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将一生的事迹记录下来之后，会有三对眼睛在不同的观点下阅读它：

    一、自己看它。

    二、别人看它。

    三、天主看它。

    卡莱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说：「没有传记是完全忠实的。」他可错了，我的自传是绝对忠实的。我的墨汁是血,纸是皮肤，笔是矛。全书八十多章，每一章记录我生命中的一年，我每天读着它都有不同的看法。我愈是将目光从页面上移开，愈是觉得有自己写自传的需要，好使读的人读到我想要他们读的。然而，我愈注视它，愈看出每一件值得记下的事，都是上天的恩赐，我怎能以为是自己的荣耀?

    那自传中往日的卷页有如太阳一般，我离它愈远，眼中的影子愈深愈长：满是后悔、反感、惊悸。但当我走近它时，影子便落在背后，便没有那么可怖，但仍然提醒着我，我还有未完成的工作。而当我捧着它时，没有半点影子，前面没有，背后也没有，只有沐浴在阳光下的无比喜乐；好像走在阳光之下，既没有诱惑人的海市蜃楼，也没有紧紧跟随的影子。

    自传是苦像——是生命的内在故事，是它如何在「生命之书」上记述、录音和撰写，不是它在时间舞台上的方式；这不是我要告诉你的「自传」，而是说给我自己听的「自传」。在荆棘之冠中．，我看到我的骄傲，看到我从祂刺透的手中攫取世俗的玩具；从祂穿透的脚上看到我逃避牧民的职责；在祂受创的心中见到我蹭蹋掉的爱；在祂受创的圣身上看到我追寻欲望的人世，像一块紫色的破布挂在祂身上。几乎每次翻开任何一页，我的心都在哭泣，为「私爱」对「无私的爱」所做的一切、为我自己怎样回报真爱、为「我」对「祢」所做的，为我这个所谓朋友，对「所爱者」所做的一切而哭泣。

    然而，在自传中，当我因被邀请参与祂的最后晚餐而雀跃欢欣；因我们之中一人离开祂，以亲吻去灼伤祂的唇而哀伤：或者，当我蹒跚地帮助祂拿着苦爵走向「髑髅之地」；当我稍稍移靠玛利亚几步,帮助她把心上的匕首取出时；当我在生命中时或希望被称作「祂的爱徒」时；当我因带领别的玛达肋纳们到十字架下悔改，成为在一切爱中我未能达到的那种爱时；当我设法赶上那百夫长，要把冷水送到那饥渴的唇边时;当我像伯多禄一般，奔向空了的墓穴时，之后又像他那样，在海边多次被问到：「你爱我吗?」而为之心碎时,都是自传中比较具启发的时刻，这些可以写成一种不像两千年前的真正版本那么重要、那么真实的版本。

    这版本上所载的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真相——伤痕才是全部真相。我生命的纪录，就我自己看来，是与苦像交织而成的。只有我们一一我的天主和我一一去读它。随着年月迁移，我们将用更多时间去读它，它所载的一切在「审判之曰」要向全世界播放。

    你们现在读的是真实的，却是在较低层次下的真实：像一颗宝石和宝石座，像珍宝和它的包装，像莲花与池塘。

    那么，我自己又如何看待我的一生呢?我是以一个神父的身分去看它。那就是说，我不再是我自己，而是每一刻的存在都代表基督的人格。就像美国大使在国外，无论在休闲娱乐中，或是在议事厅中，都被视为国家代表。也因此，一位神父时常都是基督的大使。然而，这只是一个面向，神父依然是一个人。

    这就是本书命名为《瓦器中的珍宝》的缘由(格后四7)。这是取自圣保禄给格林多人写的信，他说自己及上主的其它门徒不外是用陶土做成的器皿，盛载着珍贵的宝物；好似泥土做成的灯盏，盛戴着燃点照明的油。我特别选取这一节以表明神品圣召的尊贵和脆弱人性间的对照。我们具有以基督的身分去行使圣事的惊人力量，那就是赦免最丑陋的罪恶;将加尔瓦略山上的十字架放在祭台上；在圣洗池边给千千万万的婴儿、成人以超性的生命：并护送垂死者的灵魂到天国去。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与常人无异，我们有着一般人的弱点，有些人好杯中物或女人、金钱：有些人渴望在圣统制中拥有更高的权力。每个神父都带着瓦器般易碎的躯体，要保存内在的珍宝，必须在火焰的十字架上伸展开来。我们的失足可以比任何人的失足更严重，因为我们是从高处坠下。在所有坏人中，坏的神父是最凄惨的，因为他们被召更靠近基督。

    这是被召的人不容易写自传的缘故，因为他有的是被召的尊严和陶土般易碎特质所引起的恐怖紧张感。正如纽曼枢机所说的：「我连天神的察查也不能抵受，又怎能看到祢的面容而仍然存活?在祢圣容的光耀之下，我将像草般枯萎。」而在神圣使命与人性软弱工具间的尖锐冲突中，往往是基督之爱大量倾注的时刻，祂从不让我们任何人受到超出能力的诱惑；甚至在我们软弱之时祂仍爱我们，因为「善牧」爱迷途的牧人一一如爱迷途的亡羊。也许，对于尽力爱祂的人，感受到的冲突更尖锐。   

    可是我看我的生命和我的圣召如何配合，和别人怎样看它可能有点不同。这也许是世界上有传记和自传的原因吧?即使传记也各有不同。圣若望宗徒留下的基督的生平，和犹达斯写下的生平一定相当不同一一如果他能以笔来写而不是以绳子来写的话。通常，传记是在此人成为显要人物之后才写的；又或者，写的对象不是人人熟悉得可以谈论，而是值得谈论的人。

    莎士比亚早就预测到这一点，因此在传记中写道：

人们所作的恶在他们身后仍然存在，

所作的善往往与他们的骸骨共埋。

    当写的是所获得的宝座比普通人高上几呎的主教时，就可以看到他在威仪与尊严中出现浮华的危险。让我再引莎士比亚的名句：

人，骄傲的人，

盛装于微小而短促的权势,

他以为最有自信的却是他最无知的，

他虚饰的本性一一像一头忿怒的猿猴,

在高天之前玩弄把戏,

使天使为之饮泣。

    当一个人像我那样，得蒙上主赐予享受一点点知名度时，往往会遇到超乎应得的赞美的危险。就像我八十四岁生曰时，一个小孩写信向我祝贺：「祝你生曰快乐，祝你长寿，祝你有一天成为教宗。」

    一个人在漫长的生命将尽时，往往会发现两件事：事情好得难以置信，以及事情坏得难以想象。在过誉一事上，实在应归功于教友，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把神父视为一一「另一位基督」。

    天主并不选择最好的人做神父，我获赐圣召并不是天主在神圣的智慧中看到我比别人好。天主的爱是盲目的，我知道千百人比我更堪当这圣召。祂往往选取软弱无能的工具，好使祂的权能得以彰显。否则，一切像似由那易碎的瓦器而来，而不是来自于圣神。吾王耶稣骑着驴子荣进耶路撒冷，也可以藉比驴子好不了多少的人性进入纽约、伦敦，或走在任何一座主教座堂的中间通道。祂并不看重那在民意测验中的知名之士，祂说：「几时人们都夸赞你们，你们是有祸的」(路六26)。

    这似乎把福音置于令人反感的地步，然而，吾主耶稣的意思是听了别人赞美的话，我们可能相信剪报以致被世俗的想法所左右。一般来说，我们愈接受民意的估计，便愈少花时间跪下来省察良心；外界到处都是水银灯，令我们眼花缭乱，忘却内在的灵光；赞美之词往往使我们心里产生虚假的印象，以为自己真的堪受这些赞美。我们对它的反应随着年月而变更，起初觉得尴尬、脸红，渐渐地，变得喜欢它，却一面说这些赞美像水过鸭背一样，不留痕迹，可是鸭子喜欢水啊!最后，注定会下个愤世嫉俗的结论：那赞美我的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最终，我的一生将置于天主眼前，天主的评判将完全不同。世人看的是表面，天主看的是内心。达味不是因为相貌俊美而被天主所选，厄里亚先知也不是因样貌而遭弃。吾王对我们有双重的看法：祂理想中的我们，以及我们如何回应祂的圣宠。天主给我们自由意志，就如父母给子女们自由一样，是冒险的。耶肋米亚先知的一生，述说了一个美丽的故事，显示出天主对我们的理想，和我们按自己意志成就的差异。天主给人的墓志铭不是写在石版上而是写在心版上。我只知道，得到较多天分的人，要受到更严厉的判断。得到愈多，被赋予的期待愈大：托付愈多，必须偿还的也愈多。天主不单给了我圣召，祂也给我机会和恩宠去丰富我的圣召，祂期望我在审判之曰，交出更多利润。

天主如何审判，我不知道，可是我深信祂会以慈悲和仁爱来看待我。我认为在天堂中有三大意外：一是，有些我从不期望会看到的竟然身在其中；其次，有些我以为一定可以见到的人却不在；但最大的意外将会是由于祂的仁慈，而我竟有幸身在其中。

    陶土要经过塑造才能成为器皿，那是在比国家更神圣的家庭之内完成的。我早年生活如何模塑是由父母决定，他们决定每一个子女都应受良好的教育。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受过教育，而是由于他们缺乏教育。父亲受过低于小学三年级的教育，原因是我祖父的农庄需要人手。我母亲受的教育也不超过八年级(初中二年级)，因为当时全校只有一位老师。

    我的外祖父母均来自爱尔兰罗斯科曼郡的一个小村，名叫克拉罕，该地靠近包伊沃。祖父(因为在我十分年幼时去世，所以我对他并不认识)出生于爱尔兰，祖母在印第安纳州出生。不幸的是，她也是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去世了。

    父亲名叫牛顿·施恩，母亲名叫荻拉雅·富尔顿，他们在伊利诺伊州距离皮柯里亚约三十哩的一个名叫艾尔巴素的小镇上开了一家五金店。有一天，父亲教店里的一个小弟到地库去拿一些货物(这孩子日后成为城中有名的银行家)，当他上来时，看到自己的父亲从前门进来。这孩子正在抽烟，在当时的社会，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抽烟是绝对不被容许的。他怕被他父亲发现，慌乱中随手把香烟丢到楼梯底下，却正好落在一个装了五十加仑汽油的桶子里，造成一场大火，把整个商业区烧光了。我父亲也许为了偿还损失，又或者为了生计、于是搬回祖父遗下的农庄去了。

我从小讨厌任何与农庄有关的事物。父亲常常提到我小时的一件事，我用锯子把他最好的一辆马车的后栏板锯掉。那时，家里只有两个孩，我居长，下面是小我两岁的若瑟。也许由于贫穷，使人盼望富有；不管怎样，父母盼望得到教育而没有得到，使他们决定自己的子女必须受教育。因此，他们又搬到皮柯里亚去，为的是使我可以在教区办的圣母学校受天主教教育。

    就在这时候，父母给我富尔顿这个名字。在学校的第一、二年，我都哭个不停。等到我稍稍长大，我为此事感到十分尴尬，每逢去探访亲戚和看家庭医生时，他们总是会说：「这就是那哭个不停的孩子吗?」我的哭泣使母亲觉得厌烦，所以有时她的父母让她回娘家好好哭一场，亲戚和朋友们往往开玩笑说：「啊!他是富尔顿家的婴儿。」当我在艾尔巴索圣母堂的堂区学校报名时，有人问祖父我叫什么名字，他答：「富尔顿。」虽然我受洗时的名字叫伯多禄，但现在人人叫我富尔顿。若干年后，我的弟弟若瑟在芝加哥当律师，排在他后面的汤姆在纽约行医，四弟艾尔当工程师。牛顿和荻拉雅·施恩的孩子都受了教育。三、四十年后，一次我在纽约广播电台昏倒被送到医院去，我那医生弟弟发现我从孩提时已染了肺结核，因此才使我不断哭泣；后来又因为产生了钙，使我得以痊愈，并给了我一个强壮的肺。我在领坚振时用了若望这个名字，于是我就成了富尔顿·若望·施恩。

    我一年级的老师是亚力仙修女，我和她在我中学期间、在升神父之后、甚至直到她死前，都一直保持联络。她好像一天也不曾老去，因为教导年轻人，所以她也能常保年轻。德行比任何依莉莎白·雅顿的化妆品更能使一个人保持青春。她一点也记不起有一次因为我不服从，她把我关在课室的壁橱几分钟。我怀疑她不想记得这件事!但我可记得一清二楚呢!那几分钟的监禁好像几年那么长。当然，它并未带给我任何伤害。

    小学前几年，大抵是一年级吧，我被罚「留堂」，因为我没有把which这个字拼对，我认真地试了六、七种不同的方法去记它，总不能把它拼出来，一个坐在后面的小女孩在我耳边低声说：「w-h—i-c-H」。她八十三岁那年，我在安老院中再度遇到她。我向她道谢，没有她当年的提点，我的教育可能大受影响。

    在低年级时，我记得有一次曾告诉母亲我在拼字比赛中败给马嘉烈·肯尼迪，因为我不会拼thralldom(韦氏大词典现在容许少一个L」「那正是我当年的拼法)。当时，我努力争取班上第一名，好能得到圣像、圣牌带回家，但我从来不曾得到父母一句称赞的话。母亲偶尔会说说我做得好，但父亲从不赞一词。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父亲总不会称赞我们，她说：「父亲不想宠坏你们，但他总是在所有邻居面前夸你们。」

    八岁左右，我开始当辅祭。在皮柯里亚的圣母堂为史普汀主教辅弥撒。有一天，我一不小心把酒瓶掉在地上，这下可真吓人了，没有一个原子弹比得上酒瓶掉在云石地板所发出的声响，而且还在主教的面前!我吓得半死，主教会怎样说?弥撒结束后，主教把我叫到跟前，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说：「年轻人，你长大了要到哪一间学校读书?」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长大」指的就是中学，我说：「到史普汀中学。」那是以主教之名为名的中学。(也许有人会说，这真是外交词令，但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又说：「我是问你长大以后。你听过鲁汶吗？」我答说：「主教大人，我没听过。」  「好极了，回家告诉你母亲，就说我说你长大后要到鲁汶去，有一天，你会和我一样。」我向母亲复述主教的话，她对我说，鲁汶是世界有名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在比利时。

    我再也没有想起主教的话，直到晋铎两年后踏入鲁汶大学求学时，才记起当年主教说过的话。「啊!原来这就是主教要我进的大学。」我也记不起主教的预言，因为那时我追求的只是成为一名神父。

    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圣母兄弟会主办的史普汀中学。他们有非常优秀的教师，管教严谨却不失慈爱。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名叫杰美·佐顿，曰后成为有名的广播员费伯尔。而对面的圣母女子学校)一位年轻的女孩曰后成了电台上费伯尔的妻子莫莉。一个街口之隔的皮柯里亚中学一位我们都不认识的男孩，则成为电台节目中爱迪和阿莫(中的爱迪。我们皮柯里亚这个地方出了三位有名的广播员，如果读者诸君不嫌弃的话，也可以把我算成第四位。

    每年会由学生公演话剧为学校筹款，角色甄选时证明我没有演戏天分，可是修士们多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角色，因为这节目是父亲出钱赞助的。我至今仍记得那独一无二的台词，那只是一句哀求的话：「看在小天使的分上，请饶了他吧!」

    中学四年级时，我代表毕业班致词，修士们并不喜欢我作为致词的代表。年终时学校颁发奖章给三角科得分最高的学生。罗夫和我都得到一百分，为了打破僵局，我们二人再比赛一次，每人多答三题。其中第三题我记得是从课本里抽出来的，修士——读题目，我便径自从记忆中把答案写下。结果我只得66.75分，而罗夫满分，自然也得到了奖章。后来我对修士说：「我以为第三题我的答案是对的，因为我记得那是课本里的题目。」他说：「不错，的确是出自课本。可是我看到你没有专心听我的话，因此我把旗竿的角度改了，这就是你失去奖章的原因。」

    中学毕业后，我入读圣维雅多书院(该校现已停办，但我清楚记得它)。它由维雅多修会神父们创办，其中不乏名教授，比如来自哈佛的肯仁教授给我们最好的莎士比亚学的训练;哲学教授伯根神父是启迪我生命的伟人之一;麦该亚神父从英国国教转到天主教的牛津大学毕业的学者;波特博士则是华顿经济学院毕业的学者。

    学年中，学生们每天都要念玫瑰经。天气好的时候在球场念，天气坏的时候则在体育馆内。我被选领念玫瑰经。某天下午刚巧在体育馆念，体育馆的另一头是个舞台，正为当晚与爱荷华某校的辩论比赛而布置。而我正是辩论比赛中的一员，一想到当天晚上将要在台上展开辩论，使我十分紧张，竟分心得不能继续念下去。我想，我这一辈子的紧张都在那天用尽了，以后的岁月里，我未在听众前真正地紧张过。

  我这个瓦器是由我父母伟大的牺牲型塑而成的。他们舍弃自己每一分安适和奢华的生活，好使我们丰衣足食，受到完善的照顾。我们家庭生活是简朴而充满基督徒氛围的：我们饭前饭后都祈祷;有客人时，不穿外套和结上领带就不准坐到餐桌前;每天晚上全家一同诵玫瑰经;主教座堂的神父每周末来我家一次;故乡的表兄弟姊妹也时来访。

    在我一生中父亲打过我一次。我们屋后的谷仓里养了一匹马，是人平曰或主曰的交通工具。某天，轮到我负责喂摩根这马，我在指定的时间喂了牠。晚上，父亲回家时问我马喂了没?我已经喂了，可能摩根那天特别饿，因为马槽里没有剩下半根草，父以为我说谎，使劲地用手掌打我的屁股。没有一件事能比打一个孩的屁股更能使他成长了，只要打得恰到好处，打得够多次、够用力、够低。后来我对母亲诉苦，说我确实喂了祂，她向父亲证明我说是实话。父亲说：「错打了你，真对不起，把这些惩罚记在下次的里吧!」我记得他再也没有打过我，但责备却是常有的。

     回顾过去的岁月，我还记得当时的物价。我们家收成的玉米卖50钱35升，大麦一块钱35升。那是在俄国购买我国谷麦之前的岁月，当时来说是相当高价的了。可是从下面的事实可看出物价指数的差异：除了星期五外，几乎每天我都被派到杂货店去买30分钱的中等牛排，店主往往都多给一根肉肠一一那就是今天所谓的「热狗」，每个客都得到这样的一根香肠。这30分钱的肉足够父母、祖母和我们四孩子吃得饱饱的。牛奶是5分钱1加仑。

    我们在一家杂货店中开了一个账户。我九岁时，某天上学经过该店，在账户上挂了一盒饼干，大约十分钱的账。父亲后来发现了，自不免训诫一番，为我上了一堂关于「诚实」的课。

    有关诚实，我还上了另一课。因为我偷了一朵摆在店外的天竺葵，这些花每盆十分钱。我知道母亲用西红柿罐种了天竺葵在屋外的窗台上，我以为如果送她一朵花会使她高兴，于是下午回家时顺手拿了一朵带回家给母亲：「妈，这朵花给你。」谁知竟是一连串盘问的开始：「是你买的吗?」「不。」「那么，是偷来的吗?」「是。」于是她要我拿出存钱筒来，要我摇出50分钱来赔偿。我抗议说，一盆花才10分钱，一朵花怎值50分钱?可是她坚持要我归还50分钱，惩罚我不诚实的行为，同时也教了我诚实的确是上上之策。当我把钱还给马登先生时，他给了我两盆天竺葵。

    父母亲都坚信人应该勤恳工作。求学时期，他们会派我们到当时属于他们的两个农场之一去工作。这两个农场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那里的佃农当然会接纳施恩家的男孩做周末及暑期工。在辛苦的农作之后，父亲和他的朋友坐下休息时，邻家一位乐天的胖子名叫比尔的，总会对父亲说：，牛顿，你的老大富尔顿真是一文不值，整天把头埋在书堆里。我的弟弟们比较喜欢耕作，而我却以此为苦。今天当我看到成千上万的青年穿着牛仔裤到处走，使我记起自己当年多么以穿着粗布做成的吊带工作服为耻，那是当时的工作服。

    今日认识我的人，很难想象我曾经耕种过玉米，在烈日之下晒干草、赶牛赶马、洗马廐、晚上挤牛奶，在寒冷潮湿的天气中剥玉米荚、喂猪、掘洞，给被铁丝刺伤的马涂抹药油、在马戏班到城的日子抓薯虫；天天和父亲争论，说种田并不是好的生活，若想发财只能期望在农庄上掘到油田。

    其实不必大费笔墨去描述这一切，只不过，我是在这样的工作伦理中成长。圣经中，工作被描述为犯罪后的惩罚，是「最古老的诅咒」。我不是讨厌工作，而是讨厌农耕。父母都是勤劳的人，记得每次探访亲戚时，总会听到他们在厨房说：「请荻姑母把工作交给我们吧!」荻是我母亲荻拉雅的昵称。几时父亲去探望佃农们，总会帮助他们做些事，盖谷仓、收割等等。他从不让自己空闲下来。这不单是由于双亲的训练，也许是工作的习惯早已在我的身体内生根，这习惯我从没有戒除，也感谢天主让我没有戒除。

    十岁那年，一天我在家附近的空地打棒球，母亲教我到杂货店买一些晚餐急需的东西，我抱怨地说：「为什么不能让我多玩一局?偏要现在去，还有两局就打完了。」母亲说：「你在外面玩的目的是运动健身，在球赛上跑垒和跑到杂货店有什么分别?」许多年后，我沉醉于圣道茂(旧译多玛斯)的智慧时，我对她的问题找到了答案。这位学识渊博的哲学家问：「工作和游戏有什么分别?」他自己回答说：「工作有目标，而游戏没有目标。可是人生当中没有目标的事也是不可或缺，甚至愚昧的目标也是必须的。」可是当我学到这两件事的分别，要给母亲一个聪明的答案时已经太迟了，这时她已绝少在我读书时差遣我了。

    回到教育的主题上，圣维雅多书院同时也是问培育神父的修院，我毕业后，皮柯里亚教区的主教爱门·邓派我到明尼苏达州圣保禄城的圣保禄修院去完成晋铎前的培训。

    因着天主的宠爱，1919年9月24曰星期六，我在皮柯里亚的主教座堂被祝圣为司铎。天主圣神在我年轻时对我的灵魂鼓动，如今终于实现了一一又或者，是否实现?我现在是个神父了，不错，但那难道不过只是故事的部分?晋铎的那天，我从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时候到了，我终于辛辛苦苦地学到，神父也是个祭品，但这一切以后再细说。

    晋铎后不久，我被派到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为期三年，有些教授很优秀一一像巴斯博士以及有名的雷恩博士，他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伦理学学者。每逢周末，我总设法在华盛顿不同的堂区内工作，这是学校当局殊不以为然的事。我被可敬的麦基蒙席邀请到圣保禄堂主持四旬期讲道，那时我只有二十四岁。我在神父办公室叩门时,好蒙席望了我一眼，说：「快到祭衣房去，和其它的辅祭一起吧!」那天正下大雨，雨衣把我的罗马衣领盖住，他认不出我是个神父。

    在大学做了两年研究生之后，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接受博士学位。我对其中一位教授表达我的忧虑，他说：「你想得到什么样的教育?」我说：「我想知道两件事：一、现代世界在想什么?二、怎样根据圣道茂的哲学去解答近代哲学上的错误?」他说：「你不会在这里得到这些，但你可以在此利时鲁汶大学找到。」

    1921年9月，我到此利时的鲁汶大学去，入读哲学系。弟弟汤姆念医科，和我在同一大学。对于鲁汶超卓的教导、领袖们的启发以及对人类心智的扩展，我穷一生一世都无法表达出我的感激。在鲁汶大学，没有所谓必修科和选修科。每科都是必修的，我们要修形而上学、实验心理学、理性心理学、宇宙学、亚里士多德、近代太空与时间；这是所有博士候选人课程的一部分。每一个知识范围都强调当代事物,甚至医学院的教授也给我们上高深的科学课程。除了追上时代,我们得沉潜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中古世纪，还得浸淫于圣道茂哲学。教授们处理圣道茂哲学不以中古人的态度，而是以现代人的方式。他们从不会指定必读的课外书，但我们必须准备任何一位教授曾提及的任何一本书，在最后口试时都会提问。

    我受业中最精采的教授是理奥·诺尔博士，他的名字如果倒过来拼仍是一样的。他教的其中一科是博格森哲学，柏氏是当时法国主要的思想家;另一科是美国实验主义。一次,他召我到办公室去，对我说：「你读过亚力山大博士的《祈福尔讲词》吗?」我告诉他我没有。他说：「它们已经出版了一个多月了。我建议你把它们通通读完。然后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去向亚力山大博士请教。」亚力山大博士因撰写了《时间、空间与神祇》的哲学论文，而得到英皇乔治奖章。

    我问亚力山大博士可否旁听他的课，我记不起他是说「课在康德开」，还是说「不能」。总之，他拒绝了。但却邀请我去他那边喝下午茶。我在指定的时间抵达。到了那里，看到建筑物外面贴着一张标示：「今天下午茶时间亚力山大博士要和鲁汶大学的施恩博士辩论」。我既尚未取得鲁汶大学的博士学位，也没有资格代表学校。然而，房子的中间已经摆放了亚力山大博士和我喝茶的桌子，几百名学生则在周围的茶桌坐下，准备聆听我们的讨论。亚力山大博士开口问：「好，你想知道些什么?」我第一次体会到坐在神圣全知者的脚下是什么感觉。我说：「你不相信神是全善的，是吗?」他说：「你读过我的书吗?」我说：「读了两次。」 「那么，」他说：「若你运用智力去读它，你便知道我相信神是全善的。」我说：「我可否解释我所了解的你的观点?」于是我向他说在我看来，他的论点好像神是一种驱策力或动力，总是超出目前演化的一个层次。当只有时问、空间的时候，神是分子，当最小分子演化成为一种物质时,神就是植物的理想形态;而当植物进入了宇宙，神就是动物的理想形态;当地球上出现动物时，神就是人的理想形态;现在人出现了，神就是天使;有一天我们将到达天使的形态。而神则一直会在我们前面移动，作为宇宙的驱策力。」他说：「是啊!那正是我的理论，你完全了解我的理论。」我说：「亚力山大博士，你的神仍然未臻完善，他只是在一个趋于完美的途中。一位全善的神当是祂存在的任何一刻都是完善、圆满的。」他说：「从没有人向我提到这一点。」我问他有没有兴趣读圣道茂的哲学。他说：「不，我不感兴趣，因为一个人在世界上出名，不是藉由真理而是因为新奇，我的学说是新奇的。」

    鲁汶大学博士口试每次约二十个学生或候选人进入大礼堂。二十位教授坐在那里，候选人可任意选择他所喜欢的、认为最容易过关的教授面前坐下。教授一直提问，直至你答不出来为止，然后他会教你到另一位教授面前。考试全曰进行，每一位教授都会给分，然后全体教授的给分总合起来就是总成绩。

    我在理奥·诺尔桌前，他问：「告诉我天使如何作推论?」我说：「天使不必经过推理，天使有直觉的智慧，因此，可以毋须推论就像我们(经过推断后)那样清楚地看出结论，局部永远不可能比全部大。因此，天使不作推论。」后来我和他相熟了，我问他可记得当年所问的题目，又为什么要这样问?他说：「记得我讲授博格森哲学时，对你们说过：「我要你们读圣道茂所写有关天使的每一字每一行，好使你们了解天使的智慧」吗?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读罢了。」后来，在罗马天使大学工作时，我把圣道茂所写的每字每行至少读了一遍。

    大学有一个更高的学位，叫做agrege。Agrege这字的意思是一个人和学系成为一体。要得到这荣誉有几个条件：一、大学主动邀请。二、著作。三、要通过别所大学的教授们的公开考试。我得到了邀请。由于不必留在鲁汶，我于是在罗马住了一年，并在天使大学(现在应该称它为圣道茂大学)及耶稣会主办的额我略大学修读神学。后来还被邀至伦敦威斯敏斯特修院去教一门神学课程。

    考试的日期到了，我们要在从别的大学请来的教授面前应考。从早上9时至下午5时。这些教授组成一个委员会，决定及格者的分数。评分的方式通常都是和考取博士学位的方式一样：及格、优异、特级优异、最高优异。当天晚上，大学会设宴款待获得学位的人。及格者通常款以开水作饮料，优异者款以啤酒，特级优异者款以葡萄酒，而最高优异者则款以香槟。那晚的香槟可真不错!

    我得到两个教席邀约：伦敦的般恩枢机建议我和诺克斯神父(从英国国教皈依天主教，曾独力将拉丁文圣经翻译为英文)到牛津去开天主教的哲学和神学课程；另一份教席来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尼各老·布特拉校长的邀请，要我教士林哲学。

    我把两封信寄给我的主教，向他请教应接受哪一份邀请。他的答覆是：「回家。」

    在研究所深造的过程中，我已是个神父。当神父的意愿是如何开始，如何在这块陶土中萌芽的?这份赏赐来自天主，而陶土作出回应。正如吾主在最后晚餐时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若十五l6)。圣保禄宗徒在致希伯来人书中说：「谁也不得自己擅取这尊位，而应蒙天主召选」(希五4)。天主不把神圣的职位放在天性完全相同的人身上，祂的赐予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圣召来得早，有些人来得迟。它可以像圣方济那样，在骑马参加武士比赛时得到；也可以像圣思定那样，经过了罪恶的生活以后，听到一个小孩子声音说：「拿(圣经)起来读吧!」

    我不记得一生中有哪一刻不想做神父。记得少年时期，父亲派我们到他的农庄去春耕时，看到幼嫩的玉米苗长出来，看到肥沃的黑泥翻过来，我会念玫瑰经，求天主赏我圣召。虽然人家往往对我父母说我以后会做神父，但我从不和别人谈我的圣召。在主教座堂作辅祭时初次燃起了圣召之火，每主曰神父来我家时也鼓舞我做神父的意念。此外，每晚临睡前全家一起念玫瑰经，也帮助我得到圣召。

    十二岁初领圣体时，我再向上主呼求赐我做神父的圣宠。可是我时常都有点怀疑一一我是否堪当这恩宠。

    直到入修院之前，母亲和父亲从没有向我提到做神父的事，我也从不提起。当时他们唯一的反应是：「我们常常祈求你可以做个神父；如果那是你的圣召，那么，做个好神父吧!」我常常听到来访的亲戚朋友谈到我，说我会做神父；弟弟若瑟说我总喜欢用一早准备好的短短谈话去招呼亲戚。而我自己却一点都记不起那样的事。

    圣召是那么神圣，神圣得使人不想轻易谈它。我从不曾对任何人提及一一包括同班同学、父母或神父们[除了主教座堂的本堂嘉利神父。我时常会联想起圣召于我像是以易碎的瓦器去保存一件天主赏赐的宝物。我不时会把当神父的意念赶走，但总挥之不去。大部分时间，这召叫相当静默，只是不断地细语，要求我去回应;没有暴力地摇晃我的床，也不是在深夜里大声叫喊，而是「你被召做神父」这句话低声回响在耳际。

    那召叫也并非十分紧急，使人觉得不是出于自愿而非接受不可。在《旧约》故事中，天主对年轻撒慕尔说话时，除了那年轻的撒慕尔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听到，也没有任何事可以证明那是神圣的召唤。因此小撒慕尔两次跑去问厄里，以为厄里叫他。经验丰富的司祭厄里终于说服孩子，告诉他说话的是天主。「厄里明白，是上主叫了幼童」  (撒上三2-10)。撒慕尔起初不知道那是上主的声音。我们大部分人在最初被召时也不能认出，除了听到那声音不断出现，使他的灵魂得到宁静与和平之外。

    生命的道路不是由日复一日的平凡琐事所决定，而是某些决定性的时刻，也许一生不会超过三次。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婚姻、就业或搬家。我一生的转折点肯定是大学毕业后的那年。当时有一个全国性的考试，奖项是三年奖学金。我参加了考试，赢得了一份奖学金。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刻去到圣维雅多书院去见伯根神父，那时他已经是我的好朋友。他正在网球场，我高高兴兴地向他报告：「伯根神父，我得到了奖学金!」

    他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直祝着我，说：「富尔顿，你相信天主吗？」「我回答说：「你知道我相信!」他说：「我的意思是以实际的行动去信，而不是理论上的相信。」这一来，我可不大肯定了，于是我说：「唔!我『希望』我是这样。」伯根神父便说：「那么，撕掉那奖学金的通知吧!」 「伯根神父，这奖学金给我三年免费大学教育，包括学费、食宿，总值大约五千至一万元啊!」他说：「你知道你有圣召，你应该到修院去。」我反驳说：「我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后再到修院去啊!因为升了神父就很少机会再读博士学位了。我十分希望接受高深的教育啊!」他重复地说：「把奖学金的通知书撕掉，进修院吧!那是天主要你做的事。若你信赖祂，接受了，你晋铎后将得到比这个更好的大学教育。」我把奖学金的通知书撕掉，进了修院。我没有一天后悔那次和伯根神父谈话，也从不后悔下了这个决定。

    回顾已往的岁月和看看现今的圣召，我发觉以我自己和许多人为例，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可以用依撒意亚先知被召叫时的情形来说明。今天，许多人宣称他们得到圣召，因为他们「想在贫民区中工作」或「想保障囚犯的权利」；「想为少数民族争取民权」或「想照顾弱势者」、「想把信仰带到南美洲具政治意识的人当中」。从没有真正的圣召是以「我想做什么」开始的。若是我们被天主召叫了，我们必须接受所派给的不喜欢的工作，「服从此牺牲好得多」。如果社会叫唤我，我可随时停止服务；但如果天主召叫我，我永远是祂的仆人。如果召叫是献身社会，没有理由必须进入神学院；若是深信圣召是和世界融为一体，那么根本忘记了祂的警告：「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若十五19)。

    圣召的第一阶段是意识到天主的神圣。依撒意亚先知进入殿宇时，他见到上主坐在祂崇高的御座上，天使侍立周围，高声合唱：

      圣!圣!圣!上主万军的上主！

他的光荣充满大地!(依六1-3)

    圣召不是从「我想做什么」而是从天主想做什么开始的。面对天主的临在，不是像圣保禄宗徒归化时那样的戏剧化，它是一种当不起的神圣的、超绝的感受。

    圣召的第二阶段是对第一阶段的反应，是极大的不堪当之感。心灵被一种瓦器与珍宝的意识所震撼，天主是神圣的，、我却是卑微的，「我有祸了!」  (依六5)天主可以塑造那知道自己是什么、知道自己需要天主洁净的人：但天主不能塑造一个觉得自己堪当被召的人。

    依撒意亚先知的谦卑自下，使他得到了洁净，天使从祭坛上取了一块火炭，触了他的口说：「你看，这炭接触了你的口唇，你的邪恶已经消除，你的罪孽已获赦免!」  (依六6-7)这种洁净从修院开始一生持续不断。它的方式是肉体上的痛苦、心灵上的焦虑、被出卖、被毁谤、被诬告一一所有的一切，都为使被召叫者更堪当那珍宝。

    第三阶段是响应，经过净炼后，依撒意亚先知听到天主的声音说：「我将派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依撒意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  (依六8)那正是我晋铎之曰所说的话。

    圣召的崇高和瓦器般脆弱的人性之间的辩证，有如十字架的苦刑，是每一个神父都背负的，他们被钉在天主所赐的圣召的直木条上，而横木条则是肉体最原始的欲望以及必须去迎合世界的需要。佳酿有时是用铁杯盛载的，做神父就是被召作世人中最快乐的人，然而却要每天承担一切斗争一一发自内在的斗争。

    天主不断在模塑这块陶土，给它两次、三次，甚至七十个七次的机会。耶肋米亚先知被吩咐到一个陶工家里去，耶肋米亚于是说：

    我便下到陶工家里，见他正在轮盘上工作。陶工用泥做的器皿，若在他手中坏了，他便再做，或另做成一个器皿，全随陶工的意思去做(耶十八3-4)。

    陶工原意可能想做出一个明代的花瓶，即使失败了，他也没有放弃，而是做成另一个器皿。

    陶土虽扰乱了天主原定的计划，仍可以重新得回爱情。因为「罪恶在那里越多，恩宠在那里也越格外丰富」  (罗五20)。在生命结束之曰，人可以看到天主原想塑造一个圣人，但天主并没有放弃。如果造不成一个玫瑰花瓶，至少可以做成种天竺葵的陶罐吧!神圣的陶匠也许可以在某些情形下加一些痛苦，去改变人世陶土的环境。若我们不让祂塑造成祂的理想一一圣善及肖似基督，祂也可以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有用的水壶，用以倾注祂的圣宠予他人。天主不会一面创造，一面又怀着破坏的心。生命中没有浪费，甚至孩童时代也不是浪费的，它和这个人此后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关系。

生命中受到试探和考验并不是浪费，眼泪、痛苦、困惑、磨难都不是损失。一切的不如意，看来好像和我们作对，其实是想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新的器皿；生命似乎被毁成破碎的废物，但天主可以将它造成美丽之物。因此，如果有人问我，若我能再活一次「我会不会再选择神父的生活。答案是：「不，我要更爱基督。」我的一生「也许，是任何人的一生，唯一的悲哀就是爱祂爱得不够。如今我知道：

没有漫无目的的脚步，

没有要被摧毁的生命，

更不必像垃圾般投入虚无，

当天主完成堆砌之日。

    神父圣召多，但成为神父的人少；撒下的种子多，而结实的少。圣道茂认为天主时常都给教会足够的圣召：「只要辞退那不配的，好好地训练那堪当的。」最好的圣召导师应该是神父本身。除非神父能育养出精神上的孩子，否则我们不能登上讲道台鼓励父母生孩子。最后之曰，天主会问我们：「你们的孩子在哪里?你们培育了多少圣召?」虽然天主没有教我们栽植圣召，但我们必须以力之所及去扩展圣召的数量。我们应该以良好的表样和激励去耕耘圣召的土壤。

    我相信有些人能直觉地看出别人有圣召。记得1906年在华盛顿无原罪圣地的子夜弥撒后，大约一点半，好几百人在我周围，谈话间彼此祝福。我看到人群外有一个黑种男孩和他的父亲。我把孩子叫到身边问道：「孩子，你有没有想到要做神父?」他以肯定的语气回答我，我说：「我相信你有圣召。」我在他头上覆手，祈祷若天主召叫他，使他能立刻响应，并且明白是天主在召叫他。那父看到我对他儿子说话，问道：「你对我儿子说什么?」我告诉他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成为神父。那父说：「自这孩子一出娘胎，我便早晚祈祷，求天主给他圣召。」结果如何我不得而知，也许得在天堂上才揭晓了。

    另一事件却十分确定。一天我独自在波士顿的史铁勒旅店吃饭，一个穿着脏衣服的擦鞋童肩上挂着擦鞋箱子，扯着餐厅前及地的紫色帘幕荡来荡去，侍应生一看到他便大声喝骂，并把他赶出门外。我离开餐桌，跑到外面，问孩子在哪里念书，他说他念公立学校，我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一个爱尔兰名)，为什么不去念天主教学校?」他说：「我是被踢出校门的。」我问：「谁踢你出校门？」「本堂神父和院长修女。」我承诺他说：「我要带你回去。」他问我是谁，我回说我不能告诉他。他于是说：「没可能的，他们说没有人可以把我弄回天主教学校去。我永远回不去了。」

    我去见本堂神父和那学校的院长修女，我对他们说：「我知道三个被赶出教会学校大门的男孩：一个是因为在上地理课时不断画画；另一个喜欢和人打架；第三个则是因为在床褥下藏了些有关革命的书籍。没有人记得这些孩子的同班同学毕业时的第一名是谁。可是那三个孩子第一个是希特勒，第二个是墨索里尼，第三个是斯大林；我相信若他们的校长给他们另一个机会，他们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了。请你们收回这孩子，给他一个机会证明自己是可堪造就的。」结果他们准他回校，今天，他是一个在爱斯基摩人中传教的神父。

    我是罗彻斯特的主教时，一次在一个堂区讲道，经过中间通道时，跪凳上一个相当不寻常的孩子吸引了我，我停下来「问他有没有想过要做神父。他说：「我有时会为这事祈祷。」我说：「我可以肯定你是有圣召的，继续祈祷。求圣母坚强你吧!」最近，我接到这青年的信，说他要加入耶稣会。

    回顾我六十多年的神父岁月，我将如何在天主台前回答祂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做一个好神父?」当我将自己和一些传教士相比，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殉道者，离乡背井去教导别人认识天主；当我想到东欧的神父兄弟们的苦难；当我看到修道院及传教站的神父兄弟们圣者般的容貌，以及在医院中罹患癌症的神父们美丽含忍的面容；又当我看到在基督内我所钦佩的兄弟们，我将回答祂：「不，我没有做到我应该成为的那种神父。」

    可是，我知道，针对这问题有更多答案。当你把一幅画放在烛光下去看时，看不到它的缺点，可是若把它放在闪耀的阳光下去看，你会看到颜色不对劲，看到败笔多得是。若以天主的标准来评估自己，我们会有无限的不足之感；若与那许多启示了我们的人相较，我们会深深感到不堪当。然而，尽管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仍深深觉察到天主无比的仁慈，祂没有召叫天使做神父，祂召叫人。祂没有用黄金去盛载这珍宝，祂用瓦器。祂集合各色人等做祂的门徒，而因着祂的怜悯与慈爱，他们变得堪当。

    我知道我不怕站在天主面前。这并不是因为我堪当或是我爱祂爱得够深，而是因为祂爱了我。这是我们所有人是真正可爱的唯一的理由，因为当天主以祂的大爱先爱了我们，我们就成为可爱的了。

    我得到主教的指示后从欧洲返回美国，被派到一个相当贫穷的堂区，那是一个连柏油路也没有的地区。富裕的人都搬到城的另一边，本堂神父古列顿是真正天主之仆。我开始主持四旬期讲道，这被别的堂区教友看不起的圣堂不多久便坐满了人，有些本堂神父甚至禁止他们的教友去「低下的地区」或是「那年轻神父讲道的堂区」。他们说：「你们应该留在自己的堂区内。」

    我认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虽属于知识分子，热爱教学，但如今是个副本堂。报章上的社论出现批评主教的文字：「他为什么浪费人才?花了许多钱去栽培一个人才，为什么竟把他放在这样的堂区里?」我恳求父母千万不要加入这类批评主教的话题上，我一点也没有抱怨。我可以从心底下说这是天主的意旨，我必须忘却追寻更多学问及学术的职志，安于做个副本堂神父，这样的决定使我的心灵平安。这是我，一个年轻神父的第一个服从的考验。天主的圣意透过主教一一宗徒的承继者一一表达出来，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在告解亭内开始鼓励教友们每天参与弥撒，领圣体的人从四人增加到九十人，堂区开始更新，我也非常开心。大约一年后，主教的电话来了：「三年前我答应沙翰主教为你安排一个天主教大学的职位。」我问道：「那么，当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呢?」 「因为你在学问方面非常成功，我只想看看你是否服从。现在，带着我的祝福，去吧!」

    我被派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神学院，任护教学的讲座教授。这任命来自沙翰主教，他是个超卓、才智过人而又圣善的大学校长。第二年年终，主教召开神学院会议。原来主教失聪，他必须藉由一个小小的扬声筒去听别人讲话。讨论的主题是大学早已设立神学研究院，是否应该开放大学课程给修生们。理由是神学院只有少数研究生，没有足够的课程编排给教授们，如果多些学生可以多点激励，办法之一是开放神学系给修生们。在进入会议室之前，几乎每一位教授都持反对意见，但当主教提出建议，并把扩音器传给每个人，要他们表示意见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所有教授竟同意主教的建议。

    由于我是最年轻的教授，最后才轮到我发言，我从主教手中取过扩音器，对他说：「主教大人，应该是把研究院的水平提高，这样做反而是降低自己去迎合情况。为什么不提高研究院的水平，使全国的主教都会派神父到我们这里来?」我坐在离主教最远的一端。他把扬声器卷起来，推过整张桌子，向我这边滑过来。之后，站起来，气得脸红红的，说：「如果我不能令教授们同意，我将辞掉他，找些同意我的教授来!」说完后离开会议室。

    大家围着我说：「你真是自寻死路了，你在这里只教了一年，如今你要被辞退了。」我苦恼得难以形容。接着两星期，我继续教课，但主教没有半句话。一天，我在草地上走着，预备去上课，路上看见主教开车经过，他停下来示意我上车，坐在他旁边。他一言不发地开到麦马汉堂，示意我跟他进办公室，我们走上二楼之后，又进入他的卧室，他穿上道袍、披肩和十字架，走出来，坐在椅子上。之后，对我说：「年轻人，跪下来。」我如言在他面前跪下，他覆手在我头上说：「年轻人，最近加入这大学行列的人没人像你一样的，你注定会大放异彩!愿天主降福你!」

    神学院继续有其它困难，其中一项和沙翰主教的继任者、新校长雷恩主教有关。当时著名的、有不少关于社会正义著作的若望·雷恩教授是道德神学教授，想推荐希雅士博士为他的继任人。但雷恩主教以为保持大学水平是他的职责，希雅士博士虽已在本校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但雷恩主教认为神学院教授必须具有神学博士学位，以保持学术水平。因此，若希雅士博士能再往罗马作研究，取得圣神大学神学博士学位，雷恩主教便同意他担任神学院的职位。

    雷恩博士并不以为希雅士博士有到罗马深造的必要，因此引起神学院和校长之间紧张的局面，可谓雷恩对抗雷恩。最后神学院草拟了一份反对雷恩校长的文件，把几份副本分送到各个学校董事处。送出之前，每一位神学教授都必须签名。我拒绝签名，因为我认为，没有给校长机会解释就给校董送出反对校长的信是不公平的。我提议发信之前为何不请校长来，向他读出指摘他的信，给他机会解释。若他不来，再发出该信。在雷恩主教没有机会答辩之前我不会签名。

    第二天，神学院的告示板上有一张通知：所有施恩博士的神学课程全部暂停。雷恩校长知道原因所在是为他辩护，因此把我调到哲学院，我在该院工作了二十多年。

    这事发生后的那年夏天，我到罗马。一天和巴齐里枢机(曰后的教宗碧岳十二)共进晚餐，他那时是教廷国务卿。第二天我到他的办公室见他，他说：「可以告诉我一些有关大学和反对雷恩校长的事吗?」我说：「枢机大人，请恕我不能批评大学和它的校长。」于是，枢机改变了话题。从档案中取出几份德文的报章，读出来并翻译给我听，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都是强烈地反对希特勒和纳粹。

    会见完毕，离开国务卿办公室时「但见外面等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詹姆士·雷恩主教。他问国务卿在和谁谈话，有人告诉他是施恩蒙席。不久以后，他奉调离开他心爱的大学，出长欧马哈教区，大家可以想象雷恩校长心里想的是什么。谁在国务卿面前说他坏话?当然是施恩教授，他和国务卿谈了一个多小时。但我可以在天主面前作证，我没有对巴齐里枢机谈到雷恩主教。可是谣言就这样传开去了，因此当有人提议我当大学校长时，辛辛那提教区的麦尼古拉斯总主教说：「我不要施恩管理一间狗屋。」他以为我对雷恩主教做了不公正的事，觉得十分难过，以致在克里夫兰召开的全国圣体大会上，演讲者是罗省的司各特先生、史密司洲长、麦尼古拉斯总主教和我。他本来和我们同坐在一起，轮到我演讲时，他立刻站起来，走到球场的另一端，而不坐着听我演讲。我知道他一直觉得我曾对国务卿说了校长坏话。但我自问无愧于心，我是清白的，因此每年到辛辛那提讲学时，都特意拜访麦总主教。他总是热情地招呼我，我们每次的话题都以神父应有的态度结束。以上只是我漫长的教学岁月里的一段插曲。

    教学生涯占了我整个生命的四分之一。这些岁月并不始于在天主教大学研究院任教之时，而是在英国，我曾获邀在威斯敏斯特总教区的圣爱门学院任教，同时准备鲁汶大学的agrege论文，我教的是信理神学。虽然我的专科是哲学，但我在鲁汶旁听了许多有关神学的课程。稍后，在罗马的天使大学及额我略大学也旁听过。我在各方面还是个初学者。

    诺克斯神父，也是杰出的同事之一。他的父亲是伯明翰的英国国教的总主教，而他自己皈依了天主教。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在修院中教圣经学和希腊文。曰后独自从希伯来文及希腊文中将整部圣经翻译成英文。另一位是曾在鲁汶大学教哲学的梅申哲博士，他和我同住在距离修院约两哩的女修院中。

    我对修院中四年级学生的每一堂课都用心准备。有一天，我讲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其中一个例子是在福音中，祂用泥土和了唾液，涂在瞎子的眼上，医好了他。可是没有这类神学命题曾清楚地解释出来，而教授的职责就是把生活中普通的事情变得复杂。

    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圣文德，圣道茂、苏亚雷斯、比约及其它神学家的作品去找这方面的资料，但都找不到。假如我进入课室立刻遇到一好例子，我也不能认出来。我对这主题感到十分混乱，但到底还是讲了一个多小时。走出教室时，听到一位六品执事对另一位同学说：「施恩博士真了不起。」我对他说：「我说了什么话那样了不起?」他以最佳的英国口音说：「我不十分知道。」我答道：「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学到一件事：有时候，你实在不知道，人家还误以为你是博学呢!

    五年后，我遇到一位以前在圣爱门的学生，他那时已是曼彻斯特教区的神父。他问我在做什么，我告诉他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任教。他回答说：「希望你现在是个比以前好的教授。」最少，我可以自我辩解：我是先在英国学生身上试验了我的教学法，然后才用在我自己的国人身上啊!

    我完成了鲁汶大学的agrege学位的条件后，前往拜访梅西亚枢机。我说：「枢机大人，您是位优秀的教授，请问可否给我一些教学方面的指导?」 「我给你两点提示：第一，时常保持与时代共进，知道世界的想法，读它的诗、它的历史、它的文学、观察它的建筑和艺术，听它的音乐、戏剧；沉潜在圣道茂及古哲的智慧之中，自必能驳斥世界的谬误。第二，每年年终把讲义撕掉，再没有比保留讲义、每年教同一个课程更能毁灭一个教师的学术成长。」

    我设法遵从枢机明智的指示。除了努力追随当代思潮和知识外，我决心不重复教同一个课程。初进哲学系时，教的是自然神学。我发觉自己有时用以前用过的笔记，因而在学术上没有什么进益。以后，我决定每年开一门和自然神学以及天主的存在与本质有关的新课，因此，多年来的课程都不相同。例如一年教的是历史哲学，另一年教的是马克思哲学，再一年是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等等；所有各科都以圣道茂思想为依归。为了准备新科目，加上并非完全熟悉，因此我要每年夏天到伦敦去，从6月下旬到了月、8月以至9月上旬准备来年要开的课程。早上、黄昏及周末我在苏活广场的圣博第堂服务。除了到大英博物馆去找寻一些背景资料外，我又用最少六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准备每一个小时的讲课。若没有不断的刺激和研究，一个教授很容易江郎才尽。

    康德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他从不踏出康宁斯堡半步。他每年总要说同一笑话，而且在同一天说。这笑话是：「为什么天堂上没有女人?」他的答案是：「圣经上说天堂上有半个小时静默。」他每天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去散步，以致当地的主妇都以他为调整时钟的标准。他唯一没有去散步的一天是鲁索的著作之一出版的那天。鲁索的那本作品改变了他的看法，令他转到实际思维，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早年教学的岁月，在1 928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不少人对天主教会怀着偏见，主教们决定应该在天主教大学开设护教学院。校长哥利根主教命我草拟这方面的课程。我以金字塔式来设计：在基层上设了一些课程，像新闻学、传媒学、传播通讯学、宗教心理学，而顶层是较多的神学科目，大都和护卫教会有关。校长接纳了我的建议，着我物色教授，并准许我从欧洲物色人选，我进一步提问：「我是否有权告诉他们已经受到聘用?」校长回答：「你认为有资格的人选就可以了。」我再问：「薪酬如何?」得到明确答复后，我到欧洲找到十位教授，分别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他们全都能说流利英语。

    我打电报给校长，报告我所选定的人，并请他和他们联络，正式聘请他们。可是从8月以至9月大家仍没有收到校长片纸只字，这些教授函电交加地诘问：「什么时候送聘书来?」。我们是否要到学校去?」看到校长一点也没有要聘请他们的意思，我只得一一去电请他们原谅我的越权。

    下一年，校长再召见我，要我作护教学系系主任，我敬谢不敏了。可见他对去年之事早忘得一干二净，护教学学院终成泡影，从未实现。

    多年来我们哲学院院长都是道明会会士依纳爵·史密斯神父，他不只是杰出的教授，更是位著名的布道家。我的课在每曰下午四时，入课室之前，我一定到隔壁他的办公室去，和他谈十分钟。他总是和我一道走出办公室，途中告诉我新奇有趣的故事，使得我在进教室之前仍大笑不已，和史密斯神父交往持续多年，那是我一生中快乐的时曰之一。

    我喜欢教书，我喜爱它因为它像是一份延续天主圣言的工作。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大学里为什么让我们当教师的可享长俸，而足球教练却没有?」教师中可能有庸碌无能之辈，而球队教练若不能训练出一队必胜的球队就得离职；老年的将军可能淡退，而低能的教师却继续教着。教学往往成为教师的笔记本传到学生的笔记本的方式，教师与学生都没有用心去思考研究。

    我对学生有深沉的道德责任，因此每一堂课我都得用上好几小时去准备。在这个高唱社会正义的时代，人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教授有道德责任去给交了学费的学生应得的代价。一个自己不学习的老师不是老师，因为归根结柢，教育是世界上最崇高的使命。一切教育的目的在于知识和真理之爱。

    我从教学中还得出几点想法：我的第一项守则是讲学时绝不坐下。热忱不会在坐着的时候产生。若一个学生能忍受我的讲授，我也应该为他们站着讲。

    我作过千百次演讲，但无论是在课堂里讲授或是在讲道台上宣讲，我很少把讲辞写下来。记得有一次听到一个爱尔兰老太太评论一位主教：「老天啊!若他自己也不能记得他所讲的，他又怎能希望我们记得?」我觉得不要对着听众照本宣科才算讲道。

    若你对听众作一个问卷，你会发现大部分听众在听到讲者照着稿子念，心里都想着其它事情。彻斯特顿在访问美国后，回到英国时把观察所得写下：「我在美国时作了九十次演讲「害苦了那些从未难为我的人。」我又发觉，即使我没有照稿子念，只要我一提到「结论是」这三个字时，女士们便开始穿鞋子。

    在准备演讲之前，我首先会研究讲题，然后将研究所得组织起来，可能的话，列出几个要点。下一步是把材料消化，变成我自己的，好能随时传达给学生或听众。这是一种学习过程，可以这样来形容它：我将讲辞练得滚瓜烂熟，使它成为出自我自己，而不是外来的。我不是靠背熟研究得来的资料，然后去演讲。我是从记忆中写出研究得来的要点，然后再从其中检查自己能吸收多少，之后把已经写下的摘要撕去。如此这般不断重复地写下新的计划又更改、撕去，我不要被片纸只字影响我的思路。

    就像母亲不能忘记胎中的婴儿一样，一个演讲者也不能忘记他脑海中的思绪。为什么活生生的心智要对学术研究所得的笔记臣服?除了比较准确之外，笔记有什么神圣之处?心智可以吸收准确性，不必一定靠笔记。要经过多少次我才能写出或对自己说出各要点，因题目的难度和我的记忆而有所不同。最后，我总会达到教材是出自「我自己」的程度。像消化了的食物，而不是摆在架上的食物。这是我在讲道台或教室中从来不用笔记的缘故。

    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圣体大会上，不幸地，我忽然失去记忆。若说我一生之中最想做好的一件事，那就是在这圣体大会上的演讲。因为它是在都柏林，因为它是圣体大会，因为我的外祖父母来自爱尔兰。那天，我如往常一样，不用笔记便上台，满脑子的题材和思想都一闪而过。就在那一刻，一个思绪上到心头，我以为是天外飞来一笔：「爱尔兰从没有承认别的君王，只有基督是他们的君王：从没有别的王后，只有圣母玛利亚是他们的王后。」听众发出不断的掌声。那一刻，我想引用若瑟·玛利亚·庞克的诗，那是我熟悉得像〔圣母经)的一首诗：

在玫瑰上我看到祂的宝血，

在星辰中看到祂眼睛的光彩。

    当我朗诵那诗时，我不是在想着它的字句；而是在不断打自己嘴巴，我反复对自己说：「不管你以为话语多么出色，你应该避免任何有关政治的言语，这是圣体大会啊!」我重重地责备自己，以致朗诵到第九行的时候竟记不起下面的诗句了。我对听众说：「对不起，我忘记了。」千百个爱尔兰人都大为吃惊失望，当爱尔兰人吃惊时，秩序就大乱了。突然问，脑海里闪出派崔克·亨利，他说过：「当你演说中有困难时，只要投靠天主，信任全能天主会把你带到话题上。」

    于是我接着说：「若我想忘记什么，我很高兴我忘记了……」我不知该继续说些什么，于是说：「若我祈求要忘却任何事，我应该祈求忘却若瑟·玛利亚·庞克的诗句。我相信在忘记中有着象征的意义，因为站在爱尔兰的土地上，一个人应该锤炼出他自己的火焰，而不该依赖即使如若瑟·玛利亚·庞克如此伟大心灵的诗句。」致词完毕，一群主教围着我说：「那真是美妙的演讲技巧，假装忘记了。」那不是技巧，我实实在在忘记了。

    经验告诉我，在戏院或礼堂内发生混乱时，演讲的人最好不要提高声调，最有效的方法是放低声调，听众的反应往往是：「啊!我漏听了什么?」于是他们的注意力就回来了。

    课堂以外的演讲，像在大礼堂内、戏院中或一大群听众面前，经验告诉我，最好不要一开始便进入主题，听众们喜欢有机会从头到脚把你打量一次。开始时，来一点幽默是很好的手法，而最佳的幽默是以自己为目标。

    演讲的结语必须有力、有启发而又能激励人心，我会用几乎和演讲内容同样多的时间去准备结语。正如喜剧演员说：「上台容易，下台难。」我想最好的演讲应该要使听众们意犹未尽地说：「但愿他讲长一点就好了。」

    在大学演讲占去我晚年大部分时间。非天主教大学邀请我演讲不下数百次，远超过天主教大学的邀请。我发觉，许多时候，宗教界想变得世俗化；而另一方面，世俗的却想变得宗教化。在大学演讲，我发觉主题愈属神的，反应愈大。记得一次在南加州大学，和三、四十位大学生共进晚餐，最初半小时，他们净是漫骂诋毁，我对他们的诋毁不以为意，只以小小的感想轻轻地带过他们的批评。半小时以后，他们平静下来，一切变得完全正常。他们似乎在扮演某一个角色一一一个他们以为那个时代的学生应有的角色。

    这国家的年轻人极具牺牲奉献的潜力，而有不少困难是因为长辈们并不予以鼓励。年轻一代反抗父母们的小资产阶级型态，反对他们以物质去判断个人成就的美国生活方式。然而他们的父母从未问自己，在改善了生活环境之后要做些什么。在某一程度来说，宗教落入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伦理中，渐渐不把神学理念注入人生的意义里，而是在宗教中，以心理、社会的观点去适应小资产阶级美好的生活。

    一次，我访问一所州立大学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大学的校长到机场接我时，谈到前一天，学生们焚毁了两座建筑物。他说：「我到机场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可以不要演讲了，我恐怕有激烈的事发生。我虽然请了校董们陪同你一起坐在讲台上，但他们并不能给你什么保障。」

    我坚持照原定计划演讲，我忘了原定的主题是什么，但既然大学有困难，我决定选择别的题目，当天来听讲的学生有一万多人。我讲的是贞洁，讲了约一个小时，采用的是学生能了解的方式。讲毕，学生们起立鼓掌、欢呼，有些走到讲台上和我见面。校长说：「我当校长二十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形。」我问：「有什么不同?」他说：「别的演讲者的态度多是偏颇的，黑反对白、黄反对绿、蓝反对红；又或者告诉学生，他们的父母和大学当局都不对。」他继续说：「但是你激励他们，用他们从未听过的向他们挑战，而他们正需要这种挑战。」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演讲的主题愈神圣，便和吾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受死愈有关连，也就更涉入近代异教徒所不认识的自我牺牲基本原理，而所得的反应也愈大。任何世代中，上主从不欠缺有皈依可能的人，而把这可能付诸实现才是个问题，这主要有赖于我们。我不知道天主准许我再有多少时曰去主持退省，但我知道只要祂打开门，我就会设法走进去，我会选择那我认为最能给入神修机会的门径进去。我每曰都求祂赐我身体健康，心智清明，好能传扬祂的福音，宣扬祂的十字架以及复活。我多么爱做这一切，甚至有时会想，有一天我在天堂上享见天主时，我会休息几天，然后求祂准许我回到世上再做更多这样的工作。

    我生于电子时代，可用光波传达圣言。广播像是旧约圣经，因为只可聆听圣言而无法看见；而电视就像新约，可以看到圣言，祂成了肉身，居于我们中间。纽约无线电广播城开幕的一天，我从无线电台播出第一个讯息。我也在纽约电视台主持了第一个宗教电视节目。那时电视还不十分流行，整个城市没有多少台电视。电台的祭台上点了二十多枝蜡烛，在光耀的弧光灯之下，烛光几乎消失在强烈的热度之中。

    我从1928年开始主持广播，应纽约的保禄会神父邀请主持一系列的讲道，由那时有名的WLWL电台转播。宽大的圣堂里挤满了人，还摆满了软垫供满溢的听众使用，祭台侧边也摆上了椅子。

    我是受本堂神父赖利神父邀请而来的，他听了几分钟后走出去，对他的同事说：「真不晓得我为什么邀请这人来。」我在罗马的神师李昂神父，请他进去再多听一会。结果，我从此占用了那讲道台，在那里广播了许多年。

    由于曾在大学教了一段时日，又做了这些广播，美国主教团选我做为第一个在国家电台的宗教节目主持人，那是国家电台给教会的一个机会。那时候，很多神父及宣道人申请电台的广播时间，以致哥伦比亚电台(CBS)及国家电台(NBC)要稍加管控，只准天主教、新教及犹太教的代表团体各选择一位讲道人。这样做不只是因为当时提出申请的人太多而造成了混乱；更因为那得以在电台出现的人，往往借机去攻击他们的「敌人」或反对他们的人。因此，源于庄重和爱德，必须有所限制。

    我的第一次讲播在主日黄昏的黄金时段，同一时间也是《阿莫与安迪》上演的时刻，而紧接着《天主教时间》的是令人永难忘怀的佛烈特·雅伦。我所选的主题是基督教理的热门话题：天主的存在、基督神性、圣教会及灵修生活。最大的反对声浪来自米瓦基城及俄克拉何马城的公教报章。他们呼吁除去我的空中节目，代之以两位能模仿阿莫与安迪而又能讨论宗教的人。于是，模仿流行人物的趋势成为当年教会一些神职人员间的普遍现象。

    我在国家电台继续主持节目多年后，我的领域扩大了。当1951年商业电视台探询一个神父时，我几乎是毋须透过测试就获选了。问题是「修道人是否可以接受电祝台商业赞助?他们做了全国电视编辑问卷，除了波士顿之外，全都同意。教会和主教对这项邀请全无干涉，对赞助也全不过问。其中一个问题是酬劳，但对我来说并不是个问题，因为我决定永不接受任何酬报。由于那时我已献身教会在非洲、亚洲的传信工作，传信部只用我做发言人。记得当时每晚广播的收入是二万六千元，我感谢当年许多人立刻寄来赠金，赠与传信部的款项达数百万元。每一分钱都到达世界上贫困的地区，用于建医院、学校以及圣言的传播。我们的办公室保存着每天从各地寄来的邮件纪录。多年来，平均每天收到一万五千至二万五千封信。

我有时会为世界各地穷人向听众呼吁，要求每人奉献出一分钱。从此信封内贴着钱币的信像洪水般涌来，有些人甚至寄来金币、首饰，学生们牺牲买学校纪念指环的钱，把它寄到传信部。有一次在广播中，我提到喜欢巧克力甜饼，下一周，一大堆饼千盒塞在门外，我几乎进不了办公室。明尼亚波里斯一对失明的夫妇为了感谢元帅赞助我的节目，买了一台该公司出产的电视；纽泽西洲一位女士说她的小猫总是坐下来看我的节目；爱荷华一位老太太每主日听我的布道时，总穿上最好的衣服，好像到圣堂去的样子；一位如今很有名的演员问我可否终身用我的名字——马丁·施恩；许多家庭要孩子们在我的节目播出时保持安静。

我的听众包含各阶层人物，甚至白宫里的人，一天下午，在往传信部办公室途中，看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座车在摩托车队的前导下，经过纽约大道疾驰而去。几天后，我收到以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施恩主教：

   昨天晚上，在亚佛烈·史密司的晚宴中，有人告诉我，我在行经纽约的街道时，你站在街角向我打招呼。我没有看到你，可是我要向你保证，你的好意使我受宠若惊。

   我原可以趁机停下来和你交谈，哪怕是短短数语也好。

   诚恳地向你致意

                                杜伟特·艾森豪威尔

我的回信如下：

敬爱的艾森豪威尔总统：

在美国，如果总统先生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不是故意不和他打招呼，而是亲笔写信来问候，这是民主精神。

    在苏联，如果一位独裁者遇到一位朋友，而没有和他打招呼，就意味着这人已在被清算之列，这是××主义。

    总统先生，老实说，我真高兴您错过了和我打招呼，因为招呼只是短暂的一刻，而您的大函可以存留一世。

    天主爱您！

    许多人向我提出要求。记得有一个住在匹茨堡的犹太男孩，父母认为他未够年龄戴圆顶小帽(yarmulke，犹太人成年的帽子)，他抗议说：「施恩主教都戴了，我为什么不能?」于是他偷偷地写信给我，向我要了一顶天主教教士戴的无边帽。匹茨堡的报章刊登了他戴着主教小圆帽的照片。另一个小女孩写信向我诉说她心爱的马儿死了，十分伤心，而家里太穷，不能给她再买一匹马。不久「她得到一匹新马。」

    我的电视节目从没有经过彩排，这给制作人省了不少钱，部分原因是我从来不用笔记。《时代》杂志有一次派了特约作家来看我到底用什么手法，周而复始地作电视布道而不用提示或纪录大纲卡片。我的唯一道具是黑板，这黑板放在一个可以旋转的架上，一面写满了可以翻另一面，我制造天使清洁黑板的幻觉。一个后台工作者在它不在镜头上时替我清洁了黑板，当黑板抹干净了，我有时会再用，而我总是把清洁黑板的工作归功于天使。这事变得全国皆知。

    由于我是个教师，我有时会在黑板上写出一些需要解释的字句，或是画一幅技巧拙劣的图画。我绝对没有绘画天分，以致有一所艺术学校要给我一个奖学金，让我学习绘画，以免贻笑大方，让聪明的人类蒙羞。其实，我的劣作倒有一个好处，就是让观众有优越感，因为他们能画得比在台上演讲的人好得多。

    我在电视上出现时总穿着黑道袍及紫色的主教披肩。一次，我在麻省的郎米度演讲，礼堂在二楼，对街的小孩看到我在酷热的晚上穿着披肩在舞台上，大喊：「超人!超人!」

    我好像教幼儿园一样，每次讲道前总在黑板上部写上JMJ三个英文字母，我写每一篇文章时也是这样：我希望将来可以在墓碑上刻上这三个英文字母；我回信时也是如此。渐渐地，大家知道这是代表「耶稣，玛利亚，若瑟」。

    观众以在电祝上看到的我来判断我的样貌。一次在布鲁克林区祝圣主教的典礼上，我和多位主教步入主教座堂，我听到一位女士在通道旁大叫道：「你的确比在电视上好看得多啦!」

    我演讲时总在台前放一个大钟，用以控制时间。没有打断的播出时间是27分20秒。想要不慌不忙地结束，而不致被中途切断的方法是准确地控制时间。若结束的时间要超出两分钟或三分钟，我会中断主题，开始作结，因此从没有匆忙地被切断过。

    通常我用大约三十个小时准备每一个节目，这表示我要搜集足够一个小时演讲甚至更多的数据。就像呼吸一样，身体之外的氧气总有比肺部能吸入的氧气多。同样，一个人对某一题目的知识，必须比能输出的多些才对。有时我们忘记某一、两点，便可以从早已贮藏在脑子的数据库抽取一些材料来补充。

    实际播出前一、两天，我会用意大利语对一位意大利教授朋友先讲述一遍，也会用法语对说流利法语的同事讲一遍。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十分熟练别的语言，而是因为我要强迫自己用另一语言去思索出理念来。这么一来，我会在脑中澄清过滤我所要讲的主题。

    回忆在电视广播界五十多年的经验，美国大环境转变的情形相当有趣。我最初作全国广播时，国人的情绪是基督化的，因此，《天主教时间》介绍的基督教理是受欢迎的。可是到底还是刺激起国内小部分心胸狭窄者的强烈反应一一只因它是天主教的节目。宾夕凡尼亚州有一个人来信说他有十二本证明教宗是假基督的书，他预备寄给我；但我不停地谈论着「圣父」、「基督的代表」。他说：「我在等着你谈到教宗时才寄给你，但你所说的「圣父」和「基督的代表」「我却相当喜欢。」当年没有太多信足以被形容为「憎恨的信」，或者甚至是「神经质的信」。

    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全依赖商业机构的赞助，我的方式和以前有点不同。我不再是在主教们的赞助下，以教会名义讲话。我的态度是大公合一的，我的对象是天主教、新教、犹太人以及所有怀着善意的人们。我不再直接提出基督宗教教理，而是理性地以一些观众共通的东西作为桥梁。因此，那年代的电视主题包罗万象，从无神主义到美术、科学、幽默、航空、战争等等：以观众和我自己熟悉的东西开始，然后逐渐从已知到未知，或者从道德到基督化哲学。那正是吾主耶稣在井旁遇到一个妓女所用的方法。神圣的耶稣和曾经有五个丈夫，而目前又不是与其中任何一个丈夫同居的女子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唯一相同的特性是，他们都喜欢冷水。从水开始，他引到永生之水的问题。

    这也正是圣保禄在雅典所用的方法。当他看到他和那些把诸神放在街道上的人唯一的共通点是，其中一块石上刻着「给未识之神」，从这个未识之神开始，他继续谈到真天主的观念。那也是我设法接近美国广大电视观众的方法，也确实有效果。

    我发现在电祝播映期间，憎恨的信函减少了，可是却多了一些偏执的信件。有时你会怀疑卡罗尔医生的话是否正确，他说：「所有的疾病加起来也不及精神病多。」另外，还有一件特别明显的事，那就是善意增加了。其中最多的是犹太人，其次是新教徒，再其次是天主教徒。我想，只要我能把其中一人带近天主，我便得到报酬了。如果能把千百封动人心弦的寻道的信件保留下来，会是多么有趣的事。可是我觉得有责任为写信的人把信销毁。

    我总是设法亲自回信的，能回复多少便回复多少。

    很多人来信表示对教会有兴趣，或是希望得到信仰的恩典，因此我开始在像华盛顿特区的圣博第学校，及圣斯德望学校的大礼堂，及纽约市的主教座堂讲道。至于那要求教会资料的人，我会寄书籍及小册给他们。

    回顾过去，我以两种不同的方法去接触民众。一是透过广播电台的直接方式，另一种是经由电视台的间接方法。直接的方法是以浅白简单的语言介绍天主教教义；而间接的方法则是依靠天主的圣宠用地过依赖我自己。我从未使用劝人改信天主教的言词，我所讲的一切得由听众去决定是否是他们生活所需。

    举例来说，有一次我谈起斯大林的死亡，大约是在他死前十天，我说起他的死，好像真的发生了一样，几乎每一州的报纸都打电话来问我到底有什么内幕消息。我告诉他们我只知道他是个会腐朽的人，要担负罪恶的惩罚，那就是死亡，电视节目和斯大林的结局纯然是巧合罢了。另一个例子是，某次在西部一个城镇演讲后，遇到一位女士，她告诉我，她听了我某次节目后皈依了天主教。我十分焦急想知道是哪一次的内容影响了她；出乎意料之外，竟是有关斯大林的那一集。其实在那次演讲中，绝对没有半点可以引领灵魂加入教会的材料，而天主竞以它为工具。「保禄播种，阿颇罗灌溉，但天主使它生长」。

    最近，一位年轻神父对我说：「在我六年的神父生涯，已经使七十二个人皈依天主了。」我说：「我希望你不要再计算下去，否则「你会以为那是你的功劳，而不是天主的作为。」

    对未来电子化时代的观众或听众，还有第三种方法。那不是我已往所用的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而是可称之为人类学的方法。但在此不是指人类原始的科学，而是指人的研究。宗教的展现是从天主到人类，现在是倒过来，从人而到天主。我不从宇宙创造者的存在作开始，而是以人类本身内在失序为起点，以心理学时代的发现作跳板去展现神的存在。

    不管电子媒介在其它方面产生什么害处，但对宗教传播是非常有用的。在美国，教会生活的任何阶段里，总有观众会作出教我乐在其中的反应，甚至更大的反应。我有时希望自己年轻一点，好能运用上面提过的手法，比如，以人内心的不快乐作为起点。观众总是有的，机会常常存在，我们要对像伯多禄一样受折磨、像多默一般怀疑以及像圣若望般的默观的灵魂负责，让他们泣下、跪下或安憩在祂的圣心内。

    我常常被问到我是如何准备讲道辞，但我只能谈谈这么多年来讲道生活的经验。

    我所有的讲道辞都是在圣体之前准备的，正如在白曰之下的娱乐最愉快、最有利；同样，创造力在圣体前可以获得最好、最多的滋养，最精采的理念来自和天主面对面接触，在引导降生救赎奥迹的圣神面前是追求光照的最佳气氛。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圣体面前总有一张小桌子或一本小小的写字簿；我一生都是这样——我确信，他一定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这样做，因为一个人和他全心所爱的对象在一起时，事情总是做得更好。

    讲道辞的计划大纲成形后，我会对上主说，或者，至少默想一下，喃喃自语一番。奇妙得很，一个人可以那么快便发现脑海中讲道辞的价值。通常，任何演讲或讲道有三种不同的格式：你所写的，你所讲的以及你想讲的。在吾主耶稣面前先讲一次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方法，你不但可以发现它的缺点，更可以发现它可行之处。

    材料搜集好，要点摘录了，接着我会默想它或不靠札记，低声口述一遍。讲道的材料不单只是从稿纸到脑子，也是从具创造力的心智到口唇。我曾问过许多喜剧演员，他们心目中最佳的笑话是什么，答案总是：「我常说到的那个。」

    我深信若没有大量的研究和阅读，根本没有可能讲道或演讲。这也许是近代讲道台及讲台上的弱点——疏忽了继续进修。书本是伟大的朋友，一书在手，总会给你一些值得记取的东西。它们从不会向你抱怨太忙，永远有闲情颐养你的心智。只要看看一个神父的书架，差不多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一个年代或年份晋铎的。当学术的贮藏室是空的，很难准备出讲道辞的佳肴。建筑物越高，所放进的东西越多。一个人如果认真研究，就不怕材料用尽。

    在天主教大学当了六年教授，又在全国广播及到各地演讲之后，一位同事兼好友——后来做了另一个国家的总主教和梵蒂冈代表，要我放弃广播和演讲。他的理由是：以你旅行演讲的次数，你很快便会用尽你所有的材料，你便不再有影响力了，因此，我劝你，只在大学任教，放弃其它校外活动。我以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话去问他：「这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要你告诉我的?」  (若十五34)他说：「你说的对，有人要我对你说这话。」我们都知道那是谁。直至他去世之曰我们仍是好朋友。

    我阅读的范围涵盖文学、科学、政治、哲学，一言以蔽之，任何对神父在指导人、与人谈论或在讲道方面有关的材料我都读。我从不读小说，在大学时我对指定要读的小说读得十分吃力。但我读小说的书摘书评，我也读当代文学研究，读它们的摘要报导，了解时代的潮流和趋势。我为著名舞台设计大师乔·梅尔金纳讲授要理。某天下午，我来到他家，他告诉我，亨佛莱·鲍嘉(著名好莱坞演员)正巧到访。他告诉鲍嘉我来讲授教理，若他喜欢可以留下来听。鲍嘉说：「我为什么要听一个神父讲话?我对天主教会比任何神父都懂得多。」我假装不知道他说过这些话。当我和其他人进去后，我们讨论到小说。我说我从没有读过他们讨论的小说。我说：「我不知是否受父亲的遗传，因为他也从来不读小说。那刚才自夸对天主教知道得比任何神父都多的鲍嘉问道：「你的父亲也是个神父吗?」

    最优先必读的是圣经，并且连它的注释也要研读。因应实际需要，以及对一个忙碌的神父来说，我以为再没有比威廉·巴祈利十五卷的《每天研读的圣经》更好的了。我发觉新教的注释也是有趣的，他们比我们许多人更肯花时间在圣经上。通常，从灵修观点来看，我觉得阿瑟·平克的三大卷《圣若望福音阐释》是最好的一本。

    由于我一生跨越一段漫长的岁月，因此受到不少体裁的影响。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莫如彻斯特顿，他永远不用一个无谓的字，他看出反论的价值并且尽量避免陈腔滥调。稍后，鲁益师出现了，他和彻斯特顿以及贝路克成了现代世界基督信仰的护教者。鲁益师的文体扎实，缺少想象力，但充满实例,比喻、对比而饶富趣味。麦格列治也启发我,他总是光芒四射、辉煌、火气十足而幽默。还有诗，尤其是《牛津神秘诗集》，特别是史陶迪和弗兰西斯·汤普森。多年来，我一直保存着一迭喜爱的诗篇，其中有不少我可以背诵出来。

     多少神父希望当主教?没有人晓得，因为只有天主能洞察人心。圣保禄宗徒写道：「谁若想望监督的职分，是渴望一件善事」(弟前三1)。也许是因为往昔的主教大多成了殉道者，相较于今天是更为艰难的领导地位。我得承认，当我是个年轻神父时，我已开始祈求有朝一日成为主教。我的动机很简单，是希望成为宗徒继承人。我不清楚这愿望始于什么时候，大概是我在鲁汶大学作第一、二年研究生之时吧!我仍记得我是怎样开始祈求的：那是上学途中，经过圣弥额尔堂，堂内墙壁上挂着圣母七苦像，我在每一苦像前为这个意愿念一遍圣母经。虽然我当了主教许多年，我仍继续这样地念圣母经。

    将经文送到天主台前的心意是，绝不以我自己的意愿去做任何事，或培养任何友谊或用任何手段去争取那「光荣的野心」。我曾多次展现这样的决心。

    当我是天主教大学的年轻教授时，俄克拉荷马市的祈利主教曾问我是否愿意让他提名我为主教的人选。我请求他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之后我回信说：「在教会内有两种途径晋阶，一是从下面推举，另一是藉上天恩赐。」从下面推举的意思是由于别人的影响力或转求；藉上天恩赐则是在圣神的指引下，由圣座委任，而不经人的影响。信末，我说既然他的邀请是从下面推荐，而不是来自上面的恩赐，我只好拒绝了。旧金山的昆恩总主教以前是俄克拉荷马的主教，他告诉我，他在教区的档案内看过这封信。

    被提名为传信会全国总主任之后不久，我在罗马圣若望暨圣保禄堂内被祝圣为主教，那是1951年6月11曰。后来我知道这是史培尔曼枢机的宠眷。

    我一生十分重要的一刻始于主持电视节目，由于节目的关系往往有一笔相当大数目的金钱落在我手上。赠礼、承受遗产和捐献的数目合计起来达数百万元。由于我是传信会总主任，献身为非洲、亚洲、大洋洲及世界各地传扬福音、建医院、痲疯病院和学校等。既然圣座委我以重任，而我又热爱教会的传教使命，我不仅坚持所有来自一般渠道的钱，也就是由教区各办公室交来的每一分钱，矗至由我个人努力得到的每一分钱都交到罗马和教廷传信部，由它分派到世界各地作建立教会之用。身为主教的意义是什么？吾主耶稣召叫伯多禄和其它门徒时，告诉他们说，从今以后他们要捕人灵魂而不是捕鱼。

    基督的训令是地位越高越应谦卑自下。祂说：「你们中谁最大的将成为最小的」(路廿二26)。仪式排场是危险的，往往使珍宝忘记了它原是陶土。地位提升与挂在颈上的十字架同时而至。我们之中有些人从肩上加上了十字架的第一天就不停摸索，直到生命最后之曰。胸前的十字架、指上的权戒、头顶上的小圆帽和「主教」的名衔，所有这一切构成一个环，造成一种虚假的幸福，老实说，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得承认得到主教的权利——那特别柔软的跪凳，以及因信仰而生的尊敬令我高兴。但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后，我就发觉自己和以前并没有不同，陶土仍是脆弱的，而人们对我的敬重并不一定是天主对我的看法。更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更发现戒指上的宝石并不一定能成为天堂冠冕上的宝石。

    在传信会的工作中、在无数善良的贫苦人群中，看到他们劳苦工作为基督而献身，曰益觉到自己的软弱和罪愆，我体会到我离开基督的期望实在太远了。我开始改戴一枚小小的银戒，上面有用云母石制成的圣母像，直至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时，教宗保禄六世给每一位主教一枚简单的金戒指；另外，我把一个苦像穿上链子挂在颈上取代十字架。我越来越喜欢这苦像，那是一个修会的修女，以白银的价值卖给一个珠宝商人的。本书的另一章会叙述有关它的故事。

    身为宗徒继承者的最大喜乐是祝圣神父，独身生活令我们不能传宗接代，可是把手放在一个青年人头上、傅油在他手上，并赋予他赦免罪过和奉献基督体血的能力，可说是天庭圣秩的灵性孕育者；但也带来负担，因为上主要我们为祝圣了不配的人负责。当我是罗彻斯特主教时，我拒绝了几个将要祝圣的六品执事。我在探访修院时观察他们，觉得他们要作神父的目的不正确。当消息传出要拒绝该班某些人时，一位青年人的母亲来对我说：「感谢天主，你不打算祝圣我的儿子「他不配当神父。」该班的其它学生问我：「你怎么知道?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主教的价值不在于他任期的长短，而在于他如何奉献出生命。由于我身居荣显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以我为穷人募得的一分一毫来判断自身的价值；又或者身处教区，以兴建的学校和圣堂来吁算自我的价值，而忘却了这一切都是有心人的捐赠。天主判断我的尺度不仅仅是我在工作上，更是在言词和生活上如何将祂反映出来。

    当人生定时器的流沙已流尽时，价值不在于我们服务了多少年或做了多少事，而在于我们照管的人是否记得主教是基督的化身，这真是困难而可怕的估算法。我当神父六十年，做了主教三十年之后，每每想到自己的责任便颤栗不已。没有人可以数算我的灵魂颤栗了多少次，圣金口若望的作品中提到主教应该比隐士更满全，理由是隐修士能够在沙漠中保持圣善是由于主教进入世俗的邪恶之中。圣道茂则认为主教的神修生活应该此一般修道人更严格，他说：「满全是当主教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吾王耶稣把牧民重任交给伯多禄前，三次问他：「你比他们更爱我吗?』  (若廿一15)」上主赐我神父的牧职和圣统制牧职的漫长岁月，但我为祂奉献了多少?当然不足百分之百奉献自我，而我生命途中每一个人性钱币——不论是铜的、银的或金的——也不完全烙下了基督的肖像。

    回顾我出任主教以来，我观察到三件令我震惊的事：

1．主教是天主圣父给圣子的礼物。

2．主教是延续基督的使命。

3．上主并不时常满意我们的作为。

     1．吾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时，为祂的宗徒们祈祷，那就是为祂的主教们祈祷。祂怎样形容我们?祂形容我们是天主圣父给祂的「礼物」，「祢赐给我的人」  (若十七9)，注意主教和祂的亲密关系。吾主耶稣在祈祷中又说：「我来自父」(若十六28)，而祂告诉主教们说：「你来自天父，你是父赐给我的礼物。」

    2．「圣瞻礼六及复活主曰后，天主圣神的第一件礼物是给主教们的，是因他们的使命而赐予的。圣神降临曰并不是圣神第一次的嘘气，复活主曰当天晚上，楼上房间的门紧闭着，多默宗徒不在场，上主突然显现给十名主教，其中三位在耶稣受难的那个晚上，在橄榄园中睡着了，其中一人否认耶稣，只有一人站在十字架下。吾主耶稣可以对他们所有人说：「可耻!可耻!真可耻!」可是祂说：「平安!」祂让他们看祂的手和脚，还有祂的肋旁。祂不是个超级巨星，祂有的是超级巨疤。祂说了两次「平安」，第一次的意思是和解，祂让他们看祂的疤痕，去证明他们再度和天父一起。第二次说的「平安」不是和解而是服务的使命。「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  (若廿21)，说了这话，就向祂的主教嘘了一口气。

    在希腊文圣经或七十贤士本的圣经上，只有另一处用了「嘘气」一词。那就是在《创世纪》中，祂创造原祖亚当时，在他的鼻孔吹入了生命的呼吸。这第二次嘘气，是在复活后给宗徒(或主教)。第一次嘘气造了亚当，第二次嘘气是个新的创造——创立了教会和她对世界的使命。

    3．在《默示录》中可以看到吾主并不十分满意祂的主教。圣史若望宗徒为了信仰被流放帕特摩，他在那里写到早期教会的主教们，他称他们为各地教会的「天使」「他谈论当地的政府和他们在小区中怎样运作。借着这些以主教为元首的教会，基督行使祂的权力并判断每一个人。对基督越忠诚的教会所遭遇的困难越大；可是教会也有过错和缺失，天主的羔羊负起了它的罪愆。教会不是由圣人组成的，而是由一些竭力要成为圣善的人所组成的。主教也是这样。

    圣若望记录的可能是每一个当时的主教的历史情况，或历史上任何阶段的同一状况——甚至两者同时出现。

    圣若望写到亚洲七个不同教区的七位主教。首先提及的是厄弗所教区，这教区的主教富有热忱、正统，是个能干的组织人物，但没有爱德。第二个教区是斯米纳，它的主教是个谦逊的人，全心为教友服务，受到迫害，但得到接纳和嘉许。第三个教区是培尔加摩，它的主教在邪恶面前变得怯懦、妥协。捉雅提辣的主教是良善的，但对假宗教的教师不采取任何行动。撒尔德教区的主教是个伪君子，他自欺欺人，他说自己是活的其实他已死了。非拉德非雅教区的主教是个善牧，并遵守诺言。劳狄刻雅教区的主教外表看来富裕，其实内里却贫乏得可怜。

    教会时常都以它的主教作准则，这是从《默示录》得来的教训。圣若望写到这些教会的不少实例，说：「我知道你们的作为。」那就是你们的行政、财政、社会服务和学校，我知道这一切——接着来了一个「但是」……被忘记的是对基督的爱或正统或克己。一次听到一个神父阐释福音中吾主耶稣召叫三个青年的讲道，每一个都说：「我愿去「但……」每个人都有借口，那讲道的神父说：「似乎不少人到地狱都是为了他们的「但……」。、其实，不管哪里都是那个。但……」字；例如失去爱心、冷漠的教会、容许假先知施教等等……《默示录》中没有受到批评而又获赞许的两个教区是受难的教区。

    今天，主教们往往为了错误的因由而受批评，在《默示录》中主教是因为缺乏神修而被谴责，今日的危险也许是行政重于仁爱。批评主教们的人很少会知道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的忧虑和心疼。记得一次搭飞机到洛杉矶，在机场时一位替我提行李的搬运工对我说：「人人都认识你，做主教一定美妙极了。」我对他说：「假如你有四百个孩子，其中十个生病，五个快要死了，你会不会忧心挂虑，夜里不眠不睡?教区是我的家庭，绝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美妙。」

    我认为主教必须仰仗两种力量才能坚强。第一是依靠伯多禄和他的继承者。吾主耶稣对门徒们说：「撒弹求得许可，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路廿二31)。福音上并没有明白说出吾主耶稣否定了魔鬼的试探或诱惑，祂甚至暗示准许它发生。虽然其它门徒在场，耶稣单独对伯多禄说：「我会为你祈祷」  (路廿二31-32」)。祂没有说：「我要为你们所有人祈祷。」祂为伯多禄祈祷，好使他的信仰不致丧失，而在他失足之后，恢复过来，以坚固他的弟兄。我以为主教只有在和天主圣父结合时才是坚强的，我们一开始和祂分离，就不再是在基督的祈祷意念之中了。若我们不在祂的祈祷中，我们便不再受保护，也不是教会的护卫或天使了。

    力量的第二道泉源在于共融以及主教间的手足之情，生命和智慧的交流——深沉的友爱精神。这在吾主耶稣为宗徒们(主教)洗脚的那个晚上清楚地表示出来，祂吩咐他们彼此服务，我们之间要有服务的团体。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确定这一点，它要求成立主教团，每一国家之中都要有会议，让主教们抒发共同的问题和解决之道。

    不过，我以为主教团若依赖人而不依赖神圣的资源和力量，就会变得软弱。耶稣复活后的主曰，七位主教在船上，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出海，他们并不是被耶稣遣派，他们辛劳整夜一无所获。吾主大清早出现在沙滩上，可是他们认不出祂。祂教他们在船的另一边下网，现在他们是在神圣的指示下，新的力量散发出来。他们拉起网，细数里面有153条鱼，这是基督最早交给他们的使命——作渔人的渔夫，这当中隐含着真理：「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  (若十五5)。祂给予力量之前，要求我们先察觉自己的软弱无能。

  自从天主圣言成了血肉之躯后，福传和专业教导变成密不可分。永恒的智慧不停留在天主圣三的神学中心，祂成了流浪教师、巡回指导者。自然律中某些东西注定要腐蚀，宇宙中几乎每一件东西都是创造给人使用的。死守财富的人变成吝啬，只为学习而学习的学生变得骄傲，大学教授由于不使那些不坐在书桌旁的人得到知识而变得枯萎。天主第二位，即圣子或者圣言，将孩子放在膝上，这成了永远的教育使命——去分享它，就像财富必须与人分享一样。

    在我的教书岁月中，几乎每个周末都往来于纽约、波士顿及其它地方讲道和指导皈依的人，以另一种方式作福传。我在亚拉巴马州也盖了几间圣堂。某年夏天，和一位神父坐旅行车同往亚拉巴马州，他是曰后阿拉巴马教区主教——杜力克主教，我们在街角及玉米田中对任何愿意听的人讲话。我收到相当可观的金钱，建立了全美国第一所为黑人而设的妇产科医院。

    1950年，美国主教团邀请我接下传信会的全国总主任一职，这就像将教室的窄门向世界打开。我是罗马传信会圣部在美国的代表，负起大部分传扬福音的责任，管理每一教区所收集的金钱，用在支持非洲、亚洲以及其它地方的福传。此后，我要放弃圣道茂的《驳异大全》，进行直接使回教徒皈化的工作，负起全球的责任，为全人类而努力。

拥有普世传教站并视之为自己的堂区是件十分慰心的事。我可以想象若吾主耶稣被天父局限在以色列，祂一定会觉得困乏。祂来是为赎全人类的罪。祂把全球的福传工作交给宗徒们。当祂被剥去衣、钉在十字架上时，祂是个「普世的人」。当祂穿着衣服时，祂是从面积只等于纽约到威尔明顿那么细小的地方来的。当祂赤裸地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祂成了「属于全世界的人」。

我觉得人类在为两种饥饿所苦。富裕的西方世界抵受着精神上的饥饿；其它的贫困地方受着肉体上的饥饿。世界上富裕的地方，是基督化的：从地球仪上看，大部分财富、健康、教育、科学的进展都在三十度以上，而大部分贫乏、无知都在三十度以下。基督信仰是在北纬三十度以上。因此，要负起帮助世界穷人的责任。

    此外，吾主耶稣说过：「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玛廿八19)。这不单是普世的使命，也是个人的使命，把人引向基督的神国。我刚到传信部时，正值教会开始意识到介于神圣救赎与人性解放、为堂区或小区的个人救赎而努力与关注社会福利之间的冲突。天主从不认为个人和社会的正义应该分开，尽管这两者往往是分离的。尤其在六0年代，青年人对某些受限制地区的社会公义产生狂热的兴趣，但对个人的公义，也就是说，对父母及他们与天主的关系却很少关怀。

    当我受命为全国传信会的总主任时，我有机会看到基督救赎有现世的与历史的境界。一个灵魂的皈依与福音所要求的促进人权大抵不可分开，这是我们牧职的中心；灵魂的救赎和社会公义是爱天主与爱近人的凹镜和凸镜的两面，除了藉福传而加增天主的子民外，更应以敏锐的感性对人类渴望自由与公义作博爱的见证；又因基督具有人性与神性，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既要举目向天，超越提升，也要紧密地关注在世的生活；地上的解放是福传的主要部分，它们结合了创造和救赎；当我们将两者分开，就会有信仰政治化的危险；或是藉留在教会内，却对精神生活少有作为，并将基督的使命单纯认同为社会福音。

    一年一度和其它国家的主任及圣部各主要成员在罗马我可以看到我们怎样分配金钱。这些金钱不单用在建圣堂用在建医院、房屋、痲疯病院、储蓄信托银行、防止对穷人不公的法律协助机构；甚至有一次响应罗马的急需：「请即汇二十万元以救济在饥馑中的巴基斯坦儿童。」也可以看到个人的与社会的、纵的与横的、人性的与神性的平衡。我们每年年终出版一份报告，向教区报告每一分钱如何使用，我特别注意不要有多余的开支，因为我们的传教人员正在为福音和穷人奉献出生命。我的继任人爱德华·奥马拉主教继续出版这份报告，并把这份报告扩展成为呼吁所有人把对天主的爱和对近人的爱结合起来的工具。

    在这里，我应描述一下初次和我的继任者相遇的经过。传信会在圣路易市举行全国领导人大会，一晚，会议之后，一些教区领导人和我决定到圣路易市的主教座堂朝拜圣体，却发觉来晚了，教堂已经关门。我在堂外遇到一位年轻神父，他说：「我给你们开门。」他开了所有的灯，态度极雍容而仁爱。后来，我写信给他的总主教，请他准许这位神父，当时是奥马拉蒙席，作传信会的助理主任。于此可见上智安排，因着主教座堂关门遇到年轻的奥马拉神父，为传信会铺了一条道路。

    上智安排了一条宽敞的路，大大帮助了世界传教。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是由美国主教们所邀请，而是受到国家电视传播业邀请，每周一次的电视节目，报酬是一集两万六千元，加上由于节目的缘故，我们收到各地送来的捐款，使得我们可以一年给世界各地数百万元。此外，在美国天主教报章上的专栏「天主爱你」，呼吁教友为信仰作出牺牲。信众们的反应超乎我们的奢望，不少人牺牲他们的假期、食物、衣着，将金钱捐献给传信会作基金。对于所得的金钱，我没有任何权力去处置，尽管有时会有外在的压力，但我是受教宗委任收集各地的善心送到罗马传信总部，然后按照各地需要而分发。

    另外，牺牲精神得以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于祈祷。我们全国办事处养成了每曰祈祷的习惯，每天下午二时四十五分，我们全体职员恭念玫瑰经。后来，我们又利用这十五分钟选取圣经中某一段作神修默想，我在任的十五年中，我们的办公室已经用了整部圣经。

    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也不可忘记。由于电视节目的缘故，每天涌入办公室的邮件数以万计，他们的工作特别辛苦。根据统计，世界各地每天的来信约一万八千至两万五千封。办事处的每一个人也都是传教士——他们读信、覆信、作记录、做文书工作。圣经记载达味王在漆刻拉格作战胜利时，好几百士兵生病不能跟随。军队坐下分战利品时，达味介入说：「那下去打仗的得多少，那留下看守辎重的，也得多少，大家应当平分!」  (撒上卅21-24)因此，办事处良善忠心的朋友们也应该和那些离家出外的传教士一样，分享天上凯旋的喜乐。

教宗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们到访，全国传信会主任也因此有机会和各地来的传教士一起用膳。每次总有机会听到这些「福音的先锋者」所描述的故事，这些故事启发我的同事们和我，也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因为我把其中许多故事用在「天主爱你」的专栏里。我想，与其叙述我能为传信部所作的事，不如回想一些他们的故事，或者我自己访问各地传信会的经验。

新几内亚

    斯华德神父是位荷兰籍传教士，在新畿内亚和食人族一起工作。我很奇怪他怎么可以打进食人族的阵营，「那是上天安排。」他答道，「我第一次遇上他们的时候，我正染上痢疾，面临死亡。我躺在一根树干上，他们发现了我，我因为病得连吃的气力也没有了，于是几个星期里，他们好奇地站在我周围，看着我，等我病好了的时候，我们便成了朋友。食人族住在海边，女人捕鱼，男人打仗。他们认为任何从外地来的人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有权杀死他，喝他的血以吸取他的力量。」

    斯华德神父来到我的办公室，希望传信部给他三百柄斧头，他说斧头有肋于开化他们。由于涨潮的关系，食人族必须在树上盖房子，但他们没有工具，只能用大鱼骨砍树。斯华德神父回到食人族的部族，给他们每人一柄斧头，但他们必须答应绝不能杀害任何人。于是每个食人族的男人，都拿到了一柄斧头，坐在一条大木头上，用牙齿咬着，表示拥有这柄斧头和表示感恩。过了不久，神父自己的斧头被偷走了，本来窃盗是该族少有的事，斧头被窃的那一天，一位传教士的飞机在斯华德神父的营地上空盘旋，看看他是否还活着；那天刚巧食人族内出现了天花的病疫。他们深深地感到罪有应得，便说：「我们脸上的这些斑点是天上神灵给的，因为我们偷了神父的斧头。」这是承认神是公义的最原始的方式。

    他们把斧头还给神父，为了赎罪，还把一个男孩送给他。神父后来把他送到澳洲去读书，他做了神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食人族神父。

婆罗洲

    安东尼·嘉而温主教来自婆罗洲。婆罗洲人住在粗糙的建筑里，在树与树之间排成一列，有时有一个街口那么长，一整间没有墙壁加以区隔。家庭间没有界限来划分区域，同样河上也没有固定记号规定每一家人捕鱼的范围，可是从没有人侵入分配好的别人的捕鱼区域。一次，嘉而温主教教他们十诫，当他谈到「毋偷盗」的诫命时，有人问：「什么是偷盗?」他说：「如果我把这个葫芦带回我自己的小屋里，那就是偷盗。」这些原始的、从未受教育的人问道：「世界上真有人偷盗吗?」我们竟称这样的他们是「未开化的人」!

太平洋群岛

    我问一位来自太平洋群岛的传教士，他的教友最大的德行是什么。他说：「让我告诉你他们认为最大的罪恶，便看得出他们最大的德行。他们认为独食是最大的罪。他们可以好几天不吃东西，直到有人来分享他的福分。]

    他又告诉我，一次他乘汽船经过太平洋上一个小岛，他问当地的酋长，他可否再来传扬福音、训导和劝化。酋长说，若传教士能送他一艘汽船，他便准许他；因为酋长从未看过一艘不需人力开动的船。几个月后，传教士重返该地，把一艘汽船作赠礼，酋长在沙滩上安排了盛宴，席上有烤猪和太平洋水果。神父离开时，酋长一点也不提及他的承诺。神父说：「你不是答应给我一些人灵吗?」酋长转身向一位十六岁的少女，答道：「好啊!这里有一个，你可以要了她。」这少女名叫卡莎。

    神父把她带回岛上，请修女照顾她，几年后，她成了教友，并表示愿意当修女。神父说：「不，你要回到你的岛去，和家人及族人相处一段时间，看清楚你的圣召。」她回到岛上时，很多人排斥她，因为她是天主教徒，但她到底劝化了她的父母，他们死前皈依了天主。然而一位曾照顾过她的姨母因为她信了天主，极力反对她。可怜的卡莎差点要放弃信仰了。有一天，这位姨母的儿子在海边被鱼咬了一口，海水都被血染得鲜红，岸上的人大喊：「雅威，雅威!」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得知这代表天主的名号。他们大喊：「雅威!雅威!祢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有人说：「也许因为我们对卡莎不好吧!」这又看到他们有着天罚的意识。

    卡莎再度被允许回到另一个岛上，她在那里做了修女，取名佳播修女。她重返原来的岛上，使整个岛的人都皈依了，我和她持续通讯了好几年。

中国

    1948年，我和玛利诺修会的华尔殊主教搭飞机到中国北京去，我坐在他身旁读着孔子的著作，我对他说：「我相信只有你和我两人是读过孔子的传教士(译按：施恩主教似乎没有读过明末清初耶稣会会士来华传教史实)，我们要认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为你要引导人，一定要知道他们在哪里。」飞机着陆时，他说：「我绝不会离开中国，除非他们把我赶出去。」人人都知道华尔殊主教的事迹，他怎样经过好多年的牢狱以及他怎样离开中国(译按：华主教出狱时身体衰弱得不能站立，要坐轮椅经过罗湖桥进入当时英属香港，后在九龙圣母医院治疗)。这是传教士英勇的故事。

    一位我并不直接认识的美国传教士方济·福德主教，他在中国传教多年。他的秘书是一位在中国服侍他的修女，她告诉我，关于这位主教的事迹。

    福德主教十二岁时住在布鲁克林，听到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讲他在痳疯病人中工作的情形。他捐了五分钱帮助那传教士，五分钱是当年他零用金的一个大数目。打动他心灵的是那位传教士在演讲时最后说的一句话：「我的志向是殉道而死。」而那正是他日后的命运。

    无神党得势后，福德主教被捕了。主教对修女说：「恐怕他们会夺去教会的财产了，这是小圣堂的钥匙，我要你在圣体被亵渎之前把它取出来。」修女拿了一个面包和钥匙，到第二层楼的小圣堂去「取出圣体，藏在面包里，正当她关上门，一个出了名跋扈残忍的无神军上校对她说：「我现在要接收这小圣堂，我有它的钥匙。」可是他老是打不开门。他说：「你来把门打开。」修女说：「我不能，我满手都是面包。]他说：「把面包给我。」她把面包交给他，他低头望着面包，修女回忆说：「好像看着一个婴儿那样。」可是她开门时「他的手一直扣在扳机上。她把圣体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不久，她也被关到牢里去了。

    无神党的警察迫近传教区时，有些教要理的修女们和主教都被逮捕。向我述说当时情形的人告诉我，在往牢狱途中，主教对修女们说：「要谨记，教会不单是凯旋的教会，也是受苦的教会。和基督在一起，你们期望的不单只是喜乐，也是痛苦和悲哀，可是祂时常要和你们在一起。」他离开嘉应时，许多倾向无神党的人向他唾面、扔石子和垃圾，更有人举着嘲笑的标语：「人民政府欢迎间谍——福德生教。」把诳言谬语堆在他身上。尽管戴着手铐，主教仍尽力划好十字圣号。

    和他在同一牢房一段时期的修女说，主教衰弱得无法站立，只好斜靠在牢房的墙壁上。他的头发长而灰白，胡子乱七八糟地打结，他的面容因受折磨摧残而变得憔悴苍怕，但他是唯一分得面包和酒的人，原因只有天主上智可以解释。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尊重主教，而是天主特别安慰他的方式。修女告诉我，没有任何哥德式的主教座堂，可以和主教以瘦弱的手指在水泥做的盘子上移动时的光辉比美：他的双目像两根燃烧的蜡烛，他的袍服是百补千孔的中国上衣，他的令牌是顶破旧的小圆帽，他的音乐是他痛苦的呻吟；他的弥撒经书是加尔瓦略上的回忆，他的圣所的铜钟即将敲出死亡的钟声。

    诬告主教的人是服侍他多年的中国厨子，主教视他为好友和好基督徒。他知道主教怎样安慰病苦的人、埋葬死者，却仍将主教置于痛苦的境地。无神党给他的酬报是可以当村中的警察局长。

    和修女一同被囚的妇女都不准吃饭，直至人人都承认自己是无神党为止，修女拒绝承认，大家都指摘她，只有一个妓女对她最仁慈。

    有一天，无神党人员来到牢房，拿着一根铅管，要修女打每一个女人的头，她柔和地只把铅管压在每人的肩上，那守卫大叫道：「你不是无神党!」她问：「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得憎恨。」经过一大顿折磨之后，她答应写悔过书。守卫去拿纸笔时，她顿时产生了有生以来最厉害的牙痛。守卫回来了，她拒绝签写。为了对教会的忠信，她的身体和心灵有着当年饱受折磨的烙印。

    每当主教被准许在牢房外散步时，总因为太衰弱站不起来，必须由两名中国囚犯扶着。不久，死亡大巡行来了，他被命令走在两个犯人中间，那占据小圣堂的无神党上校把一个重约二十磅的布袋挂在主教的脖子上，他用特别的方法扎紧袋口，使得他每走一步绳子便会扎紧一点。无神党通常不实时杀一个人，而是折磨人，让他受苦而死。那好修女看到人们这样对待主教，她本来是在后面，和女囚犯一起的，却离开队伍上前去对那无神党上校大喝道：「看这人!」那可说是和福音中的「看，这个人!」  (若十九5)一样。那人似乎第一次看到主教脸上深刻着的痛苦，可是不久，他立刻恢复了无神党的意识，骂她是狗，命她回到自己的行列中。她看着这死亡的行列，摇摇晃晃地前进，她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工教。主教走了两里路仍由两个犯人扶着，那布袋也不再挂在他的脖子上。我问她：「你觉得他为什么拿走布袋?」她说：「那个上校会拿走它，是因为他曾经捧过圣体。」就是为了对主教这一点小小的帮助，那上校被提到牢房里，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

    1952年2月，福德主教以不流血的方式殉道后，以前那个厨子回到小圣堂玄，在梁上绑了一根绳索自缢而死。

    在中国另一个地方，一个神父正准备弥撒，一群无神党人进来拘捕他，把他关在圣堂旁边的一问小屋里。从那房子的窗口，神父可以望到圣体龛。不久，无神党人进来，打开圣体龛，把圣体撒在地上，取走圣爵。神父决定朝朝暮暮尽可能朝拜圣体。一天，凌晨三时，他看到一个平曰早上参与弥撒的小女孩从窗口爬进小圣堂，双膝跪在地上，用舌头舔起圣体。神父说，圣爵内有大约三十个圣体，每天她都在同一时间到来，直到只剩下一个圣体时，她正把舌头贴在地上，准备领受基督圣体时，被一名无神党人看到，对准她开了一枪，将她杀死，而她领了临终圣体离开世界。

非洲

    一次访问传教站，到了非洲布鲁巴，有五百个痲疯病人聚居该地，我带了五百个银质苦像分给每一个病人——象征基督的救赎。第一个人走来，他的左手被病菌侵蚀到手肘部分，他伸出右手来，那是我见过最嘿心的、最臭的一团烂肉，我把十字架放在他手上，那十字架顿时落入那被痲疯病侵蚀的熔岩里。

    这时，那地方有了五百零一个痲疯病人，而我就是那第五百零一人，因为我手拿象征基督救赎的苦像，却拒绝融入那些内心比我好千百倍的人们。之后，我做了一件在我看来是件可怖的事。我从他的痲疯患处取出苦像，轻轻压在他手中。我也同样为其它四百九十九人做了。就从那时起，我学到了爱他们。

澳洲的沙漠

    另一位已过中年的朋友——文生·舒尔神父，在澳洲未开化的民族中工作，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我在澳洲十二万五千平方英里的沙漠区传教，那里只有两种居民：牧人和开采蛋白石的矿工。矿工们裸体生活在地底下的石矿场里，他们在矿场的墙壁打一个洞当卧床。我没有神父的住所，只有一部福斯汽车，沙漠的气温通常一百二十五度左右，我唯一可带的食物差不多只有罐头桃子，其它任何种类的罐头似乎都会热得爆炸。我请求我的主教准许我作隐修士，但他拒绝我的请求。最后，我请求他准许我到美国来探望你，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做隐修士。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使在沙漠中的人失望。」他的主教同意，如果我觉得他有做隐修士的圣召，他便可以加入隐修的团体，为在牧民职责上的任何缺失作补赎。

    我请他更详细描述他的生活。他告诉我，当传教事业发展到要横越沙漠时，他有时要走三百五十多哩才会碰到一个人。一次，他横过沙漠时，一块石头飞来，打坏了他的电池，汽车不能继续前进，在没有水没有食物又极端炎热之中，一个人的体力只能支持一天。他只能祈祷求助，顺服地接受死亡。他垂首在驾驶盘上，对天主表示顺从。突然，他听到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一辆车驶来，载有一个后备的电池，救了他一命。

    听了他为教友做的一切难以想象的牺牲，以及他常常下到矿坑去为教友献弥撒、教导他们，我对他说：「亲爱的神父，我觉得你在追寻一个塑料的十字架而不是木造的十字架。」我认为，他在苦修团体中，绝不能做出如他目前所做的牺牲。我给他一张我个人的支票，好让他能买一辆新的福斯房车，因为他告诉我，当他不在时他的车子被水冲走了，但他把我的支票撕掉，走了。他对我所说的「塑胶十字架」的例子十分反感。

    几星期后，他回来向我道歉说：「你说的对，我在逃避艰困的使命，我要回去，为天主献出我的生命。」他这样做了，并且达到那么崇高的境界，很难找到任何人可以填补那在沙漠传教的使命。

巴基斯坦

    我以传信会全国总主任的身分接待的第一个访客是位巴基斯坦的主教。他告诉我，当战争爆发时，由于他是意大利籍，因此被捕入狱，直至战争结束才能被释放。被捕后的几天，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来找他，她名叫卡拉·马克，是个印度教女孩，女孩对他说：「主教，你不会留在牢房里太久的，六个月后，你会被放出来，并且能继续你主教的工作多年。」

    主教问她怎知道他会被释放。她说：「我要为你的自由和工作奉献我的生命。」

    六个月后，政府官员果然打开狱门，并告诉主教他可以继续留在巴基斯坦当主教。他出狱后立刻去探问卡拉·马克。她父母告诉他，卡拉在当天的早上去世。

肯亚

    我到东非的肯亚，去祝圣侯利汉神父为主教。他是爱尔兰籍的传教士，刚被任命为主教。典礼后一天的早上，主教和我一起开车到树林去巡视他的传教区，见见他的教友。我们驶近一个地方时，他说：「我们正来到一个所有人都不穿衣服的地带，可是从来都没法说服他们不要这样做，且看看我做了主教后有什么分别。」我们的车子开近时，酋长除了头上戴着一大堆羽毛之外，什么也没有穿，跑来迎接他。他们热烈地用土语谈着，酋长告诉主教他有参加他的祝圣典礼。主教说：「假如我有六百元，立刻可以开一间诊疗所。」我向他保证，他一定可以得到这六百元。如今，那里的人正在接受信仰的福音。

乌千达

    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小传教站内停歇。许多神父长时间在传教区服务之后，会来到这里休息一、两个星期。它是问只有一层的平房，里面有四个房间。那天晚上，有许多神父进进出出，我只好睡在靠近前门的一块水泥地上。大约早上四点钟左右，我被其中一位正要离开的神父吵醒。我看见他背着一个大背包，正要出门。便问：「神父，你要到哪里去?」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大约六个月。」他正起程去建立一个新的传教站。

    亚尔·史密斯和我一同旅游欧洲时对我说：「任何旅程的最好两天是出发和回家之曰。」圣奥斯定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世界像一本书，那些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所谓旅行得看你带什么到你去的地方。有点像听歌剧，若一个人毫无音乐知识，他会一直在等候乐队奏出一个可以吹口哨的调子。滑铁卢战役为一个对拿破仑一无所知的人有什么意义?

    除了苏联和铁幕国家以外，我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我多次到欧洲，但在这里我要谈的是对我的灵性及知识上有影响的海外旅行。

    1922年，著名的法国小说家爱弥儿·波曼来鲁汶大学作演讲，因为他对法国文学方面有卓越的贡献，得到巴尔札克奖。我被邀赴宴，和他及哲学院院长同席。席问，爱弥儿请院长推荐一位研究生陪同他一起游圣保禄传教的路径（曰后他写了一本有关这次旅程的书，在法国印行，再版一百多次)。院长建议他可以邀我作伴。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他是位著名的文士，而我却是个普通的人，我的法语也很蹩脚，可是旅程十分愉快。大部分的行程都是跟着当年圣保禄所走的路，海路及陆路的情形都记载在爱弥儿的书上。这里我只写述这次旅程对我的生命有影响的三个地方。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曰后可以藉电视和广播，在半小时内比圣保禄的一生劝化更多人。

    皈依的哲学和神学一直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所在。因此，我对于大马士革极感兴趣，因为这是圣保禄获赐信仰之恩的所在。大家都知道，当年保禄或者是成为宗徒之前大家所称的扫禄，在大马士革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入城之前，他原想大肆屠杀基督徒的；出城时，他成了热爱基督的基督徒。相信圣经中没有任何一处像圣保禄皈依这么能显示圣教会性质。上一刻他是最反对基督教会的人，对教会是最大的威胁和迫害；而下一刻，他竟成了应时而出的最伟大的宗徒。事情发生的日期确定是基督降生并光荣升天后至公元五0年之间。那时，天堂打开了，一个声音说：「扫禄!扫禄，你为什么迫害我?」扫禄问道：「主，祢是谁?」答话是：「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宗九1-19)。

    扫禄怎样迫害基督呢?祂不是早已在天上受光荣吗?若一个人的脚被踩着了，他的头难道没有感觉吗?扫禄在伤害基督的身体，那就是圣教会，因此她的头、她的元首在抗议，因为头和身体是一体的。

    我渴望能在当年保禄皈依为伟大宗徒的地方表达感激之意，一问在路旁的小圣堂是献给圣保禄的小堂，很传统地画下他皈依的地点，祭台右边是圣人英勇的画像。前一晚有人潜进圣堂内，把画像割成碎片。在残破的圣像前，我想到基督在保禄皈依时对他说：「扫禄，扫禄，你为什么迫害我?向刺锥踢去，为你是难堪的」  (宗廿六l4)。换句话说：「要抗拒我的恩宠是困难的，长久以来，我已为你准备了伟大的事业，不要再做我的敌人，我已定下要提举你做我伟大的门徒，这是艰苦的工作。我现在打击你迫害者的身分，但我要提升你成为我所选的器皿。」

    大马士革的景象在我早年铎职的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基督的身体藉教会的历史延续不断。同样，雅典教我们认识一切布道的主题必须以基督以及祂被钉十字架为中心。

    当年圣保禄第一次宣道的市集中有许多哲学家在论辩，尤其是斯多噶派和伊比鸠鲁。他们中有不少是雅典大学的学生，可是他们追寻的不是深度而是新奇的事物，他们把保禄看作是只弱小的鸟，只啄取细小的种子作食物。保禄并非完全没有准备便去面对不同的哲学家，尤其是浸淫于享乐的一派及专注于清净生活的一派。因为他在家乡塔尔索已熟知他们的哲理，保禄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得十分好，所以群众提议他应该到阿勒约帕哥的山顶上。登山途中，圣保禄经过满是神像的街道，事实上，在我登山的途中，仍可看见许多古代神像的遗迹，令我震惊的不单是偶像的崇拜，而是从这些石像中，可以看到人心底渴求天主的迹象，若他们的神不能从奥林匹克山降下，他们便强迫众神降于岩石、黄金、白银之中，这些都是他们不自觉地渴求厄玛努尔(亦即「天主与我们同在」)的表现。

    每一晚，我到山上重读圣保禄在《宗徒大事录》十七章的讲道词。从修辞学及教学法观点来说，这是篇完美的讲道辞。首先，他以颂辞开始，以赢取他们的心，保禄谈到天主怎样造了宇宙，祂是天地的大主，并不居住在人手做成的庙宇里(如他正注视的一所美丽庙宇)「祂以同一的血注入住在地面上的每一个民族之中，划定他们居住环境的范围，感召他们去寻求天主。尽管他们现在可能在黑暗中探索，但天主并不远离我们任何一个人，正如诗人所说：「原来我们也是祂的子孙。]之后，圣保禄跳到审判和复活的主题。

    他只感化了两个人——阿勒约帕哥的官员狄约尼削及名叫达玛黎的妇人。讲道不但不算成功，更是保禄的大失败之一。讲道后，他立即离开，到格林多去，再也没有到雅典，也再没有写信给雅典人，也没有任何纪录说他在雅典建立了教会。我一晚又一晚地读着这篇讲道辞，终于灵光一闪，领悟到为什么保禄那篇美丽的讲道辞失败，因为他没有提到基督的圣名和祂的苦难。我相信他走在雅典到格林多的路上，一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曰后他在致格林多人信中的话：「因为我曾决定，在你们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格前二2）。

    在数不尽的旅程中，最影响我的另一处是厄弗所城，我看到的是一片荒野，但圣保禄当年所见的可是「亚洲的宝库」。他远望黛安娜神庙，这是拉丁称谓，而希腊则叫阿尔特米。这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长425呎，宽220呎，高60呎。祭台本身由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百勒士提里斯所造。127条石柱的每一条都用巴里安云石造成，重150吨，高60呎，以黄金和宝石镶嵌、装饰，后来我在君士坦丁堡的苏菲亚堂看到八条。神庙现在仅存的是可容三万人的露天剧场和图书馆部分残垣，它原来藏有不少魔术和迷信的卷帙。街道上的巨石和现今仍可见到的雅比安大道相类似。可是它当年的光荣已不再，神庙如今是一堆形状不存的残垣；它的港151是满布芦苇的一潭水：它的宁静被吵闹的群鸦羞辱，天空被严肃的静寂笼罩。当地政府坚持我们必须有所防备，因为不少抢匪躲在废墟内。一次他们竟从长长的地下通道冲出来「但很快便被兵士击退了。

    保禄开始在会堂宣讲，被他们拒绝之后，就到提郎诺一派的学校教书，该校精于异教的雄辩，以修辞学及哲学著名。5月是月神和狩猎之神黛安娜的圣月，保禄发觉由于他宣讲：「人手制造的，并不是神。」酗酒、纵欲及黛安娜崇拜开始衰退。因此，厄弗所暗暗兴起了一股反对之声，暗藏的恶意煽惑告一段落后，偶像崇拜衰落后的主要受害者开始对抗保禄。这人名叫德默特琉，他是个银匠，制造银质的阿尔特米的银盒，卖给到神庙来朝圣的人，生意做得很大，而同时受影响的还有神庙中的奴隶、乐师、艺术家和工匠，他们一同起来对抗保禄(宗十九23-28)。

    暴徒瞬间集结起来，穿过大石冲到露天剧场。利益能左右一个人的见解，他们看到除非烧死蜜蜂，否则得不到蜂蜜；除非除掉保禄否则他们得不到狂欢与利益。

    保禄从不曾说过任何反对黛安娜女神的话。当暴徒进入露天剧场时，大叫把保禄处死，而市政府书记告诉群众，保禄从没有提到戴安娜的名字。在剧场内群众喧嚷两小时，高声赞颂厄弗所的黛安娜直到四面八方回响喧闹着。后来，是政府的职员把忿怒的群众平静下来(宗十九23-40)。

    和保禄同行的两个旅伴马其顿人加约及阿黎斯塔苛被群众拖入剧场，保禄愿意进去会见民众，可是门徒们不让他去，劝他躲藏起来。保禄曰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们在亚细亚的磨难：我们受到非人力所能忍受的重压，甚至连活的希望也没有了」 (格后一8)。保禄后来被迫离开该地。

    在厄弗所的教训是，宣讲圣言时常都会引起敌意，无论是反对无神党也好，反对贪婪也好，还是针对离婚堕胎也好，总会使人困扰甚至组织团体起来反对。有时候表面看来像对宗教热忱，其实不外是金钱利益的化身，德默特琉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尽管如此，保禄创立了厄弗所教会，他后来给这教会写了封信——他们的主教是《默示录》所载的七位主教中的一位。更有趣的是公元431年厄弗所大公会议在童贞玛利亚堂召开。正如雅典诸神渴望人类中有个神，巧合的是月神黛安娜的角色在玛利亚身上实现，而她正是被形容为踏着月亮的

女子。             

    我多次到非洲、亚洲、澳洲访问都是在传信部全国总主任任内，也是史培尔曼枢机的好意邀请，要我陪同他及奥马哈总主教伯根、保曼主教、华尔殊主教及一些神父于1948年4月至6月中的旅程。

    每到一处都见到群众倾巢而出欢迎史培尔曼枢机。抵达雪梨当晚，我在主教座堂内对二万五千人讲道，另外一万五千人在外面透过扩音器听道。第二天早上，我作了四场广播。在市长欢迎史培尔曼枢机会上，枢机讲了个访问阿拉伯酋长的故事。他说餐筵中，主菜是烤羊肉，大家举杯敬酒后，酋长自餐桌中央放着的羊头上取出羊眼，献给枢机作敬礼，稍后酋长问枢机可喜欢它，枢机当然要说喜欢，于是酋长再给他另一只羊眼，枢机简直难以下咽。

     一个十分不寻常的风俗是：澳洲枢机和主教们参加墨尔本市在市政府大堂举行的庆祝百年纪念舞会。基尔莱枢机作主持人，史培尔曼枢机是嘉宾。其中有三十位主教，二十五位蒙席。我们坐在台上，由八时三十分到九时三十分，之后，跳舞开始。史培尔曼枢机讲了二十二分钟之后要我继续下去，他这样介绍我：「今天是他第九十九次演讲。」舞会中有两则珍贵的短评，一是曼力斯总主教眨眨眼睛对主教们说：「跳舞之事可有可无。」而伯根主教则说，跳舞使他记起圣若翰洗者在一次跳舞中失去了头颅。

    我离开市政府大堂时，为那一千多个付不起一镑银钱参加舞会的人难过。可是在欢迎神长及舞者进入时，他们显出了敬礼和热忱。那次访问的喜乐之一是一位亡羊归栈：一位太太写信告诉我，她的丈夫离开教会四十年。我打电话给她，请她带他到基尔莱主教处来。我们经过简短谈话之后，我说：「请跪下来。」他说：「为什么?」我说：「你要办告解。」一点困难都没有，他好好地办了告解，他走出门时几乎是跳着出去的。当天主圣神感动一个灵魂时，往往产生最大的热忱，使我们难以理解。

    一位自称为「可敬的某某」写信到墨尔本的报章上，说我是有史以来澳洲访问者中最大的威胁。之后，我在圣体同盟主办的活动中对几百位神父发表谈话；而当晚在会场举行的所谓「男仕之夜」中，对两万听众发表谈话，而一万五千人在场外听扩音机播出：另外，我又在赛马场中对十万人演讲。

    史培尔曼枢机在雪梨的欢迎场合上说：「在美国，施恩蒙席比任何总主教或主教更能使人认识信仰及爱信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门徒，他有一双能听教友及非教友的耳朵。我高兴得知澳洲人像我们一样爱他。我把他带来，原要使人认识他，也顺便偿还一笔旧债。谁知我竟加增了债项——若世上有债这回事的话。」

    横越澳洲大陆到达尔文途中，我在早上四时种了一株树。中途，我们行经联邦市时，飞机因为缺乏燃料紧急降落。着陆时我们撞倒了一间放工具的小屋，因此必须换一架飞机。苍蝇像轰炸机一般攻击我们，必须不断用手去挥赶。我问电报员他们可觉烦扰?他说：「不，过了一会你便习惯，不觉得烦厌了。」华尔殊主教和我走到一个只有六十人的小镇去，买了些饮料回来给大家。新飞机来到时，司机硬说飞机不能乘载那么多行李，枢机说他可以留下他的行李。他总是最后一人上机，坐在剩下的位子上。他转过头问昆恩蒙席他应该留下哪些行李，昆恩蒙席答道：「那放着你的讲词的一袋。」

    在爪哇岛的雅加达，我想到直立猿人在这里被发现。我也注意到雅加达有683兆蚊子，而其中一半在我第一晚停居的房间内扎营。它们不像我们平常所见的蚊子飞得那么快，可是它们的消音器较好，又带了很多炸弹，当你晚上挂起衣服时，它们会在你的衣袖里聚集行动，又钻入你的裤管里；当它们被烦扰时，便结队成群来攻击，我们都被弄得疲倦不堪。一位好心的耶稣会神父提议带我们去看植物公园，他说园里的动植物很有趣。但我们实在太累了，没有人对动物感兴趣，也没有人对植物感兴趣。我们只想留在旅店，享受一杯最香浓的咖啡——当然记得这可是爪哇咖啡哩!

    在新加坡，我为六十位修女及两百名被日本兵留下的孤儿献弥撒。后来我又和九个马来亚省及东南亚的广播网联播，讲题是对新加坡的印象。广播后我又作了四次、每次十五分钟的录音，题目是无神主义，稍后在各电台播出。在曼谷，见到泰国的建筑，屋檐有着朝天尖角，据说目的在使恶鬼从屋檐滑下来;最辉煌的是绿宝石佛，立在三十呎金色的神龛之上，那菩萨本身约三呎高，足从一块完整的绿宝石刻出来的。我在笔记本上写道：「有一天，佛陀和孔子对东方天主教神学的影响，可能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圣道茂及圣思定一般。」我在曼谷没有看到任何暹逻猫。在西贡的主教座堂，我以法文讲道，1948年，西贡本身就有十万天主教徒。

    在香港，我被安排住在英国总督府。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炮轰香港，把总督美丽的府第炸毁了。他们后来一砖一瓦地重建，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只有一处例外，他们装置了堂皇的火炉，但没有装上烟囱。我在日问作了几次广播和演讲，晚上受邀出席王将军的晚宴。桌上没有刀叉，只有象牙筷子。每道菜都放在桌子中间，第一道是燕窝，那是燕子的唾液(随着而来的是热手巾，用以抹手)，第二道菜是虾仁肉汁(碟子上不放东西，用筷子取食)，第三道是方形的鸡块，第四道是草菰、豆和腰果，第五道是乳鸽，第六道是鸭肉佐以龙虾，第七道鱼块(每道菜都放在同一碗内，而我们要吃光它的)，第八道是草菰拌面，第九道炒饭，第十道莲子糖水、甜饼，最后一道是果仁。餐后，侍者递来湿毛巾抹手。

    抵达上海时，住进国泰酒店，史培尔曼枢机用支票付餐费共三千二百万大洋。史培尔曼枢机告诉我，未经他同意之前不能接受任何演讲或广播的邀请，他认为我已因演讲而筋疲力竭了。上海吴市长请我们吃饭，我们一共三十二人，这时我们才知道敬酒是向每一位客人的，敬酒时右手拿杯，左手轻托着杯底，说声：「干杯」。我问吴市长有什么方法避过不停地敬酒。他说有，你可说：「随意」。我问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高贵绅士，米酒可会令人醉倒?他说：「你可以一连喝它十杯八杯而不受影响，然后忽然间醉得不醒人事。」说着，他跌在椅子上，醉倒了。

    第二天下午，晚宴之前，我在震旦大学发表演说，隔天对全中国广播。我说这么多个世纪以来，天主把中国保存在祂帷幕之内，让她拥有五千多年的古老文化，以使她有一天成为一个伟大的基督化民族。广播完毕，华尔殊主教告诉我，教宗碧岳十一世多年前已和他谈过这个理念。

    隔天，华尔殊主教和我参加蒋介石夫人的茶叙，在一座我这次旅程所见最豪华的大宅内举行。她谈到经过这么多年来的苦难，使她变得更接近天主，她每晚和蒋委员长一起祈祷。她因美国为中国所做的如此之少而失望，又说：「中国除非基督化，否则永无和平的一天。」我乘机对她谈到永生之言，和祂的牺牲以及怎样在弥撒中延续下去。又请她参加第二天早上的弥撒，但她说已有其它约会而推辞了。

    次日，我在国立中央大学演讲，晚问和委员长蒋介石共进晚餐。他告诉我们他极爱美国，并感谢美国人在战争期间的援助，以及他怎样信赖天主的意旨。我邻座的教育部长说他有一部圣道茂的《神学大全》，是十六世纪传教士印行的版本。他有没有读，我不知道，因为他说他接受历史的经济演绎，而不是上智安排。第二天早上，应邀在主教座堂讲道，并对全中国广播。晚上出席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总主教的晚宴，南京的于斌总主教问史培尔曼枢机能否让我留在中国访问所有大学并作一系列演讲，枢机没有答应，他觉得我在这旅程中已相当辛苦，必须回家。

     我们原本要到汉口，但机场被无神军占领了，我们继续飞到北平去。田耕莘枢机和十二位中国籍主教、傅市长以及一大群欢迎的群众，热烈迎接史培尔曼枢机和代表团。群众这才知道天主教会并不全是法国的，传教士不是都长满胡须的。下午作广播之后，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仪向枢机和代表团致敬：在紫禁城内举行隆重的晚宴，我第一次尝了「千年蛋」  (译按：即皮蛋)，运用筷子的技巧使我照例挨饿。

    6月7曰，我们飞到一个日本的港口城市，在那里，遇到巴哲尔海军元帅，他是大战期间金元帅的首席传译宫，如今是海港的总司令。他邀请史培尔曼枢机和我参加晚宴，席设在他私人书房内。席间他破例谈到中国和俄国的情况，用指挥棒点出地图上他认为重要的据点，我清楚地记得他说：「我要求内政部派一千海军陆战队到华北去阻止无神党进入，内政部拒绝了。」

    在东京，麦克阿瑟将军设宴款待史培尔曼枢机和我们一行人等。他说话时常常直盯着人的眼睛，给人一种权威和权力的印象，我个人认为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回忆他在席间给我的印象：他希望有八百个天主教传教士取代每一个当日在日本工作的人，使日本成为基督信仰的国家。他说，世界各国斗争，不是因为经济政治，而是因为宗教及神学，有神或是无神。

    第二天下午三时，我在上智大学演讲后对全日本广播，之后又对国会领袖们演讲，市长、下议院内阁阁员各部长以及日本各大学教授都出席。第二天，我和好友威劳备将军见面，他曾代表麦克阿瑟将军接受日本投降。我和他认识于华府晚宴上，后来他到我家与我争辩一些毫不真实的事。当我们站在一起时，他像一个巨人般不断地责难我；我挺身向前，抓着他满是勋章的肩膀，把他推坐在沙发上，并为他说明真理。他说：「你对我做了一件好事，为此我必须为日本的天主教会做点事。」此后我们成为好友。我不能详细说出他做了什么，我只能说他的确帮助了日本的天主教会，我无时无刻不为此而感激他。

    另一个为史培尔曼枢机而设的宴会上，我坐在麦克阿瑟将军和海军元帅格里非夫之间，格元帅告诉我，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若出动全部军力，可以把我们的舰队杀得片甲不留，可是他们只派出了四分之一，结果战争初期，战事呈胶着状态，最后「珊瑚海」之役，美国歼灭了他们的制空权。餐后，将军安排在一个私人剧院内看舞艺表演，由穿上十六重和服的艺妓表演。我禁不住说，若当年莎乐美这样在黑落德面前跳舞，洗者若翰可能不致失去头颅。我们所看的小型舞蹈是按十六世纪的剧本编成的，当年莎士比亚写充满激情与动作的悲剧时，东方戏剧却是消极得近乎静止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晋见日本天皇。战败之曰，两千名日本军人在皇宫前集体自杀。皇宫建筑得简朴无华，曰皇并没有坐在御座上，而是坐在椅子上。他说当年曾阻止战争无效，很高兴战争终于结束。他乐见传教士在日本工作以及美国政府重整的努力。

    次曰，我在东京最大的礼堂演讲，千百人不得其门而入。我以「未知之神」为题，那是圣保禄对雅典人所用的语句。提示日本所有的是「不知之神」「表示出一个新的希望——日本，日出之地——不久便会明白，太阳是天主之子，祂是世界的光。

    回美国途中，我们在威克岛停留，首次看到黑脚信天翁鸟。这岛的面积只有八平方哩，居民一千，大部分是海军人员，海军军官在机场迎接我们，把我们送到半哩外的、以岛上所住的千万只鸟为名的信天翁谷旅店。天色已黑，在照明灯之下，仍然可见路上千百小鸟，司机宁愿驶在草坪上而不愿惊动小鸟，理由是这些鸟比他们先到该岛。牠们像似大鸭子，牠们吐出口中食物喂养雏鸟。

    牠们被美国人称为g。。ney「理由是牠们虽然有翅膀，却拙于飞行。牠们利用跑道练习，并且逆风而飞，好不容易笨笨地飞起来了，离地飞高约十呎，却又跌将下来，而大都是肚子先着地，有些站得起来，有些站不起来大为沮丧。 7、8月间，鸟向南迁徙，不会飞的就只有饿死，因为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方法喂食牠们。那些学会飞翔的，高高兴兴地迎风振翅。水手们有一次看到牠们在沙丘上，便对牠们大叫，鸟儿回过头来，却不懂得配合双脚，于是翻了一个倒头筋斗。牠们一切动作都似乎是笨手笨脚的，难怪被称为笨鸟了。回家途中，我们飞到檀香山时，奥拉克荷马总主教伯根硬说史培尔曼枢机把一只笨鸟放在他的外套里。

    中国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阴阳哲学。阳是热、活泼、轻快、男性；阴是冷、潮湿、黑暗、女性。阳是行动，阴是静止。中国哲学上阴阳交替在每一件事物上：曰出时看山，一边阳光满地，另一边是阴影；但黄昏时则成了相反的景象，二者都有阴阳。阳较近天而阴近于地，这所有的词汇对我都是陌生。我觉得它实际上和亚里士多德及后来的士林哲学的物质与形式没有分别。存在的每一事物由可决定的元素(即物质)以及决定性的元素(即形式)所造成的。我可以说这二元论在西方文字来说，就是善与恶、邪与正、真与伪的冲突。

    我越认识东方，越觉得西方人的心智懂得世界多于懂得人；而东方人懂得人多于懂得世界。我们西方世界可以驾驭自然，而东方世界却知道驾驭本身。西方人是外向的，因而产生科技与文明；东方人是内向的，通过默观去寻求智慧的发展。西方世界视头为智慧集中之点，而东方世界却往往以脐为集中点，像希伯来人视肚腹为中点，不少佛像的中心是脐部，日本的摔角手在比赛前互相注视着对方的肚脐，以完全掌握注意力，这种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越来越长，以致立了一条法例——互相注视不得超过十五分钟。旅程中，我忽然想到，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强加在东方人的心智中未免近乎短视。应该从东方人的自然宗教中，唤起他们美妙的宗教渴望，而给予他们启示。神不是「证明」给他们的，而是「给予」他们的。相对而言，孔子在某些人心中，正如亚里士多德一样。我觉得我们的传教士应该从他们所处的国家找到的好处着手，就像吾主耶稣藉一杯冷水，劝化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又像圣保禄藉异教神祇去劝化两个雅典人一样。

    我在大学任教期间，探访了赤化前的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的夫人。她告诉我她对基督宗教不感兴趣，因为她认为原罪是她一生之中听过最愚昧无稽的教理。我问她喜欢什么宗教，她说她是佛教徒。我于是请她给我解释佛教的「八正见」「她讲完后，我说：「若世人是完善的，你以为佛家为什么提出这八种净化之道?是不是因为看到人性中有某些经常出现的邪恶，以及必要控制的情绪和本能?」顾夫人豁然开朗，曰后将佛家成全之道融入基督信仰的成全之中。

    在回教国家以及在非洲回教地区旅行时，使我一再面对并思考基督信仰的地位。回教徒坚信有神，他们排拒基督，只视祂为预报穆罕默德的先知。部分是由于在这些国家一些好斗的神学家们的是非之争，他们为了三位一体和基督神性与人性的合一而争论。穆罕默德带领人离开那些冲突，认为只有一个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神。我们应该赞扬这些人的祈祷精神，我不是说祈祷的质素，而是说祈祷的人次，或许可以说，回教世界比起后基督化文明的西方世界有更多祈祷的人，他们一天之中至少五次对神俯首礼拜。记得一次乘公共汽车到开罗参观金字塔途中，祈祷的时刻一到，司机停了车，拿出他的垫席，摊在沙上，跪下来，对全能大主表示敬礼。

    基督徒、回教徒和犹太教徒之间存着深深的精神联系。因为正如教宗碧岳十二世说的：一切基督徒都是「神修上的闪族人」。因为在精神上，我们都是亚巴郎的后裔，然而回教的族谱起自依市玛耳而非依撒格。除了以亚巴郎为远祖之外，他们也敬礼圣母。可兰经第十九章有四十一节提到圣母。他们相信原罪，对圣母无染原罪有隐约的观念。我时常觉得圣母在法蒂玛的启示和回教徒的最后皈依会不会有连带关系。为什么她要选择这个毫不显眼的小村子，使她得以被称为「法蒂玛圣母」?穆罕默德的女儿名叫法蒂玛。她去世后，穆罕默德写道：「法蒂玛是天堂上除了圣母之外最圣善的女子。」回教徒占领葡萄牙几个世纪，最后被逐，回教首领有一个美丽的、名叫法蒂玛的女儿，一位天主教青年爱上了她，回教徒撤退时，她不单留下来，进而成为天主教徒。她的丈夫把他们所在的城市称为法蒂玛。圣母在1917年显现的地方和穆罕默德的女儿有着历史上的关连。

    我以传信部主任的身分到印度访问，以及多年来处理东印度群岛方面的事务，使我对东方宗教和雅典人的邪教，以及不断研究其它宗教，得出差不多的结论。圣保禄引依撒意亚先知的话：「从未求问我的，我要让他寻求我；从未找我的，我要让他找到我」(依六五1)。基督隐藏在一切宗教之中，就像当年梅瑟虽然要求享见天主，但祂的面貌是被面幕遮住的。

    我时常喜欢和传教士谈到：传教不在于把基督带给那些民族，而是在于怎样把他们心中的基督带出来。当基督取了人的本质时，祂没有人的位格。(本质和位格有别，本质回答一个「什么」的问题——「这是什么?」而位格回答一个「谁」的问题——「谁负责任?」)基督有两个属性或本质：神性和人性，但只有一个位格——那是圣言或天主之子。因为祂的位格是神圣的，世上每一个人性都具有变成基督人性的潜质。我们的传教士都是律师，把遗嘱及盟约带给别人，提醒他们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所遗留下来的财产。好的印度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回教徒都不是因着菩萨、伊斯兰或儒家思想，而是因着他们的献礼、祈祷、刻苦、道德和良好的一生而为基督所救。

    旅游、研读世界宗教以及和不同国家的人接触，使我看到真理的完满，像似一个圆圈。世上每一宗教都占有该真理的一角。

    若任何人被弃在救赎的方舟之外，那么在传教区服务是可悲的。在露德，一个父亲在拜苦路时求天主恢复他失明儿子的视力，儿子被治愈了。当孩子看到父亲和其他人时，第一句话是：「人人都在这里。」那将是传教士在最后审判时的呼喊，当他看见他的羊群，被天主的仁慈所感动时的呼喊。每一个愿意得救的人都在。

    旅行到更古老更文明的国家时，往往触发神学上的沉思冥想；而其它地方像第三世界的国家，包括被无神主义渗透、霸占、蹂躏的亚洲各国，却把我的关心转移到经济、政治与社会秩序方面。我在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看到带着溃烂伤口的妇人和孩子在捡垃圾，和鸟儿争取腐烂的食物碎屑。一位从山区迁入城市贫民窟的老人告诉我：「我以前只是一个人，如今我是许多人。」里约热内卢有世界最美丽的海滩，可是离海滩约一哩有一个小山，千万人住在纸板内，千百人围在水龙头边取水解渴，但无法解决他们的饥饿。我感激好天主教我为传教区而求乞，最少，我作出一点点帮助，因为饥饿不单是个经济问题。正如英国诗人奥登写道：「我们必须相亲相爱，否则不如死去。」我在里约热内卢，在穷人的宗徒卡马拉总主教前作了一连串的广播。时间证明不只有穷人的背和胃受到贫穷影响。当地的教师，甚至是基督徒思想家的想法，扭曲了帮助有需要者的基督徒真理，把神学削弱成政治，藉强调为社会需要而忽略压迫他人的个人罪恶，硬将《马尔谷福音》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使本来可以引起国际关注人民困境的基督的号角为之失声。主教们为了真理，毫不畏惧地告诉富人，如利马的力克斯枢机所做的，他说奢侈的消费使穷人绝望气馁；另一位主教则批评迅速出售公债去对抗无神主义，不是终结社会不公义，而是为富人的财富作实时自卫。

    在拉丁美洲某些地方宗徒工作变得困难，部分原因是有些母亲不鼓励儿子当神父，理由是会变得像他们一样贫穷。我在哥伦比亚对一些青年自我介绍时说：「我知道你们当中不少人，心中有着盼望在自己的土地上侍奉基督的心意，但被父母劝阻了，因为他们怕基督对穷人所负的担子会使你们吃不消。」我要那些觉得自己有圣召的青年写信给我，结果收到两百多封来信。我把它们交给教会当局，希望他们会和那些青年接触，使天主的召叫结出果实。

    除了衣、食、住、行的需要之外，贫穷还有许多不便之处。一次在肯亚丛林中的小圣堂献弥撒，在讲道和成圣体时，我不断流泪。事后对本堂神父提起，他说：「啊!我忘记告诉你，我们不够钱铺地板，只好用牛粪和泥巴混在一起凑合着，可能那些气味使你流泪。」

    后来我在圣堂中守圣时，看见一位年约五十岁的太太，沉浸在神魂超拔的祈祷中。我问她家中情况时，她说有十个孩子，丈夫抛弃了她们，不知去向。她唯一的安慰是天主。

    有时候，了解穷人的办法不单是给他们一张支票，而是直接去接触他们。天主降生成人的奥迹提醒我，天主并不是远远地看着人间的一切苦难、痛苦、不公义等等；而是取了人性，除了罪之外，在一切事情上和我们一样。这证明真正的爱是感同身受，不单在肉体上像婚姻那样，而是在饥饿和需要上。

    另一次访问南非时，我亲眼看到可怖的种族歧视。我不想提起对黑人的不公义，希望这问题会渐渐得到补救，我只是想指出要改善情况要尽多少力。记得一次访问约翰内斯堡城外一个黑人保留区，当地的传信会主任告诉我，保留区内有一位教要理的太太，感召了千百人接受信仰，我要求去拜访她。在这样的保留区内，一个白人去拜访黑人是十分罕有的事，更不寻常的是白人和黑种妇女在她自己的茅屋中共进茶点。第二天，我离开南非，后来有人告诉我，幸好我及时离开，原本政府因为我拜访了那位太太，正准备要我离境。

    一个人不可能为穷人在落后国家求乞了十五年之后，而不产生一个全新的观念。我开始比较少想到贫穷的问题，而多想到穷人；少想到罪恶的问题，而多想到罪犯；少想到年龄，而多想到为那位「陌生人」服务，祂总是和没有安身之所的人们在一起。一切和父母分离的孩子都是那位「陌生人」的唯一孩子；一切少年罪犯，一切嚎哭的、啼泣的、反对天主的人其实都在寻找那位「陌生人」；甚至一切对富裕、利欲熏心以及世界贫富不均的抱怨，在我看来，就像那位「陌生人」在驱赶圣殿中做买卖的商人时所发出的愤怒。那位「陌生人」要从贫民窟中、垃圾堆中、陋室中、空荡的肠胃中、干涩的舌头、灼热的发烧以及痳疯的白色伤口出来。祂站立在一切帮助祂的人面前说：「我饿了，你给我吃」(玛廿五35)。四处游历更证实了神学教导说人就是人，在肤色、种族以及口袋当当响的铜钱之别是无关重要的。我愈老愈深信在不公义的面前，我们应该说「我爱」，但仁爱的行为还不够，我们应该学习说「我宽恕」。

  　在这种观念的启示下，我对亚勃·亚保的《黑贞女》一诗深有同感：

我在寻找非洲画家，

将我画成黑贞女，

一个穿着美丽的土人服饰的贞女，

像我们的母亲们所穿的。

看！母亲，请看！

黄种人借给你

黄的色彩。

红种人令你

相似他们的妻子。

白种人把你画成

西方的女子。

你会拒绝

使用我们的颜色吗？

其实，自你升天之后，

自从那光荣之日，

你凯旋地被提升到天堂，

你不再有任何颜色。

或者，不如说你是一切颜色，

在黄种人中你是黄色，

就像一个有几个不同肤色孩子的母亲，

谁可以断定他们是什么颜色？

母亲，是不是真的?

你也是黑人的母亲，

一个背着婴孩耶稣的黑母亲。

被称为神圣之地的罗马

    我觉得世界上所有地方，有三处是我认为最宝贵的，第一是罗马，在那里圣伯多禄的继承人、基督在世的代表继续牧养基督的羊群；第二是圣地，那是降生成人的圣言一度踏遍的地方；第三是露德，圣母在庇里牛斯山麓的显现之地。除此之外，更应提及葡萄牙的法蒂玛。露德和法蒂玛的分别在于露德是信仰之地，而法蒂玛是补赎之所。

    那只拥有圣地地理知识的人，比不上透过信德的眼目去认识它。我曾两次到圣地朝圣，最后一次在1959年。这次同行朝圣的有五个人，他们是著名摄影家卡许，著名南非新闻工作者与作家摩顿和我的两位侄孙，我们一同去发掘世人与天主义子间所失去的联系。我们找到的不是地底下的动物，而是人间的天堂；不是树里的人，而是树上的人——至高者之子。看到那不足两百哩，当年耶稣推行宗徒事业的土地，我领悟到圣保禄宗徒所说的：「祂空虚了自己」的真理。

    祂使自己成为无有，祂不像那化身为农夫的王子去争取世人的拥护。祂有一些儿像一个焦急地去救一只被虐待的狗的人，换上了狗的身体，但保有人的心智头脑。祂一直都知道自己比所有围绕着、听祂教导的动物优越，但祂限制自己不说话只吠叫。可是由人变狗的羞辱和天主成人简直无可比拟!当你想到狗向那救他的人咬一口，置他于死地：而事实上，人真的把他的救主钉死，这相似之处便更鲜明了。

    天主「放空」自己而成为人，甚至可以从祂选择的土地中看到，因为这地方在政治上被奴役、经济上贫穷落后，这地方几乎像是从天堂投下的石块，犹太经师常说：「天主创造世界时，有两袋石头，一袋撒落在世界上，另一则扔在巴勒斯坦。」

    我不想把这章写成旅游见闻录，因此我只许自己谈谈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永恒的时间之下，一个人现今看到的极其微小，就像当「无所不在」被发现在枷锁之中，而筑巢的「鸟」在自己所做的巢内给孵出一样。加里肋亚海没有改变，其它大部分景象像似古老羊皮纸——那些古旧的手稿写在它上面，后一代的人写在前一代的字迹上，得一层又一层地把历史、侵略、抢掠与战争剥去，才能恢复原始的景象。

    虽然一座大圣堂建立在基督降生之地上，我却被一项事实所震撼。要进入该座堂必须走进一扇窄而低的门，但我们仍可见到一个较大且比较适合进出的入口遗迹。它已经在几个世纪以前被围起，以阻止武装的回教徒骑着马冲进圣堂来。由于基督诞生在山洞里，牧人和三贤士都得弯身俯首从祂指尖跌下来的星球和世界去发现圣婴。谦逊时常都是发现神圣的条件，而神圣似乎往往在人最意想不到会得到它之时出现。当你跪在那刻着「耶稣基督降生于童贞玛利亚」的地面时，你会记得牧人贤士到来朝拜：那一无所知的人及那知道自己并不知道所有事物的人，他们似乎是唯一探得奥秘的那种人。经师及有学问的人告诉黑落德王圣婴在何时何地出生，但他们并不前往朝拜。较大的崇敬来自波斯人，他们在1914年烧毁了圣墓圣堂和其它教堂，但不肯烧耶稣圣诞堂。因为他们看到镶嵌壁画中三贤士之一穿着波斯服装。

    在纳匝肋，我到每一家木匠店，只为寻回当年那宇宙的工程师作木匠时的情趣。祂一生以三十年听命，以三年宣教，三小时在十字架上救赎。「这不是木匠若瑟的儿子吗?」(路四22)这问句不是打算去得到消息，而在讽刺诋毁祂卑微的行业。记得霍尔曼·汉特的一幅画，他画出吾主耶稣经过一天辛劳工作后摊开双手，这时夕阳斜照，他的母亲见到对面墙上十字架的影子。

    我熟背了里昂纳·芬尼神父这首诗，我要为与我同行的人再背出来：

当闪亮淡蓝的钉子，

掉落在木匠店的地上时，

木匠王子圣若瑟，

俯身将它捡起；

怕那双小小可爱的凉鞋，

太过容易被刺透，

怕它们在木屑上轻踏出声响时，

穿透了他细小的神圣双足。

可是，可是，有一天，在天与地之间的山上，

两根钉子钉入十字架里，

紧紧地刺在神圣的脚上，

那曾是穿着可爱小凉鞋的双脚。

基督和祂的母亲在死亡之际，

望向远处纳匝肋的山谷，

那满是灰尘的木匠店，

细小淡蓝的钉子长满了锈，

躺在窗棂上的盒子里，

而圣若瑟在小山下长眠。

    尤其动人的景象是一次到一座犹太教会堂之时，那建筑本身殊不重要，但使我忆起了年轻的主耶稣，在一个安息曰，读出一段古经教训，预言默西亚的来临。之后，祂说了两个外邦人得获奇迹地治愈的故事，指出天主的福音和天主之国也为外邦人打开。祂又告诉听众，圣经的话在祂身上应验了，他们的反应是太熟悉而变得轻视。耶稣的意思是大地上别的民族在天主眼中也同样重要。纳匝肋人觉得这话有点太过了，因此他们把祂赶出会堂，领祂到了山崖上，要把祂推下去(路四16-30)。

    祂宣示的消息受到骚扰，他们的崇拜中断了，证明他们不配接受祂的临现。后来，正如《若望福音》所说的，他们想用石头砸死祂(若十31)，可是由于祂的时候还没有到来，祂像天主对索多玛人及叙利亚人所做的，祂使他们看不见，或是使他们胡涂了，因此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把祂推下山崖。祂的工作才刚开始，祂离开纳匝肋，不再回去。世人也因此学习到：「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和本家外，是没有不受尊敬的」(谷六4)。

    当你想到约旦河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想到犹太人流徙回来时抬着约柜经过这里，耶稣在此受洗等等事迹时，眼前的约旦河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它不远之处是耶里哥，梅瑟曾在那里派出侦探，那里又住了一个妓女辣哈布，曰后成为达味王的祖先之一，因此又是基督人性世系上的不祥之征。这条河宽不及四十呎，我的侄孙把一枚银币向河的对岸掷去，这又使人想到华盛顿把一枚银币掷到波多马河的故事。我用瓶子盛了一些河水，以作曰后为我的亲戚付洗之用。约旦河可能是圣地中唯一触动人心而非启发智慧的地方了。

    尽管景色平凡，却令人印象深刻，我任由其它游伴走向耶里哥，而我自己留下来默想若翰洗者关于祂的话：「祂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  (若三30)。这是基督徒讯息的秘密，空虚了自我，神性就可以进注。一心不能二用，减少就是越来越少想自己，也许在那天比任何其它日子我更学到，谦逊不是一个人可以直接培养出来的，否则，一个人可以因为他的谦逊而骄傲。它是个副产品，当灵魂中愈有基督，「自我」便愈渐消失。    

    死海是圣地旅程特别的一处，其它每处都让人忆起基督的仁爱、慈悲、同情和爱，而这里却是神圣公义、惩罚甚至义怒的标记。历史中，亚巴郎在罗特的陪同下，到处流浪，羊群曰渐增加，牧人争吵，亚巴郎让罗特选择他的土地。罗特举目一看但见富饶的河谷和索多玛湖，而亚巴郎则移到比较荒芜的土地。罗特在这块地上学到一个人的幸福不在拥有多少，后来环绕着这湖的五个城市发达起来，全都充满罪恶，沉溺于肉欲和同性恋。那天，太阳被形容为灿烂地升起，天主降下了一连串的自然灾祸毁灭了那五个城市，变成一种审判，被形容为「硫磺和火，从天上上主那里，降于索多玛和哈摩辣，毁灭了这几座城市和整个平原，以及城中所有居民」 (创十九24-25)。

    神圣审判后所留下的就是现在的死海，从约旦河游入的鱼儿都不消片刻便死去，发出闪亮的磷光，但充满死亡的气味。海水极咸，人可浮在水面而不会沉下去。我用手指蘸了点海水，味道令人作呕，若让海水留在手指上，它会硬化为一层化学物。

    我见到岸边建有一问度假旅店，海滩上五色缤纷的太阳伞，给人一种游乐场的气氛。旅店入口处有一幅惊人的广告，上面写着：「世界最低点」。

    世界有不少可供作历史研究的地方，哪怕是原始人的山洞，或被劫掠的塞鲁士墓穴，或木马屠城特洛伊的遗迹；可是我相信，最能了解历史的地方是死海的海岸。吾主耶稣自己曾利用这平原上的一些城市，作为不接受祂讯息的人最后审判预演的例子。「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玛十一24；路十七29)。莎士比亚在谈论天堂时，以战争作为怙恶不悛、淫欲、野蛮的惩罚：

若上天不立刻派下那可见的精灵，

去平息这些邪恶的过犯；

人类必然为自身所捕食，

像深渊中的恶魔。

    眺望死海，我被一种神圣恐惧所震慑——由两种反思而生的恐惧：一是圣经，一是希腊戏剧。从圣经所得的是：「无论在哪里有死尸，老鹰就聚集在哪里。」当文明腐蚀了，鹰隼就来了。加色丁人设盛宴时用了从圣殿中偷来的器皿，而当天晚上，鹰隼以大军的形式出现，塞鲁士的大军早已在城门外。在悬崖上，以腐尸作食物的鹰隼，在头顶迂回飞翔，令人晕眩，牠们在等待空气中的人体气味，这都是历史上天主审判世人和民族的实在形象，他们已失去抗拒死亡的力量，他们已失去生命。

    其它默想题材来自希腊悲剧，通常分为三大段。第一段狂妄自大或骄傲，人赞扬自己，甚至以为比天主高超。第二段是天罚，此刻由于过度强调欲情、金钱和自视为至高无上，心智上看不到永恒的真理。最后是惩罚或审判的时刻，人为的邪恶产生十恶不赦的后果。

    我深信那些当日下午在死海旁边喝茶的人，绝想不到历史上危机的意义。「危机」一词来自希腊文krisis意思是审判。看到咸而混浊的水和那不必游泳即浮在水面上懒洋洋的身体，对我来说是个可怕的经验。

    朝圣中较轻松的时刻是摄影大师卡许先生想拍一张我领导群羊、象征我牧人身分的照片。我们找到一个牧人领着几百只羊，按该地传统，他是和羊一起行走的。卡许先生要我站在羊群里，像是我在带领的样子。他带着小梯子、相机，先走了几百步，爬上梯子，调好角度。可是当我走近梯子时，羊群已先我而行，我落在羊后了。他一连试了两、三次都没有得到一张理想的照片，这时羊群已远离镜头的范围。他冲到比之前更远的距离，希望可以拍到他要拍的照片。他看到羊群冲得相当快，于是大叫道：「叫那些羊等一等!」  (这证明卡许先生一点都不懂得羊)记得小学时，有一个刁钻的题目：「如果有二十头羊在一个羊栏里，其中一只羊走到邻近的羊栏，还剩多少只羊在第一个羊栏里?」答案是：「一只也没有。」因为羊是一只跟一只走的。

    我以这次旅程中最感动我的景象之一作结：一天，大清早，我来到提庇黎雅海边，这是吾主耶稣复活后一周，遇到一些门徒的地点——这里很容易认出，因为有福音故事中提及的大石块。我开始读《若望福音》第二十一章，在我看来，这是《若望福音》第一章的尾声。若望常常在记载每一事项后面都藏着神秘的意义，但这里却十分明显。他的福音开始的一章是：「在起初已有圣言」 (若一1)。圣言藉圣神的力量在圣母内成了肉身，而基督以天王圣父之子的身分出现人间。《若望福音》的第一行目的在于展示基督在来到世界之前，他永远的生命。第二十一章则是尾声，是他回归天堂后教会将会发生的事；耶稣站在岸上代表祂自己在永恒中，海象征世界；祂要门徒在另一边撒网，耶稣借着和看来孤寂而疲惫的门徒们一起工作，显示出祂的力量，又给他们准备食物表示祂的爱。

    早上四时，我到海边，坐在那大石边，在两块石之间生了火。离开我坐的地方约一百码的海上，有七个人在船上，这又是这次朝圣中令我震惊和福音吻合的图像。下面是福音的描述：

    耶稣在提庇黎雅海边，又显现给门徒；他是这样显现的：当西满伯多禄，号称狄狄摩的多默，加里肋亚加纳的纳塔乃耳，载伯德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西满伯多禄对他们说：「我去打鱼。」他们回答说：「我们也同你一起去。」他们便出去，上了船；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捕到。已经到了早晨，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来。于是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些鱼吃吗?」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向他们说：「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捕到。」他们便撒下网去，因为鱼太多，竟不能拉上网来。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伯多禄说：「是主。」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他原是赤着身，就东上外衣，纵身跳入水里；其他门徒，因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坐着小船，拖着一网鱼而来。当他们上了岸，看见放着一堆炭火，上面放着鱼和饼。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才所打得的鱼拿一些来!」西满伯多禄上去，把网拉上岸来，网里满了大鱼，共一百五十三条；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来吃早饭罢!「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遂上前，拿起饼来，递给他们；也同样拿起鱼来，递给他们。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这已是第三次(若廿一1-14)。

    当我默想《若望福音》时觉得很奇怪，既然耶稣已经召叫了伯多禄，要他做渔人的渔夫，为什么他还要回复捕鱼生涯。他一定是天生的领袖，因为他提议出海捕鱼，其他六个人都愿意和他一起跳进船去重操旧业。   

    伯多禄看到耶稣时，跳回海里，因为他看到火，使他想到十天之前他背叛了主。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在这光景下，吾主谈到羊与绵羊?通常，吾主的比喻总是取自有关当前的景象，如「播种的人出外播种」「或是「渔夫把网撒下」。可是，在海边谈到羊，似乎与祂当时和宗徒谈话的环境多么不贴切。

    因为伯多禄三次背叛主，吾主耶稣三次问他是否比别人更爱祂。在英文中只有一个字形容「爱」「是让读者觉得混淆的原因，而通常这爱又被演绎为性和爱。但在希腊文中，最少有三个「爱」字——其中两个出现在福音中。一个希腊文「爱」字是吵pilia，意即人自然的爱与情；另一字是agape，意思是牺牲之爱。伯多禄已被选为「教会的盘石」，如今吾主更进一步嘱咐他——喂养祂的羔羊和绵羊。在这样做之前，耶稣问他是不是爱祂：「西满，若望的儿子，你爱我吗?」(若廿一16)吾主耶稣给他三次在背叛后告罪及宣扬祂的神圣的机会。在第一次问时，吾主向伯多禄要求超越的牺牲之爱(agape)；第二次发问时，吾主耶稣向伯多禄问他是否有爱(agape)；第三次发问时，耶稣问他有没有自然的情与爱(philia)。这是个最深入的问题，直刺入伯多禄的心，使他悲伤不已。上主刺伤他只是为要治疗他。经过三次表明心迹之后，伯多禄接受了「喂养我的羊群」的任务。那就是说，对祂的子民和年轻人施与灵魂的滋养。

    我对上主为什么以羊群象征未来教会成员一直找不到答案。当我的心智正想放弃寻求解答时，有人轻拍我的肩膀，那是个牧人。他抱着一头三天大的羔羊，轻放在我手中。我问：「你哪来的羔羊？」他说：「我是牧人，我在毗邻提庇黎雅海的这片田野上牧羊。」这就是答案了。吾主耶稣把比喻从鱼儿改为羊群，也许是因为那天刚巧有羊群在那里。

    当我抱着小羔羊，那象征教会羊群的首生之子时，卡许先生和摩顿先生走来，站在吾主当年所站的地方，卡许先生拍了我一生最喜欢的照片——一个不堪当的牧人，抱着一只珍贵的羊儿。

    教宗保禄六世于1966年委任我为罗彻斯特教区的主教，使我有更多机会和教友及神父们密切接触，给我带来新的喜乐。神职是世界上最大的友爱团体。一个神父不需要介绍，不论良莠，只要他是个神父，他就是个兄弟。作为教区的主教，他和每一位神父、修士、修女以及每一个教友，因着圣宠和原祖父母一脉相承的关系而连接起来。教区主教的名字在每曰的弥撒中都被提到，比什么都更具象征意义。

    在忆述教区内的事件之前，让我先描述教区之外，亦即世界的精神。六0年代，出现一种特殊的哲学，不论有信仰或无信仰的人都受到影响。这可分为两方面来叙述：第一、六0年代精神上的普遍优点是从个人转移到社会；社会意识使人们不惜以忽略天主去换取邻人的爱，有时候为了社会公义而忽略了个人公义。

    六0年代的另一个特征看似和上述相反却又不然，那就是对「我」的强调。每一个人的「我」被视为合法且合理的准则。在起初已有的不是「圣言」而是「我」，这个「我」是美好的，任何反对自我就是否定「我」；并且它和权力打成一片。在极端的形式上，正如沙特(Sartre「法国哲学家，倡存在主义)所说的：「我的邻人就是地狱」，他甚至把天主包含在「邻人」一词内，因为天主不认为「自我」是绝对的。由于这两种假设的结果，个人的罪恶和罪恶感都为之消失，唯一的罪恶是社会的罪恶。这种理论使得六0年代的宗教和道德难以维持。一般基督徒亦顺从了这论调，认为只有社会才是邪恶的。经历过这种谬误的人指出了它的谬误：「善与恶的界线不是通过国与国、阶级与阶级或是政党与政党——而是通过每一个人心……于是我明白，世界宗教的真理是：与邪恶的抗争是在每一个人心内。从世界的整体去消除邪恶是不可能的，但在每一个人的心内加以限制却是可能的。」我提到六0年代的世界哲学，因为这也正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时代。可是若说大公会议改变了教会是相当错误的，因为教会不是生存于真空内，而是在真实世界之中。

    神父手足之情构成了团结的核心，这是每一位主教所倚靠的，而教友就是他们取得安慰的胸怀。每一个人注视着他，实际上是在问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个怀有救赎之爱的司祭?就像福音中井旁的撒玛黎雅妇人一样，每一个灵魂都在重复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作过的一切事，莫非他就是默西亚吗?」 (若四29)对我来说，人，不管是天主教徒或非天主教徒，都给我喜乐和安慰。多少次，在每曰对教会的关怀之中，我感谢一位老太太从跪凳走出来微笑地对我说：「天主保佑!」或者一只三脚的小狗在圣堂门外欢迎我。人有不同性质，主教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他们，因为天主不单要我们做地上的盐，也要我们做世上的光。

    盐的用处在于防止腐蚀及败坏，光则照明并显露出人灵魂深处的黑暗。主教一方面要阻止邪恶的散播，另一方面要促进善良和真理的传布。在圣经的指引下，我清楚看到我不单是教会的盐仓或灯光的开关。我学到在贫民区工作不是世俗化，而是爱；另一方面，对天主之城的工作洗手不理则不是爱，而是世俗化。盐和光的均衡应该以大众福利为依归。

    记得一次在圣母升天节到纽约州的丹士维尔去举行正午弥撒，四位神父和我一起。距离该城数哩之地，见到某处前院的草地上有一个圣龛，里面却没有圣像。抵达圣堂后，人们围绕在车旁，我礼貌地留下和他们短暂交谈。神父们都进入屋内，后来我离开车子，走到二楼去洗手准备献弥撒。下楼时看到一个男人，我对他说：「谢谢你在神父进入圣堂后看顾神父的住所。」啊!天啊!原来我走进的不是神父的住所，而是邻家的房子!我的秘书何瑾神父后来俏皮地说：「他们会在浴室里立一个铜牌，上面写着：「基尔罗伊曾在此」。」  (基尔罗伊是个虚构的神秘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士兵在世界许多地方写了，基尔罗伊曾在此，以误导敌人。)

    弥撒讲道中，我提到看见一问房子前空置的圣龛，希望住在那房子的人家弥撒后来见我，我会送他一尊圣母像。原来那家人已在早上参加了弥撒，他们的祖母弥撒后来见我，并请我在回罗彻斯特途中前往探访。回途中我去了那户人家，答应给他们一尊圣母像(以后再去时，看见圣母像放置在圣龛里)。年轻的主妇问何瑾神父他父亲的名字。原来神父的父亲曾追求过她的母亲——好险!我差点失去了一位好秘书!

    何瑾神父很周到，预先告诉我将探访的堂区本堂神父们，我不喜欢吃鸡。通常主教们施放坚振后都被教友们享以肥鸡，而我因为何瑾神父的预先知会，得免吃这道菜。我对鸡肉的偏见始于童年，每年夏天在农庄工作，佃农希望讨好施恩家的孩子，除了星期五外，总是给我们吃鸡肉。童年的经验使我失去了不少别人认为美味的食物，而我在巡视教区时免除了这道菜。

    我在堂区中讲完了三台道理，圣堂满是人，于是我请孩子们坐在圣所内，他们大约五十人，年龄在十岁以下，我在讲道之前,时进入圣堂，跪下祈祷、默想。后来，那城的警长告诉我，那天他的女儿也在其中。晚上，她问父亲为什么主教跪在那里一直望着祭台，那父亲说：「他可能在和天主说话吧!」女孩说：「什么?我还以为他就是天主哩!」

    在上智安排下，我访问罗彻斯特教区南部。回程时，我们顺便去探访一些堂区和本堂神父。到了一处我们需要加油，在加油站遇上一群孩子，我问他们哪里可以买到雪糕给他们吃，他们告诉我，就在加油站。一时间，二、三十个孩子同时出现，他们好像从油缸内涌出来似的。我们买了雪糕给他们，何瑾神父和我与孩子们一起散步。其中一个小女孩问：「你可以去探探我的妹妹吗?」「当然可以。她在哪里?」「她死了，在殡仪馆的大厅内。」我们到了殡仪馆，看见一个约七岁的小女孩，看起来好像天使一般，也像是仍然活着似的，她因汽车失事而死，旁边站着啜泣的父母。我告诉他们，从这件悲剧中会产生很多好事。事实上，这事之后促成两人皈依，两位家庭成员与教会修和。

    主教的另一主要任务是关心穷人，尤其是贫民区中十分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许多人失业。六0年代，任何主教都关心穷人，这不单因为他被基督感召，愿意追随祂的芳表，也因为适逢时代的精神情绪。贫民区成了社会意识觉醒的呼声，有些修女突然觉得她是被召做这工作而不愿教导孩子，一些神父也觉得在堂区工作不如献身社会工作。这些神父和修道人的牺牲不乏动人的例子，有如十字架的碎片般涌现出来。记得一次和一位年轻神父到教区南端巡视，我问他山岗远处住的是什么人。他说那不是他堂区范围之内，所以不知道，但他愿意去查一查，我让他去处理这事。结果他发现一群外劳，他把他们组织到堂区里，教他们的孩子要理，修女们则租了一个空房子，照顾没有父亲的家庭，因为他们只有母亲以劳力去换取低微的工资来维持家计。

    任何教区的主教最宝贵的产业就是修院，罗彻斯特的修院不但教育本区的司铎，更惠及其它十多个教区。六0年代后期，很多教区开始较不强调教理与灵修，而着重于社会甚至政治层面。不只美国如此，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在铎职与基督的牺牲中出现一道裂缝。有时承认铎职而不承认基督的牺牲或是和基督一同救赎的地位；此外，牺牲被演绎为对世界的服务，而不是以基督之名承担罪咎、罪恶以及世界的贫乏。

    为了给修生们最好的教育，我邀请欧洲的神父教授来任教。此外，我觉得有必要让修生们知道在东欧有无数基督徒为信仰而受苦。我请来了这方面的专家迈可·波都神父，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主修「铁幕后的宗教」。他在这领域成了世界有名的专家，并写出了铁幕后基督宗教受迫害的最正确消息。为了鼓舞修生们的福传精神，我邀请了著名的前无神报《伦敦工人日报》的主编海德博士，教授应对皈依者的技巧。在他皈依天主教后，他把当年许多劝人加入无神党的方法，运用在劝人皈依基督上。

    主教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和神父及修道人之间建立良好关系。我们将办公室的名称改为「牧民处」「每周五早上，我和职员一起讨论一般问题，例如人事、要求及祈求等等。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主教专权独断，可以接纳相关人员的共同判断。其中有两位辅理主教——奚基主教麦卡法第主教，他们都怀着无比的善心，对我的帮助无可估计。

    入教区之初，我已经知道需要主教助理，因此，我请教区各神父推举一位神修卓越、品德超凡、对教区的困难有兴趣、足以胜任主教职位的神父。经过商讨之后，把结果送到教宗圣父前，日后便任命被提名者为辅理主教。

    罗彻斯特的汽车代理商是个典型的善心人士，他每年借一辆汽车给我，年底，我把汽车还给他，他则给我另一部新车子。我的秘书何瑾神父给我最大的喜乐和启示。当我得到了第二辆车子时，我对他说：「吾主耶稣在世时骑着驴子周游耶路撒冷各地：谢谢你使我得享乘坐一辆普利茅斯走遍整个教区。」他回答说：「可是你仍有一头驴子给你驾车啊!」

    通常查考一位主教在教区内的生活时，是按他建盖了多少圣堂、开办了多少学校作准则。然而这一切都靠教友的金钱和牺牲得以完成，而所得的灵魂的益处全靠天主圣宠〈华尔街日报》以及<时代》杂志在我不知情之下派了记者到罗彻斯特来，写了一篇报导，曰后登在刊物上，教区本身和教友都有他们自己的成就纪录，但我宁愿在这些珍宝中保留自己陶器的身分，或者，应该说有一些我想做的事，却未能做到。其中一项就是公教出版事业，这在美国已历经不少改变。由于世俗出版物并不刊登天主教新闻，教会需要自己的喉舌去宣布教会的消息和世界讯息。不过，公教的出版物只能到达教区内小部分信众手上。我灵机一动，想到每星期在世俗报纸上买它一页，这样一来整个教区的消息都可以包含在内了，因为报纸可以在许多地方流通。经过两、三个月和世俗报界私下磋商后，终于达成协议。这一页报纸的内容不受编辑部限制，我们的目的在于简单地刊登教会消息，多少像似《时代》杂志及《新闻周刊》的方式。此外，又可把教会新闻分成各类：像教廷的、全国的、教区的、礼仪的、要理与道德的。世俗报纸可触及的读者，可能是公教徒或非公教徒：除了省钱之外，这计划可以有更广大的传布，使我们把基督的讯息带给每一个人。可是当计划终于提出时，却发现公教报和一问出版公司仍有两、三年合约，于是只好放弃计划。

    另一项计划也成了陶土而不是黄金。因为穷人(尤其是城中贫民区)的医疗补助不足，我提议由教会买一辆设备齐全的救护车，专为怀孕的母亲、生病的孩子、老年人及贫民区中的弱能人士提供医疗服务。我向有关医院提出由我们提供救护车，请他们一星期拨出数天，派出两名护士和一位实习医生专为这救护车的需要而工作，但是提议有如石沉大海。

    巡祝教区时，我发觉超级市场外停泊的车辆和主曰在圣堂外停泊的车辆一样多。我想，既然每曰都有那么多人结集在那地方，何不向超级市场租一个小单位，作小圣堂之用，好使教友在那里朝拜圣体、参与弥撒、办告解，也许非教徒可以来祈祷及接受教理指导。但这计画也失败了，因为交给我的调查报告是：不可能在超级市场租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房屋计划方面，我也失败了。我发现在贫民区中，四、五年内只建了四、五十间房子提供给贫民，联邦政府建构任何房屋都是慢吞吞的。我决定何不由我们献出一问圣堂和它的物业给联邦政府，条件是他们必须利用该地建造房屋。建一、两百个单位，然后分配给贫民区的人，好使他们有比较好的居所。

    那时，房屋部长是罗勃·维化，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部长阁下：

  　你也许知道言勃逊·温特曾写过有关郊区的圣堂限制的问题。出于良心，我也见到城内贫民区的圣堂限制。有时候，拥有物业的权利应保留予无物业的人。关于我们所拥有的某些物业，我们应该谋求新的服务方式，那就是把它拆掉，不要徒占空间。

    教会应该像许多个世纪前的圣乐伦一样做一些事，他把教会宝贵的器皿变卖了以救助穷人。我们现在想捐出一间圣堂，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它，也不是因为我们在人烟稠密的环境中找不到宗徒工作，更不是因为它是我们财务上的负担，而是因为穷人是我们良心上更大的负担。

    在必须服从的福音教训之下，我们不只要成为接受的教会，更要是个给予的教会；我们不只要成为牧民的教会，更要成为顺服的教会。我们因圣神的感召而作这事，好能冲破藩篱，就如科技破除了声音的藩篱一样。

    因此，请你接纳来自罗彻斯特教区教士和它的教友自愿的、不堪当的礼物——城内的圣堂和附属于它的物业。任由阁下或阁下所委任的任何人处置，只要能在最短时间内，改建成为贫民的居所。我们不单交出我们所有，更是交出我们所认同舍己的基督对群众怀有极大仁爱的服役之心。

    基督内忠信的

    富尔顿·施恩敬上

    接着，我到华盛顿特区去见维化先生，他告诉我，长久以来，联邦政府希望天主教会及其它教会能捐出一些土地，政府可以用来兴建联邦屋宇。他说这贡献有很大的鼓励作用，他已上呈约翰逊总统。约翰逊总统十分赞同，他说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把事情公开。

    为了能够献出一座物业，我必须得到教会许可，由咨议会、宗座代表以及罗马发出批准。于是另一问题是捐献哪一座圣堂?我请联邦政府派员视察，他们选了圣碧瑾圣堂，该堂有热心的本堂神父，但只有一百位教友。一经选定之后，我们便发出通告。

    大大出我意料之外，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由于人为的鼓动，打到教区的电话响个不停，反对主教「交出一座圣堂」。该小区学院的女生登上汽车，带着标语，到主教办事处门外示威，谴责主教毁坏一间圣堂。当天晚上，我访问一间学校时，数百人组织起来围着我抗议，大叫「你毁坏我们的堂区」。有些人甚至在我们的车子经过时扔石子。当晚，我取消提案。今天，该空置的圣堂、学校、神父住所仍旧废置在城内的贫民区中，那是我的房屋计划失败的纪念碑。

    另一次，我邀请各方面的工会领袖——房屋的、电器的、建筑的、砌砖的、木工的、各手艺的——到我家来吃晚饭，我向他们讲述了在贫民区兴建房屋的计划，问他们可愿意派人每星期六和非裔美籍青年一同工作，帮助他们整修房子，用意是请工匠们训练学徒，好使他们曰后能够为自己人工作。这意见又被拒绝了，因为训练学徒「会造成工会工人的损失」。

    当你只注意那些主教行政职掌以外的失败，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这些计划都是陶器，在我手上打破了，就如耶肋米亚先知去探访的陶工打破了陶器一样(耶十八1-6)。可是，转盘上的陶土有一种和失败相反的性质：它有的是黏性，它能紧密地黏着，形成一体。虽然主教和神父们都只是陶器，都是盛着基督珍宝的使者，他们构成了一个手足之情的团体，这样的团体在世上绝无仅有。世上没有一个法国的铁匠会和匹茨堡的铁匠感受到灵魂的内在团结，没有第十五区议会的选民会同样热烈地以团结感情去招呼另一位选民，甚至同一学院的旧校友在同学会中，除了回忆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相互交流。然而当一位主教遇到另一位主教，又当一位主教遇到一位神父，一位神父遇到另一位神父时，是不需要互相介绍的，因为基督早已为他们介绍了，我们都在祂的心内互相认识了。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刻去拜访，可以请求任何帮助。不管一位神父对他的主教有什么看法，当主教来到他家时，人们都表示出极大尊敬和友善。神父相遇时不必客套，我们几乎自然而然地认识了。以致一位神父对另一位神父的判断通常都是一致的，判断可能有偏见，但当大多数人同意他是弟兄中一个「好神父」，他就是个好神父了。若是普遍的见解认为他有点古怪、与众不同，那他就是古怪、与众不同的了。

    我喜欢这种普世博爱的描述——对于主教及神父的描述：

    不需要甜言蜜语，不需要开场白，不需要客套礼貌，不需要拘泥形式。我们一见面便彼此相属，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屏障、任何年龄差距，没有国籍、经历、肤色之别；我们有的是直接的、不造作的情感。几乎忘记礼貌，我可以不经邀请便坐下来吃饭，在他的书房里读他的书；借他的钱和衣服而不需担保。他的家就是我的家；他家的火炉旁就是我的火炉旁：他的车子就是我的车子。我可以毫无保留地信任他，我不能训诲他或毁谤他，我们可以吵架而不冒犯，赞美而不阿谀奉承，我们可以不发一言静静地坐着，彼此尊重。

    为什么能够这样？这是我们之间宝贵的秘密。它是攀登一道孤独的吊桥、登上一道窄梯、在一间竖起白旗的碉楼上睡觉的男人的秘密。

    我们独来独往，独立自主而不为人占有，没有建立后代，每个人是他自己种族与名字的结论。然而时常彼此同情，互相陪伴。太温柔不能称为友谊，太结实不能称为爱，而为此，当天主在永恒中深入我们的内心时，会给我们一个名字。

 [摘自Sullivan Br。thers，Printers，B。st。n，Massachusetts ]

    我七十五岁时，知道应该辞职，因为这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领导教区的主教所规定的退休年龄。我不想有一天接到来信，提醒我辞职。既然我已达到退休年龄，我便应该退休。于是我到罗马去和圣父教宗保禄六世作长谈，顺便提交辞职书。

    我辞职，但我退而不休，我只是「退后」做另一类工作。我相信我会像以往一样度过我最后的岁月。如果放轻松、多休息、不过分劳累，便可活得长久一点，像细水一般慢慢流着。如果活得紧张，我相信可以工作到天主划下休止符的那一天，说：「现在一切完成了。」

    退休有许多好处。它是一段重新整顿一己灵魂的时刻，内省、默想，为最后一次考试作准备。退休后，教会给了我两个新的头衔，一是韦尔斯的纽波特荣誉总主教。人们常常问我：「什么是荣誉总主教?」我的回答是：「大抵像在英国受封为加特爵士一样，受封为加特爵士是个荣誉，但并不包含任何职责。」对教区没有责任，就像吃了阿司匹灵而免了头痛一样。

    另一项荣誉是被命为教宗御座助理。尽管这是个殊荣，但我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兴奋，因为我的心早已放在圣伯多禄的宝座之前。这荣誉只表示我现在可把我个人和我的身体放置在我的心时时存在的地方。曰月逾迈，我觉得应该是会结实暴累的。

    晋铎之日我下了两个决定：

    一、每星期六为特别恭敬圣母献弥撒，求她坚固我的圣召。圣保禄在《希伯来书》中嘱咐司祭们不单为别人献祭，也该为自己献祭，由于他品位的尊荣，他的过失也比别人重大。

    二、不间断地每天在吾主耶稣的圣体前祈祷一小时。

    我一生中，遵守了这两项决定。守圣时是我在晋铎之前已经养成的习惯。圣保禄修院圣堂在每晚六时上锁，可是在其它各处仍有私人小圣堂给人作个别敬礼和晚祷。在黄昏特定的散心时间，我总是在已关门的圣堂前散步一小时左右。一天，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在圣体临在之前朝拜一小时?第二天，我便开始做了，如今这习惯已实行了六十多年。

    我保持这个习惯，也鼓励他人这样做是有理由的。

    首先，圣时不是敬礼，而是分享救赎的大工程。在《若望福音》中「吾主耶稣所用的「时」与「曰」带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涵义，「曰」属于天主，而「时」属于邪恶。《若望福音》中「时」字用了七次，每次都和邪魔有关，而且用于基督不再在圣父手中而是在人手中的情况。在革责玛尼山园中，吾主耶稣把两个不同的时刻作对比，一个是邪恶的「时刻」——「这是你的时刻」，是犹达斯用以熄灭世界之光的时刻，去比对吾主问伯多禄和门徒们：「你们难道不能和我守望一小时?」换句话说，他要求我们作一小时补赎，以对抗魔鬼邪恶的一小时。一小时和十字架结合的牺牲，去克胜与爱德相反的罪恶。

其次，吾主耶稣向宗徒们仅有的一次要求是在祂受难的前夕，而祂并没有要求所有人，也许祂知道不能指望他们全都忠心，祂希望最少有三个人——伯多禄、若望、雅各布伯能够忠于祂。从那时起，在教会的历史上往往可见邪恶肆虐，而门徒们昏昏欲睡。祂孤寂忧苦的圣心中发出喟叹：「难道你们不能和我守望一个小时?」祂要求的不是一小时的活动，只是一小时的陪伴。

    我守圣时的第三个原因是希望自己在灵性生命上曰渐成长，好能肖似祂。正如圣保禄所说的：「我们……反映主的光荣，渐渐地光荣上加光荣，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格后三18)。我们变得像似我们所注视的。望向金黄的落日，我们的脸容也变成金黄色；望着圣体内的吾主耶稣一小时，可以在神秘奥妙的方式下，改变我们的心神，就像梅瑟在山上，和天主相偕后面容也改变了一样。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也将如同发生在厄玛乌二门徒身上一样。复活主曰午间，在路上与吾主耶稣相遇，祂问他们为什么愁眉苦脸。二门徒在他的临在中度过一些时间，再次聆听了神修的秘密——「默西亚必须受苦难，才进入祂的光荣」(路廿四13-26)。他们和祂一起的时光结束了，而他们的心神灼热得像在「燃烧」一般。

    守圣时难不难?有时似乎有点难。它可能要你牺牲一些约会或早起一个小时。可是整体来说，它绝不是个负担而是一种喜乐。我并不是说所有圣时都是有所启发的，就以在巴黎圣卢克圣堂那一次守圣时为例，那天，我在下午三时进入圣堂，心知在两小时后要赶上开往露德的一班火车。通常一年之中，我大约会有十天左右可以在白天睡得着。这一次，我跪下来，念了一首朝拜圣体的经文之后，便坐下来作默想，立刻就睡着了，不多不少，刚好一个小时后醒来。我对好天主说：「我有没有守了圣时?」我想，祂的天神会说：「这是门徒们在山园中守了第一个圣时的方式，下次不要这样做了。」

    记得一次艰难的圣时是在乘火车从耶路撒冷到开罗去的路上。火车在早上四时开行，那表示要很早便得起床。另一次在芝加哥，我请一位本堂神父允许我进他的圣堂去守圣时。那时大约是是下午七时，圣堂已上锁，他后来忘了来开门，我花了两个小时找出路，终于从一个小窗口跳出去，掉在一个装煤炭的箱子上面，惊动了守门人，他把我救出来。

    刚升神父的时候，我总是在早上或黄昏守圣时，随着年月递增，生活曰益忙碌，我通常在清早献弥撒前守圣时。神父像其它人一样，可分为两大类，公鸡和猫头鹰：有些人在早上工作，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在晚上工作。

    守圣时的目的在鼓励人与基督作深入的接触。神圣而光荣的天主不断地邀请我们走向祂，和祂交谈，向祂求取所需，体验和祂一起的福分。我们初升神父时，很容易全心献给天主，因为那时吾主给我们无限甘饴，就像一个母亲给她的孩子糖果鼓励他迈出第一步一样。可是这种兴奋并不能持续太久，我们很快便学到了作门徒的代价，那就是我们必须丢弃鱼网、鱼船、收税站。蜜月期旋即结束，同样，那第一次听到人们称呼「神父」这动人的称谓时的自重感也随之而去。

    神学知识或单一的社会行为都不能使我们保持爱基督的心，除非以和祂保持个人接触为前提。梅瑟所看到沙漠中燃烧的树丛没有靠任何燃料，那不被任何可见之物支持的火焰一直存在，而不毁坏树丛；同样个人对基督的奉献也不破坏任何自然的天赋或品德；它只更新而不伤害，正如燃烧的木材成了火而火继续烧下去，同样我们成了基督而基督存之永久。

    我发现必须假以时曰才能在祈祷中发出心火，每天守圣时的好处就在于此。它不是简单短暂的收敛心神，扫除世俗无止无尽的杂念。它是在上主临在之中，就如坐在阳光之下，吸收它的能量。在圣时内的静默等于在与上主密谈，这时，你不必倾诉任何既成的经文，你只是以聆听取代一切。你不是说：「主，请听，祢的仆人在说话。」而是：「请上主发言!祢的仆人在此静听」(撒上二9-10)。

    我时常都在寻找方法解释一个事实——我们作神父的要去「认识」基督，而不是去「知道有关」基督的一切。不少圣经翻译用「认识」一词去表示肉身的结合，例如：「撒罗满不认识她」，意思是他和她没有肉体的关系；圣母玛利亚在领报时对天神说：「我不认识男人」  (路一34)。圣保禄鼓励丈夫们要「认识(了解)妻子的心」。「认识」一词在这里指出肉身的二合而为一，这种认同接近之感，是心智上与它认识的物体合而为一的接近。没有一把刀子可以把我心里的意识好像切苹果那样切开，丈夫和妻子之间心醉神迷的结合被形容为「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我们神父对基督之爱的基础。

    亲密的意思是以毫不保留的开放态度，向基督敞开心怀。许多时候，朋友只是两条在黑夜中相遇的船。肉体的爱尽管看来亲密，但往往变成自我主义的交换。把自我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而爱的却不是那人，而是那人所给予的快感。我留意到我一生中，当我因环境所迫而需要做某些事却退缩不前时，我总会变得特别忙碌，特别关注于各种活动，为自己找借口：「我没有时间。」就像一个丈夫终日沉迷于生意而忘记了妻子的爱。

    很难解释圣时对支持我的圣召有多大帮助。圣经中有无数证据，证明一个神父不爱圣体之时，就是他圣职失败之始。许多时候，人们以为犹达斯太爱金钱，所以失足。贪婪很少使一位使者开始失足堕落，教会历史证明很多有钱的人仍留在教会之内。犹达斯失足之始和他的末路都环绕在圣体圣事之上。圣经中最先提到耶稣知道谁出卖他，是在《若望福音》第六章之末，那是宣布圣体圣事的一章。犹达斯失足就在吾主耶稣建立圣体圣事的那一晚，最后晚餐的时候。

    圣体圣事对我们和基督契合非常重要。吾主耶稣一宣示出这件圣事，它就成了跟随他的人的试金石。首先，他失去了群众，大家都觉得，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若六60)。其次，他失去了一些门徒，「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不再同他往来」 (若六66)。第三，门徒们分裂，因为犹达斯被宣布为叛徒(若六70-71)。

    因此，圣时除了它一切正面神益之外，也使我不致流浪得太远，由于拴在圣体盒的范围，一个人不需要寻找更好的草原去滋养心田。不管圣体灯多么黯淡而微弱，总是闪烁着奥妙而神秘的光芒，使得最璀璨的光辉也为之黯然失色。圣时就像氧气筒，恢复了在沉浊败坏的世界中圣神的气息。即使看来是那么得不到利益，那么缺乏灵性上的亲密，我仍旧可以意识到，至少像一头守在主人门前的狗，随时准备回应祂的呼召。

    结果，每曰守圣时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可以教导人而自己又做得到的事。我一生很少竭力宣讲守斋的道理，因为我常常觉得守斋是困难的事，但我可以劝人守圣时，因为我自己做到了。

    有时，我希望留下千百位神父和教友给我的信，他们在信中告诉我如何养成守圣时的习惯。我为神父们主持退省，每次总会鼓励他们以守圣时作为定志。许多时候，退省就像健康研讨大会，大家一致认定健康的重要，可是都缺少介绍有效得到健康的方法。主持退省时，我往往以守圣时激励神父们。等到退省的录音带到达教友的手上，当来信谈到如何每天在上主前守望一小时，对圣宠作出回应时，十分感动。一位蒙席由于酗酒引起流言，被调离所属堂区，转堂区去暂时查看，他参加了我主持的退省后，对天主的圣宠作出回应，，戒了酒，恢复了铎职的能力，每天守圣时，后来在圣体前逝世。

    另一个故事可以证明守圣时的极大成效。一次，我收到一位神父从英国寄来的信，他自己这样写道：「我离开了铎职，陷入沉沦的境况。」一位神父朋友让他听了我有关守圣时的录音带，他对圣宠作出响应，后来恢复了铎职，受命照顾一个堂区。神圣的慈悲改变了他，以下是他的信：

    上星期我们举行一年一度的显供圣体，有足够的教友每天来参加守望，好使我们不必因为不够人守望而把圣体收起来。最后一天的晚上，我组织了圣体游行，一些初领圣体的孩子向圣体撒花瓣，男教友作荣誉护卫队，效果令人振奋。出席的有两百五十人。我深信人们在渴望昔日的敬礼，可惜许多堂区都废弃了它，原因往往由于我们神父不愿意做。明年，我希望我们的显供圣体有更多人来参加，因为现在消息已经传开了。最近两星期，我开始组织了圣经研读会，目的在鼓励大家阅读天主圣言，会后我们有短短的供圣体并默想所读的圣经，然后以圣体降福作结束。

    我也开始轮流探望堂区家庭，每星期在某条街上的教友家中举行弥撒，邀请同一条街的教友参加，反应相当好，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不想做个活跃的神父，因此我每天提早起床守圣时。我仍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但你的话使我有勇气：「你要打许多场仗，但不要担心，你终将得胜，在圣体圣事前得到胜利。」

    许多教友读了我的书、听了我的录音带都开始守圣时。

    有一位州警察来信说他把我的录音带装在他的机车上，在巡查公路时聆听。他说：「试想，假如一个开快车的人被我截停时，听到从我的车中传出你有关圣体的讲道，会是多么不可思议。」开始时，他觉得在白天难以找到一间没有上锁的圣堂，好让他能守圣时，后来他认识了一位本堂神父，他愿意为他打开圣堂门，甚至愿意和他一起守圣时。

    最有趣的莫过于有一次我在洛杉矶，一天早上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麦亚士特牧师，他表示一定要见我。我告诉他我必须搭乘间的班机赶回纽约，欢迎他在登机前和我在机场会面。

    来的是个十分出色的基督徒，麦亚士特先生。他告诉我他在从事普世福音传播，把录音带寄到世界各地去，又寄出数以万计讲道词和有关圣经的文字到地球每一个角落。他说：「我的世界福传中似乎缺少一件足以使它成功的神修锻炼的事，你有什么建议?」我讲述我怎样依靠每天在圣体前守圣时，并向他建议既然他没有享受圣体的恩赐，他可以请求他的教友每天用一小时在圣经面前，为世人悔改祈祷。

    一年后，我收到他寄来的一个小册子，题目是：《麦亚士特致一小时守望者》，其中一段写道：「……若你真的愿意基督被一切受造者认识，请每天给神一个小时。你需要神的力量，为世界福传未达到的地区作好准备。你是否爱他们?你是否愿意以每天一小时为「属灵争战」付出代价?耶稣问我们：「你们竟不能同我醒寤一个时辰?」」(玛廿六40)

年底，他写信来告诉我，七百位牧师愿意每天献出一小时。

    在我撰写这书时(大约是我们在机场相见后六年)，他给我写道：「我们现在动员及训练了超过十万人作一小时的守望。我们准备训练一队优秀的祈祷士兵，每天祈祷四至六以至八小时，「因此，你们应当祈祷。」  (路廿二40)——这是世界福传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

    在我早年当神父的岁月中，看到敏感而细致的情感失去，如婚姻破裂、朋友分手，我则以不同的方式去保护那易受感染的心。晋铎初期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当学生时，每天上课之前，我一定登几层阶梯，先到加尔德威堂的小圣堂内，对吾主耶稣表示一点小小的爱意，才去上课。曰后在鲁汶大学时，我会在上课途中所经过的每一座圣堂探望吾主；以后在罗马天使大学及额我略大学深造时，我一定到途经的每一座圣堂去朝拜吾主耶稣。在罗马，这并非一件易事，因为每一个街角都有圣堂。正如佛烈特·雅伦一次说：，在罗马每一个街角都有圣堂，好使你先祈祷，再越过马路，然后在另一街角的圣堂内，向上主表示感恩，因为你平安地过了马路。」

    后来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任教，我在我住所进门之处设置了小圣堂。这样一来，我每次进出时，都会看到圣体灯，提醒我至少用几秒钟恭敬耶稣圣体。我终生设法忠于这习惯，甚至如今在纽约「我的住所内，书房和卧室之间也设有小圣堂，这样，从我小小的住所的一边到另一边，我至少可以向圣体内的吾主行一个小小的跪礼，念一段短短的经文。甚至在半夜醒来，我会到小圣堂去，停留几秒钟，追忆吾主耶稣的苦难圣死，为普世的神父及修道人，以及一切在神修上有需要的人祈祷。这本自传也是在祂的临在前写的，希望当我离开这世界时，它能启发别人，去守望那给予生命的圣时。

    写到这里，读者可能对我产生一个十分不正确的判断。固然，这种对圣体临在的敏感的确是我不致沉沦的有力方法，是我完整的司铎生活的要素，但对圣体恭敬并不是司铎生活的全部，它只是一部分。事实上，不少人看见我站在圣堂的前头，但这并不保证我比站在圣殿前头的法利塞经师爱天主更多；站在圣殿后面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的税吏，可能更为主所悦纳。最后晚餐中，伯多禄信誓旦旦说尽管别人都否认耶稣，他绝不会；然而在盖法冷冷的庭院中，他对那问他可曾认识主耶稣的婢女说：「我不认识这个人」(玛廿六74)。

    我认识千百个没有时常朝拜圣体习惯的神父，可是我绝对肯定，在天主眼中，他们比我更堪当千百倍。这不过是我自己在司铎生活中所选择的方法，好使我在服侍上主时，能与我的神父兄弟同一步伐。

    我曾千百次被问到：为什么神父不结婚?问题的背后隐含着在天主的计划中，婚姻生活不及独身生活神圣。有人更进一步主张，回避婚姻，意味着婚姻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其实婚姻和独身都是和所爱者沟通，都有着一样的目标。那就是，永不会厌足的爱，永无止境的迷恋，永不退却至自私的自我之中。

    在爱情方面，婚姻和独身并不像原子研究和神学那么相对。一切爱来自天主，而一切真理也来自天主。独身生活和婚姻生活同样需要爱，二者同是达到该终极的途径。独身是直接的交流，婚姻生活则是间接交流。独身生活藉航空而行，婚姻生活则经由陆路而行。独身生活如诗如梦，永远在心中保存着那意念；而婚姻生活则是用凿子、用画笔，专注于云石及画布上。独身生活像直觉一般直达结论，婚姻生活则像理智，在人世的沧桑里，一步一步缓慢而行。

    独身与婚姻都有着一样的热爱，只是独身生活虽然不圆满，却是直接的；而婚姻生活也是不圆满的，必须藉另一方居间促成的。独身生活是没有激情的热情，是不寻常的平静；婚姻是以热情不断地追寻交融和快乐。

    独身和婚姻都是美好的。独身并不高超，而婚姻也不低下。二者都是天主和人立的约，都召叫我们趋于完美。它们是相辅相成而非彼此竞争的职志。然而，婚姻生活比独身生活更属于俗世。「这世代将会过去。」「因为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玛廿二30)。独身生活更直接与天国相关联。

    在讨论独身与婚姻时所产生的缺失，是将两种圣召相比较，这就像争论左脚和右脚何者较佳一样。独身与婚姻都需要天主，而拥有天主的程度并不在于生活的状态，而在于个人对天主所赐圣宠的回应程度。独身者致力于藉圣洗圣事「在基督内得到子女」而为天主之国服务；已婚者则藉二人成为一体的结合而得到子女。天主有两种爱人——直接达到终极的独身者，以及通过婚姻的调和而达到终极的已婚者。

    圣经上说：「人单独不好」(创二18)。因为人的情感是那么强烈，独身似乎有损天主所赐的自然爱欲与本性，吾主耶稣对宗徒们谈到婚姻契约不可破，宗徒们由于怕犯奸淫，对他说：「人同妻子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的好」(玛十九10)。耶稣回答时提及三种不相同的独身：「有些阉人，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有些阉人，是被人合的；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玛十九11)。他谈到为天主之国不结婚而守独身者，并且说出了人如何能守独身的秘密。他说这是恩赐，他又说独身不是为所有人，「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  (玛十九11)。

    他承认人性弱点使我们遭受许多困难，但他又说出使他们惊恐的话：天主王动地邀请，而响应则在我们。独身不是司铎藉自己的力量达成、藉自己的力量而生活的。没有人会被迫在圣诞节得到一份礼物，但如果他接受了那礼物，至少必须有所表示。当天主把祂的圣子当作礼物赐给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时，许多人不接受这礼物「，加尔瓦略山上发生的一切就是其一。任何人若说耶稣强迫我们信他，就等于说任何礼物，比如独身生活，都是天主勉强我们接受一样不真实；独身生活不是人给天主的礼物，而是天主给人的礼物。

    独身带有三种福音的劝谕：神贫、贞洁、听命。三种都不大受人欢迎。今日，神贫是「合潮流的」「贞洁和听命却是「不合潮流的」。今日，一般人对于听命和贞洁不怎么尊重，神贫似仍是相当流行，但不在于个人的不占有，而在于帮助贫穷的人，那是值得赞美的。贞洁曰渐衰微，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感性的文化中。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然后是十八世纪的理性时代，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感觉的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性是禁忌；今日死亡是禁忌，每一世代有它的禁忌。我以为今日性泛滥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生活的目标。一个人驾车迷路时通常都会越开越快，当一个人生活失去意义时，往往倾向追求速度、毒品及强烈的感觉作补偿。

    独身生活是艰难的，因为它需要自律，控制三种最强烈的欲望——骄傲，或说自我肯定：贪婪，或说是过度追求财物：性，或是渴望与配偶结合及传宗接代。福音中提到三个「不可能」，但不可能都变成「可能」，因为「在天主没有什么不可能」。第一个不可能是童贞产子；第二不可能是神贫，当吾主邀请那青年舍弃一切跟随他，门徒们问他：「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说：「为人这是不可能的，但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玛十九20-26)；最后一个「不可能」「就是他讨论到第三种阉入时的话：「有些人为了天国，而自阉的」  (玛十九l2)。吾王继续说：「虽然在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在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因为独身生活是个恩赐。

    我们神父往往以为独身是我们给予教会一些东西，而实在是我们接受了一些东西，情形有点像一个女孩子接受了求婚。消极地说，独身生活造成了一种空虚之感。圣母的童贞之胎是空虚的，可是上主把它填满了。世上有两种空虚；一种是大峡谷般的空虚，那是不事生产的；另一种空虚是笛管般的空虚，只可藉由人的呼气而产生美妙的音乐。独身的空虚是属于第二类，自我降服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天主的恩赐。

    当我们和基督之爱脱离时，独身生活变得最为困难，甚至成为负担。神父们一旦从教会的观点看待独身，进而讨论它的历史、它的社会学、它的心理学等诸如此类，负担将变得更沉重至令人呻吟。如果我们把它视为与基督的关系，那就不是个难题而是爱了。将它视为是教会的法律，独身是困难的；若看成是门徒对主的爱，独身仍是困难的，但却是可以忍受且充满喜乐的。   

    我可以把我的一生画出一条弧线，我肯定任何神父都可以画出相似的弧线。我对独身的态度和我个人对基督的爱息息相关，只要对基督的热情消减，就开始对受造物产生热情。独身不是缺乏热情，反而是加深了热情。

    每一种热情都有激发它的目标；例如一堆黄金、一个女人或者像吉卜林所说的「一缯鬈发」，又或者是耶稣。为什么耶稣接受十字架的苦难?由于他具有承行天父意旨的火热之情，他甚至把它比作一团火。一个极爱妻子的丈夫不会觉得忠于妻子是困难的，可是一个经常与妻子争吵的男子往往在追寻更绿的「草原」。我们只要找出最爱的是什么，就能屈服于它之下。

    今日世界中，有许多著名人士独身的例子。比方甘地是个极虔诚的信徒，他深爱「那不可触及的力量」，以致在三十一岁时决心守独身。在妻子的同意下，立誓终生过独身生活。他表明自己有一个终生的使命，他要不惜任何代价去追随，对他而言就是要实践两大德行——贫穷与独身。就如心理学家艾力·艾力逊所说的：「他为了更广大的团体的亲密而舍弃了性爱的亲密，并不是以为性行为是不道德的。」又如甘地本人所解释的：「我要献身为团体服务，因此我得放弃生儿育女和财富的欲望，过着Vanaprastha的生活，也就是没有家庭挂虑的生活。」

    已故联合国秘书长韩马绍是另一位由于对目标的热爱——国与国之间的和平——而服膺独身的人。他说：「对于向『可行之道」作出回应的人而言，寂寞是义务。」在他五十三岁生日那天，他对天主写下这句话：「是否祢给我这无可逃避的寂寞，就是要使我更能把自己献给祢。」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感到需要与人分享、拥抱，与人结合及融和。可是像甘地一样，他认定：「独身的孤寂比两个肉体的结合更能接近且深入的共融」。

    有些联合国总部的人因他守独身而开他玩笑，并诬诋他是同性恋。他笑嘻嘻地用下面几句话回击那些诋毁他的人：

因为牠从不找伴侣

世人称独角兽是不正常。

他热爱民族间的友爱，因而看到许多不必要的东西必须抛到海里去，以挽救即将沉没的船。

我是器皿。

天主是饮料，

而天主也是那渴饮的。

    以上两人大抵都不知道他们和圣保禄宗徒说着同样的话：「没有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主的事，只想怎样悦乐主；娶了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只想怎样悦乐妻子。这样他的心就分散了」 (格前七32-33)。所有独身的人应该感激韩马绍这几句精警的话：「对创造行为的终极降服——是某些人的命运，藉由牺牲而非性行为被领到这门槛上，并体验出某些令人眩目的力量。」

    归根究柢，完全是关乎一个人的热情，他爱的火焰有多高，他的欲情有多热。如果一个男人肯为他深爱的女人放弃个人自由，那么一个男人也可以为爱天主而放弃女人。守身服务的热情随着对基督的热情而有起落，人的心中一旦少了让基督来统治的意愿，其它的东西就要来填补。我收到无数神父兄弟寄来的信，他们都看到灵魂温度计的升降。其中不少人没有尝试为自己辩解，反而都回过头来，并且证明修和后的爱比未曾破裂的友谊更加美妙。十字架上的基督以及圣体内的基督从来都是独身问题的试金石，我们愈是离开独身的恩赐。便是不想仰望十字架，不想朝拜圣体内的耶稣，好像一个人看到收账人在一边就横过街去避开他。因此，十字架是天堂与地狱的交界，当我看到自己在祂被钉的十字架前不忠，那儿是地狱；当我紧守忠信或飞奔到祂脚前求恕，那儿是天堂。

    欲情及性冲动是人类最有力量的本能之一。某些性教育家最大的错误是假定若儿童明白过度的性所造成的灾难，就会避免不计后果地滥用欲情。那是不正确的。没有人会因为看到门上贴着「肠热病」三个字，而冲动地去把门打开，去受传染的；可是，当门上贴着「性」字时，就会让人有冲动想把门打开了。

    欲情比我们以为的作用蕴含着更大的目的。它不单是为了快感； 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更不只是为了强化夫妻的联结，它具有一种更高的潜力。性冲动可以转化，正如炭可以变成火焰，也可以变成钻石。欲情可以消耗，也可以积藏。可以在身体「之外」寻求与他人结合，也可以在身体「之内」寻求与天主结合。

    当一个灵魂被不断的恳求、催迫、吸引或被外界征服时，他无法做自己的主宰。正如容格所说：「灵性上的转化往往在于控制欲情的能量，否则会浪费在性行为中。经验指出，当欲情的能量保留时，其中一部分会转向精神方面，而剩下的部分会转向无意识中。换句话说，当性冲动不被外界所吸取，而沉入无意识之中时，灵魂将处于与天主更直接的共融。」 因此，独身生活不单是从「外在」弃绝，也必须从「内在「专注。天主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之内，「我住在你内，你也住在我内」(若十四20)。独身是个转化器，可以加增人内在的能力去专注于灵内的基督。

    淫乱的人不相信任何人可以是独身的，他们把自己的淫欲投射在每一个人身上。另一方面，独身的人却最了解淫乱者的弱点。从未背弃独身盟约的神父往往因此而受到攻击：「对你们是容易的，因为你们没有被引诱。」正好相反，其实独身的人也许比任何人都受到更多引诱。围栏内的苹果往往是比较甜的。在球赛中，谁更清楚中卫、四分卫还是后卫在球赛中所要忍受的一切——是球员还是观众?有谁知道风的力量?是被吹得摇摇欲坠的人?还是能挺身相抗的人?

    请相信我，可以毁坏独身盟约的诱惑多不胜数，而且强烈。在寂寞中，很容易生出幻想「依则贝耳了解我」  (列十八l3，19；十九1-2)。当一个发愿独身者要毁愿，以选择依则贝耳，他通常在放弃神职之前仍然遵守牺牲的德行，若他在神父住所内，会使他保持静独和快乐。但当欲情控制了沟通方法，而社交又自由时，很容易使星星之火变成烈焰，而对德行之爱变成了对拥有某种特有德行者的爱。如果他是一位著名又受欢迎的神父，要和耶稣保持肉眼看不见的爱情，实在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任何献身的盟约一旦有了瑕疵，都会引发内心的痛苦。这也许是由于灵魂和肉身像圣保禄所说的，有着密切的关系。骄傲之罪比起不洁的意欲来，良心较少不安。因此，圣经殷切地吩咐我们：「你们不要叫天主圣神忧郁」(弗四30)。

    一个神父感到罪恶的真实性，不只是因为他背弃了规章。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超速驾驶，回到家中的车库会伏在驾驶盘上念一端〈痛悔经>。可是当我们无论在任何方式下损害灵魂内对基督的爱，并且轻看了作为祂使者的身分，我们知道当我们伤害了我所爱的那位的心，就是我们的罪过。设想两个男人都娶了悍妇，第一个曾结婚，娶的是位美丽的贤妻，妻子死了才再娶悍妇；第二位则未曾结过婚。哪一个人和悍妇相处比较痛苦?当然是那曾经娶过贤妻的一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受折磨、不安、悲苦，不是因为破坏教会的法律，而是因为我们背叛了最爱。

    若要我选出圣经中最能刻画出一个神父心灵挣扎的景象，我会选雅各伯的神修经验。他年轻时有过上天梯的梦境——梦到光荣与神圣保护，尽管他和天主讨价还价。我们中许多人开始铎职之时心情愉悦，像在青绿的草原上。二十年后，生活改变了，就像雅各伯面对厄撒乌一样。有些人在一开始便遇上神修危机，但也有些人因为软弱或性格上的缺点，在晚年时失去圣召。

    雅各伯和某人搏斗，他不知道对方是谁。不久，在晨光中，看清对手是天堂上的摔角手，他在雅各伯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使他瘫痪了。这一来，搏斗变了性质，雅各伯哀求对方在离开之前祝福他(创卅二23-32)。

    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在灵魂的黑夜中，基督把自己当成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因所作所为满心羞愧。当我们和内在的大敌交手时，我们变得眇小，惭愧垂首，我们与自己不和，也与祂不和。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忘记了即使在黑暗中，祂也在和我们搏斗，邀请我们回头。当良心和神父搏斗时，往往以基督的形式出现。祂在静默中和我们相遇，祂在黑暗中对我们说话，祂以我们可能身处的景象去和我们对质。

    圣神渴望肉身，肉身渴望圣神。重点不在于我们犯了多少错误，而在于我们玷污了形象。良心受创时是最宝贵的。鲁益师说：「天主在我们欢乐时对我们轻声细语，祂对我们的良心说话，在我们痛苦时大声叫喊，而更甚的是，当我们在罪恶中，祂用的是扩音器。祂像在天地初开之时，问亚当的声音：『你在哪里?』祂求我们像从巴比伦回归的司祭一样，换上新的衣服。」

     保持独身是要终生努力的工作，部分原因是因为人性的软弱，人生的两大悲剧是得到我们所要的和得不到我们所要的。笼中的鸟想飞出去，笼外的鸟却想进来。谈论爱和去爱绝对不同，单是谈及洋葱绝不会使人流泪。

    当人灵妄用合理的智力、理解力以及影响力时，就会产生空虚感，尽管有着程度的不同。这是任何神父的经验，当然也是我的真实经验，要将犯骄傲及固执之罪的灵魂带回给基督是最困难的事，因为骄傲使人自我膨胀。把贪婪的灵魂带回基督也是难如登天的工作，因为金钱是不朽的经济保障：「看!我有这么多!我的仓库是满的!」

    能够保持独身并了解它的意义必须以耶稣为根基。我们司铎在效法他，我们背着十字架去延续他救赎的工作。在良善的司铎眼中，任何独身生活上的瑕疵都会被演绎为伤害耶稣。一个丈夫不会说：「我把妻子的眼睛打黑了，我也把她打得流鼻血，我打她，但我没有咬她的耳朵。」若丈夫真的爱他的妻子，他不会指出自己是如何伤害她。虽然神父与天主的关系并不是找出他伤害祂的微细之处，以及伤得祂有多重，即使是最微小的违背也伤害了我们，因为我们伤害了祂。如果我属于一个原本生于童贞的新人类，我为什么不应为我那位大主宰的专有权而生活?我从来不觉得我放弃了爱而发独身之誓，我只是选择了更高层次的爱。若任何人以为独身生活在心理上有害，他只要潜入一群神父的集会中去看看，我深信神父比世上其它任何职业的群体更具有幽默感。

我们爱基督愈深，愈容易专属于祂。我怎知道我衣衫褴褛?因为我看到祂圣带上和祂铎职上的美。我怎样得知我所饮的泉水是污浊的?因为看到祂肋旁所流出的清鲜的水。一个神父一生的旅程不是低地和沼泽，而是爱的海洋。查考我一生中所有不协调之处，我听到祂如美乐的声音。祂将我抱在怀里，我知道我痛悔之深。在祂的水边我渴饮，在祂的圣体前我饱餐，在祂的微笑前我哭泣，因为祂的爱使我不满自己，在祂的慈悲中我感到疚愧。我们有天神来护守，但不是来审判，只有那最完善的可以审判我们，这是我们希望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得救。我信赖祂的慈悲，我爱祂超乎一切的爱，我永不能相称地感谢祂给我神品之恩，我以极不堪当之感接受了它，虽然我衣衫褴褛来到祂跟前，我知道，我这浪子会被披上正义的袍服。

    若问我一生的许多活动中，除了神品的权益，如祝圣圣体之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我答不出来。

    ◆教学可能是答案之一，因为尤其在研究工作上，它不单帮助我求得知识并运用它，心智上加增真理，就是个成长的时刻。我们不禁好奇，在人类一切可见的职业中，有哪一项比与真理有关的职业更高尚、更纯洁。

    ◆造就皈依的信徒也是使人满足的，因为就如圣雅各伯向我们保证：「那引人从迷途回头的人，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  (雅五20) 。

    ◆献身于传教工作也同样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扩展天主之国，并且和奉献的灵魂接触。

    ◆编辑和写作令我能够传达出见解，可以与更加普及宣扬真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广播和电视同样使我满足，因为它给我比任何活动更大的讲道台。可是也是对一个神父的灵魂最大的危险，关于这一点，我留在本书以后的章节再述及。

    每一项被召的工作我都喜欢，可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令我满足的经验是给神父们主持退省。不只是因为和神品铎职有接触，也因为它使我反省自己的神修生活，以便对他人谈论，也因此帮助了自己。我怀疑来参加退省的神父所得到的是否和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利益同样多。

  　「退省」一词包含三天至一周的时间，一连串的讲道、祈祷与默想。目的在提醒教区神父，他们自己的牧民生活，不论是什么工作，和他们自己的圣化有关，对近人的横向关系与对天主的纵向关系是不可分的。神父的三种工作是：教导、圣化、牧养，这三者是圣善生活的方式。

    我最初主持这类退省是给内华达州雷诺市的神父们。那时候，雷诺教区的主教是多默·哥文主教，他是我在鲁汶大学时的同学，他邀请我是因为我们在学术上的联系。此外，我曾给肯德基州的革责玛尼隐修院的隐修士主持两次较长的退省。讲道在早上四时开始，静默是以往退省的常规，也是这些隐修士现在仍然遵守的规矩，因此他们是非常敏于接受的听众，一点点的幽默就让他们开怀大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心灵简朴。记得讲道中提到梅瑟，他们立刻哄堂大笑。从小圣堂出来时，我问院长大家发笑的原因，他说：「到时你自会知道。」    我在房里听告解，修士们在门外列队等候叩门进来。他们爱办告解，因为这给他们机会讲话。这特别的一天，我开门对进来的修士说：「光荣天主!嗳!在隐修院你哪来这么多脂肪?」他说：「脂肪?那是什么意思?我自从来到这里之后瘦了九十磅。」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梅瑟。」

     我问他是否会到东部新成立的会院去，他说有可能。我于是追问：「你怎么知道?你们平常不说话，只用手势，我深信长上没有告诉你。你怎知道你会到新会院去?」他说：「第一，我自己想去，因为新会院往往比旧的更难，我想在那里做补赎。其次，我的衣服编号是423，那天我经过洗衣房，其中一位兄弟竖起手指，先是四只，之后两只，再一会是三只，并指出方向，这表示我会到新会院去。」

     后来我问院长神父，梅瑟修士是不是要到新会院去。答案模棱两可，说：「若你希望他去，我们便派他。」我说：「是啊!因为梅瑟修士希望去多做点补赎。」后来我在新会院主持退省。院长神父说：「梅瑟修士被派到这里来全是因为你。因为他对钱财很有天分，我们请他管理财政。我们每天都为你祈祷，但我们对你可不太有好感，因为现在很难从梅瑟修士那儿拿到钱。」我深信因为梅瑟修士那欢乐而可爱的性格，大家能够慈爱地接受额外的神贫。

    隐修院中特别令人神往的景象是晚祷的时候。每人的座位都有一盏小灯以备看经文之所需，但如果念到熟悉的部分，灯一盏一盏地相继熄灭了。这时长而窄的小堂陷入黑暗之中，只有祭台上方一幅圣人环绕圣母的彩色镶嵌玻璃例外。晚祷继续进行，直到最后一段咏唱（又圣母经），窗上的照明逐渐加增，直到咏唱结束时，现出一道灿烂的光辉。圣堂里有两百个强壮的男子，充满热情，也许比全世界的男子都热情，他们爱上同一个女子——毫无妒意——全心信赖，在她之内，他们可以更肖似她的圣子。

    另一次有趣的退省是为加迈道理斯隐院主持退省。这里的修士们独自住在一个六角形的小屋中，每人的食物分派在一个小小的木桶里，每天清晨集合一起念曰课和其它经文。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制造及出售水果蛋糕，蛋糕调味极佳，十分可口。了解到他们生活的简朴，我预先准备一些橘子和饼干，以便在这九天退省中随时可以吃吃。第二天，院长来见我，看到食物桶子原封不动，那是因为我不会开那个木桶。桶子是密封的，底下有一个扣环，打开后可以释放真空，便可以把食物拿出来，由于我带了食物，不致挨饿。后来，我到底学会了怎样打开那木桶。

    当我来到隐院时，我带了足够的橘子送给院长，请他分给修士们。但当我听告解时，每个人都给我带来一个橘子，退省结束时，我所有的橘子和我来时所带的一样多。为这些隐修士主持退省，就像给太阳加光加热一般，是我自己得到启发、灵感和挑战。

    当我开始作退省神师时觉得很尴尬，深知我要对他们讲道的这些人，比我更接近天主。后来，我改变了态度：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都在追寻更接近天主，有了这样的思想后，一切都变得容易多了。神父有一种吸引力是其它职业的人无法享有的，部分是因为他们渴求圣善。甚至黑洛德王也对圣若翰洗者尊重，愿意聆听他讲道；阿哈布对米加雅怀着极大敬意，尽管他是个固执的人。而斐理斯和阿格黎帕都承认倾心于圣保禄(宗廿五，廿六)。神父比任何人都容易引起是非流言，因为我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使者。然而我们的身分在过去二十年已经改变了，过去，我们都因为神父的地位而被尊重。今天，由于许多令人失望的地方，我们不再像以往一样，自动地被人接受，受人敬重。以前神父的身分是人人接受的，今天，我们必须设法赢得他人的接受。我们得证明自己值得这个身分，这也是退省的另一理由。

    以我六十年的神父生涯，我看到很多转变。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不久，即六0年代后期，你可以用五年一个时段去预言谁会离开铎职。这种情形只存在一段很短的时间，但相当明显，我禁不住为此而喟叹，也为它的消失而欣悦。若我在退省讲道中谈到有关礼仪、社会、性等都没有很明显的反应，但一讲到基督时，往往有一、有时二、甚至三个神父作出反应。其中有些人是完全不自觉，但却十分明显而令人伤心；有人用手抹面，在座位上扭来扭去、局促不安、四处张望，找让他分心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是厌烦，好像第三次接到未付款的账单一样。在某一个教区中，我对主教说：「你有一位神父要离开。」我对主教描述那神父，主教说：「你错了，他是我们教区里最优秀的青年之一，我正要在下星期提名他做主教的秘书。」我再说一次：「他不会留到退省结束。」他真的走了。他的离开对主教和我都是个打击。

    在另一教区的好几百位神父的退省中，我对副主教说，某神父要离开。他问我是谁，我说我不认识他，但形容了那人及他在唱经班中的座位。第二天，主教告诉我他的名字，他早已给教区带来流言，之后他就离开了。

    从这几个事例中，我料想读者诸君不会以为耶稣是问题的中心。只是一提到祂的圣名，即使最不经意的提到有关圣体或受难的言词，都引起内在的反感，一点也不留情地刻划在那些神父的脸上。未来的事项在他们的脸上投下阴影。因此我们某些神父会预先觉察出来。吾主耶稣预言犹达斯失足，是在他谈到圣体圣事之时。犹达斯离开耶稣的那晚是他建立圣体圣事的一晚。最近几年，我不再见到这些事了，我又注意到，一些离开的人，如今因着基督的仁慈，又回头了。我们神父一旦爱上那最完美的，很难再爱任何人或物，我们都被那「完美的爱人」宠坏了。

    我在退省中讲道的方法就像我平曰演讲一样。我从不坐着讲，因为站着时更能表现出热忱。我从不照稿演说，也不用笔记。我只借着默想，设法吸收那要传达的见解，然后让实际的退省自然地从默想流溢出来。除了最后一次因为是圣时有时可能长达四十分钟之外，每一次讲道时间只限三十分钟，每天五次。不用说，所有的讲道都在圣堂内，我从不在祈祷大堂内讲，好使神父们时常都在上主临在之中。

    记得一次为教区神父主持退省，地点是在一个隐修院，里面有一个可容八百人的大圣堂，我让想来听的人也可以进入隐修院的圣堂听讲，但退省的只限于神父。当我们隆重地排队进堂，来到祭台前，我跪下来，其中一位隐修士提醒我，圣体不在圣堂里。我问圣体放在哪里?他告诉我在前任院长室里，在长廊的另一端。我走出圣堂，站在后面，直到教区主教出现，他问我是否生病，我告诉他，我只在圣体临在之处主持退省。隐修士终于把我带到长廊底，一个没有装修好的房间里，那里供着圣体。当圣体送回到祭台上后，我才开始讲道。

    一个神父的一生中，可能参加了三十次以上的退省。我深信他们记不起曾立下的定志以及是否实行了，这也许因为退省没有指出神修改善的根源。好比医学会议，其中有保持健康的一般推介，却没有告知关于保持健康应做的事。因此，我所有的退省都集中在一个普通的定志上——那就是每天一小时在圣体前默想，如果做好这事，我知道，其它一切都会随之而来。

    我相信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自己成义，也不是单靠自己的善行。若问我六十年的神职生活，我会向上主指出我爱祂的象征，那就是圣时。是神父们在他们一生之中所守的圣时，是参加了我主持的退省的结果，又由于这讲道词都录了音，通行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星期没有一位神父写信告诉我，他在九年、十年或二十、三十年里，一直回应上主的要求，每天一小时和祂守在一起。不只是神父实行了恭敬朝拜和补赎的善功，千千万万的教友也同样得到感召而守圣时。

    我不只为神父在世界各地的退省中讲道，也为大学中的青年男女，更为监狱中的犯人主持退省。在这样的场合中必须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在你面前的是两千个囚犯。他们都对你表示应有的礼貌，以为你戴的是白帽子，他戴的是黑帽子；你是好人，他是坏人。我用下面的方法去纡解这种心态，我说：「绅士们!你们和我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你们被捕了，而我没有。换句话说，我们都是罪人。」以此作开场白，接下来就容易了。

    一次，在一个有一千七百多位囚犯的监狱里讲道。我一天之内对他们讲道三次，他们并没有被迫参加，但大部分人，多达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会出席。有些在一小时前已经来到，以便能抢坐在靠走道的位置，希望我走过通道时会停下来和他们谈谈，我每次都这样做。

    一次，我拍拍一个人的肩膀说：「你长得真英俊!」  (他实在长得英俊，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听他的告解，把他领回教会)。一次我收到他的信，他把自己比作一只跳蚤，坐在一根火柴上，随着河水漂流，不理会有没有终点。他的火柴沉没了，停在一个岛上(监狱)，和许多跳蚤在一起。一只大跳蚤(退省神师)来给了他希望。他写道：「自此以后，我游向约旦河。」以下是他来信的一部分：

    我是一只跳蚤，坐在一根火柴枝上跟着河水浮沉，享受着自以为是的人生。河水变得汹涌时，我抓紧一点，不断地说：「一切会过去。」河水平静时，我在水中嬉戏，也让几只跳蚤乘坐我的火柴枝——他们变成我的家人。我最喜欢满河是浮木，而有其它的跳蚤经过。我和他们一起笑谈歌唱，有时我长时间地留他们在一起，有时我们彼此欢乐过久「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目的地。但我并没有忘记；因为我从没有目的地，我也不在乎要有。

    当我的小独木舟遇到恶劣的天气时，我把小跳蚤救起，让它们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小跳蚤看着我挣扎漂浮着。一天，我撞上冰山，我的船沉下。不错，我可以游泳。友善的跳蚤尽力要救我的火柴枝，但完全没有希望。我看到这情形，设法爬上一个小岛(那就是监狱)，这并不是个荒岛，而是所有被打击的跳蚤聚集之处。上星期，我见到一只特别的跳蚤(指的是我)，一个没有被打沉的海员，他的工作是在河上巡查，停在所有的小岛上，帮助所有被打击的跳蚤，供给工具、补给品，但最大的帮助是忠告。

    这海军元帅向我走来，说：「你这跳蚤长得真帅!」这句阿谀的话正合我心。我如今全听他说的一切，我的心告诉我，其实不止如此，这领航员有一百万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他要告诉我们在约旦河上游有一个地方……据说大老板就住在那里，是个美丽的处所，他来者不拒。老板说希望你多带朋友来——他认为「人越多越妙」。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住在那里，他们有许多房间，我留心细听，不想漏去任何有关的消息。他说的那条河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是你利用它到那大老板住所的工具。我学到人生不是任意地随波逐流，于是我回头走，向前，向后，我的船需要更多必需品，我要努力，我要在河上赶上你，和你相遇。

      在另一个监狱里，囚犯在办告解前到来稍作倾谈。他们的开场白总是：「某某名，某某号，判狱……年，谋杀。」除非他们自己说出来，我从来不问他们的罪名。然而这人对我说：「我在这里，因为我是个笨蛋。」我请他解释，他说：「我四次被判了罪就成了终身监禁。我偷了一套西服；一部汽车；伪造支票：一次非暴力打劫，于是终生在这里了。」我问：「你在牢里多少年了?」「二十六年。」

    之后，我写信给州长：「文件不会改变，但人却会改变。在文件上，这人就是二十六年前的那个人，但其实他再也不是文件上所记载的那个人了。」我请他考虑假释这人。一晚，我接到朋友的电话，他说：「我出狱了。」我说：「尼克，你在狱里做什么?」「我是个厨子。」「你可以来为我烧饭吗?」他带了一本法国食谱书到来，里面有足够我们两人一生享用的食谱。

    又在另一个监狱，退省后离去时，大家送我到闸口，我刚巧带着我的小圆帽在口袋里，便把它送给最靠近我的一个人，他问：「是给我的吗?」他哭着走回囚室，两个月后，我收到一幅画，画的是囚室的栏竿，伸出栏竿外的是两只强壮而结了茧的手，拿着紫色的小圆帽。

    囚犯们都寄来圣诞卡，又在一张很大的圣诞卡上，签上了各人的名字。卡片上题着：「这些囚犯的手」，里面有一首小诗：

你以美妙的言词紧抓着我们的灵魂，

你以真心的喜悦塑造它们。

我们的心神像天使之翼般高飞，

冲向高天，

你以细致的荣誉包裹我们，

那是我们从不认识的。

你将时常在我们身边，

我们永不再独行。

    为这些人主持退省及神操是容易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十分良善，这正是进入天主之国的条件。他可能认为自己是囚徒，其实他们中有不少圣人，或者有成为圣人的潜质。难怪吾主耶稣说：「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会成为最后的」 (玛十九30)。

伯多禄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

    我在圣保禄修院当修生的时候，每天下午大约五点三十分，神师给我们讲道。这一天，我像往常一般留心听讲，突然间，我不再听下去了，我的心好像被一道灵光充满。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我不知道这种经验维持了多久，一种灵魂的光照充满我的心，带给我坚定的信仰，惊人的信念。<信经>中以及一切「我信」是那样的肯定，不只是理智上的认同：一时间我被绝对而不可驳辩的信德所占有。因为有了这经验，我一生中从未对信仰有任何疑惑。我所信的不单围绕在<信经>中，也在圣教会内，进而把教会在教宗身上人格化了，他是教会的元首，是基督的代表。

    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当教宗碧岳十世准许儿童初领圣体，家里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对教宗的明智热烈讨论，当时有一位来访的亲戚站在反对教宗的立场。我对他的言论感到震惊，少智慧的他，竟反对一位充满智慧的、圣善的最高元首!在我一生中，任何针对教会的攻击就好像攻击我母亲一样。知道一个被祝圣的神父或修女毁了他们的圣愿，总会使我十分伤心。

    在传信会服务多年，一位中国神父的讲道词深深打动我的心。1951年6月2曰，董世祉神父被无神党命令背弃信仰。他的回答是：「一个在天主教圣统制以外的运动要我们攻击教宗，基督的代表……亲爱的各位，我只有一个灵魂，我不能把它分割成两份；但我有一个可以分割的身体。对我来说，最好是把灵魂完整地献给天主和教会,把身体给国家。既然我不能改善冲突，我相信没有什么比把我的灵魂交给一方，把身体交给另一方更好的办法了。希望这样可以促进中国和教会之间的了解。」

    我一生中特有的荣幸是得到几位教宗的私人亲见。第一次是我在鲁汶大学作研究生时。那时在位的是碧岳十一世，他曾是米兰图书馆馆长，十分喜好书籍，接见期间，他问了我不少有关大学研究的问题。转到伦理题目上，他问我可读过塔帕拉里，我答说：「圣父，我没有读过。」他说：「什么?你从未读塔帕拉里?」他握着我的手说：「我要你答应我，你回去后，到书店买这两大卷书，并小心读它的每一行。」后来，我买了那书的两册拉丁文版本，从头到尾读了它。

    我认识他的继承人，教宗碧岳十二世，是在他被选为教宗之前。那时他是巴齐里枢机，我曾和他一起吃饭;在他出任教廷国务卿时，和他在办公室相谈了一个多小时，话题是纳粹主义，他大大加以谴责。他以枢机身分访问美国，我们见过面;在罗马另一个场合中，曾和他共膳，当中有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比里地公爵夫人。他被选为教宗之后，每年总会私人接见我一次。除了有两次，他拒绝接见在罗马开全球传信部大会的任何国家总主任。问题解决后，又恢复了会见。

    每年，我会和他讨论我来年广播的题材。一次在接见中，这位出身贵族的元首在桌前站起来，而一直坐在他身旁的我也自然跟着站起来。他摊开亲手写的字条，对着我读出来，我被这种不寻常的举动吓呆了。不单是文字的内容，称谓更是使得我手足无措。谦逊不容许我透露他所谈的内容，例如「时代的先知」及「在天堂上有高位」等等。固然，他所说的话不是一点都没错，但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最不寻常的接见是，一晚我和一些神父兄弟在罗马伯里尼饭店吃晚饭。大约晚上九时三十分左右，传来电话：「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想接见你。」起初我以为是开玩笑，但心想只要到了梵蒂冈便可以知道真相。到了梵蒂冈，我被带引到他跟前时，他说：「我希望没有在这时刻打扰你，我只想给你一件礼物。」他赠我一枚用黄宝石做成的主教权戒及一个胸前十字架，说：「现在，把它们都放在你的衣袋里，我不想其他主教妒嫉。]

    又一次,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邀请我和他及十二位传教区主教在圣伯铎大殿共祭，参与祝圣主教的仪式，这仪式长达三小时。结束时，每一位新祝圣的主教在祭台上跪下三次，然后上前拥抱教宗，并在他的脸颊上左、右各亲一次：「祝您万寿无疆。」到最后一位主教时，教宗对他说：「请你只亲吻一边面颊就够，我倦了。」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位期间，我每年都有一次觐见的机会。第一次晋见时,他问我曾否听过马利喜有关他的预言。马利喜是中世纪的隐修士，是圣伯纳定的朋友，他曾以隐晦的言语预言直至历史终结之日，每一位教宗的出现，最后的一位是伯铎二世。我答道：「Past。retNauta(牧者与水手)」，「这就是我在威尼斯的缘故。」他继续说：「一位『牧者』，或者是教区的元首；一个『水手』，因为威尼斯有的是水道。因为你知道这事，我要送你一件特别的小礼物——不是珍贵的，如果你不喜欢，可以不接受。」他给了我一艘小小的银质威尼斯平底船。

    第二年觐见时，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从他的桌边走来，拉了两把椅子在一起，一齐坐下，他首先讲话：「我要告诉你我是怎样被选为教宗的。」大家都知道，教宗选举的内容是秘密的，可是他对我说出投票经过，每一候选人所得票数，以及他们是谁。我一面听着，一面暗忖：「这是十分有趣的数据，全世界的人都会想要知道。」可是结束时他说：「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要你答应终身守秘密。」

     又一次觐见时，他要我去意大利北部他的家乡见见他的兄弟和亲戚。他不但通知家人欢迎我，还要全城的人都来欢迎。就在这一次觐见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谈到教会受到的考验，并带着回忆说：「你受了许多苦，这将使你在天堂上得高位。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吗7「我说：「除了要承行天主意旨外，我没有什么想要的了。」他答道：「这样事情简单多了。」

    我的书房中挂着一张照片，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我一起站在一个大大的地球仪旁边。当我指着某一传教国家时，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怀兴趣。我当时说：「圣父是世界所有传教士的总司令，为什么不发展一套教廷派遣传教士方案，与其任由每一修道团体选择他们的传教站及应派遣的人数，为什么不由圣座动员二、三千传教士，到一个特定的、看来最愿意接受圣宠的地区?」他问我可有对传信部的亚加哲尼瑞安枢机提到这事，我说有，他说：「我会亲自和他谈这事。」好教宗若望并没有活到实行这理念的日子。

    另一回，他笑说：「我是梵蒂冈的囚徒，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事。我想带你到楼上我的房间去。现在，让我们偷偷地进入这小小的走廊吧!」当他打开门时，看见一个守卫，他大笑着说：「看!我不是说我是梵蒂冈的囚徒吗?」守卫领我们到一座直达他房间的电梯。他教我看看他的书桌，桌上面放了一张照片和他所写的书。一面说：「今天早上五点我为你在照片上签了名，还有这些书。来!让我们到小圣堂去。」他的房间简朴得让我感到意外。祈祷一会儿后，他感叹地说：「我在这小圣堂内得到要开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灵感。我很清楚，若我告诉枢机们，他们会说：『啊!你太老了，不能主持大公会议吧?』或者会说：『教会中冲突太多』。因此我对秘书加普维拉蒙席说，让我们走出这里，到城墙外的圣保禄圣堂去宣布，这一来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了。」我们回到楼下办公室时，他找来了摄影师：「来!我们来拍张照片，这也许会令教会中人妒嫉，但会很有趣。」

    他的继任人是前任国务卿蒙天尼枢机，即教宗保禄六世。他承接继续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责任。我蒙天主的恩惠，仍旧可以每年觐见教宗一次，对他效忠。在一次觐见中，教宗保禄六世一再提到痛苦的题目，引用了圣保禄《致哥罗森人书》一段话：「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 (哥一24)。他说天主之国只可藉磨难而得，他拿了一张纸，写下拉丁文n。l。 sine cruce crucifixum(我不期望没有十字架的苦难)，之后他把纸条扔到废纸箱里，我问圣父可否把它捡回来保存。如今，我把它表好,放在镜框里，挂在床头，以纪念那次的会面。

    另一年，我观察到教宗保禄六世被称为「保禄」，是名副其实的，因为他和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教宗说：「不错，每晚半夜，我展读当天的信件，几乎每一封信都有一根茨在里面。当我枕在枕上时，觉得好像枕在茨冠上。」他又继续：「我不能形容我为教会而受苦是多大的喜乐。那天，我接见来自南斯拉夫来的客人，其中一位神父曾被无神党拘捕、遭受拷打折磨了二十多年。他满心惊叹竟能获释、重获自由并得到教宗接见，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从他的脸上看到天堂般的喜乐，因为他在受了极端折磨之后，仍能够站在没有背弃的基督的代表面前。」

    另一年，获得觐见的许可，我坐在十分靠近圣父私人办公室的外室。在这段大约十五分钟的等待时间内，我匆匆地回顾我一生的岁月，我问自己：「我有没有尽我可能真正地为教会服务?我有没有善用天主给我的一切天分?我有没有做到吾主要祂的主教所做的——把火投到世界上?」  (路十二49)我得到消极的答案——我做得不够多。这时门打开了，我被领到教宗面前。我说：「圣父，我刚发现最后审判将是多么容易。」「啊!告诉我是什么一回事?」他说，「我想知道。」我说：「当我在外面等候觐见时，得到结论是我爱教会爱得不够。如今站在圣父面前，我见到不可见的奥体教会的元首，我对人格化了的教会元首效忠时，我看到我是多么爱我的教会。」他说：「是的，对那尽力爱天主的人，最后审判将是容易的。」

    正如之前所提过的，在即将退休前几个月我到罗马，向教宗保禄六世呈递辞呈。我一进入他的办公室就让他知道来意，他没有说话，只谈其它问题。约十分钟后，我又提到辞职的事：「圣父，我已上呈请辞罗彻斯特主教的职位，您是不是乐意接受呢?」我们又谈了几分钟别的问题，但他仍不给我答复。我知道接见的时间已经到了，于是说：「圣父，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您可以宽仁地接受我辞去罗彻斯特主教的职位吗?因为我已到达主教执行职务的年限了。」他问：「你想在哪一天退休?」我说：「9月20曰，那是我晋铎的日子。」他在纸上写着：「9月20曰?」我问：「圣父，您为什么写了个问号?」他说：「可能不是那个日子，但大抵在那天左右，我会接受你的辞呈。」大约一个月之后，我接到圣父的来信，纪念我被祝圣为主教二十五周年：

致可敬的兄弟

富尔顿·若望·施恩

纽波特总主教

    可敬的兄弟，我们以欣悦的心拥抱你，视你一生多方面的服务为最高的荣誉。我在此刻进一步表达对你最甘饴的喜乐，愿藉这远道来的函札与你详谈。在天主和教会面前，一心一意地按你的意愿，和谐地配合仁慈的救主所注定的美善和赏赐。你最亲爱的、特别恭敬的圣体圣事内的吾主耶稣亲自通过你的牧职所倾注与人的圣宠，是无与伦比的。你以教导、著作、演讲去光荣上主。

    还有，我们尚未提及那因你以作家领导者、宣讲者的身分,使千千万万灵魂得以更深入的认识救世主基督，或赞美、注视祂在世的教会，并且更热切地爱神圣及人世的真理。我们也知道，在那庞大的人群中，有些是你明显地帮助过、教导过、影响过的。因此，让我们以感激、诚挚之心，在你祝圣为主教的周年纪念曰，向你致敬。

    自你在罗马圣城，宗徒的墓旁领受神职、被立为主教以及一切品位及尊严，二十五年迅即过去。然而6月11曰那天，不是你宗徒工作显赫功业的开始或终结，而是在你三十二年铎职上加上功勋的冠冕，并发出新的动力，继续不断开展新而独特的工作。为耶稣基督，为祂的教会，并为渴求救赎及天上光照的灵魂服务。

    你把自己完全献给天主，在你本国中推广传教工作，勤恳地指导传信会，你成功地教授神学、哲学的真理，之后，出于天主意旨，被任命为主教，以宣道和著作强化牧职，广泛传播天主福音的知识有助于拯救人灵，并加增圣教会的光荣。阅读你的著作、倾听你的广播、观看你的节目的人实在难以胜数。

    在纪念你主教神品银禧之际，所有这些资历与成就摆在我眼前，为此，可敬的弟兄，为了这一切，我们为你献上衷心的赞美，并为你一切辉煌的工作而尊崇你，祝贺你。我们充满喜乐，衷心感谢天主，因为年龄与健康都不能妨碍你经常喜乐的精神与牧民的热忱，完全献身与优美的态度。甚至现在，你都引领不少人走向基督和教会，尤其是你给神父们的神修劝谕与协助，你对广大群众已播下福音真理的种子。

    我们恳求至圣救世者加增及坚固你有成效的工作，并使你因坚强信德得到安慰和喜乐。最后，当祂愿意时,使你在天堂上享见祂的圣容。愿这封信表达我们对你弟兄情谊般的感激。可敬的弟兄，我们在你八十大寿之曰，以无限慈爱，给你宗座遐福。

    发自梵蒂冈

    1976年5月8曰

    在任第十三年

    保禄六世

    我没有见到教宗若望保禄一世，因为他的来到，好像只为用微笑道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到纽约时，我有幸能见到他，在他现身国家电视台时作旁述，就像当年教宗保禄六世访问纽约时一样。

    我晋铎六十周年纪念时，接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一封信，使我感到无限荣幸：

致可敬的兄弟

富尔顿·若望·施恩

纽波特总主教

     在你进入吾主稣基督所立的铎品六十周年之曰，我与阁下一同感谢天主。

    天主召你以特殊的方式去宣布祂强而有力的圣言。你以最大的热忱接纳了这召叫，并以你多方面天赋的才能去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在你这六十年铎职服务中，天主藉你抚触了我们这世代千万的男女。他们在广播中听到你，在电视上看到你，从无数的文字中获益，并参与你主持的神修退省，我要与圣保禄宗徒一起说：「我一想起你们，就感谢我的天主；我每次祈祷，总怀着喜悦为你们众位祈祷，因为你们从最初的一天，直到现在，就协助了宣传福音的工作」(斐一3-5)。

    基督内至爱的兄弟，我们「专务祈祷，并为真道服役」(宗六4)。那是基督在特殊方式下托付给门徒和祂的继承者的工作；请你为我，身为教会普世牧者的牧民工作成功祈祷。而我也会为你祈祷，祈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你深切的平安，并将你放在祂的圣爱之中。

    我把你托付给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主之母及司铎之母。以弟兄的情谊予你宗座遐福。

    梵蒂冈

    1979年l0月11曰

    若望保禄二世

我的回信如下：

东70山街500号

纽约市

11/26/1979

至圣圣父：

您在圣博第座堂赐我祝贺，又我在晋铎六十周年纪念日赐我以优美的函札。若不是上主赐我新的力量，我早已唱出（西默盎的赞歌）。

感谢天主，我仍蒙福如圣咏所言：「虽已年老，仍然结果，枝叶繁盛。依然绿茂」（咏九二15）。

我俯首谦下感谢圣座赞同史向世界宣道的工作，一如圣奥斯定所说：「除非先成为一位忠实的渔夫，否则不会有一个谦虚的演讲者。」

至于为圣父祈祷？我本是我常做的事，我为基督的代表祈祷，身处这五百年一次的打击，教会危机的第四周期，我为圣父祈祷，就如为圣国瑞一世，圣国瑞七世，碧岳五世祈祷。这们这时代就像诗人史洛华奇所说的：「一位斯拉夫教宗将要清洁教会，把内外打扫的干干净净。」

每天晚上，静寂给我一种景观，我在圣体内的吾主面前，为我们的首牧，世界的道德权威而祈祷。

我的心为圣父您而流血，因为您像圣伯铎一样叩我们的心门，而我们之中有人像洛德一样，听到您的声音，但不让您进入我们的心房。

    另一方面，在基督代表身上，充注了对上主所说的：「瞧!全世界都跟他去了」(若十二l9)。

    我希望我仍年轻，去享受即将降临的祝福，正如诗人所说：

抬头聆听

黑暗中有什么声音？

祂的脚步近了，

在水中，

我以祈祷般的感恩，感谢您的祝福!

您基督内的臣仆

富尔顿·若望·施恩

                 纽波特总主教致至圣圣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我相信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要成为历史上伟大的教宗之一。从基督圣教的历史可以看出，似乎大约每五百年，教会有一次危机，第一个五百年周期是罗马帝国灭亡，天主显扬了教宗圣国瑞一世，他曾是罗马参议员，后来成了本笃会会士，致力于使末开化的人归化，并为欧洲基督化铺路。第二个五百年周期大约是公元一千年左右，出现了东方裂教及教会圣善衰落时期，三大邪恶充斥——教士结婚、神职买卖以及王侯任命主教。天主显扬原属本笃会会士的教宗国瑞七世，解救危机，抗拒内在反对势力，为伟大的中世纪文化铺平道路。

    第三个周期的五百年出现了集体败坏。教士曰渐腐败，修女世俗化，大家都承认必须改革。有些人从事信仰的改革，但信仰一点都没有错误，错误的是行为。伟大的道明会会士教宗碧岳五世，召开特利腾大公会议改革弊端，又创设普世传教活动挽救教会的危机。现在我们是第四个五百年周期，二十一年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环球核子毁灭的恐惧。这期间，天主给了我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那是古往今来，历史上从没有人做到的。

    要究其原因，我相信必须从二十世纪的特质去看，就是神秘主义——不是根植于天主的真实神秘默观主义，而是伪神秘主义。查理士说：「虚假的神秘主义在政治中结束。」我们这世代的人看到「红色」神秘主义兴起，亦即无神主义的阶级和党派；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黑色」神秘主义；纳粹主义下的种族「棕色」神秘主义。世界其它地方虚假的神秘主义像毒蛇从蜷伏中走出来，窒息了言论自由，以暗杀压制异议分子。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走进这带着政治气氛虚假的神秘主义的世界中，他有着不合政治的神秘意味。他没有军队，没有公共关系指导人，没有宣传工具，他来自世界最小的国家，他所宣讲的神秘主义是人类自由。而自由的意思不是为所欲为的权利，否则，只有强者才有自由了；也不是走向极权主义的相反极端，而去界定自由就是做你必须要做的事，否则，只有党才有自由了。他所宣讲的自由是去做你应做的事。「应该做的」意味着有一个目标，生活的目标与意义。他的神秘精神肯定生命的神圣性质，具有按照良心的光照去崇拜天主的权利，以及对人权的承担，近似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写的：「我们所有的自由和权利来自我们的造物主。」

    这不带政治气氛的神秘气氛对美国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政治不带神秘气氛，我们分裂成党派、群体、集团，从原子分裂变成为分子。每个人都想敲出自己的音符，成了不想高唱爱国与团结的人。我们的手是满的，但心却是空的。我们的精神饥渴，但世界大部分人是肉体饥渴。我们像一群没有牧人的羊，突然看到一个身穿白衣者的神修价值。对于找到途径的人而言，他是信仰与道德的向导；而对迷路的人，他则是希望的烽火。

    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位名叫史洛华奇的波兰诗人写了以下的预言：

天主为一位斯拉夫教宗预备了宝座，

他要打扫所有圣堂，使里面干干净净

天主将被显露，清明如白日，

在创造的世界里。

    1972年，一位波兰妇女在九十二高龄时，认识了年轻的司铎华提理。她去世时的遗物中，一本经书上记着上述诗人的预言，她在诗句的下面写着：「这教宗就是卡罗尔」。

    在我一生中，我看到教廷从闭锁自己的地方，渐渐地走到外面的世界。可以用我一生中看到每一位教宗加冕的地点及所用的词汇来形容。如果你记得圣伯多禄大殿的内部，就可看出它和世界曰渐成长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教宗本笃十五世是在圣伯多禄大殿的圣母祭前加冕的。教宗碧岳十一世推前了大约一百呎，在座堂大顶下主祭前加冕。教宗碧岳十二世在加冕后步下圣伯多禄大殿的中央走道，上小梯，到露台去，这象征走进世界。他虽未立即进入，但教廷已前推进，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不单踏出露台，更像伯里尼圆柱回廊一般，向群众伸开双手，邀请全世界来到他跟前。

    教宗保禄六世在圣伯多禄大殿外的大广场上举行加冕弥撒。教宗若望保禄一世也是这样，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不单步出圣伯多禄大殿，不单在世界的面前加冕，在礼仪中，以几种不同的语言讲道；更开始投身世界，他访问波兰、墨西哥、爱尔兰、美国，从没有停下。

    当我说最近的几位教宗寻求缩短他「进入世界」各国的鸿沟时，立刻见到混乱。圣经中，「世界」一词有两个意义。首先，它表示宇宙及通过人类而生的发展，它是美好的，而「天主看到它是好的」创一)。但世界也有另一意义，那就是「唯我独尊的精神」，追求人肉体上的快乐多于心灵上的喜乐，被骄傲、肉欲、贪婪支配人性人格，这样的「世界」可以简括地说为「我管我自己的事就好了」「我是我自己的主宰」。吾主耶稣就这样警告门徒：「我从世界中选了你们，为此，世界才恨你们」(若十五19)。

  　　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召开后不久，神长们准备了一项精采的文《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的地位》。因为有些人将人类在这世界的发展及教会的兴趣转向世俗主义，后果是神修生活衰落、宗教生活崩溃和圣召丧失。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天主之国「入世而不囿于世」之间的均衡。由于「世俗」的意义是混乱的，人很容易陷入真理之路两边的深谷中，产生心理病和精神病。心理疾病者相信二加二等于五；精神疾病者相信二加二等于四，但他觉得懊恼，精神疾病坚持真实而忘记了理想。在圣经中，教会象征被打击即流出活水的盘石。盘石永久常存的，水代表的是动力与改变。心理疾病者坚守盘石而忘记了活水，精神疾病者在水中游泳而忘记了盘石。心理疾病者想着河床，精神疾病者志在流水。心理疾病者在世俗中与教会疏离，精神疾病者将世界和教会当作一体。对心理疾病者来说，宗教是膜拜：对精神疾病者来说，宗教是行动。

    哥德的魔鬼开始翻译《若望福音》：「在起初已有圣言」时，犹豫了一会儿，因为他不接纳天主圣言的重要地位，于是他写道：「起初是行动」。我相信，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正在弥补这个天主原想保持密合的裂痕。

    和多位教宗的密切关系在我生命中达到顶点，这是我在修院时已有的信仰经验。我对基督的在世代表怀着极大的尊崇，我视他们为基督妙身在世上可见的元首。看到圣教会集体的智慧被摇晃的小蜡烛所轻蔑使我伤心。苦修者的克己、殉道者的英勇、一大堆教宗的圣善(除了少数人外)，使我激动，也使我羞愧。我看到他们对圣经、传统和训导权是何等尊重。对我来说，是另一种三位一体，借着它，天主圣言降生在我们身上；而我体认到，不单是偕同教会，也是在教会内，这是何等的喜乐!吾主耶稣对伯多禄说：「西满，若望的儿子，喂养我的羊。」祂没有说：「喂养你的羊。」我们时刻都是基督的羊，至于被喂养的我，一直都是被伯多禄的精神和每一位基督代表的精神完善地照顾着。

    一个神父如果没有接触到人灵，他就没有接触到现实。吾主耶稣把灵魂看得比世界更为重要，他说：「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或「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  (玛十五26)圣雅各布伯向我们保证：「你们中谁若迷失了真理，而有人引他回头，该知道，那引罪人从迷途回头的人，必救自己灵魂免于死亡，并遮盖了许多罪过」  (雅五19-20)。

    可是讲到劝人皈化和救赎灵魂的主题，我觉得十分困难，因为很容易以为是我们达成皈依的结果。事实上，我们最多只能说是天主的工具罢了。正如前人说过，天主可以用曲线画出直线。教宗碧岳十二世一次问我：「你一生中，劝化了多少人?」我答道：「圣父，我从没有数过，我会害怕若我计算时，会误以为是我促成他们而不是天主。」

   「皈依」一词在希腊文是Metan。ia「意思是从原来面对的方向完全掉转回头来走。一次，我在哈林和一群吸毒的人谈话时，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假如我拿一个球向前抛，让它滚到这大堂的中间，如果没有特别的阻力，它大抵会走成直线。如果它受到一些外在势力它会转向。当我们向自私、欲情、骄傲屈服，生活在自私、欲情、骄傲中，这种生活方式往往会继续下去，除非有一些更超越的力量从外面来千涉，才会转向，这种力量是「圣宠」「它让我们认识一些我们以前不认识的事。

    一个人可能生活在三个层次之中任一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感性的，此中，一个人只顾虑肉身和它的快乐。人也可以生活在更高的第二层次之中，这就是理性的层次，他追寻更好的外教徒生活，热心地培养自然的德行。在理智启示下，他可以容忍、帮助有需要的人，及对社区事务作出贡献；但他不肯相信有一种「智识」，是高于他所有的；有一种「力量」是超乎他所经验过的。要邀请一个在第二层理性生活的人去生活在第三层次，往往招来所谓超自然界的讥讽。批评它的人承认横向的演化过程，直至人被造为止，可是他们拒绝跨越到第三层次去，有时甚至否认有这种可能。一只蝌蚪对另一只蝌蚪说：「我要把头伸出水面，看看世界其余的地方到底是怎样的。」另一只蝌蚪说：「不要这么笨。不要告诉我除了水之外，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

    皈依是无法把浮现的潜意识和意识拉上关系的一种经验。它是天主的恩赐，是一种新的「力量」，是圣神透入了灵魂内里，是整个人转移到基督身上。若回忆我一生中一些皈依的例子，我不觉得自己有任何光荣，因为我不能以我的影响力去使任何人变成基督徒，正如我无法把一些木屑做成一个六岁的美丽小女孩一样。然而，我感谢上主利用我将人带到祂面前。我常常都怀着深深的热情去帮助他人寻得信仰。

    我在华盛顿特区工作时，几乎每个周末都到纽约去教望教友要理，主曰不是在保禄会圣堂就是在圣博第座堂讲道。由于我那时在国家广播电台宣道，很多人来信请求我讲授要理。这些要理班起先在座堂的神父办公处，或在座堂学校内举行，之后都在一个小礼堂里。大学里，教授和同事都在警告我，说我在缩短自己的生命，许多人都预料我活不到四十五岁。假期中，我对全国的讲道约会来者不拒。曾经，我一连七个晚上睡在火车的卧铺里。我可以承认，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怀疑人是不是按天主的肖像造成的时刻——设想一个人在火车卧铺上层更衣时，怎能和天主相似!

    在这段时曰里，我每年主持两个慕道班(一在纽约市，一在华盛顿)。参加人数大约五十至一百人，他们曰后成为基督妙身的一份子。对团体或个人的讲道通常是二十至二十五个小时。讲道一路发展时可以看到很大的改变，第一次集会时，大家都设法占据最佳的坐位，不愿被他人占去。讲到基督时，立刻产生很大的变化，互相让位，帮助别人穿大衣，接受团体中每一个人，大家集中在同一目标上：和基督相遇。

    这里我只举出几个例子，我得提醒各位，除了我记忆所及的一些人，像：家庭主妇、空中小姐、牧师、乞丐、商人、店员、酒徒、大学生之外，还有数以百计其它人。但是少数的例子足够说明下列三点：

    第一，许多人在寻找天主而不自知。就像纽曼枢机说的：「我知道天主教会是真正的教会，但我不知道我知道。」巴斯噶在札记上写道：「安慰你自己，若你没有发现我，你不会寻找我。」

    第二，有些人可以承认天主的存在，但祂是在他们生命的范围之外。就如伏尔泰谈到天主：「我们点首为礼，但我们从不交谈。」虽然一个皈依者的最后阶段可以形容为盛开的玫瑰。但绝不要忘记，那解释〈信经>和十诫的人，不过就是一个拿着犁钿和铲子的园丁。

    第三，那接受光照的人时常经验到一种悔愧之感，或是发现以前过的生活在天主眼中都是不大正当的。记得德尔图良说：「悔恨是由憎厌以往一些作为所生的激情。」基督不单具有使人皈依悔恨的力量，也是赦罪的力量。我从未听说皈依的人没说过两件事：「我是个罪人」及「我已被赦免」。

    以下是投向基督怀抱者的见证：

    贝拉·铎德是无神党律师，对纽约市的工会有相当影响力。一天，她在华盛顿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罗得岛的参议员麦格拉夫请她见我一次。她问：「他能给我什么?」参议员答道：「他在天主教大学教一门有关无神党的课。那就是说，他熟悉马克思和列宁哲学。」参议员问她是否怕见我，她接受了这个挑战，给我电话，说要来看我。

  　我们在我住所外厅的一个小房间会面，寒喧了一会。之后，我说：「铎德博士，你看来不快乐。」她说：「你为什么这样说?」我说：「哦!我们神父在某方面来说，有点像医生，以察颜观色为病人断症。」当话题进入死胡同时，我建议她到小圣堂祈祷一会。我们跪下来，静寂中，她开始啜泣，她已被圣宠所感动。后来我给她讲要理把她迎入教会，由于她熟悉马克思主义，她开始在得克萨斯州的大学教法律，之后任教于纽约布鲁克林的圣若望大学。

    我还是个年轻的神父，在华盛顿大学当学生的时候，遇到第一个皈依的人，说明了灵魂内有着无比的神圣光照，并不是宣道的人努力而成的收获。我到天主教大学研究院时，我的一位姑母要求我去拜访她一位病重的亲戚。她结了婚，相当年轻，有两个小孩。姑母警告我，那亲戚对天主教并没有好感。我敲门自我介绍时，她向我的脸上唾了一口，要我立刻离开。那是9月时分，每天早上弥撒中，我求天主给她皈依的圣宠。

    来年2月问，我接到她的电话，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我不知道。我昨天见医生，他说我只有两星期寿命，我挂心两个孩子，不知谁会照顾他们。」我告诉她，她不会在两星期后死去，又告诉她我每天为她的皈依祈祷。我说：「我相信，天主在惊吓你，好使你进入祂的教会。」第二天，我开始向她讲解有关教会的一切，5月时给她付洗，此后继续和她接触了好几年。

    我也记得在法国接触的第一个回归天主的人，那是我在欧洲深造两年后的事，为了准备秋天入鲁汶大学，我夏天在巴黎大学度过，好能多练习听法文。我住进拉丁区一个法国人办的宿舍。大约有五、六个住客，大部分是美国人。一星期后，管理宿舍的薛杜伦太太敲门，用法语说了一些话。我不明白她说什么，于是打电话给两位同样住在那里、来自波士顿的教师，求他们传译。原来薛杜伦太太说：她是领了洗的，在教会内结婚，但婚后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丈夫离弃了她，他们所生的一个女儿做了妓女。她又说，宿舍闹经济问题，使她觉得没有生存的意义。之后，她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小瓶，说：「这是毒药，我打算吞了它，了此残生，你可以为我做点什么吗?」通过传译，我说：「太太，若你立意要吞下那些东西，我无法阻止你，但可否请你延迟九天后才自杀?」

    于是，我到圣母院的圣心堂去作九日敬礼，跪在耶稣圣心像前，恳求说：「主!若祢真的爱人的灵魂——而祢也实在真爱人的，请祢救救这灵魂吧!」九日敬礼期中，我每天晚上，左手拿着字典，右手在找寻适当的字句，结结巴巴地读着一些基督真理的字句，可是，我知道以我这些蹩脚法语，实在无法打动她的心，使她得回信德。我想，只有藉告解圣事才能使她回心转意，如果她能谦下自己，办个告解，好天主自会给她圣宠。

    九日敬礼结束前两天，我带她去圣若瑟堂，请其中一位懂法语的爱尔兰神父听她的告解，可是她没有得回信仰的恩宠。同时，我问宿舍中另一女仆，她离开圣事多久?并请她在我的九日敬礼最后一天陪那位太太去办告解。九曰敬礼结束之前一天，她得到信德的恩宠，第二天，我给她送圣礼，那名法国女佣也领了圣礼。

    那年秋天，我回到鲁汶大学。她写信来告诉我，女儿病得很重，她情愿牺牲一切，只要女儿能保住性命。我提议她为女儿作奉献，说这也许可以使女儿痊愈，又可使她与丈夫和解。果然，她那多年没有音讯的丈夫来探望女儿，夫妇二人在女儿病床前和好，女儿也告痊愈。最后，因为圣宠，丈夫回到教会。第二年夏天，在前往露德途中，我在Dax停留，有人载我到山上一座美丽的庄园去，在那里过了三天，享受薛杜伦夫妇热诚招待。我拜访村中的神父，问他薛氏一家可有遵守教规，他全不知故事的来龙去脉，但说：「他们是庇里牛斯山一带的天主教徒中最美妙的一家，能够终生保守信仰真是美哉!」

    佛烈兹·克赖斯勒(1875—1962著名奥地利小提琴作曲家，1943年入美籍，代表作《维也纳随想曲》)夫妇皈依的故事也十分动人。我接到一位陌生人的信，请我去东河探望她的叔父，他的妻子不久前跳楼自杀，她请我设法安慰她的叔父。东河沿岸曼哈顿区一带的公寓是每层两户的楼房，我来到要探访的入门前，那人不在，我问掌升降机的人谁住在另一户。他告诉我是克莱斯勒。

    我按钤，向主人夫妇自我介绍。我们谈了一会，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教理讲解。克赖斯勒先生是我一生见过最斯文高贵的人，我若引出一段旧约，他会用希伯来文读出来；如果引一段新约，他则用希腊文读出来。一天晚上，我们乘车出外，在车上，我问他：「佛烈兹明天晚上是你在《电话时刻)节目中演奏小提琴吗?」 「不错。」「你要练习吗?」「不!」  「你可要在演奏前练习吗?」「不!」这时克赖斯勒太太说：「我时常都觉得，如果佛烈兹肯练习一下，他可能是个伟大的小提琴家。」开始主持电视节目时，我请佛烈兹为我的节目作一首主题曲，他把大约四、五十首全未售权的乐曲给我，任我挑选，我选的是《维也纳进行曲》。我交还给他，说：「我喜欢这一首，可是我不能在舞台上操步，可否把它改成华尔兹的旋律?」他说：「没有可能。」我说：「佛烈兹，你可以改编任何曲子，请在钢琴试试吧!」「不!」他说，「不可以。」我一直恳求，他不得已，只好坐下来试弹了一个音节，说：「看!我告诉你，不可能就是不可能的。」这时克赖斯勒太太说：「今晚佛烈兹情绪不好，什么都不对劲。」于是牵着他的手，陪他走到长廊另一边的书房去，不多久，我听到我的主题曲的旋律以华尔兹旋律演奏出来，这就成了我的电视目目的主题曲。

    从他们加入教会开始，我们便成了极亲密的朋友。看到佛烈兹明年因交通意外而失明失聪，使我十分悲伤，不过他散发出的光辉像他的音乐一般优雅精致。我多年来每周探望他们，直至天主召他们从作战的教会到凯旋的教会。我深信佛烈兹的乐章也加入天堂赞美天主的交响乐中。   

    希活·布安是美国新闻界的显赫人物之一。他往往被形容为，像末铺好的床、或是「一个人的贫民窟」。一个主曰，我和奥斯勒走过纽约广场酒，在餐厅中，我们听到希活·奥斯勒说：「你有没有试过劝希活入教?」当我说没有时。他说：「试试看!」下一个周末，我从华盛顿来到纽约，打电话给希活说：「我希望能见见你。」他说：「有什么事?」「关于你的灵魂。」 「哪一天?」「星期六下午三点在五十九街的耐华露酒店。」希活解释说：「不错，我对天主教感兴趣是有原因的，我深信世界上唯一的权威是教宗圣父。此外，我到过墨西哥的瓜达露佩圣母圣地，被当地人对基督之母的崇敬深深感动，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在罪恶中死去。」

    我给希活讲解要理时，他总会说：「不要太详细，我不会活得太久，只要足够得到罪之赦免就好了。」他是第一个从史培尔曼总主教手中领受坚振的人，主教从波士顿到纽约。我领他入教会后一个月，我打电话给他说：「希活，你走了一千哩，来吧!让我服侍你。」他来了，办了告解，不久之后便过世。我在追思弥撒中讲道，说出了他要成为天主教徒的原因。无神党的《工人日报》首页以斗大的标题：「施恩蒙席泄漏了告解亭内的秘密」。其实那是希活最初见我时向我说的话。

    胡佛和史密斯是1928年总统选举的主要候选人。胡佛的肋选团由贺里士·曼主持。一些偏执的人警告美国人，若天主教徒当选，教宗会坐在白宫里。史密斯在俄克拉何马城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把一切归咎于贺里士·曼。这期间，我和史密斯友情甚笃，多年来每周主曰共进晚餐。选后不久，我拜访贺里士，提议为他讲教理。他说不能接受天主教的权威。因为他认为权威来自圣经。我告诉他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许多本书的结集。必须有人把它辑集，证明它来自默启。就像最高法院演绎宪法，教会保卫圣经。进一步说，教会在罗马帝国期间已建立，那是在任何一本新约圣经结集成之前。后来，贺里士夫妻都被迎入天主圆满之中。而史密斯在他初领圣体之曰，送电报向他们祝贺。贺里士告诉我，胡佛竞选时反对天主教的一切与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