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是世界公认改变二十世纪人类命运和历史的伟人。他卫护人性尊严和基本人权的努力，以及对人类的福祉和社会正义与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多不可胜述，只以他用道德的勇气和精神的感召，没有用一兵一卒，和平地瓦解了唯物无神意识形态的独裁政权，解救了许多受压迫者，而使他们重获人性尊严和基本人权与自由的贡献而言，就是一位令人景仰怀念的历史伟人。

    为这个缘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二00五年四月二日逝世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整个人类不分种族、国家、宗教、阶级、年龄、性别，无不同声哀悼。从四月二日去世到四月八日殡葬的一周之内，由世界各地拥往罗马哀悼及瞻仰遗容的人，据媒体报导就有四百多万，并且大多数是青年人。殡葬日有一百五十四个国家的元首率代表团参礼致哀。此外还有各大宗教团体以及国际各大组织推派的代表参与丧礼。这个空前的盛大丧礼，说明了若望保禄二世对促进人类福祉以及对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的贡献是如何伟大，留给世人的影响是如何深远!

    除了对整个人类的贡献之外，不得不提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普世教会的伟大贡献。他生长于教会多难之秋，内有极端保守与自由前进派之争，外有纳粹以及唯物无神之独裁政权的暴力迫害，再加上充满唯理、自我、自由、享受、世俗等主义盛行之社会大环境之污染和渗透，教会急需革新与适应。于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圣神的启迪领导之下筹备并召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梵二召开期间，是一位年轻力壮思想敏锐的主教。在大公会议的文献中留有他许多宝贵的建议。在他当选教宗之后，他认为积极推行梵二大公会议之决议是他的首要使命之一。他本着梵二大公会议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勇敢地卫护闽明教会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大胆开放地向各宗教以及整个世界开诚布公地沟通交谈。除了私下接见或拜访各大宗教领袖之外，还两次公开邀请各大宗教领袖在亚西西一起为世界和平祈祷。他向世界开放交谈，除了到联合国演讲，接见及拜访世界各领域的领袖之外，他还到一百多国做牧灵之旅，以便接触当地民众，了解他们的疾苦以及普世各地重大的问题，努力协助予以解决。

    二十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遭受普世性战祸最惨烈的一个时代，曾遭遇两次世界大战，各地内战之频繁也是其它世纪所罕见。此外，各种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例如纳粹、法西斯、帝国殖民主义以及无神主义等，都以暴力强加于善良平民，使民众失去他们的人性尊严和基本人权，做这些意识形态政权的奴隶。天主为挽救这个时代的危机以及教会的困境，曾以各种磨练准备了一位改变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和教会危机的伟人。他就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教宗年幼时，饱受战乱、饥饿、极权统治以及丧亲之痛。他九岁丧母，十二岁痛失他所崇拜的长兄年轻医生，二十一岁时又痛失和他相依为命的父亲。现在他不但孤苦零丁，而且还被纳粹强迫停学去做矿工，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养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章句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从小经过各种患难的磨练，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对信仰及真理的坚持，愈挫愈勇的大无畏的精神，视野辽阔高远的胸怀，悲天悯人的爱心，待人接物的诚恳，处理事物的洞彻与明快等特长，都是领导现代世界和教会在狂风大浪中稳妥航向真理、正义、仁爱、和平之口岸不可或缺的美德。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人格是那么崇高伟大，犹如一座高山峻岭，在他面前我们只能说「高山仰止」，无法窥其全貌。庆幸，他自己写了两册回忆录：一册是《礼物与奥迹》，中译本也刊印问世；另一册就是本书《教宗回忆录》。这本书是教宗为纪念他晋牧四十五周年以及当选伯多禄继承人二十五周年双重庆典时所撰写的，也算是《礼物与奥迹》一书的续集。在这本书中，教宗特别讲述他在一九五十年晋升主教以后的牧灵福传以及管理教区和普世教会的经验。在他讲述大事时，也常搀杂一些不为人知的有趣小故事，使读者爱不释手。并且从这些有趣的故事背后，可以略窥教宗的信仰生活以及他治理教会之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特质。

    从《教宗回忆录》中可窥见他在主教以及教宗之职位上的成功秘诀。他是一个会祈祷的人，遇到任何事故，他都会用祈祷寻找天主的圣意。在认清了天主的旨意后，他求天主助佑。他信赖天主的助佑，便勇往直前，全力以赴，努力完成天主托付给他的使命。教宗虽然日理万机，非常繁忙，但他能够以祈祷将每日的劳苦化做甜美爱的生活。我和教宗接触二十五年之久，从未见到他烦躁不安。被刺之后，他的健康日渐衰退，连行动不便坐轮椅时，也没有妨碍他尽教宗应尽的职务。在他去世前五天，在医院接受气切后刚出院，就想向聚在伯多禄广场的群众致候。因气切而发不出声音，看到他做最后发声努力时的痛苦表情，真使人落泪。教宗为群羊真是鞠躬尽瘁，达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地步。能为这样伟大的一位《教宗回忆录》写序，真是我莫大的光荣。

    单国玺  序于高雄静居

    二00八年三月一日

    「哇，好大的手!」

    一九九一年暑假，那是我第一次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这位时代「巨擘」握手的惊讶。他的手掌真的很大，棉松松的，但比平常人厚实得多。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从来也不知道跟一位世界级人物握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眼前这一位全球推崇的宗教领袖，白衣长袍，神采熠熠地在保禄六世大厅走过一行行的群众。所到之处无不万头钻动，大家使出全身力气用劲伸出手来，为的就是一触独一无二的教宗，哪怕只是短短一秒钟。而他也努力向人们伸出双手，尽可能地满足他可触及的人们，好像不希望让大家失望而归一样。待他一经过，兴奋的老人也好、小孩也罢，各处在他的背影后面议论纷纷：「你真的有握到吗?感觉怎么样?……」

    感觉怎样?一时我也说不上来，只有待时间来慢慢帮忙厘清。一九九四年暑假，我再次有机会到梵蒂冈，又是在保禄六世大厅，同样的情景再度上演。不同的群众，但热情有增无减。各国彩旗飞舞，欢迎教宗的唱和此起彼落，仿佛到了这里，世界只是一家，因为大家所喊的都是同样的Papa, Papa!

    时间到了，教宗拄着拐杖走进了会场，才刚刚坐下，又赶紧站了起来，对着麦克风脱稿演出：「我还是站着好了，不然你们明天会看到报纸说：『教宗不行啦!巳全场爆笑，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还只是每个星期三的固定公开接见，若再加上其它的大小会面和各种会议，以及由全球各地堆积在他双肩上的负担……若望保禄难道是铁打的吗?我惊异于他继续为人付出的决心和毅力，也在近距离看到教宗的脸上多了一些刻痕。

    一九九六年，我刚由一位修±受祝圣成为神父。因为长上指派到修院服务的关系，那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在北意大利举办的讲习班。五十多位学员几乎都是世界各角落来的神父。期间班主任特别安排了一趟罗马之旅，重点之一当然是去晋见教宗。我们被安置在前排的位子，好让教宗容易走近我们。大家等待的当儿，还你一口我一语的，谈论着教宗近来身体微恙的传闻，毕竟几年前的枪伤可不是件小事。

    鼓乐声吹起!他来了，背驼了!更形缓慢的步伐，泄漏了岁月不可逆转的痕迹，然而掌声更响，群众欢呼的时间更长。走过美苏的冷战，卸下波兰的铁幕，重创柏林的围墙。眼见他如此屈躬，大家知道他真的是把自己消耗了，而我们都知道为什么。

    两千年大禧年，世界青年日在罗马举行，我与两百多万青年夹杂在大学的广场里庆祝。前一天的晚会中他坐在椅子上，高兴地跟着青年们在风中的节韵里，挥舞手里高举的令牌。为他，权位不是为把持的，是为分享、为服务的。

    最后一天的上午是弥撒感恩圣祭，我有幸到五层楼的高台上共祭，那是距离教宗最近的地方了，也是整个会场的中心。极目眺望，人数多得看不到边际，大家都为一个目的而来，但是教宗本人的宣讲却朴实无奇，他只宣讲复活的耶稣：教宗知道他今天之所以在这里，要让人看到听到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我们真正唯一的中心——主基督。

    二00二年我来到罗马进修，有比较长的时间相机会听闻教宗训勉。他已经很不容易站起来了，多半是坐在为他特制的升降轮椅中由专人推着。若望保禄的身影更形伛凄，但他还是坚持要走人人群中。就这样，我参加过他主持的好几次大礼弥撒、公接见、三钟经、音乐会，甚至还一起看过电影!当然也都是在人群中。他不离开人，人也不离开他。

    二00五年初春，罗马的气氛越来越沈郁，若望保禄二世卧病的消息阵痛着许多人的胸口。这一年的复活节尤其诡异：教宗在他的窗口盛装出现，广场一如往常挤满了人。应该是要祝福大家复活节快乐的，可是他努力试了又试，自己为气切所苦的喉咙却无法争气，扩音器再也传不出他清脆宏亮的问候了：嘶＾＾嘶＾＾!教宗看着手上的讲稿，愤忾的重重拍击了两下讲道台。痛苦的表情，掩盖不了满胸还想跟世人分享真理福音的渴望!他举起手来，无声地降福大家、降福世界，然后隐没。此时好多人早已热泪盈眶。

窗子又关上了。——这一关，再没有为他的公开现身而开过……。新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出现了。他上任之初就以特有的诗意安慰大家：若望保禄二世，此刻正在天上的窗口回瞄大家呢!

    是的，我相信!

    本书中文版的出现是一波三折，而在审阅的过程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身影不时浮现目前。那曲折难料的历验，由他自己娓娓道出，读来更觉温馨，也更令人体会他的用心。为我个人而言，能够接手这份工作是负担，也实在是福气。而当时与教宗握手的经验，早就不是一个感觉可以形容的了：那已成为一份深挚的感动。

     我诚恳地感谢参与工作、让这本书能呈现于世人之前的每一位。

    我感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谢谢您，谢谢您的爱，也谢谢您勇敢的见证!

    《礼物与奥迹》  一书是我早年司铎生活的回忆及反省。书出皈后，我收到许多响应，特别是年轻人的响应，告诉我他们多么喜爱这本书。我因此了解，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我要给你们牧者》劝谕的个人补充，给了他们很可贵的帮助，来分辨他们自己的圣召。这令我非常欣慰。愿基督继续利用这些反省，使许多年轻人能听到牠的召唤：「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谷一17）

    在我晋牧四十五周年，以及被选为伯多禄继承人二十五周年时，我受邀为我的回忆写一续集，时间是从一九五八年我被任命为主教那年开始。我觉得应该像《礼物与奥迹》一书一样，接受这个提议。此外，还有另一个动机促使我回顾及整理这些回忆和反省，那就是我刚发表了一份有关主教牧职的文件——《羊群的牧者》宗座劝谕。在这份文件中，我将两千年大禧年举行第十届世界主教会议常务会议期间，所产生的想法加以整合。当我在大会会场聆听他们的陈述，以及后来读到他们的建议时，我想起了在克拉科夫教区服务的那段岁月，以及成为伯多禄继承人后，在罗马所遇到的许多新情况。

    我希望将这些想法形诸文字，好与他人分享基督之爱的见证，祂在各个时代中召唤了新的门徒继承人，借着这易碎的瓦器，把祂的恩宠倾注在其他人心中。圣保禄对年轻主教弟茂德所说的话，不断在我心中回荡：「天主拯救了我们，以圣召召叫了我们，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而是按照祂的决意和恩宠：这恩宠是万世以前，在基督耶稣内赐予我们的。」《弟后一9》

    我把本书献给我的主教弟兄以及全体天主子民，表示我对他们的爱。愿本书能帮助所有愿意了解主教牧职的伟大及与此牧职有关的难处、同时也愿了解在日日履行此牧职时所带来的喜乐的人。我邀请所有人与我一起向天主唱出赞美及感恩的歌咏。让我们定睛凝视基督，因着永不让我们失望的望德而坚强，让我们在新千年的路上一同前行：「起来，我们上路吧!」（参阅谷十四42）。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圣召的源头

    我启程去寻找我圣召的源头。它在耶路撒冷的晚餐厅里拍打着。感谢天主，让我在两千年大禧年时，来到晚餐厅〔谷十四15〕祈祷!主耶稣正是在这里举行最后的晚餐。我的思绪回到那个值得记念的圣周四。基督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若十三1〕，因此在那个晚上，基督授给宗徒为新约的司祭。

我看见祂在我们每一位宗徒继承人前俯身，为我们洗脚。我仿佛听见祂对我、对我们说：「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你们称我『师傅』、  『王子』，说得正对；我的确是。若我为主子、为师傅的，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立了榜样，叫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若十三12～16〕

    让我们与伯多禄、安德肋、雅各布伯以及若望……，一起继续聆听：「正如父爱了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爱内，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祂的爱内一样。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若十五9～14〕

    我们圣召中爱德的奥迹不正包含在这几句话之中吗?教会内每一圣召的根源就在于基督说过「他正是为此时辰而来的」这段话〔参见若十二27〕。从这段话中，倾流出给人生命的汁液，得以滋养每一个圣召：不但滋养宗徒及宗徒继承人的圣召，也滋养其他所有的圣召，因为天主圣子希望做每个人的「朋友」：祂为所有人舍弃了性命。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最重要、最珍贵、最神圣的：天主父和基督对我们的爱，天主的以及我们的喜乐，还有在我们履行天主诫命时，所表达出来对天主的友谊和忠诚。这段话也包含了圣召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去结果实，去结常存的果实〔若十五16〕。

    「爱」是结合一切的因素：天主位格（三位一体〕方面是爱本体的结合，而在很不同的层面上祂把人们以及他们各不同的叫结合。我们将生命托付给先爱了我们的基督，祂做了我们的好牧人，并为我们舍弃性命。宗徒听到了基督的话，把这些话应用在自己身上，做为他们个人的圣召。因此我们——宗徒的继承人、基督的教会的牧者!受到这爱的催迫，必须率先响应这爱，不但忠实地履行诫命，而且每一天都要为吾主天主的朋友献出生命。

    「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生命。」〔若十11〕二00三年十月十六日是我当选教宗职务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在罗马圣伯多禄广场讲道时，我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宗徒并不明白耶稣指的是祂自己。就连祂钟爱的门徒若望也不明白。直到在加尔瓦略山的十宇架下，看到耶稣为祂的『羊群』默默牺牲性命时，他才终于明白。等到若望和其它宗徒承受同样使命的时候来到，那时他们才记起耶稣的话。他们明白，他们之所以能达成使命，全是因为基督已向他们保证了，祂自己会在他们当中工作的缘故。」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常存的果实。」〔若十五16〕不是你们，是我!这便是一位主教牧灵使命有成效的基础。

召叫

    一九五八年七月，我正与一群划独木舟的朋友搭火车前往欧基亭。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这群朋友就一起度假。部分假期在山间度过，最常去的地方是卑哲札地山脉，部分假期则在马厝里地区的湖边度过。这年七月，我们的假期活动刚开始，要去的目的地是威纳河。所以我们正在前往欧基亭的火车上。我对一位绰号「海军上将」的同伴——就我记忆所及，他的本名是基司渥·爱德尔——说：「基司渥，我必须离开团体一会儿，因为首席主教召见我，我得去见他。」自从何隆德枢机于一九四八年过世后，斯德望·维辛斯基就成为波兰的首席主教。

    「海军上将」回答说：「没问题，我会想办法。」

    因此，当时候到了，我们便离开那一群朋友，去了欧基亭离我们最近的火车站。

    由于我知道在威纳河度假期间得去见首席主教，因此事先把我较体面的一件长袍留在华沙的朋友家。因为穿着我随身携带的陈旧长袍（在这样的旅行中，我总会带一件长袍和一整套祭衣，以便举行弥撒〕去见首席主教，似乎并不礼貌。

    于是我便出发了。先是划着独木舟在河中顶着波浪前进，然后坐上一辆满载一袋袋面粉的卡车，终于到了欧基亭车站。开往华沙的列车要在当晚很晚才开车。我带了一个睡袋，心想也许能在车站小睡片刻，并请人在旅客登车时叫醒我。结果是并无必要，因为我根本没睡。

    我在约定时间抵达华沙的米欧多瓦街。到了之后才发现，还有三位神父也蒙首席主教召见：西勒西亚的威廉·普鲁达神父，大瑙教区波克尼亚的本堂神父弥格尔·布雷卡吉克神父，以及来自鲁柏林的若瑟·札紫格神父。起初我并未注意到这样的巧合，后来才知道他们为了同样的原因受召见。

    我进入首席主教办公室后，他告诉我，教宗已经任命我为克拉科夫总主教的辅理主教。那一年（一九五八年〕的二月，史丹尼斯劳·侯四邦主教去世。在亚当·萨皮阿枢机主教担任总主教期间，他曾经任辅理主教许多年。

    听了首席主教告诉我圣座的决定，我回答道：「可敬的首席主教，我才三十八岁，太年轻了。」

    但是首席主教说：「这个弱点很快就能改善。请不要违背教宗的旨意。」

    于是我回答说：「好的，我接受。」

    「那么我们一道用午餐吧。」首席主教这样便结束了话题。

    首席主教邀请我们四位同进午餐。那时我才知道威廉·普鲁达神父已被任命为戈佐·威克波斯基的主教。这是当时波兰最大的宗座署理区，包含了谢资勤及克罗别资克，是波兰最古老的教区之一，成立于公元一千年「在同一时候，聂滋诺（巳成为总教区，该教区不仅包括克罗别资克，也包括了克拉科夫及候克劳。若瑟·札紫格神父被任命为鲁柏林的辅理主教（以后他又转派至欧基亭〕），弥格尔·布雷卡吉克神父则被任命为大瑙教区的辅理主教。

    晋见结束时，想到这是我生命中如此重大的事，我不能马上回到划独木舟的朋友那里。我应该先去克拉科夫，向长上欧根纽什·巴济亚克总主教报告。在等候前往克拉科夫的夜车时，我到吴苏乐修女会的圣堂中祈祷了奸几个小时。这座圣堂位在华沙的威士勒拿街上。

    巴济亚克总主教是威扶教区的拉丁礼总主教，他与所有被放逐国外的人有同一命运：他被迫离开威扶。他后来定居在威扶教区一角的卢巴克佐，仍属波兰境内，那是雅尔塔会议所划定的疆界。当时克拉科夫的总主教是亚当·萨皮阿枢机主教，他在去世前一年，请求被逼放弃了自己教区的巴济亚克总主教担任他的助理主教。这就说明了何以我个人的主教职在时间上与这位饱受痛苦试炼的主教有先后的关系。

    第二天，我前往方济会士街三号，去见欧根纽什·巴济亚克总主教，并交给他一封枢机主教的信。我对此记忆犹新。总主教拉着我的手臂进入会客室，那里已坐着几位神父。他说：「Habemus papam（我们有教宗了〕。」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他这句话可说是预言了。

    我告诉总主教，我想回到马厝里去找我的朋友，他们都在威纳河上划独木舟。总主教回答说：「我认为那样否妥当吧。」

    他的答复使我感到为难，于是便去方济会的圣堂拜苦路。我常去这圣堂拜苦路，因为那圣堂的十四处苦路是由若瑟·梅荷夫所绘，极富创意，又有现代感。拜苦路之后，我又去见巴济亚克总主教，重新提出我的要求。我对他说：「可敬的总主教，我非常感谢您的关切，可是我还是要请您准许我回到马厝里去。」

    这一次他回答：「好吧，好吧，你就去吧。但是我要请求你……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务必准时回来接受祝圣。」

    所以当天晚上我再次搭上火车前往欧基亭。我带了一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整晚读着这本书。有一度我睡着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

    抵达欧基亭时，我的队友已在那里了。他们划独木舟沿威纳河而下。「海军上将」来车站接我，对我说：『大叔』成为主教了吗?」

  　我回答：「是的。」

  　他又说：「我心里就是这么猜想，这也是我对你的期望。」

  　事实上在不久之前，在我晋铎十周年时，他已对我有此祝愿。我被任命为主教时，做神父还不满十二年。

    我一路上睡得很少。抵达目的地时，感到十分疲倦。不过在休息之前，我先去圣堂奉献一台弥撒。这教堂是由大学的校牧依纳爵·托卡祖克神父负责管理，他后来也被任命为主教。小憩片刻醒来之后，我发现消息已经传开来了，因为托卡祖克神父对我说：「我们的新主教，恭喜恭喜!」

    我笑了笑，便去和我的独木舟朋友会合。当我拿起木桨，再一次有种奇怪的感觉。日期上的巧合触动了我：我任命的日期是七月四日，正好也是瓦维尔主教座堂祝圣的纪念日。我一向珍视这个纪念日。我认为这个巧合必定有个特殊意义。我也想到，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划独木舟了。不过我应该说明，后来我还是有很多机会在马厝里的河中和湖水里游泳、划独木舟。事实上，我一直从事这些活动，直到一九七八年为止。

宗徒的继承人

    暑假结束后，我回到克拉科夫为祝圣做准备，日期定在九月二十八日圣文才瞻礼日，圣文才是瓦维尔主教座堂的主保，由此足证波兰和波西米亚之问的历史渊源。圣文才是波西米亚的伯爵，他为主殉道，且死于亲身兄弟之手。他自己的国家也尊他为主保圣人。

    我为晋牧所做的准备中，最重要的就是避静。我去了丁尼克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历史悠久，也是我常去的。这一次避静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就要成为一名主教，我已经被任命。在祝圣为主教之前，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必须尽可能善加利用。

    我做了六天的避静——六天的默想。亲爱的上主，多么丰硕的成果啊!成为「宗徒的继承人」——恰巧在那几天，我从一位我认识的物理学家口中听到了这几个字。显然凡有信仰的人十分重视此宗徒的传承。而我，身为一个「继承人」，以极谦卑的心情想到基督的宗徒，以及悠长不断一位接一位的主教；他们借着覆手礼，把宗徒职务传给他们的继承人。现在他们要把这职务传给我。我亲身感受到与他们每一位相连。在这连续不断的主教职务中，我们知道许多位的名字。有些主教的牧民工作亦为大家所熟知，且受到称扬。然而，即使是时代久远、而今已不知名姓的主教，他们的主教圣召以及他们的工作依然持续——「结长存的果实」〔若十五：2〕。此事是借着我们——宗徒的继承人——而实现。更正确地说，是借着主教们的手以及圣事的效力，我们得以与基督结合。祂「于创世以前」〔弗一 4〕，就拣选了他们，也拣选了我们。这是多么奇妙的礼物与奥迹！

     请看，这是一位大司祭，他在一生中行事中悦上主……所以上主借着誓言使他在祂的子民中茁壮（Ecce sacerdos magnus gui in diebussuis placuit Deo ……Ideo iurerando fecit illum Dominus crescere in plebemsuam）。我们在礼仪中这样唱着。这位新而永久盟约的大司祭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祂死于十字架上，为祂的羊——就是全人类——牺牲生命，而完成了司祭职的祭献。祂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前一晚，在最后晚餐中建立了圣秩圣事。祂以双手拿起面饼，说：「这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稍后，祂又拿起盛满酒的杯爵，说：「这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过。」最后祂又说：「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祂在宗徒面前说了这些话，而伯多禄是那十二位宗徒之长。基督对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就这样，祂建立了宗徒像祂一样的司祭，新盟约的大司祭。

    宗徒们在最后晚餐中，或许未能立即完全了解这些话的意义——到了第二天，基督的身体已交付与死亡，祂的血从十字架上倾流下来时，他们就明白了他的话。也许在最后晚餐时，宗徒们仅仅了解到，他们要用面饼和酒来重现最后晚餐的礼仪。〔宗徒大事录〕记载，初期基督徒在经历基督死而复活的鍮越奥迹之后，就专务「擘饼和祈祷」〔宗二42〕。那时候，大家已十分明白此一礼仪的意义了。

    在天主教的礼仪中，圣周四是纪念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即建立圣体圣事的日子。圣体圣事的举行，从耶路撒冷的晚餐厅逐渐传到全世界。最初宗徒是在耶路撒冷举行圣体圣事，后来随着福音的传播，这个圣事就由宗徒及经他们覆手的门徒举行，地点也从小亚细亚开始，不断增加新的地区。最后，由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圣体圣事终于传到罗马——当时的世界中心。几世纪后，它传到了波兰的维斯杜拉河。

    记得在我晋牧前的避静中，我感谢天主用特别的方式使福音和圣体圣事传到维斯杜拉河，也传到了尼克修道院。这座修道院位在克拉科夫南方，它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十一世纪；这真是个预备自己，以便在瓦维尔主教座堂接受晋牧礼的适当地方。二00二年我访问克拉科夫后，回罗马之前，有机会去访问了尼克修道院，虽然为时甚短。这是我个人特别对丁尼克表示的感谢。我亏欠丁尼克太多。也许不只是我，全波兰都如此。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渐渐近了。在典礼之前，我以新任命的主教身分前往卢巴克佐，参加巴济亚克总主教晋牧银庆典礼。那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威扶教区在这一天举行圣母七苦瞻礼。我和普热梅希尔的两位主教一起：两位主教是方济·巴达主教和武齐克·多玛主教。两位都年高德劭，我则是个三十八岁的年轻人。我觉得很不自在。这是我牧职生涯中的第一个「试炼」。一星期后，晋牧典礼在瓦维尔主教座堂举行。

瓦维尔

    从孩提时期开始，我与瓦维尔主教座堂就有十分特殊的关系。我还记得第一次去主教座堂的情形，但是打从我开始去主教座堂起，就深深为它吸引，也感到自己属于这教堂。从某方面来说，瓦维尔涵盖了整个波兰的历史。我亲身经历了那段悲惨时期：纳粹统治者汉兹·法兰克占用了瓦维尔城堡里的住处，纳粹常听旗帜同时飘起。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痛苦的经验。但终于有一天，纳粹党的旗帜消失了，波兰国旗再度飘扬。

    目前这座主教座堂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卡齐米日大帝时代。我还记得、也能回想起这所圣殿的每个角落和圣堂所有的历史遗迹。走过圣堂的中央走道和侧廊时，可以看见历代波兰国王的石棺。在埋葬诗人的地下墓穴，则会看到波兰著名诗人密茨凯维奇、沃瓦茨基和诺威德的坟墓。

    我曾在〔礼物与奥迹〕一书中提到，我很希望能在瓦维尔主教座堂的圣良地下墓穴奉献第一台弥撒。后来也真的如愿以偿。这份渴望无疑是来自我深爱一切散发祖国精神的事物。此地的每一块石头都诉说着波兰的历史及她的伟大，我非常珍视。我珍爱瓦维尔的整个建筑：主教座堂、城堡和庭院。我上次在克拉科夫时，还去了瓦维尔，并在圣达义墓前祈祷。这是我待了二十年之久的教堂，我不可能不去。

    瓦维尔主教座堂里我最喜爱的地方便是圣良地下墓穴。地下墓穴属于旧主教座堂，大约建于人称「歪嘴」的波勒斯劳三世时。地下墓穴本身则见证了更古老的历史。它与十一世纪初期的首批主教同一时期，那也是克拉科夫主教传承开始的时期。这首批主教的姓名都很神秘，例如普罗克普和普罗古夫好像有希腊文化背景。后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名字，这些名字多半有斯拉夫语渊源，如谢哲巴诺的达义，他于一0七二年成为克拉科夫的主教。一0七九年，他遭波勒斯劳二世（绰号「鲁莽」）派人杀害。后来这位国王不得不逃亡国外，据说后来在奥斯吉克以补赎度过除生。我成为克拉科夫的总主教后，每次从罗马回来时，都会在奥斯吉克奉献弥撒。我曾在那里写过一首诗，就是有关这起发生在好几世纪前的事件。诗的题目就叫做〔达义〕。

    圣达义是波兰的主保圣人。每年五月八日之后的主日都有一次盛大游行，从瓦尔维走到斯卡渥卡。大家一路上唱着赞美诗，中间的答句是：「圣达义，我们的主保圣人，请为我们祈祷。」游行从瓦尔维开始，沿着史塔登街和克劳斯卡街，一直走到斯卡渥卡，在那里举行弥撒圣祭，通常由一位受邀参与盛会的主教主礼。弥撒结束后，游行队伍又沿着同一路线回到主教座堂。圣达义的圣髑——头部，放在精美华丽的圣髑盒里，跟我们一起游行；回到主教座堂后，便将圣髑盒安置在祭台上。波兰人从一开始就深信这位主教的圣德，非常积极地使他列入圣品。后来他的列圣品大典于十三世纪在意大利的亚西西举行。描绘圣达义生平的湿壁画，至今仍保存在这安布列亚市地区的城市。

在圣达义圣髑盒旁边的，是瓦维尔主教座堂最珍贵的宝物：圣维德皇后的陵墓。一九八七年我第三次回祖国朝圣时，特别将她的圣髑安置在著名的瓦维尔苦像下。二二八六年，年仅十二岁的维德就是在这个苦像下决定嫁给立陶宛的王子瓦迪斯瓦夫·雅捷罗。这个决定也将立陶宛引进了基督信仰国家的大家庭中。

一九九七年六月八日是个令我心情激动的日子。在克拉科夫的布隆尼亚区举行的宣圣典礼中，我的讲道词以这句话开始：「维德，这个日子妳已经等了很久了，几乎等了六百年之久。」这么漫长的延误是各种情势造成的。现在已很难说得清楚。我心中早就暗暗希望，这位「瓦维尔之后」有一天能获得正式列入圣品的荣耀，我的愿望终于在这天实现了。感谢天主，经过这么多个世纪之后，我有幸实现已在好几世代波兰人心中跳动不已的渴望。

这些回忆与我晋牧的日子多少有些关联，而那个日子，从某个意义来说，也可算是一个历史事件。上一次在瓦维尔主教座堂举行晋枚典礼，已是一九二六年的事。那一次是史丹尼斯劳·侯四邦主教受祝圣。现在则轮到我了。

晋牧的日子：在教会的中心

九月二十八日终于到了。这一天是圣文才庆日，也是我晋牧的日子。我常常想起那次盛大的礼仪（当时的礼仪比今天要隆重得多〕，也记得每一位参与典礼的人。

传统上要奉献具有象征意义的献礼给主持祝圣礼的主教——包括一小桶酒以及一条面包。奉献献礼的是我的朋友：吉必斯捷克·西格可思基，我的中学同学：以及尤瑞克·奇喜乐斯基，现在是天主的仆人；然后是玛利安·渥结托维兹和哲吉斯劳·海德勒。好像史丹尼斯劳·瑞必克也在。最活跃的一位当然是卡济梅尔兹·菲格利维兹神父。当天是阴天，但后来出现了阳光。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一道阳光照在这卑微的新主教身上。

    恭读福音之后，圣咏团唱道：恳求造物圣神降临，眷顾尔信者之灵魂，以尔天上圣宠神恩，充满尔所造者之心……。我专心听着，如同在晋铎时一样，我再次意识到这次的祝圣，是天主圣神在工作，这次我或许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面对随着这个新的重责大任而来的人性的恐惧时，天主圣神是慰藉的泉源。这个想法充满着我的灵魂，我满怀信赖地想着：天主圣神要启迪我、坚定我、安慰并教导我……。耶稣不是对他的宗徒如此许诺的吗?

    接下来的礼仪是一连串象征性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特别的意义。主持祝圣的主教要问几个与信仰及生活有关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愿意为天主的神圣子民总不厌倦地祈祷，并善尽大司祭的职责，使人无可指摘吗?」受祝圣者回答：「托天主的助佑，我愿意。」主礼的主教接着又说：「天主在你身上开始了美好的工作，愿天主完成它。」信赖与平安的想法又回来了：上主在你身上开始了他的工作，不要害怕。祂必使之成就（圣咏三十七5〕。

    在每一个授秩礼（不论是执事、司铎或主教〕中，受秩者都要匍匐在地：这完全顺服于基督的表示————顺服于为了满全司祭使命，「他使自己空虚，取了奴婢的形体……，形状也一见如人：祂贬抑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二7—8〕的那一位。每年圣周五的礼仪中，主祭者也同样于静默中匍匐在地。在复活节三日敬礼中的这一天，不举行弥撒。教会聚集在一起默想基督的受难，先默想祂的山园祈祷：在山园里，基督也匍匐在地祈祷。主祭会想起基督的话：「你们留在这里，同我一起醒寤吧！」〔玛二十六38〕。我记得我匍匐在地，全体会众唱着诸圣祷文的那一刻。主持祝圣的主教强烈请求会众：「亲爱的各位兄弟姊妹——请大家祈求全能仁慈的天主，赐予这位受祝圣者丰富的恩宠，为使教会受到益处。」接着就开始唱

诸圣祷文：

上主，求祢垂怜。基督，求祢垂怜……，

圣玛利亚，天主之母，

圣弥袼，

天上的诸圣天使……，请为我们祈祷。

我特别恭敬我的护守天使。或许跟所有的孩童一样，我从童年时期就常祈祷：「天主天神，我的护守者，永远在我左右……，随时准备帮助我，护佑我的灵魂和我的身体……。」我的护守天使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对他的信心不断加深，相信他在身旁保护着我。圣弥格天使、圣佳播天使、圣来福天使——我常在祈祷中向这三位总领天使祈求。我也想起圣多玛斯·亚奎纳、对于「天使」——纯粹精神体做的最美的论述。

圣若翰洗者，

圣若瑟，

圣伯铎及圣保禄，

圣安德，

圣嘉禄……请为我们祈祷！

我的晋铎礼是在诸圣瞻礼、那天举行，我一直认为这是个重要的庆日。仁慈的天主使我能在教会纪念天上所有圣人那天，庆祝我的晋铎纪念曰。诸位圣人从高天之上为教会转祷，使教会能透过圣神工作，在共融中成长，是圣神启发了兄弟之爱的实践：「正如基督徒在尘世旅途中彼此的共融能使我们更接近基督，同样，和圣人们的相通，使我们和基督相连，而基督是一切恩宠以及天主子民生命的来源与首领。」（梵二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宪章〕50〕诸圣祷文之后，受秩者起身走近主礼主教，接受覆手。根据一项追溯自宗徒时代的传统，这个动作象征圣神的传递。接着两位襄礼也为受秩者覆手。其后，主礼和襄礼一起念祝圣的经文。这样就完成了晋牧礼仪的中心时刻。在此我们应回想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宪章〕中所说：「为完成如此崇高的任务，基督将天主圣神特别倾注在宗徒身上（参阅宗一8、二4；若二十22—23〕，宗徒又以覆手礼（参阅弟前四14；弟后一6—7〕，把圣神的恩赐传给他们的助手，并借着主教的祝圣礼，一直传到今天……。其实，由礼仪及东西方教会所表达出来的传统清楚说明，借着覆手礼及祝圣的经文，能赋予圣神的恩宠，并留下神印，致使主教们卓越地、有形可见地接替基督为导师、为牧人、为司祭的身分，也以基督代表的身分作事。」。

主持祝圣的主教

    现在我要谈谈主礼主教欧根纽什·巴济亚克总主教。前面已提过他的一生及主教牧职的曲折故事。他当主教的由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是透过他，我才能加入这宗徒传承。他是由伯乐斯劳·特瓦多夫斯基总主教祝圣，后者则是由若瑟·比勒捷渥斯基主教祝圣，而我最近才在乌克兰的威扶将他列为真福。比勒捷渥斯基主教又是由克拉科夫的总主教扬·普吉那枢机所祝圣。当时的襄礼主教是普热梅希尔的主教圣若瑟·塞巴斯底盎·佩乌察尔以及希腊天主教的总主教、天主的仆人安德·史哲普堤克。这一切不都给我加上了某种形式的职责吗?我怎能不将教会这些伟大牧人圣德的传承铭记于心呢?

我晋牧时的襄礼主教为欧波教区的方济·约普主教以及候克劳教区的波勒斯劳·柯敏纳克主教。想起他们，我心中充满敬意及感恩。在斯大林执政时代，约普主教是天主安排给克拉科夫的人。那时巴济亚克总主教被迫与教区脱离关系，约普主教被指派为克拉科夫的代理主教。多亏有他，克拉科夫的教会才能在那段艰难时期中生存，而没有任何重大伤害。波勒思劳·柯敏纳克主教与克拉科夫也有一段渊源。在斯大林极权时代，他已是候克劳的主教，但斯大林的党派禁止他进入教区，于是他就在克拉科夫住下来。一直到后来，他才能以教会法赋予的权柄来管理他的教区，并于一九六五年被任命为枢机主教。他们两位都是伟大的教士，在艰困的时代，他们非凡的人格足为楷模，而且为基督和福音做了忠实的见证。如此崇高的精神遗产，怎不令我深受感动呢?

授秩礼仪中的动作

    我还记得晋牧礼中其它重要的礼仪动作，包括把福音书放置在受秩者的肩上，同时诵唱特别的祝圣经文。此时的标记和语言联合起来，含义深远。它引发人的第一个感触是想到一位主教对福音的责任，想到基督邀请他来担起这担子，宣扬福音，直到地极，并以自己的生活为福音作证。但再深入去看这意味深长的标记时，他会明白一项真理：刚才这动作其实是导源自福音，也植根于福音。

    因此这位受秩者会从这个了解中汲取力量和启示。由于基督复活的喜讯，下面这段祷词才能为人理解，也才能产生效果：「……现在，求祢在这位被选者身上，倾注祢的德能，就是领导之神，祢曾将这神赐给祢的爱子耶稣基督，祂又亲自将这神赋予圣宗徒们……。」、

    接下来便是傅油礼。这个动作深深植根于已经领受过的圣事中，最先领受的是圣洗圣事〕及坚振圣事。在晋铎礼中，受祝圣者双手接受傅油；在晋牧礼中，则是在主教的头部傅油。这又是一个提及传授天主圣神的动作，圣神进入受傅者心中，拥有了受傅者，使他成为天主圣神的工具。在头上傅油，象征他蒙召来承担新的责任：这位主教要负起带领教会的责任，而教会对他会有许多期许。圣神的傅油，与其它傅油有相同的源头：耶稣基督——默西亚。

    「基督」（CriSt〕这个字的希腊文是由希伯来文masiah-messiah翻译而来的，意思就是「受傅者」。在以色列，受天主拣选来完成一项特别使命的人，都要以上主之名接受傅油。这使命可能是先知、司祭或君王的使命。不过，「默西亚」这个字尤其是指最后要来建立天主王国的那一位，在祂身上要实现救恩的许诺。正是这一位，要接受天主圣神的傅油，而成为先知、司祭、君王。

    于是「基督——受傅者」就成为耶稣的专有名号，因为此名号所象征的天主的使命已在祂身上完美地达成了。四部福音并未提到耶稣曾接受外在的傅油，像旧约中的达味或亚郎那样，珍贵的油由胡须上流下来（咏二三2〕。当我们说到祂的「受傅」时，是指天主圣神直接的傅油，耶稣无缺地完成了天父托给祂的任务是其记号及证明。圣依勒内说得很美：「因为在基督的名字内，已包含了那位傅油的、那位被傅油的以及那位傅油本身。那傅油的就是圣父，那被傅的就是圣子，且是在圣神内受傅，圣神本身就是傅油。」

    基督诞生时，天使向牧羊人宣报，「……今天在达味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祂是主默西亚。」〔路二11〕「基督」就是「受傅者」。与祂一起诞生的，也诞生了一个普世性、默西亚的、救赎性的傅油，是所有受过洗礼者都能分享的；另有一个是特殊的傅油，是默西亚愿意与那些受拣选，来为基督的教会行使宗徒责任的主教、司铎分享的。经过圣化的油是天主圣神力量的标记，它流过我们的头部，使我们与默西亚的救援工程结合。借着傅油，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领受了先知、司祭以及君王这三项任务。

圣油

    我在家乡瓦多维采领洗时第一次傅油，我为此感谢上主。我们都能因这个由水涤净的圣事而成义，并且穿上基督。同时我们也第一次领受天主圣神的思赐。傅圣油是天主圣神倾注在我们身上的记号，圣神赐给我们基督内的新生命，也使我们能生活在天主的正义中。这初次的傅油，就在坚振圣事中领受圣神的印号下完成。这些圣事之间深远又直接的关系，在成人领洗礼中特别明显。至于东方教会，在婴儿洗礼中同时给予洗礼和坚振圣事，因此也保留了两者之间直接的关系。

    这两件入门圣事与至圣圣体奥迹，和司铎及主教职的圣召有如此强大深邃的关系，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能不断地发掘出新的宝藏。我们身为主教，不但自己领受了这些圣事，也受派遣去施洗、去集合教会，使能围绕在上主桌前，并在坚振圣事中以圣神的印号使基督门徒坚强。主教在牧职生涯中有许多机会去施行此一圣事。借着为人傅圣油，主教将圣神的恩赐分施给信友，而圣神就是基督内生命的泉源。

    在晋牧礼中常听见信友唱：「司祭子民，皇族子民，神圣子民，上天之选民，请赞颂上主——」我很喜欢这首圣歌中丰富的意涵。

吾侪歌咏，基督，天主圣父，可爱之子；

吾侪颂扬：永生之上智天主之圣言。

吾侪歌咏：童贞圣玛利亚孕育之予；

吾侪颂扬，我等之兄长，赎世之上主。

吾侪歌咏，默西亚万民之真希望；

吾侪颂扬，基督，万主之主，良善心谦者。

……

吾侪为尔之枝条，歌咏赐予生命之葡萄树。

    所有的召叫都来自基督，这也是每一次傅油礼——从圣洗礼仪到为主教傅油——所表达的。这是基督徒所有召叫之尊严的共同源头，从这观点而言，基督徒的一切召叫都是平等的。但是随着角色不同，它们的差异只在于基督在教会团体内给每一个人指派的任务以及相对的责任。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免得糟蹋了」〔若六12〕。所有的圣召是珍贵的，需要的，一个都不可糟蹋掉。善牧为一切生命舍弃自己的性命（若十11〕。这正是一位主教的责任：他应当明白，他的责任是确使在教会内产生圣召，确保每一圣召的发展，因为每一圣召，即使是最卑微弱小的，都来自基督。也因此，一位主教要像基督一样，去召叫、聚集，并围绕在基督圣体圣血桌前教导他们。主教既要领导，也要服务。他必须对教会忠信——对教会每一位成员忠信，即使是最小的弟兄，因为基督也召唤了他们，且与他们认同（玛二十五45〕。主教接受一枚权戒，做为此种忠信的标记。

权戒及礼披

    主教手上的戒指，象征他和教会的婚姻盟约。「请接受这戒指，这是信德的证物：你要以纯洁的信德，毫无瑕疵地保护天主的净配圣教会。」这段话出自〔默示录〕：「你要忠信至死，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冠。」（默二8〕

    这枚戒指是婚配的象征，说明了主教与教会的特殊关系。对我来说，这枚戒指每天都在要求我对天主忠信。它像是一个无声的问题，在我的良心中回响：我是否全心奉献给我的新娘——圣教会?我是否竭尽所能来为团体、家庭、青年、老年人服务，也为尚未出生的人服务?

    我的戒指也提醒我，在从宗徒开始的一脉相传的传承中，我必须做一个坚固的「环节」。衡量一条锁链的韧性，要从它最弱的一个环节来衡量。我必须是一个坚强的环节，藉天主的力量使我坚强。「上主是我的力量，我的护佑。」〔咏二十八7〕「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住。你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畅。」〔咏二十三4〕

    克拉科夫的主教享有一项特恩，据我所知，这项特恩只保留给全世界的四个教区。他们可以穿戴所谓的礼披。外表看来，它就像一般主教所穿的披带。在克拉科夫，它保存在瓦维尔主教座堂的珍藏室里，是圣维德皇后送的礼物。礼披本身并无任何意义。只有在总主教穿上时才具有意义。那时它便象征主教的权柄与服务：因为他拥有权柄，所以应该服务。在某种意义来说，这礼披象征基督的、以及所有殉道圣人的受难。当我戴上它时，常常想起保禄宗徒在迟暮之年对年轻的主教弟茂德所说的话：「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人为耻；但要依赖天主的大能，为福音同我共受劳苦。」〔弟后一8〕

「要保管所受的寄托」〔弟前六加〕

    在祝圣祷词之后，接下来的礼仪就是授福音书给新主教。这个动作指出，主教要接受并宣讲福音。他是耶稣导师临在于教会的标记。这表示「教导」是属于主教圣召的本质|他该是位「导师」。

    我们都知道，从古至今，许许多多卓越的主教履行了此一使命，成为最值得效法的楷模。他们珍视保禄宗徒明智的劝导，当作是对他们个人的训诫：「弟茂德啊——要保管所受的寄托，要躲避凡俗的空谈，和假冒知识之名的反论。」〔弟前六20〕这些主教都是良师，因为他们全部的灵修生活都以天主圣言为中心，他们聆听圣言、宣扬圣言。换句话说，他们因此能将浮泛虚言弃之一旁，将自己全心奉献给那「唯一一件需要的事」〔路十42〕。

    主教要成为天主圣言的仆人。正因为他是一位导师，他坐在「主教宝座」上向会众宣讲、传道、解释圣言。这也是主教座堂名称的来由，因为主教宝座就放置其中。我们这个时代对主教的训导之职有了新要求，但也有了令人惊异的新资源，帮助他们宣讲福音。交通的方便使主教能更频繁访视教区内的教堂和团体。主教也可以随意使用广播、电视、因特网及印刷品。此外还有其他人协助主教宣扬天主圣言：司铎及执事、数理讲授员及讲师、神学教授，以及人数曰渐增加、忠于福音、接受过培训的平信徒。

    但是没有人能代替主教坐在主教宝座上，或站在主教座堂的讲道台前，亲自向四周的会众阐释天主圣言。而他，就像「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如同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玛十三52〕在此我要提到意大利米兰教区的荣休总主教卡罗·玛利亚·马蒂尼〕枢机。他在米兰主教座堂讲要理时，吸引了大批听众，来聆听他阐明宝贵的天主圣言。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项，证明人们是多么渴望天主圣言。满足这份渴望，又是多么重要。

我一向深信，如果我要满足人们对天主圣言的渴望，就必须效法玛利亚，自己先聆听，并「默存在自己心中」〔路二9〕。我也逐渐体会到，一位主教必须能聆听他宣讲福音的听众。在今日文字、影像与声音泛滥的世界上，一位主教不应被干扰得偏离正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全神贯注聆听天主，聆听四周的人；深信我们大家都在天主救恩圣言的奥迹中合而为一。

礼冠与牧杖

成为一位主教，这个召叫当然是一项极大的荣耀。但并不表示他被拣选，是要使他与众不同，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和基督徒。主教的荣耀来自他的使命——他要站在教会的中心，无论在信仰、爱德、忠信、为人服务上，无不身先士卒。如果有人在主教职务上只想寻求个人的光荣，他就无法妥善履行主教的使命。一位主教应有的荣耀中最首要的层面，应该是在与他的牧职有关的「责任」上。

    「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玛五14〕主教一直是在山上，一直在灯台上，所有人都能看见他。他必须时时注意到，他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在他的团体中都意义非凡。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参阅路四8〕。正如一位父亲，首须以自己的祈祷和宗教热忱为榜样，来培育他子女的信仰：一位主教也应以自己的行为来感化信友。也因此，伯多禄前书的作者恳求主教「做群羊的模范」（伯前五3〕。

    由于这样的背景，晋牧礼仪中的授礼冠就是格外明显的标记。新受秩的主教接受礼冠，以提醒他的承诺，要让「他身上发出圣德的光」，也证明，当「至高的牧者」基督再度来临时，他自己堪当「接受那永不褪色的荣耀冠冕」。

    主教受召特别要修「个人的」成圣，好使托付给他照顾的团体，其圣德能够增强加深。主教的责任是推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教会宪章〕第五章所提到的「普通的成圣使命」。正如在两千年大禧年结束之际我所写的，在此圣召内含有教会学「固有的与特征性的动力」。「在父、子和圣神的合一中聚集而成的」天主子民，是属于「圣、圣、圣」〔参见依六3〕的那一位的民族。我写道，「承认教会是圣的，就是指明她是基督净配；为了她，基督舍弃了自己，正是为了圣化她」（〔新千年的开始〕30〕。成圣的恩宠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基督徒的整个生命都应导向此目标：「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得前四3〕

    一九七0年代初期，我曾在提到〔教会宪章〕时写道：「救恩史就是整个天主子民的历史。这救恩史也渗透进个人的生命中，并且在每一个人生命中取得新而独特的形式。  「成圣』最主要的意义便是，它常是个人化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受到此召叫。天主子民的所有成员都受召叫，但每个人受召叫的方式都是独一无二、毫无重复的。」

    每一个人的成圣，都会增添基督净配——教会的面貌之美。这能使当代世界更容易接受教会的福音。

    接下来的礼仪就是授牧杖礼。牧杖代表主教的权柄，使主教能履行他照顾羊群的责任。与其它标记一样，它也说到主教对天主子民成圣的操心。一个牧者必须要警醒、保护、带领每一只羊「进入青绿的草场」〔咏二十三2〕，在那里，群羊会发现，成圣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只有少数有圣德的『非凡人士』能做到。按照每一个人圣召的不同，成圣之道也有许多」（〔新千年的开始31〕。在如此众多已受过洗的人身上，不知蕴藏着多少未曾发挥的圣宠——我时时祈求天主圣神能用祂的热火点燃主教的心，使我们成为圣德的导师，以我们的榜样吸引信友。

    我想起保禄宗徒对厄弗所教会长老动人的道别：「圣神既在全那群中立你们为监督，牧养天主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教会，所以你们要对你们自己和整个羊群留心。」（宗二十28〕基督的诫命催迫着每一位牧人：「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玛二十八9〕去吧……绝不停止——我们多么清楚至圣导师对我们的期许：「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常存的果实。」（若十五16〕

我目前使用的牧杖是教宗保禄六世牧杖的复制，上面有一尊苦像。我在这牧杖上面看到三重职责的标记：牧灵关怀、领导以及责任。这牧杖并不是一种权威的标记；也不表示自己地位比他人优越，它是「服务」的标记。这样说来，牧杖就是我必须为羊群的需要表示关怀的一种标记。那需要就是：「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若十10〕主教必须指引、领导信友。如果他效法善牧基督，「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玛二十28〕，信友就会听从他的教导、敬爱他。「去服事人！」我是多么看重这句话！一个「服事人」的司祭职——多么令人称奇的头衔啊……

有时你们会听到有人辩称，主教的职位被视为属「优先」权的。他们说：羊群应该跟在牧羊人后面，而不是牧羊人跟在羊群后面。我们可以同意此种说法，但只能说，牧人的领先地位在于为羊群交出性命；他应该在牺牲及奉献上领先。「那为自己的羊而舍命的善牧复活了。他为自己的羊群竟不惜一死。」主教的领先地位，表现在效法圣保禄，对信友及对教会慷慨的爱：「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高兴，因为这样我可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哥—24〕

    另一项责任，当然也属于牧人的角色，那就是劝诫。我认为在这方面我做的太少。我一直不知如何在权威及服事之间达到平衡。或许我该谴责自己在领导权方面未曾尽能运用。我想，这跟我的个性有些关系。但这也可能与基督的旨意有关，因为祂要求祂的门徒不要只发号施令，却要服事人。主教当然有他的权威，但如何行使权威才更重要。如果一位主教过分强调权威，那么大家会认为他只会发号拖令。另一方面，如果他委身服事人，信友自然会听从他、甘心服从他的权威。因此一定的平衡是有必要的。如果一位主教说：「这里归我管」或说「我只是来服务的」，那么两者都有些缺憾。他必须藉管理来服务，也必须以服务来管理。在基督身上，我们明显看到祂是此一双重做法的楷模：祂不停歇地服事人，却是秉持着服事天主的精神，所以在必要时，祂也会驱赶圣殿内的商人。

    但我认为，尽管我内心里不愿意责备他人，我还是会做所有必要的决定。我担任克拉科夫总主教时，尽量本着团队的精神来做决定，也就是说，我会与我的辅理主教及其它同事商量。我们每星期都有教区会议，一切事的讨论都以总教区最大的好处为出发点。我总是对同事提出两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那一项信仰的真理来看这个问题?」然后问：「我们应该找谁协助?」为我们的行动找出信仰上的动机，为特定的工作找到适当人选，便是好的开始，能使我们看到希望，知道我们的牧灵计划会结实累累。

    授牧礼就在授牧杖后结束。然后开始弥撒圣祭，新主教与祝圣的主教共祭。这一切是如此充满着意涵、思想、个人的意识，要把它们完全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再添加什么也没有用。

往圣母朝圣地朝圣

    弥撒结束后，我直接由瓦维尔主教座堂去修院，在那里举行酒会，招待受邀请的客人。当晚我和一群最亲近的朋友前往琴斯托克霍瓦。第二天早上，我在圣母显奇迹圣像的小堂中举行一台弥撒。

    对波兰人来说，琴斯托克霍瓦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琴斯托克霍瓦就等于波兰和波兰的历史，尤其是波兰争取独立的历史。在这里有国家圣母朝圣地——雅斯纳古拉，亦即光明山。这个名称指的是驱散黑暗的光明；在处于战争、国士分割及被占领的黑暗时期，这个名称对波兰人有很特殊的意义。每个波兰人都知道，这道希望之光是来自圣母玛利亚临在于这奇迹圣像中。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希望之光，可能是在瑞典入侵时期，那段恐怖时期，历史上称之为「大洪水」。那时这朝圣地成为一个敌人征服不了的堡垒，这对我们意义重大。全国上下都将之视为胜利保证的标记。由于波兰人深信圣母会保佑我们，因此有力量击溃入侵的敌人。

    从那时起，光明山朝圣地，在某种意义上已变成信仰、精神、文化的堡垒，并构成国家的认同。在国土分割及丧失国家独立自主的那段漫长岁月中，这一点格外真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教宗比约十二世曾提到这圣殿，他说：「波兰并未灭亡，也不会灭亡，因为波兰人相信天主，波兰人向天主祈祷，波兰人有光明山。」感谢天主，历史证明这段话是真实的。

    后来我们的历史中又有另一段黑暗期——无神论者政权。无神党政府当局非常清楚雅斯纳古拉对波兰人的意义，以及在波兰人心中，这幅奇迹圣像以及长久以来对圣母敬礼的重要性。所以当波兰的主教团，尤其斯德望·维辛斯基枢机发起，要带着「黑圣母像」从琴斯托克霍瓦出发，做一次全国朝圣，去探访波兰的每一座本堂及每一个团体，无神政权就极力加以阻止。警方「逮捕」了圣像以后，大家仍拾着没有圣像的空架子继续朝圣的行程，它带来的讯息也更清楚了。没有圣像的框子是一个沉默的标记，说明波兰没有宗教自由。全国人民都知道自己有权重新获得宗教自由，因此热切为此祈祷。这趟朝圣持续了将近二十五年之久，使波兰人产生了无比强烈的信德、望德和爱德。

    波兰的天主教徒都会去琴斯托克霍瓦朝圣。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常去那里朝圣。一九三六年为全波兰的学生举办过一次大规模的青年大学生朝圣；朝圣结束时，大家在圣母像前重发圣洗誓愿。从那时起，每年都举办一次朝圣。

    纳粹占领期间，我在亚格罗尼亚大学哲学系攻读波兰文学，曾以学生身分参加朝圣。我对这次朝圣的记忆格外深刻：因为为了维护此一传统，我们几个人：达陡·域乐未奇、我，和另一个人，以学生代表的身分去琴斯托克霍瓦朝圣。那时，雅斯纳古拉被希特勒军队包围。保禄隐修会的神父接待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属于一个代表团。这显然是一大秘密。但我们总算在诸多困难中维护了传统。后来我常与不同的朝圣团来此朝圣，尤其常与瓦多维采的朝圣团同来。

    主教们每年都在雅斯纳古拉做避静，通常是在九月初。我第一次是跟巴济亚克总主教一起去的，那时我还只是个主教当选人。记得那次是一位很优秀的神父若望·捷雅神父讲避静。坐首位的当然是总主教维辛斯基枢机。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中，他实在是天主派遣来的人。

    我之渴望前往圣母朝圣地朝圣，做为我教宗朝圣之旅的开始，也许就是因为这几次雅斯纳古拉的朝圣而产生的。也因为这份渴望，我的第一次宗徒之旅便是前往墨西哥的瓜达露佩圣母座前。墨西哥人以及中南美洲人民对瓜达露佩圣母的敬爱，既发乎自然、真情流露，又十分强烈而深刻——这一点与波兰人的敬爱圣母很相似，也形成了我的灵修生活方式。墨西哥人以爱慕之情称玛利亚为「深褐色皮肤的童贞女」，我们可以自由的译为「黑色圣母」。墨西哥有一首很流行的情歌，唱的是一名年轻男子对一名年轻女子的爱慕：墨西哥人也用来向圣母咏唱。优美的曲调及歌词，仍然萦绕在我耳边：

我遇见一位皮肤黝黑的美丽女郎，深深爱上了她。

夜幕低垂，柔情蜜意充满我心，我前去看她。

当我凝视着她的眼睛，对她的爱也随之增长。

嗅，皮肤黝黑的女郎，我亲爱的，黝黑的女郎，我对妳永志不忘。

深刻的爱在我们两人当中，在我们中……

    一九七九年元月，我在第一次宗徒朝圣之旅期间去了瓜达露佩圣母朝圣地。我之所以决定前往该朝圣地，是因为应邀去参加在普埃普拉举行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朝圣，启发并影响了我随后多年的教宗职务。

    我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停留，然后前往墨西哥。在前去下榻处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十分感动人的事。我们经过之处人山人海，可以说，我们几乎能用双手触摸到这无数人的敬爱。当我们终于抵达当晚要过夜的地方时，已经是半夜了，但是大家还是不停地在唱着。那时史丹尼斯劳·齐维斯神父才想到，他必须走出去请群众安静下来，向他们解释教宗得有一些睡眠。那时群众才安静下来。

我记得我将墨西哥之旅视为我能进入波兰朝圣的一张「通行证」。因为我认为，连墨西哥当时那样世俗化政体的国家都能接待我，波兰的无神党应该不会拒绝准许我重回祖国。我很想回波兰，这渴望终于在同年六月实现了。

    瓜达露佩是全美洲最大的朝圣地，它之于美洲，正如琴斯托克霍瓦之于波兰。当然，这两个是有些差异的世界：瓜达露佩属于拉丁美洲人的世界，而琴斯托克霍瓦属于斯拉夫民族东欧人的世界。在一九九一年举行的世界青年曰中，更能看出这一点。那是第一次有年轻人跨过波兰东部的边界聚集在琴斯托克霍瓦：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东欧的每个区域都有代表参加。

    话题再回到瓜达露佩，二00二年，我有幸在这个朝圣地举行胡安·迭戈的列圣品大典。那真是个向天主献上感谢的好机会。胡安·迭戈虽然接受了基督宗教，但并没有放弃他原住民的身分。他发现了有关新人类的深远真理，那就是，所有人都受到召叫，在基督内成为天主的子女。「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祢——因为祢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玛十一乃〕在这个奥秘中，圣母玛利亚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

「完成你的职务。」  弟后四五

    我初次以主教身分前往琴斯托克霍瓦的朝圣结束，回到克拉科夫后，便开始了在总主教公署的工作，也随即任命了副主教。我可以老实说，我很快就与在公署服务的同仁成为朋友，他们是：斯德望·马索斯基神父，米奇士劳·撒多勒神父，米格尔·顾奇高斯基神父，还有博丹·宁周斯基神父，一位受礼冠的监督。最后提到的这位神父是咏祷司铎班的主任：尽管当时有强烈的贵族传统——克拉科夫的总主教通常选自贵族，他仍大力推荐我被任命为总主教。所以在如此长远的传统之后，我，出身「无产阶级」的人，被任命为克拉科夫总主教，实在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不过这是几年以后，即一九六四年的事了。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再来谈这件事。

    我在总主教公署服务，感到十分自在。如今回忆起在克拉科夫的那段岁月，心中仍深深充满感恩及喜悦。教区内的神父逐渐来找我讨论各种问题，我非常热忱地工作。春天到了，我开始拜访各堂区。

我渐次习惯在教会内的新角色。晋升主教也带来了新的任务。在晋牧礼仪中，已经简单扼要说明了这些任务。前面说过，一九五八年时，我自己的晋牧礼仪已经慢慢有了改变，但它的本质依旧。按照教父们，所制定的古老礼仪，新祝圣的主教要在全体会众面前回答，他是否承诺要保全信仰的完整、履行托付给他的职务。在现代的礼仪中，这些问题如下：

    你愿借着圣神的恩宠，一直到死，去完成我们受自宗徒，并在今天以覆手礼交给你的职务吗?

    你愿意忠实不懈地去宣讲基督的福音吗?

    你愿意按照教会历代在各处所保存的宗徒传统，去维护信德宝库的纯洁与完整吗?

    你愿意建设基督的身体————教会，并愿意在圣伯铎继位者的领导权下，偕同世界主教团与教会保持合一吗?

    你愿意对圣伯多禄的继位者，表示忠实的服从吗?

    你愿意偕同和你一起工作的司铎及执事，像慈父一样，去培育天主的神圣予民，并指导他们，走向永生吗?

    你愿意为了天主，对贫苦无依、流离失所、遭受困难的人，表现你的良善与慈心吗?

    你愿意作善牧去寻找亡羊，并引导他们重回主的羊棧的早栈吗?

    你愿意为天主的神圣子民不断地祈祷，并善尽大司祭的职责，使人无可指摘吗?

    这些话当然都深深刻在每一位主教心中，而且与耶稣在加里肋亚海岸边问伯多禄的问题相呼应：「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他们更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祢知道我爱祢。」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羔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祢知道我爱祢。」耶稣就对他说：「你牧放我的羊群。」耶稣第三次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伯多禄因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便忧愁起来，遂向祂说：「主啊——一切祢都知道，祢晓得我爱祢。」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群。」（若二十一15——17〕不是「你的」或「你们的」羊群，而是「我的」羊群——是祂创造了人。是祂拯救了人。是祂付出了鲜血，直至最后一滴，救赎了每一个人、每一位个别的人!

牧羊人

    基督宗教传统采用了圣经中三种牧羊人形象：一是将走失的羊扛在肩上，二是带领羊群到青绿的草场，三是用棍棒召集他的羊群，并且保护牠们免受凶害。

    这三种形象都有同一个主题：牧羊人是为羊群服务，不是羊群为牧羊人服务。牧羊人和他的羊群如此紧密结合，如果他真是一位善牧，那么他会愿意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若十11〕。每一年，在礼仪年常年期第二十四周及第二十五周，教会的曰课礼仪。都要读圣奥斯定的长篇讲道〔论牧者〕。这位希波的主教，引用厄则克耳先知书，强烈谴责邪恶的牧者，他们不关心羊群，只关心自己。「让我们注意天主那不奉承任何人的言语对那些牧养自己、而不牧养羊群牧者们所说的话：你们吃羊奶，穿羊毛衣，宰肥羊，却不牧养我的羊；瘦弱的你们不扶养；患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遗失的，你们不寻找；反而用强力和残暴去管治祂们；因为没有牧人，我的羊就都四散了。」。不过奥斯定却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结论：「其实，善牧并不缺乏，但是所有的善牧都在一位牧者内……。所有的善牧都在一位牧者内合而为一。他们牧养羊群，其实是基督自己在牧羊，在他们的声音内有主的声音，他们的爱内有主的爱。」

    对此问题，圣国瑞教宗说的话值得我们反省：「请看，世界上充满司铎，然而很少可找到在主庄稼中工作者;因为我们虽然接受了铎职，却没有尽职。……我们放弃了讲道的职责，而我们仍被称为主教，我想这是为了惩戒我们，因为我们徒有荣誉的虚名，而没有主教的品德。因为托付给我们的人离开了天主，我们却缄默不语。」教会礼仪每年一次的提醒，能唤起我们对教会的责任感。

「我认识我的羊」〔若十14〕

    善牧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若十14〕。主教要明智地设法认识自己教区的教友，人数越多越好，一定是他的任务，使他们能直接认识他。因此，主教应该设法亲近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什么使他们满心喜悦，什么困扰了他们的心灵。像这样的彼此熟识，不可能靠偶然的会面产生效果。要彼此熟识，在于真正关心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而不必理会他们的年龄、社会地位或国籍，也不论远近，都要关心。我们很难写出一套有系统的理论，教人如何去与人接触沟通，不过，在研读哲学的那几年，我因为涉猎了人格主义而获益良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别的位格，因此，我不可能策划一个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假设性的人际关系模式，只能说，每一个人的情形都是新的情况，都必须重新学习。波兰诗人哲尔西·李伯的诗表达的很好：

我研究你，我的朋友，

我慢慢地研究你，慢慢地。

这困难的任务，它的收益，

为我的心带来喜悦，和痛苦。

    身为主教，与他的子民关系融洽、知道如何确当地同他们交往，是非常重要的事。以我来说，我从来不嫌自己见的人太多。然而我总是注意维护每一项关系中的私人特质。就像是一本书，每个人都自成一章。我一向带着这个信念行事，但我也了解，这是学不来的。因为它就是存在者，因为它出自人的内在。

    对他人的关心，要从主教的祈祷生活开始：主教的祈祷是与基督的对话，而基督将「祂的予民」托付给他。「祈祷」为主教做好准备，好去与他人接触。在这样的会面中，如果我们真正开放自己，就能彼此认识与了解，就算见面时间很短也无妨。我每天都为每一个人祈祷。只要我跟人见了面，我就为他们祈祷，这对我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有帮助。我不知道别人的看法如何。你得去问他们。不过我一直是遵守这个原则：我欣然接纳每一个人，视之为基督派遣而来托付给我的人。

    我不喜欢「群众」一词，这个名词太笼统，没有特色；我比较偏好「许多人」（参阅谷三7）；路六17；宗二6、十四及其它章节〕。基督走在巴勒斯坦街上，常有许多人跟随他；基督的门徒也一样。我的职务自然也让我见到许多人，有时候为数众多。有一次在马尼拉就是如此，在那里有好几百万的年轻人。然而即使是像这样的场合，也不能说他们是一群没有姓名的群众。他们是受到同一理想所激励的团体，因此也容易与他们建立一种关系。不论我到何处都是这样。

    在马尼拉，我注视全亚洲。这里有多么多的基督徒啊——在这片陆地上又有多少人——数以百万计——还不认识基督——我对菲律宾以及韩国充满活力的教会寄以厚望。亚洲，是我们在第三个千年共同担负的的使命。

施行圣事

一位主教可以运用的最大宝藏、最大财富，便是教会的圣事；他在他所祝圣的神父的协助下施行。基督借着祂的「盟约」，并按照这个字眼最深刻的神学意义以及最单纯的日常用法，把这宝藏托付于宗徒及宗徒继承人手中。基督「知道祂离此世归父的时辰已到」〔若十三1〕，「便将自己当成食粮，赐给祂惊异不已的宗徒」，即「Hymn pange Ligua，即「信友齐来」歌〕，叮嘱他们重行最后晚餐的仪式，「为纪念祂」：擘开面饼、奉献酒爵——这是祂「交付」圣体、「倾流」圣血的圣事标记。

    基督在死亡及复活后，就将赦罪以及施行其它圣事——以圣洗圣事为始——的权柄交给宗徒。宗徒又将这宝物传给他们的继承人。宣讲圣言加上施行圣事，就是主教的首要职责，其它一切任务都隶属于此。主教的全部生命和言行举止都应导向此一目标。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协助才能达成此目标。「上主，求祢也赐给我们这样的助手，因为在尽宗徒司祭职务上我们需要他们。」因此我们拣选并培育适当的人选，将他们祝圣为司铎或执事。他们与我们一同承担宣讲圣言及施行圣事的责任。

    这些考虑应该有助于了解我们日常的职责及事情的轻重缓急。主教的职务不仅是举行感恩祭和施行坚振圣事，还有为儿童付洗，并为本地教会培育的成年人付洗，使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也不该低估亲自听告解、为病人施行傅油圣事——这是特别为病人建立的圣事————的重要。主教的另一项重大责任，就是关心婚姻的至圣性，这是他与本堂神父共同承担的责任；只要情况许可，他应当亲自主持婚配圣事。

    司铎是主教的合作者，自然承担起大部份的任务。不过，主教身为教区的牧者，亲身参与施行各项圣事时，就对托付给他的天主子民——不论是平信徒或是司铎——立了一个好榜样。那是主教与基督相连的明显标记，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项圣事奥迹中。基督希望我们成为祂救援工程的工具，借着教会的圣事来达成。这些圣事是天主恩宠的有效标记，向人灵显示了基督的面貌：祂是仁慈的救赎者，也是善牧。一位亲自施行圣事的主教，便向全体信友清楚地证明他就是基督的标记，基督永远活跃地临在于祂的教会中。

牧灵访问

    前面提过，我通常是在主教公署处理事务，但我特别喜欢牧灵访问，因为那样我可以直接与人接触。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在「培育」他们。不论是神职人员或是平信徒、家庭、年长者或年轻人、健康者或有病的人、为人父母者与他们的子女和家庭问题——他们都来找我倾诉心声。这就是人生。

    我清楚记得我到瓦多维采南部的穆查兹做第一次牧灵访问的情形。这堂区有一位年长的本堂神父，十分优秀，也是一位蒙席。他的名字是若瑟·莫提卡。他知道这是我的第一次牧灵访问，非常感动。他对我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接受主教的牧灵访问了。他觉得应该做我的向导。这次访问，从五月到六月，持续两个月之久，范围包含整个总铎区。过了暑假之后，我去访问我家乡的总铎区——瓦多维采。

    这些牧灵访问在春、秋两季进行。我并未走遍所有堂区（教区内有三百多座本堂〕；虽然我担任克拉科夫主教有二十年之久，还是未能去到每一堂区。记得我在克拉科夫总教区访问的最后一座本堂是位于紫维特华尼的圣若瑟堂，堂区所在是表勒斯克——毕华市的新住宅区。那一次我在上智堂住了一晚，本常神父是若瑟·沙拿克神父。我回去后，为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灵魂的安息奉献了二台弥撒，接着去华沙参加主教团会议。之后我便启程前往罗马……并不知道我必须留下长住。

    我的牧灵访问都为时甚长；或许正因如此，我无法访问所有堂区。我自己设计了一套模式，来履行此一牧灵责任。其实本来就有一套传统模式，一开始我访问穆查兹时，就是使用这个模式。我在穆杏兹遇到的那位老蒙席是一位可敬的导师。我累积了一些经验之后，便做了一些改变。我不喜欢用不必要的审问方式；我希望这些访问比较像牧者照顾羊群。

    我发展出一套特别的牧灵访问模式。一开始是欢迎仪式，堂区的人及各团体都参加：成人、儿童及年轻人。然后他们带我到教堂，我在那里对他们发表谈话，以便和教友建立融洽的关系。第二天我会先听告解，时间为一、两小时，视当时情况而定。

    接下来我会举行弥撒并探访家庭，首先是有病患的家庭。遗憾的是，无神党不许我去医院探访，因此病人也被带到教堂来做事前已安排好的相会。在教区里这方面的牧灵访问是由「天主忠仆」汉纳·古扎诺思嘉安排的。我一直深刻意识到，「受苦」对教会生命有重要的贡献。记得一开始的时候，看到病人会把我吓到。我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站在病人面前，感受到他身心所受的煎熬，不露出不自在的样子，而且至少显露出一点点关爱与同情。一直到后来，我才渐渐理解，人类苦难的奥秘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在病人的虚弱中，我看到一股新的力量越来越清晰地浮现，那是仁慈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病痛会「诱导」出慈悲。病人借着祈祷与牺牲，不仅要求仁慈怜悯，更创造了一个「仁慈的空间」，或者更宜说是为仁慈「开启了空间」。他们的疾病与苦难，引发了仁爱的行动，也为, 他们创造了光明前景。我常常把教会的需要托给病人代祷，其结果总是正面的。在牧灵访问时，我也会施行圣事：为年轻人施行坚振圣事、主持婚配圣事。

    然后，我会分别与不同的团体见面，譬如说教师、堂区工作者，以及年轻人。另外，还会在教堂为所有夫妇举行特别的聚会。我会举行弥撒，结束时个别降福每对夫妻。弥撒中的讲道自然以婚姻为主题。每一次我遇见人丁旺盛的家庭和孕妇，都十分感动。我愿表达对母职和父职的尊重。从我一开始司铎生涯，就对已婚夫妇及家庭有特别的牧职关怀。我在大学担任校牧时，会定期举办婚前准备的课程；成为主教之后，又推动对家庭的牧灵关怀。这些经验，以及与订了婚的未婚夫妻、已婚夫妻和家庭的会面，使我写作了诗剧《珠宝店》、《爱与责任》一书，以及最近的《致家庭书》。

    我也与神职人员分别会面。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向我倾吐心声，分享他们在牧职工作上的喜乐和忧虑。我十分重视这些会面，它们帮助我从他们多年使徒工作所累积的智慧宝库中学习。

    牧灵访问的方式，随着各堂区的环境而有所不同。事实上，各堂区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举例来说，去克拉科夫圣母升天圣殿〕的牧灵访问需要两个月之久，因为那里有很多教堂与小圣堂。去诺瓦胡特城的访问则完全不一样。虽然当地有好几万居民，却连一座教堂也没有，只有一座小圣堂与一所老旧的学校毗连。要记得，在那个经过斯大林统治后的时代，政府仍对宗教开战。政府要将诺瓦胡特等城市建设成「社会主义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中，是不允许兴建新教堂的。

兴建教堂之争

    为了在诺瓦胡特盖一座教堂，曾有一场很艰苦的战争。这地区是好几万居民的家园，大多数是来自波兰各地的劳工，受雇于当地的大冶金工厂。按政府当局的想法，诺瓦胡特要做一个「社会主义城市」的完美楷模，也就是说，与任何教会都不发生关系。然而我们不可能忘记，去那里谋生的人，并无意放弃他们的天主教根源。

    争执开始于边兹采的大型住宅区。起初无神党当局在压力下让步，准许兴建一座教堂，且指定了一块土地。当地人民立即在那里竖起一个十字架。不过这个在巴济亚克总主教时期所给予的许可，后来又遭撤回，当局还下令拿走十字架。教友激烈反对。后来又和警方发生冲突，有几个人受了伤。当地市长要求我们「安定人心」。这是一群被命运带到克拉科夫这个新兴地区的人民，长期争取自由与尊严时，最早发生的一些事件。

    最后是我们赢了，代价却是长期的「神经战」。我负责与无神党当局的讨论，主要对象是地方上的宗教事务局局长。在交谈中，他表现得彬彬有礼，做决定时却十分固执无情，这显露出他的敌意与偏见。

    本堂神父若瑟·葛哲兰尼担负起兴建教堂的责任，最后终于建造成功。他向堂区教友提出了一项建议，十分睿智，又符合牧灵精神。葛哲兰尼神父要求每位教友带一块石头来，做为教堂的基石以及墙壁。这样，每位教友都感到自己亲自参与了新教堂的兴建。

    我们在弥史得卓卫奇牧灵中心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英勇的若瑟·顾执亚神父。他主动前来见我，请求我指派他到弥史得卓卫奇担任牧职。那里有一栋小建筑物，顾执亚神父想在那里开办教理讲授班，希望慢慢能建造一座新的本堂。他的心愿实现了，但为了争取在弥史得卓卫奇盖教堂，却赔上了顾执亚神父的性命。由于受到无神党当权者的压迫，他在三十九岁那年就因心脏病发而过世。

    顾执亚神父的争斗中，得到米格尔·顾奇高斯基神父的帮助，这位神父和我一样，也出生于瓦多维采。他还是一名律师时，我就认识他；那时他已和一位美丽的女子、也是天主教青年会会长奈丝蒂卡订婚。后来奈丝蒂卡不幸过世，顾奇高斯基便决定成为一名神父。他在一九三九年进入修院，开始念哲学与神学，并于一九四五年完成学业。我与他十分亲近，他也很喜欢我。他希望我「有所成就」。我受祝圣为主教之后，他亲自打理我迁居到方济会士街三号主教居所的一切事情。我常常听说他对若瑟·顾执亚神父的深厚感情。顾执亚神父是弥史得卓卫奇的第一任本堂神父，也是一位纯朴的好人，他有个姊姊是圣心修女会的修女。我曾经提过，顾奇高斯基神父对顾执亚神父的牧灵工作帮助很大，顾执亚神父去世后，顾奇高斯基神父便辞去主教公署秘书长一职，接替顾执亚神父担任弥史得卓卫奇的本堂神父。如今他们两位都长眠于他们所兴建教堂的地下墓穴。

    关于他们两位，有许多可佩的事迹。在我眼中，他们两位是司铎情谊的动人榜样，身为主教的我，不但心生敬佩，而且深受鼓励：「忠实的朋友，是稳固的保障；谁寻得了他，就是寻得了宝藏。」〔德六14〕真正的友谊生于基督：「我称你们为朋友……。」〔若十五15〕

    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兴敦教堂的问题上，推动是普热梅希尔毗邻教区的牧者依纳爵·托卡朱克主教，他挑衅法律与兴建圣堂，然受到当地无神党当局许多干扰，付出许多很大的代价。不过，他的情形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他的教区中，绝大多数的小区都是农村，不会遇到都市小区所遇到的困难。在乡下，不但大家对宗教的兴趣较大，也比较不会受到警察的控制。

    想起那段时期在波兰兴建教堂的所有神父，以及世界各地曾兴建教堂的神父，我深深地感谢及敬佩。我一直尽力支持他们。我曾无视于酷寒的气候，在诺瓦胡特举行露天圣诞子夜弥撒，藉此表达我的支持。我已经在边兹采这样做过，还在弥史得卓卫奇和可尔哲斯瓦维奇的群山之间也举行露天的圣诞节子夜弥撒。这些行动，会为我们与当局谈判时增加分量：我们藉此提醒他们，人民有权在更符合人性的条件下，公开表达他们的信仰。

    我提到这些，是因为从我们当时的经历可知，一位主教的牧灵职责是多么地多样化。这些事件说明了一位牧者的生活，即在于照顾他所托管的羊群。我亲自体会了福音中所说「羊群跟随他的牧人」，确实是真理：他们不会跟随陌生人，因为他们认得牧羊人的声音。牧人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一栈。牧人也该把他们引来〔若十4-5-16〕。

神学院及其它大学学院

    身为克拉科夫的主教，我觉得应该保护亚格罗尼亚大学神学院。我认为那是我的责任。无神党当局强调神学院已经转到华沙去了。他们的说法是，一九五三年已在波兰首都成立天主教神学研究院，受政府管辖。还好，后来成立了一所独立的宗座神学院，接着又成立了宗座神学研究院，所以是教会赢了整场争执。

    在这场争执中，自始至终支持我的是一个信念，我相信，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学术研究，是国家的无价珍宝。我与无神党当局磋商时争取的是神学研究，因为神学研究的存活已受到威胁。不过我也从未忘记学术研究的其它领域，包括那些看似与神学最不相千的领域。

    说到其它的学术领域，我接触最多的就是物理学家。在我与物理学家们的多次会面中，举例来说，我们会谈到宇宙学的最新发现。这是一门很吸引入的学科，对我来说，它证实了圣保禄所说，对天主的某种认识，可透过对天主所造万物的认识而得到（参看罗一20—30〕。在克拉科夫与科学家的会面，今天仍然持续着；我们不定期地在罗马或在冈道夫堡夏宫见面。这都多亏了哲西·雅尼克教授的努力。

    我一直挂记着要给科学家适当的牧灵关怀。有一段时间，克拉科夫科学家的辅导神父是由史丹尼斯劳·拿吉教授担任。我最近任命他为枢机主教，部分原因也是为表示我对波兰科学界的重视。

主教与文化界

    大家都知道，并非所有主教都对与学者交谈特别感到兴趣。许多主教是以牧灵责任为优先——这是指最广义的牧灵责任，至于与科学人士的关系，不是他们最优先的考虑。不过在我看来，神职人员、神父和主教，花点心思亲自与科学界及其领导学人接触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身为主教者，不但要关心自己的天主教学术机构，也应该与整个大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借着阅读、与他人会面、讨论，了解他们的活动。当然，主教不是受召成为一名学者，而是做一位牧者。然而身为牧者，也不应该不关心这一部分的羊群，因为他的任务是提醒学者：他们的责任是为真理服务，以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

    在克拉科夫时，我也尽量与哲学家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哲学家有罗曼·英高登、瓦迪斯瓦夫·史哲捷斯基、安得·波塔欧斯基，以及几位哲学家神父：卡吉弥尔兹·克劳萨卡、若瑟·提斯奈、若瑟·吉钦斯基。我个人的哲学观，可以说是游移于两个极端之间：即亚里士多德系统的圣多玛斯士林哲学和现象学。我对艾弟德·史坦因的思想特别感到兴趣。从她的一生以及她的哲学思想来看，她都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艾弟德·史坦因出生于波兰候克劳的一个犹太家庭，她找到了基督、接受洗礼，又加入加尔默罗圣衣会，成为修女。她在荷兰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又被纳粹党送进奥许维兹集中营。她死于毒气室，遗体在火葬场焚化。她曾受教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也曾与波兰哲学家罗曼·英高登共事。我有幸在德国科隆将她列为真福及在罗马为她列圣品。我也宣布艾弟德·史坦因，即十字架祝福的德兰修女，与瑞典的圣毕哲以及圣加大利纳·西恩那三位圣女同为欧洲的主保圣人；与另外三位男性主保圣人：圣西略、圣梅道及圣本笃并列。

    我对艾弟德的哲学很感兴趣；我研读她的作品，尤其是《有限与无限的存在》，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她不凡的一生，以及她与我们这个时代好几百万无助受害者交织在一起的悲惨命运。艾弟德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门生、一位热切追求真理的人、一位与世隔绝的修女、希特勒政权下的牺牲者；她的一生，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的故事」。

书本与研究

    我发现，压在主教肩头上的责任非常沉重，而且我知道很难找出时间来做每一件事。但是这经验也教导我，一名主教亟需有收敛心神及读书的时间。他必须要有深度的神学素养，不断跟上时代，对思想及文化也要有广泛的兴趣。这些都是思想家所分享的宝藏。因此我想谈谈做为一名主教，阅读在我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该读什么书?常常是个令我为难的问题。我一直想挑选最重要的书来读。出版品实在太多了，但不是每一本都有用，都值得阅读。因此知道如何选择，并请教他人，是很重要的。

    我从小就爱看书。是父亲带领我进入阅读世界。他会坐在我身旁念书给我听，例如念显克维奇和其它波兰作家的作品。母亲去世之后，我与父亲相依为命。他不断鼓励我阅读好的文学作品，也从未阻止我对戏剧的兴趣。但是由于战争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重大变化，使我一心只想到学院教育所带来的前景。当我告诉米奇斯瓦夫·考特拉尔兹科，我决定做一名神父时，他说：「你怎么啦?难道你想糟塌你的天分?」只有萨皮阿枢机毫不怀疑我的决定。

    我成为大学生后，读了许多作家的作品。首先我念文学作品，尤其是戏剧。我读过莎士比亚、莫里哀、波兰诗人诺威德、维斯比安斯基，当然还有亚历山大·弗多等人的作品。不过我最喜爱的还是表演、登台演出，我常常想知道我究竟喜欢扮演什么角色。考特拉尔兹科和我会互相指派角色，然后想知道谁能把某一特定角色发挥得最好，我们以此自娱。这些都已是陈年往事了。后来有人对我说：「你有演戏的天分……。如果你留在剧场发展，你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

    教会的礼仪也是一种表现出来的奥迹。我十五岁时，受菲格利维兹神父之邀，去瓦维尔主教座堂参加复活节三日庆典。我还记得参加复活节夜间庆典时所感受到的深刻感情。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深刻的灵修经验，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复活节三日敬礼极为动人。

    接下来念的就是哲学和神学作品。因为我是秘密修道的修士，我拿到一本由任教于雷奥的卡济梅尔兹·瓦义斯教授所写的形上学课本手抄本。卡济梅尔兹·克罗萨克神父对我说：「拿去好好读——等你念好了，就来参加考试！」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埋首此书，然后通过了考试。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眼前展开。我开始研读神学书籍。后来在罗马念书时，我对圣多玛斯·亚奎纳的《神学大全》非常感兴趣。

    因此我的知识之旅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我从文学转到形上学，第二个阶段则带领我从形上学到现象学。这为我个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下基础。第一个阶段的开始是与纳粹的占领同时，我当时在索尔韦工厂当工人，同时秘密地在神学院念神学。记得我去见院长若望·皮沃瓦尔兹克时，他说：「我会接受你，但即使是你母亲，也不能知道你在这里念书。」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但我依然能在课业上有所进步。后来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依纳爵·洛兹斯基神父帮了我很大的忙。他带我回到他家，为我的课业打好基础。

    更久以后，洛兹斯基神父建议我以马克斯·谢勒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一书做为教授资格审核的论文主题。我撰写论文时，把这本书翻译成波兰文。这是我人生的另一个转捩点。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我提出论文答辩。论文审查委员是亚历山大·乌索维兹神父、史德范·斯惟佐斯基，以及神学教授瓦迪斯瓦夫·维玄神父。这是亚格罗尼亚大学神学院被无神堂一政权强制关闭前，最后一次授予教授资格。我前面提过，亚格罗尼亚大学的神学院已经被转移至华沙的天主教神学研究院，但是多亏斯惟佐斯基教授的帮忙，我得以于一九五四年秋开始在鲁柏林的天主教大学授课；斯惟佐斯基教授和我成为好友，这友谊持续至今。

    我很喜欢洛兹斯基神父，我称他为「依纳客」，他也同样喜欢我。是他鼓励我参加教授资格甄试，并像指导教授一样辅导我。有几年的时问我们同住一屋檐下、一起用餐。我们的厨师是玛利亚·葛萝玫克。我清楚记得我的房间，是瓦维尔主教座堂参议会所在，地址是典律街十九号。有六年的时间，那里就是我的「家」。之后我搬到二十一号。最后，在教区秘书长米格尔·顾奇高斯基神父办公室的帮忙下，我搬进了主教宅邸，地址是方济会士街三号。

    在我阅读和求学时，我一向尽量使信仰、理智和心三者间能达到一种和谐。这三者并非不相干的领域，却有很深的相互关系，彼此给予生命。我们的感观赞叹「人」的奇迹——人是天主三位一体的肖像、「爱」与「真理」无比深厚的联系、「相互奉献自己因而产生新生命」的奥秘、对人类世代递嬗的思索——这一切，深深影响了我们信仰、理智与心的结合。

儿童与年轻人

    我的回忆中有一个特别的部分，我愿将它献给儿童及年轻人。除了在堂区访问时跟他们见面外，我一直对学生——尤其是大学生——非常关心，部分原因是克拉科夫在传统上是十分活跃的学术研究中心。我与学生见面的机会很多：从演讲、讨论，到小避静和几天的退省。当然，负责这方面牧灵工作的神父，我也会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由于无神党政权已废止所有天主教青年团体，我们必须想办法弥补此一缺憾。这时「天主的仆人」方济·勃拉克尼基神父出现了，而且发起了所谓的「绿洲运动」。我逐渐密切参与此运动，并且尽可能给予支持。我在无神党当局面前为这运动辩护、在财务上支持他们，也理所当然参与他们的活动。暑假期间，我经常去探视这些「绿洲」，也就是绿洲运动为年轻人举办的露营活动。我会对他们讲道，跟他们谈话，一起去登山，围着营火唱歌。我也时常为他们举行户外弥撒。这种种活动就成为一个十分密集的牧灵计划。

    我在二00二年到克拉科夫朝圣时，「绿洲运动」的年轻人为我唱了这首歌：

你曾经走近那海边，

并非寻求富贵饱学之士，

你唯一企盼，要我跟随你。

主，你瞧着我柔情万殷，

带着微笑，将我的名轻唤，

在那海滩，我舍弃我的小船，

跟随你，去寻找另一海洋。

    我告诉他们，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这首「绿洲之歌」将我从故乡波兰带到罗马。在我必须响应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所达成的决定时，这首歌的深远意义给了我支持。我在教宗职务上，自始至终从未忘记这首歌所传达的讯息。更重要的是，不仅在波兰，即使在世界其它国家，我也常常听到这首歌。任何时候只要一听到，就会想起我还是一名主教时，与年轻人的那些聚会。我十分重视这美好的经验，也把这经验带到罗马。在罗马，我也找机会善用这经验，尽可能和年轻人接触。在某种意义上，世界青年曰的活动可视为这经验所结的果实。

    身为一名主教，我还与另外一项青年活动有接触，那就是「圣颂」。「圣颂」是一种宗教音乐及歌曲的庆典，还加上祈祷和反省。这样的集会在波兰各地举行，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我自己也经常参加，帮忙他们筹划并在经费上支持他们。这些集会带给我美好的回忆。我一直很喜欢唱歌，一有机会我就唱，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跟年轻人一起唱歌。我们唱的歌因场合而异：围在营火旁，我们唱民谣及童子军歌；在国家庆节、战争爆发纪念日或华沙抗暴日，我们唱军歌和爱国歌曲。我最喜爱的歌曲是〔卡西诺山上的红罂粟花〕、〔第一军旅〕，还有关于波兰抗暴起义的歌曲。

    礼仪年的循环是决定音乐选取的另一个因素。在圣诞节期间，波兰有许多敬礼主耶稣诞生的歌曲；接近复活节时听到的音乐则与耶稣受难有关。这些古老的波兰圣歌，涵盖了全部的基督宗教神学。它们是一个活的传统的宝库，打动世世代代的人心，也塑造了他们的信仰。在波兰，每年五月和十月月，除了咏唱赞美圣母的歌曲外，我们还唱〔圣母祷文〕及〔圣母小日课〕。这些吟唱至今、十分大众化的赞美诗，是多么的饶富诗意啊——身为主教，我尽量鼓励此一传统；年轻人也特别热心地去维护它。我相信，我们的先祖用这些赞美诗所表达出来的单纯而深刻的信仰，真是我们的宝藏，我们也都因此获益良多。

    二00三年五月十八日，我将吴苏乐·莱多霍夫斯卡修女列圣品，她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她出生在奥地利，但在十九世纪末期，全家搬到波兰大瑙教区的黎布尼卡·穆若华那。她也在克拉科夫住过几年。她的姐姐玛利亚·特里萨，人称「非洲之母」，已被列入真福，她们的兄弟瓦迪米尔曾任耶稣会总会长。这几位弟兄姊妹的例子说明了，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多么有利于培养成圣的渴望，以致于产生非凡的结果！多少事都系于家庭生活！圣人孕育并养育圣人！

    每当我想到像吴苏乐修女这样的教育工作者，直觉上就会想到儿童。我过去在波兰以及现在在罗马做牧灵访问时，一直都设法找时间跟小朋友见面。我不断地鼓励神职人员，在告解亭里要多花时间帮助儿童。培育儿童及青年健全的良知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曾提到在相称的情况下领受圣体的重要性（参阅〔活于感恩祭的教会〕通谕，37号〕。初领圣体之前的和好圣事，正可以为适当的意向做准备。我猜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记得小时候初领和好圣事的情形。

    教宗圣比约十世在任内对初领圣体的规定做了一些修改，这是他对儿童牧灵之爱的动人见证。圣比约十世不但降低初领圣体的年龄（我本人就因此而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初领圣体〕，而且还规定，如果儿童对圣体圣事有足够了解，即使未满七岁也可以初领圣体。此一提早初领圣体的牧灵决策最值得称道。它除了使司铎圣召蓬勃兴旺外，也使儿童的圣德以及对青年人的使徒工作产生丰硕的果实。

    我一向深信，若不祈祷，绝不可能把孩子教养好。身为主教，我常鼓励家庭以及堂区团体培养年幼儿童在个人祈祷中与天主相遇的渴望。也由于这个想法，我在最近写道：「用玫瑰经为子女祈祷，甚至与子女一起念玫瑰经，……对属灵的帮助是不能低估的。」

    教会对儿童的牧灵关怀，在他们进入青少年时期之后还应该持续下去。经常接受和好圣事以及灵修指导，可帮助年轻人分辨生命中的召叫，并在进入成年期后，不致于迷失方向。记得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教宗保禄六世与我私下会面时，对我说：「我亲爱的弟兄，我俩今天必须非常关心年轻学生。我们主教应把牧灵关怀的重点，放在司铎、劳工及学生身上。」我相信保禄六世这话是来自他个人的经验。当洗者若翰·蒙蒂尼在教廷国务院服务时，曾有多年时间，以意大利天主教大学生联盟总辅导员的身分，参与对大学生的牧灵关怀工作。

教理讲授

    天主把一项使命托付给我们，那就是「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参阅玛二十八19—20〕。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最能达成这使命的方法就是透过教理讲授，教理讲授又以福音默想及对世事的了解为基础。我们须要了解四周人的经验和他们用以沟通的语言。这是教会的一项重要工作。牧者必须大量撒种，即使他们的辛苦工作由别人收成。「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领到工资，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如此，撒种的和收割的将一同喜欢。这正如俗语所说的；撒种的是一人，收割的是另一人。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若四38—38〕

    我们都很明白，教理讲授不能只讲抽象的概念。当然，抽象的概念是必须的，因为提到超性的实体时，我们无法避免使用哲学的概念。不过，教理讲授是借着信仰的标记与符号，而以「人」及「人与人的接触」为优先。教理讲授永远是讲「爱」与「责任」，由于对我们在人生旅途上遇到的人有爱，因而生出了一份责任感。

    新编《天主教要理》于一九九二年交给我请求批准。这本书的诞生，是因为教会渴望让今天的人更容易理解信仰的语言。本书的「注册标记」是一幅含意十分深远的「善牧」图像，印在《天主教要理》每一版本的封面上。图像取自第三世纪的一个基督徒墓碑，是在罗马图密蒂拉地下墓穴中发现的。这幅图像「使人联想到教理的一些意义：基督善牧以其权威（棍杖〕带领和保护信徒（绵羊〕，用真理和谐的旋律（牧童笛〕吸引他们，并使他们在『生命树』的荫庇下休息。那树就是救赎的十字架，它开启了天堂之门」。这幅图像说明牧人对每一只羊的关怀——这关怀充满着耐心，也因此才能以真正具有人性的方式去接触每一个人。这份关怀也包含了语言特恩，亦即能以所有信友都能了解的语言来说话的特恩。

    有的时候，主教如果能降福为人父母者的孩子，并拨些时间给他们，就会更容易与成人建立关系。这比长篇大论谈论对软弱无助者的尊重，来得更有价值。今天，如果我们要学习如何谈论信仰、谈论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非常需要想象力。它需要有能力去爱、去思考的人，因为想象力要靠「爱」与「思想」来维持，想象力也滋养了我们的思想、点燃起我们的爱。

爱德工作

    牧人的职责之一 ，便是像福音中所说的，关怀「最小的那一位」。在《宗徒大事录》及保禄书信中，我们都读到宗徒募集捐献，供给贫穷、有需要的人。在此我愿一提第四世纪时小亚细亚米赫的主教圣尼古拉的芳表。那时东西方基督徒尚未分裂，东西方教会的传统都表现在对圣尼古拉的敬礼上。事实上，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教会，圣尼古拉都受到同样的尊敬。关于他这个人，虽然有许多传说，但他仍旧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别是由于他的善良仁慈。儿童们尤其对他十分信赖。

    如果我们能虔心信赖地祈祷，该有多少问题能迎刀而解——小时候我们都期盼圣尼古拉给我们带来礼物。无神党想除去他的圣人形象，所以创造了；「雪花爷爷」来替代。今天在西方国家，尼古拉已成为消费主义环境下的宠儿，着实令人感到遗憾。今天的人似乎已经忘了，圣尼古拉的善良及慷慨，才是衡量他圣德的最主要的标准。因为他对贫困穷苦者的极度关怀，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主教。记得我小时候对圣尼古拉有个人的敬礼。当然，我也像每个小孩子一样，期待他在十二月六日，那天会带给我礼物。但是这期盼也有宗教的幅度。看到这位圣人如此无私地将各种礼物慷慨施予人，展现出他对人的爱的关怀，我与我的同侪一样，都对他产生一种特别崇敬的感觉。

    过去由圣尼古拉所扮演的角色——为「最小的那一位」提供日常所需，在今天的教会中已由「明爱会」这个机构承担。在波兰，无神党政权压制这个组织；战后，明爱会的保护者是萨皮阿枢机。在我继任萨皮阿枢机的职务后，我便试着重振明爱会，并支持他们的活动。克拉科夫圣母升天大殿的总铎费迪南·马凯蒙席在这方面帮助我许多。由于他，我认识了「天主忠仆」汉纳·古扎诺思嘉，我在前面提起过她，她是著名教授依纳爵·古扎诺思基之女。古扎诺思基教授在战争刚爆发时被捕。虽然我从来没有机会与他熟识，但仍清楚地记得他。多亏汉纳·古扎诺思嘉的努力，对病人的使徒工作才能在克拉科夫总教区发展成形。那时在车佐比尼亚举办了许多活动，包括为病人举办的避静。这些都特别有意义，许多人参与，其中更有不少青年志工。

    在我为新千年的开始所写的宗座文告中，我提醒每一个人，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更丰富的资源。「现在是在爱德工作中创新的时候」〔《新千年的开始》，50号〕。说到这里，我怎么可能不提到伟大的「爱德传教士」，加尔各达的特里萨姆姆呢?

    我被选上坐在圣伯多禄之座、几天之后，就与这位身材矮小、人格伟大的仁爱会修女见面。从那次见面以后，她便时常来探望我，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她又成立了新的会院，为最穷困的人提供一个家。阿尔巴尼亚无神党政权垮台后，我得以前往访问。特里萨姆姆也去了。当然，我们都知道阿尔巴尼亚是她的祖国。我在其它场合与她多次见面，每次都能亲眼目睹她又以新的作为，充满热情地献身于照顾穷人中最贫穷的人。特里萨姆姆已在加尔各答去世，我们衷心怀念她，她美好的工作也会由她的众多修女——她精神上的女儿继续下去。

    特里萨姆姆生前已是许多人眼中的圣人，在她过世时，她的圣德已受到举世所公认。感谢天主让我有幸在二00三年十月十九日，也就是我就任教宗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后几天，将特里萨姆姆列入真福。在典礼上，我说：「特里萨姆姆一生的见证，提醒我们大家，教会传播福音的使命是透过爱德来达成，并以祈祷和聆听天主的圣言来滋养的。这种传教的风格，在真福特里萨的形象中充分展现：她一支手牵着一个孩子，另一只手则数着玫瑰经念珠。真福特里萨既默观又行动，既传播福音又尊重人性尊严；她以完全奉献给穷人的一生来宣讲福音，同时也全心沉浸在祈祷中」（二00三年十月十九日〕。

    这便是透过「对近人的爱」来传播福音的奥秘，而这爱又是发自对天主的爱。这就是明爱会的本质，主教的一切言行都应受到这本质的激动。

「因此我在天父面前屈膝——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祂而得名。」

与平信徒合作

    平信徒若能积极地投身于帮助穷人及有需要的人，在工作中为社会注入基督徒精神，并建立足为典范的基督徒家庭，就能在世上达成他们特有的召叫，并且成圣。我想到的不只是公众生活上的领导人，也想到所有能把日常生活转化为祈祷、把基督放在生活中心的人。基督会吸引所有人归向他，并使他们的「饥渴慕义」（参阅玛五6〕得到满足。

    这不就是我们在慈善的撒玛黎雅人故事的结尾部分（路十34—35〕所能学到的一课吗?撒玛黎雅人包扎了受害者的伤口后，把他带到客店，请店主照顾他。如果没有店主，这撒玛黎雅人该怎么办呢?事实上，是那位隐藏在幕后的店主做得最多。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以服务的精神来履行我们的责任。每一种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给我们机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尤其医生、教师或商人更是如此，只要他们时时注意他人之所需。但是一般受雇者、工人或劳工，也能找到许多为近人服务的机会————即使他们自己也遇到严重的困难。当我们忠信地履行职责时，已经是在表达我们对个别的人以及对社会的爱。

    至于主教这方面，不但受召亲自投入这类的基督徒爱德工作，也要鼓励教区内其他人设计并指导更有创意的工作，使其兴盛发展。但他应该时时提高警觉，务使这工作能在爱德中完成，并忠于基督——「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希十二2〕。我们必须寻找合适的人才，但也应该乐意让所有心怀善意的人士都能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中有一席之地。

    身为主教，我支持过各种平信徒活动。举例来说，服务家庭的使徒工作、为神职人员及医学院学生办的「神职与医学」学术研讨、为家庭的组织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公教进行会」，在波兰非常活跃，它分成四个小组：成年男性、成年女性、男青年、女青年。现在这组织又重新活跃起来。我同时还是波兰主教团教友使徒工作委员会的主席。我支持《克拉科夫天主教周刊》，并尽我所能地鼓励参与此刊物的团体。这在当时是极为需要的。出版物的编辑、学者、医生、艺术家都来看我。由于当时正值无神党独裁统治时期，他们有时必须偷偷前来。我们也召开一些会议：主教的住处几乎总是高朋满座、充满生气。圣心修女会的修女则要为大家张罗饮食……。

    我也支持各种不同的新组织，我感觉到其中有天主圣神的推动。我到了罗马以后才认识新慕道团，主业会也是一样。我在一九八二年同意主业会成为自治社团。这两个发源于西班牙的教会运动都引起平信徒的热烈投入。西班牙在历史上，经常是天主启发的神恩复兴之源。二00二年十月，我很高兴能将主业会创始人施礼华列品为圣人，他是一位热心积极的神父，也是一位为平信徒服务的现代使徒。

    我在克拉科夫担任牧职工作期间，一直觉得在精神上与「普世博爱运动」十分亲近。我敬佩他们丰富的使徒活动，帮助教会更加成为「共融的家庭及学校」。自从我被召坐在圣伯多禄之座以来，经常接见卢嘉勒女士，以及普世博爱运动各分会的代表。从意大利天主教会的生命力中孕育出来的另一个运动，就是路易吉·朱萨尼蒙席所创办的「共融与解放」。

    最近几年，我认识了更多教友主动发起的组织。我想到法国的文立光所创办的「方舟」以及「信仰与光明」。当然其它还有许多，无法一一列举。我现在要说，我支持他们，也在祈祷中记得他们。我对他们寄以厚望，更希望世人能透过他们听到、并响应基督的召叫：「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罢！」〔玛二十4〕。我撰写《平信徒》宗座劝谕写到以下这段时，心中就想起他们：「天主的召叫不仅与牧人、神职人员、男女会士有关。此召叫是对每一个人：平信徒也同样个别地为主所召唤，他们代表教会和世界，从上主手中接受了一项使命。」

与修会合作

    我与修会团体一向关系良好，而且合作甚欢。克拉科夫教区的男女修会可能比波兰其它任何一个教区都多。许多修会是在克拉科夫成立的，其它还有许多修会则是避难于此地，包括了费理仙修女会，她们是从以前的波兰王国领土上避难来这里的。我想到真福欧纳贺·克兹明斯基，他创立了几个不穿传统会衣的修女会——这是他在告解亭热诚事工的成果。在这方面，克兹明斯基神父的确天赋异禀。费理仙修女会的会祖真福安琪乐·楚哲高思嘉修女生前就在克兹明斯基神父的指导下工作，如今她安息于克拉科夫费理仙女修会的教堂。我应该强调的是，在克拉科夫教区，最大的修会团体都是中世纪时期成立的修会，例如方济会士和道明会士，还有就是十六世纪成立的修会，如耶稣会士以及嘉布遣会士。这些修会都以优秀的听告解神父而著名——不论是为神职人员或为平信徒听告解。（克拉科夫的神父经常请嘉布遣会的神父做他们的告解神师。〕波兰国土遭分割时，许多修会都迁到克拉科夫总教区来：因为当时的波兰王国禁止修会生活，所以他们便跨越边界，进入克拉科夫共和国，在这里他们可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我可以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说明我与修会团体之间的良好关系。那就是我提名遣使会的亚尔班·玛威夏克为主教。他过去是克拉科夫诺瓦威兹区的本堂神父，满怀热忱又积极服务。是我推荐他及史丹尼斯劳·司莫朗斯基神父为主教候选人，两位都经我祝圣为主教。

    这些修会团体从来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困扰，我与所有修会的关系都很好。在我的主教使命上，他们对我帮助很大。我又想到默观修会中所蕴藏的巨大精神能量。克拉科夫有两座圣母圣衣隐修院，一个在哥白尼街，另一个在韦布周斯卡街。另外在史塔尼亚特奇还有贫穷佳兰隐修会、道明会、往见会及本笃会修女。这些修女的会院是祈祷，补赎及教理讲授的中心，非常重要。记得我有一次向这些隐修院的修女说：「愿修院的栅栏使你们与世界相连，而不是与世界隔离。请用祈祷的『斗篷』拥抱全世界！」我深信世界各地这些可敬爱的修女，时时都能意识到她们是为世界而存在，因而从未间歇地透过自我奉献、静默，以及热切的祈祷来服务普世教会。

    每位主教都能在她们身上得到相当大的支持。我自己便有过多次体验，每当我面临困难时，就会请求几座默观修会以祈祷来支持我。我感受到她们代祷的力量，也感谢这些修女聚在她们祈祷的「晚餐厅」内祈祷，帮助我克服那些以人的观点来看，已无药可救的困境。

    吴苏乐会的修女在克拉科夫主持一所住宿学校，会长安琪乐·古尔必兹姆姆在学生避静时，总是邀我去与学生见面。我时常去拜访位于雅哲朱若卡的灰衣吴苏乐修女（在萨柯波纳区〕，每年都受到她们热忱的接待。后来每年新年除夕，我都在克拉科夫与方济会士一起举行午夜弥撒，到了早上，我会待在萨柯波纳的吴苏乐修女会，在那边滑雪（通常那时已有足够的积雪〕，这已成为一项惯例。通常我会在修女院待到一月六日，下午离开，以便来得及在克拉科夫的主教座堂主持下午六点的弥撒。弥撒之后，我们会聚在瓦维尔主教座堂内唱圣诞歌曲。记得有一次好像是与若瑟·霍兹华铎斯基神父一起去滑雪（他后来成为伟哲教区的主教〕，结果在秋绰华思卡山谷一带迷了路。我们为了准时到教堂，只好「像疯子一样」冲回去。

    我做退省时，常常去位于捷格伟尼·布拉地尼克的阿伯丁会修女院，在那里我感到非常自在；我也会去克拉科夫城外的萨斯卡会院。我与嘉禄·富高小姊妹会的关系也很好，有时也与她们一起合作。

    前面提过，我常去丁尼克的本笃会院做避静，在那里度过不少时间。我与伯多禄·洛斯多洛斯基神父很熟，也经常向他办告解。我也认识奥斯定·扬高斯基神父，他是一位圣经学者，是我教书的同事。他有新书出版，总会送给我。当我需要几天时间来做退省时，我会去丁尼克，或是去毕拉尼的加默度修会神父会院。我还是一个年轻神父时，曾在此为圣弗洛里亚诺堂区的大学生带领避静。记得有一次在深夜去圣堂，发现有学生在那里祈祷，令我大感意外。后来才知道他们打算轮流在圣堂里彻夜祈祷。

    修会团体对教会和主教都有帮助。他们的神贫、贞洁、服从誓愿，他们按会祖拟定的会规所过的生活方式，处处都在为信仰作证，怎能不令人敬佩——正由于这样的忠信，这些不同的修会团体才能保持最初的神恩，代代相传、结实累累。我们也不会忘记每一个修会团体友爱的表样，这友爱正是每个修会的核心。由于人的本性，一个团体必会不时发生问题，但只要主教能专注的聆听修会、尊重其合法的自主性；在修会这方面，只要能恰如其分地承认主教在牧灵工作上，有监督整个教区的首要责任，那么问题总是能够解决的。

司铎圣秩

    克拉科夫总教区一直有许多圣召，有几年，圣召的人数出乎意料的多。例如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后，申请进入教区修院的人数显著增加，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十年后，那年是波兰接受基督信仰的第一千年。这似乎是一项定理：在一项重大事件之后，圣召就会增加。这些圣召发自天主子民平凡的日常生活。萨皮阿枢机曾说，教区的修院是主教的宝贝，正如修会的初学院是会长眼中的宝贝一样。这很容易了解：圣召是一个教区的未来，也是一个修会的未来，最重要的，是整个教会的未来。我个人对教区修院特别给予关注。我现在每天都为罗马修院祈祷，也为在罗马、全意大利、波兰及世界各地的修院祈祷。

    我特别为克拉科夫的修院祈祷，那里是我自己接受培育的地方，希望能藉祈祷来表达感恩。我担任克拉科夫的主教时，十分关心圣召的发展。每年六月底，总会询问下一年度有多少人申请进入修院。一旦他们获得入学许可，我会与每个人个别会面，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一起分辨他的召叫。我会邀请修士到我的小圣堂参加清晨弥撒，然后请他们吃早餐。这是最能认识他们的方式。圣诞夜我会去修院与他们共进晚餐，或是请修士到我住处一起晚餐。在大节日，他们不能回家过节，所以我希望多少弥补一点他们的牺牲。我在克拉科夫时还可以做到这些，到了罗马，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里有太多修院。不过我还是亲自拜访了所有修院，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会邀请修院院长前来梵蒂冈。

    没有哪一位主教可以不用司铎职的崇高理想去激励年轻人。一颗年轻的心可以了解：为了全然自我奉献，需要「不顾一切的爱」。再没有比天主的爱更大的爱。二00三年，也就是我上一次去西班牙朝圣时，五月三日在马德里，我向年轻人吐露肺腑之言：「我二十六岁那年晋铎。转眼已过了五十六年。回顾已往，并回想我生命中的那段岁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为了基督而奉献自己，为了爱基督而奉献自己服务他人，是值得的。为了基督的福音，并为了弟兄姊妹而奉献生命，是值得的！」在场的年轻人了解这个讯息，附和我的话，反复高喊：「它是值得的！」它是值得的！」

    主教对圣召的关心，也表现在他对铎职候选人的精挑细选上。主教将这个过程的许多方面托付给他的合作者，即修院的培育小组，但他自己还是要为神父的培育负最后的责任。在晋铎礼中，是主教明确地以基督之名选择并召叫候选人：他说：「仰赖天主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助佑，我们拣选这几位弟兄接受司铎圣秩。」那是一项重大的责任。圣保禄就劝诫弟茂德：「不可轻易给人覆手。」弟前五22〕这并不是严苛，只是对交付在我们手中的无比珍贵恩赐有一份责任感。为了这项恩赐以及救恩奥迹，教会才会对司铎职有如此严格的要求。

    在此我要提到圣若瑟·塞巴斯底盎·佩乌察尔他是普热梅希尔教区的主教。我有幸在八十三岁生曰那天将他及前面提到过的吴苏乐·莱多霍夫斯卡姆姆同时列入圣品。佩乌察尔主教及他的著作在波兰家喻户晓，我愿意特别挑出其中一本：《司铎生活默想》，本书在克拉科夫出版时，他是亚格罗尼亚大学的教授。（本书的新版本于几个月前上市〕。这本书是他丰富的内在生活所结的果实，对好几代的波兰神父都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我这一代的神父。我自己的司铎生活多少也受到本书神修课题的陶冶。

    大瑙教区及邻近的普热梅希尔教区，名列世界上圣召最多的教区。大瑙教区的哲西·亚博维兹总主教是我的好朋友。他来自普热梅希尔，所以他是圣若瑟·佩乌察尔精袖遗产的继承人。他们都是要求十分严格的牧者，首先是严以律己，其次对神父及修生也不马虎。我相信这就是他们教区有颇多圣召的主要原因。挑战及远大的理想对年轻人十分有吸引力。

    司铎间的合一向来是我所关心的。为了帮助我与神父的接触，一九六八年，就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我成立了司铎咨议会，在这个讨论会中讨论神父的牧灵工作计划。每年有固定的开会时间，在总教区里不同地区开会，针对神父们自己提出的特定议题进行讨论。

    主教藉其生活方式，证明「基督楷模」在今天依然存在，对我们依然有吸引力。我们可以说，一个教区反映出其主教的生活方式。主教的德行——贞洁、神贫、祈祷、朴实、良心的敏锐——会铭刻在神父的心版上。神父们则转而将这些价值观传给他们所照顾的信友，这样，年轻人就能受到引领，慷慨地回应基督的召叫。

    在考虑我们的神父时，也不应该要忽略那些已放弃铎职的人。主教不可以忘记他们。他们也有权利享受主教父亲般的关怀。司铎的培育包括了在必要时，以兄弟之爱去指正的勇气。他们的故事，有时候显示了司铎培育的缺失。在神父这方面，必须乐于接受规谏。基督曾对门徒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玛十八15〕

主教的住所

    我不是只在牧灵访问或其它公开场合，才有机会和人见面。我那坐落在方济会士街三号的住所大门永远为所有人敞开。主教就是牧人，所以他应该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奉献及服务。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直接来找我。我家欢迎所有人。

    各式各样的会议以及学术讨论都在此举行，包括「家庭研习会」。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家庭咨询室。当时，无神党当局将平信徒的任何大型聚会都视为反政府活动。主教的居所就成了庇护所。我邀请各类人士：学者、哲学家、人道主义者。我也定期与神父面会，客厅常被用作演讲场所家庭如研究学会及「神职与医学」。可以说，这个居所「悸动着生命」。

    克拉科夫的主教寓所，到处都是与我伟大的前任主教有关的回忆，克拉科夫好几个世代的神父都记得他，他表现了一位主教所应有的父性特质，为大家立下无与伦比的榜样。亚当·萨皮阿枢机在世界大战以及占领时期，被人民称为「不屈不挠的亲王」。在我自己的圣召背景中，他无疑也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正如我在《礼物与奥迹》一书中的叙述，他从一开始就鼓励我的圣召发展。

    萨皮阿枢机是一位真正的波兰贵族。他出生于普热梅希尔附近的克瑞吉。有一次我还特别前去，只为了看看他诞生的古堡。他是威扶教区的神父。比约十世任教宗期间，他在梵蒂冈服务，担任机要助理。那时他做了许多对波兰有利的事。一九二一年他被提名为主教，并由教宗圣比约十世亲自祝圣为克拉科夫的主教。同一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掌管了教区。战争爆发后，他在克拉科夫成立了主教的「战争受难者委员会」，平时以「亲王主教的委员会」著称。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按合法程序扩展到全波兰。萨皮阿总主教在战争如火如茶之际格外活跃，也因此在全波兰都备受尊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成为枢机主教。从欧乐斯尼基枢机以降，克拉科夫有两位总主教，杜那约斯基以及普昔诽先后被任命为枢机。他们两位都早于萨皮阿枢机，但只有萨皮阿枢机被冠称为「不屈不挠的主教」。

对我来说，萨皮阿枢机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楷模，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牧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就对教宗说,他想辞去克拉科夫主教的职务，比约十二世不同意。且对枢机说：「你要开始打仗了，大家会很需要你。」他以克拉科夫枢机的身分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在葬礼的讲道中，波兰的维辛斯基枢机问了几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所以，亲近的克拉科夫司铎弟兄们，身为你们的宾客和朋友，我们亲眼见到，你们用多么丰富的情感花环围绕着这具棺木；里面躺着身体矮小的不朽人物的遗体。他既不能用他的高度、也不能用他的身强力壮使你们折服。我想请问各位——这是为了我自已的好处，好增进一名主教所需要的牧灵智慧——，是什么使你们如此敬爱他？是什么折服了你们的心？你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为何你们和全波兰人都对他如此顺服？在这里，我们可以真实的表达出，一个教区全体司铎对他们总主教的爱。」

隆皮阿枢机的葬礼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举行，这是在斯大森统治时代空前的大事。一长列送葬队伍从方济会士街一直到瓦维尔主教座堂，步行的队伍中满是神父、修女和平信徒。无神党当局不敢干扰队伍的行进。他们感到束手无策。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起诉克拉科夫教区后，他们一等隆皮阿枢机去世，也同样对他起诉的原因。无神党在他生前不敢动他。隆皮阿枢机知道他有可能被捕，特别是在闵真谛枢机遭逮捕之后。但是无神党没有这个胆子。

我进入教区修院时，就是隆皮阿枢机的学生，先是由他手中领受了剪发礼，接着是晋铎礼。我十分信赖他，我可以说我跟其他神父一样爱他。许多书籍中经常提到，隆皮阿枢机有意栽培我——也许这是真的。这也是一位主教的责任：培养可能的继承人。

也许神父们因为他是主教而尊敬他，但他们更因为他是一位关心子民的父亲而爱戴他。这是最重要的：一位主教必须是一位父亲。当然，没有人能成为完美的父亲，因为它只能在天主父中充分的实现。但我们多少能分享天主的父性。我在一篇默想父性奥迹的文章《父性的光辉》中，提到过这项真理：「我还要说：我已经决定把『我的』一词从我的词汇中剔除。当我知道一切都是『祢的』，我还能使用这个名词吗?甚至如果每次有人出世时不是祢所生的，但是生育的那位却是属于祢的。我自己是『祢的』，多于是『我的』。所以我已学到，那属于祢的一切，我不可以说是『我的』。我不应说想或感觉它。我必须释放自己，将自己掏空——我必须拥有无物，我不应盼望拥有任何东西（在此处，『我的『是指『属于自己的』〕。」

效法圣若瑟的父道

当然，主教职是一项职务，但是一位主教应该尽全力，不要让自己仅仅在职务上是一位主教。他绝不可忘记自己是一位父亲。正如我前面所提，萨皮阿枢机之所以如此广受爱戴，是因为对他的司铎而言，他是一位父亲。每当我自忖，是谁堪称所有为人父者——不论是在家庭中或在铎职中，甚至在主教职中——的榜样及帮助时，立刻就想到圣若瑟。

    对我来说，敬礼圣若瑟，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克拉科夫的生活。离主教居所不远、位于波谢思卡街的伯尔纳定修女会有一座献给圣若瑟的圣堂，在那里她们经常朝拜圣体。我有空时会去那里祈祷；我的目光常被一幅美丽的画像所吸引，那是我主在人世间养父的画像：在这圣堂中，这幅圣像十分受到恭敬，我也曾在这圣堂为一些律师带领避静。我很喜欢想起圣家中的圣若瑟，圣家就是指耶稣、玛利亚和若瑟。我习惯向他们三位祈求在许多困难上帮助我。我非常了解显示出圣家特征的爱与合一：三颗心，一份爱。我将服务家庭的使徒工作托付给圣若瑟，求他特别照顾。

    在克拉科夫，还有另一座献给圣若瑟的圣堂，在波德高兹。我做牧灵访问时，经常去那里。而位于卡利兹的圣若瑟朝圣地则有特别的重要性。有些曾被囚禁在达豪集中营的神父，会去那里朝圣谢恩。他们有一群人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时，把自己托付给圣若瑟来照顾——也的确都幸免于难。回到波兰后，他们开始每年一次前往卡利兹朝圣地的感恩朝圣，也总是邀请我一起去。这群人包括卡济梅尔兹·迈丹斯基总主教、依纳爵·热兹主教，以及亚当·科兹洛夫斯基枢机，他是一位在非洲传福音的传教士。

    圣若瑟成为耶稣基督的养父，他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在献给圣若瑟的宗徒劝谕《救主的监护人》中，我写道：「从福音原文可以推论出，若瑟和玛利亚的婚姻是他父职的法源根据。为了确使耶稣有父亲的爱护，天主选择了若瑟为玛利亚的配偶。也因此，若瑟的父职是借着与玛利亚的婚姻而来的，这也使他与基督有了最亲近的关系。而所有预选的人，都预定要肖似基督（参阅罗八28—29〕〔第7号〕。若瑟受召成为玛利亚的净配，正是为使他成为耶稣的父亲。圣若瑟的父性，就像童贞玛利亚的母性一样，基本上都是因为基督。玛利亚的一切特恩，都来自于她是基督的母亲。同样，圣若瑟的所有特恩，也都因为他受拣选成为基督的父亲而来。

    我们都知道耶稣称天主为「阿爸」，这是一个充满爱意又亲切的字眼。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儿童应该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父亲的。耶稣对圣若瑟说话时，很可能像当地其他孩童一样，也用这个称呼。对于人类父性的奥秘，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耶稣自己，做为一个人，借着与圣若瑟的父子关系，体验到天主的父性。他与若瑟做为子与父的关系经历，融入到后来基督天主为父的启示中。这是多么深奥的奥迹——

    基督在祂的神性中，体验到至圣圣三内属神的父性及子性。在耶稣的人性中，由于圣若瑟，使祂体验到为人之子的身分。在圣若瑟这方面，他以健康的男性气概对人类问题的清晰了解以及勇气，支持了这个在身边成长的孩子。他达成了任务，是藉助于他具有最佳父亲的各类特质，并从那至高的源头汲取力量，从这源头是「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名的」〔弗三15〕。就人的观点来说，圣若瑟教了天主之子许多事，并给祂一个世上的家庭。

    对圣若瑟而言，和耶稣在一起的生活，是一项持续不断的探索，来发现他自己身为父亲的召叫。他成为父亲的方式是异于常规的，耶稣并非出自他的血肉。但这样的父职，不正是足为我们神父、主教的楷模及典范吗?在我牧职生涯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视之为这种父职的表现————为人施洗、听告解、举行感恩祭、宣讲福音、劝诫与鼓励：我一直认为这些都是活出这父职的方式。

    当我们触及司铎及主教独身的问题时，应该特别思索圣若瑟为事主之子所建立的家。事实上，这种独身生活给了我们最完善的机会，去活出这样的父职：贞洁，以及全然奉献给基督和童贞圣母。一位神父没有家庭的牵挂，可以全心奉献，以尽好自己的牧灵责任。我们也因而了解拉丁教会，何以坚持悍卫司铎独身的传统，并抗拒历史上不时出现的压力。这传统显然十分严苛，但是它也产生了特别丰硕的灵修成果。同时我们也看到东方礼天主教会中，已婚司铎所表现的牧灵神火，产生了好的果实足使我们感到欣喜。特别是在对抗无神主义时，属于东方礼仪的已婚司铎，他们的表现与保持独身的司铎弟兄一样崇高英勇。就像若瑟·史利彼奕枢机曾指出，独身和过婚姻生活的神职人员，他们在面对无神党时展现的勇气不亚于独身神职。

    在这里要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司铎独身的规定，有深厚的神学基础做后盾。我可敬的前任教宗保禄六世于一九六七年颁布的《司铎独身》通谕，就将这些神学上的动机综述如下：（参阅19-34号〕。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以基督论的动机：基督身为天父与人类之问的中保，祂保持独身，以便全心奉献自己，来服侍天主及人类。凡是有幸能分享基督的尊荣及使命的人，也都受到召叫去分享这份全然自我奉献的恩赐。

    第二个，是教会论的动机：基督深爱教会，为教会奉献自己的全部，使她成为一个光耀、神洁、无瑕的新娘……。受祝圣的神职借着选择独身，彰显出基督对教会纯洁无玷的爱，而导引出具有超性活力的属灵果实。

    最后一个则是末世论的动机：论到死者的复活时，耶稣说：「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玛二十二30〕。司铎的独身宣告了救恩新时代的来临，也因为司铎独身说明了它至高的价值，并且将来会在天主的所有子女身上显露光辉，独身生活便使天国的实现提前来到。

    有些人为了反对司铎独身的规定，便特别强调神父或主教的孤寂。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坚决反对这个论点。我个人从不曾感到孤单。除了时时意识到上主就在身边，从人的角度来说，也总是有人存我身边：我与神父们——总铎、本堂神父、副本堂神父——及各行各业的平信徒，都保持真诚的关系。

与他的子民同在

    说到主教的父职就是与托付给他照顾的子民同在时，我们也应该想起圣若瑟为天主子所建造的家。主教的家其实就是他的教区。我们这样说，不只是因为他在教区生活、工作，而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主教的家就是他的教区，因为他必须每天在这个地方，展现他对教会——他的净配——的忠诚。特里腾大公会议针对这方面长久以来的弊病而发言时，规定并强调主教必须是他教区的居民，这是主教的义务，同时也陈述了一个深刻的见解：在所有的重要时刻，主教都必须与他的教会在一起。除非有重大理由，主教绝不可离开教区超过一个月。就像一个好家长时时与家人在一起，如果非得离开他们，他会想念他们，而且希望尽快回到他们身边。   

    说到这点，我愿提起一位忠实的主教——大瑙教区的哲西·亚博维兹主教。他教区的神父都知道，主教星期五不接见访客。因为每星期五，他都徒步前往杜州的圣母朝圣地朝圣。一路上他虔诚认真地准备主曰的讲道。大家都知道他很不喜欢离开他的教区。他总是与他的子民在一起，首先是在祈祷中，然后在行动中。但总是以祈祷为优先。我们主教的父职奥迹始于祈祷，也在祈祷中成长。我们是在信仰中生活的人，在祈祷中把自己带到玛利亚和若瑟面前，恳求他们的协助；这样我们便可以与他们以及所有天主交托给我们的人一起，为天主子建立一个家——祂的圣教会。

方济会士街三号的圣堂

    克拉科夫主教住所的小圣堂，对我有特殊的意义。那里是我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萨皮阿枢机祝圣为司铎的地方，虽然晋铎礼通常都在主教座堂举行，但由于当时长上决定派我去罗马念书，连带也影响到晋铎礼的时间与地点。

    圣保禄在晚年时，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宗徒，他写信给弟茂德说：「要在虔敬上操练自己，因为身体的操练益处不多，惟独虔敬在各方面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与来生的应许。」〔弟前四7-18〕每位主教都享有一项特权，即在他的住所中可以有一小圣堂，这圣堂近在咫尺，但是重责大任也随着这特权而来。要有一距离如此之近的小圣堂，主要原因是为使主教生活中的一切——他的训导、决策、牧灵关怀——都能在隐藏于至圣圣体内的基督足前开始。关于这方面，我曾亲眼目睹萨皮阿枢机的习惯做法。维辛斯基枢机在萨皮阿枢机的葬礼中证道时说：「此人的一生有许多层面，其中一个令我深自反省。主教团开会期间，每当漫长而耗尽心力的一天结束后，我们都疲累不堪，只想赶快回家休息。萨皮阿枢机却毫无倦容，他会进入他那冷飕飕的圣堂，在天主面前直待到深夜。他在那里多久?我不知道。我在总主教的居所熬夜工作时，从未听到萨皮阿枢机从圣堂回来的脚步声。但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以他的高龄，他有权去得到一些休息。我认为枢机需要用睡眠的金锁来总结他一天的工作，但他却以祈祷的钻石来结束工作。他实实在在是一个祈祷的人。」

    我也试着效法萨皮阿枢机独特的榜样，那就是不只在住所的小圣堂祈祷，也在那里静坐、写作。我的《人的存在与行动》及其它作品就是在那里写成。我一直深信圣堂是一个有特别启示的地方。能够在天主临在的庇荫下生活与工作，是多么大的特恩啊！那又是多么有强烈吸引力的临在啊！我已逝的挚友安德肋·弗劳撤在《实在有天主：我遇见了祂》一书中，深度描述了感受到天主「临在」的力量及美好。我们不是一定要真的进入圣堂，才能在心灵上进入至圣圣体的临在。我一直感觉到，基督才是主教居所真正的主人，我们主教不过是短期的房客。我就在这样的心态下，在方济会士街住了将近二十年，今天我也以这样的心态住在梵蒂冈。

   「他就选定了十二人，为同他常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谷三14

主教在自己的教区

    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给了我强烈的动力，去加强牧灵活动。当然，一切都由此开始。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教宗若望二十三去世。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正式开幕的梵二大公会议就是他召开的。我有幸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第一期会议在十月召开，十二月八日结束。我以克拉科夫总教区的神职代表身分，和大公会议诸位神长一起参加会议。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去世后，枢机主教团的秘密会议于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选出米兰总主教若翰·蒙蒂尼枢机为新教宗。他取名为为保禄六世。同年秋天，大公会议进入第二期会议，我再度以同样的身分与会。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我被任命为克拉科夫总主教。不久即发布任命的消息，三月八日喜乐主日、那天，我郑重地在瓦维茁主教座堂正式就任。

    方济·比拉克教授和修道院院长博丹·宁周斯基蒙席等在教堂门坎迎接我。然后我进入主教座堂。我即将坐上主教的座位，是自从萨皮阿枢机和巴济亚克总主教去世后，便一直虚位以待的。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我发表谈话的细节，但却记得，我心中充满着对瓦维尔主教座堂和它文化遗产的深厚感情，正如我前面曾经强调的，我觉得我与瓦维尔主教座堂永远紧密相连。

羊毛后带

    我也还记得在同一年，即一九六四年所领受的羊毛肩带所具有的深刻又动人的象征。全世界各地的总主教都会在颈上披着此肩带，象征他们与基督善牧及与基督的代表——伯多禄继承人的合一。肩带由绵羊毛编织而成，而且是在圣雅妮，瞻礼日祝圣的。在我任职教宗期间，有许多次机会于圣伯多禄和保禄的瞻礼日，将肩带授予新的总主教。这是多么奇妙的象征啊！在这个朴实的标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善牧将羊背在肩上，拯救并喂养小羊的图像。它是一个象征，使得所有的主教因为一件事而有形的联结在一起，即是：我们和责任对嘱托给我们的羊群所有的牵挂和责任。正是因为这份牵挂及责任，我们才被赋予裁培并保全教会合一的使命。

    一九六四年三月八日我就任主教之后，便以总主教的身分参加大公会议，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会议闭幕。我参加大公会议的经验，与普世教会的主教充满信德的接触，以及受托管理克拉科夫总教区的新责任，都帮助我更深刻了解一名主教在教会中的位置。

主教在自己的地方教会中

    美善的天主究竟将主教放在教会中哪一个位置?因为主教（的祝圣〕是加入宗徒继承的行列，所以从一开始，呈现他面前的是普世的教会。正由于他受差遣进入全世界，所以成为教会普世性的标记。从我很小的时候，在我第一次学习诵念信经；之时，就意识到教会普世性的一面：「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这个普世的团体拥抱了如此众多的时、地、人的见证，那些人都是由天主所拣选而形成一体的，「从亚当开始，『从义人亚伯尔直到最后一个义人』（〔教会宪章〕第2号〕。」这伟大的见证和彼此之间紧密的情谊，都在主教的祝圣礼中表露无遗，好让我们记住，整个救恩史及其特有的目的就是所有人在天主内的合一。

    虽然每位主教身上都承担着对普世教会的责任，他还是得处身在某一特定教会的中心，那教会就是基督特别托付给他的团体。这样，透过他的主教职，基督的教会的奥迹——为全人类的救恩标记，可以更圆满地实现。在《教会宪章》里，我们读到：「这个基督的教会，真正存在于每一个合法的地区性信友团体中;这些信友与他们的牧人结合在一起，也可以称做新约的教会……。一个以祭台为中心的团体，在主教的神圣监督下，能彰显出『基督奥体的友爱及合一的象征，没有这种友爱与合一，便不能得救。』这些团体，虽然往往人数不多而且贫穷，或者散居各地，但是都有基督亲临其间，并且因基督的德能及影响，而成为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第26号〕

主教在教会内的圣召是一项奥迹：一方面他以主教身分被安置在特定且有形可见的团体中，同时也处身在普世教会中。清楚了解这两个层面独特的关系很重要。如果认为主教在自己的教区团体中中——以我的情形，就是克拉科夫——代表普世教会，又在普世教会中代表他的教区，就好像驻外使节代表他们自己的国家或国际性组织一样，那无疑是过份简化了这奥迹，也末理解奥迹的真义。

    主教是基督临在于世界的标记，这是主动向外，去人们所在之处与他们相遇的临在：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帮助他们成长、以福音安慰他们，并使他们齐聚在上主桌前。因此之故，主教虽然属于全世界、属于普世教会，却为了活出圣召，而在身形上不与普世主教团其它成员在一起，以便接近他的子民，而这些子民是他在这特定教会内以基督之名召集起来的。但是对这些人来说，主教也成为一个标记，代表他们的孤立已经结束了，因为主教带他们与基督契合，并在基督内，与在他们之先、天主从创世之初就拣选的人契合；与天主在今天由世界各地所召集的人契合；也与在他们之后，天主要召叫进入教会且直到最后一人的所有人契合。借着主教的牧职和他所代表的标记，所有的人都临在于这个地方教会中。

    当主教能使他的子民与他自己，并透过主教与世界各地的教会信友产生活泼的共融时，他便是真正负责行使他的职务。在克拉科夫时，我亲自体验到这种活泼的合一就在神父、修会及平信徒的心中。愿天主赏报他们——圣奥斯定在寻求信友的协助和了解时，习惯对信友说：「有许多人，是以基督徒的身分走向天主，他们不需要负责管理任何事，他们的行囊简便，担子也轻，所以旅途上比较容易。但我们任主教的，除了是基督徒外，还要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向天主交帐，并要管理照顾你们，将来且要为我们的管理职责向天主交帐。」

     这就是与「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默七9）的人、与临在于教区主教身上的基督神秘相遇的奥秘。而在历史上某个特定的时间，地方教会就聚集在主教身旁，那是多强的合一啊！那将他们结合、聚集在一起的力量是多么动人！我在大公会议期间就有过亲身体验。我以特别的方式体验到主教的团体性和共融性：全体主教与伯多禄的共融——一九七六年我在罗马教廷讲避静时，大家聚集在教宗保禄六世身旁，使我再次有了这个体验。但这是后话，容我稍后再谈。

主教的团体性

    现在，让我们的心思回到教会初期，那时，由于上主的旨意，宗徒职得以设立。「祂自己所想要的人」〔参谷三13〕组成的团体在祂身边成长。在那个团体中，从西满伯多禄开始，大家逐渐形成不同的性格，各人的性格也越发强烈。每一位新主教就是借着他领受的召叫和祝圣，被引入门徒群和基督的朋友当中。这是一个团体！参与这个信德、见证、爱与责任的团体，是我们与我们的召叫和祝圣一同领受的恩赐。这是多么美妙的恩赐啊！

    对每一位主教来说，其他主教的临在能带给我们支持，这支持可透过祈祷与牧职工作的紧密关系、透过见证以及分享牧灵工作的成果而表现出来。在这方面，今天最值得我安慰的事，就是各地主教来罗马述职时，与他们会面和交换意见。我的一大渴望是，天主的恩宠在他们心、灵和行动中所做的工作，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及珍惜。今天快速的交通工具，使我们能更常见面，成果更丰硕。也使我们每一位主教能够寻找各种方法，来加强主教间的团体性与共融性，包括在主教团内积极的合作、共同讨论我们在世界各地教会大家庭内的经验。如果主教能聚在一起，彼此分享他们的喜与忧，一定会帮助他们达成我在《新千年的开始》宗座文告（参阅43—45号〕内所提到的「共融的灵修」。

    即使在我被挑选坐上伯多禄座位之前，我已会晤过来自每一国家的无数主教，当然，我还是较常见到邻近欧洲国家的主教。这些会面部是彼此获得支持、慰藉之源。有时这样的会面，对某些主教——特别是来自无神党独裁统治国家的主教，是相当能激动人心的。例如我想到史德范·托奇塔枢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葬礼，那还是在无神党政权阻挠、甚至完全禁止与当地教会接触的时代。

    在枢机主教们决定由我接任伯多禄之座前，我最后一次与邻近国家主教的牧灵会晤是在德国，那是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与维辛斯基总主教一起前去。这是波兰和德国两国重修旧好的重要标记。自我就任教宗以来，我仍然格外频繁地继续与世界各地主教日常会晤，而能达成这使命，也是我的荣幸。

    主教的述职是表达主教的团体性、共融性的特别方式。原则上，全世界两千多个教区的主教，要轮流每隔五年（有时候会更久一些〕来到梵蒂冈。过去是教宗保禄六世接见我，现在轮到我来接待各地的主教了。我十分珍视我与保禄六世的会面，关于如何规划安排述职，以及述职工作如何进行，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现在我也设计了我自己的模式：首先我亲自接见每一位主教，再邀请述职的团体共进午餐，最后我们一起举行晨间弥撒，然后就是正式的团体会面。

    与主教们会面，使我获益良多。我只能说，我从他们身上「认识了教会」。我需要常常和他们见面，因为我总是能学到新的事物。从我与他们的交谈中，我认识了世界各地教会：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现况。

    上主赐给我足够的体力去访问这许多国家，事实上，我已访问过其中的大多数。这样的访问很重要，因为能亲自在一个国家停留，即使为时甚短，也足以便人看到各种事物。此外，访问中的会面也使我能与人民直接接触，这一点不论是在人际交往的层面或是在教会层面上都很重要。圣保禄也是如此，他总是到处奔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读到他写给不同基督徒团体的信函时，可以感觉到他住在他们中间、他认识每个地区的人和那些人的困难。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也包括我们这个时代。

    我一直很喜欢旅行，也深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基督亲自交给教宗的任务。我还是教区主教时，已经很喜欢牧灵访问，我认为，能知道各堂区发生了什么事、能够认识人并直接与他们会面非常重要。虽然主教的牧灵访问是教会法的规定，但光是人生历练已足够让我推荐这活动了。圣保禄就是我们的楷模。伯多禄也是，但保禄是最重要的楷模。

大公会议诸神长

    在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我还是克拉科夫总教区的辅理主教。在那次会期中，我得以亲自向洗者若翰·蒙蒂尼枢机道谢，因为米兰总教区慷慨地送给克拉科夫圣弗洛里教堂一份珍贵的礼物：三座全新的钟。这是很有象征意义且意味深长的礼物，特别是由于三座钟分别命名为童贞玛利亚、安博—嘉禄·鲍禄茂以及弗洛里。这是圣弗洛里教堂这问大学的主任神父达陡·古饶司基所要求的，一向对波兰人民十分慷慨的蒙蒂尼总主教把这事放在心上，而且对我这个当时还很年轻的主教表现了极大的情谊。

    我的意大利主教同仁负责大公会议的进行以及梵蒂冈的事务。他们的谦恭有礼及普世教会的意识，着实令我感到惊讶。在大公会议第一会期，我由于与许多非洲主教接触，真正见识到了教会的普世性。他们的座位分散在圣伯多禄大殿各处。大家都知道，大公会议的工作就是在这里展开的。这些非洲主教当中，不乏知名的神学家和热心的牧者。他们值得大书特书。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科纳克里的瑞蒙·玛利亚·奇汀波总主教。他在自己国家的无神党总统手中，受了极大的痛苦，最后被迫流亡海外。雅心特·天敦枢机是位很特殊的人物，我与他常有真诚的交往。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是保禄·锺贵那枢机。这两位都深受法国文化熏陶，说起法文像说母语一样流利。我住在波兰公学时，与这两位枢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我与另一位长我二十岁的法籍枢机嘉播·玛利亚·葛洪也十分亲近。他待我极为殷勤，甚至可说是十分亲爱。我们两人同时被教宗选立为枢机，大公会议之后，他成为教廷天主教教育部部长。我依稀记得他也参加了选举教宗的枢密会议。另一位与我交情很好的法国人就是神学家亨利·德吕巴克，他是耶稣会士。我在多年之后，任命他为枢机。

    大公会议是与主教及神学家们熟识的殊荣时机，尤其是在个别的委员会中。我们在研读第十三项大纲（就是后来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时，我针对人格主义发言，德吕巴克神父以鼓励的口吻对说：「是的，是的，就是该朝这方向进展。」他的话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我当时还算是年轻后辈。

    我也与德国人——小我一岁的亚尔菲·班史枢机、科隆的若瑟·荷夫那及若瑟·拉辛格建立了友谊。他们都是具有杰出神学素养的教会人才。我尤其记得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拉辛格教授。他以柯隆教区总主教若瑟·福林格斯枢机神学顾问的身分出席大公会议。后来教宗保禄六世任命他为慕尼黑的总主教，以后又擢升他为枢机。拉辛格枢机也参与了那次枢密会议，选出我来执行伯多禄宗座之职务。法兰优·瑟倍枢机去世后，我请拉辛格枢机接替他，担任教廷信理部部长。我要感谢天主，让我生命中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来协助我，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

    很遗憾的是，曾参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的主教和枢机，只有极少数几位依然健在。这一次大公会议是教会最大的盛事，感谢天主让我从头到尾都能参与其中。

枢机团

    在某个意义上，普世主教团的中心是枢机团，他们围绕着伯多禄的继承人，并在整个教会前为信仰作证，藉以支持他。我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成为枢机团的成员。

    枢机的相聚，特别清楚表达出在信仰内合作及互相支持的原则，教会的整个传教工作就是以这原则为基础。伯多禄的任务是耶稣指派给他的：「待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兄弟。」（路二十二32〕从初期教会，历任伯多禄继承人都利用了主教团、司铎及执事的合作，让他们分担罗马城和邻近教区（所谓「城郊辖区」）的责任。这些教宗的合作者逐渐被称为「枢机」。当然，经过世代的变迁，合作的形式也有了改变，但是他们「做为教会和世界标记」的基本意义未尝变更。

    既然伯多禄继承人的牧灵职责扩及全世界，世界各地凡有基督徒的地方，也越来越需要有枢机常驻，并与伯多禄的继承人教宗保持亲近的关系，一方面分担他的责任，同时也愿意随时为信仰作证，甚至愿为信仰流血（因此枢机身穿红衣，象征殉道者的血〕。罗马教廷及世界各地的枢机，都十分慷慨地支持我，分担治理教会的责任，我要为此感谢天主。枢机越是乐意支持他人，就越能坚固他们的信仰，也就更能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下，完成他们的重责大任，那就是选出一位要继承伯多禄职务的人。

主教会议

    我的主教生涯与宣布大公会议即将召开的时间几乎同时。大家都知道，大公会议的成果之一，便是定立世界主教会议，由教宗保禄六世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首次召开。从那时起，已经召开过好几次世界主教会议。会议的筹备和执行主要部落在秘书长身上。第一任秘书长是瓦迪斯瓦夫·鲁宾枢机，他在战时冒险经由黎巴嫩辗转来到罗马。保禄六世把筹备世界主教会议的秘书工作交给他，这工作毫不轻松。我尽我所能来支持他，主要是为他献策。后来若瑟·董高枢机接任他的工作，第三任秘书长则是若望·伯铎·萧特枢机。

    我前面提过，至今已经举行过好几次主教会议。除了在保禄六世任内举行的主教会议之外，还举行过讨论家庭问题、和好圣事及悔罪、教会生活中平信徒的角色、司铎培育、奉献生活、主教职等等的主教会议。此外还有几次会议的主题更明确：一次是有关荷兰的问题，一次是梵蒂冈大公会议闭幕二十周年纪念，还有一次为黎巴嫩问题召开的特别会议。另外则有为各大洲召开的主教会议：非洲、美洲、亚洲、大洋州，以及两次讨论欧洲问题的主教会议。其构想是为在千禧年之前能够涵盖各大洲，以便了解他们、注意到他们的问题，而能善加准备迎接大禧年。这个计划已顺利完成。现在我们要把心思放在下一届世界主教会议，主题是圣体圣事。

    我还是主教时，已有参加主教会议的经验。那是为庆祝圣达义九百周年，在克拉科夫总教区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当然那只是一个教区规模的主教会议，关注的并非普世教会的问题，而是单纯地关注地方教会的情况。然而，一个信友团体日复一日地面对在特定社会和政治情况中实践信仰的问题，教区规模的主教会议也十分重要。克拉科夫教区主教会议的目标，是要将大公会议的决定引进地方团体之中。我将此次会议安排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之间进行，因为正如我前面提过的，圣达义正好是在一0七二年至一0七九年之间担任主教。我希望在九百年后能再次活出那段时曰。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无教会议小组的工作，所有人都全心投入。那真是一个牧灵的主教会议：主教、神父和平信徒一起携手合作。我于就任教宗后第一次回波兰访问时，正式为此一主教会议闭幕。

在教宗保禄六世任内，为罗马教廷讲避静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很特别的避静。参与避静是天主的一大恩赐。避静时，把一切事都搁在一边，以便单独与上主相遇、聆听天主。对参与避静的人而言，这锻炼弥足珍贵。因此，除了引燃起内心对避静的需要之外，任何人都不应在受到压力之下参加避静。当然，有时候也许有人对某个人说：「到加默度修会或到丁尼克修道院去做个避静吧。」但是原则上，避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需求。教会身为一个机构，特别关照司铎要做避静，然此教会法的规定，也只是出于心中推动的一个外加要素而已。

    前面提到过，我通常是去丁尼克的本笃修院避静，但我也常去毕拉尼的加默度修会、克拉科夫的教区修院及雅哲朱若卡（萨柯波纳〕的灰衣吴苏乐会避静。自从来到罗马后，我就在四旬期第一周内与教廷成员一起避静。这些年来，常有不同的讲道者来为我们讲避静；有些讲师的口才和谈话内容都是一流，有些人甚至颇有幽默感。例如原籍捷克的耶稣会神父多默·史皮得理克就特别有幽默感。他讲避静时，我们总是笑声不断，这对我们也是有益的。史皮得理克神父知道如何以诙谐的方式讲述深奥的真理，在这方面他极有天赋。我在上次的枢机主教会议中，为史皮得理克神父戴上枢机主教帽时，又想起了那次的避静。就像我说的，避静讲师常常不同，而且一般说来都很优秀。我个人曾邀请哲西·亚博维兹主教到梵蒂冈带领避静，是除我之外，唯一的一位波兰人。

    我曾在梵蒂冈向教宗保禄六世以及他的合作者讲避静。在准备期间曾出现一个问题。一九七六年二月初，瓦拉迪思劳·鲁宾蒙席打电话给我，说教宗想请我在三月时带避静。我只有不到三星期的时间准备讲稿，还要翻译出来。后来我把这一系列的默想主题命名为「反对的记号」。这题目并不是别人的建议，而是在最后自然浮现，好像是综合了我想讲的话。其实那并不是一个主题，反而像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把我在避静时所讲的许多道理组合起来。我还记得那段准备讲避静的日子，一共有二十篇道理，全是我一个人挑选内容并且理出头绪。由于准备讲稿需要安静，我便住到雅哲朱若卡的灰衣吴苏乐修女会院。每天早上我撰写默想的内容直到中午，下午去滑雪，晚上再继续写。

    与保禄六世在避静的场合中会面，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使我了解，一位主教多么需要随时随地准备好，在上主的要求下讲述他的信仰。每位主教都必须为此做准备，包括伯多禄的继承人，如同保禄六世要我愿意为此责任随时做好准备一样。

大公会议的落实

    大公会议是一件令人赞叹的大事，对我则是个难忘的经验。我满载而归。回波兰后，我写了一本书介绍在大公会议各会期中出现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我想要萃取大公会议教导的「精髓」。这本书的书名是《复兴的泉源：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的落实》，一九七二年由波兰神学协会在克拉科夫出版。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谢恩，感谢天主赐我以主教身分参与大公会议的恩宠。事实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就特别注意主教的责任。第一次大公会议的重点是教宗的首席权，梵二大公会议关心的重点则是在主教身上。为明白这一点，只须去看看会议的文献即可，特别是《教会宪章》。

    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关于主教职的深入训导，是基于基督的先知、司祭、君王的三重使命。《教会宪章》的二十四至二十七号就探讨了这一点，但其它的大公会议文献也提到这三重使命。其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因为明确与主教的牧灵职务有关。

    我从罗马回波兰时，著名的「波兰主教致德国主教信函」引发的议题上了头条新闻。波兰主教在信中，代表波兰原谅了德国人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波兰人造成的伤害，也为波兰人对德国人可能有过的不利行为道歉。很遗憾的是，这封信引发了激烈的争辩、指责和中伤。无神党当局对此一表示修好的举动颇不以为然——虽然后来证明这举动对于波兰与德国关系正常化相当重要。结果是无神党对教会更加敌视。因此，为庆祝波兰接受基督信仰一千年，此时显然并非理想的时机，而庆祝活动本来应该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格涅兹诺展开。在克拉科夫，庆祝活动是于五月八日圣达义瞻礼日举行。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大批群众上街游行，从瓦维尔定到斯卡渥卡的景象。无神党官员自觉无力向此一秩序井然的大规模集会挑战。在庆祝波兰接受基督信仰一千年期间，主教的公开信引起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几乎完全消失，因此我们才能就此一大事对国家生命的意义做适当的宣讲。

    另一个宣讲福音的好时机就是一年一度基督圣体圣血节的圣体游气。在战前，为光荣基督圣体圣血的大游行是从瓦维尔主教座堂出发，穿过城里的大街小巷和许多广场，一直走到里聂克·葛华尼。德国占领期间，执政官汉兹·法兰克下令禁止。后来无神党执政时，当局再度准许游行，但是路线较短：从瓦维尔主教座堂沿着皇家古堡的庭院绕行。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再度准许游行路线走出瓦维尔城堡。那时在各个祭台上讲道时，我不只讲论有关圣体圣事的道理，还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宗教自由这个大问题，那是当时大家非常关心的题目。

    我相信，在这些不同形式的民间敬礼中，隐藏着一个问题的答案。有时我们会怀疑，这种地方性传统的表现形式，究竟有何意义。答案很简单：当人心凝聚在一起时，其结果是一股向善的巨大力量。若能扎根于古老、强大、深远、同时贴近内心的事物，就会给我们惊人的内在力量。如果这个扎根的工作，又能与活泼敏锐的理性层面结合，便无须担忧信仰的未来或国家民族中人际关系的前景。实际上，在传统这富饶的「土地」上，「文化」得以受滋养，人民能结合为一，像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同时维持并加强他们的信念。我们的责任，特别是在今天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是要培养健全的传统，使我们的思想与想象力都能有明确清晰的共识，对未来的一切坦然接纳，对过去也能爱与尊重。这过去，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遗产，而以古老的文字及标记、回忆、习俗等形式长存在我们心中。

波兰的主教们

    我在克拉科夫的牧职生涯中，与戈佐教区的三位主教有特别深厚的友情。他们是威廉·普鲁塔，现在是天主的仆人；哲西·思卓巴以及依纳爵·热兹。我视他们为真正的朋友，所以在公事以外，我也会去找他们。思卓巴和我是在克拉科夫认识的，他曾担任西勒西亚修院院长。我自己则曾在该修院任教，讲授伦理学、基础伦理神学及社会伦理学。他们三位中，如今只有依纳爵·热兹主教依然健在。他非常有幽默感，例如他会拿自己的姓氏开玩笑（在波兰文中，Jez就是豪猪的意思〕。

    做为一名教区主教，我的总教区有几位辅理主教：朱利安·葛罗布里基、扬·皮耶特拉兹高、史丹尼斯劳·司莫朗斯基、亚尔班·玛威夏克（前面提过，后两位是我亲自祝圣〕。我很欣赏玛威夏克主教的活力。也记得他还是诺瓦·维兹（克拉科夫的一个区〕的本堂神父时的样子。有时候我喜欢叫他「热诚者亚尔班」。扬·皮耶特拉兹高主教非常擅于讲道，能激起听众真正的热情。继我之后担任克拉科夫总主教的方济·马卡斯基枢机，在一九九四年开始了皮耶特拉兹高主教列真福品的法定程序。现在这程序已进行到罗马。我对另外两位辅理主教也有十分愉快的回忆：多年来我们以兄弟共融的精神一同工作，来服务我们所爱的克拉科夫的教会。

    在邻近的大瑙教区，有哲西·亚博维兹主教，我先前已提到过他。我时常去拜访他。我们两人年龄相仿，他只比我大一岁。

    琴斯托克霍瓦的主教斯德望·巴赫待我十分仁厚。在他晋铎二十五周年纪念时，我在证道中说：「主教职就像是更进一步去发现司铎职，就某种意义而言，可说是新的发现。这两种职务都必须依照同样的标准来生活，永远以基督为重心，他是善牧，是我们灵魂的牧者。一名主教必须更深刻、更热心、更坚定地注视基督。主教执行使命时，也将重心放在人灵上，那是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不朽的灵魂。这样的关注也许不像堂区的本堂神父或副本堂那样，在日常的使徒工作中直接与人接触。但在另一方面，主教是以更宽广的眼光来关心人，因为主教眼前所看到的是整个教会。我们这些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的主教，明白教会是将整个人类家庭聚在一起的所在；是和好的地方，不论如何都把人聚在一起；是借着对话，甚至是以个别之人的受苦为代价而使人聚合的地方。对我们这些梵二大公会议时的波兰主教而言，也许受苦还多于对话。」

    在西勒西亚有霍伯·白德诺兹为主教，他的前任是史丹尼斯劳·亚当斯基主教。白德诺兹主教是亚当斯基主教的助理主教。我被任命为总主教以后，就去拜访这一省的所有主教，包括去卡多维采拜访亚当斯主教。与他一起的有朱利安·比耶尼克主教及若瑟·古尔帕兹主教。我和西勒西亚的主教们相处甚为融洽。我固定于每年五月最后一个主曰，在皮卡瑞圣母朝圣地与他们见面；这一天，大批矿工会来此朝圣。白德诺兹主教经常邀请我来讲道。实际上，五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是个大日子：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之下，此一朝圣气氛很特别。在场的朝圣者全都聚精会神地聆听，每听到一句对政府有争议性的宗教或道德政策提出挑战的话，例如基督徒守主日的义务，他们便热烈鼓掌。在这方面，白德诺兹主教说过的一句话，在西勒西亚广为流传：「主日属于天主，也属于我们。」在庆典结束时，白德诺兹主教通常会这样对我说：「希望明年能再听到像这样的讲道。」皮卡瑞的矿工，还有他们盛大的朝圣活动，一直都在我心中，像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见证，一件非比寻常的大事。

    现任宗座大众传播委员会荣誉主席的安得·玛利亚·德思科，在我心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是我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擢升为枢机的。从我刚担任教宗以来，他便时常协助我，特别是借着他的受苦，以及他睿智的建议。

    既然我在此缅怀的是诸位主教，自然不能不一提我的主保圣人，伟大的圣嘉禄·鲍禄茂。只要一想起他，就不由得对我们两人生命中的许多事实以及责任上的巧合感到惊异。他是十六世纪米兰的一位主教，正值召开特里腾大公会议之时。而天主召叫我成为一名主教，则是在召开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的二十世纪。我们两人都受到托付，负责实际执行大公会议的决议。我要说，在我任职教宗的这些年来，落实梵二大公会议的决议，时时都在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这个巧合一直铭刻在我心中，这位圣人主教更让我佩服的便是他对牧灵工作的极大热忱：在特里腾大公会议之后，圣嘉禄就勤于在教区做牧灵访问，当时米兰教区约有八百多个堂区。克拉科夫总教区比米兰教区来得小，我却无法在任内遏访所有堂区。现在的罗马教区也很大，共有三百卅三个堂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访问过三百一十七个堂区，所以还剩下十六个堂区要去拜访。

『我已来到，为承行你的旨意。』

希十7

在信德内生勇气

    我还记得斯德望·维辛斯基枢机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曰晋牧前夕，在雅斯纳古拉说过的一段话：「做一名主教，与十字架脱不了关系，所以教会要把十字架挂在主教胸前。我们必须在十字架上死于自己，否则不会有圆满的司祭职。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那是纯金打造、镶嵌珠宝的十字架。」十年后，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他又说：「主教的责任不只是用他的言语、用教会的礼仪去服务，更是借着奉献痛苦来服务。」在另一个场合，维辛斯基枢机又重申其想法：「一个没有勇气的主教，是大灾难的开始。他还能做一个使徒吗?一个使徒必须为真理作证。而这一向需要勇气。」、

    下面这段话也是维辛斯基枢机说的：「个使徒最大的弱点就是恐惧。恐惧是由于对上主的能力缺乏信心；使心受压迫、喉咙发紧。于是不再为天主作证。那么他还是一个使徒吗?背弃师傅的弟子，便是在增长刽子手的勇气。在诉讼之中于敌人面前保持缄默便是在鼓励他们，在诉讼之中一个使徒内的恐惧即是敌人的主要盟友。『用恐惧来迫使缄默产生』便是邪恶之人策略上的首要目标。所有独裁使用的恐怖手段，都取决于使徒的恐惧程度而定。只有当别人掴你的脸而你不把脸避开时，这时的缄默才具有明显的使徒精神。基督的缄默便是如此。但祂以那样的表示，展现出祂的勇气。基督不会让自己任人恐吓。祂上前去面对群众时，勇敢地对他们说：『我就是』。」

    确实，即使那是个只能在承受极大痛苦的代价下才能显示的生硬的真理，我们也不可背弃真理，且隐藏它而不再宣扬，「你们会认识真理，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若八32〕：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力量的泉源——这里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没有给人们外交手腕投机依赖的空间。我们必须不惜遭受迫害甚至流血牺牲，也要为真理作见证，就像基督自己，或克拉科夫的圣人主教，即谢哲巴诺的达义主教。

    当然，我们一定会遇到考验。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只不过是信仰生活中的一部分。有时我们的考验较轻微，有时则十分艰难，甚至惊天动地。我们受到考验时也许会感到孤单，但天主的恩宠——信德终将得胜的恩宠，绝不会离弃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期盼自己能战胜每一个考验，即使是那最艰难的。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曰，我在格但斯克的维斯特布拉德向波兰年轻人谈到这些时，我说那地方在面对艰巨挑战时，是一个信德的慑人标记。一九三九年在那里，一队年轻的波兰兵士奋力抵抗德国入侵者，而后者的人数及装备都远胜于他们，在面对巨大危险的同时，他们也为勇气、毅力及忠信做了光荣胜利的见证。我借着这段故事要求年轻人反省，特别是反省「更成为与更拥有」之间的关系，我告诫他们：「绝不能让更拥有获胜。否则就会失去所有恩赐中最珍贵的恩赐：我们的人性、良知和尊严。」我顺着这个脉络鼓励他们：「务必需要自我鞭策，即使别人不来鞭策你们。」我继续解释道：「年轻人，你们每一个人都会经验到自己的『维斯特布拉德之役』：也许是你们必须承担并完成的责任、是你们必须奋斗的正义事业、一个责任或义务，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撒手不管，是我们不能逃避的。也可能是必须维护、捍卫的真理和价值观的体系：『维斯特布拉德』在你们心中，也在你们四周。是的，去捍卫这些吧——为了你们自己，也为了其他人。」

    我们常常需要有仿效法的对象，而处在今日这多变且互相冲突的想法中，这样的需要格外殷切。

克拉科夫的圣人

    说到效法的榜样，我们必不能忽视圣人。每一个教区有自己的圣人和教会贤哲，这是多大的恩宠啊！一位主教能向信友介绍特定的物做为榜样，又是多么动人的经验！这些出类拔萃的圣贤以可敬的信仰和美德，活出了足资楷模的生命。如果这些圣者是近代的人物，那又格外令人感动。我很高兴自己能为克拉科夫教区杰出的基督徒开始列圣品的过程。后来我成为罗马的主教，得以证实他们过人的德行，整个过程结束后，我又能以他们为圣人和真福，而将他举上祭台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离瓦结渥尼基修院不远的索尔韦工厂当工人。我常去傅天娜修女墓前祈祷。她当时尚未被教会列为真福。她的一切事迹都非常特殊，是我们无法事先在这个平凡女孩身上料到的。我当时又怎么想得到，有一天我会将她列为真福和圣人呢?她在华沙进修道院，随后又被送到维尔纽斯，最后又到了克拉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几年，她在神视中看到慈悲的耶稣；耶稣召叫她成为敬礼救主慈悲的宗徒，此一敬礼后来传遍整个教会。傅天娜修女于一九三八年逝世。救主慈悲敬礼从克拉科夫开始，然后遍及全世界。我成为克拉科夫的总主教以后，就请依纳爵·洛兹斯基神父审查傅天娜修女的著作。起初他不愿意，但后来同意了，并且就现有的文献做了彻底的研究。最后他说，「傅天娜修女是一位了不起的神秘者。」

    推伯修士的原名是亚当·赫梅洛夫斯基，在我的记忆中——或者更好说在我心中，有着特别的地位。他曾参与波兰的一月起义，其间一颗炮弹伤及他的腿，使他不良于行，从此穿上义肢。我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在心灵上与他十分亲近。我曾为他写了一部戏剧，剧名叫〔我们天主的修士〕。他的人格深深吸引我，成为我效法的楷模：他放弃艺术创作，为了去成为穷人的仆人——「马路上的绅士」的仆人。他的榜样帮助我舍弃艺术和戏剧，进入教区修院。我每天都诵念波兰圣人的祷文，其中自然包括圣雅伯。

    出身克拉科夫的圣人中，我愿提到圣雅钦·欧多瓦兹。他的圣髑存放于道明会的教堂内，我时常去拜访那座教堂。圣旷钦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他从格但斯克一路东行至基辅传教。

    真福父妮耶拉·萨拉瓦安葬于方济会的教堂中，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她是一位纯朴的女佣。我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在克拉科夫将她列为真福。她的一生证明了，即使是仆人的工作，只要带着信仰与奉献的精神去做，也一样可以成圣。

    我把这些克拉科夫的圣人视为我的保护者。我的保护者相当多，包括圣达义、圣维德皇后、圣若望。坎地、圣卡齐米日——他是一位王储，还有许多其它的圣人。我常想起他们，并为我的国家向他们祈祷。

殉道圣人

    「基督的十字圣架，愿你，永受赞美，永受钦崇；你是力量及勇气的泉源，我们的胜利全仰赖你。」我从未随随便便地戴上主教的胸前的十字架——在佩戴时，我一定会念一段祷词。这十字架就靠在我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已超过四十五年了。去爱这个十字架，就是去爱牺牲。殉道圣人便是这种「爱」的典范。米哈乌·科扎尔主教就是一例。他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祝圣为主教，正是战争爆发前两星期。他从未离开他的羊群，虽然他知道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他死于达豪集中营。他在集中营时，是一同被囚禁的人当中、那些神父们的榜样和驱策力。

    一九九九年，我将一百零八位殉道者，也是纳粹政权的受害者列为真幅，包括三位主教：普赫克教区)的安当·朱利安·诺华维奕斯基总主教、他的辅理主教良·惠特曼斯基，以及鲁柏林教区的瓦迪斯瓦夫·高勒主教。许多神父、会士和平信徒也同他们一起被举扬至祭台上。聚集在基督十字架旁的牧者与他们的羊群之间，在信德、爱德以及为主殉道上的合一，是多么地感人。

    波兰籍的方济会士，圣马希连·国柏为爱而牺牲的殉道事迹，是家喻户晓的典范。在奥许维兹集中营里，他付出自己的生命，来交换一名自己根本不认识的狱友——一个家庭的父亲。

    还有一些离我们的时代较近的殉道者。每当我想起我与阮文顺枢机主教的会面，就十分感动。他在两千年大禧年时，在梵蒂冈带领罗马教廷的避静。二000年三月十八日，我为他带领的默想向他致谢，我说：「他在越南因长年坐监而成为十字苦架的证人，他屡屡述说狱中种种的苦难事实和点滴，因而使我们更加肯定并为此安慰，亦即即使我们四周的一切、甚至内心的一切都坍塌崩溃时，基督仍然是我们永不倾倒的支柱。」

    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坚强、忠心不移的主教，以他们的榜样，向他人显示了道路……。他们共同的秘诀是什么?我想是那一份活出信仰的勇气。他们整个生命和所做的一切，都以信仰为第一优先：那是一种大无畏的信仰，是经过苦难试炼而更坚强的信仰，是勇敢、慷慨地追随天主每一个召唤的信仰——在信德中坚强……。

圣达义

    在众多著名的波兰圣人中，我看见圣达义这位主教及殉道者的高大身影。前面提过，我曾写了一首诗献给他，在诗中我谈到他的殉道，并视为波兰教会史的一面镜子。下面是这首诗的摘录：

一

我想描述教会，我的教会，

与我同生，却不会随我而逝——

我亦不会与之同死，

教会的成长永远超越我——

教会：是我存在的最深处

也是最高峰。

教会————是我伸入过去，

进入未来的根，

是我在天主——我的天父内生命的圣事。

我想描述教会，

我的教会，将自己系炼在我的土地上，

〔这是被传达的：凡你在地上所系炼的，在天上也要被系炼〕

 于是，我的教会被系炼在我的土地上。

 这土地座落在维斯杜拉盆地，春天

喀尔巴阡山脉冰雪融化，

大小支流潮水汹涌。

教会将自己系炼在我的土地上，

这样，凡是在此处所系炼的

在天上也要被系炼。

二

曾有一个人，借着他，我的土地看到

它在是被系炼于天的。

曾有这样一个人，曾有这样一个民族，永远会有——

借着他们，大地看到自己，

在新生命的圣事中，那是我父亲之地，

因为，天父的居所在此孕育、在此诞生。

我要描述我的教会，用这个名字叫达义的人来描述。

波勒斯劳国王用他的剑把这名字写在

古老的历史中，

用他的剑把这名字写在主教座堂的大理石地板上

一股股鲜血倾流

充遍了大理石地板。   

三

我要描述教会，以一个名字，

这名字使国家再次

接受鲜血的洗礼。

日后好能通过其它考验的洗礼，

借着洗礼的愿望，使隐藏的得以显露——

圣神的气息：

这名字被嫁接于

人类自由的土壤上，

比达义的名字更悠久。

四

那时候，在人类自由的土壤土才刚刚诞生的「体」和「血」，为国王的刀剑所劈砍同样

    利刃也进了司铎话语的脊髓，

    挥斩到头颅底部，落在活生生的躯干上……

    「体」和「血」还没有时间成长————

    长剑已然重击在圣爵的金属和面饼上。

    五

    国王或许想着：现今从你将再也不会生出教会了———

    不会从严责肉身和流血的言语中生出一个民族；

    它将由刀剑下出生、由我将你的言语斩为两段的利刃之下。

    将从被倾流的血水之中出生……国王或许如此想着。

但是圣神隐密的气息镕铸在一起

    尖锐的话语和刀剑，砸碎的头颅，以及淌满鲜血的双手……

    说：一起进入未来吧！没有可以使你们分开的。

    我要描述我的教会，数世纪以来，

    言语和血水并肩前行，

    为圣神隐密的气息所系联合一。

六

    达义或许想过：我的话会刺伤你

    使你悔改，

    你会以一个忏悔者的身分来到教堂门前，

    因斋戎而憔悴，因内心的呼号而觉悟，

    像一个回头的浪子，来赴上主的盛宴。

    如果言语未能使你悔改，我的血将能够。

这位主教也许没有时间去想：

          让这苦杯远离我去。

    七

    在我们自由的土地上，利刀落下

    在我们自由的土地上，鲜血洒落

    二者孰为更重?

    第一世代将逝，

    第二年代开始。

    那必然要来的时代形貌，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圣地

    我曾多次到世界各地朝圣，但至今我渴望多年的朝圣，是追随亚巴郎的足迹……。教宗保禄六世在他第一次的宗座之旅就拜访了这些神圣的地力。

    我希望能在两千年大禧年时去朝圣。这个朝圣之旅应由加色丁的乌尔开始，此地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在好几个世纪之前（参阅创世纪十二1—3〕，亚巴郎就是从这里出发，去追随天主的召叫。然后我希望继续前往埃及，追随梅瑟的足迹；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并且在西乃山上领受了十诫，做为与天主订立盟约的基础。接下来，我想去圣地耶路撒冷，完成这趟朝圣之旅，在圣地，我首先要去天使向玛利亚报喜之处，再去耶稣诞生之地白冷城，以及其它与耶稣生平及使命有关的地方。

    我实际的朝圣之旅与起初所希望的不尽相同。我未能追随亚巴郎的足迹，因为伊拉克政府不允许我去。我去不成的也只有这个地方。后来在保禄六世厅举行的一个特别典礼中，我神游了加色丁的乌尔。我确实去了埃及，去到西乃山下，就是天主将祂的名字启示给梅瑟的地方。那儿的东正教隐修士十分热忱地接待我们。

    接下来我去了白冷城、纳匝肋以及耶路撒冷。我拜访了橄榄山园、晚餐厅，当然还有加尔瓦略山，即哥耳哥达。我是第二次来到这些神圣的地方。第一次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期间，以克拉科夫总主教身分前去的。在大禧年圣地朝圣之旅的最后一天，我与教廷国务卿安哲罗·苏达诺枢机，以及教廷其它人员在耶稣圣墓大殿共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趟旅程是一个美好动人的经验。这次朝圣最高峰的时刻，无疑就是前往加尔瓦略山，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以及圣墓，而耶稣的复活就是发生在这同一墓穴。我的思绪又回到第一次去圣地朝圣时的感受。那时候我写道：

    「哦，圣地，神圣之地，你填满了我内心最深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在你上面行走，我必须屈膝下跪。因此我今天声明，一次相遇已经在你内发生。我跪下——在你的上面盖上我的印记。你将和我的印记在此处持续——你将持续、持续——而我将把你带着，在我内我将把你转化成为新的见证之所在。我离开时是一个见证人，从今以后世世代代为你作证。」

    救赎之地啊！只说「我很高兴我来了」是不够的。这里有的还更多：伟大的受难标记、为救赎而死亡的标记、复活的标记。

「我已来到，为承行称的旨意」〔希十7〕

    由生活中居首位的信仰，以及由此信仰所产生的勇气，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听从天主的召叫而出发，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那里去〔参阅希十一）。致希伯来人书的作者用这段话来讲述亚巴郎的圣召，但是这话对每一个人的圣召也都适用，包括主教牧职的圣召：以信德和爱德为绝对优先的召叫。我们蒙天主召选，召叫我们上路出发，但旅途的目的地并非由我们决定。命令我们上路的那一位要决定目标：他便是我们忠信的天主，永恒盟约的天主。

    我最近在默想中想到亚巴郎，并为此写了一首诗。下面是这首诗的节录：

亚巴耶，进入人类历史的那一位，

只愿意，借着你揭示这奥迹，

从创世之初便隐藏不露，

一个比世界更古老的奥迹——

如果今天我们要去这些地方

就是许久以前，亚巴耶出发前去之处，

是他听到天主声音、天主的许诺应验之处，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能够站在门坎——

回到盟约的开始。

    现在在默想主教的圣召时，我愿回到亚巴郎，我们的信德之父身上，尤其要默想他与救主基督相遇的奥迹。按照血缘关系，基督是亚巴郎之子（玛一1〕，但同时在亚巴郎之前就有基督，因为祂是永恒的（参阅若八58〕。这相遇为我们在信德中蒙召的奥迹带来了光明，更为我们为回应这召叫所需要的责任感和勇气带来光明。

    我们可以说那是双重的奥迹。首先，这是天主的爱已在人类历史中完成的奥迹。同时又是未来的奥迹——也就是希望的奥迹：是我们都蒙召要跨过的门坎的奥迹，且是在永不退缩的信仰的支持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赖的是谁（参阅弟后一12〕。这奥迹拥抱那从起初便有的、在创世之前的，以及尚待来临的一切。这样，我们的信德、我们的责任和勇气，在天主计划奥妙的应验中，都有一席之地。如果基督的恩赐是要向世人彰显祂全部的光辉，我们的信德、责任和勇气都必不可缺少。我们所需要的信德，不只是护卫天主奥迹的宝库，使之完好无缺，还要有勇气开启这个宝库，并时时以新的方式启示给基督差遣门徒去接触的人。我们所需要的责任感，不只限于护卫所留传给我们的，更要勇于善用我们的才能，并使之倍增（参阅玛廿五14—30〕。

    从亚巴郎开始，祂每一个儿子的信仰都代表了：不断放下我们所珍惜、熟悉及拥有的，好能开放自己，接纳那未知的一切，信赖我们所共享的真理以及在天主内共同拥有的未来。我们都受到邀请，离开熟悉的事物。我们都受邀投奔天主，祂在耶稣基督内向我们开放，「拆毁中间阻隔的墙壁，就是仇恨」（弗二14〕，好借着十字架吸引我们归向他。

    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对天父的呼召的忠信，向所有祂遇到的人开放的一颗心，使得他没有垫靠头部之处〔参阅玛八〕的不停歇行旅，以及祂的十字架，借着它达到复活的胜利。这便是基督——勇敢无畏地向前走，不让任何事阻挡祂，直到一切都完成，直到祂升到祂的父和我们的父那里去（参阅若廿17〕；也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参阅希十三8〕的那一位。

    因此，在耶稣身上，信德便是不断地向天主开放，而天主不断地向世界开放：我们主动投向天主，天主则带领人们走向彼此。这样，凡我所有的，都属于每一个人；而属于他人的，也成为我的。基本上，这就是那位浪子的父亲对他长子说的话：「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路十五31〕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话也出现在耶稣的大司祭的祈祷中，天主子对天主父说：「我的一切都是祢的，祢的一切都是我的。」（若十七10〕

      当「他的时辰」要来到时（参阅若七30；八20；十三1〕，基督提到了亚巴郎，他的话令听众讶异惊奇：「你们的父亲亚巴朗曾欢欣喜乐地企望看到我的日子，他看见了，极其高兴。」〔若八56〕亚巴郎喜乐的来源是什么?难道不是他预见到，吾主天主和祂血缘之子、我们的救主耶稣，要用爱与勇气承行父的旨意，直到终结〔参阅希十7〕?在耶稣受难的事迹中，我们看到与亚巴郎奥迹最有力的关连。亚巴郎受信德感动，离开他的家乡，前往未知之处——同样，他也满心忧苦地，带着长久期盼才得来的爱子到摩黎雅山去祭献。

    当「他的时辰」来到时，耶稣在革责玛尼庄园对祂的同伴伯多禄、雅各伯，以及祂最亲密的门徒若望说：「起来，我们上路吧！」（参阅谷十四42〕。不是只有必须「上路」去承行天父的旨意：他们也必须与祂一起去。

    那个邀请：「起来，我们上路吧！」是特别对我们主教——祂所拣选的朋友说的。即使这句话暗示着要受到试炼、极为艰辛，以及痛苦的十字架，我们也不能让自己心生恐惧。这句话也是平安与喜乐的话语，亦即是信德的果实。在另外一个场合，耶稣也对同样三位门徒说：「起来，不要害怕！」〔玛十七7〕。天主的爱不会强行给我们无法负荷的重担，也不会提出我们做不到的要求。无论祂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也必会给我们所需要的帮助。

    救主基督的爱，要求我离开我的祖国，使我藉由祂的恩宠，能在其它地方结出果实——结常存的果实（参阅若十五16〕；我就是在祂带领我来到的地方，说了这些话。为回应我们的上主及导师的话，我也要对你们每一位，亲爱的主教弟兄说：「起来，我们上路吧！」让我们全心信赖基督向前行。祂会一路陪伴我们走向唯有祂才知道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