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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台湾出版了我的回忆录《知足常乐》与足部治疗法的书《吴神父新足部健康法》。

事隔多年，我很惊讶在中国一些地区仍然有人对我有兴趣。但我了解的是，时间不但从许多方面证明了我对新足部健康法的认知与知识传授是真实而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我的信仰是真实而正确的。

因为有机会被邀请到全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国家传授这个健康法，我一次又一次愈发深刻地了解到这个健康法是天主赐给人，尤其是对于贫穷又无法负担相对庞大医疗费用的人们，是一份异乎寻常而重大的礼物。我们不得不信服伟大的造物主，他爱我们是如此的细心，竟然置人许许多多的反应区在我们身上每一个部位。为了让我们能够自我帮助，也在足部配置了完整的身体反应区，我们只要刺激相关的反应区，便可以帮助自己改善身体的不适。

当我们赤脚走路时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刺激身体内各个器官与内外分泌腺体的足部反应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强健了自己的身体。在我小时候〔我住在山上的农村里〕，整个夏天我和大部分的人一样都打着赤脚走路，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刺激足部反应区进行自我健康照护，那时几乎没有人在夏天生病；然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让“全面而整体”的反应区都获得刺激，而非只是“局部或一部分”而已，这是后来经过证实而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另一个重要观念必须澄清的是“身体承受的痛”，病痛通常不只是身体的问题。当我们承受了心理与意念上的压力或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时，“痛苦”随之而来。

在做足部治疗服务时，因为我们提供充裕的时间给求助者，大部分的人都能陈述自己不舒服的状况，治疗师也能倾听并因充分了解而提供相当的帮助。我们因而可以深切体会到眼前的世界里大部分的人最需要的是被关心、被接受与被了解，也就是“被真正的爱着”。我们因而回到主基督的跟前，学习从基督的眼里看、以基督的心感受并以基督的双手触摸来到眼前求救的人，触摸他心灵与身体上的“痛”。显而易见的，一位对主基督有坚强信仰的人，全心仰赖主基督的治疗师比起没有信仰的治疗师更容易帮助患者度过“痛苦”。

人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及主基督对人的爱，人唯有透过对主的

祈祷与圣事的祝福才能传递出来自天主的力量。

虽然我已渐年老，但在我心中依然存有三个心愿，这三个愿望就是：

1．这个美妙而效果强的新足部健康法能进入并属于全世界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学会使用这个健康法来帮助家人，维护整个家庭的健康。藉由这个方法，可以不断改善或增进家人间的亲情。最重要的是，这个健康法可以为家庭省下大笔医疗费来帮助国家。

“一家一人会，省下医疗费。”

2．新足部健康法需要被引进到每一个医疗院所。目前我很欣慰的是，中国地区有一些医院已经引进使用了这个健康法来协助病人康复。

3．希望每一个人学会使用新足部健康法，并便立成为一种日常的行为习惯，使这个健康法成为普世性的基本疗法。

这些年来，我也不断了解并学习，尝试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各样方法来帮助患者，最终深信这个新足部健康法是最简单易学、最容易操作、安全且有显著疗效的好方法。

有一些人无法享受到专业足部反应治疗人士的服务，因为付不起很贵的费用。但是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学到这个健康法的基本手法，并且可以马上应用到自己的家里并帮助家人；如果你愿意更进一步深入学习，或者希望能成为更专业的人士，我们也愿意协助你得到必要的训练。

我与郑英吉博士一起尝试并研究过许多其他方法，最终还是发现这个新足部健康法是既简单又有效的方法。我深切相信这个健康法是献给全世界与每一个家庭的一个深切祝福!

吴若石2009年10月

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夺去。

（玛25：29）

春天的瑞士仍然凛冽，熬过漫漫长冬的人们已经进入农忙，在瑞士之东的小村庄伯芮克，遥望奥地利与莱茵河，拥有绝美的景色，看着阿尔卑斯山在四季递嬗中变换风华，人们早已能从它不同的面貌中辨别时序。

早春，覆盖山顶的白雪初见消融的迹象，伯芮克村民好像从冬眠中苏醒一般，在四面环山、与海陌生的小村中，孩童忽远忽近的笑语如同海浪，冲击着希望的空气。在农场辛劳的村民心里很清楚，再过几个月，等最高的山融雪后，夏天就指日可待了。

最按捺不住的莫过于那群游戏中的小孩，他们也学会了抬头仰望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头，看看白帽子还有多大，心中有个模糊的日子：还有多久他们才可以褪去脚上的鞋子，尽情地玩乐。

蛰伏了一个冬天，有不少大人小孩病倒了，记忆中夏天很少人生病，没有人会将阳光的夏天和生病联想在一起，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可是在这个健康的季节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打着赤脚走路，一方面是家里能够节省下这笔开销，以便挪做他用；另外也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脚丫子和泥土、石头地做亲密的接触。经过一个冬天，突然打赤脚走路，一开始会不习惯，走在山路上仍有刺痛感，但没多久就适应了，因为接受天然的按摩，那舒服的感觉真叫人怀念。冬天的宝岛仍然暖和，东隅之珠的台东，拥有绝对辽阔的视野和马路，有些树应景地泛黄，爆竹花开得盛焰像有喜事一样，爬满了长滨天主堂的矮围墙。

几个小孩在天主堂的庭院玩耍、骑脚踏车，刚从午后小憩中醒来的我，一看到他们，忍不住亲切地以台语问候：“小朋友，你好!”

台东的景色类似四面环山的瑞士，但却多了澎湃的海浪声，对来自瑞士的我来说，初到台东时，不息的海浪声，声声都唤起我的乡愁，当初在语言学习上历经挫败时更是如此。

如今我能说得一口还算流利的台语和国语，当初单纯地仰望主耶稣，他那“只要信，不要怕”的温暖话语，使我的失败变成祝福。我常常在感恩中向主耶稣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带我到台东的长滨来。这里不只有山，还有海!”

星期天，是教友们上教堂望弥撒敬拜主的日子，一大早我就从长滨出发，前往“永福”这个原住民的村落。

“永福”这地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个“永远有福气”之处。在阿美族人的呵护之下，环境永远干净清新，建筑也是风格独具。在我眼中．这是台湾最美的一个地方。

寒流来袭的清晨，上教堂格外形成挑战，几个小朋友早在会堂边的小教室等候，接着是几个老人家陆续来到，有些拄着拐杖，有些步履蹒跚，一见到我都不约而同地笑咧了嘴说：“嗳和〔阿荚族打招呼语〕!”我也忙着用简单的阿美族语和他们交谈，然后请他们进入会堂等候弥撒开始。

阿美族语和英语，是我这几年努力下功夫学习的语言。学习英语是为了演讲之便，因为包括美国等几个国家，人们都渐渐发了“脚底按摩”这种自然保健法〔以后不断研究发展为“足部健康法”〕，所以常有机构团体邀请我前往演讲。

学习阿美族语，则是为了和这群我所爱的阿美族人沟通。对我而言，认同这群人是先从认同他们的语言开始。每当我在说话时提到：“我们阿美族人如何如何……”时，总会引来一旁阿美族人一阵窃笑，那笑中充满了温馨，也充满了我被接纳的喜悦。

五十岁开始学习阿美族语，这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到了五十岁，人的记忆力和学习力都已经慢慢在衰退，但我凭着天主所赐给我的信心，我还是不顾一切的勇往直前。

为了学习阿美族这种没有文字的语言，我自己研发制作了一种学习卡。上面有德文、英文和阿美族三种语言，互相对照背诵。只要一有空暇，我就拿出来复习，至今我仍保持一天最少花三个小时在语言学习上的习惯。

永福村的弥撒结束后，间隔不到两个小时，真柄村的弥撒又要开始了。不同于永福，这是一个较具规模的阿美族天主堂，有风琴伴奏圣诗，歌声同样悠扬，程序相去不远。

但在永福的弥撒仪式显得严谨肃穆，这里的弥撒则呈现自由属灵的气氛，甚至有些小朋友带来的狗，安静地卧在长椅底下等候。刚来此地时我会禁止孩子们带狗进入会堂，如今也不以为意了。毕竟那是他们的生活。

就这样，每个主日上午我都行程满满，下午虽是可以休息的时间。但却要准备晚上在长滨天主堂本堂的弥撒，本堂的教友们主要是说台语的台湾人。

这里的人需要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精神的依靠，在这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我与我的副本堂，除了分别带领七个村落的弥撒外，在周间还有查考圣经的聚会，以及不定期的探访教友，生活真的是“忙而不烦，累得畅快”。

这里的阿美族人，很多都在主耶稣的杖领竿扶下，靠着脚底按摩成家立业。对这些以脚底按摩维生的阿美族人来说，我不只是星期天着白色长袍、主持弥撒的“神父”而已，还要兼任“老师”；有些人曾经由我亲自为他们做过脚底按摩，在主耶稣的恩典里，身体因此康健，所以在他们心中，我也是“医生”。

老师、医生和神父，恰巧是我小时候对未来的前三志愿。可是因为家里穷，没有钱供应我念将来可以当医生和老师的学校。所以我就进了修院。我那时只想着：”以后当神父也不错啊!可以帮助人的身体，也可以帮助人的灵魂。”

青少年时我决志奉献自己给主耶稣，选了第三志愿作神父；但他听了我的祈祷，让我在多年后同时完成前二志愿，圆了老师与医生这两个我儿时的心愿。现在我不只是神父，也是医生和老师。就像圣经当中记载的一段故事：

有一个人要到外国去，临行之前把家业交给了三个仆人，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一个给一千。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着银子去做买卖，又赚了五千；领两千的也照样另外赚了两千，但那领一千的，却掘了一个洞，把银子埋了起来。

过了些时日，主人回来验收成果，那领五千的和领两千的都分别得到主人的赞赏，夸他们又良善又忠心，也由于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主人更是委以他们重任。

独独那个领一千的，因为对主人认识不深，而且没有善加运用主人交付他的，结果被主称作是又恶又懒的仆人，连手中原有的一千两银子也保不住，此人后悔莫及，但也只能在角落哀哭切齿了。

〔取材自[圣经·玛窦福音]第二十五章〕

回想这一路走来，不但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又有谁能够相信，当初那个离开母腹后差点无法活命、干瘪黝黑的欧洲小男孩，飘洋过海到地球另一端的台湾，成了家喻户晓的脚底按摩代言人?

主耶稣说：“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当初我若不顺服他的带领，现在我在瑞士，不是一个“老”老师，就是个快退休的医生，有可能这样一人“兼任”三职吗?他的恩典确实很奇妙，叫信靠他的人荣上加荣，恩上加恩。

万军的上主，若祢垂顾你婢女的痛苦，纪念我，不忘你的埤女，赐你婢女生一个男孩，我就将他一生献于上主，一辈子不给他剃头。

〔撒上1：11〕

“哇……哇……，

一个婴孩的哭声，微弱得消失在夜的宁静里。他的母亲看着这十瘦弱的孩子，心疼得眼泪直流。她把孩子紧紧地拥在怀中，企图将自已的体温传给这个发抖的小身躯，心里冀望自己的力量，能够使这个婴孩活下去。

1940年12月20日，我诞生在瑞士之东“伯芮克”这个山边的小村，一个天主教的农牧家庭中。我的父亲名叫费迪南，母亲叫克拉拉。父母为我起名叫约瑟，我是家中第二个孩子。

我出生的那一年，欧洲恰好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瑞士虽是永久中立国，但仍必须有坚强的国防，才能防范德国入侵。所以男人们都要服兵役。父亲被征召入伍，因为戎马倥偬，长年在外。母亲只好身兼父职，挑起家中所有的担子。

有一天，母亲在外工作时，突然肚子开始痛起来，她知道自己即将临盆，因而非常紧张。父亲虽休假回家，这时却到镇上买东西去了，来回约需一个小时的路程。当她在农场里把孩子生下来时，发现这个孩子又小又黑，而且呼吸困难，她很害怕这个孩子会夭折。所幸父亲及时回来了，立刻到镇上去请医生到家里，来为这个孩子诊断。医生看了这个孩子后，就对父母说：

“这个孩子恐怕会被主耶稣接回去，你们最好要有心理准备。”

他安慰了一下父母之后就离开了。或许是因为母亲营养不良，才出生的婴儿，气息就微弱得像随时都会消失似的。因此我的出世是伴随着母亲的眼泪和父亲焦急的守候。

父母当时多么希望可以保住这个孩子，主耶稣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于是母亲抱着这个孩子，心中暗暗地跟他祈祷：

“主啊!求你怜悯，若你许可，求你存留这个孩子的生命。使我们可以看着他长大、让他更认识你。他绝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你的。若主能挽回他的生命，我愿意将他的一生献给你，并且帮助他成为你有用的仆人，求你悦纳他、使用他……”

母亲是个认真遵行圣经教导的妇女，她的信德很大，所以才做了这样的祈祷，当她向主这样祈求时，她的心里无疑是想到了圣经当中那位贤德的妇女，也就是撒慕尔的母亲亚纳。

亚纳是厄耳卡纳的妻子，但厄耳卡纳还有另一个妻子名叫培尼纳。培尼纳的儿女二连三地出世，亚纳的期盼却一次又一次落空，培尼纳经常以此嘲讽她，亚纳的心里实在有说不出的苦。

虽然盼不到孩子，但有一事稍可安慰亚纳的心．那就是丈夫厄耳卡纳爱她胜过培尼纳，对她的宠爱更加倍，但也因此引起培尼纳的嫉妒。

这天，培尼纳趁丈夫不在，便讥笑亚纳肚皮不争气，一句句刺耳尖酸的话将亚纳气得哭泣、食不下咽，亚纳的心里多么希望拥有自己的儿女。

这一年，厄耳卡纳按往例带着全家到圣殿敬拜天主，用餐时。亚纳没有加入大家，因为她心中愁苦，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祈祷，她向天主许愿说：“主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生归与你。”祈祷完后，亚纳的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安．

天主果然应允了亚纳的祈祷，亚纳来年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作撒慕尔，尽管这个儿子得来不易，亚纳并未忘记她向神许的愿，撒慕尔断奶后，亚纳就将他带到圣殿，随着祭司终身事奉上主。

〔取材自〔圣经·撒慕尔记上〕第一章〕

母亲十分熟悉圣经的这段故事，她每次读到亚纳向天主的赞美感恩祈祷，都非常感动：

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我的头因天主而高昂；我可开口嘲笑我的敌人，因为我喜乐于你的救助。没有圣者，相似上主；除你以外．没有另一位；没有盘石，相似我们的天主。你们别再三说诳言，别口出豪语；上主是全知的天主，人的行为由祂衡量。壮士的弓已被折断，衰弱者反而力量倍增。曾享饱饫的，今佣工求食；曾受饥饿的．今无须劳役；不妊的生了七子，多产者反而生育停顿。上主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降入阴府，也将人由阴府提出；上主使人穷，也使人富；贬抑人，也举扬人；上主由尘埃中提拔卑贱者，从粪土中高举贫穷者，使他与王侯同席，承受光荣座位；大地的支柱原属上主，支柱上奠定了世界。祂保护虔诚者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因为人决不能凭己力获胜，那与上主敌对的必被粉碎。至高者在天上雷鸣，上主要裁判地极，赐予自己的君主能力，高举受傅者的冠冕。

〔取材自[圣经·撒慕尔记上]第二章l—10节〕

如今母亲的遭遇虽不全然像亚纳所遭遇的，亚纳长久以来没有子嗣，母亲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但她知道每一个小生命都是天主的赏赐。

亚纳祈求从无到有，母亲祈求天主不要让自己从有到无，她和亚纳所信的是同一位天主，她相信自己可以凭着信心，来到天主的面前祈求，不论结果如何，天主都自有安排。

他果然怜悯一个走到尽头的妇女的祈求，这个孩子奇迹似地活了下来。

直到十二岁时，母亲才告诉我这件事。我心里非常地感动，虽然那时我的身体仍是非常虚弱，但听了母亲告诉我撒慕尔的故事后，晓得是天主答应了妈妈的祈求，存留了我的性命；我就盼望像小撒慕尔那样，也能到圣殿去服侍祂，做祂的忠仆。

在我一岁时，弟弟接着出世，之后又陆陆续续有了四个妹妹其同组成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

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天主的国。

〔若3：6〕

父亲是农家的长子，祖父死后，他便继承了祖父奉献了一辈子的小农场。

这小农场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小”，因为只够养四头牛，生活捉襟见肘，所以他还学了盖房子的技能，成为业余的工人。

那时邻居、甚至更远村庄的人，因为欣赏他的手艺，都会请他帮忙。父亲最拿手的是盖畜栏的粪坑，有时候也为人盖房子、修理房子．工作的忙碌使他经常不在家。

母亲出身大家庭，上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婚后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常到远处的缝纫工厂打工。在1940、50年代，农场中的妇女常要勤奋的兼差来维持家计。

在我眼中。母亲好像是万能的。她不仅操持农场的事务，作菜也很拿手。她还懂得很多病痛的自疗处方。她研制了许多茶和草药，很清楚小孩生什么病时该喝什么茶。瑞士人平常不喝茶，在他们的观念里，茶是用来治病的。

为了让妻子多睡一会儿，父亲每天早起喂牛时，便会把全家的早餐预备好。那时一般人的早餐都是玉米做成的主食，只有星期日才有面包、奶油和果酱可吃，因此成了小孩子最期待的一天，在困苦的生活当中，这实在是难得的享受；午餐多半是马铃薯和奶饼，因为农场养鸡，所以有时会有鸡蛋和鸡肉，当然自己种的菜是少不了的。

农场里养的兔子，成了小孩子之间竞赛的动物，兄弟姐妹各人认领一只兔子，比赛谁养的兔子长得最快最好。

几个小孩还流行帮牛起名，每一头牛都有名字，如果任何一头牛生病，每个人都会很担心。

母牛生小牛犊则是家中的大事，因为初生之犊活泼好动，很喜欢和小孩子亲近，我和兄弟姐妹最喜欢和小牛玩耍。父亲知道我们关心这些动物，所以常常跟我们说明农场的最新状况。

小时候可以做的娱乐非常少，那时家里连收音机都没有．所以一家人最喜欢玩牌消磨时间，晚上如果有空闲就打牌。星期天午餐后，稍事休息也是全家玩牌同乐的时间，这天下午常会有阿姨或叔叔来拜访，他们有时也会加入牌，或什么都不做，只是做在外头欣风景、聊聊天。

农场经常一片宁静，最近的邻居离我们家约有二百米远，通往家里的路在较远处，是一条上坡的山路，人烟稀少。春临大地时，草地也会开满小花，树梢也吐出嫩芽，小孩子最喜欢在草地上玩耍，摘花或爬果树，他们都认得这些果树，也都知道苹果树、梨子树何时开花结果，有时候等不及了就摘下未熟的果子来吃，回家闹肚疼还会挨妈妈的骂。

到了冬天，圣诞节将近之际，我和爸爸会到附近的森林里挑一果较小的树，爸爸常会先问我的意见：

“你想要哪一棵树做我们家的圣诞树?”

我总会很认真地挑选着，挑好了之后，就合力把树锯下来，然后扛回家。对我们而言，这个每年冬天都会做的事，就像仪式一样神圣。由于父亲经常在外工作，所以期望三个男孩子，也能够帮忙分担农场的事，很早就训练我们工作，例如扫地、清理牛棚，或将割下来的草拿到牛棚喂牛，夏天则必须额外做晒草的工作，好储存起来供牲畜过冬，挨过瑞士十一月至来年四月寒冷的冬季。所以瑞士农场的夏天总是忙碌、充满活力的。

我大约三岁时，就学会做一点简单的工作；六岁时学会如何挤牛奶，在所有孩子当中最娴熟于农场事务。因为我从懂事开始，就觉得得爸妈工作很字苦，虽然不懂得如何在言语上讨父母的欢欣，却喜欢在工作里默默地为他们分忧解劳。母亲很少动手打小孩，但如果孩子犯了错，必要的时候她仍然会用棍棒加以管教。有时她会等父亲回来后，请他管教小孩。我们心里很清楚，如果犯了错，别想在父母面前打马虎眼。

小时候我就跟随爸妈上教堂望弥撒，开始上学以后，母亲便鼓励我们天天去教堂。因为必须走二十分钟的路去教堂，哥哥和弟弟对教学堂都不感兴趣，但我却深爱那个静谧的地方。

我经常到副本堂住的地方去借书，不论各类书籍我都有兴趣。对我来说，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那位副本堂曾经问过我，长大后想不想当神父?对于喜欢祈祷的我来说，却是一个遥远且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

我的哥哥和大弟个性外向，吵架或打架总是有他们两个的份，我自己则比较安静内向，喜欢和平，在三兄弟中经常扮演劝架、使人和好的角色。

我四岁时就知道怎样照顾几个妹妹，常带她们出去玩。因为我知道爸妈工作忙碌，无法全心全意照顾她们；而妹妹若有什么需要，也都会跟我讲。

我和大妹克莱儿感情最好，克莱儿也很喜欢我。有时哥哥和大弟太顽皮，连累我也一起受罚，她一定会见义勇为，跳出来为我讲话，或央求爸妈不要打我。

大约在我十一岁那一年，我还很天真地跟妈妈说：

“我们家只有七个小孩，隔壁有十个，有的家庭甚至有十二个，大部分也都有八个以上；而且我们家的七个小孩中，只有三个男孩子，却有四个女孩子，不公平!应该还要有一个弟弟。”

没想到这幼稚的抗议竟然奏效，在我快十二岁的时候．母亲又生了一个男孩，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共同疼惜这个迟来的小宝贝。

七岁时我进入乡间的一所小学就读，由于父亲认为孩子除了上学之外，还必须帮忙家务，所以我只在学校上课半天。

小学时最深刻的印象，是老师每个月都会教我们一首瑞民谣或德文歌，而且要求我们背下来，直到今天，很多歌仍留在脑中，成为我怀乡时所哼的旋律。

小学二年级时，我留意到每年暑假，邻居家总会出现一个女孩子，笑容很开朗，她的名字叫海蒂。

海蒂很喜欢和我家较大的三兄弟一起玩，而且我们家的农场可以尽情地奔跑。海蒂的个性就像男孩子一样活泼，爬山和钓鱼都少不了她。在瑞士没有执照是不能钓鱼的，但我们总喜欢做一些刺激的事，所以经常偷偷到溪边钓鱼，然后把钓来的鱼拿到森林里去烤，这样吃起来觉得格外美味．

那时我很喜欢海蒂，但因个性内向，不会表达自己，所以海蒂一开始总喜欢找哥哥玩，后来海蒂又去找大弟。但她发现大弟个性不拘小节，还会和人打架，所以海蒂逐渐和他疏远，开始和我走得单近。两小无猜的我们，天真地玩耍，一起看书、聊天、捉迷藏，每个暑假都是如此。

十一岁时，我的两个妹妹在路上，遇到了一位“白冷会”的神父。神父问她们有没有哥哥，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有！有三个。”

神父问：“那……三个人中哪一个最适合当神父?”两人仍同声地说：“二哥！”

神父就和她们一起回家，问母亲的意见，是否愿意把我送进修道院？

“如果若瑟也愿意，修道院随时欢迎他。”神父临走前为神留下了对我的呼召。母亲一直把这个邀约摆在心里，之后找了一天空闲的时候，带着我去修道院了解情况，在那里我们碰到了一个想要当神父的年轻人，我和他很投机，于是两个相约一起进修道院。那时我才只是小学毕业，离真正当神父还有十四年。十五岁时，必须从瑞士东部转到中部去上课，这个地方规模更大，离家也更远了。每次假期结束要回到学校时，心中都很不舍得，也格外挂念家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家生活都很辛苦。但我在大修道院的生活则更艰苦，每天早上五点半默想圣经，然后参加弥撒，吃完早餐后，八点上学，中午休息时间，同学偶尔相约踢足球。除此之外，每个学生一星期必须拨出两个下午去农场或厨房工作。有些同学并不喜欢这个差事，但对出身农家的我来说，却能乐在其中。晚上九点睡觉之前，还会有神父带领我们进行默想，这样规律的生活，虽然平淡无奇，却是神父生活得力的泉源，圣经的话也常常带给我许多启发。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学习希腊文和法文，但我自认对语言没有什么天份，法文是我最喜欢的；但对于希腊文和拉丁文，却常束手无策。至于其它学科研项目，则对历史和地理特别有兴趣，其次是生物和化学。学校多半的老帅都是神父，他们不只给学生生活上的关怀，也会和他们分享个人的经历鼓励学生，我对于神父的故事，常是听得津津有味。

这段时期，我的信仰愈来愈坚定，对圣经的认识也愈来愈丰富，我开始发现自己和父母亲传统的信仰有些许差距，当母亲用威胁性的口吻告诉我：

“你要小心!天主正看着你所做的事。”

我便会回嘴：“天主才不是这样的!那是你们的‘老神’!”

我当时的想法，天主是慈爱、永远宽容的，但为了声明这一点，似乎常惹得母亲不悦，我总抱着在所不惜的想法。如今我的年纪比母亲当时都还大了，才理解了天主，也有祂“公义”的一面。然而母亲早已安息主怀三十多年，想跟她道个歉也不可能，只好静待主再来时的那一刻了。

由于修院宿舍就在海拔一千八百公尺高山下的两湖之间，夏天一到，同学最喜欢一起去游泳。还记得刚学会游泳时心中的悸动，何等奇妙。人竞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游动或漂浮，被水承载的感觉实在太舒服了。让我想到主耶稣曾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神生的，就不能进天主的国。”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除了运动和读书之外，我也经常和几个同伴聚在一起．分享生活或读书心得，或是一起散步；并且写信给在远方的海蒂。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若12：24）

初中毕业后的入学考试，竞争得很激烈，我自认胜算渺小，便向主耶稣祈祷：

“主啊，若你使我考上高中，我愿意在毕业后，继续走神职这条路，到更大的修道院去进修，以后当神父；但我没考上学校，那我就不能再走这条路了。”

这个祈祷就好像我与主耶稣之间的承诺，表明我愿意接受他的安排。

考试的结果揭晓，虽不是名列前茅，仍然取得入学资格，无论如何，他还是给了我一个名额，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感谢。因为他响应了我的祈祷，同时我也谨记对他的诺言。

借着通信，我和海蒂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经常梦想未来，其中也包括结婚的可能，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禁忌话题。

我进了修院的高中部，海蒂也知情，但我们俩人还只是普通朋友，将近毕业时，我发现海蒂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脑海中，童年的两小无猜，似乎已发展成了特殊的情愫。

就在高中毕业前夕，我收到了海蒂的信，虽然之前和她鱼雁往返间，我已透露了自己对未来的彷徨，并且告诉她，高中毕业前我将做一个决定，是要成为一个神父，或与她结婚、共组家庭。

如果走上神职之路，我希望取得海蒂的成全和谅解；但我心里清楚，自己还深爱着海蒂，纵使海蒂成全，自己也会不舍，这种矛盾的情绪，一直在心里交战。

就在此时，我收到一封海蒂要求见面的信。

想到要和朝思暮想的海蒂相见，心里雀跃不已。我们约定在瑞士东部最大的河，也就是美丽的莱茵河畔见面，一起去骑脚踏车。

早先我曾告诉海蒂，自己可能成为神父，如今我也告诉她，我很舍不得她，所以很不容易做出一决定，希望海蒂能给我一些意见。

海蒂告诉我应该自己做选择，当然她也对我很有好感，但是如果我蒙了圣召，就应该决志献身，毫不犹豫地去当神父．

我被她的话感动了。因为海蒂并不自私，她爱我却更爱天主，而我也和她一样。

当我们望着莱茵河时，可以感受到灵里相通的默契，但到了必须做决定的关头，我们两人除了一起向主祈祷，彼此却不曾交谈。临行前，我终于打破缄默，对海蒂说：

“海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知道我从一出母腹，就已蒙了圣召。你也是爱主的姊妹，求你今后就用爱主的心来爱我，我不知要怎样感谢你……”

我的话并未得到回答，只看到海蒂眼眶中强忍着而未滴下的泪。过了许久，海蒂才开口：

“对!我应该要接受，如果你蒙了圣召，我应该要接受……”

如今日首往事，我已想不起那天我是怎样回去修道院的，也记不起后来又和海蒂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那时她强忍着盈眶的泪，还有反复的那句“我应该要接受……”。

应该要接受，没错，海蒂应该要接受，我更应该要接受……接受至今近半世纪了，我依然感谢海蒂，感谢她成全我接受了天主所赐的——那永不止息的爱。

我考上的大修道院位于山中，一个湖的上方，是一个很适合避静的所在。

在冰雪覆盖下，冬天几乎不见阳光。我将这几年的目标，定在钻研哲学与神学，使自己更具备迈向神职之路的能力。

除了常常滑雪外，在修道院的日子，我有许多时间祈祷、读经和默想，希望更清楚知道天主的圣召，是否在我身上。

第一年入学之初，好像大学新鲜人一样，快乐多于面对未来的彷徨不定；然而我最要好的朋友，却在这时不知为何决定离开修院，连他总共有五个同学先后退出，这些人的离去使我心中更加怀疑自己：我觉得自己能力比不上他们，如果连他们都待不住，那么我不是更应该离开?自卑感因为这个事件，更加占据我的心头。

那时神学老师向我们言明，神职不是条好走的路，必须具备刻苦的精神，特别是要到外国传教，考验会更大。

透过和大妹克莱儿通信，我抒发自己对海蒂的思念，在信中我也承认后悔的情绪常常出现，心中也暂时还无法割舍对海蒂的爱。

由于天天写信给克莱儿，我们兄妹俩透过互相鼓励、安慰，越发彼此了解，在我心里非常珍惜这个知己甚深的妹妹。

在修院的第二年，哲学课的时间变多了，许多古代哲人的思想对我来说．都是艰深且陌生的领域，要将这些哲学思想背诵下来，更是令我头痛，考试的分数充分证明我无法驾驭哲学。

就在即将宣告哲学为不受欢迎者之际，我赫然发现自己在默想中对哲学越来越有心得，也开始探索如何在大自然和人的身上找寻神的存在。当我发现神的存在好像可以摸得着时，才了解原来哲学和神学是不可分割的，哲学就如同是神学的婢女一样。

二十五岁那年，家里来信说母亲病了，父亲也因母亲生病变得格外忙碌，每次只要回家，我就尽量分担家务，想让父母多休息。因此我不只做饭，也帮助父亲农场的事，由于太过疲累，回到修院的第一个星期往往都在病中度过，并且伴随着想家的情绪。

尽管如此劳累多病，心里却是踏实的，因为自觉若没有尽力帮助家务，心中就会更内疚。

一天在修道院里，接到母亲中风的消息，当我赶回家中时，母亲已经认不出人来。我去请本堂神父来为母亲敷圣油，并且联络医生来为母亲诊治，希望还能减轻母亲的病情。当医生赶到时，我问是否有必要送到医院，医生直言不讳：

“她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送到医院只是延长几天的生命，倒不如让她在家中，有家人陪伴在身旁。”

当我转述医生的话时，所有的家人都赞同这个建议，毕竟母亲后半生都在这个家中，对她来说，能在熟悉、温暖的环境中，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意义会更深重。

在母亲突然中风后，我一肩挑起联络、奔走的责任，而且只要有机会，便会握着母亲的手和她说话，母亲虽然无法回答，但有时她的手会动一动表示回应。我第一次体验到在修院所学的，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场，使自己的家人受惠，让母亲的临终之路走得更平安，心里感到非常充实。现在我才明白那时所做的，就是基础的“安宁疗护”。

大约第三天，母亲就离开人世了。那天早上去教堂参加弥撒前，我握着母亲的手，发现她的手逐渐冰凉，心里就知道时候已到，所以不断地为母亲祈祷，求主接纳母亲的灵魂，当弥撒正进行时，我有一股强烈的感觉，我知道母亲会永远与我同在。

弥撒完毕后，在回家的路上，有人跑来告诉我，母亲已经停息了地上的劳苦。那天，初夏的微风拂面。

还记得两个月前回家时，母亲要求我带她到教堂办告解，因为她走路不方便，需要人陪伴。

我问她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念头，母亲说她仿佛感受到自己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希望能够在天主面前认罪悔改，预备自己迎见天主。而今想来，对我自己而言，也是莫大的安慰，因为母亲走得没有遗憾。

但母亲终究没能亲眼见到我成为神父，因为她在我进入神职之前两年离开人世。我常常问主：“为什么让母亲那么早就离开我们?”

在默想中我的心中突然有一个感觉：是不是母亲的死，帮助了我突破心中的障碍，让我勇敢接受主所交付给我的使命?母亲的死似乎为我前途的迷茫带来了一线生机，就好像“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在母亲离开人世后，我未来的道路突然变得明朗，从来没有一刻如此清楚天主要我走的路，我知道母亲的死给了我新的力量，使我勇敢迎向这个圣召。

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

（创12：1）

天性木讷的我，在迈向福传使命之路时，深觉自己首要克服的就是讲道的技巧，如何将道理说得清晰、有趣，是对我最大的考验．我记得修辞学老师说过：无论说什么话，都要说得清楚，要让每个听众都听得见，而且要带给他们很舒服的感受。

所以从那时起，只要轮到我讲道的时候，我就会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到森林里去，把讲稿背下来，然后对着一片树林大声地念出来。

除了神学的进修、讲道技巧的训练，当神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决定自己将来要投身的国家。

我心里原本属意南美洲，因为从报导中得知，南美这片土地长久以来为贫穷所苦，因此希望自己能为这个地方的人服务；另一方面就是语言的考虑，我知道自己并非语言天才，为了减少语言适应上的障碍，选择欧语系的国家，学习新语言应不致有太大的挑战。

当然，如果去不成南美洲，非洲我也不排斥。因为我隶属的白冷会，已有许多神父在那里，主要的语言又是英语和法语，对我应该也不成问题。所以这两个选择成为我当时最优先的考量。

在修院时，学生们会写信给在外地的神父，那时我写信给在台湾的池神父，告诉池神父我不敢，也不考虑到台湾来，因为语言可能会成为我的障碍，但池神父的回信中，却一直鼓励我：

“孩子，不要怕，到台湾来!如果你爱台湾人，你很快就会学会他们的语言。我也是来自瑞士东部的村庄，是你的邻居，如果我能学会了阿美族语。你一定也可以。”

这句话像是具魔力般，在我的心里引起极大的震憾，尤其是出自与台湾原住民打成一片的池神父口中，更具说服力。

其实我原本就对中国的人事物都很感兴趣，因为中国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每一次读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故事．心中都大受激励。

我突然想通了：

“是的!语言不是最重要的，心才是最重要的，能够爱那块土地上的人，才是真正要紧的。”

我向老师提出愿意到台湾传教，但同时也透露自己很担心语言的问题，老师便鼓励我不要气馁、继续学习。这段时间仍有许多同学，陆陆续续决定放弃神职这条路，到毕业时连我一共只剩九个同学了。

1968年4月6曰，我正式晋铎为白冷会神父。

祝圣大典上，父亲、姑姑、阿姨、兄弟姐妹、同学等约有三百多人都到场观礼，父亲一直很沉默地陪在我的身旁，但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心中的喜悦，我很高兴自己能把这个荣耀归给他。在父亲一生平凡的务农生涯中，带给他骄傲，别人一定会刮目相看说：“那么贫穷的农夫家中，出了一个神父呢!”

这个小村庄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出现过神父了!对我来说，未来我将承接主的使命，到别的国家去和还不认识神的人分享福音，晋铎荣耀的背后，是我迎向挑战的坚毅决心。那天典礼结束后，我特别怀念母亲，心中感谢她帮助我走这条路。回想十二岁时，第一次听到妈妈讲述我出生时主如何恩待我，我存活下来，心中就立志要献身为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

虽然我已决志要当神父，然而我的本堂神父，却觉得那时我个头太小，完全没有一个神父的威严，所以并没有特别支持我。而进修院又需要量一笔不小的经费，在无人替我筹措的情况下，全靠母亲有一位奥地利的同学，答应带着我挨家挨产去筹款，才解决了学费的问题。

母亲过世前一年，曾经告诉我，如果将来要走神职的路，要先为自己找一个神师〔Spiritual Mother〕，我不解地回答：

“你就是我的妈妈，我不需要有别的妈妈!”

母亲向我解释：“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人世，你还是要为自己找一个神师，她可以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也可以在信仰上支持你。在你当神父的时候常常为你祈祷。在你遇到困难时，也可以请求她的帮助。”

母亲提醒我不要找阿姨或姑姑，也不要找亲戚中的人，因为会引起彼此的嫉妒。最好另外再找一个人。她建议了一个人选，是一个年轻时住在她家附近的妇女。也是她的同学，名叫伊达〔Idahen〕。

我认识伊达全家．也很喜欢这个长辈，几乎每年都会到她家拜访。她的经济状况十分优渥，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她和她一家人都很热心，对信仰也很坚持。

经过考虑之后，我就邀请她当自己的神师，没想到伊达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个使命．虽然她已经有两个儿子，但却欣然接受这个邀请。

直到如今，在神职路上已走过三十二个年头，无论我到哪里，伊达总是每个月写信给我，天天为我祈祷，也常常寄钱给我，希望我可以拿去帮助穷人，或资助学生求学。

在来台湾传教之前，必须先经过一年的实习，而我实习的地点，位于瑞士第三大城温德图，那里的本堂神父，要我特别关心教会的年轻人，也安排我在学校教学生圣经。我欣然接下这两份工作．认为这是训练自己用有趣的方式，把圣经道理表达出来的好机会。

我非常喜欢和年轻人相处，但由于这些孩子来教会的状况并不稳定，我希望有一个方法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更有向心力。成立合唱团似乎是个可以尝试的作法，虽然自己没有什么音乐细胞．可是我却希望借着合唱团固定的练习，凝聚这群年轻人，也培养他们对音乐的兴趣。

合唱团在每个星期六下午练唱，我特地请了一个音乐老师担任指导，慢慢的这个团发展成三十人的小团体，年龄层约介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其中有不少人已经进入社会工作。

练习了四个月之后，我安排他们在专为年轻人举行的弥撒中，负责全程的唱经，第一次的尝试，效果并不好，但我并不灰心，继续努力了半年之后，悠扬轻快的歌声，竟然吸引了别的教堂前来邀请我们担任弥撒诗班。

当初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如今许多都已进人中年、为人父母了。却仍然在教会唱诗班向天主献出他们的歌声。在我看来，这是神在我当神父的第一年，给我的特别鼓励。

然而另外一个工作，也就是在学校里教授圣经，就不如合唱团工作一样顺遂。每次我都预备了信仰和社会的话题，想认真的和学生讨论，但显然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在课堂上吵闹不休，我对此感到十分受挫，因此主动向本堂神父要求辞去这项职务：

“我想我还没有预备好怎么教他们，要上他们的课之前，我常常感到一股很大的心理压力。”

本堂神父体谅我的难处，于是答应了我的要求。

在下一堂课时，我向那班年轻人宣布，这是我和他们在一起的后一堂课，本来还在喧哗的学生顿时鸦雀无声，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一片静寂之后，开始有一个学生出声挽留：

“请你留下来再教我们，我们会改变的。”

听了这话，我心中有些不忍，只好告诉他们：

“我很喜欢你们，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教你们，因为你们在课堂上闹得太厉害，我的经验还没办法解决。”

学生仍不断央求我继续上课，他们承诺以后上课情形将会改变。我就将学生的要求，告诉本堂神父，本堂建议我再给学生一次机会。

抱着“再试一次”的心情踏进课堂时，学生的改变令我大为惊讶，他们不再吵闹，也愿意安静听课，我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开始变得顺畅，宛若起死回生一般。

为了使课堂更生动活泼，我经常询问学生的意见，征求他们喜欢讨论的话题，举凡男女关系、堕胎、吸毒的问题、圣经的来源、基督徒的生活，只要是学生有兴趣的，我都尽量安排，以一课堂一个主题的方式，进行讨论和经验分享，也感受到学生们越来越喜欢这门课。

九个月后，我结束实习要离开时，学生都依依不舍，他们真的很喜欢我用这种方式和他们分享信仰和生活。

离开这个实习的城市后，我在总会的安排下，前往英国的莱顿〔IcytON〕学习英文，并且协助那里本堂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就好像是为前往台湾暖身。

有一次本堂安排神父上台讲道，想到要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公开讲话，我非常紧张，于是请一位嫁到那里的德国妇女，帮忙修改讲辞。因为她的英文非常标准。之后，大约每两个礼拜，我就必须用英文上台讲道，英文因此突飞猛进，讲道也开始收到一些回馈，偶尔会有人来对我说：

“神父，你讲的某一句话，我们非常喜欢!”

“我们现在都听得懂你所说的．”

这些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与我共事的本堂神父年纪老迈，说话速度快而且含糊，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是他几乎整天沉溺在电视机前，是我私底下问副本堂，没想到副本堂回答我：

“这里很多神父都是这样!”

我心中很不解：

“可是，那么多教友需要服务，许多病人也需要他。他哪里有时间看电视?”

副本堂表示他也无能为力。

这件事除了让我心中愤怒之外，也很难过，我告诉自己永远不要成为这样的神父，当初承接使命的动机是为了人，为了信仰，不是为了看电视。

一天，本堂神父照样盯着电视，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上前去，不客气地问他：

“你当神父是为了看电视，还是为了照顾你的教友?”

本堂神父瞪大了眼，充满了怒气，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把电视给关了。之后大约有一个星期，不再有电视的嘈杂声，似乎是他觉悟了。但过了没多久，他又开始看起电视，一个月后又重回老习惯。

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而且因为那回的顶撞．我和本堂神父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本堂神父似乎很希望我快点离开，但我并不后悔说了那些话，至少我勇敢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完成英国的学习之旅，到苏格兰和爱尔兰游学了几个星期后，除了验收自己英文学习成果，却同时也发现了一件令我担忧的事，就是自己的法文退步很多，连沟通都没有办法，这令我想到在台湾的语言学习，自己有限的语言能力是否能让我在台湾生存下去?

回到瑞士，接着便是前往琉森〔Luzcm〕进修社会学，这是当神父前的必要训练，就是具备洞悉社会问题的能力，并且加以解决。

这个学校位于卢柴，白冷会瑞士总会附近，同学多半是来这里在职进修，因为本来就从事社工相关工作，所以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透过和他们一起讨论社会问题，我学到更多帮助人的技巧。这些当时一起热烈讨论的同学，到现在我们都还保持联络。

在这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位基督徒姊妹伊玛〔Irma〕，她很喜欢天主教弥撒的气氛，所以常常问我关于天主教的问题，我们也一起上教堂参与弥撒。

我从小就没办法离开家太久，我很爱我的家，常常觉得自己住在全世界最漂亮的地方，我告诉我自己：永远都不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家园．而且我很喜欢养我的兔子、牛、羊、鸡啊，出门不到一个礼拜，就开始担心它们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很不一样，他们很喜欢在陌生的地方过夜，觉得很刺激、很新鲜。

我刚进修道院的时候很想家，常常半夜躲在棉被里头哭，但我告诉自己要勇敢，不能投降!我妈妈从不会在口头上鼓励或阻止我当神父．她只告诉我：“你若想读就坚持下去，若不想读就回家来。”想起那段年少轻狂、青涩的岁月，记忆犹新。

了解了我这种强烈恋家的情绪，就不难体会离乡背井来到异国文化的台湾，对我而言是何等大的挑战。

《圣经ˉ世纪》里记载，亚巴郎七十五岁时，上主呼召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定你的地去。”巴郎依他的吩咐，带着妻子往迦南福地而去，这是我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圣经故事。

但那时我不明白，天主为什么要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离乡背井，尤其是在那一片沙漠里，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也没有目的地；但年幼的我很佩服亚巴郎的勇气，因为我认为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像亚巴郎那样，富有冒险精神，无条件离开自己的家。

然而在三十年前，已经先在台湾服务的长辈，也就是白冷会的池神父，邀请我到台湾去和他一起服务台湾人时，我依稀还记得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无法离开我的故乡，因为我太容易想家了!在瑞士境内住校读书我都受不了，怎么有办法飘洋过海到台湾。”

我拒绝了池神父第一次的邀约。但池神父很快地回信，信中有一段话，至今仍深刻地印在我脑海里：

“不要怕出国，不要怕离开你的故乡，你会找到一个新的故乡，而且深爱它；如果你爱这群人，为了和他们沟通，你很快地就可以学会一种新的语言。来台湾吧!我们很需要你!”

三十年后重新回忆起那一段池神父的话，感谢天主借着他的口，让我鼓起勇气，不再逃避“离开你的故乡”这个召叫。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既经得起考验，必能得到主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生命之冠。

（雅1：12）

结束社会学的进修，告别了家人、亲戚和同学，1970年8月21日，我在苏黎各上了飞机，离开生活了三十年的瑞士，同行还有一些对年轻的新婚夫妻，名叫加路斯和海蒂·左伊。加路斯受聘到台东教书，我很高兴有同乡陪伴，一路上不感孤单，也可聊慰思乡之情。

旅程行经伦敦再转远东。由于飞机在伦敦起飞后没多久。就因为天气问题而折返，在伦敦停留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再前往香港，从香港到台北。

到了台北后，白冷会的苏德丰神父来接我们，由于时间已晚，一行人都很疲累，苏神父带我们先到中式餐馆吃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筷子，所以还不熟练，就问苏神父有没有叉子可以替代，苏神父回答：

“如果你的肚子真的够饿，很快就能学会怎样用筷子。”

苏神父的话一点也没错，在饥饿的催逼下，很快我就可以用筷子挟菜，虽不灵活，但喂饱自己绝对没问题。在餐桌上我第一次吃到西瓜、木瓜和释迦，也是第一次尝到极鲜美的鱼，这在瑞士是很陌生的食物。饭后我们到教堂过夜，苏神父提醒我一定要用蚊帐，因为台湾八月蚊子很多，当时我心想：“看不到蚊子啊，应该不用麻烦了吧？”旅途疲累的我倒头就睡，没想到灯一关，蚊子就路着来了，整晚在耳边嗡嗡作响，而且天气闷热，床铺太硬，外面又车声不断，那天夜里，我一直处在浅睡之中，仲夏夜却没有梦。

然而，昏沉中我隐约可以感受到那晚的特别：“这是我在台湾的第一个夜晚，不论是好是坏，那个晚上开启了我人生崭新的一页，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主带领我来到台湾。”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才慢慢进入了沉沉的睡眠。

我们在台北暂停留后就前往新营，在那里有方济会向我们介绍在台湾的工作，新营的天气比台北更热，使我全身不断冒汗，我问苏神父是不是整个夏天都会这个样子，苏神父笑着回答：“不错!”使我顿时被后悔之情占据，我很怀疑自己是否受得了!

旅程往南到了高雄，经过枫港，从枫港过山，在旅程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海，风景美不胜收，不知不觉台东就到了，许多白冷会的教士、神父都前来迎接我，而我先在办事处休息了两天，适应气候。

还来不及完全适应气候，就要开始台语的学习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话听不懂，字也读不懂，不能和别人沟通，令我十分痛苦，自己也感受到语言的学习刻不容缓。

从九月初开始，就到台中去学台语，这是白冷会会长特别的安排，因为他认为台语较艰涩，先学难的台语，再学较简单的国语比较好，而且我未来将要进入台湾人当中服务，所以台语是首要必备的语言。

第一堂课先学习台语的七音，把我搅得头晕脑胀，七个音听起来似乎都一样，妙的是每个不同的音，却都代表不同的意思，整堂课上下来的印象就是：“台语真的很复杂!如何才能够讲出一句流利的话?”相较之下，国语已经非常流利的同学陆通道，学习起来就比我轻松多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挣扎，我告诉自己：“放弃吧!因为真的无法掌握诀窍，就连觉也睡不好。”我后悔来台湾，后悔学台语，连向天主祈祷时我也这么说。

但心中同时也有另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能放弃，不能没有努力过就放弃。”

大约过了两个月。情况有了改变，慢慢地我了解了一点台语的发音，也勇敢地出去和人说话，特别在买东西时间几句简单的话：“这个是什么东西?要多少钱?”当别人听得懂，也有回应时，我对台语的信心，也就点滴地建立起来。

过了半年，台语的学习已初具成效，满八个月时，台语课程结束，但我知道，我的台语还有许多进步空间，所以我要求分发到台语教堂，在只说台语的环境下，让自己的台语继续突破。

来台湾这么久，终于有了一个台湾人的名字，是一个外省籍的李先达先生为我取的，李先生原本也是神父，后来还俗结婚，目前还在东海大学教法文。

李先生想到“Josef”谐音“若石”，姓则从原来德文姓“Eugstcr”的 U音，而成为“吴”，而且他还参考了中国的姓名学，特别算过了笔画，所以我终于有了一个十足地道的中国名字。从那时起．只要一遇到人，我就会兴奋地告诉他：

“我叫吴若石。”

也因为这样，别人则开始改称我“吴神父”。

在罗厝庄有一位美国籍的郭神父，他的台语非常流利，而且那里很多学生都讲台语，本堂也讲台语，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了我的第一个工作站。

那里有一位林老师，愿意教来台的外籍神父台语，他教了我很多成语，使我开始了解台语的特色，并对台语产生兴趣，而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就是能用这个刚学会的语言和台湾人沟通．

郭神父也给我用台语讲道的机会，预备时我总会先朗诵几遍，．然后把讲稿背下来，让自己在台上能说得流利。站在台上时，我常发现有听众在不应该笑的时候笑了，心里就知道一定有什么地方讲错了，但我不怕犯错，因为我觉得这是大好的改进机会．

在罗厝庄一年后，回到台东办事处，开始过着每个星期天从鹿野到隆田讲道的日子。那里的居民以台湾本省老人占大多数，为了让自己的台语更精进，我打算继续拜师。

我想到台语最标准的，应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所以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柯仁爱小姐。柯小姐很年轻也很活泼，很愿意帮外籍神父的忙。每个星期我都会将自己的讲稿念给她听，柯小姐再加以修改。若有时间，还会教我其它日常用语；这段时间我每天仍至少花三到五个小时在学习台语，我很清楚自己学习新语言的能力比别人差，需要花较久的时间，所以必须更用功，因为我相信“勤能补拙”。

几个月后，台语越来越流利，和人沟通也没问题了；可是隆田当地这些老人家，常常在听讲道时打瞌睡，让我非常头痛，我想是不是自己讲道的内容太深了?于是去请教传教员，传教员对我说：

“很可能是这样，虽然你讲道前准备得很好。但是对这群没有受过教育的老人家来说。可能还是太深了，所以内容不妨再简化一些。”

于是我决定在每次的讲道中，都要穿插一则喻道故事，都是和福音有关的、或生活化的小故事，并且把讲道限制在十分钟之内，因为如果时间太长，老人家的注意力无法专注。而藉此机会。正好操练自己讲更生动简洁的道理。

结果慢慢见到成效。有些老人家会向我提到一个月前我所讲的故事，让我心里很高兴，因为证明他们将我所说的道理听进去，而且明白了，盼望耶稣的精神能借着我的讲道，进入这些老人家的生活。

两年后，台语越说越溜的我，被派到以饭包闻名的池上乡，那时苏德丰神父已经在那里服务。苏神父的布农话说得很好．同时也为阿美族同胞服务，我到了之后，主要和本省人接触，服务的地区不只池上，还有鹿野和长滨。

大约每两个星期，我就要去一次长滨，长滨离台东约一百公里路程，必须以摩托车代步。那时还没有铺柏油路，行经之处都是山路，在往返的路程中跌倒是常有的，所以每次我都必须格外小心．

台东的天气多变，有时下雨、有时炎热，可是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尤其从台东市往长滨的路上，可以欣赏海岸线的风光。每次我总是边欣赏、边祈祷，感谢天主让我在这么美丽的地方服务。

在池上的传教工作，得到传教员邹进福先生的协助。他虽然是客家人，但他的台语却说得非常标准，我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改变他的后半生。

台语逐渐驾轻就熟后，却有一件事仍困扰着我，因为自己不会读、写中文字，造成我预备讲稿的麻烦。那时我所认识的字不过是像台东、台北等几个地名，我知道自己不能以学会台语自满。

离开了池上后，我又去新竹学习国语，已经到了非学习国语不可了，我打算利用一年半的时间学会基本的说和写。

刚从乡下来到新竹这个都市，生活有些不习惯。而且是在学校里读国语，和在池上的学习方式不同，学校不如自己学习来得自由，在这里有许多来自菲律宾和世界各国的神父和修女，也有基督教的牧师，我们常常有机会一起谈天。

国语的入门比台语简单，但进阶的国语却又不那么容易，而且是我在台湾的第二个语言，学起来仍有些困难度。仿照学习台语的模式，我向会长要求，离开新竹后要到一个只说国语的教堂服务．

一年半后我来到台东市福建路天主堂，和曹经五神父一起服务。曹神父是河北人，国语十分清晰。那里还有一个大厨张先生。由于张先生知道我喜欢吃饺子和酸辣汤，所以常常做给我吃。

饺子和酸辣汤可说是我在台湾最喜欢的两种料理，张先生地道的功夫，常常令我赞不绝口，张先生被捧得乐不可支，就更记得要常常做饺子和酸辣汤给我吃，在他心中，我就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

在这里我平均两个星期要上台讲道，我仍然记着要表达清晰，用简单易懂的故事传达信息，小孩子和年轻人都喜欢听我这个外国神父说中国话。

“敬你一杯水，给〔h0〕你年年美；敬你一杯茶，给〔LO〕你没问题；敬你一杯酒，给〔h。〕你真善〔gau〕疼惜你的牵手。”

这是我自创的一些台语谚语，当这些流利的谚语出自我口中时，与一张完全西方的脸孔对比，往往造成一种不协调感。你很难想象这种创造力的背后，是我持续七年、天天投注五至八小时的艰苦学习历程，凭借的全是我对神的信心，与希望和台湾人沟通的动力。

如今台语已成为我仅次于德文的第二个母语，从学习语言的经验里，让我更加相信“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既经得起考验．必能得到主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生命之冠。”

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

初来乍到时，对宝岛的第一印象就是“脏”，这和瑞士的清新大为迥异。大都市里人潮汹涌，也是前所未见的景象。而台湾人的脸则是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不知如何辨认，我心里很纳闷：为什么中国人的脸长得都一样?好像只能分得出男女，但是男生的脸都一样，女生的脸也都一样。

这个困扰后来没几年就解决了，现在我对于辨认人的脸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可以分得出台湾人、客家人、外省人，还有原住民的脸。

来台服务六年后，第一次返回瑞士休假，再回台后常习惯性的膝盖疼痛，总找不出原因，就医也只是拿回一些止痛药。就这样，膝盖疼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但遍寻不着医治良方的我，经常忍着痛继续工作．

每个星期一是白冷会固定开会的时间，会中神父们常分享生活和交流经验，并且一同泡温泉、爬山。有一次开会，我提到自己的膝盖疼痛，影响走路，连晚上都睡不好觉，因为睡眠不足，所以连带地早上起床脾气不佳，整日体力不支，准备主日的讲稿时，很快就疲累了，自己也越来越不喜欢动，刚从瑞士回来的薛修士，看我那么痛苦，便半开玩笑地说：

“这是你自己的身体，你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才行!”

我不解地问：“我已经看了医生，我只能想到这样的解决方式而已，我还可以怎么做?”

薛修士给了我一本关于脚底按摩的书，他说他自己看了那本书，照书上所教的为他母亲服务，大约两星期之后，母亲每天早晨胃痛的毛病竟不药而愈，而且胃口变好了．

薛修士说完就要我把脚伸起来让他检查，他用很大的力量刺激我的脚底中心，让我痛得大叫，并且把脚伸回来：

“这个痛苦我受不了!”

薛修士告诉我，如果这个部位疼痛表示肾脏有问题，而风湿病或关节炎的人通常是肾脏有问题，不纯粹是关节的问题。他告诉我要多喝开水、少吃肉，并且多运动，应该可以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薛修士递给我的那本书，书名是《未来的健康》，是由一位瑞士的护士玛莎薇以德文写成，后来的国语译本为李百龄所译，名为《病理按摩法》。

当时我心想这是一种自然的保健法，不妨一试!所以开始阅读那本书，竟然越读越有兴趣，而且边看边摸自己的脚，发现自己的脚底几乎每一寸都会痛，在所有的区域中，又以肾上腺的反射区最痛。那本书上说，如果有骨头的毛病、关节炎或风湿痛，表示肾脏和肾上腺的功能不好，所以我决定开始采用书上的方法自行按摩．

每个晚上我都边看那本书、边按自己的脚，不久后，就感觉膝盖不太痛了，晚上可以入睡，精神也变得好多了。

另外我也喝大量的开水，并开始到海边散步，我很讶异这样的进步，长期困扰我的问题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让我开始对这个健康法产生兴趣，对这么宝贵的保健法，我愿花时间专心学习。

长久以来我就在祈祷中，求主赐给我一个新的方法，让我更容易接近别人，因为跟台湾人传教真的很困难。

中国人是重“面子”的民族，时常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是同一回事。况且他们并不觉得自己需要神父，所以我必须主动拜访，但有时又怕打扰或强迫别人，常常心里感到为难，因此我就跟主说：

“主啊!求你赐我一个有吸引力的新方法，让人们容易接受，那么福音就能遍传此地了。”

在不断的祈祷里。那个晚上，思索已久的新方法竟和脚底按摩联想在一起，我仿佛得到天主的启示一般：

“主啊!我要学习这个健康法帮助痛苦的人，帮他们解决问题，感谢你赐给我这个新方法。”

当我得到这个启示时，心中激荡不已，但我也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可能会有很大的转变．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医生，一个以足部健康法去亲近人的医生。我突然想到耶稣开始传教时，也常常医病救人，自己不过是效法耶稣的榜样。

继续深入研读那本书，了解各个脚底反射区所执掌的功能，对医学原本一窍不通的我，因为这本书才开始了解人体各个器官的位置和功能，而且越研读越赞叹造物主的伟大，人体竟是如此的奥妙!

但眼前碰到的问题却是：要去哪里更深地学习这个健康法?亚洲好像没有人会这个技能?在西方这个健康法早就普遍了，为什么东方到现在还没有人会?光靠我手边这本书实在太有限了，而且这本书是以德文写成，我要如何用国语或台语向别人说明?

放眼望去，不只台湾没有，连大陆、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地，也都没有这类的书，如此看来，天主所赐我的新方法，似乎还有很大的障碍横在眼前。

但尽管眼前的困难如此巨大，我仍像保禄宗徒一样的相信：“不但如此，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跃，因为我们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叫人不蒙羞。”

我相信天主既然赐给我这膝盖疼痛的灾厄，背后也必有祝福．这是天主所赐给我“化妆的祝福”，我要用欢喜的心情来迎接。

因为我们现今只是凭信德往来，并非％目睹。

〔格后5：7〕

这个令我困扰多时的关节炎痼疾，得益于不药而愈的自然保健法——脚底按摩，更正确的名称应该叫做“足部反射健康法”，它其实是在古埃及和中国流传四千年的古老医学。在中国因针灸的兴起而没落，在台湾则因天主的启示而重活用于今日。

“足部反射区健康法”可以再度风行，固然是由于我的现身说法，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健康法简单易学，男女老少皆，它还完成了人们不吃药、不打针，就能维持健康的梦想。

“足部反射区健康法”的理论基础，是因为我们的脚底布满了神经和微血管，是人体最敏感的部位，更甚于手部。所以洗脚时，往往

当手试好了水温后，脚却还是觉得太热或太冷了，正是因为脚比较敏感的缘故。也因此当脚保暖了，身体才较有抵挡风寒的热量。

从生理学和解剖学来看，脚离心脏最远，所以脚底的血液循环比较迟滞，一旦血液循环不顺畅，脚就会先肿起来。

同时，由于脚底离地心最近，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体内的毒素、废物容易聚集在此，因此，按摩脚底可以促进血液循，而一个有经验的脚底按摩者，可以很轻易地找出沉积物的位置所在，再利用按摩清除，以获疗效。

人类的手、足，布满了神奇的电子反射区，这些反射区与人体的各个部位相对应，这种造物主独特的赐予，使得我们可以运用最精密、最天然的保健法保持健康。所以简而言之，“足部反射区健康法”就是靠着刺激脚底，激发身体器官与腺体自愈能力的方法。

其主要原理是说，人体有很多能量流通的管道，支配着身体各器官和腺体的能量流通，既然如此，能量必有源头，针灸学将此源头称为“井穴”，意即“涌出能量的水井”。若要控制能量的通道，最根本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能量发出的源头；在“足部反射区健康法”的理论中，这些源头全集中于脚底，亦即“足部反射区”，它们正在左右身体健康的关键。

脚底是完整的人体的缩影，人体的各部位在脚底，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反射区，当双足并拢时，正好可以勾勒出一幅完美的人体部位图。单从足部来看，脚底内侧弯曲的弧度，又恰好是人体的龙骨形状。研究脚底按摩者发现，当人体的器官或腺体无法成功代谢废物时，地心引力的作用，会使毒素沉积在神经末梢或血管内。

至于脚底如何反射身体各器官和腺体，以及反射区的传导路线为何，至今在医学上仍未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和神经的传导路线不同，所以不像右脑控制左边身体、左脑控制右边身体．而是右对右、左对左。

当初我因膝关节疼痛而坐不得稳、夜不成眠时，薛修士便刺激我双足脚底的正中心，我因剧痛而将脚伸回去不愿再继续，这是很自然的病理反应，表示该部位所对应的器官可能有问题；然而病理反应不只有脚底硬块部位的痛觉，完全不痛也是一种病理反应，在癌症末期病患身上，经常有这种回光返照的现象。

由于人体器官和腺体，必须有一定的收缩及放松以维持血流的力量，排除各部位因新陈代谢所产生的代谢物质，当此种收缩与放松受到感染或某些原因的干扰时，器官和腺体就没有足够的血流力量排除代谢物质，这些代谢物质便沉积在神经末梢或血管内．进而影响器官和腺体的血液循环。

当器官和腺体有反应物或沉积物时，经由某种电子生理作用，在脚底相对应的反射区里，也会有此种反应物在脚底，这些反应物就是引起反射区痛感的原因，反应物越多、体积越大，痛感也越强烈。脚底按摩的功用，就在于改善身体器官和腺体的血液循环，排除代谢废物。

从几千年前遗留下来的文字和图片中得知，很早以前的中国人、埃及人、日本人和印度人，就已经知道利用脚底按摩的方法，促进身体健康和治疗疾病。

历史上最早的脚底按摩，真正有迹可寻的可追溯到古埃及时代，约于公元前2330年，在法老的医生墓穴中，就出现过脚底按摩的壁画，当时的人们已经会用按摩手或脚的方法来治疗病痛。图画中法老说：“请不要弄痛我!”医生回答：“我要这样，你才会赞美感谢我。”

在中国，据说黄帝时代，有所谓的“观趾法”，就是利用足部穴道的刺激反射原理治疗疾病；三国时代的神医华佗，将此法加以整理，收录在《华佗秘笈》中，名之为“足心道”；唐朝时，这种“脚底按摩”法传人了日本。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更经由传教士远播到欧美各国。由此可知，脚底按摩早就在中国广为流传过了，只是后来针灸治疗兴起，才被取而代之，渐为人们所淡忘。

近一世纪，中外史籍上有据可考、最早利用“足部反射区按摩法”治疗病患的人。是波士顿的一位耳鼻喉科医师威廉·费滋杰罗，他用双手按摩病人的手、足以治疗疾病。

1902年，费滋杰罗医生更提出了“区带理论”。将人体分为十个区带，整个身体由头到脚，全包括于各区带内，同一区带的器官和腺体均反应在同一反射区带的脚底。这个“区带理论”是脚底按摩的重要依据，他也因此被喻为“区带治疗之父”。

1902年，英哈姆〔Eunice Ingham〕女士，一位在费滋杰罗医生的诊所工作的物理治疗师，因对“足部反射区按摩法”很感兴趣，便开始做研究。经多次的实验与探究。她指出人体各部位与足部反射区位的相关性，同时发现脚背上也有相对应的反射区。她成了第一位正式研究发展脚底按摩技术与疗效的按摩治疗师。

并且她将按摩的临床经验及治疗实例，收编成一本书《脚能告

诉我们的故事》，而她发明的按摩指法，亦被称为“英哈姆方法”。

现代的医疗方法，就是诊断时由病人自述病情，或完全仰赖科学仪器的检验，但是有些病人不善描述自己的病情，有时候甚至连仪器都无法侦测出身体的异状，种种因素都造成医生的误诊或漏诊。仪器检验不到，病人的不适感又是事实，这种情况往往在脚底却可以找到反应物，所以“足部反射区按摩法”这种自然保健法，可以帮助人们提前发觉身体警讯，尽早保养。

人们因病来求助我时，我的做法是要求病人先不要自述病情，由按摩师父先说，甚至有时师父还可以说出病因，所以很多人都对这个健康法很有信心。

在临床上，脚底按摩对于高血压、糖尿病、腰痛、失眠、头痛、月经不顺、肝炎、肝硬化、心脏病、胃溃疡、皮肤病、中风、肾结石、肾衰竭、不孕症、十二指肠溃疡、气喘、长期疲劳、眼睛与鼻子的各类疾病，都有良好的疗效，虽非能治百病，但涵盖的范围却很广，适用的年龄层也很广，连小孩子都轻易地就能接受按摩时那种触摸的感

觉，这会让他们有被关心的喜悦，是一种易于接受而不会产生防备的亲近方法。

找到反射区的反应物后，要以哪个方向、如何按压才是正确的?以前的方法是找到痛点就前后反复用力地按压，经常让人的皮肤在按摩后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不仅效果不彰，而且病人还必须忍受肌肤之痛．

过多年来的摸索，如今已经发展出一套正确、有效而不费力的按摩法，融合了物理学的理论，使人们能充分地享受脚底被按摩的舒服感，且能兼具疗效。

在物理学上，按摩压力的传递及产生的作用有两种形态，其一是 “主动的压力”，当对反射区施压时，便是给该反射区一个主动的压力，此时反射区便因受压而产生刺激的能量；其二是“被动的压力”，反射区在主动的压力停止施压时，即因压力解除而恢复原状．借着“恢复”的反力，产生另一种刺激的能量。

脚底按摩就是因着这两种主动、被动的压力交互作用，产生能量刺激作用而达到治疗的效果。所以按摩时必须用“均匀而稳定”的压力刺激反射区位，以病人能忍受的程度决定施力的大小，压放一次约二至三秒，反复操作，让反射区在主动和被动的交互物理刺激中传递能量，达到有效的按摩功能。

按摩时的主要操作手指是大拇指，因大拇指有力、活动性高，其它如食指、中指也常用到，而正确的基本按摩法是以“指腹为主，指关节为辅”，双手并用，通常一只手主掌按摩，称之为“按摩手”，另一只手则用来稳定及调整被按摩的脚，使按摩手能正确按压到反射区位，称为“稳定手”。

有一个脚底按摩的错误观念是，许多按摩工作者往往只为病人生病器官的反射区按摩，如患者头痛，只按摩他头部的反射区；腰痛，就只按摩腰部反射区。

然而一个健康的身体，必须靠体内所有器官和腺体平衡、协调的运作，当病人在检验下，发现体内某器官或腺体异常，并不表示只有该器官或腺体需要治疗，身体其他可能造成这器官或腺体异常的部位也需要治疗，如此才能真正拔除病根，恢复健康。而不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

至于施行脚底按摩时，该由哪个反射区、哪只脚开始按摩，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

大部分的人提倡应由肾脏、输尿管、膀胱反射区按摩起，因为这些器官是排泄按摩后所产生毒素的主要器官；也有人认为应从病人的神经系统及内分泌系统反射区开始。

经我多年实验确定，应由脑的反射区开始。因为脑部掌管许多腺体，如脑下垂体，当腺体的功能恢复正常，往往可以使其他部位的疗效达到事半功倍。

一般病人每次治疗时间约三十分钟，假如病人的反射区的沉积物很硬或很结实就会很痛，表示“毛病由来已久”、“病情严重”。

所以刚开始接受按摩时，按压的时间最好不超过十五分钟，然后再在治疗过程中，逐渐把时间拉长。

刚开始时若能每天按摩效果最佳，之后可视情况改成每星期2—3次。

这样看来。脚底按摩不只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因为它不仅有理论基础，需要熟练的按摩技巧去实际操作，从事脚底按摩的工作者，必须用熟练、精巧的技术操作，更要以信心、耐心和爱关注病患，求取最佳的疗效和医病关系。这种医病且医人的行为，就是圣经上说的：“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德，不是凭着眼见。”脚底按摩的疗效，不但在从业者可见的技术与经验里，更可说是一种艺术化的信心表现。

出于信德的祈祷，必救那病人，主必使他起来。

（雅5：15）

刚开始，虽然我并不懂得任何脚底按摩的理论。却跃跃欲试想为别人服务，但没有想到碰到一个大难题，有人跟我说：“神父．你不应该摸别人的脚，那是不礼貌的行为!”我真的不明白，动机单纯的我，只想帮助别人。

原来，重礼教的中国人，不习惯任何身体的接触．对以前裹小脚的妇人来说，脚更是她们的禁忌部位，只有丈夫才有权碰，而这层根深蒂固的礼教因素，使得我单纯助人的动机寸步难行。

于是我决定先从自己教堂的教友开始做起，以态度诚恳的说明取得信任，我向人们解释自己想帮助他们的好意。而且一次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慢慢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我让他们自己考虑，并不勉强他们。

“我的第一个病人叫做陈奇南，他是一个‘正港’的台湾人。”在尘封的记忆里搜寻许久，才挖掘出我最早的病人。

陈奇南是台东乡下一位寂寂无名的退休老农，当年他每星期天都骑着脚踏车，到宝桑天主堂参与弥撒。有一次弥撒结束后，我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势怪异，便驱前关心。

“唉，我老了，背痛这个毛病好久了，习惯哕!”陈奇南带着些许的无奈答道。

“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关心地问。

“生了病就要赶快去看，不要拖!”有时对这些讳疾忌医的乡下人．我也被迫拿出神父的权威来。

“唉呀!差不多台东市所有的医生我都去看过了，花了我不少钱，圣母医院和基督教医院我也去过，还是没效。”

望着陈老先生脸上岁月的刻痕，我心中实在不忍，只有不住地为他的身体祈祷。在一次祈祷中，我清楚地听到主的声音：

“你只管去，去帮这个人做脚底按摩。”

当时我对脚底按摩的认识还很粗浅，临床经验更是丝毫都没有。但靠着祈祷得来的信心，我用坚定的口吻对陈奇南说：

“陈先生，明天下午四点你在家里等我，我来为你做脚底按摩。”

“神父，你说啥?什么是‘脚底按摩’?”陈奇南满脸狐疑。

我怕他拒绝，就对他做了简短的解释：

“如果你的背有问题，我可以在你的脚底找到一个穴道，就是西医说的神经或反射区，我不知道怎么说。不过我知道刺激那个地方，会使你原本疼痛的部位不太痛，而且可以刺激你的血液循环，长期做的话．你的背痛应该会好。”

“可是．你是神父，我只是个作田人，怎么好意思让你摸我的脚?”

“没关系．因为我要帮你啊!”

“可是……我的脚很脏……”

“没有关系，耶稣还替门徒洗脚耶!而且我的爸爸也是农夫，你别怕。如果你顾忌我是神父，可以在我来之前，先把脚洗一洗啊!”

隔天，我预备了毛巾和少许的油。就到陈奇南家去。

一进到陈先生的家中，就闻到一股香水味扑鼻而来。原来陈先生不只彻底洗了脚，而且喷上香水，希望我为他按摩时可以很享受。虽然他只是个乡下的老农，但在主的带领下．心思竟是如此温柔细密。

“陈先生，你真的很体贴，也很会想!主会纪念这一切的。等一会我帮你按摩时，你要放松，不要怕。为你自己，也为我祈祷吧!”我笑着对他说。

接着我就开始为他做脚底按摩，除了自己的脚，我从来没有摸过别人的脚，这是第一次帮别人脚底按摩，我先用很大的力量刺激陈先生的脚，陈先生的脚底虽然很厚，仍然痛得又哭又叫，但我并没有停手，继续按，共持续了一个小时才离开。离开前我提醒陈先生一定要多喝开水，而且和他约定第二天还要再来。

第二天，我仍然带着简单的工具，准时出现在陈奇南的家中，这次他似乎比昨天更痛。

第三天，我又去了，结果怕痛的陈奇南竟躲起来了，像是个玩捉迷藏的老顽童。

邻居偷偷透露了老先生的行踪，我于是连哄带拖地把他带回家：

“我们再试最后一次，如果这次不行，我就不会再勉强你了。”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心里涌出一股难过的感觉。我向天主祈祷求来的这个新方法，似乎不适合用在别人身上，我可能要放弃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了。

这次我将力道放轻，让陈奇南不会那么难以忍受，离开前嘱咐他多喝开水。

回教堂的路上我心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大概没有办法了吧！这个健康法可能只对我自已有效，对别人却不见得。尤其陈先生年纪这么大，或许我应该先拜师学艺，光靠那本书就胡乱摸别人的脚，可能行不通吧！

回家后我难掩失望之情，但我还是不灰心地向天主求一个奇迹，就在预备就寝前，一通电话响了，是陈奇南打来的!电话那头他很大声地叫着：

“哇!神父，我告诉你，真的是主保佑，脚底按摩有效耶！今天我的背不那么痛了，睡觉时还可以自己翻身，能不能拜托你明天再来。”

挂了电话后，我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了，这个方法有效!当晚，兴奋的情绪让我无法人眠，重新看了《未来的健康》那本书。凌晨四点，翻过书的最后一页，然后合上，我的心里感到很充实，虽然彻夜

未眠，也不觉疲累，反而更有精神，心里只有一个感觉：

“这就是我未来的使命!”

再为陈奇南做了两个礼拜的按摩，他就几乎康复了。

为陈奇南按摩的那段时间，吸引了不少好奇的邻居围观，陈奇南痊愈后，开始大力鼓吹脚底按摩的功效，陈先生告诉他的朋友：

“医生没有办法医治我的病，可是吴神父有办法!”

“那糖尿病可以吗?”

“中风也可以吗?”

“洗肾的人有希望吗?”

对于他们争相发问的这些问题，我几乎一个也答不出来，只好诚实地告诉大家，我不是很懂，但我很愿意和他们一起试试看。

就这样，不再需要我去找人，大批民众主动来天主堂找我，我就在教堂为他们服务。

人越来越多，还有教堂的事要处理。我记得书上提醒，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可能为太多人服务，否则反而伤了自己的身体。而且为别人按摩，自己也要多喝开水，如果不注意这些，最后可能连医治人自己都撑不住．

但是看到这么多人涌向教堂，让我只能看见他们的需要，不敢再去想自己的身体。如果有人因我的按摩，胃好多了，头也不痛了，我甚至比他们更加喜悦，感谢天主给我的这个恩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一天早晨醒来，我想从床上坐起来，但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却怎么也爬不起来。

我觉得好累好累，体力似乎透支光了。我勉强伸手拿起桌上的电话，联络圣母医院，告诉他们我生病了，需要人来送我去医院，因为我连走路都走不动了。

就这样，前一天还在为人诊治的我，今天却住进医院了。

医生告诉我，长期劳累使我的两个肾脏都严重发炎。必须住院几个星期观察，医生特别叮嘱我，什么事都不要做，只要好好的休息，这样看来，我至少要在病床躺上一个月。

那时才真的了解，之前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太多了，太少时间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但是一个月?好漫长的时间!教堂怎么办?需要我的人怎么办?

我开始动脑筋让自己的身体快点好起来，决定找机会刺激自己的反射区。所以第二天，趁医生、护士不注意时，我就在病床上用最舒适的角度开始为自己按摩，星期一住院的我，想到主日的弥撒，到星期五就按捺不住了，我告诉医生：

“我已经好了，不需要再住院了。”

“不可能。没有那么快的，还要休养几个星期才可以。”医生听了立刻制止我出院的要求。

但拗不过我的坚持，医生只好再为我做一次详细的检查，赫然发现肾脏已几近恢复健康，他直呼不可能，但检查结果摆在眼前，不信也不行。

到了礼拜六，医生就答应让我出院，并且提醒我，至少三个月不可以做粗重的工作，如果再不加注意的话，二度发炎时，就可能危及生命了。

三个月实在是够久了，要如何向每天络绎不绝的病人解释?在祈祷后我突然想到，可以鼓励他们打赤脚到海边去踩石头，应该也有同样刺激的效果。回到天主堂后，我就向上门求医的人说：

“医生警告我要好好休息，所以现在起三个月，我都不能动手为你们按摩，请你们自己到海边去踩石头吧!”

有些人采纳了我的建议，开始往海边跑。记得有一位邱太太，听了我的话后，天天到海边踩石头，大约持续了十天后，早上胃痛的毛病竟不药而愈，当她很兴奋地告诉我时，我的欣喜之情更胜过邱太太，因为主竟借着这么简单的方法，就使人得着健康。

大病之后，我越发体会到：唯有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有能力帮助人。

在休养的那三个月，我继续看书进修脚底按摩的知识，也开始着手翻译关于脚底按摩比较重要的部分，并请人为我画出脚底部位图，以及它们的中文名字。心想如果这件事完成后，就可以把简单的脚底反射区图发给别人，让人们在家也可以自疗。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继续在天主堂为人服务，老顾客都回来了，还多了更多慕名而来的远道客人。蛰伏了三个月，并未使人们遗忘我和我的脚底按摩，我并不企盼的名声在这期间也慢慢地发酵着；越来越多的病人拥来教堂，使我萌生教导学生以分担工作的念头。

为了使自己脚底按摩的知识及技巧更趋专业，我在1980年时，利用回瑞士度假半年的时间，参加了玛莎薇护士举办的足部反射健康法讲习班，得到毕业证书。回台湾后，就在宝桑天主堂训练教友，协助我在教堂的活动中心为人做脚底按摩．

第一批学生一共有六位，分别是陈勇、余李玉、方四赐、李美丽、蔡丽秀、陈精元。

我让他们互相按摩练习，并且规定他们每天晚上，至少要帮一个人做足部按摩。他们学习得非常迅速，所以很快就上手了，甚至有的已开始在自家成立服务中心，为人脚底按摩。

病人数目一多，难免碰到罕见的病症。

一天早上，来丁一对年轻夫妇，手牵着两个小孩，一个刚上小学，另一个才五岁。

当他们一家出现在天主堂时，我可以感受他们一定是遇到了难题，两夫妻脸色都很凝重，先生更是愁容满面。

他对我说他的太太要开始洗肾，当时台湾还没有实行健保，以一个月收入不到两万元的家庭来说，洗肾的费用足以拖垮他们，他有一种好像快要失去他太太的感觉，他无助地问我，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救他的太太．

“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们，除了洗肾，没有别的方法，我又没有钱可以付，我真的不想失去她，神父，求你帮帮我们!”

那时我为别人按摩的经验还很少，但却很为他们一家人的情况担心，在为他们一家祈祷后，我有股可以帮助他们的强烈信心，就开始为那位太太做脚底按摩。

我发现她的肾脏，虽然已经丧失大部分功能，但并非全然没有希望。我不只亲自为她按摩，也教导先生如何在太太的泌尿系统反射区按摩，要他一日两次这么帮太太按，也给他们一本脚底按摩的书，和一块辅助的橡皮垫，让太太可以踩在上头自己做按摩。

临走前我告诉他们，如果持之以恒还是有希望的。我在心里向天主祈祷．

“主啊!求你藉我的手和信心，帮助这一家人!”

因为他们没说，我也没有问他们的名字，更不知道他们的详细住址，只知道他们来自台中。那位先生带着我的叮咛和祝福就离开了，日后我常常想到他们一家，尤其是那位先生无助的眼神，除了为他们祈祷之外，还是祈祷。

大约过了半年后的一个早上，他们全家都回来了，脸上洋溢着喜悦，那位先生告诉我：

“我的太太好了，完全好了，医生也说不需要洗肾，接下来只要好好保养就可以了。”

他们再三向我道谢，并且说要把这个健康法传给别人，使没有盼望的病人，能够得到一线生机。站在一旁一直很腼腆地笑着的太太，这时也说话了：

“神父，将来你离开台湾，我们要为你盖一座庙，纪念你的功德。”

我听了哈哈大笑，告诉她：

“不是我救了你，是天上那差派我来这里的唯一真主救了你．千万别为我盖庙，如果你们还有多余的钱，拿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吧！”

虽然他们临走前，我还是没问他们的姓名，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脸上所流露出的那种喜乐之情，也让我更加相信：“出于信德的祈祷必救那病人，主必使他起来；并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

就这样，脚底按摩使许多重症无助的病患得医治的名声，在台东地区不胫而走，并且开始掀起一阵风潮。

我在宝桑路的一位邻居，正巧是警广名主播李文小姐的朋友。当时李小姐在广播界的声势如日中天，不料一场群医束手的怪病，让她被迫休养。我的邻居就告诉她说。反正大医院都治不好，有一个外国神父可以从脚底治病。不妨可以试试。

就这样，李文的“姑且一试”．仿佛为脚底按摩在台湾上空架设了一台扩音器，使“吴神父脚底按摩”一时之间，成了台湾人尽皆知的健康法。

谁若明知是天主的旨意，而忍受不义的痛苦，这才是中悦天主的事。

〔伯前2：19〕

许多人都听过资深主持人李文小姐，在警广“我爱我家”节目中清晰朝气的声音；但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李文快乐活力的声音背后，也曾有过一段病痛缠身的岁月。

1980年，李文在休息了一年半后重回广播界，正准备冲刺事业的第二春，不料才不到几个月，就被医生宣判得了一种十分罕见的疾病，重者连自行如厕的能力都可能丧失。

医生告诉李文的诊断名为“重症肌无力”，属于神经科，是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发作初期会有视神经失调的现象，然后开始出现多重影像。

在此之前，李文自己并未听过此病，医生则举了几个名人为例，像船王欧纳西斯是得此病死的，以及《影城疑云》主角知名影星罗杰·史密斯得了此病后，必须爬着去上厕所。李文听了只觉得自已没希望了，而医生每一次的诊断和说明，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打击。

李文是一位爱主的姊妹，每当午夜梦回时，她不断地流泪求告主耶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病早不来晚不来，如果是在我回电台工作前发病也就罢了，为什么要在我办完了所有的归队手续后，才让我知道结果?主啊!我该怎么做?”

当时唯一的选择，只有乖乖住院接受治疗，开始了一天十八颗的类固醇处方，但医生却告诉她，没有把握可以将她的病治好。

从那时起，李文开始深居简出，几乎断绝了一切人际往来，因为疾病使她的容貌有极大的变化，眼皮下垂得极为严重。水牛背、满月脸的类固醇后遗症也愈发明显。

李文无法接受疾病带来的相貌变化，虽然主持广播节目不必抛头露面，减少了自己相貌改变后的不适感。但她的信心还是受到了影响，总是不想与人接触，也已经预备好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专心养病。

一天。有个朋友问李文知不知道“吴若石”。

在生病前她虽然也在台东住过一年半，但压根儿没有听过什么“吴神父”，神父不是到处都有吗?

朋友告诉她，这个人是个外籍神父，在台东小有名气，据说他可以从脚底治病。朋友建议李文，不妨找吴神父试试看，或许能治好她的病。

这种新兴却是传统的健康法，为一个生病的人燃起了一线希望，就好像飘流在大海中的人，突然找到了一根浮木。按摩脚真的可以治病吗?李文在经过祈祷后，决定来台东亲身一试。

到了台东的宝桑天主堂，我亲自为她诊断脚底，就好像其他许多重症患者一样，我警告李文，由于她的症状非常严重，所以按起来会非常痛，如果能忍耐过去，效果将非常显著。

李文听到我这么说，早已不管痛不痛，她只抓住了一个天主给她的启示，那就是“还有希望，我还有希望”。

很快地，李文就和我约了第一次按摩的时间，我赫然发现，除了重症肌无力之外，李文同时还有内耳半规管不平衡，以及甲状腺的毛病。

李文真是病得不轻，但由于工作的关系，只能利用十天的休假留在台东治疗。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决定一天为她做两到三次的脚底按摩。

还记得第一次按摩的时候，李文痛得大叫，只想要把脚缩回去。为了转移她对疼痛的的注意力，我边按摩边和她聊天．

或许实在太痛了，所以我到底说了什么，事后我问她时．她多半没什么印象；但她却清楚记得我对她说过，脚底按摩根本就是你们中国人的东西，只是中国人自己不珍惜这宝贝。

另外，我也告诉她，我自己也曾罹患极严重的膝盖关节炎，是这个按摩法救了我一命，这么说无非是想鼓励她继续忍耐下去。只是她当时心里只想着怎样熬过这“酷刑”，对我的亲身经验大概无法领会．

李文其实不只第一次会痛，她几乎每一次的按摩都“痛彻心扉”，我不断地告诉她“痛才有效!”但她后来告诉我，她当时只想回我一句：“那你痛痛看哪!”不过她痛到连这几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这样的“酷刑”每一次都持续很久，我仍然会边按摩边和她聊天，而李文只希望我不要废话，赶快按完，结束她的痛苦。

在加强按摩十天后，李文回到了台北、回到工作岗位。为了检验这十天的成果，她回到医院复诊．

当检查报告出来后，李文看到的是医生狐疑的脸，医生边看报告，边喃喃白语：

“奇怪，胸腺瘤怎么不见了?”

原本已计划开刀，如今不见瘤的踪影，医生虽觉得纳闷，却说：

“反正手术室已经排了时间，还是开了算了!”

于是排定第二天开刀。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李文，越想越不对劲，是我的胸腔被你打开，怎么能说“开了算了”?她毅然决然放弃开刀，从此正式宣告脱离“重症肌无力”的阴影。

1980年下半年，李文决定为我制作一连三次的专访，请我分享：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健康法、病理按摩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痛，以及我自己是得什么病被脚底按摩治愈的。

在这个节目播出前，围绕在宝桑天主堂的人，多半仅限于台东地区的民众。对于制作节目一向只问“是否对人有好处”的李文，完全没想到节目制播后，全台人潮蜂拥而至，并且在1981年初，吸引了“华视新闻杂志”六人采访小组前往专访，更有甚者，这股脚底按摩的热潮，使得西药的销路下跌了三成。

主耶稣十天内在李文生命中行了一个神迹，使她对我就好像是“救命恩人”一样。

回想那十天痛苦的医病过程，李文对主耶稣的敬虔又加添了许多。我们之间也孕育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她可以感受到主在我身上所做的工。

无论为谁按摩，每当我看到他们痛得龇牙咧嘴，听到他们呼爹叫娘时，我都希望痛的人是我自己，我宁愿病人的痛是痛在我身上，因为我体会出主耶稣被罗马兵钉在十字架上时的心情。

如今我和李文两个人已是多年的好友，常常无所顾忌地开玩笑，但关系却又淡如水。李文若到台东时，一定会来找我。两人就这么安静地坐着，偶而说一句话，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不会因李文而把其他的事情排开，李文也像是回老家一样地，突然间就出现，坐得够了，她就会说：“我走了!”然后就自行离开。

在李文眼中，我就像一个俏皮的老顽童，常会利用洋腔洋调的国语，创造许多好玩的用语，比如我最喜欢为人体的器官冠上称号，像是“胃先生”。还有“肝小姐”。

记得有一回我拿了一盒家乡口味的饼到她家．很兴奋地告诉她，这是瑞士当地一家四百年老店做的饼，是我最怀念的家乡口味。李文以为我是要整盒送给她的．没想到我只让她尝了两片，剩下的又抱回去了。

她当然了解我一个人在台湾，闻一闻家乡食物的味道，就好像回家一样。这种思乡之情她心里虽认同，但每次嘴巴还是忍不住嘲弄我“咸酸”。

痊愈后的李文，回想生病的历程中，自己常发怨言，总不明白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还记得自己最不愿见人的那段时间，有一天却被电台警卫通知有访客。李文微愠地说：

“不是说好我不见任何人吗?”

但警卫说，访客见她的意愿极为强烈，而且也报上姓名是旧识，李文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见来客一面。访客是当时励友中心总干事，而今是伊甸残障基金会执行长陈俊良先生，身边还带着一个女孩。

看到那女孩的刹那，李文冷不防被吓了一大跳，那女孩有半边的脸全是烧伤后的疤痕，另一边却还上了妆，努力描绘了清楚的轮廓，两边的脸形成强烈对比．让观者更加心疼。李文第一个直觉是：

“天啊!她一定和我一样爱漂亮，但是谁剥夺了她爱美的权利。”

陈俊良希望李文能利用她的群众影响力，在广播中为像她一样的面部烧烫伤者募款，为他们做点什么。

李文自己在生病后，容貌改变了许多，她很能够理解这些活在阴暗中的人，不敢活在阳光下的痛苦，她决定尽力帮助。经过她和有志于此的朋友宣传和奔走，“阳光基金会”于焉成立，第一笔立案款还是李文的听众一小笔一小笔捐款支持的。

正因为自己的病得医治，才会有广播采访，也才会吸引华视新闻杂志前往专访，“吴神父”才得以被挖掘出来，使得吴神父脚底按摩在台湾开始变得轰动。

李文到这时才明白，主耶稣让这个病发生在她身上。其实正是一个“化妆的祝福”。

原本我并不乐见媒体采访报导，因为我很不想出名。我知道天主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害怕太多的赞美和不必要的名声会使我骄傲。

但李文告诉我，媒体只是一个工具，无好坏善恶之分，完全靠当事人。只要我一心仰望天主，祂会借着这些工具，让脚底按摩成为一种人人可用的健康法。那时台湾还没有医保，许多病人困于经济压力，被迫放弃治疗，脚底按摩或许对这些人更有帮助。

经过祈祷，我决定改变初衷，接受了李文的广播采访，接着是“华视新闻杂志”制作人文崇道听到李文的节目，也做了三集的追踪报导，后来又有许多电视节目纷纷对我做报导。媒体的大幅介绍，使脚底按摩成为人尽皆知的健康法，一时之间，我也成了台湾最有名的外国人之一。

但也因为媒体，让我遭致许多人的嫉妒，所以传出许多不实流言。有人说我给了媒体人好几百万，让他们播出专访；只要我一不出现在电视上，就有人谣传我已经死了．

这些无中生有的毁谤中伤，其实反映出这些人心里真正的想法：“他们希望我根本不存在”，因为我爱主多过爱名爱利，不愿成为他们的赚钱工具，他们只有等到我死了，或是身败名裂了，他们才可以出头。

虽然遭到谣言的攻击，但我始终不还击，只是不断地为这些利欲熏心的人祈祷，主耶稣说：“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伯多禄也说：“谁若明知道是天主的旨意，而忍受不义的痛苦，这才是中悦天主的事。”虽然仇敌的攻击是出人意料的凶猛，但靠着祈祷总能托住软弱的我。

在爱里没有恐惧，反之，圆满的爱把恐惧驱逐于外。

（若一4：18）

心里怀怨、怀恨的人一定难以理解，竟然有人凡事皆以“爱”为出发点。但你如果看过圣经，就会知道我的大老板〔主耶稣〕就是这样要求我。只要你能和他够亲近，就会发现爱的力量。在我年逾花甲的一生里，跟随他的脚踪，随手拈来都是爱的故事。

记得有一年台湾受到台风的侵袭，风势虽然不大，但雨势滂沱，整个台东好像都泡在水中，平常友善可人的小河，也突然变成盛怒咆哮的汹涌大海，有些住屋被水冲走。

那天我因服侍教友而滞留台东，但我担心池上的情况，第二天我还是冒着风雨，骑着我那台老爷摩托车，回池上探视灾情。

快到鹿野时，忽然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路边，于是停了车下去查看他的情况。那个人抬起头来，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因为他等了好久，终于等到有人从这里经过：

“神父，能不能麻烦你带我到关山，我必须要去医院看病，因为我的肩膀断了，好痛好痛喔!”

“你上得了我的摩托车吗?可不可以坐在后座，用另一只手抱住我?”

似乎不需多问。因为眼前只有这个方法了。

帮助他坐稳了之后，我开始小心翼翼地骑着车，快到关山时有一条很大的河流，有好几个人的摩托车停在那里，没有人敢强行渡河，但我心想这个人若不赶紧送去医院，恐怕会有生命危险，无论如何都要试试看。

在这紧要关头，我只能赶紧祈祷，求主保佑我们。祈祷完后我叫那个人紧紧地抓住我，无论如何不要松手，然后就冒险地往河中骑过去。

水越骑越深，突然间摩托车无法着地，开始失控，水流湍急，强大的冲力使得我和后座的人都因为惊慌大声叫了出来．

“啊，神父!怎么办，赶快回头啦!我不能拖累你啦!”

“别松手!千万别松手，我们一定会过去的，主已应许我了，千万别松手。”

只听到后座的人一直想回头，不然就是想放弃，我则一再对他“心战”喊话，因为他的伤不入院不行。雨越下越大，地上的水也越来越高，我们全身都被浸透了。当时我心里虽然恐惧，但仍要不断安慰后座的伤员，要他无论如何不能松手。

果然没多久，摩托车又着地了，我们两人都松了一口气。河水渐行渐浅，我们终于渡过整条河流。

回想这一生里，从来不曾如此害怕过；尤其当另外一个人的性命与我紧紧相系时。主耶稣藉这次的遭遇让我明白，如果我一个人骑摩托车过那条河，铁定被水冲走，因为以我和摩托车的重量，一定敌不过水流的冲力，但加上那位病人的体重，才使得我们能够在水中稳定下来。

原本是出于好意想要帮助人的，没想到反过来是这位病人救了我，感谢主如此厚待愿意行善的人，这也让我更相信，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愿意帮助别人，一定也对自己有益。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也经常在这种单纯助人的意念中得到丰盛和充实。

早期前来求医的病人中，有一位来自屏东的潘先生．患有很严重的心脏病。

他来到天主堂时，是由两个人搀扶来的，他告诉我他已经求助过无数的医生，医生都束手无策，他已经到了呼吸困难的程度了。

我听了他的陈述，告诉他应该再寻找合适的医院，而不是来这里，因为我们的经验有限，可能没办法帮助他，但潘先生坚持不去医院．只是一直央求我救他：

“神父，求求你。我对你有信心!”

潘先生仿佛把我视为最后一线希望，让我不禁动了怜悯之心，答应为他做脚底按摩。

开始只能用很小的力道按，因为有心脏疾病的人切忌用太大的力道，按完之后，我建议他还是到圣母医院，求助专业医疗人员较好，但潘先生坚持不肯，他要求住在我这里：

“我要睡在你的旁边，这样我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按摩救我!”

我听了之后，心里第一次出现害怕的感觉，潘先生当晚真的在天主堂留宿。

我很清楚潘先生如果发生意外，一切就都完了，然而人的尽头却是天主的开始，我只是不断地祈祷。

夜里潘先生似乎一直无法进人睡眠，因为就寝没多久，他就开始出现气喘、呼吸困难等症状，我马上对他脚底轻轻按摩，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我和潘先生都彻夜未眠。

早晨，我继续为潘先生按摩两次，如此大约又持续了五天，潘先生有了些许的进步，我交代学生继续为他按摩，两个星期后．潘先生告诉我说：

“神父，谢谢你，我感觉完全好了!现在我要回家去了，但是我还要来找你，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他们都是心脏出了毛病，你可不可以也帮他们按摩?”

潘先生走的时候手舞足蹈，完全不像他刚来时那样狼狈。在这之后，他总共带了十一个病人来，所幸情况都不像他自己那样严重，病情的改善也较为容易。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主的国。脚底按摩这个健康法不但能帮病人重生，也曾帮助两位刚出狱的人重生。

他们那时从监狱写信给我，希望我可以教他们脚底按摩。我很快回信，也提供他们一些书，让他们在狱中自修。我想到这个健康法，可以教他们做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尽我所能的提供协助．

在所有曾帮助过的出狱人当中，有一位是很特别的，他叫做邹进福，他是我来台后第一位共事者，在池上时曾担任我的传教员。

邹先生对政治的热衷，早就到了狂热的地步。他很难认同当时执政党的理念和作法，所以在我离开池上后，邹先生竟然写了一封信给总统，批评政府的作为。

在戒严时代，这封信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但心急如焚的家人，却连他被哪个单位扣押，关在哪里都毫无音讯。于是这人就像水蒸气一样，蒸发在台湾这岛上，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生是死。我为这事向天主祈祷了许多年。几年之后，我突然收到邹进福由狱中寄出来的信，他告诉我自己安好，刑期将满，很快就可以出狱了，虽是报告近况，邹先生却仍不忘带上一笔对执政党的不满，我在祈祷后立刻回信，劝他不要太投入政治的事，因为批评并不能改变什么。

我很关心邹进福出狱后的生活，所以远在台东天主堂的我，不断透过书信告诉他脚底按摩的事，并且鼓励他出狱后以此为业。

投入脚底按摩十个寒暑，邹先生的两个儿子，也从事脚底按摩，全家先后在桃园和中坜成立了服务中心。

邹先生曾说：“天主在你我的脚板上显奇迹。”自从他投入脚底按摩后，就致力于将这个健康疗法发扬光大，他所著的《病理按摩法》一书，对各种疾病的按摩治疗、反射区位、指法等，都有着正确清楚的解说。

记得有一天教友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老太太中风了，医生说她快要安息主怀了，她的家人们则希望我可以来为她敷圣油。

当我赶到时，发现老太太的嘴，已经因中风而歪了一边，无法言语，但我并没有马上为她敷圣油，反而抓起她的脚来，用力刺激她双脚的大拇指，然后才施行宗教的礼仪，为她敷圣油，也带领众人一同祈祷，之后我便离开了。

到了下午，有人跑来告诉我，神奇的事发生了，那个老太太竟然又到田里工作了，好像没事一样，我听了也非常惊讶，第二天专程前去看她，发现她真的完全恢复了。

虽然她的家人都认为是脚底按摩的功效，但我知道，其实是祈祷产生的力量，让我的“大老板”动了慈心，才会藉我这无用的奴仆之手，行了这死而复活的“神迹”。

有一年即将结束在瑞士的度假，要回台湾前夕，一位法国籍神父汤马斯·埃洛加主动打电话和我联络。在同事协助翻译的情形下，了解到埃洛加早年在中国传教，十几年之后．却因眼睛发炎而引起疼痛，不得不中断传教工作回法国治疗。

回法国一检查才发现，除了眼疾之外，他还罹患了另外五种病，医生用打针、吃药的方式治疗他的病，但却都不见效。

埃洛加神父辗转从一个在巴黎念书的学生那里，得知我有一位学生，医好了自己母亲的眼疾，所以他相信我可以医治他类似的毛病。

他先打国际电话到花莲，问到了我在瑞士的行踪；但我在电话里告诉他，十七年的眼疾不可能在我留在瑞士的最后那个礼拜治好。

然而埃洛加在祈祷后，对我的信心很强，他决心把握这个礼拜到瑞士来找我，所以不论我怎样苦口婆心的规劝，他还是独自一人坐上火车来瑞士。

记得第一次看到埃洛加时，他的清瘦令我印象深刻。然而更怪异的是他在室内，脸上仍戴着墨镜，头戴大帽子。他向我解释只要见到光，他的眼睛就会疼痛，所以才有这样的装扮。

先前我已一再劝阻他，别到瑞士来，所以看到他时，原本有着些微的不悦；但既然已经来了，而且他又坚持这是他祈祷后得到的启示，我只好尽量为他服务。

为了在短时间内见效，我告诉他必须要用很大的力量刺激他的脚，我很担心地问他：

“你有办法忍受吗?”

埃洛加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已经生病十七年了，什么痛苦都能忍受。我很清楚什么是痛，请你放心按，只要我的身体能够因此有一点点进步，再大的痛苦我也能忍。”

按摩的过程果然如预期般疼痛，但埃洛加都忍下来了。按摩时我发现埃洛加神父的头部、眼睛和耳朵都发炎了，内脏由于长期服药也很衰弱；但我心里有一种感觉：他会进步得很快。

临走前，我再次叮咛他，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么重的手法对病人按摩，半夜你可能会有另一波的反应，甚至可能会很痛苦，如果有状况时，无论多晚，都一定要再跟我联络，我会立即到他的住处为他按摩。

但是等了一夜，埃洛加都没有打电话来．连隔天也没有出现，我担心他的状况，便专程到他的住处去探望他．发现他根本爬不起来，非常疲累，于是我第二次为他进行按摩。这次我改用比较轻的手法，大约一个小时后，埃洛加向我说：

“真的，我的头突然轻多了，以前都是重得不得了，我真的好高兴，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改善了!”

中午我带埃洛加去散步，他仍然戴着墨镜和帽子，因为他对光仍然十分敏感。到了傍晚再进行第三次的按摩后，埃洛加兴奋地对我说：

“我的头和眼睛都不痛了耶，而且今天都没吃止痛药。”

但我告诉他：“这只是开始，所以进步比较显著。像你这么严重的病，至少要半年以上，才能完全恢复。”

我给了他一块按摩板和棍子，并教他怎么使用。一直在旁帮我翻译的同事乔安—莫索，原本不相信脚底按摩的，亲眼看到这个“奇迹”后，也感动得和我们一起祈祷谢恩。

结束休假回台湾后，莫索神父又带着埃洛加，去参观瑞士的风景，后来莫索向我转述一个景象：

“到了山上时，埃洛加神父竟然把他的帽子和墨镜都拿掉，并向着天大喊：‘感谢天主!这是十七年来，我第一次没有头痛。我知道我的新生命就要开始了!感谢天主借着这个健康法救了我!”

半年后，我接到埃洛加的信，还有他厚厚的一册病史，详细的病名都记录在上面。信中并随附三个医生的报告，报告上说：

“埃洛加神父原本罹患的五种病，这次检查时竟一切正常，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但为什么呢?原因不明。虽然埃洛加神父自称是因为接受过脚底按摩，但用脚底按摩治病真的可能吗?太不可思议了!”

医生在病历上如此写道。

后来我和莫索到法国去看埃洛加时，他也已经在当地，用这个健康法为别人服务，直到八十岁。圣经上说：“在爱里没有恐惧．反之，圆满的爱把恐惧驱逐于外。”感谢他对主和对我的信任，因为他知道主爱他，我也爱他；也因为爱，克服了他对疼痛的惧怕，接受我这样急速而大力的按法，不但他的宿疾因此痊愈，也让脚底按摩的理论，在临床上得到进一步验证。

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

〔弟后4：2〕

在不断的祈祷与学习后，我对脚底按摩无论在理论与临床经验上，都有着长足的进展。就在各地如潮水般拥来求诊的病人越来越多时，天主堂却收到了一封卫生署发出的电报，对我“勒令停‘业”，因为他们说我和学生们所做的脚底按摩已经触犯法律，根据法律只有医生才可以施行医疗行为，而我不是医生，却公开为人治病。

早就觉得体力不支的我和学生们，收到这封电报时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总算有时间休息了。

但是当我将电报内容念给屋里和门外等候的病人听时，却引起排队民众的强烈反应，看着他们不辞千里跋涉、扶老携幼地好不容易来到台东，结果竟要失望而回，心里实在不忍，可是我又不能违“法”啊!

正在纷扰惊慌时，群众当中有一位因头疼痼疾来找我的林太太，表示她愿意尽全力帮我解决问题。原来她是三重佑民开放医院的院长夫人，她说为了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她先生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眼前这个困境。

没几天林先生就从三重专程来到台东，与我商量对策。后来我们决定，由我与一封信给将经国总统和谢东闵副总统，让他们知道我和学生们所做的脚底按摩，并非医事法所谓的“医疗”，并且告诉他们台东的医疗环境现况，以及有许多不远千里而来的病人，他们现在所处的困境。

把两封信寄出去之后，接下来只能祈祷并静候回音了。很多人告诉我：

“别傻了!总统、副总统日理万机，不可能管你们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啦!”

虽然听到许多泄气的话。但我并不灰心，因为在祈祷中知道天主要我耐心等候，我和学生也可趁这段时间充分休息，以便再度为人服务时更有体力。我知道我所敬拜的主，是听祈祷的主，祂一定会为这件事负责到底的。

休息了好一段时间，我和学生们都感到体力已恢复得差不多时。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极为陌生的声音：竟然是谢副总统亲自打来的电话，那个期盼已久的音讯。

谢副总统说他看了信之后。很关心我和台东的情形，他希望我能去一趟台北，他愿意与我当面商讨解决之道。

挂了电话的我，想到副总统对此事的关心，心中燃起了无限的希望。我相信门口每曰引颈企盼的民众，以及为这件事代祷的弟兄姊妹们，绝不会白白等候的。

这趟台北之行，与我同去的还有林院长和林太太。到副总统办公室时，谢副总统已经在等候我们了。在晤谈中，我把教堂门口那些不肯离去的病人，他们的种种困难与无助，再次反映给副总统，我请他一定要设法安置这些人。另外我也再次重申，我从不曾开过任何药物给病人使用，也不曾用过任何医疗器材，我只是用手按摩病人的脚而已。

任何医疗器材，我只是用手按摩病人的脚而已．

谢副总统频频点头表示他了解，因为他也看了年初在华视新闻杂志播出的访问，他自己因为有关节炎，所以看了节目之后，马上也要求他的护士按摩他的脚，他自己非常认同这个自然保健法。

谢副总统的委婉和谦逊，令我印象深刻，而且他以实际行动表达出他愿意解决问题的诚心，在谈话结束后，他立刻打了一通电话给卫生署施纯仁署长，请他立即过来加入商议。我再一次把原委告诉了施署长，并且分享自己如何从这个健康法受益：

“这个健康法实在有益无害，东部又没有什么大医院，人们很需要这个健康法。我教很多个学习，不但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而且……”

施署长不待我解释完毕，就打断我的话，婉转地说道：

“神父，这些你不用说我都明白，但你们这样做等于断了别人的财路，医生、药商、还有那些公会抗议不断，我们每天都要收一大堆抗议的信和电话，压力真的很大，所以不得不发加封电报给你。”

听了施署长的说法，我也明白了他的压力来源，他表明了爱莫能助的态度后，原本我也准备打道回台东了，不料在旁始终不发一言的林院长，这时突然说：

“这样好了，干脆由我来请神父到佑民医院为人按摩。如此一来，这个健康法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就不该再有什么问题了吧!”

这个建议当场被施署长采纳。

一出门来，记者们也都守候已久。我透过电视向民众解释，请大家别再这么辛苦地到台东找我了，未来我将在佑民开放医院，继续为大家做脚底按摩，许多原本在台东跟我学艺的学生，也跟着我一起北上三重，回应广大的患者需求。

重新“开张”后，我和学生们每天必须为大约二百个病人做脚底按摩，有时更多，所以生活比之前更忙碌。

由于在台东的天主堂还有工作，所以我一个星期到台北三天．其余时间留在台东。在台北的日子，不只要为病人按摩，还要训练更多的学生，才足以应付广大群众的需求。

同时，不管再怎样宣传解释，在宝桑天主堂无论日夜，还是有许多病人跑来求诊，所以若说能在夜里正常睡眠，反而是在台北的时候。尤其在天主堂里，晚上还会接到许多电话，拜托我去为他们做脚底按摩，虽然疲累不堪，但为了福音有传扬的机会，我总不忍拒绝。

话说回来，在佑民开放医院里，虽然有比较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然而工作量大，并且那时来自医生、教会和生意人的压力纷纷拥来，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走到了尽头，几乎已经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晚上常常作恶梦，甚至必须靠安眠药才能人睡。

虽然我知道自己最需要的就是休息，然而众多的工作，一直推着我往前走，让我片刻也停不下来。很多学生热心地为我按摩，虽可解除我肉体上的疲累，但却无法解除我精神上所承受的强大压力。在我不断地祈祷下，我的“大老板”动了慈心，让我这负劳苦和重担的人，得以到他那里安息。

1983年底，我向白冷会会长申请“安息年”，让我可以好好地休息和进修，会长毫不犹豫地就批准了，因为他早就反对我做脚底按摩，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神父应该做的事。

当时我心想，耶稣在地上宣教的那三年半，也曾为人医病，我自己不过是效法他罢了!但我身为神父，一定要顺服权柄，上级既然不认同我所做的，无论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还是必须顺服上级。我想到保禄曾勉励他的学生弟茂德：“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

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我总要专心传祂的道。当安息年的申请提出被通过后，我立刻停止当时“如日中天”的脚底按摩工作，一个人离开台湾，静候主对我的下一个差遣。

然而仰望上主的，必获得新力量，必能振翼高飞有如兀鹰。

（依40：31）

在台湾知名度颇高，甚至大远东地区都小有名气的我，该躲到哪里去祈祷灵修，才能真正享有安息，免受需要我的民众“搅扰”呢?

原本我的选择是菲律宾，但菲律宾的主教回信告诉我，菲律宾已经有很多人认识我，如果我到那里去进修，还是会有很多人找我做按摩，所以我把菲律宾进修的计划取消了。

欧洲也不行，因为埃洛加神父在欧洲推广脚底按摩，很多人都已在等着我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在无计可施下，祈祷后我一翻圣经，“大老板”启示了我一个最安全的地方，那就是圣经里上主所应许的，满是牛奶与蜜的迦南福地——以色列。

于是我选择了耶路撒冷本笃会的修道院，作为未来一年进修的地点。因为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修院也可以提供我神学方面的进修。

1984年我离开了台湾、离开佑民开放医院，到耶路撒冷进修一年。当我放下一切工作离开时，心中却难掩失望之情；因为当初我所领受脚底按摩的精神，那时已经不复从前。许多从业人员，甚至跟从过我的学生，都在这大染缸一样的社会里迷失了。往往只是为了钱、为了名来工作，失去了对病人的爱心。

离开群众的包围，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冷静地想想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爱我的天主希望我未来怎么做。

本笃修道院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前三个月我全天都待在修道院里，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独处，除了读圣经、默想、祈祷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尽快解决神经衰弱、失眠的问题，使体力完全恢复。由于生活作息正常，没有俗务烦心，很快地我就可以不靠安眠药入睡了。

接下来半年的时间，我参加神学讲习，每天早上都和本笃会的神父们一起参与弥撒。我发现在台上带领弥撒的院长，经常不自主地咳嗽，甚至影响到他讲道的顺畅。

看到这位主的忠仆受到病痛的折磨，我非常同情他，但我并没有告诉院长，自己可以用脚底按摩为他解决问题。因为我来耶路撒冷这一年的目的，是让自己先得到健康，我不能轻易跨越底限，所以我忍着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背景，原本在台湾做什么。

再下来的日子里，院长继续咳嗽，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每当他久咳不停，并且露出痛苦的表情时，我仿佛也体会到他的锥心之痛。在祈祷后我明白了，天主既然给了我这个恩赐，就应该用来帮助需要的人，况且我的体力，也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主动去找院长，告诉他自己原本在台湾工作，偶然习得一个健康法，可以在脚底治病，如果院长愿意，我可以帮他按按看，希望可以解决咳嗽的问题。

同时我把脚底按摩的书拿给院长看，耐心地向他说明，并且恳请院长千万不要把我所做的告诉别人，因为我仍然在进修，不希望旁骛太多。院长答应了我的要求，并且首肯我为他做脚底按摩。

慢慢地，院长的健康有进步了，他和我都非常高兴。由于院长的承诺，这件事成了我和院长之间的秘密，没有第三个人知情。

十一月是全班同学出游的日子，我们三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地往圣地出发。为了能尽情游览圣地，旅途多半采取走路的方式。

有一天，一个来自奥地利的同学，突然因胆结石而痉挛，他痛苦地躺在地上，由于随行没有医生，大家不知所措，眼睁睁地看着同学在地上痛苦不已，没有车，医院又很远，该怎么办才好?

正当大家慌成一团时，我快步冲向这个同学，在他的身旁跪下，脱去他的鞋子，然后开始摸他的脚，大约二分钟后，他就恢复了，而且还可以走路了，同学看了啧啧称奇，不知道我所做的事是什么。

过了两天，又出事了，有一个同学被山上掉下来的石头扎到脚，伤口的疼痛使他无法行走，我只得再度挺身而出。

当时我心想：虽然无法解决他的外伤，但应该可以帮他减缓身体内部的疼痛。我开始试着按同学的膝盖反射区和肘关节，几天后，受伤的同学就可以自己走路了。这次同学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我：

“你是如何做到的?”

“你之前是医生吗?”

“可是你的医病方式很特别!我们很想知道那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们!”

既然大家都亲眼目睹了这由天主所恩赐的健康法，我只好承诺他们，回修院后再和他们分享自己在台湾所做的．

因为接二连三的旅程意外，我的脚底按摩不再是秘密，我将自己在台湾的工作，以及什么是足部反射区健康法，还有我为什么要到圣地来进修，都一一向同学陈述。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虽然他们对脚底按摩并不陌生，因为这个健康法，在欧洲早就很普遍了，但那时才真正亲眼目睹其功效，莫不对这个健康法表示好奇，甚至希望我可以教他们如何做。

盛情难却之下，我只好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为他们上课，并鼓励他们彼此服务。越来越多人表示对此感兴趣，其中有阿拉伯人、在纳匝肋服务的修女，以及白冷会的护士和医生。所以我在进修之外的时间，也开课讲解脚底按摩。

一年的进修很快就结束了，具体的成果就是我的身体恢复健康，以及将天主所赐的脚底按摩健康法，从耶路撒冷这圣地传遍各大洲。

圣经上说主耶稣是安息日之主，其实何只是安息日，他在我的安息年所赐的恩典，更像传奇一样。在圣地经过一年的安息，我深觉与主更加亲近，回台湾之前心里火热的程度，好像加满油的车准备发动，我们的天主像是一个永不打烊的加油站，谁到祂那里都能得饱足。就像圣经上说的：“然而仰望上主的，必获得新力量，必能振翼高飞有如兀鹰，疾驰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

那含泪播种的人，必含笑获享收成。他们边行边哭，出去播种耕耘，他们载欣栽奔，回来背着禾捆。

〔咏126：5-6〕

1989年11月，我搬到了现在定居的长滨，这里离海更近了。

被派到长滨后，为了和这里人数最多的族群阿美族人沟通，已届知天命年岁的我，又开始学习阿美族语，我最喜欢用阿美族语说“我们阿美族人”如何如何，这样往往会引来他们会心的微笑。他们心里很明白我对他们的接纳和关心。

当初要到阿美族人占百分之八十的长滨服务前，我对原住民和台湾人一样，有着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为原住民只会喝酒，知识水平低等等，从误解引发害怕，甚至怯步。

但和他们朝夕相处后，如今我却发现阿美族人有许多优点。例如他们的团结性，以及乐天、慷慨的性格；他们好饮，但却是喜欢分享胜过独占。

来长滨后不到三个月，我就已经完全爱上了这个离山和海都很近的乡下地方。在我眼中，长滨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因为阿美族人爱干净，而且他们很有审美观，盖的房子也都很有特色。

走近长滨天主堂的围墙边，你可能会赫然发现，围墙上爬满了爆竹花，橘红的花朵鲜艳得仿佛正在燃放的炮竹，未开的蓓蕾也像随时都会爆开似的，为午后静悄悄的天主堂，增添了一种无声的热闹。

除了工作之外，我也不能整天念书，这样注意力反而无法集中，所以我特别喜欢种菜莳花，圣经上说：“那含泪播种的人必含笑获享收成”。耕种不但可以提高我的工作与读书效率，也让我更加领悟造物主奇妙的恩典。

每当我走到自己开垦的菜园，自高处鸟瞰一棵棵的高丽菜，像极了朵朵待放的绿色花苞。在瑞士长大那些年，我就每天忙于开垦农场，土地是我最好的玩伴；没想到年过耳顺，仍然在地球另一端的土地上殷勤劳苦，就像台湾农业起飞时，那些辛勤耕作的水牛一样。

主耶稣在地上时曾说：“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适于天主的国。”台语谚语也说：“做牛就要拖，做人就要磨。”我本来是个愚拙的孩子，但我将自己全都奉献给主，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所以主更恩待我，在我本来就有的上面，又给我更多恩典。

这三十年来，我敢说我从未浪费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我所认识的台湾人，大多忙得不得了，连见面时的问候语都是：“你最近在忙什么?”我认为忙虽是件好事，但“忙得充实”和“忙得糊涂”，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生命活力。

往长滨天主堂看去，穿过园中尽是一片生机。一进大门的那棵树，和我在长滨的年曰同龄，是我刚来此地时种的，如今已亭亭如盖了，为天主堂不算宽阔的庭园，增添了几许雄伟。

对长滨爱恶的逆转之间，就像我对台湾的感觉一样，我想以我最喜欢的食物水饺和酸辣汤为例。

在我刚到台湾时，最怕的就是别人请我吃水饺和酸辣汤，我自己更是从来就不吃这两种中国食物。可是最妙的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反而是水饺和酸辣汤。只要有机会去台北，我一定找一家中国餐馆，点一盘饺子和大碗的酸辣汤。

回想在台中学台语时，修院餐厅遇到大节日，就一定推出水饺和酸辣汤。第一次尝试这种食物，只觉得这哪里是给人吃呢?还没吃就想吐。可是一次又一次，修院餐厅总是在节日时，用这两种食物加菜，逼得我逐渐适应，没想到竟然越吃越有味道，简直是上瘾了!

所以本来很讨厌的东西，却变成最喜欢的，这是上主在我身上所做的工，要破碎我心中的傲慢与偏见。长滨的交通比台东市更不便，但正好可以阻挡一些民众千里迢迢来找我。

从事脚底按摩这些年，我致力于培训学生，不分宗教、族群或背景。因为我体会到天主所赐给我的这个健康法，是要我和更多人分享，不是要藏诸名山，变成祖传秘方；况且我也不希望病人依赖我。

尤其是那次肾脏严重发炎，病倒人院休息三个月后，我更萌生了教导学生，与我一同工作的念头。我觉得生病原本就够苦了，而台湾人不是迷信名医，就是相信什么无稽的祖传秘方，以致医疗资源过度浪费，医病关系也特别紧张。

每次记者问我自认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时，我总是告诉他们，即使我蒙主宠召了，主却已经藉我的手，将这个健康法继续在世界各地传承下去。

由于我广收学生，现在这些学生早已遍布全台，而日、韩、东南亚、大陆、香港、美国与欧洲，弟子与再传弟子，更是难以计数。

直接师事于我的，大多曾经过我鉴定手劲、指法和准确度。我要学生为我按摩，以便知道他们学习的成果；也趁机告诉学生，从事脚底按摩的人，自己更需要健康，所以一定要定期按摩。

当初一到长滨，我也同样立即开班教授脚底按摩法，为了帮助阿美族人自立更生，我是无条件、不收费的教导阿美族人学习脚底按摩。现在每星期三和六下午，巴奈、阿莱代和哈娜等人，都会固定出现在天主堂为人服务。

在我学生当中，最得我真传，也最能承前启后，甚至可说是教学相长的门生，就是现任中华足部反射区健康法协会理事长的郑英吉。

当病人越来越多时，就常有学生问我：“可不可以用棍子等辅助工具?”因为一天要服务许多病人，不只手会酸，对自己的健康也不好；我虽体谅按摩者的辛苦，但一开始仍坚持要用手接触病人的脚，因为这样医治的人，才能将气传给病人。

但我坚持多年的观念后来竟改变了，而这个改变则都要归功于我的学生郑英吉。

英吉小我几岁，虽然他坚持称我为“老师”，其实我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他刚学习按摩法之前，是一个钢琴老师；如果他的手受伤了，就没办法弹琴了，所以为了保护他的手，他自己发明了一根按摩棒来辅助按摩。

起初我因为爱才惜才，所以体谅他的需要，反对的态度逐渐缓和。后来他竟发现有些像大头针那么小的反应区，要用他特制的棍子，才可以更准确地找到位置，这个发现让我很高兴，也让脚底按摩的理论与临床经验更圆满。

另一方面我也遇过不少脚底特厚的乡下人，无论多用力似乎都无法深及反应区，所以不得不靠棍子加以辅助，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修正自己的理念。

很多学生私下都说：“吴神父大概是最不像老师的老师了。”我比较不像中国老师那样对待学生，也完全没有传统教师的那种威严。我认为在学术领域里，没有什么人或理论是崇高到不可侵犯的，只要学生的想法、做法比我好，我会立刻将自己变成学生，积极地向他们讨教学习。

和我感情甚笃的大妹克莱儿，也在我的鼓励和促成下，加入了脚底按摩的行列。

克莱儿有五个孩子，平时操持家务，必须做粗重的工作，所以开始出现坐骨神经的毛病，有时早晨起床时，甚至会痛得爬不起身，必须请医生来注射止痛剂才能去上班。更多时候是连止痛剂都宣告无效，只能请假在家休养。

那时我休假回瑞士，不忍见大妹受背痛之苦，央求为她做脚底按摩。克莱儿半信半疑之下，把脚伸出来让我做治疗，没想到在我天天勤快的按摩下，一个月后她的背痛竟大大减轻，不再需要依靠止痛剂。

医生看了她的X光检验报告后，感到非常惊讶，便问克莱儿是如何做到的，克莱儿告诉医生，这都是脚底按摩的功劳，但医生的反应就像她自己一开始听到脚底按摩时的反应一样。

之后克莱儿便开始上课，并练习为自己的家人按摩，希望更熟练之后可以以此为业，帮助更多人。那时我在瑞士停留了好几个月，也为瑞士的朋友按摩，当我要离开瑞士回台湾前，便告诉病人：

“等我回台湾后，你们可以去找我的妹妹克莱儿。”

就这样．克莱儿在取得执照后，便开始了她的脚底按摩生涯。而我的妹婿马克，虽然不反对她从事脚底按摩的工作，但他自己却不太相信脚底按摩的功效。

有一年我去瑞士探望他们，克莱儿和马克带我到洛矶山游玩，途中马克突然牙痛难耐，痛到连车子也不能开了。

停了车后，我就抓起他的右脚，用力地刺激他牙齿的反应区，也就是大拇指的部位，马克大声地叫了出来，并制止我继续按摩，但我就是不松手，又按了几回才罢手，没想到马克的牙痛大大减轻，他感到非常地惊奇：

“难道脚底按摩真的那么有效果?”马克侧着头，狐疑地问。我笑着告诉他：

“你现在自己也体验到这个健康法的妙处，它可以减轻你的疼痛，但如果你的蛀牙需要补，还是要去看牙科医生才行。”

从那时起，马克才亲身体会到脚底按摩的功效，并且相信自己的太太，的确可以用这个健康法，帮助别人减轻痛苦。

大约五年前，克莱儿和夫婿马克移民加拿大，继续从事脚底按摩的工作，如今连在瑞士的女儿珍宁，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

〔路16：13〕

从事脚底按摩二十多年，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许多穷苦的人免费接受过我的按摩；许多服刑人得我相助，出狱后以脚底按摩为业得新生；曾挽救过必须依靠洗肾度日之人的健康和经济；还有受眼疾缠累数十年的人得见光明。许多感人的故事就在“足下”展开。

每当看见那些因为脚底按摩的帮助而重获健康的人，在病痛的晦涩阴霾散尽后，眼中、脸上流露出光芒，我的快乐几乎满满地要溢出胸膛。

有一次到高雄教学时认识了李茂德，他乐于助人的美德，使我在精神上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兄长一样。

李茂德是一个勤于学习的学生。他想快点把这项技能学起来，然后用这个健康法帮助人，特别是穷人。

他为了使按摩自疗更简便，所以发明了一种按摩工具，是以橡皮做的球状物，由两个球所组成，一端大另一端小，人可以很容易踩在上面自我按摩，十分轻巧易携带，而且价格低廉。他常常馈赠给不能花钱请人按摩的穷人。

按摩球刚做好的时候，李茂德便兴冲冲地拿来请我试用，我对他的用心大受感动，因为一旦有了这种按摩球，无力找人按摩的穷人，也就可以拥有健康了。

我永远都记得李茂德这个人，他就像是我的兄长一样。他自已虽然并不富有，但却很有爱心、也很慷慨。

到现在我无论去哪里，口袋里都一定会放几个这种球，可以介绍给有需要的人，尽量帮助茂德完成他的心愿。茂德虽已过世多年，但他在世时曾经和我分享过他的梦：

“即使我只剩一百块钱，我也会继续制造这种按摩球，分送给大陆同胞，让每个人都知道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

这席话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心上。

还记得有一年，在吉隆坡的大会上，我依旧大力推广这种简便的橡皮球和按摩棒，人们也都能接受这种简便的按摩辅助工具，但偏偏有一些人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因为这些器材的价格实在太低廉，毫无利润可言。

所以我在大会上介绍的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简直是没有水平，难登大雅之堂，特别是“国际若石健康研究会”的那些人，认为我简直是在找他们的麻烦，挡他们的财路，这么便宜的东西，根本不是他们想要的。

我那时才真正了解，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利益，不是真的为病人或穷人的福利着想，而且根本没有告知他们的病人，在哪里可以就近找到按摩服务中心，以致于让远道的病人，一次又一次长途跋涉去找他们。看到他们的冷酷与贪婪，我心里真的很难过，觉得自己的理念和他们渐行渐远，我真的不适合他们。所以，我心里已经决定，回台湾后要和他们分道扬镳。

我为了坚持当初的理想，也就是服务大众，尤其是为了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所以从马来西亚回来后，我就逐渐和“国际若石健康研究会”那些人疏远了，但却继续和李茂德保持连系，也常常订他的按摩球，茂德也总是廉价卖给我。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茂德中风的息，百忙中的我很想亲自到高雄去为他按摩，但却分身乏术，所以特别交代我在高雄的学生，一定要代替我天天去为茂德按摩，茂德的状况才终于渐渐好转。

但好景不常，有一天我又接到消息说，茂德发生车祸身故，使我心里极度忧伤，茂德的死似乎也代表着某种美好精神的消逝。在茂德过世后，生产按摩球的工作就转手让给陈勇。

从吉隆坡大会回来后，我就未主动和C氏兄弟联络。记得在三重佑民开放医院服务时，认识了他们俩兄弟，当初他们非常关心我的身体和工作，所以我和他们两兄弟成为很好的朋友。

其实我是先认识他们在台东的老阿妈，阿妈是天主教徒，二十八年前我经常去探望她，老阿妈有一天对我说：

“神父．你一个人在台湾，没有家庭，你当我的干孙子好不好?”

因为阿妈的关系，我和他们两人开始以干兄弟相称，他们表示愿意帮我推广这个健康法，他们学成之后，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服务中心，我也常到他们的服务中心，关心一下他们的状况。

为了推广脚底按摩这个健康法，有时我们三个人也会一起到国外去，最后还一起成立了“若石健康研究会”。成立过程中，C氏兄弟帮我解决了许多法律的问题，也保护了我可以不为人所利用。

可是现在我虽然还是常为他们兄弟俩祈祷，但我却很少与他们连络．因为我与他们之间的想法差太远了。不过现在我和他们的爸妈、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关系还是很好，只有跟他们俩兄弟……

吉隆坡大会让我看清楚很多事。有些人的自我中心，让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拥有正统的脚底按摩。

相较于李茂德的慷慨和爱心，许多夹嫉妒和私怨的恶意攻击，令我感到黯然神伤。有人甚至为了私利而散播耳语说：

“脚底按摩是中国人的祖传，神父应该把中国的东西还给中国人。”

另一方面，商业化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

有一次，一个商人拿了一个脚底按摩的橡皮垫子给我试用，希望我签字得到我的认可。但是我用了后发现硬度不够，根本没有疗效，所以我拒绝签名，还告诉他：

“只要你肯改进质量，而且售价要让多数人付得起，我会无条件给你签名。”

我提出了我的原则后，那个商人从此就没有再回来找过我。之后就在电视上看到这批垫子的广告，因为那商人已经生产了几千个垫子，投资不下两千万，我无法阻止那批垫子的上市，只好立即上电视警告大家，不要买这些没有疗效的按摩垫。

我的这个举动，立刻引起这商人强烈反应，跑去找主教和我的会长，要他们主持公道，并且要我赔偿他两千万。原来那个人随便找了一个我的签名复印件，贴在商品证书上。这个事件在台湾虽然闹得轰动，那批垫子却依然没有生意，最后只好廉价销到日本．

还有一次，气功协会理事长w先生来找我，希望我和他一起写书，他告诉我这本书内容包罗万象，将成为一本巨著。但我自己除了脚底按摩，其他什么都不懂，而且我隐约觉得他的动机是想要成名赚钱，于是拒绝了他，也希望他不要提到我的名字。看着他失望离去的背影，心里虽然很难过，但我只能为他祈祷。圣经上主耶稣告诉我们“要事奉天主，而不事奉钱财”，我的“大老板”不会容许我赚不该赚的钱。还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妇女打电话来骂我，说我的学生趁按摩之便，和她发生了暧昧的关系，害得她婚姻破裂，她说这都是我造成的。

我义正辞严地告诫她：

“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你发现他喜欢你，而你自己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还要一再和他苟合，而不马上结束?你还继续不断去找他?上主给了你智慧，你为什么不会判断?”

当然还是有个别的学生，违反我们的规定，我们规定按摩师父只能接触病人膝盖以下的部位。很不幸，反对我的人经常用这种个案来攻击我。

自从投入脚底按摩后，看到太多想趁这股热潮发财的商人，他们对于简单的按摩器具不感兴趣，宁愿投资大钱生产外型美观的按摩垫；还有些同行并不把病人的福利置于优先，他们希望保留稳定的客源，所以并没有教导病人或他们的家人如何自疗，也未主动介绍病人离家较近的服务中心，任由病人长途跋涉。

面对这些情况，我除了忧伤，也只能为这些可怜的学生与同业们祈祷，求主拯救这些失丧的灵魂，能够认识主对我们的昭示：“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要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

而且我们也知道；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祂的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

〔罗8：28〕

离开了“国际若石健康研究会”后，我在台北基隆路成立了服务中心，为人按摩，也教导学生，一个星期两次，因为我体会到传授这个健康法很重要，而且当这个健康法推广了之后．政府就不会任意禁止。

和“若石健康研究会”分道扬镳后，我在祈祷后感到，有必要再成立一个组织，使得众多从事这个按摩法的人，可以被组织起来，给予辅导，也使这个团体更有活力。“中华足部反射区健康法协会”于是应运而生。

脚底按摩从业者众，从早期我警觉到需要一个组织，整合这个领域开始，便有“若石服务处”，由C氏兄弟负责；服务处慢慢发展成更具规模的“国际若石健康研究会”。然而C氏兄弟的行为实在让我不安，在祈祷后我决定离开，另行成立“中华足部反射区健康法协会”，简称“足健会”。

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里，我是个终身义工。协会每年召开大会，不只希望借着大会，会员可以一起讨论从业心得、交换意见，彼此学习手法、联络情谊，且使反应区的定位更加精确，同时，还有一个目的是使同行的素质整齐，待组织健全稳固，期望政府可以正视足部反应区健康法的发展。

现任理事长郑英吉先生，是在我不断祈祷后，天主所为我安排的。理事长一职没名没利，还要任劳任怨，有时甚至还要任谤。本身又要口才好、有智慧，而且必须也是从业人员，能找到这样一位有爱心、耐心，又专业的人出任，实在是天主无上的恩典。

“足健会”成立于1991年，郑理事长在1997年当上第四届理事长，为足健会的发展揭开丁崭新的一页。因为从他开始，理事长的遴选恢复进入正轨，开会井然有序。

理事长的产生是会员投票选出常务理事，常务理事再选出理事长，每两年改选一次，仅得连任一次．

郑理事长刚上任时，深觉协会最需要的是会员水平的提升，不仅提升会员的专业知识水平，更要提高会员对协会的认同感，矫正部分会员只想沾边赚钱的心态。所以上任的前两年时间主要是健全协会组织，后两年则进行会务的推广以及争取工作权，并且为吴若石神父注册、对外公开征选，设立协会标识．

足健会在这四年中，也建立了健全的财务制度。由于会员高度认同协会作法，所以人数不断增加，而且大家都稳定缴交会费，因此连续三年都有余额回馈会员，提升福利。

这样一位带领足健会历经跨世纪的领袖人物，虽然谦称是我的学生，其实是和我同时研究脚底按摩的同仁。当初是因为一场球赛，使他和脚底按摩结下不解之缘。

在那次羽球初赛中，年轻气盛的他，在一场冠亚军赛中与冠军擦身而过；更糟的是，因脚上穿的新鞋，使他几场比赛下来，脚板肿胀难耐。当时流行在运动后用“擦劳灭”软膏消除酸痛，于是他也如法炮制，买了几条软膏回家，每天勤快地在肿胀处用力地推拿，大约持续了四个月，才使肿块慢慢散去。

英吉原本因为罹患胃溃疡，必须每隔两个小时喝一次胃乳，有一天他竟然忘了喝胃乳，紧张之下拿起胃乳就想要灌，却转念一想：“奇怪，我的胃现在并没有不舒服，何必喝胃乳呢?”这才意识到胃痛在不知不觉间已不药而愈!想想，应该不是学习多时的针灸奏效。虽然他从1973年起，就开始学针灸……，再仔细一想，应该是推拿脚底的结果吧!

脚板肿胀的部位，正巧是胃的反应区，经过一番推拿，没想到把该处的硬块给推散了。不但胃溃疡治愈、胃口变好，就连睡眠也改善，排泄更是变得顺畅了。

胃溃疡痊愈，绝不是出自针灸的功效，原因是脚底只有八个穴位。当时按摩的部位与针灸穴位毫无相关，所以他推论并非针灸之效。

因为误打误撞，使困扰他多年的胃痛根除，于是心中开始有一个认知：“原来把脚底硬块推散，身体就会很健康。”从此他就四处告知亲友，可以按摩脚底保持健康。

虽然是抱着“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的心态，到处散播这个好消息；然而亲友莫不以为奇怪：”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叫人家按脚底，实在太不雅观了。”

就在英吉兴起对脚底按摩的强烈兴趣，并兴奋地传报好消息的同时，我刚巧被派到宝桑天主堂，膝关节炎也才因脚底按摩而得医治，正跃跃欲试想为教友服务。当时脚底按摩即将在台湾引起风潮，宝桑天主堂开始天天聚集一群人来一探究竟，“吴神父脚底按摩”的名声，这时已悄悄传扬开来。

恰巧英吉有一位萧姓同学就住在宝桑路，一听他说起脚底按摩可以保健，马上搭腔：“你说得没错!我们这里有一个外国神父可以从脚底治百病。”那时是1979年底，我正在研究玛莎薇那本德文书《未来的健康》。

所以，英吉和我可说是同时对脚底按摩产生兴趣，他在当时没有任何关于脚底按摩的参考文献和资料可寻的情况下，一听还有人在钻研这个健康法，立刻跑到台东，到了宝桑天主堂，才发现他成了围绕在我身旁的其中一人。

当时围绕在我身边的，多半是来请教如何做脚底按摩。以及希望自己的病得到治疗的人，只有他一人追着我问一些学理的问题。

由于我自己也才刚开始研究足部反应区健康法，当他把熬夜写出来的疑难问题，一条一条提出来问我时，在没有任何理论基础的情况下，连问出来的问题都十分抽象，所以他一连问了五六条问题，我都摇头说不懂，最后我只好坦白告诉他：

“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东西，今天我把它还给你们，做研究是你们的工作。”

因着这句话的刺激和鼓励，使得英吉决定将后半生，完全投入脚底按摩的研究，并融合针灸和中医知识，树立了正确的研究方向。

当时围绕在我身边的人，对于英吉占据我的时间，尽问一些奇怪的问题，以为他是来捣乱的，所以威胁他说：

“如果不想听你就滚，别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还要听呢!”

他可以理解为什么群众有这种反应，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来学的，所以每个人都拿着笔和纸，甚至是笨重的大录音机，像记者一样，我说什么，他们就记什么。

他心中只想着如何解开研究时遭遇到的问题，虽然我当时无法为他解除疑惑，不过我的反应令他大为讶异。当时台湾的脚底按摩，仍没有具体理论，几乎我说什么就成为经典，在这情况下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却仍能据实回答他说我也还不懂。英吉终究还是中国人，一个老师当着那么多学生，表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确实让他有些震惊。

当他要打道回府时，我还要了他的电话和地址，并赞许他的研究精神，对于他用问题考倒了我，我非但丝毫没有感到光火，临走前我答应他，只要上台北，一定先去找他，当时他却以为我只是说说，显然并没有放在心上。

1982年底。北区服务中心成立了，我遵守承诺，出现在他的面前。之后我都利用在佑民医院或各地的义诊结束后到他家中，往后，隔周的星期二成为我们一起研究脚底按摩理论和临床功效的时间，讨论结束后一起用晚餐。尤其是他为我准备的石头火锅、榴莲、牛肉面、水饺、酸辣汤等，都是让我至今想来，仍有口齿余香的佳肴。

那时每星期二的讨论，主要是我分享自己的临床经验，英吉则告诉我相关的中医学理，最初都是英吉发问，我回答，渐渐地，我们两人开始出现不同的意见，于是约定各自回去实验印证，下回再讨论。

参与讨论的，还有另一位学生曾良时，当时我们三人花最多时间讨论的是“定位”的问题，如脊椎的合并，以及直肠、肛门的定位。

当时．英吉提出应该用骨头定位，因为他认为骨头就如同路标，可以正确找到反应区，避免定位抽象，无法摸索出正确的位置；但良时却觉得不必要。就这样，我提供经验，英吉贡献中医学理，良时则专长武术气功，三人合作无间，都觉得获益良多，更重要的是确立理论基础，以为说理工具．

曾良时是一位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当时他找英吉和我合资，计划在全省开六家连锁店，一人出资五十万，由我从旁协助。连锁店每星期天公休，因为我要主持弥撒：六个工作日则一人分担两天，全省巡回。

由于当时脚底按摩正风行全台，市场需求极广，良时有把握赚回成本。但这个远景的前提，是英吉必须辞去从事多年的音乐教职。可是由于英吉的太太担心先生长期劳碌，所以英吉最后没有加入；我也因神职在身，无法加人。

良时后来独自实现计划．不幸却在一次出差的路上，被对向车道的砂石车逆向冲撞而丧生。他的英年早逝，不但对足健的推广而言是一大损失，也让“足部反应区健康法”的理论架构延后了数年才完成。

想起1983年脚底按摩的全盛期，我遭受西医和药商最猛烈的攻击，连我所属的白冷会，都不支持我做与教牧没有直接相关的事，我只能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远赴圣地进修。

还记得离开台湾的那一天，在细雨纷飞的夜里，只有英吉和良时他们两人送我去机场，他们不但是我最得意的门生，更感谢他们在患难中给予我的真情，感谢天主借着他们两人的爱心，托住了当时身心都陷入低潮的我。也让我更相信圣经上所说：“而且我们也知道：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祂的人，就是那些按祂的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

正为了这个原故，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

〔伯后1：5〕

英吉所钻研的中医学理，在这几年间已有十分卓越的成果。他将学理充分运用在脚底按摩的实务中，我很认同他所说的：“生物全息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就像是足部反射学的说理工具，熟悉理论可以帮助实务驾轻就熟。”

阴阳五行把宇宙万物分成阴和阳，包括月亮和太阳，白天和黑夜等，阴阳是自然界平衡的定律和法则。在按摩中，阳是重力，阴则较轻，所以施力属阳，力道放松属阴，但这是相对而非绝对的。阴阳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在变动中保持协调与平衡，古医者所说“上病下治，左病右治”便是阴阳学说的具体运用，阳有病治阴，阴有病治阳。

五行则是一种归类，将宇宙万物分成五大类：木火土金水，人体器官也不出这五类，肺在西医是属呼吸器官，中医还将之当作排泄防卫器官和动力辅助器官，因为它排出多余的水份和二氧化碳，而且肺的肃降功能可以帮助气血循环和大肠的排便功能；在中医的观点中，肾脏是生殖器官也是泌尿器官，所以老祖宗说，老人家肾气衰、气就短，肾气绝、人就亡，正因肾是纳气的器官，所以气喘的人气短，问题可能出在肾；而像脾就掌管水液的代谢和营养的消化吸收，以及与女性的经血量有关。

而脚底按摩中对症下药，找对司职的器官，不只是经验医学的累积，更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根据。此外，中医还牵涉到气象学，或说物理学，因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密切，例如季节和水湿会影响人，尤其当水气多时，脾脏就容易出问题，如此说来，中医也可以成为预防医学，预先加强可能有问题的器官。

除了传承中医一脉相承的智慧，英吉更试图简化生克观念的刻板解说，而以夫妻关系解说阴阳、以朋友关系解说相克。他认为相生乃是“滋生”，相克则是一种“制约”，但制约并非欺负，却有“扶持”之意。避免两边倾斜，是相互“平衡”的观念。

在五行中。水灭火，火熔金属，金属砍伐木头，木头将土刨松，土可掩水．若两两互相平衡制约，就会相安无事，好比一点点水可以助燃，水太多就会灭火；又如筑堤可以防水，但填土太多，水就干涸了。

在脚底按摩时，如病人的肝气太旺，在阴阳五行中属木乘土〔因为根抓土〕，而肝属木，所以肝胆有病的人，属土的脾胃也会有毛病。这时就要泄肝气，加强脾胃，中医称之为泄和补：虚就补，实就泄；另外，肝胆和心脏、小肠又如母子关系〔木生火〕，母病会连累子，肝胆没有顾好，将来会连累小肠、心脏。

所以，中医有许多学理根据，绝非如西医批评为无稽之谈，因为人体有许多构造巧妙的地方，善加运用将受益无穷，例如，我们的脚合起来就像一个人体，耳朵像一个小婴孩在母胎中。

了解中医的理论，灵活运用在脚底按摩中，便可达事半功倍之效。然而中医理论的运用，却不能像数学一样套公式，A+B=C，哪个部位按几下，再来换哪个部位。因为人有变异性和独特性，必须先了解每个病人的身体状况再对症下药。

也就是因为脚底按摩配合中医理论，展现出既玄又神的医病效果，所以吸引英吉——投入这个领域，就是几十年的时光。因为他相信脚底按摩是全面性的治疗，而早年他所钻研的针灸，也许是个人技术不够专精，一直无法达到完美的效果；但脚底按摩可以加减“剂量”，或重或轻皆可斟酌，针灸要做到如此就比较难。

他从业这许多年来，深深觉得我们的脚，记录了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脚可以说话，不只病人的口在说话，而且脚还可以反映人当下的心情。

除了阴阳五行，再加上生物全息疗法，足部反应区健康法的理论，就更显得完备了。

“全息疗法”是山东大学生物系张颖清教授提出的论点，研究此理论的学者相信生物的每个完整的节段，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学者进而以甜菜为例证明这个理论。

1983年底，有一位美国教会领袖，他经常到世界各地演讲，头痛和时差的问题，使他不能成眠，试遍西医的药都宣告无效，后来辗转认识英吉，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头痛的毛病竟然痊愈，两人因此变成很好的朋友，只要他经过东南亚，一定绕道来台湾看英吉。

有一回，英吉给他看了一篇肺和大肠的相关性报告，他将论文拿回美国印证，调出医院病历核对，发现果然有肺癌者，大部分都有肠的问题，或者便秘、或者拉肚子，而有肠癌的人多半有肺的毛病。

因为这篇深具潜力的研究，让他太太便想推荐英吉，到她所属研究机构的东方医学研究中心，主持一个民俗传统疗法研究小组，还有一笔研究基金可自由运用．

一方面英吉十分有心于脚底按摩的学理研究，另一方面他哥哥也在美国，所以他很慎重地考虑这个难得的机会。因为他把我当作研究过程中的启蒙老师，所以很高兴地来报告我这好消息。他没想到刚说完后，就遭到我的抢白：

“你们中国人真的很奇怪，我来台湾十三年，早把台湾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你们却是只要有一点机会，就都想要往国外跑。同样是按脚，按中国人的脚和按西方人的脚有什么不同吗?在台湾不也可以做得很好吗?同样也可以研究啊!”

我们相识多年，这是我第一次用教训的口吻对他说话，虽然令他有点儿诧异，但却使他因此仔细想着我所说的这番话，冷静下来后，愈想愈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况且在美国人生地不熟。基金也不知是长期还是短期，一切都是未知数。我的一席重话，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脚底按摩在台湾的发展史．

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就是英吉虽然从业多年，在病人的口耳相传下，早已是声誉远播，但很多人想向他拜师学艺，他始终不敢收学生授课，有一次我当着许多会友面前对他说：

“我听说你在台北做得很好，客人都是知识分子，被按的时候都很享受，不会痛得扭曲，用棒子做，做的人也很省力，这么好的方法你怎么不教学生?将来你死了，这项技能就带到棺材里去了，连你儿子也不会。”

英吉知道我已发现他用棒子为人按摩，连忙解释说：

“神父，你误会我了，我不教是因为怕别人以为我另树一格。故

意和你打对台。”

我听了后笑着告诉他：

“傻孩子，救人的方法不怕多，为什么我们现在坐飞机不坐牛

车，有更省力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用?”。

从那时起，他决心传授自己多年来的从业心得和技巧，开班教授学生，现在早已是桃李满天下，经常都有来自日韩欧美各地．自行组团来台请他开设专班。

其实，英吉最初尝试脚底按摩时，就自己设计过工具，因为在以脚底按摩为业之前，他是一个钢琴老师，他担心为人按摩会使关节硬化而无法再弹琴，所以他想到了用棒子这种省力的方式。

他曾透过人拿设计的工具给我，但被有心人从中没收；后来．我听别人说他都用工具在做，然后又听说他做得很好，我对使用棒子的态度才慢慢改变。况且有些人的脚底很厚，无法抓到正确的位置，为了疗效之故，有时使用棒子是必然的．

英吉现在的教学方法与内容，都是经过一再改良。目前的方法十分易懂易学，他所使用的教法是：先学手法，再学定位，而这种教学法本来是专为盲人设计的，后来却发现也适用于明眼人．

目前除了他自己投入教学不遗余力，连太太和儿子也全心投入临床和研究的工作。也因为热心忙训练残障弱势团体，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又和我配搭多次到国外推广讲学，所以台北市政府颁奖表扬他，并获得了“模范劳工”的荣衔。

脚底按摩是很享受的保健法，在手法的部分，不要让病人痛得受不了，这是根据中医的学理，就像人的胃口，有人能吃三碗，有人却只能吃半碗，胃口的判断是在按摩的同时观看病人的表情、肢体语言或脚的状况，以及做完后病人身体的变化。

1982年时，英吉还劝我按摩时不要那么用力，因为不合医理，和神经、生理学背道而驰。痛觉是一种损伤警报器，分布在人体的各部位，而脊髓是神经痛觉的阀门，感觉太痛时，阀门会阻断按摩功效的传达。

他的这个创见，和我早期强调“力道”的作法，有着时空上的差异，更和大多数人对脚底按摩的印象大异其趣。不过当初有不少人是远道来台东找我的，他们都要求能即早见效。为了能够让病人早点回家，也为了让病人和他身边照顾的人安心，所以我多半以极重的手法为病人按摩，虽然疗效快，但却难免痛彻心扉．

如今我也接受英吉的看法，为人按摩时“力道”减轻了许多。坊间若还有按摩师傅沿袭旧法，强调“越痛越有效”的人，务必请他们修正观念。病人在寻找按摩师傅时，也不要跟自己的脚过不去．太痛并不一定有效，万一受伤了更麻烦。对于脚底按摩的最新知识，可以参阅我与英吉合著的《吴神父新足部健康法》。

由于最早成立的足部反应区健康法组织“国际若石研究会”，成立后受制于法令，无法在国内推广，所以多半往国外发展。几个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觉得，国内的从业者若不加以组织，各行其事，不但不会进步，甚至台湾的脚底按摩界将一片混乱。

1988年在前往中坜集会途中，我在车内向英吉和良时吐露心意，希望他们两个一人当总干事，一人当理事长，挑起整个协会的重责大任。但英吉身兼教职，在戒严时期不便参与，良时则因工作太忙，两人都婉拒了。但从此以后，两人仍然一直在幕后帮忙。

在经过几次筹备会之后，终于推选出苏昆林担任会长。

尔后，由陈金波会长召集，l991年进而向内政部立案，当时政府禁止名称出现“病”的字样，因为牵涉医疗行为，将会违反医事法，所以希望将我们归人人民团体里的运动团体，取名“中华民国足部运动协会”。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内政部逼我们定下“中华民国足部运动协会”这个荒谬的名字，竟然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想要踢足球，要如何加入你们的组织?”不正确的命名所造成的后果，真的令人哭笑不得。但在那个时代，除了忍气吞声．似乎也别无他法，为了争取立案，只得暂时如此。

1992年，英吉和其他第一批从业者，被我推荐参加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取得荣誉博士；1996年1月，组织才更名为“中华足部反射区健康法协会”，正式划归医疗卫生团体。当时的两届会长，分别是王敏信和陈清海，由于他们和诸位理监事的努力，组织才得以正名。

到了1997年3月，英吉代表民俗疗法工会，前往台北市社会局参加公听会，争取脚底按摩从业者的工作权，指出足健法是疾病处置行为，和盲人按摩不同，免除被依残障福利法取缔的危机．

足部反应区健康法一路走来，历经阻挠、极盛期，如今可说到了百家争鸣的时期。我期许未来在教学方面，英吉能训练出更多有爱心、才品兼具的学生，因为脚底按摩乃是医人的工作，所以人品很重要。身为从业者，英吉深知做这种工作容易懈怠，心容易骄傲．许多人想一蹴即成，若没有出于对人真正的爱，很难为人服务。

现在很多人都以脚底按摩配合其他的做法，有些还算管用，有些则完全只是噱头，我希望未来台湾也能像我们目前在美国所做的，设立正规学校，先教导基本的知识，再加以辅助的教材。

脚底按摩若要推展出去，一定要有学理根据，且要有完整的医疗体系加以配合。然而学理是脚底按摩中较高深的部分，需要投注心力和时间。

令人担心的是足健会许多人认为自己技巧够了，不需要再学什么。有些人则以为从第一个步骤进行到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整体治疗。这样做也许有效，但有学理根据的判断，却能让治疗事半功倍；而且有时没有问题的器官，最好避免过度刺激，免得出现反作用。

在临床方面，希望未来脚底按摩可以做到科学化。目前仅做到粗略记录病人第一次来的状况，以及治疗后的成效如何。日本的经验可以成为借鉴，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科学研究，记得1998年在夏威夷大会时，他们就有人用热度及器官活跃度的科学检验．对照按摩前后的差异．

脚底按摩的未来，一定要植根在台湾，若不如此．就像没有根的浮萍。我也常为此祈祷，希望能有智慧的领导者，将这种理想延续下去。

在脚底按摩的发展中，英吉总是谦称自己只是我的推手，重要的是把我推出去，藉以找回从业者对我的感恩之心，就像早期一些直接师承我的学生。我要求他们跟随我，不只是从我这里学一点技术，我希望他们都能像圣经里伯多禄所盼望的：“正为了这个原故．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

现在的社会风气败坏，人们要的是新潮噱头，但足健会却能一方面稳固扎根，一方面不断地改革创新．使专业医生也能接受这个健康法，造福更广大的群众；这正是我推广脚底按摩的最大动机。

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

〔弟后4：7〕

相信英吉绝对不会忘记，自己投入数十载心血的健康法，有朝一日竟成了自己女儿的救命良方。

当时他在美国求学的女儿，得了猛爆性甲状腺炎，因为被医生误诊，所以长达一整年的时间，都被当成肺炎治疗，最后甚至发出病危通知．当英吉专程赴美赶到医院时，女儿已陷入昏迷，且全身水肿躺在加护病房，他用自己的手，亲自治好了女儿的病，我想他和他的家人这一生，都和脚底按摩分不开了。

从1982年以来，他一直存着感恩的心，为我和协会出钱出力。期望透过传扬这个健康法能够让全台湾，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如何保养身体，所以在致力改革台湾从业者的心态和提升素质的同时，他也努力安排并协调一切我出国讲学的事宜。

早期，李文就像一台扩音器似的，把我和脚底按摩推向全台湾，使得“吴神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即使不信脚底按摩的人，也都知道“吴神父”这号人物。从1990年至今，“吴神父脚底按摩”能登上世界舞台，英吉可说鞠躬尽瘁。

他最希望的是足部反应区健康法能够扎根本土、放眼国际，从1983年跨出第一步，到菲律宾讲学开始，之后举凡大陆、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甚至远达美国、南美洲，都有我们的足迹。

1994年开始和海峡对岸的交流，着实令我和英吉印象深刻。我们在那里发表的论文和示范教学引起轰动，全国大会从原先的一、两百人变成场场客满，在那里大受会员欢迎，有人甚至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来听我们两人的演讲。

1994年那一次的演讲造成轰动。我和英吉理论与临床并重的研究报告，以及适时运用的幽默解说，使得会场有如热门音乐会一般热闹。应会众要求，我们讲完原本安排的一堂后，又增加了数堂。使得以下排定的节目都顺延，从第二堂以后，听过的人开始出去呼朋引伴，使得会堂连走道都坐满了人，当我们两人讲罢最后一堂时，全场起立鼓掌叫好。

1996年再度前往演讲时，连录音设备都齐备了；等到第三次去时，甚至已经有了即时转播，透过电视转播和投影，所示范的手法、部位等，都看得十分清楚。我们两人在对岸是以贵宾身份被款待，并且是演讲的票房保证。

和对岸的交流，还带来一项始料未及的收获，就是在当地我们有幸与十多国的代表，分享研究及从业心得，各国对台湾的脚底按摩因而改观，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早期给人“痛得要命”的印象，我们也借机展现了最新的脚部五行五色图．

然而拥有最大收获的，或许还是大陆。因为自从和台湾交流后，当地脚底按摩的研究发展更加迅速，至今已经出了许多本书了。

由于大陆的脚底按摩是和西医结合，所以都在医院里进行，要收集三十个病历不成问题，加以有科学化的检验、记录和统计，可以清楚地知道病人的病历和疗效。台湾业者若不努力，一定会远远落后大陆同业的水平。

第二次前往大陆的回程，我和英吉便转往韩国教学，在那里非常成功地播下了种子。

对英吉而言，致力把我推向国际舞台，乃是要让大家知道：“所谓‘若石”不是古朴的石头，而是一位叫‘吴若石’的外籍神父，他为台湾人奉献大半生，且为台湾人找回了脚底按摩这个古老健康法。”

姑且不论让我登上国际舞台后，再回到台湾，台湾人是不是会对我多一分尊敬，这都不是我所关心的；我最高兴看到的，是足部反应区健康法在美国，早已悄悄引爆一股热潮，成为新兴的保健法。

1990年在日本大会时，台湾曾被欧美反射学者攻击为不人道、没有人权，按摩手法一点儿也不地道，他们认为哪有反射学是令病人痛成那样的?反射学岂有用油和工具的?

第二次在北京，再度与欧美学者交锋时，我直指不讳：“你们定出来的位置都是错误的。”也许意见不同所激荡的火花，正是造成研究不断向前的原动力。更具体的成果是，台湾因而受邀参加1999年的世界大会。

在夏威夷的世界大会上，我们备受礼遇，住的是临海的总统套房，比一般房间大了四倍，因为大会预期到了晚上，会有许多人拥进我们的房间交流。

这是最后一次在北京演讲，和外国友人交流所结下的硕果，那一次在我们的房里，挤满了会后交流的人，有不少外国人也挤在当中，希望得到东方最新结合中医医理的研究成果。

此次大会除了发表论文之外，我和英吉还带了七个会员，帮全世界三十三个国家、六十几个地区的友人做按摩。每天早上我们以一个人十五分钟的方式，让他们体验台湾式的按摩，后来还为晚来的三十几个日本友人加开时段，在晚会后为他们示范表演。

这次大会里，我还获颁大会最高荣誉“博爱奖”，真是感谢主。

在美国的教学部分，我的挚友伊莉娜〔Irina〕和伊莉娜的朋友．现在是“美国足部反射区健康法学校”〔Father Josef—MethodofReflexology〕的主要负责人，张罗学生的招募和课务。为了满足美国当地的需求，目前这所巡回学校，只要报名人数达到十六至三十个人就开课。

其实不只北美洲对这个健康法有兴趣。连南美洲都曾有我的足迹。

1999年，我受当年修道院同学的邀请，到南美洲教授脚底按摩，因为那里医疗资源短缺，且医疗质量落后，所以这个保健法对当地人来说，有绝对的必要性。

在这个满地泥泞、许多部落连车子也开不进去的地方，上课的教室更别提了，学生必须席地而坐，他们却有幸听到阴阳五行的西班牙语版。

当初为了使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广博丰富的反射学学理，我和英吉已经先下过功夫，将学理翻成英语。到了玻利维亚时，我便用英语或德语口述，当地的翻译再转换成西班牙语。

生活起居上，我有时一日只吃两餐。每天要走许多的路，然而到能弥补当地居民医疗资源的不足．虽经历艰苦生活亦甘之如饴。此地大概是足部反应区健康法创立至今，传播最远僻的角落了。就像上主所应许的，我们要出去传福音，要将福音传遍地极。

在回忆录的最后，我要向学生们所说的，就像圣经里保禄对他的学生弟茂德所说的一样：“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El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

从来没有人瞻仰过天主：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天主就存留在我们内。

（若一4：12）

在这本回忆录将告尾声时，我要坦白交代这一生中。三个对我很重要的女人。投注大半生心血在传教和脚底按摩工作上的我，感情生活一直是含苞未放的蓓蕾。对于三个曾经心仪女人的情愫，在激起澎湃的海浪之前，都因着我选择担任神父．必须对天主全时全人的委身，以致转化成涌流内心深处的缓缓河流。

我的生命中除了妈妈之外，有三个很重要的女人。一个是海蒂，一个是伊玛，还有就是伊莉娜。

打从海蒂出现在农场的刹那，现在的吴神父，那时还叫约瑟的我，就被她开朗的笑容吸引，并当作未来伴侣的人选，直到两人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段感情才划下句点。

海蒂只比我小两岁，初中毕业后便未再继续求学，而开始从事美容的工作；我则选择进修道院，以后从事神职。然而青梅竹马的感情，却因为两人理性面对抉择，尊重对方人生的选择，而升华成友情，海蒂变成我一生的好朋友．

海蒂交男朋友、论及婚嫁，直到养育孩子，我都曾参与讨论；我的祝圣大典，海蒂也没有缺席。海蒂甚至曾与先生一起来长滨，探望我在台湾的生活。

我来台湾后每年都会写一封信给海蒂全家，回瑞士时也会去探望他们。每次我看海蒂过得幸福快乐，心里也很安慰，并知道天主指示我走的路一定是对的。

在我眼中，海蒂永远是那种需要被照顾的女孩子。当我二十九岁那年，传来海蒂结婚的消息时，我非常欣慰海蒂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宿，我常在心中暗暗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的婚姻幸福．

我在自己的祝圣大典时，见到了海蒂的先生，那时海蒂和先生已经育有一子，海蒂的先生长得非常高大，身材娇小的海蒂站在他旁边，仿佛依人的小鸟。天主带领海蒂能够找到一生的伴侣，我在心里永远诚挚地祝福她。虽然我自己无法与她共组家庭，但海蒂终究找到了倚靠的对象，有人能够一生爱她、保护她，感谢赞美上主的恩典．

在结束修道院的学业后，我曾经进入公立的社会工作学校，进修社会学，学习如何解决社会问题。那时认识了伊玛，可说是我的第二个女朋友。

和伊玛在一起的时光，经常是分享生活心得，以及讨论神学、社会学的问题。伊玛是一个充满知性美的女孩，我最欣赏她的也是这一点。当时不到一年的社会学进修课程，让我们两人有许多机会进行思想的交流，奠定了往后日子的情谊。

当我决定到台湾传教时，伊玛在心碎绝望中，有种被遗弃的失落感，她多么希望我可以留在瑞士工作，两个人可以成为很好的工作伙伴。

然而天主为我开辟的道路，显然与伊玛的理想不同，我们同是天主的儿女，伊玛在使命与情感间，选择了放手和祝福．

第三个走人我生命中的女人是伊莉娜，她是犹太裔俄国人，身材娇小，但却有坚强的意志力和事业心，以致后来在脚底按摩的拓展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是在夏威夷演讲时认识伊莉娜的，伊莉娜在演讲后主动来找我，希望能为我做脚底按摩，让我也体验一下美国的方法。

她先请我全身放轻松，然后和我一起祈祷，接着再进行按摩。但按摩过程中我并没有任何感觉，因为她的力道很轻，可是很奇妙的是，我却深深为她的态度、精神和祈祷文所感动，当晚我竟梦到了伊莉娜，我的心中出现一种强烈的感觉，一定要再和她联络，我自己也无法解释那种强烈的感觉。

伊莉娜在台湾九二一地震后，只身前来台湾学习脚底按摩的技巧。她不只向我学习徒手按摩法，也学习用英吉的按摩棒，在那段期间她和我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两人思想上十分相近，很能沟通，由于两人对脚底按摩的兴趣，所以又多了一个可以交流的话题。

伊莉娜经常会透过电子邮件，传送一些好文章和生活心得给我．等我看完后，两人再互传感想、分享心得。我非常享受这种思想的交流过程，所以也格外珍惜伊莉娜这样一个特别的朋友。

我们两人在脚底按摩的合作上，最显著的成果就是透过伊莉娜的朋友，在美国成立了巡回学校，这个学校机动性地到美国各州去教学．只要人数足够便开课，现在伊莉娜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所以她可以说是美国最主要的推广人。

在中西的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台湾和美国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台湾的手法较重、美国的手法轻，这可能与我早期常接触到慢性病病人，如气喘、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头痛、坐骨神经痛及癌症等，这些都是在西医里只能控制、不能治疗的病，但我利用这个健康法，治愈了不少病人，因为它是加强内部器官，器官功能正常后，许多痼疾也因而改善。

此外，我也发现美国并没有教病人自己按摩的观念，透过密切的中西交流，为美国的足部反应区按摩法，注入了不少活力。对伊莉娜个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原本她自己是在医院复健部服务，也在家为人脚底按摩，学习了台湾的按摩法之后，手法上有很大的突破，不只医疗效果增加三倍，连病人也因此增加了三倍。

从海蒂、伊玛到伊莉娜，我不只一次在传教使命和结婚成家的抉择间挣扎，每一回都是使命胜过一切。其实我也曾向往成家后，夫妇子女共同事奉上主的生活。但在祈祷后我总是顺服了圣神的呼召，放弃自己的所爱。

在服事了大半生之后，我发现这个规定也有其长处：单身事奉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心冲刺，我在挑灯预备脚底按摩的英文演讲稿时，这种感受特别强烈，如果我已经成了家，环境必不能允许我这么做。

年轻是成家希望最强烈的时期，我克服这种意念的方法，就是培养自己的兴趣，从事自己喜欢的户外活动；更感谢天主赐给我许多知心朋友，孤单时可以分享、陪伴，让我体会圣经上所说：“从来没有人瞻仰过天主，如果我们若彼此相爱，天主就存留在我们内，祂的爱在我们内才是圆满的。”

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

（玛11：28）

前些日子，有人奉献了一台汽车给我，在此之前，我一直都以摩托车代步。很多人可能都在台东到花莲的公路上，看到过一个“阿凸仔”骑着摩托车，驰骋在东海岸的身影。为了照顾永福、真柄等几个村落的教友，我必须奔走台东邻近各地，去主持弥撒或参加他们的查经活动，有时还需远征花莲。

我总觉得天主对我很慷慨，带我到台东这么美的地方。虽然瑞士有山，这里也有山，但这里还有海，我常常感谢祂赐给我们美丽的大自然。

从山到海，从西到东，毕竟，瑞士清幽的湖和台湾澎湃的海，也没有相去甚远，在我眼中都是祂爱的赏赐。

“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这是圣经中耶稣对一大群老百姓说的话，他们聚集在那里要听耶稣讲道，耶稣看到群众中有许多穷人生活资源长期缺乏，于是就告诉他们：

“你们的困难、痛苦我都了解，我很爱你们，也会照顾你们的需要，因为你们是心里单纯的人。”

在长滨，人们如果心里或身体负重担，他们会想到我。我知道天主很爱心里单纯而天真的人，祂是仁慈的，愿意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也愿意为人们负重担。

从小我就对这段话很感动，在讲道中也常将这段话，当作我讲道的中心思想，告诉人们天主爱我们不计代价。因此我自己在为别人服务时，也希望努力效法耶稣的精神。

虽然脚底按摩所引爆的盛况，并不能尽与明星追逐、偶像崇拜类比，在排队的人潮中有不少是久病缠身、慢性病或癌症患者，当他们半夜用力敲打着宝桑天主堂的门时，他们的心中已经把我以及这种健康法，当作是最后一线希望。

所以我推广足部反应区健康法这么多年，更明确地说，是为了传扬“彼此洗脚”、互相服事的精神，不只脚底按摩“痛的快感”后，会让人通体舒畅。也因为手与足碰触的剎那，化解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按摩前若能让被按者的脚先浸泡温水，待松筋活骨后，再让按摩者在脚底各部位。进行按压揉搓，被按者将有一种被彻底服事的充实满足感。医生口中斥为“不科学”的疗法，却是我完全接纳一个人的表现。当我握住一个人的脚要为他按摩，就表示我对他完全的接纳，我要让他知道：

“你是宝贝!”

依稀想起圣经的福音书中．记载一位患了十二年血漏、散尽家财求医的妇人。当她带着奇大无比的信心，挤在人群中偷偷碰触耶稣的衣服时，她的病就得痊愈。

对于“信心”这种无形之物所能产生的力量，我有一番独特的亲身体验。我相信脚底按摩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为人施行按摩的人，和被按的都需要信心。

病人的“信心”真的很重要。当他们来找我时，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他们能好也是因着“信”。我只是一个媒介，百分之九十的力量，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信心。所以我认为自己只是开启病人内在意志力的钥匙。

足部反应区健康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有很多时间和病人沟通，而且越来越了解他。第一次可能只看到他身体的毛病，第二次就发现他心理的问题，第三次就可以辅导他改变生活或习惯，有时需要配合祈祷。好比天天和先生吵架的太太，她的胃永远不会好，这种人需要心理治疗，再配合脚底按摩。

为了改变一个人，我会要求病人改变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配合多喝开水，甚至改变负面思想、情绪，让病人认知到身体是自己的，不是吴神父的，自己的身体要靠自己保养。

我不会对病人说：“因为你犯了罪才生病，只有天主才有权柄定人的罪。”但为了病人好，我会指出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或人际关系，如果一个人怀恨抱怨，不能饶恕人，身体就会反应出他的心理状态。

常有人问我：“神父，你有没有碰过治不好的病人?”

对这个问题．我会回答他：

“当然有，他们有心理的问题要解决，这种人需要他们的病才能活下去，因为他们要别人可怜他们。所以真的是要他们有想得医治的意愿，还要有耐心，我才有办法帮助他们。另外一种医不好的病人，是当天主要收取一个人的生命时，我只有顺服；所以我常觉得自己的智慧有限，我不可能回答每一个问题、医治每一种病，我还需要不断地学习，找出病因和解决的方法。”

大多数台湾人的就医经验中，和医生从未有较长的交谈。长达一小时的候诊，往往只换来医生不到三分钟的问诊；医院计算机化后，病人就更少得到医生关爱的眼神，因为不自觉的医生，往往紧盯计算机屏幕。

我无意批判西医，但我却可以夸口，脚底按摩过程中，手与足亲密的接触，是我们与医院最大的不同。按摩师傅每次至少有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时间给病人，按摩者和被按者之间，有很多机会可以沟通和彼此熟悉，在眼神的传递和轻松的交谈中，有时按摩者可以找出病人更深层的病因，发现他们的问题可能出在个性、生活习惯或家庭环境等。如此一来，脚底按摩就不只保健、医病，而且是医人了。

然而，我所属的天主教白冷会在台湾的会长，并不甚认同我所做的，他认为我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在俗世的事情上，应多花心思在传道和教会的事务，但我并未多加辩解，因为我当初向主所求的．正是一个新的传教方法，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选择顺从天主，不顺从人言，因为我在祈祷中知道，究竟谁才是我的“大老板”．

有一个圣经人物，也是耶稣的门徒伯多禄对耶稣说：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耶稣回答他说：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很多人常会问我：

“到底你当神父，有没有失去很多快乐呢?”

其实我也常常问我自己：

“我当神父失去了什么?是不是吃亏了?没有成立自己的家庭是对的吗？”

可是照耶稣说的，好像说像我这样当神父的要比一般人得到的要多。我心里常常很纳闷：

“这怎么有可能?”

其实主给我的回答，是在我当神父三十二年之后。

来台湾宣教三十年，所认识的朋友无数，如果当初我结了婚，定居在瑞士，我就不可能认识那么多朋友，帮助那么多人。因为选择当神父，所以到处都有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家庭不是一个小小,的单位，而是一个世界性的大组织，而且在台湾，神父有许多的干爸、干妈、干兄弟姐妹，就好像圣经说的，我得到的是“百倍”。

回想三十年前．在不断的祈祷中，我克服了语言不通，饮食习惯、气候和文化等种种差异，以及常常想家的苦闷，终于融人台湾，如今我已经可以无愧地跟天主说：

“我已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你所要指定的地方去了。”

如今能够轻易辨认各种台湾人脸孔的我。虽然深爱斯土斯人，心里也早已认同台湾这个故乡。然而有一次在日本演讲时，有人问我说：

“神父，你是哪里人?”

当时我想都不想就回答：

“我是地球人!”

的确，我不是瑞士人，也不是台湾人。“离开你的故乡，成为一个地球人。”好像才是天主要对我说的。一个原本依乡恋土的人，现在不论何处都可以为家，不知不觉中，我已变成一个无国界的地球人。我只想用亲身经验告诉大家：

“只要是主要我去的地方．我就去；只要是他引导我去的，就是我的故乡。”

我希望不只自己有地球人到处都可以为家的特质。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家人，让他们和我在一起时觉得安全、舒服。能够随着主的引导去帮助各国的人，使人们再也不怕离开故乡。就好像主引导亚巴郎离开故乡，是要借着他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把信仰传给更多人，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

或许你不曾想到，当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生活于地球上时。天上还有一个更美的故乡等着我们，是一个与爱我们的主同在的乐园。

悠悠三十年岁月，我在天主的引导下，稳健深情地立足于宝

岛。我常对人们说：

“我生在瑞士，但我是从台湾来的，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

所以我投入来台三分之二的时光，努力推广脚底按摩，为了就是找回人与人逐渐失去的亲密和信任。我盼望每个台湾人多花一点时间彼此帮助，或是巩固亲子关系，少花一点时间在看电视上。如果说耶稣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傻瓜，那么我宁愿追求他，当第二个傻瓜。

这么多年来，我在台湾过得并不富裕，生活费都是靠教友的奉献，或来自为教友主持婚丧的红包。教会并不支薪给我；然而我对穷人却依然很慷慨，经常免费为有需要的穷人按摩，有些人不好意思欠我人情。我都会跟他们说：

“等你们有钱了再还也不迟。”

很多人看我已年逾花甲，还过着这样清贫简约的生活。又从不置产。常会好心地劝我：

“神父，你这样‘吃老会甘苦喔!，〔老了会很辛苦〕”

这时，我总是趁机告诉他，我大老板〔主耶稣〕说过的话：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一点都没错，“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会在哪里。”中国有句成语说：“无欲则刚”，我从不忧虑自己的明天会如何?因为我知道“谁”掌握我的明天。所以我的大老板会说：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

我虽是他无用的仆人，但在他眼中，也一定胜过飞鸟。所以我相信他所说的：

“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从事脚底按摩这么多年以来，我帮助过很多人，同样也受过很多人的帮助。在台风前后，有人为我整修房子；在需要交通工具时，有人开便车或专程来载我，甚至还有人奉献一台汽车给我，使我能更机动地服侍教友与帮助病人；每年的生日，我自己都忘记了，但不约而同的总会有人为我庆生，尤其是那些脚底按摩的从业者，对我的帮助特别多。这些人的热心奉献，让我更加相信保禄在圣经里所说的：

“施比受更有福。”

当我捧起人们视为卑贱肮脏的双脚为人按摩时，你大概很难将星期天站在台上，穿着华美祭衣主持弥撒的我联想在一起；和当初连夜排队等候按摩的汹涌人潮相较之下，偏远的长滨天主堂也已罕见昔日盛况。

偶然电视或报章杂志，还会播出关于我的报导，无数的病人、学生，因为病得痊愈或习得谋生技能，还会专程或来电向我致谢。当然，忙碌的我通常不会看到自己又上电视或报纸了。每次见到他们或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像是遇到多年老友似，会将他们对我的赞誉，化作我对主的感恩。就像十几年前逃过洗肾举债末路的那一家人，经脚底按摩调养一年，健健康康重回我面前时，全家人脸上共同绽放出的光芒，至今仍照耀在我的心中。

感谢天主赐下这脚底按摩健康法，他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见证了他在圣经上所说的：

“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