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已的不属世，而是进入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义无反顾

1沒有机会跌倒的孩子

    威廉·威伯福斯1759年8月24日生于英格兰东北部的赫尔港。赫尔港不像伦敦码头那样嘈杂，也不像利物浦港充满了黑奴贩子的咒骂，除了几只啼叫的海鸥和背负货物的搬运工人出力的吆喝之外，安静得像赫尔河的流水，默默地滑入大海。河畔的山丘上有一幢红砖造的大厦，威伯福斯12岁以前经常由窗口远眺。看港口大街上奔跑嬉戏的孩子。他看得好羡慕，但是不能出去玩。远溯17世纪中叶，威伯福斯这个姓氏代表着一个极为显赫的银行世家，随着英国逐渐兴旺的海上贸易，累积了许多的财富。可惜人丁不旺，到了1750年代，整个家族只剩下威廉·威伯福斯〔以下称威伯福斯〕这一个男孩子。于是他很小就饱受妈妈与一堆婶婶、阿姨严密的呵护，还有许多仆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威伯福斯既幸福又可怜。他经常发脾气。希望也能像一般的小孩子在户外奔跑，就是跌倒了也无妨，不希望在过多的关怀下，连跌倒的机会也没有。

2 忧郁的腌瓜

    1771年威伯福斯终于有机会离开赫尔城的红粉堡垒，在妈妈和众姨婶、婢女们的千叮咛、万交代中前往普克林顿中学就读。普克林顿在当时已有160年的历史，是英国最昂贵的学校。学校林木茂盛，片片金色的阳光洒进古老修院高耸的尖塔，几位来自一流大学的教授，带着少数的学生，穿梭在藏书丰富的知识殿堂中。以昂贵学费筑起的学习空间，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是几乎扼杀了每个学生的学习胃口。学校过度美化学生与老师打成一片，结果老师们把好的教出去，却把人格上不好的东西也在无意间倒了出来。例如圣琼斯大学来的教授巴斯喀特丰富的学问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生命的喜悦，只有自视过高、怀才不遇的苦闷，其教学的结果，如威伯福斯在家信中写道：“他是很好的人，教书也颇认真；但是老师经常性地忧郁，一上起课来，教室里的同学，就像浸渍在忧郁瓶中的腌瓜，个个沉闷地打不起精神来。”在这里书读不好也被合理化了，更增加学生懒惰的借口，能念多少就算多少，反正到这里来的学生，即使一辈子不赚一分钱。也有用不完的家产在等着他们。

3 文学与打牌

    威伯福斯不爱上课，不过，中学六年他学到两样东西，影响了他的未来。一是对古典文学的喜爱，尤其擅长背诵古诗，让自己沉闷的忧郁随着抑扬起伏的朗诵音调，流淌在大气中，这培养出日后他成为议院雄辩者不可或缺的文雅气质。二是打牌，威伯福斯过目不忘的认牌本领，及冷静分析对方出牌后之企图的能力。使他屡打屡赢，给他带来日后的自信。

    1776年10月他进入剑桥大学文学系。他不喜欢数学，很早就自认是数学绝缘体。本来以为剑桥的自由学风，会对文学的喜爱有更多的催化，但是太轻松的课堂内容，没给学生带来什么挑战，他索性白天在上课时睡觉，晚上到城外游荡、喝酒，直到深夜才爬回寝室挑灯打牌到天亮，不久获称为“英格兰第一牌客”，为了打牌什么事都可以停摆。不过，谁也没想到这个不良习性，日后反而使他很快地打人议会政治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在牌局中，让他觉得虚空，觉得每个大人物，包括自己，都有一张见不得人的底牌，而使他认真地寻求，如何做才能使自己人生的底牌变王牌。

4 政治生涯的开始

    1779年他认识一个与他不同类型的朋友皮特，皮特的父亲曾担任英国首相。皮特很清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他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准备将来从政。皮特课余就到伦敦议院听议员对法案的辩论。有一次他邀请看来无所事事的威伯福斯与他同去。

    正反双方激辩的言词，像是一把猛锤，敲醒了这个混沌的剑桥赌客的心田，一下子把他对古典文学的喜爱与政治辩论的巧妙措辞结合在一起。之后两年，两人不断往返伦敦与剑桥。毕业后他们相约在议会场上见。1780年的春天，威伯福斯在赫尔选区，以剑桥文凭、家族企业的势力，以及带着古典文学优美词句的辩论，最高票当选议员。

    初进议院，许多政治企图心强烈的新议员，就像乍回河川的鲑鱼，力争上游。威伯福斯没有什么野心，也缺乏有力人士的引荐。开始只是静坐一旁，听人发言。一天，一些资深议员在会后相聚打牌，看威伯福斯既年轻又富有，就请他加入牌局，心想这家伙一定是很嫩的肥鸽子，很容易骗得他身上的每一块钱。威伯福斯微笑入座，以出神人化的技术掌握输赢，像个拉手风琴的人，把他们的钱袋像音箱似的时而放大，让他们赢钱，又时而压小，使他们输钱，末了让每个人的本金又回到自己的钱包，为这场游戏画上句点。而且除他以外，每个人都觉得又惊险、又可惜、又愉快。就凭这与政治无关的技术，威伯福斯成为政治圈里的新宠。在1784年法案辩论上他崭露头角，清楚的思路、嘹亮的声音、感人的词句，在人看来。他俨然是政治界的明日之星。

    但是威伯福斯却不快乐。愈接近政治权力的核心，愈看清个个似乎都在为国家福祉执行公务的人，私底下却追逐权力与巩固自我。政治像是牌局，只有输赢，没有同情，而自己又逐渐地深陷其中。虽然有群众称赞他的辩论是如何折服人心，通过法案，赢得选票，可是这一切又好像是美丽的泡沫，一下子就破灭了。他不晓得自己要的是什么，烦恼使他天生的弱视症更加恶化，有时几乎看不见东西，必须依赖别人读给他听。医生劝他要多休息，才能缓和病情，但是政治上的成功使他无法停下。

5 做导游的事奉

    1784年10月，威伯福斯带着母亲与妹妹赛莉，前往地中海的里维埃拉游览。当时的英国贵族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在大学毕业后，邀请一位大学老师作陪，到欧洲游历，这称为旅游教育。在剑桥大学，米纳尔教授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学生导游，不仅风度翩翩，而且见多识广。威伯福斯见过他后，在日记上写道，“他的谈话非常生动活泼”，就邀他参加这次旅行。米纳尔不仅是个受人爱戴的老师，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位很容易相处、平易、踏实的人。陪学生去长途导游旅行，是他工作以外的另一个事奉。把福音传给威伯福斯的就是他。

6 跨出信仰的第一步

    旅行团在10月20日经过多弗海峡到法国的加莱，再顺着隆河下里昂、尼斯，一路上景色宜人。威伯福斯与米纳尔相处愉快，一路上谈笑风生。一天威伯福斯批评一个名叫史蒂令·弗立特的牧师说：“他真是一个极端的人。”米纳尔问道：“为什么他是极端的人?”“他竟然宣称上帝就是那个犹太人耶稣，而且《圣经》具有绝对的权威。”“哦!那怎么算是极端呢?”威伯福斯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看似开明的剑桥教授，竟会反驳他的看法。在他的印象中，基督徒是一群愚昧、不用大脑、墨守教条的狂热分子。威伯福斯理直气壮地答道：“根据索西尼派的看法，这宇宙有神。但神是不可知的，《圣经》怎能阐明呢?而且神是全然真善美，怎么会是耶稣呢?”米纳尔在隆河边的沙滩上停住脚步，定睛看着威伯福斯。他的眼神没有了平日的诙谐，露出了威伯福斯从未见过的认真说：“如果你只是要争辩，那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要严肃地讨论，寻找真正的答案，我愿以最大的喜悦回应你最凶猛的炮火。”威伯福斯突然想起在驿马车的行李箱中，有一本没看过的老书，是道得理治著的《信仰在心灵中的跃升与长进》。他奔回马车，把书给米纳尔看，米纳尔说：“这是相当精彩的一本书，我们一起读、一起讨论吧!”

    认真的慕道友至终成为认真的基督徒。一路上两人不断地在旅途中讨论书中的内容，并且仔细地查考《圣经》。1785年2月回到英国，威伯福斯几乎查考完《圣经》里因信称义的核心真理，也清楚地认识到上帝、耶稣基督与人的关系。他深深地渴慕要认识真理，6月再邀米纳尔到瑞典一游。两人沿途仔细查考希腊文《圣经》，不断地讨论。风景区是游玩的地方，对威伯福斯来说，那是他专心注目、更多阅读《圣经》，并与米纳尔讨论的地方。威伯福斯以前认为基督耶稣的信仰，不过是一套道德的规范，一种看事物的逻辑，没有耶稣的信仰是一种脱离束缚的聪明。到了9月，他才认清没有耶稣的信仰，在根本上是一种堕落人性主控的堕落信仰。威伯福斯到了老年，回忆这次旅行的收获时说：“信仰的真理对我变得很清晰，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即使现在有人告诉我。死后会沉沦下地狱，我仍要在地狱中喜乐·”

7心灵的黑夜

    从瑞典回来后，威伯福斯继续他的政治生涯，却突然发现信仰使他没办法再继续昔日的生活。他厌恶议院里的政客，他说：“议院像是挪亚的方舟，里面都是野兽，没有几个真正的人。”他意识到过去自豪的辩论，是“无形的虚空”，整个生活、工作与信仰成为连不起来的线。他每天一早起来祷告，但是帮助好像不大，愈敬虔反而落人更深的失望与烦恼的深渊，信耶稣的喜乐仿佛云消雾散。他写道：“我非常难过，我相信一般人不会有这种苦恼。我无法思考，离群索居，终日失魂落魄……我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照基督的吩咐行，那我将在政治圈中成为一个怪人，甚至失去朋友与前途。政治是我的尊严，但基督是我的生命。”在不止息的挣扎里，他没有祈求上帝赐下平安，他祈求上帝赐他正确的选择，为了上帝的旨意，他可以忍受等待时的起伏揣测，以免为平安而平安，而去找一种廉价的、假性的安全感。

8 神啊!你要我做什么？

    在伦敦他不断地到各教会聚会，寻找答案。到了1月，他决定放弃政治。在这关键的时刻，他遇到了约翰·牛顿牧师。约翰·牛顿年轻时是贩卖黑奴的船长，信主后写了许多著名的诗歌，如《奇异恩典》、《耶稣你名何甘甜》等。当威伯福斯夜里来找他时，他60岁。对威伯福斯苦毒的情绪以及近乎亵渎的言词，没有一句责备。约翰·牛顿知道这个属灵的婴孩，已经听到太多其他基督徒的劝告，也看了很多敬虔的见证，以至于失去了跟随神的重心，反而自己的想法和外在环境来定夺。威伯福斯发现约翰·牛顿听了他一千零一个烦恼后，仍是那么平静，给他一颗定心丸。约翰·牛顿认为，也许上帝带领这个年轻人要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从目前的工作中撤退，靠上帝走下去。未了约翰·牛顿为他祷告：“我盼望并且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与我们国家的好处。”这个代祷成为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当一个人知道上帝救赎他的目的，那个荣耀感比在罪恶中不断的自责更能振奋人心，使人勇往直前。

9 重回战场

    威伯福斯并没有因为约翰·牛顿的劝慰就回到议院，他仍常独自一人到野外祷告、默想、亲近主。1786年复活节的早晨，有个年轻人释放地在野外大声唱歌、祷告。他事后写道：“田野里的一花一草都与我一起欢唱，我的心中充满了感谢与赞美。”他决定要重回议院。并写道：“第一重要的是，我要回到工作中，认识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的目的，而不是当逃兵。”12年后他在《真实的基督教》一书中写道：“一个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不属世，而是进人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义无反顾。”从此，他看议院不再是满足自己政治野心的地方，而是他的神学院，让他慢慢地学习如何在这个位置上，实践《圣经》的教导。

10 死尸法案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东方的斩首示众、五马分尸，或是西方的焚尸，都是对死尸的凌辱，以昭炯戒。当时的英国也有将犯人吊死，再当众焚烧的法令。这常引来集体观看，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死尸，更被盯满了病态的眼光。1786年7月，威伯福斯走上议院，提出《罪犯死刑后尸体的处置法案》，他大声疾呼：“法律约束人的极限只到死为止，人死以后，就脱离了法律所能管辖的范围，因此法官没有权力判决尸体还要被焚烧。”议会中的大法官拉夫伯勒起身反对：“反正人死了，再怎么处置，死人也不会在乎，而且公开凌辱可收吓阻、警戒的果效，算是犯人对社会该有的一点回馈。”“是吗?如果要回馈，为什么不给死刑犯生前一个选择，将尸体捐给医学解剖，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大法官反讥道：“解剖?哈哈，那不也是另一种变相的尸体肢解吗?!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在想，真正的刑事法不是对罪犯的残忍报复，而是基于对人性尊严的维护。”这个法案当时没有通过，威伯福斯继续奋斗，在49年以后，即他去世的前一年才通过，不仅废除凌辱尸体的陋规，而且从此医学才能合法、公开地获得死尸的解剖权。在法案没有通过的期间，他没有诉诸暴力改革，而是忍耐地持守正确的原则，他说：“一个基督徒的政治改革，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11 道德提升法家

    法案虽然一时没有通过，威伯福斯并没有松懈下来。他回到剑桥，开始大量阅读历史、哲学、科学方面的书，以弥补过去大学没有努力的科目。他说：“读书有一个好处，在阅读时自己是时间的主人。”外，他随身携带一本小簿子，记录在人群中所听到、所看到的。他说：“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只是看法。”“我自认是个政治圈里的天路客，我工作的地方可不是青草地，也不是可安歇的水边，而是充满了纠缠的荆棘地。我必须常常警醒与祷告，以严谨的生活自我要求，并以圣洁来分辨上帝的同在。我相信上帝不是以我是多么杰出的政治家来评断我，而是看我深处的意念与本质是否蒙他所喜悦。能对圣灵敏感，起来为某个法案或政治圈里的朋友祷告，是他赐给我工作上最大的恩典。”“因此在最困难或是迷惑时，即使是置身于议院的唇枪舌战中，我也低下头，拿出纸笔记录我的祷告。愿我的政治生涯是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1787年的春天，威伯福斯提出《道德提升法案》。他认为国家政治的革新是由上往下的，无论国王、王后、首相、主教、法官、议员，愈有权力的人，就需要有愈好的道德，才配维护国家的道德。虽然道德不能改变人心，但是可以减少试探。他提出“法令的执行与制定者，应该过着比较严谨的生活，不该酗酒、辱骂、诅咒、赌博、不该到败坏风纪的地方，不该从事不合法的娱乐……这些不道德的事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在小事上严格的要求，就能避免大事的偏差。不正确的法律是在小错上马虎宽容，在大错上严刑峻法”。

    这个法案引起不少的反对。菲茨威廉爵士反对说：“在政治、法律上讲道德，只不过是过度敬虔的基督徒先人为主的观念罢了!道德是关在你家里面讲的。不是在外面讲的，在外面谈道德是虚伪的。在外面需要灵活地运用法律。假如国家当权者讲道德，看吧!国家的财富立刻如泡影消失。”议员笛福也反对：“法律是困住那群软弱的人，一个人权利的多少，就看他能让法律对他莫可奈何有多少。”在众多的反对中，威伯福斯力辩：“政治里的虚伪者不是持守道德的人，而是那一群只要表明对一个领袖或主义摇旗呐喊，就可晋身权贵的人，这种不守法制才是真正的虚伪。所以愈有权力，就愈不守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你们要知道，有权者能逃脱法律的管制，但是对不起上帝的荣耀，因他托付我们管理，而我们管理的动机，却是为了满足自我。没错!我是基督徒，我要将基督徒伦理实行在政治、法律中，因为基督徒应是世界的光，既然在生命上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就该有截然不同的、合上帝心意的提案，而不是使已经混乱道德的法令，更加地混沌。信仰绝对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要影响周围的人。”

    这个法案仍然没有通过。但是威伯福斯说：”看吧!我们国家犯罪不断地增加，绝对不是法律制定得不够周全，也不是缺乏执法的警力，而是因为道德降低。这种降低带来从政人员操守的劣化。进而劣化议院，蔓延到社会。我相信英国的命运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到政治性的抉择，或是在关键的时候，愿意顺服基督。因此国家的复兴，乃在乎有政治家，即使很少数也好，愿意回归真实的基督信仰里。”这犹如一个福音炮筒。震出隆隆巨响。有些基督徒政治家开始在议院相聚，组成祷告会。这个祷告会，逐渐形成一个超党派的小团体，号称“阳光协会”，宣告一切的政治活动都可以摊在阳光之下，若有任何晦暗不法的活动，欢迎外人揭发。这个团体在1787年底，发展成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克拉朋联盟”，8位基督徒政治家，不同的背景、个性、党派、专长，只是因着相同的信仰,一同奋斗6年，将人类历史上邪恶的奴隶制度，不流一滴鲜血，不用大炮、步枪，只用法制的改革，整个地废除了。不仅在英国，连当时贩卖黑奴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等国，也因着他们的努力，通通废除黑奴贩卖。大布道家卫斯理曾为这批在克拉朋的年轻政治家代祷：“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议院，如同行在天上。”

    克拉朋位于伦敦的郊区。威伯福斯所提的法案被封杀后，他病了一场。医生诊断是溃疡性的结肠炎，认为他顶多只有一年的寿命了。威伯福斯的选区闻讯，都准备要补选新的议员，他的敌人也窃喜那个提倡基督徒伦理的家伙要完蛋了。威伯福斯就在克拉朋购下一座房子休息养病。这时他的信心陷入低潮,怀疑回到政治界事奉上帝，是否真是上帝的呼召，还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主啊!除了你的能力以外，没有人的能力、智慧、计谋能够帮助我。我的心急速地奔向你，求你把你的能力赐给你的仆人。哦!主啊，我在极深的困境中，痛苦像座无法忍受的山，压在我身上，愿你怜恤你的仆人，使我重得平静、安息……”长期的等候祷告，还是沮丧痛苦。他的朋友说威伯福斯不是要死了,就是要疯了。上帝好像掩耳不听他仆人的祷告。有一天他祷告：“不是因为失败就自哀自叹、祈求上帝赐成功来坚固我，或以世人的掌声来确定这是你的道路。不!无论成败，无论褒贬，我愿回去尽自己的责任。”这时忽然阳光重现，心中的重担像雾气般地消失了。“有些事情即使是失败了，无论大或小，只要是为上帝而做。必能留下长远的影响。”当他脱离了以世俗成败来衡量上帝旨意之后，上帝才赐给他解救黑奴的重任。他的病也逐渐好转。

    这时，开始有些基督徒到他住的地方来讨论新法案——《禁止贩卖奴隶法案》。从1784年底到1790年初，有7位年轻的基督徒议员或政治家，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并且约定每星期在威伯福斯的家中聚一次，一起探讨奴隶制度的现状。这7个人后来都成为历史上解放黑奴运动的著名人物。

12 用历史说话的克拉克森

克拉朋圣徒之一

    克拉克森〔1760—1846年〕是克拉朋联盟的“军师”，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他有一天在利物浦港口看到一艘奴隶船，有成千的奴隶拥挤在恶臭、黑暗的船舱里。他决定深入调查这件事情。他愈投入愈发觉黑奴惨绝人寰的遭遇。整个欧美为了经济利益，把非洲人像牛马般地抓来买卖。他知道要提出奴隶买卖的罪证，代价太高、压力太大了，几乎等于在控告每一个文明国家，因为它们对这个最不文明的行为视而不见。一天，他到森林里向上帝祷告后，决心奉献自己的一生，成为解放黑奴的政治家。他的文笔优美，而且有历史专业的训练，眼光超越时空，深具说服力。他的《论奴隶与人口贩卖》非常著名。他用10年的时间写下两巨册的《废除贩卖奴隶的历史》，在1808年出版后，流传深广，推动许多国家废止黑奴的贩卖。例如，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看了这本书受到感动，加入废除黑奴的行列。克拉克森的一支笔，征服力远胜百万雄师。因着他的贡献，历史上称他为“非洲的文字使徒”。克拉克森不仅影响威伯福斯投入反奴隶运动，而且提供弟兄们各地奴隶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后来他也成为影响美国解放黑奴的关键人物之一。

13 用财富为神做大事的夏普

克拉朋圣徒之二

    夏普〔1735—1813年〕是克拉朋联盟里的“会计”。专门管理财务的募捐与支出。他本身是个卖布的富商，在卫斯理的布道会中参与事工。当威伯福斯的道德法案面临巨大的阻力时，卫斯理要夏普回去，帮助威伯福斯。在克拉朋联盟里，夏普发挥了他经商买卖的才能，买下一艘奴隶船，改装后，将欧洲各处由蓄奴贩子手中逃脱的黑人，送回非洲。他买下西非的一大块土地，让1900多名送回去的黑人在那里成立自治区，称为“自由之区”。他有商业远见，把这些奴隶组织起来，“开垦种植当地的可可树，养猪，成立狮子山公司”，出口到欧美赚钱。他的一生证明两个解放黑奴的关键点：第一，黑人并不是一群愚昧的动物，而是有知识、可以经商赚钱的人；第二，人在自由时的生产力，比在被奴役时更大。他用钱支持两支探险队深入非洲，向外报道当地黑人被奴隶贩子迫害的资料，效果深撼人心，使欧洲各国逐渐视奴隶为民主国家耻辱的记号。这个自由之区后来成为一个国家，就称为“狮子山共和国”，首都就是自由城。他利用与英国军方的良好关系，使得奴隶贩子风闻他的名声，就不敢越入“狮子山自由区”，这里成为黑奴的避难所。

    卫斯理知道夏普善于管理钱财，但是仍然劝他要仔细谨慎：“你在弟兄中，如果能在用钱、用人上不犯错，就可以减少弟兄们被人攻击的把柄。因此一切的帐目要公开，愿你一切的支出，都是为那长远的利益。”为此夏普生前即立志，除了给孩子基本所需以外，所有赚来的钱财通通奉献，自己分文不取，过着近乎贫穷的生活，以免财务成为反对者虎视眈眈的把柄。因着他把钱财大量地奉献资助而成立了两个著名的福音团体：英国国内外圣经协会与犹太人归主协会。

14 货币银行学专家桑顿

    克拉朋圣徒之三

    桑顿〔1760—1815年〕，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他22岁进入议院，一生不加入任何政党，保持自己独立判断的立场。他在年少时信主后，就决心要做个“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专才来事奉上帝。在议院，他看到威伯福斯信主后的改变，连政治观点也明显地不同了，因而来找威伯福斯交谈。两人成为终身的好友，也成了为奴隶自由而奋斗的忠实伙伴。桑顿与威伯福斯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威伯福斯常靠直觉行事，桑顿做事则深思熟虑，以头脑冷静、临事不乱为处事原则。威伯福斯不拘小节，桑顿却生活严谨。威伯福斯容易动情，为政治法案流泪或欢呼，桑顿喜怒不形于外，始终面如坚石。威伯福斯谑称桑顿是“最甜的果实带着最酸的皮”，“法利赛人的面孔，基督的心”。桑顿说：“一个严谨的人可以长期忍受枯燥的工作。”两人有这么大的差异，但是因为对共同信仰的执著与相同的追求，却心灵相近。

    除了参与制定废除奴隶制法案以外。桑顿是当时议院的财经权威，也是当代货币银行学的大师，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金融理论专家。那时把钱存放在银行还需要付钱给银行，因为银行替你保管。桑顿提出：银行应该把钱拿去投资，用盈余来付存款人“利息”。桑顿又提出不用金币交易，改为“纸币”，改革了混乱的货币制度。在议院，只要是财经问题，他一起来讲话，大家就不敢再说什么。

    桑顿对于奴隶法案最大的帮助是提出分阶段进行，他说：“把解放黑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不是直接把黑奴从主人处解放，因为黑奴在他们主人的财产权下是个既存的事实，这一点先不要碰。先解决不能贩卖黑奴。当黑奴供输断源，现有的黑奴会成稀有资源，从而获得主人较多的珍惜。一旦黑奴的待遇有所改善，地位提高，再争取立法让黑奴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战略，在整个过程中，先对付奴隶贩子，继而对付蓄奴地主，因而两个阶段都能减少一半敌人。

    桑顿与夏普一样，生前都把财产捐送，一生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

15 人事管理专才略兰特

克拉朋圣徒之四

    格兰特对政治没有兴趣，他的负担在海外宣教。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肆开垦，并且禁止宣教士进入印度，以免和当地的宗教起冲突，而损失经济上的利益。格兰特与他的妻子以管理人事的专长，进入东印度公司，到孟加拉任职，为的是向印度人传福音。他曾说道：“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立锥之地，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根据地。”

    当他在东印度公司升至高级管理专员后，听到威伯福斯与夏普在非洲成立狮子山公司，就转到狮子山公司从事人事管理工作。起初自由黑奴因为种族不同，在自由区还互相械斗、纵火、怠工，使公司濒临倒闭。威伯福斯说：“若不是坚持起初的理想，真想把公司关了。”格兰特上任不久，情况立刻改观。他找到各部落酋长，让他们分区管理。并且各区有自己的教会、学校与黑人牧师。不久狮子山经历一个福音大复兴，有1000名黑人成为基督徒。

    格兰特始终没有忘记远在印度洋上的孟加拉，1801年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利用政治力量，让宣教士能够进入英国的殖民地或东印度公司的辖区传福音，这对整个19世纪福音广传有深远的影响。克拉朋联盟在弟兄们的立法支持下，成立浸信会宣教协会，并且差派凯里成为第一个到远东布道的宣教士。这个协会后来成为跨国的宣教组织——伦敦传道会，戴德生就是通过这个差会被派到中国的。

16 擅长外交的艾略特

克拉朋圣徒之五

    艾略特〔1758—1797年〕是威伯福斯剑桥大学的同学，来自英格兰的政治世界，是克拉朋联盟中唯一贵族出身的。在大学时代艾略特身强体壮、风度翩翩，是许多女孩的梦中情人，因此获得“公牛先生”的外号。在议院里他与威伯福斯是好朋友，威伯福斯信主后将福音传给他，两人立志成为天天彼此代祷的同伴。当议院辩论不休，他们就一起退出去祷告。两人相约：“彼此代祷能在繁忙、试探多的政治圈中，产生有效的服事。”

    艾略特为人温和，在生活中常邀支持奴隶贩卖的议员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一起吃饭，以化敌为友。艾略特在世时日不久，38岁就患病死亡。弟兄们虽然都本领高强、心灵强健，但却个个哭得像泪人儿。

17 以教育服事的麦考利

克拉朋圣徒之六

    麦考利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教育专家，而且擅长外国语文。在克拉朋联盟中被称为“大凿刀”。因为他常讲教育孩子，像是个雕刻家用大凿刀在石材上去芜存菁。他又被称为“黑奴解放运动的国际百科全书”，因为他精通几种外国语。尤其是法语。在把解放黑奴推上国际舞台的这件事上，麦考利贡献最大。

    麦考利年轻时到英属西印度群岛旅游，在牙买加看到成群的黑奴为了满足英国旅客的眼目享受，被无情地苛待。麦考利受不了这种享受，中途离队回到英国，加入克拉朋联盟的行列，并且投入狮子山自由区的管理工作。麦考利坚信：“只有黑人才能长期有效地帮助黑人，白人的帮助只是初期，将来整个工作要交给本地人。”他提出“白人帮助黑人的目的，是使黑人不再需要白人的帮助，能独立站起来”。帮助黑人的方法，他认为是教育，尤其是文学、数学、医学与《圣经》这四方面。为此，他多次回国呼吁具有这四种专长的人，到非洲去投入教育的行列。

    麦考利借着克拉朋联盟的钱与威伯福斯的权，不仅教育黑人，也教育英国平民，成立伦敦平民学校，男生、女生兼收。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位基督徒，名叫法拉第，是位举世闻名的电学大师。

    麦考利还坚持两件事情，在当时看来几乎是破天荒的。第一，坚持女人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第二，他在黑奴中找到许多天资优异的儿童，就带他们回英国受教育。这些“麦考利的孩子”很多后来都成为传道人，回到各族各部落，把福音散播到非洲各地。麦考利去世的时候，哭声响遍非洲大地，传讯的烽火、鼓声彻夜不停，可见他受敬爱的程度。

18 法律专长的史蒂芬

克拉朋圣徒之七

    史蒂芬是位苏格兰的律师，尤其深研国际海权法，对于法律条文有精辟的研究，谙悉如何利用条文保护自己，或是攻击对方的漏河。他在克拉朋联盟中，被认为是最具威力的武器。许多支持奴隶制度的议员，认为那些敬虔的克拉朋基督徒都容易对付，唯独对史蒂芬那种一般敬虔基督徒所缺乏的“灵巧像蛇”的特质，无法捉摸，以致《禁止奴隶贩卖法案》是输在史蒂芬的手上。他提出一个与奴隶法案看似无关的海权法，因而成功地废除了贩卖奴隶的制度。史蒂芬精彩绝伦地利用智慧与法律，赢得正义。

    在第一代的克拉朋联盟中，史蒂芬是最后加入的一位〔1793年加入〕。他看到初期弟兄们连连失败，原因在于整个奴隶法案牵涉太广，以致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一下子把战线拉得太长；而基督徒的单纯与热忱使他们好像一群幼嫩的新兵，一下子就在前线暴露自己，易受敌方的攻击。史蒂芬因此关了律师事务所。选上议员，加入战线。他奉献自己一生成为一个“挖掘战壕的专家”，使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在法律下得到应得的保护，使对方看不清我方的行迹，只看得到烧过来的战火。

    这7位基督徒加上威伯福斯共有8位，一起努力，成为打倒普世奴隶制度恶魔的英勇武士。

我经常思想，我的职业应该是“基督的使者”，给人民较多的法制公平，与公共事务道德的改善。

他的身高不超过160厘米，

他的体重只有50公斤，

瘦小的身躯在巨大的发言台后更显得渺小，

但，当他嘹亮的声音、清楚的言语发出，

整个伦敦议会的嘻笑闲聊遽然停止，

所有的议员全都愣住了，

因为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

还没有听过这么重大的议案，

也从来没想到有人敢提出这么大的改革，

竟然有人敢碰这个6000年来，

人类政治史上无人敢碰的禁忌；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大胆小于提出这个议案的理由，

竟是来自《圣经》。

听啊!

威伯福斯大声疾呼：

“奴隶是文明的耻辱，

这个衡量的尺寸，

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

而是，我相信，唯一准确的尺寸

是来自政治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原则，

那就是《圣经》。

《圣经》说：‘不可杀人’

而我们国家的经济利益。却是一一

建立在黑奴的捕捉与无情的贩卖上，

有多少黑奴惨死其中!

短暂的经济利益·，

模糊了非洲丛林的悲哀，

麻木了对运奴船罪恶的指控。

这种少数资本家的利益，

源源不断的祸害与天谴，

将一直随着我们的国家。

各位·

现今的贸易行为，

将给未来种下多少祸果?

我们的议会。

必须回到我们的良心与公义的法则

一一《圣经》。”

19 法律的公文呼声

    “反对!反对!”有一个议员站起来几乎咆哮道：“禁止奴隶买卖?天大的荒谬!英国的经济贸易，需要廉价的奴隶；广大的殖民地开垦，需要奴隶的劳力。难道你不知道，整个大英帝国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都维系在奴隶身上?如果英国单方废除奴隶买卖，在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那些富有的殖民地，将率先独立。一旁虎视眈眈的法国、西班牙将接收更多的奴隶。国际政治、经济环环相扣，目前我们又是有利的一方，为什么要谈贩奴与良心的关系?这有什么利益?这是完全没有利益的观点。”

    反对的炮火如此强烈，甚至有议员诋毁威伯福斯：“你这个虚伪的道德家!”威伯福斯在一片咒骂声中，安静而不生气。他知道许多议员背后受到奴隶贩卖利润的资助，他相信“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箴言》25章l5节）。对一个基督徒政治家而言，政治的艺术与祷告的功课是一样的，“要求明确、忍耐、等候”。

    威伯福斯对来自他人的指控，向来不回辩，他知道只有上帝才是他的审判者。在排山倒海的反对声中，他仍坚决答道：“奴隶真能给国家带来利益?廉价的奴隶工资是唯一的花费吗?为什么不考虑那些隐藏的成本，算一算那些管理奴隶的警察与军队的费用，算一算那些贿赂政府官员，因贪污所带来的财政损失，算一算不义工价导致社会腐败、凶杀、偷盗的损失，为什么不算算这些见不得人的损失?诸位!不敢承认奴隶的存在，基本上就是一件错误的事；对贩卖奴隶者的保障，就是一个罪恶的制度。国家若对此坐视不顾，那么国家的法制、权威建立在哪里?更在乎短暂利益的保障吗?那又如何要求所有人民，对一个不守公义的政府守法与尽忠呢?”

    许多反对的议员底下窃窃私语一阵，提出：“主席大人!这个议案太大了。威伯福斯说贩卖奴隶不人道，却没有提出证据，所以大家无法判断，因此也无法讨论，等明年有足够证据再行讨论吧!”第一次的提案被画上休止符。不过这不是废奴乐章的结束，而是长达45年愤怒进行曲的开始。时为1789年5月10日。

    1790年1月到6月，议院召开听证会，收集贩卖奴隶是否不合人道的证据，以及虐待奴隶的恐怖罪行：由部落战争、杀戮、拆散家庭、鞭打、囚禁、奴隶船、疾病到成群死亡。罪证几乎举世昭然，人人皆知，好像只有议员、国家的内阁官员不知道似的，一下子听证会收集的资料达数千页之多。

    威伯福斯心里很清楚，对方需要证据是缓兵之计，贩奴支持者会重整旗鼓而来，必要时会围堵或是封杀这个议案的每寸生存空间。他立刻想到敌人的下一步，会在听证会的证据审查委员人选上下手。尽管铁证如山，审查委员仍有可能像一片可怕的流沙，让这座罪证大山迅速沉没，消失在所有档案夹内。威伯福斯立刻向枢密院提出：“资料审查委员的资格，必须完全开放，只要一切符合公开原则就可以。”这一着棋果然抢得先机，因为对方正准备提出：“只有殖民地的议员或政府官员，才有资格成为审查委员。”这些人与贩奴利益直接相关，怎能成为审查委员?威伯福斯的建议通过了。被选人审查委员会的，虽有几位是利益相关的，但是也有比较公正的人士。

    初步的小胜，绝不代表以后的每一步都一帆风顺。1790年威伯福斯的《禁止奴隶贩卖法案》，联署议员寥寥无几，许多议员冷漠得像座冰山，有的议员避之唯恐不及，谁也不敢得罪握有巨大权力与财富的贩奴组织。这个议案果然以极悬殊票数惨遭封杀。威伯福斯站在众人面前宣告：“在大英帝国的法治权柄下，竟然容许这样可怕的罪恶存在，现在已经无可推诿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而且上帝也很明白。”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桑顿、克拉克森等联署议员。大步走出议院，抬头仰望，仍觉议院之上有蓝天。

20 知其不可而为之

    1791年2月，报贩的喧嚷在英国各地响起：“暴动!暴动!”在大

酉洋的殖民地多米尼加，奴隶群起反抗地主，要求减轻工作。当地的蓄奴地主，写信到议院抗议：“看啊!威伯福斯和他那仁小群的朋友们，他们所散发的毒素，给殖民地带来何等大的灾害。这一小批可恨的狂热基督徒、伪君子!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把现有的制度破坏!……你们知道吗?是谁煽动奴隶暴动?谁是暴动叛乱的酋长?谁是破坏和谐的祸首?——威伯福斯!”一夕之间，真理的支持者，被定罪成暴动叛乱的危险分子，不久多米尼加的暴动被鞭子、枪械平息下来，但是愤怒的种子，仍在各处散播。

    在这时候还要再提《禁止奴隶贩卖法案》吗?这不是火上加油吗?简单几个字的提案，威伯福斯拿在手中，却犹如万斤之重。很多的误会、指控，连英王乔治三世都出面宣称，要内阁彻查“议院的不当言论如何造成国家的动乱”。在这四面楚歌之际，威伯福斯收到一封卫斯理来信。这位已经87岁、上帝在18世纪所重用的老仆人写道：“……这是一个特别需要祷告的时候，愿主把祷告的灵赐给你，使你的心超越这一切的反对。人的反对与邪恶都不能腐蚀你在基督面前所立的志向，愿主帮助你……”

    威伯福斯在4月17日写下一个祷告：“愿主耶稣赐我智慧、力量与辩论的能力……我再一次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如果我赢了，荣耀归于神；如果我输了，愿你的旨意成就。”

    “要提这个议案吗?”弟兄们问道。“是的，开火!”威伯福斯坚定地回答。在议院里有四小时的双方交叉辩论。威伯福斯提出听证会的资料，他争辩的重点是：“非洲的黑人是人，不是野兽。把人拿来贩卖，是违反基本人权，是犯罪的行为，应该立法禁止。”反对的议员出身军人，在殖民地战争中功绩显赫，胸前挂着成排的勋章。“反对!这样会危害国家贸易的利润。利润!利润!……”他们歇斯底里地重复嚷着，好像议案一通过，一生的功绩就要毁于一旦。另外一个议员更露骨地说：“是的!我们需要这种经济，即使里面含有罪恶，也是必须接受的罪恶，没有什么绝对的嘛!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来决定奴隶与生产、供需平衡之间的效率。”威伯福斯反驳道：经济是很重要，但是经济只是人类的仆人，不是主人。如果把经济构由绝对化，人类的道德就荡然无存。废除奴隶买卖，不是要打击经济，而是要降低经济对大多数弱势族群的绝对主宰性，把人的价值重新带回上帝面前”又有人反对：“谁说蓄奴是罪恶?我们是把黑人带出来，重新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教育、工作、食物、衣服，这等于是一种帮助嘛，”威伯福斯反辩：“如果是帮助，为什么不在黑人的本地本乡给他们改善生活、教育、工作、食物、衣服，而要把他们带出为奴?你必须扪心自问，这难道不是罪恶?”

  辩论结束后投票，88票比75票，议案仍未获得通过。

21 属天异象与踏实作风

    议案上的失败并没有使这群基督徒认输。1791年夏天，他们在非洲成立狮子山公司，以在欧洲与美洲拯救的1980名黑奴为主体，送回克拉朋弟兄们在非洲买下的地区，种植农作，成为一个自由黑奴的自治区。这要证明帮助黑人，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并要证明黑人在自由状态下也能生产自足，甚至将多余的生产向外输出。

    克拉朋联盟的格兰特为这个公司立下宗旨：“本公司贩卖非洲的所有东西，就是不贩卖人，因为人生而自由平等，无论肤色、种族、教育程度，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威伯福斯看了这个非洲公司的宗旨后，给格兰特写了一封长信：“……这个公司不要一直对外传讲是为废奴而设立，除非我们的公司被外人肯定负责、可靠，不然‘废奴’只会成为别人日后控告我们的把柄。我要强调，不要给政府当局有个印象，以为我们公司不过是反对现有制度的一种标新立异的方式，我们应该踏实经营。在议院以外的任何地方，不要老提黑奴被地主欺压。如果我们真做得好、有成果，别人自然会判断出来。因此要用温和对待众人，才能在反对的阵营中结出温柔的果子来。在谨慎中节制自己的言行，以获得别人的信心。用宽广的胸怀与人相处，乐意服事众人，让别人去判断，而非先在言语上失礼，或把话讲得太高，以致后来达不到时，反成为别人控告的把柄……”对于自由黑人的管理，威伯福斯继续写道：“对黑人同情，不表示就可以放纵。人性就是人性，人心除非经过长期的训练，否则很难服从别人，更难去执行管理别人的权柄。所以黑人即使自由，仍需受教。因此我请两位植物学家到你那边去教黑人种植，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分辨棕榈树与香蕉树有什么不同。”

    威伯福斯算准将来英国各港口的贸易商，会因受了殖民地的好处，联合抵制狮子山公司的产品，打击这个只具雏形的黑人公司。于是预先联合一批基督徒进口商人，成立专门进口狮子山公司产品的协会，并且设立一个基金帮助狮子山公司经营。今天的狮子山已经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黑人自治的国家，以农产丰富著名。

22 非洲啊!非洲！我为你流泪！

    1792年1暴动风云再度掀起，这一次不是多米尼加的奴隶叛乱，而是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法国大革命。奉自由、民主的名，革命的暴力使断头台溅满了法国人的鲜血。不仅法国在动乱，激进的思潮像野火的种苗，在欧洲大地散布开来。英国也不例外，从皇室、内阁、上议院、下议院、军队、商人到贩夫走卒，每天注目的焦点是法国革命的消息，仿佛这是唯一值得注目的一场戏。

    威伯福斯忧心忡忡，非洲的苦难，更大的杀戮，每月数万人沦为奴隶的惨剧，一夕之间被众人抛到九霄云外。他决定再提出这个冷门的《禁止贩卖奴隶法案》。消息一传出，很多人劝他不要在这时提，太危险了。“奴隶自由”不是等于“解放运动”吗?“改革”不是“革命”的同义词吗?上帝如果要让英国终止奴隶的贩卖，总该给一个较好的时机吧?如果这真是上帝的旨意，又为什么屡提屡败呢?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仔细讨论，一起祷告后，坚定地再提这个法案，他说：“因为黎明之前，黑暗本来就最深。”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不在于这个议案是否通过，而在于提这个议案的本质与动机对或不对。如果是对的，即使没有结果的“应验”，仍然是上帝的旨意。

    接下来在议会上又是唇枪舌剑，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桑顿、艾路特、威伯福斯都全力以赴。争辩多时，眼看表决时间已到，而议员们脸色一片冰冷。威伯福斯最后站起来大声呼喊道：“非洲啊!非洲!你的痛苦深扎我心，使我无法用任何的字眼来表达你的痛苦!”出自肺腑的呼吁，仿佛非洲黑奴发出的苦痛悲号，回荡在议院栋梁之间，竟触动许多议员的良知，支持声回应热烈。反对阵容看情况不妙，赶快提出折衷方案《逐渐废除贩卖奴隶法案》——“奴隶贩卖制度总要废除，但是需要一段合适的时间以后。”这个折衷获得双方同意，投票表决230票比85票通过。弟兄们以为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欢呼歌唱。威伯福斯却一脸严肃，继续追问“一段合适时间是多久”。他心中仔细分析，逐渐废除法案如果拖太久，反而更可怕，因为奴隶贩子会自知时日不多，加速捕捉黑奴、运送黑奴。他算得没错，一提时间，对方竟提30年。他坚持2或3年，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才定为5年。双方都热烈地鼓掌，达成协议。

    小胜利没有使威伯福斯松懈，他仍然步步为营紧盯议案。他知道自我的膨胀使人容易迷失在名利交错的政治丛林中。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愈来愈清楚，要这个议案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而是要每天不断地、持续地推进。”此后数十年，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多小的议题，议会如何冷清，任何议案讨论他从不缺席，并与其他议员，不管是否与他同路，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自己的新选区约克郡的选民有任何问题，他都亲笔回信答复。

23 坚强的心志一一政治家的必需

    1793年法国大革命政治的混乱，进入血腥的恐怖时期，革命党凶残地杀害保皇党，革命党的密探四处分布，捕捉敌对分子，送上断头台。每一声斩断贵族、地主人头的钢刀声，都成为远在英伦海峡对岸贵族们的午夜梦魇。

    当威伯福斯在上议院不断提出《废除奴隶贩卖法案》时，真让上议院的贵族爵士们心惊胆战，仿佛是恶梦追来的先兆。上议院的反对声，好像狂风暴雨。克拉伦斯公爵站起来大声叱喝道：“敢支持这个议案的人不是精神病就是虚伪者!”这种激烈场面，威伯福斯早就心里有数。无情的威胁、咒骂的声音、愤怒的眼神、拳头的响声，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伎俩，要使对手灰心丧志、放弃提案。他也知道那个叫得最响的公爵，虽然满口国家至上，实际上是靠牙买加殖民地奴隶的劳力，过着极为富裕淫荡的生活。这个法案一下子就遭上议院否决。威伯福斯没说什么，他知道自己还会再回来。

    事后威伯福斯给朋友写信道：“在我的政治生涯里，遇到任何问题，总给自己保留一点思索的空间，判断哪些时候，哪些场合，应该冲锋勇往直前，或是退回保留实力。但是当我发现整个局势是控制在一群集体犯罪的人手上，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这关口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在议院里我会更仔细地分析、解释议案的动机与缘由。为了说服他们，我会不惜政治前途与个人的情感。我不是一个善变的政客赌棍，而是立定心志全力以赴。”这是威伯福斯一生所有信件中，措辞最强烈的一封。

24 回到上帝面前是一切法律正确的起点

    威伯福斯的朋友桑顿议员，以他的经济头脑也看到这一点。面对这么强烈的反对，弟兄们最好有更紧密的默契，于是在经常相聚的克拉朋买下一幢大房子，克拉朋的八杰都来住在一起。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他们是“克拉朋圣徒”或是“克拉朋联盟”。事实上他们生前从未如此自称过，这是1844年历史学家韩内德给他们的名称。迄今历史学家仍然认为这八个人能够组合，实在不可思议。历史学家戴维斯在1984年的《奴隶制度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书中写道：“克拉朋的这一小群基督徒坚信，人的基本自由与价值，不是任何政治、经济与社会阶级所能剥夺的。这一个信念，是来自上帝在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条，任何法律违反此基本点，带下来的将是败坏的连锁反应……这种坚信，凝聚了这些基督徒，为扭转整个时代的伤害，全心全力地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58年〔1780—1838年〕持续的努力，慢慢地挪除一切人为制度与法律上的拦阻。这一群基督徒，个个坚守圣洁的生活，以执行这项圣洁律法的改革，并在似乎是永无止尽的反对中屹立不摇。”

    这一坚守的结果，可能成为后来的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永远解不开的谜。奴隶自由化这个影响人类活动的重要事件，竟然不是来自经济、文化的自然演进，也不是工业革命的成果所促成，更非议会政治之功，而是几个基督徒，声称人类的活动必须符合道德与良知，声称回到上帝面前才是一切法律正确的始点，拒绝把政策的改进交给时间，拒绝改进对奴隶的社会福利，拒绝局部地区的奴隶自由化，拒绝用军事革命或暴民运动的方法，完全以立法、投票的程序来彻底废除奴隶的贩卖，使得贩奴活动在迈向巅峰之际，戛然而止。

25 一群慢爬的乌龟政治家

    1793年5月，威伯福斯再向下议院提新法案——《外国奴隶法案》，禁止英国船只运送黑奴到其他国家。这个法案在下议院反应冷淡。议院以支持者留下，反对者离开来表决，结果近300个席位的大厅，空荡荡地只留下两个人。

    更糟的不仅于此，不久威伯福斯收到邓达斯爵士的恐吓信函。邓达斯时任英国国防部长，海外殖民地总管，权力如日中天。他亲笔写道：“你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还要警告你那一小撮朋友，要安静，不要把事情做得太过火。我想这是我给你们最好的劝告。”威伯福斯把信给弟兄们看过后，大家一致决定再提《外国奴隶法案》。反对的议员们大声咆哮：“现在法国在动乱，正是英国夺取法国殖民地的绝佳时机。天啊!在这种节骨眼还谈这种法案，这等于是制造政府与各殖民地的对立。不要再讨论这种法案了吧!国家还有更重要的案子等着要谈呢。表决!表决!!”这次表决的方式是赞成者出去。反对者留下来。

    议员谢里登在开会前答应威伯福斯，表决时要支持他，但开会时却在议院席上睡着了，而且睡得鼾声如雷，表决时任凭弟兄们叫他、大力摇他都唤不醒，只好几个人把他抬出去，勉强多一票，合起来才区区18票。支持奴隶买卖的议员大获胜利，讥笑道：“哈哈!睡得好!这个议案要永远睡下去啰！

    弟兄们又累又沮丧地回到克拉朋。他们已经连续七次被击败了。而且支持的票数这么少，未来还有什么盼望可言?大家一起沉闷地吃着饭。外面有人敲门，有位年轻的绅士进来，背着一个布袋，说道：“我是史蒂芬议员，苏格兰的律师。”他拿出袋子里面的东西，三只活生生的乌龟。史蒂芬把乌龟放在餐桌上爬，微笑着看了一阵子，然后说道：“诸位!我能有幸跟你们像乌龟一样，坚毅地、慢慢地向奴隶自由化的标杆前进吗?”

26 国际战争与公文

    1792年初，法国进入革命后的混乱期，英国就想对法国开战，不是要维持国际公义，而是垂涎法国海外殖民地的富裕。国家政治有地理疆界，国际贸易无疆界，谁的力量强，谁就有权瓜分海外市场与资源。1793年初，法国的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英国的海、陆军积极备战，上至皇室、内阁、议院，下至地主、商人都纷纷提出开战的建议。皮特这时担任首相，他不是好战的人。但是全国几万只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为了政治声望，他不能让广大支持他的群众失望，于是提议对法国开战。许多议员都急忙表态支持民意，纷纷联署。1794年6月英国庞大的海军在军港朴次茅斯举行演习，阵容整齐的军舰，缓缓地在礼炮烟雾中人港。把全国的好战狂热带向高潮。国家需要战争，才能证明国力之强大。

    在这种热潮中，威伯福斯站起来呼吁反战。他在议会中说道：“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战争是值得一战的，大多是鲜血的流出多于公义。用战死的尸体来换荣耀，是一种病态。好战是一种难以满足的贪欲，战争只会带来更多的战争，并且把人性的温和变成如豺狼虎豹的凶狠，为了什么?只为了对付看法与我们不同的人?或是对付阻挡我们利益的人?请与法国保持和平吧!法国实施恐怖主义的好战分子罗伯斯庇尔已经上了断头台，法国人已经厌倦战争了。以英国目前的实力，应该在国际上斡旋，为法国和平努力，给法国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美国式的民主。战争若不是为最后的自卫而战，结果只是让好战分子得到权利罢了!”在议会上，反对威伯福斯的声浪极大：“这些全是不切实际的话!怎么可以用你个人的道德来衡量国际战争!”议员布尔站起来指责道：“威伯福斯!你实在是国家关键期中，一颗令人捉摸不定的摇摆石头!法国大暴乱时，你提出反对这种运动；现在英国对法国开战，你又反对。你到底在想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大大地伤害你以后要提的任何法案?”威伯福斯的老友皮特，也以一双受伤的眼神看着他。威伯福斯答道：“我以诚实的心行事，我不后悔。”他的和平之声又被否决。

    威伯福斯在议院受的每个否决案，他从不在院外诉诸民众与报纸。他坚信国家改革是由上而下的方式，而非使用群众运动来迫使政府就范。他写信给好友艾略特议员：“让我最痛苦的事，是在公开场合反对老友皮特的议案……在这个充满了试探的时代中，我祈求神保守我做个诚实的人。”

    在议院群情激奋的过程中，有个人一直坐在后排，冷静地看这一幕，他就是克拉朋联盟中的桑顿议员。他以深远的眼光看出，将来的英国政治会分出第三股势力，在传统的保守党与激进的改革党之外，会多出一个中间的独立势力，就是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在政治史的发展上这是一个新的转折。在过去，独立议员因为无党无派，永远是政治权力圈中的边缘人。游走于两党，寻找矛盾之间的小利益，或被称为坐议会冷板凳的人。桑顿认为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虽已被众人贴上“异类”的标签。但是时间将证明他们所坚持的是正确的，届时议院很多法案的确认，不再是两大党相互利益冲突的结果，最后的确定会是少数长期持守真理人士的胜利。那个时候，国家就有福了。

27 都是拿破仑惹的祸？

当时向法国开战的不止英国，邻近的意大利、萨波以王国、奥地利、西班牙、荷兰都派军参加。没想到战争使一个1785年还默默无名的小班长，到1794年已成独揽大权的军事独裁者。他就是军事奇才拿破仑。他以迅雷之速打败意大利，又回头打败奥地利，使荷兰、西班牙立刻退出战场。英国大军在一个小殖民地竟被法军大败。英国政府一看甜头没吃到，立刻班师回国，不打了。这下子群情哗然，已被挑起战争情绪的人民，不容国家就此罢手。愤怒如野火燎原，议院大厦的玻璃全被暴民掷石打破。英王到议院咨听政情，一进议院，外面的马车就被暴民砸毁。各处都有示威、暴动，再加上偏激政客的言论，全国沸腾，好像也面临了法国大暴动的前奏。

    皮特首相为国家安全计，提出《非法集会法案》与《限制言论自由法案》。这时那些主战议员面对群众街头暴力，都噤若寒蝉，低头不敢表态。反对党议员中的雅各宾党人福克斯与谢里登趁机挟民意坚持反对这两个法案，宣称这伤害人民言论与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当威伯福斯站起来要讲话时，这两人还用手肘暗推一下，以为前次他们投票支持《禁止贩卖奴隶法案》，这一次威伯福斯一定为他们说话。

    没想到威伯福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理性的管理者。但是当人不再使用自己的理性，容许别人用煽动的言词、激动的言论来取代自己的理性，这种有组织的混乱，等于是在挑战宪法容忍的极限。为维护国家的宪法，国家有权利用法案要求人民集会需获官方的许可。地方执行官有权利用力量解散煽动性的集会，使愤怒与仇恨能在群众中慢慢地沉淀下来。”最后这两个议案获得通过。

    各地的激进群众咆哮：“威伯福斯!你这个骗子!最虚伪的人!自由的背叛者!”一夕之间，他成了全国偏激群众怒气发泄的对象。威伯福斯对友人写道：“真正的自由会尊重别人的自由，不然就成为个人仇恨或骄傲的光明外衣。福克斯最常高举自由，但我一直怀疑他的动机。今天我才看清他是着重自己的利益，多于国家的利益。”

    激进反对的议员威维尔带着一群激进分子，到威伯福斯的选区约克郡，召开非法的群众大会，声明要单挑威伯福斯辩论，日期定在12月1日。这个辩论大会吸引了各地的激进分子与约克郡选民参加。等威伯福斯知道这个群众大会时，时间已经逼近了。威伯福斯大惊，反对者的诡计非常狠毒，如果他要去，可能路途遥远，时间赶不上；若不去，乡村父老会被对方片面之词诱骗。更糟的是，当地安全官已经集结重大警力，准备对这个全国首度的非法集会，实施必要时的武力扫荡。

    威伯福斯决定连夜搭驿马车回去。伦敦当局要派一队骑兵护送他回去。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建议他自己回去：“骑兵的保护反会在大会中招致暴民的攻击。”威伯福斯决定只身赴会。议会里福克斯那一派的激进分子还讥笑道：“你们看，这个人终于尝到爱乱说话的痛苦滋味了。”

伦敦以北的道路风雨交加，特别加挂马匹的驿车在泥泞的路上直奔。威伯福斯看着路边的树枝被大风吹得摇摆晃动，他的心也是一样地惧怕不安，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他在马车内祷告：“无论结果如何，求主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坚固我的心。”马跑累了，就沿途更换马匹。经过三天两夜的急驰，到了大会所在地。

威伯福斯风尘仆仆地下了马车，没想到周围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约克郡的选民相信威伯福斯一定会来，他真的来了。已经占据讲台的威维尔和讲台周围的激进分子，反而一时不知所措。人群让出一条通道，让威伯福斯走到讲台下面。他平静的说道：“威维尔议员，请不要在不合法情况下召开群众大会。如果要辨论法案，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国家大厅中辩论。”威维尔反驳道：“人类最开始的法律，就是保障人有权在任何公众场合有自邮辩论的机会。”威伯福斯答道：“那么所谓的自由辩论旨什么？就是给对方一个公平的机会来表达他的意见，不是吗？”威维尔议员不得不让出讲台，并叫台下起哄的激进分子安静。威伯福斯上台，作了一生最精彩的演讲，每一句话都简短、有力、清楚、合理。他一讲完，威维尔不肯再答辨，他知道所有的人心都转向威伯福斯了。

事后威伯福斯在日记上写道：“任何成就，我都看为小事。我很清楚，我的政治生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废除奴隶制度，并且为此尽心竭力。我若有什么成就，那是上帝的高举。喔！主啊！愿我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拦阻邪恶的事。”

28 友谊的安全感

    1796年威伯福斯再提《外国奴隶法案》。支持与反对的双方都充分动员。投票的那晚，意大利的歌剧在伦敦上演。在这关键时刻，6名支持废奴的议员没来投票，看歌剧去了，以至反对法案的一方以74比70四票之差获胜。“哈哈!威伯福斯一直说反对贩奴是重要的事，结果呢?他的人跑去看歌剧了，看来歌剧更重要啦!”受不了敌人的刺激及那六个看歌剧的议员朋友，威伯福斯回家既生气又失望地病了一场。

    隔天夜里，威伯福斯从睡梦中醒来，看到床边坐着一个人。“你——你是米纳尔吗?”“是的，威伯福斯。”米纳尔是12年前把福音传给威伯福斯的人，剑桥大学教授。“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你不是最近要被国王召见，任命为剑桥大学的校长吗?”“是的!但我认为来陪你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朋友。”米纳尔的友谊坚固了威伯福斯，免得他因为对友谊失望而成为一个封闭心门的政治家。

29 真实的基督教

    当身体逐渐康复时。威伯福斯决定为他的政治信仰写一本书。1797年4月12日，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了。这本书后来流传很广，译成五种语言，书名又简称为《真实的基督教》。它与现在政治人物出版的竞选传记大不相同。他主要在高举耶稣基督与《圣经》，而非他自己。威伯福斯深信，很多人喜欢听他讲话，不是因为他的口才，而是他心里面的耶稣在吸引人，他只是个器皿。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生命，他愿以《圣经》作他政治法案的权威。他劝勉人多跟随耶稣，多读《圣经》，遵行《圣经》的话。这本书读起来不像政治书籍，倒像福音册子，以至许多人看了信耶稣，包括政治家伯克、巴瑟斯特〔后来成为英国外交部长〕，小说家里士满，农业学家杨等。很多议员看了这本书，都惊讶威伯福斯在政治界这么多年，“竟然”仍是一个相信三位一体救赎论的基督徒。他不像那些统一神灵派的社会改革家，光讲在社会改革上运用《圣经》原则，心里却排斥对《圣经》真理的持守与属灵追求的热切。威伯福斯是“属基督的政治家”，不是“属政治的基督徒”。前者是以基督为中心从事政治，后者是被政治力量所控制的基督徒。两者都表现出对政治的负担，但实质上却完全不同。

    1798年英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贫穷的爱尔兰与富裕的英格兰合并，这就是有名的《联合法案》。这个合并带来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的权柄牵涉到罗马教皇，那么合并以后国家的权柄应在谁的手中?英王乔治三世提出：“爱尔兰合并以后，以前的爱尔兰议会解散。而且，从此天主教徒不得有参政权。不得成为议员。”

    这时候敢反对国王的人，出人意料的，竟是威伯福斯。威伯福斯说：“我们不能因为信仰不同，就定别人为大罪人。国家既然有天主教信仰的人，就让有天主教信仰的人成为议员，代表天主教徒的需求。以政治的歧视压迫不公平地对待天主教徒，只会促使不同宗教的对立与仇恨，日后因宗教歧视所进发的复仇火焰，绝对不是用政治方法所能熄灭的。”对于那些讥笑他是“狂热的基督教徒，竟为天主教徒争取政治权力”的人。他说：“没错!因为任何宗教都太个人化，该有其被尊重的空间，是政治力量所不该触碰的一面。”

    他又说：“一个基督徒政治家，应该用公平的眼光去看事情，寻求公义，而非以狭隘的眼光去歧视异教徒，或在公众的事情上特别偏向自己的宗教。一个基督徒政治家，不怕异教徒与无神论者的挑战，因为他得胜与否在于神。因此凡事都该追求公平。一个基督徒政治家该担心的是：他有没有用不公平的方法去胜过对手。我经常思想，我的职业应该是‘基督的使者’。给人民较多的法制公平，与公共事务道德的改善。”10年之后，议会通过天主教徒有参政权的议案。

一个基督徒，最深的赞美常是涌自悲伤的深渊；最高信心的呼唤常是发自最绝望的旷野。

深夜里的海德公园。

静悄悄的月光下，

熟悉的小径·

威伯福斯多少次地来回踱步，仍然一一

压不住满心的感情澎湃。

仿佛还看到

老友桑顿带着幸福的微笑，

在教堂大风琴的管乐声中，

牵着西克丝〔Marianne Sykes〕，

走上那神圣婚约的祭坛。

威伯福斯在旁偷看着桑顿，

天啊!那个号称表情最酷的家伙，

脸上怎么会有这般的光彩?

唉!回想自己初恋的悸动，

在23岁的单身派对上，

看到可爱的A小姐。

忍不住在日记上写下：

“那个女孩最适合做我孩子的妈。”

但是威伯福斯啊!

你又矮、又瘦、又丑、又多病，

人家说你脸上的大鼻子。

像是挂错地方的香蕉。

还是退缩到自卑的角落里，

那是医治单恋的苦药。

可惜药效不长。

30岁又爱上了H小姐。

倾倒出去的感情。

像是泼出去的水，

求婚的当时，

方知伊人心中已有她属。

政场上的铁汉，却是情场上软弱的芦苇，

宛如受伤的困兽，在祷告中写下切结书：

“主啊!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动摇我信心的，

是女性那迷人的吸引力；

为此·我一生不再谈儿女私情，

好使我一直能顺服在你的手中。”

又是9年的单身日子，

偷听到一些女孩说：

“那个威伯福斯啊!是个天使，他是不需要婚姻的

但是，在今夜一一

我发现內心深处软弱依然，

“主啊!

我希望不是独自一人，

走完人生的旅程。”

30 认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威伯福斯决定将心里对于异性的需要，告诉住在巴斯城的老友巴宾顿。巴宾顿是位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并且以多年传福音的经验，对于看人有一种准确的直觉。威伯福斯非常尊重巴宾顿，认为巴宾顿的建议，可以帮助他守住最后的决定关卡。

    巴宾顿深知威伯福斯是整个国际反贩奴运动的核心，他所需要的女孩绝对不是只为了满足婚姻的需要，而是能陪他在暴风之下挺住的人。这个女孩的学识、个性、身材不一定需要与威伯福斯相配，但是人的特质，对属灵事奉的负担，与对事情拿捏的敏捷与聪明，绝对需要与威伯福斯旗鼓相当。巴宾顿想到在他与妻子所带的查经班中，是有一位深具这种潜力的女孩，那就是斯普娜小姐。

    斯普娜小姐跟威伯福斯一样，来自银行世家，她的个性幽默，天资聪颖，气质可爱，是巴斯城不少男士爱慕追求的目标。她又喜欢社交，曾是有名的舞场高手，喜爱在音乐声中像只花蝴蝶般地满场飞舞。有一天斯普娜小姐听到福音，成为基督徒后就退出舞场，热切地追求灵命的成长与查考《圣经》。

     威伯福斯听了巴宾顿对斯普娜小姐的推荐后，说要“回去祷告看看”。巴宾顿知道这种“祷告看看”，是有些属灵男士准备退却前放出的“烟雾弹”。巴宾顿回去立刻采取行动，将威伯福斯的著作〈《真实的基督教》给斯普娜小姐看，并且要她写一篇读后感言给伯福斯。不久，威伯福斯就收到这位大方的小姐的来信，信中提到“仰慕您的品格，并且佩服您在《废除奴隶贩卖法案》上的努力”。威伯福斯有一点讶异巴宾顿动作这么快，但是想到那一夜在海德公园里的祷告，就决定不再退缩，迎向前去。

    巴宾顿听到威伯福斯有礼貌地给小姐回信后，这位闪电式的媒人，立刻安排两人第一次的见面。3个月后，1797年5月30日，两个人就结婚了。消息传来，刺激了克拉朋联盟里的几个老光棍，例如麦考利忽然想起他长年奔波海外，是不是让他的女友等太久了。不久麦考利、史蒂芬、克拉克森纷纷结婚。议院里许多议员听到这个消息，有的松了一口气，因为威伯福斯不会常邀他们去教会了，如卡林顿爵士笑道：“因为他结婚了，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找我传福音了。看来要带我信耶稣，他是没希望了。”笑了之后又有些黯然。

    有人听了这消息后，知道又少了一个可以控告“克拉朋圣徒”的借口了。过去支持奴隶制度的人，在外谣传这些克拉朋的光棍们到处跟女人有染，尤其跟伦敦贫民区里的廉价妓女，不然他们怎么不结婚，怎么每星期日都去参加伦敦贫民区内的“性病教会”

31花柳病教会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对这些谣言与毁谤一向不作答辩，威伯福斯说：“这种谣言是来自嫉妒与政治利益上的不满。”弟兄们参加“性病教会”的原因，与两位牧师——魏恩与斯科特丁有关。

    魏恩很早以前就是威伯福斯的好朋友，他并未加入克拉朋联盟，是因为他很清楚上帝给他的呼召，不是政治议院。而是街头布道，尤其是在贫民区内。他的基督心肠，使他更乐意贴近穷人的心。他说：“英国的贫民区，就是我的牧区。”他天生害羞，但是因着福音刚强壮胆。他的讲台就在深夜的街道，尤其在寒冷的夜晚。他在街头燃起一堆柴火，站在火旁的椅上，对着街头浪人布道。他的声音清楚、优雅，音调仿如夜莺，许多人家为了听他讲道，把窗户打开。他常把民间疾苦告诉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有时也带他们去看。他因为熟悉贫民区里的每条弯曲巷道，被称为“街头之王”。

    斯科特是当时著名的解经家，而且是用解经来布道。在伦敦的贫民区内有一所性病医院，斯科特本来在此担任院牧，向病人传福音。后来信主的人太多了，就在医院内成立一所教会，外人谑称这是“性病教会”。斯科特不以为耻，干脆在教会门外挂起“罪人的教会”的招牌。大概很少有人用这名称来称呼自己的教会吧?对伦敦贫民区福音有负担的”外人”，都来参加这个教会，包括克拉朋的弟兄们。聚会中他们与贫民、患性病的人同坐。威伯福斯后来给年轻的赫斯基森议员的信中，提到政治场上的成功不要忘了穷人朋友：“政治的权力是一场宴席，使你有权享受别人尝不到的滋味。但是你一定要常常反省，是你在服事国家，还是国家在服事你……看啊!在美仑美奂的政治办公大楼，很多人要进去时会在门口擦鞋垫上拭去鞋底的泥土。你要记得，我们真正的国家不是那幢办公大楼，而是沾在鞋底的泥土……”又说：“在政场上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就不能用政治利益的多寡来把你的朋友分等级。”

    威伯福斯是个演说家，但是他更佩服斯科特的布道，他写道：“他的讲道没有什么文字修饰，直接有力，切中人心。而且十多年来的讲道，他都准时在一小时结束，很少有一分钟以上的误差。”这种带着节制的释放性讲道，是所有优秀的演说最难达到的境界。

32 人格成熟始能友谊长存

    斯普娜小姐嫁给克位朋后，聪明的她一下子就看出这个看似宁静的大家庭其实是承受整个蓄奴贩子怒气的暴风眼，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力。她看到丈夫每日疲于奔命，开会、呈请议案、沟通、整理资料，分析状况……这里不是一个家，而是一个战斗指挥中心，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个个都像只充满武装的河豚，气胀得鼓鼓的，精神的负荷都到极限。她认为再这样下去，每一个人都会过劳而死。但关键是每个人都认为是在竭力地服事主。而斯普娜却认为这批弟兄们已落入一种危机：“靠工作的表现，来为上帝的恩典做见证，而忽略了上帝思典不完全需要靠外而的见证，有时是在人心深处主动和启示。”

    根据这个认识，她要求威伯福斯搬出克拉朋。不管工作多重要，他如果失去了：“家”，他的工作无法持久；不管政治家好行为的见证有多重要，如果失去了与主耶稣有如葡萄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的安息，他的服事都会枯干、会变质，而以外在的果效来衡量事奉的功效。威伯福斯独自去祷告、默想后，决定尊重妻子的决定与权柄，搬出克拉朋。消息传出，他的政敌高兴万分，心想那些一鼻孔出气的伙伴，也要分裂了。桑顿冷静地看出，弟兄们一个个结婚成家后，大家的关系势必要有新的调整。他召聚弟兄们前来，为过去几年能和睦同居对上帝献上感谢，并且祝福威伯福斯一家的离去，“长期的友谊建立在共同的事奉理念与成熟的人格上”。以后麦考利、克拉克森、史蒂芬也都因结婚离去。虽然不住在一起了，他们仍然在议院内一起奋斗。这个分开对克拉朋联盟的发展非常重要，使得以后年轻的政治家也能加入进来，而不一定要在克拉朋同住。才算是克拉朋联盟的一员。早期的做法，没有成为后来的律法，这是很有智慧的。

    历史证明斯普娜的决定延长了弟兄们的生命，也扩大了反奴隶运动的影响。她和威伯福斯生了6个孩子，她是丈夫政治辩论场上最忠实的听众。一次她躲在议院后面，倾听丈夫为了“拯救德国饥荒下的农夫”，在议场上力辩群雄，她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是忍住不敢哭出声来。她向上帝祷告：“帮助我，知道如何在这么大的反对压力中，帮助我的丈夫。他是个最有价值的丈夫。”从此她不再要求丈夫退出政治圈了。

33 监狱法家——与边沁的合与分

  1796年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再度出击，在议院里提出《监狱法案》，要求财政部出钱兴建较为人道的监狱。很早以前，罗马人就发现最可怕的刑罚，不是鞭打或酷刑，而是把人单独禁闭，使他在漫长时间里看不到任何人，包括狱卒。群居是人的本性，人需要看到别人，如果长期孤绝，很容易精神崩溃或是自暴自弃。为此罗马人设计了一种最恐怖的监狱，称为“圆形监狱”，每间牢房仅是圆形花朵的一辦，中心点是看守室，在牢房里的犯人看出去什么人也看不到，而中心点只要有一个狱卒就可以看遍四周的犯人。英国的监狱就是延续的这种设计。

    威伯福斯提出“监狱要剥夺犯人的自由权，但是不能夺取人性的自尊。在狱中失去自尊，出狱以后会沦为更可怕的罪犯。而圆形监狱已经超过犯人所该受的处罚，成为虐待。……监狱是给犯人有机会改过自新的地方。”这种保障犯人自尊的说法，大多数的议员都觉得大惑不解，他们认为犯人岂非罪有应得?也有人赞成威伯福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大师边沁，他也提倡监狱人性化，如改善罪犯拘留空间，区分暴力与非暴力倾向的犯人，人在尚未定罪以前不得以罪犯对待。

    由于目标一致，以后整整15年，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与边沁携手合作，推动法案。但是到了1810年两派人马分手，各自进行。主要分歧有三点：边沁认为监狱的人性化是要发展成一种“新社区”给予犯人在社区内高度的自治。这一点威伯福斯反对，他认为。罪犯该受惩罚，因为他们必须为错误的决定负责，不是过度膨胀人性而讨好犯人，变成用纳税人的钱去娇养犯人。一个犯人该知道什么是他该负的责任，而非完全归咎社会、环境待他不公，这种犯人出狱后还是无法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如果监狱成为新社区，有谁敢住在隔壁？”第二个歧异点在边沁认为：当犯人监狱的布置、政策符合犯人的利益，犯人的行为就会改变。威伯福斯反对，他认为：“如果犯人本身不改变，较舒适的环境顶多不使犯人更坏，但是不会变得更好……不能低估人性的软弱与罪恶。除非一个人的生命有属灵的改变，不然他心里是没有行善动力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章18节〕第三个分歧点，边沁在长期面对现实政策的反对下，逐渐成为一个暴怒、冲动、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他开始走偏激的“以暴力制暴力”路线，这一点威伯福斯在给他的信中提到：”我们赶走蜘蛛网中的蜘蛛，是要把蜘蛛网完全扫除，不是要使自己成为一只网中的新蜘蛛。”

    直到1816年，英国才开始废除圆形监狱。

34 财税与粮政的不公是亡国的捷径

    1797年拿破仑推翻法国联合内阁，自任首席执政。他提倡恢复法兰西的荣耀，把国家新版图扩大到亚历山大帝国的疆界。每个人都看出战争要来了。威伯福斯、桑顿与弟兄们仔细地分析，认为“战争不会亡国，战争时不公平的财政税制与粮食销售制度，才是亡国的主因”。于是克拉朋的圣徒们与皮特于1798年共同提出《所得税法案》，“税是根据个人收入所得”，取代传统根据人口多寡的人头税。

    威伯福斯说：“付税是每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享有愈多财富的人，责任相对加增，所以该付较重的税；”新税制改革，在议院与民间的反对声浪很大。“所得税抽得太重，等于剥夺了我们自愿救济穷人后所余之钱。”威伯福斯的耳朵灵敏，听得出这矫情背后真正的声音，他答道：“金钱是一种迷惑，愈有钱的人愈误认为自己贫穷。金钱使人淡忘对别人的责任与关心。所以所得税是一种提醒，而且每年提醒一次，你是多么有钱的人，需要对国家尽上责任。自愿救济穷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很多人骂他是“国家财税的看门犬”。他答道：“需要有人做国家的看门犬，以免大家都成丧家之犬。拿出你的钱币看看上面印的是谁的像?钱仿佛是你的，但是真正的权柄是国家的，你所有的只是使用权，而非拥有权。税就是在提醒你这一点。”税制的公平，带来社会的安定。

35 食品涨价限制政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799年的冬天特别冷，各处的作物都欠收。玉米、小麦、大麦的价格上涨，买不起食物的农民只好抢购粗糙的燕麦。威伯福斯认为“贫穷与饥荒是百姓仇视政府的导火线”，这时进行社会救济已经刻不容缓。他登高一呼，提倡政府救济，议院一致通过任命他为“国家食品救济委员会”主席。很多议员也要加入进来。因为有关食品的公共委员一向是肥缺。结果一开起会来，众多委员谈笑风生，闲话家常。威伯福斯对于这种浪费时间的会议，深感痛心。他写信给农业专家杨：“我非常震惊，如此重要的农业问题，委员们却感觉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整个会议期间为芝麻细节吵闹不休，直到休会。愿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唉!可怜的穷人们只剩燕麦，没有小麦面包了。”

    威伯福斯决定施以铁腕，使用行政力量换掉几个委员；他运用议事规条，严格要求委员“只讨论食品救济问题，不牵涉别的”。

    这下子得罪了很多议员，他们利用报纸，用断章取义、误导的言词扭曲报道。威伯福斯仍不妥协：“这些报纸的中伤，使我原本善良的动机，被人怀疑是企图夺权。这种激怒我的方法，绝不会奏效。”农业专家杨进入委员会，立刻根据专业，“鼓励灾区种植马铃薯”。威伯福斯批准后，报纸就登出：“威伯福斯要大家吃马铃薯喔!因为吃了以后会像他一样，长得又高又壮。”〔其实他又瘦又矮。〕结果很少人去种马铃薯。

    农业学家杨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本来是个农夫，志在开拓最不容易开发的土地。他在1767年以前遭遇了许多的挫折与失败，于是关闭农场，以整整15年的时间走遍欧洲大陆，研究改良农业耕作与产销运输的制度，1784年回国，将多年心得贡献祖国，无意中带动了18与19世纪的农业复兴。杨提倡三点：一、农业不是只为了生产，而是为了管理，因此农地要测量，水路要重划，水资源要仔细分配，乡村农舍要规划。二、农业生产不是高兴种什么就种什么，而是要分工。他建议专业专区经营，建立产、运、销的一条龙流程。三、农业耕作方法不是世代沿袭的方式，而需技术不断地输入改良，为此，他有系统地培育农艺、植病、农机与兽医人才。杨还率先主编《农业年报》。这些都成为后来世界各国仿效的制度与方法。杨一生本来只认为能为“穷苦的农夫谋福利”就够了，直到他无意中读了威伯福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他写道：“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这本书的内容太重要了，以至我无法把书放下来。我深深在上帝——我灵魂的大医生面前悔改，过去我实在太忽略灵魂救恩的需要了……”后来杨一生与威伯福斯成为好友，一起推动社会改革。

    1800年气候仍然寒冷，只有耐寒的马铃薯有收成，市场上的食品价格飞涨，粮商榨干了穷人的钱袋而荷包满满。威伯福斯知道许多财主的仓库囤积了玉米、小麦，来抬高物价，获取暴利。而皇室议员们早不知民间疾苦，大学教授们也推波助澜。“应该采取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政府愈少干涉愈好。”威伯福斯起来反对：“自由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极端的自由经济主义，是在玩弄无知的消费者。此时，国家一方面宣称仍然拥有过剩的粮食，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却高得使大多数人买不起，等于是在耍消费大众的把戏嘛!这是以市场经济之名在增加全国多数人不必要的痛苦。这种被自私所扭曲的极端理论，将种下国家走上毁灭的邪恶种子。为此。我要起来阻止，必须定下粮食涨价不得超过的上限，以保护穷人。”后来历史学家认为这个议案的通过，使英国免受因饥荒所引起的革命。

36  社会污浊的吊泥桶

    威廉斯是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他认为要铲除基督徒对国家、社会、文化的影响，才是基本的革新之道。他是一个聪明人，私下大量地印刷潘恩所著的《理性的时代》，用理性的方法来煽动非理性的抗争，喊着“理性的开放”、“把上帝赶出政治圈”的口号，呼吁百姓起来革命。

    当时年轻的法学家厄斯金担任检察官，他知道威廉斯以个人自由之名在危害大众的自由，决定以出版未经审查许可的作品为由起诉威廉斯。1797年6月2日，案子进入最高法院审理。威廉斯败诉，判决服刑10个月。消息传出，群众示威，攻击法院。议院极端自由派的议员，借此炮轰指责，要求在议院讨论这个案子，重新审查。厄斯金素以“司法铁汉”闻名，自认“检察官就是社会浊流的吊泥桶”。但是要审判社会上有名的激进分子，压力实在太大，尤其是一般人以为支持激进分子就是开明的表现。

    这时克拉朋联盟的威伯福斯、史蒂芬等人，起来表示支持高等法院的判决，因为“司法的判案不能在议院里寻求妥协”。反对的箭头转过来：“你们这些基督徒政治家，总该抱着怜恤的心赦免人，最少也要缩短刑期。”威伯福斯反辩：“怜恤不是放纵，赦免要本于公义，违法之徒该接受应得的处罚。今天议院要谈论司法并更改判决，已是不对。在错误的根基上无法架构宽恕与赦免。”威伯福斯还说：“真正的基督徒不怕别人的诋毁，所以宗教诽谤罪是不会在法律上存在的。法律是要维护社会的基本公义，因此有勇气公开诋毁国家者，也该有勇气为诋毁的言行付出代价。”这种努力确保了司法裁判不受立法机关的影响。

    厄斯金这位不畏权势的司法铁汉，后来成为19世纪初期最著名的辩护律师。1800年有个神经错乱的人持刀攻击国王乔治三世，被捕后被控谋杀国家元首——死刑。在君权时代这种大逆不道的罪，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那个谋杀犯哈德菲尔德的人头要落地是大众拭目以待的。厄斯金出来，替哈德菲尔德辩护，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一个神经错乱的人，到底应不应为他的行为负责?”犯罪的事实必须建立在能够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如果丧失这种分别是非的能力，就不是罪。厄斯金根据这种来自《圣经·创世记》第二、第三章，上帝对人类最初起源的法理观——“能够分别善恶下的不法行为，才是罪行”，奠定了后来刑事责任云消雾散的基础。后来哈德菲尔德被宣判无罪，强制送医院接受治疗。

37 王后审判案

    另一个更著名的审判案是“卡洛琳王后案”。1820年6月英王乔治四世登基后，宣布他与妻子卡洛琳的婚姻无效，因为他觉得卡洛琳与她青梅竹马的伍德公爵可能有染，连她的孩子维多利亚公主的血统可能都有问题，因此他要求议院制定《离婚法》，让他可以合法离婚。许多议员赶快动员联署法案，这是争取新王垂青的时刻，要拍马屁的人争先恐, 后。英国的所有报纸也一面倒，仅报道这件事的街头传闻。而国王也把同情王后的御林第三军，由伦敦外调边疆，来了个下马威。敢提异议的王公大官都可能被视为对国王不忠。大家明知不是什么婚外情，而是一个有权势者的疑心病，但也多噤若寒蝉。丈夫的得逞换来的是破碎的婚姻。可怜的卡洛琳抱着她才一岁的女儿，无助地哭诉无门。难道没有人敢出来伸张正义吗?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都到哪里去了?

    克拉朋的威伯福斯与那批伙伴们都退到巴斯，因为他们个个面临破产，长期被一班财团抵制，迫使他们把房子一间一间地拍卖。更糟的是威伯福斯的大女儿——他最爱的宝贝，病重命危。自己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哪有心思去管另外一个女人和她女儿的问题?

    留在议院大力支持王后的只剩两个30岁不到的初生之犊——罗素与巴克斯顿，这两人后来成为第三代圣徒联盟的领袖，在威伯福斯死前接下棒子。成为奴隶制度的终结者。这两个基督徒因着对基督耶稣的坚定信仰与关怀弱者的人道精神，能在沉重的压力下坚定不移。而别人都像轻浮的气球，在刮大风的日子，就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罗素告诉王后：“这个关键的日子，能够帮助您与您女儿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英国的道德表率——威伯福斯!”

    不久威伯福斯收到王后密使传来的信，请求他帮忙，信中写道：“……即使国王可以下令砍我的头，我也不放弃王后的职分。因为荣誉比生命更重要。”夜里弟兄们在巴斯一起聚会，威伯福斯站起来念了《诗篇》第23篇：“……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然后说道：“弟兄们，为了上帝的荣耀与基督徒的职分，这个时候……让我们再出发吧!”威伯福斯转回房间，轻抚着弥留之际的女儿：“你走了以后，爸爸会更渴盼到你去的地方，在天国与你相会了。”妻子斯普娜含泪地对他说：“你也要小心，听说国王买通一些刺客在路上等着弟兄们。”威伯福斯点点头，再次把一家人放在上帝的手中，并为过去能有短暂的时光与女儿相处献上感谢。走出房子，弟兄们一起跃上马背，朝着黑夜的大路骑去。威伯福斯没有直接到议院，他先去找最会辩护的厄斯金。厄斯金的妻子死了，他还未走出丧妻的阴霾，而把自己封闭起来。威伯福斯把他找出来。要打赢这一仗，一个用政治，一个用法律，其余的就放在上帝手中了。

    议院外灯火通明，议员们谈笑风生，心想开会定下《离婚法》后，接着就是国王的庆功大宴。进了议院，众人大惊，坐在反对席上的是成排的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麦考利、史蒂芬、巴宾顿、克拉克森、格兰特、班克斯、布鲁厄姆、罗素、巴克斯顿等人。尤其是威伯福斯与厄斯金也在座，更令他们暗叫不妙。那个晚上主要是厄斯金上场为卡洛琳王后辩护，那可能是他一生最精彩的辩论，使他在法制史上千古留名。

    厄斯金的法律头脑使他判事清楚。他不去谈卡洛琳到底有没有婚外情，也不谈奸淫是否应该构成离婚的要件，更不谈国王个人的感情需要问题。他认为这些芝麻小事之上有个更高的问题，指出整个事情的关键所在：“国王到底有没有权力要求议院为他自己制定法律?”厄斯金冷静地分析道：“议院制定法律是根据全国人民的需要还是有权有势的国王的需要?议院的职责是监督国王的权力还是为有权力的人背书?到底在君主立宪制里，议院的权力是谁所赋与?如果这时为国王订立《离婚法》，那么君王所享有的是实质权力还是象征权力?”这些牵涉整个权力体制的问题，问得坐在赞成席上的议员冷汗直流。厄斯金直接指出了“君主立宪制”里的体制关键。

    国王知道情况逆转，派人来说：“我对卡洛琳已经没有感情了，甚至连上帝也没有权力管我。”威伯福斯站起来说道：“回去告诉国王，只要他还在王位上一天，他就必须了解国家体制重要还是个人感情重要。”辩论到凌晨5点，投票结果391对124票，《离婚法》没有通过，卡洛琳仍是王后。那个晚上，一个刚刚丧妻的辩护律师与一个女儿生命垂危的政治家，为了别人的妻子与女儿打了一场大胜仗，也保住了那个小女孩的王位继承权。他们都没想到17年后那个小女孩登基，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君王，她就是维多利亚女王。

    厄斯金死前著有《三篇从福音书的观点论完全的自由》与《英国军中广泛虐待事件的评论》等，后者可能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军队里有滥用权柄、危害士兵现象的报告。

    面对卡洛琳案的胜利，威伯福斯没听掌声与道贺就匆匆离开。到伦敦的医院，要为女儿买更好的药材。女儿还是病逝了，威伯福斯写下“在死亡的床边，与送葬的沿途，我更确认《圣经》的应许与永恒盼望的宝贵”。写完，他与妻子哭了一场。一个基督徒，最深的赞美常是涌白悲伤的深渊，最高信心的呼唤常是发自最绝望的旷野。

38 牛痘法案

    1797年天花在英国流行，持续有4年之久，死了很多人，尤其是小孩。威伯福斯认为这是建立强制免疫医疗的时候了，他提出《牛痘法案》，“为小孩健康的缘故，立法强制每个小孩种牛痘”。又有许多反对的声音：“荒谬!竟要立法让每个健康的小孩去接受牛身上的疾病。”“种牛痘?孩子的长相会像牛。”有个医生这样嘲笑道，“为什么狂热的威伯福斯，不听听专业医生的话，提出这么幼稚的法案?政治家该承认自己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吧!”不顾反对，威伯福斯仍然坚持《牛痘法案》，因为他的背后有两位优秀的基督徒专家，一位是发现牛痘的金纳〔1749—1823〕，另一位是一代奇才贝尔纳。这个法案的通过，不仅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而且使全世界都效法跟进，纷纷立下牛痘法案。

    金纳终其一生都在英国的乡村巴克莱行医，并兼任当地小教会的牧师。他以敏锐的观察力看出挤牛奶的女工不受天花的侵袭而发现牛痘。金纳到伦敦报告这个大发现时，许多伦敦大牌医生都不信这个“乡下来的赤脚大仙”。他争辩了两年，引来更多的讽刺。善良又不善言语的他，带着受伤的心又回到乡下。但是接下来开始有人遵照他的方法做，证实是正确的。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一直注意这件事。基督徒的信条是“上帝是唯一的正确，传统不一定就正确”，因此只要牛痘是对的，就不管传统医学如何反对。正是这种认知帮助他们突破传统，认清事实，因此跨出为牛痘立法的一步。

39 基督徒的恤血与社会福币政策

    贝尔纳，美国马萨诸塞州人，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他是怀特腓在美国东部福音大复兴所结的果子。贝尔纳在上帝面前立下一个特殊的心志：“一生照顾穷人。”凭着法律的专业，他专门为被欺侮、压迫，请不起律师的穷人辩护。他天生讲话口吃，辩论到热烈时，舌头打结，久久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但是热情充沛，正气凛然，深受敬爱。贝尔纳愈帮助穷人愈发现，他最大的长处还不在法律条文的辩论，而在具有开创力与组织的才能。他与妻子长期不能生育，因此夫妇两人算准赚了若干钱，就可以不用再工作，而全力投入一个从未有人做过的崭新事业——“穷人生活改善中心”。不久，贝尔纳结束律师事务所，到英国加入克拉朋联盟，成为第二代圣徒中负责联络、穿针引线的人物。

    贝尔纳认为：“改善穷人生活绝对不在社会福利政策，也不靠同情性的施舍。施舍与福利，反而带来一个危机，使人习惯于被救济，更增加人的惰性和贪婪，更产生反政府的情绪。因此错误的社会福利败坏穷人，使人的劣根性滋长，企盼不劳而获。反成为心志低落的残废者。所以政府愈努力筹钱实施社会福利，所换来的是穷人愈多的反对。穷人感激的不是政府，而是那些唆使他们愈叫嚣才愈能分到大饼吃的人。”这一段话，使得贝尔纳被一般的社会改革家、政治思想家大力抨击，他们两百年来想尽办法要让贝尔纳言论销声灭迹。

    贝尔纳提出：“真正的社会福利，是恢复穷人的自尊与快乐，而最好的方法是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改善工作环境的品质。因此，应该发展社区大学，让穷人接受更多的教育，学得一技之长。应该用科学方法来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威伯福斯、麦考利、艾略特等人出了许多钱，给贝尔纳成立这个“穷人生活改善中心”，目的在成立传达各种改善穷人生活方法的资讯站。

    这个中心出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无机化学之父戴维用电解法发现了15种元素。不过他认为最伟大的发现不是发现元素，而是发掘人才。电磁学大师法拉第用实验证明电与磁的关系。法拉第定律非常有名，但是很少人知道法拉第长期在伦敦的贫民区中，带领一些孩子查考《圣经》。植物学大师班克斯提倡创立植物园，免费教育市民，并设立当时最大的基尤植物园。这些人相信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改善社会。贝尔纳发挥他的组织长才，结合这一批科学家和克拉朋联盟组成“英国技术学会”，推动《工厂法》——政府有权突击检查工厂、矿场有无苦待劳工现象——与《济贫法》——政府需要提高预算支持穷人教育。这两个法案，后来成为1830年代有“穷人天使”之称的艾希礼为穷人奋斗的基础。英国在过去两百年的历史上。经历许多饥荒、战乱、不景气，而始终没有发生暴力革命，贝尔纳是最关键的人物。

40 星期日法案

    1801年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提出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法案，称为《星期日法案》。这个法案不仅引起许多议员的反对，连大多数基督徒也反对。这个法案开始是贝尔格雷爵士向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提出来的。贝尔格雷爵士本来不是基督徒，他是由1788年常在议院听威伯福斯的见证而信主的。他是当时非常少有的犯罪学专家，认为“一个人如果每星期工作7天，没有休息的时间，会使人容易犯罪”。他于是成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团体——“严守圣日协进会”，探讨守主日为圣日的传统。他愈观察愈心寒，因为星期日许多人仍在工作。他认为这不仅是社会的危机，也是教会的危机。与弟兄们仔细讨论后，威伯福斯决定分为两方面进行，先向基督徒呼吁：“基督徒啊!在星期日时。请看看我们周围的马车夫、送货员、卖菜的……为什么仍有这么多人要为生计卖命，没有休息，也无法安息?星期天真正能休息的，只是中上阶层的少数人……而基督徒渐渐忘记，我们在主曰享受到的方便，是建立在贫苦大众的不便上；我们守主日聚会外，仍欣然享受别人的服务。主日聚会会不会渐渐沦为少数中上阶层基督徒的高级娱乐?我呼吁牧师们，除了星期日之外，为那些星期日必须工作的人，设立周间的崇拜聚会。”接着威伯福斯又向皇室贵族、议员建议：”星期日不开会，以免属下不能休息。”

    这两个建议遭到全国性的反对，许多牧师认为“威伯福斯对真理认识不清楚，竟然主张不守主日。主日就是星期曰，怎么可以改到其他时候”?议员也反对：“星期曰不要开会?难道他不晓得我们的会议多么重要，星期日也必须开下去。何况这样才能反应出我们对国家大事的认真与注重。”

    在这一大片的反对声中，威伯福斯带着妻子静静地度过41岁的生日。他写下：“喔!主啊!求你用火热的爱，再一次温暖我被我的弟兄姊妹们无情辱骂后的心寒。被人攻击后的沮丧使我迟钝，被人误解后的退缩使我夜里辗转无法成眠。主啊!我厌倦我的事奉，我跌人被误会的泥沼，在挣扎中我无法向你保证心思的洁净。喔!主啊!使我的灵活泼起来，并能感到你的同在。”

    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不再提《星期日法案》，转个方向寻求“设立全国性的假日，让所有的人可以一起休息”。严守圣日协进会也宣告解散。

    威伯福斯知道许多基督徒误会他了，他的目的不是不守主日。而是顾及中下阶层劳工，教会需要更具弹性的聚会时间。他以深远的眼光看出，19世纪的英国基督徒，在经过卫斯理与怀特腓的大复兴后，渐渐失去了生命的热忱。就如《哥林多前书》所描述的，早期的基督徒是贫穷、知识落后、软弱的一群；信主几年后，蒙神祝福成为富有的中产阶级，反而不去关照穷人，不再传福音了。更糟的是整个教会的思想模式，传福音的对象中产阶级化，与芸芸众生失去了联系。时代的脚步在前进，更多的人涌人城市，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的人，他们不晓得他们的教会在哪里。而教会中产阶级的框框。也视他们为局外人。“基督徒没落的热心”是使国家的基督徒比例直线下降的原因。历史证明，到了1850年，英国已经很少有劳工到教会去；到了1900年，失去群众的教会，已成为英国无关紧要的边缘团体了。很可惜!这样的历史仍然不断地重演，于是教会的影响力，就一落千丈了。

41 禁止虐待动物法家

    虐待动物是人类的病态心理。在动物不合理的受苦中获得快乐，这种状况一直在人类各种把戏、玩耍中存在。当时的欧洲流行一种狗追野熊的游戏，就是将野熊抓来，用绳子绑缚在钉紧的木头上，再放凶猛的饲养狼犬去咬它。熊狗相斗的吼叫，刺激又血腥。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与法学家厄斯金，首先针对这个恶习提出《禁止虐待动物法案》，促使禁止熊狗相斗的游戏。“为什么要禁止呢?这种活动有助国民勇敢、尚武的精神。”反对者提出。“在丛林里、大草原或是南极探险，才是真正的勇敢，这种血腥的玩耍等于是蔑视生命，对教育只有负面的影响。”弟兄们辩道。“如果你们知道怎么玩，就知道这有多刺激。”反对者答道。“是吗?如果你们能体会动物的感觉就一点也不刺激。”威伯福斯辩道。这个法案后来通过，并且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的先河。

    社会上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与制度。1799年克拉朋联盟的麦考利由狮子山公司回来，和长期等待他的女友结婚，并且以他的文学长才，创立一份《基督教观察家报》月刊，其宗旨是“以清楚、严谨与信仰的实践，在社会问题上落实布道神学，而非讨论神学上的细小歧异”。威伯福斯有辩论长才，在动笔爬格子方面却缓如蜗牛，麦考利催了他一年，他才挤出一篇短文，并附了个短笺：“我相信你一定为我感到难过，但不要失望。我全心相信这份月刊会办得更好。”借着这份刊物，麦考利以他对时代的敏锐，针对现今问题提出反思，这一份刊物几乎成为克拉朋联盟的“机关报”。

    另一个优秀的写作人才是布鲁厄姆〔1778—1868〕，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律系毕业。他曾经在法国居住，只因为不是法兰西种的白人就遭到冷酷的歧视，回到英国后决心为被歧视的人争取法律的公平。他担任伦敦最高法院无人委托诉讼案件的律师〔公设辩护人〕。他的法律专业，把他训练成一个收集罪证的专家。在1807年，他投入第二代克拉朋联盟，和第一代的法律大师史蒂芬并肩作战，取得了许多胜利。他同时兼具写作长才，担任当时最佳期刊《爱丁堡评论》的主编，反对奴隶制度，并认为奴隶制度是国家公共政策上的大谎言。

    布鲁厄姆年轻时是个著名的花花公子，英俊潇洒、口若悬河，博得无数女孩的欢心。他带着当时最大财阀的女儿，私奔法国结婚，在保守的18世纪是件社会大新闻。之后，在法国吃足苦头的布鲁厄姆，身处困境，偶听福音，反而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回到英国后，许多人都因他的桃色新闻太多，而与他保持距离；出人意外地，这时敢出面接受他的竟是威伯福斯。当威伯福斯带布鲁厄姆加入克拉朋联盟时，许多弟兄提出反对：“连一般政治团体都不要的人，我们竟然还请他来。”威伯福斯知人善用，他轻描淡写地讲了一句话：“依我看，当我年老过去时，能够代替我带领弟兄们往前的人可能就是他。”知遇之恩，使布鲁厄姆全力以赴，大展才华，不仅担任《爱丁堡评论》的主编，而且著有《欧洲权势下的殖民政策》一书，攻击海外殖民政策。1820年推翻奴隶制度时，他是最主要的攻击炮火。他创立著名的英国伦敦大学；成立“有用知识推广协会”，将好书以最低的价格卖给劳工界；以法律专长改革英国法院制度，并建立刑事法庭。1830年到1834年，他担任上议院的议长，整个奴隶制度就是在这时被废除。时间证明，威伯福斯没有看错人。

属基督的事，只有有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做成。

公元1793年，

带着福音热忱的宣教士，

开始踏上鲜为外人所知的古老恒河畔，

为要把福音的种子。

洒在这片封闭几千年的荒原上，

却在无意中发现，

多少印度人的无知与罪恶，

层层纠缠在印度的宗教与文化下。

于是隐藏在深处的污秽泥泞。

第一次，见了光!

听印度传来的报道，

为什么活着的寡妇需要与死去的丈夫一起烧死?

说是殉情。

为什么庙宇可以公然培养神女供香客泄欲?

说是崇拜。

为什么容许神轿把人压死?

说是通往天国的捷径。

为什么印度存在这么多养尊处优不事生产的贵族与僧侣?

说是命运。

一下子，点燃了英国全国上下辩论的热潮，

激起了政治、宗教、文化对立的激烈争辩。

內阁大人下令：

“住嘴!英国在印度，只要甘蔗与茶叶，

只要印度人能听话，其他都不要管。”

议员们也呼应了：

“印度的宗教与文化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要用西方的眼光去看印度人呢?

互相尊重吧!”

开明的大学教授也说话了：

“谁说庙里有妓女是错误?那些妓女是自愿的!

谁说神轿压死人是不对?那些被压死的人也是自愿的!

如果不懂印度宗教的深奥哲学，

就不配论断印度宗教的表现方式。”

但是，也有狂热的基督徒起来人声疾呼：

“英国应该派兵去保护那里的基督徒，

毁掉一切偶像，

严格地对付一切异教神棍、阶层恶棍，

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天职。”

也有基督徒议员准备提出《宗教容忍限度法案》，

他们认为：

“政府对于借用宗教之名产生的犯罪行为，

若是过度地容忍，就是失去原则的懦弱，

就是不道德。”

在这火热高昂争辩的初期，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却安安静静，

他们以深远的眼光，严谨的思路，与对上帝的信，

提出了《印度法案》，

不仅终止了一切争辩，

而且对于英国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除了赋予管辖权之外，

也要求推行公共行政政策。

他们看出，殖民政策有消失的一天，

但是能给各个殖民地留下深远好处的，

是良好的行政系统与制度：

任何宗教行为必须符合这个制度，

而非宗教与宗教的对抗。

这个法案的影响，直到如今。

42 宗教与政治的抗争

    当印度宗教问题在英伦三岛引起白热化的争辩时，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一致不对外发表看法。威伯福斯承认他从来没有去过印度，没有亲眼看到寡妇的活焚，他对印度宗教也没有什么涉猎。不过他认为目前的一切论点，都缺乏对问题全貌的考量。例如，内阁的观点纯粹是由殖民主义的经济至上论出发，碰到棘手问题，只想迅速地找一扇门，把问题关起来，不让人看见就可以了。厄斯金对威伯福斯说：“我们需要有一把专开这种门的钥匙，把一些见不得人的问题公开化，放在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问题的公开化，是诚心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对于呼吁尊重印度原始文化与宗教风俗的看法，威伯福斯认为，对落后文化单方面过度的奉承，不仅姑息了其宗教恶习，更是助长了经济至上的气焰。经济至上论认为，印度人只要乖乖听话，其他事情怎么做，外界都不要干涉，以免引起冲突。所以对原始宗教的尊重，反而很容易让少数人拿来作为笼络落后地区的手段，成为另一种更为垄断的获利方式。

    对于开明知识分子的“自愿论”，威伯福斯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自愿。寡妇焚死是自愿的吗?他认为那是社会风俗压力下的自愿，哪算是自己的意愿?在神轿下被压死的人是自愿的吗?那是被错误教条引诱丧失理智的行为，也非自愿。寺庙中接客卖淫的神女也是自愿的吗?那么年轻的少女根本还不能为其行为负责；即使成熟的神女有些是出于自愿，但是这种自愿在法律上是违法的。

    于是很自然地，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与威伯福斯认为帮助印度最好的方法，是应该先建立完整的法律系统。并且实施英国式的公共政策。即使如此，他们认为对牵涉宗教的犯罪行为，需要非常小心的处理。威伯福斯首先写信给印度总督韦尔斯利爵士、印度军事将领廷茅斯将军，以及若干当地的宣教士，确定流行报道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渲染，哪些是谣传。在返回的信中，有了确实的证据与资料后，弟兄们私底下仔细地开会、讨论、规划。他们请来在非洲宣教多年的老传道人巴宾顿提供意见，经过仔细思索，渐渐凝聚成两个共识：第一：对于宗教产生的犯罪行为，不要用另一种宗教的观点去争辩，以免沦为宗教对抗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成为所有宗教基本的共识，用来引导偏离宗教的犯罪行为，使它符合公共政策。这不是在不同宗教之间取得教义、信条的妥协，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政府更不该担任这个角色，而是在公共政策的建立上坚持立场并予以维护。

    第二，反对用政治的力量保护异教文化下的宣教士与基督徒。因此，他们反对国家派兵去进行圣战，以免基督徒在殖民地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威伯福斯在写给厄斯金的信中说道：“很多基督徒，在考虑基督徒的安全上，太依赖政治的力量，而忽略上帝的力量。我知道印度的基督徒将长期生活在印度婆罗门教与印度守护大神毗湿奴的阴影下，我仍然相信真正的基督教，是只相信耶稣基督的保护，而不在乎政治力量的保护。成为大国容易有一个试探。以为大英帝国的政治保护，会比上帝全能者的保护更安全。”

    威伯福斯终其一生反对英国出兵到海外保护基督徒，他认为这样只会收一时之利，就历史长远的眼光看来，这样做不过是妨碍福音布道深入异邦。1813年6月23日，在议会上他为印度的宗教、外交、经济与公共政策关系站起来足足讲了3个小时：

    “基督徒为什么不需要政治力量的特别保护?因为历代以来，真正传递基督教真实信仰的人，是一群这世界所不配有的人，所以也不需要这世界特别的保护。这些人永远符合耶稣所说的：‘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就世上的哲学看来，基督徒永是被轻弃之人；在政治上，基督徒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基督徒如果非要政治的保护才能安心，他该认识政治的保护与耶稣基督的保护有一些实质的不同。前者是要接受强权之下的管制，基督的保护却是他生命大能下的自由。”

    1813年。议院通过《印度法案》，在海外殖民地实施公共政策，这些宗教恶习果然——消除了。威伯福斯说：“我永远反对组织基督徒来对抗宗教问题，我们需要的只是忍耐与公共政策的实施。”“基督教应该是对别人没有强制性的宗教，因为属基督的事，只有有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做成。”

43 海军贪污案

    1803年5月拿破仑向欧洲列强英国、俄国、奥地利、瑞典宣战。拿破仑不可一世的骑兵，迅速扫荡欧洲大陆。到了1805年。拿破仑准备入侵英国。在大战来临之前，英国爆发了一件大案。就是“海军贪污案”。英国由于长期在各殖民地进行奴隶买卖，奴隶船只按时缴纳给海军的保护费，给海军带来巨大的不法利益，以致保护国家的军队成为保护奴隶船只的舰队，尤其是高级将领更是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盗吃军饷，其中以海军最高指挥——海军大臣当克斯贪污最严重。而这件海军贪污案就在1805年初英法海战即将来临之际，爆发出来。

    战争即将爆发，首相皮特与内阁大臣尽力掩盖这件贪污丑闻。当克斯也坚不辞职，心想大战要来，阵前易帅，乃兵家大忌，而且他多年来兵权在握，谁敢动他?1805年4月议院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置当克斯与海军贪污将领。整个会议弥漫着息事宁人、官官相护的论调。即使贪污罪证确凿，为了让海军去打仗，多数人认为私下了之就可以。

    这时，威伯福斯召聚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一起祷告，求上帝赐下智慧，并使他们能够行动正直、不畏权势。弟兄们看准战争的胜负关键不在船坚炮利，而在国家必须站在正义与道德筑起的碉堡上。他们提议公开调查海军贪污案，并且以弟兄中年轻的议员佩地为主要的辩方代表。

    佩地议员，剑桥大学毕业，进人议会后，本来是支持奴隶制度的，由于才思敏捷，他成为反对克拉朋联盟的大将。弟兄们常常觉得辩不过佩地，就为这个年轻人祷告。有天晚上，佩地在家睡觉，梦见一大片无情的炽火燃烧非洲大陆，成群的黑奴或死或逃，惨不忍睹，而他正是那助燃的火焰。佩地由恶梦惊醒后。公开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投入克拉朋联盟，成为反对贩奴的战将，后来是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当晚佩地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力辩内阁大臣、执政大佬。直到凌晨4点，威伯福斯站起来说：“今天晚上，如果我们不投票公开调查海军贪污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带着平安的心，离开这个会场。这么明显的贪污，绝非推诿之词可以掩饰。我实在找不出任何文雅的字句来表达对包庇虚谎的憎恶。”未了白发苍苍的米德顿起来说话了。那时米德顿已80岁。曾任英国的审计长多年。他的正直、廉洁与清白，是全国所著称的。他平常很少说话，但是深得各界尊重。他一站出来，会场就寂静无声。米德顿说：“每当政府包庇一个贪污犯，是给国家的未来埋下一颗定时炸弹，而我们今天正是要决定是否要给国家开下这么危险的先例……议会应该是相信廉洁就是真理的地方，如果不以这个当做信仰，国家就没有什么原则了。”

    议会决定公开投票表决，一个一个地点名投票，结果是216比216平手，只剩下最后一个议员艾博特，来表决。他面如死灰，在宁静的大厅中，为国家投下关键的一票。《当克斯与海军贪污案公开调查案》通过，当克斯立刻辞职，英国最有权力的海军大臣。就在战争前夕下台。

44 特拉法加角之役

    接着内阁任命廉洁的米德顿担任海军大臣。消息传到法国，拿破仑愣了好久，怎么英国任命了一个“超级老朽的卫理公会基督徒”来与他的军队争战呢?这个“超级老朽的卫理公会基督徒”正是许多人给正直的米德顿的外号。这个老基督徒在国家大战前临危受命，他站起来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丝毫没察觉到，我整个人生的遭遇与学习，就是为了预备承受这个关键时刻的托付。我需要你们为我祷告，国家正像一部往前冲的快车，而我正像那个驾车夫，我所承受的压力、困难，将是难以描述的。”成为国家领袖，掌握军事大权，米德顿认为需要有谋略的技巧、管理的知识、坚强的斗志、敏捷的判断力与一批能为他代祷的同工。

    米德顿利用短短的4个月时间，更换海军将领，让正直廉洁者担任统军大任，包括任命后来举世闻名的猛将纳尔逊为海军总司令。米德顿认为与拿破仑海军一次关键性的大战就可以决定胜负，他秘密地召回各殖民地的海军舰队。

    10月初，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接到米德顿的信，请求他们为英国的海军祷告。不久英国各处的基督徒都为海军禁食祷告两天。在英国，除了米德顿以外，没有人知道海军发生了什么事，那是国家最高机密。祷告的那天晚上，大批英国舰船要渡过法军把守的直布罗陀海峡隘口。直到今天，历史上仍然无法解释这件事。法军的大炮架在隘口，一直等着英军前来，但是那个祷告之夜。大批的英国军舰通过隘口，法军竞无一人察觉，以致所有军舰能毫无损失地回国聚集。

    1805年10月31日。纳尔逊率领战舰与法军惨烈大战3天，这是历史上著名的特拉法加角之役。法国打了一个大败仗，拿破仑前进的脚步到此为止，从此世界的海权全归英国。得胜的捷报传来，威伯福斯正跪在地上祷告，信差大叫：“英国胜利!”威伯福斯睁眼问道：“纳尔逊呢?”“他身先士卒，中弹殉国。”

    “啊!”威伯福斯一时百感交集，跌坐在地，历史一幕一幕地仿佛在他前面走过。看到英国贪爱法国殖民地，趁法国大革命时对法国宣战……导致好战的拿破仑得权壮大……英国海军大臣当克斯的贪污倒台……海军总司令纳尔逊的殉国……还有数以万计血染特拉法加角之役的年轻将士们。屋外传来街头百姓的欢呼声：“神佑英格兰!”威伯福斯知道胜利的甜美果实是用什么换来的，他写道：“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代表上帝特别祝福我们国家，或特别诅咒处罚敌国，这些不过是历史事件的起伏。成败得失本身不能作为上帝有没有眷顾的凭据。上帝有没有眷顾，是看人有没有把事件发生的过程一直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克拉朋联盟中的女作家莫尔〔1745—1833〕后来写道，当年威伯福斯与弟兄们立下心志：“奉献我们的口在议院中，奉献脚在家里的祷告垫上，为每一件国家法案更多、更细地祷告。”一个国家的当务之急，不是迷恋短暂的胜利，或是为一时失败懊悔，而是有人起来做奉献的工作，为国家看不见的破口向上帝祷告。这些圣徒的祷告，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十多年后影响了整个国家，成为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一旦法国失败之后，英国对于欧洲没有要求任何好处与报酬，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求终止各国自己的奴隶买卖”，从而奠定了日后维也纳欧洲和平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并把废奴行动世界化。

45 立法者的诡计

    1797年初，威伯福斯与克拉朋的弟兄们又准备提出《废除奴隶贩卖法案》。这一次他们的政治敌人——一群支持蓄奴买卖的议员，事先在伦敦召开会议，研究用什么方法可以彻底地打败克拉朋联盟，永保奴隶买卖带来的巨大利润。伦敦的集会。讨论出一个聪明的诡计，可以让奴隶买卖披上一件光明的外衣，这就是《奴隶改善法案》，就是立法要求各殖民地要“改善奴隶生活、居住环境与教育福利”。这种看似帮助奴隶的法案，谁会反对呢?

    这条法案一提出，下议院立刻欢声雷动，上议院的贵族纷纷表示支持，许多报纸也歌功颂德，一下子几乎使本来支持废除奴隶买卖的人，看不出这条法案不过是保障蓄奴私利的障眼法，而开始动摇立场。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在议院中坚决反对这个法案。敌人反讥道：“怎么啦?你们反对为奴隶争取福利吗?”有人说：“威伯福斯那一小群人，未免太固执了，难道看不出奴隶买卖的一方，已经提出妥协方案了?政治就是妥协嘛!”连有些素来支持克拉朋联盟的议员也说：“是啊!国家正处在动荡不安的时候，所需要的是大家能妥协就妥协，等到国家安全了。再来翻案嘛!”

     在妥协弥漫的议院中，威伯福斯站起来大声说：“我坚决地反对这项法案。反对的关键还不仅在奴隶买卖制度本身，而在国家立法的基本精神。所有的法律条文，必须是立法者的真实意愿，而非一时的搪塞。殖民地的议员应该起来反对这个法案。国家无心彻底执行的事情，又要勉强地立为法案条文，等于陷殖民地人民于不义，让他们在法律之下成为罪人。法案居心叵测的文字堆砌，将长期禁锢人民的良心。”这一呼吁让许多殖民地议员为之动容。心想这条法案会不会弄巧成拙，明知各殖民地都不会遵守，改善奴隶生活环境与福利，却又要立法，那国家是否用立法陷人民于不义?

    威伯福斯事后写道：“有些政治家实在太聪明了，聪明到让人无法相信他们的真诚。许多政治家都标榜自己是有道德的人，什么道德呢?那是必要时可以拐弯抹角的假道德。我愈来愈清楚，一个政治家愈没有坚定的信仰，他在关键的时候，就愈不值得信任。”

    议院表决，以超过30票之多通过法案。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没有为失败伤心，还是雄壮地走出议院，他们还会回来。不过与威伯福斯一起走出来的，有几个是过去反对他的政敌，现在转而支持他了。

40 支持贩奴阵容的分裂

    1797年威伯福斯的政敌所提出的《奴隶改善法案》在下议院通过后，也很快在上议院通过。成为各地要实行的法律。结果正如威伯福斯所料，各殖民地纷纷反对，国家给自己订了一条不想去执行的法律，这种法律若遵守是绑手绑脚，不去执行又成违法。各地总督怨声四起：“国家是不是要用法律陷每个执行总督为违法之徒，每个殖民地乖乖顺从政府，以免一朝不听话就被政府揭发老账?这种以法律致人于罪的做法，是对各个地方官最高明最恶毒的一种管理。”

    1797年的《奴隶改善法案》成功地打败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1798年他们再次获胜，使威伯福斯的《禁止奴隶贩卖法案》又告失败。但是短暂的胜利，种下支持贩奴阵容的分裂。由殖民地选出的议员与奴隶贩子支持的议员开始交恶，前者认为后者所提出的《奴隶改善法案》根本是“像僵尸的法条，远看还像个人，有模有样的，近看根本是个鬼，除了控告人以外，根本没有别的作用。”

    这个分裂的缝隙愈裂愈大，到了1803年，殖民地的地主怒骂奴隶贩子倾销奴隶，等于在使土地生产过剩，破坏农作物价格。1804年，几乎所有的殖民地议员转而支持威伯福斯。那一年议院的辩论很简单，威伯福斯看得很准，他站起来只问了一个问题：“请问各殖民地议员，《奴隶改善法案》实施8年来〔1797—1804年〕，各殖民地奴隶的福利状况有没有改善?”议院传来各地议员震耳的回应：“没有!而且更糟!翻案!我们要求翻案!”1804年6月27日下议院第一次三读通过《禁止奴隶贩卖法案》，许多年轻的议员奔出议会，沿街大叫：“对抗犯罪——终于胜利!”威伯福斯、桑顿、史蒂芬等人却没有那么兴奋，上议院的贵族们仍是支持贩奴的铜墙铁壁。果然这个法案一到上议院，就像只小虫一下被捏死了，上议院说：“因着议程太紧，明年……，或许是后年……或总有一天吧!”

    威伯福斯听后，独自一人走到海边，看着西沉的夕阳，海风卷去的袅袅斜烟，好不容易燃起一线希望的火花，又烟消雾散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爬过了一座阿尔卑斯高山，横在前面又有一座，到底未来还有多少困难的高山?”以后有半年之久，他经常沮丧、忧郁，一些弟兄们来看他，发现威伯福斯长久静默，不谈国家大事，只和周围的孩子们嬉戏。一谈起废奴法案，他就两眉深锁……这半年来他逐渐地体会到，与耶稣同行本是场沮丧与欢乐交织的嘉年华会。他的锐气愈磨愈少，成为一个愈来愈不动怒的人。有一天他在日记上写道：“耶稣的轭是容易负的，我对废奴法案的焦急，以致有一些负担成为重担，是来自我天然的野心。”夜里，威伯福斯再一次把议院里的事奉与废奴法案奉献在上帝的手中。他走出了失败的阴霾，迎面而来的，是胜利的曙光了。

47 战争的假相

    威伯福斯认为推动政治改革，不该采用硬碰硬的方法，而该像老母鸡孵蛋，慢慢地酝酿，结果《反对奴隶贩卖法案》已经孵了16年还是没有成熟。克拉朋联盟的史蒂芬有一天来找威伯福斯，他有一个革新的做法，不是温柔的老母鸡，而是灵巧像蛇。威伯福斯仔细聆听史蒂芬的建议后，决定采用。

    1805年英国出版了一本《战争的假相》小册子。这本书像燃烧的烈火，短短3个月之内，在英国各阶层掀起炽热的讨论，尤其在政治、法律、外交、商业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是用国际海权法的观点，申论交战国有权在国际公海搜索中立国船只有无携带资助敌国的武器与粮食。当时英国仍与法国在欧洲大陆交战。英国在特拉法加角之役后，已拥有世界海权，英国百姓愤怒地想知道，在这时，哪一个中立国家敢公然在海域上资助法国。这本书话锋一转，提到那些供应武器、炸药、粮食给法国的，不是荷兰、西班牙或葡萄牙，而是英国自己人。正是英国的货船插上中立国的旗帜继续与法国在海上交易——这叫做战争的假相，英国子弟兵在海上，事实上是丧命在英国的大炮、子弹之下。这本书揭露了赚足大钱的军火贩子的可怕黑幕。而这些军火贩子正是奴隶贩子与背后支持他们的英国上议院的贵族们。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克拉朋联盟的史蒂芬。在书的未了他提出英国与殖民地不得出售任何东西——大炮、燃料、粮食、铁器……包括奴隶给法国，如果查到了，一律没收。这本书燃起了全国视奴隶贩子为卖国贼的浪潮，上议院的贵族纷纷发誓，表态与奴隶贩子无关。他们明知这本书是针对他们而言，但是卖国贼之罪名着实太沉重。只能气在心中，背后却恨得咬牙切齿。

    这就是史蒂芬的高明之处，整本《战争的假相》完全在讨论国际海权法之法理基础，与奴隶买卖无关。但是史蒂芬知道只要利用海权法中断海上对法国的贸易，英国各殖民地就不需黑奴的劳力去生产这些战时物资，黑奴买卖自然会停。多年来许多议员都提出“与法国正在战争，所以不要提废奴法案，以免制造国家动荡不安，影响国家经济”。这种息事宁人的论点，使禁止奴隶买卖被看为是危害国家的法案。社会上许多知识分子也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史蒂芬巧妙地把整个问题扭转过来：“因为与法国正在开战，所以要通过废奴法案，以免奴隶生产的过多粮食、武器被拿去资助敌国。英国名下的任何财产与人力都不得归敌国使用。”这一点成为全国多数人的共识。

48 胜币的的来临

    在这个时候克拉朋联盟再提《外国奴隶法案》。每个支持贩奴的议员、贵族、内阁大臣，都知道这是能否封杀这个法案的殊死一战了，动员上下议院所有人力连夜开会，商讨对策。他们决定在提案程序上下手，包括指出提案字句有瑕疵，需要再仔细斟酌，也不让这件法案排入当年会期。

    史蒂芬算准对方的做法，他建议威伯福斯先把这个法案送到英国最高法院的法规会，看看这一法案能不能成为合理的条文。当时克拉朋联盟的佩地已经在最高法院任职大法官，他响亮地敲下第一槌：“这一提案可构成法案。”这一下敌人的诡计又失败了。

    接下来是史蒂芬最高明的一着棋，他建议这个法案不要由威伯福斯来提，而由别人来。他说：“威伯福斯最重要的角色不是再提这个法案，带领大家往前冲，而是退出去，在背后仔细看，顾全大局地看，留意随时出现的困难，看出真正的关键所在。”这提议对威伯福斯是个很难的决定，每个人都知道威伯福斯等于废奴法案，威伯福斯也知道他整个政治生命的精华，就是为了这个法案，他已经准备要下海大显身手了，弟兄们却要他不打前锋，不打后卫，而是退到场外看。他回家仔细祷告，在日记中写下：“喔，我的主啊!愿你引导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使我在每一个工作的角落，因有一颗属你的心，任何一个服事的角色都能感觉在地有如在天。弟兄们已经准备为法案全力冲刺，我决定留在后面看清大局，并且沉得住气地为他们祷告。”于是，他接受了史蒂芬的建议。

    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选出格伦维尔〔1759—1834〕与格雷〔后加封为Howick子爵〕两人来提议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格伦维尔一格雷法案》，又称《废除贩卖奴隶法案》〕。

    格伦维尔是政治界里少有的教育专家，牛津大学毕业后进入政治圈。在议院里他是个怪人，经常衣衫褴褛，不修边幅。作风独特，不近人情，后来因与英王乔治三世对《联合法案》的看法不同，就离开议院，回到大学实践教育理念。他曾任牛津大学校长25年之久〔1810—1834〕，《禁止奴隶贩卖法案》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法案。他平常不太讲话，威伯福斯却知道他辩思敏捷，深具说服力，足堪临危受命。

    格雷出身政治世家，剑桥大学毕业后进人议院。他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对家庭生活的专注，多于对政治生涯的规划。他31岁时结婚，在以后的20年中，他的妻子给他生了15个孩子。他认为一个人一生完成的大事不必多，照顾家庭成为一个好父亲，就是一件值得完成的大事。在政治圈里他常处于半退休状态，许多重大议案的争辩，他看起来好像置身事外，不太关心。威伯福斯却看得出这人是个具有大智慧的政治家，不太对别人承诺，但是一旦承诺就像照顾他的大家庭一样，负责到底。格雷曾说：“民主改革，需要进行政治理念的宣导，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与认同，才能稳健地迈向革新之路。政治理念必须符合真理与政治的基本法则。”他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选举法的制定，今天许多国家的选举法几乎都是以他的主张为蓝本。格雷自称是“大螃蟹”，一旦法案被他的大钳子夹住，准逃不了。

    1807年《外国奴隶法案》在下议院通过，进入上议院辩论，正反两方全力动员。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都上场激辩，只有威伯福斯一人远远坐在后面，静静观看。他面如坚石，看不出任何焦虑的样子。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愈到关键时刻，就愈沉得住气。

    有位上议院的贵族以财税的观点提出反对：

    “我们坚定地反对这个法案，我们认为对于公海上的非法活动，国家的做法是课以重税，国家可借税收以利财政，而断然宣布奴隶贩子的商业行为为非法，对国家税收没有好处。”

    “是吗?如果国家课税就可以使非法成为合法，那不是变相地鼓励非法吗?而且纳税的非法团体，其税金一定又来自更多的不法。羊毛不是出在羊身上吗?所以课税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克拉克森回辩道。

    “你的说法完全是假设性的，我们的说法却是有目共睹。站在国家管理的立场，绝对不能为少数狂热分子的论调而牺牲大笔的财源。何况奴隶商人在公海上卖奴隶给敌国，那是一个无知的错误，而重税可以引导过来。”反对者又辩称。

    又是接二连三在财政税收上的辩论。桑顿议员认为这是对方模糊问题焦点的高招。就像是要打一条蛇，应该打蛇头，对方却丢出一条蛇尾巴。跟你辩论如何打这条蛇尾巴。桑顿以他经济的专长，知道这次贵族们丢出的蛇尾巴是财政税，而财政税绝对不是国家问题的关键。桑顿立刻起来发言：“今天讨论的议案不是财政的平稳政策，而是一个国家根本的正义与人道。如果交税可免责罚，那么我们政府所看的是钱，还是成千上万受苦黑奴的真实见证?”桑顿把蛇头又抓出来。

    来自威斯特摩兰的伯爵怒声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是不洁之口泼出来的粪便，要败坏自己的国家。”

    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来开会以前。已决定“紧扣议案，沉得住气，步步为营”。对于冰冷的眼神、咒骂的话语、强烈的肢体动作这些伎俩，都不予理会，不要被激得失去理智，要冷静地往已拟定的方向前进。

    来自埃尔登的伯爵也反讥道：“我看你们这一群满口道德的人，不过是那个常败政客——威伯福斯的看门狗。喂!大家听呀!这些看门狗挂的铃铛。现在还在玲玲作响呢!”

    格伦维尔起来说：“这是需要大家好好思想的一刻，一个政治家政治生命的尊贵与荣耀在哪里?我们对工作全力以赴，最大的报酬是什么?是不是能够给未来的子孙立下良好的榜样，以及为国家带来真正的福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要禁止人类历史上历代政权所执行的奴隶贩卖，各位今天所做的决定将会影响全世界与未来的子孙。整个问题的争执点在：是否为了人类长久的福祉，愿意牺牲国家现有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但愿各位无论支持或反对这一新法案成为国家法律的，每一票都是来自内心深处喜悦的扩散。”

49 议院天路客的欢呼与眼泪

    格雷再度解释了议案的内容，让大家明白这个议案不是带有宗教性的定罪，而是符合社会基本的公义，避免把反对这个法案的贵族逼人死角，日后产生极端反应。   

    1807年2月23日，一个历史上可纪念的日子。议院进行表决。结果以283比16票压倒性地通过。议院里响起如雷的欢呼声，所有人涌向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大家拥抱欢笑，18年持续奋斗不断，终于把几千年来辖制奴隶的恶习，敲开了第一扇自由之门。

    大家去找威伯福斯，发现他跪在议院的角落，低着头，泪流满面。众人对他的恭贺，他置若罔闻，毫无反应，只是满眶泪水地喃喃说道：“主啊，历史在你的手中，我们不过是你手中的器皿……”有位年轻的议员史密斯大声说：“看啊16个投反对票的议员，我手上就有4个!让我来公布。”威伯福斯猛然站起来道：“忘了这16个人吧!为那283个人感谢上帝吧!”

    议案通过的消息，火速地向四处散出。有一个濒临弥留的老人，听到消息以后，微微一笑，他就是当年劝导威伯福斯的牧者、诗歌《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他请人写下最后一个赞美的祷告：“18年漫长的日子，终于废除最不人道的奴隶贩卖，哦!何等荣耀的奋斗，……我深深地感谢主，在我死前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但是，普世奴隶制度的废除，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5年、10年、20年、30年……不断地走下去，走到第一代克拉朋联盟的圣徒一个一个地倒下去，普世奴隶制度仍未废除。但他们在死前把这神圣的使命传递下去。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

    〔《圣经·希伯来书》11章13节〕

政坛的确是世界上最污秽的地方，但如果有人在政治圈中被上帝得着，对人类的影响和贡献也最大。

1807年3月16日，“禁止奴隶贩卖”

在历史上首度被宣布成为英国的法律。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

没有太多的时间沉湎在胜利的狂喜里，

仍以不懈怠的斗志，3日之后就成立

“非洲协会”民间组织，

要在国际间推动普世性的禁止奴隶贩卖。

许多人为他们的行动摇头叹息，

奴隶与国际贸易挂钩太深，

可能是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单在法制国家——英国，

为这个法案就奋斗了18年，

那缺乏制度的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

要它们也禁止奴隶贩卖，

真是长夜漫漫路迢迢。

更糟的是，国际外交素来是最混沌的地方，

有军事力量的恫吓，

有经济强权的垄断，

有政治力量的压迫，

每个利害争执都可以找出一大堆渊远流长的理由，

或是历史仇恨。

在议院要把基督的美好形象彰显出来已是不易，

还想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外交家吗?

基督徒的伦理，能够照亮国际外交的黑暗吗?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

没有随意用一段经文论断国际外交的不当，

而是以属灵的认知，谨慎的头脑，

坚强的毅力，与合法的影响力，

慢慢地渗入国际政治、外交的决策程序。

别人笑他们不知天高地厚，

“一小撮人，竟然也想去改变全世界的潮流，

幻想一个没有奴隶的新世界”。

威伯福斯却答道：

“我知道我的软弱，

因此常在圣灵中警醒祷告，

求主耶稣帮助我成为更有节制、

更为严谨的基督精兵。

我们对于普世奴隶废除运动的努力绝不灰心，

任凭仍有千山万水之遥的路要走，

我们仍持守坚定的信心，

就像一个小指南针般永不改变方向地前进。”

这一群精兵，

以10年的时间，

竟然扭断了欧洲列强禁锢奴隶的捆锁。

50  一个叫笨蛋的公爵

    当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成立非洲协会时，最令外人惊讶的事情是，这个身负重任的协会主席，竟是王室里出了名的傻子——格洛斯特公爵。当时的格洛斯特才31岁，是英王乔治三世的侄女婿，英王多次对外宣称他这个女婿是“笨蛋比利”〔比利是威廉的昵称〕。他始终搞不清吃饭时叉子与刀子要摆哪边。宫廷宴会大家欢乐时，他不是愁眉不展，就是在一旁委靡不振的样子。在上议院开会时，请他致辞，他讲起话来天马行空，漫无头绪，全不搭调，大家更确信他是个笨蛋，只配一辈子靠着他的裙带关系吃软饭。幸好格洛斯特有个好岳母，她说：“我才不在乎我的女婿是不是一个政治界的英雄，我只在乎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位老公爵太夫人，就请威伯福斯来。威伯福斯见了格洛斯特后，对老夫人说，“他是个善良的年轻人，而且做事负责，只是王宫里的繁文褥节把他搞得信心全无。只要给他一块空旷的原野，他会是一匹能征善战的战马。依我看，他是王室里尚且保持纯真理想的人，说话才会老与政客不搭调。他只要重拾信心，就可以一展所长。”格洛斯特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把人生末了的30年，全都投入废奴运动，成为非常称职的大会主席。30年后没有人叫他笨蛋了，反而称他是“英国王室里最敬虔的圣徒，给他的国家带来莫大的祝福。”

51 国际外交与伦理

    在非洲协会里还有麦考利担任执行秘书，联盟里的佩地、布鲁厄姆、格伦维尔、史蒂芬、桑顿、克拉克森担任顾问，威伯福斯担任第一届协会主席。非洲协会的成立目标是“将废除奴隶的运动推向国际舞台，以促进非洲的福利、自由与文明”。他们的行动必须迅速，因为“英国在国际间单方面地废除奴隶买卖，并无法遏止非洲大地的犯罪行为，只会造成一时的权力真空，而后，奴隶贩子的权势又会迅速地滋长进入。废除奴隶贩卖法案，绝对不能只成为英国内部的法案，必须要推动成为世界性的协议，才能渐渐成为普世性的共识。如果各国步调不一，解放奴隶永无成功之日”。如何使世界各国都禁止奴隶贩卖呢?威伯福斯提出召开国际会议，那是各国代表可以理性、和平立约的所在。他认为废除奴隶的关键应在国际会议上，而不在武力的胁迫上。不同的意见与看法，可在国际会议上讨论或辩论，但不是用战争与鲜血解决。当时英国武力强大，拥有大型战舰数百艘，海军16万。好望角与马尔他的海军基地，像是两把利剑深入大西洋与地中海。有些议员认为“英国有足够的武力，让世界各国就范，而且国际外交素来是强国的竞技场，弱国无外交”。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认为：“尊重别国的主权，是国际外交最重要的伦理。没错，英国是强国中的强国。但是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强国不是要在国际外交中夺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应为维护国际的秩序与稳定而努力。这才符合耶稣所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人类历史上，凡以武力胁迫他国就范的强国，其行为带来的，绝非长期的福祉，而是不少的灾害。真正的强国会关怀其他弱小的国家，视列国为共同体。国际外交不是输出武力，不是输出竞争，而是能够回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圣经》真理中。”

52 非洲和平政策

    基于把耶稣的教导应用在国际外交上，非洲协会的成员在国际上提出《尊重非洲主权宣言》。这份签着每位成员名字的文件，很快被送进欧洲诸国的立法院或是皇室大厅里。威伯福斯等人建议“各国尊重非洲的主权，实施非洲封港政策20年。非洲必须成为保护区。需要一个世代的调养生息，而非一直成为欧洲各国生产原料与廉价劳力的来源地……非洲至少需要20年才能走出过去被人残酷伤害的阴影，才能不断地成长壮大，成为我们的公平竞争对手，而不是目前被虐待奴役的对象”。

    这封信引起欧美各国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痴人说梦”。许多国家任意割据非洲，已经投入很多军队、资金，如果非洲封港20年，那过去的投资不就泡汤了?而且损失了非洲的原料与人力市场，欧洲如何能够维持现有的富裕与繁荣?放弃非洲就是放弃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连英国的议院也炮声隆隆，许多议员起来说：“我们都知道非洲协会的成员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在国际事务上，光有善良是不够的，更需要脑筋!那批基督徒在教会待太久，太缺乏在国际事务上的磨练……想想看，如果非洲封港20年，那我们的海军将在大西洋上分散，黑人值得我们这样付出吗?如果照此而行，国家财政将走上泥泞路。”在欧洲利益至上论的空气下，威伯福斯与克拉朋圣徒提出的非洲封港政策，只像是一颗微弱的流星，短暂滑过天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自此以后，非洲的历史是一连串被列强扭曲、伤害的历史——几乎是永不停歇的革命、动乱、人祸、饥荒、炸弹、暗杀……非洲与她流落各处的黑人子民，将成为人类文明永远的痛，后代子孙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无法抹平当年造成的伤害。

53 门罗宣言

    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大政治家，威伯福斯之友。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对非洲的呼吁毫无作用吗?一粒小石子掉人池塘也会产生一些涟漪的。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来自大西洋的彼岸，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门罗主义”。门罗〔1758—1831〕是美国第五任总统，大政治家。当威伯福斯呼吁欧洲列强退出非洲殖民地时，当时的门罗是美国驻英大使。门罗一直坚持欧洲列强势力应该退出北美，不该把北美，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以西的广大土地，视为欧洲列强瓜分殖民地的区域。威伯福斯与门罗，一个为非洲，一个为北美洲的主权独立呼吁，两人开始成为朋友。1807年门罗回到美国任弗吉尼亚州的议员，当时许多贩奴船只插的是美国旗子。1808年9月8日，威伯福斯给门罗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努力，就是期望非洲能够脱离列强的控制，获得真正的福祉。”威伯福斯请他转一封信给美国总统杰弗逊，信中写道：“许多人的命运维系在阁下的抉择上，……我希望未来美英能订定条约，授权两国海军能够互相搜捕插着彼此国旗的贩奴船只，以免许多不法的船只是在美国自由的旗帜下进行买卖。”1809年杰弗逊与英国在英美双边会议订立条约，宣布在美国星条旗下禁止贩卖奴隶。这为威伯福斯与克拉朋圣徒联盟的国际奴隶禁贩运动走出成功的一步。威伯福斯听到这消息，快乐地跳起来，他写信给麦考利道：“我像是一颗快要没电的电池重新又补充到电力一般。”1816年门罗当选为美国第五任总统。1812年到1815年为了国际外交，美国与英国还断断续续地打过仗，但是威伯福斯与门罗成为终生的好友。1816年黑人在海地争取独立，门罗宣布美国与中南美洲的弱小族群祸患与共，呼吁欧洲列强不要以武力干涉海地自由运动。威伯福斯也在英国把《圣经》运往海地。非洲协会还派克拉克森到海地，担任黑人领袖亨利国王的教育顾问，提高海地人民〔尤其是妇女〕教育水准。门罗后来在1823年宣布著名的“门罗主义’，——除了宣布不与欧洲国家结盟，不许欧洲列强视北美为殖目地，认为美国应更支持世界各小国的自由与独立。后者一直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主轴。

    目际禁锢奴隶的锁链，一环又一环地捆绑着奴隶，威伯福斯与克拉朋盟的弟兄们要打开任何一个环结都非常困难，但是在1809年，总算把第一个环给解开了。

54 国际海事法庭的辩论

    禁止贩售奴隶成为英国法律后，英国海军就在公海巡逻搜捕贩奴船只，如果船只是在英国旗下就充公拍卖。将奴隶送到狮子山自治区。但是搜捕到的船只插外国旗帜怎么办?威伯福斯认为应该诉诸国际公法，他要求英国海军将官委员会看管外国奴隶船并且告到国际海事法庭。在国际海事法庭与贩奴一方辩论后，法官宣判奴隶贩子一方获得胜诉。判决书上的理由是：“黑色是有罪的标志，所以黑色人种是罪恶的族群，成为奴隶是理当接受的天谴，这是他们的命运。”威伯福斯摇头叹息道：“如果学法律的人接受命运天谴论，那么，法律公义的根基势必荡然无存。这种黑色皮肤人种就是犯罪族类论，根本是白人自大的推托之词。”克拉朋联盟中的法律大师史蒂芬与布鲁厄姆劝威伯福斯不要失望，他们认为法官也是人，人总有失误的时候，何况这是新的案件，法官不一定有判案的经验，应该再度上诉，据理力争。一方面是对法官的经验教育，一方面只要有赢得一次胜利的案例，就可以有个依法办理的途径，而不诉之于武力。他们两人接下案子，再度上诉，终于在1809年获得第一个胜诉，奴隶贩子有罪!从此公海上的贩奴船只开始像老鼠一般，看到英国旗舰，掉头就跑。弟兄们的努力，又使禁止奴隶贩卖的国际化向前推进一步。

55  半岛之战的两兄弟

    在欧洲大陆的西南部，有个突出的半岛，称为伊比利亚半岛，在半岛上的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两个国家。当拿破仑骑兵席卷欧洲大陆时，却久久攻不下这两个多山之国。1808年法国3万军队攻入葡萄牙，赶走葡萄牙王室，但是一直无法赶出躲在山区里的游击队，因为这里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将军——威灵顿公爵〔1769—1852〕与一个杰出的外交官——威灵顿的哥哥韦尔斯利〔1760—1842〕。这两兄弟，一个军事，一个外交，大力支持威伯福斯的废除奴隶运动，使英国的废奴法案能够迅速地进入欧洲大陆。这两兄弟代表一种外交方式，显示在国际外交的执行上需要实力作后盾。

    威灵顿小时候念书迟钝，他的母亲看他在正规教育下一事无成，就送他去法国念军校。当时军校里流行打牌、喝酒，威灵顿却克制自己不参加这些活动，以使自己能集中精神做事。他带兵能关照到巨细靡遗的地步，尤其是在士兵与装备的补给上。他18岁就带兵在印度打仗，在印度的迈索尔，以少数的军队，在山区对抗庞大的印度土著。他最大的优点是战前的判断仔细精确。作战时冷静镇定，任凭印度土著披着奇形怪状的服装挑衅、鬼叫，用诡异的武器，耍弄巫毒的邪术，他都镇定地观察敌人，打败他们。他的部属被称为“临危不乱的军队”，不是英国的正规军，却是最好的部队。1808年，他被政府授命进驻伊比利亚半岛，帮助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军队。拿破仑低估他，笑称他是“印度来的阿三将军”。威灵顿在萨拉曼卡一役中，以一支混合杂牌军，40分钟就收拾了拿破仑4万骑兵。他支持威伯福斯，甚至后来代表非洲协会参加维也纳和平会议。因为他认为战争应是为着一个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而不是只为了一些野心下的战利品，比起战争中所牺牲的宝贵生命，那简直是太亵渎上天了。

    韦尔斯利是讲求实力的外交官，他的个性与看法和他的弟弟威灵顿公爵很不同。他曾长期担任英国属地印度的总督。他的兵力缺乏，但是他看出人会为了金钱做任何事。因此建议海外属地可采“佣兵制”，只要肯付钱，不怕没人打仗。他支持威伯福斯的理由是：“英国人既然不能再靠黑奴赚钱了，欧洲也就不能继续靠贩奴赚钱了，所以要废除黑奴买卖。”在他强力的外交手腕下，西班牙与葡萄牙也放弃奴隶买卖。不过威伯福斯知道，这两个国家不是真心地放弃，只是在等“英国用什么甜头来换取它们放弃奴隶买卖，甜头如果不够，两国的政策可以随时更改”。这些甜头包括明处与暗处的利益输送。精明的掌权者，知道输送利益的管道与对象，如果不知道这些外交的“暗箱交易”，要按着正当途径，可真是寸步难行。

    一些外交掮客、利益说客，也来找威伯福斯，提供秘密人选与管道。威伯福斯坚持与对方公开沟通，不走私下利益输送路线。这种坚持无意中得罪了许多人，使他在废奴的立法道路上碰到一座又一座人为险阻的高山，他将爬得更辛苦、更艰难，流下更多的汗水与眼泪。后来的历史学家给他与克拉朋联盟很低的评价：“过高的道德水准，缺乏外交弹性的严谨，使得废奴之路拖得太久。”要走的路变得更窄，要通过的门变得更小，值得吗?判断在上天吧!

    近代的历史学家对于当年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在废除奴隶制上的努力。重新评价，例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韦布在《英格兰近代史》〔1980年〕中提到：“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克拉朋联盟有太多无情的批判，认为他们太自大、太严格、太不懂得妥协……但是近代从他们的作品中重新认识他们，才发现他们是基于对永恒信仰的认真，视政治为奉献信仰的祭坛，去执行理性、宽广、公平的政治理念。”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德里，在〔19世纪英格兰史》〔1963年〕中从经济史的观点，评论这批在卫斯理与怀特腓带来的福音大复兴时信主的政治家：“我们可以这样说，是这个福音大复兴拯救了英国免于大革命。因着个人的信仰重生，改变一个人，进而改变周围的环境，终而改变整个国家……这批卫理公会的政治家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极深远的。”

56  把请愿带入国际会议

    尽管法国将军讥笑威灵顿的杂牌军是“渣滓军队”但是这支军队于182年6月在西班牙的维多利亚港又大败法军。维多利亚港是拿破仑军队最重要的辎重地。消息传出，奥地利、德意、俄国又在英国外交部长卡斯特里〔1769—1822〕的合纵连横外交下，组成盟军，攻打拿破仑大军。1813年8月，威灵顿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攻入法国本土，10月在莱比锡又获关键性的大胜。法国不可一世的骑兵，死伤遍野，拿破仑知道大势已去——他的帝国毁在一支渣滓部队与一位优秀外交官的手下。1814年4月 5日下午4时30分，同盟军进入法国，拿破仑逊位，被流放到地中海中的厄尔巴岛。

    胜利传来，英国教堂自由钟声齐鸣，各处都是庆祝胜利的宴会。有一个人独坐在房间里，发着高烧又猛咳嗽，却努力撑着，用颤抖的手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这人就是威伯福斯。当时他身染肺炎，知道英法战争结束了，但是他的国际奴隶之战现在才算正式开场。他给国会与内阁写了一封请愿函，“请求欧洲十国在国际和平会议上一起废除奴隶买卖”。他边写边咳，边咳边写，并称自己咳得像是一把“卡住子弹的老手枪”。5月3曰请愿函送至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不久各国首都的决策场所都出现了这封请愿函。英国任命外交部长卡斯特里到欧洲去协调拿破仑逊位后欧洲领土与主权的重新安排，“顺便”谈废除奴隶买卖的问题。

    卡斯特里，剑桥大学毕业，他是英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官。他对外交的观念与做法，影响了百年来的国际外交。他认为外交就是双方能够一起坐下来谈，最好的外交策略是在会议桌上能够建立经常性的双方协谈会议，这比什么和平相处条约都更实际。他认为维持和平是在列强之间维持一种权力的平衡，用军事力量去维持是差劲的方法，用弹性外交手腕才是高明之策。他甚至建议不要用深仇大恨的眼光去看敌国，这于事无补，而要用做生意的眼光去看敌国。他说“敌国就是一个竞争公司”，是需要去竞争而不是去斗争。这么擅长外交的人，一生却没有自己的朋友，到了晚年老觉得每一个人都想陷害他，最后成为精神病患者而自杀。

    6月2日卡斯特里回到议院报告一切成果，包括要在同年秋天在维也纳召开欧洲和平会议。至于废除奴隶贩卖部分，各国都有口头的承诺，在“合适的时候”会废除，连法国也提出明确的时间表——“五年之后废除”。他一说完，议院所有的议员都一致站起来欢呼鼓掌，太伟大的外交成就!只有一个人没有站起来，一头伏在会议桌上。渐渐地欢呼声、鼓掌声弱了、停了，大家都静下来一起看那伏在会议桌上的人，那人不仅头伏着，而且在哭，还哭得很大声，卡斯特里站起来说：“威伯福斯，我相信你对你的行为一定能够做出充分的解释。”威伯福斯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衣衫不整地站起来，大家看他这样子就知道他已经哭很久了。威伯福斯哽咽地说道：“如同各位议员一样，我爱我的国家，但是……我无法忘怀战争夺去了多少男女老少的生命，但是换来的是什么?不是实质的和平。法国要五年才废除奴隶买卖，谁知五年内法国政坛又会发生多少事?而要与各国签的和约中，却没有保障非洲人生命的条款，这叫我如何不难过呢?……这一份和约我绝对不同意……请问这和约能带给百姓实质的和平吗?非洲今天仍在流血，我们的国家又做了什么?我们的胜利是在纵容法国与那些欧洲国家吗?我绝对不会在同意书上签名。我愿以我的余生亲尝黑奴的苦痛，而非在欧洲和平的同意书上永远留名。”说完他坐了下来，用手捂着脸，大声地哭泣，豆大的泪珠一颗颗地白手指间渗出来，至深的爱引发流不尽的眼泪。所有的议员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卡斯特里站起来说：“今天除了威伯福斯以外，大家对这和约内容都鼓掌了。但这不算是决议，这件事得先看英国百姓如何反应，再来表决。”威伯福斯后来在日记上写道：“我太惊讶了，没想到在事情已无挽回之际，卡斯特里竟然帮助我，难道他会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吗?”答案是肯定的，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57 民间与国际舆沦的支持

    隔天非洲协会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将“废除奴隶买卖”的诉愿，引起全国选民的支持。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威伯福斯的精神、体力已经透支到极点，他每天一早就到教会去祷告，他深信“祷告能使我重新得力，看清事情”。结果是他跪着跪着就睡着了。他太累了，连在主日聚会时，也一坐下就睡着了。有人把他摇醒，他很抱歉地说：“我梦见我到法国的巴黎了，一直在问麦考利为什么不赶快回信。”在非洲协会的紧急会议中，威伯福斯变得情绪很不稳定，一下子对前面充满信心盼望，一下子对废奴行动又沮丧万分。在他动摇的时候，所幸他的妻子与一些弟兄并未动摇。斯普娜要威伯福斯每天一起跟她到海德公园散步，边走边一齐背诵《诗篇》，上帝的话可以帮助他纷乱的思绪安定下来，免得他钻入牛角尖。他已经常常垂头丧气地喃喃自语：

    “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打一场永远打不赢的仗?”

      在非洲协会的会议上，威伯福斯哀叹道：

    “百姓会有回应吗?单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够?我们的看法注定是曲高和寡的。”这时罗米里爵士〔S·1757—1818〕起来说话了：“这个废除奴隶的行动，需要英国民间与国际舆论的支持，因此需要组织全国甚至全欧洲、美洲有志于废除奴隶制的人士，成立‘废奴之友’社，一起来推动。”尽管威伯福斯认为不会有人来参加，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却认为这个看法正确，立刻筹办在伦敦召开“第一届全国和平大会”，推动各地的联署请愿，“在欧洲的和平会议上，要求各国共同签署废除奴隶贩卖协议”。

58 基督徒在政治参与上的危机

    罗米里的这一个建议，在整个世界废奴运动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使运动不只是少数核心分子在努力，而是获得欧美各国民间舆论的支持。罗米里爵士的贡献不止于此，他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在法律内厘定死刑的适用范围。他当时正担任英国司法部次长与最高法院大法官。他提出“过失致他人于死”不该判处死刑，而“蓄意夺取他人生命”，如奸杀才被处以死刑。死刑是为了处罚，不是以牙还牙，以一命还一命的报复，因此非蓄意地致他人于死，不该构成死刑的要件，法律不该是报复性质的。他认为泛死刑化是政府过度集权的标记，愈专制的国家就愈需用死刑达到恐吓的目的。一个法制国家不该为任何政策之权宜而侵犯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罗米里是个基督徒，在法律界任职多年大法官〔1805—1815〕，他认为大多数的基督徒很单纯，容易在法律、政治上走极端，不是成为极端的革命党，就是成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前者高举某个理念就要推翻一切现有的制度，如果宣称把上帝旨意也加进革命理论，便走向一条祸害他人的不归路。后者是有些基督徒为了维护道德，容易对社会的不法行为给以重罚，而忽略了犯法者背后的动机与意念，甚至沦为集权分子的政治筹码而不自知。罗米里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可改变的。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将绝对的信仰应用在社会伦理上时，需要有相当的弹性。因为伦理不像信仰那么绝对。而要把伦理应用在判断人的行为上时，更需要小心，因为由行为来断事，那黑白不清的灰色地带就更多了。基督徒如果把信仰的绝对性，一直贯穿到伦理、行为，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到处把人定罪的法利赛人，甚至把无罪的当成有罪的。

    开第一届全国和平大会的那天。格雷担任主席，克拉克森担任主要讲员，克拉朋联盟成员负责一切的筹备，好让威伯福斯能够好好休息。那天生病的威伯福斯较晚才赴会，他走到开会的地方，看到大礼堂挤满了人，甚至有人站到外面的马路上，忽然又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他想大概自己走错地方了，他问扶他前来的人：“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前面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现在是所有人都在向您欢呼致意。”威伯福斯喃喃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更令他惊讶的是。“废奴之友”都还没有展开行动，英国的议院，在卡斯特里建议后，收到各处涌来的请愿信。光是在10天之内就收到25万封，而且每天还不断地增加。议院立刻召开会议，清点信件，发现全国806个乡镇都有人来信，所有的议员不得不承认这是全国人民的心声。连英国最偏僻的地方都有许多来函。会议通过卡斯特里到欧洲参加和平会议，必须与各国签署立刻停止贩卖奴隶的协议。英国任命卡斯特里为首席代表，威灵顿公爵与克拉朋联盟的克拉克森一同赴会。

    为什么不需鼓吹联署，在短时间内，就会有这么多人写信来诉愿呢?原因在这30年来，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已经被群众认为是英国政治圈里的良知。信还是不断地涌进来。一个月后，达到了150万封〔当时英国选民共1200万人〕。

59 滑铁卢之役

    1814年秋天，维也纳和平会议，是世界注目的焦点。政治明星军事将领、外交家冠盖云集，包括英国的卡斯特里、奥地利的梅特涅首相、普鲁士的哈登伯王子、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另外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都有贵族大臣参加。这会议是为了填补拿破仑留下的权力真空，各国权力的微妙平衡，重划欧洲各国疆界。大学教授洛〔Lowe，1990年〕在《欧洲国际关系》中评估这场会议，写道：“各国要平衡权力，又要争取更多的利益，没有原则，没有道德，纯粹是利益的争夺战。”这个会议维持欧洲和平40年，直到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每个国家的大使都知道卡斯特里的皮包里放着《废除奴隶贩卖条约》，各国都不去谈奴隶的问题。这场会议是为了抢夺，不是为了解放。各国都用“贿赂”的老伎俩来行事，例如法国大使私下找威灵顿公爵：“如果英国不提那个议案，法国愿意送给英国一个岛。”威灵顿不动声色，大使自动加价了：“怎么?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岛喔!”威灵顿还是面无表情，对方有点急了：“英国不是一直垂涎法国的殖民地吗?好吧!你自己开个价!”威灵顿说话了：“我在英国那边的朋友，认为奴隶的价值，不是只值法国的一个岛，而是值法国的一切。”对方不客气地回骂：“你们太强人所难了。”会议已快到尾声了，各国使者通宵达旦地举行宴会，就是不谈奴隶问题。12月的维也纳落雪纷飞，威灵顿给威伯福斯写了一封信：“我觉得这是维也纳最寒冷的冬天。”

    1815年2月，发生了一件大事，扭转了局面。巴黎的春雪尚未溶化，一天晚上拿破仑偷渡回巴黎，沿途获得英雄式的欢迎，法国的骑兵、炮兵重整起来，欧洲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各国使者大惊，奥地利的梅特涅首相立刻派兵进攻，竟然无法逾越拿破仑的防线一步。3月25日拿破仑当众宣布“愿意立刻放弃法国的奴隶买卖”。历史无法明了拿破仑为什么这么做，很可能他是想讨好英国。这一来欧洲各国大惊，纷纷急电表示：“各国本来就是要立刻废除奴隶买卖，拿破仑这一政策有什么稀奇?”卡斯特里知道机会来了，再不抓住就会稍纵即逝。他一面请威灵顿出兵，一面拿出那份放在公事包里的文件。各国大使在签字时好像略有迟疑。威灵顿的军队不晓得是有意还是无意，竟在中途停下来，操练士兵立正稍息，还要擦拭大炮一番，真是让各国外交家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只好签了那份文件。两个月后威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把他送到大西洋上5000英里之外的圣海伦孤岛，同时欧洲各国也签了那份立刻废除奴隶贩卖的协议了。滑铁卢之役举世闻名，其实这比起过去的莱比锡之役只能算是一场小战役，但是这场战争在整个世界奴隶制度的废除运动上，却有一个最戏剧性的结果。

60 黑奴自由之歌

    消息传来，麦考利写道：“整个夜晚各地快乐的黑奴都在歌唱，各地的教堂挤满了进去祷告的黑奴。”当时的歌词流传至今。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沃尔维〔1986年〕引述过一首当时的黑奴之歌：

    哦!威伯福斯先生啊!

    你真是我们的好朋友·

    努力使我们得自由。

    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

    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

    虽然许多白人不让我们自由，

    黑人该怎么办?

    黑人该怎么办?

    应该力上加力，

    应该力上加力。

    签了这项条约，各国真的会执行吗?当时法国大使事后还笑道：“这条约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狗，只会叫，不会咬人。”克拉朋联盟中的海权法大师史蒂芬看法却不同，他以维也纳和约为基础，让英国再与各国签定法律实施细则，包括有权搜捕各国奴隶船只送去国际海事法庭。他说：“没牙的狗，装了上下两副假牙，咬人还是会痛的。”这两副假牙就是好望角与马尔他的英国海军基地。它们成为捕捉贩奴船只的基地。

    从此国际奴隶贩卖成为非法的了。政坛的确是世界上最污秽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人在政治圈中被上帝得着。对人类的影响和贡献也将最大。

61 再接再厉的奴隶登记法案

    1815年维也纳和平会议，欧洲各国签署《废除贩卖奴隶条约》。之后，非洲协会在伦敦召开会议，各国的“奴隶之友”都派代表参加，并决定进入第二阶段的改革，废除整个奴隶制度。要达到这个目标，国家必须立法颁布黑奴《解放宣言》，要求所有蓄奴者让奴隶自由，而且使他们享有一切法制之下的自由。克拉朋联盟的法律大师史蒂芬提出《奴隶登记法案》。先对目前的奴隶进行注册登记，报名上册。这样做，一来可以有效地杜绝以后非法贩售奴隶，二来，日后才清楚地知道，要付出多少赎价给蓄奴者，才能换取奴隶的自由。对国家来说，这是最好的管理方式，可以确实掌握奴隶人口。

    这个议案引起议院、殖民地、英伦三岛的蓄奴者强烈的反对，理由有三：一、登记奴隶违反英国基本宪章，即人民有不对外公开财产的基本权。二、向政府登记奴隶，等于使得主人与黑奴的关系变成契约行为，等于变相地鼓励奴隶可以与他们的主人谈条件，制造奴隶的反叛与对立。三、黑奴的自由化对于黑奴没有实质的帮助。看啊!在非洲的黑人部落里黑人懒惰、不事生产，不然就是部落间互相杀戮。黑奴自由化只会造成一片混乱，而且殖民地的少数白人可能都有生命危险。反对的声浪非常大，各殖民地的白人都正式宣布，组织反奴隶自由化的团体，其中最有名的是“巴巴多斯争取权益联盟”。巴巴多斯是英国最恶名昭彰的奴隶岛，大批的黑奴在这里种甘蔗，1816年一次黑奴怠工，蓄奴者公开打死120个黑奴，私下又凌辱处死184名，将132名女性、小孩卖掉。这个团体鼓吹全国蓄奴者大串联，一方面以雄厚的财力左右政府决策，另一方面大量加重奴隶工作。黑奴想要自由——这证明他们太懒惰，日子过得太舒服，要给他们压力，减少食物，增加鞭打；甚至可让这些黑奴知道，今天他们所受的苦，都是威伯福斯与他的那一群朋友所造成的。

62 四个神枪手

    威伯福斯要提这个法案时，有人劝他不要提，说：“谁敢提这法案，就是把他的座位放在全国最大的火山口上。”威伯福斯耸耸肩，微微一笑，反正这么多年来，他的座位不是一直都在火山口上吗?他为这个一直有火燎气的祭坛感谢主!他一提，全国的报纸一起怒吼攻击他。这些报纸都控制在白人资本家手上，扭曲的报道，篡改的事实，把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刻画成白人的午夜恶梦。

    有人要买通刺客谋杀威伯福斯的风声不断，对他怀恨在心的有国王、奴隶贩子、蓄奴串联者以及欧洲列强的秘密警察等。威伯福斯有两次在外被攻击，其中一次还头部受伤。1815年风声鹤唳之际，有4个体格高大的年轻人来访，带头的一个立正说：“我是英国皇家陆军少尉，这3人都是我的同事，我们4人都是来福枪神枪手，也都是基督徒。我们认为你太重要了，请容许让我们保护你。以后任何人要攻击你，他必须先过咱们兄弟这一关。”政治暗杀在1810年~1830年是英国很流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威伯福斯在退休前能一直未受攻击，这4个不知名的保护者功不可没。

    对《奴隶登记法案》的反对炮火比以前任何提案更凶猛。蓄奴团体还出钱买通著名的作家，著书诋毁威伯福斯。威伯福斯不为自己争辩，在四周强烈的毁谤中，他说：“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环境中，要像农夫栽种善良、温柔的种子，常常靠着主耶稣基督，保有一颗温柔、喜乐的心，是医治政治伤害的最佳良药。……蓄奴者虽然攻击我，但我不攻击他们，因为我看清蓄奴是一个罪恶的制度，蓄奴者也是罪恶制度下的受害人。”1815年至1817年，《奴隶登记法案》连续三次在议院里投票都没有通过，整个奴隶解放运动又陷入泥沼。

63 黑奴福音大复兴

    当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在议院中努力推动法案之际，各地传来被苦待的黑奴在1815年后大批大批地相信耶稣是他们的生命之主。在殖民地的森林中、甘蔗园里、玉米田边，夜里成群的黑奴相聚，在微弱的月光下，听着宣教士的《圣经》教导，在溪里受洗。其中最著名的是牙买加的金斯敦黑奴福音大复兴，成千上万的黑奴挤入破烂的黑人教堂里。这种现象不是一夜之间造成的神迹，而是宣教士长期进入奴隶当中，为福音的缘故，一起受苦的结果。

    许多西方人都认为黑人是一种有待进化的野兽，愚昧是他们另外的一个通称，不堪受教，所以黑奴不用受任何的教育。最早持反对意见的是一小群在波西米亚的基督徒，历史上著名的宣教团体“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受主爱的激励，到处传福音，甚至为了向奴隶传福音，故意加入奴隶的行列，在各处被迫害，受穷乏、苦难与漂流，自称是“隐藏的种子”。他们宣教的脚踪，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幅画。他们进入黑奴之中，最先把福音传给黑奴，从此黑人不再是奴隶，而是主里的弟兄。而后约翰·卫斯理与怀特腓也向黑奴传福音。1780年以后，浸信会的宣教士也进入黑奴中传福音。1789年卫理公会的宣教士更到各殖民地传福音，牙买加金斯敦的黑奴大批归主，就是卫理公会宣教士所带领的。进入19世纪初期，长老会经历了著名布道家芬尼〔1792--1875〕的复兴，差派宣教士向奴隶传福音。芬尼曾接受律师的训练，他曾经力斥美国奴隶制度的不当，违反《圣经》也违反美国的宪法。

    在有法制的地区直接攻击奴隶制度实已不易，在缺乏法制的殖民地就更加困难了。几乎所有殖民地蓄奴者都视宣教士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他们称“宣教士是政治混乱的诱因，影响当权白人的权力与利益”。  他们认为信主后的黑奴会反过来叛变主人。早期的宣教士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宣称：“福音不谈政治，不谈社会改革，因为福音的内容是基督的国度，不是世上的政权。”卫理公会的宣教士更宣称：“我们要信主后的黑人，仍然忠于管理他们的人，服在人的权柄之下。”

    这个卫理公会的宣教表白，一下子与卫理公会政治家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理念起了冲突，他们认为黑奴制度既然是个错误的权柄，为什么要服?为什么要忠?应该起来改革!克拉朋联盟认为他们对付蓄奴者已经很辛苦了，难道还要回头对付自己弟兄的政治观吗?宣教士也很受委屈，他们在殖民地传福音已经出生入死了，难道还要回头向自己的弟兄辩明福音观吗?由1815年至1824年，整整10年双方争执愈来愈激烈，威伯福斯甚至公开说：“宣教士的福音观是一种狭隘的福音观。”在这个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事，使这个争执平息下来，并且双方恢复合作，带来日后的黑奴不仅自由化，而且福音化。这个事件就是“史密斯案件”。

64 一位宣教士之死

    史密斯是伦敦传道会在殖民地的宣教士。他具宣教士传福音的热忱，曾说：“如果黑奴信主的数目增多，我可以忍受任何的误解。”这些误解包括来自蓄奴者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的误解。他也兼具社会改革的热忱，白人地主苦待奴隶时说：“皮肤愈黑，就愈能做苦工。”史密斯起来反辩道：“就是愈做苦工，皮肤才愈黑。”史密斯牧师成为黑人眼中反对地主的英雄。1817年，史密斯的牧区发生黑奴叛变，黑奴杀了3个白人，白人立刻反击处死250个黑奴，并且把史密斯以煽动叛乱罪拘捕入狱，在殖民地法庭受审。对法庭上的任何指控，史密斯都拒绝回答。他最后被判死刑前，法官问他有没有话讲，史密斯在被告席上翻开《圣经》，大声朗读《哥林多后书》4章8—9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念完了合起《圣经》就不再说话。在死刑执行前，1824年史密斯在狱中病逝。

65 福音与政治关怀的互补

    这事件给威伯福斯很大的震动，他在晚年回忆政治生涯，认为自己在三件事情上犯了大错：一、史密斯案件〔1824年〕，他没有去救助；二、英国工会法案〔1824年〕，他太轻易地让《工会组织法案》过关，造成日后一些偏激劳工工会与资方产生对立；三、禁止运送粮食给要求自瑞典独立出来的芬兰〔1814年〕，酷寒的严冬，使许多芬兰人饿死。他后来说道：“恩惠应该不分任何政治立场。”其中两条大错都是在1824年发生。他认为他是老了，终于在1824年宣布退出政治圈，而且到死前再也没有去碰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他说：“在政治上长期地把权，是一种危机。”由此可知史密斯案件给他的打击有多大。

    史密斯死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对这事开会讨论很久，威伯福斯与史蒂芬公开向伦敦传道会道歉，并声明：“只有耶稣救赎的真理，才能改变人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尊。福音与政治上的自由是上帝帮助黑人的两条平行轨道，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信主后的黑奴，福音给他们生命中带来的改变，使他们要求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又愿意学习语言、技艺，并关怀周遭的环境。福音不是一下子解开禁锢之环，而是慢慢地把禁锢之环腐蚀溶解掉。……我慢慢看清楚，不应该在第一代黑人基督徒中要求参与政治改革，而是应该等下去，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黑人会有自己的聚会、自己的教堂、自己的牧师，会由《圣经》的真理逐渐体会文化、政治、社会改革的需要。……至于我们，仍应忠于上帝在政治改革上给我们的呼召，撒网的渔夫不能远离他的鱼群。”威伯福斯也看出黑奴以反叛争取自由，招致更多军队的屠杀与镇压，反而延长了黑奴获得自由的时间。基督徒的政治革新、社会关怀，必须建立在忠于《圣经》信仰之上，使福音广传、使人得救的负担与见证一同进行。基督徒政治家仍需继续努力推动立法，宣教士仍需忠于他们的禾场，黑奴信主后仍需守法，不要叛乱。

    另一方面，宣教士也看出，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在政治圈里所立下的美好见证，提高了全国人民的道德素质。他们长期坚守政治的廉洁，为黑奴争取自由，成为全国黑奴心田里的一台大翻土机，把人心翻为好土，把弯的道路铲平，把高低起伏的石块打散。当宣教士撒出好种子时，在福音的好土里便结好果子。在传福音事工上不是漫无计划随意撒种，而是需要树立坚定的信念，这样自然会柔软百姓的心田。

    1824年史密斯的死，触动许多人的良知。竟然有人肯为黑奴死，也带来基督徒的团结。那一年《奴隶登记法案》通过。会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站起来用《圣经·路加福音》4章18—19节宣告：“主……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他们开始继续下一步，推动《奴隶解放法案》通过，目的是让英伦三岛与殖民地的75万名奴隶自由。方法是政府付给蓄奴者赎金，每人27英镑，合起来2000万英镑，去买所有奴隶的自由。

66 另一个战场

    1815年拿破仑下台后，欧洲各国的政治领袖都松了一口气，心想打了大胜仗了，瓜分领土了，欧洲可以长期无战事了。他们绝没想到。和平的时代是把欧洲甚至全世界导向一个完全陌生的战场，这一场仗打到今天甚至以后数十年或更久，都还会打下去。这场战争就是物质主义与德国形而上哲学的兴起。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永远没有结束，只是战争的形态在改变而已。

    威伯福斯说道：“英国在战场上虽然胜利，打败了法国，但英国的生命力却在迅速地减退。”有场更可怕的风暴正在逼近，以后要丧命在这场风暴之下的人，要用百万为单位才能计算出。德国康德的唯心论，认为人类的道德可以诉诸良心，不用诉诸信仰；休谟的不可知论，抬高人的理性，批判《圣经》的超然；在英国，雪莱以他的浪漫长诗、歌剧、抒情散文，歌颂革命的美、造反的美；欧文强烈地批判信仰，认为该把上帝赶出政治，才叫“政教分离”，才叫政治自由；柯柏特利用新兴的报业，认为密集的大众传播可以填满社会大众的每个思想细胞。鼓吹政治无用论，叫受苦工人团结起来革命，反对政府、反对科技、反对工业、反对医学〔牛痘〕，只要回归自然；卡特赖特提倡全民宪章运动，鼓励工人以暴力争取权力；亨特以群众心理学起家，鼓吹民间要产生类似军队的组织，以团结的自我学习来凝聚，以群众示威来酿造影响社会的力量，甚至诱逼政府用武力对付示威，再让百姓来质疑政府权力的使用是否超过宪法；有些更极端的，甚至以政治谋杀来迅速制造个人英雄形象。这些大名在今天都已名列社会自由、平等运动的封神榜内，成为许多人仍在讴歌、颂扬的对象。在人类的历史上受到如此巨大思想冲击的时代，屈指可数。

67 致怀疑论者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在这新时代洪流下，力挽狂澜，他们起来呼吁：“德国的哲学看来好像扩大了思考空间、丰富了知识，使人迈进了真理的殿堂。其实这批绝顶聪明的人，提出复杂的理论，带领人走迷宫一般走人歧途而不知如何自拔。真理是清楚明亮的。”但是效果很小，这场历史戏才刚开演，很多人还看不清，这些哲学家给人画了一个好大的窗户，以后一百年自认拥有聪明脑袋的人，拼命由那扇窗户向外看，希望能看出点什么，也许有一天才会恍然大悟：“啊!原来那扇窗户是画在墙壁上的一个框框罢了!”唉!看来看去把一生的光阴都看过去了。威伯福斯曾以书信答辩欧文的攻击，也与柯柏特辩论。他在《真实的基督教》一书中有篇《致怀疑论者与统一神灵论者的简短公开信》，有非常精辟的辩论：“我要请问怀疑论者，当你们批判基督教的信仰时，你们能不能诚实地说，到底有没有认真、仔细地查考过整本《圣经》?到底你们的批判是来自查考得不够呢还是漫不经心的论断?是先人为主的主观呢还是自他处引用有偏差的观念，来衡量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其实依我看，许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已经不再好好查考《圣经》了，而是用自己长大时学到的批判技巧，来批判自己小时候一知半解的部分真理，以免上帝刻在他们良心上的神圣声音，控告他们思想、行为、心灵上的不检，于是以道听途说的一些见解反过来批判《圣经》，这是堕落的人性逃避真理的一贯伎俩。你们如果愈了解真理，就会愈明白《圣经》里不易了解的地方，而非一开始就挑不易了解的经文来批判。这是一个聪明人很容易受到的试探，证明自己的思索比《圣经》高明、优越。……这种批判思想的形成，起初是一种对经文不自觉的臆测，然后以能质疑别人的信仰而窃喜，以能化解心中良心的控告而自觉高明，让怀疑在意识里生根，最后让整个信仰流失，但是自己再也不能确定什么是准确，什么是圣洁。一个人批判《圣经》，其实也在批判他最深的自我。”

68 思想冲击之下的两大持守

    威伯福斯呼吁基督徒在时代新思潮的冲击下，应该“持守加尔文主义”，并应有“卫斯理福音大复兴时强调的重生经历”。他又同时提出“不要把加尔文主义弄成僵硬的神学教条”，不要把重生经验讲成是“奥秘的经验主义”。他看到当时的基督徒遇到新思潮冲击时，不像是一支开往前线准备打仗的队伍，而像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冲。神职人员离开他们的羊群，基督徒失去传福音的热忱，有的往末世派奔，有的往奥秘派奔，有的往反科学的基要派奔，有的往模棱两可的现代派奔……尤其是在伦敦等大城市的教会最先失去原来纯正的福音立场。他讲道：“在这时，持守纯正信仰的，反而是乡下吃苦耐劳的传道人。”  为些，威伯福斯在1815年开始成立“英国基督徒专业人员圣经公会”，简称为“圣经公会”。这个团体以具有福音热忱，并在工作上有良好声誉的人为成员。他们每星期五晚上在基督徒的家庭聚会，一起用餐、唱诗、祷告、仔细查考《圣经》而后讨论如何关怀周围的人。当时讨论的题目有监狱福音、贫民教育、受刑人出狱后在社会的适应与工作、杜绝赌博、援助流浪儿童……有些讨论题目小至如何清扫街道、修护街灯，大至如何推动国家银行法、税法、刑法的改革，并在讨论后就去实行。威伯福斯说这个聚会的目的是“更敏锐于人的需要与感觉，在社会上许多正反方的看法中，不轻易涉人任何一方，要先用上帝的眼光与《圣经》的角度来衡量全局，然后再参与改革，并且在改革中忍耐，等待结果”。

    威伯福斯找罗素〔1792—1878〕担任圣经公会主席，并且在英国各处联络，成立超宗派的分会。这个团体出了许多杰出的大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等，后来在历史上最著名的有5位后起之秀。

69 克拉朋联盟的后起之秀

    大政治家罗素，后来两度担任英国首相〔1846—1852，1865—1866〕，被公认为是威伯福斯议院改革的接班人。如同威伯福斯，他以基督徒的卓越、清廉与正直，赢得全国百姓的称赞。在近代史上他个人的知名度，要超过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他改革刑事审判制度。以前一个嫌疑犯被法庭起诉的次数几乎没有限制，他改革法庭成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因此一个嫌疑犯被控告的次数有所限制。最高法院宣判无罪就是无罪，不得再提出起诉。罗素把耶稣基督的救赎过程，融人刑事审判程序里，这个改革造福了无数人。他又建立官方具公信力的罪犯检查制度，建立公立学校制度，把全国卫生系统的设施建设放在所有工程建设的第一位，推动自由贸易，配合艾希礼爵士〔18世纪英国工运领袖〕推进工作时数不超过10小时法案。

    第二位是经济学家萨德勒〔1780一1835〕。他公开反对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太悲观了。他认为上帝给人的食物只会有余，不会不足。社会上粮食缺乏不是因为生产不足而是因为分配不均，以及人为的忽略，破坏生产环境。因此在议院里，他为遭受分配不均的穷人劳工争取福利。他担任政府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主席，执行工作时数不得超过10小时的法令，1833年更提出童工限制法案，坚决反对用童工去无限制生产。在工厂管理委员会里，他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工作，这个委员会一年开会40次以上。操劳过度导致他两年后就过世。他的好友艾希礼爵士接续他，成为举世闻名的改善穷人工作条件的“穷人之友”。

    文学家蒙哥马利〔1771一l854〕，出过20本诗集，文笔行云流水，文章短小精辟，在当时被称为是最好的诗人之一。他的父亲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士。蒙哥马利从小就秉承父亲的布道热忱，虽然家里很穷以致受教育不多，但他以《圣经》自修，熟背《圣经》，尤其是诗篇，配合他长期从事的工作，敏锐地感受人生痛苦，创造出一种特有的文字风格，字里行间散发出炽热的爱与深刻的见解。

    商人古柏，他被别人称为“善良的贵格会信徒”，是一位精明的基督徒布商。以从商的经验，他了解蓄奴地主、奴隶贩子的想法。有一天开会时，他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以经商手法，解放黑奴。”打开世界地图，随着太平洋探险队前进的路线，他指出地图上印度以东，还有一大片的土地——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是“上帝所赐，适合种植甘蔗与茶叶的地方，而且未开发国家的人工便宜，鼓励用东南亚的廉价人力市场，取代殖民地日益昂贵的奴隶管理费用。这样蓄奴者自然会放弃奴隶……同时以我的经营观点，应该鼓励机械化。如此比用奴隶的成本更便宜……威伯福斯一直用立法与政府力量废除奴隶，这个方法有其极限，尚需民间经济市场来配合，因为殖民地生意人看的是钱，不是道德，更不是法令。所以用钱来引导他们，放弃奴隶，如果挪转资金可以赚更多钱，奴隶迟早一定会得解放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从这些地方的种植——甘蔗与茶，就不得不佩服这位基督徒商人前瞻的眼光。后来历史学家将普世奴隶制度的废除，归功于四点：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在政治立法上的道德形象，黑奴福音大复兴与宣教士史密斯的死，古柏的市场经济论，与以下要提的文学创作的普世影响。

    巴克斯顿议员〔1786—1845，一个身高接近200厘米的巨人，人家说巴克斯顿与威伯福斯在一起就像大钟与小铃铛。而他的确是声音大如洪钟。他热血沸腾，不太聪明，却力持正义。威伯福斯第一次在聚会中看到这个巨人，就说这人有“婴孩般的单纯”。别人都叫这个巨人做保镖类的工作，威伯福斯却鼓励这个巨人往文艺写作发展。巴克斯顿还真的写了两本书——《监狱管理之探讨》与《非洲奴隶贩卖与矫治之道》流传至今。威伯福斯1824年退出议院，把废除奴隶的大任，交棒给这位忠心的巨人。果然1833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解放宣言》，就是在这位巨人的领导下通过的。

    历史证明这个基督徒专业人员圣经公会，使英国教会于风雨飘摇之际，成为一支守住福音真理、安定社会的队伍，并且至少又使英国有一百多年〔1815—1930〕不仅在政治上强盛，也使国家的立法基础不致远离《圣经》真理。

70 基督徒女性参与文学创作

    在普世奴隶自由化运动中，历史上认为最关键的人物，除了威伯福斯外，另一个就是名叫莫尔〔1745—1833〕的基督徒女作家。

    1775年潘恩写出《常识》，呼吁北美殖民地群起“反对付税给英国，追求独立”，被认为是一代名著。潘恩在1791年又写《人权》，替法国大革命辩护，提倡革命有理，但是他忽略了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虽然口号“自由、平等”相同，实质却不同。法国革命所要的自由、平等是要打倒信仰，反对一切传统的自由平等，结果所得的只是平等的表象，全国人民反而失去了实质的平等。1792年有一本书《乡野政谈》出版。公开反对潘恩的《人权》。《乡野政谈》这本书一下子几乎被英美百姓抢购一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莫尔。

    《乡野政谈》用平实、清晰的笔法，写乡下一个铁匠与瓦匠在对谈，瓦匠代表潘恩《人权》一书的论点，铁匠告诉瓦匠，这样的论点错在哪里，会带来怎样的危机。莫尔出版这本书后，引起不少攻击激进分子攻击她“不尊重法国的革命政治体制”，连有些基督徒也抨击她：“法国是个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理当受血腥的攻击——这是天谴。”莫尔不为所动，几乎变卖所有，资助法国天主教神父逃出迫害。威伯福斯、桑顿、麦考利公开支持她，出钱给她组成“廉价单张协会”，在短短3年内，《乡野政谈》以廉价至少卖出200万册。

    莫尔也写了许多传福音的小册子。1795年到1798年，英国出了114本福音小册子。她一个人就写了49本。这些福音小册子的流传，促成了1799年“伦敦圣教书会”的成立。她写的文章有故事、歌谣、短文，印刷精美，价格低廉，一下子欧美各国的监狱、学校、医院、军队、贫民收容所……都可以看到。

    她的文章不仅让许多人得帮助，也间接地鼓舞了后来许多女性投入写作，包括著名的基督徒女作家、钱德勒、查普曼和斯托夫人等人。其中斯托夫人所写的《黑奴吁天录》〔或称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的黑奴解放有很深的影响。

    莫尔死前有很多人为她祷告，她说：“如果我延长的生命，没有比以前更荣耀主，我愿现在就到我荣耀的主那里去。”至于潘恩，他做过的好事帮助了不少人。他做的错事，却害惨了更多人。

71 一场流行霍乱

    奴隶解放法案在1824年后，推动的进度仍然很慢。主要的原因是威伯福斯与第一代克拉朋联盟的成员都不在议院了，推动法案的如罗素、巴克斯顿等人都太年轻，不过仍锲而不舍地，年年被打败，仍年年再提。到了1830年，在进展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发生7件可怕的事，而能在1833年通过奴隶解放法案。

    “霍乱!霍乱!”报纸上印着头条新闻，瞬间许多人抽搐着倒下，灾区都用绳子围起来，病人满坑满谷，所有的英国人都吓呆了，大不列颠帝国的荣华，在一个流行病面前显得多么无助啊!染上霍乱的军舰，全船的人都死光，成为漂流大洋的鬼船。光是英伦三岛当年就死了32000人，还不包括躺在医院发抖的83000人。“英国议院再不请奴隶立刻自由而去，英国就要像《圣经·出埃及记》里的法老王国了!”群众怒吼道。1833年上下议院终于通过议案，宣布“黑奴自由”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让奴隶自由的法案。捆绑奴隶最后的一环断开了。这一年成为黑奴的禧年。

对人传讲那简单、清楚、重要的真理，我愿你一生不离开那条古老的道路，愿上帝祝福你。

1828年的冬天，

退休后的威伯福斯，

静静地站在窗前，

望着屋前留在米尔山丘上的积雪，

面如死灰，束手无策。

他处理过议会里多少困难的法案，

却无法回答小女儿的这个问题：

“爸爸，为什么我不能嫁给一个爱我的蓄奴男士?”

那一瞬间，他真希望他行进中的生命齿轮跳过这一天，

“爸爸，你在想什么?

他是那么好，又英俊，又有钱，又体贴，学问又好，

只是奴隶多一点……”

威伯福斯转过头对小女儿伊丽莎白说道：

“你知道我一贯的立场。”

“那是你的立场，但是我有我的立场。”

威伯福斯答道：

“你可以不理爸爸的立场，

但是你不能不理那位

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立场，

你可以自己决定，

愿那是来自圣洁与尊贵。”

女儿愤愤地离去。

威伯福斯感到忧伤，

为什么多年来的教导、祷告、榜样，

都没有果效?

……

春天来了，

在每天的家庭聚会里，

老管家弹着琴，其他人一个个轮流唱，

忽然那缺席很久的女儿进来了，

她最后起来和着：

“信他!赞他!信他!赞他!直到永远。’

一家人同声唱和。

……

四年后·

“爸爸!这一位是詹姆斯先生，”

女儿继续说道，

“我们彼此相爱。

不过他没有钱……

他是一个乡下教会的传道人。”

威伯福斯站起来，拥抱她，说道：

“谢谢你，这是爸爸晚年最喜悦的一件事。”

两年后的一个夜晚，

这位勤奋的乡下传道娘，

在探望别人时染上致命的急性肺炎。

詹姆斯抱着未满周岁的嬰孩，

与威伯福斯在床前痛哭：

“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会如此?”

伊丽莎白没有抱怨，

她死前的意识非常清楚，

平静而安详地为孩子、丈夫、父母祷告，

——交托在上帝手中，然后

平静地逝去。

72 威伯福斯与选举

    威伯福斯长期在下议院担任议员，这职位是经由选举选出的。

威伯福斯对当时选举的活动毫不客气的评价是：“烂!”因为要选上有三种途径：第一是买票〔用金钱贿赂〕，把大把大把的金钱洒向群众，获得欢呼与支持；第二是以突出的受害者或反对者形象，竭尽所能地抹黑对方或揭疮疤，或攻击政府腐败，这也可以得到选票当选；第三是用一种积极、肯定的口气开支票、讲大话、画蓝图、开大会，这也很容易被选上，因为大人物深具群众魅力，讲大话时轻易获得信任。这些途径是英国名作家蒲乐克对当时选举生态的叙述，现在看来，这是世界选举的通病，不只是英国的专利。

    信主以后的威伯福斯，在多次选举中是如何顺利当选的?英国当时最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惠萧这样写威伯福斯：

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特殊的人。

他的感情是直接地流露在脸上，

待人亲切和蔼，

给人感觉如沐春风，

他工作极为勤奋，

并且声称除了《圣经》的基要真理，

与上帝托付他的政治责任——废除奴隶制度，

他没有任何特殊、固定的政治立场。

我猜想他是一个经常摇摆于

全力投入世界改革。

或是

全身远离政治喧闹的人。

当时的政治家史提芬在回忆录中写威伯福斯：

一个用心灵与诚实

在政治圈中与上帝同行的人，

表现出来的竟是一种优柔寡断。

使他在政治圈中的反应都比别人迟缓一些，

这一点迟缓。

是他挣扎于天生的软弱人性，

与要把每一个抉择建立在

恒久稳固的属灵磐石上的结果。

当时法国名女记者德斯特写道：

我很早就听说威伯福斯是

信仰最敬虔的政治家，

没想到，他的演讲，

字句感人。

震撼了听众的每一根心弦。

    可是这个感人的演说家，坚持不在竞选时与人辩论。年轻的卡姆登爵士问他理由，威伯福斯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许多政治家，在选举时为着政策的正反两面，吵得不可开交，使选民以为他们双方政治理念南辕北辙、绝对不同。其实，如果把焦点放在他们双方所要的利益上，你会发现双方立场完全相同。……所以当你听选举的争辩时，愿你能分辨得出，把双方情绪滤除，把攻击字眼滤除，把政党利益滤除，其实他们并没有冲突。所以我不想介入别人的政治纷争，也不想去排解，以免阻碍他们的利益寻求。我争的是人民真正的益处。……其实，任何党派不同的政治策略，对国家的影响都很小，重要的是整个政府的立法、执法权柄是否建立在公义与慈爱两个基础上。如果是，任何党派来执行政治策略，都可以产生有利于人民的结果。”

    威伯福斯在选举时的表现，现在看来是匪夷所思。他只有在登记候选与投票时才出现，选举期间他销声匿迹，避不见人。这时是他最好的休息时间，他的结肠炎都是在这时赴医就诊。平常的政绩与见证已是他最好的助选员。他始终是最高票当选。

    1807年，《废除奴隶贩卖法案》通过，威伯福斯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一般政治法案的胜利会带来更多的权力，任何政治家都知道政治权力是一张网，这网要撑得大，选举是最好的时机。以法案争取权力，以权力在选举时网住更多的班底上来，成为争取下个法案通过的资本，如此，权力就像滚雪球般可以愈滚愈大。可是1808年全国大选时，威伯福斯说：“我不为任何党派、任何候选人助选。”然后他就失踪了，弄得许多本来想用他“金字招牌”大名的候选人，都骂他是无情、骗子、摆架子、政治自大狂。而他真的病了，不是政治病，而是结肠炎。他说：“每一个人投票，都该是自己良知与理智的判断。”

73 戴着铁币匡的男人

    岁月像是涓涓的流水，带走一度充沛的体力与精神。威伯福斯的弱视症、结肠炎，长期压力造成的胸口痛，使他的腰部逐渐承受不了体重而上半身向前倾。医生在他的胸口，挂上一个皮革包裹的铁框，支持他的上半身。在威伯福斯人生末了的十多年，他每天需要挂着这副铁框才能走动。扭曲的身体，使他在议院久坐或讲一些话，就会猛力地咳嗽一阵，肺部也逐渐失去昔日的功能了。威伯福斯写道：“这个铁框使我随时想到自己原是多么软弱，在忙碌中我需要放慢我的脚步。喔!感谢主耶稣的恩典，我真是每时每刻需要他的帮助……我年纪愈大，愈能感觉到耶稣的带领是那样地细腻。”

    老年的健忘，使他被抱怨的机会也多了。有次他答应去参加罗伯茨举办的会议，结果因为忘了而爽约。罗伯茨给他一封义正辞严的信：“你的失信有失基督徒的见证，你在答应别人任何事以前，必须衡量你的时间与能力。”威伯福斯回信：“你所说的实在是我生命里不易改变的天性。我深信你是我忠实的朋友，因为你坦白指出我的缺点。”从此威伯福斯开始每天写备忘录。不过面对政治圈里永无止尽的会议，选民纷至沓来的问题与需求，政治生涯的危机，世代交替时的千头万绪……而自己的体力却愈来愈有限之时，他每天以《圣经·箴言》4章11节作为祷告，求主“指教我走智慧的道，引导我行正直的路”。他一生最喜爱的《圣经》经节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入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圣经·腓力比书》4章6—7节〕

74 时代的见证者

    1824年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又成功地创立“英国皇家防止动物虐待基金会”，推动成立“英国国立美术馆”，立法成立“信托储蓄银行”。那年他宣布自议院退休，他最后的演讲是：

    我已经打过了漫长的争战。

    我已经面对了许多政敌

    欺骗与毁谤的风暴，

    我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

    多年来在废除奴隶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