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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东京、科钦支那(越南)和中国的回忆录，对那些垂顾于它们的人自有其吸引力和教育意义。我们将奉献给读者的不再是野蛮人和处于可悲的奴役中的民族的景象。他们是久已组成社会的民族，且享有明智的立法带来的惠泽，拥有关注秩序与治安的政府。

他们或许因此而只会更难领悟福音之光。长期崇尚迷信的习惯、过分尊重旧习俗、自负而缺乏理性、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习惯于既不受约束又不加后悔地听凭激情驱使，所有这一切皆是我们圣教之敌。因此，他们没有停止过反对传教士的工作，不断阻碍并迫害他们。

回忆录白东京和科钦支那开始，这些地方向我们展示了使徒们所遭遇的一切的可怖的情景。传教士们不加雕琢地让我们明白了基督教最初数世纪中信徒们的处境。他们的叙述还夹杂着对所到之处习俗、风尚、物产的评述。他们在这些地方洒下过汗水，甚至流淌过鲜血，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曾有幸光荣地为捍卫信仰而传播过基督教。他们还为我们提供了多幅地图以及关于东京和科钦支那历史的广泛说明。这两个王国很久以来就属中华帝国管辖，但百姓们不满那些远离君主而滥用职权的地方长官，便揭竿而起，选择了他们本民族的国王，摆脱了中国人的束缚。

在许多世纪中，这两个位于暹罗与中国之间的滨海国家听命于同一君主。只是近三百年来它们才分国而治，拥有各自的国王。

许多迹象表明，“中国”这个名字是阿拉伯人传给我们的，他们称这个帝国为秦，这是该帝国于公元前221年由始皇帝建立秦朝时所取的名字。

12世纪末，西蒙古鞑靼皇帝成吉思汗应中国皇帝之请帮助他抵御东鞑靼人。

成吉思汗自己成了向他求助的国家的主宰，而且将征服地拓展到东西八百多法里、南北一千余法里的空间。他的四个儿子相继统治过这个广袤的帝国，其幼子称其皇室为“元”。

一个中国家族赶走了蒙古鞑靼，登上了皇位，取名为“明”。它统治到1644年，即满洲鞑靼或曰东鞑靼入主中华的这一年。后者如今以清朝为名统治着中国。这是相继占据过中国帝位的第二十二个家族或者说朝代。

方济各会修士、波兰人柏朗嘉宾是已知到过中国的第一位欧洲人，他于12世纪进入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游记。还有嘉布道会修士、法国人卢布鲁克，虽没说是继前者之后进入该地的，但与前者一样讲述了他称之为“契丹王国”的中国的神奇故事，还向我们谈到它的财富、艺术、制成品以及昌盛的科学。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及同一家族的尼古拉和马蒂厄·波罗作过两次中国之行，人们将其视为现代发现之父。天性大胆、知识渊博的葡萄牙君主亨利三世透过他们提供的模糊的概念察觉到，可以经由一条比原先所知的更近更保险的道路进入亚洲。1418年，他派遣两艘船勘察海洋、海角与岬角。它们为他开启了通往印度之路。

这些被发现和征服地区的总督，葡萄牙人洛贝·佐查负责组建了对华贸易的分支机构。

1517年，他从果阿派出一支八艘船组成的满载货物的船队，由费尔南·唐德拉达任指挥。同行者有托马斯·佩雷拉，其身份是葡萄牙国王派往中国的大使。唐德拉达性格温和、和蔼可亲，他赢得了广州总督的友谊并与之订立了有利的商约。

佩雷拉启程前往北京。但在此期间，留在珠江下游的葡萄牙人对中国人动了武，迫使其同样拿起武器，以致使中国人打算把外国人统统抓起来。皇帝很快获悉了这些暴力行为，极冷淡地接待了佩雷拉，着人给他上了镣铐押往广州。佩雷拉后来死于广州狱中。

然而在唐德拉达之行数年之后，葡萄牙人终于获得一个讨中国人欢心的机会，弥补丁自己的过失。他们包围、捉拿了一名骚扰中国海面并劫掠沿海地区的海盗。正是为了酬谢这一效劳，皇帝才准予葡人定居澳门一一不过是有保留的，此种保留表明了中方的谨慎或是合乎情理的不信任感。

一些传教士受沙勿略榜样的激励抵达澳门，打算进入中国内地。耶稣会士利玛窦这位机敏的数学家、克拉维尤斯的学生在历经干难万险之后终于于1582年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他甚至被召往北京，1610年五十八岁时死于该地。

在东鞑靼人征服战争期间(我们上文已经指出它发生在1644年)，传教士们只得分散藏匿于各省。基督教当时鲜有进展，它的重新繁荣是在动荡平息以后。

康熙帝这位开明君主是欧洲艺术和科学之友，对传教士很有好感．他以对他们的保护公开地为其带来荣誉，卓有成效地使用他们，还通过1692年3月颁发的正式敕令准其传播他本人曾经研究并予以尊重的(基督教)信仰。他在宫中留用了多名传教士，在钦天监中传教士人数增加，他们来自不同的修会。耶稣会士因福音传播者增加而欢欣。他们以真正宽慰的心情注视新来者的抵达，为他们提供帮助并在自己建立的组织中支持他们。不管人们如何评说，耶稣会士似乎远不像试图独霸教化中国人的工作。人们从新来者对耶稣会士的热忱和爱德所作的最初证词中可得出这一判断。耶稣会士非但不妨碍他们(他们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这样做)，反而兄弟般地接待他们，为其提供他们企盼的一切服务。

(耶稣会士)失去人心是多少年以后的事，而且，不是应该把折磨这一新生教派的纷争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君主对先来者的宠信吗?这种宠信或许激起了其他某些传教士的敌意和嫉妒。

人们指责那些因受皇帝关照而获得荣誉的人在罪恶地献殷勤。致使本应献给天主的对于纯正信仰的虔诚因此而受干扰。由此产生了那么多有根据的或无根据的叫嚷和指责。我们对此既不讨论也不反驳。我们只想提醒人们注意，耶稣会士没有首先发起攻击，他们不认为必须拒绝一位皇帝有用的帮助，因为这位皇帝自称是传教士和宗教的保护人。他们从不拒绝运用自身影响去保护一切为天主效劳的人，他们在信札中从不抱怨任何人，而似乎乐于承认他人的美德和才干。最后，当罗马一旦发话，他们便恭敬地服从那里传来的一切通谕。

他们是人，有可能犯错误，甚至会出于善意而为一种错误观点辩护，直至有决定权的势力最终将其制止。然而他们既不乖戾也不固执；他们这种温和与服从不正是那些如此频频困扰他们的人所应该赞扬与效法的美德吗?

总的看来，中国民风柔顺。如果说他们性格中缺乏那种令我们喜爱的动人生气(而这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那么，这种性格与人们可以责备于许多欧洲人的激烈与粗暴却也相距甚远。

中国的教育是出色的。它基于孝心和敬祖之上，而其谨小慎微也是必需的，或至少有利于维系秩序、和平及信任。人们只能通过学习和工作获得提升。所有城市皆有学校，青少年以宫资在此接受教育，在依次晋升到三个学阶前必须经严格考试。有了学阶方能担任职务、获得荣耀。

贵族不是世袭的，其父显达的孩子们必须自谋功名方不至辱没门庭。

法学、伦理学和方块字是中国学校致力研究的主要学问，而生活于公元前约五百年的著名哲学家孔子的学说则是一切学问之基础。

中国的政治管理纯粹依父子间相互责任的模式运转。皇帝是帝国父母。总督是其所辖省的父亲，正如一位地方官是其所治城市的父亲一样。

这种统治结构对中国是如此自然、如此平稳，百姓于其间是如此习惯，以致不去设想还会有更好的方式。

人们因尊敬而服从，君主以仁慈来统辖。因此，当需要威严时，它是一种父亲而不是暴君的威严。然而正如我们将从这些信件中看到的那样，一些令人不快的例外也时有发生，无论君主还是百姓有时都感到，要想永不滥用极权是十分困难的。

所有法庭都是一级从属于一级的，因此，偏见、权势或收买几乎不可能支配判决，因为所有民事或刑事判决皆须听命于一个或几个上级法庭的决定。

当问题涉及判处某人死刑时，中国人认为任何谨慎小心都不会是过分的。无论最卑微的小民还是最尊贵的老爷，(其死刑)均须皇帝本人决定；任何法官都不能判人死刑，除非属暴乱或造反之列。

没有任何东西比城市里所严格遵守的管理对这个广袤帝国享有的安宁所起的作用更大了，它是准确、审慎和严厉的。地方官要对其治下州府中即便最微小的混乱负责，否则就要丢官。

尽管(官方)如此谨慎，采取了那么多防范措施并施以慈父般的关怀，中国百姓还是与世界各地百姓一般无异，他们在中国也会出错甚至犯罪，不过可能比别处少些。错误和罪行是不容许的，恶习不敢肆无忌惮地出现，在帝国腹地尤为如此。在沿海地区及边境城市，与外国人的商贸损害了中国人的性格和其品行的纯洁。因此，不能根据外国人的说法判断这个国家，这些外国人只看到表面，而且只了解边境地区。

农业在中国极受重视，商贸发达，天文学和几何学在中国也始终受到关注。挖掘管理这些巨大的运河显然说明中国人早已明白许多原理。这些运河穿越几个大省，可使其免遭洪灾，同时方便了交通一一这对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是多么必需。

有人指责中国人杀婴或弃婴，这种陋习在中国确实被容许，但政府极力纠正这一坏事，还设立收容所接纳这些因父母贫穷或放荡而造成的可怜的受害者。大城市里每天都有车辆定时穿过各街道收容弃儿，活的收养，死的用官费埋葬。奢侈和贫穷(它是前者之女)是此种可怕紊乱的真正原因。不过它只存在于大都市。在乡村或稍稍远离省城的所在，人们不抛弃活婴，甚至很少抛弃死婴，除非父母实在无力埋葬。

传教士有时受图谋私利不太可靠的讲授教理者之骗，夸大了临终受洗孩子的数量，这些弃儿往往已经被发现他们的兽类所伤害或几乎被咬碎。然而这种弃儿太多却不幸是事实，而且对杀婴者不予追究也是真的。此外，官方建造了华丽的设施以补救此种可怖的残忍，同时以某种方式收养被父母抛弃的孩子，这同样是真的。

在这一问题上(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欧洲对中国的优势来自前者信奉基督教，因为爱德比人情更灵活、更周到；而且，在基督精神治理下，对于恶的预防要比在仅以对罪恶的自然的完全人情意义上的厌恶而行事的政府中更为有效．

在李明神父及其他所有传教士眼里，汉语与世界上流行的所有语言均无任何共同之处，无论是声调、读音或词义安排都大相径庭。这种语言中一切都是神秘的：人们可以在两小时内记住其词语，但需多年研习方能上口。人们可读懂所有的书而且很好地领悟，但倘若另一个人给你念，你就会如坠五里雾中。一位博学者可以写出优美高雅的著作，但在日常会话中并不总能流畅表达。一个受过符号训练的哑巴可不用书写而用手指较快地让人明白他的意思，而且不会令其听众一一更准确地说是观众一一生厌。最后，同样的词往往表示相反的意思，同样的话出自一人之口可能是颂词，出自另一人之口却是恶毒的辱骂。

此类不合理的事情尽管显得令人吃惊，却都是真的。不过必须长期在中国生活才会相信这种表面看来如此贫乏的语言(它只有约三百个字，而且都是单音节)到了人们嘴里以及在对其潜心研究者的笔下却会变得丰富多彩、和谐悦耳和有表达力。

欧洲人发现了中国培植的科学与艺术。但中国人有点固步自封，他们对祖先的崇敬使他们以为不可能在祖先发明以外再有任何发现；这种崇敬泯灭了他们超越的愿望，也窒息了追求完美的天性所赋予的能动性。

传教士唤醒了这种能动性，尤其在康熙皇帝身上。这位君主天生思想开阔、聪颖而且好奇。他善于评价传教士的学识，尽管政务缠身，但仍抽出时间满足自己对欧洲科学的特殊爱好。他致力于数学，尤其是代数、几何及天文学。他让人翻译含有新方法或有用的新创意的欧洲书籍，还安排传教士去钦天监工作，让他们测绘帝国地图、制造机器、装饰宫殿。传教士们认为可以而且应该在各方面都顺从他的趣味。他们的殷勤使这位君主对基督教很有好感。在他当政期，基督教获得极大进展，教堂到处建立，教士公开布道，人们欣赏基督教而且不害怕信仰它。倘没有敌对者在天主的家园制造不和，它原本可获得更快发展。关于这些不幸的争执，我们既不谈其起因，也不论其后果。我们只希望人们公正地谈论它们，希望所有就此题材撰述的人们提防自身的偏见，也提防在他们之前的著述者的偏见。至于那些品行无可指责的人，那些为了天主而弃绝一切、专注于最凄苦的生活而只期待从天国获得对其辛劳的奖赏的人，倘要以背叛教义、崇拜偶像、毒害他人及其他令人发指的许多罪名指控他们，那必须要有十分清楚明显的证据。

我再来说说康熙皇帝。他对我们圣教的尊敬以及对传教士们不移的情感值得我们在此抄录(《耶稣会士书简集》)旧版本第17卷卷首书信中对他的赞扬：

这位值得我们悼念的伟大君主不仅为亚洲人民所赞美，他的非凡业绩和辉煌统治越过了隔在我们和这个帝国之间的广阔海洋，在全欧洲赢得了关注和尊重。真可以说他至善地掌握了统治艺术，并集一切使人成为上流社会有教养者和伟大君主的品质于一身。

他的举止、身材、相貌，一种威严中透出仁慈与温和的风度首先就令人爱戴和敬重。乍一露面就表明他是世间最大帝国之一的主宰。他内心的品质使他更为可敬。他具有广泛的极高的天赋，具有任何伪装或掩饰都不能将其欺骗的洞察力。他有罕见的可靠的记忆力，遇事果敢，见解公正，判断稳重，使他对疑难问题总能作出最明智的决定。他有很强的自制力，从不喜形于色，也从不让人揣度他的想法或计划，而且有让最富洞察力的人都感到他不可捉摸的本领。他善于筹划重大举措，精于引导，令其善终。他对其泱泱大国的治理工作了如指掌，事必躬亲，而不去依赖亲信或大臣。

尽管他对驯服的甚至视他为偶像的臣民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但他从不忘记公正和正义，只行使法定的权力。在分配职务和授予爵位时，他几乎只考虑正直和业绩。灾荒之年，人们常可看到这位体恤臣民的君主因悯其苦难而摒弃一切娱乐，还豁免一些省份全年赋税(有时豁免高达三四千万两银子)，同时打开官仓，慷慨地为大批灾民提供物品。

他始终自视为臣民之父，这种几乎在他即位之初就已形成的想法使他和蔼可亲，深得民心，在他巡视外省时人们越发可以看到这一点。宫廷大员们惊奇地看到，他是何等仁慈地让最卑微的小民接近他并向他申诉。

尽管一位中国皇帝的权力和财富几乎是无限的，但他饮食节俭，个人生活不求任何奢华。然而，对于国家的事业，尤其当涉及公益和帝国必须时，他的慷慨甚至达到浪费的程度。

他从不迷恋亚洲君主宫廷中流行的奢侈逸乐之风，相反，他远离宫中享乐，每年抽一段时间去鞑靼山区。在那里他几乎总是骑马，在长时间累人的行猎中锻炼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但又毫不放松处理国家日常事务。他把顾问们召至帐篷，甚至牺牲必要的睡眠来听取大臣们汇报，并发出指令。

他日理万机，但仍抽出时间致力子科学和艺术的研究，甚至可以说这是他最大的爱好。他这样做很可能既出于政治需要，又出于兴趣，因为他要治理一个人们只靠文学来获取荣誉和职位的国家。

他虽然熟知中国文学各种体裁，但一得知我们欧洲的科学艺术，便要深入学习它们。几何、物理、天文、医学、解剖学渐次成为他关注和学习的内容。正是他对科学的爱好才使传教士可以自由地接近他，而这种自由是帝国要员甚至皇亲国戚都得不到的。

为表示亲热，这位伟大君主在与传教士频繁的交谈中似乎忘记了帝王尊严；话题常涉及基督教的道理。在了解我们圣教后，他对之表示尊重并欣赏其教义和准则，常当着全体朝臣的面予以赞扬。他公开发布敕令保护传道士，允许基督教在其帝国自由传播，他甚至还给人以可能信教的一线希望。如果他的心温顺得如同他思想的开明一样，如果他能摆脱长时期或因政治或由偏见铸成的使他至死未能信教的羁绊，那该是多么幸运！

1722年12月20日，死亡降临了。此前他由亲兵陪同在海子猎场猎虎自娱。一股寒气向他袭来，他吃了一惊，突然吩咐回驾畅春园。这道令人想像不到的旨意起先使随从们惊讶，但大家很快明白了突然回驾的缘由。他的血液正在凝固，不管给他用什么药都没能奏效。他眼看就要死了。而就在他去世的当天，他仍召见了所有大臣，向他们宣布他指定第四子继承大统。所有人都赞同他的旨意。晚上八时许他停止了呼吸，遗体当晚运回北京。

翌日清晨五点，新皇帝君临天下，取名雍正，他得到所有亲王、大臣和各部官员的公认。人们给欧洲人一块白布戴孝，使他们得以与皇亲国戚及帝国显贵一起在康熙遗体前伏地磕头。

我们在这里不谈中华帝国的古老、它的居民分布情况、它的宗教

(它不过是已被渗入其中的迷信和偶像崇拜所歪曲的自然法则)，不谈它的习俗、风尚及中国人的性格，不谈使我们的宗教在此安家的传教士们所需克服的困难以及为使其发展所付出的辛劳，也不谈传教士们的成就、才干、虔诚和耐心；所有这一切细节，正如关于自然史及艺术的其他细节一样，我们要求助于传教士们书信本身，求助于杜赫德神父对中国的描述，求助于冯秉正神父的《中国通史》和李明神父的回忆录，最后还要求助于在国务大臣贝尔坦先生支持关心下得以问世的一切出版物。

这是从一篇意大利文及一篇葡萄牙文回忆录中摘录的关于东京王国掀起的迫害基督徒的情况，以及为了信仰而在那里遇难的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和九名东京基督徒的情况。

1721年东京爆发的迫害是基督教在这个王国遭受过的最残酷的迫害之一。读了这篇综述后人们可对此作出判断；大家从中将看到宗教被禁止，传教士和基督徒被追究、囚禁、拷打并在刽子手的镣铐下死去，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拒绝践踏受难耶稣令人崇拜的形象。这便是近年来吸引了一个伟大民族所有注意力的景象，它也使基督耶稣勇敢的忏悔师们获得了不朽桂冠。我们在此转述的只是得自公众舆论的内容，而且一些值得信赖的人可为之作证。人们疏漏了这些杰出的新信徒死亡时许多感人肺腑的情仕少景，因为为躲避士兵搜查而被迫藏匿起来的传教士们并无予以确切调查的自由。

作为东方最繁荣地区之一的东京传教区曾是而且依然是最受迫害的地方。不过近年来它似乎比较平静；福音传播者工作中遇到的麻烦少了些，其工作成果也与其投入的热情相称。无数生灵从魔鬼手中被夺了回来，而且大批走上了基督指引的正道。此种平静不会长期延续的；魔鬼不会平静地看着那么多被诱惑者从地狱中脱险。

魔鬼使用的工具是一个信仰已被其心灵堕落彻底败坏的女基督徒。她住在一个名叫Kesat的小镇上，此地有许多热忱的基督徒。她极端的放荡和生活的不轨在镇上成为一大丑闻。为使她重返永福之路，人们轮番使用规劝、指责以至威胁，但均不见效。鉴于她过分放纵，信徒们最后再也不愿与她来往，传教士也剥夺她参与圣事的权利，直至她重新过比较道德的生活。这个可鄙的人把治病良言当成毒药，继而又叛教并决心不择手段地彻底破坏基督教，从而使她陷入了更深的罪孽。她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一个叛教者，还告诉了她另一个不信教的憎恨基督教名声的情夫。他们商定向名叫Chua的王国摄政递交诉状，起诉要点如下：

1．基督徒埃马纽埃尔·费约克及其父母不服从国王禁止葡萄牙教(这是他们对基督教的称呼)的敕令，公开保护两名传播该宗教的欧洲人，把他们藏在自己家里和村子里。2．这些欧洲人在村子里建造了一所教堂，向百姓讲授他们的宗教。3．百姓从王国各地成千上万地拥向这所教堂。4．欧洲人在其他许多小镇也建有教堂，地方官前来察访时却对此类混乱视而不见。这份诉状之后还有第二份诉状，但我们未得到副本。所能知道的是其中充满对基督教的斥骂及对传教士和新信徒的诬蔑。

Kesat镇上的基督徒隐隐预感到有人向宫廷诬告了他们。因此，每次圣事罢，他们都把圣器、教堂的祭服及家中最珍贵的器物藏到安全之处。埃马纽埃尔·费约克预料即将响起的霹雳首先会落到他头上，因此把可能被不信教者亵渎或抢走的大部分物品藏了起来。其余不相信风暴就要降临的基督徒则动作迟缓，因而最后有点措手不及。

布夏莱利神父住在Kesat。当获悉宮廷已派出三名官员和约一百名兵士来查验该镇时，他通知了基督教徒。这一消息引起了普遍惊愕。迫害者就要到来，基督教徒惊慌失措。有些人离家出走，另一些人留在家里，却不知如何是好。

布夏莱利神父和讲授教理者们勉强离开了小镇，但未能走远；而士兵们已经抵达，包围了小镇。与此同时，官员们派人从各个方向高声宣布禁止离镇，违者处死。这样，基督徒们整夜被围。

天刚启明，官员们进了镇，聚集在镇公所里。他们命令所有居民都到那里，随之传讯被告发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从埃马纽埃尔开始传唤，但他已经失踪。于是又传唤他新入教的六名亲戚；他们一露面就被士兵捆绑起来。士兵先把他们关在镇公所内，随之把其他人打发了回去。迅速处理完这一切后，官员们在一群兵士跟随下洗劫了教堂和基督徒们的住宅。他们进入的第一幢住宅是埃马纽埃尔的家．由于他富名在外，所以洗劫者以为可捞点油水满足贪欲。可是他采取的预防措施使他们大失所望，后者两手空空地走了。

他们从这里直扑教堂，在那里仍发现了一些祭服及圣像，这是人们没来得及藏起来的。他们把这些物品搬到旁边一幢房子，它属于名叫Luc Thu的一名基督徒，此人后来荣幸地为基督耶稣献出了生命。由于他们认定他是一名基督教讲道者，所以残酷地虐待他，将其投入一间可怖的牢房，然后继续在多明我会教堂及已被他们监禁的基督徒家中抢掠。回到镇公所那间关着六名基督徒的屋子后，他们在其脚上上了镣铐，而且让其在狱中拖着它们。三天后，他们撤离了Kesat小镇，还把六名囚徒带往宫廷。人们可以想像基督徒们是多么悲伤，他们看着教堂被亵渎，住宅被洗劫，还目睹了对一批新信徒的虐待，而后者罪名不过是眷恋自己的信仰!

囚徒们到了宮中便被带上法庭，人们在他们眼前摆放了几根沉重的铁链和各色刑具。官员把一个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扔在地上，向他们宣称：如要活命并获得自由，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十字架踩在脚下。三名新信徒被此种恐怖景象吓坏了，他们懦弱而罪恶地服从了命令，捡回了一条命。其他人信仰坚定，他们被这种亵渎宗教的建议气得发抖，勇敢地甘愿领受酷刑，甘愿去死。人们马上在他们脖子和手、脚上戴上镣铐关押起来。官员们向摄政王汇报了Kesat之行并呈上在那里搜到的祭拜天主的一切物品。摄政王见状勃然大怒，令一名太监及一名亲信官员前往Kesat再次搜查用于祭礼的一切器物。他们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但在教堂和民宅里几乎一无所获，因为人们已抓紧时间把幸免于士兵贪欲的一切物品都安全地藏了起来。他们只好抓了一名为传教士服务的新信徒带往宫廷。向摄政王汇报时，他们准确描述了信徒聚会的教堂的形状和大小。这个野蛮人立即又派其他官员去Kesat绘制这些教堂的图样呈览。

士兵们以为这次有恃无恐，所以恣意凌辱、强暴和虐待百姓。他们闯入民宅，抢掠一切落在他们手中的财物，沿途殴打遇见的所有人。整个小镇一片惊慌，一名妇女吓得早产，另一妇女因恐惧绝望而自尽。全镇所有人都行动起来向官员抱怨叫屈，同时把这两桩悲惨事件摆在他们面前。官员们震惊了，他们的权威即刻缓解了士兵的疯狂和贪欲。

其间他们绘制了两座教堂的图样并带往宫中。暴君仔细察看后第四次派官员赴Kesat，令其拆毁教堂，并把材料运到宫内以建造或修缮浮屠。这几名新官员被收买了，所以执行命令时手下有所留情；

但是我们的教堂已被完全拆毁，未留一砖一石。Kesat镇以前一直是安宁的，甚至迫害最烈的时期也是如此；此外，该镇仅有六户崇拜偶像的家庭，但拥有两千多名基督徒，其中一千七百名属耶稣会传教士领导；每逢重要节日，人们看到我们教堂里新信徒达五六千人之多，他们是因对宗教的景仰之情和人们庆祝这些神圣节日的盛况而从三四十法里以外赶来的。总之，传教士把该镇视为可靠的隐蔽所，他们正是从该镇出发，一年中数次去王国其他省份传播和发展这个新生教派的。正因为此，这次打击使人备感悲痛。

从Kesat镇发端的迫害不久就蔓延到其他省份。几乎与此同时，南方省一名叛教者试图向一名对我们宗教有好感的异教徒(其妻子和孩子是基督徒)报复，便模仿Kesat镇那名叛教者，并以一份对基督教充满斥骂和诬蔑的诉状向宫廷官员告发了新入教者。宫廷立即派出一名官员和四十名士兵出其不意地进入那个叫Koumay的小镇；弗朗索瓦·沙弗神父就住在那里。官员一路上以沿途部落的兵士扩充队伍；一天夜里，小镇在人们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包围了。

鼓声和火枪齐射的响声使传教士明白了面临的危险。他竭力逃跑，进入了另一省份，但途中忍受的苦难是难以想像的；他半裸着身子，没有任何食品，而且常常被迫在河里或沼泽地的泥浆里把自己一直埋到脖子以免被不信教者发现。

然而，士兵们闯入传教士住宅，逮捕了平素陪同神父传教的四名新信徒，因为他们没有时间逃脱。他们在那里抢劫一切未及藏匿的财物，还抓获了另外几名基督徒带至宫中牢房。同样的行动还发生在西方省，我们的教堂遭到抢劫，监狱里关满了基督徒。

Ngheyein省有一个叫Thadee Tho的基督徒，此人曾有过几次神经失常，但后来却以对基督耶稣的勇敢献身证明，他的神经错乱只是暂时的。在一股有失谨慎的热情驱使下，这个新信徒闯入被百姓尊为学者的庙堂，推倒他的塑像并踩在脚下。几名异教徒立刻向他扑去，对他一顿拳脚，还将他拖到省督堂上，要省督判他侮辱先师的罪名。他们还控告基督徒是这一糟蹋他们至圣先师的行为的唆使人。省督听取了他们的控告，派人拘捕了被告人；但在了解事实真相后，他认为这个新信徒是弱智者，因此予以从轻发落，并且释放了他认为无辜的基督徒。那些异教徒被这一宽恕激怒了，便把案子告到摄政王跟前。这个暴君一读到诉状便习惯性地陷入盛怒之中，下令立即把被列入名单的基督徒带到宫廷狱中。此令被立即执行了。

与此同时，他发布了一道新敕令，在全国禁止基督教，还下令各裁判管辖区立即公布敕令并严格执行。这不啻是全面迫害的信号。人们在各省推倒教堂；基督徒自己也拆毁了几座教堂，以使它们免受非基督徒亵渎。神父们从这个省流落到那个省，沿着偏僻难行的小道各处逃遁，既得不到休息，也没有安全感。沮丧的新信徒们陷于四面楚歌之中：逃脱了官吏追究，却又落人士兵和异教徒之手，这些人武装进入他们住宅，把财物抢劫一空。大批基督徒戴着镣铐被押往宫廷监狱，总之，凡信仰基督教者，其名誉、财产、生命皆受到威胁。

过了数月，囚徒们被带到庭上受审。法官们要他们选择：或是处死，或是放弃信仰并把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踩在脚下。有些人见到拷打和酷刑就动摇了；但在其他许多人心里，对天主的敬畏和爱慕占了上风，他们无畏地端详着这些可怕的刑具，申明宁肯永葆信仰而不在乎维持脆弱的生命。

其中一人尤为引入注目，这是一位名叫Luc Thu的老人，其堪为榜样的品德比其高龄更令人起敬。当有人迫使他把救主圣像踩在脚下时，他马上跪在圣像前双手将其捧起，恭恭敬敬地把它举过头顶，随后又紧紧抱在怀里。他的心仿佛已和基督耶稣相通，遂以坚定而深情的语气说道：“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您洞察人们心灵，您知道我内心的情感；但这还不够，我要把自己的情感让那些以为可以用威胁吓倒我的人看看，让他们知道无论最可怕的酷刑还是最残酷的死亡都不能把我和您的爱分开。”老人的坚定似乎使官员们心中产生了恐惧，而这原本是他们想让老人产生的。他们不再向老人提问便把他与其他基督徒一道送回了监狱。在狱中，老人用笔写下了他的信仰和思考，以此证明除信仰基督耶稣外，别无其他真正的信仰；为拯救灵魂，为配享真福，就必须信仰它。

这份文书被交到了官员们堂上，他们读后不禁承认文中所言合乎情理，甚至认为对这位善良老人的严厉措施应该放松一点。确实，他的道德和虔诚使他在狱中也受人尊敬；尽管身体虚弱，又遭受着可憎的牢狱的种种烦恼，但在自身勇气支持下，他仍不断安慰难友，激励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对那些无法与之交谈的难友，他就给他们写充满基督精神的书信，勉励他们在痛苦中坚贞不屈，同时要坚定信仰。

名叫Chua的暴君还只是满足了一半，因为尽管他下达了命令，而且已被立即执行，但自迫害开始以来一年时间里还没抓到过一名传教士。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了：获悉弗朗索瓦一玛丽·布夏莱利神父和让一巴蒂斯特·梅沙利神父被捕的消息对于他犹如一次重大胜利。事情是这样的：

这两位传教士承受的工作和劳累使他们患了令其逐渐衰竭的慢性病。日本省会长约瑟夫·毕尔神父得知他们的凄惨处境后命令他们前往中国。他们已经到达这个帝国的边缘，在一个名叫Lofeu的所在，这是一块臣服于两个王权的地方。

尽管他们小心躲藏，异教徒们不久还是获悉了他们的行踪，使他们只得躲到别处。他们到了离此地三法里以外的地方，但仍有人追赶。为更好地躲避如此激烈的迫害，他们最终躲进一片树林；这里荆棘浓密，几乎无法进入。在这里似乎安全了，只是还要担心野兽。但是异教徒们获悉有一个基督徒知道他们的隐藏地，便以酷刑逼他说出；于是，官员们立即带了一群士兵赶赴该地。他们在树林里分兵把守，不留任何可供逃脱之路。就这样抓住了两名神父、三名陪同的讲授教理者以及伺候他们的一名孩子，并把他们带到一个叫Anloam的地方。

他们在那里被囚禁了数日，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耐心不断经受着考验。几名小官吏挖空心思以嘲笑他们来取乐；轻蔑、辛辣的取笑、辱骂、羞辱无所不用其极。如这种凌辱仅涉及传教士自身，他们只以端庄的沉默相对；但当官员们攻击基督教或强迫神父和讲授教理者向异教偶像跪拜时，传教士们便打破沉默，激动起来了。

梅沙利神父以庄重而又愤怒的神情对他们说道：“你们这些卑劣可鄙的家伙，你们竟敢侮辱你们生命的创造者，还把只该属于天主的信仰和崇拜转移到魔鬼头上!魔鬼只配下地狱，你们的命运也将如此。我们作为普世最高主宰的使徒，我们教人们上天堂之路，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到达天堂；而你们如果不放弃偶像崇拜而归依真正的天主的宗教，你们就将受炼狱之苦。”此等益世良言若对良善之辈本应产生影响，但这些官员在偶像崇拜中陷得太深了。为给神父们制造新的痛苦，他们采取了残忍的行为：当着神父们面毒打那个追随他们的孩子。梅沙利神父制止了他们，并令其羞愧不已。他责问他们：

“这个孩子干了什么坏事?他小小年纪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的无辜吗?信仰基督耶稣如果在你们看来是罪行，那么是我教这个孩子的，我是惟一有罪的。”

他们在这段时间还迫害Lofeu的基督徒，只有花钱出狱的人才得到宽恕。

在距Lofeu两法里的Vannim，我们曾有过一座教堂，是Chua本人给我们这块地皮做墓地的；让·德·塞席埃拉神父和弗朗索瓦·德·诺席埃拉神父的遗体便埋在这里。这座教堂已被拆毁。人们大肆搜查住在此地的讲授教理者，不过他们已经躲人丛林，在那里以野果充饥，而且常有被老虎吞食的危险一一因为这个地区有许多老虎。

囚徒们戴着镣铐被押往京师，一到那里即被带到官员们面前受审。这次庭讯中发生的一切我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下堂后被关在两所分开的牢狱，白天黑夜均有士兵看守，在遭受严酷对待之外，还得不到最必需的物品。这便是人们给基督耶稣两位忏悔师的“宽慰”了!而他们却又如此衰弱，因为他们还没有从先前的疾病中恢复过来，又因被迫在炎热的天气里艰难地长途跋涉而十分劳累。

这些暴虐举措甚至在非基督徒中也引起了怜悯。主持大理寺第二庭的一名文官与摄政王商谈国事时巧妙地把话题引到当时的迫害，他利用后者给予的自由权说道：“殿下，您发布的反基督教敕令给王国带来了重大损害，它为最粗暴的敲诈勒索提供了借口，大大小小的官吏利用它来压迫众多的百姓。我十分了解被这些人以极端方式欺凌的基督徒，他们性情温和、宁静，讨厌一切争执，准时交纳赋税；您还要他们怎样呢?我很愿意跟殿下立一纸文书：我给您三年时间以血和火向基督徒宣战，三年期满后如能摧毁基督教，我甘愿掉脑袋。从另一角度说，倘若让他们过太平日子，容许他们自由从事宗教活动，而殿下您若听到他们挑起哪怕小小的骚乱，见到他们中哪怕有微小的造反迹象，那么我也甘愿领受同样处罚。”这些通情达理的话对暴君只是耳边风，他仅以假装沉默作答。

还有一次，这位官员与同一法庭的其他官员一起评议基督徒的案件。其中一名官员是基督教的死敌，他肆无忌惮地说，摄政王把这件事办糟了，由于没让大批信徒脑袋开花，所以他永远禁不了这个外来宗教。这位官员严厉地扫了他一眼，说道：“那么你认为当个基督徒就该死罪了?”闻听此言，刚才说话的官员涨红了脸，岔开了话题。

暴君还受到另一名官员(他的女婿、统率南方省军队的将军)的类似告诫。这位官员说道：“我的主人，我无法向您隐瞒，我们省里一切都乱了，征税非常困难。不少官员下属的公务人员以及另外一些打着这一旗号却并无真实职务的人像发狂的疯子一样到处乱闯民宅、肆意抢劫财物；可怜的百姓生怕落人这些野蛮人手里，所以四处逃避。老人、妇女、孩子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却像外邦人一样流浪，这是多么悲惨的情景。为免遭如此残酷的压迫，有的人挖了地洞，带了财物藏在里面；另一些人在丛林深处找个藏身之地，却要与野兽为伍。那些出逃的被剥夺了一切的人因饥饿贫困而整个家庭地死去。宫廷及各省监狱中挤满了基督徒；那些逃过了查究的人不敢在公开集市露面，商业因此明显凋敝。噢!我的主人，面对这么多不幸，让您的心变软一点吧!您一句话就将制止此类不公正的继续并恢复我们各省的安宁。总之，人们迫害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他们忠于国王，热忱地为其效力，而且最积极地提供国家的开支。”听了这些话，摄政王答道，取缔基督教和迫害基督教徒并非出自他本意，他是受各法院抱怨所迫，而所抱怨的又是非用严厉手段对待不可之事。

凡有基督徒的地方，所有人，直至小民百姓无有不受触及者。有一个小镇的异教徒共同商定，把一名传教士领到他们这里；他们猜想自己的住宅将是他最保险的庇护所，因为别人绝对不会到一个明知只有异教徒的镇子里来搜查他们。传教士感激他们的建议，但认为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接纳建议不是谨慎之举。

两位神父戴着镣铐受煎熬已有六个多月了。其住地之恶劣、食品之缺乏及其他与监禁相随的苦难皆已达到极点。经常传他们庭审(神父们戴着脚铐，在下人们辱骂声中被拖到庭上)的官员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痛苦：这种痛苦都刻在他们苍白消瘦、疲乏不堪的脸上；然而，这些野蛮的官员把基督耶稣的使徒视为必死无疑的牺牲品，因此不屑于减轻他们的痛苦。传教士必须有相应的体力才能支撑其勇气。他们最后在无尽的痛苦中倒下了：两位神父都得了重病。

疾病夺走了梅沙利神父的生命。他曾以不可战胜的耐心和持续不懈的热忱归依非基督教徒，如今天主褒扬他的时刻到了。

这里不是详细描述这位传教士全部品德的地方，整整一卷书恐怕都难以尽述，有朝一日人们可以出版关于他生平和工作的传记。

我在这篇短短的综述中所能说的是，他把危险时刻中表现出的坚定性和种种难熬的痛苦中表现出的忍耐心推向了英雄主义的高度。为把基督耶稣的名字带给各东方民族，他在海上和陆上遭遇了难以计数的危险。在长途旅行中，有一次他被盗贼抢劫一空，还被打得半死躺在地上，醒来后发现自己孤零零地被抛在无人居住的荒野之地，没有衣服，没有食物，浑身是伤，也无人可以求援；他就是在这种境遇中勇敢地一次次战胜了自己。他常说，传教士生来就是为受苦的；还说，繁重的工作是每天的精神食粮。

在另一次前往科钦支那的旅途中，他来到毗邻该王国的一个名叫Tum—K6的小镇。此地的中国总督以前曾是基督徒，但几年前已成了可鄙的叛教者。神父刚在小镇露面，异教徒就密谋加害于他。他们成群结队地去找总督，用最恶毒的言语中伤神父；他们对总督说：“这是个可憎的家伙，他用死人枯骨配制某种有害溶液，并把它倒在百姓头上，遭此不幸者便不能自控；由于这种魔水的效力，他们被迫成了基督徒。”

这一可笑的指控打动了轻信的总督，他下令囚禁神父；几天后又判处神父斩首。判决临执行之际，一个和尚晓示总督，此举将给他招来极大麻烦：如果他处死庞若翰神父的一名教友，就会深深触怒科钦支那国王，因为这位君主对庞若翰神父十分敬与友好。这一谏诤起了作用，总督中止了判决的执行；周密考虑后，他释放了神父，同时命令他尽快离开这一地区。神父服从了；但感到双重的悲哀：一则因为他已经到了久已渴望的传教区门却无法进入，二则更因为眼看几乎已经到手的殉教者桂冠又被夺走。

他只得再次返回澳门，但在那里只呆了不长时间，因为他坚决要求其长上给他工作，于是获准进入东京王国。这里有一大堆工作等着他：大批非基督徒的归依便是其结果，而光荣地死去则是对他工作的褒奖，这一天是1723年6月15 H。这位五十岁的神父给他的修会留下了宗教和使徒美德的伟大榜样，同时也留下了愿为天主事业献身者不断增加的辉煌业绩．

摄政王获悉梅沙利神父死讯后下令将其遗体运出城外。去世后第三天，这位神父脚上带着被捕时戴上的镣铐被埋葬了。七个月后，斯丹尼斯拉斯·马查多神父把他移葬在幸免于异教徒亵渎的Kene教堂一一如今他珍贵的遗体便安放在这里。

与此同时，布夏莱利神父的病情变得日趋危险，人们对他的生命已开始不抱希望。负责看守的官员或出于天然的怜悯，或害怕遭摄政王责备，把神父从牢里移到另一处稍微舒适些的地方，还叫来一名医生看护他一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不让他因死亡而躲过本来为他预备的苦难。

终于，经过一年最痛苦的囚禁，神父与其他被捕的新信徒获悉，法庭刚对他们做了死刑判决。这一消息使他们欣喜若狂；为公开表达喜悦之情，他们人人穿上了新衣。基督徒们成群结队来到狱中，恭敬地亲吻基督耶稣这些杰出忏悔师的脚，赞扬他们的荣誉，并以信仰和真正的爱德所唤起的动人情感与他们永别。大家做了忏悔，还从一位几年前在仇教中被捕并关在同一牢房的东京教士手中领了圣体。

10月11日是他们的凯旋之日；牢门打开了，囚徒们被带到正对暴君宫殿的广场。他们排成一行，布夏莱利走在前面，基督徒们紧随其后，再后面是被控各种罪名的异教徒。一名宫廷官员走出宫来，朗声宣布道，殿下出于强烈的孝心，恩准独子可以出钱赎命。然后，他写下有能力出钱者的名字，呈报摄政王。

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出来，手里拿着针对这群人中每一位的死刑判决。他从布夏莱利神父开始并走近他说道：“你作为外国人，鉴于你向百姓布讲这个王国所禁止的基督教，殿下判处你斩首。”神父端庄地点了点头，高兴地说，感谢天主。

官员随后对了hadee了ho说道：“你也被判处死刑，因为你是这个外国人的信徒，你信仰基督教；此外，你的头将被挂在木桩上示众三天。”他继续对其他人宣读判决书，判决理由和措辞都与上述相同。

在向异教徒宣读了他们为之丧命的种种罪行及判决以后，官员最后又宣读对其他几名基督徒的判决，他们有的被判终身饲养大象，有的被判在数年间从事这一劳役，判决的理由都是因其信奉基督教。

宣判一结束，人们马上把保证出钱的人及被判饲养大象的人重新送回牢房。被判死刑的人则当即被大批兵士押赴远离城区的刑场。大批好奇地想看看这一情景的百姓尾随其后；布夏莱利神父走在犯人最前面，新信徒们紧跟着他。

刚走几步，他们中便有人唱起教堂里的经文和圣母玛利亚连祷文，其他人以相同的音调和虔诚合唱了起来。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仍在不断赞美天主，只有当他们亲爱的传道士为支持、激励他们的坚贞不时地对他们做简短鼓动时，他们的祈祷才稍作停顿。传道士告诉他们：“几小时后，我们就将摆脱这不幸的尘世，我们就将在天堂里与天主同在。”他们就这样圣化了这段痛苦而屈辱的路程。然而，尚未恢复病体而且空腹拖着沉重锁链的布夏莱利神父无法承受这一劳累，他虚弱地倒了下来，被搀扶着走完了余下的路。

到了刑场，布夏莱利神父几次跪拜在地，恭敬地亲吻这块将要浇洒他鲜血的土地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天主。刽子手抓住囚犯，把他们每人都双手反绑在一根桩上。

此刻，天上飞来一群浑身雪白的鸟，这是当地从未见过的，因此吸引了大家注意，引起汇集在一起的大批百姓的惊讶。这群鸟不停地在基督徒尤其是布夏莱利神父头顶上盘旋，在空中一起扇动翅膀作欢乐状。异教徒们自己也发现，这群鸟似乎不在非基督徒头顶盘旋。他们中许多人被这一新奇景象震惊了，另一些人则高声嘲笑道，如果基督徒的天主果真如此强大，他只需命令这些鸟把他的崇拜者们带上天空并把他们从刽子手手里解救出来。

一切终于就绪，基督耶稣的忏悔师们被分别绑在木桩上一一斩首。布夏莱利神父被第一个斩首。他年仅三十七岁，在耶稣会中度过了二十二年，其中七年时间勤奋地效力于本传教区。当他被捕时，一名中国官员打算强行把他从迫害者手中解救出来；神父获悉后祈求他什么也不要做。为更有效地打消他这一想法，神父向他指出，整个传教区都会受这一暴力行为影响。

当他手脚被戴上镣铐后，他恭敬地亲吻它们；他不仅不抱怨其沉重，反而常常得意地看着它们：与其说把它们看成监禁的象征，不如说当成授勋的标志。在他经受的多次审讯中，他只回答法官必须回答的话，对于其他则保持高度缄默；但他们若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基督教，他就滔滔不绝地大谈这一宗教的优越和神圣。他指出必须信仰它才能无愧上天奖赏，才能免遭地狱苦难。他勇敢地谴责他们极不公正，因为他们如此残酷地对待大批只因信教而获罪的无辜者。一次一名法官问他是否想过他是在跟掌握他生杀大权的官员们说话；他坚决地答道：“我不怕死，我只敬畏天主。”

次13夜间，基督徒前来向他们亲爱的神父致哀。他们将其遗体人殓后埋葬在他为信仰抛洒热血的地方；过了数月，托马斯·鲍齐亚神父将其移葬于我们的Damgia教堂，这是他如今的安息处。有报道说，由于天主这位仆人的功德，许多疾病被神奇地治愈了；我对此不打算说什么，因为人们至今未有真正的证据。

皮埃尔·弗利厄是第二个被斩首的，这是一位热忱的讲授教理者。他在本教区一名高级神父那里发誓甘守清贫、贞洁和服从。他是在Antap教堂被捕的；他坚决拒绝背叛信仰，拒绝践踏带有耶稣像的十字架，同时又对法官们侃侃而谈宗教的真理，这一切使他在囚禁期遭受了极为残酷的刑罚。

第三位被斩首的是安普瓦兹·达奥；他是两名神父在中国边境被捕时陪伴着他们的人之一。鉴于他是布夏莱利神父的首席讲授教理者，人们便多次用刑逼迫他说出传教士做过圣事的小镇名单。他在严刑拷打中只说了以下的话：“我知道我的主人是伟大而仁慈的，吸引我为他服务的只是他崇高的品德；我没有任何其他话对你们说，你们杀了我也不会知道得更多。”当基督徒到狱中探望他时，他感人的话语令他们入迷：“尽管我是罪人，但我知道天主召唤我为了祂的圣名而光荣地流血。”

第四名和第五名叫埃马纽埃尔·迪安和菲利普·米；这是两位热忱的讲授教理者。他们遭遇的长期严酷的囚禁生活，形形色色的酷刑以及视死如归的勇气证明了他们的坚贞；天主褒扬他们的虔诚。

我们说起过的Luc Thu是第六名被斩首者。迫害刚在Kesat镇掀起，他便在甘为基督耶稣受难的强烈愿望推动下来到官员们面前宣布自己是基督徒。在狱中或法庭上，他不断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当法官们为迫使他缄默而以死威胁时，他答道：“这是我惟一希望的事；求求你们尽快判决吧，判我死刑，让我亲吻它。”他两次被施以重刑，但他似乎从中汲取了新的力量：每次受刑后脸上都透出愉快和满足。

在囚禁的两年中，欢乐情绪始终伴随着他；当把判决消息告诉他时，他显得更加高兴了。他温柔地拥抱着前来探望的妻子说道：“分享我的快乐吧，我将把生命献给天主了；另外，我死后你别穿丧服：丧服不宜于凯旋的日子。”随后，他给她一条鲜红的裙子，说道：“这便是我命令你在我身首分离时穿上的衣服。”可是，这位虔诚的女基督徒不认为必须顺从他的意旨，因为她担心无端地刺激异教徒从而激起新的议论。

临刑前，一位官员出于侧隐之心朗声说道，这位老人只有一个兄弟，当属摄政王恩准的以钱赎命者之列。Luc马上以眼和手指着讲授教理者们对官员说道：“你别这样想，你在那里看到的所有人都是我兄弟。”他就这样在将近六十岁的时候光荣地结束了生命。

Luc Mai是第七名被斩首者，他曾服务于我们的Keban教堂，并以巨大的热忱履行这一职责，在受刑时表现了同样的坚贞。我们说过，当忏悔师们组成的这支真福者队伍奔赴刑场时，正是他带头唱起了圣母玛利亚连祷文和其他祷文。

Thadee THo是第八名；他和四名有罪的异教徒一起在另外地方被处决，他们的头都被悬在一根桩上示众三天。二天后，王城中的讲授教理者埋葬了他。这位讲授教理者惊异地发现，Thadee Tho的头像刚砍下来时一样新鲜，而异教徒的遗体已经发黑、变形，处于半腐烂状，老远就发出一股腐臭味。

保罗·努阿这位讲授教理者在受刑期间学得与其伙伴们一样坚贞，他也有幸以光荣之死赢得了天主褒扬。

最后一名是弗朗索瓦·康；此人便是见了为他准备的刑具而惊慌失措，并以怯懦的叛教免遭刑罚的那个人。他不久就明白自己犯了大罪；他为怯懦而羞耻并感到苦涩的悔恨，他含着泪水求基督徒们原谅，还以强烈的痛苦为此忏悔；为真正弥补过失，他找到了法官，当着他们的面撤回自己做过的一切，公开声明信仰基督教，还表示自己置生死于度外。囚禁、酷刑及最后为天主献身是对如此真诚勇敢赎罪的奖赏。

神父及信徒们之死并未结束这场迫害，它在1725年依然持续着，尽管程度有所减轻；然而，基督徒坚贞不屈的伟大榜样造成了令人赞叹的影响：人们看到信徒们恢复了热忱，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以鲜血来确认他们信仰的神圣真理。那些曾因自身堕落而得罪过教会的人勇敢地来到法官面前公开其信仰而且高高兴兴地人了狱一一而此前，仅仅监狱的形象就把他们吓坏了。这样的人我们已经看到有三十名；他们纯粹因贫困而死于狱中。

另外153名被判饲养大象的基督徒在屈辱性的艰苦工作中见到自己的教友为天主流血也受到了鼓舞。许多非基督徒目睹或耳闻了新信徒们在酷刑和刽子手屠刀下显示的宁静和欢乐，便急忙要求受洗。

尽管有人监视，传教士依然秘密地走村串户，频频以圣事增强信徒们勇气并给合格的人施洗；看到信徒们人数以他们被摧毁的同样方式日益增加，传教士们感到极大安慰。德杜利安在早期基督教会受迫害时所说的话如今在这个王国的基督教徒中逐字逐句地应验了：你们越是残杀我们，我们人数越是增加；信徒们抛洒的热血是有生命力的种子，它将百倍繁衍。

东京王国和科钦支那王国以前是中国最大的省份之一，称为安南省(安宁的南方)，位于北纬12度至23度之间。鉴于该省远离朝廷，百姓对总督们独断专行的抱怨难达天听，后者则在这里掌生杀子夺之权。东京人不愿忍受如此可憎的奴役，便揭竿而起，杀了总督，另立他们民族中一人为王，这个国王实行较为温和公正的统治。起义招致中国方面对他们进行了一场残酷战争，他们则极其勇敢地经受住了长期战争的考验。最后签订的和约对东京人是有利的，因为他们摆脱了中国人统治，他们的国王可稳居其位了，但有个条件：国王必须每三年派遣一名正式使节携带礼品晋见中国皇帝；中国人则称这些礼品为贡品。

由于战争结局比安南国王原先估计的要好，他便只想放松筋骨静享和平的甘味。为专心嬉戏淫乐，他隐居于乡间逍遥宫中；为不让别人借故打扰他的清梦，他甚至把国务委于宫中一位大员。后者机敏而野心勃勃，他利用国君怠惰图谋篡位。他非常善于收揽人心为己所用，因此在国君不在的短时间内便控制了四个主要省份，还赶走了合法的国王，迫使他躲到南部地区，让他在那里静静地呆着。出逃的国王见反叛臣子权力已固，便满足于留给他的这片土地，在此建立了单独的王国一一这便是人们如今所称的科钦支那。而位于北纬17度至23度之间的东京此后便完全被篡位者控制。

这个王国受福音之光的启示已有一个多世纪。托斯卡纳皮斯托亚的耶稣会士朱利安·巴尔迪诺蒂神父于1626年第一个进入该国。他发现这些百姓天性易于接受基督教，遂马上要求增派传教士。次年，另两名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安东·马尔盖神父和阿维尼翁人罗历神父前来与他会合。这些神父虽然也会几句东京话，但还不能满足前来聆听他们训示的百姓们的热情。福音的种子结出了百倍的果实，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大批偶像崇拜者归化于基督教，形成人数众多的基督徒群体。

如此迅速的发展使崇拜偶像的术士们感到惊慌。他们对达官贵人和宫廷频频活动，大肆诬蔑攻击基督教和传教士；1630年，他们把传教士赶出东京，流放澳门。

(教士们)只得屈从于这第一场风暴一一它以教士们出走而平息。传教士虽被流放，但这一新生教派未被抛弃。1631年2月18日，另外三名耶稣会传教士谭玛尔神父、安托瓦纳·德·封特神父和嘉尔定神父在澳门上船前往东京并于3月7曰到达该地。新信徒们以极大的喜悦迎接他们。使神父们无限宽慰的是，他们看到在教士不在的短短十个月时间里，基督耶稣增加了2340名新信徒；他们是由三位讲授教理者细心登记并施洗的。收获如此丰厚，以至传教士们日夜忙于登录。至1639年，基督徒已达82500人，而在Ghean省的七十二个镇上几乎已没有不信教者。

据约翰·卡布拉尔)神父先前的信件，1645年至1646年间受洗的东京人达24000人；四省中已有二百座高大整洁的教堂，它们是热忱的新人教者自费兴建的。

区区数名耕作者不足以对付这片如此肥沃的土地，因此，传教士们不久就看到来历各异的教会人士接踵而至，以取代已经去世或因高龄和持续劳累而精力衰竭的传教士。

后来，不同修会的传教士分担了他们的工作，因此，人们现在程可在那里看到一个人数众多、欣欣向荣的基督徒群体。那里时而也发生严酷的迫害，但它们只能检验新信徒的诚意并使他们愈益坚定。

曾经震撼东京教会的最残酷的迫害之一发生于1721年。一道公开敕令禁止了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被追究、囚禁，而且仅仅因拒绝弃教和践踏受难耶稣可敬的画像而被处死。意大利人梅沙利神父因贫困而死于狱中；同是意大利人的布夏莱利神父和九名东京基督徒光荣地献出了生命；另有一百五十名新人教者被判饲养大象，这一处罚正如在欧洲被判在战船上划桨(参见上文第]5页的“综述”)。

这种严酷的迫害最近又重演了。在六名历经磨难于最近进入东京的耶稣会传教士中，有四人被异教徒拘捕；关押九个月后，于1737年1月12日被仇教者斩首。我将依据最忠实可靠的回忆录描述他们狱中和临刑的情况。这些回忆录出自几位精明的讲授教理者兼目击者之手，他们遵照传教会长上弗朗索瓦·德·沙弗神父的命令，每天记录发生在耶稣基督忏悔师们身上的事。这些记录已由约瑟夫·达科斯塔神父译成葡萄牙文。

东京基督徒早就希望派遣新传教士以减轻长期在此工作的资深传教士们的负担。多名充满热情的耶稣会士为增援他们而到了澳门，困难在于把他们送到东京。现在已不能像从前那样穿越与东京毗邻的广东了。自在华传教士被从广州逐往澳门后，这条最短最可靠的通道已完全关闭。取道海上也不大可行。尽管广州港常有中国船只驶往东京通商，但没有一条船敢接纳他们。1734年，一名船长曾答应运送他们，为此还收了一大笔钱，但再三权衡后不久就收回了前言，因为他不想冒险。

经多方活动，人们终于在Ancan找到一位自愿送传教士去东京的船主；不过，由于要冒万一被发现并被向中国官员起诉的巨大风险，所以他要价极高。行程路线全由他说了算。但正当他打算去澳门接传教士时，皇帝下达了一道圣旨：如无广州主要官员签发的通行证，任何中国臣民不得下海。为此他只得前往广州。

这一变故耽搁了传教士启程，而澳门方面对此一无所知，因此造成了新的不安。人们担心船主因胆怯或别的原因而和那位中国船长一样改变主意。直至1735年3月人们才明白过来：船主委派一名专差到澳门通知传教士前往他指定的一处偏僻所在上船以避开人们耳目。这个令人喜悦的消息把传教士们乐坏了，他们立刻与三名东京人一起前往指定地点，当年4月18日在那里上了船。

尽管风向不顺，但船主仍全速行驶，不几天便到了离东京陆地不太远的海域。他在这里停了一段时间以等待顺风，因为顺风可助他快速通过一条小海峡而不引起在此设卡检查的哨兵的警觉。鉴于风向一直不变，他不耐烦了，以为只要送点小费，士兵们检查时便会虚晃一枪任其通过。可是他想错了：哨兵们拦住了船只，而且不考虑给他们的礼品而严格地搜查起来；因此，虽然为不被轻易发现而把传教士安置在隐蔽角落，他们仍很快被查了出来并被带到负责守卫这片海域的武官那里接受长时间审讯，随后又被关在一座小堡垒里。人们在等待距此六法里的当地主官的处理意见。后者把他们传到他那里审讯，冗长的庭审结束后，他将其押回原来的船上看守起来以待新的命令。这位主官立即把事情向住在广州的本省主要官员作了汇报以便按上峰决定行事。省城传来的答复是：将上述欧洲人和东京人可靠地送回澳门，而且必须由法警在沿途城市间逐程押送；船主则交官惩处。这样，这些神父在历经许多不安和劳累后于12月24日痛苦地回到了半年多前出发的地方。

如此不幸的结局不仅未减少他们多年追求的传教的热忱，反而使之更为强烈、更为热切。他们不断揣摩克服障碍的办法，因为这些障碍把他们和这块如此向往的土地隔开了。一天，正当他们当着一个他们信赖的中国人的面空前热烈地谈论这一问题时，后者向他们提出了他设想的计划。尽管他们十分怀疑能否成功，但还是接受了。这个中国人自愿去广州，打算在那里收买几位法官，以便利用其手腕和势力获得一份通行证；如果得手，在Ancan租船就方便了，他本人将把他们带到东京边境城市Lofeou。

尽管实施此计划看来很难，这个中国人还是去了广州。他在那里干得十分谨慎巧妙，因此不多久便拿到了省里主要官员签署的文书：准许三名东京人及陪同他们的欧洲人经广东省回国。

中国人携文到了Ancan，不久便租到了船；1736年3月10日，六位传教士登舟启程，他们是：德国人让一加斯帕尔·克拉特神父、巴特勒米·阿尔瓦雷斯神父、埃马纽埃尔·德阿布雷乌神父、克里斯多夫·德·桑巴依奥神父、埃马纽埃尔·卡瓦洛神父和万桑·达库尼亚神父；后五人都是葡萄牙人。

他们第一天到了一个叫Sc—lic的村子，在这里过了夜；第二天一清早就张帆起航。借助风力，只用两天时间便到了Chanxa港，这段路程其他船只通常要走五六天。他们在这里放弃了原先那条大船，继续或水路或陆路前行，途经Yeng—pin、Se—tan及Yong—tsong，又在崎岖的山间小道走了四天，终于到了Muy—loc。

由于即将到达他们曾经被捕并被送回澳门的地区，此地一切都使他们担忧；于是，他们的向导施展了计谋，获得了成功．他大肆吹嘘自己是首府使者，省里大官委托他陪伴这些欧洲人，这是他的荣耀。因此，他在这一地区到处受到恭敬和礼数周全的接待。Muy—loc的海关官员不仅不查他们行囊，还给他们一份证明，使其在本地区其他小关卡均可免税。为让挑夫歇脚并为前去Lien—tcheou城的七天路程准备食品，他们必须在这个村子呆一整天。

次日上午他们从Muy—loc启程，下午四时许抵达Tang-choui，于是在该村过夜。此地离他们上次接受庭审并被押回澳门的Hui—

ciuen城仅三法里之遥。

在如此险象环生的地方逗留使他们惴惴不安；而当他们看到一个小法官模样的老头向他们走来时，则当真感到了恐慌。老头以威胁性的目光瞥了他们一眼惊呼起来：“怎么!这些外国无赖不多几个月前刚从这里被赶走，而且被不光彩地押回了澳门，现在居然还有脸回来，甚至在这里风光体面地露脸!他们的翻译在哪里?”

神父们的向导和他们一样恐慌；但他当即打定了主意，并且意识到必须果敢坚定。于是他盛气凌人地答道：“可怜的老头，你怎敢侮辱省里最大的官员们委托我照料的这些有身份的人?若不可怜你一把年纪，我马上给你应得的惩罚!”老头听了这些话惊呆了，傲气顿时大减并缓和了口气答道：“老爷请别生气，我不过是履行职守，上司安排我在这里检查过往行人并向他做准确报告；鉴于这些外国人两个月前刚路过此地，但被广州主官们下令驱逐并特别禁止他们再在此地露面，所以我尤其必须这样做。”中国向导掩饰住窘态并以原先的口气辩驳道：“我才不管上司给你什么命令以及你对他怎么汇报呢!我要对你说的是，依你这把年纪，你太缺乏教养，我要让你学得谦恭和气一点。”老头对此一言不答，转而对旅店主人说，他明天上午要把外国人到此的消息报告上司，如无上司明确指令，不许店主放走外国人。

向导始终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他继续说道：“随你怎么做；但我要告诉你，这些欧洲人是省里大官们委托给我的，我必须尽快把他们带到Lien—tcheou。你想耽搁他们行程，这是你的事，我就把他们托付给你了。我受命在身，必须明天凌晨启程，所以要你立即给我一纸你亲手签署的文书，以证明由于你上司的命令，你在这些外国人路过时扣下了他们，并证明你依仗上司职权迫使我把这些外国人和他们的物品交给了你；而我既已不再照管此事，你就将对可能发生的一切负责。事后，如你愿意，你可以向你上司报告；他会对你‘感恩戴德，的，因为我毫不怀疑他将被革职。”

这番话使老头惶恐不安。他生怕陷入困境所以不敢签字，便问这些外国人是否有通行证，能否让他看看。向导毫不费事地把通行证递给了他，同时补充道，至于他所奉的特别命令，他只给对此必须了解的人看。

看到通行证后老头更拿不定主意了；他请求给他一点时间考虑，并保证次日早晨做出答复。是夜他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总算打定了主意，凌晨三点光景便去旅店敲门，请求与负责带领欧洲人的中国向导说话。他告诉向导：“我不再阻拦这些外国人，这件事由您做主。我很后悔对他们如此不恭、如此不当；请原谅我这些与我年岁不相称的做法，如果您能忘掉这一切而让我安心，我将不胜感激。”中国向导称赞老头刚刚做出的明智决定，同时让其放心，他会原谅所发生的一切。

这件让传教士们久久不安的事就这样结束了。倘若附近城里的官员得知他们路过(就如他们受到威胁的那样)，他们无疑至少会再次被遣送澳门。因此，他们兴高采烈地出发了，走了几法里便进入Lien—tcheou城辖地，这里有一所关卡要通过。关卡主管对他们非常亲热，还告诉他们以前他在北京呆过，在那里结识了几名传教士，后者帮过他忙，因此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表示谢意。果然，他不仅根本不查他们行李，不收任何税款，还给他们一封致Lien—tcheou主官的介绍信，因为后者是他近亲。

这封信对他们非常有用：他们从这位官员那里获得了所能指望的一切方便。离开Lien—tcheou后，他们前往一法里半以外的海边，那里有船等候。海边还有一所只听命于省督的关卡。关卡主管起初显得严厉和有点粗暴，但与之交谈一阵后便变得通情达理了；他准许传教士们登舟，而且免收一切税款。

神父们离东京已经不远，不几天就可到达通往该王国边境城市Lofeou的一条河流的人海口了。在经历了一场几次差点把他们淹没的大风暴后，为不让异教徒们看见，他们于深夜驶入这条河流，来到一名基督徒的住宅旁：他们必须在这里躲藏，直到可以进入王国腹地。两名讲授教理者中的一人先去把他们到达的消息通知有关人士：不多久，好些男女基督徒急忙来到河边迎接他们并搬运行李。所有这一切都是极迅速地进行的．

神父们谢过这位如此友好热忱地为他们带路的向导后就打发他走了，以便他趁着夜色安全返回并尽快把他们进入东京的喜讯带回澳门。

正当他们打算继续前进时，桑巴依奥神父得了急病，只得留在Lofeou。大家让卡瓦洛神父及一名讲授教理者留下来照顾他。他不久就康复了；这两名神父幸运地进入了东京，现在正以巨大的热忱令人欣慰地在那里履行圣职。其他四名传教士与两名叫马克和万森的东京人(他们是讲授教理者)先行动身。马克有一张由东京王国一名宫廷大官签发的前往中国的通行证，但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它没帮他任何忙。一行六人上了一条小船，驶到一个名叫Batxa的小镇，在这里上岸，住进当地要人之一的一名新入教者的住宅，在这里歇了两天．

但是，几个东京游民不知怎么猜到了镇上有几个打算继续深入王国腹地的外国人。他们指望从其身上捞点油水，便在河对岸一处必经之地等候．他们一点也没猜错。4月12曰上午九时许，神父们到了河边。这些游民和几个兵士假装奉了官差马上疯狂地跳上了船，把四名传教士、两名讲授教理者和信奉基督教的船夫抓了起来，给每人都上了枷，同时抢了他们的行李。

这帮匪徒的头目发现了一枚带耶稣像的十字架，便当着聚在岸边的大批百姓面举起来高声喊道：“我早知道这些外国人是基督教传教士。”百姓们报以阵阵欢呼，其中还杂有对传教士的嘲骂和最残忍的凌辱：有人拔掉他们胡子，还有入朝他们脸上吐痰；总之，这些失去控制的小民对他们既不放过最辛辣的嘲笑，也不放过最粗暴的侮辱。

当这些匪徒再也无物可抢后，他们让囚徒们下船上岸呆在一个简陋棚屋下等待当地官员发落：他们把刚抓获外国人的事报了官。

在四天时间里，神父们和三位伙伴白天太阳晒、晚上蚊子咬，旁边围着一群非基督徒一一这些人日夜轮流值班看守他们，不让他们有片刻休息。由于被严密监视，因此，基督徒无法接近他们以提供十分需要的帮助。他们的所有食品仅是一点做得很差的饭；菜是如此无味，与之相比，饥饿反倒好受些。

4月18日，地方官派来押解囚徒的士兵到了；他们把上了枷的囚徒叫到跟前，把他们枷锁连在一起，让他们光着头在烈日下行走，致使有一人眼睛严重发炎，另一个人受了惊吓，嘴巴歪到了一边。手持大刀长矛的士兵押着他们，还不断敲锣，使沿途聚众无数，这些人以各种方式侮辱传教士。

这时，一个得知传教士被捕消息的信奉基督教的官员找到了那位宫廷大官一一即讲授教理者马克的保护人。他告诉后者：“老爷，您的仆人马克，就是您给他通行证去中国的那个人已经从这个国家给您带了几样珍品回来了；他在途中遇到几个欧洲人，他们有广州官员签发的通行证，要到我国为死于此地的教友上坟；他就与其会合，陪同他们去住着大批中国人的Dim-dou。可是，一群强盗在途中劫住了他们，抢走了欧洲人给国王的礼物以及您的仆人马克打算奉献给您本人的礼品。后来，这些强盗把他们交给了东部省省督，后者把他们关进了监狱。”

宫廷大宮当即致信省督，令其把囚徒及行李通通给他送来。省督早已从囚徒行李中捞了好处，因此以种种借口拒绝；但为免遭这位如此有权有势的大员的怨恨，他让囚徒立刻出发前往宫廷。

宮廷大官想不到会遭下属拒绝，很是愤怒，便给他下了一道比上次严厉得多的命令；但为时已晚，事情已报到大理寺，囚徒们已启程赶往那里。他们被装在如同关野兽的笼子里从一地运往另一地；为不让宮廷大官知道他们行程，押解者不走通常的路线而绕道前进，因为他们明显感到这些囚徒受到那位大官庇护。至于他们所要忍受的饥渴、炎热以及士兵们的虐待，我们就难以尽述了。

他们终于到了京城，先在一位官员宅内被关了几天，随后被带到国王宫中。他们刚迈进第一道门，一名专司引见的太监就出现了；他命令不许任何人人内，并让人把囚徒安置在遮阳处。不一会儿，有人把他们带进内厅；人们断言国王就在帏幔后面察看囚徒，而且听他们如何回答一名太监奉他之命所提的问题。好几个官员也在庭审现场。太监先问讲授教理者马克为何把这些欧洲人带进国内。后者答道，他是宫中一位官员的仆人，这位官员给他一张通行证让他到中国买些珍玩，后来遇到了这些欧洲人，他们也有广州官员签发的通行证，想到这个王国来为死在这里的教友上坟，同时来为国王效劳，他本应带他们到Dim—dou，但还未到达就被几个强盗劫住了，这些强盗抢走了他们所带的一切，随后就把他们交给东部省省督，是省督把他们送到宫中的。

太监随后问讲授教理者万森：“你为什么去中国旅行?”万森答

道，作为马克的朋友，他陪他去买东西。最后，太监问那个信奉基督教的年轻船夫为何出境去中国。后者说他生于边境地区，别无其他谋生职业，只靠撑船接过往行人渡河为生，他便在那里接了马克及与他同行的外国人。太监不问传教士，但在场的一名官员让人拿来一枚绘有耶稣像的十字架放在地上，命令他们踩在脚下。

这道命令使他们因憎恶而战栗；他们答道，他们宁肯被砍掉手脚和脑袋也不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见有人想以暴力强迫他们服从，他们便双膝下跪，对着这枚十字架磕头到地，并用双手将其捧起，从一人手里传到另一人手里，恭敬地吻它，还把它举过头顶一一据此地百姓习俗，这表示最深的崇敬。

两位讲授教理者显得同样坚定。只有那个被威胁吓破了胆的年轻船夫表现软弱，但当即遭到几名太监辛辣的嘲笑。他们高声说道：

“这个坏蛋把刚才被他恭敬地视为天主的人踩在了脚下!”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之后，他们仍被押回牢房，但第二天又被带到那间内厅。只有讲授教理者马克一人受到审问。人们问他这些欧洲人中是否有人在这个王国内有住所，如有，是在什么地方。马克回答说他们中无人在这个王国内呆过。官员们又问：“既然他们中没人能讲我们的语言，这一切怎么可能进行?”马克说：“一路上我教了他们一些话，由于他们记忆力比别人强，所以比较容易掌握。”官员们又问这些外国人是否有中国官员签发的通行证。马克说可能有的；传教士便对他们出示了证件。官员们接过证件，把他们重新送回牢房，随之把证件呈送国王。

不几天，宫中传出旨意，将该案交于文官法庭预审和判决．他们因此被带至该庭。法官们仍只审问两位讲授教理者。由于他们只复已经讲过的话，法官们动了怒，以锤刑处罚他们。这是一种酷刑：行刑人用锤子全力捶击囚犯膝盖。讲授教理者万森请求说话。获准后他说：“我从小就是基督徒并以此为荣，既然这是我所有罪名，我将乐于为如此崇高的事业受苦。”法官们对行刑人示意了一下，后者当即以最野蛮的方式予以执行。

受刑后，他们被带下堂来，还被威胁说，如果继续咬定原先供词，他们明天将被打死。果然，次日过堂时，他们受到更惨无人道的折磨。然而，他们的坚贞经受住了考验；于是一名法官止住了行刑人，还说，这是些不屈的人，从他们嘴里永远掏不出话来，打在他们身上就像打在地上似的，继续用刑是没用的。

另一位法官说道：“我的意见是，马克把基督教传教士带进禁止该教的王国，他该受磔刑；同谋犯万森该斩首；不顾国王禁令前来传教的欧洲人也应斩首；至于那名船夫则只需予以惩戒，之后便可释放。”

他话音刚落，所有法官就一起退人被称为“密室”的一间内室，

因为在这里议决的事从不走漏风声，而且死刑判决也在这里做出。与此同时，他们下令把所有囚犯移送到离宫廷更远的被称为“东方地狱”的监狱。这里关押着王国所有罪犯，他们只有在被带至受刑地时才能走出该地。

人们光凭这座监狱的名称就能断定其恐怖和不适。传教士们拖着沉重的锁链被关在阴暗潮湿、恶臭扑鼻的地方，他们孤立无援，不断遭到一批坏蛋的凌辱，他们的温和与耐心使这些坏蛋更加肆无忌惮、蛮横无礼。能在这里支撑如此之久真令人惊讶。讲授教理者万森不久便死于此地．他刚以极大的勇气经受酷刑，身体十分虚弱；6月31日山，他圣洁地结束了生命。

这位高尚的新信徒从小与传教士生活在一起，在他们中接受了以担任圣职为目标的训练，因此只以光大天福和使亲爱的同胞们归依基督教为念。他的谨慎和美德已历经多年时间的考验，因此，人们答应他迫切的请求，准许他通过发愿(贫修、贞洁、服从)进一步献身于为天主服务的事业。天主赋予了他赢得人心的才能。他以学识和自身榜样在受他指导的人心中激发起做个完美基督徒的强烈愿望。因此，新人教的基督徒们争相以他为讲授教理者，而有幸如愿者则自视获得了厚待。如他不是光荣但过早地结束了生命，原本打算提升他担任司祭，并接纳他参加耶稣会，以便他能为本教区做更多的事。可是天主愿早早褒扬他纯洁的一生，褒扬他为捍卫他的圣名而坚定勇敢地经受了最残酷的折磨。

在如此恶劣的住所，传教士的惟一安慰是能聚在一起(因为他们先前曾被分别关押)，可被基督徒探望并接受某些帮助。不过这在关押之初是禁止的。两名守卫的狱卒无情地阻止给传教士送食品的人，因此，有一次他们两天没吃任何东西。后来，探监者必须花钱才能获准与传教士谈话，而且，任何人如不按狱卒所求付钱就不得进入监狱。

一位信奉基督的太太仁慈地每天给传教士送必需品，可是狱卒的冷酷无情和粗暴无礼使她疲于应付，于是她只得另辟蹊径并获得了成功。临近监狱的一所房子里住着一名尼姑，她天性温和，同情不幸者的苦痛；狱卒对她非常尊敬，准许她自由出入监狱。信奉基督的太太找到了这位尼姑，向她讲述了自己关注的囚徒们的可悲处境，请求她把自己带来的一点食品转交他们。尼姑欣然答应。她初次与传教士交谈就被他们的谦逊、温和及耐心打动了，所以她以钦佩之情谈论他们，在各种场合赞扬他们。她不仅继续转交信奉基督的太太和其他信徒托带的物品，而且自己也捐赠物品帮助他们。

令这些杰出囚徒高兴和宽慰的另一件事是：看到自己置身于只关押死囚的所在，他们认定自己不久就可为基督的事业流血了。这种想法在无数磨难中支撑了他们，也是他们日常交谈的话题；当他们得以偷偷写信时，笔端流露的也是殉教的情怀。

狱中煎熬已经九个月了，他们天天期待着为主献身的真福日子。死刑判决早已做出，不过尚需最高当局核准。1736年12月21日，刑庭核准了这一判决。

1737年1月7日，该庭一名书记来到监狱，把囚徒们叫到一间专室予以察看以便牢记他们相貌。这是东京处置死刑犯前的惯常做法，旨在避免冒名顶替，确保不以无辜者取代罪犯。书记静静地打量了他们好长时间，随之走近他们，并以各种姿势量取他们身材、描绘他们相貌。事毕，他叫他们返回牢房，自己则去宫中交差。传教士据此判断，渴望已久的幸福时刻已经临近。当然，此事本身并未给他们确切消息，他们是在二天后才获得确讯的。一名叫贝努阿的讲授数理者到牢房找到了他们，伏在他们脚下说道：“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你们怎么奖赏我呀?本月12日肯定将是你们成功的日子。你们将走出这个监狱，去响亮地为神圣的教理作证。”此话一出，传教士们都乐坏了，个个面露喜色；沉思片刻后，他们举起双手、仰望天空，为巨大的恩德而感谢天主的仁慈；随后又转向讲授教理者，以最动人的语言感谢他，还许诺到他们牺牲的那一天，他们把自己的念珠给他：这是他们拥有的惟一财产。

传教士们被判死刑的消息很快在基督徒中传开了，使他们悲喜交加。一方面，他们非常痛心失去自己的神父，担心神父人数减少会使圣事变得稀少，而缺乏圣事会淡漠人们的宗教热忱。另一方面，他们从传道士的英勇坚贞中高兴地看到了宗教的成功，神父的鲜血宛如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种子，必将在这片不信基督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增加基督的真正信徒。许多基督徒赶到监狱与他们的神父最后道别并献上一点礼品。有人带来了水果和各种饮料，另有人送给他们装满零钱的钱包。甚至有人一定让他们收下新衣服，而把他们原先穿的衣服带回家里珍藏。神父们认为不应该拒绝新信徒友爱的表示而让这些好心人难过；但一回到牢房，他们马上把所有钱都交给讲授教理者马克，让他分给看守他们的狱卒及曾经侮辱过他们的其他囚犯。这种极度的爱德在这些坏蛋眼里真是新奇事，他们感动得赞美不已。不管他们心地如何冷酷无情，此刻也被软化得流出了泪水；他们一改以往对传教士的凌辱与虐待，不断称颂其美德而且祝福他们。

10曰，一名宫廷官员来向囚徒们宣读判决，随之又把刽子手叫进牢房，向他们指定各自需处决的囚徒。刽子手们不时把刀抽出刀鞘，当着传教士面消遣似的练习着他们将要履行的职责。这一常在神父们眼前出现的行刑的前奏使他们一次又一次想到献身的情景。

宣读判决后，外人可自由进入牢房，因此，狱中不一会儿就挤满了男女基督徒。神父们听不懂东京话，无法与他们交谈，便把想说的话告诉讲授教理者马克，委托他以他们的名义与这些善良的新信徒说话。于是，马克说道：“听着，我的兄弟们，亲爱的耶稣基督的孩子们，请听你们神父的最后几句话，因为他们通过我的嘴在与你们说话，而我则是他们旨意的忠实代言人。我们获悉，你们迫切需要帮助以圣化灵魂；一心要拯救你们的热忱使我们马上背井离乡、告辞亲友而到这块我们陌生的土地上寻找你们。为来到你们身边，什么样的辛劳我们没付出过呀!我们不怕艰难险阻，做了两次艰辛的旅行：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刚看到你们的王国，我们就被中国官员抓了起来，审讯后被送回了澳门。第二次稍走运些，我们终于到了你们国家，但一踏上这片土地就被抓了起来；人们对我们比对罪恶滔天证据确凿的坏蛋还要野蛮，还要惨无人道。在这可怖的监狱中我们忍受的一切，你们皆可作证；为给你们有幸选择的信仰公开作证，我们马上要流血了；帮我们一起感谢天主这一巨大恩典吧；不过与此同时，你们要好好想想，这一与你们永福连在一起的信仰，它的代价是多么大；你们要把它看得比自己生命更珍贵，永远忠实地履行它要你们承担的职责。如果说在人间，我们曾为你们圣化而充满虔诚，那么到了天国，当天主如我们希望的那样褒扬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献身时，那该是怎样的情景!”

听了这席话，这些虔诚的基督徒热泪盈眶并以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们对传教士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他们磕头到地，拥吻传教士的膝盖，屡屡亲吻他们身上的锁链。最后，他们离开了，但浑身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决定为维护信仰而忍受一切。

他们刚走，另一批同样多的人占据了他们位置；整个白天，这些善良的新信徒就这样接踵而至，以致神父们只能勉强找一点时间与天主交谈，恳求它赋予必要的力量，使他们在即将经受的与信仰之敌对阵的战斗中赢得胜利。

同月12日，天刚破晓，讲授教理者贝努阿在一个叫托马斯的出身高贵的基督徒及几名新信徒陪同下来到监狱向四位可敬的神父告别：他们与神父们交谈，把“耶稣基督殉道者”的光荣称号献给他们。谈话的主题是苦难的价值以及在迫害者面前公开表明信仰并为捍卫它而流血的幸福。

正当他们谈论时，几名士兵提着出鞘的宝剑走了进来，把基督徒统统赶了出去。然后，他们叫人拿来铁链，用一端拴住一名传教士右臂，再绕到其身后用另一端拴住另一传教士左臂；有的传教士胳膊被拴得太紧，以致无法将手放到胸前。

这时，讲授教理者贝努阿与另外几名基督徒来到我在上文说过的住在监狱边上的尼姑家里。这个女子虽然不信基督，但得知四位神父被判死刑的消息后仍止不住泪流满面，这是从一颗真正被感动的心里淌出的泪水。她是他们永恒的赞扬者，不断称颂其无数次为之动容的美德，还公开谴责国王和大臣的残酷，因为他们杀害如此无辜、堪称典范的人。

早晨十点光景，传教士及讲授教理者马克被叫出牢房，押往离此一法里之遥的宫廷门外。人们让他们光着脚、拖着锁链艰难地行走。阿尔瓦雷斯神父走在最前面，随后是德阿布雷乌神父、克拉特神父、达库尼亚神父和讲授教理者。挂在他们脸上的一丝恰如其分的快意足以表明他们内心品尝的欢乐与满足。他们每人边上都有一名士兵和一名刽子手，后者拿着出鞘的刀，前者举着矛。一队士兵分列两排簇拥着他们；在他们后面稍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跟着一大群男女基督徒，还有人数更多的异教徒。

抵达宫门外后，指挥押送队的队长让士兵们休息片刻。囚犯也被允许坐下歇息，因为他们还有更长一段路要走。可是此间人们不让他们安宁。他们成了在场一群乌合之众的玩弄对象，遭到了形形色色的谩骂和侮辱。宫中几名太监走近他们，以乏味的玩笑加入了小民的凌辱。其中一名打着可笑的手势并以嘲弄的口吻向他们表示，他们就要身首分离了；另外几名从地上拣起几根麦秆，弄成十字架模样，并出于嘲讽而让传教士亲吻。

直到内廷一名太监在担任他译员的一名信奉基督的士兵陪同下来到此地，这种凌辱才告结束。这名太监奉国王旨意来问传教士，他们被捕时行李是否真的全部被人拿走了。一个叫塞巴斯蒂安的讲授教理者知道这名译员是基督徒，便凑到他耳边请其代他祝贺神父们即将获得殉道者的荣誉。译员完成了他的委托。作为回答，神父们只是两眼仰望天空，以表示感谢天主给了他们如此巨大的幸福。过了片刻，最高法院一名书记拿来一份用东京文书写的判决书让囚徒们过目。讲授教理者马克的判决书上只判他流放。事毕，这名书记返回法院，因为判决书须经主要法官签署才算程序完备。

在此期间，宫中首席官员好奇地想仔细察看四名外国人。他带着几名太监和下属官员走了过来，逐个认真地端详他们。其中一名太监十分诧异地发现，神父们脸上毫无惊慌之色，反而透出一股与其处境很不吻合的高兴满足之情，便高声说道：“这些外国人为了传教远离祖国，抛下一切最可亲的东西而长期陷于牢狱之苦，却又如此高兴地领受死亡，看来基督教义必须深深印刻在他们心中才行。”

于是，讲授教理者马克请求官员允许他向神父们告辞并作永别，因为他在尘世上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获准后，他马上离开自己的位子走到传教士跟前扑在他们脚下。他很轻声地与他们说话，人们听不见说了什么；不过人们毫不怀疑他因自己未被认定应当陪伴他们殉教而向他们表达了苦恼；因为人们知道，为使自己与神父判同样的刑，他曾用尽一切办法：请求、哀求，甚至是坚决的要求，直至向法官们表示，如果说这些外国人因到这个王国传播基督教而该当死罪，那么他这个将其带人的人更应被判同样罪名了。然而，出于对为他提供保护的那位宫廷大员的尊重，人们没有听他这些话；我们已经说过，正是这位大员给了他前往中国的通行证。

讲授教理者刚回到自己位置，法院书记便带着刚由主要法官签署并已译成葡萄牙文的判决书到了这里，因为只有这样，向四名囚犯宣读时他们才能明白。判决书是这样写的：“至于你们四名外国人，国王下令予以斩首，因为你们到他的王国传播他所禁止的基督教。”判决宣读后，宫廷两名主要官员被任命为监刑人；囚犯则立即被带往距宫廷两法里之遥的刑场。

队伍排列与从监狱来时一样，不过两旁簇拥的士兵比原先更多。两名官员坐在轿内被抬着跟在后面，一大群太监和下属官员陪着他们。再稍后一点，跟着无数基督徒和异教徒，他们有的出于好奇或出于被人灌输的对基督教的憎恶，有的则出于对神父的依恋和惋惜。

神父们尽管因沉重的锁链而很不方便，但依然以快活安宁的步履行走。他们内心品尝的欢乐在达库尼亚神父脸上显得尤为清楚；首席官员发觉了这一点，感到惊讶。他派人问他是否知道他被带往何处。神父答道，他并非不知道人们因仇视他到这个王国传播的宗教而要把他斩首，但同时又知道，一旦人们因如此正义的事业而夺去他生命，他的灵魂就将飞上天堂享受永福。这一答复报到官员那里，他很不以为然，轻蔑地说道：“这个外国疯子听不懂别人的话，他以为把他带往澳门呢。”

走了一程，首席官员下令稍事歇息；随后，他叫一名士兵给神父送去几个铜钱让他们买点喝的。他们答道，他们非常感谢官员关心，但什么也不需要；铜钱也被拒绝。他们只从基督徒手中接过几只果子，但只摸了摸就送给了刽子手。

歇了片刻，人们重新上路。官员们担心行刑结束前天就黑下来，所以下令加快步伐。神父们体力衰竭，却依然一鼓余勇，但终究赶不上虎虎生气的士兵；因此，这些野蛮人用长矛重重地推搡着催促他们，还威胁说，如不快走就要狠狠揍他们。神父们可说做了力不能及之事，最后终于精疲力竭地走完了全程。

一踏上这片他们即将淌洒鲜血的土地，神父们便双膝跪地，两眼仰望天空，从天上期待力量和帮助，他们以祈祷与天主相通；这种姿势他们持续了约一小时，人们用这段时间安排行刑所需的一切。

刑场高处，人们为两名宫廷大官搭了一个柱廊状台子，他们端坐在椅子上，两侧是低级官员，其间还不分高下地杂有几名太监。在他们下面是另一些地位不高的官员和太监。中间竖了四根等距离的木桩。武装的士兵在刑场周围布成圆圈状，他们后面则是不计其数的看客。

所有目光都盯在神父们身上，看客每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些知道神父们并无其他罪行的人自然同情他们，因此忍不住掉下泪来。

另一些人赞赏他们的勇敢和无畏。多数人在议论：“我们何曾见过广这种事呀!这些外国人和我国相同处境下的那些人是多么不同!从后者脸上，人们看到的是凄惨、忧郁和死人般的苍白；而前者却神色愉快而满足，仿佛死亡使他们非常快活。这种教人鄙视生命却欢乐愉快地领受死亡的宗教，它是一种什么宗教呢?”

一切就绪后，四名传教士被带到行刑处；他们跪在那里，并恳求刽子手让他们保持这种姿势，同时向其保证他们将宁静地纹丝不动地等待死亡的一击。要求被拒绝后，他们走到各自木桩边，用手作十字状，极为恭敬地吻过以后便听任刽子乎将其拴在桩上。刽子手先剪去遮住神父后脖的头发；这时，一个叫塞巴斯蒂安的讲授教理者分开人群，从士兵中间穿过，径直走到神父们跟前拾起他们的头发并请他们为他祝福。但他只来得及向两位神父致敬，因为士兵们很快把他赶走，迫使他退回人群之中。

此时，刽子手屠刀出鞘，两眼盯着首席官员等待信号，官员们很快发出信号，刽子手们同时下手。阿尔瓦雷斯神父和克拉特神父的头颅一下就落了地。德阿布雷乌神父的情况大致相同，他的头颅一下就削离了肩部，但因颈部皮肉尚未割断，头颅便垂在胸前，直至刽子手将其完全割断。达库尼亚神父被砍了三刀才脑袋落地。

行刑结束后，官员、大部分士兵和百姓就走了；但基督徒留了下来，他们不厌其烦地端详着神父们遗体，亲吻淌洒着他们鲜血的土地。留在那里的士兵打算驱散他们，但几名基督徒塞了点钱就收买了他们；这些士兵十分满意，不仅把神父珍贵的遗体留给他们，还帮他们抬收殓传教士可敬遗体的木头棺材，接着，他们一走了事，听凭基督徒自行其是。于是，压抑在这些善良的男女基督徒胸中的情感迅即进发了出来：他们恭敬地亲吻神父们的脚，因为后者已被尊奉为殉道者。抬来棺材的基督徒从神父们身上脱下血衣收藏起来，给他们换上新衣后逐个人殓，随之连夜将棺材运至基督徒的住宅并予以体面下葬。可敬的阿尔瓦雷斯神父和德阿布雷乌神父的遗体运到名叫皮埃尔的一个基督徒住宅的院子里。达库尼亚神父和克拉特神父的遗体分别被运往Tamjo镇和Kabua镇上，并被埋在基督教堂内。在被运往我们澳门教堂之前，他们就安息于此。

这些可敬的神父中有三位是葡萄牙人，且生于贵族之家：他们是巴特勒米∶阿尔瓦雷斯神父、埃马纽埃尔·德阿布雷乌神父和万众桑·达库尼亚神父。三人都从童年时代起便特别喜爱使徒生涯，正因受此推动，他们才要求加入我们耶稣会，随后又迫切请求长上将其派往东方传教区。第一位教士生于布拉干萨附近的巴拉米奥；1723年8月30曰17岁时被接纳进入科英布拉初修院。第二位生于贝拉省阿鲁卡市，1724年2月17曰16岁时进入初修院。第三位教士生于宫中，1726年3月25日18岁时进入里斯本初修院。

让一加斯帕尔·克拉特神父是德国人，生于科隆与埃克斯一拉夏佩尔之间朱利埃公爵领地的迪朗市，父母是天主教徒。青年时代结束学业后，他迷上了旅行。游历欧洲诸国后，他决定从军并开始为荷兰共和国服务，后者在巴达维亚给了他一个职务。尽管他身处信奉异端的国家，却始终十分依恋天主教，至为虔诚地遵守其教规。每当来自澳门的船只到港，他便上船望弥撒、忏悔和领圣体。但此类船只在巴达维亚港并不常见，无法满足他的宗教热忱，何况还要担心常去外国船只而遭人怀疑。于是，为更自由地实施他早已形成的献身基督的计划，他抛开为荷兰人服务的工作，隐居于澳门。不久，他决定全身心为天主服务并强烈要求教会长上接纳他进入初修院。尽管人们对他的志向做了长期考验，他却毫不气馁。1730年　]0月27日32岁时，他终于被接纳入院。结束初修期和其他神学学业后，他被誉为具有僧侣气质；于是不断催促长上派他去东京教区。人们满足了他的心愿，他就和布教团其他神父走到了一起，而且有幸和他们一样以鲜血证实了信仰的真理。

耶稣基督这些杰出的忏悔师死后，灾难与事端接踵而至，甚至连异教徒也认为这是上天的惩罚。罕见的持续干旱毁坏了所有田野，国内普遍缺粮，随之而来的饥荒和流行病造成极大破坏。那个虐待神父、将其戴上铁链押往宫中法庭的东部省省督猝然死去；宫中两名签署神父死刑判决书的首席法官，一名被罢官，另一名被流放森林一一这是对此类高官最严厉的惩处。

灾难蹂躏王国，本应使国君和大臣稍作反省，可他们却变本加厉地反对基督教。他们下达一道道命令，对传教士严加搜捕，而且预先定了死刑。到处都布置了士兵，渡口和要道尤其如此；这样，传教士夜间活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骚扰，而他们只有在夜间才能履行圣职。

传教士既要维持老信徒的热忱，又要支持新信徒，因为如此激烈的迫害可能使他们动摇；传教士如此虔诚，使自己不断处于危险境地；但至今为止，神圣的天主帮他们摆脱了遇到的一切危险。下面是四名传教士死后不久发生在不同省份的几个例子。

在南方省，异教徒发现了一名宗座代牧主教的住处，便聚集起来包围了小镇。可是该镇住满了基督徒，他们妥善地藏匿了主教，使异教徒白忙了一场。

还有一次，一名多明我会传教士正在领圣体，一群士兵突然闯进了教堂；但在场有许多基督徒，他们群起保护自己的神父，而且赶走了士兵。

耶稣会士埃马纽埃尔·卡瓦洛神父在Lamgoi小镇探望基督徒，他听了一整夜忏悔正想休息片刻时却被告知，一位官员带了三百名士兵正逼近小镇打算包围之。他立即离开该镇。尽管他在含沙量极大的地面上行走，却依然健步如飞。官员们知道他已逃走，但怎么也追不上。这次脱险后过了五天，他又遇到一次他真以为无法摆脱的危险。当时他正航行在一条河上前往住着许多基督徒的一个小镇，突然近处来了许多警卫队，想退回去已不可能。陪伴他的讲授教理者居然突发奇想，马上用小旗及其他代表官家尊严的标志装扮小船，而且继续向前驶去。士兵们不怀疑这是条赶路的官船，便不加任何搜索地放其安然通过。

德·桑巴依奥神父在北方省游历，走的虽是鲜见人迹的偏僻小道，却还是面对面地几乎就在眼前撞见了一位官员。以世人眼光看，他无法逃脱官员手心了。但就在撞见的瞬间，天主却使这位官员因急迫原因只得在偏僻处退避片刻。离此处不远有个大市场，神父见状马上趁机混入人群。不管官员随后如何搜查，却再也不见神父踪影。

布教团长德·沙弗神父几乎与此同时在上南方省遭遇了同样危险。他在一条十分偏僻仿佛不必担心任何事情的路上行走，一名异教徒认出他是传教士，突然朝他扑来，紧紧扭住他胳膊，还呼叫帮手一起来抓他。这位强壮矫捷的神父重重晃了几下胳膊就从异教徒手中挣脱逃走了；不过接下来他仍遇到许多危险和麻烦，因为他必须摸黑在布满石子的道路上行走，边上就是悬崖，以至他几次以为此命休矣。

在传教士遭遇的接连不断的危险中，最使他们痛苦不安的却是一位名叫路易的叛教者的背信弃义。他完全辜负了一位品德高尚的传教士的关怀，后者以极大的热忱培养基督徒，路易正是经他之手接受洗礼的。这个可耻的叛教者向国王递交了一份清单，上面写着他认识的所有传教士的名字，还自荐去找传教士常去或稍事逗留的地方。国王收阅这份清单后下令查明告发者，让他给搜查传教士的士兵充当向导。不过，或许因国王后来不太留意这份清单，再或是叛教者罪恶企图未能得逞，这些措施至今未有任何效果。

纵然酷刑肆虐，而士兵们持续搜查又使全国弥漫着恐慌，基督徒的信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而且信徒与日俱增。看来，基督徒虔诚的增加及他们神父的得以保全是耶稣基督四位杰出忏悔师功德和祈祷的结果；他们如今在天上是本传教区的庇护者。

(1750年12月5曰于澳门)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今年，科钦支那王国发生了一些悲惨事件，我必须告诉你。一场针对基督教的迫害突然在这里掀起，它在短短数月里不仅毁坏了天主这片田园结出的丰硕果实，而且毁灭了大批如此虔诚并卓有成效地在这里耕耘的福音传播者们所抱有的希望。

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一令人沮丧的事件。不过首要原因无疑是发端于中国的对基督教的迫害。人们一定知道，近年到科钦支那诸港经商的中国商人喜欢散布中国皇帝为在其治下抹煞基督教名声而所做的一切。此外，他们还编造了一大堆谎言：如基督徒曾煽动骚乱。并在帝国许多省份策划暴动等。这样做除事出此辈禀性外，他们或许还指望通过散布被他们认为有根据的或经夸大的针对基督徒的指控来损害澳门人在科钦支那的生意。

确实，在最初被告知有关这一迫害的消息时，科钦支那国王只答道：中国皇帝在他国内做他认为合适的事，而我也要依我喜欢的方式统治我的国家。但是，作为这个庞大帝国紧邻的小国君主想不按前者调子行事是办不到的，事实上他们几乎必然会效法前者。因此，科钦支那国王后来很可能对接连流传的诋毁基督教和基督徒善意和平精神的新谣言做了考虑。不容置疑的是，他对一名利用一切机会使他讨厌基督教声名的臣子深信不疑。这个名叫凯安廷的心腹是个趋炎附势之徒，早年信奉佛门并伺候过和尚。说他仇视基督教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最初的身份，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连最狂热反对基督教的和尚都难以与他相比。他屡次建议国王处死所有拒绝把圣像踩在脚下以示弃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传教士还是基督徒。国王不想过多杀人，因此未予采纳。为结束这项如此残酷的计划，不少地位高于凯安廷的王国显要常常指责他挑起事端；但他答道，他至死都要继续这样做。这些显贵虽然大多不信基督教，但却提醒他：基督教只是劝人为善，那些迫害它的人已遭上天报应而惨死。凯安廷依然答道，他早已做好不得善终的准备，但要运用全部影响和学识来扑灭这一使他讨厌的宗教。我承认如此极端的怪诞和疯狂是令人惊讶的；但在宗教迫害中这类例子却相当常见。

另一个人也曾竭力使国王讨厌传教士一一即便不把他们作为基督教神父，至少也要作为欧洲人而加以厌恶。他是一名科钦支那基督徒，叫米歇尔·孔。这个年轻人曾离开科钦支那，在本地治里、马德拉斯、澳门等地生活多年，约于三年前返回故里。国王召见了他并就欧洲人的习俗、威力及野心向他提了许多问题。为取悦国王或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他把欧洲人描绘成一心只想征服新地盘的胆大妄为之徒。所有这一切曰益坚定了国王认为传教士很可能有叛乱计划的想法。

还需说明，这个米歇尔·孔去年曾在国王和一艘法国商船间担任过翻译，他不仅出卖法国人利益，还给他们招来一大堆侮辱性的诉讼。不过他以为他的背信弃义无人知晓，所以当商船准备起航之际，他自信而鲁莽地上了船。商船张帆起航，带走了这个奸诈之徒，因为这种人通常被视为欧洲人的祸害，因而也是我们宗教的祸害。他的父母根据大量迹象知道他被扣在法国船上，便到国王跟前要求营救。

凯安廷不失时机地展示对基督教的仇恨。他下令拘捕宗座代牧主教德诺埃莱纳以及利沃阿尔和达泽马尔等三名法国人，似乎他们应对这次绑架负责，因为人们猜想这次绑架是他们国家的人干的，可又无法从法律上予以证实。

三名被捕者所属的外方传教会修道院所有人员费尽周折调停事态。他们花了约七百法郎使米歇尔·孔的父母不再嚷嚷并用以支付其他诉讼费用。被捕者终于获释，事态也似乎平息了。但不久又爆发了另一事件。散布于科钦支那的两万多中国人酝酿了一个造反计划，有人还把它透露给两个基督徒以拉其入伙；但后者忠于职责，把消息告诉了宫廷。造反阴谋被证实后军队立即出动，大批士兵四处追捕中国人。

就在这时，澳门方面开宋一条船，捎给传教士们一些信件。没有任何命令扣留这类包裹；然而，经手这些信件的一名士兵认为必须予以扣留。信件被送给国王，他命人翻译，还说这是了解传教士是否打算煽动叛乱的好办法。他任命三名专员主持翻译并向他汇报书信内容。只有传教士才能人选担任翻译，但为察看他们译得是否忠实，专员们征集了多名传教士，令其逐个翻译同样的信件。不必担心从中可找到谋反迹象。中国传教士们的信件涉及帝国内掀起的宗教迫害，中心内容是那些顽固地不肯承认真理的可怜的偶像崇拜者的错乱，以及上天对迫害的主要肇事者新近所施的惩罚。就此不可能再做文章。专员们询问，倘若他们竭力从科钦支那清除基督教，是否也会有某种悲惨结局降临他们头上。传教士们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向们讲述天主至高无上的威力以及它为圣教利益而频频显示的奇迹，同时提醒他们注意以往在科钦支那煽动迫害的所有人是如何可悲地完结的。

科钦支那王国新近确有此类例子，它们如此骇人，以至偶像崇拜者们自己也记忆犹新，谈虎色变。人们尤其会想起那个被剁成碎块的名叫诺依坦的高官。他的对手们曾迫使他表示激烈地反对基督教，因为他们相信此举是清除他的最可靠办法。

专员们并不打算否认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申言不想做任何反对基督教的事，至于他们负责审查的信件，他们表示将作为(对传教士)最有利的证词。国王命令把信件交给传教士，这说明专员才履行了承诺。案件似乎结束了，传教士们还受到专员们祝贺。但就在同一天即4月24日，一切希望均似灰飞烟灭：一纸驱逐传教士禁止基督教的决定使宗教事务变得面目全非。

国王此前曾召集过一次由高级文武官员参加的重要会议，讨论是否应准许传教士自由公开地传播欧洲宗教的问题，或曰讨论如无此辈蓄意危害国家的确凿证据，将其驱逐出国是否适当的问题。敌视基督教者说，在其他外国人(即中国人)密谋乱国之际，而基督教传教士于国家既无必要又无益处之时，容忍外国人在科钦支那传播和确立其宗教是不合理的，因此，仅仅担心他们有某种恶意就构成了将其驱逐的充分理由；何况基督徒过于依附传教士，他们更尊奉后者意志而不听官员们的命令。只要稍微允许依附教义者人数继续增加，他们就会成为最强有力者并且可以发号施令，而王国中其余人将无法与之抗衡。传教士分布于各省每个角落，洞悉那里发生的一切，直至细枝末节，世上其他地方的人通过他们也会了解这一切。放弃价自身许多最古老最神圣的习俗而让外国人来宣扬相反的一套，这恐非国家之福。

这样的理由不可能获得全体赞同，因为这个由非基督徒参加的会议中不乏某些喜欢基督教的官员，他们曾对基督教作过足够研究，从而由衷地相信它是名副其实的宗教，而基督徒则是国家最忠诚的臣民。他们中不少人曾在其他场合表示赞成基督教，尤其是会议中最可敬的国王的叔叔，他以前一直是保护基督教的。他意见的权威性原本可分化会议的主张，然而他软弱的或者说暖昧的表达方式却造成了美好事业的破灭。他说：“既然你们如此希望赶走传教士，那就把他们赶走吧，不过你们很快会看到何等的灾难将袭击这个国家。”最激烈反对基督教的人马上接过他的话说他们也赞成赶走传教士；其他人则表示附和，因为人人都担心若反对驱逐传教士，自己就会成为嫌疑犯，而且将失宠于国王并惹怒其心腹。

有人很快把会议决定汇报给国王，当后者得知王叔首先同意驱逐欧洲人时显得十分高兴，当即任命心腹凯安廷主持执行这一决定。这真是使决定得以严格执行的一招，甚至严得超过了人们的希望。

凯安廷知道那些翻译过的信件尚未交到传教士手中，便要求亲自予以审查。他说必须从中找到点什么，以便向王国臣民和外国人解释本决定的原因，同时使基督徒们幡然悔悟一一因为这些人受了基督教鼓吹的肉身死后灵魂可以得救的虚假机遇的愚弄。他还说负责审查的专员们肯定受了欧洲人骗，因为后者(与信件)利害关系过于密切，不可能忠实翻译；但他保证将迫使他们译出信件的真实内容。国王嘉奖其热忱并命人将信件交给他。凯安廷踌躇满志，布下罗网准备捉拿传教士。王国境内共有二十九名传教士，其中两人是主教，即宗座代牧主教德诺埃莱纳及其助理兼指定继任人德卡比，两人均属外方传教会修道院；另有七名传教士也属该修道院；两名属教廷传信部修会；九名属圣方济各修会；九名为本会修士。

5月1曰，京城及邻近地区九名传教士被捕。这一数字中应删去德国耶稣会士科夫勒神父，他作为医生而被另行处理，目前仍以这一身份留在宫内。

官方重新命人翻译信件。译信的传教士分别被囚于不同的牢房，日夜看守他们的士兵高度警惕，使他们既不能书面联系，甚至也不能跟任何人交谈。传教士逐个被提审，连续数日内须回答种种不怀好意的问题、怀疑及揣测。审查者离开信件内容向传教士发问： “欧洲君主为何在印度拥有殖民地商行和要塞?如何解释他们之间频频发生的战争?他们为何跟印度人打仗?如果他们自以为能人主科钦支那，他们不会把战火烧到这里吗?”审查者们还想知道传教士在中国干了什么勾当以致被逐；东京及世界其他地方是否也有传教士。一位神父写自北京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们肯定也会受到迫害”；审查者们就此让传教士说明，这位神父是如何知道这一点并作出预言的。而他们自己则断定：“这位神父肯定知道你们打算暴动，从而使你们作为叛乱者受到惩处。”有时，他们伪称甚至断言某个传教士已经供认叛乱计划。他们试图以种种阴险的问题对传教士突然袭击，用弄得叮当作响的刑具恐吓他们，用哄然大笑、吼叫和辱骂使他们头昏眼花；他们让传教士日夜处于不堪忍受的境地，以便用疲乏将其制服；判官们轮流换班，受刑者却得不到任何休息，甚至得不到任何食品，此种虐待一直延续到后者病倒，无法回答问题。

然而所有这一切无一能让新专员们得手。坦诚、纯洁、真理和耐心赢得了胜利。人们越是竭力找出罪恶，美德却越是清楚而无遮掩地显露出来。迫害者因此变得更加疯狂，试图以另一办法证明传教士犯有谋反罪；但这一招与前者一样鲜有成效。真是怪事!明明是基督徒告发了中国人谋反，凯安廷却要让人相信传教士与基督徒陷入了同一个谋反计划。一名被拷问的中国谋反者为逃避酷刑，便禀承他人旨意任意诽谤，直至作证传教士是叛乱首领；但一旦摆脱酷刑，他就取消了一切证词。为了同一目的，另有许多谋反者也被提审，不过所有人都说无论传教士还是基督徒均未参与谋反计划。

我们无从得知凯安廷就此是如何回禀国王的：我们能指望他如实禀报吗?结果是(要么因为国王同意了一切，要么像全科钦支那揣测的那样他心腹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他的旨意)，我说了反正结果是不仅依最初决定传教士被放逐、其宗教遭禁止，而且所有教堂均要拆毁。传教士财物充公。

就在5月7日这天，大批兵士被派往应拆除教堂和拘捕传教士的王国各地。可以说他们想来个全面出击。首先，已入狱者的住所被成群士兵团团包围，随后，一名书记官与法庭其他官员人内察看传教士简陋的用具。他们把书籍、教堂的祭服器箱、念珠盒、圣像及圣牌送往宮廷，把能悄悄带走的物品据为已有，席子、桌椅则弃之街头；抢劫教堂时也照此办理。事毕，他们令当地拆除这一建筑，同时把能拿走的建材作为劳务费留给拆房者。草民们哄哄地扑向交给他们的猎物，屋面很快被掀掉，由大梁构成主体的墙壁不久也被推倒。不发生混乱是不可能的：人们为一块木板一根柱子而抢夺，甚至动起手来；拥挤的人群相互碰撞，有人从屋顶或墙头上栽下，那些被下落的建材砸伤或致残的人在一片残垣断壁间大呼小叫。被压伤和闷死的人有多少啊!尽管事故迭出，但多少捞点油水的念头压倒了一切，直至一切都被夷平、拿走。

与此同时，派往外省的大批兵士为给传教士一个突然袭击而日夜兼程。所幸的是后者事先已得到一纸通知，这是葡萄牙耶稣会士蒙特罗神父设法从狱中写给他们的。这位神父明智地提醒他们切勿让人发现任何基督徒名册及其他可能引起新揣测的文书。传教士们留心了这一点，不过认为躲藏或逃跑均不可取，他们知道不可能长期躲避搜捕，而且担心进一步激怒国王一一他们认为在把他们逐出科钦支那这一问题上，国王不如其臣子坚决。他们都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人们熟知其住所和教堂，因为多年来他们是公开布讲宗教的；而最近十一年，宗教活动完全自由，因此人们可轻而易举找到和拘捕他们。一支由六十或八十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包围了一名传教士的住所，另外几人持刀闯入室内。其中一人抓住传教士头上的发结把他摔倒并在地上拖着，另有人随即用绳把他的手捆住，传教士有的被五花大绑，有的被反绑，有的两手只被绑在前面。也有好几人双腿也被捆住，双臂被紧捆在身上，而且捆得那么紧，使他们简直喘不过气来。手臂、手腕和手一会儿便青紫肿胀起来，人们看到有的人皮肤破裂、鲜血直流。

好像怕他们反抗似的，将其置于这般境地后，还要在他们脖子上套上枷锁，拴在树上或木桩上，直至把他们教堂和住所洗劫一空。人们不会操心他们是否暴晒于烈日之下，是否吃过几口东西或已经挨了两三天饿。圣方济各修会一名因传教日久和高龄而让人肃然起敬的修士两天滴水未进后昏了过去，两名女基督徒鼓起勇气端给他一碗饭，但士兵们以其与最野蛮民族相符的惨无人道拷问她们以示惩罚，还试图借此捞几个小钱。德卡比主教被沉重的枷锁压着连续十八天躺在地上；葡萄牙耶稣会士洛莱若神父和其他几名传教士数日间也惨遭同样厄运。有的士兵举着刀踩在传教士喉部仿佛要结果其性命，其实他们只是想显示残忍或是想知道传教士是否藏匿了财宝和武器。

天主总是给为正义而受难者的灵魂施以无边的慰藉!此刻，这些被囚的圣徒们不乏内心的快乐。他们用心体味着天堂的欢乐，脸上灿然洋溢着欢娱，令被好奇心不断吸引到他们身旁的人们赞叹不已。这种神圣的欢乐来自苦难本身并与之一起增长。有时，它也会让位于相反的情感：人们发现，当他们目睹或获悉亵渎圣物时，脸上便进发出神圣的怒火。看到蔑视圣教者拿着圣体杯、圣体盒、圣油罐以及将被改作妇女甚至可能是偶像崇拜者饰物的用于弥撒的祭服，看到兵士们用圣体布、圣爵布结扎头发甚至擦汗，教士们心头便阵阵作痛。当亵渎圣物者把圣器作玩具而且因在教士们匆匆将其藏匿之处发现它们而洋洋得意时，这真是魔鬼撒旦的时刻。

不久，人们便像京城里已做过的那样着手拆毁教堂。约二百座教堂被夷为平地，其中五十余座在当地可称是高大美观的。不过有些教堂依然耸立着，因为几个边远省份的地方官没让严格执行命令。就在王宫里的德诺埃莱纳主教的教堂也仗着喜欢这位高级教士的国王兄弟的庇护而得以保留。蒙莱若和科夫勒神父靠了几位显贵的势力也使其教堂完好无损。几名不赞成拆毁教堂的地方官甚至更改了凯安廷给予士兵们的准许，因为他准许后者为从基督徒和传教士身上榨取钱财而对其任意施暴。

但在行动不受限制的地方，士兵们便闹得鸡犬不宁。他们首先闯入讲授教理者的住宅，以便找出传教士为躲过他们贪欲而可能存放在那里的物品。他们还闯入其他基督徒住所，后者为免遭虐待而任其所为，未能走脱的老人和孩子如不立即说出藏匿之物便遭毒打。一名偶像崇拜者之妻徒然申明她和全家都崇拜偶像，士兵们照样抢光了她的财物，只因她很久前保存过基督教浸礼的符号。只要某座房屋沾上基督教名声，士兵便认为内藏一切均归属他们。有时，他们把异教徒的房屋当成基督徒住宅，但即使发现弄错了，他们仍尽其所能拿走一切。他们强迫别人高价赎回他们带不走的圣物盒、圣牌、念珠和畜群，甚至还有他们既无法毁坏又无法照料的土地。另有某些偶像崇拜者冒称兵士，闯入偏僻的基督徒小村落和住宅中蹂躏一切。

许多贫穷的无家可归的基督徒流落乡间，不知何处可以栖身。最后，士兵们一一尤其是远在京城二百法里外的士兵一一眼看归期临近，才终止这种离奇的抢劫以开始需延续一月有余的归程。

他们把传教士最沉的镣铐换成较轻的，而且允许甚至希望基督徒成群地全程护送神父，因为这些人可帮他们搬运战利品。另一方面，他们对传教士也变得通了点人情，从而有机会渐渐认识了后者的道德和价值。有时他们还会收敛起那副凶残的模样；在百姓中履行公务时，他们是把凶相当作荣耀的。他们甚至对可敬的囚徒们表示尊重。

然而，指望新的红利不久又使他们恢复了凶残。路过村庄时，基督徒们便来向传教士诉苦，还给他们一些自己从牙缝里省下的食品；这时，士兵们肯定要询问传教士收下了什么，还抱怨他们不多要点东西。盛行于科钦支那人中的贪欲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德国耶稣会士霍佩神父因拿不出逼着他要的钱而被着实拷打了一顿，或许兵士们要让赶来看望他的基督徒看到他受苦而出钱救他。押送两名传教士的另一群士兵见基督徒这样帮助教士，竟挡不住同样诱惑而决定把囚犯们拴在木桩上暴晒；此刻正值这一热带地区烈日当空之时，可是天空忽然乌云密布，使这些野蛮的贪财鬼大失所望。

传教士们似乎什么都可立即放弃，正如他们贪婪的看守者什么都想得到一样。他们立刻交出所有一切，不反抗，不抱怨，没有任何遗憾的表示，神色愉快、满足、大度。看守者难得与如此随和的囚徒打交道，为此惊讶不已；然而他们毫不放松地强要索拿，还想逼迫一无所有的传教士找钱支付牢房租金、囚禁他们的绳索镣铐以及他们被充公的家具的运费。在科钦支那，不管何种囚犯均须负责所有这些费用，尽管这一切显得如此不合情理。正因为此，被囚的传教士缺少必需的食物，加上旅途劳顿和其他数不清的苦难，使他们精疲力竭。多数人到达目的地前就已病倒，人们以为半路上就会死掉几个；

不过只有圣方济各修会的西班牙籍神父米歇尔·德·萨拉芒克7月14 13病故于京城不远处的海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因信仰而历经的苦难及罕见的美德将获得奖赏。

关押于京城牢内的传教士中出现了热病和痢疾。但他们依然每天听许多人忏悔，因为基督徒买通了看守前来探望自己的神父。这些教徒中不少人被凯安廷下令拘押，人们强迫他们当着传教士面把圣像和十字架踩在脚下，兵士们作出榜样催促他们，甚至以毒打逼其就范。官吏们以威胁口吻问他们为何不服从国王命令。他们始终答道，这样亵渎宗教令他们恐惧，他们不能把一向恭敬地举过头顶的圣物轻蔑地踩在脚下。在为国王效力时他们准备服从国王，如果需要甚至可付出生命，但他们宁死也不愿糟蹋真正的天主的宗教。连专制独裁者也对他们的坚定不移作出了某些正确评价，因此，国王不同意对他们施刑。

科钦支那基督徒如此坚信基督教，除天主外，这要归功于神父的虔诚；正因为此，他们对神父怀有恭敬而亲切的情感。我无法说清，为防止或减轻他们可敬的神父的苦难，他们招致了多少危险、支付了多少费用、经受了多么严酷的对待。预知将被下狱的传教士为尽量缩小迫害的影响及危害，劝说甚至命令基督徒不要连累自己；但信徒们不愿服从如此违背他们心愿的命令，正如已发生的那样，不少人宁肯冒被捕被拷打的风险，也坚持与传教士作伴。尽管崇拜偶像的群氓指责他们过分依恋被确认犯有谋反罪的外国人，并因此对其取笑侮辱，但他们人人争抢为传教士服务的光荣。

大批基督徒从外省来到京城，试图设法改变宫廷决定。他们拿出力所能及的钱财以诱惑贪名远扬的国王，可是请求未能奏效；惟一的安慰是可以陪送使徒们直至登舟之处。相互告别的场面酷似圣保罗向埃菲斯基督徒道别。此种分离使传教士遭受了多大损失呀!他们抛下这么多善男信女，有的抛下五六千，有的是七八千；此后这些人无法参加圣事了。它同样使基督徒感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教士们提出了适当的忠告，教徒们做出了最庄严的承诺；泪水、啜泣和叹息比语言更有说服力。一片相当开阔的原野上放眼望去只见大批男女老少的基督徒，只听到喑哑声和悲戚的低语。人人都想匍伏在他们可敬的神父跟前亲吻其脚并再次接受降福。人人都希望随之而去，可又无一人获准；于是有人祈求天主让他们死在教士跟前，还有历人不顾兵士威胁躺在教士们经过的路上；士兵们自己也被如此动人的场面软化了。但见天色已晚，他们便竭力催促赶路并让传教士登上小船以便送往已驶向外海的大船。基督徒们目送他们，直至夜幕(这是8月26日至27日间的夜晚)将其完全吞没。

这个优秀的、印度地区最兴旺之一的传教会就这样被有效而血腥地迫害摧毁了。必须承认，主的旨意永远值得崇拜，它因亚洲这些地区而震怒。不过我们相信天主的仁慈，我们希望这是为让它们获得天主更大的恩惠。为使被逐教士中至少有几人能重新进人种钦支那，人们想尽了办法；其他教士被送往东京、暹罗和马尼拉临近教区或可能返回欧洲，因为广州当局获悉他们抵达澳门后生怕他们进入帝国各省，便立即派人打听他们姓名并令其离开中国。

我本该早点讲述科钦支那首府顺化每天发生的火灾。就在传教士离开此地前夕，该城大片街区被烧成了灰烬，国王目睹大火吞没了自己的水上别墅而暗自神伤。为众多惨遭蹂躏的基督徒的利益，但愿这一惩罚能使他睁开眼睛!

(1766年于法兰西岛)

夫人：

愿主保佑平安。

别再指望在意大利见到我了。我在给您写信的法兰西岛刚刚听到一些消息，它们促使我决心重返东京王国；我打算立即出发，尽管有传闻说该国一些高官最近在那里煽起了对新基督徒的猛烈迫害。愿天主惠予平息这场风暴并支持这个摇摇欲坠的传教会与武装起来跟它作对的邪恶势力抗争。夫人，我将其托庇于您神圣的祈祷。对于您的热忱、虔诚，对于这种使您门楣大为增辉的感人的虔敬，我期望甚殷。

为使您满意，我将依次回答您信中所有问题，不过仅是三言两语；若想详细解释有关东京宗教及习俗的一切，我就要写整整一部书了。或许有朝一日我会满足您这种如此值得赞扬的好奇心的，而且打算稍一得闲便致力于此。

您首先要我介绍东京最奇异习俗的梗概，这里就有一种，它会因本身的奇特及人们奉行过程中更为奇特的严格使您惊讶。这种习俗也流行于中国，不过不如这里滑稽，而且中国人已开始摒弃它了。当一个东京人拜访另一东京人时，到访者站在门口，把一个八至十页的小本子递给门房，上面以大字写有到访者名号、职位及来访目的。本子为白纸红面，根据被访者地位，东京人备有多种本子。如被访者不在家，到访者便留下本子，将其托付于门房；这样，访问便被视为完成和已被接待。

官员出访应穿履行所任职务的官袍。不担任任何公职但在百姓中颇受尊敬者也有用于访客的服装，而且非得穿上才能不误礼仪。被访者应到门口迎接来访者。两人相互走近、握手，频频互致哑礼。主人指着门请客人人内。宅内如有多人，其中或因年龄或因爵位而最尊贵者占据最体面的席位，不过他总要向外来者谦让。首席席位离门最近，这与我们习俗正好相反．各自入座后，来访者重新讲述拜访缘由。主人认真倾听，并依礼法规定不时欠身。随后，宅内最体面的仆人身穿礼服抬出一张三角形桌子，上有两倍于在场人数的茶杯，中间放有两罐烟草和烟斗。拜访结束后，主人陪客人走到街心，在那里重新行屈膝礼、鞠躬，举手互相恭维。最后，客人离去而且走得相当远后，主人派一名仆人前去再次代他致意；过不多时，客人也派人向主人致谢；拜访如此才告结束。

此种繁文缛节不仅在拜访中引人注目，而且在一切与社交沾点儿边的活动中均有表现。东京人经常一起用餐，而且通常正是在饭桌上处理事务。他们不用叉，而用一种象牙或乌木小棍子，其顶端是金子或银子。他们从不用手抓食，所以饭前饭后从不洗手。我只能把饭桌上的东京人最恰当地比作乐队的乐师了。他们吃饭仿佛循着韵律节拍似的，其手和颚的动作取决于某些特殊规则。桌面上既无桌布也无餐巾，只是桌边围着长长的垂至地面的桌毯。每人都有自己的桌子，除非宾客过多使其只得两人同席。每张桌上都同时端上一样的饭菜，桌上摆满了许多碟菜，因为东京人喜欢品种多样而不是数量过多。

现在我介绍此地百姓宴请时的礼仪。邀请他人赴宴者于前一天向被邀请者发出请帖，上有食谱。我见过的一份请帖是这样写的：“邵丁洒扫庭除，洁净碗碟，略备薄宴，请佘东赏光莅临，以其谈吐的魅力和雄辩的见解令邀请人开怀；切望惠于此无上的满足。” （邵丁是发请帖者，佘东是被邀请者。一一中译注）请帖第一页地址栏内写有被邀请人最尊敬的名字并给予他合乎身份的尊称。对打算邀请的所有宾客均奉行同样礼仪。设宴之日，主人一早便发出与前次相仿的请帖以提醒宾客。临开宴前，他向宾客发出第三份请帖并派仆人前往陪同以示对宾客的重视。待宾客已到准备入席之时，主人双手将一只金杯或银杯高高举起，向宾客中因其职位而荣居首席者致敬；随后，主人走出客厅来到院子里，转身朝南，向守护其宅院的神灵祝酒后将其洒在地上以示献祭。礼毕，宾客走到各自桌旁，但就座前要用一个多小时相互恭维，主人则刚与一位宾客说完马上又与另一宾客交谈。饮酒时客套话更多。最尊贵的宾客首先开饮，其他人随之动杯，所有人都向主人致意。尽管酒杯很小，其深度还不及一核桃壳，但他们喝得很慢而且要呷数次；等喝到额头舒展之际，他们会争论一些有趣的问题，而且还伴有一些小游戏，输者便被罚酒。

席间常伴有戏曲表演，它们值得我向您作一简介。这是一种杂有人们所能听到的最可怕的音乐的娱乐。乐器是一些青铜或钢质盆，其音尖厉刺耳；还有一面水牛皮鼓，他们时而用脚击打，时而以类似意大利丑角使用的棍子敲打；最后还有笛子，其音与其说动人不如说凄凉。乐师们的嗓音与之大致相符。演员是些十二岁至十五岁的男童。其领班把他们从此省带到彼省，但到处被人视为渣滓。我说不清他们的戏剧是好是坏，也不知道他们有何规则。剧情似乎总是悲剧：我是根据演员们不断哭泣及戏文中的谋杀情节做此判断的。这些孩子的记忆力让我吃惊：他们把四十至五十部戏文熟记于心，其中最短的通常也要演五小时。他们带着戏云游四方，若有人召唤便呈上戏单，等人一选定剧目就立即上演而不做任何别的准备。宴会进行到一半时分，一名伶人便来到各张桌前求点赏钱。宅中仆人也照此办理，并把所得赏钱给予主人。随后，人们当着宾客面给他们的仆人上饭菜。宴会结束的情景与开始时相对应。宾客逐一夸奖主人的菜肴、礼貌和慷慨；主人则谦逊一番，向宾客深深鞠躬，请其原谅未能依其勋劳款待他们。

至于该国的宗教，我很难给您一个清楚准确的概念。它只是一连串神话，其中掺和着东京百姓从中国人那里听来的某些故事。这里数量极少的学者严格奉行孔子学说，不过在其他宗教礼仪上又混同于百姓。东京很少有哪个城市中不建有至少一座孔庙的。庙中最高处是这位哲人塑像，其被民众置于偶像之列的他的弟子们的塑像环绕于四周；这些塑像立于祭台周围，其状表明他们对导师的尊敬和崇拜。城中官员每月朔望两日齐集于此行小型献祭，即向祭台献礼、焚香并频频跪拜一一这只让人感到可笑和滑稽。

每年春分和秋分，这里要举行所有读书人必须参加的隆重献祭。

通常由一名博学者担任的祭司，为准备这一仪式必先守斋。仪式前日他就备齐献祭的米饭和果品，同时把焚烧给孔子的所有物品都排列在庙中桌案上。人们用最绚丽的丝织品装点他的祭台，祭台上供有他的塑像及许多刻有他金色名讳的牌位。祭司把热酒洒在当作祭品的动物的耳朵上以检验优劣：摆动头部者被视为适于祭献，呆滞不动者则被舍弃。宰杀这些动物前，祭司先深鞠一躬，然后将其割喉杀死，不过要把血和耳毛留到次日使用。第二天，祭司一早就到庙里，频频跪拜后再请孔子之灵前来接受书生们敬礼和祭品；别的祭拜者则于此刻点燃蜡烛并把香放人庙门口备下的香炉里。等祭司走到祭台跟前，一名司仪便朗声说道：“献上牲口毛血。”于是，祭司双手高举盛有毛血的罐子；略过片刻，司仪又说：“把毛血埋在地里。”话音刚落，所有在场的人都站起身来，祭司在众人尾随下神色庄重地把罐子捧到庙前一个院子似的地方，把牲口的血和毛埋在那里。礼毕，大家取出牲口的肉；司仪说道：“请伟大的孔子之灵降临。”祭司当即举起一只盛满气味浓烈的液体的罐子，将液体洒在一个稻草人身上，同时说道：“噢，孔夫子!您的道德是多么伟大、卓越和令人赞美!国、王们之所以公正地统治其臣民，只因为有您律法和无与伦比的学说的佑护。我们向您献上这点祭品，我们的奉献是纯洁的。愿您在天之灵来到我们中间并以其到场令我们欢欣。”

致罢祝词，祭司取一块丝绸在一个青铜罐内焚烧，献给孔子之灵，同时高声说道：“自从人类出现直至今天，有谁能超过孔夫子的美德与善行或与之比肩呢?噢，孔夫子!我们奉献的一切真是配不上您。这些菜肴并不精美，但我们仍奉献于前，好让您在天之灵倾听我们衷肠。”言毕，祭司便喝溶液；与此同时，一名祭拜者向孔子祈祷道：“我们很高兴奉献给您这些祭品，同时确信您将给我们种种幸福、恩泽和荣誉。”于是，祭司把祭献的肉分给在场者；那些吃了肉的人就认为孔子将给他们许多恩惠并使他们免遭灾祸。最后，人们把这位哲学家的亡灵重新护送到他们认为它从此降临的所在，以此结束献祭。

您看，夫人，这些宗教礼仪多么像中国奉行的那一套。我本可以向您详细解释东京人所有的教义，但鉴于它极像中国教义，再加上传教士们在我之前对此已有充分论述，我就请您看他们的书信吧。东京居民天性相当爽直，尽管巧妙的欺诈在他们中通常是被视为审慎行为的。他们是慷慨的，但此种慷慨仅以自身利益为转移。当他们不指望任何东西时，他们很难下决心给予什么；在此情况下，他们小心翼翼地隐其所有以免遭骚扰。总体说来，他们是勇敢、勤劳、灵巧的，在一些突击性消费中则是挥霍的，如遇婚、丧、节庆及联盟活动即如此。他们不大喜欢欧洲人，使其上当是他们至乐。据我看这便是东京人的性格特征。

此地百姓种六种稻：谷粒细长晶莹的小稻无可争辩地是最精美的一种，也是医生惟一准许病人食用的。大长稻是谷粒呈圆形的品种。红稻因谷粒略带红色而得名。这三个品种需大量的水，因此，其生长的稻田常需灌溉．有两个品种的旱稻长于旱地，仅靠自然降水即可。这两种旱稻谷粒硕大、洁白如雪，是出口中国的大宗物品。百姓们只在山区坡地种植它们，而且正如我们播种小麦一样，人们在12月底或1月初雨季结束时播种；它们的生长期不足三个月，产量却很高。

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珍贵的农作物可在法国成功种植。1765年，我多次穿越种有此种稻米的山区，那里海拔很高，气温很低。1月份，我在那里注意到稻苗一片翠绿，高及三法寸有余；尽管当地气温据雷奥默尔气温表显示仅为零上四度。来法兰西岛后，我让人种植了这种谷物，结果产量高于当地另一品种。佃农们踊跃接受我这一礼品，因为这种产量更高口味更佳的稻米不用灌溉而且生长期比其他品种短十五至二十天，它可在经常夺去其他稻种收成的暴风雨来临前收获。有理由希望，种植这种稻米的好处会使佃农们更精心培育它，可惜他们却因隶农们的笨拙而舍弃了它：后者把各种稻种混在一起，致使比其他品种早熟许多天的东京稻在收割前就掉穗了。久而久之，这一品种便在法兰西岛失传。

东京人种植普通稻子的方法大致与科罗曼德尔沿岸的马拉巴尔人相同。他们先把秧田灌上数法分深的水，待秧苗长至五六法寸高时再移栽到大田里；移栽时四五株秧苗为一把，每把间距六法寸。这种活往往由妇女孩子们干。

东京人只使用水牛干农活。这种躯体庞大的牲口比热带国家中的牛更有劲，也更善于在泥地里行走。人们套挂它们的办法与我们套挂马匹完全一样。

东京人没有任何灌溉农田的机器，不过他们也不需要；从王国这端到另一端，一连串山脉俯临着平原，山中泉水溪流极多，它们自然灌溉着依水系流向而成的田地。

百姓们还种有多种谷类，如玉米、各种小米、小蚕豆、白薯、山药及各种可供人畜食用的根菜。不过对他们来说除稻米外最重要的作物是甘蔗。我们可见到两个品种，一种长得又粗又高，每一节都很长，皮色常绿，汁液丰富；另一种较细小，每一节也较短，成熟时皮色泛黄，汁液较前一种为少，但却含更多的盐。

东京人种甘蔗前先要松土，深度达两法尺，然后再水平向埋人两三个甘蔗芽；与意大利不少地方栽植葡萄相似。甘蔗插条应埋人地下约十八法寸深处，成棋盘状栽种，间距为六法尺。人们挑雨季末期干这项活计。

栽种十二至十五个月后可进行第一次收割；甘蔗汁榨出后要被煮沸数小时以便蒸发部分水分，随后在液态下送往临近市场出售。东京种植者的工业和产品仅止于此。商人购进这种液态糖后要重新烧煮，同时在烧锅中加入芭蕉叶灰和贝壳粉末等物。这些配料产生许多泡沫，炼糖者须仔细捞出。配料的作用加速了糖与水的分离，最后，甘蔗汁因持续沸腾变成了糖浆。一俟糖浆开始形成小珠状，人们就把它滗析进一个大陶壶中冷却约一小时。不久，糖浆上会起一层柔软而略带黄色的表皮，于是再把它倒进圆锥形器皿。等糖浆在整个容器中都变得稠厚后再作漂白和净化处理。其余工序与我们美洲殖民地上的大致相同。

东京人还种植棉、桑、胡椒、漆树、茶、靛蓝、番红花及一种名叫tsai的植物，它开一种绿色花，一经发酵便成为一种极为稳定的翠绿色染料。我看这种植物仅在东京和科钦支那才能找到。

此地野味极丰，如鹿、羚羊、野山羊、孑L雀、野鸡等等。打猎是自由的，但有危险，因为林中老虎、大象、犀牛及其他凶猛野兽甚多。饲养的家畜有用以代步的马，耕作的水牛、牛，猪、山羊、鸡、鹅及鸭。东京人鲜有上佳水果，菠萝和各色橙子是其佼佼者。尽管这里野生着葡萄，但人们并不种植。蔬菜品种也不多，不过东京人似乎不急于得到它们。

习武是东京人首选职业之一。选择士兵时，人们总挑最强壮的，而且非常注意让他们要么忙于训练要么忙于王国其他特殊任务。各部队分区驻扎，每名士兵各司其职。全体穿戴一律：丝质紧身衣，同样料子的短裤，还有一顶上部后倾的马鬃帽。军刀是他们的兵刃，但有些兵士只拿火枪，有的仅以长矛为武器，另一些人则只用弓箭。荣誉、贫困、希冀获胜和晋升，所有这一切使他们履行职守时都争强好胜。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当着官长面拼命练习；成绩最佳者总会得到点儿好处：或是金钱，或是食品；而笨手笨脚出了严重差错的人要受处罚，有时甚至被革职。因此，一名军官如有明显失误将被削职为兵。

1671年，东京人对科钦支那发起规模空前的征讨。充分的准备以及八万人马似乎向他们预示着全面胜利，因为科钦支那人仅两万五千兵士。战斗打了三天，东京人丧失一万七千人，科钦支那人却大获全胜。从此，东京人未再作任何尝试；而科钦支那则靠征服山民日益扩大，甚至占婆和柬埔寨国王也被征服向其纳贡。

东京人对司法的关注不亚于习武．或许每项罪行都有其特殊惩罚，不过最常见的刑罚是斩首。审案时罪犯始终在场，如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他可抗议对他判决不公；在此情况下法官要受反坐。由于案件既无诉讼代理人也无律师辩护，而只靠涉案人自始至终当着不敢对法官稍有不恭的当事人之面自我辩护，所以大批案子就这样被打发了，不过案情记录倒十分确凿。

夫人，我想我已满足了您所有问题；然而若不向您描述某些摆脱了科钦支那和东京桎梏的山民极端的愚昧和粗野，我还无法结束此信。他们如野兽般生活在树林和峻峭的山区，无人敢去冒犯。他们组成类似共和国的团体，视其术士为首领。这位魔鬼术士出于对维系权力的关注，想出了一套完全独特的宗教制度。下面便是其梗概，它将让您哀叹这个民族可悲的愚昧。

诸神通常在术士住地降示神喻。一声巨响表示它们业已降临。那些以饮酒跳舞度日的山民便停止娱乐，发出与其说欢呼不如说号叫的快活的喊声。他们好像对诸神之首说话似的高声叫道：“天主啊，您已经来了吗?”他们听到一个声音答道：“孩子们，加油!继续喝，继续吃，继续玩吧；是我为你们谋取了你们享有的一切方便。”在一片寂静中聆听这一回答后，山民们继续沉湎于娱乐。此时，诸神也渴了，便要饮酒。人们马上备好饰有鲜花的罐子，由术士接过递给诸神：因为只有他是诸神心腹，也只有他有权侍奉。诸神之一面色苍白、秃顶，一副令人发怵的容貌。它不像其他神明那样前往庙宇领受献礼，因为它不停地忙于引导亡灵前往冥府。有时，它会阻止亡灵离开本土，尤其如果这是个年轻人的亡灵。于是，它把这个亡灵投入一个湖泊，直至其在湖中洗净罪孽。若亡灵不驯服而且违抗神灵旨意，它就愤而将其撕碎扔到另一湖中令其永远留在那里而无望脱离。

有人说这些野蛮人打猎回来时发现自己岩洞里爬满了蛇，便求术士询问诸神何以会有此等灾难。术士请教诸神后转述其答复道，神灵带一个父亲尚在人间的青年人的亡灵上天，亡灵却对领路的神灵不恭，这迫使神灵把亡灵拋人大海。

这个可怜民族的天堂是无法令稍有一点理智的人满足的。他们公认天堂里有大树，可分泌出亡灵赖以为生的树胶，还有可口的蜜和其大无比的鱼。他们还认为那里有供死者逗乐的猴子及一只巨鹰；鹰是如此硕大无比，以至双翼可为整个天堂遮热。

我收集的关于这些野蛮人的宗教情况全在这里了。至于他们的习俗，那是再放荡不过的，而且不管谁如欲稍加节制，肯定会冒丢掉性命的危险。

我荣幸地……

(1699年2月17曰于广州)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对我们传教的关注使我们必须向您报告我们的旅程。它是如此新奇，而且人们如此意想不到能从一次中国之旅的叙述中听到关于哑齐王国及马六甲城的议论，因此，您或许乐于知道我们怎样踏上了这条奇异之路以及我们有哪些引人注目的发现。

我们经历过许多奇遇，不过讲述这一切前我先要告诉您我们在赤道附近遇到了前往东印度的德·奥日先生的船队。我们高兴地拥抱了搭乘该船队的我们亲爱的教友；他们一年后才到达中国。我们在好望角再次相遇；醉心于率大批传教士赴华的白晋神父认为应从这批神父中挑几名随他同行。果然，他挑中了孟正气和卜嘉两位神父；这样，昂菲特利特号船上有了11名耶稣会传教士。德·奥日先生船队上只剩下傅圣泽和殷弘绪神父以及樊继训修士。

自塔夏尔神父的游记问世后，好望角在法国已相当为人熟知；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花园与其余地方的景观迥然不同。

其他所有地方简直微不足道。花园是所能想像的最美好的事物之一，艺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确远不如自然本身：它全然不是我们别墅中那种整齐的花坛、塑像、喷泉及经艺术加工的绿廊，而是生长于森林及世界各地花园中的珍奇植物之荟萃。除高大的橙树和柠檬树外，还有数不胜数品种各异的其他树木和小灌木：其中大多我们叫不上名字，却仿佛全都终年常青、花满枝头。蔬菜水果量多质优，四季皆可采摘。时而无遮无掩时而又绿荫蔽日的小径纵横交错贯穿于广阔平坦的大地之上。一条清澈纯净的小溪如此活泼可爱而又恰到好处地蜿蜒于花园之中，倒仿佛像特意开凿出来似的。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海洋，它质朴单纯，却随时在人们眼前和心中呈现新的景观。我敢断言，这一切即便在法国也属最优美的休闲之地和最能引起外国人好奇和赞美的场所之一。

经过三个月的航行，我们于1698年6月10日离开了好望角；如果我们后来有幸进入巽他海峡，航程本该过半了。熟悉这些海域的人知道，好望角至巴达维亚的航程通常为两个月。鉴于到达东经90度前一帆风顺，我们原本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在东经90度处，人们认为该向北行驶了。7月21日，我们到达南纬6．5度处，即大致是爪哇岛的纬度，我们希望看到陆地。船只一直前行，但7月26日到达南纬4．5度时却什么也没见到；直到31日才看到苏门答腊，不过巽他海峡已在我们身后六十多海里，再折回去已不可能。我们的驾驶员肯定在经度上出了大错。这样，今年到达中国就难了。然而，见人力帮助已属无望，我们转而乞求天主，乞求印度使者沙勿略保佑我们如愿准时到达。

我们开始为这位伟大圣徒做“十个星期五弥撒”（因为沙忽略1522年12月2日星期五死于上川岛），所有人都发愿今年到达第一个中国港后就领圣体或贡献钱物在上川岛这位圣徒墓地建一座小教堂为其遮风挡雨并方便人们在此举行弥撒。

此外，反思这次失误并让后人不再像我们这样错过巽他海峡，我们认为趁西风驶离好望角后，我们应随时测定经度，直至东经100度。而不要在东经90度处向北行驶；更坦率地说，长时间中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尽管自以为十分清楚。一旦像我们这样在估算经度时出错，人们势必像我们一样迷路，甚至更糟。

8月18日我们才到达哑齐。在三个多星期里，我们经受了赤道地区最可怕的一切：寂静、炎热、雨水及糟糕的食物：因为食品在赤道地区容易腐烂变质。但我们身体都很健康，天主决不让我们得不到补偿；这使我们充分相信一切皆决定于它，凡不是十分有利的事是不会发生了。

哑齐所见的一切是如此奇特，以致我屡屡为无法尽情描述而只能作一鳞半爪的介绍而扼腕叹息。对于哑齐人以往的强盛，人们已有足够了解，只要读读沙勿略传记便可获得这些知识。但我不相信大家会知道这个王国目前的状况以及它首都的样子：我把一个树木与房屋杂处一堆的地方称为首都或许是滥用这一字眼。

请做如下想像：一片由椰子树、竹子、菠萝树、香蕉树组成的林子，其间流淌着船只穿梭其上的一条秀美的河流；在这片林子中放进无数由竹竿、芦苇、树皮搭建的房屋，再让这些房屋时而排成街道、时而组成单独小区；再以草地和树林把这些小区隔开；最后再让这一大片林子里到处布满犹如我们人口稠密的城市一样拥挤的人群；做了这番想像，您就能对哑齐形成相当准确的概念，您就会承认此种风格新颖的城市可以给过路的外国人带来快意。哑齐有各种民族，每个民族皆有自己的街区和教堂。贫穷且人数不多的葡萄牙人的教堂是由科德利埃神父主持的；他要做的事情不少，但工作中很少指望从他人那里获得补偿。

哑齐港位置颇佳，锚地极好，整个海岸地带均无暗礁。港湾宛如一个大盆，一侧是苏门答腊陆地，另外几个方向上点缀着两三个岛屿，岛屿间留出的通道一条通往马六甲，另一条通往孟加拉，还有一条通往苏拉特。倘若呆在锚地，就看不到城市任何踪影，因为岸边高大的树木遮住了所有房屋；不过除美不胜收的风景外，没有比看着无数小渔舟迎着朝阳驶出河口又于落日时分收网返航更赏心悦目了。

您简直会说这是一大群满载辛劳果实飞回蜂箱的蜜蜂。这些渔舟宽仅三法尺、长约二十法尺。渔舟通体都极干净，里外皆然；木板拼合得如此紧凑，以致无需用废麻或柏油嵌填船缝，而且它们始终像新的一样。船上无桨，只靠一张十分轻巧但就船体需要而言大小似乎超过了一倍的帆行驶。技巧弥补了这一弊病。小舟两端各有一根相当长的杆子，每根杆子顶端绑有一块弯向水面的弧度与小舟等宽的弓形木料，每张弓皆由一段较重的木料连接在对面那张弓上；这两段木料系于弓的顶端相互制衡，从而形成避免小舟倾覆的平衡。这样，稍有一点风就能使小舟行驶，甚至能以惊人速度驶于水面而不惧怕汹涌的海浪。

鉴于河流入海形成的沙洲，船只从大海进入河流需绕个大弯，随之还要在常年葱绿完全自然生成的由椰子树及其他树木组成的两个小树林间行驶足足四分之一海里。

透过这些树木，人们开始看到上文说起的那个城市的影子了。它首先让我觉得仿佛是出白熔乡间一切秀色于一炉的一位画家或诗人之想像的一幅风景画。一切都那么随意、自然，富有田园风味而略显原始。

有关目前该国政府的事我一无所知。人们有时还会讲起哑齐女王，但我看这只是传说；即便有之，她也只有挂名的王权。权力由四五个主要的“奥朗索瓦”(当地显贵称呼)分享，而这种权力肯定也无足轻重。国内既不产小麦也不产葡萄。贸易主要靠胡椒和金子一一这种贵金属无需开采，人们在山坡上便可拣到，在溪涧也能找到水流冲下来的小金块。哑齐的金子很被看好，因为它被认为纯度最高。

一过马六甲海峡，人们便可夸口最艰难累人的航程已经过去。我们在那里两次差点遇难。8月23日进人海峡，9月20口才真正驶离。29天时间才航行220海里，走陆路要快得多。人们总是抛锚、起锚，更糟的是我们只有一位拙劣的几乎毫不中用的葡萄牙驾驶员，只要看不到陆地就迷失方向．我们的法国驾驶员是靠自己努力认识了这条水道的，他们利用一切空闲绘制海峡地图，它们远比已有的该海峡所有地图都更精确。结束本信前我将说明为安全通过这条海峡及戈贝纳杜尔海峡所应选择的道路。

马六甲城离哑齐约150海里，这里可看到与哑齐同样的可爱之处：大片的绿色，田园诗般的风光；但房屋盖得更讲究。此地民族更纷繁复杂，商贸更为活跃，欧洲人远比哑齐多，城市面貌看起来不似哑齐般随意和漫不经心，但人工气息毕竟掩不住自然风韵。城区与要塞间隔着一条流向大海的河，涨潮时河水使要塞变为孤岛。这些要塞有圣马洛城一般大，其中还有一座小山，山顶上我们圣保罗教堂的断垣残壁依然可见一一就在这里，沙勿略曾无数次布讲福音。驻军只有二百一十五人及六名骑兵，其中不少人是天主教徒，兵员由欧洲不同民族组成。要塞的几座堡垒相当坚固，还有许多精良的大炮，不过使用它们的人却寥寥。锚地开阔壮观，海岸在这里形成了海湾；我们在这里见到两三艘蹩脚的无防卫设施的船和一些印度式样的小船。马六甲的水果精美绝伦、品种齐全。有为摩尔人设的清真寺，有供奉中国神像的一所寺庙；总之，荷兰人允许所有宗教派别公开活动。但惟一真正的宗教却被排除在外：天主教徒只得躲进密林深处举行宗教仪式。

离开马六甲城7海里后，我们到了一个酷似马六甲的港口对面；这是另一个十分宜人的海湾，有一条秀美的河流可溯流而上。我要告诉您，离开马六甲前我们差一点葬身海底。9月10 13夜间，一场我们从未见过的猛烈的暴风雨骤然降临。天空如着了火，海面怒涛汹涌，狂风夹着暴雨令人发怵。由于我们原以为这里至多逗留一天，再说这里通常风平浪静，所以只抛了一个锚而且多数水手已上了岸，留下的不多几人也放心地睡了。风暴很快惊醒了他们，人们尽一切努力抛下了第二个锚，随之又抛下第三个。若不是德拉罗克先生把所有人都动员了起来，而且不停地转动绞盘，我们肯定完了。直至凌晨两点，我们的船依旧停在水深20法尺处，随后便扬帆启航。

9月24 13，我们看到了波尔贡多尔岛，风向很顺。我们曾打算在此停泊；可是风向变得更利于继续航行，若要停靠却正好是逆风，难以抛锚，而且航道太窄，无法逆风换抢行驶。

29日，我们大致知道已在长达100多海里的名叫巴拉塞尔的一个大暗礁群附近，却想不到我们会陷于其中。下午四时许探测海水时仍深不见底，但突然刮来的一阵风不一会儿就把我们的船吹了好远。五点半我们做祈祷时惊讶地发现海水突然变了颜色。做完祈祷，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海底一一那里林立着尖利的礁石。大家惊恐万分，所有人都以为没救了；测量水深，仅有七寻；登高望去，只见海水泛白，波涛碎成了浪花。若是夜间航行至此或是此刻刮一阵海面上司空见惯的风，我们就必死无疑。惟一能做的是掉头返回。夜幕降临，水深变化无常，水底是无尽的比铁还硬的礁石。我们断定自己陷入了巴拉塞尔暗礁群中，因此等待着船只像一只玻璃杯一样破碎的时刻。天主正在为我们忙碌，而我们却茫然无知：在我们前方出现的一阵飑消散以后，一阵微风从我们船的后方吹了过来一一正是它把我们从死亡的门槛拉了回来。危险未过时，平素几乎始终嘈杂于船头的喧闹声听不见了：这是凄惨忧郁的寂静；我斗胆说一句，信仰似乎刻在了每个人脸上。此刻的亲身经历使我明白了往常在各种书本上读到的一个道理：站在小礼堂边远远望着险情与自身亲历险情是多么不同。在生命似乎只剩最后一刻之际，我们时常思考的伟大真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涌上了我的心头。此刻，当想到曾为天主做过些什么而且决心今后更加不遗余力时，人们该多么幸福!

晚上七点或八点时分，测深仪已触不到海底，我们脱离了险区。危险过去了，但我希望它给众人心头带来的感受不要很快消失，希望这种感受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天主掀起此类风暴之际，它很可能就在我们身旁。

我不知道天主在中国为我们准备了什么，但至今为止我们并非没有感受。前辈传教士们说这是吉兆；多亏天主，至少我们心头最热烈的渴望是忠实履行天国赋予我们的职责。

虽说离中国已经不远，但我们仍极可能无法准时到达，因为季节已过而且自9月27 13起风向紊乱。我们加倍祈祷，白晋神父对天主显示了空前的热忱和信仰；天主终于遂了我们的心愿：10月15日上午七时许，我们见到了希望之乡。这是上川岛，沙勿略的墓地吸引我们将在这里逗留一天。头几天，人们不清楚到了何地；直到我们在这块光荣的墓地前还愿并表达景仰之情后，人们才勉强相信我们这些耶稣会士的判断。10月9 日星期四，我们动身进行这次神圣的拜谒；走了足足四哩水路和陆路，我们突然发现终于到了我们的寻觅之地。我们发现一块颇为硕大的直立的石头；当我们一看清石头上三上三

四个葡萄牙文字：圣方济各·沙勿略之墓，我们立即反复亲吻这片如此神圣的土地，有几人还掉了泪。而我，我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如此强烈、如此美妙、如此令人快慰的情感，以至在一刻钟多时间里犹如心醉神迷一般，除了品赏我所感到的幸福外再也无法想别的事。

最初的激情过后，我们仔细审视这一遗迹，随之又用树枝和一块船帆搭了个简陋的帐篷，它相当准确地再现了沙勿略死于其中的窝棚。最后，我们唱起了感恩赞美诗，吟诵了圣徒连祷文，接着便进人人们在这个世上所能经历的最美好最迷人的夜晚。

当人们在这样的场合互倾衷肠时，人们所品尝的欢乐是多么纯洁!有一人说道：“在沙勿略完成使命的地方我们开始了自己的使命，他未能更深地进入辽阔的中华帝国，我们却能毫无阻拦地进去。在一位已为我们开启帝国大门的圣徒佑护下，为了天主的荣光，我们还有什么不应指望的呢?”另一人接着说道：“为了耶稣基督的荣光，沙勿略在使几个民族全都归依基督后在这里积劳而死，我们也会有幸同样为此而死吗?”人们随之又唱起了圣母连祷文。在另一次间歇时，人们做起了数念珠的祷告，但话题又回到了对圣徒的赞扬，以至这些祈祷与价值不亚于它的交谈混在了一起。人们历数“东方使徒”的美德；我感到没有任何一种是我不需要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是我所不缺的。有人想起了圣依纳爵·罗耀拉决定全身心献给天主后在蒙塞拉教堂圣母像前度过的整个夜晚；我们在圣徒墓地度过的夜晚与之颇为相似，因此称为我们的“演习之夜”。

在这番沉思默想中，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天。八名神父为能在星期五这个圣一弗朗索瓦·博尔吉亚的日子里于此地举行弥撒而深感荣幸和安慰。我们就在印度使徒葬地上搭了祭坛，这位圣徒的墓碑是祭坛底座。我们不仅是享有此种荣幸的第一批法国耶稣会士，而且除不久前已因传教过度劳累而死去的功德高超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卡拉西奥神父外，还没有任何人在我们之前有过此种荣幸。做罢弥撒，人们重新唱起感恩赞美诗并一再亲吻地面；我们每人都恭敬地取了些土当作珍贵的圣物，随之再次称颂我们愿竭力继承其精神的圣徒的盛德。

经七个月的航行，我们终于到了中国，因为我们1698年3月7

日从拉罗舍尔出发，10月6曰在上川岛前抛锚。这七个月中应扣除在好望角、哑齐、马六甲及两三个荒岛耽误的二十多天时间，这些时间原本可被更好地利用。此外还应扣除前往哑齐和穿越马六甲海峡的时间，这至少将近两个月。从爪哇直达中国用不了那么多时间。因此，当我在广州看到一艘英国小船只用了五个月甚至更少些时间就完成了航程，我并不惊讶。至少通过我们这条船可以看到，只要不迷路，用六个月时间从法国到中国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我们还需在上川岛呆一阵子，由于白晋神父不在，我们只得呆在原地。这位神父前去拜会离我们最近的驻守在广海小城的官员。不久，他从那里给我们寄来了消息，还给德拉罗克先生派来了帮手。一名官员带着几名沿海领航员来到这里，后者点头答应带我们船队走完去广州的大半路程。有两条路可去那里：一条是经过沿海诸岛，另一条是走外海；但在这个季节走外海要冒风险，一阵风就会把船吹得很远，甚至让你只得去马鲁古群岛停泊。但是我们还是选择后一条路，我们顽强地逆风换抢行驶，直达澳门。我们l0月13日才从上川岛启航，24日便在澳门岛前抛锚了。白晋神父在此期间从广海到了广州以便向宫廷报告他的到达。他与官员们一起写了奏章并做了布置后就经过几个岛屿前来迎接我们的船只。

澳门城建于一个小半岛上，更确切地说建于以澳门为名的一个岛屿的顶端。这个狭长半岛与岛的其余部分间仅以一条窄窄的狭谷相连，狭谷间筑有一道分界墙。如像我们这样在外面抛锚，人们就只看到周围一大圈全是岛屿，只看到高地上两三座堡垒及城市一角的几幢房屋，人们甚至会认为这些堡垒和房屋占据着遮住这一方向视线的同一块高地。但这片高地其实是个不小的岛屿，它与澳门之间有个漂亮的港湾，城市便沿海岸展开。房屋是依欧洲式样建造的，不过稍矮一点。此地同样树木葱茏，而且略具印度色彩。

澳门华人多于葡萄牙人。后者几乎全是生于印度或澳门本地的混血儿，他们远不是什么富人，中国人因此不大把他们放在眼里。澳门防御工事相当不错，地形极好，炮也很多；但驻军给养不佳，加上此地一切均来自广州，中国人不难成为主宰。当地有一名葡萄牙总督；还有另一名管辖该地的官员，府邸位于要塞中央。当他发号施令时，葡萄牙人必须服从。没有人能比这位官员对所有法国人所做的更恭敬有加，亲热友好。任何外国人都不曾受过此地这般的接待。当然，这里也从未到过我们这样的船只。在远离法国6000海里的地方，当我们说出太阳王（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这一名字，它丝毫未失其高贵，它使举世最骄傲的民族的子民心中升腾起某种对其他任何外国君主均未有过的敬意。

白晋神父前来与我们会合了。他搭乘一条长度几乎与我们三桅船相当的二桅船，佩戴着该帝国中通常由钦差享用的全副荣誉标志。我们这些法国人见到他时委实吃惊不小，因为在法国时有人曾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白晋根本不是中国皇帝钦差。澳门耶稣会士给我们写来一封充满善意和爱德的信。于是，白晋神父便偕雷孝思神父前去拜会南京主教罗历神父及住在绿岛的其他耶稣会士们。

之所以称为绿岛，是因此地树木繁茂，十分宜人，而四周其他地方却光秃秃的甚是荒凉；此地离把澳门与岛屿其余部分隔开的界墙很近。这里是葡萄牙耶稣会士的乡间住宅。小教堂干干净净，正屋也盖得不错；尤其是绿荫和凉爽之气使此地显得惬意可爱。令人尊敬的罗历山神父选择这里隐居数日。此种僻静对一名希望像摩西那样离群索居若干时日以便求教天主并获得新的力量去更热忱地投入归依众生事业的使徒而言十分相宜。不过现在该是我结束旅行前往广州的时候了。

11月19日星期天，我们顺利地在离这个大城市3海里开外处拋了锚。不过自澳门至广州锚地间的航程相当艰难，尤其对我们这艘吃水17法尺的船只更是如此。若不是白晋神父带来两名当地最能干的领航员，我们永远完不成这段航程。进入珠江，我们就开始看到中国是什么样了。珠江两岸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绿得像美丽的大草坪。无数纵横交叉的小水渠把水田划分成一块块的。只看到远处大小船只穿梭往来，却不见船下的河水，仿佛它们在草坪上行驶似的。更远些的小山丘上树木郁郁葱葱，山谷被整治得犹如杜伊勒利宫花园的花坛。大小村庄星罗棋布，一股田园清新的气息。千姿百态的景物令人百看不厌，留连忘返。我们从法国出发，经过八个月的航行，终于于11月6日至7日夜间抵达广州。我们住在一所类似旅馆的房子里，或者说这是皇帝出资的官办驿站。白晋神甫让人给德拉罗克先生和法国军官们找了所相似的房子。中国人把这类专门接待宫廷使者的驿站称为公馆。

广州比巴黎大，人口至少一样多。街道狭窄，铺着大块平整坚硬的石板，但此类街道并非到处都有。有了本地廉价出租的轿子，人们无需乘坐四轮华丽马车，何况此地几乎无法使用这种交通工具。房屋很低矮，几乎都开了店铺；最繁华的街区颇像圣一日耳曼集市的街道，几乎到处都有这个集市最繁忙时一样多的人群。街上鲜见妇女；在街头蚁动的大多是穷人，每个人都挑着担子，因为除男子双肩以外，他们别无其他手段来搬运收购或售卖的货物。这些挑夫几乎都光着头，赤着脚，也有人戴一顶样子奇特的大草帽遮阳挡雨。我以为上述种种足可构成一番新的城市景观，它与巴黎迥然不同。整条街上的房子都没有窗户，所有的房子都开了店铺，大部分都很破旧，简陋的竹栅权当屋门；如果街上只看到这些房子，它们将产生何种视觉效果呢?话得说回来，广州也有几个相当美丽的广场和当地特色的宏伟的拱形门。从乡下进城或从老城到新城要过多道城门。别具一格的是每条街尽头都有门，它们比城门稍晚关闭。因此，夜幕降临时，每人都必须回到自己居住的街区。这种制度可防止许多不测，使得许多大城市在夜里也可以平安无事，好像城里只住了一户人家。

官员们的府邸令人觉得有点神秘莫测。必须穿过几重院落才能到达他们接见下属和会晤朋友之地。他们出巡时排场很大。以总督 (这是主管两个省的官员)为例，若无至少百人随行，他是从不动身的。随行人员互不相扰，各司其职。一部分人穿着专门的号衣，举着各种牌子在总督前面开道，有时还有大队士兵步行跟随总督左右，总督乘坐一顶由六至八人用肩抬着的宽大的金黄色轿子高高在上行进于整个队列中间。这种队列往往占据整条街道。百姓们出于恭敬而止步肃立两侧，直至队列通过。

这里有很多和尚。没有任何地方的魔鬼能比这里更善于模仿人们在天主教会里赞美天主时所用的神圣方式了。这些撒旦的僧侣们穿着拖到脚跟的长袍，袖子宽大，很像欧洲某些神父的袍子。他们住在寺庙里，犹如住在修道院里一样，常常穿街走巷去化缘，半夜就起来念经拜佛。他们集体念经时像我们朗诵圣诗一样单调。然而体面的人们很看不起他们。因为大家知道，他们表面慈悲，其实他们五花的宗教体系里充满了荒谬，而且其中多半是放荡堕落之徒。他们在百姓中也不会受到更多欢迎；老百姓只考虑生计，他们的全部宗教不过是每人依自身想像形成的古怪的迷信。我忘了介绍在珠江上漂浮的“城市”：船只鳞次栉比，排成一条条街道。每只船上住一户人家，船上像正规住房一样也有各种用途的小舱。天一亮，住在这些浮动营房里的小民们就倾巢而出，或是打鱼，或下稻田干活。这里的人们一年种三季水稻。

关于北京宮廷的消息，我们从白晋神父到达广州时收到的信件中获悉，皇帝圣躬康健，政绩比任何时候都更辉煌，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受臣民们仰慕。他刚刚率领大军御驾亲征西部鞑靼，在方圆五百法里范围内令敌军闻风丧胆，从而制服了帝国中剩下的惟一对手。

于是，他全神贯注于为臣民造福。他开仓赈灾，救济粮甚至发放到高丽腹地。在如此完美的一位君主统治下生活，百姓们安居乐业。不过使我们更加高兴的是，这位君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支持基督教。他认为这是真正的宗教并因某些大臣信奉它而深感欣慰；那么，谁能说天主恩宠地拥抱他本人的时刻不在接近呢?以前，圣路易（指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向契丹皇帝派遣过一个著名的使团。正如当今所有学者一致同意的那样，契丹就是中国。圣路易试图让这位皇帝信奉基督教。啊!要是天主让我们看到圣路易这位虔诚君主开创的事业在他最伟大最辉煌的继承者（指法国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四。一一中译注）手中得以完成，那该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总之，皇帝一如既往地相信法国耶稣会士。所有人都承认张诚神父是帝国中基督教的支柱。精通数学和中国自然科学的刘应神父正奉旨在外省治理肆虐于全国的洪灾。洪若翰神父去年曾奉旨前来广州探听白晋神父的消息，等后者一到便于迎接，因为皇帝正企足而待。因此，我们到得正是时候。我们还听说最资深最出色的传教士中有四位已经作古，他们为本教区工作呕心沥血，使许多人归依了天主。他们是殷铎泽神父、聂仲迁神父、汪儒旺神父及毕嘉神父。汪儒旺神父离开法国已五十余载；有人说他是从陆路来华的，路上走了整整一年。必须弥补这些重大损失。我每天祈祷天主，希望它激励我们众多教友跨越海洋来与我们一起从事这项如此光荣如此卓有成效的工作。即使我们在这里生活得与汪儒旺神父及我们刚失去的其他神父一样长久，即使我们能跑遍中国所有城市，我们去世时还会在身后留下许多偶像崇拜者。

增援越及时、越充分，基督教进展就越快；这不仅因为众多传教士可做少量传教士无法做到的事，而且还因为短时间内归依整个民族的最可靠办法在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开始就使其大批居民归依。这将引起其他人好奇，使他们想了解这一能有如此神速进展的宗教；而一旦熟悉基督教，人们离信仰它也就不远了。我尊敬的神父，我们始终把这一计划托付于您，因为它与您的热诚和关注是如此相符。天主的利益促使您投身这一计划，为了天主的荣光，我们也需要您的支持。

顺致我至深的敬意。……

(1700年l2月9 El于广州)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一贯对天主的荣耀和拯救灵魂充满着炽热的感情，这份热情为我们在中国建立传教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从未忘记您对我们的关怀和您给我们的恩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放弃任何机会向您表达我们对您的崇敬心情和感激之情，并向您汇报中国及周围王国有关宗教事宜的理由。由于我相信您已经通过洪若翰神父得知了去年发生的事情，他已于去年受中国皇帝的派遣搭乘“昂菲特利特”号船离开这里返回法国，在这封信里我只限于讲述今年发生的事情。

中国皇帝并不满足于在皇城内安排法国耶稣会士的住房，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在紧挨他们住房的地方划给耶稣会士一片可用于建造教堂的空地，并同意他们建造教堂。今年1月26 日，张诚神父进宫之时，请求太监总管转告皇帝，人们准备在他恩赐的那块地上建造教堂，神父们请求他记得他曾经恩准的这项工程。

皇帝请人转问张诚神父，为什么神父不邀请其他神父一同去向他请求恩准?皇帝说：“因为建造一座天主的教堂，这是和所有传教士有关的，他们也都会感兴趣的。”张诚神父回答道，由于不知道他这样冒昧的请求是否会得到皇帝的恩准，他不敢以这样张扬的方式贸然进宫。但如果能得到如此恩典，他不会放弃邀请其他神父一起来向皇帝谢恩。倘若皇帝认为可行，他将在今天就去邀请他们来向皇帝请求施予能给基督教带来无上荣耀的恩惠。

次日，我们北京三处教堂的神父们一一这已经是这座大城市里所有的耶稣会传教士一一一起进宫。皇帝派太监总管和另两个清廷官员接受了他们的申请。皇帝回复道，建造教堂是很神圣的事，他愿意为此作一点贡献，以示对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为人的敬意，他已命令手下提供必需的物品。神父们以惯常的礼仪向他表示感谢，随后离去。第二天，1月28日，他们得到命令返回皇宫。皇帝派人送给他们每人两匹丝和一锭重五十两的银子。北京的“两”相当于法国的5利弗尔。

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闵明我神父说道，他们对陛下所赐予给他和他的同事们的恩惠所怀有的感激之情决非语言所能表达，这种感激只有天主才能替他们表示，为此，他们决定将他们刚刚接受的银两贡献出来，开始建造天主的教堂，由此通过某种方式使天主能有意对亲爱的君主给予保护和保佑。对这份感谢，皇帝看上去十分高兴。闵明我神父请求能给予他一份皇帝准许他们在皇城内建造教堂的手谕，上面注明皇帝对此的恩赐。他的请求有了回音，人们满足了他的要求。皇帝对以上的恩赐还不满意，他又指派宫中的一名官员主持教堂的建造，以此向整个宫廷表明，这座教堂是一项皇帝特别感兴趣的工程。我相信，这座建筑将很快竣工，明年夏天人们就可在那里举行弥撒了。

目睹皇帝如此公开表示他是我们宗教的保护者，基督教徒们深感欣慰。信徒人数与日俱增，每逢星期日和节假日，我们在北京的三处教堂总免不了要举行洗礼。在今年去世的人中，我们失去了被称为“徐老爷”的热情信徒。十年前，他弃官接受了洗礼。

在那些十分注意为婚嫁、出门、兴建房屋挑选良辰吉曰的满人中，他是第一批归依我教者。接受洗礼后，他撰写了七八本不同的关于宗教的书，其中一本是反对吉13和凶日这类迷信的。由于信奉基督教，他受到了他亲人的迫害，甚至因此陷入贫困之中。但在他失宠时始终支持他的天主给了他如此的安慰，以至于他觉得为爱耶稣而受难是莫大的幸福。由于他生前的神圣，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已升人天堂，也许正在那里为他的同胞祈祷。

本教堂还失去一位十八九岁、大有希望的年轻人。他在洗礼后不久便去世了。但给他主持临终圣事的神父承认，他从未见过一位临终者有这位年轻人那样的信仰、希望和忏悔。当这位年轻人自觉末日行将来临时，他请屋里的人都跪下来，接着他抬望眼，双手升向天空，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告诉人们，他和他们一起拜谒了天主。他劝说他的母亲归依天主，恳求她对他的葬礼不要做有违于基督教教规的事。然后，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像一位真正的灵魂得救者那样，安详地死去。

今年在科钦支那发生了残酷的迫害事件。下面是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若翰神父一封信的摘要，这封信发自科钦支那首都顺化，时间是1700年7月31曰：

1698年5月14曰，在这里的王宫中掀起了一股反对我们教会的恶浪。国王尚年轻，并极端迷信，完全相信他召到王国中的中国和尚。他的周围有两位叔叔，他对他们言听计从，他骨子里明显具有强烈的反基督教的精神。其时，已有人捣毁了几个教堂，要不是这时发生了一场天灾，迫害也许会进一步发展。几场暴风雨摧毁了成百上千的民房，人们忙于修复。此外，我当时预言了一次月食，人们对此似乎很满意(这是庞若翰神父的话)，这使得王室保留了我的教堂，对传教士态度也较温和。

接着到来的是王年，王年每12年轮到一次。由于在这一年人民被给予极大的自由，基督徒们和其他人一样得以享受。因此，我们可以像迫害以前那样公开地举行宗教活动。到了1700年初，一些小偷，或把他们称为基督教的敌人更合适，为了惹是生非，砸了乡村的佛像，并打得粉碎。国王指责基督教徒，丝毫也不怀疑他们就是这些行动的罪魁祸首。同时他还听说，在今年的2月24日行圣灰礼仪日我们的教堂里人山人海。于是他下令，在我们集会的时候，对在那里的基督徒实施抢劫。3月6日，我事先得到消息，我阻止了基督徒们的集会。

当时我们在这座城市的欧洲传教士有五人：皮埃尔·朗格鲁瓦先生和让·卡蓬先生为法国教士；

皮埃罗·贝尔蒙特和约瑟夫·坎东纳神父为意大利耶稣会士；再加上我。3月12日，有人全副武装地来到我们教堂，逮捕了我们的佣人，把我们屋里的东西抢劫一空，并将传教士像囚徒一样禁闭在各自的教堂里。当时卡蓬先生正在乡下。同月15日，留在城里的四个传教士被移送到国家监狱。朗格鲁瓦先生、贝尔蒙特和坎东纳神父的脖子上被上了枷锁：我没有得到天主的宠幸，以致未能以其他人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天主的热爱。他们逮捕了我，但在次日，因为我的数学家才能，他们又把我放了。

17日，他们发布了国王的敕令，命令捣毁在他们国土上的所有基督教的教堂，逮捕所有的传教士，所有信奉基督教的人要重新归依当地的宗教，为了表示他们的服从，所有基督教徒或当地教徒，不论男女老少，都要用脚去践踏救世主耶稣的圣像。这些圣像曾是我们在教堂中陈列的主体，放在祭坛的中间，让所有的人都能瞻仰到。这道命令最初在宫廷中实施，然后扩展到官吏的家中、城市的大街上和广场上。当我们看到一些基督教徒中的懦夫践踏圣像时，我们心如刀绞。一些基督教徒为了不做违心事躲了起来，另一些则勇敢地拒绝执行命令，配得上殉道者的荣誉。有人证实，我们的朋友，国王的一位叔叔对圣像连碰都没有碰，他也没有强迫他的人去践踏圣像；但国王的另一位叔叔是我们基督教的仇敌，他为了保证所有的官吏和基督教的大领主服从国王的敕令，说服国王叫人拟就一份人员名单，使他们当众践踏圣像。这一来，为了迫使那些殉教者们招出基督教徒，尤其是重要的基督教徒的姓名，刑讯逼供就随之发生了。

17日当天，人们几乎焚毀了所有的基督教的书籍。他们将我用的书，或认为是我的书都还给了我，理由是这些书是用于数学的。通过这一途径，我拯救了一本弥撒经本和关于耶稣生平的刻画本，这本刻画本曾帮助我们使没有文化的人了解救世主神秘的一生。他们囚禁了卡蓬先生，并将他从乡下带来了。为了逼他说出信奉基督教官员的姓名，他们疯狂地用力夹他的手指。他勇敢地忍受了这样的折磨，而没有吐出一个人的名字，甚至包括那些他认为是异教徒的人。科钦支那司铎、在暹罗神学院受过教育的、由于他的医术而享誉全国的摩尔·德·圣马利先生从新的一轮迫害之始就被迫隐匿起来。我已经事先通知了葡萄牙人尼古拉·丰塞卡先生和法国人皮埃尔·塞梅诺先生，他们也躲起来了。但是这三人最后都被发现，被捕后也带到这里。一位名叫让约翰的善良老者，由于不愿意交出圣书和不愿意践踏圣像也遭到了毒打。这位老者是著名的埃马纽埃尔的兄弟，埃马纽埃尔曾自己出资在山区修建了一座小教堂，在那里传播教理。

国王允许士兵掳掠所有属于基督教徒的物品，除了我们视之为神圣的东西。这些圣物，他要求上交给他本人。人们上交的物品中有一些圣骨，有些是完整的骨架。国王将这些圣骨拿在手上，给宫廷中的人看，他说道：“看，这些基督教徒大逆不道到什么程度，他们从坟墓里挖出死人骨头，这令我们感到毛骨悚然。”“他们还不仅如此，”他补充道，“他们将这些骨头磨成粉以后，将之搀人到饮料里，或做成糕点，给老百姓食用，由此使他们走火人魔，盲目地跟着他们跑，接受他们的学说。”国王看到他的这番讲话激起了整个宮廷反对土我们的怒潮，于是就将这些骨头在公共场所展出，让老百姓知道所谓我们的所作所为。这使我们全体传教士认识到，在这个国家目前将这类物品公之于众，将圣骨展出供人民瞻仰的时机还不成熟。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将宝石扔在猪脚下。”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句)

同时人们残酷地折磨被关押的基督教徒，尤其是那些他们本国的基督教徒。其中有一位，由于他在教育上十分能干，被指定为王国的教理总讲授。但据说，在第一次拷问中，他就毫无保留地服从了国王，成了一位叛教者。在王国各省，人们纷纷服从国王的敕令。在北方，有一位显赫的官员拒绝践踏圣像。人们将他带到宫廷囚禁起来。在见国王时，国王问他：“践踏圣像和失去生命，这两者中你挑选哪一样?”“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失去一千次生命，”这位官员回答道， “我可以在其他方面服从国王陛下，但有关我的宗教信仰我做不到。”他补充道：“当我年轻时，一天我父亲带我一起去教堂，将圣像指给我看，他对我说：孩子，你要懂得，天与地的造物主出于对迷入歧途的人类的无限怜悯将他惟一的儿子耶稣派到地球上来，这就是耶稣的画像。为了爱我们；他遭受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们所有的人都面临永恒死亡的威胁，他把我们从中解救出来。我将他神圣的戒律留给你作为我的遗嘱：这是比世界上任何财富都要宝贵的遗产。如果你能终身忠实地守护着它，我会注视着你，作为我的儿子和合法继承人爱着你。但如果你不幸背弃了它，我将视你为大逆不道的不孝之子。”

在场的一些官员为了表示他们对国王的奉承，请求国王将这位官员凌迟处死。而国王表现得较温和，命令将他带回故乡斩首。当这位官员回到家乡后，一些地位显赫的亲戚来到监狱，跪着求他服从国王，或者至少将脚轻轻地碰一下圣像，做个样子也行，这样可以让军队统帅(他的知心朋友)找到拯救他的办法。他们恳求他不要只关心自己的得失，他应该考虑到家庭的痛苦和遗憾，家庭对他来说也是宝贵的，他的毁灭势必连累到他们。事情真是奇怪!这位在国王面前坚贞不屈的官员竟然抵挡不住亲人们的哀求和眼泪。他做了个践踏圣像的样子，但表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不休，而不是否定基督教，他承认基督教对灵魂拯救是惟一真实的和绝对必要的。军队统帅十分高兴，向国王呈上一封信，说Paul Kien(这位官员的姓名)最终执行了国王的命令。但国王为了使其他人懂得不该像他那样不服从国王，就下令立即将罪犯斩首。Paul接到这第二份判决后，十分坦然。他承认这明显是天主之手对他怯懦的惩罚。对此他热泪涟涟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停地叫着耶稣的名字，我们可以相信他是带着真正忏悔之情死去的。

4月23日，他们将四位传教士：教会人士朗格鲁瓦先生、卡蓬先生和耶稣会士坎东纳神父、贝尔蒙特神父带去见了国王。国王命令给传教士们的脖子上带上更重的枷锁，脚上套上沉重的铁镣，并关在一间条件更为艰苦的牢房里，似乎要他们都惨死在狱中。同时带去见国王的还有三位女士：Elisabeth Mau，她是一位显官的遗孀；Marie

Son，年过六十，十分天真率直；Paule Don，她的丈夫是位殉教者。国王判处对她们实行笞刑，剃光头发，割去耳垂和手指尖。对本国的男子，国王判处所有人死刑，大部分被饿死。

他们将执行判决的任务交给了一名军官，他是Elisabeth的亲戚。这位军官恳求他的这位亲戚服从国王，但看到这位太太毫不动摇时，他对她说，他十分担心在她受刑以后，人们会将他贬职去做低级和丢人的工作，以此度过他的余生。“我亲爱的亲人，”这位品行高尚的太太这样回答他，“我是一位女子，年岁已高，因此胆小怕事。我甚至难以表达我看到践踏圣像时我的害怕和恐惧。我在和你讲话时只有浑身发抖。所以如果只有践踏圣像才能免除我的酷刑的话，我宁肯去死。”

看到她的坚贞不屈和崇高品德，这位军官想通过另外的途径拯救她：他要求行刑的士兵放过他的亲戚。这些士兵在极端严厉地对待了另一些女士后，用带血的屠刀挨了一下Elisabeth的耳朵和指尖，做一个割下的样子就算了事。随后人们将这二位女士扔进一艘小船中。由于我听到从那边传来大声哭叫，我备了一些疗伤的药前往。我以为这些哭叫声是由于她们不堪忍受折磨的痛苦而发出的，但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呻吟的只有Elisabeth一人，因为当她的同伴遭受极端残酷的刑罚时，她却不能因对耶稣的信仰而受苦，她为此而痛不欲生。

当时人们还将四个被判饿死的基督教徒带到距离城市约四分之一法里远的一个岛上。第一位基督徒名叫Paul S0，学问上颇有造诣，精通医术，并利用这一点使他的同胞们接受了我们的神圣教义。

他心甘情愿地去向当地官员自首，可以说，他是迫使他们将他拘捕的。他被判处每天脚掌被打三棍，直至他服从国王的敕令为止。然而当人们看到他坚持自己的神圣选择后，他们就把他从地处北方的被捕地移送至此。他的一位名叫尼古拉的亲戚由于同样的原因已在家乡被处死。第二个被送往岛上的囚徒是Vincent Don，他是Paule Don的丈夫。第三位名叫Thadee Ouen，是朗格鲁瓦先生的佣人，他十分虔诚。当埃马纽埃尔先生和其他五个人在海上遇难时，他也在这条船上。他是惟一生还者，天主保留他是为了使他成为一名烈士。第四位是我的传教员，名叫Antoine Ky。从十四岁起，他就跟随我们在澳门的一位神父，在澳门我们的学校里呆了两年。随后他返回科钦支那，过了几年非基督教的生活。但最终，在他妻子去世后，他完全献身于天主，尽心为传教士们服务。他生命的最后八年是在我家度过的，尽管他已经年近六十，但身体比其他的同胞健壮，他是最后一个死的。他被整整饿了十八天，人们没给他一点东西吃，甚至连一张枯叶也没让他嚼一下。这些殉道者们的监狱是用大石头堵上大门的窝棚，宽六法尺长八法尺，顶上覆盖着树枝。他们死后被碎尸，根据国王的旨意，尸块被扔人河中，以防人们收集他们的遗骨。

5月20曰，有一些中国船到达，他们给教会人士和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微薄的年金，这是从广东送来的。这里的官员竭力想搞清他们是否给传教士们带来什么东西，但中国船长十分机灵，避开了这些官员的监视。他把人们托给他的东西全部交到了我的手里，这些东西可以给关在监狱中所有的基督信徒以宽慰。一位名叫MichelOuen的士兵由于宗教信仰于5月25日在家中被砍了头。一位青年学生在忍受了十二天的饥饿后，在神志不清，不能控制自己的情况下，为了有饭吃而放弃了信仰。有人问他，是否对饥饿感到十分痛苦，他回答说，他感到在自己的体内燃烧着一团把人吞噬和难以忍受的熊熊烈火，尽管他相信除了基督教外不再有真正的宗教，但他不能再忍受更长的时间。

我不知如何来表达年满六十三岁、身体虚弱的坎东纳神父在枷册锁和铁镣下所受的痛苦，但他和卡蓬先生一样勇敢地挺过来了。然而，监狱的恶劣条件造成了贝尔蒙特神父的大出血，他于5月27做了忏悔和接受了最后的临终涂油仪式后去世。贝尔蒙特来自意大利的里米尼，八年前，南京主教罗历山先生从欧洲返回时，他同来一起传教。他的温柔和仁慈使他赢得了大家对他的热爱，尤其是穷人对他的热爱。对穷人来说，他是他们的保护者和慈父。尽管他身体孱弱，但似乎不知疲倦。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这些工作极度损害了他的身体，因此他的上司要求他回到澳门，以便恢复健康。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天主对他另有安排，十分荣幸地将他召去了。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作为一名真正的基督信徒和被剥夺了一切的、尽善尽美的教士而去世的，而且他死的方式也和圣徒教皇约翰一世如出一辙。5月27 13是教会庆祝这位教皇和殉道者的节日，他曾被东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下令投入拉文纳监狱之中，在那里，为了保卫基督教最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国王答应让我将贝尔蒙特先生掩埋，我在晚上将这事办了，将他葬在前几天还是一座美丽教堂的那块地方。

迫害活动在外省十分残酷。那里也涌现出不少殉道者，但对他们的斗争情况我们还不得而知。6月19日，我们教会的宿敌国王的叔叔猝死。他刚用过餐，扑到床上想休息一下。“啊!我要死了”，没多大一会儿他对近在身旁的一位妻妾说了一声，几乎是在同时，他／就断气了。大家把他的死亡看做是天主的惩罚．两天以前，曾有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德克的侍奉天主者预见到他的死亡，他说，这位亲王因为他对那么多善良的人采取仇视和残酷镇压的做法不久就会受到惩罚，天主一定会为侍奉他的人报仇，因为人们用了这样残忍和不公正的手段压迫他们。另一位政府官员也是基督徒的敌人，他的家不久全部被大火焚毁，房子里的十二口人也在这场火灾中被吞噬了。天主还使一些基督教的叛徒感受到正义的威力，他使一些叛徒魔鬼附身，卧床不起，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另一些人陷于被人蔑视的境地之中，在周围正义的谴责声中，他们所有的人似乎都被悲伤和压力摧垮了。一些人愿意接受忏悔，他们十分恳切地要求这样做，但我们认为现在还不是给他们这样恩惠的时候，至少对那些身体还算不错的人。有些人愿意为减轻被关押的基督教徒的痛苦提供捐赠。传教士对要不要接受这样的捐赠进行了讨论，意见有分歧。

朗格鲁瓦先生、坎东纳神父和丰塞卡先生认为应该接受这些捐赠，理由如下：被监禁者需要援助，用捐赠来赎罪是《圣经》中的教导；对于那些罪人们来说，如果因为他们做了错事，而犯错误的原因正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由于人性的软弱而不是人性的邪恶，他们又从心眼里憎恨这些错误，如果他们看到人们可以接受异教徒的捐赠，而不屑于接受他们的捐赠，他们会感到受到轻视，他们会陷入失望之中，一怒之下会完全摒弃宗教。但卡蓬先生、塞梅诺先生和贝尔蒙特神父则坚持认为，在这个国家，人们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甚至使最严厉的官员也能宽恕最重大的罪行，鉴于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些叛教者的捐赠，否则有可能使人相信，只要在传教士的天平一端放上一大笔钱，在天平另一端，最重大的罪行，诸如叛教，也会变轻了，因为这些罪人们看到我们接受他们的捐赠，就相信已经从我们这里洗刷了他们的错误。至于我，我倾向于不应采取统一的标准，而是应该在审视捐赠人的特殊情况后，根据他们所受痛苦的印记，收下某些人的捐赠，而摒弃另一些人。如此，人们就不会说，只有钱才能起调和作用；人们也不至于说，如果当人们带着真心忏悔的心情去这样做时，捐赠不起一点作用。

7月28曰，朗格鲁瓦先生和贝尔蒙特神父一样在监狱中悲惨地死去。去世的前夜，我为他做了临终圣事，并根据其他传教士的意见将他葬在他的家里，这里在不久前就是他的教堂。他是科钦支那在坎东纳神父之后资格最老的传教士，懂得许多医学奥秘，这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新加入的教徒们十分喜欢他，因他常常资助他们。

卡蓬先生、塞梅诺先生、丰塞卡先生和坎东纳神父仍然关在监狱中。而我呢，则住在王宫边上人们给我的一座小花园里。数学家的头衔使我能到处自由地走动，探视我们可怜的囚徒，每天做弥撒。克勒蒙特先生是非教会人士，但由于他是基督教徒，因而失他的所有财产。他对由于这样一个原因而被剥夺精光感到很高兴。对于其他的一些传教士，据说，邓·弗兰西斯科·皮尔斯主教、法国人让·奥齐埃先生和勒内·古尔瑞先生以及印度支那人洛朗或隐藏在海岛，或隐藏在山区。另两位法国籍教士夏尔先生，他们是从暹罗来此为了接受神父的神职，不幸被捕入狱·费雷先生由于身体不适，返回暹罗修道院，累死在旅途中。我们使团的约瑟夫·佩雷斯神父在柬埔寨边境附近被捕。最后，克里斯托夫·考尔德罗神父在南方外省，随时都有被发现的危险。

我尊敬的神父，以上是庞若翰神父来信的摘要。谨此。

(1701年12月17日于广州)

我亲爱的父亲：

主内平安。

经历了七八个月的海上航行，险象环生，筋疲力竭，我终于到达达了中国。在您读完这封信后，我求您做的第一件事，是感谢耶稣基督将我带到了这片“希望之乡”，对此我已望洋兴叹了多年。我们这次航行有两件事是十分奇特的：一是从来也没有一艘船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到达中国，因为我们不到五个月就到了距离中国国土一百五十法里的地方；二是从来也没有一艘船为进人中国遭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因为四个月以来，我们竭尽人力所能，但无法到达我们船准备过冬的港口一一广州。在这期间，遭遇了多次风暴，从一个小岛晃荡到另一个小岛，前面等待着的是连续不断的翻船危险。十分幸运的是，在经历了这一系列险境之后，我们终于在离广州一百多法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处能让船在冬天躲避风雨的去处。

正是从那个地方，我从陆地到达现在这里，加入在圣母诞生节已先期到达的传教使团。因为在我们第一次险遭不测后，洪若翰神父看到我们的船寸步难行，就在上川岛上了清朝官员派来的帆船，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卜文气神父、沙守信神父、戈维里神父、顾铎泽神父、杜德美神父、方全纪神父和陆伯嘉修士。龚当信神父和我留在船上，作为随船指导神父，听凭命运的摆布。尤其从这-刻起，天主开始对我和我的同伴进行各种考验。我们马上感到死亡向我们逼近，我们常常处在山穷水尽最危急的关头，我们已习惯只依赖于耶稣基督的大慈大悲。我们能够逃脱二十多次海难完全应归功于耶稣基督：因为，尽管我们有经验丰富的船长和军官，但我们航行的大海是这样难对付，风浪如此狂暴，以至于他们使出的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我们要永远感谢天主使我们免遭了那么多的不测!现在我们已到港了，我的身体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也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有力量过，现在我惟一的缺憾是不太懂当地的语言，因此还不能尽我的全力使我所见到的千百万中国人认识我们伟大的天主，他们对天主还是陌生的。

我到此的时间还太短，还不能讲出太多有关这次使命的事情。我不想向欧洲通报非我自己亲眼所见或由值得相信的人提供报告得到证实的事。在这封信里，我只向您汇报我们旅途中最奇特的历险。您在我出发时要求我要让您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亲爱的父亲，对此我是必须服从的，并向您表示我深深的敬意。无论我在天涯海角，对您的这份敬意始终深藏我心。我在佛得角附近的戈雷岛曾写信给您。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几艘法国的船只，他们马上要启程返回圣马洛，我们就让他们带上我们的信。如果您得到了这些信，您一定得知了从我们1701年3月7 日的出发地路易港至我们当时的所在地佛得角这段路程我们的所见所闻。

但毕竟我们所看到的都只是平静的大海，除了通向菲尼斯特雷角那一段，那里的大海对于那些还没有在海水中泡过的人来说是堪称宏大的了。我们所受的折磨是所有新手必然要遭遇的折磨，他们想像不到支撑他们的甲板会在他们的脚下有沉下去的感觉，也想像不到他们住的船舱会天旋地转。大部分的人经过五六天的晕头转向和恶心呕吐后会最终脱离这种苦难。有些人的不适甚至用不了那么久。至于我，在一次晚饭后，我将所有吃的交付给了大海。但当其他人还无精打采、勉强能够挺住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晕船，就像我早已是一位老资格的航海家一样。于是我感到自己成了我们船的随船神父，从那时起我一直行使着这一职责。

在我们绕过了菲尼斯特雷角以后，在信风的吹送下，日行四五十法里只能算闲庭信步了。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某个新的王国，我们从世界的一部分航行到另一部分，一切都在沉睡未被人识。我们认出了耶罗岛，法国地理学家已经确定了该岛的子午线。我们在开始校正了我们的经度估计以后，直达佛得角，在那里，我们于3月24日夜发现了名为“双乳峰”的两座山。由于夜晚我们无法到达锚地，我们的出现引起了戈雷要塞守军以及停泊在附近的两艘圣马洛船的恐慌。他们担心我们是不怀好意趁夜色而来的海盗或敌人，在这样的想法下，他们所有的大炮都向我们开火，以此来迎接我们。我们的船拥副乌里先生驾着我们船上的小艇去打消他们的顾虑，告诉他们我们是谁。次日，正是耶稣受难曰，我们的船长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想以聆听热爱耶稣的布道和拜谒十字架作为一天的开始，所有的人以极大的虔诚和热忱参加了，除了一些刚刚归依宗教的水手。他们为了避免强迫参加这一神圣仪式而躲了起来。

在佛得角停留期间，我们让全体船员领复活节圣体。这对于我们九位教士来说，任务过于繁重了：我们做了点儿分工。一些人去戈雷要塞，在那里他们整个复活节就在布道和忏悔中度过；另一批人负责两艘圣马洛的船，在那两艘船上，他们找到可以发挥他们热情的事情。其中有人奔赴非洲大陆，他们去了一个名叫鲁菲斯克的城市，在那儿他们向一些葡萄牙基督徒宣教。使我吃惊的是，自法国人在代斯特雷元帅的统帅下夺取戈雷岛 (1617年1]月1曰)后，竟没有人想到要在那里建立传教机构。这里有许多善事可做。我们在此发现一些不太守规矩的基督教徒需要再改造，基督教的道德需要维持使人恭守，属于法国人的奴隶需要教化和洗礼，千百万伊斯兰教的黑人需要归依基督教。这些黑人比其他人容易归依，因为这些人受到的伊斯兰教教育还不是太深，他们所知仅仅是伊斯兰隐士们向他们宣读《可兰经》所告诉他们的东西。这种《可兰经》不是土耳其人的那种，而是连篇的无礼和粗俗之言。有迹象表明，他们十分愿意听从基督教的真理，他们接受它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他们敬重穆罕默德，十分虔诚地使自己受到控制。大部分是和巫术混淆起来，至少他们会出大价钱去买一种上书神秘文字的文书，他们称之为“护身符”，他们认为它可预防各种邪恶的侵害。其中的一位黑人做了三十年的奴隶，作为补偿得到了一份“护身符”，他并不因此而认为自己虚度了光阴。他认为，他带上这份护身符，就可以经受住任何刀枪的伤害。但他不愿意让法国人在他身上做任何试验。在离开这块不幸的土地的时候，还没有一位传教士在天主面前吐露过这些黑人所处的被极端遗弃的状况，也没有一位传教士愿意和他们呆在一起，希望把他们争取到耶稣一边来。

我们在佛得角逗留了八天，因为我们还不十分需要补充食物，也不需要休整，此外这个地方也不宜久留。戈雷是个小岛，仅有的空间只够建立个要塞和少数居民居住，我们勉强找到足够的水用来注满我们的水桶。

人们可以从大陆带来牲口，但它们不适宜在那里生长，因为那里没有草地。空气总是如同在燃烧，土地贫瘠。在乡下，可以看到大象、鹿和猴子。当地的居所只是些寒酸的茅草棚，居民几乎一丝不挂，他们所有的衣物只是一块棉布片，只遮盖着腰以下到臀部的部分。这个国家炎热的天气只允许他们穿这么一点。他们吃的是小米，没有酒，没有小麦，没有水果。使人肃然起敬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仍让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是人间天堂。人们如果表露出对他们的同情，那是一种对他们的侮辱。因此，人们总是看到他们的脸上充满欢乐和挂着笑容，他们毫不害怕欧洲人落在他们身上的棍棒，绝不改变他们的爱憎。他们相信白色是魔鬼的颜色，他们认为他们是非洲最黑的人种，这是他们国家的特征之一。当然，这种肤色一点儿也不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它乌黑发亮，他们事实上全部都有这样的肤色。

3月31日，我们离开了戈雷锚地，顺风满帆。还不到两个小时，整个非洲海岸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要塞司令警告我们，当我们在这一带沿海行驶时要提高警惕，因为他告诉我们，在冈比亚和塞内加尔沿海周围常有海盗出没。但我们十分幸运，没有见到海盗的任何踪影。约在北纬七八度，我们进入了无风带，我们开始感到酷热难忍。太阳几乎就在我们的头顶，没有一丝风。我们的军官真想洗个澡，但他们不敢在海里这样做，因为有鲨鱼。我们曾抓到很多鲨鱼。在无风带，通常我们可以看到鲨鱼追随着我们的船。但我们捕到的鲨鱼只有六七尺长，这和海里其他的大鱼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海豚身长二十多尺。终于我们第一次越过了赤道。这一天是星期天。为了尊重这一神圣的日子，人们把一个仪式改在第二天举行。这个仪式被人们不恰当地称为 “洗礼”。它是这样行使的：那些从来未曾越过赤道的人要浸泡在一个水桶里，除非他交钱给船员，赎免这种不快的对待，长久以来这是一种天经地义的收费。

爪哇是我们认出的第一块东印度的土地。从赤道到爪哇海峡，即在四千多法里的空间里，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们的航程一路平安。我们只遇到几次无风期，在这期间，水流把我们大大向美洲沿海推近。我们在好望角一带海面和埃居伊海滩附近也经历了一些难忘的时刻。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如此波涛汹涌的大海，我们却一点也不害怕，我们远离大陆。狂风怒号，掀起山一样的浪涛，但未能阻止我们每天航行八十到一百里。人虽有点累，但一看到我们自己这样大踏步地前进即将结束艰苦的历程，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快乐啊!在途中我们以形式全新的狩猎和垂钓来消遣。我们射杀飞翔的鱼类，用鱼竿钓鸟。这些在我们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但这一切又是千真万确的。鼠海豚或海豚是水生动物，当它们露出海面和高高跃起时，我们用标枪刺向它们。海鸥是鸟类，我们可以用装有鱼饵的钓竿在水面上将它们捕获。在我们离开热带之后，在那里我们感到了寒冷，我们船员中的很多人由此染上了坏血病。三人不幸暴殄。对死亡的害怕使得水手中二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荷兰人，十分情愿听从我们的教诲，随后放弃了路德教。最后，我们发现了爪哇的陆地。

我们认出该岛的地方距离该岛的实际位置偏东六十多里。从此地望去，群山高耸，如同孚日山区的山峰。但当我们转过弯，驶入巽他海峡的入口处时，陆地变低了，人们看到的是美丽广袤的平原，到处是一块块的草地，生长着数不清的奇异树种，如椰树、香蕉树等等。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否真如我们从远方看上去那么美丽，因为对一个四个月来一直被锁闭在船舱里的人来说。他的眼睛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所有的陆地在他看来都是美妙舒心的。即使看到一块上面呈现绿色的岩石也会使他感到赏心悦目。没有比一直看到一条船和大海那样使人更为沮丧的了。我们计划在“王子”岛抛锚，而不是爪哇岛，顺便拾点柴加点水。爪哇岛是荷兰人的属地，我们担心他们会骚扰我们。然而，由于王子岛是不毛之地，岛上多老虎，它既不适合将我们的病人安置上岸，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的新鲜食品。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去爪哇岛，我们在一个岛民居住地的附近抛锚。

一艘海岸巡逻小帆船先来察看，代表荷兰人询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开玩笑地对那船长说，在我们写信给我们要好的荷兰朋友时，请替我们找些牛肉、山羊、鸡等新鲜食品。当时，我们已将病人抬上岸，他们正专心地将自己的身体埋在沙土里，这是治愈坏血病最快捷的方法。突然我们看到岛端的背后转出一艘悬挂荷兰旗的大船来。我们马上将我们的旗帜降为半旗。这是告诉在岸上的人赶快回船的信号。这些可怜的病人，原先爬都爬不动，但一看到荷兰船，一下像长了腿似的，飞快地跑回了船。荷兰船在向我们靠近，但它看到对方在向它靠近时没有丝毫动静，不屑于升起旗帜，也不显示任何表示身份的东西时，轮到它害怕了，它向远处退去。显然它担心我们会用大炮迫使它这样做。

在爪哇补充了一些水和给养后，当天夜晚，我们就趁着顺风扬帆起航。第二天天色微明，我们向荷兰船发出警报。它认为我们正全速向它使来，于是慌忙启动抢占我们的上风。但我们很高兴让它留在我们的身后，这样在我们通过海峡之前，它就不能将我们的消息告诉万丹方面。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在那里遭遇到了无风。这使得无数爪哇人的小船来向我们兜售水果和当地的珍奇特产，如椰子啦，香蕉啦，菠萝啦，des ramplimoutes，猴子啦，珍奇鸟类等等。其中我看到特别漂亮的山鹑和仪态万方的小虎皮鹦鹉。这些虎皮鹦鹉跟另外的美丽鹦鹉一样也有红绿相间的羽毛，但它们的头顶上像孔雀似的竖着三四根小羽毛，个头却只有黄雀一般大。当我看到东印度人乘坐着把树木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舟，在我们船的周围盘旋打转的时候，当我看到岸边到处是奇树异木的时候，当我辨别出我曾在方济各·沙勿略的传记中读到过的那些具有拗口名字的岛屿和海洋时，我才开始真切地体会到我已身处新的世界之中了。我兴奋地朝着延绵不断的海滩东张西望，这就是印度使徒的奇迹，他所受的苦难和他所从事的归依活动使之名扬天下的那片海滩啊。

我们用了很短的时间顺利地通过了爪哇海峡和邦加海峡，这是两个通往中国航海途中最关键的海峡。我们在婆罗岛停留了一下，决定在那儿稍事休息。这个岛的居民为马来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只服从于一个头领，该头领是他们自己选举产生的。这是一种小型的共和国。马来人黑色皮肤，但比我们在戈雷岛看到的那些人的肤色要浅一些。他们几乎一丝不挂，用于蔽体的只是一块花布或塔夫绸，披带的方式各式各样，看似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十分自然，姿态优雅。他们在腰间都别一种匕首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使用起来十分灵巧。他们天性勇敢，当他们吸足了鸦片时一一鸦片使他们变得迷糊一一就变得十分可怕。对此在暹罗的起义中法国人已有领教。我曾经道听途说，一位马来人被一柄长矛刺中了腹部，不能随意接近他的敌人，因为敌人始终用长矛顶着他不让他靠近。于是他用手臂自己将长矛捅穿自己的身体，顺着长矛向前杀了刺伤他的人。如果这个故事不完全真实的话，它编造得真不错。

我们到达婆罗岛的时候，该岛总督要求我们的船长不要让我们的人太深入岛中，因为据他说仅在三四天之前，一个手持法国旗的海盗来抢劫了当地的一些居民，他恐怕这些岛民看到我们的白色旗帜后，会把我们当做偷盗者，会手持武器冲向那些接近他们茅屋的人。不管是真是假，为了防范这些土著居民的憎恨或妒忌，我们将自己局限在海边一个十分窄小的空间里，把病号安置下来。人们给我们送来了岛上的各种新鲜食品，总督亲自付了钱。在这里买卖东西是不用银子的，这种金属在这里被看做是没有用的，买东西要用铁。他们用铁制造出耕地的农具、建房的工具和战争的武器。有了铁，他们不再需要他们岛上没有的东西。一天，一大群东印度人来到我们的船边。每个人都驾着一条用三块木板拼成的小船，为我们带来食物。我们首先送给他们的是一些欧洲的小古玩，他们不屑一顾；接着我们给他们看一些我们认为对他们更为有用的东西，如帽子啦，鞋子啦，瓷瓶啦，他们笑了起来，好像认为我们是好人，相信我们和他们有着同样的需要。最后，有人想到让他们看一枚折断了的钉头，他们立刻为了得到这枚钉子，争先恐后地送上他们的商品。

我承认在岛上我多次感到迫切需要语言的天赋，使我能够向这些可怜的马来人解释我们宗教的一些事情。我们已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些好的倾向，因此，要使他们归依我们的宗教是不困难的。他们温顺、亲近、友好和真诚。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偷鸡摸狗之徒的那种气息。但我在那里逗留期间，没有向他们进行传教活动，因为我要陪伴下船的病号。这是因一位英国人之请而这样做的，他是一位中尉和船上的大副，也染上了坏血病，他对我十分信任。岛上总督十分客气地将我们俩留宿在他家。我说不清有多少岛民的孩子向我表示友好。有时在我周围有三四个孩子，他们拥吻我，就如我们早已互相认识似的，他们带给我小礼品，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我甚至得到了总督的允许，可以和我们的一个神父一起深入到岛内的任何地方。我们随意地察看在岛上是否存在欧洲还未见到过的药草和药用植物。

总督的弟弟愿意费心带我们到处跑跑。这个岛是由五六座山峰组成的山峰群，几乎没有什么平地。我们随处可见的是栽种的椰子树，有点像欧洲的葡萄园。居民们散居在山坡的这一边或那一边。岛上看不到城市和村庄，我们据此可以说，这个岛还完全是块荒蛮之地。然而它到处有人，但在这个世界里你既看不到女孩也看不到成年妇女，在那里就如在亚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妇女几乎总是被关在家里的。

我们在婆罗岛所呆的时间是病人康复所必需的时间。八天以后，他们几乎都被治愈了。我们趁着顺风拔锚起航，不久我们就到达了巴拉塞尔的纬度。那里有一块一百多法里长的令人恐怖的岩石，以经常发生触礁沉船事件而恶名远播。它和印度支那海岸平行。“昂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时在那里险些遭遇不测。驾驶员们当时认为离这块礁石还很远，不料触到了它的一个地方，那里的海水只有四五法寻深。危急之中，船员们许愿，如能逃过此灾，将在上川岛方济各·沙勿略的墓前建一座教堂。他们如愿以偿，奇迹般地脱离了险境。我们认为距离这座礁石八十至一百法里后再接近是不合适的。在这片礁石中触礁沉船和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几乎是同一件事。有七八个中国水手给我们讲述了他们曾经历的一段令人吃惊的历险记。他们的船被损坏了，他们游到几座高出海面的小岛和礁石上，这只能延续几天生命。他们确信他们或迟或早总要被饿死，但天主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并没有抛弃他们。大批大批的鸟飞来栖息在这些礁石上，顺手就能把它们逮住。水里也不缺鱼，只要下到礁边，总能找到牡蛎和螃蟹。求生的本能使他们学会了用鸟的羽毛做衣服，鸟的肉则是他们的食品。他们喝从天上落下来的水，在天下雨的时候，他们把所有岩石凹陷处的水收集起来。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八年，前几年才回到广州。一艘在巴拉塞尔触礁遭损的船为他们提供了建造一艘印尼渔船的木料。靠了这条船和敢于无视大海危险的勇气，最终他们幸运地登上了海南岛，然后从海南岛回到了广州。

绕过了巴拉塞尔的礁石以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艰难险阻值得害怕的了。我们从法国出发至今还不到五个月，而我们几乎已经碰到中国的陆地了，离广州不到一百五十法里。剩下的路只不过是闲庭信步而已，每个人都对这样顺利的航行额手称庆。我们的水手们说，从来也没有一艘欧洲的船能这么快来到中国。然而当每个人正在计算我们何日可到达港岸时，天主准备用暴风骤雨对我们进行四个多月的毅力考验，使得我们最后为进入中国所花费的力气超过来到中国的百倍。

当我们航行在科钦支那湾附近的时候，一股肆虐于中国和日本海的狂风突然向我们猛袭过来．它小试锋芒就摧毁了我们船首的斜桅，接着我们的前桅随着骇人的咔嚓声也倒下，掉人大海之中，将爬在上面的水手也一起带了下去。这一切发生在早晨。前一天晚上我陪伴那位英国大副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早上我竭力想打个盹儿弥补晚上的睡眠。船的摇晃将我惊醒，我闻声跑去。这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哟!被折断的桅和横桁惊心动魄地漂浮在海面上，横七竖八，一片狼藉，波浪凶猛地推搡着它们撞向船舷；缆绳还牢牢地吊着这些折断的桅杆，人们正急急忙忙用斧子用力将这些缆绳砍断；受伤的水手们乞怜着，要求人们递给他们一些东西，帮助他们从缠住他们的缆绳和帆布中解脱出来；船头光秃秃的，船锚和索具荡然无存!最先我以为船头被打碎了，我们将沉入海底，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海里拖上来九至十名半死的水手，有两名水手葬身大海。人们很快砍断了系在断桅上的缆绳，努力加固主桅，因为另两根桅杆的断裂已使它失去了最好的支撑。

当一部分船员做着这些工作时，我们另一些传教士则忙于帮助那些被眼前的死亡威胁吓破胆的人鼓起勇气。我们听人忏悔，向上苍求助，激励大家接受天主赐予的生或死，只要天主认为这是合适的。在我看来，我作为随船神父应该比别人从事更多的活动。我跑东跑西，提醒那些正在工作的水手，从内心深处做好忏悔。提醒他们一下就足够了，直面危险已增添了悲怆的情感。然而，先前还是出其不意袭来的阵风，最终开始猛烈向我们袭来，怒号咆哮着扑向我们仅存的风帆。桅楼上的大桅在它的暴力下再也顶不住了，从中间折断压向主帆。人们担心随着这根断桅的横向晃动和拍打，它会把主帆撕裂的。最勇敢的水手爬上桅楼，准备砍断吊着桅杆的绳索，但由此断送了一条生命，我们最后未能保住主帆。主帆像后桅帆一样被撕世得粉碎，使得我们不再有任何可在风暴中驾驶船只的风帆了，只有那些帆破碎的布片和布条挂在横桁上，发出令人发怵的哗啦啦的响声，就如整艘船都被撕裂了一般。我们经历的最大的危险是在主桅倒掉的时候：因为最后主桅和其他桅杆一样也倒下了，由于风暴太猛烈，即使比这更强的一百根桅杆也会倒下的。在主桅的周围有四台泵，直通船底，如果主桅倒下时砸着其中之一，它就会刺穿船底，使海水涌进来，这是不可能挽救的。万幸的是我们的主桅倒下时，就像受了什么人引导一样。后来，艉楼，即水手的房间，也被大风刮走了，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不幸发生。

为了平息天主的愤怒，我们寻求我们所信赖的主保圣人的庇护。大家要我负责以全体船员的名义许愿。所许的第一个愿是对广州的。我们承诺，如果能平安到达广州，我们要做一次还愿弥撒，以示对方济各·勿略的敬意，其中船上的每个人都要做祷告。另一个愿是许给法国的，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法国，我们要在若干所圣母教堂里置一幅画，画上画的是我们折桅的情景，以表示我们永恒的感激之情，并昭示后人，我们在如此危急关头得到了什么人的救助。

在总是出现奇迹的大海上，对圣母和伟大的方济各·勿略的求救并没有白费。从来也没有船只像我们这样在暴风雨持续的将近二十四小时里遭受更猛烈的颠簸。船舷在上百次海浪的拍打和撞击下，随时都有可能被击得粉碎；曾经有上百次我们有可能葬身在波涛之下，波浪高如山峰，狂风将它们抬起，直泻在我们的甲板上。但最终，奇迹出现了，我们随波逐流，随风飘荡，穿过了一片礁石林立的大海，却丝毫也没有碰到它们。在得到天主的宽恕之后，我们深切感谢圣母和印度圣使强有力的说情。

重归风平浪静，我们用备用的楼桅给船重新装上了桅杆。新的桅杆简陋得可怜，但我们一往无前，甚至我们使一艘远远跟随我们一段时间的葡萄牙船感到害怕，它在得知我们不是在追逐它以后还一直不敢上前来。最后我们看到了上川岛，我们很想靠上去。方济各·勿略刚刚施予我们的恩惠是值得我们到他的墓前去祭拜的，但当时没有可能。当时正是顺风，我们必须在季风改变方向之前尽快到达广州。

我们一直前行至Larrons往澳门的门户。只要有四个小时的顺风，我们就可到达港口，但风突然停了，将我们留在那里，天主给予了我们新的考验。晚上，我们看到汹涌的海浪在东方展现，天空如火烧一般，云彩通红通红，涨潮的潮水声忽高忽低，风吹来一阵阵的，并带着旋转：一切都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不祥预兆。我们的小艇驶向葡萄牙船，向他们要求一名熟悉这里地形的领航员，把我们尽快引到周围岛屿中的某个港口。葡萄牙船长只是回答道，等他到了澳门，他会派一名领航员并带着拖船来。说完以后，他自己前往周围的小岛避风去了。我们的船太大了，不能跟着去。我们决定停泊在上川岛，我们的驾驶员对那里比较熟悉，在前一次来航中对该岛周围已进行了探测。于是第二天一早虽然天空和海洋的面貌更加恐怖，我们还是起锚，顺风飘向上川岛。天亮了一点，但风却刮得更加猛了。这情景有点使人想起先知曾讲到过的现象：“大海蔚为壮观地升起来”：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大海就怒发冲冠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好心情去把如此可怕的景象作为美景来欣赏，只是在今天回想起来，不得不赞美和敬畏造物主的伟大。

暴风雨将我们船的里里外外搞得一片狼藉。我们的帆被洞穿成蜘蛛网状；不太结实的斜桁被折断了；七拼八凑起来的桅杆又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一头问题没有处理好，另一头又出新问题了。那些在小艇里的人乞求宽恕，当每次大浪将他们抬起来时，他们都以为要完蛋了。因为大船从浪尖上迅速滑下来时会将小艇上的人一起带到浪谷之底，使他们在大船尾部像闪电一般翻滚下去。我们船上的长官在船尾平台上尽可能安慰他们。但艇上是死一般的寂静，恐惧浮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并使他们刻骨铭心。当然，在如此迫近陆地的地方，用我们这样的破船来迎接暴风雨的袭击，是最可怕不过的了。但更使人惊慌不安的是，当我们接近上川岛时，我们找不到避风的地方。

上川岛的南边有三个港湾。前两个人入口太窄，而且不太安全。在第三个港湾的入口处，我们看到有一排岩礁挡住去路。水手们没有把握进去。船长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与所有的人观点相反，他判断所谓的岩礁不过是受到阻碍而耸起的海潮，他大胆地让船前进，一下子穿越了过去，我们找到了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安身之地。

我们在那里抛了锚，尽管我们并不相信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我们已晃荡了两个晚上，没有片刻的休息，因为一位上川岛的中国水手带我们将船下锚在看得到方济各·沙勿略墓地的地方。我们到达时，用五声炮响向他致敬。我们唱起了安布罗斯赞美诗《主啊，我们赞美您》，和着圣咏曲念了给这位圣徒的长祷文。洪若翰神父身穿中国皇帝使臣的官服，向他磕头一一就是屈膝下跪，伏身而拜一一这是中国人对某人表示敬意时的习惯做法。当时有一些上川岛的中国人在场，他们显得十分兴奋，他们对他们这里有一座欧洲人都十分崇敬的名人之墓颇有点得意。

我们刚刚经历了危险(因为据船上的官员看来，我们白天断桅的危险无法和穿越礁石相比)。我觉得，这次危险使船长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决定不再用这条桅杆不整的船在浪涛汹涌的大海上去碰运气了。我们提出了忠告，他决定洪若翰神父从陆路到广州，为我们的船向清朝官员寻求救助，在中国的商务监理陪他前往。在我们的船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要抓紧换上新的桅杆和整理货物，以便我们在明年一月能返回欧洲。动身之前，洪若翰神父去教堂做了弥撒，这座教堂面朝方济各·沙勿略墓，是一年前我们的葡萄牙神父建造的。然后登船前往广海，在圣洛朗日到达那里。广海是一座位于上川岛以北、距岛四五法里的城市，洪若翰神父从那里给我们送来一条二十四桨的双桅船，以便于他不在时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到“印度圣徒”方济各·沙勿略的墓上，采集真正来自圣使的热情圣火。这是我们在这块锚地逗留的近三个星期中努力去做的事情，我们的锚地距圣徒的墓有两法里远。我们经常去做弥撒，我们欣慰地看到船员们成群集队地到那里向圣徒致敬，领取圣体。葡萄牙耶稣会士们建造的这座教堂十分漂亮。它是用石灰粉饰的，但中国人在石灰外面又加了一层色泽鲜艳的红漆和蓝漆，使得里面十分清洁和光亮。

至于上川岛本身，当我们利用余暇对该岛里里外外都做了解后，并不认为它如人们讲的那样物产丰富、人丁兴旺。我们几乎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沿着该岛的周边行走。上川岛周边长约十五法里，有三四个村庄，居民几乎都是贫穷的渔民。在房屋周围种一点稻米作为他们的口粮，除此之外就靠打鱼为生。出海时，总是结伴而行。远远望去，像是一支小小的海军。我们的葡萄牙神父自从他们建了教堂以后，曾使有些岛民归依了基督教。他们计划在广海城建立传教基地，我们已经说过该城离上川岛只有四五法里远，住在该城的神父们可以出巡到上川岛或周围其他的岛屿。他们希望这片由于印度圣徒之死而神圣化的土地不再遭到异教的亵渎，他们很快会在那里拥有一批虔诚的基督信徒。

8月底，一天早上，我们看到来了三艘双桅帆船，上面旌旗招展，矛戟森森，特别醒目的是大大的灯笼，灯笼周围写着一些中国字表示皇帝使臣的头衔。从中国桨手和士兵中传出由铜铃和牛角演奏的音乐，这是一种背景音乐，是为中国长短笛作伴奏的。这是洪若翰神父和他的“大清”(即皇帝的使臣)随员。我们更为欣赏的是他们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桅杆和横桁，尽管它们不是十分结实，但在大桅准备好之前，这已足够我们用于驶完上川至广州五十法里的水路了。我们在安置桅杆的时候，洪若翰神父接待了广海大清官员的来访，接待的礼仪都是中国式的。我们其他人很高兴去方济各·沙勿略的墓地做最后的拜祭。

晚上，我们起锚了。三艘“大清”的帆船陪伴着我们，这倒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尊敬。洪若翰神父想派他们到珠江口去等我们，但水流、恶劣的天气、逆风，甚至还有暴风雨使得“昂菲特利特”号在十天里只离开上川岛一法里多一点，因此洪若翰神父决定用大清的帆船把传教士们送往广州。余下的问题是考虑谁留在“昂菲特利特”号船上作随船指导神父。因为我在传教士中是最不需要休息的人之一，从欧洲出发后我又一直担任此职，所以洪若翰神父就将我留在船上，同时留下来的还有龚当信神父。于是我们告别了我们亲爱的同胞，他们二天以后顺利地到达了广州。

由于还没有到吹东季风的季节，我们希望“昂菲特利特”号能借助于潮汐，缓慢地飘向广州，就如“昂菲特利特”号的上次航行那样。但第一次航行时，船的状况没有现在这么坏。然而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一天数次开航，有时前进一点，而经常又退回去，以至于三个星期我们只到达Nicouko附近，离上川岛七八法里。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看到航行旷日持久，就写信给广州方面，希望中国船能来迎接我们，我们可将给皇帝的礼品和中国耶稣会士们的日用品卸到中国船上。正当洪若翰神父着手安排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希望办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遭受了第三次风暴。这次风暴比前两次更为可怕，我们接二连三地遭遇了人们能在海上遇到的所有苦难，差点翻船丧命。

亲爱的父亲，我开始冒昧地向你描述一些狂风暴雨。如果风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也许不会说起。然而您又想听什么呢?在P小说里人们为了取悦读者可以自由地变换历险的花样，而我写的决不是小说。我写的是天主乐于派送给我们的，我将它们写下来，只是因为我知道您爱我，您乐于知道远离您而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细小的事情。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当时我们处在上川岛以东七八法里的地方，和Nicouko岛遥遥相对，尽管风和潮汐的方向相背，每天前进一点点。就在这时一场飓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沿海的一股台风，它是各种风的集合体，将我们推出四十多法里远。

对这场风暴，我们有点预感，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想让船进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港口，这个港口位于Nicouko岛的北边。两天前我们已经对它进行过勘察，并将我们的英国大副葬在那里。但是为我们船领航的中国驾驶员对我们的担心感到好笑，他向我们保证，明天风会把我们送到澳门港。船长必须信任当地沿海领航员的经验。这位中国领航员表面的机灵使我们坚定地按兵不动。但不久我们便后悔莫及。我们太放心了。晚上约莫十一时，从北边刮来一股狂风，夹带着大雨，使船走锚，我们离开陆地越来越远。大家被迫起身离床，因为里面的雨下得和外面一样大。我们部署转移到安全地方去的必要工作，一直到天亮。但早上海浪滔天，我们再也起不了锚，只好砍断锚链，将锚留在那里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考虑靠上Nicouko岛的某个港口，因为风是从那里刮过来的。因此，我们决定返回我们上川岛的老避风港。但在驶向那边的途中，我们的主帆被撕裂了，不久前桅折断，接着后桅帆也被风洞穿。我们急忙更换新的，但中国沿海的风和其他地方的截然不同。我们再也不能用帆来驾驶我们的船了，最后只能听从风的摆布和靠天主的怜悯。

老天又增加了新的灾难，天变得如此之黑，雨下得如此之密，以致我们再也分不清我们去向何方。我们就好像被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周围都是陆地，风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如何躲得过去?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漫五目的地让人安装了一张新的大帆，以便有机会时使用。在距离只有四分之一法里的地方我们看到一处陆地，但那不过是一些陡峭的礁石，大海狂怒地猛扑上去，浪花飞溅，粉碎了我们想从那儿逃生的希望。然而周围不再有其他的出路，每个人都认为要完蛋了，做好了去死的准备，到处有人在奔走呼救，我们接受了一些人的忏悔。我们在把自己交付给天主后，考虑的只是东奔西西跑，使其他人能够得到善终。我们差点触到一块礁石，我们的船离它只一箭之遥，这是名叫乌猪岛的岛尖。我们用大帆借着斜风拼命想转向，避过它。船后的小艇拖累了大船的行动，我们待救出艇上的人以后，砍断了小艇的缆绳。大帆被撕破了几个地方，但它吃到的三四阵风使船转了过来，我们避过了乌猪岛的岛尖。处在该岛的下风以后，我们对风不再害怕了，但其他还有无数值得担忧的事情，暴风雨才刚刚开始。由于天黑雨骤，即使时值正午，眼睛也不管用，我们只好不断用水砣探索前进，如果我们接近岛屿或沙滩，吃水会变浅。我们惟一可依靠的是一个大锚，一旦水深不到十至十二法寻，我们就下大锚。但是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锚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都是难以令人放心的。我们被惊涛骇浪的大海和脱缰狂奔的颶风所包围，我们不知身处何处，也不知飘向何方，我们只知道在我们的周围险象环生、暗礁四伏。我们又一次求救于大海和风的主宰，听任祂对我们的审判，我们希望祂能记起旧日的宽容。

乌猪岛遇险后，在全体船员的请求下，并以全体船员的名义，我向在澳瑞的圣安娜许了一个愿。澳瑞是布列坦尼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圣安娜这位圣徒特别受到远洋航海归来的水手们的敬重。

我们的船员们许诺如果能回到法国，全体一定徒步走去，到这位圣徒著名的教堂里做弥撒。许这种愿的时候，人们的眼中总是噙着泪水，心中埋着深深的歉疚。水手们的虔诚用不着我们去激发，首先是他们恳求我们诵读祷文。最虔诚的还将新归依宗教的伙伴带到我这儿来忏悔；有些八至十年来没有参加过圣事，只是因为要受人尊敬才成为基督教徒的人也真心诚意地归依了基督教，从此过着十分感化人的生活。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位外国使团的传教士，巴塞特先生和贝斯纳尔德先生。他们是在我们在Nicou—ko附近遭遇风暴时上我们船的。由于他们并不回法国，我和龚当信神父也不回去，我们四人决定再特别向我们的保护神许个愿。明天就是他们的节日。我们祈求他们在这危急关头做我们的向导。也许正是由于他们的保佑，加上水手们请求的那位圣徒的帮助，我们最终脱离了险境。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和晚上，海浪和狂风始终展开惊心动魄的搏斗。午夜时分。水深只有十二法寻了，我们放下了我们仅剩的大锚。

我无法向您描述我们的船剧烈颠簸的样子。您只要想像一下一头愤怒的狮子，竭力想摆脱和挣断锁它的铁链，最终达到目的的情形就行了。凌晨五时，锚链断了，尽管它还是全新的。我们又只好听凭天主的支配，再次陷入新的危险之中。我们考虑，要么努力回到大海深处，碰运气让水流把我们带到海南岛，但我们的地图上显示在此途中有大量的暗礁和浅滩；要么我们靠岸，下决心在我们碰到的第一个似乎可行的地方就冲滩搁浅，以便拯救我们的生命和一部分商品。大家同意第二种观点。早上，我们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发现了几片陆地，我们向那里驶去。为了至少能够挑选一块我们可以搁浅的地方，我们扯起了所有的风帆，甚至包括支索帆，通过操纵风帆可以更好地控制船的方向。但大部分的帆不是折断，就是被风撕成碎片，因为暴风雨丝毫没有减弱，连一刻喘气的机会也没有。

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三片陆地。一片是中国大陆，另两片是荒无人烟和礁石嶙峋的岛屿。问题是我们去哪里搁浅。那些最想保全性命的人希望直接驶向中国大陆，但船是保不住的，在通往海边半法里地的路途中似乎布满了礁石，船撞上去必定粉身碎骨。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做出了更为明智的决定，他使船转向大海最深处的那个岛屿，相信在那个岛的背后，我们可以找到避风的地方和好的抛锚地。老天开眼，风一时小了一点。我们趁此良机，借助惟一的船首斜桅的方帆(将它捆在前桅残存的木桩上)和后桅帆，通过两岛之间的航路，手上始终不离测水深的水砣，驶向海洋深处，驶向处在最后一个岛下风的风平浪静的大海。在那里，我们先下了一个小锚。次日。我们起航将船改停在海域更宽广的地方，因为在退潮时，船舵差一点被损坏，碰到了海底，但没有破损。

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小船和小艇出去探路。我们打了几炮，希望告诉中国人我们陷入了困境，需要他们的救助。

　两天过去了，不见一点动静。然而，我们用望远镜却看到沿着港湾，是繁华的城镇和一些宝塔。由于没有小船和小艇，无法靠岸，我们就用旧的桅杆和破损的桨扎成木筏一样的东西。正当我们对木筏进行试验，看它这样的一堆烂木板能否抵挡得过礁石和海浪的险阻的时

候，来了几艘中国船。这是当地的军事长官听到我们的炮声后派人来察看的。从这些中国人那里我们得知我们停伯在电白的锚地，我们前面落脚过的小岛叫“放鸡山” (放鸡山岛)，因为中国人出海远航时习惯在路过此地时留下一些鸡，以供奉他们敬仰的某个神仙，而使他们一路顺风。中国人还补充道，陆地深入一法里有个叫电白的城市，军队长官名叫Li-Tousse，他不久前才从澳门来到这里。

一听到Li—Tousse的名字，我们都欢呼起来，我们感谢天主在我们最为困难的时候，让我们落人法国人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手中。这

位长官原是驻澳门的军事首领，他对法国人给予过千百次的关照，对他们是有求必应，以至于中国贸易公司的先生们在法国得悉他的事迹之后，交给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一把精美的军刀作为送给的礼品。巴塞特先生和贝斯纳尔德先生懂中文，被派去向他要求，一是派一名熟悉沿海地形的领航员来；二是给我们一些船只，替代我们的小艇；三是给我们食品补给(因为我们的饼干被海水泡烂了)；四是给我们一些石灰，修补一下我们的炉灶，我们的炉灶在船的颠簸中已遭损坏；最后请信使把我们的消息带给广州的商务监理们和洪若翰神父，我们知道他们在Nicouko和上川岛都找不到我们，一定在为我们而心焦。

Li—Tousse表现出了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大的热情，他全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并派出三艘帆船来迎接我们，如果我们愿意上岸，他把他的房子让给我们住。然而在他得知我们船上装载着给皇帝的精美礼品时，他又有了更大的举动。如果这些礼品在他的辖区出了问题，这可是要掉脑袋的，至少也要破财。因为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不同，人们是根据成绩来评判人的品行好坏，如果出了事故，就会怪罪于官员，尽管他们没犯什么过错。于是他向他的上司广州的副王和总督(掌管两个省的长官)送去快信，为了得到他们的指示，也让他们分担对我们的关心和担忧。正当他和他的上司准备采取一些有关我们的措施时，甚至在电白锚地，一场灾难从天而降，这给他带来极大的不安，同样也使我们吃惊不小。

由于放鸡山岛作为避风港使我们抵御了上一次风暴，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那里过冬了。我们用剩下的三个没有什么分量的小锚抛了八字锚，人们不再关心那艘船，似乎它已停泊在一个良港之中。我们已经考虑在岛上为病人建一座医院。就在这时天主又从他愤怒的宝库中放出曾不止一次惩罚过我们的狂风暴雨。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此打击下，我们有种被天主玩于股掌之间，有点沮丧有点蒙羞的感觉。至此之前，我对所有的暴风雨都是冷眼相看的，它们对我们船员产生了好效果，唤醒了他们的良知，这是我们在航海途中一直想努力达到的，这使我忘记了我们所有的疲劳。我激励他们忍耐痛苦，寄希望于天主很快会结束这种状况。然而看到天主如此接二连三将苦难降临下来，只给了我们八天的喘息时间，我再也不敢激励他们，只有让他们服从天主的神圣意志。遭到这次新风暴的打击后，可以说，我们的生命只悬于几条脆弱的缆绳上。而且因为眼看着它被一丝丝地撕裂，每半小时就要更换或加固一次。如果一旦缆绳像上次风暴时那样断裂，我们再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搁浅，因为狂风怒号着从放鸡山岛方向刮来，那一边对我们关闭了，在电白锚地中央必死无疑，因为那里充满着沙洲和浅滩，离岸足有一法里半，无人能到达陆地。这样的担惊受怕持续了二十四小时之多。我从来也没觉得一天会这么漫长。使我担心的倒不是我自身的危险，多亏天主，以前经历过的考验已使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我想，如果我能像乔纳斯那样用我的冒险来拯救船上所有人的话，我是十分愿意去赴汤蹈火的。我痛心疾首的是天主不拯救这么多诚心诚意祈求过他的可怜人，并眼看着装满为建立我们传教基地所必备之钱财的船在港口沉没。但我只好听天由命，在以前那么多的考验中，天意还未曾抛弃过我们。

当我们正在和风浪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可怜的军官Li—Tousse

站在岸边，生不如死，担心我们和皇帝的礼品一起沉人海底。等到天空略有放晴的时候，他登上电白的一处高地，用望远镜找我们。一看到我们，他就派一艘船和一个小官员，劝说我们前往电白港，以便使我们人和船都得到安全。同时，有人还派洪若翰神父的相公到了电白，请求Li—Tousse向我们派出船只，将曾有建议要放在放鸡山岛上的船上货物尽可能地转运到电白。Li—Tousse于是为此筹集了电白港所有他能找到的舢板、帆船、大船和渔船，给我们派过来。当我们看到来了这么一支浩浩荡荡的小型海军来救援我们，有点吃惊。我们首先问中国驾驶员，吃水十七法尺深的“昂菲特利特”号能否进港。他们回答道，不行，除非我们能够抓住新月和满月的机会，这时潮水最高。因为在港口的人口处，有一沙滩水深只有十五法尺，但在高潮位时有时可达二十法尺。不幸的是高潮位的到来还要过十天，但在五天里我们有可能再遭受类似前一次那样的风暴。于是我们决定珍惜时间，用Li—Tousse派来的船将我们的物品转移到岸上。

在我们从货舱里取出货包来的时候，在船员中发生了叛乱，使得所有的工作停顿下来。由于水手们在刚过去的风暴中受了惊吓，所以他们认为人们只考虑货物的安全而不考虑他们人身的安全是很恶劣的。他们害怕当船上的东西都卸完以后，人们会更容易将他们送回海上，任凭风吹浪打，因此他们决定不让任何货物搬下船。这次小骚动有点乱了我们的方寸，如果不是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用他的明智和权威果敢地平息了这场骚动的话，早已造成不良后果。其时，货物已经搬上甲板，准备卸到周围的中国船上去。当我们恢复平静以后，天气又变坏了。一场大雨从天而降，人们被迫将货物又放回舱里，因为还没有时间在岸上建货栈，货物一旦上岸会遭损。

天主似乎存心考验我们的耐心，成功地阻挠了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去参观了一下中国的大船，看看能不能装运一些东西到电白。结果它们的舱口和舱室都太窄，无法容纳欧洲的大货包，不得不将这些空船打发走了。我们看上了小渔船，明天可以靠它们将货包一件件地运往放鸡山岛，当天晚上我们计划在那里先搭建一座可避风雨的小屋。但是到了晚上，已经得到大量食品的渔民们想起了他们靠打鱼为生的家庭，全家老小等不到他们也许就会饿死，于是他们连声招呼也不打就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了，而且再也没有露面。因此不管我们怎么想，船上的东西还是在船上，我们被迫在这样的状态下准备第五次遭受暴风雨的威胁。我们真是害怕极了，这次暴风雨一开始也像前几次那么猛烈，好在时间不长，感谢老天，我们的苦难从此到了尽头。

仅有的操心事就是等待洪若翰神父的消息。我们往广州和广海给他发出了几封急信；巴塞特先生、贝斯纳尔德先生以及船副乌里先生甚至已到达他那里，向他通报了我们的困难和我们的需求。在洪若翰神父那边，这期间他跑遍了一个又一个小岛，冒着极端的危险，寝食难安，但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东西，连我们在上川岛丢弃的救生艇和小船的碎片也没有发现。这时，“户部”官员(中国海关的官员)为了他的利益从广州来到电白，他告诉我们，我们广州修道院的院长宋若翰神父和他同时从海上出发，代表洪若翰神父来取给皇帝的礼品，在他还没到之前，我们可以派人和他商谈商品的关税事宜。我们感到惊奇的是，给我们添麻烦的人总比寻找我们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人来得勤快。

终于在一个星期天，我们看到有两艘船似乎驶往电白，稍后我们看清它们正向我们驶来，举起望远镜，我们首先看到一面像是白色的旗帜，后来变成了黄色，最后人们看清了旗帜上的中国大字：“大清”。派出去打探的船只向我们叫喊着，这是我们广州的商务监理和洪若翰、宋若翰．当士兵处在火器射程之内时，我们退出了大炮的弹药．这些先生到来时，我们喜出望外，大家互相热烈地拥抱。他们为我们带来了桅杆和新鲜食品。我们马上将新桅杆安装在船上，以便使船能迅速驶进电白港。港口大而宽敞，但到处布满了浅滩，它们在海潮的涨落中时隐时现，水深勉强只够中国船航行。有一个相对狭窄的深水区，水深有六七法寻，但要进入深水区须越过一片浅滩，水深仅为三寻。所以我们趁新月时驶向那里，以便趁着高潮位越过它，但风转成了逆向。

电白的中国官员来拜访洪若翰神父。我们以各种方式向他们致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尤其没有节省我们的礼炮。人们看到我们进不了港，感到十分遗憾，他们向我们建议进另一个港，沿海岸往下约二十五法里地。被询问的中国驾驶员说，那里不错。我们派他们和我们的一名驾驶员一起去探察了一下。然而我们还是转向放鸡山锚地，在那里，洪若翰神父派人将赠送给皇帝的礼品装上一艘特意从广州带来的船上，然后再转运到电白。他已和中国官员商定，他将这些礼品从陆路带走，总督也要求这样做，并答应提供一切费用。他们已经下令整修道路，准备好公馆 (这是中国官员在旅行中的歇脚处)。户部官吏知道洪若翰马上就要动身时，只派出他的手下人来“昂菲特利特”号来拜访。但我们懒得理他们，我们对船上装着给皇帝的礼品感到骄傲，毫不怀疑我们的船会受到礼遇而免征关税，也可免遭这位贪婪的户部官吏的欺诈．当中国官员叫人用草绳将装有皇帝礼品的货包严严实实地包扎起来，由脚夫用扁担挑运而不会有危险的时候，洪若翰神父回到船上来接我，并向大家道别。

龚当信神父当时被宣布担任随船神父。由谁留在船上，我和龚神父有一番争执，但他执意不将受苦的机会让与他人而要进行苦修，这场争执以洪若翰神父做出了有利于他的决定而结束。这天是1701年11月12日，经过了八个月我们上面已经提及的那样的航行，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亲爱的父亲，我让您想像一下，当我拥有这片土地的时候我感到怎样的一种狂喜，对这片土地我魂牵梦萦了八年之久。我一点也不后悔在路上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祈求天主继续关照我，就像他一直对待他的使徒和他的福音传播者那样，他们在越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地方越是牢固地树立起神圣的十字架。

从我到达电白之日起，必须扮成中国人的模样。我穿起了中国人的衣服，取了中国名字，因为中国人不懂我们欧洲姓名的发音。甚至所有的传教士和商人在到达中国后都被迫取中国姓名。我的中国名字叫“汤尚贤”。为了适应这个帝国的风俗习惯，我们必须从头到脚脱胎换骨，将欧洲人改造成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们被电白官员接到公馆里，当晚享受了中国式的大宴。我们吃的是肉块和蔬菜混合做的菜，我情愿相信这些菜做得很不错，但似乎我们法国人习惯不了。不过宴会可以使那些喜欢菜肴丰富多样的食客得到一些满足，因为人们给我们上了四十多种不同的菜。第二天，带我们航行至今的船长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想请中国官员享受一顿欧洲大餐，但因为我们的货物都已整装待发，挑夫和士兵们也已做好了准备，我们不愿耽搁，因此没在那里多停留。

因此次日总督的二位官员下令出发。押送皇帝的货物，每件货包都插着一面小黄旗，上书一些中国字，以便在这些物件经过时警示人们这是需要得到尊重的。挑夫们必须写下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担保人的名字，他们身边有士兵跟着，士兵又有军官管着。此外，清朝官员和他的人还组成一支机动队，注意不让人离开大道。在中国人中再也没有比属于皇帝的东西更神圣的了，即使是分文不值的东西，人们也敬若神明，小心保管。我赞赏在我们行进中一直保持的秩序。我们总共有四百多人，其中包括“大清”和他的日常随从。这些随从中有鼓手、号手、牛角吹奏手、宣读公告的差役、撑伞打旗的、跟班，甚至还有惩办罪犯的司法官员。“大清”用轿子抬着，我们走在他的前面，作为他的“老爷”。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电白，踏上了去广州的路程。

在我们到达十分美丽的小城阳春县时，我们相信全城居民都来到我们面前，因为道路两旁到处是人。他们睁大眼睛看着我们，对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一位欧洲的“大清”和在中国难得一见的大胡子明显感到十分兴奋。使我惊叹的是，在这样的人山人海中没有一点喧哗，保持寂静，而且看不到有治安官员在迫使人们守本分。他们这样克制和有节制得益于中国的教育，以及，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看到皇帝的物品在他们心中所唤起的恭敬。阳春县的官员前一天晚上在我们离城还有六法里多路的时候已经给我们送来过现成的晚餐，在我们到达后，他们的谦恭和他们的礼品有点使我们受不了。我们住进一幢豪华的公馆，走进三个大院才到达“大清”和“老爷”们的住房。这类房子的朝向总是接近正南，因为根据帝国的法律，它们必须偏离正南一点。只有皇帝的宫殿才有权直接正对南方。从阳春县出发我们到达河州。途中我们看到十分奇特的景象。有些高耸人云、形状像巨型的方塔一样的岩石矗立在广袤的平原之上。我们不知道它们怎么会在那里，可能原先是一些山，雨水逐渐将围着这些巨型岩石的泥土剥落了，使它成为四面都是绝壁。我们看到部分岩石的下部还残留着一定高度的泥土，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推测。

此省出产很漂亮的大理石，人们用它造桥和修补使路面受损的洞坑。一位和尚，无以为生，一时兴起想用这样的方法整修一条道路，小溪已将这条道路变成了泥泞的沼泽地。这位和尚表现出来的为公众做好事和方便行人的热情使他赢得许多施舍，以至于现在他能够建造一座美丽的桥梁，在桥的旁边建起了一座和尚寺院。从远处看到他为他的计划收集在山谷里的大石块，我相信可以用它们来建造整座宫殿，因为数量多得惊人。大理石质地优良，在路上我们看到行人的脚将它们磨得十分光滑。

在河州，陪伴我们的陆军小队换成了水军。我们的货物被装在九条船上，他们另外又给了我们四条船：一条放食品和做饭菜；另一条是音乐船，载乐器演奏者；第三条是载护卫士兵的；我们坐在第四条船上。沿河两岸，三步一岗四步一哨，士兵排得像篱笆桩一样，远远地望着我们，当我们经过的时候鸣枪向我们致敬，我们的运输船发出信号。这样场合下他们的开枪方式和我们的大不一样，我们是将枪拿在手里，朝天鸣枪，他们将枪夹在腋下，枪托朝前，射击时就好像要打中自己身后的某个目标那样。我们在水上坐船旅行时，当夜幕降临，我们就上岸，随地而睡。士兵们分成几队，整夜点着篝火，大声喊喝，吓退小偷。但这种喧闹声对那些睡眠的欲望超过对小偷的担心的人来说是很令人心烦的。

11月20日，我们到达肇庆，这是大城市，总督就住在那里。总督是洪若翰神父的好朋友。港口十分宽敞，三条河流或运河在此汇合，其中一条通向河州；另一条通往三水；第三条河在距肇庆一法里的地方流向广州。第三条运河被紧夹在群山之间，天降大雨时，肇庆免不了一场洪水。今年三月，河水漫出地面四十法尺高，我们看到沿着河岸的一些房子，屋顶也给大水冲跑了。由于总督负责我们旅行的全部费用，总督虽然不在，但他手下的官员也充分表现出他们善待我们的热情，他们遵循总督从广州发出的指令。当时总督正在广州焦急地等待着我们。他们让我们登上一条官员乘坐的大船，船舱对旅行来说是十分舒适的，我们在那里住得比平常我们家中都要好。

从肇庆至广州，两岸尽是大村庄。它们相互靠得很近，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它们整体看做一个大村庄。正是在那里，我们对中国的美丽才开始有了一些印象。我们看着江门在左岸离我们远去。这是名村，它足有五法里长。村庄中有近两百座方形楼堡，战时进驻士兵以保卫居民。我们经过了佛山村的一段，它不是很大，但村中有人口百万。在河面上，长度如我们最大的船的那种船只就有五千多条，每条船都住着一家人，包括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用于摆渡的渔船和小舟数也数不清，因为在这些大河里都没有桥。在田野里和村边的小土丘上，我们看到无数的坟墓：那都是些小土堆，土堆的顶部放着一只大瓮。我认为不会有很多人采取这样的葬法，否则要不了多久，死人呆的空间就和活人一样多了。

11月25日，我们终于到达了广州。这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能看到所有的民族。广州的地理位置优越，一条大河流经这座城市，大河通过支流奔向四面八方。据说，广州比巴黎大。房屋的外表看起来不怎么富丽堂皇，最豪华的建筑是耶稣会士杜加禄神父在二三年前建造的教堂。

非基督教徒们向广州巡抚告状，认为这是洋人对他们房子和宝塔的侮辱。这位巡抚是中国最明智的地方长官之一，他回答他们：“皇帝在北京的皇宫里建造了更漂亮的教堂，你们怎么能要我在广州把献给天主的教堂拆除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这里听说，这位皇帝日复一日继续支持我们的宗教。在他派洪若翰神父回法国之前，他已在他的皇宫围墙内给了法国耶稣会士一块地皮，在那里建一座供奉天主的寺庙。自此后他又提供建造的资金和石块。如果这位皇帝承认天主并和我们一起崇拜天主，那该是多么令人宽慰啊!建筑是欧洲式的，我们的一位兄弟(卫嘉禄Belleville修士)是高明的建筑师，他领导了这个工程。我们在这里的几个省里很快将有其他的教堂，我们伟大的君主是这些教堂的奠基人，因为在这次航行之际，他已给予洪若翰建造四所教堂所需的资金，并承诺在这四所教堂建成后，再提供建造新教堂的经费。但愿欧洲所有的君主以他为榜样，成为荣誉和宗教的支柱，在非基督教国家把教堂贡献给耶稣基督。

至于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精力使我们的教堂里很快充满热情的基督教徒。

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会到哪里去传教。三天以后，我们将随洪若翰神父出发，他将把我们安排在不同的地方。一批人将在途中留在我们已经建有教会机构的地方，另一批人将前往南京，去那儿建设一座神学院。首先将有从欧洲来的传教士被派到这座神学院去学习，以熟练运用中国的语言和中国书籍的知识。我们和洪若翰神父同来的有九位传教士。我们队伍由于赫苍璧神父、聂若望神父、隆盛神父和苏安当神父的加入而壮大起来，他们是通过印度过来的。本来还有第五位神父dc la Fontaine神父加入，我已和他相约在广州见面，但他在马都拉找到任务后，就情愿放弃中国的任务。因为在马都拉，人们有机会为耶稣基督流血，就如几年前Jean de Brito神父那样，而在中国，宗教条件太好了，不能期望在此马上受献身之苦。当我对中国的地图更加熟悉以后，我会再写信给您。以上就是我所能向您汇报的有关航行的事情。此信将转道英国，因为“昂菲特利特”号一年后才会离开中国。叙述更充分的信将随此船带给您。承蒙您的祈祷，不胜感激涕零，并致崇高敬意!

(1702年1 1月26曰于中国江西省首府南昌)

尊敬的阁下：

感谢耶稣基督的和平和恩典!

如果说，今年我所收到的从欧洲的来信，使我内心充满了喜悦的话，是因为这些信让我得悉了天主赐予法国，赐予统治法国的伟大国王，赐予所有的王室成员以无尽的仁爱，您最近在天主的事业方面，在为宗教增添光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样使我深受鼓舞。当我们在这里竭尽全力推翻从前的偶像和摧毁魔鬼的帝国之际，阁下，您同样光荣地为反对异教，为挫败它和禁止它侵入我们的国土而战，并取得了使异教徒们伤心的胜利，使您赢得了国王的尊敬以及全法国的掌声。使人惊叹不已的是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您已经使六千多异教徒接受了基督教真理的教育，虔诚地重返真正的教堂。

尊敬的阁下，请允许我分享如此幸福的成功，分享我们伟大君主的满足。因为我们的君主曾对您接受不辱您出身的宗教教育给予了关怀，今天他看到了您忠实的回报。

虽然天主每时每刻都在保佑着我们几年来在这个帝国所建立的法国传教事业，我们之中还没有像您一样的人能使五六千的非基督教徒改教。我们到此后的四年多来，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来学习语言和建立一些巩固的基地及设施。这一点不奇怪，万事开头难。土地要深翻多次后才能播种才有收获。承蒙您对我们事业的关心，希望知道我们传教活动的消息，我特向您确切地汇报一下我们目前从事的工作，以及天主为我们未来展现的希望。由于我只想写通过可靠渠道获得的信息，我的汇报只局限于我在这里碰到过的，和我同来或比我晚到的法国耶稣会士的事情。

我于1699年7月25日到达中国。当时，我们法国神父在中国只有两个住所：一个是在北京的皇城内，现在我们在那里已经可以看到一座漂亮的教堂，它是得到皇帝的恩准由于皇帝的慷慨大度才得以建造的；另一住所在广州，它是中华帝国最著名的港口之一，欧洲人和一些东方国家在那里都有大量的商务活动。这两处住所对于我们日益增多的传教士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正考虑在别处再建新基地。我们将目光投向江西省，利圣学神父和孟正气神父买了三间房子想建三座教堂：一座在抚州，另一座在饶州，第二座在九江，都是一流的城市。这三间房子只值大约二百八十两银子，相当于我们的货币1100至1200利弗尔。房子破旧不堪，许多地方都快倒塌了，已经不能住人。屋顶四面八方都开厂口子，暴露在雨水和天空之下。再有，抚州的房子最初只抵押一段时期，只是在经过众多的手续遭遇了众多麻烦以后，我们才成为无可争议的所有者。为我们争取到这第一批房子的神父遭受到的困难无论有多大，他们还感受不到，然而我们却强烈感受到了九江和饶州地方官对我们在这两座城市建立基地的反对。

这些反对持续了一年半，因为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是一些低级官吏，他们自己一般解决不了重大的事情。他们必须向上级官员汇报。即向“布政使”(我们欧洲人称之为省的“国库主计官”)和“抚院”(我们称之为“副王”)汇报。这两级官员只服从在他们之上的北京朝廷。我们买下两间房子的事情就是送到了他们面前。当地官员反对我们在这两座城市建立基地，就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就因为宣传外国的信条。外国人的身份在中国是令人憎恶的，如果不是布政使为我们辩护，不是他提到1692年颁布的有利于基督教的法令，不需要再作什么判决，我们早就败诉了。确实，这个法令并没有规定我们可以建新教堂，但它支持我们在老教堂的活动，允许我们在教堂里聚集人，这似乎足于使有同情心的法官在我们已经建立的基地里不给我们找麻烦。

这一事件圆满结束后，利圣学神父接到命令去浙江省的宁波建立一座教堂。宁波是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东部沿海港口，到日本只有三四天的路程。这一地理位置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需要，不仅是因为由此我们可以自由进入中国，而且还可以寻找机会进入日本。

日本的基督教一度十分兴旺，据说，虽然残酷的迫害早已使教堂成为废墟，但基督教还残存至今。利圣学神父和郭中传神父于去年八月到达宁波，在那里呆了三四个月，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购买人们提供的房子，没能找到合适的住房。这迫使他们买一块地皮，建造住房，这又遭到了反对。该城的知县(系此地的父母宫)派人来询问，他们是什么人，从何处来，有什么计划。得到他们的回答后，这位官吏就禁止他们继续他们已经开始的工程。他甚至向他的上级提交了一份诉状，这份诉状通过各法庭最后交到巡抚的手里。如果这位省里第一号长官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省级长官那样有良好愿望的话，他会像那些官吏那样亲自了断此事，作出对我们有利的决定，也可以使我们免去许多痛苦、恐惧和金钱。但他没对诉状表示意见，而是将它送礼部审理。该法庭历来憎恨外国人，反对基督教，如果它不推翻我们所有的房屋，不摧毁我们新兴的传教事业，那就背离了它的传统信条。然而，我们依赖的天主没允许它这样做。我们传教团的总负责人张诚在礼部的官员中找到许多有权势的朋友和一些热心的保护人，他们争取到了对我们有利的投票，给了浙江巡抚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有利的答复。

我们在湖广省遭受了更严重的迫害。孟正气神父卜文气神父在黄州用六十六两银子买了一间小屋。这个地点适合于我们，除了它离湖广省的省府不远之外，那里有一些老基督教徒需要我们的支援。但这小屋却无诱人之处，它既无门窗，也无家具，以至于赫苍璧神父成为它的主人后，在最初的日子里被迫睡在地上，几乎没什么遮盖。同时一位和尚率领一帮他串连起来的老百姓，向地方宫投诉。这些异教的僧人看着教堂建立起来，他们受不了，因为一旦人们成了基督教徒，就不再有人供奉寺庙了。赫苍璧神父相信，只要耐心一点，这些运动会自己平息的，但他错了。地方官要他马上离开，派“差人”(传达命令者)向他宣布了命令。在第三次催促后，为了避免激怒这位地方官从而酿成恶果，神父被迫让出了这个地方。因此，除了黄州的屋子外，我们还放弃了在湖广省的汉阳刚刚购买的屋子。

神父们寄希望于向巡抚上诉，一些有地位的人曾向巡抚推荐了他们。但是这位官员不仅不给予关照，而且还威胁他们要将这案子送礼部处理。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害怕该法庭刚刚作出过有利于我们的决定，但看到我们这样频繁地惹是生非，会形成某种对我们在其他各省建立基地不利的观念。针对新事物，偏见会不断重现。我们保证遵守这里的风俗习惯，在这里这是最大的道理。我们提到的这个道理经常在其他一些人们想得到但又不敢公开讲的地方起着作用。中国人想像不到人们在从事各种活动时除了利益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什么目的。跟他们说，某些动机使得教会的人士行动起来，他们离开家乡，离开父母亲人，抛弃世界上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一心只为天主增光，为了拯救灵魂，他们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不可信的。同时，他们看到我们远涉重洋，不顾劳苦，冒着巨大的危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生存才到中国来的，因为我们生活得好好的，没向他们求助任何东西。我们也不想发财，因为我们鄙视钱财，也不进行买卖活动。于是他们转向政治方面的考虑，有些人简单地设想我们来是为了策划政变，通过搞阴谋，使我们成为帝国的主宰。

无论这些猜测是多么言过其实，恐怕还是有人相信它的。杨光先，这位基督教可怕的敌人，他曾使汤若望神父受到残酷的迫害，想在搞垮这位伟大的神父后，将所有的传教士都牵连进去，他强加于他们的就是这一可怕的罪名。这种谴责必然得到那些满腹狐疑心怀不安者的相信。如果不是天主之手用难以想像的奇迹打乱了这个蔑视宗教者的如意算盘的话，我们神圣的宗教和宗教的传播者都已遭殃了。

我到抚州不久，就有一位基督教徒告诉我，有人散布类似上面这些反对我们的谣言。尽管他进行了努力，用实在的道理戳穿这些很荒唐的谎言，但他承认他还没有达到目的。和尚们是我们所宣传的神圣宗教的敌人，通常他们是这些谣言的始作俑者，他们直接将谣言散布到人民中间，使他们更加憎恨我们，他们还为此补充了成百上千个愚蠢的故事，还不断地在上面添油加醋。没有比向愚昧的群氓耳朵里不断重复着相同的东西更容易取得成功的了，一切日常的不幸、疾病，千万次恶性事故，甚至死亡都成了洗礼不可避免的产物。这样的恐惧，尽管经常被经验证明是错误的，但在很大程度阻碍了人们亲近基督教，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下面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一天，我准备去为一名，临终的妇女施洗礼，一位传道员到教堂找到我，告诉我不用再去她家了，因为前天晚上亲自来要我去施洗礼的那位妇女的丈夫改变了念头。这位失信者对传道员说：“去告诉你们宗教的那位传教者，他还是在家里休息吧，我知道他的打算，人家已告诉我他的企图。他想用我妻子的眼睛去制造望远镜．让他对其他人说，我决不会同意让他迈进我家的门槛，也不同意让他施洗礼。”这位传道员看到这样一种可悲的盲目，觉得很可怜，试图使这位可怜的人恢复理智，但所有的努力都毫无用处，他的妻子没有接受洗礼就死去了。魔鬼就是这样玩弄这位不幸的人，他对最粗俗的天方夜谭信以为真，却对最清晰的真理，对能引导他认识天主的一切视而不见。在这么一个对我们抱有如此成见的国度里，周围又有那么多虎视眈眈的敌人在盯着我们，这需要来这里传播福音的人持有多大的谨慎啊!仅有许多热情是不够的，热情需要极端的小心谨慎来调节，没有这样的谨慎，我们有可能把一切搞糟，有可能造成对天主事业的阻碍。我不说我们在旅程路途中所受到的苦难，我们的职责促使我们踏上这无法回避的旅途．我们必须越过湍急的水流，亲眼见到有些坐船被击碎；我们还必须彻夜不眠以防小偷，如果他们遇到我们，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还必须使一个我们还不太懂他们语言的民族了解我们。这些困难和其他许多困难使我们敢于将先知的话用在我们的身上：“他们来来往往，将种子和着泪水洒在土地里。”但我们有天主无限的仁爱，也希望接下去的一段话会在我们身上得到证实：“最后他们带着欢乐回来了，肩背着他们收获的大捆大捆的粮食。”我们已经看到了使我们感到宽慰的开端，我相信，阁下，您读下去后，您自己也会为此感到十分欣慰的。

当我曾提到过的传教士们忙于建立新的教堂时，另一些传教士们在为使已经建立的教堂充满教徒而努力。被派往饶州的殷弘绪神父在他到达时在这个城市里只找到惟一的一名基督教徒．事实上，这是一位来自江南徽州的年轻人。他在饶州的新教堂，接受了利圣学神父施行的洗礼。但由于他是外乡人，他很快回到他的家乡去了。因此，殷弘绪神父有幸引入拯救之道的第一人是一位贫穷的泥水匠。他是许多建造小教堂工匠中的一位。我们在此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给我们的传教打上这样的印记：我们向穷人传播福音。在中国，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发现穷人在接受宗教真理时比那些世俗的大人物和有权有势的人物较少障碍，更为顺从。前面提到的那位泥水匠病人膏盲，他求助于和尚和各种迷信，但都没用。人们将这件事告知殷弘绪神父，他对这位好工匠的危险和盲目深感不安。由于他曾从欧洲带来一些药，为了争取这位病人，他叫人带药给病人。病人接受了这些药，可他宣布他不会因此加入我们的宗教。但这是天主选用的使他成为基督教的方法，药物使他病情减轻，他马上回心转意。自己要求接受教育，在一天时间里就学习了所有的祷词，然后由他的孩子架着他的胳膊来到他亲手建造的祭坛前，显示了极大的热情和虔诚的感情，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为他洗礼。在他洗礼后不久，他身体再度变得虚弱，但这一切没有使他动摇，在灵魂净化以后反而使他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他十分顺从地忍受了这次考验，当他感到自己快走到生命的尽头时，他要求做临终圣事，他在接受临终圣礼时，情绪激动地忏悔了他过去所犯的过错，坚定地希望天主给他以宽恕。他在他的家人的簇拥中去世，他不断勉励家人亲近他将消融之中的宗教。

他死后，有位年轻人归依了基督教。他是死者妻子第一个丈夫的儿子，天主让他看了给死者举行的葬礼从而感动了他。在我们为死者灵魂安息举行弥撒的那一天，殷弘绪神父用他从欧洲带来的饰品将教堂装点起来。极其美丽的场景激起了中国人的好奇心。由于当时正值新年，这是这里的人们休闲娱乐走亲访友的日子，无事消闲的人们成群结队拥向教堂。绘有巨大美丽画面的壁毯使中国人驻足观看，他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的东西，他们要求解释这些画。在将近三个星期里，每天都有新的人来，提出新的问题，人数超过一万。

殷弘绪神父在他的信中写道，由于不太懂他们的语言，他为不能向这些迫切需要教导的非基督教徒解释我们神圣的宗教而感到真正的痛苦。他补充道，为此他尽可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通过他的佣人，使那些人专心听他的佣人讲解，因为佣人知道怎样使他们相信，另外向能够阅读的人分发书籍。有些人读了书以后，产生了一些疑问，回来提出问题。然而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天主的王国已经向那么多人打开了大门，但对着光明睁开眼睛的只有两人，有两人要求为他们洗礼。

第一个要求洗礼的是一位武“秀才”，即学位获得者。因为中国在军队和文学界都有学位获得者。一个人想要获得学位，就要经过各种考试，显示他拉弓射箭骑马驰骋的能力，证明他在其他一些军事操练中的力量的灵活性。他还要进行知识考试，人们要求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诸如有关安营扎寨和排兵布阵等方面的问题。其中考试突出的得到“秀才”学位，它相当于法国的业士学位。接下去人们再经过考试可升上“举人”，这样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每次要考三场，有巡抚和省一级的官吏出席。最后，人们可以升为“进士”，即博士。但得到最后学位的人是很少的，要由皇帝来亲自宣布。军队学位的考试的进行通常和文学考试是一样的，但正因为有文武的区别，一般文学方面的学位获得者要比军队方面的学位获得者更受人尊重。然而，不论文武，只要他获得了“进士”学位，就算事业有成的人了，因为他可以担任帝国任何重要的职务。因此，我们应该把那位武秀才在饶州的洗礼看做是新教堂的第一根支柱。后来有该城的官员来访，还有一位国子监的监生来到耶稣像前屈膝跪拜，这些增添了我们神圣信仰的威望，随后有六人接受洗礼，其中三人是一户之长。这些人的归依为其他人做了榜样，以至于信徒人数逐渐增加。

主要的困难是使这里的妇女归依基督教。在老教堂，入教的妇女负责教导同性别的人，使她们接受洗礼。这样做在中国是必要因为中国的女人们天生羞怯拘谨，她们几乎不敢在一个男人面前露面，更不用说对一个外国男人说话，听他的教导了。耶稣基督拆除了这个巨大的障碍。有几名基督教妇女经水路和她们的丈夫一起从湖广省来到这里，开始对饶州的妇女进行基督教的教育。他们的船很快成为人们聚集的地点。神父到那里去为七名他认为已经获得足够教育的人施行了洗礼，这七名妇女此后又去教导许多其他的妇女。饶州教堂就有了这样的开端，现在教堂已拥有一些非常热忱的基督教徒。

其中有一人，在领了圣体以后，整天不吃不喝。只有在他为他的妻子谋得同样的幸福后，他才享受了他拥有耶稣的喜悦，才得到休息。另有一人，在他受洗礼的当天丢失了他的船，不久，他所钟爱的、已经接受了洗礼的独子也去世了。他把这些变故看做是天主对他的考验，不仅丝毫不动摇，而且还说，他儿子的脸在生病期间由于神经萎缩扭曲得不成样子，死后变得十分美丽，他的热情由此倍增。一个中国新教徒表现出如此的刚毅坚定不能不说是天主非凡造化的结果：因为这里的人民极其疼爱他们的孩子。殷弘绪神父希望不久在饶州附近的一个小镇开辟一个新的教区。他已经为住在那里的一位家长洗了礼。

九江教堂的开端就没有那么幸运。就和当地出产不丰的土地一样，人们为耕耘付出的努力总是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这个非基督教城市至今只产生了很少的基督教徒。在中国要在没有一点基础的地方播下信仰的种子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没有人愿意成为信教的第一人。最相信我们宗教的人在等待一个榜样，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特别感到受人尊敬的力量。

对于抚州来说，我在那里分几次断断续续呆了一年多，基督教的根也扎得不深，但我有理由希望，数年之后，我们神圣的宗教一定会在那里兴旺发达。我在福建省奔波了二十多个月，没能找到固定的避所，之后，我们传教团的上司命令我前往江西省的抚州。他们交给我这个传教的任务是在去年的3月初。当时那里只有一百来个新教徒，现在已经增加了一倍。3月12日，我施行了第一次洗礼，这次洗礼在我一生中都是十分特殊的。这一天是我的生日，这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因为我认为可以这样说，这一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的再生，我开始了一个为天主增光，为拯救中国人灵魂而忙碌的新生活。

我施洗礼的人是一位病危的年轻女子，她完全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当有人问她是否还相信菩萨时，她义愤填膺地回答道：“只有瞎子才会相信这些砖头木块也有品德和能力。”她的愤怒使我感动。圣礼纯净了她的灵魂，同时对她的身体也起了作用，正如我有理由相信的那样，不久以后，她的病治愈了。这位妇女如今是这座教堂最热心的基督教徒之一。

几天以后，我又为其他三人施洗礼，接着是一大批人，以至于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洗礼的人数男男女女有四十九人，其中不乏有年长者，他们已有许多个家庭。文人们开始来看我，向我对我们的宗教提出疑问。我记得有位姓袁的人，在他们其中享有威望，在一次对我访问中，很认真地问我天主如何统治世界，怎样进行这么广泛的工作而不感到疲倦。我努力使他感到满意，向他展现天主的思想，通过比较使他对天主有所认识。这是教导中国人最好的方法，顺便使用比较的方法比平铺直叙更能使他们信服。他们大部分都很聪明，但不善思辨，也许是他们还不习惯这样的方法。这位文人似乎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两个月以前，他参加“举人”考试又来到我这儿，还带他的儿子一起来，他的儿子也是有学位的。我敦促他们两人将眼睛投向光明，但我所希望的天主的恩典将他们交给耶稣王国的幸福时刻尚未到来。

如果我能在抚州多呆一点时间的话，根据所有的迹象，我也许还可以增加百来个新教徒，但一道想不到的命令迫使我暂时离开我亲爱的教区，来到了南昌，正是在这里我有幸给您写这封信。在这里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我见到了从欧洲返回的洪若翰神父以及他的同伴们。尽管当时我的境遇并不太好，但我还是不放弃到乡下去传教。这次传教只进行了六天，但耶稣基督恩赐我在我到过的五个村庄为三十八个人施行了洗礼。在三月初，我回到了抚州。那里的教徒已经六个月没有神父，我一到，他们就来看我。彼此再次相见都感到十分高兴。他们给我带来一大批准备人教者，我对他们进行了考核，几天里我为近三十人洗了礼。我又恢复了和文人们的会见。当时正值他们的考试之时，城市里到处是文人，他们经常是成群结队而来，一次仅一个下午，我数了一下来了十五人。我向他们分发我们老一辈传教士的一些著作，其中有利玛窦神父的优秀著作，中文名为《天主实义》，就是天上的主人的真正思想的意思。这本书曾对中国知识阶层产生过奇妙的作用，凡是认真读过它的人，很少有不受它影响的。另一本我给过几个人的书是艾儒略神父的《万物真原》(一切事物的真正起源)。这位传教士在他的那个年代是传教团的中流砥柱之一，他的著作在中国传播十分广泛，而且内容感人，

教育意义大，以至于我可以肯定，这本书归依的信徒数比书中的词甚至字数都还要多。但愿每个传教士在他们传教的地方都能够播撒大量教育的种子。这些传教者虽不会说汉语但却雄辩滔滔雷厉风行：他们指责中国人生活无序，但又不伤害他们的感情；他们开启中国人的心灵，但又不激起他们的反感；他们使中国人不知不觉得跟着他们去认识真理。我还不知道我所传播的这些书最终结果如何，我所能记起的是，这些书曾对一位文人归依我们宗教作用巨大，他在我离开那里不久接受了洗礼。

正是由于读了著名的汤若望神父四十多年前送给一位中国官吏的一些宗教书，整整一家人归依了基督教，今年我为他们九个人施了洗礼。这位中国官吏年轻时在朝廷官职显赫，出于好奇他去拜访汤若望神父。当时汤若望由于他的功绩在中国赢得了很大的声望。

神父对他谈到了基督教，希望他能投入基督教的怀抱，这位年轻的官吏贪图享乐，一心只想着他的财产，并不在意这位天主的使者对他所说的一切，但他接受了汤神父给他的宗教书籍。接着他又到其他各省任要职，相信各种歪门邪道，在“道士”(均为招摇撞骗之徒)的书中寻找长生不老之法，直至八十岁后才迷途知返。他读了汤若望神父从前送给他的书后，才找到他一直在找而没有找到的东西，用我的话说，就是他的灵魂的永久获救和他家庭的灵魂获救。

这个事例和我还可以举出的其他事例表明了好书在这里是多么有用。当我在抚州时，由于经费所限不可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样的书，我就在星期天做完圣事后，借给一些基督教徒他们向我要求的书，然后由他们转借给他们的亲戚朋友，一般就会有人因此而信教。我在那里只呆到六月中旬，因为除了抚州外，我在南昌有任务，我必须在两边分配我的精力。我把抚州的事情交由沙守信神父管理，我深信他比我热情更高品德更高尚，对我的新教徒来说会更有用。事实上，在我离开六个月以后，他为他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服务，在他们生病的时候给予帮助，并通过他的慈善行为，吸引了大量的非基督教徒入教。尽管他到中国的时间还不长，但他在汉语研习方面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以至于他不仅能够听懂他们的忏悔，还能够为他们讲道。天主降福于他的努力，没过几个星期，他又使一些新人入教。其中还有特别突出的，带着一些神奇的色彩。天主的恩典浩荡无边，时不时地会在这里发出惊人的光芒，促使非基督教徒认识真理。尽管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太轻信，但我得承认，有些事情我不得不信。下面就是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一件事，沙守信神父在亲笔写给我的信中讲了他曾经费心去证实过的情况。

在抚州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子得了一种十分奇特的病，此病无人能识。她身体健壮，胃口也很好，也能料理家务，行动也正常。但当人们不太注意她的时候，她突然处于一种极度疯狂的状态，此时她会讲一些不着边际和使人陌生的事情，她自己又像是身临其境，亲眼所见。在一次发作时，她说，一个在乡下的人就要来了，他向她说起基督教的事情。又有一次，她说有两位布道者在她指定的某一天会来到，用一种她说不上的水洒在她的身上，洒遍整个屋子。同时，她还手画十字，开始模仿将圣水洒向人群的动作。一位救治她的人曾经问她，为什么对这种水和十字架这么感到不安。她回答道：“这是因为我害怕它们就像害怕死亡一样。”更不可思议的是，五六个月前，另有四个男人和小青年，他们都是这位女青年的父辈和兄弟，也得了同样的病。他们的疯狂有时达到这样的程度，人们不得不把他们捆起来，因为他们互相厮打，做出一些荒唐事情，人们很难知道从中会产生怎样的恶果。这些可怜的人到处寻医访药，以求摆脱这样的怪病。当时“道士”的首领“张来到抚州，人们称他为“天师”，也就是天上的医师之意。这个头衔是世袭的，不管他的儿子多么无知多么愚蠢，他也像他的父亲那样叫做“天师”。现在统辖“道士”的那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很讨人喜欢，也乐善好施。他穿着华丽，坐在一把豪华的椅子上，有八个人抬着走。他经常这样在全国各地行走，看看他的手下，收收银两。由于这些道士都得听命于他，为了得到他的赏识和维持他们的特权，他们被迫向他送礼。于是张天师带领大批随从，以我刚才提到过的装备，到达了抚州。道士对他们的头领的到来感到十分的荣耀，向全城散布谣言，说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不敢露面了，他们已经跑了。当时我们两人，沙守信神父和我，都在抚州，之后我还在这个城市呆了两个多月。

抚州的所有病人和所有遭遇不幸事故的人都来看天师，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张天师只庄重地说了几个字：“Niamtching hoam tcha pao仰睛望太保”(意思是，抬眼看你们城市的保护神，以便他能知道你的痛苦，可以向我汇报)。

我刚刚提到过的那个家庭也和其他人一起来见张天师，希望能够找到治疗折磨他们的疯病的良药。交了钱以后，他们得到了一根和手臂差不多长的棍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些咒语。当他们受疾病折磨时，他们就使用棍子，同时要举行某种仪式。但这不仅没有减轻他们的痛苦，反而使他们的病越来越重。这位青年女子曾三次向这些招摇撞骗者求助，他们上她家来了三次，每次都举行献祭的仪式，杀了一只鸡、一只狗和一头猪，过后他们就把这些牲口的肉饱餐了。这些牺牲对可怜的病人没一点用，它们对女青年的作用和棍棒加咒语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样，她的病症没有丝毫的减轻。她的母亲实在不忍心看到她这样，就让她换个地方住，把她接到母亲家。她刚到那边就将这种病传染给了另外四个年纪分别为十五岁、二十岁和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子。这事发生在六月。

他们家有位朋友是位基督教徒，名叫邓约翰。有次他去看病人，向他们肯定地说，他们的病明显是魔鬼作怪，他们应该求助于天主，接受他神圣的宗教，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摆脱怪病的纠缠。这位热忱的基督教徒的一席话起了效果。病人们祈求天主的帮助，派人来请沙守信神父为他们解除病痛。神父认为如果他们不放弃他们的邪教和他们不幸的迷信，他不会有任何行动。病人们放弃了邪教，为了表示他们是诚心诚意的，他们还将那根天师给的棍棒、书籍以及家里的所有偶像都带到神父那里，恳求他不要抛弃遭受蹂躏、等待天主救治的家庭。深知中国人天性的沙守信神父只派出几个信徒去他们家。这些得到充分信任的基督教徒带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耶稣像、念珠和圣水来到病人的家中，全家马上安静下来，没有出现最初疯病发作的丝毫迹象。一位当地的和尚和其他一些非教徒亲眼目睹了这神奇的一幕，他不愿意把它归功于天主，一口咬定疾病的治愈纯属偶然。但天主为了使他三缄其口，当基督教徒们一离开他们家，就让这家人的病再次发作，并且比以前更为猛烈。最终使那些人哑口无言的是，当人们将基督教徒再次召回后，他们或把念珠挂在一些人的脖子上，或将圣水洒到另一些人的身上，新的一次发作又被平息下去。他们把十字架放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在两边放上圣水缸和圣枝，这一切摒除了病魔，使人们以前在这间屋子里经常能听到的大喊大叫声完全消失了。

这一家人被这样令人叫绝的连续不断的奇迹所日益征服，要求接受洗礼。神父要求他们在完全了解了基督教学说和基本的祷词后，才答应将这份恩典施与他们。他们以和传教士同样的热情学习了这一切，7月16日，其中三人接受洗礼，四天以后，轮到另四人。这一家庭的第八人，受这份恩典的吸引比较小，推迟了他的归依。但是，天主愿意像其他人那样吸收他，决定惩罚他的迟疑。一条蛇咬在了他的脚上，不到一天就肿到腰部。人们求助于神父，神父给了他一粒药。次日肿消了，这位既吓破了胆，又充满着感激之情的病人接受了他已亏欠多日的神圣宗教。最后只剩下那位青年女子，事情的起因就是由于她，发生了那么多奇妙的事也以她为主角，但她却没有顺从。最先她表示了接受洗礼的强烈要求，后来她以种种借口推托。表面上借口是她的丈夫已经去了南京，她丈夫认为在他不在的时候她去接受一个外国的宗教是不妥的。尽管她的公公催她信仰真正的天主，追随他以及其他亲属的榜样，但没有任何人能劝动她，至今她还没有信教。天主的审判真是神秘莫测，他选中某人，抛弃另一人，没有值得引以自豪的，也用不着抱怨什么。这就是一位传教士的痛苦所在。没有什么比看到这样桀骜不驯的灵魂拒绝天主的恩典，背弃耶稣的心血而宁遭下地狱之罚更使人感到痛心疾首的了。

我虽然热情不太高，但也仍然在去年发生在一位濒临死亡的妇女身上的一件事情上备尝了这种痛苦的滋味。这位妇女的丈夫来求我在这位妇女人生道路的尽头帮她一把。我穿着中国的靴子马上随他而去，中国的靴子穿在脚上很不方便行走。冒着令人难于忍受的酷暑，我徒步走了五法里多路。但是我一看到这位患者的情况，我觉得我的疲劳得到了补偿。我向这位妇女询问了有关我们宗教的知识，她的回答就像她是一位受过全面教育的人，并坚定地恳求我为她施洗礼。因为她已命如游丝，我满足了她的要求，给了她天主的恩惠。几天以后，她作为一名真正的预定灵魂得救者而离开了人世。

人们告诉我，在她死后，她曾在她丈夫面前显灵，用清晰可辨的声音提醒他要成为基督教徒，死后好追随她上天堂。他的丈夫也确实来要求洗礼，但人们回答，除非他放弃一些有罪的活动，放弃生财之道，因为这些有违于基督教的原则，否则不会给他施洗礼。可惜他没有勇气克制自己以从天命，他看到了真理，但却没有追随它。失去这样一个我本认为可以争取过来的人是痛苦的，但一想到他的归依有希望带动他们家和他差不多情况的五十多位亲戚一起人教时，就愈加使人痛心疾首。

今年，我还遭遇一件类似的痛苦事。在我不在的时候，一位基督教徒去世了，他的热情和他的虔诚在我看来是难能可贵的。我曾给他取名叫“奥古斯丁”，为了激励他像圣奥古斯丁那样满腔热情地和错误作斗争。他的全家都做好了接受洗礼的准备，这完全是他努力的结果。他其中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已经接受了洗礼，我给他取名为依纳斯。这位年轻人聪慧，有文学才能，他像他的父亲那样教导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在最后还剩一口气时对宗教仍矢志不移的父亲看到没有神父能帮助他走向死亡，就请了一些传道员来，他请他们诵读翻译成汉文的祷告词，并十分虔诚地做了回应。在表现了真正基督教徒的虔诚后，他将灵魂交付了天主。在他还是个准备入教者时，一只眼睛生了个疼痛难忍的肿瘤。一位不信基督教的朋友对他说，这是当地的神祇对信仰外国宗教的报复。奥古斯丁嘲笑了他朋友的无知，并对他说，他的病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和超自然的东西，他不怕触怒中国人崇拜的那些凭空捏造的神仙，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宗教，他会亲近它，即使为此付出两只眼睛甚至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几天后，他到这里向我讲起这段对话，要求我为他施洗。自从这位热忱的基督徒死后，在我看来，争取他妻子和他子女入教已没有可能，因为他们家的一位叔叔狂热地相信中国僧道们的那些迷信，他毒害了他们。要不是依纳斯到现在为止一直表现出超出他年纪的坚定和勇气，我甚至还会担心这位他家惟一的年轻基督教徒还能不能信守他的信仰。如果我们归依的信徒成千上万地增加，没遇到任何障碍，这也未免太幸运了。拯救人类使耶稣付出了无穷的代价，我们没什么值得抱怨的，因为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太少太少。

让我再回到我前面说过的那位患疯病的女子身上，我们离开这个话题已很长时间了。如果说，这位女子没有信教使沙守信神父感到十分痛苦的话，那么他们家庭其他成员的热情却使他得到莫大的安慰。他们热情得甚至有点过火，差点儿要结队赶到该村的寺庙里，推翻和砸烂人们崇拜的菩萨。好在神父得到消息后，防止了这样的莽撞可能带来的恶果。神父向他们说明了，这种暴力只能给他们以及所有的基督教徒带来残酷的迫害，使得非基督教徒们更难于通融，不会再像现在这样为了问心无愧，他们只要在人们询问他们时作出忏悔，对他们的信仰作出解释就行了。然而为了使他们用更适宜的和不太有危险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天主的热情，神父向他们提出一种变通的做法，很得他们的欣赏。这就是在他们家里建造一个纪念物，纪念他们所受到的恩典，一看到它就会激起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对天主诚挚的感恩之情。神父于是决定让人刻一块碑，上面写清楚该家庭究竟遭受过什么疾病的困扰，如何奇迹般地摆脱了病痛，家庭患病者的姓名和人数，天主恩德的后果，发生的年月日。神父还决定将这块碑放置在屋里最荣耀的地方。这件事被照办了。

我从那里得到的最新消息表明，耶稣基督继续对那里新生的基督教赐予他的恩惠，因为他使得那里的一些非基督教徒得病，从而引导他们认识了天主，这是真正的恩典。在抚州城的北门，没有基督教徒。那里有三个家庭居住在一起，共有三十五至四十人。10月末，这三个家庭得了一种便血的疾病。第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不到十天就去世了，尽管他们也请了和尚来行祷告和献祭牺牲品等仪式。这个小孩死后，第二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也到了弥留之际，惊慌失措的家长跑到教堂，要求人们为这孩子施洗礼。神父派了一位传道员对他进行教导，几天以后，由于病情加剧，可能会发生意外，神父就亲自去为他施洗。洗礼使他的病情有所减轻，沙守信神父在为他向天主祭供了牺牲品后，当天出血就停止了，这孩子的病被治愈了。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撼了这个家庭，全家九口人接受了教育和洗礼。便血的病此后传到第三个家庭，有理由相信，他们会遵循他邻居的好榜样的。

卜嘉神父分管福建省汀州的老教堂，工作卓有成效。我和他同时离开法国，但他有幸比我早一年到中国，因为听从我的命令，他被迫取道印度，他没有登上我们在好望角遇上的 “昂菲特利特”号，而是直接地马不停蹄地到达了这里。这位神父因此在中国已经四年了，使他深感欣慰的是他已在此为五百多人施行了洗礼。我希望能够向您详尽汇报分所取得的成绩，以便您对此有足够的了解。一位来自他的教堂的基督教徒几天前顺道途经我处，向我讲起有关这位热心神父的热情和仁慈的动人故事。而神父本人却一直有意隐瞒可能引起对他尊敬的这一切。我曾收到他的一份简单的汇报，里面他只向我讲了一些神奇的事情，全归功于天主对人民的恩典和仁爱。

在中国魔鬼作怪是很普通的事，就和其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国度一样，这并不证明世界救世主已经取得了对地狱的胜利。在隶属于汀州的小城上杭，有一户非基督教家庭深受魔鬼的迫害。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看不见的手将家中的家具掀翻或者打烂。要么在先前没有一点火星的屋子里，突然看到燃起熊熊烈火，要么出现怪模怪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似乎在纸上画些什么，然后贴在墙上，没有人能看懂上面画的东西。另外还发生诸如此类的怪事，人们相信这些事决非人力所为。这户人家的家长对这样的折磨深感不安和烦躁，就求助于各种能够想到的迷信，以请走这些可怕的客人。他首先求告于“和尚”。这是些佛教的信徒，灵魂转世学说的鼓吹者，在耶稣诞生六十至八十年的时候，他们将一百多个荒唐可笑的故事连同他们的偶像一起带到中国。但是和尚不能给这个受苦的家庭带来什么帮助。于是他们又叫来了另一帮搞迷信者，当地人称之为“师公”。我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这些人在闹鬼的屋子里举行了一些神秘的仪式：但结果只能使他们蒙羞。他们把驱魔的失败归于他们来的人太少。因此他们最初来的是三人，为了增加驱魔力量，他们最后来了十人。于是每天上演新的闹剧，人们蜂拥而至，屋子里总是挤满各种各样的人。一位基督教徒偶尔遇见这一场景，他对师公们的荒唐之举实在看不下去，也为这些人让他们随意愚弄的无知所震惊，他高声喊道：“这家人真可怜啊!你们的钱真是白花了。如果你们求助于基督教的天主，不花你们一分钱，就会使你们得到安宁。这位天主是天地的主人，他使魔鬼闻风丧胆。”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位基督教徒的话，但他们有了印象。这些搞迷信者继续他们的杂耍，但鬼怪们坚守不出，还嘲弄他们，以至于“师公”们也没有坚持到底。于是人们不得不召请“道士”这第三批搞迷信者，关于他们，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道士们看到自己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被人们一请再请有点骄傲，他们趾高气扬地走进屋子，夸口说他们很快就会消除这些妖怪。但他们没神气多久，因为当他们的脚一踏进屋子，就突然遭到一阵冰雹般的石头的袭击，人们不知道石头是从哪里扔出来的。道士们还不习惯这样的接待，拔腿就走，比来时还跑得快，将这些可怜的受苦者留在新的麻烦之中。家长看到所有这些邵无济于事后，决定搬家，他相信这样一定会得到他们寻求多时的安宁。于是他们住进一幢新房子里，但鬼怪紧迫不舍，这一来将他们逼人绝境。在这位家长被痛苦烦恼折磨得受不了的时候，他在街上碰到了我们先前提到过的那位基督教徒。这位家长就问道：“朋友，您就是前几天在我们家嘲笑那些驱鬼者，说基督教的天主能够拯救我们的那个人吧?”基督教徒回答道：“正是我。要不要检验一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就全看您自己了。在您的邻居中，就有几个十分虔诚和热情的基督教徒，邀请他们再叫上几个本城其他的基督教徒，到你家一起向我们崇拜的天主提出请求，我希望仁慈的天主会使您如愿以偿。我本人还是有罪之身，新加入基督教，不敢单独上你们家去，因为我还不配向天主提出要求。但对于我的基督教兄弟们来说，他们的祈求天主是听得进去的，您肯定会等到满意的结果。此外，他们这么多人来，不会使您为难，他们不吃您的饭不要您的钱：因为在我们所信仰的宗教里，清心寡欲才是完美。”

这位非基督教徒听了这位新人教的人对他所说的话，似乎感到满意，但他归依宗教的时机还不成熟，天主只是通过这次交谈使他做好了准备。几天以后，魔鬼的欺负变本加厉，这个可怜的人，魂不附体，半夜起来跑到那个给他过忠告的人家里，敲开了他家的门，恳求他以他所崇拜的天主的名义，马上给他一些帮助。这位基督教徒想等天亮后再说，但那位非教徒一再恳求，于是基督教徒也就被迫随他前去。在向天主做了请求以后，他带上了念珠和圣水。他带着对耶稣基督的惟一信念，走进了那位非教徒的家门。他跪在地上，脸面贴地，做了祈祷。接着他拔去了僧道们的各种标签和告示，将这些别人碰都不敢碰的乌烟瘴气的东西踩在脚下，然后扔进火里。去除了所有这些迷信的东西之后，他使这产人家获得了彻底的和平和安宁，自此再也没有受到过侵害。这家的家长对他刚刚受到的恩典无限感激，宣布他将成为基督教徒。从此他开始遵守教会的清规戒律，一早一晚，带领全家做他们不多久就学会了的祷告。他还在祷词中增加了一些赞美耶稣基督和圣母的词句。卜嘉神父来到上杭后，有人向他介绍了这位热忱的预备入教者。这位家长为他和他的全家接受了洗礼深感欣慰。这位新基督教徒此后热情丝毫不减，今天已成为新入教者的榜样。不久以前，一些非基督教徒想将他的名字写在一块木板上，准备将之安放在寺庙里，他一把从那些人手里将木板夺了过来，当着那些人的面将木板砸得粉碎。那些异教徒威胁要到官吏那里去告他，他说道：“那就去吧，在他面前看看我们之中到底谁有理。”那些人被他的刚毅所震慑，转身走了，没有再打扰他。

我刚才叙述的归依宗教的故事不是这个教区天主惟一显灵的事情。卜嘉神父在他的报告中，还提到其他一些也十分奇妙的事：一些病人祈求天主而得救；一位非基督教的青年患疯病，一位基督教徒向他洒了圣水，在呼唤耶稣和圣母玛丽亚的名字后，他恢复了正常；两名难产的妇女在人们将一些圣骨挂在她们脖子上后马上就分娩了；一位十一岁的基督教小教徒，跌人一口深井，被一只无形的手接住，小孩发现自己掉在井壁一块突起的边沿上，从那里他安然无恙地被救了上来；最后我发现有一间房屋在冲天大火中被保留下来。这场大火烧掉了其他一百四十一间房屋。保留下来的房屋属于一位基督教徒，大火把他吓坏了，他逃了出来，弃房子于不顾。另一个基督教徒是他的朋友，他十分勇敢，充满虔诚，向房屋冲去，向房子洒圣水，并向天主急切地祈祷，终于保住了这间屋子。卜嘉神父曾到过现场，看到过这间屋子，证实这间屋子周围的其他房子或和它相连的房子都在大火中被全部摧毁或吞噬，惟独这间屋子幸免。也许对那些以他们的轻信为荣的教外人士讲述那么多的奇迹有点困难，但对于您尊敬的阁下，我很久以前就熟知您对宗教的虔诚，我就应该努力做到对您毫不隐瞒，以便您和我们一起敬仰天主的仁爱，以便您能帮助我们感谢天主最近为了激发新教徒的信仰而显现的威力。

当我不到抚州去时，我将南京的事务交给顾铎泽、汤尚贤和方纪金神父。在我不在的四个月里，他们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他们到达中国的时间还很短，勉强能说几个中国单词，但他们一直勤奋专心地努力学习一些向基督教徒宣传天主的事迹所必需的词语。他们找来我们的佣人，在他们面前复读他们已熟记在心的词句。当能熟练运用后，他们就在大庭广众面前大胆地宣讲这些话。天主赐福于他们工作的良好动机，当我返回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已经给四十九个人施了洗礼，他们出席了几次妇女的集会，对她们进行教育，坚定了她们的宗教信仰，为一些预备人教者施行了洗礼。在这里很难表达基督教徒们过圣周时的虔诚感情。星期日，全体的集会人异乎寻常地多，本来很宽敞的教堂显得太小了，人们用圣枝、香料、蜡烛来感恩，经过一年时间，在圣像前点燃这些东西，信徒们早已习以为常了。周四建立圣体节，人们将盛圣体的圣爵收藏起来，就像在欧洲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每次它被拿出来，基督教徒就分几批来瞻仰它，以至于整个下午和接下去的晚上，总是有人在祷告。他们手持念珠一小时一小时地高声诵读着祷文或若干长祷文形式的祷词，对圣体表示敬意。周五耶稣受难日，教堂依然显得十分拥挤。人们以我们在欧洲同样的方式对十字架表示崇敬。特别的地方在于，在神圣的仪式之后，这些热情的新入教者举行了严厉的苦鞭仪式。星期六，人们举行了教堂日常的仪式，复活节那天，一百多人来做弥撒，从早到晚教堂几乎都是满满的。

我认为，在这封长信的结尾最好附上一小段关于建昌教区和南丰教区在1702年2月至8月间所发生事情的叙述。这段记叙是马若瑟神父所作，当时由他负责这两处教堂，他为六百多人施了洗礼。记叙使人了解我们有时在乡下进行的巡回传教的情况，了解如果传教士能够经常进行这样的旅行会带来的好处。由于记叙十分质朴可信，我就原文照录：

二月初，我从南昌府出发前往我在建昌的教堂。我路过抚州时，有足够的时间帮助一位名叫保罗的老基督教徒走向死亡。他是抚州新教堂最早的和最热忱的信徒之一。这位好人热情地和充满信心地等待某位神父的到来。尽管他日渐衰弱，他总是说他没接受临终圣礼就不会死。在他看来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正好我到了。

第二天，我给他带去了临终圣体，他接受了，他当时虔诚的神情使我深受感动。当时，他的脸上荡漾着欢乐，预示着他的灵魂将于两三天后升人天堂，享受幸福，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天主就是这样喜欢和穷人交流，补偿他们对天主忠心耿耿的一生。接着我经过建昌，没有在那儿停留，就与陪伴我的戈维里神父和聂若望神父一起前往南丰。

我们在封斋期前几天到达南丰。由于我们不可能在那里呆很长的时间，我敦促男人们领受圣事，催促妇女们举行集会。托耶稣基督的福，我可以这样说，他们中的大部分用宗教信仰清算了他们过去的旧账，勤勉地去教堂做好了依次加入宗教的准备。如果我能够给他们作出更好的榜样，也就是说，具有更大的热忱，更加虔敬，品行更好，他们的热情可能会更高。在妇女的集会上，传教士特别需要耐心和始终不渝的平等态度。我们在那里为一些孩子施了洗礼，有时受洗的还有些姑娘和成年女子。她们通常是不信教的人，在有幸踏进一位基督教徒的家后，不久就接受了基督教教育，希望受洗。在封斋期期间，我主持了六七次这样的集会。

我们在城市里专心教导基督教徒的同时决不能忽视乡下的基督教徒。我体会到我们在乡村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在那里的人更易教育，即更神圣更天真，我们在那里因此会得到更大的安慰。封斋期的第一个星期，我去了一个名叫鹿岗的村子，该村离南丰不到一天的路程。它实际上是三四个小村庄，由于离得不太远，人们就把它当一个村子看。在路上，我让陪伴我的人随意吃了午餐，我自己一直前行，直到他们追上我。我在一个小山冈上看到一个人一直和我同行，他仔细地注视我，大概对一个外国人独自行路感到很奇怪。他先是默不作声地跟着我走，最后忍不住和我交谈起来。我利用这一时机，向他介绍了天主的王国，鼓励他归依宗教。我所讲的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益于耶稣恩典的奇效，他深受感动，决定成为基督教徒。

我一出现在鹿岗，我到来的消息就在这里的人家不胫而走。次日，我在做了弥撒后，准备去一片小树林，向天主祈祷。但当我刚走进树林，就被那里一些热情的人发现了。我友好地接见了他们，将他们送到一户人家，在那里我们的传道员正在讲道。由于在这个对我说来语言不通的国度里，传道员比我能讲解得更清晰明了，他对他们的教育比我更有效。在这第一次访问期间，我只给十八名我认为已经具备条件的人施行了洗礼，但我答应其他愿意受洗的人，四五个月后我会再来看他们，给更多的人施洗。在我离开鹿岗之前，我做了些规定，任命四个新教徒负责对预备人教者进行教育，照顾这批人。当时我曾给予一位患病的妇女一点点施舍，就引起人们对基督教的尊敬。这位妇女病弱体虚已经三四年了，甚至最亲近的亲属也不管她了，他们看到她长期处在这样的状况有点心灰意懒，而且确实他们也没有办法减轻她的病痛。她在接受了基督教教育后，我到她的小窝棚里为她施洗。我发现她睡在一点点稻草上面，在欧洲，随便哪一头牲口都比她的境遇要好。基督教徒尽可能地安慰她。我将一枚三十苏的硬币放在其中品行最好的一位基督徒手中，给这个可怜的妇女提供一点帮助，或在她死后将她葬了，以此使他们了解我对她灵魂的关心更甚于关心她的身体。我叮嘱那位基督徒，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经常给她讲天主之事。我走后两天，得到消息，说那位妇女带着十分虔诚的感情离开了人世。只要顺便给一点小小的施舍，就可以争取一些人成为基督教徒，或在一个村庄留下宗教的种子。

我在鹿岗发展的基督教徒到南丰来过复活节，他们又带了四五个人来由我施洗。其中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条件非常好。我在中国还没有看到过这么好心肠的人。他很有钱，他的母亲和外祖母每年要给和尚十两银子，希望他学业有成。他答应我，他的妻子、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以及所有其他的亲属都会加入基督教，他们一天不加入基督教，他就一天不休息。当人们想尽早在鹿岗建一座教堂时，这位年轻的基督教徒毫不犹豫地拿出钱来。以上就是我的鹿岗之旅。

我始终认为，根据我对中国人天性的了解，如果我们将宗教仪式搞得更辉煌亮丽，一定会对中国人更有吸引力。我们在南丰有三个耶稣会士，我们决定在圣周举行所有的仪式。星期四，我们的仪式开始。这一天有四十个人来领圣体，我们的弥撒配有助祭和副助祭。在领圣体之前，我高声宣布了接领圣体的行为规范。尽管我的汉语还不足于表达我的情感，但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许是出于新鲜，也许是由于仪式进行的方式和气氛，我在这些优秀的基督徒脸上看到了我从未看到过的虔敬。中国人现在还只会将祷词挂在嘴上，但我相信首先将他们不会自发产生的思想和行为准则高声地告诉他们是十分有益的，最终会慢慢地促使他们用心灵去祈祷。我们放置圣体的教堂被装饰一新，今年从法国带来的那些美丽的宗教画像使所有的基督教徒深有感触。晚上我以仪式特有的方式给信徒行洗脚礼。这使我费不少口舌说服我们新入教的一些人接受这一仪式，有些人就像圣彼得那样说道，他们受不了我们在他们面前受这样的耻辱。在向耶稣基督做了祈祷以后，我们抽取十二个姓名，其结果体现了天主的意志，抽中的都是最热忱最有德行的人。其中有一位出于谦虚真心向天主恳求不要抽到他。中国人特别注意这些细节，这样的细节使他们对宗教仪式肃然起敬。此外，我和其他神父所穿的圣服，点燃的大蜡烛，用汉语和拉丁语做的祷告，在这样的场合我认为比其他地方更显必要的端庄朴实，这一切都给他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们认为他们应该焕发出比从前更大的热情，应该向他们有幸代表的十二圣徒学习。

周五耶稣受难日，对十字架的拜谒一如平常，而在这之后紧接着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面前举行漫长而严厉的苦鞭仪式，人们洒下了许多眼泪。晚上我们上纪念耶稣苦难的大曰课。我们解释了放置在三角形物体上、随后一支一支熄灭的十五支大蜡烛的含义，解释了为什么最后一支要藏在祭坛下面，然后点亮以后又拿出来，解释了我们在大日课结束时所发出的声音是怎么回事。这些解释使他们十分满意，他们为我们每项仪式都包含着某种神秘色彩而深深着迷。

我在南丰为五十五名成员施洗以后，不得不前往建昌，我在那里所做的事大致相同。我出席了七八次基督教妇女的集会，我跑遍了所有有基督教徒的村庄。此外，我还在一个从未有人去布道过的地方为传播福音开辟了道路。有位住在建昌知府官邸内的善良的女基督徒送来一两银子，根据我的判断，她是要我用于基督教事业。我想这笔钱最好是用于在Siaoche建立小教区。这是一个距建昌六法里的集镇，处在建昌通往新城县(今黎川)的路途上。该镇的居民善良、直率、真诚，民风纯朴。由于小市Siaoche临河，居民几乎全是渔民。使我十分惊讶的是，当我走进镇子，没碰到什么人，只看见门口有几个小孩。这是因为这里的妇女都关在家里劳动，而她们的丈夫则在外忙于打鱼和耕田。这里的人们每年要耕种两三季。我在鹿岗的时候已经尝到了到乡下去传教的甜头，于是我离开了镇子，在乡下我看到所有这些穷苦的人民到处在劳动。我走近其中一人，他脸上挂着幸福的表情，我和他谈起了天主。他很容易就进入到我希望激起的情感中，他似乎对我讲的很感兴趣，出于敬意就邀我去他们的“宗祠”。这是镇上最漂亮的房子，它是属于镇上所有居民的，这里的居民长期以来习惯于不离开家乡。

因此他们互相都是亲戚，是同宗同祖的。当时有些人放下手里的活计赶到祠堂里来听宗教道理。我让传道员讲解了基督教的基本原则，我留了一些书给他们。我在那里没呆多长时间，为十九位预备人教者施了洗礼后就离开了。在我们居留建昌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为九十八人施行了洗礼。这样，从我们到达南丰算起到我接到命令离开建昌，我和我们的神父施洗的人数正好和我们在那里逗留的天数一样多。

阁下，以上就是马若瑟神父写给我的有关他传教活动的信。我对不能全文照录深感遗憾。全信很奇妙，对您也许更有启发。当我们在外省为归依灵魂尽力工作时，在京城宫廷里的神父们也没有闲着。除了应皇帝所求和对宗教的热爱促使他们为皇帝提供服务外，这些从欧洲到这里不久的神父专心致志地学习这里的语言和文字，这是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我敢担保，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困难更烦人的工作了。中国字如同天书，开始似乎不可能辨认。然而经过多看、多想和多记，它变清晰了，人们开始有点弄懂了。和当地中国人相比，这些困难对于欧洲人来说大得无法比拟。中国人对他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当然不会感到害怕，他们也就缺乏这种有利于克服巨大痛苦的机敏。但是耶稣基督的仁慈足于扫除一切障碍，他鼓舞着我们，在这样艰苦的实践中支持着我们。我们贪婪地工作着，希望在这中国人最看重的方面变得更为灵巧，使我们更容易将中国人争取到耶稣基督这边来。

在宫廷中的神父在学习方面有许多便利，这些便利在外省是得不到的。因为，就学习汉字来说，他们可以找到最优秀的教师；就语言来说，他们周围不断有人温文尔雅地与他们交谈。必须承认这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不管他们如何聪明能干，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就无法进入帝国显要人物的圈子。这些大人物邀请我们，和我们交谈，有时容忍我们谈灵魂得救的学说。虽然他们始终不归依宗教，但他们至少有时也保护他们给予尊重的宗教。随着他们愈了解这一宗教的内容，随着他们愈了解到这个宗教的传播者尽管在他们自己国内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却不远万里来此传教的事实，他们对这一宗教也就愈尊重。阁下，返回法国的洪若翰神父一定会告诉您他们在北京所取得的成绩。在北京每年被人遗弃的孩子的数目非常巨大，简直使人难于相信。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为一些这样的孩子施洗，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能够获得的最为可靠的成果之一。因为成年人归依宗教后，有可能中途放弃或发生变化，太多的人不能保持他们对所受到的恩典的忠诚。相反，被遗弃的孩子在他们受洗后不久便告别人世，必然升人天堂，在天上，他们必然为那些给他带来无限幸福的人们祈祷。

正是在这一点上，即使我们不想深究这里的神秘莫测，也能被天主对人的用心良苦而深深折服。天主在一个被看做罪恶渊薮的异教地区挑选了一些有罪的孩子，使他们成为天堂财产的一部分，而同时又将这些孩子的父辈以及无数其他的人放任自流，有朝一日接受他的审判。

一年前，由于高明的医术和外科技术而受到皇帝格外器重的樊继训修士有幸为一位皇孙施行了洗礼，并将他送人了天堂。因为在受洗一两天后他就夭折了，年仅三四岁。我毫不怀疑这位预定灵魂得救者这时一定在为拯救赋予他生命的人和为所有可怜的中国人恳求天主的仁慈。当御医没有希望治愈这位小皇孙的疾病后，人们请来了樊继训修士。樊继训修士一看小皇孙的病况就得知，他已不可能康复。小皇孙得的是天花，无药可医。热心的樊继训修士兄弟看到无法治愈他的肉体，就想到要拯救他的灵魂。他借口要更仔细地检查一下小皇孙以便向皇帝汇报，接近小皇孙。皇帝请他去了他常去的一间乡下住宅。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这位濒临死亡的孩子施洗，做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而不让任何人察觉。这位亲爱的兄弟对刚刚发生的一切还兴奋异常的时候给我写信，告诉我他已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欢乐，他不认为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大和更纯的快乐．刚才我已经谈到了传教士们的痛苦，而以上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的欢乐所在。阁下，这样的欢乐对您并不陌生，我相信当您将如此大量的疏远已久的异教徒带进教堂的时候，当您在您的拉福尔斯城堡的庭院里将大量致使异教徒们犯错误的有害书籍付之一炬的时候，您已经品尝过这样的快乐了。我知道国王对您的热情给予了赞扬，对您表示了他的好意和敬重，但我相信，这些荣誉与您看到几乎失望的灵魂重回拯救之路的满足相比，是较少使您感动的。

阁下，请您原谅我冒昧给您写了这么一封长信，而告诉您的东西却并不多。一个使命的开端总是困难的，我们不必赘言。当我们有了更多的教堂，当我们更好地掌握了语言，当我们更习惯于这个国家的礼节，最后当我们有许多现在还很缺乏的帮助的时候，托天主的洪福，我们希望信奉基督教的人会更多。我本打算告诉您一些这里正在展开的一场争论的情况，不知怎么地就疏忽了。明年我可能向您展开谈一下，这里的人对孔夫子和他们的祖宗敬重的问题。中国的基督教徒得知人们指责他们崇拜菩萨时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已经向教皇提出申诉，向他送去了原始证据，表明他们的信仰是纯洁的，他们举行的仪式是纯真的，里面决没有不虔诚和迷信的成分。我翻译了其中的一些证据。

谨致

深深的敬意

[1703年由魏方济神父在罗马呈尊敬的耶稣会总会长。原文为拉丁文，后译为法文]

我尊敬的神父：

遵照教皇的命令，我向您汇报我们传教的现状。此时正值中国尊孔祭祖之重大争论问题交由我上诉，为此我和庞嘉宾神父分别代表南京、澳门及阿斯卡龙、安德烈维尔)等主教以及所有在华耶稣会士被派到罗马。由于我在上船的一刻才知道我离开中国的确切时间，所以我无暇等待各地神父内容丰富有益、事关他们教区特殊情况的来信，但我仍然知道他们以前写信告诉我的一些消息，使我对他们的活动和天主通过他的使臣所行的善事有所了解。在这份汇报中，我不说我不知道的事情，也不想夸大其词，我尽可能地向您交代这些年来我们在全中国各地所施洗礼的确切数字。

中国的形势和辽阔的疆域、众多的城市和人口、风俗习惯、科学文化、统治制度、治安情况和人民的信仰等方面我都不说了，尽管我和那里的人民朝夕相处了近二十年。这些内容请看一下李明神父所写的《中国现状新志》就行了，我说不出什么新奇的东西。我所涉及的是我们的传教事务。

当我们法国神父约二十年前到达中国的时候，作为我们在华传教活动奠基者的葡萄牙神父在这里已经有了为数不少的美丽教堂仅仅一个江南省，在上海、在松江、在常熟，我们就有一百多座教堂和十万多基督教徒。然而法国耶稣会士有幸得宠于中国皇帝，并获得他对我们宗教的亲善，使我们法国神父和葡萄牙神父都能建立新的教堂。葡萄牙神父在保定、正定以及其他一些未曾传教过的城市得到了一些屋宇。在帝国京城北京他们建造了一所妇女的教堂。这样的教堂在当地是十分需要的，也是人们企盼已久的，因为中国的情况和欧洲不一样，欧洲的教堂是男女共享的，而中国的礼节和风俗不允许男女相处在同一个地方，人们认为男女混杂是不正常的。因此妇女有她们特殊的小教堂，传教士们去那里要格外小心谨慎，隔着栅栏向妇女传教，给她们行圣事。妇女天性善良纯朴，因此宗教很容易渗透到她们的心灵深处，她们十分热情忠实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北京的妇女用她们最值钱的物品充实新教堂，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为装饰祭坛，有些人贡献出她们的珍珠、钻石和其他的首饰，就如以前旧律时的妇女之所为。

在法国神父方面，除了他们计划在湖广、浙江和江苏等省建造新教堂外，他们已在江西省的饶州、九江和抚州建立了教堂。但没有一座比得上他们在北京皇城里建造的漂亮教堂。这位长期保护基督教的中国皇帝并不满足批准他们建立这样辉煌的敬奉天主的建筑，他还为教堂建造提供了一些钱物。对我们的传教有特殊贡献的法国国王还为此恩赐了一副银餐具和丰富的装饰祭坛的绣花布。

尽管我们在北京有了三座教堂，但还是不够多。一旦我们有了必需的资金，就准备在城市的东部再建造第四座。工程开支并不像欧洲那么浩大，这里的劳力和材料十分便宜。由于我们想把第四座教堂献给我们传教团的保护神圣约瑟，我们希望天主能够召唤这位伟大圣徒热忱的仆人们能够出资建造。我们能说的只是，在这位天主面前说情者的帮助下，我们已多次得到天主神奇的恩典。1692年就是在教会纪念这位圣徒的当天，经过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得到了那份通令全国的著名敕令，根据这一敕令，皇帝准许我们在他管辖的国士传播基督教。再往前推几年，通过对神圣家族圣主的祈祷，我们已经见到了大恩典降临的祥兆。中国皇帝得到圣约瑟的一幅画像，这幅画像是从前他父亲顺治皇帝从杰出的汤若望神父那里得到的。现今的皇帝就将这幅画尊敬地挂在他的头上，后来又作为礼品赠送给数学家安多神父。安多神父又将这幅画送往教皇处，作为这位中国皇帝对我们的神父的善意和对我们基督教尊敬的最好的纪念品之一。这里我不想多谈这一敕令。通过郭弼恩神父所写的并已被译成多国文字的历史，欧洲对这一重大事件均已知晓。

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教堂之外，还应包括江南省的芜湖和无锡的教堂，包括我们神父们在湖广省、福建省和广东省新建的教堂，还有本会被教皇任命为安德烈维尔主教和宗座代牧主教、受人敬重的杜加禄神父在广州和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大镇佛山派人建造的两座美丽的教堂。

最后，我还要补充在上川岛方济各·沙勿略原始墓地建造的精美的小教堂。但我的同伴庞嘉宾神父已经向教皇呈交了一本在中国印刷的关于这一教堂的介绍，其中有这一建筑的平面图和该岛基督教新的历史。在此之前该岛没有基督教徒。尊敬的神父，现在我希望如同我对一些教堂的了解那样了解我们在中国的所有教堂，这样就能对各教堂发生的事情向您提供确切的汇报。目前我们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有七十多人，这就是说，耶稣会士人数超过了其他宗教团体的主教和教士的总和。

北京的耶稣会士1694年施洗530人，1695年施洗614人，1696年施洗633人，以后的一年与此相当。这只是成年人的受洗数。至于孩子，我们施洗的人数多得多，尤其是那些每天早上被遗弃街头的孩子。弃婴行为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的国度里，人们能够容忍如此明显的紊乱，真令人惊讶。由于北京人口众多，那些自认为无法养活孩子的人肆无忌惮将孩子丢在大街上和广场上，使得一些孩子悲惨地死去，另一些孩子被野兽吞噬，所以我们首要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早上派传教员到城市各个街区为所有他们在路上遇到的、还活着的孩子施洗。每年人们遗弃的孩子达二三万，我们的传教员施洗数约3000人。如果我们能有二三十名传教员专门从事这一工作，那么只有很少的孩子得不到我们的关怀。1694年，我们为3400个孩子施行了洗礼。1695年有2639人，1696年3663人，接着这一年和上年差不多。

这对天堂来说是确定的收获，它不会像成年人归依那样，有重返罪恶或改信当地宗教的危险。我们要找到从事这项工作的传教员并不难，只要肯付出一点辛劳和具有热心肠就行。但我们必须支付给他们一些津贴，让他们能够赖以生存，而这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常常想，在这里，在罗马这一基督教世界之都，和在欧洲的各大城市，总是有不少的人必须补偿他们从教会中得到的好处，或者必须向他们多次冒犯或通过他人冒犯的圣主谢罪，他们应该幸运地发现有一种可以使他们与他们福祉的缔造者心贴心进行交流，并弥补他们罪过的最可靠的方法，这就是慷慨解囊。在北京，维持一名传教员，每年只需六七个皮斯托尔。

我们宗教的发展在外省比在北京要快得多。何大经神父一人在1696年和1697年就施洗了1500人。艾逊爵神父在江西省的江州同期也施洗了1000多人，习安东神父在正定一年就达到了这样的数目。利国安神父在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府十个月施洗了约900人，万惟一神父在江西赣州不到五个月就施洗了500人，在常熟和武昌传教的李西满神父和王以仁神父每年一般也要为五六百人洗礼。在基督教徒资格比较老、人数比较多的地方，譬如我前面已经提及的上海，人们每年要施洗一千一二百人。其他的一些教堂，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不太清楚那里的情况。

如果我们每天看到耶稣基督的队伍在不断扩大而感到无比快乐的话，那么了解到大部分基督教徒履行义务的热情也使人感到同样的宽慰。耶稣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的各种团体对宗教的这一切发展功不可没。我们每个月都要举行聚会，有时还要经常聚会。在举行了通常的宗教仪式后，我们选出五六个最热忱最能干的会员去对基督教徒进行家访，了解是不是全家都已入教，每天早晚是不是祈祷，是不是去做弥撒，是不是帮助病人，有没有设圣水，最后，有没有通过言论和神圣的榜样力量去争取非基督教徒。下次聚会的时候，这些派出人员对他们的使命作出汇报。通过这样持之以恒的实践，我们看到在建立这种神圣团体的教区里维持了空前的团结和虔诚。妇女以男人为榜样也建立了她们的团体，所从事的活动也和男子团体大致相同。在北京约有八百名妇女，分别在城市的各个地区聚集，她们互相学习如何尽最大的力量教育和争取她们的同胞投入天主的怀抱。

经常参加弥撒也有利于巩固热忱的新人教者们的信仰和虔诚。不止一次，我看到这些新教徒步行三四十法里，不顾极度疲劳，来到教堂，在得到忏悔和领圣体的幸福时，禁不住喜极而泣。尽管大部分的基督教徒是工匠和农夫，他们在集会上向老的信徒学习，捐献出财物。我们用这些捐献去资助病人和极端贫困的人，去印刷用于归依异教徒和感化信徒的、外面又无处可买的宗教书籍。

说到这里，您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基督教徒大部分是平民百姓?我们在中国有没有归依知识界人士或政府官员等高层次的人?这个问题我时时处处听到有人问，为了确切回答这个问题，我提请您注意，根据欧洲的标准，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平民，除了皇族和皇帝授予荣誉头衔数量极小的清廷亲王和若干特殊家族外，没有贵族。由于这些人一般都住在皇宫里或居住在鞑靼地区，因此在中国外省我们看到的基督教徒几乎都不是有名人物就不足为怪了。在宫廷之外，我只知道有一位满族王爷在几年前率他的妻子和家中五十多个仆人一起归依了基督教。他的府邸在满族人中也算得上富丽堂皇，他的叔叔曾娶顺治皇帝的一位姑姑为妻。于是，在辽阔的帝国内，成为基督徒的往往都是平民百姓。至于宫廷成员，我们在中国的体会乃和其他地方一样，得宠的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是很难进入天国的，尤其他们是不信教的。然而，除了商人、士兵、工匠、农夫和渔夫经常走进我们教堂外，我们还有些业士和博士，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尽管人数不多，且集中在北京钦天监里。

达官显贵、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帝国主要行政官员敬重基督教，他们认为这是最神圣和最合理的宗教。他们也尊敬传教者，友好待之，并愿意听我们讲我们的道德信条。他们赞扬这些信条，欣赏这些信条，但真要他们照此去做，要他们抛弃中国的宗教，他们就不听我们的了。他们贪图享乐和害怕标新立异最终使天主的恩惠功亏一篑，没能在包藏在肉体里的灵魂上打下烙印。

我到这里后，人们常提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是不是有奇迹产生，那是什么样的奇迹?我们不搞捕风捉影，称得上奇迹的事件是有严格含义的，因此我们只能将某些只有天主的神奇介入才能出现的事情称为奇迹般的事件，这类事件在我们神父的信件和报告中随处可见。下面有几件最近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无数这类事情的例子。

有位青年女子，她是家中惟一不信基督教的人，去看望她的亲戚

时突然得了重病。惊慌失措的家人就叫人去找一位名叫“保罗”的一传教员，这位传教员生活朴素，非常热心于拯救灵魂和归依非基督教徒。一听到“保罗”的名字，这位神志不清的病人就喊道：“你们要赶快去找保罗，但你们放心他不会急着来的，要过很长时间他才会来。”事实上，这位传教士十分繁忙，很难随叫随到。人们说不准他哪一天什么时辰到，当人们毫不在意的时候，病人突然显得烦躁不安，用尽力气连叫了两遍：“你们快去，你们快去，他来了。”人们走出屋子，跑向传教员要经过的那条河，惊奇地发现他果然到了。更令人颔首称奇的是，当这位传教员进入屋子以后，患病的女子就完全康复了。保罗问她对这样迅速而神奇的康复有什么感觉时，她回答道，开始觉得有些目光凶悍恐怖的人抓住了她，将她用铁链紧紧地绑起来，使她动弹不得，但当保罗出现时，这些人就逃之天天，于是她获得了自由。她接着说，她希望成为基督教徒，她一再恳求人们最好马上给她施洗。传教员对她进行了教育，和她丈夫一起为她施行了洗礼。

一位十二至十五岁的小女孩在上海附近病倒了。她母亲是位基督教徒，看到女儿生命垂危，请人为她施了洗，整夜陪伴在她身旁，不断地叮嘱她向圣母玛丽亚请求帮助。小女孩照她的话做了，凌晨，她对她母亲说：“我的请求见效了，我有幸见到了圣母。”她母亲对她说：“快向她请求治好你的病呀，我的女儿!”小女孩回答道：“啊!我亲爱的妈妈，圣母不是为此而来的，她是要带我去天堂。”就在此时，小女孩在她母亲极度的惊愕中断了气。

闹鬼在中国是很常见的。但新入教的人只要画一个十字，或用圣水一洒，就很容易摆脱魔鬼的纠缠。有位预备人教者尽管相信基督教是千真万确的，但由于他和一位巫师有交往，并因为迷信活动救过他一命而对其着迷，所以推迟接受洗礼。当他得知十字架对魔鬼的威力后，他想印证一下，十字架是否能阻止他那位巫师施魔法的效力。于是，一次正当这位巫师在驱魔时，这位预备人教者偷偷地画了个十字，结果魔法效力消失了。巫师深感诧异，又开始重新做起，但很不幸，十字架又一次中断了他的魔力。预备人教者深受触动，从此，他摒弃了所有的迷信，要求洗礼，他非常虔敬地人了教。不久前，在北直隶省正定府所辖的一个村庄里，有五十多户人家闹鬼，结果被圣水解救。

我们神父在驻地的日常工作是：接受信徒的忏悔，为病人做圣事，教育异教徒，和一些文人雅士进行讨论等等。他们在乡下的传教工作相对要繁重得多。传教士到达一个集镇，所有当地的基督教徒都会聚集起来，有教堂到教堂，没教堂的到最显要的基督教徒家。在做了祈祷以后，神父讲话鼓励他们进行忏悔，而同时传教员也安排信徒做忏悔、领圣体，安排预备入教者准备接受洗礼。弥撒后的第二天，神父为他认为条件成熟的人施行洗礼，吸收一些愿意归依宗教者加入预备入教者的行列。下午，工作重新开始，神父要到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时才离开集镇。

在基督教徒人数众多的教堂，神父以不同方式分配时间。比如在崇明岛，基督教徒有三千多。神父在最初几天用于男教徒的事务，接着几天再忙妇女事务，之后再让预备人教者来，对他们进行考核，如果有了足够的认识就为他们洗礼，接受他们领圣体，接下去如果有争论的问题就解决争论问题。在每个地方，挑选出二三名主要的基督教徒在神父不在时领导其他基督教徒，对他们进行教育。每户人家，要求张贴全家人都得遵守的行为准则，要求张贴日历，上面除了标明要聚会的星期天和节日之外，还标明应义务遵守的斋戒日。最后，神父还分发教理的入门读物、宗教书籍、圣水、念珠、画像等所有用于维持信徒的虔敬和激发信徒信仰的东西。

宗教的传播在乡村比城市更容易，因为乡村比城市更自由。在城市里，一切听命于地方长官。我们必须去拜访他们，根据礼节，带礼品不花钱是去不了的。相反，在乡村，人们的活动自由自在，不必经过任何人的批准。基督教徒的热情也很高，尤其是在开始阶段，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我不止一次地体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小城芜湖和在芜湖的乡下。我第一次出访那里，就为116人施了洗礼，第二次达到560人，其中有18至20个业士和一位曾在一座小城为官十年的官吏。这样巨大的成功使我决定在这个小城建造一座教堂，并在周围乡村又造了另外两座规模较小的教堂和其他若干所小教堂。

在中国，不仅有大量的城市，甚至还有些整个省，对耶稣基督都一无所知。在江南省，有五个一流城市和八十个二流城市既无教堂也无传教士。在河南省和陕西省，尽管每个省有八个一流城市和一百多二流城市，我们只有四五座教堂。在四川省、贵州省和辽东有不少人口稠密的城市和集镇，但我们没有一座教堂。如果传教士愿意推进宗教事业，建教堂和日常开支的钱都得由传教士自己来承担。因为如果我们向中国基督教徒伸手要什么东西，这便会损害天主的事业，便会为归依非基督教徒设置不可愈越的障碍，便使自己混同于和尚道士之流，正是他们迫使他们的信徒向他们施舍，用来养活他们和供奉他们的假神仙。因此，在中国以每年从欧洲寄来的少量补贴为生的教士们难有大的作为，连他们认为对归依民众的十分必要的旅行也不能都去。他们满怀热情，但由于缺乏资助，他们就经常不得不呆在同一个地方，远远超过他们希望呆的时间。

如果中国信奉了基督教，我们就把基督教扩展到鞑靼地区。那里天地广阔，我们的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东部鞑靼人口日增，皇帝在那里已建造一些城池，还有一些人口稠密的村庄。西部鞑靼只在靠近乌兹别克和里海一带才有些城市和村庄，但这并不妨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散布着各种不同的民族，几年前中国皇帝已经降服了他们。这些民族的所有财富就是他们众多的牲口，他们带畜群到处游牧，在同一个地方不会呆上三个月，一旦草地被牲口啃光了，他们就开拔到另一个地方安营扎寨，如此周而复始。要归依这些游牧的鞑靼人是件难事，因为他们完全被他们宗教的法师“喇嘛”所蒙蔽，对喇嘛盲目遵从。

几年前，我们的神父已经计划在辽东和整个东部鞑靼的首府沈阳安置下来。它是一座重镇，皇帝在那里设立了四个高等衙门可对鞑靼地区的所有诉讼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因为辽东现在已经归人鞑靼地区，辽东的居民不再被视为中国人，而是真正的鞑靼人。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归依基督教满族王爷已于两年前和他的家人一起迂回沈阳，他的热情有增无减，我相信他会利用他的声望使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如果我们在沈阳建立巩固的传教基地，我们就可借此进入高丽王国。高丽王国也是中华帝国的属国，它比我们地图上标出的要大得多。并且也许我们还可找到进入日本的途径，日本与高丽只间隔一条小小的海峡。

我尊敬的神父，这就是我们向您建议的宏伟计划。然而这项计划并没有超越您这位圣依纳斯)继承者所具有的远大眼光，也没有超越方济各·沙勿略圣使的继承者从他那里继承来的非凡勇气。

但愿天主能够降福让我们看到这项计划的完成，但愿人们能敞开他们的心扉，一如教皇从没使我们缺少劳力那样，也不让传教士们缺少推进天主事业所需要的物资。推进这项事业要靠传教士自己，也要靠分担他们一部分工作的传教员们，在丰收的季节里，仅靠耶稣会传教士来做工作，是远远不够的。

(1703年2月10日于江西抚州府)

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去年3月的第一天，我离开南昌府，前往傅圣泽神父所在的抚州，就是我现在给你写信的地方。现在说中国已经印证了我的先人之见还为时过早。上次我给您写信做精彩的描述时，我所看到的只是广东省的一部分。在陆地上，我才勉强走了四天路，看到的也尽是些悬崖峭壁和豺狼虎豹出没的荒野。然而尽管中国这一部分和其他大部分省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我们还是在那里看到了一些美丽的城市和人口稠密的村庄。

我们从广东省最北部的城市南雄通过陆路进入江西省最南面的城市南安。南安和奥尔良一样大，非常美丽，人口众多。从南安到赣州府，沿途都是荒凉地带。赣州是像鲁昂那样大的城市，商业繁华，有许多的基督教徒。从赣州到南昌，这一带非常迷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在南昌，有一天我们其中的一条船差点遇险。有一段长约二十法里的河水，水急浪高，更为险峻的是水中布满了无数浪花飞溅的礁石。但当我们通过它之后，迎来的是一条风景秀丽的河流，河的宽度是鲁昂段塞纳河的六倍多，河上百舸争流，在白天，你的眼光随便往四周一扫，就能数出五十多条正扬帆竞航的货船。

你不必为有那么多的船而大惊小怪。中国人确实和国外很少通商，但作为补偿，在帝国内部的商业规模都相当大，这是欧洲无法与之比拟的。中华帝国疆域辽阔，每一个省都是一个王国，有的出产稻米，有的生产布匹，每个省都有它们独一无二的土特产。所有这些物品不是经陆路，而是通过水路运输的，因为这里河道纵横，风景秀丽，这都是欧洲难以与之相媲美的。

使我深感欣慰的是，在我经过的所有城市都能看到大量为供奉天主而建的教堂和充满热情的基督世界。基督教的发展在这里曰新月异，似乎整个帝国最终归依的时刻也已来临。我们只要稍微得到欧洲信徒们的一点帮助，一切都有希望，因为这个民族开始欣赏我们神圣的教义，已经为新基督教徒们树立的美德形象所触动。

至于我，我得向您承认，我也被这些新基督教徒的纯真和热忱感动。有些人每个星期天都徒步八到十法里来参加弥撒。许多人每个星期五都参加教堂的聚会，他们诵读一些对耶稣基督表示敬仰的祷词。他们在互相间求得对以往相互冒犯事情的谅解后，才会离去。如果人们不是有意调和的话，他们的严厉和自责甚至会很过分。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基督徒，他全家都信佛，在这样环境中，他依然不忘每天在耶稣受难十字架前做祈祷，而他的家人却在此时跪拜菩萨。他的母亲和兄弟拼命想使他变心，但他坚定地经受了他们威胁虐待的考验，他总是坚定而又温和地回答他们，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差一点投入基督教的怀抱。

新基督教徒们的热情使他们想像出归依非基督教徒的各种技巧、花样之多，简直难以置信，我曾千百次地为之拍案叫绝。不久以前一位贫苦的、靠施舍为生的盲人来求我给他两三本书，他会有什么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原来他是将书交给十多位非基督教徒去读，对他们进行我们神圣宗教教义的初步教育。我曾碰到一些孩子来向我求教如何应付他们异教的父母亲带给他们的困难，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孩子将他的母亲和家里其他人归依了。

然而，我们不否认传教士在教化中国人时也遇到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人瞧不起其他民族是最大的障碍之一，甚至在下层群众中也有这种情绪。他们十分执著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道德、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的学说信条，他们相信只有中国才配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我们指出他们崇拜的那些菩萨的荒唐时，当我们使他们承认基督教是伟大的、神圣的和颠扑不破的宗教时，他们似乎准备入教了，但事实远非如此。他们会冷冷地回答道：“我们的书里从来也看不到关于你们宗教的事情，这是外来的宗教，如果中国以外真有什么好东西，真有什么真实的东西，我们的圣人学者们会不知道?”

他们经常问我们欧洲有没有城市，有没有村庄，有没有房屋。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看地球仪时那副惊讶窘困的神态，真叫我忍俊不禁。有九到十位文人要我让他们看一下地球仪，他们在上面找中国找了老半天。最后他们认为包含着欧洲、非洲和亚洲的那个半球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甚至觉得把世界其他部分归于美洲似乎还大了一点。我故意不纠正他们，直到他们其中一人要我解释一下地图上标明的文字和地名时，我才对他说：“你们看到的是欧洲、非洲和亚洲。在亚洲，这是波斯，这是印度，这是鞑靼地区。”“那么中国在哪里呢?”他们大家都喊了起来。我回答道：“就在这块陆地的角落里面，这就是它的边界。”我难以表达当时他们是多么地惊讶：他们面面相觑，自言自语地吐出几个中国字：“小得很。”

在科学和艺术上，尽管他们远远达不到欧洲那样的完美程度，但从来都不能说服他们照欧洲的方法做。为了让中国的建筑家们按欧洲的风格建造我们在皇宫里的教堂，甚至必须动用皇帝的权威。为此还必须任命一位官吏监督皇帝命令的执行。

他们的船建造得很差，他们欣赏我们的造船法。但当我们鼓励他们仿造时，他们对我们提出如此建议表示惊奇。他们回答我们道： “中国船就得这样造啊。”我们对他们说：“但这种方法一钱也不值。”他们说：“不管怎样，只要它是中国的东西就行，哪怕是对它进行小小的变动都可能是一种罪过。”

就这个国家的语言而言，我向你保证，要不是为了天主，我们是

决不会自讨苦吃去学它的。我每天八小时抄写词典，整整花了五个月时间，才使我最终能够阅读汉语书籍。十五天前，我在这里找了一位中国文人，早晚各三小时跟随他辨识中国汉字，像小孩那样费力地朗读。中国常用字约四千五百个，但总数达到六万。对于我们，只要掌握布道、传教和听忏悔的一些词句就够了。

使重要人物特别是政府官员信奉基督教要困难得多。他们大多以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为生，而且可以尽他们财力纳三房四妾，这些犹如捆着他们手脚的锁链，难以挣脱。只要举出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

约在四十五年前，一位中国官员与巴伐利亚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结为好友。这位传教士竭力想归依该人人教，但一切都白费。最后这位官员受朝廷派遣去外省任职，临行前，汤若望神父送了他几部关于基督教的书籍，他情面难却才将这些书收下了。后来他非但没有读这些书，反而更卖力地投靠中国的僧人，他还将一些僧人接到自己家里来住，专门为他们的书辟出一间书房，通过读这些书力图抹去汤若望神父的话在他思想深处留下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但四十年后，他病倒了，忽然想起汤若望神父与他多次交谈的情景，他请人拿来汤若望神父送给他的书，捧读起来。他被天主感动，要求受洗。受洗前，他自告奋勇对全家进行开导。他先从他的妻妾人手，他向她们讲了我们宗教的教旨，同时给每个人一笔钱，使她们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过基督教徒的生活。接着他向所有的孩子进行教育，自己接受了神圣的洗礼。自从我到达这里以后，我又欣慰地得知他的妻妾们和两个儿子已经受了洗。

放高利贷在中国人中十分盛行，这又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有人告诉他们，在受洗之前，必须退还他们的不正当所得，因此可能使他们倾家荡产时，你也不得不承认，要使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除非天主创造奇迹。这就是通常中国人还大多处于非基督教黑暗中的原因。几天前，我就遇到一件十分伤心的事情。

有一位富商来看我，求我为他施洗。我询问他信教的动机是什么，他回答说：“去年我妻子受了洗。从那时起，她活得非常圣洁。她去世之前，特意拉着我，告诉我她会在哪天哪个时辰死去，天主已经通知她了。她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证明她所信仰的宗教是真实可信的。她确实是在她告诉我的那个时辰去世的，因此我不能拒绝她临死之前要我归依基督教的请求，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找您，请求您给我施洗。”根据这么好的态度，难道我没有理由相信要不了多久我就有幸能够为他施洗吗?然而当我在教导他的过程中涉及到他人财产的问题，谈到归还不义之财的必要性时，他那些美好的愿望顷刻之间荡然无存。他开始动摇，最后他对我说他下不了信教的决心。

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腐化堕落是和基督教教义格格不入的。中国人只要能在外表上维持体面，就可以在暗地里放纵自己干出一些羞于启齿的罪恶勾当。约在半个月之前，有位中国僧人来求我开导他，看上去他具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他对我说，他舍得抛弃一切。但我刚开口向他说明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应该具有怎样的纯洁性，告诉他天主的宗教是神圣的，容不得半点物欲和邪念，他就对我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考虑入你们教了。”前面还信誓旦旦相信我们宗教的真实性，转眼就放弃了信教的打算。

下面我要讲的是中国妇女的一些风俗壅塞了妇女归依基督教的道路。中国的妇女从不走出家门，也不接待男士们的访问。妇女不准在公共场合露面，不准过问外面的事务，是这个帝国一条基本的伦理纲常。更有甚者，为了能使妇女们更好地遵守这一伦理纲常，人们使她们相信，女人的美不在于颜面的线条，而在于脚的纤细。以至于她们最为关心的是将脚缠小，自己剥夺自己行走的权利。一个刚满月孩子的脚都要比一位四十岁妇女的脚大。

因此，传教士们既不能亲自向妇女们布道，也不能通过传教员去做。必须先归依其丈夫，再通过丈夫向妻子传教，或者通过一些女基督教徒上她们家向她们解释教义。此外，一旦受洗以后，她们也不能和男人们相聚在同一座教堂。到目前为止，我们每年召集妇女六七次，有时在妇女专用的教堂，有时在某位基督教徒的家里，以行圣事。在这样的聚会上，我们为那些条件成熟的妇女施洗。不久我将为十五人施洗。

再加上中国的妇女只会说她们省的方言，她们很难听懂我们传教士的话，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只会说中国官话。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弥补这种不便。记得在我刚到这个城市后不久，一位中国官员的妻子找到一种补救办法。由于传教士无法听懂她的忏悔，她就叫来了她的大儿子，她先向她儿子袒露她的罪孽，再让她的儿子转告忏悔神父，儿子再将她无法直接听懂的神父建议和教诲传达给她。在欧洲，您能找到这样纯朴和热诚的事例吗?

最后，妇女对丈夫的依赖使人们几乎不能相信她们的归依，尤其是她们的丈夫还是异教徒时；下面就有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有一位还未入基督教的妇女曾秘密地接受了我们宗教的教育，在重病在身之际，要求他的丈夫去请传教士来为她施洗。深爱着她的丈夫不愿给她增添痛苦，就答应了她的要求。本来第二天一早，这位妇女就有可能接受她梦寐以求的恩典。但当地的僧人得到消息后，马上找到那位丈夫，严厉指责他的软弱，指责他竟然会同意她去接受洗礼，还向他说了种种有关我们传教士的荒谬绝伦的坏话。次日，当传教士准备去为这位垂死的妇女施洗的时候，丈夫派人来说，他感谢神父为他做的工作，但现在不想让自己的妻子受洗了。我们尽了一切努力说服他让我们做当初他已经同意的事情，他的基督教朋友也特意赶来劝说他。但他就是不从，他说：“我知道你们和传教士的伎俩，他带着他的油来，是想把病人的眼珠挖出来，做成望远镜。不，他不能踏进我的家门，我希望我的妻子能带着她的眼睛入土。”不管人们如何做，都无法使他醒悟，他妻子没接受洗礼就死了。

我想在结束这封信之前，再给您讲一件我们热诚的基督教徒维护信仰的事例。我正是靠了他们的帮助，才有幸为几位异教徒施行了洗礼。那是在傅圣泽神父正好不在的时候，一位非基督教徒跑来要求我去救救他们全家，说他们家给鬼闹得鸡犬不宁。他向我承认，之前他们已经求助过和尚，三个月里做了几次牺牲祭祀，但证明无济于事。他们又求救于道士(当地僧人的一支)的首领张天师，从他那里花二十法郎买了一些驱魔的咒语，禁止魔鬼再来骚扰这产人家。

最后他们求遍了中国的所有神仙，到各地寺院到处烧香拜佛，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但这户人家的情况始终未有改变。他伤心地看到他们家七个女人发病时极度狂暴，不能自制，要不是人们事先将她们捆起来，她们早就互相残杀了。根据他的陈述，我判断这位可怜的人说得十分坦率，所有这一切之中确有魔鬼在作怪。我首先问他为什么来向天主教会求援。他回答道：“我知道，你们崇拜造物主和世界万物的绝对主宰，魔鬼伤害不了基督教徒。这就使我决定来请您上我们家，召请你们的天主来减轻这么多人的痛苦。”

我竭力安慰他，但同时我使他明白，当他们家里还保留着异教徒的象征物品时，他们不要期望天主会为他们做什么事。我还告诉他，只有当你们接受我们教义的教导，准备受洗时，我才能向你们提供你们要求的帮助。我还说，这种疾病纯粹是自然的，在一切开始之前，我要认真地检查一下，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病。接着，我将他交给一位热诚的基督教徒，由这位基督教徒向他讲解我们宗教的基本教义。

最后，这位异教徒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第二天，他又来到我的教堂，给我带了一个口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尊菩萨，一根长约一法尺、厚一法寸的方棍子，棍子上密密麻麻刻着些中国宇，还有另一块高五法寸、宽二法寸的木块，也到处布满了中国字，只有一面刻着个魔鬼一样的形象，一把剑穿透而出，剑端又刺进一块四四方方的木头里面，这块方木头上又覆盖着那些神秘的文字。然后他交给我一本书，大约有十八张纸，上面写的是张天师的命令，以此禁止魔鬼再向他提到的人捣乱，否则将遭重罚。这些判决由张天师盖印，并由他和另二位僧人签字。许多可能使你感到无聊的细节我就不说了。

但也许你不会在意了解一下这些菩萨是如何构造的。它们实际上是镀金的木块，表面绘制得十分精细，有男人的形状，也有女人的形状。男人的脸形是中国式的，女人的脸却带有欧洲人的特征。每个菩萨背后有个开口，用小木片挡上。我打开小木片，发现洞口很窄，但往腹中去，却宽敞起来。菩萨的肚中塞满了丝，摸到底有一只像人的肝脏那样的小口袋，里面装满了米和茶，显然是供菩萨维持生计的。在心脏的位置，我发现有一个折叠得很特别的纸条，我请人给我念了一下，原来这是这个家庭全体人员的花名册，上面有他们的姓名、字号、出生年月日，一切都标明了。我们还从中读到一些亵渎神圣的和迷信的祈祷用语。女性菩萨除了这些之外，在肚子深处，还有一个长形的小棉团，用绳子细心地捆起，有点像襁褓中的婴孩。

那位异教徒看到我将这些菩萨投入火中焚烧后，以为我去他家已没有任何障碍。在场的几位基督教徒也和他一起来请我上他家去。然而天主还要求我向他们展示天主的神奇力量，所以要我一再拒绝他们的要求，直至我对疾病的本质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只是派了几位基督教徒去看一下，然后向我汇报情况。这几位基督教徒去时信心十足，随身带着十字架、圣水、念珠等其他一些我们宗教的用具。有几位异教徒早已在那里了，其中还有一位当地的僧人，他们好奇地跟随基督教徒而去。基督教徒一到那户人家，就要求全家人跪下。接着他们其中一人手持十字架，另一人捧着圣水，第三个人开始讲解使徒信经。讲解以后，讲解人问那些病人，是不是相信这些基督教的经文，是不是信任全能的天主，是不是相信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功绩，是不是已做好准备抛弃一切天主不喜欢的东西，是不是愿意服从他的旨意，照他的教义去做，至死不渝。病人们都点头称是，于是他给他们每个人都画了十字，使他们瞻仰了耶稣受难十字架，接着就和其他基督教徒一起开始祈祷。这一天病人没再犯病。非基督教徒们成群结队赶来看热闹，他们对发生的变化感到非常惊奇，一些人认为是基督教徒全能天主的功劳，另一些人尤其是那个僧人，高声叫嚷：这纯属偶然。

天主为了使那些执迷不悟的人醒悟，有意在第二天让病人再次发作。僧人和他的支持者洋洋得意起来。但他们马上目瞪口呆地看到，不管病人癫狂多少次，只要向他们洒点圣水，脖子上挂串念珠，向他们画个十字，口中念叨着耶稣的名字，他们即刻安静下来。这种效果的出现不是一点一点的，而是立竿见影的；不只是一次，而是一天十多次。

奇迹使得当地的僧人和非基督教们哑El无言。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基督教的天主才是惟一真正的天主，他们之中有三十多人从那时起开始归依基督教。次日，我们其中的一名基督教徒将一个十字架恰如其分地放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他在所有的房间洒了圣水，从此，全家人断了病根，身体非常健康。三个月来，我一直忙于为这次奇迹所归依的人布道。

此外，为了永久纪念这一非凡的恩典，他们在客厅里挂了一幅很大的耶稣像，这幅耶稣像还是我送给他们的。在耶稣像的下面他们立了一块碑，刻上大大的中国字：某年某月，本家庭遭受何种疾病，各种僧人和中国的各路神仙都对此束手无策，某日基督教徒来求救于真正的天主，病痛马上消失。为了感谢这样的善举，我们加入了基督教，如果我们的后代忘恩负义，弃基督教的天主而信其他的天主，我们将遭不幸云云。后面还写着些天主的清规戒律。

此后，我手边总有四十个预备人教者需要我给予教育引导。我给一些人洗礼后，随后总会有更多的人替补进来。

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听说我们耶稣会的两位传教士在印度支那戴着镣铐锁链为天主光荣殉职的消息。

勒鲁瓦耶神父从东京写信告诉我，他和耶稣会的其他四位传教士去年有幸为5166名非基督教徒施行了洗礼。至于我，我在等待人们给我一个固定的教区。本月1日，我已得到允诺会得到一个，据说，这将是个艰苦、贫穷和有大量工作要做的教区，将会受很多苦，但收获也一定很大。请您向耶稣祈祷，我是配得上接受他的恩惠的，并对他感恩戴德。

谨致

崇高的敬意

1703年2月15日于舟山，浙江省境内的中国

港口，距宁波有18法里)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宁波一一某些欧洲人称其为Liampo，是浙江省境内一流的城市之一，也是濒临中国东海的一个极好的港口，它还与日本隔海相望。根据我们的观测，它处在北纬29度56分，离大海有五或六法里。我们在涨潮时通过一条极美的江进入该城。这条江至少有一百五十托瓦斯宽、水深皆为七或八法寻，江边两侧均有盐场，并有村庄和耕种过的田野，这些田野从高山下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此江的江口由一个堡垒和一座名为定海的三流小城所防御着，环城有塔和极好的城墙。那里有一处管理机构，负责查看所有进入此江的船只。暹罗与巴达维亚的中国商人每年均到宁波寻购丝绸：因为中国最好的丝绸就产于该省。福建以及其他相邻省份的商人也不断光顾此地。

宁波的商人与日本做的买卖颇大，其前往日本始自圣方济各·沙勿略时代；显然，沙勿略知道这些有关中国的特殊情况，并在其接近晚年时在欧洲写过如下评述。这些评述甚至表明，沙勿略曾经打算乘坐这些中国商人的船前往中国。他写道：“宁波是一个中国的大城市，距日本只有一百五十法里……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将是我们耶稣会传教士进入这一重要王国的港口。其他修会的会士也将可能来此满足其最强烈的愿望，即在天主的感召下为拯救异教徒而效力。所以，我为希望归依这些人民并劝告他们信奉天主的人们祈祷。”极有可能在此时，他甚至考虑过致信日本皇帝，向他要求一份通行证。因为据说这位君主当时与中国皇帝的关系是如此地密切，以至于他甚至也拥有一枚盖于执照或通行证上的大印，可决定这些船只或人员是否可以前往中国。

我相信，我们是自本修会早期“印度宗徒”(指沙勿略一一中译注)对此有所记载以来首批走这一条路的人。沙勿略本人看来曾想通过这条路进人中国，如果雅克·培莱拉的使命没有因满剌加总督的贪财与嫉妒而失败的话，他可能更倾向走通向宁波的航道，而不是走通向上川岛的路。上川岛是他逝世的地方。

据卫匡国神父记载，从他那时起，我们的修会在宁波就已有一座教堂。该教堂准是在鞑靼入侵时被完全摧毁。因为当我们到达此地时既没有发现任何教堂的遗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基督教的遗迹。那里的人甚至很不习惯于见到欧洲人，以至于人们从各地赶来观看我们，好像我们是某种新类别的人。

得悉我们的到达的中国官员们尤其想见我们，并礼貌地接待了我们。他们问我们是在追求什么以及此次航行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答道：皇帝的威名四方远扬，而且他允许外国人前往他的国家的港口，因此，我们决定从事此次航行；我们的计划是在此停留下来，与我们的兄弟一起为真正的天主服务；我们已极其遗憾地获悉，这些兄弟中的数人已经作古，而其他的大多数人因为年老体弱所困，亦要求援助。

我补充说，南怀仁神父在欧洲时曾亲自给我写信，邀我前往中国。他把此信交给了柏应理神父，后者已忠实可靠地把该信交付于我。我们感到，这些官员对南怀仁神父格外尊重，我们的回答使他们甚为高兴；如果他们能够做主的话，他们准会乐意答允我们所提的要求，让我们重建耶稣会的教堂。然而，对我们的宗教深恶痛绝的浙江巡抚使我们难以受惠于他们善意的安排。虽然当时气温极高，使人无法再呆在船上，这位巡抚仍责备地方官员允许我们在宁波买房。他随之写信给礼部，要求禁止在邻近王国航行的中国船只带任何欧洲人前来中国。或许，他希望礼部的答复会不利于我们，这样他就能够将把我们送到此处的船只充公，并占有我们所带来的一切。

当时，我们不失时机地向居住在该省省会杭州的本会传教士一一我们尚不知他的名字，通报我们到达的消息。我们在送发我们的信件时，还附上了您托我们转呈南怀仁神父的信。由于天主特意的安排，在杭州的本会传教士恰好是来自西西里的殷铎泽神父。

在上一次宗教迫害中，他曾为了耶稣基督而被打人囹圄与遭到流放。由于他在1672年曾为了传教事宜返回欧洲，而我从那时起就曾写信给他，要求与他会合，并献身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此，当他获悉我们已与他近在咫尺时极为高兴。他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感谢天主终于赐福给我们，他让你们从海难中脱险，以便通过你们的帮助来拯救受到严重损害的传教事业，这一传教事业由于缺少人员与援助每日都陷于困境。”殷铎泽神父立刻就给我们派遣了其手下的讲授者之一，此人是天主教会法学院毕业生，同行的还有他的两位佣人。殷铎泽神父还指点我们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应如何行事。

在通过我们寄送给他的信件得悉我们的意图与计划后，殷铎泽神父向我们推心置腹地答复道：“你们已经完全阐明了想要了解的一切。自从我得知你们抵达暹罗的消息，我即考虑了你们向我昭示的所有之事。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一种特殊的神灵的启示，还是因为一种普通的推测；我所能告诉你们的是，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你们到来。而今你们来了，对此我深为欣慰。”

浙江巡抚呈给礼部的关于把我们遣送出中国的提议可谓惟一使这位圣徒的喜悦之情受到烦扰的事情。他求助于天主，并在其教堂中要人们公开地为我们祈祷。他甚至要求儿童向天主乞求援助。当这些儿童拜倒在救世主的像前，他要他们这样说道：“天主，以您神圣的名义，留下这些前来从事拯救我们的灵魂的神父吧。”

在宁波逗留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向中国官员们讲起天主的崇高与力量。当时这一地区已连续三至四个月滴雨未下，庄稼受到破坏，人们担心会有大的饥荒。有关方面下令全城斋戒，并要人们在各个寺庙里做祷告。焦虑不安的总督就此次旱灾的原因请教于我们，问在欧洲是否也发生过这样的旱灾以及我们为摆脱灾情是如何做的。我们回答他道，我们所敬奉的天主是万能的，我们求助于祂，我们前往教堂乞求祂的怜悯。总督回答说：“但是，我们采用类似的做法已有一个多月了，我们前往南方的港口以及城里所有的寺庙却毫无成效。”我们又答道：“对此我们丝毫不觉得惊奇。大人，如果您允许我们畅所欲言，我们将向您陈述其真正的原因。”于是，我们开始向他讲述天主，使他知道天主创造了天与地、人与世间的万物；一切都取决于天主，如下雨与旱灾、饥荒与丰收、善与恶，天主根据自己所做的判断，分别用它们来惩罚或奖赏人类；我们向他提出，由我们像在欧洲时所做的那样，对真正值得祈祷的天主进行祈祷，因为天主是万物的主宰，并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他说：“然而，你们的诸神却并非如此。它们有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它们有耳朵，却什么也听不到；因为这些虚假的神原先只是死去的人，他们既无法逃脱死亡的共同法则，又无法避免死者的普通结果，由此，他们既没有感情，亦没有力量，他们听不到你们的祈祷就丝毫不足为奇。使他们拥有皇帝的捐赠与众人的迷信的神的称号既没有给他们自身增添任何新的东西，也不会赋予他们任何名副其实的力量，即既能呼风唤雨，又能支配人世间的其他人。”

总督温和地听着我们叙说，并恳求我们去乞求我们的天主赐雨给他们。我们答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但是，既然所有的人均需得到这一恩泽，那么光由我们去乞求就不公平了。”他说：“好!我明天将来你们这里敬拜天主，并供奉香火。”我此时甚为钦佩我们的神父们的虔诚。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他们心中充满着我们的主对其传教者所要求的这种强烈的信仰：Habete fidem Dei．(拉丁文：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圣经·谷》)正当我们从事仪式的准备工作时，我们得知总督离开我们这里后，将于次日率全城的所有官员到邻近的山上去祭拜龙王。我们觉得，这种三心二意的做法会使天主感到不快，于是，遂派遣我们的翻译去告诉总督，不能侍奉二主。如果他想光临我处敬拜天主的话，他就绝不应该再到别处去拜神。总督回答说，他无法不出席次日在山中举行的祭拜仪式，为此他决定不来我处参拜天主。几天后，天下了点小雨；但是，随后而来的一场狂风暴雨使田园荒芜，大批船只在沿海沉没。天主有时就这样来惩罚罪人。为了使这些罪人更好地改邪归正，天主进行了第二次惩罚，并使他们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

11月2日，我们获悉皇帝以此充满善意的谕令召我们进京：“所有人皆来宫廷。通数学者留在朕的身边候用，余者可前往其想去的省份。”不久，有人给我们送来了此谕令，宁波的主要官员们前来拜访，对我们受到皇帝的恩宠表示祝贺。我们立刻起程，并取道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在杭州，我们深感欣慰地看到了殷铎泽神父，并与他共度了若干日子。由他派出的基督教徒来到江边迎接我们，并陪伴我们来到教堂，而殷铎泽神父则在教堂等候我们的到来。他引我们来到大祭台前。在此，我们跪在天主的像前，敬拜使我们受到许多恩宠的天主。随后，我们转向了殷铎泽神父，并亲切地与他拥抱。我们的泪水比我们的言辞更好地向他表明了我们的喜悦以及我们所满怀的强烈的感激之情。这位已去世多年的神父当时是本修会在中国的副省会长。虽然他头发已经全白，年纪也在六十岁上下，但他仍极为健康并精力充沛。我把他的像带回了法国；此像是在他逝世后画的，根据中国人的习俗，当人们将其遗体运往墓地时，此画被挂在灵堂。

在我们从杭州到北京所经过的其他城市，我们均受到礼遇。有一位中国官员与我们同行，他负责照料我们所必需的一切。我知道，在法国有一些人责备与谴责传教士在异教的国家让人厚待他们。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并没有力求如此，而是在尽量地避免这种情况。但是，在中国，当人们根据皇帝的谕令往返各地时，就无法拒绝这种礼遇。如果有人不遵守这种礼仪方面的规定却又自称是受君王的派遣或召见的话，他就会在其经过的城市被人当做招摇撞骗者。这种礼遇使我们受益匪浅。我相信，没有人敢小看这些有着尊贵标志的传教士。而这些传教士在所经之地把在该地区传教的其他传教士介绍给各省的官员，促使中国官员平息异教徒有时对当地传教士进行的迫害。最后，基督教徒们依靠官员们的声望平静地生活着，而异教徒们因看到基督教得到如此好的保护，也会毫不害怕地去选择它。此外，这一切也会有助于欧洲商人。在一个他们得面对某些官员的贪婪与背信弃义以及并非总是公正的国家里，他们有时候需要保荐。

我们在1688年2月7 日才抵达北京。当时整个宮廷正在为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守丧。我们的神父也陷入了痛苦中，因为南怀仁神父在拖着病弱之躯度过了数年后于十天前逝世。这位虔诚的信徒在上一次宗教迫害中因其信仰饱受折磨。他被打入牢狱，戴上沉重的枷锁，他戴枷锁的时间在公开表明基督教信仰的人中是最长的。天主利用他召回在广州流放的传教士，让他们重归其教堂，并在教堂重新集结信徒。对放逐以及剥夺财产的担忧亦被驱散。从这时起，他成为信仰的保护者，成为各省受到中国官员骚扰或迫害的传教士的依靠。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在1681年向南怀仁神父颁发的敕书中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将永志不忘他在我们进入中国时所提供的帮助，他通过自己的威望，使浙江巡抚不利于我们的计划未能得逞。如果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我们能够在其逝世前看到他，向他通报我们的计划，接受他的教诲，学习特定的人的行为准则，即所有在中国的基督教徒有正当理由像其神父以及我们神圣的宗教在他们的国家的复兴者一样遵守的人的行为准则，那么，我们的欢乐就完整了。但是，天主由于其他原因，另外赐福于我们。我们为了更为容易地顺从天主的意志，因此并不想呆在宫内，而是希望分散到各省去从事拯救灵魂的工作。

张诚神父仗着自己的体力(由于过度劳累，他的体力自那时起已大大减弱)，恳切地要求前往陕西省的尽头，到同为法国人的圣徒方德望神父原先所在的教堂供职。此项工作可谓是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最艰难、辛劳的任务，在此，所有人类的慰藉皆被剥夺。白晋神父希望到辽东与东鞑靼，那里还没有人布讲福音；其他几位神父则尚未决定前往何处。

当时，我们均居住在我们在北京的神父的住院。我在那里遇到了安多神父。当安多神父转道巴黎前来中国时，我曾在巴黎见过他。就南怀仁神父之死，我努力地对他予以安慰。因为对他而言，除了一些共同的理由外，他还痛失了一位真正的朋友。安多神父从他这一方面，要我们对勇敢地去经受住等待着我们的困难有思想准备。他补充道，每个传教士皆应当切记圣保罗的这些话：“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法国人约瑟夫·蒂萨尼埃神父当时从澳门写信给我，讲了几乎相同的事情。该神父是位出类拔萃的修会会士，曾任省会长与巡视神父。天主赐福，这些忠告并未使我们胆怯，因为人们允诺我们的正是我们前来传教时所谋求的。

南怀仁神父的葬礼在1688年3月1 1日举行。我们参加了这一葬礼，以下是此次葬礼所依照的程序。皇帝派来吊唁这位显赫的逝者的官员早晨七时就到了，我们走进了停放灵柩的大厅。中国的棺材颇大，棺木厚达三到四指，外面上了漆，镀了金，为了不让空气透进去，密封得很仔细。人们把棺材抬到街头，并把它放在一辆有四根柱子的豪华的圆顶车上面。这些柱子上均挂着白色的丝幔(白色在中国是办丧事所用的颜色)，柱子与柱子之间皆悬挂着数条其他颜色的花边，甚为好看。圆顶车固定在两根直径一法尺的横杆上，横杆的长度与其粗细相称，六十或八十个壮汉分立两旁，用肩扛着柩车。院长神父率所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开始跪在大街中央的灵柩前。我们额头碰地地深拜了三下，期间，出席这一伤心的仪式的基督徒们痛哭流涕，并发出催人泪下的哀嚎。接着，送葬的队伍开始按以下的顺序行进。

人们首先看到一块二十五法尺高、四法尺宽的牌子，牌子四周饰有丝质的花边，红色塔夫绸做底，上边用金色的汉文大字写着南怀仁神父的姓名与头衔。数位男子高高举着这块牌子走在前面，后面是一群吹鼓手，再后面的一队人举着各种队旗、彩旗、燕尾旗。随后，是放在一个大壁龛里的十字架，以及数本丝绸封面的书籍。好些基督徒跟在十字架的后面，他们有的像第一队人那样举着小旗，有的则手执蜡烛。这些基督徒两人一排地走在北京宽敞的街道中央，他们所具有的谦逊令异教徒深为钦佩。人们随后看到放有一幅圣母怀抱圣婴耶稣像的镜框，画像中的圣婴耶稣手里拿着地球。紧随其后的基督徒们和走在他们前边的基督徒一样，手里也举着蜡烛与小旗。

接着出现的是一幅护守天使画，这幅画后面也同样有一队基督徒跟着。在这之后，则是南怀仁神父的遗像，人们把皇帝赐给他的所有头衔的象征均捧了出来。我们身着丧服紧紧地跟在后面，我已经说过，在中国，丧服是白色的；我们依照中国的习俗，一边走一边号哭，我们实在也伤心至极，南怀仁神父的遗体在皇帝派来光临这位著名传教士的葬礼的中国官员的陪伴下接着出现。这些官员均骑着马。为首的是国丈；第二位是御前侍卫大臣；第三位是皇帝的近臣之一，还有其他较次要的官员。秩序井然、端庄稳重的整个队列的最后面是五十个骑士。大街两侧站满了无数老百姓，他们默默地目送我们走过．

我们教会的墓地位于城外的一个园子里。此园是明朝的一位中国皇帝赐给本修会首批来华的传教士的，它四周皆有围墙，里面还建有一座小教堂和几间小屋子。

当我们到达墓地门口时，大家在路中央一齐向着遗体跪下，并深拜了三下。在场者又开始号哭。人们把遗体抬到落葬之处；那里已经设立了一个祭坛，祭坛上放着十字架与蜡烛。院长神父身穿宽袖白色法衣，背诵了祷文，并按照礼仪常规上香。我们又向着灵柩拜了三下，人们把灵柩从车上抬下放人墓穴里。此时，在场者又号哭了起来，他们哭得如此厉害，使人不可能不流泪。

墓穴是一个六法尺深，七法尺宽的土坑：它的四周砌着砖墙。灵柩被放在墓穴中央，好像搁在两道砖砌的约一法尺高的支架上。随后，人们把砖墙砌至六或七法尺高，并封上墓穴，拱形的墓顶上放有一个十字架。

最后，在离坟墓几法尺处，人们竖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碑。此碑连底座带碑顶有六法尺之高，上面用中文和拉丁文刻着死者的名字、年龄、国籍、去世年份以及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

利玛窦神父的坟墓是园子头上的第一座墓，它的位置很突出，表明他是在华传教事业的创始人。其他的坟都在他之下排成两排。

汤若望神父的坟墓在另一边，颇具皇家气派。此墓是在他逝世数年之后，当人们为这位伟人恢复名誉并予以纪念时，由当朝皇帝降旨修建的。

在南怀仁神父的葬礼举行之前，刚刚为他祖母皇太后带过孝的康熙皇帝派人来询问我们的名字，了解我们的特长和能力。自从他最近两次巡游鞑靼之后，其治下的帝国平安无事。我们读过巴黎现有的有关记述，我们告诉他，在法国，人们甚为崇拜他的思想与行为，赞叹他的富裕与豪华。他问起法国国王的年龄、他的武功以及治国之道。我们对所有这些涉及我们令人敬畏的君王的问题做了满意的答复。以皇帝名义和我们谈话的官员告诉我们：虽然他的主子还不认识我们，但他对我们仍像对待其他神父一样颇为关心。他很看重我们远离父母和祖国，来到世界另一头传播福音的勇气，认为这种勇气不可忽视地证明了我们的教理；但是为了完全地信服，他希望在中国看到跟人们所说曾在其他地方发生过的奇迹一样的奇迹来证实我们的教理。不仅如此，这位皇上还说有朝一日要送茶和他那里最好的酒给我们。我们得知，他想把我和我的同伴们统统留在宫内，并考虑在皇城给我们安排一幢房子。但是，要求我们前往别处的天主不允许这项方案实施得这样早。我们的中文还不够好，尚不能够在刚开始时就让皇帝满足其对我们的期待。

我们到礼部衙门向皇帝报到，因为正是礼部衙门已接到要我们前来宫中的谕令。礼部衙门在南怀仁神父葬礼后，立即召见了我们．我们看见了这个令人生畏的衙门。几年前，所有的传教士均被戴上枷锁关在这里。这个地方既不大，也不宏伟。坐在台上的官员们礼貌地接待了我们，并在请我们坐下后与我们交谈。为首的主持人是个满人，他已收到了皇帝的谕令，他告诉我们，皇帝次日要接见我们，并将由我们的院长神父来向皇上介绍我们。

1688年3月21日，我们有幸觐见皇帝。这位伟大的君主对我们极其和善；在责怪我们不愿意全都留在他的宫中后，他向我们宣布，他要把张诚神父与白晋神父留下为他服务，允许其他神父到各省传播我们神圣的教义。然后，他吩咐给我们上茶，并赐给我们一百金币，对中国人而言，此举可谓是极高的礼遇。这次朝见之后，我与李明神父、刘应神父都只在考虑分赴各省去从事归依异教徒的工作。但在离开北京前，我们极为高兴地看到了这座著名城市中最稀奇的东西。

北京由两个城组成：第一个是满人城，皇帝的宫殿就在该城的中央；第二个是汉人城。两座城彼此相连，每个城的周长均有四法里。城中人151稠密，拥挤不堪，以致尽管街道非常宽广，仍行走不便。街上看不到妇女。

我们去看了著名的北京的大钟楼，有人向我们肯定地说，此钟重达几十万公斤。钟的形状为圆筒形，直径有十法尺。根据中国通常的比例，大钟的高度是宽度的一倍半。它被吊挂在由砖与方形石块砌成的台基之上。自其木结构的楼顶被烧毁后，它仅由一个草席顶覆盖。

我们也去看了天文台和里面所有的青铜仪器，这些青铜仪器颇为美观，具有皇家气派。但我不知道这些仪器是否能用来精确地观察天象。因为它们都钉在觇板上，肉眼一看，其分隔显得不甚均匀，而其贯线有好几处都不能吻合。

该城的城门要比我们的城门高大气派：它们都非常高，里面有一个方形大院，院子四周围有城墙。城墙上无论是朝向城内，还是朝向城外，均建有漂亮的客厅。北京的城墙是砖砌的，其高度约为四十法尺，每隔二十托瓦斯都有护城工事，每隔一定距离有一座小方楼。这些小方楼保养得非常好。为让骑马者登上城墙，在一些地方还筑有宽阔的斜坡。我们经常在我们的住地测试北京的方位，发现它的方位是39度52分55秒。我们的住所被人称为西堂，意思是西洋教堂。

安多神父对我们讲述了北京的人们对高丽王国所知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该王国的首都称为朝鲜，其距把鞑靼与高丽隔开的鸭绿江有一百一十法里；这条河流直通辽东省的省会沈阳城，距离有六十法里；从沈阳到山海关一一此为从辽东进入中国(原文如此一一中译注)的人口，距离为八十法里，从山海关到北京的距离是六十七法里。高丽王国北面一直延伸到北纬44度。它人口众多，并分为八个省；那里的人真诚而勇敢；该国从东到西相距一百四十法里，未经中国皇帝明确的允许，高丽人不得进入中国。

经过十六天的步行，我们在1688年4月14日(是日在这一年是圣周的星期三)到达山西省的二流城市绛州，在此，本修会有一幢漂亮的房子，拥有众多分布在周围乡村与城市的基督徒。

我们次日在绛州举行了弥撒，许多基督徒前来参加。在耶稣受难日，在教堂举行各种仪式时均来了更多的人向十字架顶礼膜拜。到了复活节这一天，前来的人又明显地增加。但由于我们尚还不能用中文无区别地听各种各样的人的忏悔，因此很少有交流。

该城的官员们前来拜访了我们；个别官员甚至进入了教堂向天主跪拜，或在天主像前鞠躬。其中一位想加入我们神圣的宗教，并将其打算告知于我们。有两位讲说基督教教义者也前来看我们，他俩因为服刑已多年未参加任何基督教的活动。在拥抱他们之后，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兄弟，如果他们有困难，我们将乐于帮助他们去克服这些困难，但他们绝不该失去勇气；恶魔在千方百计地使我们堕入地狱，但天主始终会拯救我们，为此，他永远不会拒绝赐福于我们。我们陪送他俩至教堂，在那里，他们做了祷告，并向耶稣基督敬拜。

我在绛州逗留期间一一仅仅只有十五天，我为两人行了洗礼，刘应神父前往四法里之外的地方，在那里为五个男孩施行洗礼，并为一位濒死的妇人主持了圣事。在我离开后，李明神父与刘应神父曾一度分开。刘应神父仍留在山西省，经常疲惫不堪地走遍全省，去看望最远处的基督徒。传教事业能够占用一个人的全身心，但刘应神父通过发奋努力，通过利用天主赐给他的语言天赋，得以着手学习汉字与中国典籍这桩难事，并取得巨大的进步。李明神父到了陕西，在那里从事了两年的归依异教徒的工作。人们在其已公诸于众的写得极为典雅的回忆录中可看到一部分天主对他的工作所倾注的恩惠。我们测试了绛州的方位，发现它位于35度36分10秒，而卫匡国神父的地图把它定在了36度50分。

从北京直至山西省的道路是我所见到的最讨人喜欢的道路之一。我们经过了九或十座城市，其中有一座为保定府，它是巡抚衙门的所在地。整个地区极为平坦，且种满庄稼，道路平整，路旁许多地方种有树木，还有用来遮掩与保护乡村的墙。人、大车与拉东西的牲口在路上络绎不绝。在一法里的路程中，我们碰到了两或二个村庄，这还不算我们在路两旁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所看到的其他村庄。在许多河流上，修有漂亮的多拱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距北京三法里的卢沟桥。此桥的栏杆是大理石的，两侧各有一百四十八个支柱，上面置有不同姿态的石狮子。在桥的两头，有四只蹲着的石雕大象。

我在1688年5月5日离开绛州，前往南京。李明神父与刘应神父陪我直至城外。我们在那里遇到了我们主要的基督徒。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基督徒在路旁准备了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鲜花、香与非常洁净的小吃。这样做是中国的一种习俗，表示人们对某位将要离开的人的尊敬与眷恋。我们得停下来应答他们的客套，并对其前来送行致谢。如我们真诚的所说那样，我们的所有情感已被温存与友爱充彻。我不无遗憾地与他们分手，并在同一地点向两位神父一一三年多来我忠实的旅伴告辞。我孤身一人前往天主召唤我去的地方。此前，我在那天的日课中读到了圣保罗的这些话： “看，现在我为圣神所束缚，我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将遇到什么，我不知道。”《圣经·宗》20)我的旅程持续了二十七天，我将在此说说它的某些特殊之处。

当人们经过绛州城东的汾河河谷，可在十法里的路程中看到一处覆盖着树木和耕种得极好的平原，这一平原每边都有众多村庄、延伸至天际的山脉。在经过了两个三流的城市即进人了山区。在山区，我步行了五天，走了四十法里。我几乎始终在往上攀登，经常感到很费劲。就我所经过的地方而言，这些山有些属不毛之地，但更多的是肥沃的土地，直到悬崖边上都可耕种。人们有时可见三或四法里的由丘陵和其他山环绕的平原，以至以为自己是在一个遍地良田的地区。我看到这些山有的从山脚到山顶被整治成梯田平台。这些平台数目为六十至八十之间，它们以三或四法尺的高度交叠而上。当这些山布满石块时，中国人将其开采成石料，用它砌成保持平台的小墙；他们随后将这些平台开成好地，在上面播下种子。这是一项极大的工程，它使人看到这个民族是多么勤劳。我在这些山中只看到一座三流的城市，但大村庄和小村落却到处可见。我在那里还看到了和我们一样的上彩釉的陶器；那里有不少地方在制作陶器，这些陶器被运往城里和相邻的省份。一天我走在一条又窄又深的道路上，此路一度被大车造成了堵塞，我以为人们会发火，互相辱骂，或许会像在欧洲时常出现的那样互相斗殴。我惊讶地看到这些人彼此致意并心平气和地交谈，好像他们本来就认识并互相喜欢一样。他们随后互相帮忙，以消除堵塞，通过此路。这一例子肯定会使我们欧洲的基督徒局促不安，因为他们在遇到同样的事情时很少会保持克制。

当人们经过极为崎岖不平的斜坡将走出这些山时，可看到河南省与黄河。黄河即黄色的河，它在平原中弯弯曲曲地延伸得很远。黄河的水流以其白色的蒸汽或一种阳光带来的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平原中的麦子已长得很高，麦穗都已形成，而在离此五或六法里的山中，小麦还只是青苗，仅露出地面六指长。

我几乎始终在乎原行走，在该省走了八十法里。这些平原耕种得如此之好，以至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我看见那里的小麦是像水稻一样一行行地播种的，每行小麦之间的距离仅有五或六指。我也看到有些小麦是杂乱无章地播种的，此与我们在法国的做法相似。他们的田野没有同我们一样的犁沟。我只经过了七个城市，但我要么在路上，要么在农村中发现，市镇与村庄的数目非常之大，以至我认为，河南是中国最美的省份之一。我在距开封府一一河南省的首府九法里处渡过黄河。这条河流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湍急的河流。它的水因为卷起大量的泥土，呈黄色；我们在河边看到了同样颜色的泥土。该河在我们渡河的地方不怎么深，但宽有半法里左右。

我将在此对一位中国船夫在把我的货物装上船时所表现出来的力量表示钦佩。我有两箱书，其重达250中国市斤，即300法国古斤。在绛州，赶骡子的人很不情愿地才接受它们，说这些东西实在太重了，它的骡子无法驮着它们走这么长的路。船夫来了，他接过它们，用扁担把两个箱子都挑在肩上，并轻松地挑着它们走上小船。我没有进入开封府，因力其城门是关的，人们正在极为仔细地搜查六十至八十个窃贼。这些窃贼在几天前抢劫了一位看管呈给皇帝的贡品的官员的府宅。

从河南省出发，人们进入了南京省(原文如此一一中译注)，人们在该省行走了大约六十法里后，才到达其首府。南京省的北部一带不像南部一带那样美丽与人口众多。在经过四个城市后，我来到了浦口。浦口是一个四面由完好的墙围绕的小地方，位于长江边上。长江这一巨大的河流从西到东横贯整个中国，它把中国分成几乎相等的两部分，其一包括北方的省份，其二则包括南方的省份。由于各种船只一年到头皆可通航的便利，长江给各地带来了富足。这条河流在浦口处宽达一法里左右，某些地方深达24至36丈(tcham)，后者是我经过该处时人们告诉我的。“丈”是中国的计算长度的单位，相当于十法尺。

南京城不在长江的边上，而是在距长江二或三法里的地方。人们能够通过多条运河进入南京，这些河上布满船只，其中有大量的皇家船只。皇家船只在大小方面绝不输于军舰，它们皆很干净，外面上了漆，里面涂了金，并有摆设得极考究的客厅与卧室。这些船是为进宫或受命前往各省的官员服务的。

此外，南京已不再被称为南京。在中文里，南京意为“南方的京城”，就如北京意味着“北方的京城”一样。当帝国的六大部同等地设在这两个城市时，人们都把它们称为京城；但现在，这些部皆已归并至北京，因此皇帝把南京城改名为江宁。然而，人们在讲话中还是经常称呼它的旧名，但在政府文件中却不允许这样做。

我在1688年5月31日抵达南京，在那里呆了两年多。在这期间，我前去看望了上海的著名的基督徒们。上海靠近东海，虽然它与南京在同一省份，却相距有八天的路程。这个兴旺的教堂应当把其开端归之于博学者保禄(即徐光启一一中译注)的人教。在利玛窦神父时期，保禄由于其功德和杰出的能力达到了“阁老”的高位。由于他生长在这一地区，且对宗教非常热忱，因此把大量的人吸引到基督教来。中国人是一个崇尚有学问的人的民族，因此，当有学问的人中有人信奉基督教时，就会使其他许多人竞相效仿。他们说，我们的儒生选择了天主的戒律，而不是选择和尚的戒律以及中国所有其他宗教的戒律，因此，天主的戒律应当是最好的。这不仅仅是上海地区的情况，在整个中国，人们都这样来推论。我们也注意到，在任何有已信仰基督教的秀才、举人的地方，我们均有众多的基督徒。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为了宗教的利益，应当在中国争取儒生，学习他们的典籍与科学，并在宗教允许的范围内去适应他们的礼仪与习惯，以便更为容易地渗入他们的思想；因为若轻视他们，我们就会在失去他们的同时失去许多其他想要人教的人。

在我逗留上海期间，我数次祈祷于以其杰出的德行与巨大的能力著称的刘迪我神父墓前。他是巴黎法院推事之子，当天主召他前往中国传教时，他正在布尔日大学成功地讲授神学，他在中国从事了多年的改变异教徒信仰的工作，并在中国去世，去世时深得人们的好感。

我尊敬的神父，我将不给您赘述我在南京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好事。我在南京时与毕嘉神父呆在一起，他在美德方面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向基督徒们讲授教义，听他们忏悔，并与毕嘉神父一起主持了其他的圣事。巴西莱主教、多明我会的罗文藻神父与方济各会的让一弗朗索瓦·莱奥内萨神父(今为贝里特[Berite]主教)和我们同居在这一大城市。方济各会的康和之主教与他的同伴叶宗贤神父亦随之来此。我有幸与他们相晤一年有余。虽然人们已让我盛赞这些高级教士，但我敢担保，这些高级教士的美德和他们的伟大才能远远超出我所能表述的。他们的管理是令人愉快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和蔼，通过自己审慎的行为使人们去热爱其神圣的修会。由于他们只考虑传教的利益，由于这也是我们共同寻求的目的，他们不久即开始保护法国耶稣会士，赋予法国耶稣会士以牢固的友爱的表示。如我们在其经常写给教皇与修会的信中可看到的那样，他们始终对法国耶稣会士怀有这种牢固的友爱。

(1703年2月15日于舟山，浙江省境内的中国

港口，距宁波有18法里)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1689年年初，皇帝南巡。他经过了苏州、杭州与南京等城市。

在皇帝抵达南京的前一天，毕嘉神父与我来到离城二里处皇帝将经过的路旁。我们在一个村庄里过了一夜。该村的某一家族中有六十个基督徒，我们给他们讲授了教义，他们中有好几人做了忏悔。翌日，我们恭候皇帝经过。皇帝仁慈地停了下来，并以世界上最客气的方式和我们交谈。他骑在马上，后面跟着他的侍卫和二至三千名骑兵。全城以军旗、丝质的旗帜、华盖、晴雨伞以及无数其他的饰物迎接皇帝。每隔二十步，人们在大街上竖起了牌楼，牌楼上挂着至理名言，装饰着花彩、饰带与丝簇，皇帝就从牌楼下通过。在街上有无数百姓，但他们都显得毕恭毕敬，寂静无声，以至最小的声音人们都能听到。皇帝决定第二天离开，虽然所有官员皆恳求他再逗留几天，以便为该城增辉，但他仍没有答应官员们的请求。然而，当随后而来的百姓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时，皇帝同意了，并与百姓们一起呆了三天。

如果人们考虑到其原因的话，就将不会对皇帝的这一行为感到惊讶。各城的暴动与各省的叛乱几乎始终源于官员对百姓的不公正的凌辱与欺压。因此，皇帝的明智之举是，在皇帝的这种巡幸中，尽其所能地争取民心，为此，甚至不惜损害显贵的利益。在皇帝停留在南京时，我们每日前往行宫，他也每日派遣一到两名侍卫来看我们。他让人问我们，在南京是否看到过老人星，这是一颗漂亮的位于南方的星，中国人称其为老金星(老人，或活得很长的人的星)；对此，我答道，该星出现于夜幕初降之际。一天，皇帝专程前往称为“观星台”的古老的天文台观看此星。

皇帝的这些善行给我们增添了不少光彩，因为他是当着宫中所有人及邻近省份的首要官员们这样做的。这些省的首要官员们在回到其治理的辖区后，对我们的圣教以及布道的传道士怀有好感。皇帝在3月22日离开南京，返回北京。由于我们的职责要求我们随皇帝同行数日，所以，我们跟在他后面行了大约三十法里。而后，我们在一条江边恭候着皇帝。他看见了我们，并仁慈地让人靠近我们的小船，他派出的小船拖着我们的船驶了不止二法里。皇帝坐在一个台上，他首先读了我们的奏本，即我们根据中国的习俗对他的书面感谢。这一奏本用很细小的字写成，在中国，下属在写给地位比他高的人时均如此，这个人地位越高，下属就应当用更小更纤细的字来写；这似乎对皇帝来说极为不方便。

这位伟大的君主在这最后一次接见中非常亲切地对待我们。他问我们是如何渡过长江的，在他所经过的道路上是否有若干我们的教堂。他亲自给我们看了他带在身边的书籍，并当着我们的面，向他召来的官员下达旨令；在让人把他桌子上的面包和很多其他的储存物放到我们的船上后，他极其尊重地送我们回去。

当时，张诚神父与白晋神父在北京也不缺少要做的事情。由于徐日升神父与安多神父自南怀仁神父去世后不得不每天前往宫中，并照管钦天监，两位法国神父承担了掌管这座大城市的几乎所有基督徒的任务。他们每天外出听病人的忏悔，为他们主持最后的圣事。星期天与节日时，他们忙于听信徒忏悔、讲授教理、给初学教理者起教名以及其他一些与我们教会圣职相符的事情。在南巡前就已对这两位神父极有兴趣的皇帝在他回京时鼓励他们学习满文，以便能与他交谈。为此，皇帝给他们请了老师，并格外关心他们的学业。为了解他们在学习这一语言方面的进展，皇帝甚至查考他们，并亲自阅览他们用满文所写的东西。满文要比汉语好学得多。

就在这一时期，人们都在谈论和莫斯科人议和的事宜。我们极为惊讶地得知，这个在欧洲与我们很近的民族正在与中国人交战。他们已经有办法开辟一条从莫斯科直到离中国三百法里的地方的通道，他们首先通过西伯利亚，经过几条河流，如伊尔蒂斯河、鄂毕河、叶尼塞河以及发源于贝加尔湖，并位于大鞑靼中心位置的安加拉河。然后，他们进入色楞格河，直人鞑靼人称为桑加利恩一乌拉，中国人称为黑龙江，即黑色的龙的江的那条河流。这条大江穿过鞑靼，注入日本北部的东海。

莫斯科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在这些河的流域每隔一段距离建起一座防御工事与城市，以确保其所占的地盘。离中国最近的是色楞格、尼布楚和雅克萨。色楞格建在色楞格河的河边；尼布楚建在黑龙江江边，它位于北纬52度，其经线几乎与北京相同；雅克萨也建在黑龙江江边，但要靠东得多。

东鞑靼人是皇帝的臣民，占据着从长城到黑龙江之间整片广袤的地区。他们惊讶地看到莫斯科人到他们的地盘上和他们抢夺黑貂猎场，还建起了防御工事。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反抗，因而，他们两度占领了雅克萨。莫斯科人则顽强地守着他们的这一据点，并两次重建了雅克萨；于是，争执的原因与日俱增，这种情况不应该再任其发展。双方都提出过建议划定两个帝国的疆界。莫斯科的沙皇派出了全权代表到尼布楚。皇帝也派了使臣到此地，同行的还有充任译员的葡萄牙神父徐日升和法国神父张诚。为了表明他很看重这两位神父，皇帝把自己的衣服赐给他们，让他们和二品大官平起平坐；由于这些官员脖子上均挂着一种念珠一一这是他们官衔的标志，而不完全是迷信的东西，皇帝允许耶稣会士在脖子上挂上他们自己的“念珠”一一十字架，以便别人通过他们身上挂的十字架与圣牌，能够很容易地认出他们的身份。

在某些重要的场合，传教士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颇为有用的。张诚神父尤其懂得利用这一点。由于他来自法国，那里，人们经常谈论君主的利益，持续不断的战争与和约使人们千百遍地思考其后果对民族是有利还是有弊。他有幸找到了使互不相让、随时准备中断和谈的中国人与莫斯科人和解的方法。莫斯科人很骄傲，说话时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中国人也自以为是最强大的，因为他们来时带了一队精良的人马，并期待着在黑龙江畔得到另一个东鞑靼。他们的意图倒不是挑起战争，而是担心西鞑靼人和莫斯科人联合，或者担心莫斯科人会援助其他的觊觎中国的民族；因此，他们希望和平，却又解决不了争端。两位神父看到中国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与中国人就使谈判中断的难点进行商谈，从他们那里获悉皇帝愿意允许莫斯科人每年到北京来做生意。“如果是这样的话，”张诚神父答道，“放心吧,，先生们，跟他们讲和，让他们顺着你们的意愿行事就不难了。”中国的全权代表听了他这些话很高兴，请他到莫斯科人的营地去向他们提出他刚才说的建议。他去了那里，天主保佑了他所从事的事情。不出张诚神父所料，想每年到北京来自由贸易是莫斯科人所希望得到的最大的好处。莫斯科人让出了雅克萨，接受了皇帝提出的疆界。这场谈判只持续了没几个小时，张诚神父傍晚就带了已经草拟好的和约回来了。两天后，全权代表们在这一和约上签了字，并率领其人马庄严地宣誓，请基督教的天主一一天与地的真正主宰做证，他们将信守这一和约。

这一和约使两位传教士备受尊敬，整个军队对他们予以赞扬，但对他们更为亲热的是使团的领队索额图亲王。他多次表示感谢神父们使他摆脱了困境，并私下对他们说，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他很乐意帮助他们。张诚神父抓住这一时机启发他了解我们的感情。“您知道，大人，”他对亲王道，“驱使我们离开欧洲所有最宝贵的东西，来到这个国家的动机是什么吗?我们的一切愿望最终就是让人们认识真正的天主，让人们遵守天主神圣的戒律；但是使我们难过的是，以前的几道诏书禁止中国人投入天主的怀抱。既然您对我们如此之好，我们恳求您某天见到皇上时，请皇上取消禁令。这比您给我们财富和荣誉还要好，我们会更感激您的恩泽，因为惟有让灵魂归依天主才会使我们感动。”这位大人听完此话很受感动，允诺一有机会就帮助我们。数年之后，当我们认为应当公开向皇帝要求基督教的自由时，他极为慷慨地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南怀仁神父与北京的其他神父始终强烈地希望取得这一恩典。他们曾考虑过为达到这一目标所应当使用的方法；但是，此事在他们看来甚为敏感，所以他们尚不敢贸然提出，担心贸然提出或许会使皇力上进一步肯定以前的诏书，并迫使基督教处于更为令人伤心的境地；然而，其行为始终令人惊奇的天主促使皇帝的思想转向赐给他们这一恩典。以下即为事情的经过。

这位君王看到他的整个帝国处在太平之中，决定学习欧洲的科学，他的这一举动或是为了消遣，或是因为关心。他自己选择了算术、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与哲学。安多神父、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奉旨编写了若干这几方面的著作。第一本是算术，其他两本是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和几何学。他们用满文来做示范讲解，与曾教他们学习满文的老师一起核对，如果有某些词含义不清或不够妥当，他们立即就更换别的词。神父们给皇帝做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他越来越赞赏我们科学的可靠，并以一种新的热忱用功地学习。

神父们每天都进宫，上午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和皇帝在一起。皇帝通常让他们登上他的坐台，要求他们坐在他身边让他看到他们的脸，并使他们在对他讲解时更便当一些。

当人们最初给他讲授这些课程时，皇帝的兴致极高。他在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早晨四时离开北京，到夜幕初降时才回来。他们一回来马上就又要工作，经常为准备次日的讲课忙到深夜。来回奔波与熬夜使他们极度疲惫，有时候使他们难以忍受；但是要使皇帝感到满意，使皇帝能对我们神圣的宗教好一些的愿望支撑着他们，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当他们回去后，皇帝并没有闲着；他自个儿复习神父们刚刚给他讲解的内容：他重看那些图解，他叫来几个皇子亲自给他们解说。他对自己想学的东西若还没完全搞清楚的话，就不肯罢休。

皇帝这样学习有四或五年，他始终非常勤勉，对于政务也丝毫不懈怠，没有一天误了上朝。他并没有把所学的东西仅停留在思辨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这使他学得很开心，并完全理解人们所教给他的内容。例如，当给他讲解固体的比例时，他拿起一只球，精确地称出它的重量，测出它的直径。随后，他就会算出同样材料，但直径不同的另一个球的重量该是多少，或者算出一个比较大的或比较小的球的直径该是多少。然后，他转动一个同样直径或同样重量的球，看看实际情况与理论是否相符。他同样仔细地验证了立方体、圆柱体、全圆锥体与斜截锥、棱锥体与扁球体的比例与容量。

皇帝曾亲自平整了三或四法里的河坡地。他有时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河流与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对仪器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并精确地计算。随后，他再让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结果完全相符时，就兴高采烈。在场的朝臣们不失时机地对他表示钦佩。他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恭维，但是他几乎总是向他们夸奖欧洲的科学和教授他这些知识的神父们。皇帝忙于这些事情，和神父们生活在一种亲切的气氛之中，这种气氛在中国的君王中是不多见的。当杭州教案爆发时，正是这种气氛最好的时候。

我们在开始时力图平息事态。应张诚神父的请求，当时正和皇帝一起在鞑靼的索额图亲王亲笔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到得太迟了。挑起这次教案的浙江巡抚已无法再体面地后退，他已经发出指责基督教的文告，要求杭州城内和全省的基督徒回到本国的宗教；他还下令关闭了我们的教堂，把他发的文告的抄件贴在教堂门上。

根据浙江巡抚的命令，殷铎泽神父被传到衙门，审问他是如何获准在城内居留的。这位耶稣基督的忠诚使者忍受了巡抚对他施行的一切折磨，但是中国信徒们的遭遇使他深为难受。“最让我悲痛的是，”他在某日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人们对我的可怜的基督徒施行的暴力；人们抢劫他们的钱财，进入他们的住宅，虐待他们，扔掉他们的圣像，使他们整日不得安宁。”

北京的神父们收到了浙江巡抚的所有布告和诉讼案卷的副本。他们看到迫害不见停止，遂和他们的朋友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求皇帝开恩，并把他们收到的文件副本呈交给皇上。对他们极为满意的这位君主认真地听了他们的陈述。他最初提出不动声色地阻止事态的发展，即下令给巡抚，要巡抚停止他的所为，让殷铎泽神父与所有基督徒安心。神父们恭恭敬敬地对皇帝说：“但是，如果陛下这次不赐恩从长计议的话，以后还会发生类似事件。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在皇上身边，皇上对我们的恩宠有止共睹，可以阻止人们对我们的兄弟和我们神圣的教义如此施暴，但当我们不再有这种荣幸的时候，我们怎能不但忧呢?”

由于郭弼恩神父在其已公诸于众的《中国皇帝容教令史》中已极其详尽地叙述了这次教案的过程，所以我将不在此重复。

皇帝让神父们给他提交一个奏折，他将通过大臣会议正式做出决定，以后在其他各省也将按此决定执行。

神父们起草了两份奏折以供选择。皇帝在亲自批阅奏折后接见了神父们。在皇帝鼓励下，神父们说这些奏折还不足以使有关部门符合他们的要求。皇帝又出入意料地更进一步开恩，他要神父们悄悄地再拟一份足以表达他们的要求的奏折。后来，我们让当时照管钦天监的徐曰升神父与安多神父将奏折在上朝时公开呈交皇上。皇帝佯装事先毫无所知，将其和其他奏折一起收下，命令礼部按惯例审阅后再向他禀告。有人向神父们透露，皇帝这次是有意要照顾欧洲神父的。然而，官员们却丝毫没有这样做。对基督教不怀好意的他们向皇上呈上在其未成年时先皇颁布的针对基督教的谕旨，认为事情已有定论，绝不应该让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皇帝对他们的答复不甚满意，驳了回去并命令他们再次审议交到他们手中的奏折。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希望有一个对神父们有利的答复；但是官员们的第二次报告并不比第一次报告更好些，他们还是拒绝我们的宗教，坚持不让它在中国得到真正的承认。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大臣们怎么敢于几次三番地做同样的抵制。在中国，大臣们极受尊重，不仅下级服从上级，而且有时也受到皇帝的尊重。中国人始终厌恶外国人，这种厌恶使得在这一事件中，有人公开地宣称反对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但我个人认为，他们那么坚决地反对基督教似乎还另有原因。当皇帝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大臣们根据国法来回答，人们既不能责备他们，也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非难。反之，如果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来答复的话，帝国的监察官员有权控告他们。皇帝有权因他们不根据国法办事而让人惩办他们。我想到让索额图亲王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说，皇帝应当利用他的权威废除取缔天主教理的诏书。后来，我们感觉到，近来礼部也远不像过去那样对我们反感，而似乎也对我们表示友好。

不管怎样，皇帝见从大臣们里得不到什么支持，就决定同意礼部的判决。礼部同意殷铎泽神父在杭州居留，欧洲人只能在其教堂中敬拜天主和从事基督教神职工作；但是，它禁止中国人入基督教，并确认了以前的诏书。这个消息对神父们是一个意外打击，它使他们大为惊愕，而他们的这种惊愕又使得皇帝大为惊讶与感动。于是，他努力去安慰他们；但是神父们实在太伤心了，言语与安慰均无法让他们平静下来。他们对代表皇帝前来安慰的人说：“我们好像是死了父母的人”(这句话使中国人深为震惊)，皇帝提议派一位神父带着尊贵的标志前往各省，去向大家说明皇帝是尊敬欧洲神父们的，也赞同他们的教理。最后，看到神父们的痛苦非但无法减轻还与日俱增，并且似乎对什么事都没了兴趣，皇帝召见了索额图亲王，请索额图亲王给他想想办法，使他能够让神父们满意。

这位热忱的大臣突然想起签订《尼布楚和约》时对张诚神父的承诺。在把神父们赞扬了一番后，他向皇帝介绍了神父们对国家及每天为皇上做的效劳，并提醒皇上，神父们的教职使得他们不在乎名利，要想酬谢他们，只有允许他们在整个帝国公开传教。亲王还说，他们惩恶扬善的教理是神圣的。皇帝同意索额图亲王所说的一切．“但是，有什么办法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呢?”这位伟大的君主问道．“如果大臣们坚持不愿意赞同他们的教理。”“皇上，”亲王答道，“必须向他们表明您是主子。如果您降旨给我，我将去找这些大臣，我会用强硬的口气和他们去说，没有人会违背陛下的意愿的。”

我就不在此赘述索额图亲王对大臣们所讲的话，因为人们在我上面已提及的书中可看到这些。这位伟大人物(指索额图亲王一一中译注)的活跃、能干与尊贵无与伦比，他的才智、勇气、正直与心灵的高尚亦同样如此。满族大臣们首先被说服了，汉族大臣接着也被说服，同意了他的意见。文件当场就拟好，据说，它极为热烈地赞颂了基督教，以至皇帝不得不亲自删掉了几句赞语。不过，皇帝仍保留了这样一些要点，它包括考虑到基督教的神圣性，考虑到百年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的模范生活，允许中国人入教，保留已经建成的教堂。皇帝在批准了这些要点后，礼部根据惯例把它们传达到全国的所有城市，皇帝要求公开张贴并且在上朝时记载人册。

这就是基督教取得传播自由的方式，对此，人们已期盼了那么多年，且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人们均已为此做了那么多的请求。通过其特意的安排，天主允许我们以科学为业，在这当中，我们尽力使自己在前往中国前变得精明能干，这种精明能干促使皇帝赐给我们这种恩典。确实，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些非常合乎人情的手段，尽管人们不该把它们当做可靠的或绝对必要的救助来依靠，因为基督教的确立与异教徒的归依始终是天主非常巨大的恩泽的产物。

有人多次向我们报告说，某些传教士表示不甚看重这一诏书，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在各种地方传播基督教的完全自由，而且某些中国官员还反对宣讲福音，并不让异教徒成为基督徒。在我看来，这些意见并不怎么有道理，因为即使皇帝允许到处建造教堂一一他在其诏书中并未宣布如此，一位传教士仍必须得切记，宗教迫害与他的身份以及他为了天主的光荣而建立的事业不可分离。人们可以向那些人发问，他们是否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欧洲所有的城市定居呢?虽然这些城市的地方长官与法官是基督徒，并准备厚待所有考虑到天主的光荣及为天主服务的人。因此，如果在其官员是异教徒，有时是和尚非同一般的朋友，并远离基督教的中国遇到反对，我们也不应该大惊小怪。然而，这些中国官员本身确实受到诏书很大的约束。自我们争取到这一诏书后，传教士们更为安宁地生活在各个省份。人们不再为他们已有的教堂担忧。如果他们想建造新的教堂，也不用怎么操心就能打通总督与其他地方官员的关节。他们或者通过给总督与其他地方官员送些礼，或者通过找人引见，总是能够获得成功。对于喜欢我们的中国官员，他们时时利用皇帝的这一诏书来支持我们，反对那些想对我们的传教会设置障碍的人。最后，皇帝肯定以为，他在接受我们的要求方面已经对我们仁至义尽。因此，当有人告诉他，所有神父将前来向他谢恩时，他回答说：“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但要提醒他们，让他们写信给在各省的同伴，不要滥用我们对他们的许可，在使用这种许可时要多加慎重，好让朕不会收到任何来自官员们的抱怨。”他补充道：“因为如果他们向朕抱怨的话，朕将立即取消这种许可，那么，神父们就只能怪自己了。”

在这一诏书事件结束之后，皇帝重新开始了他的研习。神父们以一种新的热情继续为他效劳。皇帝很想要数学仪器，我们就把他已经看到过的我们的仪器送给他；但他当时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他觉得这些仪器是如此地漂亮与精确(因为它们都是由巴黎最灵巧的师傅制作的)，以至于他还想再要。官员们派人在各个港口寻找这类仪器，并把他们所能找到的都送往北京。皇帝起初把它们统统收了下来，不管其性质如何。猜测这些仪器的用途，对于宫中的神父来说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因为应当用文字清楚地写下来，并演示给这位严格的、不放过任何东西的君王看。

我们那时在中国只有五位法国神父，两位在宮中，三位在外省。如我已经所说过的，我与毕嘉神父、罗文藻主教与康和之主教一起呆在南京。刘应神父与李明神父则颇有成效地工作于山西与陕西，直至魔鬼这一安宁的敌人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痛苦。澳门的葡萄牙人抓住了一位为我们带来经费、一些书籍和数学仪器的法国青年画家。他们把他关押起来，并在严密的看守下将他遣送到果阿。这位画家不久就死于果阿。我们此次所遭受的损失使我们陷入了困境，以致李明神父与刘应神父被迫离开其传教区，徙居海港附近以求生存。我与李明神父一起来到广州，意在让人承认我们的正当权利，并阻止任何会导致我们萎靡不振的事情发生。我们在旅途中和在广州观察到了一些极为奇异的现象，其中有水星在太阳下经过。李明神父还极为细致地绘制了一张从南京到广州的水路的地图。我们在经过南昌府、南康府与赣州府时还测量了这些城市的方位。

让我们深感荣幸的是，广东省的总督在得知我们抵达广州后派出手下的一名官员邀请我们前往肇庆看看。肇庆是该省第一流的城市，也是总督衙门的所在地。总督是一位颇有功德的统治者，他是位正直、大度的人，深受官员的尊敬与百姓的爱戴。他还是法国人的朋友，他对于法国人始终以特殊的礼遇和敬意来对待。我在广东做了四次旅行，这些旅行要么是为了我们特殊的事务，要么是遵照皇帝的御旨。在这些旅行中，我经常有机会见到总督，并与他保持友好往来。

人们通过水路从广州到肇庆。经过五法里的路程即到了佛山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村庄。我把佛山称为村庄，是因为它没有被墙围住，且没有特定的地方长官，虽然那里进行着巨大的贸易，虽然那里的人与房屋比广州本身还多。据统计那里至少有一百万人。日本修会省的耶稣会士在那里有一座漂亮的教堂和众多基督徒。在佛山上方十二法里处，珠江分为三条支流：一条自北而来，另一条流往肇庆，第三条流往广州。人们在这一汇合处可发现一座三流的城市。该城名为三水，即三条河或三道水流。当有钦差大臣从宮中来时，总督与巡抚就前来这一城市迎接，在钦差大臣回去时，则又陪送至此。于是总督与巡抚等官员在江边建造了一幢房子，从这幢房子看出去的景色极为迷人。奥古斯丁派的神父们在肇庆有一幢房子。我经常住在他们的这幢房子里。正是在那里，我认识了米歇尔·鲁比奥神父。该神父是位正直、诚恳、博学并能出好主意的人，他得到了所有传教士的尊重与信任．

我们在南京留下了刘应神父，当我们回到南京时，我们决定派李明神父为了我们的传教事宜回欧洲。深受教民敬仰并任南京、北京与中国其他南方省修道会宗座代牧主教的罗文藻神父此时逝世。我们参加了他的葬礼，这一葬礼与南怀仁神父的葬礼一样隆重。代宗座代牧主教让一弗朗索瓦·德·莱奥内萨在一封通函中对罗文藻主教进行了赞颂。此通函在中国广为流传，并在翌年被送往罗马教廷。

如果我有一份此通函的副本的话，我是会随信附上的。它是这位高级教士的美德与功绩的极为可靠的证明。这位高级教士具有一种与归依其同胞所不可比的虔心。他经常跟我说到传教士若想在中国稳固地建立基督教的信仰的话，其在中国就必须要具备哪些能力。他以明显的例子来证明他对我所说的一切。由于他熟谙中国的习俗，具有丰富的经验与良知，因此，我怀着敬意听他的教诲。

1692年岁末，我与刘应神父重返广州。我们还需要在那里建立一个稳固的机构，用来接待我们所等待的传教士们。我们购买了房子，但在我们刚开始购置家具时，接到了皇帝要我们两人回宫的旨令。这道旨令还要求李明神父从欧洲返回后也同样进宮，并要我们负责通知。宗座代牧主教与传教士们为这一消息而感到高兴，认为它不仅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整个传教事业的幸事。他们中最为虔诚的一位写信给我说：“谁知道，是否天主没有允许让你们遭受一切苦难，以便你们在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处于需要之中的教会。”为调整现在的情况以挽救危机。《艾斯德耳》4：14)在经过南京时，我们深感欣慰地最后一次拥抱了毕嘉神父。因为他当时已感到身体虚弱，两年后终因不堪工作的重负而逝世。毕嘉神父在去见天主时可谓是功绩卓著。我们也见到了康和之主教与尊敬的莱奥内萨神父，后者在罗文藻主教逝世后担任了南京与北京的宗座代牧主教。他们对我们，对我们在进宮后所能向他们提供的帮助寄予了厚望。

当我们到达时，皇帝已病了；张诚神父和徐日升神父根据他的谕令在宫中陪夜。这位伟大的君主仍还想到我们，他派了一个内侍和其他神父们一起到离城好几法里的地方迎接我们。这位内侍以皇帝的名义对我们说，如果皇帝知道我们的来京路线的话，他会派他们到更远的地方去迎候我们。我们直接去了皇宫。我们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一直呆在皇帝寝宫隔壁的房间。他的长子召见了我们，对我们极为客气。皇太子是皇帝的第二个儿子，他也来了。由于他熟谙中国的经书，故对以熟悉中国经书著称的刘应神父表现出特别的好感。在谈了一阵之后，皇太子命人取来古书，把它们拿给刘应神父看。打开书后，刘应神父简洁明了地做了解释，这使皇太子深为惊讶，一再对陪伴他的人说道：“大懂。” (他完完全全地理解了其内容)皇太子随后问刘应神父，他对这些中国典籍怎么看，它们是否和基督教的教理相一致。刘应神父在谦逊地请求原谅之后回答说，基督教教理和人们在这些典籍中发现的东西能够一致，但是和别人写的对这些书的注释不相一致。“应该承认，”皇太子接口道，“新的注释并非总能很好地符合古代作者的原意。”这次谈话以后，皇太子特别尊敬刘应神父，他甚至对此毫不掩饰。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从中大大地受益。皇太子跟我们谈到了利玛窦神父的书，对我们极力赞扬这位中国传教会的创始人的精神与博学，并说，最能干的中国人将保持对他的敬意。

两年来，皇帝很注意研究欧洲的医药，尤其是法国国王分发给全国穷人的药粉。我们告诉了他这些药粉在法国治愈的所有疾病。他通过反复试验看到这些药粉的疗效果真神奇、迅速，一个个奄奄一息、只等一死的人在服药后第二天就脱离了危险。惊人的疗效使他把这些药粉称为神药。他当时已患的病从一开始就发高烧。尽管皇帝通过多次病例已经确信这些药粉可以治愈他的病，中国医生仍不同意让他服用这些药粉。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来给他治病。但是，皇帝看到病情加重，怕它会影响到脑子，便自己决定，服一半剂量的药粉。皇帝当晚就退了热度，并在这之后的几天中好多了。也许是他服用的剂量不够，皇帝后来还因低烧而发病。虽然这些发作并不厉害，只持续了两小时，皇帝仍对此不安。他向全城公布寻找治低烧的良药，并不断通告说，凡正在患病者皆可人宫治疗。每天均有不少人前来尝试。有一个和尚尤其与众不同，他让人从一口井中提上一桶凉水，人们当着四位宫中最大的显贵的面把凉水递给和尚。这四个人是皇帝的代表，是来验收合适的治疗方法与观看其试验的，而后，他们得向皇帝稟告。这四位显贵分别是索额图亲王、Mim—ta—gin、皇帝的叔叔与亲王的叔叔，他们均为国务大臣，老练而谨慎。和尚将此水盛满一个杯子，走出大殿，把它放在阳光下，举起双手，两眼对着天空，然后朝四个方向转了一圈，他做了一百种令异教徒们感到神秘莫测的姿势。在做完之后，他让一位跪着热切等待治愈的病人喝下那杯水。但是，这种治疗方法毫无疗效，和尚被当做骗子赶走了。

我和刘应神父正是在此时到达皇宫的。我们带了一斤金鸡纳霜，那是对我们充满好意的多罗神父从本地治里给我们寄来的。这种药在北京还不为人知。我们把此药作为在欧洲最受人信赖的用于治疗间歇热的药呈献给皇帝。我们上面已提到过的四位显贵高兴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把按照法国国王的命令印的制药和服药方法教给他们。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还想知道金鸡纳霜从何而来，效果如何，能治哪些病。他们还想知道，法国国王作为一个伟大的君主在赏赐了献出秘方的人之后，是如何为了减轻其臣民的痛苦而把此秘方公布于众的。

人们在第二天让三个病人试尝了这种药。一个发作后吃，另一个在发作那天吃，第三个在发作间歇那一天吃。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天主想在这一场合显示威力，还是因为这种药的天然效果，这三位被留在宫中观察的病人一下子都好了。人们立即将此消息禀告皇帝。如果不是因为对其深深爱戴的父皇的病极感不安的皇太子担心此药会有人们尚不知道的副作用，皇帝本来那天就会服用此药。皇太子召来了四位重臣，责备他们这么早就对皇帝去说此事。四位重臣谦卑地请求原谅，但为了表明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我们对他们所说的一切已使其认为金鸡纳霜不会有任何副作用)，他们四人自告奋勇地来试尝此药，皇帝同意了。人们立即端上了盛满酒的杯子与金鸡纳霜，皇帝亲自搅和了酒与药，晚上六时，四位重臣当着皇帝的面喝下此药。他们随后退下，并睡得很好，一点都没有感到不舒服。皇帝一夜都过得很不安宁，在凌晨三时就召见了索额图亲王。在得知索额图亲王与另三位重臣都安然无恙后，他就毫不犹豫地喝下了金鸡纳霜。那天下午三时，他等待高烧再起，但是并没有发烧。一天一夜平安地过去了，宫廷里一片欢腾。翌日，四位重臣就我们的药物取得的成功向我们祝贺。我们把这一切均归功于天主，是天主赐福于皇上。皇帝继续每天服用金鸡纳霜，病情曰益好转。

在他完全康复后，皇帝重赏了他生病期间所有出过力或者送过药的人，虽然他没有服用过那些药。但是他严厉地惩罚了三位御医，因为他们在他病重期间主张不要让他服用任何药。“什么，”他对他们说道，“你们见危不救，就怕我死了归咎于你们，你们就不怕我真的死了，什么抢救措施都没有!”他下令刑部审查他们的行为，依法处置他们。刑部给他们判了死罪，但是皇帝开恩，将其改为流放。

皇帝在这时并未忘记我们。他公开宣布，张诚神父与白晋神父的药粉救了他的命，而我和刘应神父带给他的金鸡纳霜让他退了烧，他要重赏我们。为此，他让人取来他宫城旁边所有房屋的平面图，并选了最大最方便的一幢给我们。此屋原由一位曾任皇太子的师傅的官员居住，但这位官员因犯了死罪，所有财产均被没收，并被流放到鞑靼。

1693年7月4曰，皇帝召我们进宫，他先让一位内侍传旨：“皇上赏给你们四位一幢房子，就在宫城旁的地方。”在我们按照中国的礼仪跪着听完圣旨后，我们站立了起来，这位内侍领我们到皇帝的内宮谢恩。皇帝本人不在，数位凑巧在场的官员与徐日升神父及我们修会的另一位神父共同出席了这一谢恩仪式，这两位神父是为了其他事进宫的。他们静静地分立左右，和我们相隔一段距离，张诚神父、白晋神父、刘应神父和我在他们中间站成一排，我们跪下三次，额头到地地深拜了九下以示谢恩。次日，我们在皇帝面前又重复了这套仪式。皇帝在这天施恩特意召见了我们，并客气至极地和我们交谈。他让人把要带到法国去的礼物交给白晋神父，委托白晋神父把他刚才对我们的礼遇告诉法国国王。

7月12曰，我们得到了房子。由于它不适合我们的用途，皇帝下令工部按我们的要求全面整修，并要立即动工。工部派了四位建筑师，拨给了所有必需的材料，并任命两位官员管理此事。12月19日，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把我们的教堂奉献给为拯救人类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以示敬意。我们在第二天以举行仪式开堂。众多基督徒一早就来了，和我们一起感谢天主在皇宫里得到的荣耀。在此之前，皇宮里从来只是作渎神的祭牲。刘应神父应这些把星期日、节日神圣化，在这些日子前来教堂的人们的要求，讲了一次道。

从那以后，张诚神父每星期日都讲道，向信徒们讲解基督徒的主要义务。我们给好几位新教徒行了洗礼。这些新教徒带来了他们过去的偶像，并把它们扔在凳子和桌子底下以表示他们对它们的蔑视。每个星期日和每个节日，均有几个人来受洗。刘应神父负责教化新教徒们。不久，我们就有了一大群基督教徒。最虔诚的基督教徒把他们的朋友带到我们这里，向他们讲述教理。有名的秀公过去是宫里的太监，他在这一爱德之举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个圣洁的人在最近那次教案中吃了不少苦头。他与神父们一起被打人囹圄，并也和神父们一样被戴上九根粗锁链。这种折磨使他的热诚有增无减，每次他都为耶稣的教义争得面红耳赤。面对审判官们，他仍站在教会一边为天主的事业辩护。他在对审判官们述说时带有一种神圣的自由，并且在他去世前始终保留着这种神圣的自由。天主赐给他大量财富，他把这些财富都用于救济穷人。如果从遥远的外省或邻近的城市来北京的基督徒没有地方住，他就很仁慈地在自己家里接待他们。若这些基督徒很穷的话，他就养活他们。他那朋么好客，以至使自己陷于困境。他在经常地、慷慨地救济别人之后，反而要接受别人的救济。他有很好的口才来谈天主，以至最高贵的老爷也乐于听他讲。他特别崇拜圣母，并使得大家都对圣母感到亲热。他在走访时，总喜欢在脖子上挂着念珠和以前的传教士送给他的圣牌。他对我们的教堂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尽管他住的地方离我们有一法里远，他仍经常到我们的教堂祷告天主。他做得最多的事情之一是到乡村去走访基督徒，给他们讲道，使他们保持虔诚。他总是能让新教徒在经过他的充分开导后到我们教堂或其他教堂受洗。

最初在我们教堂受洗的人中最为显赫者之一是一位皇帝家族中的满族将领。这位军官住在我们教堂附近。他娶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非常贞洁的夫人。这位夫人长期来不停地向天主祷告，希望其丈夫能归依天主。她经常对他讲基督教的神圣，讲天主为忠实地服务于他的人在另一个世界所准备的天堂之福。有一次，她向他解说了基督教的主要奥义，并说他应当成为基督徒。他愿意听从夫人的劝告，然而他在这一时期所挂虑的事儿与种种不便立即妨碍了夫人的敬神之语对他产生的影响，这些敬神之语已像种子一样落到他的心中，但尚未扎根。他几乎没有一刻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他每天早晨都得进宫，在宫中呆上一整天，直到天黑时才能回来。如果他能阅读的话，他还能通过读我们的书来了解。但是，人们不能这样来要求一个满族军官。因为他们的特长就是骑马射箭，并能忠诚、迅速地执行皇帝的谕令。然而，在皇帝前往鞑靼巡视时，天主感动了他。因为他也要随行，所以他决定在出发前受洗。他在晚上六点时前来找我们，请求我们为他行洗礼。尽管我们很想满足他的要求，我们起初还是中断了此事，因为他对我们向来要新人教者在受洗前背诵的祈祷文一无所知。

他对我说：“我的神父，请勿要求我记住所有这些祈祷文。因为我没有足够的记忆力记住它们，也没有人不断地给我重复它们，我既不会阅渎，也不会从书中去学习它们。但是，我相信基督教的一切奥义。我相信天主有三个化身，其中第二个化身变成了人，并为拯救我们而被处死。我相信，凡遵守教义者将获救，而不遵守教义者将永远被罚人地狱。我不存在任何使自己成为基督徒的障碍，因为我只有一位夫人，而且从来就只想要一位。在我家里没有偶像，我也不敬拜任何偶像。我只崇敬天主，我愿热爱天主，并终生为天主服务。”

他所说的这一切并未使我们满意，因为我们想使他学会祷文。我们开始说服他，让他把受洗推迟到回来之后，因为那时我们将帮助他学会祷文。他对我回答道：“我的神父，如果我死于这次旅行，我的灵魂将会失去，您能够通过现在就让我受洗来拯救我的灵魂。因为，如果我病了，我又将如何受洗呢?您看到，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相信基督教的所有信条，我愿终身遵守它们。我离开了皇宫，急急忙忙地赶到你们这里，以恳求你们赋予我这一恩典。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为出发做准备，因为我今晚就得上路。”他继续说道：“我的神父，看在天主的面上，请不要拒绝赋予我这一恩典。”

我们很喜欢这位军官的诚恳。经过充分考虑，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像对待那些有死亡危险的人那样来对待他。于是，在我们要求他回来后尽可能地学好祷文、每天早晨与晚上皆要敬拜天主，以及他向我们保证将忠实地遵守基督教神圣的教规之后，我在我们的教堂为他行了洗礼，我给他取了“约瑟夫”这一教名。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在接受这一恩典时的欣慰之情。他拥抱了我们，并跪在我们面前，反复地用额头拍打地面，以向我们表示感激。他曾预料过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在旅途中过于劳累，他病倒了，并在一周后去世。我希望已赐给他这种情感的天主宽恕他。

我们还为一位青年王爷的儿子行了洗礼。这位青年王爷系着红色的腰带，表明他是皇家成员。他的儿子在火炉边时，正好有一口盛满沸水的大锅掉在他的身上。他哭喊着，忍受着极为强烈的痛苦。他父亲惊恐不安地赶来告诉我们这一消息。刘应神父遂前去看这位男孩，发现他已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就决定给他行洗礼。男孩的父亲是我们非同一般的朋友。刘应神父对他说道：“大人，既然您已不再能够做什么来有益于令郎的此生，也不能够阻止他所受的痛苦，就让他走上通往天堂的道路吧!在那里，他将永远幸福，并从那里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天主的恩宠。”他的父亲对此完全同意，并出席了受洗仪式。三天后，这位年仅三岁的男孩去世，他的父亲亲自前来告诉我们这一消息。

这次洗礼之后，这户人家又有人接受洗礼。因为其女儿之一在患了一段时间的病之后因病而亡，这位王爷亲自前来请求我们去行洗礼，好让他死去的女儿能够与她的小兄弟一起享受天堂的快乐。这位王爷的夫人与她的一位侍女自那以后一起归依了基督教。我们希望，天主同样赐福于其丈夫。这位王爷经常向我们保证，他只祈求真正的天主、天与地的造物主保佑。某些障碍至今耽搁了他的归依，应当希望他将来克服这些障碍。这是一位非常客气与善良的王爷。

他在军队中拥有重要的职务，该职务是由他家世袭的。我就不再赘述我们秘密地对一些出身极为高贵的儿童行的洗礼，没有必要说出他们的名字。由于很想治愈他们的病，他们的父母恳求我们去看看他们，以便知道在欧洲我们是否有医治这些病的药。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为其中的某些人行了洗礼，这种方式就是为我们和为归依一个国家向天主祈求。在这个国家中，如果这些儿童活着的话，他们将处在社会的上层。

皇帝赐给我们这幢房子一年之后，再次降恩于我们。与第一次相比，这次降恩丝毫不逊色，并同样为基督教带来了荣誉，这就是赐给我们一块很大的地以建造我们的教堂。在我们的房子附近有一块长三百法尺、宽二百法尺的空地。内务府主管决定在此造几间房子给宫内的太监住。我们认为，应当抢在他们之前行动，努力取得这块地以建造教堂。在祈求天主保佑此事之后，我与张诚神父、刘应神父前去提出了我们的申请报告。此报告以非常客气的语气陈述说，我们的房子始终缺少一个教堂，而教堂应是房子的主要部分。如果说原来的房子已既漂亮又宽敞，那么教堂更要超过它(因为既然我们已经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寻求天主最伟大的荣耀，我们的住处又怎么能够比天主的住处更好呢?)，皇帝赐给我们的房子什么都不缺，但应该有一座宏伟的教堂与之匹配，可是缺少空地来建造教堂。如果皇帝不在这块地中赐给我们一处合适的场所，我们就造不了教堂。

我们的请求报告所充彻的内容是提出并强调指出我们的理由。皇帝派他宫里的总管察看了我们要的那块地。在听了他们的禀告后，皇帝把空地划了一半给我们。他在其被载人宫中的记录的谕令中明确地表示，他赐给我们这块地是为天主建造一个宏伟的教堂。

工程立即就开始了，现在已接近竣工。进门有一个四周有长廊的大院子。当我们拿到教堂的平面图与说明书并开放教堂时，我们将把平面图与说明书寄上。平面图由颇为著名的意大利画家热拉第尼先生所画，当我离开北京时，他已快画好。

这位伟大的君王还赐给我们其他的恩典，这些恩典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未能充分重视的。当我们进宫时，他非常仁慈地接见我们。当他不能够与我们交谈时，也始终会对我们有一些客气的表示。在中国有这样的习俗，即在新年伊始之际，皇帝将派人从宮中给其重要的大臣送两桌东西，一桌摆满了肉食，另一桌则摆满了水果与果酱。他也赐给我们同样的礼遇，并邀请我们到他的漂亮的畅春园中去观看烟火。

我知道，一个传教士不该看重这些礼遇，除非这些礼遇有利于《圣经》。我向您保证，我尊敬的神父，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情况。引导着我们的天主也会允许我们如此，因为我们就是在那时也不乏磨难，不乏受痛苦的时候。在我们受痛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完全的忍耐力，需要一种超乎常情的克制，以便能支撑下去，并能好好地表现。耶稣基督的话将始终是正确的。他说，他的使者在世界上将会有许多障碍要克服。天主号召我们从事传教工作，履行他赋予的使命，他当然希望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并赐给我们所有的才能。但他同样也希望把有关的荣耀完全复归于他，使我们丝毫不会有把荣耀归于自己的想法。天主经常让我们的虔诚促使我们采取的最为明智的措施变得一无是用，并允许人们去推翻我们的已商量得极为妥当的计划。最后，当我们已受了很多痛苦，并完全认识到我们的弱小时，天主显示了祂的力量，祂把人们用来反对我们的障碍本身全转变为以最有利于基督教的方式来执行其计划的手段。没有必要去说，这种经历对一位传教士会有多么大的教益：当他做了某些善事时，这种经历会使他谦逊；当他工作时，这种经历会使他对自己的力量产生怀疑；当他受到阻碍时，这种经历会使他支撑下去。令最为坚定的人也感到胆战心惊的宗教迫害不会再让传教士感到惊讶，他会把这种宗教迫害视为天主用来达到其目的的计谋。他所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耐心地忍受，等待着天主的一切安排。在这一过程中，他应当切记《圣经》所说的内容，即以撒、雅各与摩西之所以完成了天主要他们做的一切，是因为他们在磨难中能忠贞不渝，而那些不能忠贞不渝的人则因为其缺少耐心而失去了一切，并遭到灭绝。

我们此时有两个苦恼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使我们极为焦虑不安，但天主的仁慈将乐意使我们摆脱苦恼。首先，我们险些失去了声名显赫的索额图亲王。索额图亲王是最新的皇后的叔叔、皇太子的舅公及帝国地位最高的大臣之一。由于皇帝器重他的才能，他在整个国家都受到尊敬。由于他始终对基督教给予保护，他也值得被所有虔诚的教徒所敬重。他在其畅春园的寓所中病倒了。从第三天起，他派人来找我们，即刘应神父和我。因为张诚神父当时在鞑靼。我们看到他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时深感悲痛。但到了第二天，我们的悲痛之情愈加强烈，因为我们看到他全身上下都得忍受剧烈的疼痛，并准备屈服于病魔的折磨。他把手递给我们，以表示其对我们的亲切之情，但是，由于不堪病痛的折磨，他已经不能说话。皇帝在得悉索额图亲王濒临死亡后，在第三天亲自来看望他，并赐给他所有的御药。我们在那天并没有见到索额图亲王，在其后的几天里也同样如此，因为他已被转移到家中最里面的房间，那里居住着他的女眷。我们在自己的教堂里夜以继日地为他不停地祈祷。索额图亲王曾是我们神圣的宗教的保护者，并曾经常对我们说他只敬仰天主。让我们甚为痛苦的是，在我们为这位大人尽了所有的义务之后，却将看着他未经受洗就去世。

我们俩每天交替着去打听他的消息。我们对他的一位信仰基督教的仆人开导说，他应该代表我们去对亲王说说基督教。但是，这位仆人在几天后答复我们说，他已不再能够单独与亲王说话，甚至也无法接近亲王，因为亲王的女眷时时刻刻都在亲王的身边。这些困难加剧了我们的悲哀。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祈祷道：“主啊!您怎么可能让这样一个人死去。在这个人身上，我们发现他有如此多的本领以支持传教士并公布您神圣的教理。”天主怜悯我们，他把这位亲王还给了我们。这位亲王不久来到我们教堂，感谢我们使他恢复了健康。他是在星期天上午来的，当时正值全体基督徒聚集在教堂里做祷告。他进入了教堂，跪了下来，并磕了好几个头。在这之后，他到我们的房间拜访我们，感谢我们分担了他的病痛。

我们也差点失去张诚神父，我们的传教事业在这初创时期极其需要他。皇帝派他与安多神父前往鞑靼，以便绘制一张精确的地图。由于他懂满文，能够与当地人提问，并与他们交谈，所以，他可以从当地人那里得到许多有关那些不属中国管辖的省份的知识。他在接近克鲁伦河的发源地时病倒了，此地离北京有三百多法里。他的病伴随着使人不舒服的恶心与不停的呕吐，使他元气大伤，以至认为自己快死了。于是，他在给我们写下其最后的感想后，即准备后事。由于色楞格河附近有一个莫斯科人的居住地，且该居住地距张诚神父等人所在的地方仅有三十法里，有人提出把张诚神父送往那里。但要做出这一决定存在着困难。同行的中国官员们不愿采纳这一建议，因为他们常不信任莫斯科人，加之他们拿不准若那样去做的话皇帝是否会高兴。就这样，已不堪忍受病痛的张诚神父不得不重新踏上返回北京的道路。由于他不再有足够的力气骑在马上，人们让他躺在运行李的马车上。躺在马车上的张诚神父在三百法里的路程中吃了许多苦头。因为他不得不经受可怕的孤独，不得不经过山丘与山坡上的高低不平、充满石块的道路，后者使他剧烈地抖动，使他的生命经常处在极为危险的境地。此外，在旅途中，这辆马车还多次翻车。如果没有一位老爷对他进行的照看，张诚神父将必死无疑。这位老爷是当今中国的首席阁老，他当时被派往鞑靼，以审理和了结那一地区臣属于中华帝国的卡尔卡斯人之间的纠纷。

我们以极度的喜悦迎接张诚神父。在北京，他的身体慢慢地得到复原。但一个月后，张诚神父第一次要求外出，想去拜访我们另外两处教堂的神父们，后者在他生病期间经常来看望他。这时，一场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故差点把张诚神父突然地从我们身边夺走。由于他在门口上马时，因为一只脚踩着马镫，身子腾空，突然受到了中风的打击。他跌人了我们的仆人的怀里，仆人把他送回了第一座庭院。

闻声赶来的刘应神父与我发觉他已失去了知觉，脑袋歪斜在上腹部上，声音嘶哑地喘着气，后者在我们看来是死亡将至的预兆。天主知道，当看到他处于这样悲惨的状态，我们是多么地痛苦。当人们把他抬到他的卧室期间，刘应神父取来了圣油，而我则取来了药物，这些药物我们已试验过其神奇的效果。我费了好大的劲，两次让他服下了药物，与此同时，刘应神父则为给他敷最后的圣油做准备．张诚神父有一点恢复了知觉，并认出了我们。但是，他很快地又失去了知觉。我们反复地祷告。终于，我们给他服用的药物产生了巨大的疗效，所以他在服药后一两个小时就痊愈了。不过，他处于一种令人痛苦的失眠状态，以至于无法得到任何休息，这使我们产生了新的不安。一位中国医生消除了他的失眠症。从那时起，天主为了基督教的利益使他处于完全健康的状态，因为他已经并且还将每天为基督教提供非常引人注目的服务。

我们那时在中国只有三位法国神父，且均被限制在宫廷之中。

天主通过白晋神父的返回给我们送来了救助。白晋神父从法国给我们带来了好几位杰出的传教士。他们是乘“昂菲特利特”号商船来的。此船是我们国家第一艘前往中国的船只。当时正在鞑靼狩猎的皇帝高兴地获悉白晋神父的抵达。他从宫中派了三个人去广州迎接，并将其带到北京。白晋神父带来的礼物使皇帝非常喜欢。皇帝经过考虑，免去了“昂菲特利特”号应当交纳的费用，不管是商品税还是测量费皆被免除。中国方面的官员把船长德拉罗克骑士视作法国国王的官员，对其甚为尊重。他们给他准备了一个公馆，允许他在广州城逛逛，并派了六个卫兵陪伴着他。皇帝的使臣客气地拜访了他。中国官员们对中国公司的经理先生们也给予很多的礼遇。该省的大官们在巡抚的率领下，邀请他们出席一个盛大的宴会。总之，在广州的白晋神父与在北京的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努力使这些先生获得尊敬、满意与便利。但是，在总是以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外国人的中国，外国人要取得其想要的这一切并非易事。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这主要是根据我们的职责使那里的人认识到了耶稣基督。正是这一点，白晋神父带来的新的传教士们以极大的热诚工作着。他们有的奉旨留在宫中，有的前往各省。我将在另一封信里向您谈这些，因为此信已经太长了。

谨致深深的敬意。

(1704年1月15日于伦敦)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通过我给您写信的地点，您将知道我已乘坐一艘英国船只自中国返回欧洲。我希望由我本人把我在旅途中(此次旅行持续了六七个月)写给您的第一封信呈送给您，但我清楚地认识到，我还将在此 (指伦敦一一中译注)呆上一段时间才能前往法国。鉴于此，我将一有机会就把此信寄给您。在这期间，我将满足于通过第二封信向您汇报一些事情，这些事件与我在第一封信中冒昧地向您说的那些事情同样，或者更有必要让您知道。

我首先将忠实地叙述我们承蒙天主的赐福，为在那个国家(指中国一一中译注)的传教士们以及不同的修会所提供的一点帮助，其中包括帮助他们在那里设立机构，或帮助他们从人类的敌人在该帝国的不同省份推行的针对他们的宗教迫害中摆脱出来。我将仅根据传教士们写给我的信或他们交给我看的其写给其他传教士的信来叙述。

虽然自杨光先这一基督教的名誉的重要敌人所挑起的著名的宗教迫害结束以来，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得到了容许，但传教士无论是在进入帝国的各个省份，还是在中国履行其职责时仍旧经常处于巨大的不便之中。当时，人们仅仅只能通过澳门这一已由葡萄牙人占据了一个多世纪的城市自由地进人中国，但取道澳门需要得到葡萄牙人的同意，而葡萄牙人一般不会同意外国人这样做。如果人们走其他的路线，就会招来中国官员的侮辱。这些中国官员会虐待传教士们，并强迫他们离开。自中国皇帝决定开放中国的港口并允许外国人在其国家中经商以来，不同修会与各种国家的传教士们利用这一如此有利的时机，以进人中国，在中国建立不同的传教机构。

就像在收获之际人们对令人满意的工人不会嫌多一样，我们对这些使徒的到来深感欣慰。我们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予以接待，对他们提供了一切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如我已向您所说的，我们提供这些帮助的方式要么是支持他们设立不同的传教机构，要么是阻止某些谋求私利或不怎么友好的中国官员对他们的公开侮辱与迫害。尽管我们始终奉守这种操行，但人们在欧洲并没有给予我们有理由期待的正确评价。当我在1700年抵达法国时，我非常意外地得知，人们在这里把我们当做是要反对其他传教士的人，是只谋求推翻他们的教堂并与他们的机构对抗的人。

确实，人们准是以为我们已声名狼藉、全无廉耻，才会对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人们准是忘记了公正与仁慈的所有法则，才会向以前并不怎么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其他人煽动这些想法。我们岂能不知道，去扰乱正在履行圣职的充满着虔诚与良好愿望的人就是冒犯天主本身，就会给我们个人及我们的工作带来先知的令人惊恐的诅咒：“如果你们在自己的视野里不注意与天主的事业有关的事情，如果你们未考虑到这些生命是天主亲手制造的产物，不幸就会降落到你们身上。”

此外，我们又何曾敢自认为单靠我们就足以使整个中国信奉基督教呢?我们肯定不会这样认为。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工作中的同伴愈多，我们就会愈加感到安慰与快乐。我们还像圣方济各·沙勿略一样，自愿地向欧洲所有大学致函，鼓励虔诚之士前来帮助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情感。天主知道，我们敢对他说，我们的行为从未违背过这些情感。以下就是一些例子。

马尼拉的方济各会神父们是第一批使我们有机会让人们认识到我们的这些行为准则的人。这些神父已决定在安庆定居，此地的位置颇具诱惑力，虽然它与该省的首府南京只隔五天的路程，但仍派有一位特殊的巡抚。为此，他们向当时正与李明神父一起呆在广州的我通报了他们的计划。仍留在这些神父住处的康和之主教也和他们一起，恳切地请求我关心此事，并在中国官员那里为他们疏通。我给张诚神父写了信，他很快地就给我们寄来了给主管这方面事务的中国官员的推荐书。我把这些推荐书交到了尊敬的桑巴斯卡尔神父的手中。他是这些神父的修道院院长，一位功绩卓著的传教士。桑巴斯卡尔神父把这些信呈给了安庆的中国官员们，后者同意了他向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

正是在这之后不久，我们向尊敬的莱奥内萨神父(现为贝里特主教)表明，我们对他赐给我们的友谊是多么地看重。巴西莱主教罗文藻在其逝世之前，按照他从罗马教廷获得的权力，任命了江南、北直隶与中国其他南方省份的宗座代牧主教。他还留下了他在南京的房子，这幢房子是其在逝世前不久购买的。莱奥内萨神父在占有这幢房子方面遇到了困难。因为这幢房子与衙门中最显赫的老爷之一的公堂连在一起，他担心这位官员会提出反对，或制造事端以阻止他占有这幢房子和设立教堂。他向我们表示了他的不安。在这以后，张诚神父与白晋神父促使他们的朋友写信给这位老爷。两神父的朋友们以极为客气的方式写了信，以至这位官员一点都没有刁难莱奥内萨神父。这位官员接受了莱奥内萨神父的拜访，并随即带了两种礼物进行了回访。他说，一种礼物是为了对所收的莱奥内萨神父送的礼物表示感谢，另一种礼物则是为了表明他对有莱奥内萨神父做邻居感到高兴。

我们也同样为在厦门受人凌辱的勒布朗神父讨回了公道。一天，这位传教士乘坐一艘英国船只返回中国，他身上带着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这些钱是人们在欧洲交给他，让他与他的同仁们维持生计用的。海关的中国官员逮捕了他，把他送上法庭，没收了他的钱财，并让自己的一个仆人当着其面痛打了勒布朗神父。如此粗暴的行为使这位有德行的教士深感震惊。他不习惯于接受这样的侮辱，其他的传教士也是如此。他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给我们写了一封极为感人的信。我们对此深感悲痛，并采取了措施为他讨回公道。以下是我们为他争取到的补偿：首先，该省的总督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其次，海关的官员在其住在北京并且责备他的行为的父母催促下，第一个去看望了神父，这位官员退还了钱，并要神父确信他对神父的友谊；第三，勒布朗神父几天后对这位官员做了回访，这位官员叫来了应对这次侮辱承担责任的海关的守卫，让人把这位守卫放倒在方石板上，以便对其施以一定数量的板子。但是，勒布朗神父请求赦免了这个坏蛋，使他免受了皮肉之苦。神父随后写信给我们说，他对人们对他的赔罪与尊重极为满意。

当今的科农主教与福建省宗座代牧主教麦格罗特山也曾求助于我们。这位高级教士多年来居住在福建省的朋首府福州。但是，由于他觉得他所占据的房子不怎么理想，就买了另一幢房子，并拥有了它。他的邻居们不太喜欢看到自己的居住区中有一座教堂，就开始纠缠他的仆人们，继而又烦扰他本人。他在北京多次写信给我，以便让人停止对他的迫害。人们之所以对他进行迫害，只是因为他们把他看做是一位没什么靠山，不怎么认识官员的人，认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制止其邻居们的蛮横无礼。我那时在根据皇帝的谕令前往福建与广东的一次旅行中，天主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那些人幡然醒悟。我经过了福州。为了使麦格罗特与该省的首要官员们结成友谊，我没有到人们已为我准备好的住处下榻，而是住到了麦格罗特的家里。次日，以及其后几天，总督、巡抚、福州知府与好几位其他官员来麦格罗特处看我。最初的寒暄过后，我把麦格罗特介绍给他们，我向他们赞颂了他的美德与才能，请他们把他看做是我的兄弟及非同一般的朋友。我特意把他拜托给了福州知府，后者后来对他甚为尊重，以至这位高级教士请求我为此去谢谢该知府。我尊敬的神父，通过上述小小的细节，您已经看到，我们对涉及到传教士的事情的关心是真诚、善意的，我们还把向传教士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作为自己的乐趣与义务。

尤其是在1698年与1699年，当教皇任命了中国各省的主教与宗座代牧主教时，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来表现出我们对共同利益的热忱。数位受任命者找我们帮忙。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有义务服从于罗马教廷。他们还向我们表明了其在各省的省份中将遇到的困难，即没有基督徒，没有教堂，没有传教士。他们还指出，如果他们得不到某些来自宫廷的推荐和支持的话，这些困难将是不可克服的。这种局面较难处理，想同时在如此多的地方建立住院亦非小事一桩。因为让人担心的是，在一个把不信任与猜疑作为政府的灵魂的帝国里，人们会对如此多新的住院一下子在欧洲人尚未涉足的省份里产生感到震惊。然而，如罗马教廷所说的那样，我们相信应当采取行动，相信把传播福音的大门开得更大的时机已经到来。

我们传教会的会长张诚神父负责这一事情。他首先从康和之主教着手，后者刚刚被任命为北京主教。由于这位高级教士已经形成了一项计划，即在其管辖的北直隶边界和广州建立宗教机构，以便作为其主教管区的中心，并向各处提供帮助。因此，张诚神父为他写信给广州的巡抚。康和之主教在这位重要的官员的保护下，在Lintein这座二流的城市购买了一座房子，并拥有了它。一些文入学士对此低声抱怨，并提出了一项反对康和之主教的诉状。他们说：“这些传教士宣传的教义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是外国人，恐怕他们某一天会引起一些暴动。”张诚神父在得知这些文人的活动后，向巡抚重申他对康和之主教的推荐，巡抚遂迫使这些文人们沉默。我没有这位高级教士为感谢此事得到圆满解决而写给张诚神父的信，但是我有他的代理主教、意大利籍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尊敬的安托瓦纳·德·弗卢西奥纳神父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为主教大人及我本人就你们对我们提供的帮助表示万分感谢。我要向你们请求的是，请你们赋予我某种手段，向你们表示我的感激，并让世人知晓我受过你们的巨大恩惠。我极为亲爱的神父，我久闻你们的大名。在我前来中国之前，我即知道你们充满了仁慈，知道你们使所有的传教士高兴，而并不管他们是什么修会的人。现在还有谁不对此坚信不疑呢?甚至你们的对手也被迫认识到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并写下赞美你们的语言，对你们很尊重。”

北京主教目前致力于在与山东同省的Tong-Chain—fou建造一座新的教堂。他想在此安置刚从意大利到此的四位修士。这座城市对福音的传播者来说一直显得极为遥远。但是，巡抚应我们的请求，促使人们接受了这些修士。原先颇为难弄的官员也变得温和起来。目前这些官员正在亲自设法寻找一幢能让主教大人满意的房子。

如同勒布朗神父在当时，更确切地说是在1702年3月3曰写给张诚神父的信中所示的那样，对勒布朗神父在云南省的定居，张诚神父同样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帮助。不过，张诚神父对被教廷任命为四川省宗座代牧主教的罗萨里主教大人则更关注。他设法取得了巡抚的公子的信任，并通知这位高级教士，他刚刚做了安排，以便这位高级教士能够顺利地去履行，罗萨里主教对此表示了感谢。但是，罗萨里主教并不想赴四川就任，而是决定前往欧洲，并尽快地访问罗马。他在出发前，向这个巨大的省份派遣了四名传教士。他们是巴塞特神父、德·拉巴吕埃尔神父、阿比阿尼神父与米勒内神父。他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到达四川。阿比阿尼神父与米勒内神父在进入四川省后，在松潘停留了下来，准备在此建立一座教堂。巴塞特神父在进人称为成都的省会后所遇到的困难要比前两位神父在松潘所遇到的困难更大。已经对传教士产生反感的官员们拒绝了他的拜访，并阻止他拥有他已买下的一幢房子。巴塞特神父无法利用巡抚的保护，因为这位行政官员数月前即已去平定发生在四川省边界的叛乱了。巴塞特神父想与成都的官员进行商议。他向他们指出，皇帝已下诏，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在这之后，礼部也下达过允许在严州新建教堂的判文，因此，他们不应该反对他在四川省省会建造教堂的谋划。官员们答道：“确实，皇帝已下了一道对基督教有利的诏书，但因为诏书中只涉及原有的教堂，所以，人们就不能利用这一诏书来建立新的教堂。至于严州之事，只要你们能给我们一份与礼部的这份判文相似的文件，我们就同意你们向我们所提的要求。”

巡抚回到成都后，有关官员不想让他接受巴塞特神父的拜访。当这位传教士提到人们去年从朝廷寄给他的推荐信时，巡抚手下的官员回答说，他们的主子对此已记不起来了，而且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他们的主子自那时起一直在忙于大量的事务。巴塞特神父在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后，恳求张诚神父再给他寄一封新的推荐信。他说：“这样就可使您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帮助不致没有用处。”他补充道：“我相信，天主不会允许远道而来的我们被迫返回，对天主的光荣热忱无比的V．R．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也会像我与德·拉巴吕埃尔神父请求他的那样，阻止这一切发生。”

当人们在1702年7月3 13收到此信时，我正从法国回到北京。尽管局势不是很有利，但我们仍决心借助我们的各位朋友，去支持巴塞特神父与他的同伴建造教堂。我们请求我们有幸受其保护的老爷们给四川巡抚写信。他们极为客气地这样做了，并在其信中附上了礼部最近发的同意在宁波建造教堂的判文，以便使四川的官员们确信，若他们允许福音的传播者在该省建造教堂，不会有任何危险。

我在此就不赘述我们给奥古斯汀教派的神父们带来了安宁，这些神父为了保留其在江西省的抚州所设的教堂受了五年的烦扰，是我们使他们摆脱了这一切；我也不赘述我们为克蒂神父这位外方传教会的极有德行的教士与曾求助于我们的许多其他的传教士所提供的帮助，因为这会使我在细节上花费过多的笔墨。我所要说的是，我们以同样的热情为他们采取了行动，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以便使他们感到高兴，以及为天主带来最大的光荣。我们也从这些从事使徒工作的人中的大部分成员那里得到了真挚友情的表示。如果我们身处逆境，他们会安慰我们；如果天主降福于我们的工作，他们会与我们一起欢笑；如果有人诽谤我们，他们会像在严州事件中所做的那样，以尊重事实的证据使我们的敌人哑口无言。

人们已在巴黎传播说，耶稣会士已经推倒了罗萨里主教的五座教堂，并让人通过他的出身与虔诚来折磨这位如此杰出的高级教士。没有任何事情比这种传闻更让人无法接受的了。获悉这一传闻的在华传教士们对此甚为愤慨。这从圣方济各会修士、山西省宗座代牧主教、尊敬的巴西尔神父在1701年10月21日写给我的信中的内容可见一斑。以下为此信的内容：“有人散布消息说，德·里奥纳神父在严州被殴打与虐待，有五座教堂在中国官员的命令下被推倒。天啊!这一消息是何等地荒唐!我起先以为人们跟我说的是一个称为‘五教堂’的匈牙利城市。只考虑使我们与自己的使命相符吧，我亲爱的神父。人们想以此来给我们抹黑的欺诈、谎言与诽谤只会使我们的荣耀更加光彩夺目。”

他在另一封信里写道：“我为和你们在一起而感到高兴。我由衷地祝贺你们得到你们的神父所期待的救助。你们的神父在这一传教团以那么多的热诚为天主服务，以至于他们不仅通过自身去为天主的荣耀而工作，而且还不顾自己在船舶失事时面临的不断的危险，同样努力地去帮助、保护其他传教士们幸运地到达。”

北京主教也处于同样的感受之中。以下是他在1701年9月30曰就我从欧洲返回写给张诚神父的信：“我由衷地为洪若翰神父和他带来的八位传教士的平安抵达感到高兴。幸亏仁慈的天主降福，使我的灵魂感到莫大的慰藉。我请求您把他们的欧洲名字与中国名字告知于我，以便我能把名单寄往罗马教廷的圣部，并以书信的形式将他们已抵达中国这一令人愉快的消息呈报给圣部。我确信，圣部在得知这一消息时会极为高兴。我现在向天主祈求的恩惠是，请天主派遣大量的法国耶稣会士。我想天主会赐给我们这一恩惠。”

尊敬的希伯禄神父是圣多明我修会修士、浙江省宗座代牧主教。他在这之后不久，也以同样的方式写信给我们。他在1701年10月18曰给张诚神父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在兰溪受到利圣学神父与郭中传神父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在信中写道：“除了对所有其他传教士表示感谢外，我尤其要对您本人表示感谢。您充当了天主为了有利于这种使命和他的使者们而特意安排在中国皇帝身边的约瑟夫（此处指索额图亲王）。我对此已多有所闻。正因为这一原因，我始终对您极为尊重与敬仰。”

除了上述证据，我还将补充勒农斯神父三年前根据罗马教廷信理部的旨意，在巴黎对我所说的话。对此，我尊敬的神父，您或许也还能回忆得起来。勒农斯神父对我说道：“鉴于通过其从在华的主教、宗座代牧主教与好几位传教士那里收到的信得知，法国耶稣会士自参与在华的传教事业后极为热忱地致力于在中国维持基督教，致力于向别的传教士提供一切自己在皇帝的恩宠下所能提供的帮助。圣部认为，应当对这些神父提供一份正式的证明，证明圣部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满意。因此，在一封由信理部的部长巴尔贝兰枢机主教大人与该部的秘书法布罗尼大人签署的信中，我被授权代表信理部向您致谢，并向您表明，圣部已经感受到了您与您的其他耶稣会士伙伴们在这一辽阔的帝国中为了基督教的利益、为了支持所有在华传教的人履行其职责而所做的一切。我还向您保证，在以后将出现的任何场合中，圣部都会对你们表示它对你们的保护与仁慈。”

我尊敬的神父，虽然看到在这一艰苦的传教事业中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各个修会、各个国家的传教士们还我们以公道，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但我坦白地跟您说，我们取得人们所向我们要的推荐并非易事，它使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尤其是当我们被迫向首席大臣、各部主管的官员及宫中地位最显赫的王爷们求助时更是如此。为了说服他们，就只有了解这一国家的礼仪。除了应当长时间地等待有利的时机，以及小心行事，以免惹人厌烦之外，人们在去见地位显赫的人并请他帮忙时，必须得带上礼物。这是一种普遍的习惯。对此，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绝对不能够不这样去做。

然而，最使我们得以接近并影响帝国最上层的官员的是皇帝对我们的恩宠。皇帝继续对我们以礼相待，而我们也力图通过我们为皇上提供的服务使自己配得上这种宠幸。尽管这位君主对他已经熟练掌握的数学与欧洲其他的科学似乎已不像前几年那样热心，但我们仍经常进宫。因为这位君主始终有一些要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他夜以继曰地忙于施舍。樊继训神父、博丹神父与罗德先神父擅长治愈伤口与配制药剂。皇帝派他们去给其宫中的官员及北京地位最显赫的人中的患者治疗。他对这几位神父的服务是如此满意，以至于他若去鞑靼与帝国的各省巡游时，老是把几位神父中的某一位带在身边。这位伟大的君主对杜德美神父与陆伯嘉神父也同样甚为欣赏。他俩由于皇帝陛下的特谕，每天均得进宫。杜德美神父精于解析学、代数、力学与钟表方面的理论。而陆伯嘉神父则极为巧妙地致力于能讨皇帝欢心的各种工作。不管他们如何忙于侍奉这位君主，他们仍不放过宣传耶稣基督的时机，并使受命与他们交谈的宫中的官员认识耶稣基督。

此外，我尊敬的神父，不应该用在法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宮廷里所发生的情况来判断在中国宫廷里的逗留。在法国与欧洲的其他宮廷里，人们能够与学者们以及因其职责和出身而极为显赫的人交往。但在北京的宫殿里，人们却没有同样的方便。当我们进宮时，我们被局限在一个老实说是与皇帝的套间相邻的套间里，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恩典，亦是极为信任的标志。但因为这个套间与帝国的显贵们汇集的地方隔得极远，使我们与他们没有任何交往。我们只能与某些太监或内侍交谈。我们的整个白天就在这个套间里度过，经常是在快天黑时才疲惫不堪地离开。如果不是天主最大的荣耀在鼓励我们这么做的话，去忍受那样一种受拘束，而且表面上看来与传教士的精神不甚相符的生活无疑会让我们深感痛苦。但是，由于这样做能使我们易于接近这位君主，使他对我们神圣的宗教给予极大的信任，并使官员们尊重与保护传教士们，我们的一切痛苦就都得到了补偿。

我尊敬的拉雪兹神父，除了我们在整个帝国的注视下，在皇城里刚刚建好的漂亮的教堂的主立面，我将不会对我在第一封信中向您汇报的我们在北京传教的情况再做任何补充。人们可看到教堂的主立面用金色的大字刻着这样几个汉字：敕建天主堂。这是北京最漂亮的建筑之一。我们为建筑这座能激发中国人的好奇心，能把中国官员及帝国最显赫的人们吸引于此的教堂不惜一切，以便我们能有机会对他们讲解天主，传授我们的奥义。尽管在我离开北京时，这座教堂尚未完全建好，但皇太子、皇帝的两个弟弟、他们的儿子以及宫廷中地位最高的王爷们已经前来看过多次。外省进京的官员在同样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也前来教堂，并在此产生了有利于基督教的情感。

我们觉得这些情感在他们回到其治理的地方时会产生效果。广东巡抚在几个月前的表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这位巡抚是位博学之士，但对中国的习俗以及对法律的遵守的虔诚超过了人们所能想像的程度。当地的居民想利用他的这一点。他们向他抱怨说，我们的传教士之一造了两座加盖得极高的教堂。一座在广州本地，另一座在离此有四法里的著名的佛山镇。该镇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人口的规模上丝毫不比广州逊色。居民们要求推翻教堂，或至少把它们搞得低一点。巡抚对他们答复说：“瞧，连皇帝也允许在他的皇城里建起一座很高的教堂。去干涉此事将会是多么冒失。”我们已经计划尽我们所能，使该教堂变得非常壮丽，以便使它与所处之地的庄严相符合。而在这样一个地方建造教堂已使天主感到高兴。我们还计划批准修建一些教堂，这些教堂是人们在各省为了天主最大的荣耀而想建造的。法国国王通过“昂菲特利特”号商船给我们在北京的教堂送来了一套银器和贵重的装饰品。前来我处时看到这些东西的宫廷中的官员以及基督徒们皆为之着迷。我们现在只缺十至十二幅用来装饰教堂最靠里的地方和两侧的大一些的画。

我们现在致力于在各省修建住院，以安置我们的同伴。这些同伴有的是白晋神父和我用“昂菲特利特”号带到中国来的，有的是从印度那边来到此地的。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江西、湖广与浙江等省份。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能够取得最大的成果，使更多的人归依耶稣基督。

我们的葡萄牙神父们因自己的传教士过少，在管理其在中国各省建立的教堂时人手不够，就请求我们把马若瑟神父与卜纳爵神父派给他们。对这两位神父的美德与能力，您均有所了解。马若瑟神父前往建昌，而卜纳爵神父则去了汀州。汀州是个一流的城市，坐落在把福建、江西两省隔开的群山之中。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卜纳爵神父就为近两百人行了洗礼。他使一户人家归信基督，这户人家长期来被魔鬼所骚扰。为了驱除魔鬼，和尚们已经多次百般努力，但只是在请基督徒进屋朗诵天主教的经文时，魔鬼才被驱除。卜纳爵来到两个从未见过传教士的城市宣传耶稣基督。在第一座城市，人们拒绝听他传教，而在名为永州的第二座城市，他在七天中使十四人归信了耶稣基督。他从永州又来到了邻近的村庄，那里有五十位新人教者接受了洗礼。他说：“我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整个村庄都将可能归信，因为村民们成群地赶来聆听天主的话语。但当有人以欺诈的手段来描述我们的奥义时，他们的虔诚突然消退了。那位可憎的欺诈者宣称，基督徒让人在一口大锅里煮死人的肠子，以便熬出一种可恶的油来，而基督徒们在洗礼仪式中所用的就是这种油。欺诈者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他在马尼拉这一他曾呆过三年的地方亲眼目睹的。他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撒下如此之大的谎言。”卜纳爵神父补充道：“人们不会相信，这些荒谬的话竞对那些已准备放弃异教的人产生了影响。我徒劳地大声叫嚷，徒劳地想让他们去看我们的书籍和我们印好的教理书，以便知道这个骗子在骗人。

但我无法使他们醒悟。正是在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一个传教士需要支持，以便自慰以及不加考虑地服从天主的命令。”这位虔诚的传教士随后访问了上杭、永定两城以及所辖的小镇。他在其传教历程中的一次经历里体会到，把有关我们神圣的教义的书籍给偶像崇拜者们看是有好处的。他说：“我在某个村庄里传教。在这个村庄我遇到了一位八十四岁的老者。这位老人以在中国文学方面学识渊博著称，并在十八岁时就成了秀才。由于他耳朵不好，起初他没有听我说话。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我的中文说得还不够好。一位陪我去的已信奉基督教的秀才代我告诉他，因他的年龄已如此之大，所以他离进入另一个世界并开始一种永远不会结束的新生活已经不远了。他以他这种年龄的人少有的火气答道：‘怎么?当一个人去世时，难道他的一切不是跟他一起都死掉了吗?他的灵魂和他的躯体一样消失。在此生之后，他不再有任何东西可期待。’秀才力图使他醒悟。当我因为看到他俩之间的争执愈演愈烈，并使老人更为固执时，遂阻止住他们的争吵。我给了老人几本有关我们神圣的宗教的书。对这些书的阅读使他的头脑里产生了许多感想。在天主一点一点地启示下，他终于认识到我们的宗教的道理，接受了基督教，要求受洗，并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随后到处宣扬说：‘中国的书籍，甚至连孔夫子的书，也无法与基督教的书相提并论。基督教的书更加明白易懂，其教义更为牢靠，且论证得更好。不管什么人，在读了这些书后若还不承认天主，或拒绝接受基督教的教义，那他就不是个人。”’

当卜纳爵神父在葡萄牙传教会中工作时，利圣学神父在受命建立我们所计划的新的教堂。他走遍了江西省，并把目光投向了抚州、饶州与九江这三个人口众多的一流城市。他在那里买了一些房子，还把傅圣泽神父、殷弘绪神父、孟正气神父安置于此，以便在此建立新的教堂。

傅圣泽神父在抚州发现了几个基督徒，并在他呆在抚州期间使基督徒的数目有所增加。傅圣泽神父呆在抚州的时间不长，因为他不得不去照管该省首府南昌的教堂。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原因：科农主教与福建省宗座代牧主教麦格罗特大人与罗萨里主教德·里奥纳大人就中国人在中国敬拜孔子与死去的先人之事在罗马控告了耶稣会士。与他们看法相左的南京、澳门、阿斯加龙与安得尔维尔的主教们认为必须得派代表赴欧洲，向教皇以及负责审理此事的圣职部说明情况。他们选中了原在江西传教的魏方济神父和负责佛山的教堂的庞嘉宾神父担此重任。这两人均精通中文与中国的其他习俗。魏方济神父在被迫离开其所珍视的在南昌的传教工作时，并非不无痛苦。他把南昌的教堂交给了在距南昌仅为二十法里处传教的傅圣泽神父照管，直至葡萄牙的神父们在方便的时候把本传教会中的人派往这里。

利圣学神父在江西省建立了我已经说到过的教堂之后，在1701年7月偕郭中传神父来到了浙江，计划在宁波建立一座新的教堂。由于该城的居民们以极为迷信和崇拜偶像著称，人们预料要建成此教堂会困难重重。为此，他们在宫廷方面事先做了必要的准备，以取得宁波的官员们的好感。果然，总督与其他最重要的官员客气地接待了我们的两位传教士，并对两位传教士做了回访。他们还允许两位传教士在其认为最适合履行他们的传教职责的地方购置一幢房子。神父们并未用很高的价钱就买了一块地，并开始在这块地上建造带一座小教堂的几间房子。

如此幸运的开端并未持续下去，因为神父突然失去了其最靠得住的三位官员。第一位官员因失宠被革职；第二位官员因母亲去世，被迫回家乡守丧，此乃中国的习俗；第三位则被皇帝提拔到了更高的职位。因此，我们的两位神父在宁波处在无依无靠的状态。他们不久就发觉到了这一点。新来的官员们首先问他们，皇帝是否知道他们来华以及居住在宁波。神父们对官员答道，他们是与白晋神父一起来的，皇帝已允许他们在全国各地居住，他们已选择宁波作为迎接我(指洪若翰一一中译注)从欧洲返回的地点，而我此次赴欧是根据皇帝的特谕前往的。总督似乎对这一回答颇为满意。然而，巡抚则不然。这位巡抚是一位贤人，也就是说是一位一字不差地坚持法律条文，并要人们严格地遵守的严肃的官员。他丝毫不为神父们提出的理由所动。神父们提醒他皇帝已颁布了有利于基督教的诏书，并保护传教士，但这也毫无用处。神父们对他说：“伟大的君主允许我们在各省建立新的教堂。礼部也未禁止我们这样做。它在最近刚刚批准了严州教堂的建立，因此，您不应该觉得我们前来宁波定居，在宁波使人认识真正的天主并布讲福音有何不好。”巡抚当即反驳说：

“我承认，你们对我所说的皇帝的诏书未禁止建造新的教堂，但是，它也没有允许建造新的教堂。礼部已批准了严州的教堂，但是这一批准并未涉及到宁波。因此，我要就你们建造教堂之事请示礼部，并把我已获得的有关材料寄送给礼部。”

巡抚的答复使我们的这两位传教士深感不安。他们知道，如果礼部只要有一次宣布反对我们建造教堂的话，各省的所有巡抚及各个城市的知府绝不会错过利用这一决定的机会，对我们以后想建造任何教堂都予以反对。当我们获悉这一令人沮丧的消息时，我正在北京。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应当担忧类似的决议出现。我们相信，为使礼部在如此棘手的局势中对我们有利，任何东西都不应该疏忽。张诚神父去见了礼部的尚书。后者对张诚神父颇为喜爱，并对张诚神父保证，要善待我们神圣的宗教。这位官员接待张诚神父的方式使张诚神父满怀希望。而且，这一希望并未落空。

因为，过了没几天，礼部向浙江巡抚以及就我们在宁波建造教堂而向礼部请示的其他官员做了如下答复：

“你们提及了皇帝最近的诏书。你们说，该诏书下令保留人们为了天主而已经建成的教堂，但并未允许建造新的教堂。你们问道，如果应该允许人们在宁波建造教堂的话，将根据什么理由。你们还提到了礼部的一次答复。在该答复中，我们说，应当让在严州买了一幢房子的欧洲人梁弘仁不受打扰。你们问道，是否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两位刚在宁波购置了一幢房子的欧洲人。以下是我们对你们所提问题的答复：你们自己提及的皇帝的诏书中清楚地说，欧洲的神父是一些具有公认的美德的人。他们既不伤害人，也未使任何人感到不快。他们为国家提供了出色的服务。既然人们允许和尚、喇嘛在中国定居并建造寺院，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给欧洲的神父同样的允诺呢?诏书在结尾处命令道，人们照旧存留当时已有的教堂，任何人不得在教堂骚扰欧洲神父。因此，根据我们应当完完全全服从与遵守的这一诏书，我们认为，由欧洲神父在宁波建造的教堂应予保留，他们也可以安心地在此居住。特此告知浙江巡抚及该省的其他官员。”礼部下达此文的日期是在1702年9月初。

我们没有理由去期待一个如此有利的答复。当人们考虑礼部曾一直充当基督教的公开的敌人，这次却似乎在为自己辩护似的为我们辩护，并强调指出我们的理由，那么，人们对于这一神奇的变化，不管怎么样去感谢天主都不为过。礼部不满足于提醒官员们回想起皇帝的诏书中对传教士的赞美之词，它还要官员们好好地看看人们在此所做的有利于我们的推理以及从中顺理成章得出的让我们建造教堂的结论。最后，礼部允许我们居住在宁波。它说，为了贯彻它要完完全全服从与遵守的这一诏书，它允许我们这样做。这些话是最关键的，因为礼部通过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诏书的意图以及皇帝忠实的臣民们应当贯彻它的方式。

我们前去拜见礼部的主要官员，对他们在这一如此重要的时刻对我们给予的保护表示感谢。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很高兴能为我们提供帮助，若是对和尚，他们就不会这样去做了。他们对我们说：“如果和尚们在某个城市建了一座宝塔，而官员们就此向我们请示的话，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下令拆掉它，因为在中国不允许和尚建造新的宝塔。不过，当和尚们建起了宝塔，并与当地的官员达成默契的话，因为这些官员未发出任何怨言，我们就会对新建的宝塔视而不见。”他们极为客气地补充道，他们在皇帝颁发的优容基督教的诏书中找到了把我们与和尚区别对待的依据，因为人们通过皇帝表达思想的方式领会到了这位君主的意图是什么。此外，传教士不应该过于指望礼部在这一次事件中所做的有利的处置，他们应当始终极为小心地避免把他们的事情弄到上面来，因为组成礼部的主要官员经常要变动，这就要担心当时在位的官员想法不同，作出相反的裁决。这种裁决会使前功尽弃，给福音的传播者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使他们再也没有同样的建造教堂的便利。因而，想要建造新的教堂，其最明智与稳妥的行为就是设法和当地官员打交道，未经他们的允许不要轻举妄动。

礼部的批文一到达宁波，官员们即向两位传教士显示了这一令人高兴的批文。两位神父于是考虑完成曾一度中断的建房工程，并力图与邻居搞好关系。后被利圣学神父留下来负责这一新传教使命的郭中传神父正在开始建立一个牢固的教堂时，遇到了两起意外的事故。若不是天主通过一种特殊的恩典予以保护的话，这两起事故将完全毁灭他建立牢固教堂的美好愿望。以下是郭中传神父本人在1703年1月26 13致张诚神父的信中所写的内容：

“在我们使礼部有利于我们之后，天主对这幢房子赐予的第一个恩典就是在它所无法避免的火灾中使它奇迹般地保留下来。1702年11月9日，火在晚上八时半烧着了我们上方的三幢房子，这些房子与我们的房子处在街的同一侧。由于天气晴燥，风又强烈，前面的两幢房子很快就被烧毁了。第三幢房子与我们毗邻，它比我们的房子更高，堆满了木头，着火后发出大团的火焰。火借风势迅猛地向我们的房顶扑来。我当时正与一位佣人和几名前来救助的基督徒呆在花园里。我们全都跪着，祈求天主的仁慈，恳求天主保护我们。我发誓说，如果天主把我们的教堂从这一似乎不可避免的火灾中解救出来，我这辈子将在每个星期五禁食面包与水。这时，风向变了，从西风变成了东风。正持续不断地侵袭着我们教堂的屋顶的火焰转向了另两幢已经烧坏的房子，包围着我们教堂的可怕的烟亦被吹向了那边。于是，我们的人登上屋顶，不断地泼水，一点一点地扑灭了火。住在我们花园后面的邻居们看到了一个我一点都不知道的奇观。他们肯定地说，在隔壁的房子着火时，他们在我们屋顶的中间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衣，非常明亮的巨人在灭火。我们当中没有人看到任何类似的场面，但当人们在料想不到的情况下看到风向突然转变，足以使我们相信上苍的帮助。一些邻居和其他中国人也和我们有一样的感想，并情不自禁地赞美天主的这一特殊的保护。天亮之后，宁波的所有居民都成群集队地赶来看火灾中烧剩的东西。我们打开了教堂的大门，让他们进来好好地看看，教堂已在火灾中幸免于难。他们对此向我们表示祝贺，甚至称赞使教堂幸免于难的天主。一个人说：‘天主的教义是无与伦比的。，另一个人喊道：‘这些欧洲神父的天主应该是非常强大的。最后，人们参观了所有的地方，我们直到中午才把他们这些人给送走。如果天主这次愿意保护我们的教堂，他下次肯定也会愿意保护我的教民。

一个崇拜偶像的仆人试图把我毒死。此人是我为了让他归依耶稣基督而雇佣的。由于他负责我的饭菜，所以要实行这一邪恶的计划对他来说丝毫都不困难。他希望自己的罪行隐秘一些，不让任何人知晓，这样他就能够不受处罚地在我死后占有我的一切，于是，他把铜绿和一种升华物放人为我准备的晚饭里。刚一吃完饭，我即感到头疼得很厉害。一小时后，我的眼睛又感到一阵强烈的疼痛，其中一只眼睛像火灼一样痛。我被这种强烈的疼痛折磨着，宛如有人用针在刺我的眼睛。这期间，天空乌云密布，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即将袭来。我把我的不适归咎于天气的变化，并对我的仆人之一也这样说道。对我投毒的仆人离开了屋子，不一会儿他回来了，并跑来对我说，城外的天空中出现了一条龙，知府与带兵的将领已前去看龙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说暴风雨会消失的，并希望暴风雨的消失会使我的疼痛立即停止。我在晚上吃夜宵时吃了与晚餐一样的东西，即一些被下了毒的鸡蛋。我的厨师想目睹这一切，他在我吃东西时单独与我呆在一起。我与他谈起了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性。他假装很欣赏我所说的理由，但他找了好几个借口，要我推迟给他行洗礼，并保证说，他将在半个月后接受洗礼。他可能希望我到时已不再能够督促他履行诺言。我晚上睡得很不好。早晨，我感到胃剧烈疼痛，并持续了一天一夜．翌晨二时，我起来了，却吃不下任何东西。我当时剧烈地呕吐，被折腾得够呛。吐出来的东西使我觉得有一种名副其实的毒药的味道。我服用了一种含阿片的复方软糖剂，疼痛迅速地消除了。

我随即进行祈祷，向天主乞求宽恕。我平静地度过了这天晚上还剩下的几个小时。天亮了，我觉察到导致我呕吐的是一种铜绿，它与另一种我不认识的白色药物混合在一起。有人对我肯定地说，这种白色药物是一种中国人称之为‘砷’的升华物。人们还根据好几个人可以见证的另外两种迹象认为，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毒药。仁慈的天主永远会降福于那些为他的光荣而工作的人，其中也包括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他会关注我们的生存，并为我们的利益改变对我们危害最大的事物的性质。”以上是郭中传神父以书信形式告诉我们的这两起意外事故的过程。

我在圣诞节将至时抵达丁宁波。在宁波，我惊喜地发现郭中传神父已处于完全健康的状态。因为自我知道他的遭遇后，甚感不安。他已经拥有了一小部分基督教徒。在我逗留宁波时，他又为一位身为父亲的新入教者行了洗礼。这位父亲通过阅读我们的书归依了基督教，他的孩子们不久之后肯定也会同父亲一样人教。一天这位虔诚的传教士对我说道：“如果我想在不怎么讲解教义，不怎么关注其品行的情况下就使人成为基督徒的话，那么我可能已经为一大批人行了洗礼。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在授予他们圣事之前，我准确地向他们讲授教义，考查他们归依基督教的动机，并考验他们，以便了解他们的决心是否坚定。”他像大多数其他的传教士一样，抱怨没有能力供养二或三名讲授教理者。他对我保证说，如果我能够为他搞到一些讲授教理者，我就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欣慰地看到，通过他在城乡居民中妥善的安排，他的教区里会有大量的教民。

由于人们在顺风时得花三到四天才能从宁波到日本，由于每年从这个港口前往长崎的船只并不很多，所以我就留意收集有关的情况。以下是郭中传神父从两位中国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其中的第一位已去了五次日本，而我曾亲自与之交谈的第二位中国人则刚刚去过日本不久。第二位中国人打算接受我们神圣的宗教，如果不是因为他急于第二次赴日本而耽搁的话，他已经将其人教的计划付诸实施了。

被中国人称为长崎的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约有七到八千居民。城市的周围环绕着群山。山顶覆盖着冷杉，山坡上种着东西。此城距大海只有一法里，坐落在一条河边。这条河的出海口很窄。日本人用良好的防御工事与两个炮台进行防卫。这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均看管得很严。当有船只出现时，就会有两只轻巧的小船前去确认，以便向守军将领报告。如果这是一艘中国的船或荷兰的船，人们就会允许它驶入港口。因为这两个国家享有在长崎从事贸易的自由。所有其他的日本港口均对这两国的人关闭。如果他们进入其他的港口，他们就会被逮捕，其财产就会被没收。有一艘中国船在八年前就遇到了这样的事。这艘船是在受到了暴风雨的侵袭，以为马上就要遇难时驶入Sachuma港的。这座城市的总督立即让人把这艘船的船长和船上的所有人员监禁起来，说他们触犯了帝国的法律。然而，在得知这些可怜的人所遭到的不幸以及这些人前来Sachuma纯粹是为了躲避悲惨的船舶失事后，总督对他们起了恻隐之心。他让人给他们修补了船只，并在稳妥的保护下把他们送往长崎。这就是人们对中国人所用的方式。

一旦中国的船只驶入港口，该城的官员们就会来到船上，对船员与货物进行严格的登记。他们一丝不苟地到处察看，以免错过任何东西。他们打开箱子，掀开遮布，甚至搜查衣服的里子；他们在各种各样桶的桶身上敲击着，好知道桶里是装满了东西还是空的。如果他们发现某些中文书的话，有时会浏览一番，但更多的是把它们拋入水中，省得去检查。他们随后向每个人查问其年龄、职业与从事的交易，尤其是了解其宗教信仰。在这种检查之后，他们把一块一法尺长、半法尺宽的铜板置于上甲板之上，铜板上刻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像。他们强迫每个人光着头、赤着脚在耶稣基督的像上面行走。最后，他们要人们阅读一则很长的告示。告示中的内容包括对基督教的强烈抨击以及一则关于在日本禁止基督教的诏书的摘要。在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他们把中国人以八个人为一组带上小艇，把他们送往中国人的住地。当他们到达住地门口时，他们还对中国人进行搜查，以便知道他们身上是否带有人参或某些其他的违禁商品。

中国人的住地建在一座山坡上，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整座城市。住地分有两个院子和两个门。第一个院子严格地说只是个土台，是日本人前来向中国人兜售其商品的地方。此地并非每个日本人都能涉足，只有那些获得守军的将领允许的日本人才可进入。这种允许被写在一块须随身携带的小木板上。第二个院子包括九排像小客栈一样的房子。每排房子有七个房间，一船的中国人可以住得颇为舒适。日本人并不向中国人提供其必需的用品，如盘子、盆子、晴雨伞、扇子。他们也不允许中国人使用其船上的用品，这些用品在中国人抵达时被锁在一个货栈里。因此，中国人就被迫去购买用品。中国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进人其住处的第一个院子，但不允许他们离开其住地。日本人只把这种恩惠赋予那些根据守军将领的命令而来的主要的中国商人，以便让他们去看对其合适的商品。日本人也被禁止从第一个院子进入第二个院子。如果他们中有人胆敢进入第二个院子，就会受到守卫的士兵的粗暴对待。至于中国人带到日本去的商品，人们并不把它们卸在地面上，而是仍留在船上。人们把货物托付给一支日本人的卫队，直至垄断这一地区贸易的将军派他手下的人之一来取将军在呈给他的账册上选定的货物。

荷兰人的住地并不像中国人的住地那样又大又宽敞，其住处的位置亦不像后者那样讨人喜欢。但是，他们的住地非常洁净，并造得更好，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出钱建造的。它坐落在河边一块平坦的地面上。日本人对他们所持的戒备心理远甚于对中国人所持的戒备心理。当一艘荷兰船抵达时，他们只允许主要的商人上岸，并对这些商人严加看守。他们迫使这些商人在其住地闭门不出，直至荷兰人的船只离开。也就是说，这些商人得在其住地困上三四个月。荷兰人在去年派了四艘船到日本，而到日本的中国船约为四十艘。

尽管我强烈地想知道在日本是否还有基督徒，在上个世纪之初，我们神圣的宗教在那里曾是如此地盛行。但我未能打听到什么。有许多迹象表明，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那里采取了许多手段以摧毁基督教，直至让那些教民遭受人们所听说过的最残忍的肉刑的日本皇帝们不再采用类似的做法。能够肯定的是，传教士尚不可能进入这个帝国，那里的人在有船到达时对此查得很紧。这还得有待天主在其认为与他的光荣有关时怜悯我们，去打开这道大门。中国人为我描绘了一幅从长崎河进入日本的略图。以上是他们对我所说的情况。

尽管宁波是中国皇帝向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之一，欧洲人仍还没有来过宁波。英国人在舟山就停了下来。舟山是东北面的一个岛屿，距宁波有十八到二十法里。英国人首次登上舟山纯属偶然，因为他们在这一带星罗棋布的岛屿之中分不清也找不到通往宁波的航路。自那以后，舟山的官员们谨慎地根据朝廷的命令把英国人拦在了舟山。舟山是一个极好的港口，但不怎么适于从事贸易。我从1703年1月底开始与这些英国人一起呆在舟山，一直呆到同年3月1日我们为返回英国张帆起航。

负责英国人在中国各港口的商务的卡切波尔先生只让我跟他住在一起。他愉快地告诉我说，中国官员已把我托付给他。确实，对我颇为友好的海关官员在我前往舟山时也已用同样的措辞说起过他。对这些在舟山的英国人，我所能说的是，他们在那里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使他们自己，乃至所有的欧洲人都受到了尊重。

他们的花费、送给官员的礼物、给接见者的酬金(因为在某些场合是应该给的)等等，使他们深得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在做生意时表现出来的稳重亦使他们受到了与其打交道者的敬重。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与中国人打交道时绝不能发火，也不能采取急躁、生硬的方式。以温和与不带情绪显示出来的理智使他们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反之，若发怒与冲动的话，则会使人们疏远他们，并蔑视他们。他们的佣人与水手亦既谦逊又有节制，且从不发出抱怨。由于见我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告诉我说，英格兰公司命令他们，要他们少考虑商业利益，更多地考虑能使自己的国家受人尊重、被人称道的事情。

在我们的传教士以我刚刚所说过的方式在浙江与江西定居期间，赫苍璧神父从他那一方面致力于在湖广建立新的教堂。湖广几乎位于中国的中心。以下是他在一封信中所讲述的情况。

“在南京度过了专门学习汉语的五个月之后，我接到了我们的会长、尊敬的张诚神父的命令，要我立即前往湖广省的黄州，以便照管一幢人们以为已买了有三个月的房子．我在去年(1702年)8月18日动身。由于天气如此之热，使我在这次旅途中所吃的苦头远甚于我两次穿过赤道和在印度呆了十个月所吃的苦头。经过三周的旅行之后，我到达了九江，在此我们有一座教堂。我在九江获悉，黄州突然发生了新的麻烦，那幢房子还没有被购买。于是，我留在了九江，等待这幢房子属于我们，或从北京有新的命令给我。在我逗留九江期间，来了一位由两名衙役严加看守的基督徒。这位基督徒告诉我说，黄州的一位官员坐着轿子来到一位姓朱的基督徒家里，他除去了这户人家的所有圣像，并就他们的宗教信仰审问这家的人，对于那些回答说已信仰了基督教的人，他就让人折磨他们。至于这位基督徒本人，他既不是黄州人，甚至也不是湖广省的人，但黄州的官员把他在严密看守的情况下押往九江的官员处。而九江的官员又会让人把他带到另一处。就这样，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直至这位基督徒被押送到他的家乡赣州。

这位基督徒对我们叙述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是如此地无法想像，以至于我们对他说的事儿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但是，我们的一位仆人看到过黄州官员写给九江官员的信。他告诉我们，此人的所有罪状是他公开信奉基督教，而在黄州官员的信中，基督教被当做邪教。我们勉励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要他看重天主赐给他的这一恩惠，即天主要他为了这一美好的事业而去忍受苦难。我们尽其所能地去安慰他。不过，他受罪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自他到达江西省的赣州后，意大利耶稣会士贾嘉禄即要求赦免他的罪行，并使他甚至在不用到庭接受官员的审讯的情况下就获得了自由。

在这期间，负责我们在湖广教务的孟正气神父与卜文气神父终于购买了人们为此把我派往黄州的房子。他们告诉了我这一消息，我立即就动身前往黄州。到黄州的第二天，孟正气神父和我拜访了当地官员。但是，这些官员中只有一人愿意接待我们，这使我们认识到其他的官员对我们并无好感。有人向我们肯定地说，这些官员的计划是把我们赶出城去，他们正在考虑通过司法程序来反对我们建立教堂，并考虑向该省更大的官员们提出他们的申诉。在得知这一后，孟正气神父即前往该省的省府，因为他认为他在首府比在黄州更有必要。因此，我就一个人留了下来。曾折磨我刚才提及的基督徒的那位官员在几天后向黄州知府提交了一份诉状。他在诉状中对我们神圣的教义大加诋毁。他陈述道，既然黄州至今并没有天主教堂，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让人在此建造一个教堂。他请求知府就此对他下达指示。刚刚到此就职的知府没有就此事向省里的大官们请示，而是当场就亲自作出裁决，命令手下的官员立即发出通告，让我离开我们的房子。很快地，人们把一份份通告送达于我。与我相邻的一位道士，即一种结婚的和尚，利用这一机会纠集了一帮流氓，向官员提出了一份针对那些介入此事的人的诉状，并让他所带来的人在我的住处对我进行侮辱。我起初并不害怕这种喧闹，因为我希望孟正气神父会给我带来对我们有利的巡抚的命令。但是，这位神父写信告诉我说，他无法见到巡抚，因为巡抚当时正忙于主持乡试。此外，由于看到我的佣人们已经感到恐惧，并准备弃我而去，我从邻近的城市叫来了两位基督徒，把我的房子托付给他们。在这之后，我动身前往首府。我对我通过遇到种种障碍与侮辱开始我的传教甚感满意，并希望我的传教事业有朝一日会更为兴旺。

当巡抚结束了考试事宜之后，孟正气神父与我即前去看他。我们依照习俗向他呈上了我们的礼物。但是，他并不想接受礼物。他客气地接待我们，但当我们向他说起我们的事情时，他便换了一副严肃的面孔。他说：‘既然你们在省会已经有一座教堂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在黄州建教堂?’我们回答道，我们之所以想在那边定居，是因为我们想对黄州周围的许多基督徒讲授教理。我们补充说，如果黄州的官员难以忍受我们，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们还不了解，还不知道天主教义的善良的准则，这些准则会给人们带来和平与美德。如果巡抚大人愿意为我们说句话的话，我们将为之感到高兴。巡抚说：‘行。但是，你们毕竟是外国人，因为地方的官员们反对你们建教堂，我只能就此向礼部通报。’我们恳求他不要把我们的事弄到礼部。他当场回答道：‘你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既然礼部最近刚刚同意让你们在宁波建教堂，它不会在黄州的事情上对你们过不去的。’然而我们仍请求他不要把此事弄到礼部，并肯定地对他说，与其再让礼部的官员为此劳神，我们宁愿完全地放弃我们在黄州的房子。巡抚答应了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为了摆脱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他会对黄州知府去说，后者当时因为其他事情正好在省会。二天后，巡抚让人告诉我们，他已经对知府说过了，但知府不愿管我们的事情。这纯粹是巡抚的托辞，因为我们不久即确切地得知，巡抚什么都没对知府说。

在接到巡抚的答复后，我除了等待我们会长的命令外，已不再有任何事情可做。但由于预料到我将长期呆在省会，因而我在可能的情况下力图使自己在省会做些最有用的事情。我在此建立了每个星期天讲授教理的制度。与此同时，和我呆在一起的樊西元神父则在农村或邻近的城市传教。当时，张诚神父正为解决黄州的事情在北京活动。他结识了巡抚的长子，后者是设在北京的国子监的官员。张诚神父从巡抚的儿子处获得了给其父亲的新的推荐信，并把它寄给了我们。他还请巡抚的儿子安排好把推荐信呈给巡抚的事宜。在这期间，巡抚的儿子亲自给巡抚寄去此信的抄件，并恳请巡抚以有利于我们的方式了结此事。

巡抚在未收到其子所寄的快信前要求与我们中的某人谈谈。樊西元神父应召前往。巡抚向他询问了张诚神父的消息，并与他谈论起汉字以及我们在学习汉字时使用的方法。樊西元神父在向巡抚讲解了一些天主的戒律后，对巡抚展示了他儿子写给他的求情信的底稿。巡抚从樊西元神父手中接过底稿，对他说要让人照样抄一份下来，并随即把底稿交给了巡捕官，此人是负责接收这类呈请的官员。

樊西元神父回来后告诉我他的拜访取得了成功。我们认为，从这时起，我们在黄州的事件已经了结了。为了感谢天主，我们立即来到教堂，一起背诵感恩赞。果然，两天后，巡抚根据我们的请求宣布了第一项判决，并将该项判决寄发给黄州的首要官员。以下是该项判决的内容：‘在1692年，我曾荣幸地作为其成员的礼部发过了一项有利于欧洲人的告示。告示宣称，欧洲人的教义表明其绝非是一种没有根据和迷信的教派。他们也不是骚扰国家之人，反而是在为国家效劳。现在，孟正气神父与其他神父已经在你们城里购买了一幢房子，以便在此安身，你们却要把他们赶走。难道他们在你们城里或该城管辖的地方引起了混乱或带来了麻烦吗?命你们迅速就此作出答复。我在此附上了一份礼部告示的抄件，该告示是记录在本衙门的档案里的。’

其实并不憎恨我们的黄州知府首先猜透了巡抚的意图，并竭力予以迎合。他的答复是这样的：‘欧洲人在这座城里没有引起任何麻烦。但是，我们已指出，黄州至今并没有教堂。对于欧洲人前来建造一座教堂，我未敢擅自同意，因为我不知道礼部曾为他们发过一道告示。不过现在承蒙您给我寄来了一份此告示的抄件，因而让他们建造教堂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巡抚在得到这位官员的答复后做了最后的判决。他说：‘既然这些欧洲人如你们自己所表示的那样，并未在你们城里引起任何麻烦，那么，他们可在你城定居。此事就这样了结。，

我们在当天即前去向巡抚大人表示感谢，感谢他刚刚为了我们的利益所做的所有一切。但是，他本人没有直接接受我们的拜访，只是通过巡捕官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赶赴黄州定居。

孟正气神父和我在几天后就出发了。我们再度拥有了我们的房子。我们一到达黄州就去见了地方官。官员们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我们做了回访。知府甚至在名誉方面给我们一些补偿，因为他当着众人的面公开地说，如果他冒犯了我们，那是因为人们没有很好地把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告诉给他。当他来到我们这里时，给我们每人送了八种礼物，虽然孟正气神父与我一共只给他送了八种礼物。．由于他以种种行动表明其与基督教重归于好，我们就冒昧地要求他出一份告示。这种告示是一种保障，人们把它贴在家中某个突出的部位，以避免群氓的骚扰。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我们的这一要求。几天后，他派人把告示送到我这里。此时孟正气神父已离开此地，回省城去了。

当我们的拜访刚刚结束时，雨就开始下了起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令人烦恼的意外情况。因为我还没有能够对我们那状况很糟、没有门窗的房子进行必要的修缮。我们的房子有很多地方缺少遮盖，以至于当我为了做弥撒需要找地方摆放祭台时，很勉强地才找到一处足以挡雨的地方。但是，终于看到我们的事情以如此有利于基督教的方式得到解决的喜悦之情在当时不允许我过多地去注意我的住处的种种不便。让天主感到高兴的是，我又得到了一令人极为感动的安慰。我所说的坏天气使一大群从各地前来做生意的基督徒滞留在了黄州。由于这些人几乎长年在外，他们已有六七年没看到过传教士了。他们欣喜地得知我已在黄州定居。于是，在耶稣受难日有不下二十名基督徒来到了教堂。为首的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举人，他与其他人一样，为能在这样一个天主还从未被敬拜过，或至少从未被以教会为这一圣日所规定的仪式敬拜过的地方敬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感到安慰。周围的基督徒们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以后几天也赶到教堂来隆重庆祝复活节。我为七位成人与两位儿童补行了洗礼仪式，这些人的圣事原来只是由教理讲授者授予的。其他的人则做了忏悔和领了圣体。节日过后，这些基督徒就离开了。我平静地呆在教堂里，分发大量的有关我们神圣宗教的书籍，并在机会出现时向众人宣讲耶稣基督。复活节过后不久，我们得知该城的四位主要官员被革职。这一消息使我们感到惊讶。但是，不仅就其中的三位官员来说情况属实，就连第四位官员亦是如此，后者在一个月后就去世了。就这样，天主为了更稳固地建立其教堂，在利用了那些曾经阻挠过的人，以及从他们的嘴中得出为我们神圣的教义辩护的话之后，不允许他们再长期担任这座他们曾在接受天主的使者时制造困难的城市的主宰。由于接任他们的四位官员尚未到达，我不知道他们对我们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我在拜访他们时所应该带的礼物。我不知道从哪里去搞这些礼物。不过我相信，在一个对天主的光荣与这座新教堂的建立如此至关重要的时机，天主会与我同在。

我尊敬的神父，通过我刚刚对您所说的这些情况，您会很清楚地看到，我还没有能够安稳地为归依异教徒而工作。在六个月期间，我所做的全部工作是对儿童讲授教理、听很多人的忏悔和为五十来位成年人行了洗礼。这与樊西元神父在其传教经历中所做的一切相差甚远。这位虔诚的传教士几乎走访了已故的穆迪我神父在该省的不同地方吸收的所有基督徒，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为一千多人行了洗礼。黄州几乎是惟一的穆迪我神父的虔诚未涉及的地区，人们要有很多时间才能在这一地区争取到同样多的教民。不过，我相信，天主将会把其恩泽扩大到这座城市。该城管辖着九座其他的城市，此外还管辖着大量的小镇与人口众多的村庄。我还相信，要不了几年的时间，我们的传教事业将会在此蓬勃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四五名好的讲授教理者。因为没有这种帮助，就很难去推进天主的事业，如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就只能勉强维持天主的事业了。但是在开始之际，我们应该去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同时等待仁慈的天主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资金，或通过某种特殊的途径，给我们补充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手段。”赫苍壁神父就是这样说的。

我尊敬的神父，您也许会对我还未向您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教堂感到惊奇。广州的教堂只由一幢房子组成。它是在十年前，由刘应神父和我为接待我们的传教士以及从欧洲来帮助我们的其他人而购买的。白晋神父在皇帝派他回法国时在此居住了两个月。他已经有幸为九或十人行了洗礼。当我为乘坐“昂菲特利特”号船路过此地时，我没有白晋神父这样幸运。我仅仅是完成了对我的仆人之一的教化，并使他归附耶稣基督。此人是一位具有极为令人满意的天性的人。他的归依有某种特殊之处。当皇帝在1699年年初巡幸南京时，他正居住在那座城市。伴随皇帝南巡的张诚神父应其父母的请求，收他为自己做事，并把他带到了北京。在北京，我又让他陪我直至广州。他已经掌握了祈祷文和一切在成为基督徒时应当知道的东西，但是却老是推迟成为基督徒。在我们旅行的过程中，我经常向他说灵魂得救的必要性。我不仅对他单独这样说，甚至当着他的同伴也是如此对他说的。他的那些同伴已经是基督徒了，并也像我一样劝他。他同意我们所说的一切，但并没有下定决心。一天，在我催促他时，他这样回答我说：“我的父母会怎么说呢?他们都不是基督徒。要我第一个成为基督徒，对此我下不了决心。”我对他说：“但是，如果皇帝让你当官，你会因为你的父母中至今仍没人当官而拒绝吗?相反，你作为家中第一个当官的人对你来说不是很有面子吗?你的父母不是会更看重你吗?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将成为家中第一个基督徒，并通过让你的父母也像你一样成为基督徒，使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你难道还能做得更好吗?那难道不是天主巨大的恩赐吗?”由于我丝毫没有从他的想法中得到什么东西，我相信他对我隐瞒了其真实感情。于是，我叫一位讲授教理者直截了当地去了解是什么东西阻止他成为基督徒。中国人彼此信任地交谈着，并自然地交流着他们的忧虑和最隐秘的思想。这位年轻人向讲授教理者承认，他的父母经常祭拜其祖先。他说：“如果我不与他们一起这样做，他们会把我从家里赶走，并且也许会把我作为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送到官府。就是这一点阻止着我成为基督徒。”

讲授教理者反驳说：“但是，谁跟你说当你成为基督徒就不能参与这种仪式的?我在天主的恩宠下也成了基督徒，但当我有必要参加这种仪式时仍照旧不误。基督教只禁止我们去请求或等待我们已亡故的父母保佑，禁止我们相信写在牌位上的先人有能力保佑我们，或会前来听我们祷告以及接受我们的祭品。基督教还禁止焚烧纸钱，或禁止我们把呈献给死者的酒洒在地上。然而，它并不禁止我们通过跪在写有先人名字的牌位前，献上我们的供品去感谢他们。”年轻人回答说：“如果基督教允许我与我的父母一起在祖先的画像前磕头的话，我就不会再有顾虑了。从此，我就是基督徒了．”两天后，讲授教理者把他带到了我这里，并对我说了他的心情。年轻人要求我宽恕他对天主的恩宠抵制了如此长的时间，请求我为他行洗礼，并向我保证说，不管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在根据习俗祭祖时，都绝不会盼望从祖先那里得到什么。我不认为应当把这样一位有信仰并具有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所要求的态度的人排除在天国之外。自此之后，这位年轻人以虔诚的基督徒的方式生活着。而今他与刘应神父呆在一起。

广州有七座教堂：一座葡萄牙耶稣会士的教堂一一它是七座教堂中最早建成的教堂，两座圣方济各会的教堂，两座外方传教会的教堂，一座奥古斯丁教派神父的教堂和一座我们的教堂，每座教堂有一至两名传教士。尽管广州有七座教堂，然而在广州归依的人却很少。在其他欧洲人的船只时常靠岸的港口情况也差不多。这些港口城市与在中国内地的城市不同。在中国内地的城市，经常会有人归依基督教，我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可获得众多教民。我尊敬的神父，您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我宁愿让“印度使徒”圣方济各·沙勿略，而不是由我本人来回答这一问题。圣方济各·沙勿略被天主赐予了语言的天赋，并具有能在归依这些民族时创造奇迹的能力。在葡萄牙人定居的任何地方，这位伟大的圣人都发现了在传播信仰时存在着几乎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他为此感到悲伤，甚至痛不欲生。他说：“我宁愿是在埃塞俄比亚的深处或莱泰尔杜普雷特尔让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平静地致力于归依异教徒，远离我现在双眼不得不看到且又无法阻止的所有这些痛苦的事情。惟一让我懊悔的是，我没有更有力地去反对这一切。”他继续说道：“如果温和并不能纠正这类人的话，那么就应该采用严厉的措施。去谴责这些罪人是一种功德，而当这些罪人以其丑行阻碍异教徒的归依时不加指责，则是一种在天主面前所犯下的大罪。”(第一卷第七节)圣方济各·沙勿略为这些基督徒的坏榜样对印度人所产生的有害的影响感到悲伤。这类影响同样使我们在中国各港口的工作奏效甚微。居住在港口的中国人曾到邻近的王国旅行。他们在这些王国看到了某些欧洲人的生活腐化与放荡。他们到了澳门，并在澳门看到了同样的状况。从欧洲到中国港口的那些人使他们确信，由于他们已多次看到那些人过着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而那些人均为品行极为不端之人。由此，他们立刻便失去了对人们传授给他们的天主的教义的敬意。他们相互间在说：“这些作为基督徒的欧洲人难道比我们更为清白、审慎与有节制吗?”如果他们看到传教士们无可指责、勤勤恳恳地生活在这些欧洲人中间时，他们可能会想到，这与其说是基督教使然，倒不如说是传教士的身份与特殊的职责使然。而在中国的内地，人们对传教士们所宣讲的道理在他们的模范生活中得到了肯定，使他们对我们神圣的教义感到钦佩，钦佩这种神圣的教义把如此杰出的美德教授给人们，并促使人们身体力行。

然而，难道人们就不能够制止这种混乱，不能够消除这种状况了吗?以下是“印度使徒”在其一封信中提出来的建议。他建议：只应选择那些重视荣誉，具有道德心的人担任前往中国的船只的船长，赋予他们权力以及明确的命令，命令他们去惩办丑行。如果他们忠实地履行了职责，则向他们提供可观的好处。与其由我在此再多加解释，我更希望人们去读读这位神圣的印度使徒的诸多信件中的其他内容。

如果中国人目睹来到其港口的欧洲人稳重、仁慈，能够控制住自己以及自身的情感，如果中国人目睹欧洲人经常前往教堂，不时领受圣事，总之，如果中国人看到欧洲人像我们在布道所宣扬的方式那样在生活的话，后者那种虔诚的榜样难道不会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某种影响吗?他们将会千百次地为我们神圣的教义祝福。他们将会说：“这都是些杰出之士，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理智的民族，他们的习俗是令人钦佩的。”

各公司的经理先生们或许是为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愿意亲自促进我们的热忱。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些海上来往的船只会面临许多危险，有许多暗礁与风暴令人担忧。若没有天主特殊的保护，船员生病、遇上海盗之类的事情也无法避免。为此，当我们的计划扰乱了天主的计划时，或当我们容忍依附于我们的人扰乱天主的计划时，天主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推翻我们的计划。

在向您汇报了我们传教的情况后，我不知道是否极有必要向您叙述“昂菲特利特”号在第二次驶华时的奇遇。您大概在其他地方通过与我同行的其他神父已对此有所了解。但是，任何单独的个人均难以注意到船上的一切，尤其是在暴风雨到来时更是如此。我相信，我所说的内容绝不会与别人所讲的相抵触，但我或许会对他们的叙述做些补充。这些需补充的地方并不会令人听后感到不快，同时又只有我对这些内容知道得最清楚。

1701年3月7日，“昂菲特利特”号在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指挥下从路易港出发。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的精明能干、他对王家中国公司利益的热忱、他的高度的警惕性以及他身上始终表现出来的那种上流社会中有教养的人的举止赢得了我们对他的喜爱与尊重。他以霍利先生、拉杜歇一布韦先生充任其大副、二副，以德·博里厄先生和德·拉里戈迪埃尔骑士作为其旗手。菲热阿尔兹先生是以王家中国公司第一经理的身份前往中国的，而佩歇贝尔蒂、法朗士和马尔蒂诺等三位先生则是他的副手。我在返回中国时也有八位耶稣会的传教士相伴，他们均为有机会为天主的光荣效力感到宽慰。船上充彻着虔诚。应当承认，我们法国人在其航行过程中，在这一点上颇值得赞扬：人们照常在早晨与晚上做祈祷。当时间允许的时候，人们每天均做弥撒。晚餐之后，人们吟诵着连祷文，或成群地聚在一起背诵祷文。每逢星期天与主要的节日，人们就做晚祷，接着进行宣讲，并经常进行忏悔与举行圣体。在我们的旅程当中，我看到三四个人像预定灵魂得救的人一样死亡。有人说，死者中的某些人生前的表现原本不允许他们有这样一种基督徒式的归宿，但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幸运地有虔诚的人相伴左右。说这些话的是死者的朋友。通过此事，大家均懂得了，在关键时刻若有类似的救助将会有多大的好处。

直至距中国还有一百法里处时，我们的航行始终极为走运。但正是在这里，天主在等着我们，以便迫使那些还生活在罪孽之中的人们完全弃绝罪恶，并要我们认识到，航行中的平安与否完全取决于天主。在7月29日上午五时，我们的前桅与艏斜桅一下子被卷进了海里。十三位登上桅桁的水手也同时落人海里。其中三人被淹死，其余的人被从水中拉了上来。人们赶来挽救主桅，但由于它不再有与其相连的前面的一些桅杆支撑，又由于暴风雨与海浪的汹涌在强烈地摇动着它，所以在上午十时左右，我们看到它即将倒下。当时大家都以为完蛋了。因为主桅位于四个泵中间，每个泵相隔约二法尺，这些泵直通舱底，如果主桅倒在泵上，它将会把泵压坏，它倒下时的冲力会使船裂开，并使船在顷刻之间沉入水中。这并非是会使我们丧生的惟一的方式，人们还得担心的是，主桅在倒下时会打碎船体的某一部分。

面对这一切危险，处在像我们所处的这种状况中的人除了恳求天主的仁慈之外，别无良策。事实上，大家都在恳求天主，都在请求圣母玛利亚为我们说情，并许愿要在法国首屈一指的教堂中挂上一幅着色的画像，此画将反映我们这次的遇险。大家也向圣方济各·沙勿略这位印度使徒与这片海面的主人求助。圣方济各·沙勿略在这片海面上也和我们一样经受了特大暴风雨的考验。看我们处于悲痛之中的天主听见了我们的祈求，主桅慢慢地倒在了两个泵之间，它倒下时未损害船的任何部位。

我们起初关注的这一危险是第一个危险，但并非最大的危险。暴风雨颇为猛烈，发怒似的海浪像山一样涌起。我们的船因为已不再有桅杆，随着风在打转。波涛不时覆盖着船只，它打在船上的力量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船随时都有可能被淹没。不少人以为，我们将过不了这一天。圣方济各·沙勿略在类似的场合曾说：“我们那天生活在无数的泪水与极度的沮丧里。”然而，每个人均已真正下定决心，通过全面的忏悔来迎接死亡。人们并没有余暇去长时间地做忏悔，但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他们的悲痛显得很真实。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他们不用在身处绝境时才想到去归依。

我尊敬的神父，您可能会问我，我们的传教士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有何感想。我不会对您说，我们有像圣方济各·沙勿略那样的勇气，后者在为天主的光荣效力时，之所以请求天主帮他摆脱危险，乃是为了重新进入另一个更大的危险。不过，我能向您保证的是，我们并未对离开法国感到后悔，没有人表现出惊慌失色。在听完忏悔之后，某些传教士甚至结伴来到我的房间(这是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候)，并显示出一种像知足的人那样的欢乐的表情。他们对我说道： “我的神父，我们前来向您告辞，并感谢您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很满足，我们请求您为我们祈祷。”我对他们的这些虔诚之词深感意外，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我回答他们说：“我的神父们，我们当时是为了天主而相亲相爱。去吧，如果这是天主神圣的意愿，让我们在整个来生中相互热爱吧。”我们在这天剩下的所有时间里继续祈祷，我们吟诵着关于圣徒、圣母玛利亚、圣方济各·沙勿略的连祷文。我们为在海上的人而祈祷。因为在这令人悲伤的时刻，人们难道不该去求得天主的宽恕和慈悲吗?

暴风雨在翌晨停止了。我们随后又有了两天平静的日子。在这期间，人们竖起了一些小桅杆，以便完成(如果有可能的话)这次航行。我在那之后，从一些熟悉中国海域的情况的人那里得知，这些狂风出现的季节是在7月20日至10月4日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应当保持警惕。在人们距中国海岸只有一二百法里时起，应当放下上桅，并且绝不能把小艇、小船放到海里，因为通常是突然出现的暴风雨将不会允许小艇小船重新上大船。他们说：“与其冒着航行失败乃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张起全部船帆奋力前进，倒不如等两三天再靠岸，并且应当把船帆张得小一些。”

8月5日，我们驶向澳门岛。如果风继续刮的话，我们原本打算在岛上呆两天。但是，风向当晚就改变了。翌日，风向更反了。不能肯定自己究竟在何处的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想向一艘葡萄牙船只打听晴况。该船距我们有四分之一法里，并正准备驶向澳门岛。我们希望知道，在这片海域是否有安全的地方能让我们躲避，我们请他们派一位领航员给我们带路。这些先生，尽管自称是我们的朋友，却不允许我们的小艇靠近他们。我们派出的人员徒劳地大声告诉他们：他是法国人，他只是一个人，他是来问他们是否知道在这些岛屿中有避难的地方。葡萄牙船只上的人手持武器，示意我们派出的人后退，他们既不愿意和他说话，也未向他做任何指点。这样一种让人难以料到的行为强烈地刺痛了我们的心。这种行为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在这些岛屿中实际上有不止一处地方可供我们非常安全地停留。如果我们早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只花七八天的时间就到达广州，而这就能争取到一年的时间，并避免我们后来还将去冒的所有危险。

8月7日早晨8时，出现了第二次暴风雨。这次暴风雨与第一次暴风雨同样强烈，而且更为危险，因为我们已靠近海岸，我们的桅杆和船帆都不很结实，无法引导船只。由于风来自东海岸，我们就不得不前往西面的上川岛，该岛离我们的距离为十到十二法里。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在这种场合需要使出他的一切灵巧的动作。我们的一张船帆被吹掉了，一根顶桅被折断了。每时每刻均有新的不幸发生，人们迅速地对这一切进行补救。终于，我们迎着夕阳驶进了一道港湾，此港湾可以躲避东风的侵袭。但是，由于我们担心此处有会使我们的船搁浅的南风，所以我们在两天后把船开到了岛的西面。我们看到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墓。澳门的耶稣会士们一年前在墓旁建了一座小教堂。这座教堂矗立在距我们抛锚处两法里的港湾里。

我将不赘述身处重重灾祸的我们在发现自己离这块降福之地如此之近时有多么宽慰。我们唱起了《感恩赞》，卸下了所有的大炮。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记得，由于这位伟大的圣徒把“昂菲特利特”号从他在首次旅行时也曾进入过的巴拉塞尔的峭壁之中拉了出来，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得救归功于他。由于船没了桅杆，我立即带了几位人员出发，以便到广州去寻找桅杆。我在经过这位圣徒的小教堂时，利用这一机会做了弥撒，并首次吻了这块接受他宝贵的躯体的土地。我在这位圣徒完成其传教事业的地方向天主表示，要重新开始我的传教事业。我想起了我的同伴。为了安慰船上的其他人员，我把我的传教士同伴都留在了船上。我一到广州后，即给我的同伴送去了一艘配有划桨者的帆桨战船，以便他们想去瞻仰神圣的印度使徒之墓时好用。他们后来写信给我说，没有比这更使他们感到高兴的了。他们每天前往小教堂做弥撒，船上的官员与水手们也轮流和他们一起到那里去。所有人均已去过那里，有的人甚至去了不止一次。这是一块小小的圣地，在船停留在上川岛附近的二十天时间里，人们始终乐意前往这里。我们从广州带来的桅杆还不够大，但人们当时在这一地区已找不到更好的了。因为水流很急，我们花了十五天时间才行了七八法里。沿海的领航员提议把船开到一个名叫Niou—CO的岛屿附近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保证说，在9月不会没有西风，并说会有足够强的西风，使人能够驶完剩下的路程。在顺风的情况下，只要有七八个小时就能绕过澳门岛，进入珠江的河口。到珠江河口后，只要涨潮就能使我们轻松地驶入广州。

西风确实来了，并使我们的船驶了二三法里。但在太阳落山时风向突然地改变。东风，或东北风重新刮了起来。此风刮得极为强烈，人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如此可怕的暴风雨。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首先想到上川岛附近避难，但他没有能够达到目的。他失去了主锚，并被迫放弃了船上的小艇与小船。夜晚的黑暗，伴随着可怕的狂风暴雨，使人伸手不见五指。桅桁、船帆与桅杆一个接着一个地破裂。这使人们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终结了。汤尚贤神父与龚当信神父在我带着我的同伴第二次回到广州时被我留在了船上。此时他们在听所有人的忏悔。天亮后，人们都希望使船搁浅，好让它能被保全下来。他们自以为很幸运地把船开到了一个能够挡一点风的小岛后面。人们在两天后得知，这个小岛叫放鸡山，此山距名为电白的城市有五法里。人们还得知，他们为了到达此处，在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时间里，在没有船帆的情况下驶了有五十法里，并穿越了好几座岛屿。

半个月后，人们在这一地方又受到了另一阵风的侵袭，这阵风可称为第四次暴风雨。电白城的官员登上高处，以便观察船只是否得被迫离开锚地。幸运的是，船锚把船固定住了。这只船锚是此船当时剩下的惟一的一只船锚。

我曾告知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万一他在10月1日前到不了广州，我将在那天出发，来取给皇帝的礼物，以便我尽早回到北京。事实上，我在卜文气神父的陪同下，带着两艘帆桨战船出发了。我径直来到Niou—Co岛上，但“昂菲特利特”号船早已不在这里，他们在9月29日离开了此处。由于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船走的是哪条路(因为船是在晚上被暴风雨卷走的)，我就在所有的岛屿附近寻找船只我来到了上川岛，在上川岛的四周探察，并一直来到了澳门。我们在二十五天的时间里驶遍了这些海域，并且不时遇到危险。最后，我回到了广州。在广州，我发现了电白城的首席官员给我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我“昂菲特利特”号已抵达邻近电白城的地方，他乐意善待这些法国人。他把同一消息也向总督做了禀奏，而总督则迅速地把这些消息传送到我处。

我与卜文气神父和赫苍璧神父重新上了路。后者是前来担任指导神父并接替汤尚贤神父与龚当信神父的。当我看到这艘可怜的船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这艘船在暴风雨中历经磨难，又如此强烈地受到了天主的保护。我一到达此地，我们就收到了两根漂亮的桅杆，这是总督送给我们的礼物。桅杆是总督花大价钱从一艘暹罗船上买来的，此船在7月29曰我们也经历过的那场暴风雨中在中国的海岸失事了。我们用帆桨战船与小艇沿着海岸把这两根桅杆拖了六十多法里。人们可以想像在这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劳动与代价。

我为拯救这艘船还做了另一件事。因为这艘船若还停在放鸡山岛附近的话每天都有可能会遭殃，为此，我得为它寻找一个安全的港口，让它在冬天期间有地方躲避。人们对我说了一个叫做广州湾 (Qoan—tcheou．voan)的地方，此地在电白城西面大约三十法里处。但在把船开到那里之前，我们希望亲眼看一下这个港口是否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安全，因为对中国人不能过于信任。此外还应当去认认路，对有关情况进行摸底。我与之交谈的官员们允许我们的领航员前去探查，并给领航员们派了带路的人。

最后，由于船上的经理先生们既缺少小船又无小艇，无法把公司的银币与票据运往广州，我就把我的两艘帆桨战船让给了他们，自己则带着给皇帝的礼物从陆路返回。我只把赫苍璧神父带了回来，因为我应他们的再三恳求，不得不把龚当信神父留在了“昂菲特利特”号上。龚当信神父已经目睹了人们所遇到的四次暴风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他的勇气，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削弱他的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只有天主在他处在一种如此艰巨，且又经常性的工作时才能赋予他。

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一到达广州湾，就给我写了好几封非常客气的信。他写道：“我尊敬的神父，此时，我与我的全体船员们必须要对您表示感谢，感谢您给我们弄来了桅杆和找到了一个良港。

您为此所付出的辛劳以及您的尊敬的神父们为我们所做出的贡献还不能够被人们所认识到，只有天主才能够为此奖赏你们。我们的船在这个港口极为安全。我们在此已感受到了你们的虔诚的效力。周围的所有官员均来看望了我们，并向我们提供了他们所能提供的一切。他们让人把帆桨战船留在我们身边，以便于我们运送所有的东西。欢乐之情在我们的船员中间洋溢着。我们用一个苏就能买到一只大大的童子鸡，用四个法郎就能买到一只牛，其他的食品亦同样便宜。在我们受尽了磨难之后，天主终于把我们安置在一个过冬的好地方，在这里我们什么也不缺。龚当信神父的热忱与日俱增。我向您保证，我将尽力照顾好他，使他保持身体健康。因为他不是为给“昂菲特利特”号筋疲力尽地工作而到中国来的，他应当为一个更美好与更大的目标而保重身体。”

龚当信神父在几天后也给我写了信，信中所写的内容差不多，但是要更为详细。他写道：“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在你们离开电白城后立刻就回来了。第二天，即11月15日，他让人把总督送的桅杆、水、木头、病人以及人们在岛上为他们造好的小棚屋装上了船，以便在晚上10时左右能借着月光出发。我们出发时风向是顺的。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非常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以至在太阳升起时，我们看到了我们将驶入的港口。虽然这一港口离我们出发的地方有二十四或二十五法里。电白城来的中国领航员是个精通业务的人，给我们带路带得很好。由于风速降低，加之潮汐的影响，我们只有在三时左右才能进入港, 口。人们在两个远远地伸人海里的沙滩之间穿过。这两个沙滩是平行的，中间形成了一条一法里多宽的运河。在进入这条运河时，人们发现水深只有五至七法寻，但人们越驶近港口，就发现水深越深。霍利先生乘坐一艘小船走在我们前面，他手里拿着测深器。终于，我们毫不担心地进入了港口，因为我们发现水深几乎始终有十法寻。我们在一个水深为八法寻的地方抛了锚，现在就好像是在一个水池里，陆地上的人伸手就可碰到我们．由于陆地把我们团团包围，以至于躺在床上的病人无法认出我们是通过哪里进入的。

当人们刚抛下锚时，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就要大家唱起了《感恩赞》，感谢天主施恩使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安全之地。翌日，我们出于同样的想法又做了弥撒。我们在此就像在房间里一样安静。我们在船里还没有感受到任何动荡。由于外面将会有一场极为可怕的暴风雨，并会引起船的摇晃，所以人们把桅杆与横桁放到了陆地，还从海船上卸下货物。我们的船长先生，如您所看到的那样，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我尊敬的神父，我们请求您把好事做到底，即让人们给我们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我们会付钱的)，并让中国官员们不仅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而且甚至还能关心我们。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已下决心让他的人安分守己，不让他们给中国人留下任何抱怨与愤怒的理由。”

星期六晚上，他在另一封信里写道：“一位吴川官员的差役通知我们，其主子将亲自向我们表示他对我们的抵达甚为关注。他果然在昨天(12月21日)上午在五艘帆桨战船的护送下来了，对我们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他竭尽全力地表示了对我们的友谊，其说话的方式颇为客气。他向我们许诺，他将尽力为我们提供帮助。他还提议留几个人给我们，以便我们外出时有人带路。他恳切地请求我向您保证，我们对他的举动甚为满意。此人叫陈老爷，帖子上的署名是陈龙)。我们请他和陪他来的三位其他官员用了午餐。我们吃东西的方式很讨他们喜欢。他们觉得我们请他们喝的甜烧酒非常好喝。三时左右，他乘坐其帆桨战船返回，我们发了三发炮弹以向他表示致敬。炮弹的火药很好，炮声使陪他来的中国人吓了一大跳。一刻钟之后，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和我对他进行了回访。我们在到达与离开他处时也分别受到了三声炮响的礼遇。我们给他送上了我们的礼物。他在晚上九时左右打道回府，是时他的船发了三发炮向我们致意。此外，您将会很高兴地得知我们在此生活得很富裕，这显然是您关照的结果。四个法郎能买一头牛，一个苏能买一打鸡蛋，一只童子鸡的价钱也只要一个苏。

您可以想像我们的船员吃了多少东西。人们可自由地前去打猎，所打的猎物有野猪、鹿和猛兽的幼兽。山鹑与沙雉经常跳到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的桌面上。天主似乎通过让他们在此找到富裕的生活，对这些先生过去所受的苦难进行补偿。”

我尊敬的神父，以上就是“昂菲特利特”号在广州湾逗留时的情

况。此湾在新门江附近，距名为Ou—tchuen的小城有九法里。在这期间，龚当信神父照常在船上传教。他时刻陪伴在病人身旁，照料和安慰他们。每逢星期天，他均对全体船员布道，赋予他们其他精神上的救助。我始终要求他保重身体。他在就此事答复我时写道：“我的健康属于天主。为此，它对我来说是颇为珍贵的。我按照您对我的嘱咐已在竭尽全力地保持身体健康。如果我们在广州的神父也完完全全地照您的嘱咐去做的话，他们的身体状况就会要好得多。看在天主的面上，他们还没有想到前来解脱我，他们还满足于看到我在此再呆一段时间。我在此执行的是天主的旨意。出于腳这一原因，我将乐于终生呆在这里。”

虽然龚当信神父很早就想献身于归依异教徒的工作，但他只是在我离开巴黎前三天才获准与我一同前往中国。他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员，然而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他并非是使徒(如果允许我们在此使用此词的话)中最不起眼的一位。他在“昂菲特利特”号上做了许多善事，对此，人们又对我说了许多他的特殊表现。他的这些特殊表现没有必要在此报告。

我尊敬的神父，我还一点都没有对您说及我们在中国建立的其他一些机构。我们还应当等待一段时间，以便在那些地方不受干扰地定居，并使基督教在那里扎根。我也将不再赘述天主借助我的某些同伴们担任神职时的努力所实现的善事。我的这些同伴与葡萄牙神父们呆在一起，并帮助后者从事传教工作。刘应神父给在福建省省会的教堂提供了令人瞩目的帮助。他在这里使数位曾背离教义的基督徒重新遵守教规。薄贤士神父则继续与这几位教徒心平气和地交谈，对他们进行劝导与说教。薄贤士神父是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他通晓好几种东方语言，并专心致志地学习汉字与中国的典籍。我所不应该省略的是我对我们最近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所做的安排。把他们召来从事使徒的工作的天主早就卓有成效地对他们进行了培养。以下是他们中的某些人在不同时间写给我们修道会会长的信的内容。为了免得给他们增添麻烦，我不打算说出写信人的名字。但这些信的内容足以显示天主赐给他们的恩惠，尤其是那些能感化人的，并促使我们去效仿的内容更是如此。

他们中的一个人写道：“我对您的惟一恳求是把传教会中所有不管是对精神还是肉体而言都将可能是最艰巨、最需要禁欲修行的任务交给我。我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长期以来，天主就已要求我去渴望和寻找存在困难最多的地方。如果我只考虑到自己，我就不会这样说了。我深知我的弱点，但我仍对自己充满信心。因为对于我前来从事的传教事业的热爱使我能够做到一切。如果您有一些需要跋涉、守斋、熬夜与忍受寒冷或炎热的地方，我相信，我尊敬的神父，这种地方对我正好合适。天主已赋予我力量，这些力量能使我比别人更为轻松地去忍受住疲劳。我向作为会长的您说这些，是为了使您在安置我时能够更为容易。我将乐意去您派我去的任何地方，因为我在任何地方均会找到天主。我只请求您把我视为一名愿为天主献出一切以及为了天主的光荣什么也在所不惜的传教士。”

另一位神父写道：“我希望，您不会要我自己在您指给我的两项传教任务中选择其中的一项，而是由您给我确定。我只是为了服从天主而离开法国的。如果我在中国这一天主召我而来的地方还得做服从之外的事情，我将为此感到懊丧。我希望，您很乐意不必考虑我的爱好即赋予我这一功德与慰藉。所以我请求您，我尊敬的神父，以您对自己的部下以及他们精神上的升华所抱的温情与热忱，永远赐给我这一恩惠。望您给我下达您的命令，我将乐于去执行这些命令。”

第三位神父写道：“我来中国时已下决心要完全委身于我们道长的安排。我亦决心接受一切命令，并且不提出任何要求。因而，您可以以您喜欢的方式或时间，把我安排在北方或南方的省份。无论您把我安排在什么地方，我都觉得自己是在天主的手中。我只会考虑到在那里为天主服务，只会考虑到用我的余生向天主表示忠诚。”

还有一位神父写道：“我恳求您相信，尽管我也是一位未带多少功德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然而，在天主的安排下，我在不谋求任何特殊的地点与职责这一点上绝不会比任何人差。如果有某种最艰巨的工作的话，我相信，它对我比对别人更为合适。其理由有多种。多亏了天主，我终于不再只考虑我自己，而是考虑前往你们认为为了拯救灵魂及为了天主最大的光荣而最有工作要做的任何地方。”此人在另一封信里还写道：“我将既永不拒绝苦难，也永不拒绝工作。天主至今已赋予我许多力量，使我什么都不再害怕，惟一使我害怕的是我没有足够地委身于天主的安排。”

在我们已经来华的传教士中保持这种情感，并把这种情感传送给将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使它在我们中间永远延续，这会使天主感到高兴。当想归依异教徒的愿望是把我们引入这些传教会的惟一动机时，不怎么去考虑地点就显得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天主想通过我们的神职人员去拯救的那些灵魂在什么地方。由于对这些灵魂的热爱，天主把我们召来传教，使我们在旅途中保全下来，并幸运地来到港口。 “看啊，你要召见你不认识的民族。”《圣经·依》55)人们难道不能这样来解释先知的话吗?“你们将召唤的人是你们所完全不熟悉的。他们并不是你们所想的人，更不是你们所倾慕的人。我具有和你们不同的想法。天国离地面越远，我的目的与计划就越会超过你们的一切认识。”

使异教徒归依的原因往往在我们看来是一种意外的机缘，但它实际上正是由天主安排的。异教徒突然受到一种痛苦的打击，或他在最近一次生病时奄奄一息，都是如此。如果不是天主本人用手在引导着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正好处于拯救这些灵魂的最佳时机呢?不光拯救单单一个人是如此，就是拯救整个省的人，亦往往与这类意外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让我们始终受引导吧，而天主将永远会像祂应当做的那样引导着我们。

我尊敬的神父，我原打算在此结束这封或许在您看来已太长的信。但我相信，就一两种不同意见向您做某些解释是会使你感到高兴的。这些不同意见是我上次返回法国时，一些有德行的人在谈到传教事宜时向我提出的。他们对我说：你们在中国穿着丝绸服装，在城里从不步行，而是以车代步。难道使徒们是以这样的方式布讲福音吗?难道人们穿着丝绸服装时能保持修道的清苦吗?在这些我对其德行甚为敬重的人看来，向中国人宣传耶稣基督，应同赤着脚、手里拿着朝山进香者的手杖是一回事。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声称，穿着修道士的服装能在中国自由地行走，且中国人能够更容易地信仰基督。但这仍然是应当首先要搞清楚的事情。使徒说： “我们中没有一人是为自己而生的。”《圣经·罗》14)一个传教士之所以生活在异教徒的国家，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是为了使那里的灵魂归附天主。从实现这一目标考虑，他应当调整自己的衣着与所有行为。圣约翰一巴蒂斯特之所以以宽大的苦衣作为外衣，并在讲道时极为严格地守斋，是因为通过这种苦行，他就能够接触与感化犹太人。我们的主在他讲道期间的生活方式也始终与人们的日常习惯相一致。圣保罗也对什么都能适应。 “经受恶名和美名。”《圣经·格》6)他既接受荣誉，也接受困窘，只要这些手段能使他取得更多的成果。他说：

“我也知道贫穷，也知道享用。饥、渴、富裕、贫困，他都知道。”《圣经·斐》4)圣保罗的美德并不是由仅仅生活在蔑视与贫困之中构成的。当内心的痛苦到来时，他得知道去耐心地忍受它们。当能以更为温和的方式为天主赢得光荣的机会出现时，他又懂得不去拒绝这些方式。这正是以圣保罗为榜样、从事使徒使命的人所应当记住的知识。他们在传教中所不能无视或疏忽的是，应当对拯救众多的灵魂负责。

幸亏了天主，我们在中国的传教士既是那些在马杜雷传教会中穿着苦修者的服装赤脚走路，并严格地守斋的传教士的兄弟，也是那些在加拿大的森林里追随着雪中的野蛮人，并忍受着寒冷与饥饿的传教士的兄弟。当我们和他们均还在法国，且大家都相继向我们的道长催促，请他把我们派到遥远的传教会去时，人们并没有提出，凡打算派往加拿大传教的人应比那些要求到中国传教的人更遵守教规、更能忍受世人的蔑视、更为虔诚。因而人们不能够理由充足地说，由于缺少苦修，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传教中没有能像在加拿大的传教士那样坚持苦行僧的生活。同样，当马杜雷的传教士从不吃肉时，在加拿大的传教士并不是因为懈怠而去吃肉的。能卓有成效地使某个地区接受福音的方法有时会毫无意义，或者说，它并不能满足另一个地区的需要。

最早入华的传教士在其进人中国后，最初曾很想像在其他传教会一样，也身穿破旧的衣服，并以此表示其对俗世的超脱。著名的罗文藻主教经常告诉我说，中国传教会的创立者利玛窦最初几年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与和尚一起呆了七年，身着与和尚们几乎一样的服装，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由于他的文雅与谦逊，和尚们都很喜欢他，都尊敬他的品德。他则从和尚们那里学习语言与汉字。但在这一期间，他几乎没有能让任何人归依。欧洲的科学当时在中国是新奇的东西，一些中国官员逐渐地对利玛窦神父产生了好奇心，想见见他。因为他采取了毕恭毕敬与奉承的态度，故颇讨官员们喜欢。那些对他的才能颇感满意的官员对他有了好感，开始更为经常地与他交谈。在谈话中，他们从他那里了解到他前来中国的主要动机是在中国宣讲天主的教义，而其要义已由他对他们做了解释，所以，他们称赞了他的计划。但是，也正是这些官员劝他改变方式。他们对他说：“以您现在的身份，没有多少人会听您说什么。在中国，人们甚至不会长时间地忍受您。既然您是个博学的人，您就应该像我们的文人学士那样生活。这样您就能够与所有的人交谈。官员们向来尊重文人，他们也会同样地尊重您。他们会接受您的拜访，并乐意听您开导。”利玛窦神父已经体验到他们所说的一切均是实话(因为他深感自己进展甚微，几乎是在浪费时间)。他在向天主进行祈祷并对其会长请示后，采纳了这些官员的建议。罗文藻主教说，这就是你们修会最早的传教士们改变其行动方式，在中国按照儒生的标准行事的原因。他赞扬他们做出了这一决定。有人对此补充道，如果人们希望能在中国布讲福音，确立基督教，就只能做出这一实实在在的决定。

五十年后，当我们的传教士已拥有众多教徒时，圣方济各会与圣多明我会的修道士们在想使异教徒归附于耶稣基督的愿望吸引下。从菲律宾来到了中国。然而，也许他们不知道我们所采用的方式，或他们认为穿着他们自己的修道士服装会干得更好，因而他们手持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走上街头宣讲教义。他们忍受了许多痛苦：被殴打、被囚禁与遣送回国。但是，使他们无法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并没有取得自己所期待的业绩。他们经常体会到，再这样下去会有损于他们的主要计划，而这一计划是大家赞同并由其修会的会长们在命令中反复重申的。于是，他们终于决定像我们一样穿衣和生活。仅在两年前，我们还看到三四位从意大利来的方济各会修士想恢复最初的方式。他们像其在欧洲时所做的那样，在传教时穿着破旧与宽大的衣服。最早反对他们这样做的是他们自己修会的修士和他们同属一个修会的北京主教大人在两年后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并使他们跟其他传教士一样行事。

儒生的身份是传教士们前来中国时所应当取得的身份。在经过许多事情之后，人们已不会否认这一点。因为并不是所有跟着我们这样做的修道士在开始时就认为必须要效仿我们。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原先与其说是想要与我们的方式一致，毋宁说是更想要反对我们的方式，尤其是在这一点上更是如此。如果中国人真的把我们看作儒生与欧洲的博士(后者为体面的称谓，且适合我们的职业)，如果我们要利用这一身份，那么我们就应当有必要去遵守这方面的一切礼仪。我们得有丝绸的服装，当我们外出拜访别人时就得像他们一样以车代步。

甚至当我们没有这一特殊的理由时，为了与该国的一般风俗相一致，我们也应当利用这些东西。因为那里的普通人均穿丝绸服装，且在外出拜访别人时以车代步。后者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为了讲排场或有虚荣心，而是表示对其要去拜访的人的尊重，并表示他们并未陷于贫困的境地，也未处于会被人瞧不起的状态。在欧洲，使用丝绸的必定是显贵与富人，丝绸服装通常是昂贵的服装，因此，如果说它们决不适合于修道士的清苦，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中国，普通之人，乃至仆人也大多穿丝绸服装。人们应当根据这样的观念，而不是根据我们在法国的观念来调整思想。我所说的那些具有美德的人应当仔细地观察我们的传教士，不要轻易地相信这些传教士会以追求精神始，而以追求肉欲终，亦不要以为他们在中国会萎靡不振。因为他们来中国的愿望只有一个，这就是完美地生活，并为致力于耶稣基督的光荣而忍受种种的磨难。

我只就有关外出访问的事再做说明。因为在家里时，中国人穿得很随便，而传教士生活得很清苦，亦只能用最普通的面料。当传教士在乡村里传教时，他们是步行的。某些传教士甚至不管什么场合，在城里也步行。此举可能会给基督教带来危害。因为除了他们会引来嘲笑和轻蔑之外，他们肯定无法使中国人去听他们宣讲。他们应当记住，传教士在中国只是被容忍，他们不应该过多地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以免对此反感的中国官员看到他们人数很多，或者甚至经常看到他们，并因此觉得他们太放肆了，应当将此告之朝廷。这种考虑迫使传教士多加小心，审慎行事。若人们愿意，我将承认，如果某人从天主那里获得像使徒们以及圣方济各·沙勿略那样的创造奇迹的才干，情况就完全会有所不同。一个具有这种能力的传教士将赤着脚，手执朝山进香者的手杖，穿着他愿意穿的衣服，走遍中国的所有城市。人们会被他的奇事所吸引，成群地赶来看他，听他宣讲。他们会尊敬他，会听他的话，会敬佩他的清贫，因为他们相信他是否要富裕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但是，在存在着具有这种特性的人时，我们不该以为，其他的传教士，即那些天主并未赋予同样的能力，然而却想同样行事的传教士会在众人中得到同样的尊重，不该以为，人们会同样顺从地听他们的话。

我尊敬的神父，人们极为审慎地在传教中遵守、采用的惯例是最可靠的。人们通过其经历，已经看到这些惯例产生了许多成果。如果人们以这种方式来稳固地确立基督教，那么基督教将会反过来使传教士们自由地摆脱这些惯例，使他们只要愿意就可以重新采用欧洲的方式。如果丝绸令人不快，人们在屋里就绝不应该穿它，而且在他单独与佣人在一起时也不应该穿。当人们进城时，其所使用的东西始终应当是极为简朴的。人们甚至能够像一些圣徒般的传教士所做过的一样，在丝质服装下穿着粗毛衬衣或苦衣。总之，为了成为圣徒，为了布讲福音，并非必定要穿着苦行的服装。在那些具有继承性的地区，有着众多各个修会的杰出的会士，他们以令人钦佩的热忱维持着耶稣基督的利益，但却不加区别地穿着各种服装!中国传教会的建立已有一百多年。前来此地的传教士来自欧洲的所有国家，并来自不同的修会。幸亏了天主，至今他们中没有任何人放弃信仰，亦没有任何人犯有亵渎基督教的丑行。这是天主对中国传教会所赐予的特殊的恩惠。人们在那里所过的生活应当不会导致懈怠，在那里被丧失的机会应当也不会很多卜天主亦准会在那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保护着福音传道者。这一切表明，我们的行为是正当的，而且它也是激励从事传教工作的人以中国传教会最早的创立者们为榜样，前来中国致力于归依异教徒的重要理由。

我还未说到性格与癖好方面的苦修。这是圣徒们所反复叮嘱的真正的苦修。它在中国传教会中是必要的。没有这种苦修，人们就不可能在这里为天主的光荣做出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人们甚至无法在这里长期地坚持下去．一个欧洲人，他生来就活泼、易激动、热情、好奇。当他前往中国时，绝对应当改变这一切。他应当下决心使自己变得温和、百依百顺、耐心与严肃。他应当谦恭地接待所有来访的人，向他们表示很高兴见到他们，并像他们希望他做的那样，以一种始终不渝的耐心听他们说。他向他们说出自己的理由时亦应当态度温和，并且既不能提高嗓门，也不能做过多的手势。因为在中国，当人们看到一个性格鲁莽、难以相处的传教士时会格外地感到气愤。如果这个传教士粗暴无礼、容易发怒，情况就还要糟。他自己的中国佣人首先就会瞧不起他，并贬低他。

我们的传教士还应当放弃生活中的一切惬意与消遣。一位单独。在外省的传教士，除了为病人主持圣事，或有时赴乡村传教，他绝不会步出家门。在中国，拜访之类的事儿不多，故他只能与已入教的人或听教理者交谈，所谈的只是天主的教义。他在其余的时间得独自一人呆着，忙于祈祷或研习。正是这一原因，喜欢学习的人比那些无此爱好的人更能适应这里的传教工作。

最后，一位传教士若想使中国人尊敬他，若想使自己的话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留下印象，他甚至在其住处内也应当采取，并不可违反地保持一种严肃与庄重的态度。曾在中国传教会中工作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艾儒略在教民们前来看他时就是这样做的。他总是穿着做客时穿的衣服与他们谈话。通过这种庄重的外表，他首先使他们产生了敬意。接着，他通过在谈话中表现出来的温柔与和气，又吸引来了好评与信任。当他给他们分发圣像或圣牌时，他把他们引到圣器室。在那里，他穿着宽袖的白色法衣，并要他们跪下。他向他们讲解了他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崇敬之情来接受和保管这些圣像。对于我来说，我之所以非常钦佩这位杰出的传教士，不仅是因为他细致地对他们讲授教理，而且还因为他丝毫不去考虑类似的束缚给他带来特殊的不便，仍始终注意保持一切外表，使其外表为他赢来了中国人的敬意、关注与好评。

我尊敬的神父，人们通过上述内容可看到，我们在中国的目的是正当与神圣的，我们在中国生活时亦并非缺少苦修。此外，应当承认，在所有的传教士住地，福音传播者们均极为正派地生活着。高官显贵与平民百姓皆尊重他们。然而这是我们尚未很好意识到的天主对我们的恩宠，而且是我们要尽其所能使之为宗教带来利益的恩宠，因为只有天主知道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正是为了这一惟一的目的，我们才学习、工作、辛苦地奔走与忍受苦痛。我们不停地利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与才能去推进这一如此光荣的计划。为此，我们不惜让生命多次地冒险。圣保罗说： “我愿付出一切，并将我自己也完全耗尽。”《圣经·格》12)

我很荣幸能和您就使这项传教工作更富有成果以及帮助在那里工作的传教士的各种手段再说上几句。没有人为他自己要求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了天主的事业而讲话的话，我们相信，凡热爱耶稣基督，以及凡像您所做的那样对拯救灵魂感兴趣的人都会倾听我们讲话的。魔鬼千方百计地在摧毀这一传教事业，在阻止它的进展。它看到，堕入地狱的灵魂在其他地方是数以百计，而在中国却是数以百万计。它看到，与任何别的国家不同，这里的人们不像任何其他国家的人们那样容易接受信仰，这里的传教士们在使人们接受信仰方面亦没有什么有利条件。那个与我们的拯救为敌的敌人想让这一如此之大的帝国都属于它。而我们则希望由耶稣基督主宰该帝国。为了使那里的人认识耶稣基督，为了使耶稣基督在那里占支配地位，我们在斗争，我们在受苦。但愿天主降福于这些如此正当的意愿，并继续将其最珍贵的恩宠赐给我们!在有幸见到您之前，我请求

您为我们祈祷。谨致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