南澳岛一侧的东部海滨，一年时间里我视察了辖区内所有海岛。没有任何海湾和海峡未经我亲自检查过。我发现陛下的睿智和威望使帝国最边远的地区都享受着平静与安宁。但当我到达香山县所辖的澳门时，我却惊讶地看到港内有十多艘欧洲船只正在启航赴广州经商。我马上想到了对此应予担心的事情，遂起意上奏陛下，报告这些天性顽劣凶狠之徒的情况。适闻陛下于12月18曰发布了如下敕令：“海疆边陲之地务须事事留神，尤应关注外国动向。为此，特严禁本国船只驰往南海。此种预防措施将制止外国人接济，可防患于未然。”

    至尊的皇帝处理此事时不仅向高级阁僚们咨询，甚至还倾听下级属员之意见。若非陛下睿智远出尧舜之右，我们怎能安享盛世太平?若不经亲自调查，有谁敢对皇帝妄言外国之事?臣自幼涉足商务，曾远渡重洋游历日本、暹罗、交趾、东京、巴达维亚、马尼拉等地。我知道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政府的方略，故斗胆向皇帝陛下陈述。

    中国以东的重要国家只有日本，余者除琉球王国值得稍加注意外，皆不足道。这些国家的河流都流向东方。(自北向南)直至管辖台湾岛的福建省，旁边没有任何别的国家。

    西部有暹罗、交趾及东京王国，它们与我国边境城市琼州府毗邻。

    南方有许多蛮族人的王国，如柔佛、马六甲、哑齐等等；这些国家虽地域狭小，却各有为其所遵之法度。不过它们从不敢窥伺他国领土。因此，我前引的陛下敕令只与欧洲人所占的巴达维亚和马尼拉两港有关。欧洲人起初到那里仅为经商，随之复以经商为名控制了整个地区。

    依臣之见，海外所有蛮族国家中日本在武力和国力上是首屈一指者。明代时曾发生过大骚乱，我国某些歹徒也为之推波助澜，不过该国百姓与我们始终是和平通商的。琉球王国从我国学得了法度，据此统治已历数百年之久。台湾岛已归顺我们。暹罗、东京及其他王国每年给我们纳贡，它们无任何恶意。  因此，可虑者惟欧洲人而已，他们是最凶恶和最难对付的。

    “红毛”是这些蛮族人的统称，其中有英吉利人和荷兰人。这些欧洲或印度的王国，各自虽不尽相同，但百姓却同样粗野。其中尤以荷兰人为甚，简直与虎狼相似。他们令所有船只惶恐不安，无论商人或野蛮人都是如此，可又无人能与之匹敌。他们一到某个地方，首先就考虑可通过何种方法予以控制。他们的船舰经得住最猛烈的风暴，每条船上至少有一百门大炮，任何东西都挡不住他们。我们去年在厦门港对此已有所领教：单一艘这种船舰就造成了巨大恐慌，今年却有十多艘这样的船到了广州，这怎能不让人担忧?他们与留居澳门者是同一种人，属同一个国家，讲同样的语言，习俗也一样；此外，他们间关系极为密切。此种祸害若不在其肇事之初予以制止，今后就难以收拾了。因此，望陛下命令各省主要官员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如迫使这些船舰的船长拆除所有大炮，只能非武装地进港；或是在其进港经商的全部时间内将其集中控制于某个要塞；

    再或是至少不准其同时大批前来，而要先后到达，直至其彻底改掉凶狠野蛮之作风。此乃确保我国安享太平之法。

    另有一个事关基督教的问题。这种宗教是从欧洲传到马尼拉的。在前明时代，马尼拉人与日本人通商：欧洲人利用宗教改变日本人思想，成功地笼络了许多人，随之里外夹攻而且差点完全控制日本；遭到强烈抵抗后，他们退回了西方。如今他们仍窥伺着日本，指望把它征服。有鉴于此，窃以为他们无任何理由在我国各省兴建教堂。此辈挥金如土，在某些日子里聚集无数莠民举行仪式。他们研究我法令习俗，测绘我山川地图，同时竭力笼络百姓。我虽不明其意图(这不是我所能识破的)，但却知道该教系由欧洲传至马尼拉，马尼拉则被欧洲人征服；却知道欧洲人生性野蛮，以宗教为旗号试图控制日本；也知道他们确实夺取了马尼拉，在广州及其他各地兴建了许多教堂，把无数人笼络到了他们一边。此外，他们与我前文讲过的那些从可怕的船舰上来的人属于同一民族。不过我完全信赖帝国令人敬畏的各部门的明智决断，深信其不会允许此类莠草生长蔓延。危险是巨大的：涓涓细流会汇成大江大河，如不在幼嫩时把树枝掐断，日后就只能用斧子砍了。皇帝陛下治国安邦的聪明才智将万世永续，臣这才斗胆子奏章中言明一切。

    至于防卫海疆之众多要塞，臣等务使其固若金汤。恳请陛下审察臣之所奏，告以圣裁并晓示各省。

    这就是总兵陈昴的奏章。皇帝阅后即交各部审议，并令其向他报告结果。我们4月初便得知了这一消息，但我们一则相信皇帝对我们的善意，二则又相信皇帝不可能不知道这份奏章的明显错误，因而觉得对此不必过于介意。然而我们却获悉，就在4月16日，各部尚书奉旨会议此事，做出了禁止圣教、驱逐教士的决定。下面是这一判决的内容：

    据查兵部档案，康熙八年，皇帝就基督教事宜曾发布如下敕令：“朕只准南怀仁及其同伴传教，但基督教却曰益向各省扩展。北直隶省可能已建起教堂，其他省份也有信奉该教者。为此应予严禁为宜。此令必须严格遵守并存入兵部档案。”

    我们早巳在各省禁止建立教堂和信奉基督教，但仍有莠民无视这一禁令。总兵陈昴在奏章中称，各省都建有教堂，愚民百姓信教者甚众，主张不应听任此类莠草生长蔓延。鉴于上述奏章内容，我们宣布，自本禁令发布之日起，各省信教者只要悔改错误，协助拆毁教堂使其瓦片不留，即可获得宽恕；坚持信教者将以谋反罪论处。官员若不用心稽查，则处以对谋反者疏于举报之罪。所有文武官员均应严格搜查欧洲传教士并立即向上级举报。总督、提督、总兵负责将传教士遣送澳门，拆毀其所有教堂后，令其返回各自国家。此判决一俟皇上御览批准，即下发各省严格执行。

    您从这一消息给您心头造成的影响中可以判断它在我们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波澜。我们立即想到上书皇帝以证明我们无罪。困难在于如何把申诉书递给皇帝。为此，我们向所有可以帮这个忙的朋友求援一一包括太监和其他官员，但没有任何人敢负这一责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巴多明神父只得向担任大学士的一位朋友及对欧洲人颇有好感的皇帝第九子请教。他们答应去见见诸位法官，尽力使其改变判决。他们果然为我们的事情大展手脚，而且至少取得了如下积极成果：在每年举行的皇帝华诞节庆活动之前，这份判决不呈送陛下。已近在眼前的这一节庆通常要延续十天。格外幸运的是，节庆刚一结束，皇帝就外出巡视了五天。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了托人疏通法官的时间。然而成效却离我们希望的甚远。在5月11日举行的九位法官的第二次会议上，他们做出了如下判决：

    欧洲传教士在改革钦天监和制造兵器中为帝国出过大力，为此才准许他们在各省居住和从事宗教活动。与此同时，我们禁止北直隶及其他各省的中国人助其兴建教堂和信其宗教。鉴于此禁令已发布多时，愚民牛肯定有不遵此令者。总兵陈昴在奏章中断言，各省都建有教堂，愚民百姓信教者甚众，他主张不准此类莠草生长蔓延。鉴于这份奏章，我们宣布，北直隶八旗辖区及其他各省中凡在上述禁令发布后信教的人只要悔改错误，即可获得宽恕；执迷不悟者将被严惩，其罪与向南海外出售大米者一样严重。父兄、亲戚、邻居有知情不报者将被责以一百大板、流放二千四百里以外。官员稽查不严者革职。  四十七名持有执照的欧洲人可留在各自教堂单独进行宗教活动。凡无执照之欧洲人，文武官员应予严格搜查并立即向总督、提督、总兵等上级官员举报，由其将他们遣送澳门，令其返回各国……

    我们是在5月21日得到这份判决副本的。同一天，巴多明神工父去大学士处向他出示了这一副本。后者甚为惊讶，说第二天他将去皇帝常在那里小住和娱乐的畅春园，在那里再与几位法官交涉，因为他们可能也在那里。他果然这样做了一一虽说起先收效甚微。但是，由于苏霖神父和巴多明神父在皇帝外出短期巡视(我前文已说起过)前夕伺机呈上了申诉书，大学士便乘机为我们提供了帮助。我们呈递的申诉书是这样写的：

    苏霖、巴多明等就总兵陈昴指控荷兰人一事启奏陛下。总兵在指控中错误地把我们牵连了进去，说我们聚集无数莠民百姓，说我们是应予根除之莠草，说我们研究中国人习俗，测绘帝国地图等等。陛下已降旨各部审议这位官员的指控。

    作为您的臣子，当我们想到陛下完全了解我们的品行和情感时，我们的担心随之消散，但我们又怕法官们不知道荷兰人与我们的差别，因此过于相信总兵错误的指控。为此，我们斗胆伏请陛下令这些令人敬畏的法官们在作出判决时注意这一差别。

    我们弃绝尘世献身宗教，历经千字万苦到此遥远之地，目的是想于奉行宗教道德中平静度日。我们一心勉励百姓严格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劝导他们使自己的习俗符合帝国之法令。近二百年来，我们的训言及我们为中国人提供的行为准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指控者怎能说我们聚集莠民呢?杨光先以前进行过同样的诽谤，汤若望神父及其伙伴们因这位官员吃尽了苦头。但陛下始终公正圣明，不难辨别真伪，也不难判断是否公道。康熙三十一年，时任浙江巡抚张鹏翮散布同样的流言蜚语攻击圣教并在该省严行禁教。徐日升、安多等被迫无奈，向陛下呈递了申诉书。承陛下特别恩典，内务府和礼部议奏如下：“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教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陛下批准了这份奏章，这份庄严的敕令存于各部档案之中。

    康熙四十七年，陛下亲自容许欧洲人在各省教堂活动；陛下还发给他们帝国执照(票)，后者则答应永不返回欧洲。陛下就此曾有一道敕令。

    陛下对我们如此恩宠有加，谁能想像还会有人反对我们?然而，康熙五十年，您的臣子樊绍祚却在一份诉状中指控我们传播邪教。礼部依陛下于康熙三十一年发布的敕令审议此案，并根据给欧洲人颁发帝国执照之理由及武英殿评议之结果公开表示，对该诉状不予考虑。这一判决已存入档案。陈昴不知道陛下对我们的特殊恩宠，也不知道我们来自何地，因此把我们与荷兰人混为一谈并无端指控我们谋反。他可能弄不清人海彼岸有许多各不相同的国家，而我们与荷兰人在宗教及其他各方面都毫不相干。我们早已荣幸地向陛下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总兵事先未加细察便硬说我们因为有恶毒的意图才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他说得令人如此难以忍受，我们不禁为之涕泣。值此孤立无援之际，我们把全部希望寄于陛下，因为陛下始终仁慈地支持和保护着我们。正是陛下让我们品尝到了生活在其帝国中的幸福。因此，恳请陛下晓谕各省：我们向中国人传播的不是邪教，我们也无意诱惑他们。陛下恩德于我们胜似再造，臣等永志不忘。特此谨奏，并致最深的敬意。

    巴多明神父曾向大学士出示过这份申诉，后者知道我们已把它呈送皇帝，便借此为我们在法官们面前疏通。他指出，陛下看到这份申诉后决不会批准他们的判决；这使法官们颇为困窘。大学士提出的理由对中国人的影响比对欧洲人更大，因此起到了我们希望的效果：法官们只得第三次开会讨论。会议于5月19日举行。21曰，讨论结果送到了内务府。这种情况下陛下要么批准，要么否决。下面是经皇帝批准并下发到各省的判决。前文引证的两份判决中我们只译了有关宗教的内容，这份判决我们则全文翻译：它既有涉及欧洲人船只的内容，又涉及我们圣教。

    据兵部汇报，该部与其他各部已对广东省碣石镇总兵陈昴的奏章提出了意见，其中称：臣等对广东省碣石镇总兵陈昴所诉各端已经合议。该奏章内容是……(此处全文引证了上文已提及的陈昴奏章)。

    据评议，臣等判决如下：

    关于(奏章所述之)第一个问题，臣等认为各地封疆大吏位尊爵显，本应制裁、镇压坏人。因此，该由他们决定采取何种预．防措施。至于准许多少西洋船只与我通商、船只应于何处抛锚、许其以何种方式经商、在何种情况下许其进港、是否需兴建要塞，以及让西洋船只同时到达还是逐一前来，所有这些也应由他们决定。如有其他事情需要审议，则由将军、总督、提督、总兵合议并向我们报告结果，再由我们定夺。

    至于基督教事宜，我们查阅各部档案后发现，皇帝于康熙八年批准过如下判决：“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

    康熙四十五年，皇帝又颁发了另一敕令：“着给永不返回欧洲之西洋人颁发盖有印章的帝国执照(印票)，注明其各自国籍、年龄、修会、入华时间及领票人许下的永不返回欧洲的承诺。着西洋人进宫见朕，领取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盖有印章的执照。此照可作为他们的证明。此敕令需严格遵守并存入档案。”

    鉴于敕令颁发后又过去了多时，(教会中)很可能混进了某些不良分子，因此，宜在八旗辖区、直隶及各省份以及辽东和其他各地予以禁止。臣等不敢擅作主张，特恭候陛下圣裁。

    皇帝批复：“照此办理。钦此。”

    我们于5月19日获悉了这一判决的内容，可惜当天与第二天学士都在忙俄罗斯人的事，我们无法与之交谈。他是惟一因其声望而能帮助我们的人。21日晚大学士在其官邸见到了这份判决。次日，他派人将此事告知了在畅春园的莫兰神父。23日，我们得知此判决已呈报皇帝且已获陛下批准。巴多明神父立即赶往大学士处请教。后者答道：“此事已无法补救，你们需要做的是再次向陛下申诉，而且明天早晨就做，切莫延误。我有权阅读判决和陛下谕旨，我让人把它们送来并在家里搁置一天。行动吧，别浪费时间。”

    24曰，我们全体前往畅春园呈递申诉。没有任何官员愿负责此事，甚至不准我们面见皇帝。然而，苏霖神父有几架皇帝交给他检修的望远镜，他把其中几个交给巴多明神父，通过这一办法，他们和莫兰神父被允许晋见皇帝。召见结束后，他们记录下了整个过程；我如实转述于下：

    1717年5月24曰，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四曰。

    由于我们昨天获悉法官们已就宗教事宜作出判决并已呈报皇帝，我们便拿着上个月呈送皇帝的申诉书到了畅春园。苏霖、巴多明和莫兰神父手持申诉书晋见了陛下。皇帝一见我们便问有什么事。我们答道，是为一份申诉书，这份申诉已承蒙陛下御览，陛下命令我们在法官对此作出判决前保留着它。如今我们获悉他们已作出严禁宗教的判决。不，皇帝答道，判决并不严厉，基督教也未被禁止，他们只禁止未领执照的西洋人传教，此力扩禁令不涉及领有执照的人。神父们说，陛下所作的区分在判决中未有明确表述。皇帝答道，朕仔细看过判决，区分是清楚的，但如果你们想让无执照者也获准传教，那是不可能的。神父们说，然而判决一开头就引证了康熙八年的敕令。是的，皇帝说道，但这意味着根据这一敕令，无执照者不得传教。神父们继续恳求道，我们担心各省官员不加区别地对待我们，甚至不准领有执照的人传播圣教。但皇帝却说，如发生这种情况，有执照的人只需出示就可以了，执照上写着允许他们传教。他们可以传教，但听不听就是中国人的事了。至于那些没有执照的人，让他们到这里来，朕给他们就是了(说到这里，皇帝露出了微笑)。他接着道，尽管如此，我们只在一段时间内准许传教一一持有执照者同样如此，人们以后会看到我们对他们将作何决定。神父们说，如果有执照的人也受到追究，我们就向陛下求援。皇帝道，你们告诉朕便是了。神父们又说，有一件事使我们极为痛苦，法官们把我们当成了谋反者。皇帝答道，不必为此担心，这是法官们常用的套话。神父们说，这份敕令一公布，人们马上会搜查传教士和基督徒，这会引起混乱……皇帝道，至于搜查，那是必要的。朕派李ping—tchong去广州时就让他给巡抚带去一道旨意，令其搜查未领执照之人，将其集中起来。不久前总督杨琳返回广州，朕给他下达了同样命令，现正等他回音。他曾对朕说，陈昴在奏章中对你们如此严厉，他很惊讶，因为他在宫中及其他地方见过许多西洋人，却从未见其干过任何坏事，也未见其挑起过骚乱。

    神父们还想继续说下去，但被在场的官员和内侍制止了。后者对他们说，陛下说了你们的宗教未被禁止，除谢恩外你们还多说什么呢?神父们只得伏地谢恩，忧心忡忡地退了出来。

    您或许会惊讶，巴多明作为发言人，他对皇帝的说话方式表示我们把判决当成了对我们圣教的禁止一一而这一点起先并未见诸于判决措词之中。然而您要知道，在(引证)康熙八年和四十五年两次敕令后使用一个“禁”字，仅此就足以与两份敕令相联，而且各省官员肯定会从这一意义上加以理解一一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尽管皇帝做了解释，我们在26日仍决定呈递一份申诉。

    然而所有官员都拒收诉状，而且不准我们任何人面见皇帝。我们全都跪下磕头，求他们至少恳求皇帝怜悯我们。官员们不予理睬，扬长而去。

    由于陈昴的奏章已经公开，而且可能在朝野产生不利于我们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必须进行辩解一一正如(传教士们)在杨光先迫害时期所做的那样。您不会不乐意读读这篇答辩词吧，下面是其译自中文的内容：

对陈昴总兵反欧洲人、

反基督教奏章的答辩

    康熙八年，杨光先第一个跳出来以最不公正的言词诬蔑圣教，基督徒们被迫进行辩解，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他错误的指责。如今，康熙五十六年，山西人陈昴这个自士卒登上总兵高位、目前在广东省碣石镇带兵、对圣教一窍不通的人，最近借口在沿海进行过一番视察，趁机上奏皇帝，试图挑起后者(对圣教)无根据的怀疑。这份奏章充斥着无稽之谈和幼稚的想像，其内容足以表明作者蓄意加害我们。   

    人们可把他的奏章归纳为两个要点：其一是怀疑到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其二是使人怀疑在华传教士的品行。但这种蛊惑人心的言论骗不了像皇帝这样知识渊博的君主。陛下看过奏章后令交子九位最高法官审议。陛下此举既为集思广益，也为给臣下一个展示才华之机。这些官员以皇帝为榜样，对外国人满怀仁慈之心。他们宣布，关于(欧洲)商人问题，该由广东省主要官员们妥善处理并提出报告，然后由他们决断。至于传教士问题，只需严格遵守规定其领取执照的康熙四十五年敕令即可。因此，他们命令应保证该项敕令的执行。

    然而，鉴于他们在呈报皇帝的这份判决的开头部分照例引证了禁止基督教的康熙八年敕令，而且在结尾部分也出现了禁教字样，因此，宫中的欧洲人担心人们滥用这一措词含混笼统的禁令，便晋见了皇帝。陛下以惯常的仁慈答道：“不必担心，基督教未被禁止。禁令只涉及未领执照之西洋人：此辈将依康熙八年敕令处理。但这与持有执照者无关，若官员们对其同样追究，他们只需出示准其传教之执照即可，尔等尽可放心。若有人追究有执照之人，尔等告诉朕便是了……”由此，总兵的指控成了泡影．但是，鉴于大多数人视野狭小，各省官员也并非都能深入研究事件，他们可能会因无根据的怀疑感到不安并被欺骗。因此，我们不得不严历驳斥陈昴的奏章：这既为剔除谎言、澄清事实，也为更准确地把真相告诉皇帝陛下。

    奏章作者本应以公益为重，而不是谋求偏见的发泄。但我们能说陈昴奏章源出自对祖国的由衷热爱吗?它不更像是空泛卖弄的产物吗?或许商人们的馈赠没能满足这位官员的期望一一他的仇恨和报复心很可能源出于此。也可能他家里有人仇视基督教，鼓动他上了这份奏章，不过这丝毫不能肯定。不管怎样，如此轻率冒失行事绝不符合一位高官身份。他若只以帝国和公众利益为念，就绝不该仅凭无根据的怀疑和无谓的猜测行事，而应在提出问题前权衡再三提出问题时以与其地位相称的措词表达。只有如此谨慎从事才能放心地启奏皇帝。但在陈昴奏章中我们找得到这种影子吗?他见到了十艘商船，马上就惊慌失措，种种想法使他心神不宁，便把想到的一切放肆地统统倒了出来一一无论他本人还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为其所言提供合理依据。的确，如此行事肯定会被偏见左右，因此就不值得相信了。

    有两件事使我们的控诉人心绪不宁：在外部，他担心欧洲商人居心不良；在内部，他生怕传教士煽动群氓造反并武装他们。人们从其奏章可以判断，他担心的是不是这些。虽说我们的控诉人提不出任何有理有据的看法，但这种担心倒还合理；然而，如果他只是庸人自扰，如果他的怀疑仅以无谓的想像和臆测为依据，则此种担心不啻杞人忧天。

    中国港口向外国人开放已经很久，无论在前朝还是当今，每年都有欧洲船只到帝国沿海省份经商。近二百年来，这些省份关注国家安全的封疆大吏为何竞无一人就此启奏皇帝呢?难道要留待独一无二的陈昴来发现他人至今未感受到的危险?

    陈昴称：至于海外各国情状，若非亲历其地、亲自调查就想对皇帝侃侃而谈，这岂不莽撞?……

    我们答曰：陈昴奏章中只有这一点是说对的。但这足以表明他本身就犯有欺君之罪。因为他在奏章中不仅谈到了日本、台湾岛及帝国周边的其他国家，甚至谈到了欧洲最遥远的国家及印度。说老实话，他走访过这些国家、见过这些国家吗?对它们又了解多少呢?

    但他竟敢对陛下侈谈所有这些不同的国家。这不是欺君又是什么?

    陈昴称：臣自幼涉足商务，曾远渡重洋游历H本、巴达维亚、马尼拉及其他国家，熟知有关它们的事宜，云云。

    我们答曰：人们无从得知我们的控诉人是否真的游历过他说的所有地方。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不是与我们做大宗买卖的富商，而是一个资金有限、需要缴纳人港税以运送其货物的年轻人。稍有积蓄后，他便弃商从军，一步步升至总兵高位；这个很重要的职位，值得我们尊敬。然而，在他经商的青年时代，他有什么职权、有什么能力审察每个国家的情状呢?这与下述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如某个欧洲海员仅到过广州一次，在港口逗留的两三个月中或许溜达过城中几条街道；然而返回欧洲后却炫耀道：我，我知道中华帝国的情状、国力和治国方略。听他如此吹嘘，人们能不嗤之以鼻吗?

    陈昴称：视察(广东省)滨海地区时，我在澳门突然见到十多艘唤作“红毛”的外国人的船只正在进港准备经商等等。

    我们答曰：怎么!见到十艘欧洲船只就吓坏了，就不知所措了!这点东西就让他惊恐万状，倒好像宫廷、十三个行省，他们的骑兵步兵都挡不住这十艘船只，庞大的中华帝国放下武器、就要被征服了似的!我们无需更多强调陈昴无谓的胆怯。然而，鞑靼这个尚武的、惯于赢得胜利的民族难道也会被这十艘船只吓倒?如果陈昴不为自己感到害羞，他至少应当注意勿使中华帝国见笑于远方的民族，也别诱发其邻国蠢蠢欲动的念头。海外各民族中，与中国毗邻的日本人于明季对中华帝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倘若他们获悉中国人见到十艘欧洲船只就像见了大群虎狼一般惊慌失措，他们一定会说，再增加一些船只，我们就可不费吹灰之力地制服中国。不过话要说回来，若日本人果有此念，那他们太轻信了。十艘船只决不能吓倒中国人，它们只能让陈昴惊恐万状。

    陈昴称：“红毛”是所有欧洲人之统称……

    我们答曰：照我们控诉人的说法，巴达维亚是“红毛”的城市，吕宋是欧洲人的城市。可见，他对“红毛”和欧洲人是做了区分的。然而，他又说“红毛”是所有欧洲人之统称，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由此可见，人们根本不能信其所言。其实，“红毛”仅占有欧洲一小块土地，它是个特别的民族，巴达维亚是其在印度的居住地。但把马尼拉说成是所有欧洲人的城市那就错了，因为只有西班牙人住在那里。因此，他说马尼拉是欧洲人的城市，这岂不表明他连马尼拉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吗?

    陈昴称：中国船只与日本人通商，因此日本人无丝毫恶意等等。

    我们答曰：他这么说莫非对前朝发生之事一无所知?当时中国船只虽与日本通商，但后者却在沿海的浙江、福建两省大肆骚扰，致使中国在七八年时间里死去大批兵士和无数百姓，还损失了巨额白银。确实，在当今皇帝治下，中国为各国人民所仰慕。日本人知道鞑靼人是了不起的战士，远出日本人之右：正是这一切使后者闻之丧胆，不仅不敢有任何入侵之举，甚至不敢起入侵之念。因此，绝不能把他们的爱好和平归因于与中国人的通商。然而既然依陈昴所言，凡与中国通商者就不会对帝国产生恶意，他为何又认为欧洲人与中国通商就怀着有损帝国安宁的歹意呢?

    陈昴称：澳门就作为这些(欧洲)人的起始和出发地……

    我们答道：陈昴不了解西方遥远国家中发生的事，这不足怪；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对澳门这个中国边境城市的知识却如此贫乏。他声称澳门是欧洲人的起始和出发地，到中国的所有欧洲人均来自澳门，此种荒谬之谈不屑一驳。澳门居民是葡萄牙人，因此，不能说澳门是其他(欧洲)国民的起始和出发地。如果他认为必须担心这些久居澳门、对广东省了如指掌的葡萄牙人煽动该省叛乱，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一则不了解葡萄牙国民是多么忠诚正直，二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这个城市享有了此种地位。弘治年间，欧洲人来到广东省广州市和浙江省宁波市经商。至嘉靖年间，出没于广东沿海的海盗张西老占据了澳门并围攻广东省城。

    官府向欧洲商人们求援。后者解除了省城之围，追赶海盗直至澳门并在那里将其杀死。总督向皇帝详细奏明了这次胜利，陛下遂降旨准许欧洲商人定居澳门。天启元年，帝国内乱，海盗进攻澳门，为欧洲人所败，杀死其一千五百多人，俘虏无数。总督向皇帝禀报胜利，陛下降旨盛赞欧洲人为帝国提供的服务。前朝末年，帝国又陷于动乱之中，澳门欧洲人却照常经商，在近二百年时间里，他们丝毫未有过有损帝国利益的想法，相反还为其出过大力。因此，陈昴所谓的澳门是其他(欧洲)国民的起始和出发地，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陈昴称：欧洲人有不怕风浪的大船，每艘船上有百余门大炮……我们答曰：为履行职责，陈昴或许登上过欧洲船只，而且数过每艘船上有百余门大炮，他见到了需要担心的事，便马上奏报皇帝。然而，很容易知道他所见所奏之事究竟是否属实。欧洲船只每年都到广东、福建、浙江，人人都可以数一数船上有多少人、多少炮。在那条船上能找到这么多大炮呢?陈昴声称每条船上都有百余门炮，所有广东人和福建人都知道这纯属捏造。若我们的控诉人在众所周知的事情上都敢欺骗令人敬畏的皇帝陛下，那么，当他谈及日本、马尼拉、印度和欧洲时，他将怎样更加放肆地欺君呢?

    让我们简单重复一下上述内容：我们控诉人的奏章中无任何真实可信之处。他厚颜无耻地妄言海外民族及各国情状，其内容充满了谎言和矛盾。他既不知道马尼拉、日本和印度，也不知道欧洲及被他称作“红毛”的民族，甚至连澳门也不清楚，对欧洲船只更一无所知。就一名高官而言，对所有这些一概无知真是羞耻，但他居然还敢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信口雌黄，真可谓罪不容赦。

    陈昴称：这种欧洲人的宗教来自欧洲，渐渐传到了马尼拉，云云。

    我们答曰：孔子有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陈昴却反其道而行之。天主的圣教是普世的宗教。因此，他怎敢说它仅仅来自欧洲、渐渐才传到了马尼拉?无论东、西、南、北，也不管在科学、律法繁荣昌盛的帝国还是在蛮荒不毛之地，所有民族都听从圣教教诲，圣教触及人们心灵，但不改变各个帝国的法律，各国皆有自己的国王，人人在自己国家忠实尽责；人们在各国对至高无上的天主给予最高的信仰，积德行善，努力使自己成为正直的人。这是普天下所有人最基本的职责。陈昴却恬不知耻地说，这种宗教表面上假装教化人们心灵，暗中却竭力侵占他们国家。还有人能捏造得出比这更恶劣更可笑的诬蔑吗?

    陈昴称：在前朝时，马尼拉商人赴日本经商，同时长期利用宗教笼络日本国民。在募集受其拉拢的大批人马后，他们便里外夹攻日本，差点使其灭亡，但他们最终被赶了出来。从此，两国相互仇视，至今皆然。

    我们答曰：陈昴此言纯属奸诈的欺人之谈。最无耻的谎言到了他嘴里听起来倒像真的一样。由此可知，他一心想毒害缺乏警惕的人们的思想。让他告诉我们，日本在哪一年差点被欧洲人灭掉；让他告诉我们，在哪一天发生过欧洲人被击退的战斗。散布此类言论蒙蔽公众不啻邪恶的骗人把戏。以前，当传教士到日本传播圣教时，大批百姓和贵族相信了福音。偶像崇拜者们深感恼怒，决定搞掉传教士并灭绝其传播的教理。他们想出了可怕的酷刑折磨传教士和教徒，用镣铐和火刑逼迫他们背弃天主。欧洲传教士不仅坚贞地而且欣然地领受了所有折磨。在五十年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欧洲传教士和日本教徒成了殉教者，但他们从酷刑中品尝了甘味，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比为信仰而死更令人愉快的事了。而陈昴居然敢说他们募集大批人后便内外夹攻日本!他所谓的“外”是指欧洲商人，而“内”则指传教士。但人们从未听说日本人与欧洲人之间有什么战斗。确有传教士和基督徒被日本人处死，但他们从未以暴力反抗暴力，也没有逃走。

    陈昴称：他们在各省兴建教堂，在某些特定时间举行仪式一一我不知其意欲何为。

    我们答曰：天主是万物本源，是所有人的共父，历代圣人都尽其所能向其表达了敬爱之情。欧洲传教士竭诚以爱和真正的孝心为其效劳，他们以至深的敬意崇拜它，把自己的祈祷献给它，以便天主保佑他们免受地狱永苦、得享天堂永乐。他们的全部活动仅止于此，他们确定的目标也在于此一一这是我们的控诉人无法企及的。再说他们的教堂建于众目睽睽之处，他们是在光天化日下敬奉天主的，他们绝不追求黑暗而躲避光明，他们中无任何隐秘之事，因为他们都是率直坦荡地行事的。帝国上下对此有日共睹，帝国并未因此受损，惟独陈昴在处心积虑地散布无根据的怀疑。此种行为该称作什么呢?

    陈昴称：他们侦察帝国情形，测绘山川地图，等等。

    我们答曰：我们的控诉人走到这一步真可谓无耻之极，因为他诬蔑的不仅是欧洲人，他指责的是皇帝本人的安排。最近几年，欧洲人和鞑靼人一起奉旨测绘各省地图：有关圣旨早已公布并已下发各总督、巡抚，再由他们晓示所有官员。我们的控诉人怎能不知此事?因为人人都知道此计划因皇帝下令才得以实施。我们的控诉人就此对欧洲人大加指责，仿佛他是最明智审慎之人，而陛下反倒有失谨慎了，这不是在放肆地指责皇帝吗!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侮辱君王之举吗?然而，不管这一切多么值得注意，我并不拘泥于此。我们的控诉人新近才登上高位，他不仅至今都不明白天文、地理对帝国多么有用，而且从来不懂这类科学的任何皮毛，因此，对他的胡言乱语不必惊讶。问题在于我们的皇帝登基五十六年以来习惯于每月每日都能成就可志纪念的丰功伟绩，他的灿烂光辉与日俱增，其文治武功赶上、超过了他的先辈，甚至连古代三皇五帝也不在话下。他心智敏慧，能毫无困难地理解书本上各种知识，因而精通天文、算术、哲学。没有任何君主可与他比肩。但陈昴作为一名高级军官连这一切都不知道，这说得过去吗?这位伟大君主以前曾令南怀仁神父和其他欧洲人修订历法，制造精密测天仪器，并把他们留在宫中。后来，他发现传教士进献的地图经纬度非常清楚而且与天象丝丝入扣，而中国地图远没有这般完美，便令欧洲人与鞑靼人走遍帝国，测绘各地地图，费用由官府负责。为执行圣旨，传教士分头行动。他们深入到最边远的东、西鞑靼地区，忍受着最难熬的酷暑和严寒，以难以想像的辛劳尽心尽力把地图绘制得如皇帝希望的那样完美。他们历时多年，行程万余法里从事这项工作，终于把地图呈于陛下之前。陛下仁慈地收下了地图，并在称赞传教士时说道，如今中国也有了很好的地图。皇帝亲自审阅、精心保存并不时端详这些地图。图中一眼就能看到各省各市各个小镇，各自皆有自己位置，各地间的距离、河流的发源地及走向以及主要山脉也都一目了然，这对帝国管理十分有益。然而，对治国之道似乎并不精通、甚至对陛下的安排都未加关注的陈昴竟敢说欧洲人侦察帝国情形、测绘山川地图等等，仿佛要指责皇帝的安排似的。他还有常识理智吗?

    陈昴称：欧洲人是暗中策划阴谋的劣等民族，因此，臣恳请陛下令各部予以防范并尽早铲除，以免其继续作恶。

    我们答曰：我们控诉人的此番言论表明，他连本朝新近发生之事也一无所知，所以提出了不合情理的建议。康熙三十一年阴历二月，各部奉旨评议后奏禀陛下：西洋人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且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相应将各处天主教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皇帝降旨同意了这道议奏。这一切皆有案可查，不难辨明。因此，据经皇帝敕令批准的各部议奏之意见，欧洲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也不异端生事，而陈昴却认为欧洲传教士是居心险恶之歹徒。议奏认为不必禁止欧洲人的宗教，陈昴却认为应尽早予以灭绝。我们的控诉人就是这样竭力废除各部议奏并攻击皇帝敕令的。二十六年以来，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品行始终如此评价，圣教也与当初一般无异，传教士仍与当初一样行事；陈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什么新的罪过而要如此攻击他们并要灭绝圣教呢?

    有人可能会说：我承认在陈昴所言中找不到他担心的任何正当理由，但考虑到问题本身，从理性的角度审视，谁能说类似事情不会发生呢?

    我们答曰：大凡值得令人担心之事，在一段时间后总会发生的。-因此，既然至今未发生任何类似事情，可见无任何理由担心。倘有人心怀密谋，他们虽能隐瞒一时，最终总会暴露。因此，若(欧洲)商人及传教士有类似计划，他们怎能在近二百年时间里毫不暴露呢?前朝末年，帝国纷乱四起，许多人公开作乱；如此天赐良机，欧洲人为何不用以实现人们归咎于他们的险恶计划呢?难道他们要等在本朝治下四海升平、帝国富足、兵强马壮后再动手不成?有哪个疯子会这样做呢?此外，如欲成就某项计划，必先推举一位首领，此人是事业之魂，兵士们必须服从将军才能指望成功。请老实告诉我这场所谓密谋的首领又在哪里呢?陈昴在使他一见到就惊慌失措的十艘船上是否发现了这样的首领，所以认为一切都完了呢?到达中国的船只和人员来自各自所属之国家。分属各国的国民彼此相异，犹如水火般难以协调。每条船上确有一名负责指挥的船长，但这些船长中有谁能指挥其他船只呢?我承认每条船上有百余人，他们或是商人，或是船员，十条船加在一起共约千人。就算这些人登陆围攻某个城市并进行抢劫，他们的船只就会无人照管，只需几条渔舟就可前去将其付诸一炬。如留部分人看守船只，余者登陆抢劫，这种分割就会削弱力量，使其水陆两路皆遭失败。因此，人们可看到，即使这些不同的国家听命于同一君主，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想法一致，他们照样无法实施进攻。那么，在无法联合时，他们又能做什么呢?欧洲各国虽大小不一，小国却并不臣服大国。若某个君主试图压迫另一君主，其他君主就会立即帮助并保护后者。一国之民宁死也不愿臣服于另一国之君，此乃欧洲人习俗。因此，分属各国之人怎能共举首领呢?

    有人可能会说：我承认不必担心分属各国的十艘船只，但是某个大国独自就能武装百余艘船来攻击中国，这种情况下将发生什么呢?

    我们答曰：即使人们说的情况可能出现，这种排场和这些吓人的大炮又能派什么用场呢?所以担心是没有意义的。欧洲无任何国家准备做这样的武装：欧洲不是盗贼窝，不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也不是一群失去理智者的住所。大海把它阻隔在离中国九千法里以外，途中困难重重，险象环生，船只需航行一至两年，还要不断经受风浪、暗礁、浅滩之类的危险，因此很难避免失事。船只越多，行驶越慢，而路上时间越长，危险也就越大。疾病在满载人员的船上极易发生，传染将夺去所有人生命。于是，这支庞大舰队中可怜的残存者未到中国就急需增援以补充实力了，但哪里能获得增援呢?这些不幸者怎能逃脱必死的下场?有哪个失去理智的君主会耗尽财源，倾国出动，鼓动邻国一起投身此种计划，从而使自己贻笑后世呢?即使他再疯狂百倍也不会做这等事。

    有人还可能说：欧洲国家离此确实太远，因此不必担心它们从外部进攻，但是，允许欧洲人留在帝国混迹于我们之中，这岂非养敌于内吗?

    我们答曰：显然，这一方面更无需担心了。以传教士身份前来帝国的欧洲人自幼就潜心学问，他们只接触书本。岁数稍长后他们便在各修会中过修道生活，而且只关注完善自身。精通各门学问后他们便致力于传播福音，一心只想让所有人获得万物本源之认识，以便人人都洗心革面，配享天福一一因为天堂才是他们真正的祖国。

   他们背井离乡，长途跋涉，不畏艰险甚至不惜献出生命来到这里，其惟一目的就在于此。他们惟一忧伤的是无法前往所有国家为所有人指点永福之路。基于这种想法，再遥远的国家在他们眼里也如邻国一样。若在传教中蒙受屈辱，他们便引以为荣，最艰难的工作和最难忍受的痛苦在他们眼里也会变得轻松愉快、舒适宜人，甚至死亡于他们也和生命同样珍贵。在海上跋涉九千法里以后，他们在中国过的是什么生活啊!他们远离红尘，每天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祈祷和默想圣事，其余时间用于苦修和行善。他们蔑视世间俗事，只以公正仁慈为念。人们怎能怀疑此种性格之人会起意造反?有这种打算的人，他们或受野心推动或是想望财富，如自己不能享用，至少也以遗福后世为乐。然而传教士们弃绝婚姻和尘世爵位，他们既无家庭、也无需要抚养之子女。人们能找到一个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家人、却犯下了谋反罪的疯子吗?人们并不把在中国的传教士看成不通情理的蠢人，相反，他们被视为才智卓越、精通科学之人。若他们想策划暴动，他们就会纠合一批奸诈、大胆、勇敢且善于行动之人，一旦发现类似蒙骗的人物，就把他当成不可多得之人竭力巴结。他们就会不惜钱财网罗党羽一一灾荒年间犹为如此；就会以种种许诺笼络野心勃勃之人。总之，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并利用因血缘或癖好而形成的最密切的联系来巩固其叛党。若陈昴怀疑这种人居心不良，那就对了。然而传教士们的行为与之完全相反。他们每个教堂中雇佣的人很少，每年来自欧洲的钱仅够他们勉强维持生计。

    因此，他们怎能用我上文所说的方法煽动百姓造反呢?传教士们不仅无此想法，而且通过宣传十字架上献身的耶稣以拯救众生：他们宣传高于人类思想的律法，要求信徒们憎恶即便最轻微的错误，像临终的耶稣一样为了正义而耐心忍受别人强加的痛苦，让信徒们鄙视万恶之源的俗世财富，憎恶使道德沦丧的感官享受，总之，要他们确信尘世荣华皆如过眼烟云，从而不复追求。把如此性格、传播此种教义的人当成煽动叛乱者，这完全是欲加之罪。

传教士人华已将近二百年，在这些有幸生活于前朝和本朝的人身上，人们只能看到公正和诚实。目前在华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在宫中为皇帝服务，陛下还不时把散居各省的某些传教士召到身边，待他们就像自己臣民一样，传教士们则以学识和才干为公益服务。为此，关心帝国安宁的皇帝于康熙四十五年发给每位传教士一份盖有内务府大印的执照，上面标明各自姓名、年龄、国籍及其他内容，使他们在外省免遭可能出现的不公正的怀疑。我们将此视为陛下的特殊恩典。多年来，欧洲人有幸在宮中为皇帝服务而且伴驾出巡，宫中和外省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以前只有杨光先轻率地诬蔑他们，如今的陈昴则以同样的轻率重弹着老调。

    我尊敬的神父，为消除陈昴奏章在人们思想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认为公布这篇答辩词是适当的，因为该奏章已被写进告示，流传各省，可能极大地损害宗教传播。……

    (1717年1 1月2日)

    我寄给您的小盒子里装着本地一种珍品，或许能使您喜欢，它是一块麝香以及长这种麝香的动物的一个部分。人们至今对麝香的由来众说纷纭，有些作者认为它是在动物脐部形成的。他们弄错了，它定是在胞囊里形成的。这种动物是一种狍(原文如此。按麝香应是麝腹部中香腺的分泌物凝结而成。传教士称为狍，狍不可能生香。传教士把狍误认为麝了，北京山区不产麝。一一中译注)，中国人称之为香獐子，即有香味的狍，麝狍或曰有麝香的狍。獐子意为狍； “香”字本身指一种气味，若与某个名词连用则指“有香味的”，因为这时它成了一个形容词。

    您完全可以相信我写的内容，因为我说的全是我亲眼目睹之事。我买了一只狍子，这是人们为卖给我而刚刚杀死的。为得到麝香，我保留了人们按惯例从其身上割下的部位，它比狍子本身更为贵重。

    事情经过如下：

    北京西面有一条山脉，那里有我们一批基督徒和一座小教堂。山里有香獐子。我在那里传教时，几个穷苦的村民便去打猎，希望我购买他们的猎物带到北京：他们捕杀了一雌一雄两只香獐子，抬到我跟前时它们血淋淋的，余温尚在。商议价格前，他们先问我是否连麝香一起要。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人只要动物的肉而把麝香留给猎人，由后者把它卖给麝香商人。我想要的主要是麝香，因此告诉他们全部买下。他们马上抬来雄性香獐子，将其胞囊割下，由于怕麝香挥发，他们用细绳扎住了胞囊顶端。若有人出于好奇而想保存，就要把它弄干。我寄给您的那个便是这样。香獐子和麝香一共才费了我一个埃居。

    麝香形成于胞囊内部，像盐那样粘附于胞囊四壁。它呈现两种形态：颗粒状的一种称为teou-pan香，最为贵重；另一种十分细小，称为mi香，价值稍逊。雌麝不产麝香，或虽产表面相似之物，却毫无香味。

    村民们告诉我，这种动物最喜食蛇肉，不管蛇有多大，它都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弄死，因为蛇一接近狍就会被麝香味熏得不能动弹。这种情况是万无一失的，因此进山砍柴或烧炭的农民预防蛇咬(被蛇咬伤是很危险的)的最佳办法是随身带几粒麝香，这样，晚饭后他们便可高枕无忧了。如有蛇游近他们，就会被麝香味熏昏而再也不能近前。

    我回京后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说证实了这种动物主要吞食蛇肉的说法。我们取了一部分狍肉在晚餐时享用，同席中有一人极厌恶蛇，别人甚至不能在他面前提及蛇字，否则他马上会恶心呕吐。他对这种动物与蛇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我也小心翼翼地不在他面前提起，但非常注意他的反应。他与别人一样取了点狍肉想吃，但刚把肉送到嘴边就感到一阵少有的恶心，因此再也不想吃了。其他人都很爱吃，只有他讨厌这道菜。

    (1718年于广州)

    最后再告诉您几件事情，您不会不乐意知道的。今年1月11日，皇太后在北京去世了。全帝国都为之服丧：在四十多天时间里，大臣们未向皇帝启奏任何事情。官员们在帐篷或宫内过夜而不回自己家里。甚至皇子们也和衣睡在宫内。广州自2月15日起开始服丧。百姓戴孝七天，官员为二十七天。所有官员舍轿乘马，素衣简从，连续二天在先皇太后牌位前举行常规仪式，然后由百姓吊唁。丧事期间衙门关闭，红色是禁止的，因此，人们戴没有红丝也没有任何饰物的帽子。这是规矩。

    皇帝曾患病，引起某些恐慌，不过并无大碍。或许正是患病期间他表露过指定储君的想法。人们猜测他的王意，这使所有人都惴惴不安；他不指定任何皇子继位，当然更不会指定任何汉人了。他说，他们太柔弱，没有能力统治好，何况汉、唐、宋、明皇室皆已绝嗣。不过他又说元皇室(这是被明朝推翻的蒙古皇室，当今皇帝所属的满族皇室则是继明朝而立的)所遗的王子们人数倒有千余。他似乎以此暗示中国人，他要给他们指定一名元皇室的王子为君。但这种选择合中国人的意吗?康熙诸皇子会太太平平让出帝国吗?他们的出身似乎注定了他们将承继大统。

    由于拿不准皇帝将选谁继位，一位大臣便让其儿子上奏皇帝，恭敬地指出，恢复皇帝第二子的储君地位对于帝国安宁是多么重要。皇帝看了奏章后把上奏者叫到跟前问道：“这些话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受了他人启发?”大臣之子答道：“陛下，这是您的仆人、微臣家父令微臣上奏的。”皇帝道：“既然你只是奉父命行事，朕恕你无罪。”但与此同时，他下令处死了上奏者的父亲。无须赘言，这一严厉举措封住了所有大臣的嘴，因此再也没有人敢对他说及继承人的事，然而帝国安宁毕竟与继承人休戚相关。

  (1719年10月14日于无锡县)

    我亲爱的兄弟，您上次来信让我知道了家里遭遇的不幸，我祈求天主延长依然活着的人们的生命。实话告诉您，我感到自己也将紧随已被天主召唤到身边的人而去了。我最近这二十年时间可以被视为四十年。与我们职责密不可分的劳累，十年来我呼吸的沼泽地的空气以及与我体质不相适应的食物，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大步迈向生命的尽头。但我向您保证，我将无悔地结束一生。我既然永远舍弃了祖国，舍弃了亲人和朋友，那么，除了将余生献给耶稣基督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呢?因此，寿命长短于我无关紧要。

    然而，我亲爱的兄弟，不该向您隐瞒的是：我们的职责虽然艰辛，但十分令人快慰。天主为光耀其圣名而不时为我们安排的某些出人意料的机缘百倍地补偿了我们的一切艰辛，而且可以说使我们忘记了疲劳。我只给您举其中一例。

    不久前我由水路做了一次较长的旅行。我在乘坐的船上过了夜，次日早晨，这条船驶到了归一名基督徒所有的另一条船边。在偶像崇拜者们张贴迷信饰物之处，基督徒们习惯于贴上耶稣的名字。人们据此可辨认出来。我的船东首先发现了这一点，当即喊道：“喂!朋友!你们是基督徒!多可惜啊，昨夜白白地过去了，我没认出你们，否则我早就告诉你们我船上有个传教士了。”那条船上的船夫欣喜若狂，没顾得上答话就向刚刚开走的与他一起做生意的其他船只竭尽全力地喊了起来。这些船掉头回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这些善良人一知道把他们叫回来的原因便忙不迭地离开了自己船只赶到我的跟前。最先到我这里的两人是资深而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一面行礼一面对我说道：“噢!我的神父，我们找了三年都没能见到一位神父了。这七条船上有五十人，其中有些人已受过洗，另一些人早已抛弃偶像崇拜，迫切希望接受洗礼，您能花半天时间教化他们，使他们获得渴望了多年的圣宠吗?”

    他们刚说完，其他人就跟着到了，众人依中国礼节向我磕头致敬。我把他们搀扶起来并告之曰，此刻我的欢乐一点也不亚于他们向我表示的情感，任何事情也不能阻止我用他们希望的时间教化他们，他们不应把这一令其如此愉悦的机缘视为偶然发生的意外之事，因为它是天主刻意安排的，天主爱他们，愿为他们开启通往天堂之路，他们只需把最大的一条船布置得适合于集会，一俟布置停当我就马上过去。

    中国人船上总有许多5法尺见方的薄薄的芦席，他们将其搭建成拱穹状以便遮阳挡雨。这些善良人在很短时间内就用芦席在一条船上围出了一块长长的地方。我走了过去，用了几乎一整天时间教化他们。我主要致力于让他们了解基督徒这一称号意味着什么，同时在其心中激起强烈的内疚和忏悔之情。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可怜人听我说话时的那份专注一一更确切地说是那份渴望，回想起在我授意下他们发愿时的那份虔诚，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

    讲道结束后，我逐个询问他们必须坚信的主要信条，发现有两三个人回答时不够坚定。我提醒他们认真考虑学习教义并告诉他们当天不给他们施洗，让其另等机会。他们马上跪下，泪流满面地说道： “唉!我们哪里去找这种机会啊!我们找了三年都没找到。”他们的父母是基督徒，因此也流着泪苦苦央求我，同时向我保证将竭力关心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央求是如此恳切，使我觉得这一天只能因欢乐或忏悔而流泪，于是为所有人施了洗。仪式结束时，新老基督徒汇聚在一起高声祈祷。

    初学教理者们受洗前，我们要求他们把偶像及所有迷信物品统统带来，由传教士将其烧掉；作为交换，后者给他们耶稣基督像、圣母像、念珠及圣牌。从上午起他们拿来的偶像都堆放在我的船上，我打算返回教堂后再烧掉。但我看到另外一些船只也要到我们所在的地方过夜。这是方圆80法里的洞庭湖畔的一片荒地。于是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把这些偶像堆起来烧掉，我们则跪在一边感谢天主，直至偶像全部烧光。我相信这一仪式不仅会给新信徒、而且会给刚到这里的非基督徒们留下深刻印象。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新信徒们，赢得了普遍赞同。他们马上下了船，半圆形围坐在这堆偶像旁，火点着后，他们纷纷跪下，用中文唱起了圣歌和感恩赞美歌。

    不出我所料，好奇心使非基督徒们都来围观这一景象。他们问我的船东这一仪式是怎么回事。听后者解释后他们叫了起来：“太可惜了!这些东西要值十多两银子，与其烧掉，干嘛不送给我们呢?”一位新信徒用了一个比喻回答他们，这个比喻比所有最充足的理由都更能打动这些人的心。他说道：“假如我在药品杂货商那里买了一种药，后来有个精明的人让我明白了这种所谓的药其实是毒药，你们愿意我因为自己受了骗而欺骗你们、让你们以为很快能治好病而实际上是断送你们吗?把我说的这些话与你们提的要求对照一下吧。”非基督徒们对这一回答似乎很满意，因此静静地看着偶像被烧掉。仪式结束后，我走到他们跟前对他们讲解基督教的道理，还给他们分发了以明白易懂的方式阐述这些道理的一些书籍。这样播下的种子虽然不会马上带来回报，但只要假以时日就定会发芽，而且会在人们最意想不到时结出果实。

    无锡县这个三等城市一直是我平时的居住地。它与另外四个县城都属常州府(二等城市)管辖。虽说我要照料分散在这五个县城中的基督徒，但选择无锡作为传教士住地更为可取，因为这里基督徒更多。

    最近，教徒们的信仰经受了严峻考验。您在传教士书信汇编上可能已经读到了对宗教不利的敕令，这是皇帝两年前因一位叫陈昴的官员起诉欧洲人而下达的。鉴于这道敕令措词晦涩含糊，我们便通过活动取得了几位有势力的朋友的保护，使敕令未予严格执行。但它仍在各省引发了种种动荡。我所在地区县城之一江阴县的基督徒们也未能幸免。该县正好在我到达那里的这一天接到了敕令，我却一无所知，因此照例去拜会官员们。后者认为基督教已在帝国遭禁，因此让我吃了闭门羹。和尚们很快获悉了官员们对我的态度，因此马上露出了对我的仇恨和敌意。我本人受到虐待，但最激烈的打击是落在我们可怜的基督徒身上的：骨干成员被传到县衙堂上重重挨打，其他人花了钱才避过厄运，还有基督徒被永远禁止耕种自己的土地，因为他们不愿捐助偶像崇拜。

    您不难判断，我亲爱的兄弟，眼看着我亲爱的信徒们遭此磨难，眼看着我扩大信徒队伍的希望顷刻间化为乌有，我该是多么悲哀。当时有五百名偶像崇拜者正准备接受洗礼，有些人地位显赫，尤其是一名青年的父亲曾是该城的县官，另外还有一名军官，其职位大致相当于法国上校。

    我曾计划在该城买一所房屋以便在此建一座教堂，为此我准备了约300埃居，这是我十五年来从自己年金中省下的。如今我用这笔钱抚慰在迫害中表现得坚定不移的新信徒。我一点也不惋惜这些钱，它属于耶稣基督，主不愿意我把它用于我原先的计划因而向我指明了另一更适当的用途，我同样为之高兴。

    我亲爱的兄弟，您在信末表示要为我们提供帮助，对此我深为感动。倘若我向您提什么要求，这并非为我本人，而完全为侍奉天主和维持讲授教理者们的给养一一这对拓展宗教及保持新信徒们的虔诚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没有官员们的保护，然而只有不时给他们送点礼品才能赢得其欢心。中国人习惯于给官员送钱，但这种花费非我们力所能及。六个皮斯托尔还算不上一份拿得出手的给官员的礼金。而这笔钱虽说数额不大，却足以维持一名专司圣职通过个人努力可教化大批非基督徒的讲授教理者的生计。因此，我们通常只给官员们送几件欧洲珍奇物品。下面是他们喜欢的一些东西：表、望远镜、显微镜、眼镜、各类镜子(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凹镜……)、着色的或雕刻的远景画、小巧精致的艺术品、华丽的时装、制图仪器盒、日晷仪、圆规、铅笔、上等织物、涂珐琅的装饰品等等。我尤其要请您在祈祷时别忘了我，因为我在祈祷时始终是充满深情地想着您的。

    (1720年l0月19日于北京)

    6月1 1日上午9点45分，我们感到了地震，它延续了约两分钟。这仅是次日发生的一切的前兆。晚上7点半，强烈的震动又开始了，而且持续了约六分钟。在任何别的情况下，一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但在我们所处的悲惨情景中它却显得十分漫长。到处不时闪亮的、预示着四面八方都会响起霹雳的黑沉沉的天空或是最波涛汹涌的大海，都远不如猝然而至的不规则的大地的震荡来得可怕。人们不知该何处藏身：遮掩你的屋顶似乎将把你压碎，环抱你的墙壁仿佛要崩坍在你身上，支撑你的大地正准备把你吞没。避开危险恰恰又陷入另一危险，一心逃命倒正好去送死，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急急忙忙奔出我的房间，却差一点被埋入隔壁一幢房子的废墟，但我已经笼罩在滚滚尘土之中，靠一名仆人帮助才走了出来一一他像搀扶一位盲人似的把我领到教堂前宽阔的院子中．我惊恐地看到这幢庞大建筑物向一侧倾斜，又向另一侧倾斜一一尽管其墙壁底部厚达10法尺，上部也有5法尺厚。如果我们当时能够留意，就会发现(教堂)不规则的钟声正在告诉我们地震在加剧。人们只听见全城响起一片混乱的喊声和呻吟声，人人都认为邻居被压在了废墟里，同时担心自己遭遇同样命运。当夜余下时间里人们还感到十次余震，不过不像这样强烈。平静终于恢复了。黎明时分，当发现灾难不像想像的那么严重时，人们才开始安下心来。北京仅压死了一千人。由于这里街道大多很宽，因而较容易躲开坍塌的房屋。在随后二十天时间里，我们还断断续续经历过几次轻微的地震，北京附近100法里处的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人们认为这些地震是北京西面山区中那些煤矿造成的，当地烧的所有煤都采自这些矿井。在离北京最近的山脉以西不远处，有一个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地方Cha-tchin，它的三道城墙使它显得像三个不同的城市。在我描述过的大地震的第三次震动中，它被毁坏了。有一个村子出现了一道很宽的裂缝，似乎还有硫蒸气从中喷出。同年，在距此150法里的鞑靼地区，群山环抱的一个小山谷中发生了火山喷发。造物主正是以此方式提醒非基督教徒，惟有祂才是他们应当尊崇的，而且如果祂愿意，祂会运用无知觉的造物捍卫自身的权益并惩罚罪人。

    发生在北京的地震对大批被压死或闷死的偶像崇拜者是一种永罚，但对我们失去的惟一一名基督徒却是命定之事。这名基督徒叫皮埃尔·范，生来就是一个有钱有势的鞑靼官员的奴仆。这位崇拜偶像的官员多次试图让他进行迷信活动，后者坚决抵制；但官员仍不泄气，处心积虑地让他放弃信仰。官员起初先亲近他，许以诺言，授以恩惠，随之又威胁他、虐待他，多次让人毒打他，但任什么都无法动摇新信徒的坚贞。他告诉官员：“我是您的仆人，我的身体属于您，但灵魂只属于天主．您可以夺去我生命，却永远夺不走我的信仰．”这番话越发激怒了官员，他叫人把他毒打了一顿后又把他绑在桩上，怒不可遏地对他说道：“你现在就必须放弃宗教，若有半点迟疑，就把你的肉一块块割下来，当着你面烘烤后去喂我的狗。”见威胁无效，人们当真残忍地干了起来。新信徒镇定自若地看着自己的肉被狗吞食，信仰却因此而变得更加坚定。面对仆人的坚贞，主人无计可施，表面上只得停止了迫害。这位官员在户部任职；述事情后过了一阵，他逼迫新信徒秘密盗窃国库钱财。但后者拒绝服从，因为他信奉的律法不允许他参与此类不义之事。新的抵制使他遭到了新的惩罚。人们在他最敏感的问题上骚扰他：派人看守他的住处禁止他出门和前往教堂，使之无法履行宗教义务。新信徒的热忱并未因这一障碍而减退，他设法找到了战而胜之的诀窍。隆冬季节，他一大早就翻墙来参加最早的一场弥撒，然后再由同一地方回到主人家中。除他妻子外无人知道这件事，他对妻子自然什么也不瞒的。官员终于被他的刚毅和正直打动了，认为这种性格的人肯定会恪尽职守，因此决定让他担任管家。然而天主对其仆人另有安排：地震时他几乎当场就被压死，余下的生命只够他用于准备死亡。他以极大的虔诚念着耶稣和玛利亚的圣名，把灵魂交给了造物主。

    叙述了如此感人的死亡后，我还要讲讲一位很有身份的寡妇的归信。她的妹夫是大理寺卿，管辖着鞑靼地区及附庸国，以前曾任中国最美丽的南京及江西两省总督。去年，杜德美神父在其病榻前为她施了洗礼。去世前四天，她向子女和家人们表示，她是自己意志的主人，因此不允许他们对她的决定有任何异议。当传教士在她全家人面前举行仪式时，她两次以清脆而清晰的嗓音大声说道：“啊!我感到了巨大安慰!”传教士刚走，她的妹妹，即大理寺卿的福晋就来探望她了。她马上告诉妹妹自己是基督徒，是杜老爷(中国人是这样称呼杜德美神父的)为她施的洗礼。大理寺卿的福晋沉思片刻后公开予以赞扬，叮嘱她此刻只需考虑灵魂的得救并严格按神父说的话办。这位寡妇与杜德美神父很熟，因为后者十二年来与她丈夫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然而她丈夫的命运是多么令人惋惜!因为他尚未归信基督教便于不久前在鞑靼地区去世了，而天主又不容许杜德美神父留在鞑靼地区为拯救这位当官的朋友而工作一一尽管后者离天主的王国似乎已不太遥远。

  (1720年10月19日于北京)

    夫人：

    主内平安。

    您对本传教会的恩惠使我冒昧地向您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尽管我只知道您是每年在讲授教理者施予的洗礼圣水中获得新生的大批中国婴儿的教母；为了这一计划，您供养着这些讲授教理者。夫人，我不知道您的姓名，也不知道您在欧洲的社会地位，我只在一份慈善家(我们应为他们祈祷天主)名册上看到，有一位英国太太多年来慷慨地供养着一批讲授教理者，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每天寻找被弃置路边的大批婴儿并为之施洗。这些婴儿因父母贫困，几乎一生下来就被判了死刑。您在为其提供洗礼时赋予他们的生命远比他们失去的更为珍贵。接受耶稣基督鲜血的洗丰[后，他们马上被收养而且犹如纯净小麦进了天主谷仓一般安全保险，任凭地狱的魔鬼还是俗世的邪恶都不能将其从天主手中夺走。至于您指定的您的施舍物的用途，我冒昧地用救世主的话说，您做了最佳选择，因为它们既不会脱离您的监督，也不会被浪费。归于您的这份耶稣基督的遗产在这个新生教派所处的艰难时期里丝毫未受损失，您(供养)的无辜弃婴的数量一点也不曾减少，他们始终居住在真正的希望之乡。因此，您可以相信，这一大批如今生活于耶稣基督祭坛之前的孩子始终在感谢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仁慈的帮助，有朝一日，他们也将是在永恒中迎接您的先驱。

    在通常年景中，单单我们在北京的几座教堂就要为五六千名这种孩子施洗；与我们所能供养的讲授教理者的数量相比，这一收获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讲授教理者，他们就不仅能关心垂死的弃婴，还能有其他机会施展其热忱一一在天花和流行病使不计其数的孩子丧生的季节里尤其如此。只要适当送一点礼品，中国医生便会答应讲授教理者陪他一起出诊；这样，后者就能自由地进入医生们所去的不同家庭。我们还能争取一些不信教的接生婆让年轻的女基督徒陪她们去接生。经常有中国人因无力养活一大家子，就要接生婆把生下的女婴在水盆里溺死(有女基督徒在场施洗)。这些因父母贫穷而被可怜地抛弃的女婴就能在夺去她们短暂生命的同一盆水中获得永生了。

    您相信吗，夫人，我们甚至争取到一名和尚，使他对这一神圣事业发生了兴趣，这几乎是迫使魔鬼与我们合作拯救灵魂。我们耐心地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获得这一成功。我提到的这名和尚是北京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区里的一座庙宇的住持。人们每天都把本地区的弃婴集中到这座庙里。我们每月给和尚一笔钱，一名讲授教理者便获准每天进庙，在庙中各处自由地为弃婴施洗。

    这里我不禁要告诉您天主的天命在这些被父母丢弃、必死无疑的孩子身上的几次特殊表示，您就会与我一起赞美仁慈的天主用以为他们开启天堂之门的神秘而慈悲的手段了。我们一位教友在宮中为皇帝服务，一天，他应召前往这位君主的行宫去诊治几位病人。他一早就动身了，一路上默默祈祷着天主，突然他不由自主拐进了一条偏僻小路，表面看是为在那里更能集中心思。刚拐进这条路，他就看见一只猪叼着一个婴儿准备吞食下去。他追上去夺下了婴儿。孩子浑身是血但尚未断气。我们的教友为他施了洗，不久孩子就升了天。

    一名基督徒正在服人们给他规定的劳役，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沿河边走了过去，在河边他捡到一只小箱子，他以为里面装的是死婴，但他感到神灵启示他打开箱子，果然，箱里的孩子还在动，而且仿佛在以其方式告诉他：“眼前就有水，我为什么不能授洗呢?”基督徒当即给孩子施了洗。

    最近，我们一位基督徒一大早在沿街一幢尚未开门的屋子前发现一只小小的空箱子，他猜想这只箱子是用来装婴儿的，有人一早会来取走埋掉，于是，他找了点水躲在屋子附近观察。他猜得果然不错。过了片刻，屋门开了条缝，他跑过去，在地上见到一个即将死去的孩子，他为其施了洗，谁也没有发现。

    有一位我久闻其热忱和虔诚的医生想在他院子中央种一棵树，便吩咐仆人到附近挖一点土来。后者为了省事，就到另外地方取土，因为他看到那里的土是新翻过的。他才挖两下就发现了一只刚埋在那里的小箱子，开箱后发现里面的孩子居然还在喘气。他马上报告主人，后者取了水不失时机地为孩子施了洗，孩子受洗后不一会儿就咽了气。夫人，大卫曾经设问：“主啊，是否有人已经埋人坟墓，但还能感到您的慈悲呢?那些人了地狱的人能否指望分享您仁慈的奇妙效应呢?医生们会让他们也能赞美您吗?”难道医生要起死回生使之赞美您?《咏》87)人们从上述事情中不是可以找到对此的答案了吗?

    说罢天主对非基督徒父母所生的孩子们的仁慈后，我还要说说天主公正的行动一一这件事最近发生在一个残酷的迫害者身上。我们看到，发生于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的事情在这个新生教派中也出现了。有时，天主听任暴君们折磨祂忠实的仆人，但祂的复仇之臂立即落在他们身上。这种明显的惩罚证实了基督教的真理，支持了受压迫的义人，制止了胆敢亵渎耶稣基督圣名、吹嘘要在人间铲除教会节日典礼的耶稣基督仇敌的诡计。我有幸向您讲述的下面这件事是本会传教士骆保禄神父告诉我的。他的信写于今年6月28日，信中说：

    您可能已听过我们鹿邑县城的基督徒去年遭受的迫害。最近，天主明显惩罚了制造这场迫害的官员。这个撒旦意志的执行者曾以种种法令在其辖地禁教，竭力诋毁并让人憎恨福音传播者，随之又试图强迫高家塘村所有基督徒放弃信仰。他对该村基督徒首领弗朗索瓦·吴滥施淫威，派人从他家中抄走了耶稣基督和圣母的肖像带到公堂上，命令亵渎圣物者当着他面把圣像烧掉，接着又下令连续三次毒打这位新信徒，致使其当场气绝身亡。当时我们不敢向皇帝起诉，因为皇帝对欧洲人不太满意。然而天主接管了这桩案子，不久就报复了官员的累累罪行。就在这一年，官员失去了他珍爱的儿子；过不多时，死亡又落到他儿媳头上；与此同时，他获悉离他任所很远的他老家的房屋突然被烧成了灰烬，而且根本不知道失火原因。官员忧伤不已，猝然身亡，其灵魂受到了正义的审判。正义的天主仿佛连官员的尸体都不肯放过：官员的棺材排场很大地被抬上了黄河里一条船上，他家里剩下的人带着他的不义之财护送其灵柩回归故里。突然，一群盗贼扑到了船上，在场的人有的被砍伤，剩下的被赶走，所有财物被一抢而空，棺材被仆人们弃置在荒滩上一一这种事在中国是最大的不幸了。我们还注意到，奉官员之命烧毁圣像的三名异教徒当年也都死了。

    夫人，现在重新来谈谈被中国非基督教徒抛弃的那些孩子。我想您一定乐意读一读我不久前得到的一本中国书里的某些片段。您从中可看到对于这些不幸的孩子及其他可怜人的朴素的同情，它将使您更加喜欢人们生来就乐善好施的这个民族，也将使您对中国的圣贤肃然起敬。您从中可验证使徒所说的话：那些没有律法的异教徒自然地做着符合律法的事，他们本身就是自己的律法。最后，异教徒帮助不幸者的这种热忱或许会激起大批基督徒神圣的好胜心，因为使徒圣彼得把基督徒称为天主的选民、神圣的群体、天主所钟爱的人，而天主虽然爱所有人，但毕竟最喜欢依其意愿造就的像祂一样的人。

我从中挑了某些片段翻译的这本书名为《百姓乐》，我更喜欢命名为《好官员为民造福》，因为事实上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杰出的官员，他所规定的一城之长的职责只不过是他自身行为的写照。我引用的片段是从法令和训令中摘出来的，一名好官走马上任或履行职守时皆应把它们公开张贴出来。我在正文外加了一些帮助理解的评注，以便您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才干和风俗习惯。

建立育婴堂的计划及

实施该计划的劝导书

    热衷于创造并维持生命是上天的至德，同样，富于怜悯心并同情他人的不幸则是好心人的特征。上天正因为出于对其创造物的热爱，所以在植物和树木开始发芽的春天注意既不降雪也不下霜一一因为它们可能导致新芽的死亡；出于同样的理由，一年中某些时间里会发大水，使人们无法在河里捕鱼。上天如此关心植物、动物和鱼类的需要，如此热爱并保护它们，那么它对人类又该是何等关怀和热爱啊!

    然而，我们看到百姓中仍有无力养活亲生子女的穷人，许多孩子因此而被抛弃。在古代，人们尽力供养这些弃婴，为此还建起了育婴堂。发现弃婴后就送到这里，官员雇保姆喂养。保姆可从国库领取一定的钱粮。皇帝以无愧于伟大君主身份的慷慨捐赠关心这些可怜的孤儿，以示自己是百姓之父。

    在另一个朝代，Kia—pino和了chin—hoen这两位帝国重臣着手养育弃婴，据说他们拯救了数千名孩子的生命。为纪念这两个大人物，人们以他们的姓给孩子们起了外号，称之为小Kia—tchin。

    父老乡亲们，我们预备了一笔款子用以养育你们城市里的孤儿，这是由领导我们的政府提供的。我希望你们协助这一善举。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我在本地无亲无故，因此我的亲属们决不会从中渔和。

    说实话，京城、省城及商贸繁荣的大都市里弃婴最多，当然，在人迹罕至之地和农村中也可找到。由于城里房屋密集，因此比别处容易发现弃婴，不过各地都需要获得帮助，以便供养这些幼小的不幸者。若有虔诚之士愿意为此组织起来，我们便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执行这一有益的计划了。

    我的看法如下：应当在卫生、舒适的所在选一块宽敞的地方，像人们前些世纪所做的那样在那里盖一幢房屋，名称与以前一样叫育婴堂，邀请声名廉洁的社会名流和知名文人参与这项计划。你们的父母官将领导这项善举，他将为之全力以赴并把皇帝所拨银两如数用于工程。他将挑选城里最杰出的人、文人及愿意为之效力的富人作为助手。负责收养弃婴的官吏分工包干全城各个地段，每天上午巡视指定地段，中午时分到育婴堂。每年从合作者中选十二人轮流管理这一机构，每人一个月，负责该机构的秩序和必需品的供应，轮值月份不得以任何借口离开育婴堂。

    此外，还要挑一位上了年纪、廉洁正直的人常驻育婴堂负责总务而且永不离开，但需发给适当工资。由于婴儿和保姆数量每天、每月都在增加，食品和经费就一点都不能短缺。因此，主要合作者、尤其是主持人必须使其捐赠增值并开辟新的捐赠渠道方能满足开支，可能情况下甚至可有所积余。用开源节流的钱购买肥沃的土地，这样，物价上涨时也有办法对付，育婴堂便能长久维持了。

    至于育婴堂的建筑，我的想法是，先建一个高大的正门，围墙必须结实，院子要留得宽敞。进人大门，穿过前院，稍远处是第二个院子，尽头是用于聚会、待客和处理公事的高大的正屋；院子两侧是两条走廊，它们通往内室，但不经过议事大厅。正屋一侧是几间办公室，另一侧是库房。

    我刚才说过，围墙内部、建筑物两侧应留出很大的空间，建在这里的保姆宿舍(5)间也将有宽敞的院子。譬如说先建三十间平房，每个房间住三位保姆。保姆宿舍后面应留一块开阔地修造花园，盛夏季节方可有凉风随处吹拂，使人少受些闷热天气之苦一一闷热会导致多种疾病。此外，后院里还可以晒衣服。

    保姆宿舍要有两道门，由两名年长稳重、领取适当工资的大妈认真看守，不让陌生人及游手好闲之徒人院。每位保姆除免费用餐外还可领取工资补贴家用。

    不过，为了不用错人，保姆人院必须有担保人，除育婴堂内供养的保姆外，还可根据需要在外面物色人选：每个保姆除工资外每月还可得到三十升米。总务主管每三天巡视一次院内外的孩子，若发现孩子消瘦苍白、精神不振、健康不佳，他就要严肃警告失职的保姆。若有孩子患病，他要请儿科医生诊治。若保姆生病，他就要请为成年人治病的医生号脉，确定病情。可能会有仁慈的医生前来义诊，如若不然，我们就支付酬金，希望获得令人满意的收入会使医生们精心诊治病人。

    如果只满足于建一座育婴堂而不考虑保姆宿舍是否潮湿狭窄、又闷又暗、暑热冬寒、杂乱肮脏，那么疾病将不断发生。必须估计到，保姆们(对弃婴)并无生母之爱，是利益使她们留在了育婴堂，对委托给她们的孤儿的健康或疾病不会十分在意；然而可怜的婴儿如缺乏照料便会大批死亡。这样的话又何必费心费力收养他们呢?还不如当初任他们死掉呢。如果只是为了延长他们几天生命，又何必花那么多钱?人们对他们发的善心便会徒劳无益。

    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制度。每月要规定一个募集或送交施舍物的日子。这个日子前三天，总务要把聚会日期通知主持人及合作者。开会前吃餐便饭，每桌只上五盆菜。必须避免浪费，以便把立下的规矩长期坚持下去。席间禁酒，喝酒会使聚会流于形式，聚会是为议事而不是请客吃饭。不过隆冬季节可喝上三杯。剩下的菜给官吏的佣人们吃，饭可随意取用。我认为这餐便饭是必要的，否则恐怕好些人为尽早回家而在议事时过于仓促。

    至于捐赠的钱，当月轮值主持人和总务应确切标明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量。要立一册捐赠品总账给聚会的官吏过目，检查当月收到多少钱物，支出多少，剩余多少，收养了多少弃婴，被人领养了几名，死亡几名以及由育婴堂负担的人数，以此核对收支和积余。一切都要入账，账本由当月轮值主持人保管。钱要锁人银箱，注明数额，大米储于粮仓，同样注明数量。务必使账目准确清楚。

    负责收集弃婴的人数要视当地范围大小而定。通常可把城内城外各分为四片，因此需要八人，每人负责一片。给他们每人一辆带顶架的独轮手推车，顶架上冬季盖一条毯子给收来的孩子挡风御寒，夏天盖一块细薄布遮阳纳凉。如发现刚断气的孩子，也应收来埋葬，这是不可推卸的人道主义责任。

    我说过有人会来领养幼儿，因此每月应规定一个日子办理此事。当月轮值主持人和总务应了解并记录领养人的姓名、籍贯、品行和职业；为了解实情以防受骗，他们要进行秘密调查。通常被抛弃的女婴多于男婴，那些领养已在育婴堂里被抚养过一阵的女孩的人往往只想把她们再卖掉，只要能赚钱，他们是不在乎卖给谁及买主派什么用场的。对此我们应十分注意。

    地方官每年与育婴堂全体主事碰头一次。把当年捐赠人姓名、别号及所赠钱物登记人册，还要将收养的男、女婴儿准确造册。

    当孩子们长到一定年龄时，就让他们姓像真正的父亲那样教养他们的人的姓；此举主要是让他们永记大恩大德，同时不断称颂有如此贤明律法的政府。

评注：

    (1)中国人孩子生得很多，由此导致了贫困。父亲若不为所有子女成家就会丢面子，儿子若无传宗接代的后裔便是有失人子首要的职责。由此出现了纳妾和穷困。

    (2)很难想像皇帝每年要从收人中拿出多少钱施舍穷人。因此，帝国建立了常设赈济机构．

    (3)作者说他在城里无亲无故，他的亲属们不会从中渔利。在这一点上必须遵守的规定是：任何官员不得管辖其出生的城市甚至省份，总督的亲戚不得在该总督辖地的城市里为官。采取这种审慎之举，意在使官员行政更加公正。

    (4)在外省，大批这样的弃婴会死于非命，因为贪财的官员们只雇一名保姆，却要她给许多婴儿喂奶。在饶州及临近城市，随地抛弃的婴儿不多：穷人趁着夜色把孩子放在育婴堂门口，冬天时育婴堂门口有个棉花做的襁褓状的容器，来人把孩子放人后敲一下铃就马上离开，看门人赶紧把孩子抱进来交给保姆。我刚获悉，不难把饶州育婴堂的看门人争取过来并通过这一途径为临终的孩子们施洗。一个因对手的战利品而致富的胜利者所感到的欢乐不会比我此刻感受到的更大。Sicut qui invenit spolia muha。(像得到许多胜利品一样《咏》118)

    (5)中国的公共建筑进深很深，正如欧洲建筑物十分高大一样，中国很少有三层的楼房，而且房屋不面朝街道。一系列房间之间有宽敞的院子。所有房屋均有客厅，甚至私人住房也不例外。

    (6)作者指的是为成年人治病的医生，说他们可通过号脉诊断病情。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无疑具备欧洲人所没有的经验。一位医生向我断言，他通过号脉可准确无误地知道孕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7)家产不多的中国人往往到育婴堂领养女孩，以便养大后给儿子作媳妇。这种办法可省去一大笔(娶媳妇的)聘金。此外，领养人认为从育婴堂领来的女孩更加听话。婚前很少会发生有伤风化之事：盛行于中国妇女中的贞操观念可防止放浪之事，此外，不出家门的母亲随时注意着她的童养媳。没有孩子的富人有时会让妻子假装怀孕，然后趁夜到育婴堂领个孩子当亲生儿子。这些孩子只要肯读书，就有参加考试的优先权，考中秀才甚至进士。而过继的孩子并无此种特权。说实话，被推定合法的父亲的亲戚们可对此提出异议，不过他们不会总这么做。

(8)作者有理由赞扬中国贤明的律法，并希望这些律法能被更好地执行。几年前，皇帝曾公开发布法令激励官员们对弃婴热情关注、慷慨捐赠，同时重申了反对父母杀婴的以往的敕令，禁止购买或娶丈夫尚在的女子为妻。这道命令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很难持久，因为官员们玩忽职守，更确切地说贪得无厌，他们习惯于把国库用以维持各城市慈善机构的钱挪作他用。

禁止溺婴的法令

如果把新生婴儿无情地抛在河里，使他立即丧失刚开始享有的生命，这能算是赋予并使他获得了生命吗?父母贫穷导致了此种紊乱：他们自己都吃不饱，哪里能养活孩子?这使他们绝望，何况又不能为养活一个孩子而招致两个人丧命；于是，母亲为保全丈夫而同意弄死孩子。自然的天性令他们痛苦，但他们仍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为了活下去，他们有权支配孩子的生命。若把孩子抛到偏僻之地，孩子的哭喊声肯定会使他们硬不起心肠。怎么办呢?为了眼不见为净，又可让孩子迅即丧生，他们便把可怜的孩子扔在河里。你们称我为父母官，因此，虽说我可能对这些孩子并无孕育了他们的父母那般的柔情，但我不禁要以痛苦的心情大声告诉你们，我严禁此类杀婴。书中云：虎毒不食子。老虎尚有舐犊之情且随时照料幼崽呢，尔等虽说贫困，但能杀死亲生子女吗?这真比最残忍的老虎都缺乏天性了。

………

    以上便是理智和天性使非基督教徒们做出的种种善行。这些行为不管如何值得称道，其起因却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爱德，因此，对它们的奖赏就仅限于人们的尊重和世俗的快乐。然而令人称奇的是，野生而未经整修的橄榄树结出了那么多种果子，而品种优良、植根于基督教沃土、用耶稣基督珍贵的鲜血浇灌的橄榄树结出的果子却这么少。一种纯属尘世的恩惠居然如此能为他人提供世俗的帮助，而基督教的爱德却如此难以唤起人们追求心灵幸福的热忱。用鲜血和汗水创建了马里亚纳群岛传教会的可敬的德桑维托雷斯神父每年都要在西班牙写一些充满使徒热忱的书信，以此激励当时的富人们为不信基督教的孩子们发扬爱德，因为只要给他们施洗，就能保证他们得救。他写道：“有多少权贵为保全独子的生命而在教堂里向天主奉献了金质或银质的孩子雕像啊!我赞成他们的虔诚，然而，如果他们为大批崇拜偶像的孩子提供施洗的恩惠、从而送其进入天堂，那么，他们为天主所做的事将要更光荣，对其独子的健康也要更有益!”夫人，您拥有的正是这种慰藉，因为您每天都在把许多中国孩子送上天堂，他们靠了您的布施才获得了永恒的幸福：圣徒大会上主要表彰的也正是这种类型的施舍。我荣幸地向您致以最恭敬的谢忱。

 (1720年1 1月5日于广州)

    我从你们的信中看出，你们不安地希望知道几年前前往帕劳斯群岛一个岛上的居贝隆神父和科蒂伊神父的命运，你们从传教士的书信中读到过他们的行止。我希望能告诉你们确切而详尽的消息，但不管如何努力，人们至今为止始终未能重返这些岛屿。

    这次我来中国途中路过了菲律宾，当塞拉诺神父装备船只准备开始(或者说是继续，假设两位神父已经博得了这些野蛮人的好感的话)在帕劳斯岛民中传教时，我正在马尼拉。然而天主意图是难以捉摸的，祂没让这次冒险获得预期的成功。塞拉诺神父张帆启航，顺风把他吹到了昂博卡代罗(这是西班牙人对菲律宾诸岛人口处的称呼)。众多的岛屿使这条航道变得险象环生，有时大帆船被迫在这里过冬而无法到达马尼拉的甲米地港。塞拉诺神父及其伙伴的船未能走远：它在马林杜克岛附近沉没了。再也没有比这次海难更惨的了，只有很少人得以生还。有些人已经跳上了小艇，然而慌乱中他们没能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即未砍断连接小艇和大船的缆绳，因此，沉重的大船把他们拖下了海底。只有一个印度人夺得一只罗经柜(放置指南针的柜状物)后利用它脱了险。他和波涛做了长时间的搏斗。靠了这只柜子才幸运地上了岸，随之很快回到了马尼拉。我们正是从这个印度人那里得知了这些细节。前去帮助两名传教士在帕劳斯诸岛传教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我到中国后在广州见到了一名来自菲律宾的商人，他向我确认，马尼拉人肯定两位神父已成为这些新发现的岛屿上的野蛮人的疯狂的牺牲品。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有一艘西班牙船曾前往帕劳斯群岛附近海域侦察，在靠近其中一个岛屿时，好几个岛民乘着一条小船冒了出来而且不怀好意地围着西班牙船转悠。人们用手势示意他们上船，他们不答应，除非先给他们一个人质。于是，人们让一个西班牙人下到了一艘小艇上，与此同时，几个岛民上了西班牙人的大船。西班牙人把他们抓了起来而且拒绝放还。留在小船上的岛民准备在作为人质的西班牙人身上报复这一凌辱，便向他的小艇划了过去。然而大船上的人向岛民们开了火，赶走了他们。人们说他们一面退却一面朝火药烟尘吹气，看样子不懂得使用大炮和火器。大船上的几个岛民被带到了马尼拉，人们用手势问他们曾在他们一个岛屿上呆过的两位传教士的下落，他们也以手势答道，他们的同胞已将其杀死，随之将其吃掉了。

   (1721年于北京)

    关于皇帝接待沙皇正式使团一事，虽说有人已对您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但可能忽略了礼仪问题所引起的麻烦；何况这些事情发生时，返回欧洲的船只已离开中国，因此(随船带去的)那些信也不可能告诉您这些事。沙皇使臣甚是挑剔，他无法适应在需要向其致敬的人面前必须下跪磕头的中国礼仪，这种礼仪不仅在皇帝面前，而且在亲王、官员、父辈、师傅等人面前均需遵守。

    使臣认为，屈从于如此使人耻辱、如此不合欧洲观念的礼仪有损于他的尊严。皇帝得知他拒绝这种礼仪后自然也感到不快。但这位聪颖的君主向他提出了一个变通办法，莫斯科的使臣就不能不接堂了。皇帝说：“让他知道，朕打算让人对他带给朕的他主子的信件表示相同于我们习惯法规定的对朕所表示的敬意。为此，朕望他把这封信件放在桌上，一位高级官员届时将以朕个人名义前去向信件磕头。”皇帝意图得到了执行，于是使臣向皇帝行这种礼仪就不再困难了，这叫做以礼还礼。

    这一年是皇帝登基六十周年，因此从第一天起人们就开始了特别的庆祝活动。从最高到最低的所有官员都向他的生辰牌位磕头，向他表示人们在其北京宫殿内对其表示的同样的敬意。由于这一年是大赦之年，有人以为皇帝会让他两个皇子恢复自由，但这是极靠不住的，因为皇帝的性格是，一旦以正当理由做出决定，他的态度便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他的策略是让孩子们完全从属于他。此外，太子已公开被剥夺了继承权，有人认为皇帝已把目光投向了这位皇子九、十岁的儿子身上。

    4月14 日皇帝诞辰这一天更是个喜庆日子，人们进行了盛大庆祝，花费高达八万两银子。皇帝却不屑于观看这些壮丽的场面，他心里想着大臣奏请立嗣的建议。

    胆敢对他做此谏诤的汉族阁老虽被赦免了死罪，但其已经担任某部侍郎的长子却被发配充军。十二名汉族御史也遭遇了同样命运。这些御史的职责是为江山社稷利益而向皇帝提出劝诫。

    就在同年，我们见到台湾岛在不几个月时间里摆脱了皇帝控制，随之又只得归顺他。当地汉人在福建及厦门汉人帮助下杀死了岛上的官员(只有一人脱逃)，还抢劫了帝国的部队。消息传到北京，人们不免把这场骚乱归咎于荷兰人，其实他们于此毫不相干。这或许因为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有对立的背景，有人就想让中国人憎恨欧洲人。但过了不久，当人们获悉帝国派往台湾的新的部队已入主首府，杀死了部分叛乱者，其首领已逃至山中，其余叛乱者已被全部驱散时，大家又为此兴高采烈起来。

伊斯兰教派逐渐发展了起来。教徒们主要是靠在各省经营大买卖以及给官员们大笔地塞钱而站稳脚跟的，因为他们有的是钱。尽管如此，中国人对他们却嗤之以鼻。不几年前，百姓们捣毁了他们在汉口的清真寺。彰德府的清真寺去年也被捣毁，今年6月，景德镇百姓群起反对他们而且推倒了他们的清真寺。我们也受到了影响，因为我们教堂也遭遇了同样命运。叛乱者们到处高呼认为我们与伊斯兰教徒是一路货色，说我们是欧洲伊斯兰教徒。官员们得知基督徒与此次骚乱的起因毫不相干，便许诺将由百姓集资重建我们的教堂。有一位官员就此客气地对我说，他在景德镇当官八年以来从未听到过对基督徒的抱怨。

  (1722年1月25日于景德镇)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虽说我精心了解过中国工人制作瓷器的方法，但我绝不会认为我已全部弄懂了这个问题，从我寄给您的新的观察报告中，您甚至可看到新的研究使我在这方面获得了新的知识。我将不分次序地向您陈述这些观察报告，它们是我走访瓷工作坊时经亲自了解或向从事瓷器生产的基督教徒请教后随时记在纸上的。

    此外，凡在我以前一封信(您已把它编人先前的通信集)中已经

说得比较详细的事，我在这里不再赘述，因此，最好较为认真地重读一遍我上次的信，否则，不少事情就可能难以理解，因为我有理由认为，(读了我上次信后)人们对此已经了解了。

    ………（对瓷器的描述省略）

    我尊敬的神父，在结束这些评述之际，我要把景德镇所有基督教徒托付于您的祈祷，他们中许多人是制瓷工人。委托我照料他们的天主给了我慰藉，因为我每次前往那里时都能看到基督徒人数在不断增加。不久前我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期间我为大批虔诚的基督徒行了圣事，还为其中约50名成年人施了洗。如能有一名传教士定居于此，宗教将在景德镇获得更大进展。那里的教堂也需扩大，此外还应供养两三名讲授教理者一一每年为此所需的钱是微不足道的。愿参与您的弥撒圣祭……

  (1722年11月1日于广州)

 先生：

    主内平安。

    我履行对您的诺言虽稍稍晚了一点，但却是一有可能便践约的。我从法国到中国的旅程延续了十六个月。著名的奥尔良    岛或曰昆仑岛是我长时间耽搁的原因。

    我]721年3月7日从路易港搭乘印度公司的达纳衍埃号三桅战舰出发，这艘船是由德拉维孔泰骑士先生指挥的。船上有一连士兵，人们要把他们送往昆仑岛与去年送往那里的另一连士兵会合。船上还有两名王家(军事)工程师，其中之一的头衔是昆仑岛指挥官。

    船刚驶到看不见陆地的海面，我就开始晕船了，新出海的水手们情况也不比我好。在此场合下看到这么多人浑身乏力、横七竖八地趴在缆绳、大炮或箱子上而且得不到任何慰藉，真叫人可怜!而老水手们见状仅付之一笑，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不适没有危险、何况也无药可治。

    战舰费了不少事才驶离加斯科涅湾，因为当时风很弱，难以使船前进。但一过菲尼斯太尔角，风就强劲起来了。3月19日，我们见到了波托桑托岛，次日见到了马德拉岛。随后我们遇上了信风，使我们安稳地驶到了赤道。4月12日，我们在西经2度处驶过了赤道。按惯例，这一天是全体船员的喜庆日子。以前未经过赤道的人要为喜庆活动掏钱，而且在喜庆中要被弄得浑身湿透，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大洗礼”。如不想被弄湿，可在盆子里放点钱自赎；若掏不出钱或不愿掏钱，就要被扔进装满水的木桶里，而且还要被浇许多桶水。

    信风把我们吹到了赤道，同样的信风又把我们径直吹到了特里尼达德岛、随之吹到离巴西海岸不远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终于遇上了有利的风向，使我们越过了好望角。过好望角时，大海上风平浪静；但我们刚刚测探了海滩的水深，一场西北风就使我们的船在整整两天时间里左右摇晃、前后颠簸，其状足以令不惯于海上旅行的人胆寒。第一次看到自己置身于一条容易损坏的船上，忽而被抛向浪尖，猝然又掉人深渊，感受到波涛对船只可怕的震动，以至稍不留神就要跌倒，从船的一侧被扔到另一侧，目睹船只几乎侧卧于波涛之中，大炮浸到了水里，海水经由最上层的舷窗从各个方向飘落到船上，这一切可不是太惬意的事。然而风暴毕竟不能总那么刮下去，随之而来的是平静。于是，大家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刚刚经历的恐慌。

    我们已经有三个月只能见到天空和海洋了，还需三个星期才能到达我们要停泊的波旁岛。士兵中出现坏血病的日子已经不短，好几人已因此死去，不久它就会波及所有船员，很少有水手能够幸免，船上六十余人已卧病不起。我因此有了履行传教士职责的小小机会。雪上加霜的是，风把我们吹到了南纬40度之处，因此，到达波旁岛时，船上几乎有一半人即将死去，十七具尸体己被抛人大海。

    这个岛上有各种上等清凉饮料，尤其是空气极佳。在(岛上逗留的)十二天时间内，我们所有病号都恢复了健康、可以投入工作了。该岛归法国印度公司全权管辖，这家公司在岛上设立了领导机构进行管理。岛上起初居住着从与之临近的多菲内岛出逃的某些法国人，后来主要因该海域的海盗不时获得赦免(而定居岛上)，该岛渐渐多了起来。目前这里大概有四千人，他们在这里有漂亮的住宅，另有许多从事耕作的黑奴。他们生活得很舒适，宛如一个大联盟，该岛总督博伏利埃先生精心维持着这个联盟。

    主要集镇或居民点有圣但尼、圣保罗和圣苏珊。我寄给您一幅地图，上面我尽可能准确地画了前两个集镇的平面图。这里既无港口，也无防御工事，因此无法在此避风，也无法防御海盗。我们到达前几个月，一伙海盗在圣坦尼锚地抢劫了一艘卸了桅杆的葡萄牙大船，在圣保罗锚地则抢劫了一艘奥斯坦德山船。

    波旁岛方圆约50法里，多处地方有高山，还可看到一座火山，(其喷发物)使附近布满了含沥青的东西，我们在夜间于25法里开外处见到过它喷出的火焰。美丽广阔的森林中有许多宜于造船的树木；岛上牲畜、家禽、野味比比皆是，同时盛产稻米、蔗糖及各式上佳果品，人们还栽了一些葡萄，可制作上等佳酿。

    所有动物中最妙的(无论从口味还是从对健康的作用而言)是陆上乌龟，而最讨人喜欢的水果是菠萝。这里的乌龟样子与法国所见到的一样，但是要大得多，有人断言它能活极长时间，需要许多世纪才能长到它正常的尺寸，而且可以六个多月不进食。岛上有人养了几只小乌龟，二十年过去了，仅长大了几法寸。我们船上保存的几只大乌龟三四个月里一点东西都没吃。

    至于菠萝，这在法国是相当为人熟知的一种水果。我只告诉您它是椭圆形的，大小犹如西瓜，上面长有短短的叶子，样子长得有点像开裂的松果，顶端还有一簇较长的叶子。菠萝长在一种颇似朝鲜蓟的植物上，它具有多种水果的味道，不过我觉得其边角部位味道最浓。

    我在岛上看到许多奇怪的树木和植物：长咖啡的灌木、罗望子树、椰子树、可滴出安息香的树、棉树、芦荟、乌木树等等。黑乌木不是最被看重的，黄颜色的更漂亮。野生咖啡此地比比皆是，虽是野生的，味道却不错。有人从莫卡进了一些咖啡树，只有一棵活了下来，却为栽种更多的咖啡树提供了种子，因此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我差点忘记给您讲波旁岛上的蝙蝠了，人们可把它称为“飞狐”。它与狐狸确实很像，其大小、皮毛、头部、耳朵、牙齿都与狐狸相似。雌蝙蝠有两个乳房，每个翅膀下都有一个袋囊用以携带幼蝙蝠。我测量过这种鸟双翅的长度：其翼展可达4法尺以上。据说它的肉味道极美，因此，这里的人捕捉蝙蝠的劲头正如其他地方人捕捉山鹑的劲头一样大。

   在圣保罗和圣坦尼停泊逗留了十五天后，我们于7月10日重新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并于8月中旬进入巽他海峡。我们用了不多时间很顺利地通过了这条海峡以及最危险的邦加海峡。我从未见过比爪哇和苏门答腊滨海地区更讨人喜欢的地方了：平坦的土地上栽满了橘树、椰子树及其他果树，无数小溪灌溉着大地，山丘上覆盖着迷人的小树林，森林四季常青，村庄、住宅无不散发着田园诗般的乡间美色。一切都说明这里是世上气候最好的地区之一。

    在我们路过时，一艘爪哇人的船只驶向了我们，他们迫切希望我们给他们斧子、刀子及欧洲其他工具。他们的肤色既不黑也不白，而是紫红色的。他们温和、亲热、不拘礼节。他们希望让我们停下来，还以手势告诉我们，他们就住在附近村子里，在那里我们可得到各种食品。然而我们什么也不需要，而且风向很顺，我们要尽快到达昆仑岛让船上的士兵下船。9月7日，我们看到了该岛，次日，我们在看得到小港口的地方抛了锚。对于这个港口，我们的知识仅限于当皮埃尔在其环球旅行记中提供的叙述及不完全的地图。

    我们原以为，岛民、尤其是先前被送上该岛的法国人一看到我们的船挂着白旗停泊在那里，就会马上赶来看望我们，还会带来我们已开始缺乏的食品。然而，没有任何人露面。我们等了数日以便让他们有时间知道我们；一切均属徒劳。最后，我们派了一名军官搭乘小船去了解情况。带回的消息是，他跑遍了锩口附近地区却未见任何人影，只看到几间破茅屋的残留物，在其中一间还发现了冒着热气的灰烬、滑膛枪的子弹及欧洲士兵的衣服碎片，这些欧洲士兵只能是法国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二十年前英国人在该岛遭遇的不幸，因此，很多人认为我们的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听到如此悲哀的消息，人们打开了(印度)公司的秘密盒子。盒内装的指令是：修复一艘据说已在昆仑岛港内的船只，留在该港，等候将于下年到达的另一艘船只，尽可能增加岛上已开始建设的设施。我们尽力执行指令。然而，为了前往中国，我已航行了六千多法里，如今离它仅三百法里之遥，却只得驻足于此凄惨地呆上整整一年，这使我无法不感到忧愁。

    当时的风向对我们登陆不利，经过十七天努力我们才进了港。进港时看到一条独木舟正划向我们。还有一些渔民大老远就以其方式向我们致意，上了我们船后，他们尽其所能告诉我们，岛屿另一侧住有居民，还说有一艘大船(他们说了船上主要军官的名字)就在我们所在位置过了冬，后因季风转换便去了中国。

    听了这些话，我们弄清了那艘法国船只的下落。人们对这些善良人表示友好，请他们饮酒、吃饭，还告诉他们可把想卖掉的东西拿来，并让其明白他们能卖个好价钱。然而昆仑岛十分贫瘠，如不去大陆上找粮食寻求帮助，当地人自己都会饿死。因此，在近四个月时间里我们从他们那里仅得到一些鱼一一这是他们不时送来的，卖得很贵一一，以及很少一点家禽，每只卖价高达1皮阿斯特。

    不过，我们还是让一连士兵上了岛。由于他们在雨季里还要搭茅屋，因此受了不少罪，而这里的雨远比欧洲要多。疾病再次在他们中蔓延，不久又波及到水手，两个病房已人满为患。乘客、军官。甚至船长本人也患了病，此外，补给又异常缺乏。我时时不忘安慰病人，劝他们耐心等待，但我也需要自我劝导；我和其他人一样也倒下了。在近一个月时间里，能否见到中国变得相当难说了。

    12月21日，装着猪和家禽的三条船终于从柬埔寨驶到了这里：这是昆仑岛岛民为我们找来的食品，而且相当廉价地卖给了我们。在他们离开时，我们交给他们几封以拉丁文和葡萄牙文写的信请其转交科钦支那的传教士，以便请后者设法帮助我们走出困境。信寄出相当长时间后依然杳如黄鹤。

    新鲜食物不久就使船上的人恢复了健康。次年1月，我们欣喜地见到三艘法国船只从中国驶到了这里，它们奉(印度)公司总裁之命在返回法国途中寻找我们。它们给我们面粉、牛肉、啤酒。这样，我们在漂流中也没啥好抱怨了。锦上添花的是，到了3月份，公司另一艘从中国赴暹罗经商的船只也进了我们港内；与此同时，满载食品的第四艘柬埔寨船只又接踵而至：这一新的援助一方面起因于传教士的关心，另一方面也与管辖附近海岸的官员对我们的猜疑有关。昆仑岛的岛民曾在大陆上散布说，外国人在他们岛上建了定居点，似乎想住在这里，这些外国人中甚至还有女子。而我们士兵中确有三人结了婚。这些消息使官员决定派遣一名下属来察看究竟。在传教士请求下，他准许这名下属私下里装了一船食品接济我们。我们是从原籍葡萄牙的一个马来人那里获悉这一特殊情况及其他许多事情的，传教士们托他带来了对我们的复信，派他随船前来充任翻译或是到这里找点酒、药、外科医疗器械之类的东西一一因为传教士们认为我们船上或许会有。有了这些接济，我们可以比较安心地等待季风转换期以便前往中国了。先生，我想您一定乐意知道我在亚洲这一地区的所见所闻吧。

    昆仑岛是柬埔寨王国以南15至20法里的一个小群岛，由八个或十个岛屿和岩礁组成。其中最大的岛屿长不过4法里，上面仅有一个村子，坐落在岛上几乎惟一的一片平地上。岛民的房屋是用竹竿胡乱搭成的，并无固定式样，上面盖的是从溪边割来的很长的草。这种窝棚既无门，也无窗。为了进出及采光，他们让窝棚的一侧完全敞开，而这一侧的屋檐则要伸出一些。窝棚要离地数法尺高，这样既可防潮，夜间又可在窝棚下关家禽，家禽的气味对他们是无所谓的。窝棚底板每隔一段时间要往上抬4—5法寸。他们实际上是在席子上接待外人的，会客时温和、亲切，忘不了以槟榔、萎叶待客，还会递上一只烟斗。他们晒得很黑，几乎全身赤裸，只有举行仪式时除外一一这种时候有的人甚至穿得相当整洁。在他们看来，最黑的牙齿是最美的，因此，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把牙齿弄黑。他们听任头发自然生长，因此头发一般都很长，我见过有些人的头发垂至膝盖以下。

    由于昆仑岛的岛民多数是从大陆逃来的，而大陆上有传教士在活动，因此我觉得不少岛民曾受过我们圣教奥义的教育。我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见我穿着教士服装(传教士在科钦支那可不必更换装束)便信任地走近我，用手划着十字，口中背诵着基督教的祷文。我只能听懂其中几个专有名词一一如耶稣、玛利亚、约瑟以及最后的结束语：阿门。我尽量用手势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我举起双手，随之又俯伏在地上，以便向他们表示应当崇拜造物主和天地的最高主宰；我伸展双臂作十字架状，使他们想起令人爱慕的救世主耶稣之死；我拍着胸脯以便使其明白必须憎恶自身的罪孽。我真希望能做得更多些，然而语言太难了，没有翻译帮助要想学会表达内心世界的词语是不可能的，而内心世界的事又是外在手势所无法表达的。

    岛上只长有很少一点稻米，另外还有一些甘薯和味道尚可的菠萝。山上几乎到处长满了可做各种用途的漂亮的树木，甚至可以做船桅。其中有一种随处可见的树上可滴出一种树脂，居民们用以制作蜡烛。为收集一一或者说为了让树流出树脂，他们在树干上挖一个大而深的缺口，其底部就成了盛树脂的容器。在一年中某个季节，他们在缺口处点上火，因为热量能促使树脂流出来盛满容器。他们用细小的碎木屑抹在树脂上，然后卷在长长的树叶中晒干。此物点燃后足以照亮一个房间，但一会儿就使屋内烟雾弥漫了。

    昆仑岛上没有比槟榔果和蒌叶更常见的东西了。岛民们用小盒子装着它们随身携带而且不断地咀嚼。除野鸡和野鸽外，我们在岛上未见任何别的野味，但有许多大得出奇的蛇和蜥蜴。我们杀死过一条长达22法尺的蛇和好几条蜥蜴，后者长达7至8法尺。

    更奇的是岛上居然有会飞的蜥蜴和松鼠(鼯鼠)，为让您有个更清楚的概念，我画下了它们的形状。会飞的蜥蜴很小，仅7至8法寸长；鼯鼠大小与人们在法国所见的相仿。它们翅膀都很短，长在前爪至后爪之间，与其背部相齐。鼯鼠翅膀上有很短很细的毛，蜥蜴的翅膀仅是光溜溜的一层薄皮。我们见它们从这棵树飞往那棵树，飞行距离是20至30步。它们能否飞得更远?这我就无法告诉您了。蜥蜴还有个特别之处：头部下面有个长长的袋囊，底部是尖的，这个袋囊时不时会鼓起来，飞行时尤其如此。

    昆仑岛属柬埔寨国王管辖。英国人在上个世纪曾买下了该岛，还在村口建了一个堡垒；但因他们人数太少，而且只得雇佣马来士兵，所以在二十年前全被杀死了，堡垒也被夷平，如今尚能见其废墟。从此，该岛仍由柬埔寨人管辖。这个国家和占婆王国一样，是科钦支那国王的附庸；而后者本身以及东京和暹罗国王皆是中国皇帝的附／庸。目前，暹罗国的使臣们正在北京缴纳贡物。

    科钦支那、占婆、柬埔寨等皆是很不开化的国家，它们与邻国几乎无任何交往，相互关系中也缺乏秩序与和睦。权贵们犹如小暴君一样不择手段地掠夺百姓。国王们则对权贵施以更专横暴戾的措施逼他们吐出侵吞的钱财。我们亲眼目睹了此类严酷之事。管辖昆仑岛的官员闻听外国人在岛上分发过一点钱，便多次派酷吏来岛，经严刑拷打，拿走了可怜的岛民用血汗换来的全部钱财。有些岛民为免遭追捕而逃到山里或藏在林中，但酷吏们还是把他们搜了出来，直到交了钱才算了事。这对航行途中必须在这里靠岸的人来说真是个灾难，1721年被迫于此停泊的法国船只便是例证。起初，上岸购买食品的军官们受到了较好接待，当地人甚至装出友好的样子竭力邀请船长下船，但目的是想勒索更多的赎金。当地居民甚至打算劫持船只，因此多次派人侦察，鉴于无力实施这一计划，他们就在被其困在岸上的人身上报复。他们把我们的人绑起来予以虐待，有的人举着斧子威胁他们；传教士获悉这一暴行后立即出面干预才保全了他们的生命，但我们被迫交付了可观的赎金。这些野蛮人的城市只是可怜的小木屋的杂乱的集合体。即使科钦支那国王的王宫也几乎毫无有别于百姓窝棚之处。

    这里百姓的风俗习惯在某些方面与印度人相近，更多的方面则类同于中国人。他们与印度人一样相信灵魂转世说，但这不妨碍他们食用各种动物。他们十分崇拜马和象，屋子里还有它们的画。在他们看来，一个大人物死后能得到的最高奖赏便是托生为马或象。

    他们视孔子为普世第一博学者。他们对死去的先人及本民族中出类拔萃者非常尊重，因此，他们要在家中或其他地方的小礼拜堂中为其焚烧香锭。

    但他们最神圣的地方是一个公共广场，中央耸立着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端还有一根稍稍倾斜的横梁，看样子是挂旗子用的，他们称其为touvo．周围有许多小礼拜堂，他们正是在这里鞠躬祭拜，点燃许多小蜡烛，奉献米饭，宰杀牲口一一尤其是山羊一一献祭。若遇公共节日，这里还会摆开盛宴，席间人们免不了饮用烧酒(用米酿制的酒)而酩酊大醉，随之还会跳舞、演戏，但常常也出现争吵和斗殴。

    我在昆仑岛好奇地造访了一个和尚的家，他是我偶然遇到的，却彬彬有礼地邀我做客。他在这里造了一座小庙，庙最靠里的地方有个祭坛，上面排列着三个小雕像。中间的雕像是个坐着的老者，头上戴着三重冕似的东西；另两个中的一个也是坐像，较为年轻；第三个雕像尚未完成，无法辨认。三个雕像的名字是：Mat-Loi，Bot—loi，Con一 loi；意为苍穹，天王，天子。和尚就此对我说了一大堆话．他的妻子 (这个和尚是结了婚的)也想插进来作一番说教，但我对他们说的话一点也听不懂。

    看到三个雕像中有一个是戴着三重冕的老者，我不由想起有人曾说印度布拉克曼人对三位一体及降生说有某些模糊的概念，因此我设想这个和尚或许也会有同样的概念。我向他伸出三个手指，把它们分得很开，然后将其合拢以表示统一性。和尚与我同样这么做，显得明白了我要向他表达的意思。我伸出双臂作十字架状，同时以头部做了几个动作表示一个人受难而死。他又同样这么做。由此我得出结论，他很可能从我们在大陆的传教士那里获得过有关我们圣教奥义的某些知识。走出家门、面朝太阳时，他似乎对这一物体颇有崇拜之心。而且我知道这里的百姓崇敬月亮、大地和神灵；根据他们的想像，它们主宰着火、空气、田野、海洋和河流；此外，他们还有多种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偶像。

    这便是我所获悉的这些民族的宗教与习俗的全部情况，传教士们对此已作了较长时间的研究。目前这一地区有二十名传教士，为首的是一名主教及一名助理主教。他们中有三名法国教士，两名当地教士，三名方济各会士，其余皆是耶稣会士。科钦支那国王宫中用了两名耶稣会士，一位是数学家，另一位从事医学。传教士中有几人在占婆王国，余者在科钦支那王国。柬埔寨王国中目前尚无传教士，我们等情况更有利时再进入。四年前那里发生过一次迫害，一名日本教士遇害，基督徒被驱散。国王是赞成这一谋杀的，肇事者还得了奖赏。另一名传教士前一些日子在那里死于贫困，而且无法提供任何服务。只有天主能改变人们思想和心灵，并驱散阻碍此间百姓睁眼接受福音之光的阴霾。

    1722年6月1日，在结束了昆仑岛小港中整整九个月令人生厌的逗留后，我们终于张帆驶向中国了。这段航程不过300法里，人们通常只需八至十天，我们却用了近一个月。中国南部海岸小岛极多，很难从中发现哪里是珠江入口，这就是我们遇到的麻烦。一位渔民见了我们的皮阿斯特后帮我们摆脱了困境，极灵巧地带我们穿过岩礁到达了伶仃岛。我们在该岛抛锚，等待中国引水领我们进港。引水到了，但刚带我们行驶了几法里就让我们在沙滩上搁了浅。我们只得把许多木材抛在海里，同时把为了不喝不卫生的河水而贮备的饮用水倒掉以减轻船的重量，这才使船只浮了起来。

    最后，在离开法国十六个月后，我们终于于6月26日到达了广州黄埔港。人们很容易忘记过去的辛劳，而当见到充满爱德和亲切感的教友们人人都忙不迭地前来为一名旅人消除疲劳而效力时，人们甚至会乐于回想已成为过去的劳顿。这便是我如今在广州法国传教会中的情况。该传教会是已故的路易国王捐赠建立的，他的虔诚、热情和善行在最遥远的天涯海角都能让人感觉到。

    先生，我还要给您说说我到中国后不多时间里见到的一些事。没有比这个省份的平原地区更肥沃更宜人的地方了，迷人的平原上栽着水稻和果树，或是延伸着一片片美丽的草地，尽头则是苍翠的丘陵。珠江的好几条支流及无数水渠灌溉着原野，城镇、村庄星罗棋布，百姓万头攒动。然而山上却很贫瘠，完全是光秃秃的。

    我只远远地见过澳门，因而对此无以奉告。我已生活了四个月的广州是座大城，更确切地说，它是由高大美观的城墙分隔开的三个城市的集合体；然而这三个城市连接得又如此紧密，以至同一座城门既是一个城市的出口，又是另一个城市的入口。整个集合体略呈方梆形，其方圆我看比巴黎小不了多少。远离市中心的人出外访客有时要乘坐一小时的轿子。然而城里既无空地也无宽敞的园子。街道长、直、窄，只有几条较宽；在较宽的街道上隔一段距离便可看到一座相当漂亮的凯旋门。房屋皆是平房，几乎全是土屋，夹杂着一些砖块，屋顶盖的是瓦片。街上全是店铺，店内十分干净．还有几座供奉偶像的庙宇，旁边是一排排和尚住的单人小间。这些庙造得有点古怪，但挺好看。孔庙及读书人会试作文的考场是颇为怪异的所在。

    官员们的衙门也有其漂亮、庄严之处，不过与欧洲类建筑的漂亮与庄严还是不同的。珠江两侧布满了一排排难以计数的船只，无数百姓惟一的居住地便在这里，从而形成了一个可观的浮动城市。因此，若把组成广州的所有人计数在内；有人认为至少有一百万人口。使我相信这一点的是，城市面积很大，街上时时人满为患，而且还不见任何女子露面。

    但这么多百姓中基督徒有多少呢?可惜仅寥若晨星!不过广州毕竟有几处教堂，还有热忱的传教士。只是此地商贸的喧哗吸引了中国人全部的注意力，而中国人又大多贫穷，仅靠勤勉的往往收入无多的劳动活命．至于那些达官贵人和富翁，他们在这些不幸的地区只能离天主的王国更远；以不正当的手段敛财，只要养得起就多多益善地娶妾，此等行径是套在他们身上的深重锁链，不费极大气力就休想打破。我们在乡间获得的慰藉要多一些。福音传播者们把他们的讲授教理者派到了那里，后者自行传播圣教，于是，有益的种子进入了纯朴的心灵，天主的田园渐渐得到了耕耘和拓展。他们从教育一个村子里的几个村民人手，让其接受洗礼，受洗者又会吸引亲朋好友参加。当新入教的人数足以形成集会时，就在当地建立小教堂。基督徒每逢礼拜日和节庆日都会聚集于此。新鲜感、教育、良好的榜样、尤其是天主的恩泽使新入教者与曰俱增。讲授教理者教他们“道理”(基督教义)，传教士巡回布道，听他们忏悔，给他们教育，给他们施洗，天主的事业就有了进展。

    两个月前，我们修会中一名神父告诉不久前他在那里建了一个小教堂的村子里的信徒，圣母诞生日前夕，他将到他们那里。在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路的地方，他看到亲爱的新信徒们分成几个小队在路旁迎候他。最前面的几个信徒见他到了，便跪下接受祝福并簇拥着他走到第二队人面前；第二队人与前面几个人一样做，其余人纷纷效法。随后，大家一起陪他到小教堂。祈祷和教导结束后，神父为他们行了圣事并为四名初学教理者施洗。当然，由于城里总有传教士，因此洗礼总的说要比乡间频繁得多。不几天前，我以虔诚的好奇心参加了一位已近古稀之年的老人的洗礼，劳累已使这位老人满头白发、弯腰曲背了。他走上天堂之路虽已很晚，但或许能比我们走得更远。另一名传教士外出八天后最近刚回来，途中为十二人施了洗。第三名传教士明天将进行类似的“出征”倘能与他同行，以便亲眼看看曰后我能效法的一个榜样，我该是多么高兴；然而，除了我还不懂中文因而于他工作无补外，我还要为迫在眉睫的一次长途旅行作准备，因此只得留在这里。

    在上次封斋期期间，我刚说起过的传教士中的一位在距此不几天路程的一个小城中发现了一小批基督教修女，她们自动聚在一起过修院生活。天主在这个修会中极受敬奉。信奉基督的妇人和姑娘们聚在这里从事虔诚的宗教活动：她们把尚未信教的亲属和女邻居领到这里，让她们接受有益的教育。此举对宗教尤为有利，因为传教士从不与信奉偶像的妇女攀谈。其他修女很想与她们联合起来，然而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没有工作，没有足够的经费，要维持下去看来也难。传教士让人给她们买了一处相当宽敞的场所，现在又让她们中一些入学了一门很好的手艺，而她们又可以教其他人。因此，我们对这个小小的机构期望甚殷。

    我们对不久前去世的一位广州传教士(朱耶芮神父)深感痛惜，他在上个月走访几个乡间教堂时发现了施展其虔诚的广阔天地，同时也获得了在天主前有价值地死去的机会。在为大批新教徒举行圣事并为多名初学教理者施洗后，有人告诉他在一个偏僻所在有一所被所有人都弃之不顾的麻疯病医院，里面既有基督徒，也有不信基督者。他认为应当帮助这些不幸者，但后者使他染上了疾病，没几天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正是这位传教士在这座教堂里创立了一种旨在拯救生灵的方法，据我看，此举导致了人们力所能及的最大的善行，这就是精心收养被其父母抛弃的婴儿。这种婴儿可在街上见到，有时甚至已被狗和其他动物咬伤，我到广州后就见过这种事。给这些垂死的孩子立即施洗照样能造就预定灵魂得救的人。传教士死后，人们以当初推动传教士从事此事的同样的虔诚继续着这项善举。

    这项活动在中国其他城市也有收获，因为可诅咒的弃婴恶习到处都有。只要有钱支付讲授教理者(他们每天一大早就要走街穿巷为临终的孩子施洗)的工资，收获就会是丰盛的。有人肯定地告诉我，人们每年在北京要把三四千名孩子送上天堂。

    看到天堂里这样住满了人固然是一种慰藉，但想到大批人未能领受我们的虔诚，不免仍叫人忧愁。为了推进真正的宗教，我们在此为何不能做伊斯兰教徒为扩大其宗派并在帝国站稳脚跟而做的某些事呢?在别处，他们手持马刀传播他们的教义，在中国，他们靠金钱取得了巨大进展。他们到处大批购买崇拜偶像的孩子，而且为此不放过任何机会。几年前饥荒时节，他们仅在广东一省就买了一万多名孩子，这些孩子既是他们奴隶，又是魔鬼的牺牲品。他们给孩子们成亲，给他们买或为他们建一片居住区，甚至买下整个小镇。渐渐地，他们的努力拓展到了许多地方，甚至不容许任何居民不参拜他们的清真寺。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就是这样急剧发展起来的。

    先生，这就是我从法国来中国时答应给您写的报告。倘若您此刻见到有幸给您寄这份报告的人，我想您未必能轻易地认出他来。蓄了两年的胡子，头上刮得光光的，只在欧洲教士们剃去头发的部位留有一缕青丝，穿着人们无法想像的服装，这一切使人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这只是外表的变化，而且我确信，从我如您希望的那样急不可待地告诉您各种事情这一点上，您依然会认出我来；这些事情或能感化您，或能引起您的好奇。

    在此以前，我对在华传教士的服饰并无准确的概念，我以为他们有一种使其有别于中国人的特别装束。我想错了。我们的服装是这里体面人穿的服装。我把和尚排除在外，他们不穿常人服装，属于下九流之列。我们穿一件白布长袍，外罩一件同样长的通常是蓝色的丝袍，束一条腰带，这一切之外还要套一件短一点的垂至膝盖的黑色或紫色的宽大外衣，袖子又宽又短，戴一顶如缩短的圆锥形的小软帽，帽子四周垂有丝穗或红色的马鬃，脚蹬一双布靴，手摇一把扇子：这便是我们每次出门或拜访重要客人时必须装束起来的样子。在家里时可脱下部分衣物，但做弥撒时千万别忘戴上那种特别的软帽而且要穿靴子。

    这是个讲究虚礼客套的国家。虽说鞑靼人革除了不少规矩，做任何事仍要谨慎小心。人们到处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与我们法国人坦率而无拘束的气派迥然不同。不过这还不是最麻烦的，令人更头疼的是这里的语言非常难讲，阅渎和书写就更难了，然而又必须学它．这种语言与欧洲正在使用的或已经死亡的任何语言均毫无关系，其读音对最资深的传教士都是一种障碍。近八万个字，每一个都由许多无序的笔画构成，怎么能学会这一切呢?我们尽力而为罢了，天主也不会苛求。要熟练掌握必须多年时间，而且能做到的人仅风毛麟角。

    科钦支那、东京、日本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一样，而且表示同样的事物；不过百姓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口语差异悬殊，说话时相互无法听懂，但写出来相互就懂了，而且他们的书籍都是共通的。这种文字在这一点上犹如我们的算术数字：许多国家都在使用它们，各地对它们称呼不同，但它们到处都表示同一事物。

    我画下了一种我觉得很奇特的动物的图形寄给您，人们称它 “带角的鱼”或日“魔鬼”。其身体如同一只有四个面的鼓，一头较小，尾巴扁平而长，两端几乎一般宽。它通体坚硬，混身长有排列整齐的六边形图案，还长着像轧花革那样的小颗粒。我还高兴地见到了其他一些动物，如鲨鱼、鼠海豚、飞鱼等等；若不是公众手头形形色色的记叙已经使它们为人所熟知，我一定会向您描述一番，不过现在我仅略说一二。

    鲨鱼是海里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硕大无比，食欲极旺，我们抓到的一条长约]2法尺。它的嘴能吞下整个的人，嘴里有五排牙齿，活像林立的钢针。它总有许多小鱼做伴，这些小鱼通常游在它前面，为此被人称为“鲨鱼向导”。另有一些其他品种的更小的鱼附着在鲨鱼身上，甚至当鲨鱼被擒获时也不离开；人们称它们Succais。鲨鱼有时会连续两三天尾随一条船只，指望获得某些猎物。

    鼠海豚真像一只海猪：浑身长着厚厚的极白的肥膘，没有听觉，头上有个孔，人们认为这是它用以呼吸的。其中真实的是，我们见它不时把头伸出水面，随之又立即沉下水去。它有肺以及与猪相似的各种内脏，血是热的而且很多，游动速度令人称奇，有时可跳出海面15至20法尺高。鼠海豚及鲨鱼与陆上动物一样会怀胎、下崽。我们捕到过一条雌鲨鱼，腹中怀着六条已充满活力的很肥的小鲨鱼。

    飞鱼有两种，一种较小，仅有两个翅膀；另一种较大，有四个翅膀。但最大的也只有1法尺或]5法寸长。两种飞鱼都能飞得相当远，若遇金枪鱼或鲷鱼追逐它们，人们可看到它们像地面上飞起一群山鹑似的跃出水面，金枪鱼跟着高高跃起，若跃起时抓不到飞鱼，便在水面上紧迫飞行的猎物，待其落水时再抓住它。我饶有兴致地看过一次这样的追逐，真叫人赏心悦目，尤其当大群的鱼追逐和被追逐时更是如此。当食肉猛禽也加入此种拼杀时一一这是可能发生的一一，飞鱼无论在水中还是空中都没了藏身之地，这种景象看起来才叫过瘾。

    不久前，有人在中国雕刻了一种木板画，表现的是该帝国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上空出现的四个十字架图像。我把这一木版画寄给您，上面还有中文解释，标明了出现这些景象的地点、延续的时间及目击者人数。

    此信以一个悲惨事件结束，天主虽然容忍了此事的发生，但无疑将从中赢得荣光。东京正在全面迫害基督徒。教堂被毁，讲授教理者受到虐待，出逃的传教士在森林里流浪，新信徒们被迫敬奉偶像，这便是那里基督教徒所处的可悲境地。我们获悉两名神父已被捕，主教先生靠了非凡的机智才得以逃脱，他当时正在一个基督徒家中，有人通知他一些士兵来抓他了。他马上让基督徒点火烧房，后者从命，于是，他趁火灾引起的混乱得以逃脱。   

    我们在这些地区的总会长为增援这个被破坏的教会最近进行了尝试。他从毗邻东京王国的一个省的最高官员那里获得了几封推荐信，准备了礼品，启程前往东京宫廷。他计划首先只要求(东京)国王允许留一个人看守我们一名神父的墓地，后者是以前按先王之命被隆重地葬于该国的。这样，一名不受骚扰的传教士就可永远留在那里，而且您可以想像，为了安慰受迫害的基督徒，他会不辞劳苦地做能做的一切。

这次迫害的起因如下：有位基督徒是富商之子，他养了个姘妇．传教士严肃地指出了他的错误，使他赶走了姘妇。后者为报复，便指控这个基督徒的父亲家中有走私商品。搜查时发现了货物；由于搜查是全方位的，所以还发现了弥撒用品及其他许多基督徒使用的物品。宗教在东京只是被容忍而已，要想传播则只有秘密进行。贪婪的抢劫欲望一一再加上据其他人说国王听说国内基督徒人数后十分担心一一导致了可怕的搜捕，使这里的基督教徒惨遭损失。我把这个深陷于死亡阴影中的传教会托付于您神圣的祈祷，也托付于您虔诚而高贵的修道院的祈祷。我本人尤其要为之祈祷。顺致崇高敬意…… 

附：康熙五十七年天空出现了十字架

……A：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廿四日，即1718年8月20 日，山东济南上空出了一个大十字，其底部环绕着一个白色云团。这一奇观发生于晚上7点至9点，与此同时，一股流火起于东方，行进途中留下了一些火星。

这一奇观渐渐向西北方向消逝，消失在全城发出声响。上万人听到了声音，见到了奇观。

    B：康熙五十七年八月十四曰，即1718年9月8日，晚上7点至9点，在同一个济南城，人们在空中看到了比前一个十字架更大的白得耀眼的十字架，四周环绕着一圈精巧的云彩。在一刻钟时间里，十字架倾斜着开始从南方移向北方；在另一个一刻钟时间里，重新直立的十字架则从东方移向西方。   

    该城所有居民均目睹了圣母诞生日出现的这一奇观。”

  C：康熙六十一年五月十日，即1722年6月23日，晚上7点，浙江首府(杭州)东南方向天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发亮的十字架。居住在该城各区的许多入都看到了它，约半小时后，十字架消失了。这一奇观出现于圣让巴蒂斯特诞辰的前夕。

  D：在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金家桥村，有一个姓姚的人在那里建了一座小教堂。每逢节日，基督徒便在此集会、祈祷。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即1719年12月31日，适逢集会之日；晚上7点一刻许，人们突然看到教堂上方（的空中)出现了一个白色发亮的十字架。和先前出现于山东的那个十字架一样，这个十字架周围也有一圈白色云团，圈内还可以看到星星。过了一刻多钟切就消失了。    

有十一人在圣西尔韦斯特节这一天见到了这一景观。 

  (1722年1 1月4日于广东省)

阁卜：

    我到达中国仅几个月，踏上这片土地时，见到不久前曾给人以如此美好希望的一个传教会处境这般艰难，使我感触良多。教堂被毁，基督徒被驱散，流亡的传教士在中国第一港广州闭门不出，因为他们不得进入帝国内地，宗教本身也即将被禁止，这便是在我进入帝国之际呈现在我眼前的凄惨景象，而人们先前却在这个帝国发现了如此有利于听从福音的倾向。

    我们两名滞留广州的传教士利用他们的流亡成就了实实在在的善事，值得热心拯救灵魂的人们的关注。他们在不几年时间里为大批临终的孩子施了洗。

    鉴于我对阁下的了解，我想您一定乐于看到天主对两位传教士机智灵活悉心工作所赋予的恩宠。他们中一个名叫迪博多里的神父在一封信中对我详细叙述了这一切，我冒昧把此信寄给您。下面便是不几天前他写给我的原话：

    您曾表示，倘若我把天主启示我们在广州所做的善举，即救援弃婴并给他们施洗的详细情况准确地告诉您，您将不胜感激。

    这对我是一种安慰，我绝不会拒绝。这里有两类弃婴：一类弃婴被送往收容所，中国人称之为育仁堂，即慈善堂。弃婴们在此受皇帝下拨的费用抚养。收容所盖得大而宏伟，拥有养育这些可怜孩子所需的各种设施，还有保姆给他们喂奶，医生给他们治病，管理人员负责所内秩序。另一类弃婴被送到我们教堂，我们给他们施洗，委托可靠人员喂养他们；在本信下文中我会给您解释的。

    收容所里的孩子只有临终时才受洗，有关人员会通知我的讲授教理者的，因为他就住在收容所附近，一接到通知立即赶去施洗。正如您所见到的，担负这一职责的是一个中国人。一名欧洲人，尤其是传教士进入有许多妇女的收容所是不合适的；此外，官员们肯定会得到消息，而经验告诉我们，重要的是别让这些官员知道我们进入收容所。因此，我无法亲自做的事，就通过一名虔诚的精通施洗方法的讲授教理者去做。他要留心记下死前接受过洗礼者的名字。

    您或许要问维持我从事的善举需多少费用，它不像您想像的那么高。它主要用于供养一名讲授教理者，给收容所主管人和医生送些礼品，给在孩子垂危时通知讲授教理者的两个人付点钱；另外，把孩子抱来受洗，洗毕又将其抱走的保姆也要送点东西。所有这一切费用不超过20两银子，即相当于我们通常的100法郎。以上述方式支付区区这么点钱，我们每年就能把大批孩子送上天堂，真令人宽慰。

    我们是1719年开始这项善举的，(当年)为136名孩子施了洗。4月初至l2月底，受洗孩子有114名。1721年为241名。而今年，即1722年，我统计的死前受过洗的孩子已经达267名，到年底还有两个月，因此我希望这些预定灵魂得救的人 数将超过300名。获得新生的孩子数量逐年增加，这相当明显地证明了天主对这些可怜的孤儿的关心。

    天主另一个带有明显倾向的行为同样深深触动了我们。当我们考虑收容所问题时，我们认为做成此事的办法是请管辖该所的官员帮忙。于是我们拜访他，给他送礼，向他提出我们的计划。他显出赞成的样子，凡我们希望的他都答应，但从不做允诺必扩的任何事。正当我们开始丧失一切希望之际，这位官员突然死了。我们认为应该另辟蹊径，因此不去找他的继任者帮忙，而是与收容所主管们协商。我们与他们谈妥每年给他们一笔钱，我们就能自由进入收容所(施洗)。

    起初出现过一个难题，让我对您略作说明。虽说我们在收容所只给垂死的孩子施洗，但并非所有孩子受洗后都会死去，有几个还是活了下来。在此情况下他们出路如何呢?若落入非基督徒之手，洗礼的恩泽对他们将失去作用，虽说身上留下了天主羔羊鲜血的痕迹，但既然看来他们从未认识其价值，也就难以从这一恩泽中受益。

    我承认这是个大难题，但也并非无计可施。我和讲授教理者有一份受洗及受洗后死去的孩子的准确名单，我们时常予以检查；倘若受过洗的孩子中有人恢复了健康，我们就通知收容所的庶务(他们也有这些孩子的名单)不要将其交给到收容所领养孩子的非基督徒，而由我们将其领出来安置在基督徒家里。这需要新的费用，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此举可确保这些孩子获得拯救，天主的事业也可无虑且无所顾忌地进行了。

    人们给我们送来的弃婴不怎么多，但供养他们的必要费用却很昂贵。去年我在我们教堂里为45名这样的孩子施了洗，获得圣宠数天后他们就去世了。今年我在十个月中为30名孩子施了洗。开始时我们每年仅为五六名孩子施洗，但我有理由认为，此后，每年受洗的人数将上升到60名以上。

    如果我有足够的经费，就会像人们在北京所做的那样供养多名讲授教理者，把他们派往人们习惯于弃置婴儿的城中各个街区。我甚至可以花不多的钱为非基督教徒即将死去的孩子施洗。只有在这种场合，我的贫穷才会给我造成真正的障碍。若有人送来孩子，我们便施以洗礼，并为其物色保姆。一个保姆每月只拿25个苏，不过孩子的衣物和患病时的药品由我们提供。起初，寻找保姆颇费周折，如今我找到的保姆比所需的还多。同样，以前必须派人到有人抛弃婴儿的地方去找弃婴，现在自有非基督教徒把弃婴送来，因为他们看到这是有报酬的。不过仍有许多弃婴我们照顾不到。看到弃婴浮在河面或被水流卷走，那是家常便饭。他们有的得到了救援，有的则被置之不理。几个月前我亲眼目睹了一件怪事。有人抱着一个还活着的婴儿去埋掉，一个基督徒见状就去要孩子并答应抚养他。那个人爽快地把婴儿给了基督徒。后者立即把婴儿抱到了教堂，我们为他施了洗，两天后，婴儿咽了气。

    单单为这些孩子寻找保姆、提供安置是不够的，还需时常探望他们，尤其要保证受托人的诚实和善意。若不如此谨慎从事，有时就会遇到麻烦。

    若孩子身体健康，有希望活下去，我就尽快脱手，或将其送给某个愿意抚养他的基督徒，或以某种奖励鼓励基督徒将其领走。我无法，对您说清抚养这些孩子每年所需的费用，因为这很难估计，它取决于孩子数量，还取决于随时冒出来的无法预料的某些费用。但如何筹措呢?您可能会问。啊!我亲爱的神父．在此情况下一个传教士不拿出一部分咱己的必需品是困难的!此外，希望在天堂里获得保护的虔诚的人们也为这些幼小无辜的生灵捐赠物品以确保其受洗。您一定会承认，我把他们捐赠的财物派了最可靠的用场。

    我完全信赖神圣的天主，因此不拒绝人们送来的任何孩子，目前我让人喂养的有18名。在如此神圣的工作中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我们同时从事着一项心灵与肉体上的慈善事业，对这些被父母残忍对待的可怜的受害者所施的仁慈直接与天主之子本身有关，正如他自己向我们断言的那样：‘你们每次对我某个弟兄所做的事就如对我本身所做的一样。’(《马太福音》25.40)

阁下，迪博多里神父的信到此结束了。我乍到中国，还没做什么事可向您报告。我荣幸地在他信后补充这一小小细节一并寄您。致以最深的敬意。

(1723年5月1日于北京)

 先生们：

    你们或许会感到惊讶，我为何从如此遥远的地方给你们寄以你们无疑不认识的文字撰写的一部解剖学论著、一部医学大全及一些物理学论著呢?但是，当你们看到我所寄的是译成了鞑靼文的你们自己的著作时，你们就不会惊讶了。是的，先生们，这是你们的思想，你们机敏的发现，是不断钻研所获得的可敬的成果；正是靠了这种钻研，科学才达到了我们所见的高度的完美。我甚至要说，正是这种发现在众多民族中唤起了既有益又宜人的研究兴趣。他们通过翻译你一们的著作利用你们第一流的成果。．而鉴于著作年年增加，许多人宁愿学习法文以便亲自从源头吸取营养，而不想等待(译员)虽然勤奋但毕竟太慢的手为他们开启你们知识的大门。

    在欧洲也非常有名的中国皇帝热爱科学，渴望获得外国的知识，但他不认为必须学习我们的语言以利用这些知识；他觉得对他来说最便捷的办法是让我把(法国的)种种发现详尽地译成他的母语，因为以前我在交谈中只对他做了粗略的介绍。

    这位于1722年12月20日去世的君主是人们在许多世纪中才能见到一个的那种非凡人物之一，他对自己的知识面不加任何限制，亚洲所有君主中从未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爱好科学和艺术。向他介绍新的尤其是来自欧洲的发现，简直是对他的奉承和讨好；而这种新发现，只有在你们卓越的科学院里才能获得这么多，因此，耶稣会传教士与这位伟大君主谈论得最多的也是你们科学院。

    二十五年前我到达中国时，人们已经使他对经你们精心完善的天文学和几何学产生了重视，甚至向他呈上了在你们指导下制成的许多或大或小的精美仪器并教他使用。你们在物理学上的研究成果也未被遗忘。至于人体解剖和疾病方面的问题则刚刚起步。

    这位熟谙中医典籍的伟大君主清楚地知道，若不在中医知识中添加解剖学知识以指导医生处方并指导外科医生进行手术，那么中医知识是不完善的。因此，他命我把一部解剖学著作和一部医学大全译成鞑靼语。此外，我说他让我译成鞑靼语，这指的是统治中国已达八十年之久的满洲人一一即东鞑靼人的语言，而不是称为西鞑靼人的蒙古人的语言；蒙古人几乎全部臣服了皇帝，这两种语言是很不一样的。   

    皇帝希望先对整部著作有个概念，随之又希望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或者说几篇课程；也就是说，每当我誊清十页左右译稿，就要送他御览。必要时他亲自修改词语，润色文笔，但对理论基础不做更动。他常做这件事，直至整个工作结束。这位聪明的君主预见到了工作进程中的困难。他对我说道：“朕很清楚你需要处理某些不太合适的内容，作为教士，你可以省略这些内容或只以含混的措词表达；但这样一来它们也就无用了。为此，朕给你配备了两名熟练医生，由他们处理那些你认为与你职业不相宜的内容。”他接着又说，“朕希望不省略任何内容。且不说我们并不缺乏适当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大众应从这本书里受益，因此，它应当有助于拯救或至少是延长人的生命。这不是公诸于年轻人的书，因此，里面的插图只能被和你一起工作的人看到。”他还说道，“朕在你们书中发现一个应当避免的弊病：这些书把插图放到了各章一一有时甚至是整本书之后，此外，朕觉得插图刻得不好，也不准确(皇帝说的是那些在德意志刻印、从莫斯科地区传过来的插图)。朕希望在每篇课程后看到展示文中所授原理的插图，如下文还需讲到这些原理，则把同样的插图再印一张。”这便是皇帝对我下达的御旨，剩下的就是执行了。先生们，对此你们可能会问，我做得了这件事吗?或者说满洲鞑靼语中是否有足够的词汇说清楚解剖学和医学内容呢?

    我首先要回答你们：皇帝之所以确信我能胜任他委派的任务，是因为约十年以来，我奉旨把大量鞑靼文字译成了欧洲文字，此外，我还把法文、拉丁文、葡萄牙文和意大利文译成了鞑靼文。想译好一种语言，需长期练习，仅知道一种语言的理论并认识它，还不一定能完成翻译，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诀窍和微妙之处。我所缺的只是某个像贵院德·丰特内尔先生善操羽笔那样的鞑靼人来使用毛笔罢了。

    为弥补这一缺陷，皇帝从上书房派了三位精干的官员、两名文笔极佳的司书、两名善于插图的画师、几名拉线工及纸板制造者等。先生们，我知道你们撰写这些著作都不需要这么多人组成的班子，何况我只是翻译；但是各国都有自己的方式，而在中国宮廷中，做任何事都是大张旗鼓的。此外，我认为不应当盲目地完全逐字逐句地直译。倘若我毫无独立性地翻译我们语言中的熟语、措辞及词组的布局，这种语言将大为失色，皇帝也会读不了几页就兴趣索然，决不会耐心地等了整整五年直至译作完成(这项工作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在下文将说明原因)。

    那么，鞑靼语中是否有足够词语作这类翻译呢?我的回答是：有，甚至绰绰有余。我认为这种怀疑主要起因于几乎所有民族都存在的一种偏见，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是举世最美、最丰富的。与别的语言接触越少，此种想法越易产生。我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纠正了皇帝长子(他是个读书人)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你们可以从我和他随皇帝赴鞑靼地区巡视时的一次谈话中对此作出判断。他当时三十五岁。他认为人们无法把他母语的意思(更不要说文笔了)令人满意地译成任何一种蛮语(由于不懂我们欧洲语言，他就称其为蛮语)。为确认这一点，一天，他在我无意识的情况下把我叫进了他的帐篷，告诉我他要给葡萄牙耶稣会士苏霖神父写信，托他办一件要事。他接着说道：“不过，鉴于他不懂鞑靼语，我把要通知他的事向您口授，由您将其译成拉丁语一一因为您对我说过，这是欧洲所有读书人公用的一种语言。”“再也没有更方便的了”，我答道，同时拿起了笔，因为纸已经备在桌上了。皇子先说了一句由几个分句组成的长长的复合句，又不完全说完这句话，却要我翻译。我请他马上说出他要托办的事，然后我再译成拉丁文。他微笑着说了出来，仿佛认为我试图躲避困难。翻译很快完成了，我问他信封上地址怎么写,他说：“就写皇长子致苏霖。”我照办了，随之把信递给了他，同时装出我没重读过的样子。他说：“我怎么知道您写了些什么呢?是我的意思还是您的意思呢?您没遗漏、改变或添加任何东西吧?不会只是您记住的片言只语吧?因为我发现您写的时候未做任何涂改，而且您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再誊写一遍。”我答道：“区区一封短信不必如此费事，只要懂得这种语言，信手写来即可。”“好!”他说道，“您想向我表明您懂拉丁文，而我，我要确信您的翻译是忠实的。因此，请用汉语把我用鞑靼语对您口授的话说一下，因为您说已把它们变成了拉丁文。”我马上照办，皇子惊诧不已。“真不坏!”他又说道，“如果回信与您刚才说的相符，我就能悟出点道理了。不过苏霖神父必须以汉语给我回信，因为如果他写欧洲文字，您就可以以您的方式回答我了。”我向他保证苏霖神父一定从命，而且回信会与他的信吻合的。

    “我向您承认，”皇子辩解道，“我把您叫来主要是想考验您的本事，而不是要给北京写信．当我端详你们欧洲书籍时，我觉得封面做得很好，插图刻印得也不错，但文字令我大倒胃口：它们很小，数量也少，难以辨认，活像一连串扭来绞去的圈环一一或者更确切地说，像苍蝇在布满灰尘的油漆桌面上留下的痕迹。怎么能用它们表达如此丰富的思想、千差万别的行为以及那么多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事物呢?相反，我们的文字，还有汉人的文字则是美观、清晰、十分高雅的。它们数量庞大，足供人们选用，它们清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悦目。总之，我们的语言是雄健有力和庄重的，听起来也很悦耳。，而你们相互说话时，我只听到一派无休止的啁啾呜叫声，颇像福建省那种莫名其妙的方言。”

    这位皇子认为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并不是坏事，这在他那种地位的人当中颇为罕见。于是，我利用他为我提供的机会捍卫我们的语言．不过根据当地习惯，我一开始仍承认他说得有理，这样说能讨东方皇子们喜欢，他们会高兴地品味这种恭维，从而使他们倾听人们陈述的理由一一而人们正是通过这些理由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来证明他们的错误。我不怀疑这种婉转的方式在西方宫廷中同样会被使用，因为我觉得与君王们讨论问题真是件危险的事，普天下都一样。

    因此，我向皇子承认鞑靼语是庄重的，它适宜于描述战功、歌颂伟人、创作严肃的剧本、编写历史，它拥有表述他们祖先所知的一切事物的词汇和熟语，然而与此同时，也应注意避免过于偏爱自己的语言。我接着对他说道：“在您的母语与汉语之间，您更喜欢前者，我认为您是对的；然而，懂得这两种语言的汉人，他们却不同意这一点，何况事实上也无法否认鞑靼语中存在着缺陷。”由一个外国人说出的最后这几句话令他吃惊，然而我不给他打断我话头的时间，就给他举了我从中发现的不完善之处的一些细节。

    我对他说道：“您承认，汉人以其千千万万个字却无法表达你们语言中的音、词、术语而丝毫不改其原貌，以至一个鞑靼词写成汉字后变得再也无法辨认和理解了；您从中理所当然地得出了你们的文字优于汉字的结论，因为前者字数虽少，却能极好地表达汉语。然而同样的理由应使您承认欧洲文字比鞑靼文字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字母更少，却能以我们的方法方便地表达鞑靼语和汉语以及其他许多你们无法很好拼写出来的东西。”

    我接着道：“您关于文字美观问题的说法很难说明或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欧洲文字的发明者们无意于制作用以悦目的图画，他们只想创造赖以表达思想的符号并表达嘴能发出的各种声音；这就是所有民族创造文字的意图。因此，这种符号只要够用，那么它们越简单，数量越少，就越值得赞美，越便于掌握。在这一点上数量多反倒是弊病。正是在这一点上汉语不如你们的语言，而你们的语言又不如欧洲语言。”皇子答道：“我不承认我们不能用鞑靼文字书写外族人的语言。我们不是把蒙古语、朝鲜语、汉语和藏语等等都写出来了吗?”我答道：“这还不够，还要把我们的语言也写出来。譬如说请您试一下能否把prendre、platine、griffon、friand这几个字写出来。”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在鞑靼语中不能把两个辅音连在一起，两个辅音间必须加一个元音，所以要写成perendre、pelatine、gcriffOn、fchand等等。

    随之我向他指出，虽说鞑靼字母有不少地方与我们的字母相似，但仍有许多缺陷。我告诉他：“你们缺少两个起首字母：B和D；你们无法用这两个字母为任何字开头，因此以P和T取代。例如你们把Bestia和Deus拼写成Pestia和Teus。这样，许多欧洲的音你们虽然说得出来，却写不出来。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的字母优于你们的字母。此外，无论发音还是拼写，你们把巨这个元音总是弄成开口的e，你们只在某几个以n结尾的字末才发哑音e，但又没有任何符号去表示它。我知道汉语里(也)有这些缺陷，而由于你们有汉人所没有的r这一字母，因此在表示外国人名时你们的语言优于汉语。”

    皇子不很欣赏这些话，不过仍让我继续评论。于是我从字母转到了对鞑靼语总体的评述。我说它不宜于简洁明快的文笔，许多词过于冗长，还认为这是这种语言难以写出诗歌的原因之一。我还说我没见过(用鞑靼语)写诗的学者，甚至没见过翻译汉语的诗歌一一除非是把它译成散文。我接着道：“这无疑是因为在汉语中如此容易的押韵和顿挫在你们语言中无法实现。您常以汉语写诗，而且写得很好，您把它们写在扇面上或用以赠友；但我斗胆问一句，您用鞑靼文写过诗吗?”皇子道：“我没试过，而且我不知道们在这方面立过什么规矩。可是谁告诉您天下有什么诗人和诗歌呢?您要承认您是到了中国才听说这一切的。”我对他说：“若说我固执地认为仅有单音节的语言不能做诗，这决不是真的。我先前弄错了，正如您现在弄错了一样。我用两种语言给您背诵几首诗，您虽然不解其意，却很容易听出其中的顿挫和押韵。”

    做了这番试验后我接着说道，鞑靼语言中很少有过渡转换，它们非常细微，难以捕捉，最能干的人们正是在这一障碍前失败了，人们有时见他们写了上句要接下旬时举着笔久久落不下来，思量再三又只得划掉已写的句子。若问及原因，他们只会说出以下的话：这听起来不悦耳，这很生硬，不能这样来表达，必须换另一种联诵等等。

    皇子无法否认他的语言中确有这一缺陷，但又说这一麻烦在说话时不会碰到，人们可流畅地表达。我辩驳道：“若有人讲述一件事情或一则故事时说了三四句话便张口结舌停顿下来无法继续说话，那真是咄咄怪事了，人们一定会以为他突然中了风。但应看到，那些对这种语言尚未完善掌握的人一一例如您一一往往会拖长句子的最后音节并加上无任何意义的yala一词。如在一次交谈中他们仅重复两三次yala这个无意义的词，他们就认为别人应为此感激他们了。我甚至见到那些刚从鞑靼腹地来的人也和别人一样频繁地使用该词，这说明你们语言中用以过渡转换的词确实很少。在稍稍优美的文章中，人们就不会冒失地使用yala一词，尤其在您父皇贬斥了该词并避免予以使用后更是这样；但作者们写文章从一项内容过渡到另一项内容时行文就非常局促。”

    皇子笑着道，我们俩人旗鼓不相当，因为我在他的国中，而他从未到过欧洲。他愉快地说道：“我若在欧洲做过旅行，回来后便可举出你们语言中的所有弊病，便可把你说得哑口无言。”我答道：“您不可能找出如您想像那么多的弊病，我们对语言十分关注，不会让公众任意乱用的；正如对待科学和艺术一样，我们还设立了改革和完善语言的机构。”皇子接口道：“等一等，我可把您抓住了：因为既然有人改革你们的语言，就说明它有弊病，人们不会为鸡毛蒜皮的事而设一个机构的。”我说：“我没解释清楚，我们设立这个机构主要不是为改革语言，而是把它控制在规范以内。在这一点上犹如你们的大江大河，尽管它们庄严雄伟地流淌着，你们仍要委派官员予以监视，怕它们泛滥，或因别的水流汇人而上涨，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澈有用。”皇子又道：“难道你们的语言没从别的语言中吸取任何东西吗?其中难道未渗入邻国的字眼和熟语?难道它始终保持着发端时期的纯净?”

    我告诉他鉴于欧洲许多王国开始时受同一君主统治，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导致了一些共通的词语，尤其在科学和艺术领域，大家都采用首先发明了它们的民族的读法。这番话让皇子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并高声说他赢了。他说：“我们从蒙古人那里只吸收了极少词语，从汉人那里吸收得更少，我们在把他们逐出家园之际还给了他们一个鞑靼语词尾。但你们呢，你们(的语言)是靠邻人余沫丰富起来的。虽然如此，您却仍然热衷于在枝节问题上对鞑靼语进行挑剔。”

    先生们，我不想继续叙述这次交谈，以免你们厌烦，也不想细说我是以何种方式把有生命的语言和无生命的语言间的差别告诉了皇子的，因为他从未听说过后一种语言。我只需告诉你们，我与他的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他收到苏霖神父的复信；他对复信颇为满意，因此开始对欧洲语言有了较高评价，即把它们紧接着排在他的母语之后，而此前他曾想把汉语排在上述两种语言之间。我引证了汉语中存在的大量歧义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排列。于是他笑道：“好吧，就依您吧，在这一问题上不愿被说三道四的汉人自己会起来辩解的。”

    我上述所言证明，所有民族都存有共同的偏见：人人都看好自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长处。若仅仅如此倒也罢了，可他们还以为别的民族并无同样的优点，甚至不客气地互相把对方称为蛮人；这是因为无论对谁而言，若想相互做出更正确的评价，就需进行许多游历和研究。

    先生们，在此向你们讲述鞑靼语规则是不必要的，因为我想你们中没人打算学它。我只讲几点或许不会使你们讨厌的特点。

    与法语相比，鞑靼语特点之一是，若使用faire(做)这个动词，几乎每次都要因后面所跟的名词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用faire这个动词可以)说“造一幢房子、做一项工作、写诗、作画、雕一个塑像、扮演一个角色、假装谦虚、使人相信”等等，这很容易，也便于记忆；但这是鞑靼人不能容忍的。他们每次都要因不同的名词而使用不同的动词。若日常说话时漏用了动词这尚可原谅，但在文章中、即便是普通文书中就绝不能遗漏了。

    相邻的两行文字重复出现同一个词，他们也不能接受，因为这会变得单调乏味，听起来不舒服。正因为这样，给他们诵读我们某本书时，他们便会发笑，因为他们不时会听到que、qu’ils、qu’eux、quand、quoi、quelque~is等等。这些代词频频重复出现使他们很不喜欢。我们徒劳地告诉他们这是我们语言的特性，他们还是不能习惯。鞑靼人是用不着这些词的，而且丝毫不需要它们，他们只需把词序稍作变化就取代了这些代词，而且意思决不会晦涩含糊。因此，他们没有什么文字游戏，也没有乏味的讽喻。

    鞑靼语另一特点是它拥有许多用以节略的词。它不需要那些使言语意思中断、失去活力的代用语或拐弯抹角的说法，一些相当简短的词能清楚地表达若缺了它们帮助人们必须用一长串话才说得明白的意思。当谈论家畜或野生动物、家禽及水生动物时，这一点很容易看出来。如果想用我们的语言来准确地描述这些动物，那我们该使用多少代用语啊!因为用以表达我们意思的词汇太少。但鞑靼人就不一样，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我以狗为例；鞑靼人用以表示狗的词汇是所有家畜中最少的，但仍比我们多得多。除了常用的大狗、小狗、看门狗、猎兔狗、卷毛猎狗等等称呼外，他们还有用以表示狗的年龄、皮毛、质量好坏等等的专门词汇。您若想说一只狗耳朵和尾巴上长着长而密的毛，那么用taiha一词就够了。若狗的口鼻部位长而大，尾巴也一样，耳朵很大、嘴唇下垂，那么yolo这个词便说明了这一切。若这只狗与无任何此类特征的普通母狗交配，生下的小狗就叫peseri。不管什么狗，公母也不论，只要眉毛上方有两簇金栗色或黄色的毛，那就只管叫它tourbe；若长着豹样的毛色，便叫做couri；若仅在口鼻部位有斑点，其余部位毛色是一致的，便叫palla；颈部全白的称为tchacou；如头上有些毛向后倒，便叫kalia；眼珠半白半蓝的唤做tchikiri；个头低矮、腿短、躯体笨拙、头部昂起的称做capari等等。

    Indagon是狗的统称；nieguen则是母狗统称。七个月以下的小狗称做niaha，七至十一个月的小狗叫nouquere，十六个月以上的狗便统称为indagon了。若要表示其质量好坏也是这样，一个词就能说明其两三种特性。

    如果再讲述别的动物，例如马，那我这封信真无法结束了。鞑靼人出于对这种于他们如此有用的动物的偏爱，有许多词汇用在它身上，其数量比用于狗的多二十倍。不仅有表示不同颜色、年龄、特征的专门词汇，还有表示它各种动作的词汇：例如被拴得太紧、无法歇息，脱了缰自由奔跑，寻找伙伴，因骑手跌落或因突然遇见野兽而受惊，被骑手骑上后，它以怎样的步伐、多少次各种各样的抖动来考验骑手等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鞑靼人都有专门术语予以表达。

    这么丰富的词汇究竟是好、是坏、还是无用的呢?这要由先生们自己作判断了。我能告诉你们的是，若学习这种语言的人一一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一一记住了这么丰富的词汇，交谈时能让他们备受尊敬；此外，它们在文章中是绝对必要的。若没有表示动物内部外部所有器官的大量名称，我就永远无法完成我有幸向你们呈上的八卷译作。我毫不困难地找到了适用于不用显微镜(鞑靼人没有这种仪器)就能看见的所有器官的专门用语；我还要排除某些只存在于活动物身上、死后就会消失的器官。此外，他们的语言不缺少准确描述人体的任何必要词语，这一点让我感到吃惊，因为我看不出他们是从哪种邻近语言中借鉴过来的。他们西面是蒙古鞑靼人，但两种语言中只有七八个相似的词，我们甚至无法说出他们最初是向谁学来的。他们东面有几个很小的民族，住在海边，过着野人生活；鞑靼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也听不懂住在北面的人的话。鞑靼人南面是朝鲜人，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是汉语，与鞑靼人的文字根本不同。

    征服中华帝国后，满洲鞑靼人担心自己的语言变得贫乏或完全消失，其原因与其说怕汉语与鞑靼语相混，不如说怕他们自己遗忘：因为这两种语言是互不相容的。年老的鞑靼人在关内渐渐死去，他们的子女更容易学习被征服地的语言而不是父辈的语言，因为他们的母亲和仆人几乎全是汉人。为避免由此造成的妨害，在仅在位十八年又几个月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统治时期，人们开始翻译中国古籍并按字母排列顺序编撰(鞑靼语)词典。然而因词义解释部分的文字是汉语，而汉语无法表达鞑靼语的发音及某些词义，所以这项工作鲜有成效。

    为此，康熙皇帝白统治初期起便建立了一个机构，由最精通鞑靼语和汉语的人员组成。他让其中一些人继续翻译史书、典籍，另一些人翻译雄辩术篇章，而多数人员则编撰鞑靼语宝典。这项工作进行得极为认真。如出现某个疑问，就请教鞑靼八旗的老人；若需进一步研究，便垂询刚从鞑靼腹地前来的人员。谁发现了某个古词或宜于编入宝典的古老熟语，便可获奖。随之便规定使用这些古老词汇和熟语，以便把它们教给已将其遗忘、或更确切地说从未知道过它们的人。等这些词汇全都归到了一起(或是极少再有遗漏，若有，也可将其编人补遗之中)，便予以分类整理。

    (宝典中)第一类词讲的是天，第二类讲时间，第三类讲大地，第四类讲皇帝、政府、官员、礼仪、习俗、音乐、书籍、战争、狩猎、人、地、丝绸、服装、工具、劳动、工人、船只、饮酒、食物、谷类、草、鸟类、家畜及野兽、鱼类、虫类等等。

    每个类别中还分章节。如此排列的所有词汇都是以大写字母书写的，每个词条下面的定义、解释及使用方法则以小号字写成。解释写得明确、优美、文笔简练，人们正是通过模仿它们来学习写作的。

    由于这部宝典是以鞑靼文字编撰的，因此对初学者并无用处，只有已经懂得这种语言、希望进一步完善或撰写著作的人才能使用它。

    (编者)主要意图在于提供这种语言的一个集锦，使之只要宝典存在便不至消亡。人们把扩编的任务留给了后人，倘后者发现了什么尚不可名状的新事物，便应添加进宝典之中。

    我在所知的以拉丁文、法文或意大利文写作的解剖学家中选择了迪奥尼斯先生的著作，我觉得它最清楚、最准确。我根据他的顺序和方法做了解释。至于插图，我则喜欢巴托兰先生的作品，因为它们比其他的更大、刻印得也更好。谈到人体内部血液循环时，我尽量模仿作者的清晰和明确，但我的表达比他稍显罗唆，因为皇帝缺少必要的知识，难以轻而易举地明白我要向他讲述的内容。为此，我必须为这段课程写一前言，由内侍太监送给他。他反复读了前言，说这一理论值得称道，文笔清晰明白，词语也选得很好。

    他还说记得在内库房中见过一尊约三法尺高的铜像，上面布满了表示血管的线条，他已下令取出，让我看看这与我们书上说的是否有关。皇帝这一命令使我高兴，因为我相信中国人以前至少也想像过血液循环，我或许能有所发现。有人送来了铜像。上面的所有线条皆是平行的，而且几乎全部同样长短。它们全无静脉或动脉之状，也不符合血管所在的位置。宫中两名最能干的御医察看良久后也赞成我的意见。他们的看法是，人们想用这些线条表明在治疗坐骨神经痛或足痛风时应当下针的部位。这种针不过是妇女们用以编织袜子的小铁针罢了：中国人把这种针刺进肌肉、多肉的部位，甚至其他部位，深度达两三法寸。可以肯定，中国人一向是知道血液循环及淋巴的，但不知其如何运作，他们书中所说的也不比当今在世的医生们(所知的)更多。

    我向皇帝做了汇报；他承认铜像上这些线条一点也不像血管和其他经脉，还对我说他记得前明王朝时有人解剖过一具尸体，但他不认为此前还有人这样做过。他接着道：“朕承认解剖罪犯尸体大有用处，尤其是如卿对朕所言的那样在偏僻之地仅由医生和外科大夫进行解剖更是如此。这些可憎的家伙生前作恶多端，死后理应对公众有点用处。”

    我绝不会告诉他，在欧洲，父亲有时会解剖儿子的尸体，而儿子也可能解剖父亲的尸体。若说了这些，不管我提出什么理由都将是徒劳的，因为儿子对父亲的敬重及父亲对儿子的慈爱，皇帝绝不会接受此种做法。有些偏见要想予以制止是徒劳的，甚至是危险的，在中国尤其如此。

    我若把皇帝在我阐述每段课程时提出的所有问题全部告诉你们，那我真写不胜写了；我只需告诉你们，他不断向我提问，而且往往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远远超出了解剖学范围。特别是有一天，不知因什么缘由，他向我谈起了蜘蛛网。我不失时机地把蒙彼利埃(法院)首席院长邦先生的发现及德·雷奥米尔先生奉你们之命所做的实验告诉了他，因为我在《特雷武报》上读到过这次实验的细节。他命我把报上这些内容翻译出来一一这一度中止了解剖学书籍的翻译。皇帝读译文时十分人迷，因此把它交给了三个儿子，要他们三天后谈读后感。三个皇子中最年长的那个承认，他在读过的许多书中从未见过就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而做了如此准确而勤勉的研究的篇章。他说：“只有欧洲人才能如此深入研究，甚至连蜘蛛网也加以利用。”皇帝道：“他们在这方面比我们能干，他们想知道自然界中的一切。”另外两位皇子说了一些其他的赞扬话。总之，我可以向你们肯定，这项研究给它的作者们(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了皇帝)带来了荣誉，也加深了我使他对这个著名团体（指法兰西科学院。一一中译注）所产生的印象一一因为它拥有如此杰出的成员。

    后来，这位君主就化学及其原理、毒药的突发作用及药物通常的缓慢作用向我提出了各种问题。我求助于勒梅里先生(的著作)满足了皇帝对第一方面问题的好奇心。物理学则足以帮助我回答第二方面的问题。这些纷繁复杂不断增加的问题提供了独立于解剖学著作之外的一卷译文的内容，前者本身并无那么多互不协调的内容。

    我已荣幸地告诉过你们，我寄上的这些译作历经五年方告完成，这是因为皇帝几乎不断出外巡视，每年在京仅呆十五天．他在位的最后十八年时间里，我始终随他同行。在北京和主要狩猎场之间，他下令修建了二十余处行宫，为了避暑，他在热河的行宫要住近三个月，这样，我就可以像在北京那样靠原班人马及书籍的帮助继续工作了。

    此外，这部译著并未印刷，看来也永远不会印刷了。皇帝起初的确有意给我配备两名汉人学者和两名汉人医生以便把该著译成汉语并刊印出来，但后来改变了主意。他说：“这部书很特别，不能视为等闲书籍，也不能让它被不学无术的人任意处置。”他下令将它认真抄写三份，即以刻在石头或木头上的字体抄写；第一份存于北京，放在御用书籍一起；第二份藏于离京三法里的行宫中；第三份留在鞑靼地区的热河行宫。由他(据鞑靼文)译出的三小卷汉语译著也照此办理，他未把它们像自己其他著作那样刊印出来，而是将其藏于书库，却又常说起它们以激起人们好奇。过了几年，他准许好奇者入库阅读，但禁止带出和抄写。

    皇帝任命了二十余名能干的司书和校对员帮助我原有的助手。你们不要把我说的司书想像成单纯的抄写员，他们全是官宦子弟，是渴望赢得名声以便升任要职的精干人才。他们所有人在一起用了八个多月抄完了第一份译著。如果你们知道事情是怎样做的，你们就会承认时间花得不算太多。

    虽说鞑靼人只有一种文字，但他们有四种书写方法，第一种方法我刚讲过，它很费时间。要写得能呈送御览，一个司书一天只能写出二十到二十五行字。倘落笔太重因而某一笔画变得过宽或过粗，倘因纸张不好而笔画不清，倘若遗漏了一个字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及类似情况下，都需要重新抄写。文中不得使用附注，也不得写到纸的边缘，否则便是对君主不恭。因此，主事人哪怕发现某一页纸写得稍有瑕疵也不会收下。以半个字另起一行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它本应写在前面一行，必须时刻谨慎小心并准确估计每个字所占的空间才能避免这种麻烦。第一份译著便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抄成的，另两份所费的功夫也不比这份少。

    第二种书写方法与前一种相差无几，但写出来的字很漂亮而且麻烦也少得多。这种写法不必把每个字的最后一笔写成双笔画，也不必因某一笔画比其他笔画细瘦或略显模糊而加以修饰。我寄给你们的书便是以此种字体抄成的；虽说它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但既无错误，也无涂改。

    第三种书写方法与第二种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后者与第一种之间的差异；这是通常的书写方法，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能写满一页纸的正反面。由于毛笔比我们羽笔更留得住墨水，人们蘸墨水所费的时间很少。倘若给司书口授文稿，只见后者飞快地在纸上笔走龙蛇，无一刻停顿。衙门里的文书、诉讼案及其他寻常事务的记录最常用这种字体。这三种写法都清晰可辨，只是有的字体不如另一些美观。

第四种写法是所有写法中最粗俗的，但也最简略，对著书者或撰写底稿及摘录者最为合适。为更明了我有幸告诉你们的这些话，请看看我寄来的书中的一本，你们可发现鞑靼文字中每个字都有一笔自字首垂直贯通至字末的主笔画，这一画左侧是表示元音a、e、i、0的锯齿笔状符号，由放在这一画右侧的附点的不同位置决定其发音。如在一个锯齿对面放一个附点，就发元音c；如省略附点，则发元音a；如在字左侧锯齿旁放一附点，这一附点就充当了字母n，因而要读作Be；如右侧对面有一个附点，则要读作lqa。此外，若字右侧不是附点，而是0，这便是发送气音的符号，因而要读作送气的ha he，就像西班牙语中常见的那样。

    不过，一个想用鞑靼语表达得彬彬有礼的人起初头脑中并无他寻求的词汇：他沉思、擦着额头、使想像力活跃起来；一旦文思泉涌，他就把思想泼洒(而简直不是写)在纸上。因此，他就先写字首，并把垂直笔画一直写下去，至多先只放一两个附点，直至把想法表明。如随之出现了另一个想法，他就不去复看已写就的文字而是继续写下去，直至出现困难的转折；于是他突然停下，重新审读写就的那些垂直符号，并在他人可能无法理解的地方加上某些笔画。复看时如发现漏了一个字，就写在边上，并做记号表明它应在的位置；如发现多了一字或错放了位置，他并不删除，而是用椭圆形线条把它圈起来。最后，如别人向他指出、或他自己认为这个字是合适的，他就再在旁边做上。。的记号使该字复活并提醒读者该字已恢复。

    与我一起工作的人们使用的就是第四种书写方法，只要熟悉论述的内容并对鞑靼语有所习惯，这种字体还是易于阅读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执笔者先把我以鞑靼语口授的内容飞快地写在纸上，除内容真实准确外，先不考虑其他；然后再由他加工撰写成译作。这时尽管其他人在一起交谈，他的工作却绝不会中断，甚至根本听不到别人在谈什么。这里的人自青年时代起就习惯于如此专心。因此，他在嘈杂声中安心地撰写，思索与他撰写其他著作时赢得的名声相配的词语。自己满意后就拿给我看，我若发现华美词藻的选择影响了内容的准确，我是绝不姑息的，必须推倒重来；因为正如在其他语言中一样，在鞑靼语中任何事物均可用雅致、明确、清晰的文笔表达。执笔者可能要多费点事，但这道工序是必需的，这是程序。我满意后，把纸交给另两名合作者，于是轮到他们专心致志了。他们拿着笔一丝不苟地审查字眼、词组、简洁性、清晰度、论述的条理性等等。

    这些复校者有时不做或极少做改动，但也有他们之间互不一致、与执笔者也意见分歧的时候，这时他们就聚在一起讨论，不过各自都很谦虚，不会发生争吵。当大家在字眼、词组等问题上商定后，便由司书誊清。后者可用第二种书写方式誊写，因为这份稿子只是呈送皇帝修改的．事实上，皇帝从未连续对四段课程的稿子不做任何增删。虽然皇帝阅读稿子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他连一个附点也不疏忽，不过只有当我们不在跟前时他才亲手改动，我们若在，他就不动笔。倘发现用词不当，他先说几句客气话，随之以疑问的方式问我们是否有更具表现力的词语；而且尽管他知道有，也不告诉我们，要我们自己去找。他的目的无疑是训练我们而不是让我们为难。不过我们毕竟要费不少功夫，我们要重新查阅二十卷本的鞑靼语宝典。最后终于找到了，它不过是一个以大写字母书写的宇的解释而已。于是再次誊写，再次呈送皇帝御览。如皇帝发还时丝毫未做改动，即被视为已获批准，便留下等全部译作完成后一并以我说过的第一种书写方式抄清。

    人们通常皆用毛笔书写，但也有些鞑靼人使用一种竹制的削成欧洲羽笔状的笔。我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使一个上了年岁的鞑靼人用这种笔写出了一手好字，但因中国纸张不含矾而且很薄，所以毛笔比羽笔更合用。若想用羽笔书写或画中国式的花草、树木、山水等等，事先须在纸面上涂一层溶有少许明矾的水，以防止墨水渗入纸中。

    最后，先生们，在结束鞑靼语这一话题之前，我还想告诉你们这种文字具有以下特点：即使把它颠倒，人们照样能阅读，也就是说，若一个鞑靼人把一本翻开的书以正方向送到您面前，如果您读得很慢，那么，他(在您对面)虽然只能从反方向看到字，却可以读得比您快，而且在您疑惑不决时还可以告诉您。因此，只有当同室中其他人不管从什么方向都无法辨认您所写的内容时，您才能以鞑靼文字写，若写重要信函格外应注意这一点。

    诸位先生，不知道我说的这些琐碎小事是否值得你们注意，但我至少相信，你们会把它看成我有心使你们高兴并由衷地敬重你们的一个确证。……

先生们：

    为满足已故中国皇帝（指康熙皇帝。一一中译注）的好奇心，我把你们一些著作译成了鞑靼文，在给你们寄这些译作时，我附上了该帝国特有的某些植物，对此我理应做一说明。

    第一种名叫冬虫夏草。先生们，倘若仔细端详，你们的确可看到给它起这一名称并非没有道理。没有东西比它更像一条9法分长的黄色虫子了。人们可看到完全成形的头部、躯体、眼睛、腹部两侧的脚及背部各种皱纹。在这种植物新鲜时，这一切显得格外清楚，因为陈放时间一长，尤其若暴露于空气之中，鉴于它纤细柔软，所以会变得黑乎乎的很容易腐烂。它生长于西藏，在这里是难得一见的他乡之物，只有宫中才能看到。川藏交界处虽可找到，但数量很少。至于其叶子的形状、花的颜色及茎的高度，我都无从得知，但它具有以下功效：

    它具有大致与人参相似的功效，不同的是经常服用不会像人参那样引起出血。它能增强和恢复因劳累过度或久病而失去的体力，我本人对此有亲身体验。

    三年前，川陕两省总督到鞑靼地区觐见皇帝，因为十三年来他从历未见过陛下。按惯例，他带来了在其辖区或邻近地区觅得的最奇特的物品，其中尤其有冬虫夏草。由于我以前就认识他，所以他很客气地来看望我。当时我极度虚弱，因为我必须在寒冷潮湿的季节里时常外出远行。我食而无味，夜不能眠，人们给我各种药物都不管用。

    出于对我健康的关心，他建议我服用他带来的以前我一无所知的冬虫夏草。他像那些提供或自以为提供特效药的人通常所做的那样盛赞它的作用，还教我加工服用的方法。他让我取5德拉克马首尾齐全的冬虫夏草，嵌入一只家鸭腹中以温火煮烧，煮好后从鸭腹中把它取出来(因其养分已渗人鸭肉中)，鸭子分八至十天于每天早晚食用。我照做不误，果然，我胃口大开，体力也得以恢复。总督临走前见他的药这样灵验很是高兴。我向御医们请教这种植物的功效，他们说的与总督一样，不过又告诉我他们只在宫内开处方时才用这种药物，因为它十分难得。他们还说，要是中国有什么地方还能找到的话，那只能是湖广省，那里除产本地植物外，还有不少来自邻近王国的植物。我给住在那里的一位朋友写了信，请他寄一些给我；他办了，但当做礼品寄来的一点点东西是陈腐发黑、已被虫子蛀蚀过的，而价格是四倍于其自身重量的银两。

    三七比冬虫夏草易得，这是野生于云、贵、川I诸省山区的一种植衡物。它长有八根茎，没有分枝，中间的茎最高，茎干圆形。茎端长有与莴属植物叶子相似的三片叶子，茎、叶间有细小叶柄相连。叶子光亮而无茸毛，色泽深绿。另外七根茎高度不超过一法尺半，茎干呈三角形，它们是从高度在其之上的第一根茎上长出来的，一侧三根、另一侧四根。这七根茎顶端各只有一片叶子，由此它才能被称为“三七”；因为中间的茎有三片叶子，其他七根茎总共才只有七片。

    所有这些茎都是从直径4法寸的圆形主根上长出来的，主根上另外还长有许多小指般粗细的椭圆形小根，这些小根表皮坚硬粗糙，内部暗黄色的物质却很松软：人们用以人药的主要是这些小根。惟有中间那根茎的顶端才会于7月末时开出白色的、状如葡萄串的花来。

    若要繁殖这种植物，可把其主根切成片，于春分时节埋人土内：一个月后，它就会长出茎干，三年后，它就是一株成熟的植物，无论大小还是粗细它都长到了极致。

    下面说说中国人派它做什么用场：他们于夏至时分取其茎干和叶子，捣碎后榨出其液汁，将液汁与普通消石灰掺合后做成面团状于阴暗处晾干，然后就可用它治疗伤口了。他们还把这种液汁掺在酒内治疗咯血，不过这种药酒只有夏季而且只对当地人才有疗效。因此，秋末时他们挖出主根，把我上文刚说过的椭圆形小根切下来晒干，以便运往外省。长于干燥山坡地上、分量最重、黑灰色的小根被视为上品。那些分量轻、色泽近黄、长于河边的小根几乎无任何疗效．1德拉克马这种小根末便可止住咯血和出血，如对它做一(化学)分析，或许能发现它还具有我不知道的其他许多功效。我以上这些话是从一位医生兼植物学家给我的一本中国书籍上引用的，他在三七产地居住过，后来把这种植物移植到了目前他逗留的江南省。他肯定地说它长得很好，但是还未验证是否有同样功效。

    一些年来，广州有些人在花盆里栽种三七，以便用这种新鲜的植物止血；但我不认为他们会用其晒干的小根，一则因为盆栽三七的小根没有功效，二则因为从四川省运去名副其实的三七十分容易。因此，商人们订货时必须小心，切勿购买长于广州的三七。

    是否应对你们说说大黄呢?我知道，诸位先生，欧洲人对这种植物及其特性已经相当熟悉；然而他们或许仍乐意看看我对此的描述这一切是一位去产地收购大黄后来北京销售的富商告诉我的，它至少比波梅先生在其《药物通志》里对我们说的更为确切。波梅先生承认他不知道大黄的原始产地，也不知其形状，甚至不知道中国有这种植物，但他对其性质及选择方法所作的判断是正确的，只是他让人摹刻的该植物的形状不大准确。下面是那位中国商人对大黄的描述。

    大黄生长于中国许多地方，其中最好的出自四川，产于陕西、西藏的远在其下。其他地方也有，但均不被看好，大家也不用它。大黄茎干颇似小竹子，中空、易断，高3—4法尺，深紫色。3月时分，茎干上会长出长而厚的叶子，它们四四相对地长在同一个叶柄上，形成一个花萼。花为白色，有时也有紫色的。到了5月，它会结一颗黍粒般大小的种子一一人们于8月间采摘。大黄的根部又粗又长，分量最重、内部大理石花纹最多的根乃为上品，最受人器重。这种根因本身性质所致很难干燥，中国人把它挖出洗净后便将其切成一段段1—2法寸长的小块，放在底下升火的大石板上熏干。他们反复翻转这些小块，直至其完全干透。若有欧洲那种烘炉，他们就不必用这种石板了。鉴于上述方法不足以完全去除根内水分，他们在每个小块上挖一个孔把它们串在一起，挂在阳光最强之处暴晒，直至其可供贮存而无变质之虑。

    至于大黄的用途，中国人的看法与欧洲人大致相同，不过他们很少服用生的和纯的大黄，他们说它会破坏肠衣，即引起(肠)绞痛。而中国人通常宁肯治不好病也不愿忍受巨大痛苫，所以更喜欢依他们的规则把它与其他多种草药放在一起煎服。若必须服用纯的大黄，他们事先要做如下加工：

    他们按需要量取几段大黄，在米酒(若有葡萄酒则更好)中浸一天一夜使其柔软以便能切成薄片。然后在砖砌炉灶上支一口口径2法尺、底部逐渐收缩成圆帽形的大锅，锅里放满水，用一只竹篾做的筛反扣在锅上，筛的大小应与锅口一致。大黄切片放在筛底，用木制锅盖把这一切全部盖住，锅盖上再压一块毛毡，使水蒸气不能外泄。然后升火把水烧开。水蒸气透过筛子进人大黄切片，可去除其呛人的气味。最后，水蒸气如同在蒸馏器中一样又变成水，掉人沸腾的锅内，使锅里的水变黄一一中国人把这种水保存起来治疗皮肤病。大黄切片在这种蒸气循环中至少应放置八小时，取出后晒干，然后再按同样顺序重复两次，至此才算把大黄加工完毕一一这时它变成了黑色，磨碎后即可制作催泻丸药。一次用药剂量至少5至6德拉克马，可慢慢清除肠内淤积物而不引起绞痛：(服用者)当天尿量增加，尿液略带红色。中国人称，这表明体内虚火由此得到了散发。不想吞服这么多药丸的人可取等量干大黄切片放在小土罐或小银罐里加入九两水煮烧，等水减少到只有三两后于温热时服用。有时他们还加入其他草药。

    这样加工大黄效果颇佳，我曾目击过它的疗效。我们一位传教士因严重便秘而生命垂危，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病人起初把所有药物都呕吐了出来，甚至用大黄制成的药丸或煎剂也一样。一位中国医生让他服用了用此方法加工过的双倍剂量的大黄煎剂，里面还加了点蜂蜜。病人丝毫未恶心呕吐，用药十小时后，病人解除了痛苦，也未出现绞痛。

    波梅先生在我上文提及的《药物通志》中断言，用以把一块块大黄串在一起的孔边会形成粉末状物，取八分之一盎司这种粉末放入一杯玫瑰水或车前子水中于清晨空腹服用，这对通便十分有效。另一位名气稍小的药物学家也发表过同样看法。如他们对所言之事做过试验，我就无话可说了。不过我就此请教过一位中国名医，他比同行们更经常使用大黄。他告诉我，大黄总是先从这个孔边开始变质，因此孔边粉末状物无任何用处而且要仔细剔除，人们只用根内分量最重、大理石花纹最多的部分。或许因为一斤大黄在中国只值4个苏，所以人们对这一部位的大黄就不屑一顾，而它在法国的价格要贵得多，人们便一点都舍不得扔掉了。

    我再说说芳香味很浓的第四种植物的根部，我认为它特别值得注意。中国医生们因不善于(化学)分析，所以虽然用它，但不知其全部用途。他们称它为当归；因为含油，所以它总是湿的。中国医生说它能补血，帮助血液循环和强身。人们可廉价而大量地买到它，中国人把其完整的根部从四川运往其他省份的商店里贮存起来。只要像他们一样小心，人们甚至也可以运输而无需担心它变质。外省私人开店的小商人就在本地进货，然后把当归根(其他草药根也一样)切成小块零售。因此，欧洲商人在广州买中国药物时只应去大商店而勿去小店铺，小店铺里的草药根全是切成小块卖的。

    我给诸位先生寄的第五种药物称为阿胶，它是这样加工的：    山东省有不少大都会，其中之一是兖州府，它辖区内有个三等城市叫(东)阿县。县城附近有一深70法尺的天然井或曰一个井状洞，据中国人说它与一个湖或某个地下水库相通。从中打上来的水清洌异常，比重也比普通水大。如将其与浑水掺合，它可使之变清并使脏物沉人容器底部一一正如明矾之于浊水一般。做阿胶用的正是这口井里的水，其实阿胶就是黑驴皮的胶。

    从刚宰杀的黑毛驴上剥下皮来，浸入这种水里，五天后捞出来内外都刮洗干净，切成小块后仍放在这种井水里以温火煮烧，直至其成为胶状物。趁热倒人粗布中过滤，使其与未融化的粗劣成分分离，再把滤过的胶状物做脱水处理，随之便可把它做成人们喜欢的各种形状了。中国人是把阿胶放在有文字、印记或店铺招牌的模子里使其成形的。

    这口井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平时用盖有当地官府大印的封条封住，直至人们例行为皇帝制胶时方才开启。这项工作通常于秋收以后开始，延续至次年3月初。在这段时间里，邻近百姓与看井人及为皇帝制胶的工人协商，尽量也做一点阿胶；但百姓们做的不如御用的干净，他们也不会严格关注驴子是否肥壮、毛色是否很黑。不过凡产白此地的所有阿胶，与该地官员送往朝廷和友人的阿胶一样，在北京均受好评。

    由于这种药物享有盛誉，而产自(东)阿县的又无法满足全帝国之需，其他地方就免不了用母骡皮、马皮、骆驼皮、有时甚至用旧皮靴制作大量假阿胶，还尽量让其形状和印记与真的一样，然后与少量真货一起摆放在漂亮的大店铺里。上当受骗买假货的傻瓜几乎与售假的骗子无赖一样多，因此，这类冒牌货在各省销量很大。其实真假不难辨别。真的阿胶无任何异味，放在嘴边尝尝口感也不错，它脆而易碎，而且只有黑色和黑中带红两种颜色，犹如秘鲁香膏。假阿胶一一即使是猪皮制作的最接近真货的阿胶一一气味、口感都不好，它不脆，永远不可能做得很像真货。

    中国人认为这种药物有多种疗效，声称它能润肺化痰，促进肺叶活动，化解气闷并使上气不接下气的人呼吸自如，它还能补血、健全肠道功能、保胎、通气驱热、止血、利尿等等。我不敢保证它确有如此神奇疗效，不过我知道空腹服用这种药物对治疗肺病有利，实践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患肺病的几位传教士依中国医生建议服用此药后感觉很好。阿胶是慢性药，需长期服用：它可与其他草药一起煎服，有时也可服用其粉末一一不过这种情况较少。

    中国其他一些(药用)植物我就不对你们说了，因为这远远超出一封信的容量。我听说一些植物学家和药物学家从巴黎被派到了广州，但不知他们对其旅行是否满意，因为我很难相信他们会取得重大成果。有趣的植物只有在广西、云南、四川及贵州等省才能见到，他们或许未曾去过。长期以来，这些省份没有传教士定居，即使有，他们也必须是植物学家，有寻找植物并研究其特性的时间和机会才行。如果我们对他们外出履行使命的方式有所了解，就不会抱怨他们对所在地区草药的知识介绍得太少了。

    传教士们通常是坐船从一地去另一地的，在南方各省尤其如此，若有近道可抄，他们就乘坐封闭的轿子，因此既不便在乡村停下来，也不能在建有他们教堂的城市的城墙外随意溜达。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译一点中国植物志上的文字，而这种书上所绘的图形又不大像植物本身。北方各省稍方便些，但工作也鲜有成效。不过我仍会把情况告诉你们，这样，你们至少可知道我们在中国缺少什么以及我们的研究哪一些是无用的。

    大约二十七八年以前，了解含阿片(鸦片)复方药剂重大功效的康熙皇帝希望我们予以配制。这就必须寻找蝰蛇以及商店里没有的某些植物一一尤其是龙胆和前胡。他指定法国人张诚神父、德国人纪理安神父、葡萄牙人李国正神父以及有经验的药剂师和植物学家鲍仲义助理修士负责此事，还让中国最博学的植物学家和他们一起工作，因为他认为来自不同王国的人们更容易发现与各国相似的植物。皇帝命官员把他们带到附近山中、河边和其他有可能找到这些植物的地方。他们白费了力气，甚至连蝰蛇也未找到。

    此后十八年时间里，皇帝每次出巡鞑靼地区我都跟随左右。先后与我做伴者有已故红衣主教多罗的医生布尔盖泽大夫、法国人樊继训和罗德先助理修士、热那亚人何多敏助理修士、卡拉布里亚人科斯塔助理修士等，他们都是耶稣会士，有的是外科医生，另一些是药剂师，最后还有法国耶稣会士安泰助理修士和罗马圣神医院外科医生加里亚迪先生。我们在所有这些旅行中看到的无非是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的东西，例如非常漂亮的林白芷(虽然只是野生的)。山坡上长满了白鲜、石刁柏和野茴香、白屈菜、匍匐委陵菜、龙牙草、地榆、除蚤薄荷、长生草以及大大小小的车前子。

    小山谷里有大片好看的莴属植物和与欧洲不同的苦艾。我仅在(北京)城外我们墓地里见过类似于欧洲的苦艾，我想这是从澳门移植的。蕨类只有高山上才见得到，我们所需的龙胆、前胡、刺柏和白蜡木却怎么也找不到，甚至没有任何与之相像的东西。我给外省的传教士写过信，他们也未能给我寄来。这一切不能绝对表明中国和鞑靼地区没有这些植物，因为我们并未走遍所有地方。不过可以料想，倘若有，那是十分稀少的。

    我见过的山大多只有一侧一一通常是南侧一一长着树木，这虽不是什么普遍规律，但总有一两侧是光秃秃的或只有稀稀拉拉几棵树和发黄的枯草，既无花，也无小灌木。可以推测这些地方有矿，因为我常见到热河附近的农民自激流深处掏出金来献给皇帝，陛下则给予报酬以资鼓励。

    这些山上可看到的树木是不高的小橡树，既不密集枝桠也不多的冷杉以及榆树和榛树，榛树密密麻麻的长得像荆棘丛似的，榛子极多，吸引了成群野猪。灌木间混杂生长着野玫瑰和荆棘。此外，欧洲多数山林中常见的野生苹果、梨、李子等这里却不见踪影。住在这里的蒙古鞑靼人不种任何果树，他们满足于两种野生果子，而这两种果子也仅在鞑靼地区某些地方才有。

    第一种果子在其语言中叫乌拉拿(为李子类的一种果子。一一中译注)，其状如一枚大大的红樱桃，长于3法寸高的小茎干之端，展露于小山谷或山坡地上的禾本科植物丛中。第二种果子成串状长在一种25—26法尺高的美丽的树上，大小颇似科林斯小葡萄。一遇霜冻，这些小果子就变成了红色，又酸又甜，十分可口。

    皇帝还派人在整个鞑靼地区及中国各省寻找胭脂虫栎树，他认为这里也可以像欧洲那样配制胭脂红酒，因为来自里昂的这种酒完全治好了他的心悸症。人们全力以赴满足这位君主，可是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从四面八方送来的各种结红果子的小灌木都不是胭脂虫栎树。我想了解这些小灌木，可是把它们搜集来的中国植物学家们对此的知识不比我多。我向当地猎户和牧人打听，他们让我去找不在本地的喇嘛，只有这些人懂一点实用药学和草药知识。不过说实在的这是一些照老套路办事的郎中，他们的全部本领就是父辈作为遗产传给他们的几张秘方，据此就能轻轻松松过好日子，因此是不会轻易说出秘密的。

我还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园子里没有海索草、鼠尾草、牛至、琉璃苣、茴香、欧芹、欧百里香、水田芥、罗勒，原野上无熏衣草，树林里也无铃兰；而在数量繁多的花中则见不到郁金香、长寿花和晚香玉。后面这些花中，我们只能见到从欧洲运到北京的几种，它们丝毫没有退化。我在御花园里见过两只小花盆：一盆栽的是芸香，另一盆种的是印度运来的小月桂树，但它们都死了。春天，乡间到处是堇菜属植物，只是它们既无滋味，也无香味。作为补偿，中国人拥有欧洲所没有的许多植物、根菜、树木和花草，足可以使他们不为缺少的东西而痛苦。为不让你们劳神阅读这些或许无用的东西，我对此不予细说了。顺致深切的敬意。

  (1724年10月16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在我们所处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叫我怎么给您写信?又如何给您描述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一幕幕悲惨情景呢?多年来我们所担心并无数次预言过的一切终于于最近发生了：我们的圣教在中国已被完全禁止，所有传教士一一除在北京的以外一一都被逐出帝国，教堂或被拆除或被派作渎神的用场；敕令已经颁布，基督徒必须放弃信仰，其他人不得信基督教，违者将被严惩。近二百年来花了我们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传教会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点燃全面迫害之火的最初的火花是去年7月在福建省福宁州福安县出现的。该地基督教徒由布拉兹·德拉西埃拉神父和厄泽皮奥·奥斯多神父管理，他们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不久前刚从菲律宾到达那里。一名信基督教的秀才对某个传教士不满，放弃了信仰，随之又串联了另外几名秀才，把自己的不满告诉了他们。他们联名向地方官递了诉状，其中有多项指控。从官员的命令中可以看到，这些指控主要是说欧洲人躲在幕后，却用信徒们的钱盖起了大教堂，教堂里男女混杂，还指定幼女当修女等等。无疑，最近几年来出现的这些做法其本意是好的，但这样做毕竟是对中国人习俗的无知或忽视：因为其他传教士一一不论是耶稣会士还是散布于这个辽阔帝国各地的方济各修会、奥古斯丁修会的神父们及外方传教会的先生们一一知道中国人非常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因此特别注意这一问题；因为鉴于中国人的特性，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问题上的失误更能诋毁宗教、使它变得可憎可鄙了。

    福安知县收到诉状后无疑呈报了上级官员，因为他于农历五月十二13(即公历6月14日)接到了总督如下命令：

    我获悉有人在您辖区中传播天主教，富人穷人纷纷入其彀中，无论城乡均有教堂。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些信教的青年女子被称为修女而不得结婚。布道时(教堂里)男女混杂，福安辖地上教堂竟有十五并六座之多。此种外国宗教蛊惑百姓，败坏我淳厚民风，后果严重，因此以禁止为宜，不得放任自流。为此我特发此令，望您收到后立即在福安全境张贴公布，禁止该教并画下各教堂图形后将其关闭。令各族长和地保将此令通告各地，以使人人遵守并立改前愆。今后若有胆敢违反此令者须依法严惩。聚众奉教者应录其姓名，捉拿归案，惩其罪行，不得姑息。各处教堂均需检查并登记造册。检查必须准确、可靠、真实，还应画下其形状，以便我决定将其改派何种用途。望认真商办此事并告我以商议结果、俾使诸事办得合理。此令须立即执行。

    知县接令后迅速发布告示，张贴于城中各热闹去处。按中国惯例，他在告示中先转引总督命令，随之补充道：

    我据此发布本告示晓谕大众以便进行检查。下级官吏须遵    照执行。五个区的地保应集中前往城内教堂，亲自认真察看它有几间正屋、几个房间、长宽各占地多少、剩余多少可用材料，并开列清单，予以保管，负责到底；清单应交我向上报告。需有官员检查多少女子当了修女。我命令各族长和地保立即准确探明情况，通知有关家长将其领回，不准她们继续留居教堂，否则便违反了我上官之命。望迅速遵照执行。

福安知县查明情况后向上级报告道：

    卑职根据你们的命令，已就应予严惩之事发布告示，以使任何人都不能借口不知情由而继续胡行。我还派人张贴禁令，制止该教派活动。我亲自到建于Tchong-sse街的教堂做了检查，这项工程虽刚动工，但据所用材料和设计图样判断，费用至少要两三千两银子。若用这笔钱帮助可怜的百姓那该多好，可惜它用来为一个骗人的教派服务。这个教派破坏五常和真正的道德，破坏家庭和睦及良好的民俗，真令人痛心!

    我在现场向地保及(该教派)头目们说明了你们为管好本省、维护习俗、美化百姓心灵而做出的努力，但负责建造该教堂的司书郭育新、举人Ou—Oh-entcho及其他某些人却大声答道，天主是万物主宰，谁敢不尊重、不敬奉祂呢?

    我当即接过话头，问他们为何不敬奉已故的祖先?为什么在其父母去世后不依俗成礼仪祭奠?为什么他们中有不结婚的青年男女?为什么把我们尊敬的先贤视为恶人?对我所有这些问题，他们只答道，有一个传教的欧洲神父教他们上天堂之路，而那些礼仪既然在他们死后毫无用处，奉行它们有什么用呢?我问他们这个欧洲人叫什么名字、住在何处、是否有朝廷发的准其传教的票、我能否见他。他们说这个神父姓汪，深居简出，很难让人见到，也从不说是否有票。此种答复使我断定，这是些未经任何考虑就天真地入教的愚民。

    正当我忙于执行你们命令之际，一个看门的衙役带给我一张匿名文书：他是在我发布的告示下面发现的。这份文书充满了傲气和粗野无礼之词，我生怕有辱你们耳目而不敢报告内容。

    查本衙档案，我发现朝廷曾子康熙五十六年下令，(传教士中)凡有票者准其住于教堂，无票者应驱逐。此令已公布全国，系先皇帝善待来华洋人之举。但此令只准洋人依其律法在华生活，并未允许中国人信其宗教并听命于他们。此外，有票的洋人虽各有教堂，但每个省只能有一座，从未有人允许他们在福安小小一隅之地拥有十几座之多，而且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查我国典章，我发现私建庙宇是不允许的，若发生这种情况，地方官应将其拆除并严加禁止。地方官若不充分行使职权彻底禁绝此事，他们的权威就会被蔑视；而若不尽早禁绝，所有百姓都将信奉该教，从而背离我国习俗、追随洋人之法了。

    卑职位低权轻，无力匡正此等流弊。我派杨泽基代我前往本县各座教堂，令其编出准确清单，由我呈报你们。此外，我请你们当心教徒们的鲁莽和傲慢，恳请你们召集文武官员就此议出万全之策，以便禁令下达以后，任何人都不敢再违反政府明智的法令。五月二十六日(1723年6月28日)。

    六月初一(7月2日)，省城两名官员读了福安知县信后回信道，

他们对一名秀才居然抛弃圣贤之道而信奉洋教深感震惊，着立即将该秀才及一名举人捉拿归案，全力查找张贴匿名谤文之徒，记下洋人传教士的姓名别号，了解其是否有票。他们要求知县就上述各项迅速做出确切答复。

    此外，总督给知县秘密寄了一份短笺，内容如下：

    福安百姓受了骗人的天主教之蛊惑，这些百姓是托付于您照看的，难道不该尽早恢复秩序、趁该教刚开始传播即予禁止以阻其发展吗?您当初在做什么呢?难道能无所事事、安之若素吗?您看看由于您的失职事情到了何等地步!据您报告，贵族、文人、军人、百姓，总之是所有末受益惑之人得知追查基督徒的消息后都欣喜若狂，而且人人都为扑灭该教出力。当然，智者与愚昧之徒想法是不一样的。必须殚思极虑使误入歧途者重返正道。因此，您收到这份短笺后应立即潜心弄清有多少人信奉这一宗教。您要了解哪些人是为首分子，若此辈中有担任族长的父兄，就应利用后者劝告其他人改邪归正。同时应悄悄利用贵族和文人之力，借此温和手段，或许能使人安分守己。至于欧洲传教士，您要确切了解其姓名及是否有票，但即使有票，您也不得准许他在您辖地传教，也不得聚众蛊惑百姓。望迅速就此作答，以便将其抓获，遣送广州并从那里送往澳门。送到澳门后须取得证据，表明他到了那里。

    至于对为首文人一一如秀才和另一些人一一的处理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必须整肃地方，恢复良善习俗。如担心奉教百姓人多势众，就别急于使用暴力，否则事态将会恶化。您应事事留意，尽快告知我情况，以便我下达命令，派遣兵士以威慑百姓。

    此乃要事，不容耽搁，但您不得有丝毫冒失，必须谨慎从事。我同时给福宁知州寄了一份短笺，令其在州衙中选派一名干员秘密前往福安密切关注百姓动向，随时向我报告。邮件应加贴羽毛（若有紧要公文，人们便在邮包上贴一羽毛，送邮包的人则须日夜兼程、尽最大努力快速送达。一一原注），此件请寄还给我。

    福安知县就此向总督答复如下：

    卑职在前次呈文中已向您禀明：我已发布告示禁止洋教，委派官员去乡间察看教堂并开列清单；我本人则前往刚开始动工的城里的教堂，对现场建筑材料做了登记，还召集五个区的地保及基督教徒告之以您的命令，令其知道您一心要使本地不犯错误，重振良善民俗。我反复向他们说明了这一切。唉!这些人简直发了狂，他们似平不愿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他们非但不思认真改悔，还在我告示下贴了谤文。我感谢您答应给我们派兵以执行禁令。

    据开列教堂清单的下属官员的报告，我前次所寄短笺中 (呈报的教堂数量)还少说了二三座：因为总共达十八座之多。高大的教堂皆是新建的，老教堂经过修缮也焕然一新。建造此等建筑需费巨额银两，这些钱都是民脂民膏。可怜的百姓其他所有花销都很吝啬，但在这一有害用途上出手却很大方：他们典押房屋，甚至出卖土地。

    年轻妇女和姑娘们也加入该教。她们在僻静之处悄悄向洋人吐露心中秘密：他们把这称作忏悔。男人女人恬不知耻聚在一起，世家子弟、秀才及其他士人自甘堕落，做出有失身份之举而不知羞愧。一入该教，人们就不再祭奠死者，父母一死就再也想不到他们，甚至连自己家庭出身也置于脑后，真好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对我们受其教诲的圣贤毫不尊重，这样，中国人就变成了欧洲人。禁欲的修女终生不嫁，丧妻之鳏夫宁肯无后也不续弦。这岂不是一种蛊惑百姓、离散家庭、败坏淳厚民风的宗教吗?事态严重，不容耽搁。为此我恳请您尽早发布严令，俾使诸事恢复正常，被败坏之民俗得以重振。至于教堂如何处置，窃以为拆除为宜。

    知县建议总督首肯拆除教堂，用其材料修缮衙门，因为年久失修的县衙已濒临倒塌。

    总督答道，据(知县)呈文所述，这些材料归百姓所有，既然如此，理应将其用于对百姓有益之处，因此不应拆除教堂，把它们派作公益用途更为恰当。

    我们不知道福安传教士为平息这场新的迫害采取了什么措施，只听说他们躲进了某个私人住宅并派了几名信教士人去首府向总督呈递了一份诉状，内中错误地坚持说所涉及的那些教堂是奉先皇帝康熙御旨建造的。总督不相信这一点，因此于8月间把迫害扩大到福建全省，并密奏皇上，报告他接到的对基督教的控告以及他对福安县已采取的和他认为应在福建全省采取的措施。他在随后寄出的公开奏章中所谈的正是这些内容；在这份奏章中，他请求帝国各省中不留任何欧洲人。

    5至7月时，只有总督一人在反对福安基督徒；7月底起，巡抚与之一起，联名下令全省检查有多少基督教堂，是否有欧洲人居住在内以及是否有票。这便是他们告示中的内容，现转述如下：

    先贤教导之学说，历代皇帝为管理万民而下达的指令以及本帝国高尚的行为准则皆包括在三纲五常和我们的法度之中。

    例如孝顺一说，其意虽不在于必须以锦衣玉食侍奉父母一一因为粗茶淡饭也可颐养天年，但父母死后，儿子理应服丧、哭泣、哀叹并尽其所能办理丧事，之后还应做七。这是每个有天良的儿子对父母应尽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我们在书中读到，做七时应犹如父母亡灵就在现场那样恭敬和郑重，若自己不做而委托他人操办，就等于疏漏了这一礼仪。先贤们确立这套礼仪，将其视为治国安邦的纲常之一。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丧妻之夫若无孩子就必须续弦。女孩达到结婚年龄，父母应为其择偶。男人与妇人、少男与少女间皆应授受不亲。这些都是特别叮咛于我们的事。今上雍正皇帝事事叮嘱，要求子女必须孝顺，必须完美无缺地履行义务。我们治下的福建省人人都努力学习四书五经和礼仪法制，惟有海边的福安县荒废于此。最近，一名自称神父的欧洲人来到该县躲了起来。他传播的宗教在百姓中造成了混乱，使之对我们良善的法度起了怀疑。不仅农夫、商人信其言辞，追随其后，甚至文人们也迷恋于他，以至真伪不辨。无论男女他都接纳入教，这些人则不知羞耻不分性别地聚在一起。可怜的愚民们掏空腰包，甚至变卖必需的家产兴建教堂。仅福安一城及其辖地就建了十八座教堂，常去礼拜者难以计数。谁能于光天化日之下目睹魔鬼四出游荡而无动于衷呢?

   我们仔细研究过该教，发现信教者把我们先贤先师及家族祖先一并视若鬼魅，他们对其毫无敬意，也不为其举行任何习惯仪式，父母死后他们无任何悲痛表示，发妻死后鳏夫不得续弦，甚至以无嗣为乐，他们劝女儿不嫁，从其议者被称为小修女。此外，他们还有一间暗室，人们看到男男女女进入后悄声说话，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忏悔。

    此等行为败坏五常和先贤学说，毁我历代君王益世之教诲，扰乱百姓，使之陷入怀疑和无尽的困惑之中。所有教派中数它害人最深。

    根据我国法度，凡以宗教和行善为名欺骗百姓之教派头目当被绞死，以同一目的追随其后者当处一百大板并流放二千四百里以外。此外，严禁兴建新庙，无论和尚、道士或其他类似教派皆不准兴建，违者处一百大板，逐出帝国，永远不得重返，庙宇拆除，地皮和建材充公。据此，我们身为总督、巡抚，命令将该神父悄悄拿获，押送澳门，禁其再度入华。同时命令各城官员，所有文人、进士、秀才、兵士、商人、百姓一切人等均应远离如此有害之宗教，并令有罪者改过自新。他们应专心阅读先贤典籍，阅读四书五经及有关礼仪和历代君王法令和教诲的书籍，俾使习俗中无任何差别，百姓心灵保持正直公正，不至因受到诱惑而信奉骗人的教派。

    在福宁城关东区Si—che地面上的教堂及宁德县城内的教堂均应改为学堂。福安县城及辖区内十八座教堂，应改做文人活动场所，或改做学堂和祠堂。当地官员执行此令后应向我们报告。

    至于陈舟、赵万洲)、莫天林和郭育新等诸位文人，倘他们悔过自新并劝告他人真正悔改，脱离该教，就将其行为和姓名报告我们；我们不仅会恕其罪过，还会表彰他们的热忱。若他们表面服从，暗中抗命，地方官员也应报告；我们将夺其功名，依律治罪。地方官若徇情袒护，对其行为隐匿不报，则罪不可恕，我们将罢其官职。雍正元年八月初二(1723年9月7曰)。

    我们在北京获悉总督和福建巡抚上述命令后十分不安，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这场风暴将波及更多地方。福建总督还管辖浙江省。他是进士及第，出身于有权系红腰带的家族，即皇族以下第一个鞑靼家族，因此在帝国中权重一时。何况时过境迁，今上几乎不再使用欧洲人，对科学及外国珍奇之物似乎也鲜有兴趣。皇帝这种态度使原先一些朋友疏远了我们，他们中一些人已不能再为我们出力，另一些人则不敢与外国人来往。

    考虑到我们的可悲处境，大家断定，在人力所及的一切办法中，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可走：设法找一个有力的引见人。有人告诉我们，第一位任钦天监监正的鞑靼人是福建巡抚的密友。于是，我们请凯莱神父(他是监正的同事)央求他给巡抚写一封信。正如我们所愿，监正把信给了神父；10月中旬，信寄给了巡抚。几乎同一时候，多明我会修士米诺斯神父受宗教热忱推动并考虑到他修会的利益，连续三次拜访了广东巡抚，求他致信福建总督，因为神父知道这位巡抚喜欢欧洲人。巡抚本不想介入这一棘手事务之中，但他仍温言抚慰而且给总督寄了快信。总督回信道，他也做不了主，因为他已把事情上奏皇帝，现必须等陛下裁决。

    果然，12月25日圣诞节时，我们获悉福建总督曾公开上奏皇帝，请求在全帝国取消基督教。读读这份奏章便可发现，此前他还有一份密奏，因此，他收到过皇帝于我们不利的御旨。公开奏章是这样写的：

    臣福建总督满保就严判无知愚民不经考虑加入基督教一事启奏陛下：臣详查各种事端后发现，在福宁州所辖的位于近海山区的福安县城中藏有两名传教的洋人。据臣派往该地的人报告，城乡各处已有数百人信奉该教，其中文人有十余人。他们在城内外建有约十五座教堂。两名洋人躲在一文人家中，后者不准任何人接近其住宅．他们根本不顾官方禁令，男女聚集一处举行祈祷，还称之为布道。总之，他们的习俗十分可憎。

    为此，臣与巡抚下令文武官员仔细搜寻两名洋人，捉拿后押解广东澳门，并令将上述教堂改做文人活动场所或改做学堂和祠堂。

    我们还命令信奉洋教之文人教育和劝导受诱惑的可怜百姓服从命令，脱离该教，借以补过；若有文人继续奉教，我们将夺其功名，依律严惩。上述命令已公告全省并已存档。

    我们知道，洋人在各省大、中、小城市里建有教堂，居住于此。我们认为宫廷可留几名洋人效力，令其修订历法或从事其他工作；但若任其留在各省兴建教堂，恐怕百姓渐渐会信其宗教，追随其后，大批受诱惑者将抛弃我良善之民俗。洋人对我们承之于圣贤的良好管理及公益均无任何用处。

    为此，我们冒昧恳请陛下对已在朝廷之洋人照常留用，同时请陛下将洋人逐出各省，将其或送往朝廷(效力)、或送往广东澳门，其教堂改做他用。我们认为此举于百姓利益和帝国安宁均至为重要。

    我们有幸已就此事上奏过陛下，陛下对此了如指掌。我们谨遵陛下之命，在福建省禁止了基督教。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1723年11月22曰)。

    我们到12月27日才见到这份奏章。次日，巴多明神父派遣仆人去见当官的一位朋友，了解陛下对此有何答复，因为给皇帝的所有奏章都是神父这位朋友接收的。29日，他遣人告诉巴多明神父，宫中的教堂和欧洲人不受触动，但外省不是这样，那里不再允许有教堂和欧洲人。

    这一答复及总督最近奏章中的内容使我们断定，宗教事务已经无望，其破灭早已在皇帝和总督间秘密决定了。但鉴于答复不太明确，巴多明神父又找内务府一位朋友(皇帝敕令是经他手下达的)帮忙，请他确切说明陛下就这份奏章下达过什么命令。他告诉神父，皇帝已把奏章交礼部议处。

    虽说该部历来十分敌视宗教，但我们仍希望通过争取负责文书档案的官员，请他们从中取出对我们有利的康熙皇帝的御旨，并以此为依据草拟礼部议案。我们自以为通过这一办法至少可保住有票的外省传教士。

    负责文书档案的官员们收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钱后答应依我们所愿为我们效力。他们果然从档案中取出了康熙三十一年时皇帝准许基督教在全帝国自由传播的御旨以及康熙五十年时皇帝就御史樊绍祚状告传教士而发布的关于传教士须领票(方可传教)的御旨。他们据此草拟了两份议案：其中一份使我们对福建总督占了上风；另一份则准许有票的传教士留在各省。

    使我们放心的还有，先皇帝第十二子，即主管礼部的亲王及两位副手曾答应保护我们。(1724年)1月3日，我们的希望似乎显得更有根据了。当天，礼部聚会议事，负责向尚书及其副手们提出决议草案的一位下级官员递交了一份批准福建总督所有行动的议案。亲。王阅后见其中未提及先皇任何御旨，便问档案中是否没有他父亲先皇帝关于基督教的御旨，如有，为何只字不提。亲王一名副手是巴多明神父密友，因此也特别强调这一点。负责档案的官员做了肯定答复后奉命在议案中予以引证。这位副手很清楚这些御旨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巴多明神父两天前已把副本寄给了他。

    这些消息使我们充满了希望；但是次日，即1月4曰，我们却得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消息。当天，礼部照常聚会，亲王问有关基督教的决议草案是否已备妥。上文提到过的那名下级官员居然放肆地递交了昨天的议案，而且一字未改。亲王十分惊讶，那名官员却傲慢地答道他没有任何其他议案可以呈递，还说亲王是主子，但他宁肯丢官也不会递交其他议案。在此情况下，或许亲王怀疑这位官员奉了皇帝密旨所以如此大胆，再或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什么原因，所以亲王提笔在议案上改了几个无关紧要之处便签署了事。鞑靼尚书和副手们跟着签了名，只有汉人尚书及与巴多明神父友善的那位副手拿着笔阅读议案，但皆未签名就把它退了回去。随后两天，人们向其呈递同一份议案时他们又都照退不误。但到最后，亲王派人询问此事为何不能结案，这两名官员担心坚持拒签会招惹麻烦遂不再抵制，签署了礼部决议。现转述如下：

    在朝廷之洋人对制定历法有用，还可提供其他服务；但外省  之洋人毫无用处。他们吸引无知的男女百姓信其律法，兴建教堂，以祈祷为名把人们不分男女聚在一起，这对帝国毫无益处。依福建总督建议，于朝廷有用者须照常留用，至于分散于北直隶及帝国其他省份之洋人，如其可用，可将其送往朝廷，余者遣送澳门。先前领有内务府颁发的票的洋人须把票交给地方官员，由后者寄给本部以便送回内务府销毁。他们所建之教堂均应改做公用。严禁基督教，轻率入教者必须尽快改正。今后再行聚会祈祷者应依律惩处。地方官若不认真监督执行此令，总督巡抚们应将其革职，送礼部查办。

礼部这份决议于阴历十二月十四日(即1月10日)奏报皇帝；次日，雍正帝以朱笔批复如下：

照礼部决定办理。欧洲人是外国人，他们已在帝国各省滞留多年，现必须按福建总督建议办。但恐百姓对其有侮辱之举，因此，朕命令各省总督巡抚给他们半年或数月时间，把他们或送往朝廷，或遣送澳门；派一名官员一路陪同照料他们，保证其不受侮辱。着谨遵此令。钦此。

    如我上文所说，我们于1月4日得知了礼部商议结果，大家对礼部已无任何指望，遂决定向皇帝本人求助，祈其怜悯我们。困难在于如何把我们微不足道的祈求上奏陛下。先皇帝(康熙)第十三子可说是今上惟一宠信之人，如他愿意担此干系，我们觉得他最适于帮我们上奏。因此，大家决定由费隐神父、郎世宁修士(他的绘画才能很讨这位亲王喜欢)和我于次日前往亲王府求见，请他保护我们。

    第二天是1月5 日，早上六点我们三人就到了亲王府门口：他的随从已准备就绪，等着送亲王进宫上朝。门口的太监起先不肯给我们通报，因为亲王就要出门了，但经我们恳求后他终于人内通报了。过了片刻，他出来带我们面见亲王。亲王一见我们就说：“你们是来跟我谈福建总督控告洋人一事吧?”我们答道：“是的，亲王，我们恳求有幸得到您的庇护。”亲王道：“昨天，皇上把你们的事交给我和我的弟弟十六亲王了，但我对情况还不够了解。自从你们发生争执以来，你们目睹了你们事情的发展进程，这使我先父皇花了多少心血啊!要是我们的人去欧洲要改变你们先贤制定的律法和习俗，你们会怎么说呢?今上一一我的兄长坚决要求有效地结束这种状况。”我们答道：“再也不会争执了，一切都已结束。”“如果一切都已结束，福建那两个洋人为什么还躲起来呢?”亲王反诘道。我们告诉他：“那两人我们不认识，我们认识的传教士都有先皇帝发的票，他们散居各省，皆已年高，最年轻的也五十五岁了。殿下可以看到，礼部于康熙五十年发布的命令是准许他们住在帝国的。”说着，我们把这道命令递到了亲王手里。他仔细看了起来，随之一面交还我们一面说道，这道特许令说得不清楚，它在宫内可能有点用处，但在宫外就不管用了。就此我们答道，我们是外国人，不大了解朝廷各部门的管理方式，但皇帝亲手把票给了我们，我们就相信无可忧虑了。

   “呵，”他接口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前来中国的有好几种洋人：有些是来为皇帝服务的，有些是来做生意的，还有些是来传教的。我现在没工夫审察你们的事，不过请通知所有洋人明天到宫里来，我抽空再和你们谈。”于是我们说道：“王爷，我们恳请您注意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像可怜的孤儿一般无依无靠，只能祈求皇上和您的支持了。我们冒昧希望您能像慈父一样庇护我们。”亲王答道：“放心吧，皇上把你们的事交给了我，我会认真办理的。”这一许诺使我们得到了安慰。我们忧心忡忡地进入亲王府，离开时却很高兴。

    我们马上召集在京全体传教士会商该如何回答亲王的问题，因为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让他知道我们的意见不再有分歧，所有人想法都是一致的。

    第二天1月6日是三王来朝节，我们全体遵亲王之命进了宫，但我们白白等了一整天：应该与十三亲王一起在那里的十六亲王没有露面。十三亲王让我们第二天傍晚去他府上，不过又说不必所有洋人都去，有四五个中国话讲得最好的人去就够了。于是，我们六人下午三时许到了他府上。他临天黑才从宫里回来，到家后还有一些事要处理，所以直到晚上六点半我们才被领进他的房间。 

    他让我们落座后说道：“我知道你们的事十分棘手。有一天我看到了福建总督的奏章，你们关于我们习俗的争执对你们损害极大。要是我们到了欧洲也像你们在这里一样行事，你们该怎么说?你们能忍受吗?我会花时间调查此事的。不过我要明确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离开，中国不会缺任何东西，没有你们也丝毫无损于中国。我们不会强行留住你们任何人，不过也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践踏法律并竭力取消我们的习俗。”亲王说这一切时的语气使我们相信，他不过是在重复皇帝本人的话。

    由于我们预料到了他对我们说话的内容，所以向他递交了一份陈情书，针对福建总督指控的要点为基督教做了辩解。考虑到他可能怀疑我们会使用隐瞒手段摆脱困境，我们就告诉他我们从不秘密传教，讲授教理的书籍是发到每人手中的，我们非常乐意分发它们，甚至还公开展出了一些散页印刷品，以便使基督徒们随时看到他们应当知道并必须履行的职责。与此同时，我们给了他一份这种印刷品，内容是以“要言”为标题的教理入门；人们在基歇尔神父的《中国图说》一书中可读到其译文。

    由于这两篇文字(我指的是陈情书和教理入门)是相互印证的，亲王似乎温和了下来。我们趁机提请他注意我们始终是谨慎从事的，从未有人指控我们践踏帝国法律，而且我们与官员们相处融洽。于是，亲王要求看一看票。巴多明神父正好带了一份副本，便递给了他。亲王在上面惊讶地读到，持票的传教士是不得返回欧洲的，于是问是否所有票上都有这一条款。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对我们说道： “这种票在外省无任何作用，如果你们的事情平息下来，就要给你们换一种更适当的票。至于福建总督的指控，你们不必担心，我虽做不了主，但会尽量为你们帮忙。”说罢，亲王把我们打发了出来。

    过了两天，礼部决议奏报皇帝，陛下于12 日批复核准，我在上文已引述了朱批文字。我们指望十三亲王为我们说话，却落了空。但我们又不敢催得太急，生怕因纠缠不休而失去这个仅剩的靠山。然而在获悉事情进展后，我们决定请这位我们指望获得庇护的亲王帮我们向皇帝递交一份陈情书，因为我们决定向皇帝求援。第二天13曰，我们去亲王府求他代呈陈情书，还求他以其声望予以支持。亲王这一天很忙，我们求其通禀的太监建议我们晚一天再去。

    14日同一时刻，我们又到了亲王府。太监一见我们便人内禀报以便亲王接见我们。过了片刻，他出来传话说亲王没空和我们谈话，但心里惦着我们的事，让我们放心。既然无法与亲王面谈，我们就把陈情书交给了太监，请他递给亲王。太监立即办理，但过了一会儿又把它拿了出来，同时告诉我们亲王不能把它留在府里，让我们第二天在宫内他指定的一个门口再交给他。

    第二天15日，我们于11时许进了宫。那位太监替亲王来取陈情书。一小时后重见他时我问是否已把它递交皇上，他说，亲王和三位大臣及他的兄弟十六亲王一起阅读了这份陈情书，但皇上因一桩重要国事把十三亲王叫了去，亲王就没把它带在身上。让这些贵人老爷与闻这份陈情书，我们不会感到不快，我们相信，如需修改，亲王定会通知我们，要是他们赞成，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获得成功。陈情书是这样写的：

    臣戴进贤( 这位传教士1717年1月到达北京后即被封为钦天监正和礼部侍郎，直至1746年去世的约三十年时间里几乎始终供职于钦天监。一一中译注)偕其他欧洲人恭敬地将此陈情书启奏陛下以叩谢天恩，同时禀明我们的凄楚忧伤以祈求陛下怜悯。

    臣等获悉，在礼部就福建总督指控欧洲人一事做出决议之后，承蒙陛下念我们这些外国人留居中国已有多年，特恩准给被遣返者六个月时间，还命令官员陪同他们。我们深知皇恩浩荡，为此感激涕零。若能获准当面向陛下谢恩，我们将多么幸福!

    鉴于无法匍伏于御座跟前，我们冒昧呈上这份陈情书，以我们至深的敬意感谢陛下。

    请允许我们向陛下一一正如向我们的君王和天主一样一一陈述我们极度忧伤的原因。礼部就福建总督指控所做的决议规定，各省须清查持有先皇帝颁发的票的传教士，令其将票交出送还朝廷、予以作废等等。各省持有这种票的传教士不过三十人许，人们先前曾要他们答应永不返回欧洲，如今他们皆已年高体衰，怎堪经受如此艰难之旅?何况澳门非其祖国，可陛下要送他们去那里。我们深恐此消息一旦传到欧洲，人们会以为他们是因违反法律犯下大罪，所以才被逐出帝国以示惩戒的。虽说陛下不立即遣送他们，人们会认为这是陛下宽宏大量的仁慈之举，但他们会因此而更加困窘。

    礼部还认为，无知的男女百姓相信我们的律法，而且以祈祷    为名男女不分聚在一起，这对各省无任何好处等等。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已近二百年，其教理始终是公开的，它教导为臣者忠于其君，孩子应尊敬服从父母，所有成年男子均应积德行善、远离罪恶、服从政府法令、维护安定团结与和谐。只需看看论述基督教的书籍便可相信它不是伪教。正因为此，长期来它才在帝国得到认可并获准自由传教。它历经多次审查，人们从中从未发现有违良善政府法度之处，也从未发现不合情理之事。说我们男女不分，聚集一处，这纯属诬蔑，不屑一驳。我们的集会是无可怀疑的。众所周知，基督徒有自己的节日，届时，他们到教堂感谢天主绵绵不绝的恩德，祈求天主保佑他们君王、父母、官员、朋友及所有百姓太平安宁。然而有人却下令百姓弃绝这一宗教，违者严惩。我们含着泪水，却无法理解为何如此不幸，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宗教是被允许趵，信仰者也无需放弃信仰，只要不触犯政府法令即可。我们在这里犹如不幸的孤儿，只有陛下的公正才是我们的依靠，因为陛下的恩德对各国国民都是不分厚薄的。正因抱有这一信心，我们才不揣冒昧，万分谦卑地祈求陛下恩准长期在华并且有票的欧洲人留在中国。求陛下悯其年迈，准其在区区有生之年在此照看他们先辈的墓地。同时求陛下不要强迫基督徒抛弃他们信仰的宗教。我们自信，心地高贵的陛下定会赐于这一恩典，我们将永远感激。正因为此，我们才于忧虑与希望之中将陈情书敬呈于陛下之前。

    我们一直等到晚上仍不知道陈情书是否已递交皇上。次日即16日，我们又进了宫，中午时分，亲王出现在我们所在之处。他对我们说道：“从你们的陈情书看，你们似乎想和皇上争辩，如原封不动递上去，我担心不会有好结果。你们应仅限于向皇上谢恩和祈求；不过你们若想冒险，那好极了，但我对结果不负责任。”我们答道，既然亲王认为合适，我们就删除带有争辩色彩的内容，仅限于感谢陛下和向他祈求。   

   第二天一清早，我和巴多明神父就进宮去找亲王把按他意见修改的陈情书交给他，因为头天晚上他在宫里值班。我们决定照亲王意见办的原因是：从亲王的表达方式中我们断定，我们的陈情书曾密报过皇帝，因为他以确定的口吻而非仅凭猜测地向我们谈到过陛下的安排。要是我们坚持不做任何修改，获准留京的传教士也会有被逐的危险，从而使有朝一日重建这个被破坏的传教会的惟一希望遭到毁灭。

    亲王接过我们的陈情书，读过后一言不发就拿走了；这使我们断定他已同意。当天我们没得到任何消息。使我们不安的是，有人告诉我们亲王第二天(18 日)要去打猎，而且要持续两三天。果然，他到21日才回来。我们希望22日或23日能得知陈情书有什么结果，然而我们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已递交皇上。我和巴多明神父决定第二天一早进宫，名义上是问亲王次日(这一天是中国春节)我们在何处举行仪式，实际上为打探陈情书的消息。我们如愿见到了亲王。他见到我们后说，一些不期而至的急事使他未能把陈情书递交皇上，但他没忘记我们，而且会寻找适当时机的。因此，直至1月28日，我们仍处于不确定之中。

    这一天，我和白晋神父、雷孝思神父及巴多明神父进了宫。9、10点钟的样子，亲王与他的兄弟十六亲王从宫内一个门口走了出来，他要我们到他跟前并对我们说道：

    “我递交了你们的陈情书，可是太晚了：礼部已经议决，皇上也已批准，木已成舟，无法更改。”我们答道：“对皇帝这样伟大的君主来说处理此事再也容易不过了，他可以降旨特赦，如特赦令通过礼部下达到地方上，就不会太晚的。地方官们不会急于执行他们先前收到的命令，因为皇上仁慈地给了六个月的宽限。”但亲王又道：“皇上对我说了，此刻他丝毫不能改变已经做过的事，不过日后若有人骚扰你们，他将提供保护。”我们道：“当欧洲人从各省都被赶走后，显然无人再骚扰他们了。”亲王道：“你们不是还在这里吗?”“是的，”我们答道，“我们还在这里，在陛下跟前并受陛下保护，但一旦我们的同伴被逐，我们在这里就失去了体面。”亲王接口道：“不是皇上要赶他们走，而是福建总督为纠正两名洋人在该省造成的混乱才这样做的。”我们答道：“我们不认识这些欧洲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姓名。他们受了指控，难道别的那么多人也要跟着倒霉吗?人们对后者无任何理由抱怨，官员们对他们也是满意的。”我们说到这里时，亲王转向他的兄弟十六亲王说道：“无疑，礼部把一切都搅在了一起，他们的决议一文不值，我一读到它就发现了这一点。”亲王说话时，我们跪在地上磕头，求皇上赐恩并求亲王为我们说情。但亲王对我们道：

    “你们要我做什么呢?难道要我也陷入你们的窘境，让我为了救你们而自己完蛋吗?何况皇上说了让你们留在这里以及广州。我曾向他提出异议，说有人照样会把你们从广州撵到澳门，但皇上说广东巡抚年希尧就此肯定会提出申请的。”我们答道：“巡抚见到礼部决定后不会想到再就一件在他看来已经决定的事情提什么申请的，因此，最好劳您大驾把陛下意图告诉他。”“不必了，”亲王答道，“你们自己给他写信吧。”我们说：“他不会相信我们的。但要是过两个月我们给皇帝上一份新的陈情书，您看如何?”亲王做了个手势表示这不可能，随之转身就走，使我们陷入一种您完全可以想像但我们无法描述的深深的悲哀之中。

    这便是本传教会的可悲处境。我尊敬的神父，您不会不知道它的创始人们费了多少艰辛才为这个帝国打开了福音之门。您知道天主曾降福于他们的虔诚，他们过去也曾获得过在这里传播耶稣基督律法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礼部遵已故康熙皇帝旨意公开决定给予的；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人们还有什么不能指望呢?然而，有损心灵一致和灵魂拯救的不睦女神刚从我们手中夺走了所有这些成功。反宗教的裁决公布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最不幸的事件。我只能告诉您其中一部分，因为消息一经传到外省，所有经由驿站的通讯都对我们关闭了。

    这一裁决于正月十七日(2月11日)才发往各省，但官员们从通报中一得知消息便开始反对我们。虽然我们被允许留居京城，但就在北直隶省，Ouen—ngan县知县立即强占了我们建在该县的法国教堂，将其改做公共粮仓。在前往鞑靼地区需要经过的长城边上的古北口我们也有一个教堂，当地官员进去拿走了祭坛上耶稣基督、圣母和圣约瑟的画像并当众烧毁。葡萄牙耶稣会士李国成神父在信中告诉我们，广西总督一听说礼部对我们做了判决，便不等礼部下令，立即夺取了桂林府教堂，让人推倒祭坛、焚烧圣像．礼部裁决下达到各省以后，凡不居住传教士的教堂几乎悉数被占。福建省所有教堂有的被改做学校，有的改做粮仓或祠堂，有的甚至完全被毁。我们(法国)传教士在北直隶省丧失了宣化府的教堂，那里有我们许多基督徒。葡萄牙传教士的损失比我们还大，尤其是赵州教堂被完全拆除，其建筑材料被运到了别处。其他省份肯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使我们最为痛苦的是，在某些地方，有人以撒旦取代了真正的天主，把献给天主的教堂变成了供奉偶像的庙宇一一据骆保禄神父来信所述，河南省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虽然皇帝降旨嘱咐地方官员禁止虐待传教士，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免遭各种凌辱。波兰耶稣会士邦库斯基神父在浙江首府杭州街头若不急忙躲避，就会被扔向他的大量石块砸死。在同一省份平湖县的卜文气神父要不是地方官在其教堂门口设置岗哨使其免遭百姓粗暴之举，也可能就没命了。山西、陕西两省宗座代牧主教洛里姆主教先生当时不在西安府他的教堂中，他与陪同他的一名方济各修会的神父一起在另一个传教地被抓获了，人们把他押往他的教堂。但据这位高级教士亲自写给赤脚穿云鞋的加尔默罗会修士雷纳尔迪神父的信中所言，他们在途中受到了押解者极为恶劣的虐待，因此决定先来北京再去广州：他们担心要是从西安去广州途中受到被押回西安时那样的虐待，那就会丧命。

    正是广州的来信使我们知道，传教士们再也不能把这座城市视勿为避难地了。巡抚一接到礼部裁决就立即在其辖地公布，同时派人向当地传教士宣布，他们必须趁早准备去澳门；他还声称，到6月、至迟到7月，他辖区中的传教士将一个也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