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黄启祥神父交待我翻译的，遗憾的是未能在他生前完成。就在本书接近完稿之时，又遽尔接到原著者的死讯，人世之无常，令人不胜唏嘘。

本书著者是西兹截克神父，被耶稣会当局翻称为历史性的耶稣会士，实在当之无愧。神父于一九四0年生于美国宾洲，年轻时入耶稣会修道，在马里兰初学院接受陶成教育。在初学院时，神父响应了教宗庇护十一世的号召，充满热火，决心前往苏联传教。经过几番波折，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苏联。但神父一进入苏联，旋即被捕，前后在铁窗和劳工宫中度过了二十三年的漫长岁月。一个怀抱满腔热火的年轻神父，离乡背景，准备前往一个他企盼已久的陌生国度，为天主的子民服务。不料在几乎未展开他的工作之前，就得先坐牢二十三年。我们不难想像，这对神父的打击是何等沉重。

本书是神父在二十三年艰难岁月中所证悟出的神修结晶。神父以对天主的完全信赖，将吾人的信仰真理在具体的生活和环境中实践出来。基督信仰的本质不在于一些玄妙复杂的神哲学辩论，而是一些极期简单、明确的信德道理: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祂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正如我们在信经上所承认的。神父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生还并非凭藉着高妙的神修理论，而是凭藉着将信仰真理落实于具体的生活中，在实际的遭遇中去寻求并承行天主的旨意。

因此，作者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珍贵的神修遗产，同时，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信仰见证。愿本书对一些想在神修上精进的朋友有所助益，对那些徘徊于信仰道上的弟兄和教外朋友，也能收到指引迷津和振聋启聩的效用。

译者谨识于新埔内思高工

一九八五年九月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我的飞机降落在纽约爱得外机场。在此之前，我已经花了二十三年时间在苏联，而且大部分是在监狱或西伯利亚的劳工营中度过的。那天到场的亲友告诉我，当我步下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五0一号班机时，就像一个新的「歌伦布」，再一次发现了新大陆，重新开始一个「自由人」的生活。我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远在一九四七年，官方就把我列入死亡名单，我的耶稣会兄弟们也已经为我做了追思弥撒，大家都认为我已经死在苏联监狱中。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感觉，感谢天主在那些年中支持着我，在祂的照顾下，最后祂又把我带回家来了。

那是我离开宾洲榭南道的故乡和家人之后不久，一九二八年我入了耶稣会并第一个志愿到俄国去传教。教宗庇护十一世于一九二九年写了一封信给全球的大修生，尤其介给耶稣会的修士们，要求修生进入设在罗马的「俄罗斯中心」，储备年青的神父，以便将来能到俄国工作。我就在那里攻读神父，也学会了拜占庭的弥撒，准备前往俄国工作。但是在我晋铎之后，已经没有法子派遣传教士进入俄国，所以我被派到波兰亚伯丁，一个由耶稣会士管理的东方礼堂区去。

一九三九年九月，当战争爆发时，我正好在那里工作。德军占领了华沙，但是苏联军队却横扫了波兰东部与亚伯丁。在敌军入侵后的兵荒马乱中，我随着许多波兰难民进入俄国。我乔装成一名工作，伴同着他们，希望能为他们的精神需要而服务。但是我没有躲过秘密警察的耳目，一九四一年六月，当德军入侵苏联时，我被秘密警察逮捕，旋即关入监狱。

我被火车载到莫斯科可怕的卢班卡监狱，以「梵蒂岗间谍」的罪名受审。整个的战争期间我留在那儿，经常遭受到秘密警察定期的、密集的审讯，五年之后，我被判到西伯利亚的劳工营做十五年的苦工。我与其他好几千人被编入劳力工作队，在极冷的天气之下，做着户外的建筑工作，或是在煤矿、铜矿坑中工作。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住在简陋的木造营房里，四周围绕着带刺的铁丝网与「死区」。许多人死在营区里，尤其是那些放弃了「希望」的人。而我相信天主，从未感到被遗弃或绝望，因而与其他许多人生还了。

当我最后服完刑期时，我并未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我是以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被定罪的，所以不能离开西伯利亚返回苏联的大城市，更不用说离开这个国家了。因此，我继续留在西伯利亚的乡村和小镇，像一架自动机器般地做着其他工作，直到一九六三年，我被以两个「苏联间谍」交换为止。感谢家人、朋友的努力，以及美国国务院的交涉。当我返抵国门时，我修会的长上及一些出版业者告诉我，许多人对我在苏联那些年中的故事感到兴趣——事实上,在那些年中我一直被认为已经死了。因此我在「与天主在俄国」书中述说了我的故事。

然而，老实说，那不是我想要写的书。我感到在那些年中，我已经学到了关于艰难与受苦的意义，这可能对其他人的生活会有帮助。因为我们的生命中难免会有痛苦，当我们被逼到几乎绝望的境地时，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天主允许不幸和痛苦降临到他或他所爱的人身上?在集中营与监狱中，我经历过围绕在我四周的极大的痛苦，我几乎对自已感到绝望。然而，在那黑暗的时日中，我学会了转向天主寻求安慰，而且唯独依赖祂。

「你是怎么样得以生存的?」这是自从我回到家后，经常被新闻记者或其他人所问的问题，我的回答总是同样的一句话:天主的照顾。我知道这样简单的答案并不能令询问者满意，这句话也不能传达所有我要表达的意思。经过了长期的孤独与痛苦，天主使我了解了生命与祂的爱，这只有那些曾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他从我身上剥夺了许多肉体上与宗教上的外在安慰——这是许多人所依靠的，而留给了我一些表面上仿佛是简单的直理来领导着我。然而它们在我的生命中产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它们给了我多么大的力理与前进的勇气。实在，我要将这些真理告诉所有的人们，我感觉到，天主之所以照顾了我，把我安全地带回来，是要我去帮助他人更加了解这些真理。

因此，甚至在第一本书——与天主在俄国的篇幅中，我亦曾设法述说了一些我认为必须说的，至少对那些引导了我，支持了我的真理，给人一点提示。我知道在那有限的篇幅中，我没有好好地做到此点，但是我仍感到安慰，因为我收到了许多信及个别神修指导的要求，这指出，该书读者所体会的，已经远远超出我在字里行间所能表达的。那时我就决定，有一天我要写这一本书。

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能独力完成它。尽管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和欲望是如何强烈，我很清楚我的写作能力有限，不配此项工作。我从未认为我是作家，我也不愿意成为作家。然而，要将那讯息传别人，与别人分享的动机是那么的强烈，经过了两年的犹豫之后，我终于再次求助于弗拉海迪神父——他为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出力不少，我向他说明了我写本书的希望。他对我而言不只是我的合作者或卓越的编辑者而已，在与他工作的短短几年中，我已经深深地了解他，他成了我的密友，而且几乎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如果他当时说不，我想我会当场立即放弃进一步写本书的想法了。但他没有说不，他同意再一次帮助我，他的鼓励，助长了我完成本书的决心。

然而，我发现这是一本极端难写的书，要将我心里想说的用文字表达出来，实在是颇费心机。为弗拉海迪神父而言，可能更是困难。一个人要了解另一个人的心灵感受，然后再将之付诸文字，实非易事。然而，因着天主的帮助，朋友们的祈祷，和弗拉海迪神父的耐心合作，经过了数月不断地努力之后，本书得以成形而准备付梓，而现在终于出版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本书能对那些读过它的人有所助益。

我要趁机在此向那些曾以各种方式帮过忙的人，表示我的谢意与对他们由衷的感激。他们有的以祈祷，有的是以物质支持了我，使我得以完成此一我一直不敢独力着手去做的艰巨工作。首先的深深地感激弗拉海迪神父，因为他为了完成我的工作付出了许多的时间与精力。我也要感谢盎伯克神父，他允许我住在嘉尼修会院，这是耶稣会在伊洲艾凡斯顿设立的一个作家会院，属于罗耀拉大家出版社，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在那里，谨慎地处理着本书的手稿。我也对嘉尼修会院的所有人员表示感激，因为他们容忍我在那儿，并用他们的盛情帮助了我，使我与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期间，成为一个永难忘怀的，最愉快、最难得的经验。当然，我也深深地感谢福丹大学若望二十三东方研究中心的所有人员，因为我是该团体的一员，他们让我缺席半年多的时间以更专心从事写作，在我不在的那段时间里，他们负起了我在该团体所应做的一些工作。我也要对玛利海伦欧乃尔诚致谢意，由于她慷慨的资助，帮助我度过了漫长地，困难地写作过程。最后，那些在这期间内帮助我而没有提到你们芳名的所有的人，你们所提供的帮助无论是大是小，我都向你们深致感激之情，我为你们祈祷，我祝福你们。

耶稣会士 西兹截克

圣依纳爵罗耀拉瞻礼于嘉尼修会院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红军到了，他们已占领了城镇，苏联军队来了。”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这消息迅速的传遍了波兰阿伯丁这个小乡村。在那个难忘的早晨，我刚做完弥撒在吃早餐时，堂区里的教友惊慌失措地跑到教堂里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当德国与苏俄即将瓜分波兰的局势逐渐明朗化时，我们就一直担心这事会发生，而令我们的担心已经成为事实，苏联军队已经在亚伯丁。

       堂区教友一个接一个地拥到教堂来询问我的意见，寻求我的劝勉，希望从我身上听到一句希望或安慰的话。他们担心他们的家人，他们担心他们在波兰军中服役的孩子，或在政府机关服务的丈夫，他们担心他们的儿女，以及所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我设法使他们恢复信心，但我又能说什么呢？对于他们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我实在无法回答。在这城镇刚刚陷落的混乱中，我如何能够保证他们的未来或叫他们放开心情呢？除了告诉他们祈祷与信赖天主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甚至感到自己是愚笨的，我在他们中间只不过一年多，晋铎至今也才两年多，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重大危机，我感到多么的缺乏经验与不成熟。我每天以一位堂区神父的例行工作为这些人服务，解决他们每天的困难，帮助他们，安慰他们，为他们做弥撒，给病人送圣体，为病人傅油。在他们中间，我虽然是年轻的——年轻的美国人，但是我交了很多朋友，他们也都信任我。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已经不是家庭纠纷，疾病或失恋，他们现在想听的已经不是每一位教友的共同事情和每一位神父所教训的道理。突然间，我们整个的世界——他们的和我的，已经完全改变了。

       试图去描述在这种光景中你内心的感受，简直是不可能的。就在一瞬间，感觉到一切都改变了，将不会再有任何东西与过去一样的了，明天将不会与昨天一样，就是树木、青草、空气、日光，也不再一样了，因为世界已经改变。这种感觉是不可能描述的，除非一个丧夫的妻子，或一个初次尝到不幸，遭遇到突来的灾难的孩子，否则不可能完全了解它。这是唯一能说出来的内心感受：啊！要是时间可以倒流，要是事情没有发生，要是事情可从头来，该有多好！

       那天早上，我的恐惧感是模糊的，但是心里那股不对劲的感觉却非常真实。随后恐惧感很快地不再模糊，而变成十分真实了。苏联军队一到，立即展开逮捕行动，财产被设收，无数的审讯、恐吓和威胁，共产党人似乎努力着要把每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或他们的新政权构成威胁的人全部抓光。

       在这些行动中，教会成了他们攻击的特殊目标。我们教区的东方礼教堂立即被关闭，拉丁礼教堂得以继续开放一段时间，但只有很少的家庭敢前往。教区的其它建筑物都被红军占领并充作军队驻扎地。他们发动了反对教会与神职人员的宣传活动，我们在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攻击事件之下，艰忍工作着。纵使是最虔诚的教友也不敢轻易上教堂或去看神父，年轻人很快地减少了，工人也知道，如果他们坚持继续参加宗教仪式，那么他们可能要失业。我们神父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教堂里，除非人们找上门来，我们不能去找他们，然而，他们很少人敢这么做。不久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主日为一些老人做弥撒。亚伯丁，繁荣了十年的耶稣会堂区，就在几个星期之内被毁了。

       当我看到这一切，我必须一再地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到这个埋藏在心里的问题；「为什么天主允许这灾难的发生？」为什么有迫害？假使因为人类的不忠，天主必须允许自然灾害甚至战争的存在，那么祂为什么不能允许祂的羊群在这大灾难中受到牧养和照顾呢？事实上，不必将他们特别挑选出来，在这种严厉的打击中，祂有能力保护他的羊群的安全。当我眼看这昔日坚强的、有组织的、有形可见的教会，在这些侵略者的攻击之下而瓦解时，内心的烦乱与痛苦油然而生，我眼巴巴的看着人们与教会疏远，陆续地被迫去接受这新的政权。而那些被与父母完全拆散的年轻人又如何呢？他们被迫参加“苏联共产主义少年团”或「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组织，他们被告知，在家里的老人中如果有「分化份子」，必须向上级报告。当听到教会、神父以及会土在共产党的宣传活动中公开受到毁谤时，是多么令人沮丧。而且，儿童们每天在学校中或家庭作业里，也必须学习与反复诵念无神论的教条。天主怎么可以让这一切存在呢？为什么？

       我不能责怪他们，我知道他们并没有丧失信德，而只是暂时不敢公开表达出来而已。他们时常在晚上来见我，问我他们诙如何自处，与新政权合作是否是不对的，是否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参加「青年团」，或他们自己是否应该加入劳工组织。最后，他们问我：在这样的环境下，主日或瞻礼日不参加弥撒是否不对。叫我如何去回答他们呢？我能够向他们要求多少英雄行为呢？天主——是他容许这一切的发生——向偏远地区的亚伯丁居民所要求的是不是太过份了？

       身为神父的我去问这些问题实在是一种困扰，但是我不可能不问。在祈祷中，它们经常会涌上心头，在弥撒中，它们也会出现，它们一天到晚都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而我敢保证，不只我一个人有这些问题。这不是信德的危机，每一位遭受到重大损失或家庭悲剧的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更好说是「不了解」的危机，任何人也不必羞于承认他曾被这些问题困扰过。对于常读旧约圣经的人，他一定很熟悉这些问题。“上主啊！你让我们的敌人蹂躏着我们，要到几时呢？”尤其在连味王以后的那段日子里，在被俘虏充军期间，他们只能坐在巴比伦河畔，徒忆撒罗满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以色列民族被打败了，而且含羞被流放到异国。这个问题不断地出现在旧约中，的确，对以民而言，这似乎是世界的末日，盟约的终点，天主对他的选民特殊照顾的结束。

       然而从历史的有利观点来看，我们发现正好相反。以民的遭遇，事实上是雅威对选民特殊的爱，特殊照顾的表示。如同一位慈父，祂设法要斩断他们过份依赖王侯公卿或世上武力的心，祂一再地教训他们，唯独应信赖祂，祂领导着他们通过每一个时代的任何艰困与考验，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在任何困苦中天主总是忠信的，甚至在一切似乎已经绝望时，祂的爱仍然不变，祂永远应该受到倾心与信赖。雅威仍然是世上各种大小事件的幕后主宰，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祂，而且也必须在它们中寻找祂，以使他的旨意能够承行于地。是他选择了他们，不是他们选择了他；是他首先主动与他们订立盟约；在每一个考验中，是他领导着他们，照顾着他们，牧养着他们，看守着他们。他们在盟约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唯独依靠他，永远对他保持忠信，永远仰望着他而不是其它的神祇；是依赖他，而不是依赖权贵、战车或军队。他永远是忠信的，因此他们也必须对他保持忠信，即使是当他带领他们到一个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进入一个陌生的地域，或流亡充军时亦然。因为他已经选择了他们，他们是他的子民，他不会再忘记他们，就如一位母亲不会忘记她的胎儿一样。然而选民的本分也应该是永远不忘记他。

       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整个旧约圣经就是天主在各时代中，以各种方式去教训他的选民的一部编年史。它也是一个记录，记载以民在和平与繁荣的时代中，如何逐渐认为自己当然是雅威所喜爱的民族，然后开始满足于现状，贪求舒适，耽于逸乐，而且认为这样的环境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终至忘掉了他们贵为盟约民族的最终目标与使命。于是上主使他们遭受亡国、放逐及耶路撒冷被毁的苦痛，为的是提醒他们：唯独他才是他们的最终希望，才是他们力量唯一的来源。因为他已经从世界上的各民族中将他们选拔出来，使他们做他大能与爱的标记，因此，他们必须以对他独一无二的信心，在万民前为他作证。

       无论困难与否，我们也必须学习这同一个教训。在平安的日子，我们是多么容易流于寻求安逸，不谋上进，以目前既有的成果为满足，我们开始认为这一切成就是理所当然的，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来的，开始安居此世，以为它是我们的助佑。我们也很容易视财富就是幸福，因此开始去追求舒服的生活。朋友与财富围绕在我们四周，浑浑噩噩地一天过一天，追求健康与快乐构成我们生活的大部份。我们不再渴望其它事物了，只是爱财与贪婪，设法使我们的财富愈多，生活过得愈舒服，我们每天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懒散中。然后我们逐渐看不见一个事实：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是天主在支持着我们。我们认为明天将跟今天一样。我们已经为自己创造了这么舒适的世界，我们已经学会了生活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现实成果中，因此根本想不到天主。

       然后，天主必须设法打破我们腐败的生活，再次地提醒我们，我们最终的依靠只有他，他创造了我们，而且预定了我们的生命将与他进入永恒，这个世界的事物与世界本身，都不是我们最后的归宿，我们必须在任何事物中注视他，转向他。他可能会允许我们整个的世界陷于一片混乱，是为了提醒我们，此世并非我们永远的居所或最后的目标，是为了恢复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的思想再一次归向他——纵然在开始时我们会质问与抱怨。最后，他会以清楚的口吻，提醒我们记起他在山中圣训中所说过的那些表面上似乎是简单的字句所要表达的：「不要忧虑你们吃什么，穿什么或住哪里，你们只应该先寻求天主的国及其义德。」

       对于以色列民族是如此。他们必须知道，不可信赖王侯或国家，而只应忠于上主，就如上主一向忠于他们一样，而且必须完全信赖他。整个新约的历史也是如此，教会本身不断地处于剧变与动荡之中，不断地有迫害，并不是国王与首领，或任何人间的组织保护了她，保护了她的是天主。在亚伯丁也当如此，假使我们能够唯独仰望他，天主的爱是永不会间断的。在任何风暴中，只要我们能向他呼号，他一定要支持我们，假使我们愿意向他伸出求救的手，他一定会拯救我们。如果我们转向他而且唯独相信他，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世界或教会本身的剧变并不是一切的结束，更不是他爱的结束。它们事实上是天主不变的爱的证据，当我们认为所依靠的一切都完了时，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归向他，重新沐浴在他的爱内。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也是如此的。多么令人伤心啊！由于人性的软弱，当我们在平安舒适中过日子时，我们总是无法想到他或是在事情的背后看到他。只有当我们面临着危机时，才会如同一群埋怨的、好质问的孩子般的记起他、转向他。只有在遭遇到失败、家庭悲剧或个人失意的时候，人们才会转向他而且问：为什么？——事实上，人们似乎是被迫转向他的。最后，人们终于向他要求帮助、支持或安慰。多奇妙啊！天主必须利用我们的不幸来唤醒我们堕落的人性，使我们发现他的临在，她的爱，及她不断地关心与爱护我们。这并不是出于他的报复心理，不是因为我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忽视了他，所以他降灾惩罚我们，原因在于我们的不忠。他总是与我们同在的，未曾须臾相离，而他永速是忠信的。那是由于我们不能在安逸的日子中寻找他，记得他是临在着的．而且牧养、保护着我们，供应着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需要，支持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但每当我们乐不思蜀的陶醉在现有的成果里时，我们就将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了。

       因此，是在亚伯丁，当战争破坏了我们——包括我自己——一度是平静的生活结构后，我才逐渐对于这个极简单的真理有了相当的了解：「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或何处为家，因为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它的义德。」我们可以活下去，虽然我们周围的世界已经完全改变。无论今天、明天或后天：我们都将继续收拾破碎的局面，用每一天的努力来创造出我们的永生与救恩。一定会有明天，我们都将生活在明天里，而且天主也将在那里。教会将继续生存下去，因为天主子民间的信仰必须保存下去，如同在历代的教难中她总是继续生活着一样。在这个似乎是空前的大灾难中，我们唯一要关心的只是：相信天主，凡事仰望他，信任她的爱与忠诚，知道这个世界与这个局面并不是我们的永远家乡，也不是最珍贵的一个，我们应该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不断努力去寻求天主的旨意，然后完成它。

       正当亚伯丁处于战争的动乱之中，一天晚上，马加( Makar )神父突然如晴天霹雳地出现在我面前。马加是个淘气的乔治亚( Georgia)人，留着一头波浪型的长发、魔鼻，和一双烱烱有种的黑眼睛，他是战前我在罗马俄罗斯学院的同学和要好的朋友。我们耶稣会耳弗夫( Lvov)城会院的院长派他来告诉我，主教已经决定在目前的环境下，暂时关闭埃布尔丁的东方礼教堂。我们能在烽火小镇中重逢，是多么感人啊，马加神父伸开双臂，使尽全力地拥抱着我，他给了我欧洲式的三个热吻，我的反应也是同样的温暖与兴奋。

       然而，马加此番来此，带来的并不只是关闭教堂的消息。他之所以要求当带讯者，因为他想亲自向我通知进入苏俄的可能性。他告诉我说，他与我们俄罗斯学院的另一位同学维克多，聂斯妥夫( Victor Nestrov  )神父，已分别和他们的长上讨论过关于耶稣会神父随同工人队伍进入苏联，照顾他们需要的可行性。这个计划很简单，因为苏联正在从占领区雇用大批的人力到乌拉西山区( Urals )一带的俄国工厂中工作，他们也一直在逮捕各种的嫌疑犯，将他们运到乌拉尔山区的劳工营工作。马加与聂斯妥夫两人很干脆地决定了要跟随这些工人进入俄国边界。但他们也知道我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在罗马读书时，我们三个人就被其他同学冠以「三步兵」的绰号，那时，他们总是嘲笑我们经常表示要进入苏俄的愿望，而今，马神父所带来的，除了主教即将关闭亚伯丁东方礼堂区的消息外，正是要我跟他们同行的建议。

       当马加谈到要进入苏俄时，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非常激动，我整个的人被一种极深的内在喜乐抓住了，我不得不勉强抑制我的情绪，以免失态，假使我听其自然，我想我的动作会像个疯子。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在那得意忘形的时刻，我知道我的同答应该是什么，我毫不怀疑，毫不疑惑，毫不恐惧。我知道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一生所渴望的是什么。我现在才真正明白，天主派我到亚伯丁传教的意义何在。

      不只是亚伯丁传教一事，似乎我整个生命，在天主的计划下，就是指向这个时刻。当我在纽约击圣德肋修院作第二年初学时，有一天，初学导师在一个座谈会上，宣读了教宗庇护十一世要求志愿者加入刚成立于罗马的俄罗斯传教学院的一封公开信。虽已事隔多时，但我记忆犹新，当他还读着那封信时，我内心就起了某种骚动，我几乎想当场走到初学导师的面前，告诉他我志愿到俄国传教。我还记得座谈会结束后我告诉他说：「神父，你刚才读那封信时，我感到那是天主直接的召叫，我认为我应该志愿到俄国传教，从你开始读那封信时我就有这种感觉，当你继续读下去时，这感觉愈来愈强烈，最后我完全相信这是天主在召叫我，在天主的计划下，俄国是我的目的地。我知道，也坚决的相信，天主要我去那里，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到那里。」

       当然，初学导师一直怀疑这种出自年轻初学生的热情，然而自从那天以后，要去俄国传教的思想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不会认为那是幻觉，反之它影响了我生命中的每个时刻。那是十分奇妙的，有时候会清清楚楚地记得，有时候会无意识地出现在脑海中，但它是那么的真实。对我而言，这犹如天主对圣祖亚巴郎的召叫，天主要他离开加色丁的乌尔，离开他的族人，到天主指给他的地方去。后来我终于成行了，我离开了家人、朋友，我离开了美国的耶稣会同窗到了罗马，就读于俄罗斯学院。往后的几年中，我觉得非常孤单、想家。家父就在我就读于罗马期间过世了，我无法回去奔丧，当我最后在罗马晋铎时，家里没有人有时间能来参加典礼。然而在那几年中，我未曾有一次动摇过天主已召叫我到俄国传教的信念，我不曾怀疑过终有一天我要在那里为他服务。

       因此，我平生最感失望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我晋铎后不久，我获知已不可能派传教士到苏俄。我只得被派到亚伯丁的东方礼堂区去。这真是教人心灰意懒，为了前往苏联，我做了一切的牺牲，长期的苦读、训练与盼望之后，却不能成行。然而，就是在这种极端失望的时刻，我也从不怀疑，天主的圣意是要我有一天到苏俄去。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正是马加，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和聂斯妥夫神父进入苏俄。当时，我很镇定，很自信地高声叫道：「当然！当然！我们一齐去，春天我们就可到达苏俄了。」

        我非常兴奋，而乐天派的马加更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同伴。我们谈了又谈，他所描述的计划正是我的计划。我们不约而同的说：「真奇怪，天主的照顾是以那么奥妙的方式进行着。不是吗？」当苏联军队占领了波兰和亚伯丁堂区后，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在俄国里面了，虽然这意谓着传教士已被禁止进入俄国，然而苏联人已经自动走向我，有什么能阻止我走向他们以为回报呢？主教的决定关闭亚伯丁东方礼堂区不是已经免除了我继续留在这里的责任了吗？我现在是自由之身了，而进入苏俄的难民正需要神父，随同他们进入苏俄国界看起来又毫无困难，我们这里的传教活动也已经被红军禁止，天主的圣意已够清楚，够明显了。

       尽管我是如何的兴奋，我也意识到这是非同小可的时刻，这是一个转折点，而且它将影响我整个未来的生命。然而，这是自从在安德肋初学院的那一天开始我所梦寐以求的。现在我比以前更确定这是天主对我的安排，在与马加畅谈我们未来的计划时，我再次体验到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前往俄国传教的呼唤那天，所感觉到的那种无限的喜乐，内心的平安与强烈的信念。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第二天早晨，我重加考虑后，一大堆思想如潮水般涌来。我当初愿意到俄国传教的热情是否是由于一时的冲动呢？我怎么能够如此肯定这就是天主的意思呢？是否只因我喜欢那么做，所以才不愿把目前的情况解释为是天主照顾的一个记号呢？我是否只随从我的欲望而竟认为那是天主的意思呢？任何在一个重大事情上与他的良心搏斗过的人，都会经验到我当时所遭遇的困难。那些感觉到被天主所召叫，后来又犹豫了，不知那召叫是否真实的男女，都知道这种重新考虑的痛苦，而且反面的理由常是那么的强而有力。

       无数的理由与借口在你心中沸腾，你会想到你对家人和朋友的现在和未来所应负的责任，想到你如果在家或以其它方式来服侍天主和人群所能有的好处，（怀疑时而浮掠你心灵的动机），怀疑你追随圣召的能力，对于未来充满着恐惧感，深怕在此时此地犯下错误，你知道做这样的决定是包含一个永不可反悔的承诺，也意识到这将改善你整个人生的历程。那些面临着选择一个新工作的男人；考虑结婚建议的女人；计划一个新步骤的父母；或在这剧变的世界中要去决定他们未来前途的年轻人，都知道这种烦人的困惑与恐惧，以及一些僵持不下的理由与答案，这简直可以令任何身历其境的人精神崩溃。

       我当时的处境正是如此。而内心最尖锐的问题就是；我可以逃避我对亚伯丁教友的责任吗？我是在危险时弃羊逃跑的庸工吗？的确，主教已关闭东方礼堂区，但拉丁礼堂区仍然继续开放，许多教友，尤其是老教友，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参与弥撒，难道我可以比他们更缺乏勇气吗？在任何情况下，尤其当危险威胁着他们的时候，仍然继续与他的羊群同在，这不是一位司铎的首要责任吗？我敢确定天主要我进入苏联吗？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不是已经安排我在苏联境内了吗？难道天主要我离开这么实际的情况，离开他在亚伯丁的子民的现实需要，而前往一个不可知的地域去追逐一些不切实际的事物吗？那个地方的人民并没有要求帮助，也没有要求我前往啊！我怎么敢如此肯定这就是天主的意思呢？

       我被这些问题困扰着，它们不论在逻辑上或神修上都有充份的理由，都说得过去，所以很难说它们只是一些借口而已。的确，我们内心时常会将一个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形下所做的决定，在事后将它合理化，认为那样的决定是当然的，我们意志所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我们总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应该做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合理化的动机经常是可怀疑的，经常是需要小心分辨的原因。更何况我目前所提出的问题与理由都是基于事实与实际的情况，所以它们更应当是有效的理由啊！那些曾经面临结婚或修道的抉择的青年，或那些为了未来更高的理想和价值而必须不顾眼前的现实需要的人，才会了解我当时左右为难的处境。亚巴郎，被天主召叫必须离开他所熟悉、所喜爱的一切，向一个不可知的地方进发，天主当时所给亚巴郎的许诺是多么含糊，天主这种似乎矛盾的做法，一定颇令亚巴郎费解。尤有甚者，天主要他杀死他的独生子依撒格，作为牺牲祭献给天主，多么不可思议！依撒格正是为实现天主当初对亚巴郎的许诺所必须的啊！亚巴郎怎么敢确信这就是天主的意思呢？有谁会相信呢？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困境。从前我不曾怀疑过天主的圣意是要我前往俄国，从我听到召叫的那天开始，这种信念就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这种信心，这种对于天主的照顾的绝对信赖，在各种的困难中支持着我，帮助我渡过一切的灰心与失望。我一直梦想着它，渴望着它，相信它，将我自己完全交托给它，同时也在它内找到了安慰。但是我现在却面临着这个神修上的难题，我敢肯定这真是天主的意思吗？或者至少，我敢肯定目前这个进入俄国的机会是天主的意思吗。

      我终于诉诸祈祷了，但仍然心烦意乱，脑中完全被正反面的理由缠绕着，以致我听不到天主的声音。我与马加及格里波斯基神父讨论此事，如果我离开，格神父是唯一留在亚伯丁的神父。我也告诉了堂区内的教友，他们要求我不要离开。最后，我决定我不离开亚伯丁，我不能离开一个需要我的教堂，我不能离开那些我清楚知道那么需要我的教友，我不能为了躲避危险与迫害，而去追随一个含糊与空洞的理想，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为我不会相识的羊群服务。天主借着我的长上，已经派遣我到了亚伯丁，他的圣意已经够明显的了，因此，我要继续留在亚伯丁了。

    然而，当我以诚恳与坚定的态度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又再次感到烦乱了，当我解决了我的难题之后，我内心并不感到平安、喜乐与舒畅，反而使祈祷变得十分困难，而且几乎是没有办法祈祷。我感觉到我的信德是薄弱的，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完全是听从理智的声音，并不是听从天主的声音。我内心感到烦乱，因为我破坏了至今支配着我整个的生活的模式，我破坏了天主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一切，而我一向在这些事上努力去发现天主的旨意并且完成它。然而，最严重的是，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却失落了内心深处的平安，以及喜乐与热心的感觉，也失落了对于天主的信心，在此之前，我始终相信天主在我的生命中，他是我神修生活的全部。

       因此，我不得不重新考虑留在亚伯丁的决定，我祈祷，求天主让我在他面前能够对他完全开放，让我唯独信赖他，如同亚巴郎一样，随时准备答复他的召叫，到任何他要我前往的地方去，而丝毫不要有我自己的意见、思想和理由。我要完全向天主的圣意开放，聆听他的声音，不要搀杂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我要求天主引导的祈祷。立刻，平安与喜乐如潮水般的涌上心头，对于天主的那种单纯与直接的信心也恢复了，我立刻知道我该做什么，当时我才体验到，从前由神师那边所听到，或从神修书籍中所读到，但不甚了解的一端道理：天主的旨意可以从精神本身所产生的果实来分辨，如果我们能够完全对天主开放，而不基于我们自己的愿望，那么灵魂的平安与喜乐是两个这样的记号。圣召的真实性可以用这两种记号来分辨，无论是决定一个圣召或在追随圣召途中所遭遇到的关键问题皆然，都可以由伴随着灵魂的活动来检查。天主的恩宠活动只有借着信德才能接受与了解，因为他的真理，他恩宠的每一个奥秘的行动，最后只有在信德的光照下才能明了，而不是凭借我们的理智或推理的能力。

       灵魂的活动远非言语所能形容，它比任何理由都强而有力，它能使一个人毫不疑惑地知道：天主的手指在此( digitus Dei est hic )，它就是「恩宠」。天主就是用他的恩宠来默感人，使人举心向上，照亮人的心灵和推动人的意志。我们只能以信心来接受它，但它并不是虚幻的，而确确实实是实在的东西，虽然并非所有神学家的解释都能使那些没有这种恩宠的人信服，但它的确是真实的，因为我可以证明它的价值，当我再一次决定前往俄国时，我获得了内心的喜乐与平安，这正是天主在我灵魂中真正干预的记号。因此，我要前往俄国。

    「看，聂斯妥夫，」我说，「看我们正在通过的肥沃的、黑色的土地，似乎没有尽头。」随后，我突然大声喊道：「请看我们刚刚经过的路标，我们已在俄国境内了。」我从车厢的木板上跳起来，向车内的人喊道；「我们已到俄国了。」立刻每一歌人都离开座位，挤到车厢门口，隔着木条向车外凝视，随着火车的缓慢移动，眼看着后面的路标已愈来愈小了。尽管车厢十分狭小，但每个人的情绪都沸腾着，脸上容光焕发，他们互相轻拍着肩膀以示快慰，车内有人开始唱起歌来了。但是我仍然保持缄默，静静地望着俄国一望无际的沃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我感动极了。不久，我平静地对聂神父说：「我从前跟你怎么说呢？不是说我们春天就可到达苏俄了吗？」我思索了一会儿，接着加了一句：「今天是三月十九日，圣若瑟劳工瞻礼。」

    聂神父和我相互默默凝视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知未来将如何，但我们终究已经实现了我们多年来的梦想，实现了我们在罗马当学生的时期所经常谈论到的，以及过去数个月来，我们在耳弗夫所用心计划的一切。可能车内的其他人并不知道我们是神父，这无关紧要，只要我们知道就够了。他们只知我叫李宾斯基( Lypinski )，波兰人，他的家已在一次德军的空袭行动中被夷为平地。穿过苏联国界给我一种喜乐但又孤寂的奇妙感觉，甚至连土地本身也似乎是不同了，广大的乌克兰，有着无边无际的耕地，间或夹杂着起伏的小山丘和牧场。

    车内其他人的热烈情绪是具有传染性的，它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这种情绪意味了我们已接近旅途的终点，我们所搭乘的是编号八九七二五的简陋小车厢，刚起程时，车上已经有了二十五人，沿线经过各个停车站又陆续有许多任务人涌上来。车厢内靠着车壁的两边有两排木板凳，地板上铺着稻草，车顶上有个通气孔，车内仅有的其它设备就只剩下一个充当火炉用的破油桶，和一个充当厕所用的破水桶了。我们是受一个称为Lespromhoz的苏联

    大木材公司所雇佣的，该公司经常雇佣大批工人到乌拉西山区工作，他们由于急需廉价劳工，因此经常由俄军新占领的地区招募工人和难民，他们很少过问应征者的身份。我们车内大多数人是在纳粹进军波兰时逃难的犹太人，有的是全家都在车上，从祖父母，父母到儿孙，他们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所以总是把他们的财物背在背上，如同各处的难民一样，流浪到异国去重新寻找他们的新生活。他们在两个多星期的走走停停，颠簸不堪的旅途中，每天总会花上几个小时，谈论到他们所离开的故乡，谈论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新希望，也跟我们谈论到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乌拉尔山工作的新机运。

因此，进入俄境对我们而言，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意义。对我和聂神父而言，这是我们梦想的实现，对弗朗克而言——他是华沙的犹太人，在旅途中我和聂神父已经与他成了好朋友——，也是梦想的实现，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当华沙落入德国人手中时，他从那儿逃离出来。当时，他决定带着他全家、他的妻子，他十岁大的儿子，和他的侄子，前往俄国这块乐土居住，他从前读过许多描述俄国的共产文学作品，所以在他的想象中，俄国简直是人间天堂。至于车内其他每一个人，无疑的，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喜乐的理由。对我而言，我

永远也忘不了那种感受，那是由一种达到了目标的喜悦，伴随着一种深度的平安与快慰所交置而成的。然而，在喜乐与希望中，却搀和着一种突如其来的意识，我发觉到从今以后，我已经被完全切断来自我所认识的人的一切支持；来自我的耶稣会神长与神昆，来自我的家人，来自有形可见的教会，以及来自美国政府的力量，以保护我免于重大的危难。有一阵子我想到我可能永远再也不能回欧洲，回美国，同榭楠道，不禁悲从中来，感到有几分懊悔。然而，立刻又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浮现心头，我并没有被切断与天主的关系啊！祂仍然与我同在，事实上，祂仅是要我以一种新的，更真实的方式依靠祂而已。瞬间，我的精神为之振奋起来，心跳加快，内心又充满了幸福和快乐，就如我在车上为自己的某些特殊理由而奉献弥撒时的心情一样。

    当我们一到达乌拉西山的朱骚沃( Chusovoy )和特卜拉亚·哥拉( Teplaya-Gora )两个木材城时，我们兴奋的心情立刻停止了。我们抵达时，天正下着雨，由于我们为此次旅途所携带的食物在多天以前就已用完了，所以每一个人都疲惫不堪，而且我们还得饿着肚子站在雨中，接受乐斯普落莫( Lespromhoz  )公司一个代表的检查，然后才踩着烂泥巴，走到城外一公里远的营区。营区内的房舍是新盖的，十分粗糙，好多墙上的木材都已经扭曲了，墙壁大部份是涂着泥巴和像石膏的灰泥。我们被指定的工作非常粗重，在男女混合的工作队中，我们必须从河里托起木头，并把它们堆成六呎高，三十码长的木材堆。刚开始时工资极低，端赖你一天堆了多少体积的木头而定，新来者由于尚不擅于工作，自然只能赚得很微薄的工资，例如聂神父和我，经常倾全日的工资才够买一条黑麦面包。有好多夜我们甚至还买不起，因为我们还须付营区的宿舍费，而这项费用在我们拿到薪水之前就被扣除了。我们的好友弗朗克，目睹他从前梦想中的「工人的天堂」的这一切，也必定口瞪口呆无话可说了。

    聂神父和我也同样感到失望，我们的失望并不是由于体力的消耗，长期的煎熬，简陋的房舍，私有权的缺乏，或饥饿的折磨，这些固然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如果我们得以实现我们前来俄国的目的的话，我们一定也会很高兴地接受这一切。然而，我们逐渐地觉察到，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这里传教，虽然苏维埃宪法上技术性地保证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皈依却在严格禁止之列；宪法保障了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而那些试图传播信仰真理或促进宗教的人，事实上就触犯了法律。当然，聂神父和我老早就知道这一切，但仅仅把它当成一个抽象的事实而已，直到如今，我们才开始在每天的生活中实际经验到它。

    没有人愿意谈论宗教，更遑论履行宗教责任了。虽然营区里没有人知道聂斯妥夫和我是神父，但是他们仍然不愿谈论天主或宗教方面的事。他们只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工作伙伴，志同道合及容易相处的人物。我们与他们共同住在可怜的房舍里，共同分担着每天的工作与困苦，共同分享着每天微薄的食物。尤其那些难民们，他们都是简单纯朴的百姓，在他们的生命中，虽然有过悲痛的命运，但他们都以忍耐接受了。他们欢迎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自由地交谈，而且用他们那由于共同的生活背景与文化传统所产生的乡土俚语与腔调，互相讨论

着实际的问题。但是，他们不愿谈及天主或听到天主。

    他们都有着恐惧感，聂斯妥夫和我也变得事事戒慎恐惧，在那种环境之下你不得不如此。我们不但为我们自身和我们的传教工作能否得到最后的成功而担心，此外，也为那些我们希望在他们中间服务的人们而担心。在这一生中，他们所拥有的事那么的少，所以我们不应再进一步称为他们烦恼的原因。我们知道，他们也知道，有一些特务和党员会告密任何宗教性的活动。向小孩子谈任何有关天主的事也是不需要的，虽然常有这种想法与诱惑；免得他们在完全无知的状态中将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他人，因而泄露我们的身份。

    当我们计划前来俄国时，我们就一直希望能够借着帮助难民而展开我们的传教工作，因为他们中有许多是波兰天主教徒，然后再渐渐扩展我们的影响力去服务苏联境内的教友。然而，我们发现根本无法向我们的工作伙伴提出宗教问题，无论是难民或苏联本地人，更遑论去告诉他们我们是神父了。当我们逐渐意识到传教的不可能时，我们内心的失望也就与日俱增。因为我们一向所抱的希望是那么的高，所怀的热诚是那么的大，所以我们对于一点也无法展开任何形式之使徒工作的情况所产生的失望也就非常的大。

    这种失望渐渐地被一种由幻想中醒悟过来的沮丧感觉所取代了。有好多次我甚至在可怜自己，而且对我的同伴有所抱怨与不满。我放弃了一切，牺牲了一切，冒着那么大的危险，为的是要把基督带给他们，而他们却从不跟我谈论这些事。我有时候会对聂种父说：「我们

永远也不会有什么进展的，因为这些人充满了恐惧。」他们甚至连暗中领圣事或使孩子暗中领洗都没有勇气尝试，总是犹豫不决。然而这些人却是我服务的对象啊！他们被剥夺了恭敬天主的一切途径，我愿意与他们一同受苦，为他们受苦，但愿他们有一天会接受我为一个神父，而不只是他们的一个工作同伴。

有时候我也感到惭愧，每当想到共产党徒的热心就教我羞得无地自容。在那里他们的影响力是毫无疑惑的。事实上，正是他们的影响力，使身为神父的我感到在他们中我是一个外人。我来此是为服务，却不能服务，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我，面对这种情况我和聂神父能做什么呢？从前我们想在这个国家中，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有效地工作，现在回顾起来似乎只是梦想；从前我们想这是一项伟大的传教工作，因此一直充满着热诚在从事着，到今天才知我们只是在向现实碰壁。这里的一切一点也不是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因此当我们发觉它们时，我们一点也设有准备去面对它们。我们从前的期望、梦想、信心、热诚，是太大太过份了。

    聂种父和我被这些疑惑与问题困扰着，因此我们迫切地试图找出一个方法离开俄国而返同波兰。在那个被占领的国家里，即使有许多困难，但至少我们可以重新做一个神父所能做的工作。那儿的人民在这受迫害的期间确实需要我们，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在那儿的话，他们

会来找我们的。在那儿我可以服务教会，在这里却什么也不能做。此番俄国之行似乎是一个错误，是一项误估的传教工作，它只是基于梦想而非基于可靠的事实，它是在没有充份理由的情形之下所产生的一个计划。

    这就是聂种父和我在特卜拉亚，哥拉( Teplaya-Gora  )所面临的诱惑。虽然我们的处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种诱惑却不是唯一的。每一个追随某种召叫的人，当他发觉他的生活实际上并不是如他最初所想象、所切愿的时候，都会面临这种诱惑。例如：一个人怀着满腔热火进入修会，准备专心服事天主，当他发现一天又一天的修会生活是枯燥无味的，极其平凡的，跟他所抛弃的世俗生活一样，也是充满着人性的错误，每天的例行公事及令人分心走意的事物，他就开始面临这种诱惑了。新婚夫妇也面临同样的诱惑，当蜜月结束之后，他们必须面对一个似乎永无止尽的未来，他们必须在同样的老地方，以同样的老方式勉强生活在一起。他们会开始抱怨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生活，这一点也不是我想要的。假使我早知道它会如此，我永远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我永远也不会做这样的承诺。天主，祢必须原谅我，我想回头，你不能强迫我履行在无知的情形之下所做的承诺，祢不能要求我遵守一项基于毫无实际生活体验的信心所缔的盟约，我从来也不会想到这种生活会是如此的，我不赞成也不愿继续，我不适合这种生活。」

   这是每一位男女都会碰到的试探，有时候甚至是每天都会遭遇到的。那么聂神父和我，在提卜拉亚哥拉的险恶环境中面临这样的诱惑与试探，现在回想取来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当时，我们差点在它面前投降了，我们谈到如何找法子返回耳弗夫，我们认为应该报告我们的长上，告诉他们乌拉尔山的真面目，以免有任何其他的传教土再被派来这样的传教区。我们继续在木材营区里工作，但总是在寻找机会离开，同时也诉诸祈祷支持着我们。

我们的精神安慰之一是弥撒。我们有时候能够离开——但也只是我们两个人而已——进入森林，在那里秘密举行弥撒。我们没有穿祭衣，伐木后所残留的树头就充当我们的祭台。还必须随时注意四周的动静，以免被发现。就某些方面而言，这种秘密举行弥撒圣祭的必要

性，只是在强调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指出我们来此为这些人民服务的不可能。然而弥撒给了我们力量，我们在福音后做了小小的讲道，首先是聂神父，然后是我。在这样的环境里，福书的信息总是出奇的感人，我们的灵魂畅饮沉醉于福音的字里行间，也感觉到在福音里的那股神圣的力量。在那神圣的一刻，天主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临在于提卜拉亚哥拉。祂在那里，在那个至今加尔瓦略山的祭献不曾被举行过的地方答复着我们的祈求。在那个圣事中，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牺牲与他的牺牲一齐奉献，可以要求祂降福那些我们为他们劳苦及暗中为他们

祈祷的人，降福那些可能暗中向祂祈祷而无法公开崇拜祂的人。在提卜拉亚哥拉，一切似乎已经证明无法展开传教活动的情形下，这就是我心灵上最感安慰、最快乐的时刻。这种在弥撒圣祭中所得到的快慰，即使在我们穿过漆黑宁静的森林回家的路上，也一直停留在我们心中。

    终于有一天，曙光出现了，天主给我们恩宠，使我们看出了我们所受试探的答案。那就是会从祂的观点，而不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处境的恩宠，就是不用人性的标准，或我们自己想要，或期望发生的来判断我们的工作，而是将之看成是来自天主的计划。我们了解

了我们以往的困难、诱惑都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而且只是存在于我们的理智上，它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与天主所祝圣，且最终也是由祂的意志所管理的现实世界相协调。

    圣依纳爵在他的「第一原则与基础」中直截了当地说：「人之被造是为了赞颂、崇敬、服侍上主我们的天主，也通过这些方法拯救我们的灵魂，地面上其它东西的被造是为了帮助人达到他被造的目的，因此，当他们正在帮助人达到他的目的时，人应该尽量利用它们，反之，当它们显示出对人是一种阻碍时，人应该尽可能地摆脱它们。因此，我们必须使自己对于一切受造物保持超然的态度。」依纳爵称它为他的「神操」的原则与基础，然而它也是人之存在与天主的眷顾的最基本的真理，以上的那几句话平铺直述的道出了这个真理。聂神父和我不知有多少次听到了那些话，读过那些句子，而且也祈祷或默想过它们了。然而在提卜拉亚哥拉环境的压力下，我们已将之忘得一干二净了。虽然我们老早就接受它为神修生活的理论原则，但是一直没有使之成为我们每天实际生活的一部份，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们尚未在我们生活的过程中和我们在提卜拉亚哥拉所遭遇的难题中发挥作用。

    假使它们已经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发出作用，那么我们一定早就懂得我们在提卜拉亚哥拉的唯一目的是去承行天主的旨意，事实上我们整个生命就是为承行天主的旨意的。天父的圣意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或如我们所预料的，或如我们可怜的人类智慧所想像的它应该

如何如何，天主的旨意是天主所想的，然后每天借着一切受造的事物启示给我们，祂临在于受造物中，并借着它们显示给我们。为我们而言，祂的圣意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此时此刻祂所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人、地、事物及环境。天主知道那些事物为祂及为我们都是十分

重要的，那些事物也就是祂所希望我们去实行的，而不是在抽象的原则或任何主观的愿望之上去承行天主的圣意。不，这些事物，这一天的二十四小时就是祂的圣意，我们必须学会在现实的情势中认出祂的旨意，而且依着去实行。我们必须学习用天主的眼光去看我们每天的

生活，以及每天横跨在我们道路上的每一件事物，学习了解祂对于一切人、地、事物的看法，承认祂之所以使我们与这些事物或这些人发生关系是有其目的与用意的，面且不断努力实行祂的圣意，就是每天每一时刻祂所给我们安排的每一种情况。因为我们受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此时此刻之所以被安排在这里，在这些人中，难道还有其他的理由吗？祂指派我们在这里有什么其它的目的呢？难道不是要我们在这现实的情况中看见祂的意旨，然后不断努力去做祂所想要的，而且是以祂所要的方式，为了祂，以使祂得到应得的成果与荣耀吗?

     我们在提卜拉亚哥拉所受的诱惑是来自于我们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中我们所认为的天主的旨意，和来自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我们所认为天主要我们做的，因此我们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挫折感，（所以困难并不在于接受当时的情况本身是祂的圣意）。这是任何人、圣人或学者，教会领导人或劳工所极易造成的错误。我们总是期待天主接受我们所了解的，祂的圣意应该如何如何并且帮助我们完成它，而从不学习由祂每天为我们摆设的实际情况中去看出、去接受祂的圣意。一个简单的灵魂每天清晨将他的祈祷和当天的工作、喜乐和痛苦都奉献给天主，然后毫不怀疑地接受这新的一天，努力去实行，以一种忠爱之情去面对一天的各种情况并视之为真真实实来自天主的旨意，他具有小孩子般的天真的信德，因而领悟了关于「天主旨意」的深奥的道理。试图去推测或以理智去分析天主的旨意应该如何如何，这是人类最愚

不可及的作法，而且也是各种诱惑中最狡猾的。这是一个平凡、筒单的真理，就是祂的旨意，事实上是祂每天所为我们安排的环境、地方、人们以及各种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该学习从每天的生活中去看到这个真理，而不是靠着理论，也不是靠着天主偶而赏赐给人的一线恩宠的光。我们每一个人不必急欲知道天主对我的旨意是什么，事实上祂对我们的旨意就在每天的实际情况中启示出来了。但愿我们都能够学会以天主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而且看出它们是来自天主的。

    一般人总是忽视这些事物是来自天主的旨意，鄙视这些事物，因为它们看起来显然是那么平常，那么微不足道，那么枯燥乏味，只是一些例行公事而已。因此，人们试图在抽象的理论中去找到一个更高尚的“天主的旨意”，以满足他自己对于天主旨意的看法。这就是我

们在提卜拉亚哥拉的诱惑，这也是每一个人，当他发现生活并不是他所想象、所期待的样子的时候所面临的诱惑。答案就在于了解这些事物——而且唯独这些事物，此时此地——真真实实构成天主的旨意。但是要学会接受这个道理，而且是要在每天的每一个时刻去实践它，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它的难处就如同所有伟大的真理一样，看起来是太筒单。每当我们试图往别处去寻找一些更高妙的答案时，它总是在我们的眼前。它具有任何神圣真理的特征，就是单纯而明显，只因为它是如此简单，所以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忽略它、轻视它。

    进而言之，就如同任何一个神圣的真理一样，要去实践这一点却十分不简单。正因为它的简单性，使它乍见之下几乎令人无法相信那会是天主的圣意，而且会以为这实行起来并无困难，因为我们可怜的人性很容易被迷惑。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中，虽然那是如此平凡与枯燥，然而这些事物实实在在是构成天主的圣意，但也正是这些事物在迷惑我们，很显然地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其中，使我们看不见这个伟大的真理。然而去把握住这个神圣的真理——这听起来很简单——而且去实行它，在它的默感的光照下去面对每天的每一个时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每一个状况与处境中去设法尽量想起它，一天天地去努力使它成为我们生活的唯一准则，使它成为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每一行动的指针，最后我们就会逐渐了解内心真正的喜乐与平安，以及得到健全的知识，并且在每一件事情中去承行天主的旨意，这是我们存在的最后的、唯一的目标，也是我们被造的唯一目的。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安全了，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平安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军发动了闪电攻势，长驱直入俄国，苏联立即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当天晚上凌晨三点钟，秘密警察来到提卜拉亚哥拉我们的营房里，聂斯妥夫神父和我，还有我们的室友傅克斯〔Fuchs〕、乌伊拉利〔Valery〕、耶诺兹〔Janocz 〕等，在枪口下，以德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当晚整个营区内还有其他数百人遭到逮捕。我们在朱骚沃〔Chusovoy〕被扣留了一夜，第二天，在严密的监视下，我们被火车运往白尔姆〔Perm 〕的地方监狱。在那里我被拍照——包括正面和侧面，辽有剃发、去虱等，这是标准的入狱手续。之后我被送进一间约有三十呎见方的大房间，上午我进去时才只有五个人，到了傍晚就挤满了一百多人。由于德军的入侵，苏维埃政权似乎正在大肆搜捕任何有丝毫嫌疑的人，他们中间有教师、普通工人、政府中的小官、律师，还有一些军人，差不多任何被认为有安全顾虑者，无一幸免。

    我和聂神父一直就有预感，我们终有一天会被捕，我们有时候在谈话中也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但是由于它来得太突然了，我们几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简面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我感到眼前一片迷茫，心如撕裂一般疼痛。我的心灵对这突袭事件完全无法适应。只在一瞬间，我完全失去了自由，我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而且没有任何申诉的可能。没有任何商讨或诉说的余地，设有任何方法去告诉任何人你是无辜的，他们抓错人了。秘密警察也只是奉命行事，我们就如同成群的牛只般被围住，他们对你的抗议无动于衷，也不让你申辩，他们甚至对我们的清白和权利而提出的一切质问，置若罔闻。

    这种经验是难以描述的，那些曾经被误抓或寃狱过的人才会领略到这种感受，我实在找不出适当的字眼来形容这突发的事件在我情感上和肉体上所带来的强烈震撼。「无助」可能是最贴切的字眼了，但是对整个事实的表达，它仍然显得薄弱、不适当。你感觉到你与任何

事物、任何你想得到的能帮助你的人的一切关系都被切断了，你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来援救你自己，无法跟任何可以帮助你的人有所接触，你完全在那些逮捕你的人的掌握之下，任其摆布，除非他们允准，否则你没有前往任何地方或有任何行动的自由，这就如同在一个你所熟知、你能来去自如的世界中的一扇铁门被砰然关上，然后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中，那里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一套法律、权威和疆界。那些发号施令者不需要听你的，也不须要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反之，对于改善你的处境方面，你却丝毫也不能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

    「无助」一词是再恰当不过了。在提卜拉亚哥拉，如果说因为我不能依照我所希望的方式在他们中工作而感到挫折的话，这种挫折感与此地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无能为力相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这迅雷不及掩耳的逮捕行动之后，不久，我多少已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了，然而我却克服不了完全失落了自由和完全受别人控制所引起的震撼，他们控制了我的每一种行动，每一种自由，每一种需要。当然，那里的监狱都一样，必然会在囚犯，尤其是新入狱者身上造成某种程度的挫折、无助的感觉，一些措施也不可能完全合乎人性，多少会藐视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贬低他的人格尊严。但是，战时的苏维埃监狱，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所管理的监狱，更是如此。进入那些监狱的人，可能从此消失，再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了，囚犯们随时可以被枪决。在那里，权威是绝对的，而囚犯也完全没有要求的权利。威胁与恐吓是秘密警察最喜欢的武器。如果说秘密警察对囚犯的生死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在当时，他们对囚犯和一般百姓却又似乎是如此。在那种不合人道的情况之下，囚犯们在生存欲望的驱使下，还是不得不顺服。

    物质条件也是非常不人道的。囚房拥挤得几乎没有可以转动的空间，没有自来水，破水桶充当便盆，窗户用金属百叶窗覆盖着，使得房内只剩下一丁点的光线，同时也缺少新鲜的空气。全身污秽不堪，根本不可能有更换衣服这种事。我们是睡在没有洗过的地板上，随时还会有小虫爬到我们身上。空气是这般污浊，你的鼻孔终日都暴露在那令人作呕的臭气当中。你所必须学会的，就是尽可能地不去想到它。

    在这里，人性的尊严是受到如此的眨抑，以致有些人差不多不再认为他们是人了。他们脑海中充满了一种「无助」的感觉。囚房中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政治犯，他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该下狱，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承认他们有谋反的企图。起初，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设法自我安慰，认为他们的被捕只是一种误会，将很快会有人发现这个错误而释放他们。然而，他们不久就觉醒了，对于这种不正义的事，他们表现了极大的痛苦与愤怒。然而，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要向谁诉说呢？他们的权利完全被藐视，他们被认为是卖国贼，甚至等而下之，他们不断地处于被处死的威胁之下，没有地方可以求助；事实上，任何不满都会被认为是一个新的背叛、新反动，对于「制度」的又一次的出卖。

    除了这种我们共同有的不幸之外，还有一种别人所没有的痛苦必须由我自己去承当。在和他们讨论我们被捕的各种不同原因时，我丝毫不隐瞒我的看法，我被捕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就是因为我是神父。我原想吐露我的身份，可以有力的证明我的清白，可以给其他囚犯对我产生更大的信赖，甚至能给我一个为他们服务或在痛苦中安慰他们的机会。但是，我注定非遭遇一次猛烈的觉醒不可，我所得到的回报却是侮辱。很显然地，苏维埃当局经过了多年的宣传，的确已产生了相当的效果。我十分惊奇我的同伴对于神职人员的看法，他们认为神父是社会的寄生虫，靠穷寡妇所给的几个小钱维生，神父时一群道德败坏的人，耽于喝酒，专门嫖妓，猎取女人，是一群好色之徒或是精神变态者。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或是共党的一些小官，也都从共产党所发的一些小册子中获得了对教会的一种扭曲的形象。在那些刊物

中，无论在政治、杜会、人性等方面，把教会描写成一个充满错误、缺点、陋习和不正义的团体。神职人员对他们而言，是和社会主义的步调不能配合，是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群人；但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神父是教会所聘雇来的一群受骗者，而教会本身是受资本主义委托的工具。

    人们对教会的这种不当的观感和极深的偏见，我感到大吃一惊，尤其狱中的难友对我居然也有这种看法，更是令我惊奇。我们中大部份是政治犯，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莫名其妙地被怀疑，或被控告一些我们从来也没有犯的过错，而且也不给你丝毫机会去辩驳这些指控或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共同感受到身心方面的苦痛、无助，以及所受的侮辱，在牢房中的政治犯之间，至少应该有一种最起码的支持和患难中的情谊。但是当他们获知我是神父之后，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他们诅咒我，避开我，取笑和轻视我。这和我出生的波兰天主教背景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在波兰，神父总被看成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囚犯们对神父的这种反应令我感到愤怒和不知所措，这种对种职人员的愚蠢的、肓目的、附加的偏见，令人费解，也十分令人气愤。当时我几乎要掉下泪来，那是多么不公平，多么不应该，对于人性尊严是多么大的侮辱。正如在监狱严厉的规矩下，我们感到无力去保护我们自己，同样在这方面，我也发现我无能为力去辩白或防卫我自己。没有人愿意听，也很少人愿意跟我谈话，就如先知依撒意亚所说的，我感到「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对狱吏或囚犯而言，我都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因此，除了「无助」和「无能为力」这种囚犯们所共有的感受外，我还特别遭受到一种「我是没有用的」的感觉。

    没有人可以交谈，没有人可以依靠，无处可找到同情，也没有人可以给我精神上的安慰。自从我们被捕后，我就一直没再见到聂神父了。在提卜拉亚哥拉的营房内和我们一同被捕的其他室友，一定也是在另外的房间内。因此，如同在任何重要的关键时刻我所做的，我开始在祈祷中转向天主。我寻求祂的帮助，祂的怜悯和祂的安慰。因为我是因祂的名在受苦，因为我是祂的司铎而遭到遗弃，祂不可能不来安慰我，因为祂自己在祂的人间生活中，正如依撒意亚所描述的，也是「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祂也向别人寻求安慰而未果，我确信祂会同情我的处境，祂一定会来安慰我。

    然而，祂抚慰人心的方式，正如过去所经常发生的，是加增我的自我认识，和对祂的照顾与救恩奥秘的进一步了解。当我受了极大的侮辱之后于祈祷中转向祂时，当我感到遭人轻视、践踏、遗弃而投奔到祂面前，向祂倾吐我的委屈时，我所得到的恩宠是，我发现在那些事情中，“自我”的成分是多么的大，我感到受委屈是为了我自己，我感到悲伤痛苦也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没有人因为我是神父而接受我，我就陷入了自我怜悯的境况中；由于人们的偏见，我受到不公平、不正义的待遇，没有人愿意听我的伤心史和给予同情，我就为自己感到悲哀，这是我所谓的受到「羞辱」的整个真正的内涵。

    是的，囚房内的物质条件是十分不合理的。或许那是当局故意设计的，用来逐渐削弱囚犯的意志力，彻底破坏那种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使人自由、坚强的精神力量。但是，环境的恶劣并不能成为我们抛弃人性尊严的理由。我们不是，也不应该是环境的产物，除非我们先自我作贱，否则外在的环境就不可能对我们的人性尊严有所伤害。

    至于我所感受到的委屈与侮辱，那是因为我身为天主的司铎，却还想获得别人相当的尊敬，这岂不是「仆人大过师傅」吗？主曾经告诉过门徒们说：「如果他们迫害过我，也必要迫害你们」。小时候，人家就教我，要尊敬神父，因为他是天主的代表，但是，身为一位神父，我还期望别人的尊敬，甚至是奉承。怎么我还以为我正在追随吾主的足迹呢？如果我真正相似基督，我岂不是应该受到排斥和羞辱吗？当它发生时，为什么我还感到惊愕呢？我岂不是应该为了我能更紧密地师法基督而欢欣踊跃吗？

    然而，在许多方面，我不是经常容许「自我」的成份存在吗？我为我自身的尊严得不到别人的肯定而感到伤心，这使得我不能用天主的眼光来看我目前的处境。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人在天主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没有用的。在天主的照顾之下，没有任何处境会是没有它的价值和目的的。那种在现实环境中所感受到的挫折、无助感，实在是人类的一种试探，不论是在秘密警察监狱，或是在苏维埃的整个制度之下，或是我目前所在的地方，或市政府，或是恶性竞争以及严密的组织系统，或社会压力，或文化环境，甚至于这整个败坏的、腐化的，令人窒息的世界。即使是在可想象的最坏的环境下，人仍然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天主也随时准备以祂的恩宠助佑他。事实上，天主还更进一步希望他能在这些环境和处境中，接照祂的旨意行事，因为这些环境、这些人、这些地方和这些事物本身，是出自天主的意愿，是天主为此时此刻的他所安排的。

    如同我无法改变监狱的状况，他并不能改变这制度本身。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不行动的理由和借口，许多人当他们发现自己面对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环境或无力克服的邪恶时，就感到挫折、灰心丧志。穷困、耽溺酒色、社会上的不正义，种族歧视，仇恨和痛苦，战争、贪污和公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等，都可能成为挫折、失望的根由。但是，天主不会要求我们去独力改造世界，消灭邪恶或治愈社会的病态；祂只期盼我们能在这些经由祂的意愿和祂的慈爱所祝圣过的环境中，按照祂的旨意来行事。在他行动的过程中，天主的恩宠和助佑是总不会缺少的。

    在这些环境中，我们所经历的无助感，事实上是由于我们含有太多的自我倾向所引起的。这样，当你感觉到自己的条件不够，身体的无能，以及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你太微不足道之后，你就很容易被环境所征服。我们经常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所想的只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够做什么，却忘掉了天主、祂的圣意和祂的爱。然而天主永不会忽视每一个人的重要性，他的尊严和价值，以及每一个人在天主的爱的计划中所要扮演的角色。对天主而言，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同等重要，祂都在关心他们。但是祂也希望我们能接受祂所为我们安排的每天的现实环境，视之为来自祂的手中，然后照着祂的圣意而行，祂也会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宠。

    总之，人所能改变的就是他自己，每天他都要——而且是必须要——对天主带进他生命中的人们产生某种影响。身为基督徒，他随时都被期待，为了他们的好处，去影响他们。他可能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好的影响，但是他们至少和他的生命有所接触．他也就因此会对他们产生某种的影响。在这样的接触中，所产生的结果无论是好、是坏天主会为此事负责，你所关心的只是：为了天主，你是否努力要去跟别人有所接触。欲了解天主的仁慈和人类救恩的奥秘的关键就在于这简单的真理中。

    不，在白尔姆的监狱中，我并不是没有办法的、没有价值的、没有用的。身为神父而遭到摒弃，并不是多么重大的侮辱。在我身边的这些人正在受苦，他们正需要帮助。他们需要有人怀着同情心去倾听他们，安慰他们。给他们生存下去的勇气。他们需要有人不自怨自怜却又能真正分担他们的苦痛；他们需要有人不寻求别人的安慰，却能安慰别人；他们需要有人不因他的地位寻求别人的尊敬和羡慕，却又能对他周围的人表达出他的爱心和尊重，即使是遭到他们的排斥或嗤之以鼻。基督已为我立了榜样，因此我也应该对他们表现出基督徒的爱德和关怀。若他们仍坚持规避我，我至少可以为他们祈祷，将我受他们摒弃——因为我是神父——所遭受的痛苦奉献给我们共同的天父。基督也曾为迫害他的人祈求：父啊！宽恕他们吧！如果此刻在白尔姆监狱中我不能做别的什么，至少我可以这样做。

    天主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的确，在每天的生活中，祂向我所要求的，不会比祂向任何人或任何基督徒所要求的更多。祂只要求我能够把我周围的这些人，把白尔姆监狱的这些遭遇，看成是来自他的手中，并由祂的圣爱所圣化的。祂要求我充当基督第二，忘掉自我。不为「自己」感到悲哀，并在目前的环境中，追随基督的芳表行事。他要求我在目前的处境中，忘掉自己的「无能」，而去注视在我周围人们的迫切需要，并借着我的祈祷和善表，去做每一件我能力范围内所能做的事情。祂所要求于我，期待于我的无非就是这一点罢了。这就是我该做的一切，并且这已经足够了，然而，如果我先坐下来自怨自艾，将永没有办法。并非我有能力做到，因为事实上那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而且我可以依靠天主的恩宠来支持我。祂将以祂丰富的恩宠光照你，使你看到并了解这道理，了解今天，如同我生命中的其他日子一样，是来自祂的手中，而且在他的慈爱内是有其目的的。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必须学习去相信这真理，然后在祂的圣意、智慧、恩宠之内，以完全的信心去实践。

因为我被认为是梵蒂冈间谍——这种指控我一直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但是秘密警察似乎又非常认真——所以我是在严密的监视下，从白尔姆地方监狱被送至莫斯科的卢班卡监狱。「卢班卡」在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可怕的字眼，人们谈到这位于卢班卡街的监狱时，都是以害怕的表情低声耳语，这是秘密警察倾全力干其好事——更好说是坏事——的地方。许多人到了那里，肉体和精神都支离破碎了。在大战前的斯大林恐怖时代，不少共党的高阶层党员被送进卢班卡监狱，当他们再于「公开审判」( Show trials)中出现时，就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在可怕的卢班卡监狱中，他们的精神已完全崩溃，剩下的只是一具虚有其表的躯壳而已。至于其他人，一进了监狱大门就被其所吞噬，不会再露面了。经常可以听到人家谈及卢班卡监狱中的恐怖、凌虐、处决等骇人听闻的故事。卢班卡，与其说它是秘密警察的最大的「保安」监狱，不如说它是秘密警察制造最大「悲剧」的总部。幸而，当我在严密的监视下，从白尔姆，经过长时间的火车旅行来到卢班卡之前，关于这一类事情所知不多。

    卢班卡监狱以前是一家旅馆，所以至今它的房间仍然比较像旅馆，不太像囚室，房间虽小，却还算整洁、干净。房间内的木制地板也闪闪发亮，墙壁和天花板均刷成白色，天花板中央悬着一盏无罩电灯泡。房间内也有一个普通大小的窗户，但是上面挥满了铁条，还有一个巨大的锡板覆盖着，从窗子的顶部，可看到一小部份天空，因为窗子顶部的锡片是倾斜的，所以阳光和空气可以从那儿进来。门也很像一般旅馆房间的门，只是外表还装上铁皮，门上有一特别的门闩，只能从外面开启，还有一个小窥孔，其上有一活动盖盖着，由于是装在门的外面，所以狱卒可以随时窥视房内的动静，房内囚犯却看不到外面的情形。在房间的角落里，放置了一张铺着干净床单的铁床：上面附有一条毯子，一个枕头。除了墙角靠近房内处还有一个加盖的尿桶之外，这是房间内仅有的一点家具了。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任何可供坐下的东西，只有在狱方规定的数小时的睡眠时间内，你才可以躺在床上。因此，白天囚犯们不是站立，就是倚墙而坐，或是在长十呎、宽六呎的小房间内不停地来回踱步。

    如果天气允许的话，在监狱的庭院里，我们每天有二十分钟的运动时间。每天有两次可以沿走廊上去洗手间，在那里我们只有两分钟时间清理尿桶并匆匆忙忙用水龙头将它冲洗干净。除此之外，在卢班卡监狱中，我们的整个天地就只是那间有床，装有铁窗，房间紧锁的小房间了。那些曾在旅馆、病房、医院或宿舍内待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人，就会了解这种封闭的斗室中所产生只持续性的孤独感受。何况在卢班卡监狱，这种感受更是没有终点的，至少就囚犯们所能预见的将来时如此。日子似乎是没有尽头，一小时又一小时，没有任何变化，除了有时候狱卒送饭时是先从走廊的另一端，而不是从这一端，使得囚犯们必须爱挨饿一个小时——可能更久——而已。在如此的孤独中，一小时似乎就是永恒，而时间也几乎没有意义，一个星期只不过是七个相同的二十四小时，一个月也只是一种表示四个相同的星期或三十个相同日子的数学方式而已。

    孤独者的世界是一种自成一个系统的封闭领域。卢班卡监狱，不只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世界，而且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系统。无论是房间内的一举一动，或是走路通过走廊，或是每天待在厕所内的几分钟时间，或是在庭院里运动时，都有许多严苛的规定和规矩。如果触犯了这些规定，就会被进一步限制你所仅有的一点权利和东西，例如运动时间或三餐的食物。由于日子似乎是没有穷尽的，这些规定算是给生活提供了一个模式，但是它们也同时会成为囚犯们的另一个困扰的来源。这些规矩似乎会一再地加重囚犯们对于被监禁和缺乏自由的痛苦感受。

    其次要谈到的是寂静。不知是存心加增卢班卡监狱的死寂气氛，抑或只是为了舒适和干净，监狱警卫穿的是一种特制的布鞋，因此当他们在走廊上来回走动时，你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除非他们已经来到你的门前。没有任何人和你谈话，除了三餐送饭的时间，很难听得到走廊上有什么声音。因此，即使再微弱的声音，囚犯们也变得异乎寻常的敏感。你不得不下意识地随时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设法听到划破这种完全寂静的某种声音，因为这种可怕的寂静不断地包围在你四周，威胁着你。监狱警卫猛然打开窥孔，或门闩突然向后退的声音，使得每一个人都变得有点种经质。这就是令人感到恐怖的原因，而这种坟墓般的死寂却未曾片刻停止地以它特殊的方式在威胁着我们。

我在卢班卡被囚了五年之久，大部份时间是单独处于这样的寂静中，有时候，我被从这间迁至另一房间，偶尔，有几天或几个星期，我得以和另外几个囚犯同住一起。然而，这也是经过秘密警察所精心设计的，你的室友经常有意无意地被利用来打听一些你未曾透露给审讯官的资料。虽然你明知这是一种圈套，但是你一接触到同伴，仍然会忍不住地和他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这是一种由于长期的孤独与静默所引起的心理上的自然需要。在这里，仍然有一些不定期的、突来的审问，有时候这种审讯会每天都有，一连持续好几个月，然后又突然停止，就连续好几个月内一次也没有，而你也就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都处于无边无际的静默和孤独当中。这种个别的审讯，一次可能持续好几个小时，或二十四小时，甚至四十八小时或更久，中间没有片刻休息。他们有一组审讯官，轮番上阵，且不断地变换地点而囚犯却不得休息，不得睡眠，也得不到任何食物。但是尽管这类审讯室这般可怕，尤其当你走过走廊，爬上通往审讯官房间的楼梯时，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在卢班卡监狱可怕的静默和永无止境的单独监禁当中，有多少次我甚至还盼望这一类的审讯，因为我迫切需要看到另外一个人的面孔和能够有人跟我谈话。

虽然在白尔姆时，环境也令人难以忍受，房间窄小，拥挤的房间内空气污秽的程度也十分吓人，但是回想起来，那里的一切又似乎比卢班卡整洁的、粉刷过的孤独世界好得多。至少，在那些拥挤的房间内，总是有人和你交谈，有人分担你的精苦，有人对你表示同情或给你提供意见，或告诉你不要放弃希望，或告诉你如何活下去。在白尔姆，当你接受审讯官约谈回来后，你可以和你的同伴谈论刚才的谈话内容，你可以重新揣摩，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发掘约谈中那些脆弱的、愚笨的答话，或和他们共同推敲审讯官正想干什么，在那特殊的问话后面，审讯官对你有什么企图，以及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同答才可以免于落入他的圈套，又可以满足上级的企图。然而在卢班卡就没有这种人性方面的同伴。在这里，当你由审讯官那里回到房间后，就只有你一个人了。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刚才的谈话，你一个人必须承担这种内心的煎熬，你不知道刚才所说的是否对，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做更好，你不断地在刚才的每一个问话和回答间思索，痛苦不堪。在这里，你找不到任何可以使你松懈的方法，因为没有人跟你谈话，没有人给你建议——如果有的话，可以预见的也是极端贫乏的——没有人分担你的痛苦经验，没有人可以同情你。这种单独监禁，简言之，和一些神学家所描述的主要的地狱之苦非常相似：灵魂终于承认了它所犯的一切过错而被判处永远失落天堂，它不断的为极深的自谴所撕扯，而且感到心如刀割般的痛苦，因为它仍然看到、了解、渴望它所失落的一切。但是他也知道，是由于它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缺失、自己的过错，他才被定罪，永远失落了天堂。

然而，人类心灵的活动是不会停止的，它也不可能被限制住，只要它清醒着，它就会继续不断地思考某些东西，回忆某些东西，梦想某些东西，或由于目前的悲剧和忧虑而害怕将来要发生的某些事情。你能够控制这种心灵活动，你能够导引它，但是你不可能阻止它。当你和外界隔绝时，当你孤独地处于静默和单独监禁中时，各样的思想、记亿、问题和恐惧也会波涛汹涌地在你脑海中翻腾，这就是人类的心灵作用，你或者控制它或操纵它，否则你会发疯。纵使时间似乎已经静止，但人类的心灵却永不会停止，在这里，一个小时感觉上如同永恒，但是人的心灵可以用无数的思想、无数的问题、无数的恐惧来填满这其间的每一秒钟。在卢班卡无边无际的岁月里，我无事可做，只得利用这充裕的时间来反复回忆我过去的生活，以及思索着未来的可怕情景。除此之外，我也祈祷。

开始时，我很难相信苏维埃政府会对于我之所以被捕和被审讯的指控那么认真。我可以从他们的问话中得知，他们对于我和我所做过的每件事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此外，我就不曾拥有过任何惊人的秘密了。我认识我的案子是很单纯的，不值得他们这样注意它，我也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和我有同样的看法，我简直不值得他们如此重视，我也不曾犯过什么该死的罪。因为我认为如此，所以在起初，我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困扰。审讯官虽然也是那么令人厌烦，甚至令人感到难受，但是他们事实上并没有扰乱了我的生活。我事实上觉得，上级迟早会知道我所知的就是如此而已了，根本不值得他们这样费心机的。因为我问心无愧，所以开始时我的士气是很坚定、很高昂的。

因此，我对我自己有着极大的信心，我几乎没想过审讯宫会只为了证明他们的控告无误而强迫我承认一些我根本没有做过的事。很自然地，我显得倔强而意志坚强，况且，我已经用了我生命中的一大部份时间来培养和磨炼我的意志力。我为我这方面的经历感到非常骄傲，我也认为在面对审讯官时，我应该能坚持到底。而且因为我知道自己并没有铸下什么大错，而且也自信没有人能够迫我承认那些我没有做过的事。所以刚开始时，我一直保持精神愉快，盼望秘密警察能很快发觉他们把我当成特殊份子的错误．

然而，经过卢班卡监狱一连串的审讯和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几个月的单独监禁之后，我开始改变我的看法了。我慢慢了解，即使我不是什么特殊人物，秘密警察也可以以一个简单的处决命令来洗刷他们的错误。没有辩护律师，没有公开审判，也不可能有任何上诉的机会。此时苏联正处于战争状态中，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战火，而间谍和判国者只消问几句话即可枪决。审讯官处理这类事情是这般草率，因此，我不可能使他们相信我是无辜或无关紧要的。因而我也开始怀疑我面对秘密警察的无上权威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时的能力。从前我不曾相信我会被枪杀，但是这样的想法现在开始进入我的心中，而在卢班卡监狱寂静的囚房里，那种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同忆着审讯时之问话与答话的痛苦经验，现在似乎已经开始发挥它们的影响力，逐渐地腐蚀我的土气，就在此时，我终于诉诸祈祷了。

在卢班仁监狱的初期，大约是单独监禁的无止境的沉闷开始侵扰我的同时，我就决定将我一天的生活到分为几个部份，安排出一个次序。我为自己制作了一个以前我们在家乡的耶稣会院里所称的「日程表」 ( daily orders)。每天清晨一醒来，就诵念早课。上洗手间清洗完毕之后，我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作默想。在卢班卡，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七点早餐，这和我以前所住过的大多数的耶稣会院的时间表几乎完全相同，因此，这样的日子开始形成我每天的一种模式。

早餐后，我就神献弥撒。也就是说，我诵念弥撒中所有的祷辞。因为我实际上没有办法举行这神圣的感恩祭。每天清晨、中午、傍晚，当距离卢班卡数条街之远的克里姆林宫红色广场上的报时钟传来洪亮的钟声时，我就随着钟声诵念三钟经。中午，我按照圣依纳爵神操所提供的方法作一次私省察。晚上就寝前，再另作一次，同时也预备第二天早晨的默想题材。每天下午，我诵念三串玫瑰经，一串用波兰语，一串用拉丁语，一串用俄语，以代替我的日课经。

有时候我也用波兰语、拉丁语或英语唱圣歌，这些圣歌是我从孩童时代或耶稣会初学院中所学的，更有些是我在罗马俄罗斯学院时，努力从俄国礼仪中所学会的，有时候我要花好几个小时来回忆已经忘掉的一个句子，经常是一遍又一遍的反复试唱，直到听起来似乎是正确了为止。有时我倒认为这样唱圣歌是一种心智的活动，而不像是一种祈祷，这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而时间方面，我有的是时间。古代修道院中的一句名言：「歌唱是双倍的祈祷」 ( Qui cantat bis orat )。在卢班卡，我怀疑由于我的歌唱天主得到了双倍的高兴，然而我确信，祂一定了解我的心意的。

做为一个人，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在祈祷上产生一些相同的错误。例如，我为审讯我的那些人的皈依祈祷，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表示过有归依的丝毫迹象。我也为了能获很更多的食物而卖力地祈祷，狱中食物原本已经十分缺乏，而战时的卢班卡监狱，食物的配给又比平时更是寒酸与可怜。我不断地在挨饿，每次用餐，当我喝下最后一口稀薄的汤或最后一口热开水时，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念头总是，暗自盘算着到下一餐还要多少时间。在那些日子里，在那极度的饥饿状态中，我不可能不想到这个问题。不忍卒睹的三餐，引起了肉体对获得更多食物的本能需求，也迫使其它思想暂时抛到九霄云外。而挨饿的滋味的确不好受，你不可能相信还会有其它的痛苦能与之相比。老实说，自杀的念头有时候也进入了你的意识中，以做为早日结束这种痛苦的一个途径。我听说有些人实际上也选择了这种了断自己的方式，不愿让饥饿慢慢地折磨致死。然而，尽管我是多么用心地祈祷，我并不会获得额外的一份食物或一碗热汤。

逐渐地，我也学会了净化我的祈祷，从中除去那些寻求自我的因素。我学会了为审讯我的人祈祷，并非要他们按照我的方式来看事情，也不是希望他们有一天会真相大白而结束我的刑期，而是因为他们也是天主的子女，他们每天也需要祂的祝福和恩宠。我不再为自己要求更多的食物，而是献上我所感受到的痛苦，挨饿的痛苦，为了当时在世界上，在苏联境内正忍受着和我一样，甚至更大痛苦的许许多多的人。我努力尝试着不要为明天吃什么、穿什么或明天会是怎样而忧虑，而只寻求天主的国及其义德，祂对我和对全人类的旨意。

「尔旨承行」这句话是真正的秘诀，但是我是十分缓慢地才逐渐经验到主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是一篇何等美妙的祷文。“主，请教我们祈祷”，门徒曾这样要求过，而主在他的回答中以极简单的词汇阐释了祈祷的完整神学，这篇祷文在内容上是无懈可击的而且

是有教无类的为一切的人均能使用。人类的智力不可能再造出一篇比主所亲自教给我们的更完美的祷文。

祂开头是先把我们摆在天主面前。全能者天主，从虚无中创造了天地万物，并保存它们使它们不致复归于虚无，祂以其慈爱的眷顾和计划，统御上天下地的诸事万物。而这同一天主，也是我们的父，照顾眷爱我们如同他的孩子，祂以祂的仁慈给予我们所需，以他的上智领导我们，祂每天留心我们，使我们免受伤害，给予我们食物，当我们如同浪子般耗尽了一切资产后，祂随时伸开双臂，欢迎我们回来。就如父亲怎样保护他的孩子，祂也保护我们免于凶恶，因为罪恶的确是存在于世界上的。正如祂从祂的父亲的心中发现其对我们的宽恕，祂也期待我们效法祂，宽恕祂的其他孩子——我们的弟兄，无论他们犯的是什么样的罪。

天主经是一篇赞美和感谢的祈祷，祈求和补赎的祈祷。在它简短的词句中，包含了我们和造物主，我们和仁慈的天父之间的一切关系。它是为所有时代，一切场合的祈祷，它既是最简短的祈祷，也是最有深度的祈祷。一个人尽可不断地沉思默想经文中的一字一句，也不用担心掘尽了它的宝藏。人只要能在日常生活中将它的每一句话付诸实践，他就可达到他的天父所愿意他获致的成全。的确，天主经是一切祈祷的开端和终结，走进其它任何形成祈祷的秘诀。

如果我们能不断地意识到，我们是天父的子女，我们是在他的照顾下，我们是在他所造的事物中活动，那么我们的所有思想和每一个行动都将成为一篇祈祷。因为我们将会不断地转向祂、认识祂、询问祂、感谢祂、要求他的帮助，或当我们软弱时恳求他的宽恕。每一个真正的祈祷，很清楚地总是由此开始：将自己置于天主面前。这是所有神修学家常用的一句格言，也是每一个人很容易了解的概念，但是要实际将它实践出来，却经常不容易办到。字本身并不是祈祷，甚至吾主亲自教导我们的天主经中的字句，或是任何其它可以反复诵念的经文中的祷词亦然。经文本身并不会发生作用，也不会有什么神奇的魔力会自动地让天主听到而产生效果。祈祷，真正的祈祷，是一种交流，而这种交流仅当两个人，两个心灵，以某种方式相互呈现给对方时才会发生。所以在祈祷时，我们不应该只在心理想象天主是以某种父亲的形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虚构、想象的临在是无济于事的。由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天主是无所不在的，只要我们转向祂，他就临在在我们面前。所以，是我们应该将自己放在天主面前，是我们应在信仰内转向祂，我们应该抛开想象，相信——实际上是实践——

我们就在慈爱的父亲面前，祂永远在那儿准备着倾听我们幼稚的故事，等着答复我们天真的信心。

当神修作家描写它或初学导师提到它时，听起来似乎是很容易的事。事实上，只有在很少的场合，祈祷才显得容易。只有当天主被感受到——没有别的字眼可以更恰当地描述这样的经验——临在于灵魂的前面时，和天主之间的交谈才可能是容易的。但是人类的心灵极易被扰乱，尤有进者，很容易被迷惑，它能够很轻易的说一些恰当的字眼和念一些热心的经文，就如一只狗为了牠的晚餐而狂叫一般。它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也晓得在什么情形下要念什么经文，但是这种机械化的背诵本身，并不比那只狂吠的狗所真正要表连的更似祈祷。当然，天主可以听懂，也了解我们的意思，就如我们也听懂狗叫的意思，并会立即去喂牠。这样，最低程度的交往已经获致，跟主交往所作的努力是不会没有报酬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祈祷。

前面我已经提过，当我们最后发现自己来到天主面前，真正的祈祷才会发生。然后每一个思想就变成是父亲对祈祷者的想法，在这种情形下，言语已是多余，这种祈祷是十分吸引人的，你一旦有过这经验，你将永远也忘不了它。但是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什么神秘恩宠，我所说的只是一种和天主的交谈，已经意识到——无论如何短暂——它正来到极慈爱的天父面前的灵魂之自然流露。此时，除了质疑、请求、友谊等念头外，赞美和感恩的思想也会自然地产生，同时也会坦承自己的软弱，并允诺将来要依照祂的旨意行事。

由于天主的恩宠，有时候这种祈祷的经验会不期而遇。但是大致说来，祈祷常需要我们这方面的努力。如果我们想要单独和天父在一起，我们应该学会——基督自己也这样做——离开围绕在你四周的环境。祂经常撇下门徒们和跟随他的群众，来到沙漠、山园、旷野，只是为了隐退，以便与他的父交谈。至于我们，如果我们能够隐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一个人独处，我们就能够收敛我们的心神，很容易就会发现我们正和天父单独在一起。

人类永无休止的心灵活动，是人类传达的主要工具，但同时也是我们祈祷的主要绊脚石。它的本性就是倾向于分心而不容易收心。它喜欢自由、逍遥、攫取每一个新奇的意念，探究一切可能的事物，而不会将它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固定的方向上并按住不动。它永远渴

望被占有，不停的作用，忧虑、记忆、规划与设计，保护与争论，寻求与质问，甚至，以我们的观点来祈祷，充当天主于祈祷中的角色，答复我们自己的每一个祈求，在与天主的神圣对话中，仍然随身伴着自己的一切企图。有时候它也会突然充满了骄傲、不耐、情绪不佳、痛苦，无论我们多么不愿意。有时候就当我们即将达到目标时，它才觉得它受了侮辱、伤害，它有了罪恶感，它灰心气馁了。有时候，事实上是经常，我们为祈祷所保留的时间，只是在努力控制我们无休止的心灵，收心，以便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天主身上，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浪费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记住以下两件事是有好处的，也使我们觉得安慰：

一、天主自己推动了这样的交谈，也促使我们给祈祷留出时间；

二、祂将欣赏我们为了答复祂所作的努力，并祝福我们。

姿势，如同口诵的经文一样，对祈祷也不是完全必要的。祈祷中真正需要的是耐心。跪下并不必然比坐着更有利于祈祷，同样，站着也不必然比躺下更好。但是有死的人是灵魂和肉身所组成的特殊产物，所以我们为控制心灵活动所做的努力经常是和控制肉体所做的努力有关联的。放松身体，心灵也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人是受习惯所支配的受造物，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种传统上自己于祈祷时所惯常采用的姿势，只要它更有助于收心，这样我们就经常可以达到自我控制的目标。而这样的努力和忍耐，是答复天主和承行祂的旨意的真诚表现。

随时准备着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的祈祷中去发现天主的旨意，这种态度本身已经是一种天主给人的恩宠，而且会给人带来有力的祝福的效果。人在他的生活中，除了承行天主的旨意之外，还会有其它目的吗？而每一次努力，每一个时刻，去承行天主圣意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恩宠，一种天主莫大的祝福。

如果我们能在祈祷中与主合一，我们就会发现祂的旨意是何等的清楚，我们也就会渴望将我们的意志去符合他的圣意。因此，我了解了一条真理，我们于建成与天主合一的祈祷过程中所做的许多不尽令人满意的努力本身，就是为了答复天主的召叫所做的牺牲。因此，它们能使我们符合天主圣意，承行祂的命令。而在这些努力中，忍耐至少可以使我们养成一种在任何时刻，在一切事物中看到天主圣意的好习惯。

卢班卡，从许多方面说来，是我学习祈祷的学校。虽然我是单独一个人，但是我并不因此发现祈祷更容易。虽然我被单独监禁，完全和外界的声色犬马隔离，避免了那些神修专家所称的令人分心的事物，但是我的心灵并没有因此而被限制住，并没有因此而更专心。在那儿，我和每一位必须学习祈祷的人一样，努力学习祈祷。在因饥饿而孱弱不堪中，长时间审讯的极度痛苦中，疑虑的困惑中，对于未来的渐增的恐惧中，长期的隔离与孤独所导致的焦虑和不正常的敏感中，我尽可能的去转向天主，而我也的确这样做了。我学会了在各种的审问中或使人神经紧张的极度寂静中，去看到天主的临在，去发现他，并且看到祂的旨意就在这些所发生的事物的背后，看出我整个过去的生活经验，是祂的手亲自在引导，去感谢赞美祂，求祂降福那些浮现在我记忆中的人们——在那里除了狱卒外，我看不到任何人，为我偶尔在审讯中所犯的缺失请求祂的宽恕，并且答应要原谅那些我认为曾经迫害过我的人，也要求祂时时刻刻以祂父亲般的慈爱保护我，以对抗似乎是从四面八方向我包围过来的恶势力。「主，请教我们祈祷」，门徒们曾这样要求道，「祂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这样祈祷：我们的天父……」」。

「当人们把你们拘捕并解送到会堂时，你们预先不必忧虑要说什么，而是要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什么，因为并不是你在说话，而是圣神在你内说话。」在卢班卡受秘密警察审讯时，这些话经常会掠过我的心头。路加还记戴了：「你们心中要镇定，不要事先考虑申辩，因为我要给你们口才和明智，是你们的一切仇敌所不能抵抗及辩驳的。」当时我是多么想用一些明智的话和难以同答的论点来反击审判官，然而我终究没有那么做。

当我第一次被传讯时，我感到非常平安与自信，因为我知道「梵蒂冈间谍」的罪名完全是虚构的，而且很显然是荒谬的。而我正是为了这个罪名被逮捕，因了这罪名被一路带到莫斯科和卢班卡的，我大可不必将这种无中生有的控告看得太认真，我想那些高级秘密警察一旦深入调查我的案件，了解了事实真相之后，也同样不可能太郑重其事的。因此，我注定要面临一个令我措手不及的遭遇。到如今，我仍然不知他们当时是否真的相信这个控告。我想可能有某位高级秘密警察发现，如果他承认这麻烦是由于他的庸碌无能所促成的，这样会造成对他的不利，因此交待审讯我的人，要他们证明逮捕我并没有错误。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处心积虑地在逼供，尽管这控告对我而言简直是荒唐之至。他们毫无同情心地，而且是认真地，彻底地在执行着他们的任务。

在卢班卡监狱经过初期的个别监禁以后，接二连三的拷问就开始了，而且一旦开始就似乎没有停止过，有时一次开庭会持续好几天。虽然经常是彻夜开庭，但为了某种理由，他们有时候也似乎比较喜欢在白天审讯。审问我的人很多，他们轮番上阵，运用了一切可能想到的方法，软硬兼施。他们有时对你很友善，有时却充满了敌意；有时看起来很可爱，有时却厉声相骂；有时怒发冲冠，有时却又表现得沉着镇定；有时严词恐吓，但有时却又甜言蜜语，但是尽管手段各有不同，其目的总是一样，无非是要你俯首认罪。

当审讯在进行时，他们用放在桌上的一张表格上面的问题，反复地问我。审讯官将我每一个答词记在一些大张的纸上。经常，他似乎特别留意我的某些答词，他继续不断地写，或许因为那就是他所想要的数据。有时他似乎很努力设法了解我将要说的，或我可能有的解释，有时审讯官会退后坐在他的椅子上，把他所写的念给我听，并问我他所写的是否正确。我也会设法指出他如何歪曲了事实的内容，以便符合他们预先想好了的情况，而大部份这些预设的罪状都是用括弧括出，以引起其他审讯官的注意。例如，我在提卜拉亚哥拉的工人中出现，被他写成我是外国的煽动者，来此挑拨群众叛乱，反抗政权。

刚开始时我还试着为这些事辩护，或设法使他改变他的写法，加入他懒得理睬我的抱怨，他总是回答说，他是按照苏维埃的法律规定而写的，他所记载的都是事实。苏联宪法容许个人有宗教信仰，但却禁止宣讲宗教信仰。这条文很显然地十分狡猾，因为他们认为，教会是借着传教为借口，而事实上是教导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历任教宗关于共产主义所发表过的言论已经够清楚可以证明这一点了。然而，审讯官并不愿在这一点上多费唇舌，因为他的工作并不在发现我是否涉嫌反政府的阴谋——我以一个外国神父的身份来到这里，为他们而言我已毫无疑问地涉及此项阴谋——他的工作只是去查出阴谋的细节，包括所有参与此阴谋的其他的人，以及如何获得金钱上的支持，进行的步骤，和任何与我共谋的组织。最后，他会责斥我仍然隐瞒着一些情节，因此要求我静下来好好地向他摊牌。

在我经过了无数的审讯官的无数次审问，而且每次都问着同样的问题与做了同样的回答之后，我终于放弃了与他们的辩论。我只是小心翼翼地设法给他们相同的答案，因为只要我的回答有一点点的改变，就会被认为是供辞中有漏洞、有弱点，因此应该好好地调查，以便抓住我是在说谎或说法前后有矛盾。然而，如果我每次都给他们述说完全相同的故事，给他们有如编年传记似的细节时，他们又会暴跳如雷，他们会认为我每一次做着相同的回答，是我预先背诵好了的谎言的充分证据。

当我看到审问一个月接一个月地延长下去时，我最初的天真的乐观看法与自信，就渐渐地被内心的愤怒与厌恶所取代，我几乎无法忍受再一次的庭讯了。当我再次被卫兵传讯，在沿着幽暗的走廊走到审讯官办公室的时候，内心的反感是那么的强烈，全身的肌肉都在颤抖，我简直无法控制，我如何努力也无法压制这种愤慨、激动的情绪。但是最糟糕的或许是我开始投降了。我已经懒得去纠正他们对于我的行动所做的歪曲解释，审讯官说什么或写什么，我已经变得不在乎了，任何的尝试似乎都不再有什么用了。我只有放弃任何进一步的努力，而且尽可能将自己的回答仅限于「是」或「不是」，或干脆来个模棱两可的「不知道」。

法律只容许一个案子做一个月时间的调查，但是我的案子已进入第十二个月，而审讯却仍在进行中。我的耐性与自信心，甚至我天生的倔强个性已逐渐消逝了。我已经倦于挣扎，倦于奋斗了。尤其在每次审问后，回到单独监禁的牢房，我也懒得去检讨我的答话，因为我实在厌倦了那种长期的疑惑、恐惧、紧张与焦虑。最后一位审讯官似乎是个比较讲理的人，他说话声音委婉、亲切，他似乎了解我是多么急着要早日结束这个不断的拷问。因此他提议说，如果我愿意跟他合作，而旦说实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快结束这个审讯。他提到结束审讯，离开卢班卡，不再单独监禁。单单那种使我能再与群众在一起的意见，就足够令我失去平衡了。我事实上一点都不在乎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是想早日结束这种废话连篇，无聊至极的审问与谈话，而且越快越好。我说：“当然我会说实话，并且愿意跟你合作。”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将要开始说谎或同意我以前没有同意过的事，只是我不再反击他们加在我所承认的事实上面的一些解释而已。

当然，我知道我正铸下一项大错，但为时已晚。我也知道我之所以采取此行动的原因，是由于精神的疲劳与挫折，以及渴望早日能脱离被审问与单独监禁的那种肉体与精神上的紧张。因此，当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我设法再次改变我的说法，我需要再一次反省我这几个月来坚苦卓绝所坚持的立场。然而，那个温文儒雅的审讯官却始终愿意占上风，对于我所做的说明与澄清显得不耐烦，而且或许有点生气。他不理我那些话，也丝毫不改变什么，只是和蔼地提醒我，如果照这样下去，永远也没有结束的一天。我终于放弃了，我说服自己相信我的努力是没什么用的，还不如干脆让整个程序继续进行算了。最后，我告诉我自己：这事实上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对待别人和对待我又有什么不同呢？而我独想免掉这个吗？我设法使自己相信，就我而言，我一向都是说着实话，而且也会继续说实话。其它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只要审讯快快结束。

我一采取那个基本抉择之后，每一件事就都变得出乎意外地简单，如果说还有什么放不开的疑惑的话，那就是关于离开卢班卡之后，不知又会发生什么事。然而，无论未来如何，这个痛苦的经验总算很快就要过去了，结束就在眼前，从紧张与挣扎中释放出来的那种轻松的感受，渗透其它每一个思想之中，让明天去照顾它自己的明天吧！

明天很快就会到了，审讯官告诉我准备好应付最后一次的审问。他说明我必须在他所写的文件上签字，我必须读过他所搜集的一切数据，并在每一页上签字。他警告我说；这是整个审讯程序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未想到有这个，现在我发现我受骗

了，当天我又渡过了一个烦恼与痛苦的夜晚。我对那个审讯官的假慈悲与伪君子作风非常愤怒，我恨不得能收回我与他合作的承诺，以及接着的几次审讯。现在我该怎么办？拒绝签字吗？后果会如何呢？无论如何，这是需要圣神介入保护我以及教会的关键时刻，这是千钧一发之际，也许，不是殉道就是投降。

我仍然被这些思想困扰着。第二天早晨，我被叫到审讯官的办公室，他交给我成册的资料要我过目，并在每页上签名。这是作决定的时候了，但我仍然犹豫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看那些资料，我一边念，心中的疑惑与愤怒也越往上升，这教人难以相信我竟会同意过这种

事，我继续往下念，但我没有签任何字，我只是想知道，当时我的理智是如何会失去作用的。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空白，我要求天主圣神能教给我向审讯官说些该说的话，赐给我智慧的言语，以便令审讯官无言以对，使我能就在现在，在这最后关头，说服他相信我，并改变对我的控告。我祈求圣神感动我，但我却无任何感觉。

我感到被天主舍弃了，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我想把那册子丢在桌上，然后率直地告诉审讯官我一个字也不想签。但是恐惧阻止了我，我内心在挣扎着，我真想让他知道他所处理的人是谁：不是一个懦夫，不是一个不敢为他的权利站出来说话的胆小神父，也不是一个不

知道这将会是怎么一回事的不学无术的土包子。我想说出我的不平，并立即阻止他做这种事，事实上，我极度想说出的话已溜到了我的舌尖，我慢慢抬起头来注视着审讯官，他正忙着处理别的文件。然而，「我不愿意签字」这几个字终究没有溜出口，我害怕，我也对于我的胆怯有所不满，我尽力去抑制困扰我的恐惧感，但是还是被恐惧所征服了。我对于自己的无能感到厌恶，当时我真是心乱如麻。我在烦乱中又缓缓地低下头，假装是在看着那些文件。

  但是，审讯官终于注意到我了。「怎么回事，武拉蒂未·马蒂诺维治( Wlad imirMartinovich )，你怎么不签字？」最后，我被迫回答他，我以有气无力的声香说：「你这种写法我不能签字，我并没说过或做过这样的事，你知道我并不是你在这报告中如此费心机，如此澈底所描述的间谍。」

听到这些话之后，我那个温雅友善的审讯官立刻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他脸色发白，愤怒异常。起初，他不能说话，全身因了强烈的愤怒而发抖。经过数次的深呼吸之后，他才勉强冷冷地低声说道：「你知道这最后手续的重要性吗？你这个笨美国佬。你正在玩弄你的生死问题，你知道吗？或是你一字不改的照文件上所写的签字，否则你将如同我们除掉每一个间谍一样被处决。外面流血战争还在继续着，如果你不签这些文件，我可以随便在这上面签个字，那么你将活不到太阳下山以前。结局是如此，请你多想想。做你该做的事吧！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真的吓呆了，我只得在他面前屈服。由于审讯官突然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以及他颤抖的声音，使他的威胁更带有几分恐怖与急迫的气氛，加之我自己内心的烦乱，我整个人楞在那儿。立即，我不假思索地拿起笔来开始签字。

我几乎连看都不看的就一页接一页地签，心中也逐渐泛起一种羞耻与罪恶感。我完全破碎了，我完全垮了，那是我有生之年永远忘不了的痛苦的一刻。我内心充满了恐惧，而且良知不断在胸中撕扯着。在签了前面一百页之后，我索性不再装出阅读的样子，我只想尽快把

它们签完，然后离开审讯官的办公室，我已无法控制对这事的反感。我在别人定我的罪之前就先自己定了罪，在我眼中，我已人格扫地，不屑于在大庭广众之前出庭。我已经没有我的自由意志，我深深感到，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在那要命的一瞬间，我向恐惧、威胁、死亡

低头了。当我签完最后一页时，真想立刻逃离审讯官的办公室。 

 回到我的牢房之后，我落寞的站在那儿。起初，我想不起在审讯官的办公室所发生的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被挫折、失败与罪恶感冲击着，百感交集，而尤其是，胸中燃烧着「羞耻」的烈焰。身体方面，我竟因了神经的痉挛而颤抖。最后，我又重新控制住我的神经，我的思想，我的情绪，我开始尽我所能的转向天主祈祷。

起初，我的祷词都是一些抱怨与谴责的话。我抱怨自己没有站出来反对审讯官，没有站出来说话，没有拒绝签字；我责备自己向恐惧让步，责备自己竟然临阵不知所措，完全没有防御准备。而且，天主亦在我责备之列，为什么祂要在那紧要的关头舍弃我？为什么祂不支

持我的力量、我的勇气？为什么祂不感动我大胆地说话？为什么祂不以其恩宠保护我免于死的恐惧？为什么祂不采取一最后手段，让我因紧张而心脏病突发不能签字？我一直信赖祂和祂的圣神会赐给我声音与智慧，以抵抗我的敌人。但是我没有击败过一个对手，反而我自己完全被打倒了。如果说我个人不值得祂的干预，祂怎么又容许我去签这些如此严重影响教会的文件呢？难道祂如此玩弄祂在世上王国的未来，以及他的荣耀和尊威吗。，

渐渐地，在他的恩宠与默感下，我怀疑起我自己和我的祈祷了。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呢？失败与挫折感就足以说明在审问室内的那段插曲。但是为何又有这么强烈的罪恶惑与耻辱感呢？那是我在惊吓中做出的行为，我是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才屈服的，为何我还会为这些

没有时间让我三思，不是完全出于我自由意志的行为而感到有严重的责任性与有罪性呢？我不应为那一刻负责，当时我精神几乎是失常了。签字的举动是在一种近乎动物的求生本能的激动之下促成的，几乎是无意识而且没有经过理智深思所做的行为，这不能真正称为人的行为。真的，我完全失败了，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多少罪恶感，多少羞辱感却仍然存留在心中。

慢慢地，在恩宠的激励下，我很勉强地去面对那存在着我问题根本处的真理，答案是很简单的一个字：我。我感觉羞耻，因为在我心深处，我总是想依赖自己去做太多的事，而我失败了；我有罪恶感，因为我最后知道我虽然向天主求助，但事实上，我一直都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去克服凶险和面对每一个挑战。过去数年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祈祷上面，关于天主对我和对其他一切人的照顾与呵护，我也知道感激与谢恩。但是，我还不会真正把我自己完全放在他的照顾之下。在某方面，我一向感谢天主，因为我与他人不同，祂给了我一个健全的体格，稳定的情绪，和坚强的意志，天主给了我这些肉体方面的恩典，为的是要我在任何时刻都能继续尽力去承行祂的圣意。总之，我之所以感到有罪与羞耻，经过最后的分析，是我在这最艰苦的考验中，几乎完全信赖自己，结果失败了。

甚至，当我需要圣神帮助时，我不是限期要祂实现吗？我岂不是经常要祂给我一个我自己预先已经决定了的答案吗？要是祂没有按照找所希望的——事实上，是我所要求的——给我，我就感到挫折与失望。这时候，我就感到祂抛弃了我，于是我就自己着手去做那个我已经决定，而且自认为必须实现的事情。我从没有真正对圣神开放过。事实上，很久以前我已经决定倾听圣神的声音，但是每当我不能获得自己所期望的答案时，我就感觉到被出卖了。那时候，无论圣神向我说些什么，我是听不到的。我只愿听一种讯息，而这讯息就是我想要的，因此，我根本无法真正的倾听。

这种对天主有条件的要求，不知不觉地去勉强祂的意志以符合我们的愿望的倾向，是人性的特点。因此，越是在紧要关头时，我们越完全受这倾向所支配，也会越完全地把我们的未来托付给它。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盲目的错觉，以为我们想要的也屡是天主所想的。因而，我们只看到一种答案，而且很自然地会认为天主将要帮助我们达到那个目标。在任何情况下，我深知在我内这种倾向非常强烈。我的个性一向如小孩般地倔强，当我开始修道时，我看到这种个性是天主赐给我的一项优点，而非缺点。我也就更自负的经常用一些苦行来发展此长处，诸如守斋、严厉的刻苦、意志与人格的操练等等。我过去不是未能发现我做这些事并非为了报答天主的恩惠或出于某种传教动机，而是由于自己的骄傲吗？是的，我为这些事做得比别人好且更勤快而骄傲，似乎是想和圣人们的德行相竞争，以证明「我」——又是一个令人警惕的字眼——能够和他们媲美，而且我有能力做得比我们同时代的人更好。

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无用的「自我」甚至会破坏那些出于最高贵的动机所做的好事。「祂试炼他们，有如火炉中的黄金」，智慧书关于正义的灵魂这样子说。假使我们最后要为天主所接受，那么我们这个卑贱的自我就必须用各种试炼和考验来净炼。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各种考验会在不同时候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虽然有一些可能自己很容易就去克服它，但是，我们被造是为了承行天主的旨意，不是来承行自己的意思。我们应该使我们的意愿符合他的意愿，而不是要他的意愿来符合我们的意愿。在每天的祈祷中，我们经常祈求这恩宠，而且也会轻易许下我们愿意如此做，但到头来总是不郑重其事。我们所看不清楚的是，每当我们说愿意时，到底还有多少「自我」的成分在这诺言里，我们是否多少还是依靠着自己的能力。因此，无论大小考验，天主有时会让我们自己行事，使我们学会谦虚，如此我们才知道完全地依靠他，才知道是祂的恩宠支配着我们的一切行动，没有祂，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甚至连我们自己犯的过错也不例外。

学会完全依靠他，符合他的圣意，这是一切谦逊之德的所在。谦逊是真理，完满的真理。这个真理包含我们与创造者天主之间．以及通过祂，我们与祂所造的世界之间，和我们与我们的弟兄之间的种种关系。我们所谓的谦逊就是考验我们能否更完全的力行这个真理的一种试探。应该贬抑那卑下的自我，如果我们处处想叫自己占有一席之地，想看到自己在天主和他人面前有光彩，那么就谈不上“谦逊”了。在我们的生活中，“自我”意识的程度愈强，我们就必须以更彻底的谦逊来净化自己。这是我在卢班卡监狱，经历了一连串的审讯、挫折、沮丧之后，在祈祷中豁然的重大发现。

圣神并未舍弃我，过去的经历事实上就是他的杰作。我之所以有罪恶与羞耻感，在于未能将他的恩宠放在我的本性之前，在于未能首先信赖天主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虽然我澈底失败了，但是那是一个有益的失败。如果审讯官的恐吓完全当真的话，那么当时我所面临的正是生与死的问题。可是我一直没有以天主的观点或如同我在信仰中所承认的来看死亡。在法庭中，我发现我自始至终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它当做我与审讯官之间意志的斗争。因此在那个生死关头，几乎是我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面对死亡，而未能在此时转向天主，没有以信德的眼光去看死亡。因此，我之感觉羞耻与有罪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并没有以完满的基督徒的信心，把我完全委身于天主的圣意之下，多可悲啊！我一直没有按照我所承认的，所信仰的原则去行事。然而，这失败的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宠，因为它给了我一次伟大的教训。

虽然这考验十分严厉，但是天主一直与我同在，支持着我，而且现在还以祂的恩宠之光教导了我。

「那坚持到底的，必然获救。」这是所有提到在面临迫害时，要信赖圣神且不要事先忧虑我们该说什么的福音经文的总结论。过去我一直原原本本的拿这些经文，要求圣神教导我，让我击败审讯我的人及迫害我的人，这是多么愚蠢，多么自私啊！在卢班卡监狱，受考验的并不是教会，也不是苏维埃政府或秘密警察对西兹截克的战斗，而是天主与西兹截克之间的战争。天主用这个经验试炼了我，有如火炉中的黄金。祂要看看，在我所有的祈祷以及宣称相信他的圣意之背后，到底还有多少「自我」留在其中。在那受审的一年中，这最后可怕的几个小时，「自我」的地位完全给暴露出来了，甚至还在祈祷与神操中加强它，而今，经过痛苦，把我彻底炼净了。那是个非常炽热的火炉，至少十分接近地狱的热度了。然而，感谢天主，我仍然捱过了，而且我学会了，在我遭遇困难的灵魂深处，应该如何在每样事情上，甚至在生死存亡关头仍然完全信赖祂，我也知道，依靠自己是多么愚不可及啊！

那天，我想我知道，当圣伯多禄否认了基督，然后再与祂恢复了友谊之后，他内心的感受会是如何的。甚至在皈依之后，虽然吾主许给他：回去要坚固他的弟兄，但是我很怀疑伯多禄敢再夸口说，纵使其他人都舍弃了主，他也不会离开祂。我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伯多禄要在他写给初期教会的书信中，一再地提醒基督徒们，应该以恐惧和战兢创造出自己的救恩。当一个人开始相信他自己的能力时，他就已经迈出了错误的第一步，走上最后导向丧亡的道路了。天主所能做的就是给予这个人一种考验，而这考验是他无法用自己的能力忍受的接着天主再以祂的恩宠支持他，使他能够坚忍到底，然后获救。

在我承认了那些我没有做过的事，签了那个不实的文件之后两个星期，他们通知我，因了我的罪，我被判服十五年劳役。这种判决是一种所谓的行政裁决，而不是法院审判。因为我并没有被带到任何法庭去听审，所以这个判决不是由法院或陪审团所同意的。判决很简单地写在我所承认的罪状上。但无论细节如何，十五年就是十五年。

我想，至少审讯的痛苦已经过去了，我甚至盼望到西伯利亚服劳役，因为在那儿只需忍受肉体的痛苦，不再有羞耻与罪恶感了。这段时间，我的祈祷生活已不再有什么祈求，也实在没有一点慰藉，那只是一种充满了痛苦、疑惑、恐惧和焦虑的祈祷。在这样大的挫折中，我已经暴露、发现了我的弱点，我怀疑我有从另一次信仰的打击中死里逃生的能力。我担心有一天会完全看不到天主而彻底崩溃。因此，我渴望着离开监狱前往劳工营的日子快快来临，那将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活。那时，我或许可把过去的错误与软弱忘得一干二净，再重新开始一个更忠实为天主服务的生活。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在上主结束试探与净化我的灵魂之前，我还在卢班卡接受了四年时间的审讯与考验。我还没有完全了解卢班卡的经验是天主安排来祛除我依靠自己的毛病，以带领我唯独信赖祂。虽然经过了过去可怕的一年和最后的危机之后，我最后总算了解了这个真理，但是只是了解还不够，我还未能在实际生活中去实行和练习。因此，现在正是天主要领我到痛苦中去实际操练的时候了。

开始时，审讯官告诉我，这是「澄清」时期。有一些事情尚有待澄清，有一些事情我们还没有充份深入地讨论。因为我已答应要合作，而且我事实上在签那些文件时与他们合作了，所以他们想，在往后的这些审讯中可能会有更惊人的发现。在我这方面，我立刻感到极大的厌恶而且有一种预感。我非常害怕，我已经惨败过一次了，我真担心这次会彻底的失败，以致连我至令仍然固守着的最后一样东西——即对天主的信仰，也失去了。我发觉中了他们的圈套了，我签字铸下了大错，他们却以此做为跳板，得寸进尺。我再次埋怨我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是已经设有后退的路了。在那莫可奈何的一刻，似乎预示了前途的黯淡无望。

我是何等凄凉啊！甚至连祈祷都似乎不可能。我感到重新处于危睑与威胁中，但是我无法从祈祷中找到光明与安慰。我发觉自己在叱责天主不应把这个新的痛苦加在我身上；我不了解为何祂容许这事继续下去，日复一日地，看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使它结束，我也不了解祂为何不帮助我找到一个后退的方法，使我离开这条我正在往下冲的下坡路。

    “合作”，现在已显示出来了，不只是要澄清先前庭讯中所讨论过的一些问题而已。现在“合作”的意思已经变成我必须在一个接一个提出的问题中，主动地与他们工作。他们如数家珍地把劳工营生活中的那些最坏，最苦的细节都一一向我描述了。但他们也向我指出，如果我愿意和秘密警察合作的话，这些苦头我都很轻易可以免掉。我颇为困扰，我再次为我的优柔寡断感到惭愧。为什么我就不能站起来说不？相反地，我是在骑墙观望。我开始和审讯宫玩斗智游戏，对他所提出的各式各样的建议，我都会要求他给我时间再三思虑。

他似乎从来没怀疑过我终有一天会与他合作的。他安排了一些书给我看，因而我可以把我的时间消磨在阅读上，那大部份都是有关共产主义的哲学和历史一类的书，或者是马克斯与列宁的作品。稍后我和审讯官再碰面时，他会问我一些问题，看着我是否了解了那些论证，和我对那些观点有何看法。我再次依赖我自己的机智和聪明，故意拉长讨论的时间，以便拖延他在「合作」这个问题上要求我做的任何决定。然而我内心感到难过，因为我朝着这个方面所走的每一步，都将造成更大的危险，最后我将难以拒绝与他合作了。撒谎一次，清白不复；器皿一旦掉落，必然破碎，纵使你能够补好它，使它能再继续使用，但它终究已不再如先前的那样完美了。堕落了的人性和破碎了的心灵亦是如此。被这些想法困扰着．我变得愈来愈抑郁寡欢，闷闷不乐了。

另一方面，审讯官也愈来愈不客气，愈来愈有自信了。他确信，我正逐渐和他站在同一条线上，他甚至介绍一个女子要我和她结婚。我设法使他相信，我所接受的整个训练，到达成为神父的这个地步，结婚是极不合适的，而且对女方而言也非常不好。他好像懂得这个推

论，因而我蠃得了这场辩论。接着他又提出，既然我想继续做神父我就应该成为东正教的一员，他说他很容易可为我安排此事，且可帮我觅得一个讲道所，我可利用那地方来抨击教宗。他强调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是多么不同，东正教曾经谴责了法西斯主义，而且在战争期间帮助政府抵抗极权主义。但是历代的教宗们都攻击共产主义，尤其是庇护十二，他的确暗地里同情了莫索里尼和希特勒。这就引发了一场关于教会的长时间的论战。最后，我设法使他相信，天主教会对我而言，至少如同共产党对他那样的充满意义。我对它表达了我的孝爱与忠贞，就如他亦忠于共产党一样。我不得不如此，因为它是我的一部份。因此，我们都同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而我也感觉到我又蠃得了另一回合的胜利。

在这段时间里，我心中的抑郁烦闷却与日俱增。尽管我不断地蠃得一些小胜利，但我知道，我只是在拖延那无可避免的未来而已。在祈祷中我要求天主给我勇气和智慧，使我能面对每一个新的辩论，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全然是个大错误。每一次当我濒临要求停止这些手续的边缘时，虽然我采取相当坚定的立场，但是我仍然要再面对那可怕的抉择和软弱的时刻。而最后总是没做任何决定。我也清楚知道，每次我越接近做决定的边缘而没做成之后，我也就越来越难做决定了。

    一天，黑暗完全笼罩着我，或许那是身心疲惫的结果，但我的确已到达绝望的地步了。我被我的处境的灰心失望所征服，我知道我已经接近了我能力的终点，不能再拖延而不做抉择了。我看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脱离目前的处境。是的，我绝望了，我只能以这样一句话来表达我最真实的感受：我内心已全无希望的感觉。在面对合作和被处死二者之间的抉择时，我只看到了自己的无能与无助。审讯官近来都没有提到劳工营的事，他告诉我，他必须就我合作的情形向他的上司做一个进度报告。他提到死刑，好像他可以随意处置一般。事实上，困扰我的并非是死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我还想过用自杀做为在这两难中的解脱之道。这种想法的确很不应该，但是我当时意志的消沉与绝望由此可见一斑。由于无力去冲破此困难，我内心的失望莫此为甚。

    我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去描述当时的情景。甚至我无法确定那光景会持续多久。但是我知道，它一结束，我必然会感到惶恐与不知所措。我知道我已经超过了所有的界线，跨越了藩篱，进入了不曾相识的黑暗中。那的确是事实，我开始颤抖起来。我唯恐再一次成了罪恶感和耻辱感之下的牺牲品。虽然我过去一直感到害怕，但是我现在所害怕的却是自己。我知道我从前失败过，但这次是最大的失败，这一次是绝望，因为在那黑暗的一刻，我不仅失去了希望，连我最后对天主仅存的一丝信心也失掉了。我正孤独地处于落寞中，我甚至想不到，也记不起那一直不断地领导着我的一样东西，我在一切失败中获得安慰的唯一来源，我最后的靠山：我已看不见天主。

    体认到这一点之后，我立即在恐惧和战兢中转向祈祷。我知道我必须立刻去寻找我已经遗忘了的天主，我必须要求祂，不要为了我曾有过绝望的缘故而撤销祂的帮助；我必须祈求祂，让我永远不再忘记祂而只信赖祂；我向祂倾诉了我的无助，没有祂，我无法面对将来；我告诉他，我自己的能力现在已经完全破产，祂才是我唯一的希望。

    突然间、吾主在山园中的祈祷与所受的痛苦安慰了我。「父啊，」祂说，「若是可能，请给我免去这杯罢！」在橄榄山的庄园里，当祂面对痛苦与死亡时，在他的人性方面，亦感到恐惧与软弱。不是一次，而是三次，他要求父免去或稍微减轻祂将要受的苦。然而，面对父的旨意，每一次他都以完全的委顺与服从的行动做了结束，「不要照我的意愿，而要照你的意愿。」这不只是符合天主的意愿而已，而是完全地自我臣服，排除一切人性方面的恐惧，以及他对于自己忍受痛苦能力的猜疑，和任何一点带有疑惑的自我。

吾主在山园中所受的痛苦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宝贝啊！从那时候起，它成了我力量和慰藉的来源。我清清楚楚看到了究竟我该做什么，我只能称它为皈依的经验，而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你，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如果那段绝望的日子称为暗无天日的话，那么这次的经验就得称为光辉灿烂，辉煌夺目了。立即，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而且我也约略知道我能做什么。我知道我应该完全地把自己放在圣父的旨意之前，而且从现在起，活一个完全委顺于天主的生活。我做到了，我只能把这种经验形容为「任它去吧」的感受，即把那最后还设法去牵引我生命绳缰的意图也完全交出来了。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然而这一个决定却影响了我整个以后的生活。我称它为一种皈依。

    过去我也一直信赖着天主，我也一直努力去寻找祂的旨意，在工作中去发现祂的眷顾；我也看出，是祂的圣意领导着我的生活和命运。有些时候，我甚至意识到祂的推动，祂的召唤，祂的允诺和祂的恩爱。尤其在碰到困难时，我也曾经设法去发现祂的圣意，然后尽我的能力去随从它。但是这次是一个新的景象，一个完全崭新的领悟，不只是程度之别而已。直到现在，我只在天主的旨意中看到自己主动的角色——人的角色；直到此次，我一直把所有决定、行动和努力的缰绳紧握在自己手中。但是现在我了解了，我该做的只是去和祂的恩宠合作，伴随着祂去创造出最后的救恩。天主的圣意就在「外面」某一个地方，可能是被藏起来的，然而却很清楚而且不会令人发生误解。这就是我的角色——人的角色，去发现祂的圣意是什么，然后把我的意愿符合于祂，去成就天主照顾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仍然——人仍然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德行的成就在于会在任何境遇中看出天主的意愿，然后鞠躬尽瘁去做我们所该做的事。

    现在，由于突然的明朗化，我知道我过去总是想用自己的意志和聪明去做事，不只嫌太多，而且大部份还都是错的呢！在那种只寻找自己的情形下，天主的旨意是不可能看得到的。事实上，为我而言，那些遭遇本身就是祂的圣意。祂所要的就是要我接受这些遭遇如同来自祂手里一样，松开我所握住的缰绳，把我自己完全地展露在祂面前。祂要求我一个完全信赖的态度，不容许我有任何的干预和无休止的苦斗，也不许我有任何保留，任何例外，或要求任何条件，任何怀疑的余地。祂要求完整的自我交付，不应有任何保留。这需要极大的信德：相信天主的存在，相信祂的照顾，相信祂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中的临在，相信祂的能力支持着我，并且相信祂的爱保护着我。意即要把内心害怕天主不在那儿支持着你的疑惧完全一扫而光。这就如同一个刚学游泳的小孩子，起先是充满了恐惧，等到你命他向后仰，然后把一切的支撑物都移开时，结果他发现，这水真的可以支持他，而且他可以全身放松一动也不动地浮在水面上。但是这种从怀疑到相信之间，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一旦了解了，就似乎很简单。但我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和受苦才学会这个真理，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当然我们都相信我们依靠着天主，祂的意愿不断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支持着我们，但是我们就是害怕把这信心付之考验，在我们每人的内心深处，多少还留有些许的怀疑

和恐惧，使得我们不敢承认或甚至拒绝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是说：「但愿不会如此。」我们不敢把自己完全交付在天主手中，因为我们担心当我们跌倒时，祂不来拉住我们。这是一切信仰和信心的最后标准。这种现象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它一声不响地潜伏在我们心内的小室，我们总是害怕打开它。这并不全然是相信不相信天主的问题，因为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祂；这是我们对于天主的存在和祂的照顾的信心够大不够大的问题，它要求我们一个绝对纯粹的信德。

    至于我，经过我对自己能力的完全绝望之后，我被领至一个信德完美之境，把自己完全放在祂的圣意的带领下，百分之百相信祂的关爱，相信祂切愿支持我、保护我。我知道我不能再信赖自己了，很明显地看出，我只应完全信赖天主。事实上，在我的生活中，天主不断地给予这恩宠，只是我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完全接受它。我说过要寻找和实践祂的旨意，伹总没有完全放弃我自己的意志；我说过要信任祂，的确我也信任了祂，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其它支持的来源而唯独依靠祂的恩宠。从前，在我身上找不到完全放弃自己的迹象。总是还有一些我不愿跨越过去的界线，还有一丝我内心深处所认为的，只要一越过去就永远没有回头余地的藩篱。由于天主的爱和祂不断的恩宠，祂总是催迫我放弃一些枷锁而唯独信赖祂，祂经常给我一些机会，为的是使我的信心能臻于成全的地步。过去我也相信了祂，且与祂的恩宠合作过，但只是到达某一种程度而己。只有当最后我的能力完全破产时，我才向祂投降了。

    那一刻，那个经验，完全改变了我。我现在是很真诚地说出这样的话，完全没有丝毫假谦虚，或夸大和勉强的感觉。我称它为皈依的经验，这是一个从死亡到复活的经验。就像天主给人的每一个恩宠一样，它通常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所想要的东西，我们也不会为它而劳苦或视之如珍宝，它是天主白白赏给人的礼物。当我到了自己力量的极限时，祂就把这恩宠赐给我了，这是救恩的伟大奥秘的一部份。当时，我没有怀疑它，现在，我也不会怀疑它。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个经验从那个时候开始，会在我的灵魂上，和已经成了习惯的态度上产生这么立即和持久的影响。以前也有过许多别的经验，别的恩宠，但都没有产生过这么重大的影响啊。然而，就我而言，那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抉择。我知道，如果没有天主恩宠的感动，我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抉择。但是这的确是一个慎重的决定，我有意识地、坚决地选择了把我自己放在祂的旨意之下，没有私毫保留。我知道我正在越过一道我向来犹豫、不敢跨越的藩篱。此次我决定要跨越它，结果是，我感到不再害怕了，也不再有危险或失望的感觉，我反而觉得浑身自由，内心泛起了阵阵的自信与幸福。

    一旦越过了这道我从来不敢越过的门坎之后，突然间一切似乎都变得很简单了。我只看到一个影像，就是天主——一切中的一切；只有一个意——天主的意志，领导着一切事物。我只需在每一个环境中去看到它，辨认出它，然后让自己受它的管辖即可。天主临在一切事物中，支持一切事物，领导一切事物。要在每一个环境和处境中认出祂的临在，在一切事上看到祂的圣意，就得接受每一个环境和处境，以极大的信心，忍辱负重。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和祂分离，因为祂就在一切事物中。没有任何危险能威胁我；除了害怕看不见天主之外，没有恐惧能挫折我。未来的一切，隐藏在祂的旨意之下，因此，无论会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接受它。过去的所有失败并没有被遗忘，它仍然不时提醒我人性的软弱和信赖白痴的愚昧，它不再使我感到沮丧了。我不会再仰望自己来指导我，无论如何再也不会依靠自己的能力了，所以，我不会再尝到另一次的失败。最后，当我把局限我的生命和未来命运的一切枷锁彻底地抛弃之后，我如释重负，无事一身轻。结果，我从焦虑和紧张中解放了，我终于可以安详地漂浮在天主圣爱的潮水中，这种心灵上的悠闲与平安简直美极了。

    由于受这新精神的内在改造，我浑身充满了新的精神，我已不再害怕下一次与审讯官的面谈了。我现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怕他或怕秘密警察，因为我现在看一切事情都是从天主来的。我不再担心铸下什么「错」了，因为每一阶段的发展和每一次的选择的背后，都有天主的圣意。在祂的恩宠中，一切都是稳当的，我觉得我已能够面对任何局面和挑战，无论将来祂愿意把我送入什么样的处境中，我都愿意接受。

事实上，我的改变是如此的强烈，以致连审讯官都注意到了。此番他的最新计划是要我在一支新成立的波兰共党军队里，或者是在一支由「自由波兰人」所组成，准备打第二线的军队里当随营司铎。我很坦率地告诉他，二者我都愿意。他似乎很欣赏我的回答和我的新性

格，他对我说，，我内心好像轻松多了——事实上的确如此，因为怕犯错误的恐惧感已离开了我，我知道天主与我同在。我想，他一定对我这种内心突然的转变感到怀疑。「很好」，他说，「我会上楼告诉他们，无论被派往那一个地方，你已准备好，而且愿意做一个随营神父，一听到他们的答复，我会尽快通知你」。

然而，当我下次见到他时，他又有一个新建议了。他告诉我，楼上的人不要我去当随军神父，而是要我前往罗马充当克里姆林宫和梵蒂冈之间的斡旋者。既然苏联是同盟国的一份子，也许可以安排一个关于共产主义的宗教事物协定。尽管这听起来十分牵强和荒谬，但我同意了。要是在从前，提到回罗马，回到自由世界，一定会命我十分激动与兴奋。但是由于我已经有了把自己完全托给天主的体验，我完全以新眼光来看这件事，所以我对于他的建议一点也没感到什么兴奋。我回不回罗马，由天主去决定，由祂去安排好了；我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来自他手中的事情。为了讨论有关前往罗马的事，审讯官又对我做了好几次的审问，然而在整个过程中，我完全保持超然的态度，而且感到十分轻松。当然，按审讯官的解释，我不能一个人在罗马，我应该属于一个外交团，以便我可以把一些情报交给他们，我应把其他的细节用无线电传回莫斯科。要是我未能达成任务，要是我出卖了这个承诺，与我同行的人要负责监督我尽快行动。在我动身前往罗马之前，将有一个月的时间接受间谍活动的技术训练，以应在罗马之需。

    自始至终，我一直都十分平静。要是在以前，这种合作的建议一定会造成我极度的困扰与不安。但是现在我已不再有任何烦恼。如果为了某一日的这些事必要发生，那么它们就会发生，但只有天主知道目的何在。如果这些事没有必要发生，它们也就永远不可能发生。我对于祂的圣意和祂的照顾的信心是绝对的，我知道，我只需随从祂恩宠的推动。我确信，完全确信，只要做决定的时刻一到，祂会领我走上正确的道路。抉择的时刻终于到了，当审讯官要我在前往罗马的同意书上签名时，我拒绝了。我事前并没想到会加此做，事实上，直到那个时刻，我只是任由事情的自由发展。但是，突然间，我觉得那似乎是我唯一该做的，于是我决定了。他瞬即怒发冲冠，并威胁要立刻将我处死。我丝毫不感到害怕，我想，我当时可能还是在微笑着呢！我知道我胜利了。当他唤来卫兵把我带开时——我不敢保证他们不是带我到行刑的射击队面前，但我跟着他们走，把他们看成是许多施恩宠的使者。在那一刻，我感觉天主的临在，我也知道，这事会领我走向天主为我设计的将来，走祂他的目地。我还需要什么呢？

    事实证明，我离开卢班卡监狱之后，并不是走向行刑队，而是开始了从莫斯科到西伯亚的长途旅程，我非常兴奋。虽然在那痛苦不堪，似乎是没有终点的旅途中，我们就好像群被关在囚车里的牛只一样，我们这班人挤在那原始而简陋的栅栏内，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我们所经历的情况简直是不合乎人性，令人不胜唏嘘，然而我却因为能够重新与群众接触感到十分高兴。虽然我是那么需要同伴和交谈，但刚开始时令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发现要别人开口是多么困难。他们谈话时，我是很好奇、很切望地在倾听，但我自己却很少说话我想，这是由于长期的单独监禁所造成的一种奇怪的心理不平衡，和由于受了长期的审讯导致的自我防御的习惯。起初，我发现要跟别的囚犯交谈时，总是感到很紧张。但是，能跟别人在一起，听他们谈话，这为我已经是一种很大的鼓励了。我不知道此番旅行的终点是何处，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前往那里，但是在当时，这无关紧要。我虽还是个囚犯，但我感到自由了，解放了，我感到我像是从卢班卡的坟墓里爬了出来一般。

    我发觉我实在渴望听到一些我被囚禁的五年中所发生的事，更不用说是时事新闻了。在卢班卡的最后一年中，我知道欧战已经结束。当时，「红色广场」附近的钟声大作，这消息造成了极大的激动和兴奋，一些卫兵竟然掩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兴得向囚犯们宣布了这大快人心的消息。这是我在那些年中，很少几次获知外面世界的事情中的一次。因此，现在我是何等渴望听到关于战事，关于政权，关于囚犯们，和关于全世界的一些消息。我几乎对任何一种消息都感到极大的好奇，甚至对那些无稽的谣言也不例外。我在个别监禁中所养成的专心的习惯，在这么大的震撼之下完全崩溃了。我内心又变得纷乱不堪，甚至在我设法祈祷时亦然。在卢班卡监狱时，我在反省和默想中所享受到的那种与天主内在接触的宁静和喜乐，如今已很少有了。

    这也不是我唯一需要调整的一点。我从前试图在每一个处境，每一个遭遇中看到天主的旨意，发现和了解祂的照顾的愿望，现在又再沸腾起来，反对着现实世界。在过去那段有祈祷和默想生活的期间，很容易想象到未来所要发生的事，以及我因应的对策。在这种洞视力的光照下，我当然感到十分喜乐，很容易让自己自由自在地、无忧无虑地漂向未来，随时准备着去接受天主在那儿为我预备了的一切。「未来」现在已经出现在眼前，但它却比从前想像中的更棘手。更令人束手无策。因此，我愿意在任何处境中寻找、了解和接受天主旨意的那种内心的决定，立郎受到迫在眉睫的坎坷的实际生活之严重考验。可以说，从前我好像单独与天主在西乃山上一样，而今我却又需下到那嘈杂、骚动、纷乱的营区。

    我似乎有点像梅瑟，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罪恶，这里的罪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哲学上的定义，而是一个极丑恶的事实：兽性，粗暴、残忍无情。因为我在前往西伯利亚途中，在穿过俄国山区的旅程中，在那简陋不堪的囚车上，在那极为原始的「转运站」上，我绝大部份的时间都是与这些毫无悔改希望的罪犯在一起。他们并不像我一样是政治犯，而是一群苏联下流社会的恶棍。他们既粗鲁又卑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原则，有自己的行为标准，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暴力和欺骗是他们所羡慕的美德，如果「良心」为他们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只是软弱的记号而已。他们长久以来就学会了轻视它，而只按照自己的法律来生活。他们极为冷酷无情，而且肆无忌惮。因此，他们在和他们在一起的政治犯身上胡作非为，甚至连全副武装的卫兵也不太敢干涉或反对他们。

    他们有时候会为了极轻微的口角而相互撕杀起来。对他们而言，肉体的力气只是为了控制别人或在别人身上引起恐惧而已。在他们中间，有某一种基于拳头、暴力和残忍的阶级组织，但是他们又能够团结起来以对付「外人」。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态度，即他们都轻视任何不属于他们团体的人。他们似乎对于政治犯特别憎恨，因而经常找他们的麻烦。他们称政治犯为卖国贼，因而感觉到鄙视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因为政治犯大部份都是知识分子或以前执政党内的人，所以他们骂这些人是「秘密警察的走狗」。这一切的一切，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观点，他们有权力支配这些政治犯，或在他们身上施加暴力。因而自然地，他们会从这些人身上取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如食物、衣服等等，你若是有任何的反抗和不满，他们会立即诉诸拳头。强权就是公理，他们会毫无同情心的，也丝毫不感到有什么良心不安地对你拳打脚踢。

    罪犯们的天地，罪犯们的心灵，对我而言还完全是新鲜的，既恐怖又令人费解。这是我第一次明显地经验到「恶」的力量，它是多么彻底地盖过了「善」的力量啊！好人，在那种环境之下，根本不是那些专门瞒骗、偷窃、威胁、打斗、咒诅或甚至是无所顾忌地残杀的人的对手。你或许会抛弃身上的一切美德，降至完全是动物本能的爱、恨的层次，为的是和这些人较量较量或以牙还牙，然而，在那种原始的肉搏战中，你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这些人不会有什么矜持，有什么抑制，他们已惯于生长于弱肉强食的森林中，在那里强者统治一切，而弱者就只有用各种卑鄙狡猾的手段逃生了。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公开地大播大摆地做。在他们所居住的世界中，完全把他们自己的法律和价值体系当成一种『道德律」，在那里他们是绝对安全的，没有任何挑战。然而，他们把伦理原则完全歪曲了。

    尤有进者，他们认为他们对其他囚犯的支配权是理所当然的，似乎他们从永远就为某种无上的权威所指定，来统治监狱或劳工营的世界。这种邪恶的自大狂真是可怕。你除了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甘堕落或以牙还牙之外，实在无路可走了。事实上有一些政治犯在情况许可

之下也这样子做了。但是，这个监狱世界的下流统治是根植于恐怖政策，按照它的法律，它容许长时间的记恨，而且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以暴力行动施以报复。例如，不久以前我亲眼看到一群穷凶恶极的流氓走进一间营房，把一名政治犯从他的床铺上拉起来，活活的

将他揍死——因为那个政治犯先前和他的朋友在一块儿时，殴打了一个过来欺负他们的罪犯——当时，营房中其余的人只眼巴巴地楞在一旁，丝毫不敢作声。这个黑社会以它的报复能力而自夸，也因为大家害怕报复的威胁，因而助长了它的统治权的不断扩张，不畏任何挑战。

    我在白尔姆( Perm )看到了这些过去我在卢班卡监狱的五年中，几乎看不到这种事，因为在卢班卡都是个别监禁，而且因为在那里大多数的囚犯都属政治犯。而现在我却被抛掷到这里，在载我离开莫斯科的囚车上，我和二十位窃盗犯监禁在同一车厢内，当我被警卫推上车后，我就完全受他们摆布了。他们抢去了我多余的衣服，然后他们用它和警卫交换更多的食物——当然只是为他们自己吃的。他们还公然地挑逗我，问我对这事有何感想，有何反应。当我默然以愤怒的眼神望着那一伙人的首领时，他斥责我，告诉我他不喜欢我这样子看他，并威胁要叫他的喽啰揍我，迫我屈服。

    这是我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所经历到的痛苦。我经验到肉体的恐惧，内心的不平，和相当大的精神上的矛盾。我努力地去告诉我自己，今天，为我而言，就是这个处境、这些人构成天主的旨意。可是我并不因做了这么沉痛的反省而变得更快乐，我内心仍旧紊乱不堪。在这一刻，我根本无法祈祷或集中精神，我只有漠然地坐在车厢的一隅，焦急地注视着未来的发展。

    接着我想到有关生活必需品的问题。在过去，我几乎不会担心过这问题，甚至当我在监狱里时，诸如食、衣、住等这些东西，尽管是极为缺乏，却从来不会中断过。这个意思套句福音的话是说我不必忧虑要吃什么、穿什么或何处为家——过去在我的修会生活中，在乌拉尔山的工作中，或在苏联监狱中，天主以不同的方式照顾了我这一切——我只应寻求天主的国和它的义德。现在，当我看到那些罪犯完全用他们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来填饱自己的肚皮时，我担心我自己是否能在这种情形之下活下去。的确，世界之子总比光明之子更聪明。我如何能在他们中生存下去？对他们而言，除了这个物质世界和此时此刻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了。他们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生存，他们是谋生技能的导师，他们完全越过了文明行为或良心的界线，只以暴行和盗窃来掠夺弱者，向社会施以报复手段。他们认为，社会亏欠他们某些东西，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拿取，理由就这么简单。

    为了这一切，我不得不想到他们的信念和人生观与我的是多么不同，这并不是说我比他们好，或有什么优越感，事实上正相反，我感觉到我是在他们之外，就像是一个外人或被他们遗弃的人。我对他们的经常口出秽言而感到震惊，可是要是跟他们的人生观和我的人生观之间的鸿沟比较起来，那就小巫见大巫了。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一点相同，要是有的话，那大概就只有我们人性求生的本能了，这本能曾在当时引起我一阵不小的震撼；其余的，凡是我所看重的价值，他们不是讥讽就是嘲笑。在他们的伦理规范中，我所认为是美德的，为他们只是软弱的表现而已；我所认为是罪恶的，他们反而把它看成是美德。总之，他们纯粹是一群无神论者，唯物论者，投机份子，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无赖。

    当我在劳工营中，与这些人生活了几年之后，我终于知道了我这种初期的印象并不完全正确。逐渐地，我了解到，在他们残暴的外表和被扭曲的伦理规范背后，他们仍然是人啊！他们受了「恐惧」的逼迫，或许比大多数的人更严重，但他们亳无疑问地仍然是人。就像其

他人一样，他们亦曾经有过他们的憧憬，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有许多难忘的回忆萦绕于心——家庭、爱人，目前已失落了的美好时光，失之交臂的机会等等。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是基于人人都需要的对于友情和同伴的共同渴望——即使是在犯罪中，基于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相同需求，和基于分享相同目标和价值体系的共同需要而凑合在一起的，虽然他们经常是向社会采取报复的手段。在我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在劳工营的最后几年中，并没有使我接受或承认他们的种种行为，但是我实在学会了去可怜他们，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是人，纵使我为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恐惧时亦然。然而目前，在这个囚车内，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恐惧，我所见到的只是一群无可救药的乌合之众，我坐在一旁，忧心仲仲地想着我的未来。

   我将会在我即将前往的劳工营中碰到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会不会像这些职业罪犯呢？他们会不会采取和这些罪犯一样的态度和价值观，以试图在劳工营的世界中称霸或求生呢？如果这样，我该怎么办？我该不该为了在劳工营中生存下去而选择今世之子的智慧，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衣物呢？我可以不可以只顾我自己呢？

    立刻，我意识到我又在质问，又在疑惑了，从前我决定把自己放在天主的圣意之下时，已经答应过不再质问了。我也知道，在充满天主恩宠和有深入的灵修生活时，放弃这些疑问与怀疑是一回事，但是要在每天的困难和逆境中阻止这种念头的发生又是另一同事。所以对于这些问题，我并不感到羞愧，我只承认它们存在的事实，而努力去唤回我自己，使我在这种环境之下，重新肯定对天主圣意的承诺。

我目前所能见到的，我不知在那个我即将被推进去的世界中，我将如何反应，我将如何在未来的环境中生活。我只知道那一定是我的生活，而且也是天主要我过的生活。我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葡萄园工人，在那儿很少几个工人是忠实的；至于收成如何，那不在我，而是在天主手中。我的确不知道天主要我做什么，也不知道对自己的期望有多少，但这正是为什么我要决定接受未来的一切——无论事情如何——为来自天主手里的原因。

    我又想起那段经文：「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聪明」，它像一个奇异的东西不停地掠过我的心灵，然而对于一个正在前往努工营的囚车上的「司铎使徒」而言，却也是一项颇为激烈的挑战，这挑战似乎相当清楚，在承行天主圣意上，我的牺牲，我的奉献，我的耐力，可以比世界的子女还差吗？为了在这么长的刑期中保住生命，他们况且知道必须去面对和征服每一天。我不是也已经决定了要把每一天，每一时刻，视为是天主的礼物，要我在祂的限制之内去实现祂的圣意吗？罪犯们每天只是在暴力拳头中打滚，当一天来临时，他们只想到如何不择手段地去渡过这一天，再没有其它的希求了。的确，我的动机应该帮助我有更超越的看法。每天，对我而言应该不只是一个有待我去克服的障碍，一段必须坚忍捱过的时间，或勉强继续活下去的几个小时而已。为我，每一天都是来自天主的新创造，使我有机会能继续充满活力地去实行祂的圣意；每一天应该成为把我一切的遭遇奉献给天主，再一次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祂的良辰美景。我的司铎身份要求我如此做，同样，它也要求每一个基督徒如此做。

    今世之子努力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为获得生存。同样，我也必须把自己完全交出，只是多了一个幅度。我不应躲避痛苦或试图减轻所遭受的打击，我应该在艰难困苦中看出天主的圣意，而且通过它们创造出自己的救恩，否则我的行为就如同今世之子，而非光明之子，我的行动就不是出于信德，而是如同一个宿命论者了。我已经过了一连串的危机和痛苦的日子，但是我一直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再次决心要接受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视它为来自天主的双手，然后，尽我所能地将它奉献给天主。我不愿如同今世之子一样，仅是被动地求生；我愿借着祂的恩宠和助佑，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唯其如此，我相信我会活着回去。我不曾怀疑过这坚定的信念，因为我不再怕死了。死亡仅是被召回到天父的家乡，而我现在每天所服侍的就是祂啊！死，何惧之有？我的生命就是要去实行天主的旨意，如同吾主教给我们的祷文中所清楚提到的：「承行于地，如于天焉。」至于我在世上要活多久，那是祂的圣意。

    在这样的思想和祈祷中，我重获了平安，那是再一次把自己完全交给天主所带来的平安，只是，此次并不是在卢班卡监狱的寂静、孤独的单人牢房中，而是在破旧、颠簸、污秽不堪的囚车的一角。我的处境并未有何改善，但是接纳天主圣意的意向已经重新获得，它带给我极大的平安与崭新的信念——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求生，而是对天主能力的一种完全的信赖，相信祂会支持我，给我足够的力量去面对祂所将加给我的一切考验。我还能要求什么比这更大的平安与信心呢？我甚至盼望能再回到祂的葡萄园内工作。

    「心神固然切愿，肉体却软弱。」在劳工营的漫长岁月中，我经常想起这句福音经文，有时候是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之下，但大多数是在身体受到极端的痛苦或体力濒临崩溃边缘的失望的情形之下所产生的无助的感叹。在那些年中，我深深体验到，肉体对人的意义是多么的大，肉体的价值对于人是多么重要，在人类存在的每一个活动中，天主在起初向它吹入一口生气的那一撮灰土是扮演了一个何等突出的角色！「人是由灵魂和肉体所结合的受造物」，自从我们学习要理的那天开始，我们就背熟了这端真理，但是除非肉体令我们失望，打击我们，使我们受到极大的痛苦，或是由于某种剧痛，或是体力的完全崩溃而迫使我们去注意到肉体，否则我们总是不会感觉到它是天主给予人类的第一个也是最宝贵的礼物，而往往把它轻视冷落了。

    来到劳工营的第一天情况就够坏了。我被派到船舱内铲煤，工作必须迅速，因为整个漫长的冬天，有好几个月是河水的结冰期，所有的煤都储放在杜丁卡( Dudinka)的北极港——叶尼塞河的两岸，每年只有极短的一段时间冰块会溶化，河流才可航行，所有的煤必须在这段时间内装载上船然后运走。因此，杜丁卡营区的囚犯被迫不得休息，在北极区昼长夜短的夏日时光中，每天工作长达十二至十五个小时。那是极不人道的，但是在起初的五年多时间内，我并没做什么粗重的工作，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但是他们派我下到船舱里，把如瀑布般落到输送带上的煤堆，用铲子将它散开，使输送带能够负载均匀。

    我不断地工作，直至精疲力竭——由于我身体的状况，所以很快就累了——但是我还得为了担心我的生活而继续不停地工作。我无法使输送带暂停，设若我能令它停止，我早就被洪水般咆哮而下的煤堆给埋葬了。当装载工作一开始，我就必须在不断增高的煤堆间不停地移动，必须尽可能地挥动铲子，在这种机械式的动作中，工作到我的手臂、胸部都麻木不仁为止。那天晚上，当我躺在营房的木板床上后，我感到双臂和双腿、胸部和背部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都完全崩溃了。

    第二天清晨五点钟，当起床号响起时，我全身的每一处肌肉宛如熟铁一般坚硬，甚至连起床都是极大的痛苦，稍微移动一下身子就感到全身剧痛，想把腿摆到床边都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要站起身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如何再能够走到船上呢？更遑论连续铲十五个小时的媒了。我办不到，这为我的身体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还是办到了。

这是我对西伯利亚劳工营的一个简介，他们根本不给你一段循序渐进的适应时间。在几乎五年不活动的监狱生活之后，一天下午，我们来到了劳工营，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开始了整整一天的工作。从那时以后，除非病得完全没有力气或由于某种奇迹而得以偷闲一番，否则就得整天不停地工作，这是我们被送来这极北特殊营区的理由。从莫斯科出发后，在沿途的转运站上，体弱的、有病的都已被清除了出去。在他们对囚犯的健康检查背后，毫无人道上的动机，而是完全基于利益的观点。政府已经扬言，西伯利亚要工业化，在那种冰天雪地的荒原中工作，简直是一场恶梦。尽管不可一世的政府开出了极为优渥的条件与福利，然而愿意前往一试的人仍然寥寥无几；由于人力的急需，因此就得把监狱中的囚犯送去补充。但是，除非一个囚犯能够工作，否则又要运送他，又要养他，这太划不来了。如果只是为监禁而监禁的话，那么已经有足够的体弱的、有病的、瘫痪的囚犯可以监禁了，所以那些被送往西伯利亚荒原的囚犯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工作。工作，我们的的确确做了。

    营区里的生活条件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简陋的房舍仅仅够用来抵挡刺骨的寒风以保住生命而已，再没有其它设备了。食物的数量也仅够维持生命和供应为了工作所需要的热量。他们订有一个「保证配额」，仅够你活命；但是还有一种附加的奖励，就是那些每天做超量工作的人，可多得一张、两张，或三张饭票，以获得额外的食物配给。这种奖励办法，无论故意与否，都会对囚犯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例如，如果你已有数天都不能完成你所分配的工作，而只获得「保证配额」的食物，结果你的体力将变得愈来愈差，那么你要完成第二天的工作也就愈困难，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然而，我们还是活了下来。

    在那种环境之下能够活下来，实在应归功于人类意志力的刚毅与倔强，它驱使我们的肉体忍耐了超乎人们所想象的程度；此外亦应归功于天主造化的奇妙杰作——人的肉体。没有任何人间的机器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之下，日复一日地受着这种残酷工作的煎熬而还能支持得住的。然而，在西伯利亚的劳工营中，肉体却证明了它自己有此能力。虽然我们常说，是人类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带领我们经过各种艰难危机，但事实上，肉身应得到比以往更多的重视，不是运动家们受过训练的匀美的肉体，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柔弱、营养不良和极为普通的肉体。就是在劳工营的每天耗尽人体力的工作制度之下，和不断的饥饿与寒冷的煎熬之中，历经无数的病痛与困苦，以及肉体令人难以相信的耐力，我才真正了解了人是肉身和灵魂结合而成的受造物这条天主教义的真理。

    在基督徒的灵修生活中，有一种扭曲，即有轻视肉体的倾向，视之为人身上败坏的一部份，是引人堕落的根源。就因为灵魂是不死不灭的，而肉体是会腐化的，所以东方的神秘家更是倾向于把肉体看成一只蠢兽，必须如同鞭打一只笨驴一般，迫其臣服。「心神固然切愿」

服侍天主和追求成全，但“肉体却软弱”，懒惰和闲散，易于逞其色欲和犯罪，寻求自己的快乐，并且会引诱灵魂离开追寻天主的道路。因此，早起东方沙漠的教父们，试图用各式各样极端的补赎与斋戒来压制肉体，以得到对软弱的肉躯的控制权，然后把灵魂从罪恶、败坏

的本性中解放出来。他们把人性——他们更喜欢称之为「堕落的人性」——视为是可耻的、低级的、有罪的、卑鄙的，因而需要不断地借着人身上比较高贵的另一部份来修正和控制它。这种倾向还或多或少存留在传统的基督徒的神修态度之中。而我认为这是错了，这就与诺斯底士派( Gnostieism )、摩尼教( Manicheism )、杨森主义( Jansenism )或其它离异的学说（如Gatharism。Albigensianism等）无异了，这些异端学说认为物质是恶，因而我们的肉体极易倾向于恶。无论如何，他们总是把最坏的归于这个可怜无用的肉身，好像我们的心灵和意志就不会有过犯罪的念头和倾向，似乎「罪」不是由于人的意志相反天主的意志而构成的。

    在劳工营中，我开始对这个可怜老迈的肉身起了很大的尊敬和爱。虽说灵魂也有充分的理由会经验到苦恼，但却是肉身首当其冲，是它在面对、承担各种遭遇和苦痛；尽管一个人有很强的意志和决断的能力，但还是必须肉体去支持着你。是肉体感受到刺骨的强风和严寒的侵蚀，也是它必须去承受肌肉的痉挛，受伤的皮肉的疼痛，和饥饿的煎熬，以及由于体力的过度透支所造成的全身麻木和剧痛。无论是冻伤、饥肠辘辘、浮肿的双脚、流着泪水的双眼，龟裂的双唇或筋疲力尽的关节，胃痛、或肌肉的扭伤、擦伤和痛楚，在极北的春天的泥泞中，冰冷的雨水中、风雪交加中，是肉体忍耐地承受了所有这些长久工作的痛苦，是它努力设法使你多活下去一天。是我的肉体去经验这些遭遇，感受这些疼痛，是它的双肩去承担这种慢慢将人折磨至死的非人的粗重工作。以前我总认为人之有肉体是理所当然的，毫不知感恩。当我年轻时，我就玩多种运动，而且其中几项还是佼佼者呢，如篮球、拳击即是，我曾经是拳击好手。我总是想样样是最强、最好的，样样超过别人。我能够接受痛苦，而且也经常磨炼它，在我修道生活的头几年中，我甚至想要在各种的守斋和补赎中超越圣人们。但

是与其说我是在磨炼我的身体或是获致德行的成全，不如说我是在向世界，向我自己证明我是多么的坚强。然而就在此时，当每天拖着筋疲力尽的身子收工时，肉体吶喊着要求能多有一分钟的休息，工作后能有短暂的停歇，能多获得少许的食物，我才渐渐学会了感激天主在人的肉体中所赋与的无限资源，我开始欣赏天主所赏给人的惊人的礼物——肉体。

    灵魂和肉体间所存有的亲密关系，是天主创造的一项奇迹，也是人存在的奥秘。然而我们都想错了，我们总是想，死后灵魂要接受审判，而肉体就在坟墓里腐烂。这个有死的一把灰土是天主给人的较次一等的礼物，它不如不死不灭的灵魂那般高贵、美丽。然而你可会想过，是透过我们的肉体，我们才能看，才能欣赏天主所创造的宇宙的美丽；也是在我们的肉体内，我们承受了基督苦难的标记。肉体和灵魂的相互作用是人的本质当中所不可缺少的特性。如果肉体生病、疼痛、倦怠、饥饿或有其他毛病，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影响到我们理智的够断，甚或改变我们的个性。就连头痛这么轻微的事，也能影响我们和周遭人的关系。通过肉体，我们表达经验爱、仁慈和喜悦。如果某天我们身体不舒服，那么这一天我们的心情也就容易不耐烦，容易发脾气，对别人态度恶劣。我们每天、每小时不断地受到灵魂对肉体和肉体对灵魂的神秘作用所影响。

    神学家们已经写了很多关于「降孕」的书，他们认为天主子的降生成人是人类得救的中心行动，是救恩史的最高峰。神修家关于这一点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他们从「降孕」谈到了救恩的行动，谈到了一个新受造物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谈到了人类的被提升和再一次地被整合成一个神圣、合一的新民族，谈到了补赎、救援以及堕落的世界和天主的和好，谈到了新亚当、天主的国度以及来世的生命。然而，我们多么容易忘记这个尽人皆知的真理：天主子取了人类的肉躯，降生成人。我们很少停下来反省这条信理的最浅显的意义。天主完全了解这些滋味：寒冷、疲倦、饥饿、痛苦，因为祂曾经有过和我们一样的肉躯；祂曾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做着枯燥的、毫不起眼的木匠工作；有许多的日子，祂仆仆风尘，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在那泥泞不堪的道路上；祂没有枕头的地方，只得曲卷着身子度过凄风苦雨的寒夜；当别人都已进入睡梦中时，祂曾经仍独自一个人醒寐祈祷；祂曾经由于口渴，疲惫和体力的过度透支而几乎倒下。

基督一定知道在灰暗死寂的清晨即撑起浑身疼痛僵硬的身子的滋味，祂一定也有过头痛、牙痛、背痛和骨头酸痛的经验，有时候祂一定也会焦虑，烦恼和愤怒。透过降生成人的行动天主自己了解了人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所亲手创造的这个灵肉合一的受造物到底是怎样的作品。从昏暗的母胎中直到漆黑的坟墓里，其间经历了儿童期、成年期，最后在漫长痛苦的折磨中死去，祂应该已经知道，居住在这一把灰土所形成的肉躯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了。祂亲自感受到他母亲冰凉的手在抚摸着祂发烧的身躯，他亲自尝到了汗水和泪水的咸味，他听过音乐、鸟鸣和别人侮辱他的污秽的言语，祂跌倒过、受伤过，被鞭打过，最后，同我们大家都会有的反应一样，祂大声呼号，盼望能免掉那即将临到祂身上的可怕的痛苦。简言之，「降孕」，圣保禄说，就是天主成了人，除了罪以外，在一切事上相似我们。

    经由降生的行动，天主发现了人的肉体是好的，当祂创造天地万物之初不是就已经宣布过了吗？至少我认为是如此。而且通过降生的行动，祂完成了我们的救恩。然而，祂拯救了我们，并没有因此免除我们所应遭受的痛苦和悲伤。就如祂的复活为我们征服了死亡，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现世的生命就不会死了；因此虽然祂的苦难拯救了我们的痛苦，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这现世的生活就不必受苦了。然而祂的表样已经告诉我们，应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我们现世的生活，和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肉体。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得救”是指不折不扣地承行天主的旨意，“父啊！”基督在山园里的极度痛苦的时刻说，“不是我的旨意，而是祢的旨意。”而且天主不愿意，也不会要求我们去忍受任何超过祂自己在祂的降生、受难、受死中所忍受过的痛苦，祂不会要求我们去经历任何祂所不曾经历过的遭遇。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救恩」就是我们每天不折不扣地接受同一个基督的十字架，接受每天所发生的一切是来自天主的圣意，而且在每天清晨把当天的喜乐、工作、痛苦奉献给天主。然而这只是一些抽象的字眼而已，事实上，救恩的意义总是经由这个可怜、老迈的肉躯来表达出来。救恩是每天一大早起床，直到晚上筋疲力尽上床休息为止；救恩就是每天做着枯燥乏味的例行公事，而不是什么壮观、体面的工作；救恩就是沉闷、痛苦，就是暂时把快乐、幸福和人心所需求的爱搁在一旁，以便能完成此时此刻所必须完成的工作；救恩就是为别人而工作，并通过你的肉体去接触别人的生命。在劳工营的奴隶工作中：由于劳累，而筋疲力尽，而几乎倒下，多少次我想我不能再对我的内体有任何进一步的要求了；在痛苦中，多少次我想到这句带有讽刺性的话：「心神固然切愿，肉体却软弱。」的确，人是灵肉组成的受造物，而我们身处这涕泣之谷，就是要借着我们的肉体来创造我们的救恩。它是天主和我们的父母形成我们时，给予我们的第一个礼物，它支持，保护我们度过这漫长的有生之年，并且使喜乐和悲伤成为可能。最后，当我们在死亡中被迫离开它时，它的确堪当享受它所应得的任何方式的休息，直到最后的审判，它复活起来受光荣为止。

       在乐园中，天主对亚当说：「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于土中，因为你是由土来的；你既是灰土，你还要归于灰土。」传统上，人们都视这神圣的命令为一种诅咒，因而认为工作是罪恶的惩罚。的确，许多人认为工作本身是天主的处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幸，尤其是一件例行的、枯燥无味的、日复一日的劳力工作更是如此。他之所以做它，因为他需要维持生活，养活他的家人，他需要为他们的将来以及他自己年老时的安全着想。他不一定喜欢那工作，而且大体而言，他并不喜欢它。然而，假使有一个人，对他而言工作纯粹只是一种惩罚，一个重担，丝毫设有补偿、报酬的性质，那就一定非集中营里的工人莫属了。

      列宁的格言：「谁不工作，就不当吃饭。」在集中营中，这句话是以一种极端严厉的方式执行着。每一位工人每天都被分配定额的工作，做完了才有饭吃，如果没有做完，他仅能得到刚好足够维持他生命的一点点口粮。而工作的分配量也是随时调整的，如果一个囚犯每天可以完成他的工作，那么，他的工作分配量马上会增加。如果他希望能多得到一两份口粮，而超出了他的工作分配量，那么此超额的工作，会成为他第二天的工作配额，他如果再想得到更多的食物，他需要再超出此新的工作配额。囚犯们被迫长期在饥饿中工作，都已经孱弱不堪，这种犹如扭紧螺丝钉的最后一圈的虐待方式，真是残忍之至。

    在西伯利亚战俘集中营的这段岁月中，我有很多机会来反省工作的本质与理由——无论是在船坞中，或是在矿坑中，无论是在冻原地带，从零开始建造一个新的战俘集中营，或是在遥远的北部地区为苏维埃政府的五年「工业化」计划建造新工厂。我们工作，因为我们不得不为了吃、为了活着而工作，我们之所以被下放到劳改营来就是为了工作，再没有其他是我们存在的理由了。我们总共有数百万人，对于那些管理集中营的官员，谁还活着或是谁死了，他们一点也不在乎，他们一点也不急着要去喂饱「没有生产能力的」嘴巴。我们被判定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帮忙建设国家，那么这只是被认为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准备而已；假使没有工作成果，那就门儿都没有了。

    在这种情形下，工作确实是一种惩罚，囚犯们恨工作，他们恨那些逼迫他们工作的官员，他们恨那判他们至此残酷境地的政府。他们必须用工作来换取食物，以继续生存下去，他们每天早晨沉默地、机械地向工作队伍报到，然后徒步横跨过北极的不毛之地，双手被反锁在背后，去面对另一天的工作。是生存的坚强欲望驱使他们如此做，他们为此而活，也依此而活，他们每天仅做为维持生命所需的工作量，不多也不少，只要为维持生命没有问题，大家都尽可能的逃避工作。然而，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食物，甚至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因为没有它，一个人不可能活得太久。重要的是如何度过一天，每当做完一件工作，他们总是盘算着还剩下多少日子，然后感谢天主，一天终于又过去了。

    在集中营里的工作，丝毫没有高贵的感觉，除了为获得食物以维持生命而需工作之外，囚犯们再也没有其它目的和成就感可言。他们并没有苏联官方的心愿，要使远北地区工业化，要创造苏维埃成就的新记录，要去征服广大的荒原，要开发埋藏在西伯利亚冰冻地壳下的丰富的天然资源。事实上，囚犯们一有机会，就以破坏他们的工作为乐。甚至当营区官员严密监视他们时，或是他们被迫为了吃饭去做某一工作时，他们仍然尽可能的将工作做得草率。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没有任何荣誉感，他们只是将它当成一种报复的手段，报复那些驱使他们做这些工作的人们。

    囚犯们的内心丝毫没有「青年团」、「少年团」、「劳动竞赛团」或「共党劳工突击队员」们的精神，甚至运一个普遍共党工人的精神也没有。苏联当局以不断的宣传，使工人相信，艰苦的工作是「新苏维埃人民」的美德。这种口号到处出现在学校中、报纸上、收音机或电视机上、工厂中、告示牌上。然而它并不引起苏联公民的特别注意，因为对他们而言，无论受过教育的或没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或知识分子、乡农或市民，都需要同样的牺牲，只要某个时候有工作待做，他们随时都被当做「志愿者」，那可能是集合农场中的劳力工作，或是清除街道上的积雪或打扫公园，也可能是清洁地下道或公路或公共游乐中心，也可能是从大卡车上卸下货物或其它需要极大体力的粗重工作。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为公共的事业而努力，至于自己所从事的是怎样的工作，那无关紧要。医生、律师、工程师、教授、老师，工厂的工人、公司的职员、学童、家庭主妇，在这些场合中都会慷慨地出借出一只工作的手。

    没有人拒绝参加这种有组织的工作驱使，他们也丝毫不感觉到卑微，反之，他们感到满足，甚至于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在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的过程中，尽了他们应尽的本份。是的，上述的这些话或许有些夸张，然而并不如此。在过去的岁月中，无论是在工业、经济、教育、科学、社会、甚至于文化方面，苏联已经创造了一个惊人的成果，国家从战争的灰烬与废墟中复出，而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强国之一，能够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一般苏联公民都感到十分光荣与骄傲。当然，他们会抱怨付出的代价太昂贵，如民生必需品的缺乏，多年来的劳苦与牺牲等，然而，同样她，他们为他们所做的牺牲感到骄傲，因为借着他们的牺牲，国家已经被建立起来了。

西伯利亚劳工营的战俘们一点也没有这种想法。在那些岁月中，我们建筑了所有的城镇，建设了大型的工厂，开发了许多新矿区，完成了为使冰冻的不毛之地成为有用的、能够生产的工业区所不可或缺的一些设施。我们是在食不果腹，生活在最原始的情况中，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工具完成这些工作的。我们被迫以徒手气力，纯粹是数字的累积而完成这些工作，我们之所以做它，没有任何挑战或拓荒的感觉，而是将之视为一种惩罚，因为如果我们想继续活下去就不得不工作。借着数百万囚犯的劳力，而今远北地区的工业化已是一个事实。然而这些被迫、挨饿、疲惫不堪的囚犯，在那些可怕的劳役之中，他们仅有的满足感，就是他们发现自己又多活了一天了。对于那些能支撑到最后而仍活着回来的人——这是他们了不起的成就，他们所留下的并不是一些建筑物，一些伟大的建设，也不是被改良的西伯利亚广大的荒原，而是他们终于走出了那个地方而生还了。

    在西伯利亚集中营的几年中，几乎很少例外，我总是被指派做最低级的工作，编入工作最粗重的队伍。此外，营区给了我机会，使我得以某种方式来进行传教士的工作，我充分的利用了这良机。后来官员由告密者口中得知我的传教活动后，坚持要我停止。当我拒绝，当我继续向我的同伴讲道时，他们会把我编入最苦的队伍，做额外粗重的工作，设法耗尽我的精力，使得我没有时间，没有体力去做传教工作。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及同情我的人，他们会努力设法使我能换到工作较轻松的除伍，但除了很少的几次以及很短的期间外，他们的努力几乎是很少成功的。在西伯利亚的漫长岁月中，我的命运注定是要在最低级的险伍中，做最肮脏的工作——用手挖地基，用凿子和铁铲穿破结冰的地面挖掘壕沟，徒手装卸沉重的建筑材料，在潮湿、漆黑的新矿坑中爬行，这儿只要一步不留心或一件意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无论这些工作是多么的残忍，多么的卑贱，多么的不人道，然而，在那些年中，我已逐渐地了解了工作的意义。如我说过的，我时常反省、思考、祈祷，在那些年中，工作为我如果不是惩罚，那么会是什么呢？诚然，我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而有时候几乎还不够吃呢！我的工作有什么价值可言呢？当一个父亲或母亲为了孩子们的三餐，为了改善家庭环境而耗尽了心血之后，多少会有一点安慰，我竟连这样的满足感都没有，我丝毫没有苏联人民所有的挑战、自我牺牲、爱国的感觉。他们离乡背景，抛开了重要的事物，暂时离开了他们心爱的人，志愿长途跋涉来到北极区，帮忙建造工厂，开发新矿区或建筑新小区。而我对于我的工作，却几乎体会不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做的是最卑贱、最普通、最粗重的工作，不需任何技术与头脑，如我们过去常说的：「只需一个坚强的背和一颗谦虚的心。」

    然而，我仍然为我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在那种环境下，只要我的耐心与健康情形允许，我都尽力把我的工作做好，并设法把它做得尽善尽美。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之所以做这工作是天主的圣意，我不是因为斯大林或赫鲁雪夫需要它，才去建造一个新城市，而是因为天主需要它。我所做的苦工并不是一种惩罚，而是在戒慎恐惧中，我努力去完成天主救恩的一种方式。工作，甚至我所做最残酷的工作，都不是天主的处罚，而是走向天主的方式，甚至于是帮助别人走向天主的方式。因此，我不能视这些工作为卑贱的。它是高贵的，因为它来自天主本身，那是他的圣意。

    当然，我的难友们很快的就问我是不是发疯了。如果一个人不要任何骄傲感与成就惑，纯粹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食物而做超额的工作，这为他们是可以了解的。进入监狱几年后，我的体力已经很少能做超出分配给我的工作量，因此，他们不了解我为什么每天还要那么卖力的工作。他们问我怎么可以跟苏联政府的意愿合作？为什么我总是尽力而为而不破坏他们的工作？我怎么可以帮助那些反对天主、轻视我的身份所代表的一切的共产党徒，去为他们建设新的社会呢？事实上，甚至连教友们也会问我，与共产党合作或只是装出与他们合作的样子，这算不算是有罪呢？

   我尝试着给他们解释，我对我的工作感到自豪，与共产党徒因为建立起一个新社会所感到的自豪是不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动机。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参与他们的工作去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为了公益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努力的工作，由于我的劳力而受惠的将是人民——人类。因着我的帮忙从冰层下开发出来的天然资源，可能要使那些需要物资以御北极严寒气候的家庭，或是其它遥远地方人民的生活获得改善，因着这些资源，我曾经帮忙建筑的工厂也能有一天开始生产。因此，如果是这样的，我可以替自己辩护。我的工作为全人类是有益处的，在这方面，我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从事的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同。尤有进者，我了解到，工作本身并非是天主的惩罚，而是参与了天主的创造工程，是一种救赎的行为，在人身上，它是高贵的、最有价值的，就如同在天主身上它是有价值的一样。

    同时，我看到了一个惊人的真理，当天主降生为人时，他是成为一个工人，不是国王，不是勇士或政治家，也不是不可一世的领袖——如同当时一般人对默西亚的错误观念。福音书告诉我们，基督是教师，治愈者，行奇迹者，然而他公开生活的这些活动，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他在世上生活的其余时间，只是一个乡下的木匠和木匠的儿子。祂并未用奇迹来造成椅子、桌子、床、屋梁或犁柄，而是用铁槌、锯子和斧头。祂帮忙他的父亲工作了一段很长的时期，然后祂以一个乡下木匠的粗工来供养祂那守寡的母亲，就我们所知，祂所做的并不是一些时髦的艺术珍品，祂每天在祂的个店里勤奋地工作，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前后总共约二十年。祂做我们生命中所必须做的一切，并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工作，或许，大部分还只是一些枯燥的例行公事而已。我们简直可以说，我们曾经从事过的工作，也都是降生为人的天主所亲身做过的。

    然而，祂并不认为那样做有损他的尊严，相反地，他把人所做的工作恢复到它原有的尊严，使它具有参与天主创造行动的重要功能。天主再一次的工作，而且在第七天休息，对吾主而言，这不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如同政府首长，他们扫一小块人行道，象征开始一项清洁运动，或者在破土典礼中，翻动一小铲的泥土，象征某工程的开工。基督一天接一天地工作了约二十年的时间，为的是给我们立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这些例行的、烦人的工作并不损伤人，甚至是天主的尊严，无论是简单的家庭工作或繁复的工厂工作，都不是不幸或灾祸，而是高贵的、有份于天主救赎工程的工作。如果天主自己也工作，那么工作就不可能是天主的惩罚。基督自己跟我们完全一样，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祂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一个理由。祂不间断地工作了二十多年，超过了祂在世生活的四分之三，是要使我们相信，天主从未要求我们做比天主自己所曾经做过的更繁复、更恼人、更单调乏味的工作，祂要使我们明白，无论是多么平凡与枯燥的工作，假使以天主和永恒的观点来看它，都是分享了天主创造与救赎的工程，事实上，工作是一个机会，使我们每天得以在天主救恩的行动中，去与天主合作。

    基督是木匠，基督是工人，这对于身为司铎的我，真实够大的鼓励了。我现在在集中营里可以继续做神父的工作，但那不是天主要我做的唯一的工作。「我给你们立了榜样，」在最后晚餐中祂对祂的门徒们说，「若我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我的职务不单是在宣讲、治愈、施行圣事而已，如同吾主在世上的生命也不单由祂三年的公开生活而组成的。我被放在集中营中，去做那些如果祂在这里祂也将从事的工作，去立一个如果祂在我的处境中也将立的工作榜样。因为我是集中营里的基督，而工作，所有的工作，任何的工作，都是我宣讲的一部份，都有它的价值。它参与了天主的创造行动，它参与了天主的救恩工程，它不只本身有价值，而且，对其他的一切，它也是有价值的。

    经由它，我不仅为自己创造了救恩——我接受了每天的一切，把它当做是来自天主的手，然后用我的劳力，认真完成它，改进它，再将它奉回给天主。而且，也为别人创造了救恩，至少，我给他们立了榜样。除此之外，我献上我的努力、痛苦，做为他人得救的准备，做为我自己及他人往日过失的一种补赎。在集中营那种可怕的环境中，人们对于工作尊严的观念与了解都失落了，我身为种父，必须充当第二个基督。时时劾刻，我都尽我的能力，耗尽最后一点气力地去从事我的工作。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中，凛冽的风雪中，我必须设法去再一次的证明，基督在纳匝肋二十年的木匠生涯所显示的：工作不是惩罚，而是天主的礼物，他给第一个人类——亚当的，正是这同一的礼物。当祂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他时，把祂放在伊甸乐园里，要他去耕种、看守，充当上主的管理员。

    尽管西伯利亚劳工营是如何的艰难困苦，在那儿我却有过极大的安慰，我可以再做神父的工作了，虽然总是在暗中行事，但是我可以做弥撒、听告解、付洗、安慰病患，为临终者傅油，我可以和他们谈论天主，教导他们有关信仰的事，坚强那些信心薄弱的，帮助那些名义上领过洗，但是想更上一层楼的教友，他们正如福音上的那个人向主要求说：「主，我相信，请你帮助我的不信吧！」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可能是太公开的，劳工营当局对这类传教活动经常感到不悦，苏联官方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他们有法律权威和苏维埃宪法做靠山，苏联法律和宪法皆禁止人民皈依宗教。然而他们的反对并不只如此，他们也深知传教士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当局的观点认为，传教士均是危险份子，不论他们对营中其他人说的是些什么。因而神父们定期要被秘密警察约谈，这类约谈当然我也不能例外。它有一个目的，它是一种心理战术，借着不断地骚扰、威吓、胁迫来提醒你，苏联人民的公敌——神父，是不断在当局众目睽暌监视之下的。

    有时候在约谈中，保安人员会故意暗示你，神父的大部分活动都有通风报信者立即向当局报告。营中充斥着打小报告者，这已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在办公室中工作的囚犯经常可以觉察出来，甚至知道谁是密报者，然后他们会暗中告诉他们的朋友，不要和这种人有任何来往。有些密告者会遭到报复挨揍，我听说有时候这种人甚至会被杀。但是很多囚犯还是认为这些人之所以宁愿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完全是在秘密警察不可抗拒的压力之下才屈服的。这是生活的现实面，人的第一个本能就是要生存。所以有时候囚犯对这样的人会感到难过或装作没这同事，但是平时他们总是尽量避开他，或只跟他谈论些日常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事。这种情形会在囚犯中形成一种不信任感，任何人都不敢相信其他人，除非他们相知甚深。如此可以使得任何形态的组织或阴谋活动更难以在劳工营中存在。

    我相信，安全人员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基于同样的理由，让囚犯们知道，告密者不断在监视神父的行动，使得他们在与一个他不甚了解的宗教团体接触时裹足不前。这种不断的约谈神父还有另一种目的，即可以从中知道囚犯们在谈论些什么。如果他们没有和神父们谈论宗教信仰，他们也不可能只谈论天气方面的事。所以秘密警察千方百计想知道他们私底下在谈论什么，谁是各类小组织的魁首，囚犯对政府未来制度的看法等。对于这类问题，我一概拒绝回答，因为我在卢班卡监狱已和他们充分合作过了。而且，我甚至必须非常留心，不使我在外表上显出和他们合作的样子，以消除囚犯们对于告解秘密的疑虑。当然，这为我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我总得小心，以免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怀疑。

    在一连串的审讯之后，我因为在许多方面没有和他们合作而被判罪。我被分派到待遇最差的工作队，而有时甚至是到受刑队，使我想在营中建立起信仰团体的希望成为不可能。而且我的队伍并不固定，经常变换，食物配给也被切断。我被分发到最破烂的营房，他们剥夺我的一切权利，甚至连我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享受不到。如果营房管理员为了某种理由，把我的名字列在准许享有某些权利的名单上时，马上会有上一级的官员干涉，不让我享受到该项权利，同时，会有一连串的麻烦和约谈相继而来。

    无庸置疑，在这方面神父会受到特别的注意。然而奠基于恐慑和胁迫的一种制度，例如劳工营，不可能只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宗教的小团体上，营内的官员非常担心囚犯们会发生暴动，因而不停地监视囚犯的活动。他们彻底打破囚犯当中的任何群体，诸如：同一国籍、同一语言，或是来自同一个城市，或是有相同的背景，例如同一个大学毕业或参加过同一个政党。然而，由于北极圈劳工营的囚犯是来自苏联境内各个共和国，许多囚犯具有相同的背景，如同一部队、大学、党派等，在休闲时间，安全人员想防止此类群体的形成或相互接触是不可能的。无疑的，这或许是他们为什么要把工作时间延长到人类体力的极限的理由之一吧！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采取混合编队的缘故了。经过混合编队后，囚犯们之间就很少具有相同背景和兴趣的了。这就是为什么队伍要经常变动的原因。最后，这也是为什么在囚犯中有为安全机关通风报信者已成为不宣的秘密的缘故。无论如何，他们要孤立神父，是因为神父们无论在国籍或宗教团体方面都具有领导的潜能，这也是他们实施无神论宣传和宗教迫害的一种必要手段。

    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所有这些安全措施对于一个神父的人际关系的影响竟是这样小。当他自己或在另一随从陪同下出现在营区内时，他立刻会被走过的囚犯所包围。如果在一个新的工作队或新营房或新营区内听说有一个人是神父，立刻会有人想和他来往。他不必走向他们，他们就会主动地走向他。这是一种令人觉得卑微的经验，因为你立刻会察觉，那是天主的能力在工作，而和你自己的努力几乎没什么关系。人们走向你，因为你是神父，不因为你个人做的是什么工作。他们也不总是来求得一明智的指导或神修智慧或一个难题的解答，他们是来寻求圣事的能力，他们来要求赦罪。获知这件事实之后，真令人感到喜乐与谦卑。你知道，他们走向你，是因为他们把你看做是天主的人，天主的代表，从人间选拔并被祝圣，为人类代行那些有关天主的事。你也知道，这加给你一项服务、宣讲的义务，丝毫不应有个人的不便的念头，无论你肉体上感到如何疲倦，或是面对官方的威胁，你必须冒着什么样的危险。就我这方面来说，我无法不在我与囚犯的每一个接触当中看到，现在，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方，天主对我的圣意，天主是以他慈爱的手，在一种奇妙而令人难受的方式下，带领我来到这里的。

    那不总是口头赞美天主和宣传宗教的事。有时候只是对于你营中的同伴表示尊敬，做一点对他们有益的事，不管他自己做了或说了什么，也不管他如何对待你。就是那些特别为了寻求神修指导的基督徒，重要的也不是提醒他们满全身为教友的义务或指出他们行为上的缺点，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同情与精神上的支持。向每天生活在孤单、隔离的凄惨境地中的人们宣讲有关罪、惩罚、地狱之火的道理实在没什么必要。一个神父如果想在这些不幸，而且几乎完至被剥夺人性尊严的人们当中发挥影响力，他必须具有极大的宽容并善解人意。丰富的普通常识，以及在一个问题、对话或与人接触的情境背后能直观、感受到天主的临在，远比神学教科书上的答案更重要。

    来到了卢班卡，我终于了解了，精神方面的一切事物都在天主而非在我们自己手中。在经历卢班卡的悲惨岁月之前，我总认为，在一切有关良心、道德的问题上，我都能有一确定的答案与解释。然而，在我的尝试失败，并在艰苦的方式下认识了天主的真理之后，在劳工营中，我已能谦虚地服务那些天主送到我面前来的人，我们开始了解圣神在我们内缓慢的工作。而多么迟钝啊！当我们开始觉察也是同一个圣神在别人身上工作。我每天在营中工作时，总是一再的感谢天主用我在卢班卡的那段可怕的期间来炼净我，以便我能为这些受苦的人服务。我也感谢祂：由于祂的奇妙作为而领我到了这里。但是最令我感谢祂的理由还是，祂选拔了我成为一位神父，和祂所赐的，我得以再次做神父的工作并尝到了喜乐。

    在每一个营区内总有一些神父，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的来源。那些在营内最久的神父经常会帮忙我们取得为做弥撒所需的东西。他们很高兴在营中有别的神父，也会很快将这消息在囚犯们中传开。这种友谊本身就是令人喜乐的一件事，但它也意谓我们有了办告解和领圣事的机会，得以讨论神修方面的事物和分享生活上的经验。我们在一块儿讨论，如何针对囚犯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给予一个最妥常的答复。这类问题只在劳工营中才会出现，在神学过程中是不曾遇到的。我们也互相规劝，互相鼓励，分享每一个人的祈祷和做简短的话道。虽然并不是什么高妙的道理，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所讲出来的话，经常是十分动人的，而且也最容易激励人。和这些人在一起，亲眼看到他们以言以行来证明他们对天主的忠心，以及日复一日地照顾着天主委托给他们的羊群，真是令人感到无限安慰。

    的确，他们也不全都是完美的，在神父们中甚至也有密报者。我们之所以知道这种事，是因为有些在营区办公室内工作的诚实的囚犯，会把他们所见所闻告诉我们。有时这些神父自己会私下向我们倾吐，他们是如何被迫和官方合作，他们要求我们的宽恕。奇怪的是，这些密报或被怀疑密报的人，却不会被排除于我们的团体之外，他们仍然和我们一齐做弥撒，我们听他们的告解，他们也听我们的告解。这是由于我们对告解秘密的信心所产生的力量，我们也不愿从可以获得恩宠的圣事和倾听天主的言语中离开而转向他人。我们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自己依靠天主和祂的恩宠到底有多少。

    每个营区内也都有一些浸信会的牧师，但是他们很少和我们联系。事实上他们大多是极端反天主教的，有时候他们甚至公开表明对我们的敌意。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经常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团体。他们定期举行祈祷聚会，凭着记忆背诵圣经经文，而且互相教导要对基督充满信心，要抵抗那些反基督的人，即共产党徒和天主教徒。或许是因为他们过于顽强和直言不讳，或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结合紧密的团体，营区官员对浸信会教徒就特别严厉，也倾全力要粉碎这样的团体。我经常为浸信会教徒对其他宗教信徒的态度感到伤心与不解，尤其是在目前的处境下。然而我们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奉献精神，以及他们为他们的信仰所作的基督徒的见证。有些人会觉得他们对其它教派基督徒的态度并不是基督的态度，甚至有伤爱德的。但是如果他们真心相信天主教是反基督的，我们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对我们的恐惧和他们对我们的反应。的确，在其它方面，他们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他们毫不畏惧为他们的信仰挺身而出，为它受苦，在每天的生活中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作证。

    同样，我们谈到我在劳工营中所碰到一些东正教的神父和会士。他们大致说来都不够主动，但是他们似乎都是真正有圣德的人。他们不喜欢辩论，也尽量避免公开的宗教活动，而过着单纯的祈祷和工作的生活。在营房里他们很少和其他囚犯谈话。一些年纪较大的东正教徒囚犯偶尔也会去找他们，并花一些时间和他们做私人的交谈。但是他们似乎想要避免做出任何引人注意或任何可能导致与劳工营权威当局产生麻烦的事情。但是，其他囚犯却很尊敬他们，不去干扰他们，有时也会惊讶他们那种深度的祈祷生活。

     事实上，我们在营区内的传教工作可用「作证」这两个字来概括。因为这里的传教工作，重要的并不是向你周围的人宣传天主和谈论宗教，而是把你自己内心所承认的信仰生活出来。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大都不懂得你这种将生活中的辛劳、痛苦、牺牲奉献给天主的工作精神究竟有何意义，但是他们开始对你的生活态度起了尊重之心，由尊重再逐渐变成钦佩，随后他们就想探究你之所以如此生活的原因了。所以你之所以能够影响他们，主要的并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做了什么，你如何生活。囚犯们对狱方的作风很了解，他们也知道神父经常是官员们找麻烦的对象。然而他们也看到，这些神父却从不愁眉苦脸，反而经常牺牲自己，帮助他人。他们每天毫无怨言，凡事从不首先考虑自己，从不关心他们本身的舒适或安全，努力地工作，甚至经常超出了狱方所要求的工作份量。囚犯们也看见神父们随时准备着要为病人和罪人，甚至为那些咒骂或鄙视他们的人服务。人们可能要说，如果一个神父对这样的人表示关心，那么在他身上一定要具有一种使他懂得人情世故，而同时又可以使他接近天主的修养。这种修养是大多数囚犯对神父的要求。而正是神父身上的这种涵养，引导了他们去遵守天主的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去寻求一种与天主和好的新关系。帮助囚犯重新找回他们多年以来所放弃（或只是忽略）的对天主的信仰，这是我们神父最大的喜乐和安慰。

    那些来自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天主教徒是我们牧灵工作的首要对象，也是任何劳工营「堂区」的核心。他们坚定地持守着他们的信仰，也因为有神父在他们中间，又得以领受圣事而喜出望外。他们传统上对神父极为尊敬，在营区内他们也都尽全力地照顾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的传教工作顺利而有效。他们也把他们额外获得的少量食物和我们分享。我们做弥撒时，他们会在附近站岗监视，当有卫兵接近或有密探出现时，他们会事先通知我们。此外，他们也会把其他囚犯带来和我们认识。当然，他们并不都是最模范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确是有信仰的人。虽然他们并非总是能够将信仰的真理解释得很恰当，以满足那些在苏维埃制度下长大的人们的好奇心，那些人已在学校内听过了太多的关于宗教是荒诞不经的说法，以及对宗教所作的嘲笑和歪曲的解释。但是，囚犯们的确为他们的信仰作了见证，他们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信仰给了人的生命另一个幅度，一个人能够相信在这个可见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某种东西的存在，这样的信仰给了在此环境下的生活一个意义和目的，否则这种环境只会使人产生绝望。正是透过他们的信仰——尽管并不是十分成熟，才吸引其他囚犯走向我们，来寻求对信仰的进一步了解，以便在他们的生活中，也能看到生命的这一层意义。

    在这里没有惊人的皈依行动，看不到奇迹，也没有足以证明圣神临在的感人的祈祷会，我们的宗教仪式也不盛大、光彩得足以引起那些普通工人加入我们团体的好奇心，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上的便利，因为无论弥撒或任何灵修聚会都得秘密地举行，以免遭到当局干预，为天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下这些了：秘密举行弥撒，付洗，为死者送终，随机讲一点道理，为病人傅油，听告解，在营区内散步或踏在冰天雪地的路上前往工作时，做一点低声的祈祷或给你的同伴一点劝告的话。每一件事都是在极深的信仰精神之下所做的。在一方面，神父不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渺小。身为这块葡萄园里的工人，他感觉不出有什么较为有效的方式，可以来影响这些生活在一个公开标榜无神论的国家内的群众；在另一方面，他也能每天感受到天主恩宠的力量，能完全信赖祂的神圣照顾。因此，他的工作就是，将每天别人要求他做的工作尽可能地做得完美，其余的就全部交给天主了。

    在西伯利亚的劳工营中，人们为了生存，必须承受艰苦的工作和不人道的待遇，身为神父，应该给予这种生活一个新的目的和意义。因为他的角色正是基督第二，天主和人间的中保，他应该为他的弟兄，献上他的痛苦和辛劳。他应该接受每天来自天主的工作和痛苦，把它们奉献给天主，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周围那些努力保持着信仰或尚未得到信仰恩赐的人们。这并不会使每天清晨一起床即需面对新的一天的烦重工作变得容易，或是使工作较不消耗体力，而是在这个纯粹为了多活一天的生存欲望之外，给我们的生命加上一个「补赎」和「牺牲」的幅度。这也在我们的铎职上加进一个更深的奉献意义，它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痛苦中加进一个圣事性的因素，它使每一时刻、每一项努力都成为一种铎职性的工作。因为，一位司铎的被祝圣，并非只是为了做弥撒或听告解，他也应安慰病人，照顾临终者，提供安慰的话语和灵修智慧给那些需要的人。祝圣司铎典礼上的经文说：「每位司铎都是从人间选拔，被祝圣来为人们行那些有关天主的事。」而有关天主的事就是每天生活中一切的喜乐、工作和痛苦，无论它们看来是如何的沉重、烦人、无变化和微不足道。为他的同伴将这些事情奉献给天主，在他周围的人面前，为天主的慈爱和圣意立榜样、作见证，做一位殉道者。经历了卢班卡监狱多年的隔离与孤独之后，在北极圈西伯利亚劳工营内，我得以在肉体的疼痛与折磨，精神的悲伤与失望中，重新展开我的司铎工作，这真是我的无上的安慰和喜乐。

从进入苏联的第一天开始，到离开那里为止，我一直怀着同样的目标：帮助人们找到天主并获得永生。至于这拯救人灵的工作会如何进展，将采取怎样的一种方式，却从开始就不太明朗。然而我并不被这种晦暗所困扰，因为无论未来会有什么可怕的遭遇，我当时对于主慈爱的照顾具有十足的信心。在苏联境内的二十三年内，我始终确信，天主要我在那里，无论我做的是什么，有意义与否（从人的观点看），这些都在祂的圣意之内，祂要用这种方式来加深我的信仰和对祂的依靠。我正在承行祂的旨意，正在设法完成祂每天所对我的要求，这思想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只要天主偕同我，终究不会有任何邪恶临到我身上。这听来多么简单，事实上它就是如此简单。然而并不因为它的惊人的简单性，而有损于它的真实。正如许多伟大的真理，当我们设法用普通的话语来描迎它时，也似乎总是显得天真、孩子气般的简单。例如，对于天主的实有和祂的照顾的信仰，不就是指的要理问答上的一句简单的叙述吗？「人的被造是为了赞颂、钦崇、事奉天主，并透过这种方式来拯救他自己的灵魂。」而这就是隐藏在人类存在背后的一条最伟大的真理。

    起初，我对于我在苏联的那些日子中所将碰到不幸与痛苦，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而已。当时，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否随时准备为我的信仰受苦和牺牲，我想我一定会回答说：「是的！」这句话是很容易说的，因为当时我对未来所要面临的威胁并不清楚，因此信心也就显得特别坚强。老实说，我真的不大在意我在苏联所要面对的困难。我发现这句话太容易说了：「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祢手中。」我相信天主将会保护我，只要我尽力去承行祂的圣意。当时，我不曾停下来反省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痛苦中所说的这几个字，是祂在尘世中的一切苦难与工作之后的总结论。

    我们通常不喜欢去想到痛苦和不幸的遭遇，也尽可能地要避开它。我还记得，当我小时候，总是讨厌人家在讲道和退省中提到吾主的受难史。每当教理老师或退省神师要描述基督所受的痛苦时，我总会毛骨悚然。他们讲的似乎很生动，但我觉得这种描述无甚用处，没有任何意义。「痛苦」的念头总令我厌恶，不管是在耶稣受难史中的或在我们生命中的。生命在我看来是太高贵了，不容许有痛苦的扭曲和破坏。因此，我不愿从耶稣受难史中听到痛苦，我只想从中听到某些别的东西，我要在基督的苦难中寻求某种其它方面的意义。我想我第一次发现生命中含有痛苦的成份是在乌拉尔山区的木材营区内，因为我在那里首度遭受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我在那儿开始了解到，痛苦与不幸也包含在更广的传教意义之中。

    我之所以来到苏联，是因为我想来吗？不，我来，因为我确信天主要我来。而我的前来，我的承行天主圣意，这本身已意谓着牺牲了。因为它意谓了我必须离开我自己的国家，离开我所认识和共事的耶稣会弟兄，离开我的家人和朋友，以及在我生命的头三十年间所熟悉的一切事物。总而言之，它意谓着我必须和以前我所认识的、所做的一切切断关系，使自己去适应一个全然新的、陌生的、困难的，充满艰辛痛苦的生活，以便推展我的传教工作。许多人也被要求并且做了同样的牺牲，如传教士、军人、结婚的夫妇、初次离家的青年人等。这种牺牲是对任何一种圣召的初次考验，经由它，他被召叫来承行天主的旨意。先知们会指着基督说道：「在你书卷的第一页就提到了我，我来为了承行祢的旨意。」这构成了他的生命和他的圣召的主要部份，同样，这也是基督徒圣召的主要部份。只有借着痛苦和牺牲，忠实地去承行天主圣父的旨意，我们才可能听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祢手中。」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苦难呢？为什么一定要有痛苦和不幸呢？难道天主也充满了恨，非把痛苦和不幸加在那些跟随祂的人不可吗？这答案不在于天主的意愿，而在于我们所住的世界和我们是否努力遵循祂的圣意。基督的生活与苦难是有救赎性的，在救恩计划中，祂的传教工作目的在于恢复一切被罪恶所破坏之受造物的原来秩序与和谐。祂对天父旨意的完美服从，拯救了人类的第一次以及随之接踵而来的对天主圣意的反抗。圣保禄宗徒说：「一切受造物不停地呻吟、受苦直到现在」，等待着基督的救赎，以恢复天主和祂的受造物之间的本来关系。但是基督的救赎行动并不能自动地恢复一切受造物，它只是使人的得救成为可能，它开敲了我们的救恩之门。就如所有的人都有份于亚当的背叛，同样，所有的人也都必须有份于基督对天主圣意的服从。只当所有人类都参与了他的服从时，救恩才算完成。因此，这个世界并没有因基督的救赎，而在一夜之间突然完全政变，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去寻求效法基督的榜样，而就是这个不完全的世界在折磨着我们，正如它也折磨了基督一样。所以，并不是天主把痛苦、不幸加在我们身上，而是这个尚未完全被拯救的世界使我们受苦，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不完全的世界中努力去承行天主的圣意，我们必须参与这个尚有缺陷的世界的救赎工程。

    那是在乌拉尔山区的木材营区内，那些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波兰和犹太难民，他们首先对我的生活方式，对我所认为的合乎我良心的工作态度提出了责难。他们问：「你在为什么而工作？」，「你如此卖力，为了证明什么？」，我知道他们不会了解我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工作，为什么要来此受苦、挨饿，在半结冰的河流或冰天雪地的森林里整天工作着，有时还要排上几小时的队伍以赚得一点额外的面包，忍受彻夜的工作，而且衣衫褴褛，住屋简陋，我如果向他们说，我是为了传教，我如此做是为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在天主圣意的驱使下随时准备为他们的需要服务。他们怎么会了解这些话呢？然而，这正是我来此的真正理由。从纯人性的观点看来，我在苏联的停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愚笨、最无意义的一项举动。但是我却认为，这些工作上的痛苦，生活条件的简陋，也都是构成我整个传教工作的一部份。我不能将世上的实际事物从天主的圣意面前移开，因为所谓承行天主的圣意，是要从我们每个人、每天于此世上所碰到的实际事物中去实践的。

    在被审讯的那五年时间，我精神上所受的痛苦（甚至超过肉体上的痛苦）是与日俱增的。曾经有许多次，我在极度的痛苦中，几乎要相信我已经被天主舍弃，几乎看不见我来此的目的了。后来来到了劳工营，我就比较容易能将我的一切痛苦、缺点、软弱放进传教的范畴中，将它们视为传教工作本身的一部份。那时我开始反省到，如果离开天主的旨意，那么我们在牧灵工作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变得一文不值。而相反的，有些行动看起来毫无价值，但其本身却是具有救恩性的，能帮助地上天国的成长，因为它们是在服从天主的旨意之下而做的。甚至这种行为也会成属别人获得恩宠的来源，因为它们参与了基督施恩于众人的工程。这种思想支持着我，使我得到了喜乐，同时也催迫着我更努力地工作，使自己和天主之间有一个更完美的沟通与交往。

    人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是去承行天主的旨意，这样简单的真理却包含了无数的资源和宝藏，足够我们一生受用不尽。一旦你学会了彻底地以这真理来生活，在这真理的光照下来看你每天的活动，这真理就不仅是你永远得救的根由，它也会成为你在此尘世生活的喜乐和幸福的源泉。我强烈地体验到，当人的意志和天主的意志联结在一起时，它就能在基督拯救人类的工程中扮演一个相当的角色。天主的恩宠能将看来毫无价值的人类行为转变成有助于拓展天主神国的力量，这种奇迹似的能力真叫人汗颜至极，叫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卑微。而且它还可以把一种莫可言喻的平安与喜乐带给那些尚未尝到以及那不相信会有这种平安与喜乐的人。

    在这个被天主的神圣能力所感动而产生的对灵魂的微妙洞察中，存有真正内在喜乐的根由。只要这种洞察持续着，只要灵魂不致于看不到这伟大的真理，那么在人类受试炼和痛苦的最黑暗、最严重的时刻中，就不断会有随之而来的内心的喜乐和平安。艰苦的环境并不因此而不存在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也不因此而从人的意识中消失。反而它们成了助长喜乐、平安和使人更贴合于天主圣意的方法。因为它们被视为是基督苦难的延续——这时它已不是我小时候所认为的那种令人反感的、扭曲的、毫无意义的血腥屠杀行动，而是有目的的，有救恩性的治疗行动，经由它，此世界得以和天主重新和好。这种痛苦的遭遇，给灵魂带来了更深的平安。因为由它产生出了救恩，甚至最后要征服罪恶、痛苦和死亡。圣保禄说，由于人类最初的不服从，罪恶进入了世界，而因为罪，死亡也随之而来。因此，只有借着人的服从，即顺从天主的圣意，然后罪恶、痛苦和死亡才能被取消。

    这种由于承行天主圣意所产生的平安与喜乐，是不能光靠要求就可得到的。依我看来，不将救恩、传教和圣召的视野扩大，就不可能对痛苦有一个适当的了解。无论如何，就我这方面来说，我是经由不断的祈祷，设法经常将自己的生活呈现在天主面前，设法把一切事情都视为天主的圣意之后，才学会了这一点的。这并不是容易的，而我也不总是能够成功。在乌拉尔山的艰难日子，卢班卡的可怕岁月，以及劳工营的长期煎熬之中，我心灵上的内在挣扎没有片刻停止过。无论灵魂感觉到如何地接近天主，无论由于意识到祂的不断临在而感到如何地幸福，然而实际的生活却总是在你身边，一点也没改变，它总是要求你的承认，要求你的接受。我已经不断地学会了接受天主的圣意，不是按照我所希望的样子，也不是按照它从前的样子，而是按照它此时此刻的实际情况。经过这一番奋斗之后，灵魂的成长和对祂的圣意的更进一步的接受竞因此发生。

    当然仍是会有疑惑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濒临绝望。那时并不是「理由」支持了我，而是信德。只有通过信德，我才在每一环境中发现了天主的临在，只有经由信德，我才能透视祂的救恩的奥秘。不是以任何方式的质疑，而是在他要求我们的方式中去与祂充份合作。在这个时候，于不同程度的成功之后，我瞥见了祂的领导一切事物的全能照顾，由于这一领会，我把不断徘徊在心中的疑惑和恐惧一扫而空。所以我从尝试错误中学会了，如果我想保有我的平安与喜乐，我就必须不断地求助于祈祷，求助于信德的眼光，求助于谦卑。因为如此可以使我了解我的努力的微不足道，我是多么地需要天主的恩宠，即使是祈祷和信德本身。

    然而这并不是容易的，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已经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精神体。饥饿可以挫折我，审讯可以困扰我，身体上每一个关节的疼痛和北极区特别长的残酷工作之后的疲倦可以使我完全崩溃，完全失去勇气。如果你没有实际经历过这种痛苦，你自然比较容易看出痛苦在天主的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只有在与这种感受的奋斗中，才能产生成长。每次战胜了挫折，就会在精神上增加些许的勇气。每次成功地在事情后面发现了天主的临在，无论如何短暂，都会更容易在看来似乎毫无意义、艰难、痛苦的新的一天中再次把握到它的意义和目的。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我逐渐经验到天主的能力是显示在受难的奥迹中的。为救灵魂，由痛苦所构成的牺牲是必须的。那些被召做传教工作的人也都要遭遇到同样的牺牲。然而痛苦和牺牲却也伴随着精神上的深度喜乐，因为在这些痛苦中，我们看到了天主在一个受到挫折的人身上完成了祂的圣意，看到救赎的伟大工作在进展着。如果你只是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牺牲和痛苦，你的态度将是尽你所能地避免这些痛苦，因为痛苦本身永远不可能令人欢迎的。但是如果你了解了痛苦在天主救赎宇宙和每个人的灵魂的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你的态度一定会改变。当痛苦临到你身上时，你不会再规避它，反而会接受它，视之为天主给你的恩宠。你在它内看到基督借着它在向你讲话。在这一层领会之后就产生了喜乐和渐增的希望。而且也会逐渐对别人产生同情心，希望他们也能得到帮助，而了解生命和它的试炼、喜乐、痛苦的真正意义。内心燃起了这热火后，灵魂就会不断地渴望着要将天主恩宠的奇能通传给每一个人。在这渴望的热火之下，他看不到界限，为他的活动他感觉不出有什么限制。虽然所获得的成果，实际上都超过了人的努力，但是，燃烧着热火的灵魂却毫不在乎实际的成果。为他最重要的是保持这热火的继续燃烧。因此需要每天不断地祈祷，不断地在每天所遭遇到的痛苦中去看出这些真正具有救赎效果的工作，去分担基督的救赎行动。

    尽管每天会碰到许多障碍，在将这热火付之实践时会遭遇许多的因难，但这些都无法使一个因领会了痛苦的意义而具有此种热火的灵魂灰心。因为他知道，人们的真正皈依需要他更多的祈祷，需要更坚忍地信赖天主，以及更多的试炼和牺牲。这个与天主不断交往的灵魂很自然地会意识到，在天父的眼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传教工作完全顺从于祂的圣意之下。然后无论祂说了什么，或给人什么建议，都将成为具有最高价值的，这不是由于人的努力或人的智慧，而完全是天主的作为。

    在西伯利亚劳工营的那段看不到终点的疲惫日子中，我总是习惯地反复反省着这些思想，使我意识到我对天主的义务，因此我尽最大的能力去完成我每天的工作、祈祷，也尽力为我的同伴囚犯立一个榜样，以言以行去帮助他们看出，即使是在这个冰天雪地的荒原中的这些最悲惨的日子里，在促人上天国的早日实现方面，也是有其作用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人的遭遇不在天主的视线之内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被造，都是为了赞颂、钦崇和事奉天主，并透过这些方法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帮助别人的得救。任何行动，只要我们能将它看做是从天主而来般的去接受它，并在实践中去符合祂的圣意，那么无论那行动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它都和救恩有关，它都参与了由基督的苦难所开始的救赎的伟大工程。

    反省到这些真理，令人感到安慰，而且不只如此。它也为我在西伯利亚劳工营中所遭遇的痛苦生活，开殿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我似乎看到了在我四周的那些被蹂躏、被摧残的生灵的再度兴起，看到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教会的来临——但愿有足够的工人来为这天主的葡萄园工作。一个完全由充满牺牲和奉献精神的男女所构成的教会正在这里形成。一个由迫害和挫折所形成的教会，有如火炉中被试炼的黄金。一个由新领袖所组成的教会，他们是劳工营中的生存者，以及那些虽生活在一个好战的国家内，但仍然知道如何将这些事物全心依靠天主的人，虽然或许不能公开敬拜天主，但是仍然完全地将他们的心灵连结于这个被称为基督奥体的教会内。或许这就是以色列人所称的「遗民」。一群以喜乐来接受迫害的人们，可以在他们的试炼和痛苦中看到基督徒真实的救赎他们周围世界的工程，他们发现，他们就如同福首书里面所说的「酵母」一样。「因为谁知道上主的心意，或有谁做过祂的顾问呢？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吾主上主这样说，如同上天距离下地有多高，我的道路离你们的道路也有多高。」或许，在天主的照顾下，可能会从基督奥体内的这种痛苦中，获致某种崭新的、宝贵的东西：热诚的基督徒，他们怀有一种新的虔敬理想，将尚在人间的这个由人构成的有形组织——教会，完全奉献给天主。在天主的照顾下，这个在迫害下的教会——即这些受苦的基督徒，不断地丰富了此地上教会——基督奥体的生命。

    有时我在想，那些不曾被剥夺过做弥撒或望弥撒的人，不可能真正领会到弥撒是怎么样的一种宝贝。无论如何，我现在知道在苏联的期间它对我和我碰到的其他神父们的意义；我知道我们为了有机会做弥撒必须做多么大的牺牲和冒多么大的危险。在营区内我们经常饿着肚子，每天所获得的食物也仅仅勉强够我们维持生命而已。但是我亲眼看到好多神父为了守圣体斋而放弃早餐，空着肚子做着粗重的工作直到中午，因为中午在工作场所有一段休息时间，这时间是我们在一起秘密做弥撒的最好机会。我自己也经常这么做。有时由于警卫监视得太严密，我们不敢冒险在工作场所做弥撒，我仍然把早餐时藏在口袋内的面包留到晚上，当我回到营区内时才做弥撒。再者，北极的夏天特别长，我们白天工作的时间变得最长，而晚上睡觉的时间也变得最短，我看到神父和囚犯们剥夺了自己肉体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在起床钟响之前，当其他人尚沉醉于睡梦中时，他们就起床，为了参加在安静的营房内所举行的秘密弥撒。在某些方面，我们像是在过着初期基督徒的地窟生活。如果我们被发现做弥撒，将会招致严厉的惩罚，而且营区内到处都是密报者。但是弥撒对我们太重要了，实在值得我们去冒这样的危险和做这样的牺牲。我们看重它，我们期盼它，为了参加弥撒，我们简直可以做任何事。

    当我在罗马的俄罗斯学院时，梦想着能有机会到苏联，我也常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做弥撒我该怎么办。学生时代，有时候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罗马，由于它的地窟，更容易激励我们去讨论这问题。但是那时我们的推想多少有点罗曼蒂克。我们每天在罗马学院参加弥撒，就加我们从前在修道院和耶稣会院里所做的一样。我们在那里准备被祝圣来做东方礼和拉丁礼的弥撒。弥撒对我们这一批未来的神父有一特殊意义，但是我们却一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并非只把它视为众多礼仪中的又一个，至少为我，弥撒总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是我每天跟吾主做深度接触的时刻。但是由于每天要参加弥撒太容易了，它总是在那儿，是每天的功课之一，因而将来有一天做弥撒会有困难的想法，的确只是个白日梦。它只是你谈话的题材，只是你在教难史中读到的东西，而不可能是你会遭遇或经验到的事情。我还记得我在晋铎后首祭时的激动，我已能以我自己的双手重演加尔瓦略山的圣祭，我一想到我已被从人群中选拔出来，为行那有关天主的事，并且最后耍实践基督在最后晚餐给祂的门徒的命令：「举行这事，为纪念我」时，我感到莫可言喻的喜乐与荣幸。从我晋铎那天开始，经过了在亚伯丁几年的平静生活，和随着苏联的占领波兰所造成的剧变，我没有一天的生活不是以奉献弥撒开始的。

    那是当维克多种父和我乘坐火车从耳弗夫前往乌拉尔山的木材营区的长途旅行中，我们不能做弥撒的白日梦第一次成了事实。那时我才首次经验到不能以奉献弥撒来开始一天的生活的真正感受。我们随身携带了面包和葡萄酒，以及装有圣爵和弥撒经书的小皮箱，以便做弥撒之用。然而，在那挤满了工人的车厢里，没有人知道我们是神父，而且我们也发现，以那车厢拥挤的情况要做弥撒实在有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在每个可以利用的时机，尤其是沿途的每一停车站，我们可以离开车厢去散散步放松筋骨或是买一些吃的东西时，我们就抓住这种机会一起举行弥撒。到了木材营区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原始、粗劣的营房生活，同样也很难做弥撒。在开始时，我们担心被揭发，我们也不知道如何以神父的身份被接受，因此我们只有在独处时才一起做弥撒。但是如果我们要等到晚间才离开工人，躲到营房安静的一角举行弥撒，那就意谓了我们必须整天守圣体斋，并且跟着木材工作队做一整天的工作。而每天早上，由于每一个人都在准备出去工作，营房内乱烘烘，很难找到为举行弥撒所需的一段收敛心神的时间。因此，我们并没有每天做弥撒，但我们仍然每天保持圣体的供应，以便我们至少可以每天领圣体。

    在乌拉尔山的木材营区内，做弥撒的困难和危险成了事实。那时我们开始做这件或许我们以前就该做的事，我们开始准备我们自己来做弥撒。我们担心会遗失弥撒用具箱、圣爵或弥撒经书，但我们已决心，只要我们有面包和酒，我们就要设法以某种方式来做弥撒。晚间，当其他人在聊天、看书或打牌时，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轮流诵念弥撒经文，直到我们都能熟记并心领神会为止。在随后的那些年里，我经常感谢天主利用乌拉西山木材营区的这段时间来磨练我，给我恩宠，准备我能迎接未来艰难的岁月。

    几个月后，当维克多神父和我已经适应了营房的生活方式后，我们已能找到愈来愈多的机会做弥撒了。例如，我们一起出外散步，走进森林，然后在伐木后残余的树头上做弥撒。我不能不设想，这森林是多么像一座大教堂；一排排高大的树木拱护着我们，出奇的宁静，四周的自然美景，以及麦天寂静的银白色大地。当我们为充满在内心的许多意向献上这加尔瓦略的永恒牺牲时，甚至连时间也似乎静止不动了。在这些意向中当然免不了会想到这个曾经是基督徒的国家，伹如今这里却有着数以千计被摧毁的沉默教会。为了它，我们以神父的身份秘密地前来这里工作。只要我做一天神父，在有生之年，我永远忘不了在乌拉尔山森林中的那些弥撒。

   有时候维克多神父和我则坐在两个相对的床缘弥撒。当我们诵读弥撒经文时，我们假装是在读书或轻松的闲谈。在营房内我们不能使用圣爵，所以我们的杯子就是一个普通喝水的玻璃杯，我们的面饼就是一小片发酵的面包。如果有人停下来跟我们聊天，我们会设法尽可能赶快但愉快地结束和他们的交谈，然后再收敛心神继续我们的秘密弥撒。我是和木材工作队在外面工作，但维克多神父却在公司办公室做会计，所以他总是用圣爵布将圣体包起来放进一个小皮夹，然后带在他外衣的口袋里。以这种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做弥撒，至少我们可以每天领圣体。后来，我们和一位妇女成为朋友，她是负责营房内的清洁工作。我们有时将圣体小心地藏在她的小私人办公室和房间内的一包衣物里。我们后来知道她是天主教徒，而她在许多方面也帮助我们。她对她房间内能留有圣体，在她所住的屋内也住着她所崇拜的主这件事，感到极大的喜乐。

    我知道，你无法向那些不信的人解释这种事，我担心。甚至为许多基督徒，他们对圣体是生命之粮的了解也仅止于福音中耶稣所使用过的富于诗意和象征的话而已。然而当时它对我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维持生命的资源，在这个爱和喜乐的圣事中，我们能把基督的体和血做为我们精神生命的食粮，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何等重大。这种经验是很真实的，你可以感受到它对你的心灵，对你每天的生活的作用。对我们而言，它是生活中的一种必需品，它养育了我们灵魂的生命，就如我们每天也需要面包来维持我们的肉体一样。而在乌拉尔山这些遭流放者中却有许多人被剥夺了这项权利，并且对它表现得漠不关心。当然我毫不怀疑，天主也以祂自己的方式照顾着这些精神上饥渴的人们，正如祂以一种特殊方式照顾我们一样。我们有谁能完全了解天主的路呢？，对我们而言，这生命之粮，这圣体圣事，真正是我们与祂合一和与那些我们渴望带领他们到祂面前的人们合一的源泉。

    在卢班卡五年的漫长日子中，我比从前更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我被剥夺了这个精神食粮和合一的实体。我开始在祈祷中转向天主，整天经常做一些与祂神交的活动，但是我仍然真正渴慕能再一次接受祂到我内心。虽然每天我都在记忆中默念弥撒经文，但有时候我却认为，这些经文只会强化我被剥夺领圣体的感受而已。在那些痛苦和避迫、黑暗和屈辱的日子里，我知道我极度需要这生命之粮来提供我力量之源，但我却无法得到它。我祈求天主，我和祂交谈，并要求祂的援助和力量，我知道他与我同在。这一切我都做了，但我还不能以我的双手拥有它，我不能有祂圣事性的临在，而这对我的不同是很实在的。在那些年中，我灵魂的饥渴就如我不断经验到的肉体的饥饿一样真实。从那几年起，我经常在想，如果我能够以某种方式领受那生命之粮，我可能就不会败得如此彻底，可能就不会濒临绝望的边缘。

    当我来到了西伯利亚劳工营之后，为我最大的喜乐就是我可每天做弥撒了。神父和囚犯们都尽其所能并极愿冒险来获得这圣事的安慰。为那些不能参加弥撒的人，我们每天祝圣面饼，并安排分送给那些想领受的人。当然，在营房内我们被发现的危险性大增，因为缺乏隐秘性而且有许多密报者。因此，我们大都利用每天中午休息时间做弥撒。尽管有这额外困难，每人都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守严格的圣体斋，放弃吃早餐的机会，并空着肚子工作了整个早上，然而没有人抱怨。在一些小团体里，囚犯们三五成群地偷偷进入指定地点，在那里，神父穿着褴褛的工作服，蓬头垢面地在凛列的寒风中为他们做弥撒。我们则在做仓库用的透风的小木屋或挤在建筑工地地道内泥泞不堪的一个角落做弥撒。神父和囚犯的高度热心构成了一切，没有祭台、蜡烛、铃子、鲜花、雪白的亚麻布料、彩色玻璃杯和暖气，这些甚至连最穷的堂区也能提供的。然而虽然条件如此恶劣，这里的弥撒将带你接近天主至超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程度。在用来权充祭台的木板、箱子或石块上所发生的事实，穿入了每一个灵魂的深处。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弥撒的进行，由于担心被发现所引起的忐忑不安，却丝毫也不能夺走那一小块面包和几滴葡萄酒所成的圣体圣血，在灵魂上所产生出效果。

    多次当我收起吾主会经躺卧过的手巾，擦干用来做为圣爵的玻璃杯或锡杯时，我强烈感受到我已为这个无神国家的人民完成了某种极有价值的事功。在这里，就是由于弥撒后的这种思想，使得我的苏联之旅和我所忍受的痛苦似乎完全变得有价值和必要。没有任何其它的激励比为这些基督善牧的羊群中最可怜，被剥夺得最彻底的份子做弥撒能更加深我的信仰，能给我更丰富的精神鼓舞的了。每当我想到，在这块最荒凉的土地上，祂是如何找到一条路来引导和喂养这些失落、流浪的羊群时，我的情绪经常会激动良久。所以我从不让一天过去而不做弥撒，它是我每个新的一天开始时的第一件事。我愿竭尽所能，忍受任何的不便，冒任何的危险，形成生命之粮食来供这些人享用。

    弥撒用的饼和酒是由北极附近城镇的百姓走私给我们的，但是它们通常是一路由乌克兰来到了这里的。事实上在西伯利亚商店不可能买到弥撒酒，因为那儿所卖的酒都不够纯。由这些劳工营生还的人，他们回到乌克兰的老家后，通常都会送一小木桶的弥撒酒（约一加仑）给营区附近城镇中他们以前所认识的朋友，然后再在一些好心的卡车司机的帮忙下，利用他们运送建材进出设有栅栏和警卫的囚犯工作区的机会，设法把酒走私给神父。事实上，走私货品进入营内的事也可以说是经常性的，如伏特加酒和食品也都是用这种方式，由镇上可怜这些囚犯的居民运送进来，所以不只是弥撒酒可以经常到达我们手里。夜间班经常是偷运货品较佳的时机，因为夜间警卫通常没有白天警卫森严，夜间只有少数囚犯充当维护人员在那里工作而已，因此警卫人员很少，安全戒备就大为松懈。

    乌克兰，波兰或立陶宛境内尚未被捕或已从劳工营被释回到家乡的神父，照例都会负起照顾那些尚在劳工营中服刑的同道。而修女们在帮忙这些被囚神父的工作方面，也常可以发挥惊人的作用。依照营房的规定，每一位囚犯一年有两次写信给他的家人的权利，而且当获得保安首领所提供的准许时，囚犯偶尔也可以收到包裹，通常的限制也是一年收到两个包裹，因此，营内的神父可以把他们所在的地方通知他们的亲戚，并在信中暗示家人，将他们和其他神父的情形告诉在故乡的神父们。因为在乌克兰和其它被占领的国家内，神父都受到严格的监视，因此，通常都是修女们设法照顾被放逐和坐牢神职人员的需要。修女们在修道院被关闭之后，许多人都设法在当地医院找到一份工作，而就是她们供应营中神父们面饼、酒和弥撒经书。经书的一部份书页是和报纸混合用来做包装纸，另一部份则用来包面饼。安全人员对包裹内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废纸常不太注意，但有些书页也会自然地失落或被丢进垃圾桶里。然而，在办公室做工友的囚犯会留意，在这些被废弃的书页被焚毁之前找出并挽救它们。只要你答应把包裹内的东西分一点给他们，这些做工友的饥饿囚犯，无论是否是基督徒，他们都很乐意帮忙，并如此骗过劳工营当局。

    弥撒酒则有一点麻烦，但如我说过的，修女们把酒途到附近城镇的某些特定的人那里，然后再以不同的方式和经由不同的人，少量的酒会被偷偷送入营内，即使要冒被捕和被判刑的危险，教友囚犯们仍很愿意和我们合作，帮忙我们保持对营内各地区弥撒饼、酒的供应。结果，营内每位神父每天都可以收到做弥撒时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他需要某东西，只要他开口要，别人就会尽可能地供愿他。因此，营内通常似乎不能解决的情况，一位神父只要告诉别人他想做弥撒，任何问题都可办到。而我们就真的办到了。

    虽然如此，但营内的弥撒也只在采取高度的预防措施之下才能举行。因为囚犯们不断在营房内走动，每个工作队里都有密报者。进入非你自己的营房也是被严格禁止的。只要有人发现你不属于那里的，你立刻会被要求离开。并非是警卫要如此严格，而是囚犯们自己采取的防范措施，因为老练的窃贼随时在等待机会偷东西，偷任何比自己所拥有的更好的东西。如果我们有几个人聚集在营房内，警卫就会怀疑和注意这种小团体，并命令每人同到营房内。

    在营房内做弥撒既困难又危险，因而倘非有紧急需要，我们很少做此尝试。做弥撒时，我们是挤在一个漆黑的角落，几个友善的囚犯站在走廊帮我们看守，当有警卫接近时，他们就通知我们。我们一看到他们的信号，就急忙将圣体和圣血吃掉和喝掉，人员并且迅速疏散。事实上我只被抓到一次。三个警卫，显然是由密报者所引导，突然冲进营房的角落，并直接向我们走来，我正和几个同伴坐在那儿做弥撒。他们命我们起身站在一边，然后就开始搜查。他们把圣体屑丢到地板上和床铺下各种破瓦片之中。然而圣血却得以安然无恙，因为用来做为圣爵的那个锡杯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另外又有几个锡杯，我们一直用那张凳子来当祭台。每位神父在他的劳工营生涯中多少总会经验到同样令人悲痛的事，至少说，那是很令人难过的，因此使得我们每次做弥撒都战战兢兢，唯恐有被发现和亵圣的危险。

    因此，我们通常比较喜欢在工作地做弥撒，即使那意谓了我们得整个早上守圣体斋，而且还要放弃午餐时特准给囚犯的一点点宝贵的休息时间。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能邀请太多的人来参加弥撒，以免引起每天在当地工作的一群人对于我们活动的注意。我们经常选择离工地至少十五分钟路程以外的一间小木星或厂房的一角来举行弥撒，而且我们也必须准时开始，以免回来时赶不上上工的时间。由于有这些问题，使得许多囚犯不容易参加我们的弥撒，所以只要情况许可，我们会额外多祝圣一些面饼分送给这些囚犯。有时我们只能在晚上回到营房后，在吃晚餐前才能见到他们。而这些人事实上已守了整整一天的圣体斋，他们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未进任何食物，而且还要做这种使人筋疲力竭的粗重工作，他们如此做只是为了能领受圣体。圣体圣事对这个悲惨之地的囚犯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一些极稀罕的假日，囚犯们可以在营区内休息，但在这样的日子举行弥撒反而是最困难的。虽然，如果我们得以找到某种藉口在营内聚集的话，这是最容易为大群囚犯做弥撒的机会，而我们也偶尔冒险做这种大弥撒，尤其在这日子正好碰上一个特别的宗教庆节的时候。但是通常在这些假日，我都是一大早在大多数囚犯尚在睡梦中的时候，就半躺在床铺上做弥撒。前一天晚上我已经从营内的诊所或消毒室取了面饼，因为有些朋友在那里工作，他们为神父们把酒藏在那里。我躺在床铺上，手中拿着用白布包裹着的麫饼，然后在心里默念着弥撒祷文。在这种情形下，我必须在起床号响起之前做完我的弥撒，然后在起床号响起之后所随之而来的那阵大骚动的掩护下，我得以向其他人送圣体。我屡次对这些人的虔诚感到惊讶。他们大都也只受过很少的正式宗教教育，为大多数人，他们除了父母或祖父们所教给他们的一些简单的经文和要理之外，对于宗教的其它知识就知道得很少了。然而他们的确相信，而且为了参加弥撒或领圣体所得到的内心的慰藉，他们也愿意做出许多我们从未听过的牺牲。

    营内的基督徒囚犯对神父们通常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他们把大部份空闲时间都试图花在他们的同伴身上。即使那些并不主动履行他们的信仰的人也经常喜欢把时间花在神父周围的团体上。他们尽可能地保护、支持、鼓励神父们，他们多少感觉到在这方面的义务。有时他们甚至会把自己已经不够的食物拿出一部份来给神父，让神父有额外的食物。他们说，他们为他做这种牺牲只是为表达他们对天主的信仰，和感谢天主派遣了一位神父在他们中间。的确，基督预许给那些为了祂而离开父亲、母亲，家庭和国家的人的百倍赏报，我终于在这里看到了。不是以什么奇特的方式，而是透过这些慷慨的信徒所做的微小而持续的帑助，我们获得了报偿。虽然他们的牺牲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这却是他们为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一部份。

    在西伯利亚劳工营中，每一个人的最大心愿就是能活着回去。每人心中所怀的秘密希望是，通过这一切考验之后，最后能看到自由。尤其对那些有家、有爱人在等着他们回去的人，要活下去、要生还，这生存的本能就成了他们每天，每个小时的最强烈的动机。他们既盘算着他们的刑期少了一天，他们也盘算着他们的生命又少一天。没有人愿意——即使他的严酷的敌人亦然——远离他所爱的一切而不幸地死在这里。然而他们知道，每过去一天，他们就又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向死亡迈进了一步。

    就是为了这些人，我被选拔，被赋以权柄，将生命之粮带给他们。「谁不吃救的肉，喝我的血」，基督对祂的门徒说，「在你们内就没有生命，那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必有生命，而且要有更丰富的生命」。这些人，凭着单纯而直接的信仰把握了这条真理，值得深深地相信它。虽然他们不能像神学家那样地来解释它，但是他们接受它，依它而生活，并愿意在一个已几乎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生活中去做志愿的牺牲，只为了获得这生命之粮。弥撒和圣体圣事对我是一个极大安慰的泉源，它们是我的力量，喜乐和精神滋养的来源。但是那是在我了解了圣体对这些人的重要和他们为了获得它愿意做出怎样的牺牲之后，我才感觉荣幸，感觉到精神为之一振，并驱使我尽可能给他们带来生命之粮，只要他们愿意的话。没有任何危险，任何不便，任何报复可以阻挡我每天为他们做弥撒。「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件事」。每天，在许多方面，劳工营内的生活对这些人而言就是一个加尔瓦略，那么为了每天在弥撒中给他们再一次奉献这加尔瓦略的牺牲，也就没有任何能令我裹足不前的事了。

    劳工营中的生活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残酷例行公事。没有休闲假日，没有娱乐消遣，没有文体活动，工作就是每天的一切，天天都有堆积如山的工作等着你去完，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或许只是天气的阴晴，工作种类的不同罢了：能够如期完成每天所分配给他的工作，这就是囚犯所仅有的成就感了。人往往需要某种成就感来肯定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人性尊严。即使是在最令人厌烦的工作中，人还是会设法从工作中去寻找某种乐趣，以肯定他的存在尊严和价值。在劳工营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一个人通常所能有的满足感只是，他发现他又在此制度下多活了一天了。

    北极地区劳改的日子似乎是永无终结的希望的，一天又一天，工作艰难，环境恶劣。工作是囚犯对这个国家的冒犯所应作的补赎。他们每天仅获得勉强维持生命的食物，使他们能继续工作，工作，直到体力耗尽为止。长期的饥饿，疲乏，迫他们屈服，不再有反叛或逃亡的念头。常常工作了整个月，还得不到一天休息。每天清晨五点钟，就被锣声唤醒，然后外出上工：十二至十四个小时之后，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来，吃一顿可怜得要命的晚饭——菜色永远是千篇一律：粗菜清汤。然后整个人就瘫痪在营房内的木板床上。这就是囚犯们一天又一天单调的例行公事。监狱官员安排了这种制度，尽可能让囚犯的时间被占用至最大程度以逼使他们屈服。但是他们也必须达成莫斯科方面所设定的业绩，以便获得他们所刻意追求的上级的赏赐。囚犯们除了迎合为他们所安排的这个模式之外，别无选择。每天做着同样的工作，年复一年，直到成了习惯，没有终点，没有希望——除了最后要生还的希望之外，每天面对的只是枯燥烦人的工作时间表。

    肉体可能可以适应这些情况，但心灵却不能。我们被剥夺了看书和大部份长谈的机会。每一个人只能独自思索着他所失去的自由，他所过的生活，以便从中寻找到某种意义。监狱当局甚至也想清弭囚犯内心的这一点自由。他们不断地向囚犯实施疲劳矗炸，向他们宣传有关工作的价值，有关他们分担建设这个被他们的不忠所伤害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责任，有关做更大牺牲，更大努力，追求更高目标，做更多工作的必要性。尽管他们不停地训诫，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在囚犯心中留下任何印象。尽管一再强调，一再严厉地三令五申，这些宣传只会成为另一种困扰囚犯的形成，囚犯对它仍然无动于衷，而且抱怨它、鄙视它。他通常耐心地去承受它，像承受别的东西一样，他只渴望着最后能生还而得到自由。而且，囚犯们会告诉你，即使劳改的生活结束后，也并不意味党的政策已经结束，或人们已可从被迫更努力去建立一个新秩序，新社会主义世界的压力下得到自由。没有人可以摆脱它，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你自由选择前往平静地居住，和正常地工作、生活。

要在这种处境中生存，一个人所需要的不只是食物或理智的支持，他更需要精神的力量。因此，在每个营区内我都尽力组织起一个退省活动。我先从神父们开始，他们都急切地同意我的构想。他们的确比其他人更意识到一个坚强的信仰精神，一个更深入的神修生活的必要性。而且他们中许多人由于濒临灰心，有时甚至是失望的边缘，更特别感觉到这种需要。在劳工营里，神父是特别受到骚扰的目标，他们不断受到当局的监视和猜疑。他们经常被召去盘问，不断受到密报者的注意，也常受到狱方的威胁，调动，从这个营房换到那个营房，以防他们有任何影响其他囚犯的机会。由于在他们的传教工作中不断受到这种恫吓的阻碍，因而很容易产生灰心丧志。

然而更糟糕的是，当他们处于疲累和失望之时，还有一些更大的疑惑袭击着他们。他们可能会说，营中这少数几个神父能做什么？或散布在苏联各地的势单力薄的神父们在与无神论和反教会、反宗教宣传的格斗中能有多少作为呢？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的教会能有多少生存的机会呢？在那里，人民不断受到诋毁宗教为迷信的报道的疲劳轰炸；在那里，由于受到许多方式的打击，和许多微妙的压力，而使得宗教信仰的履行产生困难；在那里，如果某人被获知是教徒，可能就因而失业，他的子女也可能因此而丧失就学机会，或者儿女本身也会因为他们的父母是教徒以致在学校里成为被人嘲笑的对象，儿童们也被教导要去轻视老一代人仍然醉心和在家里时常成为谈话题材的宗教信仰。这些神父——他们的人数由于修道院被关闭而逐渐在减少中——怎能希望在对抗政府的强大力量和它的宣传中能有多大效果呢？当那些仍然相信或想要相信天主的人，由于担心在工作上会遭到报复，担心朋友、邻居的谴责和敌意，或担心将经由许多方式间接地把各种压力带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因而都不敢前来找神父，也害怕让别人发现他们与神父有来往。在这种情形下，神父们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从人性方面来说，这工作似乎是无望的，对于未来，充其量也是不确定的。这太容易让人丧失勇气了，所以，同伴们相互的安慰和退省的构想或几天的反省时间，这意见经我一提出，立即被他们热烈地接受了。

    我们中的许多神父年纪已经很大了，极容易疲累。他们不适合于做粗重的工作，且又不时受到监狱当局的恫吓，因此他们经常生病而需要医疗的照顾。然而即使是营区诊所所能提供的有限的医疗照顾也经常被官员否决了，只因为他们是神父。他们身体上的虚弱和疾病更加使他们意志消沉。他们既对教会也对他们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心。劳工营的生活剥夺了他们履行宗教生活的任何外在形式，这些都是他们在漫长的司铎生活中所一直奉行着的。在这里，甚至是弥撒，教会所规定的外在形式也大部份被扬弃了。我们做弥撒是坐着的，有时是边走边做，有时是半躺着做。因为如果按照规定的礼仪，将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安全人员也会马上来到我们身边。对于许多老神父，尽管他们再努力，如果没有外在形式的帮助，他们是很难祈祷的，因为他们已长久习惯于礼仪生活了。

    为营内神父带避静，我每次只能带一个。我采用依纳爵的方法，因为那是我最熟悉的方法，这方法就是从记忆中思索，然后再将默想所得的数据贴合于劳工营中实际的情况和环境。每天清晨六点，在所有囚犯离开营区前往工作之前，我给予每个默想的要点提示。为妥当地给予这些提示，至少需要半小时的时间，然而那常很难办到，因为早晨的这段时间，整个营区乱烘烘，囚犯们倾巢而出，向四方奔跑——厨房、储藏室、补鞋店、面包店、仓库、医务室，每个人似乎都很着急，关心着某种对他们重要的事。有人设法去看医生，为了逃避工作，有人设法骗得额外的食物，有人随时在等待机会偷取额外的一件衣服，以便在北极那样冰冷的天气下御寒，也有人看守着自己的东西，以免被偷。连营区警卫也像疯子般地从这个营房跑到那个营房，监视着囚犯，并对着那些四处闲逛的囚犯吼叫，催促他们赶快回到营房准备上工。在这一阵骚动中，我必须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以便单独和做避静的人在一起。晚间，下工后，耍聚在一起就容易得多了，我可以花上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和我带避静的那个囚犯神父在一起。

    在这种环境下，为神父们的避静通常持续三天，有时五天，最长不超过一个星期。只要情况许可，我也设法邀请别的神父帮忙我。有时我们有三个神父可以带个别避静，所以其他人可以自由选择神师。在我这方面，我专注于圣依纳爵种操的主要默想主题：原则与出发点，天国，两个标准，和默想基督的苦难。我感觉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既定的环境下，努力带领他们了解天主对人救援的计划，再增加他们对天主的信心，再强化他们在每天的事物中看到天主圣意的决心，让他们意识到即使是在这里所经验到的这种日子，它们也都出自天主的圣意，然后以完全的信赖，在天主的照顾和能力下，尽其最大的努力去实践祂的圣意。

    我强调，身为神父，他们已经选择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答复基督的召叫，甚至那也意谓了他们可能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效法祂为救赎世界所受的苦难。他们已经答应了祂的召唤，要和祂一起工作，和祂一起受苦，甚至为祂而死，为了带领其他人进入祂来建立的王国内。这些囚犯神父更是被要求「喝我要喝的这一杯」，如同祂曾对若望和雅各伯所说过的一样。他们已经同答了这个召啡并许下了诺言，而基督也将随时准备以祂的恩宠护佑他们完成他所召叫他们来从事的工作。

    我们很容易看不到这光景，身为神父，在我们所过的单调的生活，和我们所工作的环境中，很容易感到灰心，无助和无用。但是谁能有轻松的生活呢？天国的美景，基督召叫我们来与祂同甘共苦，这意含了我们所从事的是一个伟大而高贵的圣战，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改变这种幻想，而要在每天——尤其是劳工营中的每一天——单调、乏味的事情中维持奋斗不懈的精神。或许我们会想，如果我们能像方济各沙勿略或狮心的理查( Richard theLion_Hearted)那样，归化印度洋群岛，或手中拿着剑，在兵荒马乱中攀登耶路撒冷城墙，而蠃得伟大胜利的话，我们也将很容易不断燃烧着这种心火。但是我们忘了，沙勿略也是生活在每一个具体的日子里，他也有挫折和打击，他的每一个二十四小时里，除了有胜利之外，也充满了失败和挫折，他的每一小时也是由六十分钟的乏味的事情所构成的，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当沙勿略设法要去宣讲福音时，他不是也常疑惑他的宣讲怎么可能达到他四周成千成万的人吗？他不是也常对那些他每天所碰到而却对他的宣讲无动于衷的人感到气馁吗？他不也常对于围绕在他身边的世上的罪恶感到失望或感觉无力去面对它吗？

    对这些囚犯神父，我不需要多谈有关罪恶的能力，因为它已经很具体了，就在他们身边。世上有一种罪恶的力量四处巡行，不断向人的心灵挑战，就如围在我们四遇的带刺的铁丝网和每天疲劳轰炸的宣传那样的真实。因此这里就是他们的战场，这里就是基督所找到最适合安置他们的一块地方，这里就是他们必须操劳、受苦，甚至死去的地方。不是十六世纪的印度群岛，不是十二世纪的圣地，甚至也不是同样枯燥，经常使人有挫折感，每天充满了教友难题和俗事的堂区生活；而是在这里，在这种似乎是无望的劳工营环境中，这里的人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着，他们只为了能多活一天而感到骄傲。

    这些囚犯神父们必须使自己相信更新他们信仰的必要性，这信仰就是相信基督的胜利就是他们胜利的保证。天主的国必须在地上被实践，因为那是降生的意义。它必须由人，也可说是由另外的基督来实践。它必须在今天，在每一天，借着不断的在天主提供给他们的那些人和环境上努力和关心来实践。虽然天国随着基督的来到人间已经在地上开始了，但世界却并不在祂降生的那一刻而有明显的改变。十二位加里肋亚的渔夫被吩咐要到普天下去宣传福音，但即使是在圣神降临后，他们都充满了勇气和心火，但这工作却似乎一直都是令人失望的。经过了二十个世纪，天主的国仍然只是一粒芥菜子，而像他们自己的神父们仍然需面对着此一艰难的任务，即要使那些不曾相信者，或那些曾经相信过但却在每天生活的压力或共党的密集宣传下屈服而放弃了信仰的人，再次留心救恩或天主的爱的福音，再次地相信祂。这福音是经由天主的恩宠和照顾而达到人们的心里，并非借着某种伟大而幻想的圣战，或某种奇迹式的事件。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天主都提供给我们一些人和机会，祂希望我们能在他们身上有所作为。天主不要求超乎我们能力的事情，但是祂对于我们对祂的承诺却不折不扣地接受。如果我们不能在每天的每一时刻的处境中看出祂的圣意，我们就忘了我们对祂的承诺和约定。

    这就是天主的国如何从耶稣的时代不断扩展直到今天的理由。它依靠每个人的信仰和承诺，而尤其是神父，借着他一生中的每一天。每个人生命中的每一刻在天主眼中都是宝贵的，不应在疑惑和气馁中被浪费掉。天国的工作，与基督一起辛劳和受苦的工作：大致说来并没有什么特殊，而只是每天生活中的一些例行事务。或许一位神父在他的传教生活中不会经验到任何特殊的成功——至少是人的尺度方面的成功，任何奇迹式的皈依，任何值得夸耀的虔诚和热心，任何戏剧性的成果。然而他必须逐渐相信，而终至坚信，基督是他的成功的保证人。基督已经安排他在这里，这一天，在这些人中间，为了天主的国得以在这地方，在这些人中间有所进展。身为神父，他应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天国的能力作证，证明它可以将一切事物，即使是那些痛苦和被扭曲的、枯燥和似乎是无意义的，都转变成合乎人性的。事实上，那些不是特殊的和似乎是无望的事物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如果基督的胜利要完成，这些事物也必须被转变和被救赎。天主的国不是借着对抗黑暗能力的一次伟大、惨烈的战役才在地上实现的，而只是借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复一日地跟基督一样地去辛劳和受苦，直到最后一切事物都被转变为止，这改变的过程要持续至今世的终结。

    只有对基督的信心的深度更新，对于在此世如何蠃得祂的天国采取一个崭新的看法，和对于祂的旨意愿意做一崭新的奉献，这些囚犯神父才能逐退偶尔感受到的灰心，以及由于恶势力的威胁和由于逐渐看出他们在劳工营中的努力似乎是无望的之后所产生的气馁。他们遭遇过和现在正遭受到的试炼是极为严酷的，或者，从人性一方面说，神父们所遭遇到的超乎他们个人能力所能负担。即使有机会和营内其他神父交谈，讨论宗教、教会和铎职等问题，但为排除一切疑虑和恢复心繁的平静仍旧显得不足。因而退省中的这些默想的确能帑助这些信心不够的神父再次恢复他们的信心，能以超性的眼光和此世救恩工作的本来面目来看在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退省虽然无法改变营内的事物，或使神父们的生活得到改善，但它至少在他的灵魂上会有其效果。在退省中，他看到了天主的照顾和基督改造一切的能力，使他对于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的生命有一个崭新的看法。它给他新力量和新精神，去面对每天的挑战。他也会把这种不仁道的环境当作是为建设天主之国所不可错过的机会。

    只要情况许可，我们也设法要将内心的这种领悟拿来向其他囚犯讲避静。但那总是不太容易，因为即使那些仍保持住信仰的人，他们开始时也不热衷于要在信仰问题上作太深入的长谈。囚犯们通常不太感兴趣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心已完全被生存的意念所填满了。他们的信仰是简单的，而他们的道德更是简单。撒谎、欺骗、偷窃，这是劳工营终向来的生活方式。他们心里认为那是正当的，因为那是他们生存的唯一方式，也是用来蒙骗这个对他们的生活有绝对主宰权的制度的唯一方法。劳工营内对这类事情丝毫没有所谓的良心问题。为了生存：人人都不择手段。由于他们过去所学的，他们也会在告解中提到这些事，但是要他们感到懊悔或良心不安是很困难的。有时他们似乎在要求天主认可他们所做的这些行为，而不是在要求祂的原谅或宽恕。他们想在天主面前表现得正直，但是他们也得在这个残忍、不正义的制度中生活下去，因此他们希望祂能了解。

    这就是这些人真正令我们惊讶的地方；他们对天主信仰的单纯和直接，以及他们信德的坚强。甚至他们在告解中所表白的罪过和缺点，也似乎加强了他们的信德。囚犯可能会告诉你，如果天主到目前为止一直保存了他，如果祂并不因他的罪而摒弃他，而仍然保存了他的生命直至现在，那么可以确定的是，祂将来也不会放弃他。这是他们对祂信心的泉源。当人已无可指望时，仍然有天主可以指望，即使所有的朋友都遗忘了你，祂仍然会帮助你。直到目前，祂一直证明了这一点。天主是囚犯们生存的最后希望，最后依靠。无论一个人做了什么，无论他对天主和他的弟兄如何的不忠，天主从未放弃过他，而且明天祂仍将是支持他的凭借。

    为这些囚犯讲避静更是一种传教工作。我们努力着去建立起他们对他们向来所指望的天主的信心，鼓励他们透过圣事，透过勤办告解和领圣体来更接近天主。进而，我们也设法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的生命并非失落或浪费了，他们在天主眼中仍然是珍贵的。这就是为什么祂一直没有，而且也将不会抛弃他们的理由。我们设法使他们看出，他们的生活也有其意义，他们每天的工作和痛苦也有其价值。他们所做的尽管在人的眼中十分低贱，但在天主眼中仍是尊贵的。所以我们教他们念晨咏，将他们所有的祈祷、工作、痛苦都奉默给天主，以符合祂的旨意，并当做为他人嬴得恩宠的一种方法，尤其是为他的家人和朋友。

    在这种方式下，无论营区的环境是如何恶劣，无论工作是如何不仁道和无用，他们都获得了一个新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人每天所能引以自豪的事情，因为那是经由他的自愿而将它奉献给天主的。每天的辛劳和困苦，就像麦粒被磨碎做成弥撒中所用的面饼一样，能够拿来呈献给天主，并被转变成在天主眼中具有无上价值的东西。在那些漫长、艰苦的日子里，这就是每一个人所能奉献给天主的一项祭品。在西伯利亚的这个地方，这种每天劳力和烦人的工作，的确也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任伺人在任何地方的生活，在人眼中，无论它是如何的枯燥乏味，如何的不具意义，但在天主深远的计划中，它仍然有一个意义和价值。

      我想，如果你曾面对过一个行刑队，那将是对你的死亡神学的一个最好的考验。我的确未能成功地通过这项考验。或许是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没有任何预警。在诺里耳斯克第五号营区内的囚犯发生了暴动，当军队被召来之后，很快弥平了战乱。他们把囚犯们分成一些小队伍，随后把他们带走。我被编入一个三十人的队伍里，这个队伍是最先被集合在营外的几个队伍之一，这些队伍集合好之后，立即被带到离营区约一英里远的一个沙坑。我们根本不知道即将面对什么样的惩罚。我们更不曾想到竟然会看到一些士兵拿着步枪站在我们面前五码之遥，正等待着射击命令。命令下达了，步枪也举起来了，瞄准我们的头部，等着另一道扣扳机的命令。起先，似乎是在做梦一般，我们没有人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突然我们发现我们是站在只等待着射击命令下达的枪管前面，我们内心感到一阵空前的震撼，一切似乎都停止了。我的胃做了一下呕，然后就麻木了，我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我确信我一定也忘了呼吸，我无法活动我身上的任何一块肌肉，我的内心一片空白。

实际上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是：主，这就是结局了吗？我知道我开始了忏悔的行动，但我记得当时的感觉，似乎身体的其它部份都不能了解我的喃哺低语。身体的其它部份只是注视在一个事实上，即顷刻之后，我就要目瞪口呆，毫无准备地站立在天主面前，在这突如其来的慌乱和恐惧中，我无法忏悔我的罪，我只是麻木不仁地呆立在那儿，甚至连我以前学过的，要在每天的每一个行动中信赖天主，这种简单的信仰行为现在也诱导不出来了，更遑论会预先想到最后要和祂面对面地相遇。

我仍然可以清楚记得我那一刻的情形。当第二次恐惧抓住我时，我知道我不能履行任何基督徒行为来救我自己，我虽吓得瘫痪了，但我尚清楚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帐幕拉开并站立于天主面前之前，我该做什么，事实上我当时只是机械地默念着一些毫无内涵和意义的忏悔词。

    我不知那一刻持续多久。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夹杂着喊叫声一群官员冲出，阻止了我们的处决。当那一刻过去之后，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的心砰砰地跳，全身每一支神经和每一块肌肉郁在震动，双膝无力并不停地颤抖，稍后我才再次能比较清醒地去思索这一连串事情的脉络。当最后我们被带开时，我设法去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在坐监、审讯、劳工营生活的这些年中，死的念头已多次聚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曾经不只一次被告知要受处决，我也知道那些威胁并非开玩笑的。我亲眼看到我四周的人死于饥饿、疾病，有时甚至只是死于缺乏生存的意志。在我内心，我已一次又一次地面对了死亡，我在别人临终时帮助过他们，我曾生活于死亡的话题和现场中，我想过死，也反省过它，我曾对它一无所惧，有时候甚至还期盼着它呢，那么，为什么这一刻如此惊吓了我，使我如此彻底地失去了控制，使我完全不能发生作用，祈祷，甚至思想呢？是否就是这个「突然」、「惊讶」出卖了我？

    我想那只是因素之一，此外还有肉体上的恐惧。每一个人，在他生命中的某时候，一定也经验过突如其来的惊吓，如车祸，或意外跌倒，或听到突然的尖叫等。在这些时候，动物性的本能就会发挥作用。内心一片空白，只有肉体起反应：肌肉收缩，心跳加快，反胃，神经紧张。而当那一刻过去后，如果在肉体上没有遭受任何的伤害，整个人就会瘫软下来。这些是受到惊吓时，生理上所产生的反应，因此如果说肉体怕受伤害或怕死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我不能确定——除非我再有一次面临死亡的时刻，否则我将无法确知——但我怀疑当我站在诺里耳斯克外面砂坑的行刑队面前时，我的恐惧只是来自这种面对突然来的肉体危险所产生的动物性本能反应而已．

    因为就死的概念本身并不会引起我的恐惧，在整个战争、坐监、劳工营期间，我都不在乎它。虽然死必在现世生命终结时降临一切人身上，但它并不因此是邪恶的。如果基督信仰可以称得上是福音的话，那是因为：死并不恐怖，也不神秘，它不是人所该畏惧的，也不是生命、灵魂、人的终点。基督在加尔瓦略山的死亡本身并非救恩的中心行动，而是它的死而复活。是复活使祂征服了罪恶和死亡，人类原罪的遗传使拯救者和救赎成为必要。这就是得救的「好消息」（福音），它移去了人类对于死亡真相的疑惑和恐惧。因为复活是一个事实，和死亡本身一样真实。它意味了死亡不再控制人类，死后的生命是确实的，不只是人们的妄想或神话。也就是此事实使他的一度是恐惧的门徒成为新人，这是他们所宣讲的「福音」。

宗徒大事录中的那些简短的证道词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天主从死者中举扬了基督，祂复活了，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

   自从亚当堕落，天主就应许了一位拯救者。在死亡进入世界的那天，天主也应许了死亡的征服者。而在世界各地宣讲的福音就是，这位拯救者已经来了，死亡已被征服了。这是复活的喜乐，这是它带来的平安。祂告诉前往厄玛坞的两位门徒说：「无知的人哪，为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意是这般迟钝！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天主的受傅者默西亚的胜利，征服了死亡和罪恶的王国，但如果不是祂先受死并挣脱了它的锁炼，怎能说祂获得了凯旋呢？复活是胜利，复活是福音，宗徒们被派遣去宣讲它，直到世界的终结。而复活的喜乐就是福音的喜乐，复活的平安即来自于得知人所最恐惧的事——生命的结束，死亡——真的一无所惧之后的平安。

    这不是基督徒的神话，这是事实，它的证明就是复活。圣保禄对他的信徒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你们的信仰便落空了。」你不能是个基督徒而又怀疑这项事实。基督来到世上，取得了人性的肉躯，除了为了死，然后征服死亡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目的了。祂不只是一位宗教领袖，伟大的伦理或道德教师，祂还是应许的那一位——救世主，默西亚。祂的死而复活不仅是基督教会的，而且也是全人类的中心事件。人类期盼祂的来临，期盼祂来征服死亡，最后祂来了。从那时起，祂克服了死亡的福音就在各地被宣讲，同时也使那些相信的人生活于平安和喜乐中。

    或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在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对比上会像苏联那般强烈。在这个共党社会中，死是很忌讳的一个主题。在无神唯物论的意识形态中，死亡对一个人来说，显然是一切的结束。它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为他们的生命刚刚要开始就被切断了；它对中年人来说也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正达到他们权力的高峰；对老年人，他们已经过完了整个的人生，它可以来解放他们，但那仍然免不了要结束生命，因此也是可悲的。虽然一个人可以活在他的爱人的记忆中，一个名人的声誉可以使他的名字活得比大多数人的来得长，但是除此之外，死亡不仅意味了此生的结束，而且也是一切存在的结束。虽然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能努力工作，为他的同胞，为那些追随他的人建立一个较好的社会，但他自己却不能永远活下去。人人都被鼓吹要以他们的工作自豪，要为全人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但这就是他们唯一能有的希望了。马克斯和列宁设下了这种信条的基础：今天的共产党徒应该认为，作为新社会秩序和席卷全球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潮流的先锋，是一种特权和荣耀。因此，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生命需要完全地自我牺牲，不容许死亡的念头减损了这个目标。结果，在苏联，他们采用了实用尺度以避免提到关于死亡的任何事情。

    当然，当死亡事件发生时，它也影响到家庭、亲戚和朋友。如果一个共党官员或某著名工人去世，会有表彰他的成就的展览和歌功颂德，也会有一两束附有标语的鲜花放在他的坟墓前，作为他的勋劳和荣耀的象征。有时也有乐队伴随着送葬行列，共党同僚们会参加他的葬礼，向他致最后的敬意，并且会在坟墓旁发表演说。至于一般公民，他们的死和葬礼都是冷冷清清的，几乎没有人知道。

    葬礼通常是在下班后举行，以便那些想参加的人不会耽误工作。工作不能因为参加某人的葬礼而中断。一般的棺木是由几块厚木板组合而成，形似水槽，用条红色棉纱布覆盖着，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这种棺木最多值五卢布。用来运送棺木至墓地的卡车是由死者工作的单位所免费出借的，所以只能在下班后的时间才能使用——那时的工厂五年计划是不容许将卡车用于像葬礼这种别的用途而让工作中断的。白天卡车都用于载石子、人、垃圾和其他与司机没什么关系的材料。使用后，把车台清理干净，再将后板放下，此辆卡车就随时可以充当灵车了。

    送葬行列通常都不壮观，只是一小群亲人，几个朋友，沉默而哀伤地跟在缓缓移动的灵车后面。官方指定送葬行列只能使用小街，必须避开交通繁忙的十字路或通衢大道，以免其他人民见到送葬队伍而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或影响。官员说，愈少人目睹这种悲哀的景象愈好。因为共产主义强调的是生命的快乐，人类的进步，而不是悲伤和失望。然而送葬行列经过的地方也有路过的行人受到了感动，许多人会止步肃立，并脱帽向死者及其伤心的家属表示同情。还有些人甚至会在人行道上跪下来划十字圣号，并维持此种跪姿直至行列完全通过为止，因为死亡的思想深深地触及人类的本性。

    在俄国，对于这他问题一直有着神秘主义的倾向，在杜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其他伟大的俄国作家的作品中，都清楚地显示了这种传统。即使在非信徒间，神秘主义倾向仍然保存到今天。通常，尤其在小镇或乡村，死者的周年纪念日仍被爱他的人所严格地遵行着。在周年纪念那天，家人和朋友都会来到他的坟前，并再一次用鲜花装饰它。教友还会将圣牌或圣像放置于坟墓上，而且尽可能请来神父再将坟墓祝圣一番。然而，日前苏维埃法律禁止神父在墓地祝圣坟墓，所以教友只有要求神父在教堂为他们所爱的死者举行周年纪念祈祷仪式。

    亲戚朋友也被邀到家里，参加特别为这种日子所准备的餐会。有各式各样的烘焙面包卷，其中包着鱼、肉、奶酪或诸如包心菜、红萝葡和洋葱之类的蔬菜，也有一些配有酸乳酪、奶油或果酱（如果可以拿到的话）的大型薄烤饼。最后在餐会快结束之前会端出一大碗掺有葡萄干和蜂蜜的米糕放在餐桌的中央，每个客人一边说出死者的名字，一边舀起一汤匙的蜂蜜米糕，表示对亡者家属的同情，同时也回忆亡者生前的善行。这可以算是一种宗教仪式，他们内心想象死者又临在于这个场合，陪伴着家人、亲戚、朋友。他们也流泪，在言语和记忆中回忆殡葬当天的情形。以这种方式，生者和死者建立起一种合一的关系，他们尽其所能地向那些已经去世的人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复活节后第一个主日（卸白衣主日）的周二是纪念亡者的一个特殊日子。群众携带食物和鲜花聚集到墓地，简直就像是去郊游野餐。他们打扫并装饰坟墓，然后全家坐在墓旁用餐，过路人也被邀请加入聚餐或举杯相互祝福。教友在这一天也惯常会请神父在墓旁举行一种称为Panikhida的特别的追思礼仪。我在诺里耳斯克的最后几年，也有多次从清晨忙到深夜，从这个坟墓到那个坟墓，挨家挨户地分别为他们举行这些礼仪。而这种仪式目前也被禁止了。事实上，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Komsomo )和战斗无神论者联盟( League ofMilitant）还不断在宣传刊物上鼓动，要求禁止这种一年一度的民俗活动，理由是它们导致公共秩序的紊乱和酬酒。但这种活动仍然继续下去，而且目睹那天人们如何来到墓地向死者致意，也实在是难得一见的珍贵镜头。无论是共产党徒或非共产党徒都前来凭吊，而且不只向他们自己去世的亲人去世的亲人致意，献上了他的亲人致意，献上了他们的哀伤与怀念之情。他们在此中找到了安慰，在表达他们和煦感人的爱中，他们发现与死者有着某种的合一。

    在这些单纯朴实的人们身上，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共产党徒或非共产党徒都一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渴望，他们愿意和那些去世了的人保持某种联系，至少能活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执着于某种微弱的希望，即死亡并非人存在的结束。这是一种本能，深植于俄国人的性格和传统之中，尽管在报纸上，收音机里，和电视上，时常会有一些所谓的死亡问题专家就此问题提出的学术论点，但这都无法动摇他们。人们深信，生命对他们意义重大，他们不能让自己相信死亡是一切的终点，因此至少必须纪念死去的家人。

    例如，我还记得那位住在阿巴堪( Abakan )的可爱的老祖母，在我最后返同美国之前，曾经在她家住了六年。她喜欢跟我谈话，因为我愿意倾听。虽然有些情节已经忘了，但她每天会一遍又一遍地向我述说她七十六年来的经验。她常谈到她去世的丈夫，谈到她如何去监狱探望他，他如何忍受着病魔的煎熬，以及她如何为他尽其所能做的每一件事，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她感到最伤心的是，她的丈夫是死于狱中，而不是死在家里。她认为那不只为他，而且为整个家庭都是一个大悲剧。她常告诉我，她为我感到难过，因为我只身在苏联，没有家人在身边。她说她常为我祈祷，希冀有一天我能回到美国，能死在我自己的国家，能在家人和亲戚的陪伴下安然去世。她认为，客死异乡是多么可怕的事，没有爱人陪在床边而谢世是人生最大的悲割。

    死的恐惧，死的事实，影响着所有的人。而苏联文学和民俗中的那种深度的神秘主义倾向，似乎更升高了这个死亡的普遍现象的痛苦。基督教会的「福音」就是向这些恐惧发言的。我发觉，特别在这些纯朴的人民，善良的老百姓之间，死后的生命为他们尤其不是幻想或荒谬，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已耳濡目染了共产主义对死亡看法的宣传。它不只是一个信仰，而且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事实是那些唯物论学者的论点，科学的证据，以及课堂上的证明所无法动摇的。死对他们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进入永远生命的过程。他们对它满怀希望与喜乐，因为他们有一天要再和他们所爱的人团聚。他们有时也渴望摆脱此生的痛苦而最后能安息于天主永恒的平安中。

    这些纯朴的人会说，得救不在于我们在此世做了什么或做得如何，而在于我们对天主的信心和我们如何服从了祂。无论成功或失败，健康或疾病，悲哀或喜乐，人们都必须转向天主，必须信赖祂，一天比一天更相信祂，一天比一天更爱祂，以准备将来要和祂在一起的生活。在他们单纯的信念中，有一种很美丽的东西，有一种所有神学家和神学书在其对死亡问题的处理中所无法碰触到的东西。我在苏联发现了它，它真叫我惊讶。它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导，而且配合了我自己的经验，它使我想到，而且深深想到，死亡对于一个基督徒的意义。

    死有什么可怕？它意味了我们此生考验期的结束，它是归乡，是回家，回到起初创造我们的天主父那里。它不是生命的终点，复活的事实证明它千真万确。当然毫无疑问的，与家人、亲朋分手的确是令人伤心的事，任何人都不必对这种人性的流露感到羞耻。但圣保禄也说，我们基督徒不愿伤心得如同那些没有希望的人，我们相信复活，也相信来世的生命，正如我们在信经中所承认的。死亡在我们的信仰中并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从此生进入来生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那些不信的、没有希望的人，那些对基督和复活没有坚强信心，或那些因为他们在现世生命考验期中的所做所为而不敢面对天主的人总会怕死。人当然很合理地会担心他们的身后事，基督徒也总是祈求天主能救拔他们免于猝死。但死本身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它是回家，是浪子的向头，回到他慈爱父亲的怀里。我们期待它，如同所有的人所应该的，但是我们是怀着信心和甚至是喜悦在盼望着它，我们是被对基督和他的复活的信仰所鼓舞着。

    基督已复活了，我们的信仰不会落空的。复活是一件事实，一件记录于人类历史和神学家所称的「救恩史」中的事实。因此死对我们不是敌人，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不是一个我们忌讳或如共产党人那样不太喜欢提到的字眼。当我们想到或提到它时，并不是把它视为一切的终点，而是将它视为我们此生考验的结束。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每天可以期盼它，并且甚至是热望它。我们应该学习渴望它，准备我们自己，当我们蒙召返回天乡去继承我们天国的产业时，能在喜乐和平安中兴高采烈地去拥抱它。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死亡对基督徒—一个相信基督，相信应许的征服罪恶、死亡的救主的人——的终极意义。

       当我于西伯利亚劳工营的那些年中，政府官员和审讯贝多次告诉我，在苏联我将永远不可能再获得自由。他们有时是以讥讽的口吻，有时是威武，有时却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劳工营中，当我被传迅时——这为每位神父是司空见惯的事——我才相信或许在交谈的过程中，官员会宣判我永远再见不到自由。当然他们知道我的正式刑期是十五年，但是他们随时可以不顾法律而更改这事实。此外，营规经常被他们技术性地违反和破坏，官员们总可以找到某种借口给你添加额外的刑期，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掌握着权力，他们的话就是法律，在这种情形下，囚犯没有机会要求法庭平反，也没有多少希望向较高权威当局申诉。在平时的闲谈中，甚至连我的难友们，也几乎一致认为我的刑期没有结束的希望，我永远也不可能走出这个四周布满带刺铁丝网的营区。他们会同情地摇摇头或耸耸肩，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接受它，认为这是我们在此不仁不义的政权下所必须忍受的事实，尽管令人遗憾，却是预料中的事。随后不久，我也渐渐相信了，而且接受这是生命的残酷事实。

    然而，一个春天的上午，在卡耶堪( Kayerkhan  )营区，我上工之前，被唤至营区办公室，他们告诉我将于十天内获得自由。因为经审核过我的记录后，劳工营官方发现，依照一些新条例，我有资格缩短三个月的刑期。因此，我事实上只服了十五年刑期中的十四年零九个月。所以在以后几天的晚间，下工后，我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体检，和一个囚犯获释之前所必须完成的纸上作业，在我真正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我一点也没有入睡，我几乎不敢相信，经过十五年之后，我又真的自由了。第二天早上九点钟，领班来到营房叫我，并带我到保安警察办公室，我坐了约两个钟头，不停地在一大堆文件上签名，并填了一些表格，我心想还会有其它的麻烦或进一步的问话，但是值班人员只是例行地处理那些手续，和释放其它囚犯一样，我并没有受到他们更多的注意。最后，一切都处理完毕之后，一位官员详细地向我说明了我的新身份。

    那些离开劳工营的人并非就完全自由了，他们并不是持所有苏联公民所随身携带的护照。获释的囚犯得到一种所谓的「解放证书」，那是说明你已服完你的刑期的一种证明文件。但即使在此时，仍然有一种区别。囚犯或是完全获得自由而恢复身份，或是像我一样只是获得部份的自由。因为我是个被定罪的间谍，所以我只能获得一种称为polozenie pasporta的限制性的护照。持这种护照，我被限制在官方容许的地方居住和工作。例如，我就不得住在任「行政城市」(regime city )，亦即像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海参崴、塔什干这类大城，或任何边境城市，因为他们推想我可能会从那里试图逃离这个国家。如果有警方和政府的特别允许，在某些时候我可以前往这些地方，但最长不得超过三天。而且持这种限制性护照，我每到了任何一个城市，我所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警祭局报到，并登记我已到了那里。   

官员们向我解释了这一切，并检查我的在营资料后——那似乎已经是第一百次了，他们告诉我，当我离开营区，就直接前往诺里耳斯克，并向那里的警察局报到。他们说，警察机开会给我一份正式的身份证，以便我能成为一个自由公民在那里定居下来。

西伯利亚四月的一天中午，所有纸上作业和说明已经结束，于是我最后一次走出营区大门。在我走到大门前约十五步远时，我自动停下来等侯卫兵，就如每天早上我们要前往工作时所做的一样。门口的卫兵注视着我们，并对我们冷笑。获释的囚犯由于习惯的力量使然，十之八九都产生了同样的误解。

    我显得很怯生，我不知如何像一个自由人那样来走路。我的双臂不是背在后面，而是在身体两边晃来晃去，觉得煞是奇怪。我回头向营区作了最后长长的一瞥，似乎有点依依不舍了呢！随后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向卡耶堪( Kayerkhan)镇走去。车站内有一列火车，我爬上车，居然没有人盘问我或称微注意到我，真令我不敢相信。车掌是位女土，收了我的车费。我预料她会问我一些问题或找我某种麻烦，没想到她只客气地对我微笑。我坐在座位上注视着窗外，想到自己已是个自由人，被以自由人的身份来对待，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但我仍然随时等待着事情的发生，等待着有人对我咆哮，或有某事阻止火车离开，或有某人指着我。然而没有任何事发生，火车开始移动了，我终于自由了。

    我想除非你被剥夺过自由，你才会真正了解自由是何等宝贵的一种恩赐。的确，为那些坐牢或在劳工营里的人，他们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他们想起或了解自由对他们的意义。监狱和劳工营的严厉制度更加深了这种感受，因为在那里每一件事都是固定的，不仅被限制在

栅栏和带刺的铁丝网里面，而且生活中的每一个最微小的细节也都是固定的，毫无弹性可言。囚犯对自己毫无自决权。有一定的时间起床，一定的时间报到工作，一定的时间休息或运动，一定的时间就寝。那可怜的三餐的时间也是固定的，如果你为了某种理由而错过了吃饭的时间，你只有挨饿。但是比肉体的限制更糟糕的是，囚犯们有一个可怕的观念，即囚犯是一种没有权利的人，因此他们该受到此种待遇，这种观念是藉着过去痛苦的经验和官员们不断地灌输而注入囚犯的心里的。事实上他成了一件东西，而不是一个个体。他不会尊重他的尊严，人格，或甚至他做为一个人的存在。他是一个号码，而且卫兵和官员也经常直接用号码来称呼他。

    有些人被这种意识完全击溃了；有些人则躲藏于过去的思想中，试图抹去当前的可怕事实，并以此方式找到一种对劳工营恐怖生活的逃避方法；有些人在劳工营生活的压力下，逐渐跌进沮丧的深渊中；有些人甚至放弃了希望和前进的意志。这类人是很少能生还的。只有那些接受这种失落自由的痛苦，并决心追随他们的求生本能，设法最后要再走出劳工营的人才能活下来。他们会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友谊团体，而且几乎是亲如手足，因为本能告诉他们，一个孤军奋斗的人，最终要冒着失败的危险。和别人在一起，不断地和他们交往，能带给一个人某种的安全感。他已失落了一切，他的生命一直暴露于疾病或肉体的无能，而且甚至是死亡的危险中，然而他并不孤独。营房中有人会照顾他，即使他们不能提供他太多的帮助，而只能安慰他，然而这对于恢复囚犯的人性尊严感和做为一个人的价值感有相当程度的帮助。同样，他也能对他的朋友的失去自由和他们的不可知的未来表示同情，能将他的生存希望，他对往事的记亿，以及他对未来的看法与他们分享。

    肉体可以被限制，但是在人身上的那种最深的自由，即灵魂的自由，心灵和意志的自由，却无法被摧毁。这些是人身上最高级、最高贵的官能。他们是使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那个人的要素，它们不能受束缚。即使在监牢里，一个人仍然能保有他的自由意志，他的抉择的自由。即使在监狱里，一个人仍可以选择行善或作恶，为生存而战或绝望，服侍天主和他人或转向自身和自私。自由意志存在，所以自由也就仍然存在，因为自由只被定义为心灵处于无拘无束的状态，印在人的选择或行动中可以不受生活、命运或环境所迫的自由自在的状态。

    这种自由是绝对的，而今天许多人要我们相信的那种自由却不是绝对的。年轻人也经常渴望自由和独立，并多少将它视为一种绝对的东西。他们一提到自由，就把它当做一种本质上是善的东西，似乎它是存在于理想层次，不受义务和责任的束缚。年轻人身上的这种追求独立和自由的驱力是一种很自然的东西。它是成长，或为成熟个体，切断围裙而迈入成人生活的必经过程的一部份。但是如果父母让子女的这种价向毫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而不坚持子女无论在家或是在学校，应在对父母和家人、朋友和师长的责任与义务的上下关系中，，去运用他们的自由的话，他们就没有尽到为人父母者应尽到的责任。因为小孩子所以如此渴望得到，如此热切期盼的成人世界，在此世界中的自由，已由于环境，由于固定的义务和限制而被作了大幅度的修正。人类的自由只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中，而不是存在于某种理想境界中。

    在民主社会中，自由经常被许多人所滥用，虽然他们的行为已经超过了法律的限制，但仍然准许他们这样做，这类事情之所以发生，有时候似乎是因为法律或执行法律的人过于宽大，而不能适当地惩罚那些侵犯别人权利的人。反之，在集权国家里，自由则又嫌缺乏，因

为法律太严厉，处罚太苛重，权威当局经常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真正的事实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具体而现实的世界中，限制人的自由的理由很多，不管是言论或思想的自由，不管是公民或社会或宗教或人身的自由。无论你是从那一层面来考虑自由的概念，你总会发现，在这个现实生命中要给予每一个人他所希望的自由，是有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

    坐在开往诺里耳斯克的火车内，我难掩我重获自由的兴奋，一路上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自由对我的意思是什么？对其他人的意义又是什么？我已在劳工营外面了，我已远离每天严厉的生活步调，我现在已能自由安排我自己的生活，也能自由地决定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虽然在那种意义下我得到了自由，但是我尚未从所有限制中获得解放。身为出狱囚犯，仍有许多限制；只要我还携带的是「限制性的护照」，在我身上就一直有着某些特殊的限制。然而这些限制与每一个人在任何社会中所受的限制只是细节上的不同，如规则与习惯，法律与风俗，甚至家庭、教会、社会或文化内的那些「被接受的」传统。没有任何人的自由是绝对的。

    基本上，我们所拥有的绝对自由只在于人的自由意志。而这种自由是我们的造物主所赐予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自由地选择爱祂和事奉他。所有其它受造物都是藉着它们的存在来事奉祂；藉着存在，它们见证了祂的能力和爱，或以某种方式反映了祂的光荣和美善。祂只给了人和天使自由选择爱祂和事奉祂的能力。祂使我们稍微逊于天使，给了我们理智和自由意志，这是人的质量特征，他的无上光荣，他的最宝贵的礼物，但同时也是他的最可怕的责任，因为只有人能自由地选择不去事奉他的造物主。

    人是藉着选择事奉天主，选择去实行祂的旨意，才能成就他的最高级的、最完全的自由。说我们的最高级和最完满的自由是来自当我们连一些最微小的事上也跟随别人的意愿时，那简直是个诡论，但如果那个别人是天主时，就变成千真万确了。我可以从我自己在卢班卡的经验来证明它。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大的自由的感觉——当然也伴随着心灵的平安和一种持久的安全感上（来自当一个人完全放弃他自己的意志而跟随天主的圣意时。我再也不会怀疑，我生命中所能有的最大保证是来自了解和愿意追随天主所显示给我的旨意。我非常了解，跟随我自己的意志，我自己的喜好和愿望，而不将它们符合于天主的意愿，那是多么的肤浅和不安全。后来我每天愈来愈了解，真正的自由除了让天主毫不受干扰地操纵我的灵魂，采纳天主藉暗示、默感和祂所选择的其它传达方式所呈现的圣意之外，就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了。

    我想，为那些不信天主的人，这种思想似乎是全然没有意义，或无法解释的愚昧。然而，为我却毫无疑惑：我所知道的最完全的自由，最大的安全感，是来自放弃我的意愿而只去承行天主的圣意。只要能实行祂的旨意，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不是死亡，不是失败，只怕不能实践祂的旨意。「因为如果天主和我们在一起，有谁能反对我们呢？」选择实行天主的圣意，并体验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自由，是我最大的喜乐和惊人的内在力量的来源。因为知道祂在我的一切行动中领导着我，祂以祂的恩宠支持着我，能给我一种平安的感觉和难以描述的勇气。即使在人性上感觉沮丧时，如果意识到我正在所有发生于我身上的事情上实贱着天主的圣意，这就足够驱除所有的疑虑和不安。无论那时的试炼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困难或遭遇，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知道它们都是来自天主，都是天主用来照顾我们的方法。虽然我不都能彻底了解祂的照顾的深奥或明白祂的智慧，但我确知，我一直在努力放弃自我的看法并尽我所能地去承行祂对我的旨意。

    我从痛苦经验中所获知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并非某种一夜之间就可达到或者可以一直保有其最终形式的东西。每个新的日子、时刻、环境、情感及行动，都是连用这种自由并在这种自由中成长的一个新的机会。成长所需要的是对天主旨意的一种接纳和开放的态度，而非某种有计划的步骤或预估的方法。即使是一些克已行为，如忏悔、斋戒或苦行等，如果它们只是自我要求的，就会成为障碍而非帮助。而努力消除所有的自我意志，接受天主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所透露的旨意，这是完全符合天主圣意的最妥当的获得成长的方法。虽然它将提供我们许多该实践的德行，该支持的遭遇，该忍受的痛苦，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将使我们成为完成祂的计划——不仅为我们自己的得救，也为他人的得救——的合适的工具。事奉天主、服从天主，应优先于其它一切之上。

    因此，以完全信赖天主为基础的神修，是心灵平安和精神自由的最佳保证。在这种神修态度中，灵魂必须学习不以自己的动机为出发点来行事，而应随时答复天主在每天的具体事务中所要求我们的。它的注意力必须一直集中于天主的旨意上，而天主的旨意是透过我们眼前的一切人、地、事物所显示出来的。它的注意力不该集中于为实贱天主的旨意所需要的方法上。因此无论所需要的方法是什——困难、冒险、孤独或诸如饥饿、疾病这类肉体上的痛苦，只要能意识到，接受它们是在履行天主的圣意，就能使牺牲容易，负担减轻。没有任何其它理由去接受牺牲和克苦，事实上，如果我们去寻找其它任何动机，而不去寻求天主的旨意，这是神修产生某种偏差的讯虢。而接受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来自天主的旨意，无论精神上，心理上，或肉体上必须为它付出多少代价，这是走向灵魂和精神自由的最稳妥，最便捷的方法，而超越其它一切的了解和解释。

    从卡耶堪到诺里耳斯克的火车行程并不算很长，然而它勾起我从耳佛夫进入苏俄的那个第一次长久的火车旅程。那时我一直确信我正在承行天主的旨意，那的确是我来到俄国的理由，但我那时对它的了解太不完全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我所学到的是多么的多，这些课程是多么的痛苦，而且不知有多少次我也跌倒了。而现在，我终于又以一个自由之身，重新开始从事我当时所梦想的：以司译身份尽我所能地为苏联人民服务，帮助他们藉着侍奉和爱慕天主而获得永远的救恩。虽然肉体上我还未能得到我所希冀的那种程度的自由，因为我一到了诺里耳斯克，就必须前往警察局报到，而我也会一直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但精神上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安全，我坚信，天主会一直照顾着我，并领导我走上祂的圣意所显示出来的道路。

    当我抵达诺里耳斯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寻找一位乌克兰司铎——维克多种父。他曾在劳工营中和我相处过，而于四个月前被释放。我知道他拿的也是限制性的护照，且被送往诺里耳斯克。经过一番打听后，我终于在城郊的一处简陋的住宅区中找到了他。这是由临时搭盖的茅草屋和小木屋(俄语称为boloks )所凑成的凌乱住宅区，曾经一度住着许多前来西伯利亚的中国「志愿」工人，所以诺里耳斯克人到现在还称它为「上海城」。它的茅尾和木屋是用木板条一块接着一块像是迭多明诺牌( dominoes)一样搭建起来的。墙壁经常是双层的，由薄薄的小碎木片所组合而成，然后中间填入灰粉来隔开。好一点的外面还用焦油纸、黏土或石膏来覆盖。我发现维克多神父和另外一位司铎——奈龙( Neron)神父一起住在这样的一个房子里。奈龙神父也曾经在我刚离开的卡耶堪劳工采矿营中呆过，但我被送到那里之前，他就获得释放了。

    在这个约十呎见方的木板屋里摆着两张床，中间被一偶祭台隔开，因为这个小房间事实上也充当他们的教堂。由于地方实在太狭窄、太拥挤了，所以我问维克多神父，是否他认识附近邻居，我可以住在那里。但他和奈龙似乎都没听进去，他们很高兴看到我，坚持要我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在一个小电炉上为我烹煮晚餐，这个电炉既用来煮饭也用来取暖。接着我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那晚我们在祭台前的两张床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排放了三张椅子，我就睡在那儿。我用我的棉袄和裤子——属于我的仅有的衣物——当做垫被，毯子和枕头。清晨一起床，我们立刻清理床铺并准备做弥撒。

    到了六点半钟，有十来个人到这个小房间来参加弥撒。主日天，人潮不仅挤满了整个房间，连门口的走廊也站满了人。为了顺应渐增的群众，维克多和奈笼每个主日都做两台弥撒，两人轮流讲道。每台弥撒都有六十或更多的人。事实上这个摇摇欲坠的房子就是他们的「堂区」，在大多数的晚间，也通常有某种的集会，如告解、领洗、婚礼或Panikhida，这是俄国人纪念死者的一种很美的迫思仪式。

    实际上，由于群众太多，所以我很快开始在每星期日早上提着维克多所给我的一个装满弥撒用具的手提包，去市上的另一角落为另一个波兰人的「堂区」做弥撒，实际上这是一处目前已做为都市住宅区的老旧监狱营房内的一个房子。弥撒前我听告解，弥撒后。可能也有洗礼和婚礼。当人们发觉我每主日都能应他们的方式时，前来领受这些圣事的人也就愈来愈多。我按照官方的吩咐定期到警察局报到。后来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最后我也拥有了我自己的小房子，我也每天在那儿做弥撒，前来参加的人也持续增加。但在主日天，我仍旧继续到老营房内为我的波兰「堂区」教友举行弥撒。

当然，我不断在警察的监视下，我的堂区教友也是如此。偶尔我也被叫去问话，并警告我不得煽动群众。我知道教友中有些人也因为如此公开履行宗教信仰而被警察传讯，或受到他们工作地点的联邦官员或监督员的搔扰。但我被他们在面对这类小迫害时所表现出来的持续的信仰和勇气所震惊，并且感到安慰，所以只要我办得到，我决心继续帮助他们。即使那意味了我将再次被捕，送往监狱或劳工营，身为神父，为了服务这些勇敢的教友，我也愿意冒这个险。

老实说，我经常惊奇在这个宣称无神的国家内的这些人对于信仰的热衷。报纸上，收音机和电视上，学校里，课本上，和各式各样的期刊上，到处都在教育和宣传着无神论。当然，苏维埃宪法保证每个公民有宗教信仰的权利，但它却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和宣讲。事实上，那条法律也被解释为十八岁以下的儿童不允许上教堂，即使在他们的父母的陪伴下亦然，神职人员乜被禁止向年轻人讲道。保证履行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不得宣讲的那同一条宪法条文内却又保证了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而且那个保证，在这个国家内，透过每一个想象得

到的方式被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一个人，从最年幼的儿童到最年长的老祖母，都不断暴露于这种宣传的阴影下。这一切对曾经一度是神圣的俄罗斯( Holy Russia )的影响是，它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改变了一般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然而，无论如何，它并没有影响几百万信徒的信仰。

    即使当无神主义在这个国家内到处施展它的魇力时，东正教会和其它许多基督教派仍继续大行其道。尽管无神论的压倒性优势和教会所面对的重重困难，他们仍旧很卖力地工作着。教堂少得可怜，且教堂与教堂之间距离甚远。圣经和宗教书籍不准出版，市面上也买不到。没有任何教会期刊或宗教报纸或小册子可供阅读。然而，在某些东正教修道院，仍旧可以买到一些小圣像、念珠、蜡烛，和背面印有简短祷文的卡片，人们也都非常珍惜这些东西。教堂在星期日或星期六晚上举行宗教仪式。如果要在其它日子，如教会的大节日，举行宗教仪式，本堂司铎必须得到堂区委员会的同意才可举行。这个委员会是负责安排所有宗教仪式的举行，并管理整个教堂的事务。

    这些堂区委员曾是直接向政府负责。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堂区的一切，甚至连讲道亦在监视之列。讲道被严格限制在纯宗教的话题上，因此经常很短，内容也经过谨慎地选择，以避免任何对政治的影射，或对政府、党及制度的批评。东正教会一直是俄国官方的宗教，因此它可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为维持传统教会结构所需要的津贴。此外，司铎也有微薄的薪水，那是由堂区委员会所发放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无神主义的苏联政府居然有个特别的宗教事务部（他们称为文化部），它甚至也提供基金给教堂；但就是这同一个部门，也充当严密控制各教堂和教会事务的工具。因此，为抵挡政府对教会精神结构所施予的强大压力，这个有组织的东正教会和它的圣统制也显得力不从心了。

    人们很了解在这样的制度下应如何生活。虽然有时候也有些人曾抱怨司铎和主教们对政府如此干涉教会事务毫无反应。然而这毕竟是少数，即使他们如此做了，这种要求教会反对和抨击政府措施的言论，也从未获得公开的答复。教会当局的这种沉默，有时会在百姓中间

引起许多流言。偶尔，你会听到有人愤怒地指责那些居于教会领导地位的人，称他们是变节者或共产党的代理人。但大多数人都了解，教会权威当局也无法摆脱这个统治政权的压力，因此人们对东正教会和它的神职人员仍给予极高的重视和评价。

    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教会若有任何反对政府或拒绝遵守宗教事务部之规定的企图，立即会招来报复。这为政府是轻而易举的。例如，他们可以起草一份请愿书，上面还有许多人的签名，要求为了公共秩序或安全或任何一种理由关闭教堂；或者市政当局会突然提出某项新的建设计划，而教堂也被列入必须拆除的建筑物之一。自然地，政府也总是会核准这种请求和这种新的建设计划。然而，尽管这些压力，尽管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尽管在办公室、工厂或学校内的宣传和不断的无端骚扰，东正教会在全国各地仍然继续发挥它强大的影响力。

    那些仍然存在或尚未被关闭的教堂通常都告爆满，而且也不像共青团和无神论者行动联盟所吹嘘的那样，只是一些日薄西山的老年人，事实上，也有着许多的青年人。他们中有些人前来教堂只是因为他们不被许可，而就像各地的青年人一样，他们想要表示他们的独立

性；有些人起先只是出于好奇；另有些人是由于一种模糊的渴望，他们愿意在民族情感和文化上重建与旧传统之间的联系；大多数人是在寻找某种东西，某种他们尚未完全了解也无法清楚表达的东西。他们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知道了旧日的情形，他们不知他们是否正在失去某种东西，或能找到某种老一代人在天主内所曾经拥有过的平安和安全的东西。所以他们来到教堂，也因此，在天主的照顾下，信仰持续壮大且不断增长，洗礼继续进行着，甚至有些共党官员的子女也秘密受洗。

    除了二次大战中被苏联所占领的边界区域之外，俄国境内的天主教堂很少。事实上，今天俄国境内的天主教徒大多数和我一样，是那些战争期间前来苏联木材营区和工厂工作的「志愿者」，或是那些不被允许回到他们家乡的囚犯。我在诺里耳斯克所服务的「堂区」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些小镇和乡村散布着许多类似的波兰人，德国人和立陶宛人的团体，而大城市内就很少了。他们很高兴能有神父在他们中间，而他们为参加弥撒和领受圣事所做的牺牲，所跋涉的路途，一直是我惊奇和安慰的来源。否则，他们就只得去参加东正教会的礼仪了。

    然而，大多数的东正教神父并不允许其它教会的基督徒领受洗礼、圣体和告解圣事。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得很严格而强硬。某些拜占庭礼的天主教神父对东正教徒的态度就开放得多。我们听他们的告解，为他们的子女授洗，祝圣他们的房子，探望他们的病患，殡葬他们的死者。然而这样的神父在数目上也不多。东正教和天主教徒之间已充分表现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大家所熟知的「合一」精神，但是教会官方仍旧沉迷于古老法律的严格解释，设法保护自己的信徒，使他们不陷于错误。旧法律严厉禁止和其它基督教派互领圣体。我们自己发现，这样的法律在西伯利亚的环境中并不适用，而且是信徒们最先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愿意朝拜天主，履行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为他们，在各个教堂里所崇拜和敬奉的是同一个三位一体的天主；无论那一种礼仪的弥撒，所奉献的祭品都是同一个基督。只要那里有弥撒，那里有神父，他们就彼此安慰，彼此支持，彼此帮忙，彼此交谈。是他们首先服从了圣神的推动，打破了彼此之间的藩篱，反倒是神父们不愿听从圣神的呼声。

    如同苏联全国各地一样，在西伯利亚还有着许多其它的教派，它们有些也很兴盛。他们不盖教堂以做为聚会之用，在主日或其它时候，只要有个用来聚会的房子为他们就足够了，他们也没有留下他们活动的记录。但无论何时，只要他们聚在一起祈祷、读经，他们的心灵就被彼此拉进，并激起寻找别人加入他们团体的热火。他们的聚会不拘形式，他们宗教信仰的坚定，他们自动自发的祈祷，使他们意识到天主临在于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信徒聚会时的团体之间。他们的信心坚强，他们不怕表明他们的信仰并公开向别人传教。同样，他们也比其它的基督徒更不怕官方的迫害、恐吓或压制。他们是秘密警察和文化部的眼中钉，因为他们拒绝妥协，而他们也没有固定的教堂可以查抄。不幸的是，他们对其它的基督徒也经常采取同样的不妥协态度。他们直书无讳地批评有形的教会，尤其是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他们坚信，只有他们实践了福音讯息的纯洁，他们视其它基督徒为需要悔改的罪恶之徒，视神父们为魔鬼的代理人或引入走入歧途的巴比伦淫妇，而且他们也粗鲁、无礼而公开地这样宣讲。在劳工营中，和这些人在一起时我就会经有过多次很不愉快的经验，他们也不愿和我这种神父有任何接触。

    然而我佩服这些人，他们在面对围绕在我们四周的不断宣传和迫害时仍保持着他们活泼的信德。我经常对天主的照顾和圣神的化工感到惊奇，因为尽管有着决心要根绝宗教之无神制度的强大压力，甚至尽管教会自已之间有着许多人性的缺点，祂仍然保存了苏联境内的信

仰。我逐渐看出，无论个人或政府企图摧毁天主的国，都将是徒劳无功的。你可以关闭教堂，你可以拘禁神父和传教士，你甚至可以在人与人或教会与教会之间挑拨离间，使他们自相残杀，但你仍无法将存在于莠子之中的好种子根除，这个好种子就是天主的国。它像芥菜子，像面团中的酵母，将继续存在。和苏联各地的基督徒一样，西伯利亚这些勇敢基督徒的信仰，是这一点的充分证明。

    基督的确是君王，如祂对比拉多所说的，但祂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不是一个反对苏联政府或任何其它政权的王国，它不是一个基于领土、建筑物或组织的王国；它是一个正义、爱好和平的王国——如同教会在基督君王节弥撒开始时所唱的，一个真理和生命的王国，一个存于人们内心且由他们的信仰和对基督的话的信心所建立的王国。「我来不是为带和平，而是带刀剑，」圣玛窦记载耶稣如此声明，但祂所宣讲的并非反对此世权力的革命，而是一种伴随人心的革命。「悔改，」祂说，「作补赎，改变你们的心，因为天国临近了。」

    天主的作法是，如果你不在内心所面临的危机中皈依，祂绝不留给人平安。天主的恩宠要求人的完全转变，因为人属于天主。只有在信仰内，只有藉着内心的改变，人才可能进入天主的国。人迟早会了解，这个多变的世界不能是他的安全和他的心灵真正平安的来源。吾主说：「你们该先寻求天主的国，然后这一切必会加给你们。」那是我们最终平安和安全的来源——天主的照顾——但我们应学习在信仰内接受祂，在一切事物中寻找祂并跟随祂，将我们的信心和信赖完全放在祂身上。一旦我们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在每天所思、所言，所行的一切事物中活出那种精神，活于那种态度中，无论我们在此世做的是什么，都将有功于天主国的扩展。

    那么，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努力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心灵和我们生活的转变。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能成功，我们就促进了天国的扩展。因为当我们如此做了，我们也就同时使自己愿意帮助别人，甚至进而对天国的发展能有所贡献。它的具体涵义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忠实地完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责任。天主每天透过祂的爱所提供给我们的人和环境，给了我们藉着实际行动促进天国扩展的机会。无论我们已经结婚而必须照顾一个家庭，或在校求学，或在公司、工厂、农场上班，或献身神职、修会生活，这些都无关紧要，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我们总必须首先寻求天主的国。亦即，我们每天的每个行动都该被视为来自天主，并将我们的辛劳奉献给祂，以符合天主圣意的方式来实践它。因为天国只能藉着这种方式被促进并传遍普世。

    因此，我们每天所经验到的是，要在每一方面实践天主的圣意并以自己的生活促进天国的发展是多么地困难。没有任何一个曾经认真设法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会说它是轻而易举的，它只能在天主恩宠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天主一直在将这恩宠赐予我们，但我们必须在我们周遭的环境、人群和我们心灵的思虑中认出它来。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总是能答复这恩宠，因为祂的恩宠也要求我们的牺牲、努力、放弃自我意志，和永不懈怠的虔诚精神。而这些事情的实践对年轻人，或懒惰的成年人，或老年人而言，绝非易事，但天主之国所指的就是这些。

    当我们得知，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只有很少的恩宠被我们所接受时，我们也同时可以想象得到，有多少天主的恩宠被我们周围的那些人所排斥或一脚踢开。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就了解，为何今日的世界尚存在着如此多的邪恶、罪、暴力、战争、恨、不道德、宗教迫害，

和甚至是否定天主本身。只要人继续我行我素而拒绝接受天主的恩宠，这些事情就必随之而来。降生成人的基督已把天国重新带到人间，祂给我们立下了完美无缺的榜样，要我们在一切事物，任何时刻都能服从圣父的旨意，除非全人类每天都能按照祂的榜样来生活，否则天圃永远无法建立在人间。

    祂说过：「天国在你们中间。」这几个字对正在诺里耳斯克的我们是多么真确而深奥。地上的天国——有形可见的教会，在这广大的西伯利亚荒原中几乎已不存在。这里的基督徒，甚至我也一样，必须设法在无信仰、无神的气氛和在几乎令人窒息的无神论宣传下，事奉天主。然而我最大的安慰是那些我所服务的勇敢基督徒的明显信仰，和在这个人烟稀少的土地上，对于天主恩宠的能力与对他王国的存在的活生生的见证。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勇气，每天都激励着我，将我每天的行动、工作和痛苦奉献出来，俾对地上天国的扩展有所帮助。和千千万万苏联无神论者比较起来，我算什么，和苏维埃政府的强大势力比较起来，我算什么？的确，面对我们周围的制度，它的宣传工具和迫害的能力，我们都不算什么。但是，在天主的照顾下，我们屹立不摇，我们成长茁壮。这是祂为我们选择的地方，这是祂为我们安排的情况和环境。只有一件事是我们应作且应天天作的：我们该寻求天主的国和祂的义德——首先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然后是在那些我们周围的人身上。从宗徒时代开始——十二个单纯的人，孤单而害怕，他们接到了向普世宣传天国福音的命令——除了藉着每个基督信徒每天的行动和生活努力去实践天主的圣意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扩展天国的方法了。

    诺里耳斯克留给我的最深刻记忆就是那儿的复活庆典，但很不幸地，它也成了我离开那里的原因。在它之前的四旬期就已看到了我当神父以来最忙的几个星期了。维克多和奈龙神父已经离开诺里耳斯克而只留下我一个人，但我们的聚会即比以前更盛大。整个四旬期内，我把我的空闲时间全部拿来听告解和授洗。在圣枝主日，我做了三台弥撒，并且每台也都讲道，告诉人们将要举行完整的圣周礼仪。圣枝主日弥撒后，群众们聚拢过来，安排传统的复活节祝圣食物仪式。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而却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他们去筹划复活篮( Easter baskets  )的祝圣工作。我们在一本特别的记事簿上画出诺里耳斯克市的地图，指定几个集合地点，并安排特定的时间，以便那些无法前来我的小木屋的人，可以在那儿等我来祝圣食物。当一切都安排就绪后，我想我必须从圣周五下午五点钟开始连续工作二十四个小时，才有希望在复活前夕弥撒之前及时完成。

    圣周五白天，我听了无数的复活节告解，事实上。整个圣周的每天晚上都是如此。星期五晚上，耶稣受难礼仪结束后，我就动身开始我全市的巡回旅程。我所到的每一个地方，即使是在半夜或凄冷的清晨，总有许多人等着我。星期六早晨我及时赶回我的小木屋举行晨间

六点钟的仪式。屋内已挤满了人。为了参加这个复活节的仪式，许多人彻夜未眠，以便能在祭台前找到一个好位置。他们中有许多人在星期六早晨仪式后就留在教堂，一直到复活前夕的半夜弥撒前都未曾离开过一步。他们终日未进丝毫食物，只为了能占有一处更接近祭台的地方。清晨仪式后，我又开始市区的巡回活动，而每几个小时我就又回到我的小木屋来祝圣那些排满整个房子的一篮篮的食物，每次回来都是另外新的一批。到星期六晚上十一点半钟，我最后一次回到我的房子，但我几乎无法靠近祭台，甚至连走廊与前厅也挤得水泄不通，许多群众只得忍着半夜的寒气站在屋外。屋内几乎没有空间让你活动。到了半夜十二点钟，我要穿祭衣准备做弥撒时，居然因为群众太多，连我的双臂都举不起来，所以只得有一个人帮我把祭衣从我的头顶上拉过去。祭台上摆满了鲜花和蜡烛。我们甚至还有个圣咏团。当我开始咏唱那庄严的复活节弥撒经文时，教堂内只能以声震屋瓦来形容。复活节弥撒带给了我喜乐，当晚群众的热情我将终身难忘。连续四十八小时不眠不休地四处奔波，我实在已疲惫不堪，但突然间我感到充满喜悦，我的倦意也就一扫而光。除了复活节的弥撒和喜乐之外，我忘掉了一切。

    群众是如此之多，连要送圣体都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动弹。因此，圣体只得在弥撒后分送。弥撒在清晨三点钟结束，但到了早上九点钟我还在为川流不息的人潮送圣体。我可以听到屋外复活节清晨回家的群众高声以传统的复活节问候习俗互相打招呼：「基督复

活了！」，另一方高兴地答道：「是的，祂复活了！」在圣体全部送完后，我独自回到屋内，坐在我星内的小餐桌旁，我完全崩溃了。然而我感到非常满足。在那一天，我体会了一种我几乎不曾体会过的喜乐。最后我觉得，在天主自己完美的安排下，我的美梦终于成真，我开始过着为祂的俄国羊群服务的生活了。「而这一切」，这个思想突然掠过我的心头，「这一切都发生在俄国，在诺里耳斯克！」

    然而，一周之后，我从工地被传唤至格别乌( KGB)办公室。管事的官员毫不浪费时间，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伍拉狄米，马蒂诺维治(Wladimir Matinovich )，你在诺里耳斯克的传教工作是不被许可的，你知道吗？」他严厉命令我立即购买机票，搭下一班飞机前往格拉斯诺亚耳斯克( Krasnoyarsk)，并向当地的格别乌报到。「如果你回来这里你将会被逮捕并送入监狱，这里是我在负责，而那是命令。」我只注视着他，没有说一句话。在很长的静默之后，他冷冷地对我说：「你可以走了。」当我转身要离开时，他又加上了一句：「当你买到机票后，我会亲自护送你到机场。」

    从诺里耳斯克到格拉斯诺里耳斯克是很长的飞行，可能有四个小时。从前我没搭过飞机，所以当飞机起飞时我有点紧张和害怕。我把背部紧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并设法不去移动我身上的任何一块肌肉。我可以感觉到在我头内有像马达咚咚作响的声音，随后耳膜发胀，但我感到最不舒服的还是在胃的底部。后来我逐渐适应过来了，我坐在那儿回想我正要离开的人们，想到我已不能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时，不禁悲从中来，我只有把他们奉献给天主。我虽然设法压抑自从我前往格别乌司令部以来，在我心内燃烧的那把怒火，但我仍然为他们甚至在我已被视为自由之身后，所对待我的方式感到羞辱。天主知道祂正在做的是什么，我如同过去一样用这样的思想来安慰自己。虽然我在心内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尔旨承行」，但这实在是太令人费解了。

    不久，在祈祷中，有个思想浮现我心头，即圣父的旨意并不常是轻松的差事。过去我自己一直经常诵念的吾主的那句话是祂在山园里的痛苦中所说出的。那是基督在祂的大审判和大屈辱之前祂自己的祈祷词，我们经常将它当作服从的典范，但它事实上是谦逊之德的完美

模型。因为谦逊最终是基于对一项基本原理的极单纯的认识：天主和人之间的真正关系。「谦逊是真理」，这句神修格言是对这种关系的最扼要的描述，因为谦逊不是别的，就是知道我们在天主前的地位。基督的全部生命，从生到死，是从祂对圣父旨意的完全服从所流出的一个完美的谦逊行动。这行动在十字架上达到了它的高峰，他被剥夺了一切，受了极大的羞辱，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你们跟我学习吧」，他对他的门徒说，「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但即使在神修生活中已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之后，当受到羞辱时，我们多数人也很少能表现出谦逊的。如果我们愿意向基督学习，我们就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注视这位谦逊的基督，这位才是承行着父的旨意的基督。

    厌恶羞辱是很自然的。我们逃避羞辱的经验，因为它们是对我们人格尊严的一种侮辱，换个方式来说，就是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有必要在那时好好想一想我们到底是谁，天主是谁。如果我们除了受伤害和不高兴之外，再也无法在经验之外看出任何东西，那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至少在目前——天主的旨意和祂的照顾。因为羞辱是从天主每天所提供给我们的环境、状况和人们——这些都是他的照顾的显示——中所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些事情场合，甚至是羞辱中学习分辨，以能更完全地符合天主的

意愿。基督在实践祂的父的旨意时，也遭遇了反对、冲突，而且的确也有羞辱，然而祂一直设法完全忘掉自己，而藉着他的行动来光荣天主圣父。如果我们真正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师法基督，我们也必须学习同样的态度。

    我们必须不断回到我们孩提时代所学的这条教义要理上：天主造我们，是要我们在此生爱慕、钦崇、事奉祂，并在来生和祂同享永福。我们并非藉着实践自己的意志而得救的，而是藉着实贱父的旨意。我们实践它，不应藉着解释或分析来使它呈现出我们所希望的意义，而应无条件地接受它，把它视为天主的圣意是透过这些场合、环境和人物而显示给我们。这看来似乎很简单，而事实上也相当困难。我们必须在内心存想着，每一天、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是来自天主。无论事情对我们而言是如何的微不足道，我们必须能够接受它，并将我们每天的祈祷、工作和痛苦奉献给天主。然而正因为我们每天的境遇是如此的平凡和微不足道，所以我们常常在这方面失败了。就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看来似乎是芝麻豆大的小事和不断重复的枯燥事物，才使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的好意想逃离事实，以致无法理解这些事物，也是天主圣意的记号。在天主和每一个灵魂之间绝没有无意义或无关紧要的事情，这是天主照顾的奥秘。

    我们每天在我们周围的人中也可以看到许多这种例子。青年人开始计划着结婚，选择职业，答复神职或修会圣召时，都感觉到一种不曾有过的热心和内在喜悦。然后，随着岁月的消逝，困难渐增，而且也不断需要作更多的牺牲和重新肯定当初的许诺或圣愿。那么，这就

是一个人对谦逊——对于人在天主前的地位的认识——的考验的真正开始，一个人工作上的困难开始成为一种负担。「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基督如此说，但是生活的担子、牺牲、自我舍弃、羞辱，只当我们在它们内看出他们是天主旨意的显示时，才能是

柔和轻松的。有什么东西比不以负担或羞辱本身来看它们，而将它们视为天主在那个时刻所显示的圣意更能令人感到安慰呢？能以这种方式来看一切，无论负担是如何沉重或事情是如何困难，我都能以一种轻松的精神来接受它。因为了解它来自天主且是祂对我的旨意，使人有一种热心，成就和重视的感觉，而且可以带给心灵喜乐和慰藉。

    但不幸的是，那些已经丧失谦逊之德——人和天主真真正关系的了解——的人，也因此丧失了以这种方式来看他们的负担的能力。他们只看到负担、困难、羞辱本身，因而他们变得沮丧。他们开始自怜，开始质疑他们从前认为具有崇高价值的婚姻或修道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牺牲、工作和奉献似乎已无意义，慈悲、忍耐和爱变成只是一些空话。他们目前甚至开始怀疑当初所做的决定是否明智和有效，开始寻找自由或某种摆脱的方式。有时面对此变动中的时空，他们是凭着一些科学或心理学的数据来验证，但最终，他们所要设法解释的是在他们内的那种根本的改变，这改变使他们在圣召生活中产生了危机，这圣召一度是他们以极大的喜乐与热心所追求的。

    这一切的发生怎会来得如此突然呢？答案在于缺乏谦逊之德，无法看出这种生活在天主眼中是意义重大的，无法看出一切事物都来自天主。一旦失落了这种洞见，那么自我就会开始认为自己愈来愈重要，而对天主的圣意则愈来愈藐视。这一切的发生并非由于他们自身的过失或罪过，而是由于缺乏谦逊。反之，谦逊的人，无论失败得如何凄惨，他都能将自已置于天主面前，检讨自己和天主的关系，然后重新开始，因为他的谦逊告诉他必须完全信靠天主。

    真正谦逊的人和缺乏谦德的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前者从他的失败、错误和生活的错乱中看出他昝由自取，他罪有应得，因而他努力着要重新恢复他对天主圣意的忠诚。而后者却丝毫不责备自己的错误和缺失，他设法用某种方式来证明他的行动是正当的，并坚持那些使他逐渐远离天主和他的圣召的事物。即使他也感受到良心的谴责和不安，但他却看不出这是来自天主的恩宠，看不出这是天主要引导他回头的记号。他反而把这种不安解释为是他当初对于追求这种圣召的决定有错误的证据。

    因此，我坐在飞往格拉斯诺亚耳斯克的飞机上，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我对于必须离开我的诺里耳斯克「堂区」这件事会突然感到如此愤怒？是否因为格别乌命令我离开的方式使我感到羞辱？多年来，我不断在我颠沛的生命中设法去找寻天主的旨意，尽管有时它跟我的梦想和意图是背道而驰的，但这些年下来。我已逐渐在我所经历的这些离奇和痛苦的事件上，看到了天主的计划和照顾。那么，为什么我该怀疑这次的变迁也是来自天主的圣意呢？「我的路不是你们的路」，吾主这样说，「我的想法也不是你们的想法，就如上天距离下地有多远，我的路离你们的路也有多远」。过去，多少次我在反省自己的际遇时了解了这一点，多少次我已决心要在一切事上看出天主的圣意，而这一次，我怎么可以只是因为在人性的智慧上看不出结束在诺里耳斯克传教工作的意义就不愿去接受它呢。

    我真正是由于关心那些我所离开的勇敢的基督徒而感到伤心呢？或是由于在一切似乎正进行得十分顺利的当儿，必须结束我当神父以来的第一次真正得到回报的经历，而感到个人的失望呢？我该担心天主没有别的方式来照顾祂的子民吗？「我要他存留直到我来」，吾主对伯多禄说，「你只管跟随我」。基督特别召叫了伯多禄，但伯多禄却操心着若望。而现在，基督也正透过格别乌，召叫我离开诺里耳斯克。为何我怀疑祂会以某种方式照顾那些我正要离开的人们？在我来此之前祂不是也照顾了他们吗？因此，我首先该关心的是，无论祂领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我该在我生活中的每件事情上看到祂的旨意，然后毫不犹豫地忠实跟随祂。

    是的，我是失望的。不，我对那些折磨我的所有问题都没有答案，当飞机愈来愈接近格拉斯诺亚耳斯克时，我也无法完全理出充满我内心的思绪，但有件事我知道：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决定要努力在一切事上看出祂的旨意，我已经承诺要完全信赖祂的照顾。这是新的一天，或许这是我拓展天主神国角色中的崭新的一页，而我该做的就是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去接受这一天的情况和环境。从我过去的经验所学习而了解的天主照顾的奥秘，此次我不该再开始抗拒祂的恩宠和祂的圣意的工作。如同过去一样：今天我所该做的只是毫不怀疑、毫不踌躇地服从祂圣意的智慧。不是设法要让它来符合我的意愿，或完全用我有限的人性智慧来了解它，而是谦恭地接受它，再次放弃自我，让自己以完全的信心来迎接祂的恩宠和智能的神妙化工。

    如果我的铎职生涯要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就该像基督承行着父的旨意。这是我所需要的谦德：了解自己在天主前的地位——不只是在事情都很顺利，如同在诺里耳斯克时，而更是像今天这种疑惑失望的一刻，当事情并非照我的计划和意愿而发展时。这是谦

德的真正意义：懂得去接受失望或甚至失败，将之视为天主的安排，学习忍耐，用平安和对天主的信心来实践，并且坚信，我们所完成的事务要成为有价值的，只是因为天主在我们的生命内工作，而我们也尽力去接受和服从祂。

    在天主的计划中，什么样的人或他究竟做了什么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是否以信赖之心来接受并尽力去完成天主每天为他所安排的一切。圣保禄说：「天主偏召选了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我经由尝试错误，经由痛苦与失败学到了一件事，即天主可以用一个像我这样顽固，而且有时是愚笨并充满缺点的人来完成祂的计划。如今我对此信念已坚信不移了。真正的谦虚即在于经常能承认这种关系。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注意这个事实，因为我们骄傲的人性有时在不知不觉中会认为这件或那件成就是由于我们自己努力的成果。而就当我们开始失落谦虚时，我们也就开始看不见天主和祂的恩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祂摒弃在我们的生活之外。

    后来我在心里告诉我自己：感谢天主，是祂以祂的慈爱在你的路上赐给了你谦逊；感谢格别乌，是他们才不致使你认为诺里耳斯克的复活节是你的作为。是天主在那些人的心田里撒下了种子，维克多和奈龙神父浇灌了它，只是由于天主的仁慈，在那个时候把你放到那里，让你享受到那几天的收获和安慰。我自言自语地说，你这个笨瓜，应该感到安慰了，勿再胡涂了。是天主安排了喜乐来坚强你，安慰你，而也是同一个天主安排了你突然羞辱地离开那里，以再次提醒你，世上的一切都是在祂的掌管之下，而不是靠着人的努力。那是昨天，而今天是今天，在苏联，除了祂的恩宠和祂的旨意。你还没有完成任何一件事情。每次当你设法依靠自己去做某事，预先计划，构想答案时，你就立即陷入了可悲的困境，而必须再次学习在当时的处境中寻找天主的旨意。这不是你该学习的时刻吗？这不是你学习良善心谦，放弃你自己的意思而去吻合天主的旨意，不必担心这班飞机要载你到那里，或你将在那里碰到什么，或你所留在后头的是什么，而只首先去寻求天主的国及其义德的时机吗？

    在我抵达格拉斯诺亚耳斯克的一个星期之内，我就「继承」了一个堂区，这件事让我再一次坚信、惊叹天主照顾的奇妙作为。我依照诺里耳斯克格别乌头子所吩咐的，前往警卫局报到，我就在那里遇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立陶宛绅士，我想，他是从我的口音分辨出我不是俄国人，因而他问我的国籍，我告诉他我是波兰人。他又问我是否天主教徒。我端详了四方很小心地告诉他我是。因为我想警察局并不是谈论这类事情的地方，尤其为我的身份更是如此。他问我是否认识任何一位神父，在我同答他之前，他又接着说，他是市郊一个堂区的成员，他说在那个堂区里有许多人，但他们的神父上星期去世了，现在他们正热切盼望能再觅得一位神父。

    过了一会儿，我想这可能又是格别乌所设下的圈套。但我仍继续尽情地和这位老绅土交谈，并且答应和他一同前往会见该堂区的其他人。我尚未向他透露我是神父，但我不得不惊奇天主安排事情的美妙。这个位于市郊的堂区甚至也有他们自己的教堂，那是一座像营房的一楼大建筑物。整个内部是做弥撒的地方，在这个又长又高的空间内大约可容纳两百多人。它有着雕刻得美仑美奂的祭台，沿着墙壁的苦路像，和旁边的一个告解亭。纯之它就像任何堂区的一座教堂。祭台后面有一间更衣所，更衣所后面就是神父住的房间。我太高兴了，恨不得马上搬进去。

    堂区教友们纷纷告诉我，他们是如何需要一位神父，不只是为了宗教上的理由，而且也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因为市政当局以这些人没有神父为借口，已经提过要接收他们的教堂并将它移作别的用途。因此当我最后告诉他们我是神父时，他们真是欣喜若狂。然而，我也告诉他们关于我在诺里耳斯克与格别乌之间的那段经历，我警告他们，我在格拉斯诺亚耳斯克这里可能也会受到严密的监视。然而我的故事并没有困扰他们，他们要求我留下来做他们的本堂神父。当我接受时，他们当场要求我带领他们感谢天主俯听了他们的祈祷，给他们送来了一位神父。我在这次的祈祷中，含着泪水，百感交集。那天我向他们所做的第一次简短讲道的主题就是有关天主的照顾。

    这些人甚至不愿听到我找工作的事。他们告诉我，堂区内有太多的事要做，他们还允诺要照顾我的生活。此外，他们需要的是全天候的神父。他们准备向市政委员会提出申请，告诉他们，他们已有了神父，并要求市政府不要没收教堂。坦白说，我担心他们这种行动。我知道市政官员一定想了解这位神父是谁，从什么地方来。我确信，在这种环境下，我留在格拉斯诺亚耳斯克的期间也不会太长。但我无法劝阻这些人。而在我看到了天主照顾的奇妙化工之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讲不出话来。

    他们正式提出申请，并要求晋见市政委员会的头子。然而他没有给他们直接的答复，或签署必要的文件。他坚持那是莫斯科当局的事。教友们并不死心，他们决定派一个代表团携带申请书到莫斯科。我惊奇他们的胆量，而且甚至被他们的信德所感动。事实上，当我发现在某些方面他们的信德大过我时，我感到羞愧。他们未曾一刻怀疑过天主会让他们的申请顺利地获得答复，如同祂已答复他们的祈求给他们途来了另一位神父一样。他们毫不畏惧地站立在市政委员会，或甚至克里姆林宫前，为他们的信仰作证。他们知道，就如苏联境内各地的人们一样，他们的行动可能要付出他们的工作做为代价，甚至会招来报复，然而他们毫不犹豫。

    在一个无神论和恐怖统治盛行的国家内，你如何能解释这种信德呢？除了传统的一个理由外，别无其它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信德是天主的恩赐，事实上信德总是如此。对这些人来说，天主是实在的，他们倾心于这实在，并将之置于一切个人其它考虑之先。信仰对他们完全是生和死的问题，他们愿意为了它而牺牲一切。为这些人，它不是信条、规矩和履行宗教义务的问题，而是信仰和深度信念的问题。为他们，天主就如同他们自己的父亲、兄长，或好朋友。在困难中，他们转向祂，信赖祂，并畏惧祂审判他们的缺点。他们随时准备放弃世上的一切，而不愿去冒犯祂。

    不，他们也不是完美的，如同一般人或其他的基督徒一样，他们不是圣人，但是他们的信德却在他们每天的生活中实践出来。他们并不谈论它，但你可以从他们每天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对事情的看法，以及对各种情况的反应中看到它。这是一种单纯的信德，直接而纯真。福音中吾主也曾经明白地赞扬过这种信德。例如他对百夫长说：「在以色列中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德。」这就是我在格拉斯诺亚耳斯克堂区的感受。

    或许这是一种老式的信仰。为这些人，他们的信仰集中于教会和圣事，集中于虔诚、九日敬礼和祈祷。或许这种信德显得并不怎么有深度。他们对于善与恶，罪恶与悔改，受苦与救赎，死亡与复活，恩宠与圣事的观念，可能无法令那些比我更擅于分析的神学家们所喜欢。然而这也是在不断迫害的火墟中所试炼、净化出来的信仰，它是在来自各阶层、来自四面八方的无神论宣传者的强力攻击和冷嘲热讽之下保存下来的。为这些单纯朴实的人们，这是太宝贵的一件东西，他们绝不愿变卖它以换得社会地位，较佳的工作，或甚至他们所深爱的子女的良好的教育机会．为他们，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居于他们的生命，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他们的每一个行动的中心。虽然他们很少和别人谈论到它，如果他们愿意，或许他们也难以将他们的信仰解释得很恰当，但是它就存在于他们心中，他们相信天主和教会。他们相信祂，在困难中投靠祂，在快乐的时刻中感谢他，而且渴鉴将来永远和祂在一起。

    当然，我们也都分享了这同一的信仰，并非由于我们的功劳，而是出于天主白白地赏赐，但要保存它或失落它却在乎我们。耍珍惜它或将它视为我们理所当然应得的也完全在乎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视为理所当然，那么我们就失落了它了。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更关心它，更加注意保护它，看管它，如同犹太人从旧约时代迄今，一直珍惜而且细心维护了他们做为天主选民的身份，如同格拉斯诺亚耳斯克的这些单纯的基督徒护卫并实践他们的信仰一样。我们应该使它成为我们每一个行动的无言的指导原则，使它成为我们的存在和我们每天所做的一切的中心。它为我们的生命应该像我们每天所呼吸的空气那样真实，那样必要。因为没有它，我们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而我们的灵魂也会立刻死亡。我们应该努力强化它，让它在我们的一切思言行为中发挥作用。

  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我想最妥当的办法就是祈祷。在祈祷中我们对天主讲话，我们要求祂的帑助，我们寻求祂的原谅或答应赔补我们的过错，我们也为我们所受到的恩惠而感谢祂。但是我们祈祷不能好像对着空气讲话。这种祈祷的行动中，我们会不自觉地想到我们自己就在天主面前，想到天主的真实和临在，如此会强化我们对祂的信仰——因而我再次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晨祷仍旧是一种最好的祈祷方法——无论别人认为它是如何的落伍。因为在其中，在一天的开始，我们接受天主给我们安排的一切，并将我们的祈求、工作和痛苦都奉默给祂，而且也能再一次使我们想到祂的照顾和祂的王国。如果我们能将我们的一天为了祂而使用，承行祂的旨意，那么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周遭那些人的生活将会有何等的不同？我们总无法像那些已把他们整个生活奉敝拾天主的默观修道士那样，终日祈祷和忏悔。我们也无法整天留连于抽象的世界中，只存想着天主，以致忽略了我们对于生活于我们周围的那些人。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仍然负有一份责任。然而我们仍然能够不断地祈祷，那就是将我们每天的行动、工作和痛苦都变成一篇祈祷，然后将它奉敝给天主。

  　再者，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是教会、基督奥体、地上天国的一份子。经由洗礼——信仰生命的圣事——我们成为教会的成员。而且基督是在教会内，透过教会，给予我们坚强信德的方法：她的圣事。它们是基督所建立，用来坚强他的追随者的信德的方法。如果我们真正愿意保有我们的信德，我们就必须确实利用它们，尤其是忏悔圣事，它是我们获得平安，与天主和好的方法，此外还有弥撒和圣体圣事。

    然而教会不只是圣事，它是信者的团体，基督的奥体，地上的天国。做为该奥体的一个肢体，我们不能疏离其他人或对整个团体利益漠不关心。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演好自己的角色，来强化这个身体并扩展这个王国。我们个人的生命无法独立于教会之外发展。无论在我们的生命中经验到任何危机或有时感受到被其他教友所疏远，如果我们因此离开教会，那么我们在自己和基督奥体这两方面就都做错了。无论遭遇到什么难题，我们有一个来自信仰的义务，我们必须在教会内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在教会外。我们不能因为个人情感上的不满或受到伤害就将自己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分开：亦即和以基督为首的奥体分开。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到处可以找到天主，到处可以把祂当做教世主来事奉、敬爱和祈求，以致忽略了祂所建立的教会。当然教会也充满人性的缺点，因为它是由有罪的人所构成的。它也有着许多的丑阗和不好的领袖，有着许多不健全的想法，有着许多自私和肤浅的神修，有着许多充满瑕疵而言行不符的人。但是它仍然是基督建立来保存和维护信仰的机构，在它内，许多弱者得到了坚强。

    一个有信德的人总是意识到天主，不只是在他自己的生命中，而且也是在别人的身上。这是真正爱德的基础。这个大诫命是吾主所教训我们的：「以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并爱人如己。」而信德是爱德的基础。在信德的光照下，我们认识天主是父，并且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圣若望一再地提到，爱是一切诫命和法律的完成。但是先于爱，并在我们心中支持着爱的，部是信德。我们必须先有信德才能爱，否则我们就爱错了对象——爱我们自己超过天主，或是为了受造物本身的缘故去爱受造物——这就是罪的意义。要增加我们的爱，要爱得适当，我们就必须努力增加我们的信德，为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善用祈祷和圣事。

    耶稣自己，在祂忙碌的公开生活中，也常离开他的门徒退到山上去祈祷。如果我们愿意保存并坚强我们的信德，不断地想到我们整个生命是来自天主并正在走向天主，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中看到祂的旨意的话，我们就得效法祂的榜样。借着祈祷，我们将每天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奉献给天主。因为一个有信德和一个没有信德（或小信德）的人之间，他们每天所遭遇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春去秋来，我们外在的生活与我们周遭那些人的生活之间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使我们与他们不同的，而且必须与他们不同的，就是我们的信德，它激发我们一切的决定、选择和行动。没有信德，我们的生活就变成只是许多空洞、乏味的例行公事，无聊到了极点，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却丝毫体会不到它的意义或有任何成就感。然而透过信仰，即使是每天最烦人的例行行动，为我们、为天主的国也都有其价值和意义。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碰到许多的危机，焦虑和恐惧，挫折和反对，有时甚至是忍怖的时刻。基督的王国——正义和和平，爱和真理的王国——尚未在此地上完成。虽然它已开始，但是在它达到完满以及一切受造物都在天主的意愿下更新之前，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罪恶仍然伴随着正义，就像莠子混迹在麦子中间一样。恨伴随着爱，恶伴随着善，罪人伴随着圣人。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逃离此不完美世界中的紧张关系——无论罪人或圣人，善人或坏人，弱者或强者，健康者或有病者，博学者或平凡者，虔诚者或冷淡者。只有凭借着活泼的信德，一个人才能平安地在此紧张的世界中生活下去，依靠着天主的助佑才能安然度过生命的危机，无论何种形式的危机或它何时来到，他知道天主与他同在。当他感到被危险或诱惑所征服而处于痛苦、失败或甚至罪恶之中时，他的信德仍旧提醒他想到天主。借着信德，他已学会了跳开现实生活的处境而举心向上，将自己的双目注视着天主，从祂身上，他期待着恩宠和他所需要的帮助，无论他感觉自己是如何的不配。

    信德也是我们道德和精神平衡的支柱。罪恶、正义、痛苦，或甚至死亡的问题，都无法扰乱一个有信德的人，或摇撼他对天主的信心。他对于解决这类问题的无能并不构成他失望或气馁的原因，无论他对自己或周围的人是何等的操心和焦虑。在他内心的深处仍存在着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他深信天主会帮助，天主基于祂的圣爱，会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向他伸出援手。

    然而信德也并非叫他对任何事都表现得无所谓的样子。他不能只是耸耸眉而叹道，，「天主有办法」。套句神修格言来说，他知道他必须「工作，似乎每件事情都依靠祂；祈祷，似乎每件事情都依靠天主。」他知道，天主的国是借着降生而建立的。在降生的奥迹内天主成了人，为给我们立下一个最完美的典范。借着这个典范祂教训我们，她的王国必须在地上扩展。天主的国度将以它被建立之初同样的方式，即借着那些隐而不显的，每天默默地在承行着父的旨意的人的生活而在地上不断成长，最终要达到完满的程度。

    就是格拉斯诺亚耳斯克的基督徒和其他我在蒜聊境内所遏到的各个教派，诸如东正教、浸信会、福音派等信徒身上的这种信德给了我极深的印象。虽然有着许多的困难、阻碍、法律的限制，以及官方巧妙设计的各种形式的迫害，然而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对天主的信仰，而且勇敢地实践出来。我相信，他们的祈求和他们所受的痛苦预示了这个一度被称为神圣俄罗斯( Holy Russia )的土地上，在信仰方面将会有一个丰盛的收获。天主的国借着这些人活泼而不可摇撼的信德在生存并扩展着。而在一般群众的内心，他们也本能地知道，在共产主义所应许的未来的美好生活之外，还有一种东西是它所无法给予的。没有人比那些不断攻击着这个信仰的人更清楚知道，撒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信仰种子是如此的坚定，只有天主的上智知道它何时要开花结果。

     我停留在格拉斯诺亚耳斯克堂区的日子并不长久 。一天凌晨，秘密警察出现了，并限我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这个城镇。他们一点也不想浪费时间在争论或解释上，他们只是注销我在格拉斯诺亚耳斯克的居留权，并告诉我，如果我两天后还在那里，我将被逮捕。他们不理会我所提出的问题，而只是进行着该办的事上作业。当手述完成后，负责的官员冷冷地告诉我：「伍拉狄米，马蒂诺维治，你已一再地被警告，而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你可以选择前往阿巴刊( Abakan)或叶尼塞斯克( Yeniseisk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这两个城镇我都没听过，不过他告诉我，叶尼塞斯克在西伯利亚北部，而阿巴刊则在南部。因为我在西伯利亚北部的苦已经受够了，所以我选择了阿巴列。「很好」，他说，「现在让我把一件事说清楚：在阿巴列，你不得再从事你在这里和在诺里耳斯克所做的工作，否则你所开始的工作将立刻被终止。我的话够清楚了吧。」他没有谈到任何有关神职或宗教的事，但我们都知道他所指的意思。

    因此当我抵达阿巴刊后，我就到ATK，50市立汽车修理厂工作，我也找到了一间出租的房间，这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病人和他的太太。讽刺地是，他生病前一直是市政委员会秘书，是党工人员，而且还是一位忠贞的共产党徒。然而因为他得了病，而且只靠微薄的津贴生活，因此他和他的太太很乐意把他们多余的房间租给我，以补充他们的家庭收入，即便他们对我的身份以及我为何会前来阿巴列和我准备在这里停留多久都无所知。

    我住在他们家里两年多，直至有一天他不太好意思且遗憾地告诉我，他在市政委员会内的老朋友经常在打听我的情形，并「建议」他，对一个党干部而让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与他住在一起似乎不太恰当。但那时我们已成了好朋友，他当然很不好意思要求我搬家，然而他也深怕丧失了他的党工资格和他微薄的津贴。还好，那时我在左邻右舍中已结交了许多朋友，要在邻舍中安排一个房间让我搬进去也并非难事。后来他们决定让我搬到隔壁邻居我的一位好朋友家里，我很满意他们这样的安排，因为我愈来愈对这些人产生好感，他们对待我就如同他们自己的家人，而我也很乐意接近他们。再者，我的新房子也给了我较大的隐私性，因而我有较佳的机会来每天做弥撒，不必担心被打断。当我从汽车修理厂下班同来时，除了这家的那位老祖母之外，通常没有其他人在家，因此在晚餐前我经常有机会做弥撒或默祷。老祖母和我很快就成了至交，当我晚间回来时，她总是准备了一杯热汤等着我。

    在阿巴刊的这几年中，使我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深入俄国人的日常和家庭生活。我花了好多时间与这些家庭和他们的朋友交谈，因此我逐渐认识了各阶层的人，从我在修车厂和他处所认识的工人，一直至党干部——他们经常会突然聊到他们从前市政委会的同僚。事实上，他的家是各种型式会谈的场所，访客川流不息。这样对我是一种好处，因为这些人可以私下隐密地前来拜访我，并和我谈一些有关宗教的问题，他们可以在这房子进进出出，他们和我也都不必再提心吊胆。起初我十分注意不要提到我是神父，也不从事任何传教活动。但是渐渐地朋友告诉朋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了，因此我又忙碌起来了。然而我并非以正式的方式或组织大瞻礼，而是个别地或成双成对地。我劝勉他们，辅导他们，和他们交谈，我听告解并给小孩付洗，我也为病人和临终者傅油。我再一次被这些人的信德和恒心，以及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所愿作的牺牲所感动，而我也愈来愈喜爱上这些俄国人了，我在从前并不曾如此。

    一般的苏联公民并没有被共产主义所有的宣传所征服，就像任何人一样，他渴望一个更丰富、更完满的生命，他在共产主义所应许（但仍未见实现）的物质成就或为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光荣革命」之外，仍然寻求生命的一个更深的意羲。当然，他也为他的国家的成就，为他的国家在短短的期间内所获致的成果感到骄傲，所以他也不会去怀疑他们所生活于其下的制度。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被和世界各地的人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他们也都在寻找着答案。他们并不确定宗教就是答案，事实上他们对宗教和教会都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们在共产主义所提供的东西之外，仍然不断地在寻找着一些更能满足他们内在渴望，更能回答他们心灵最深问题的答案。

    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里，它认为它正是关心着人性的问题，因此它所有的努力都朝向此目标。世上再役有其它制度像共产主义一样，在人前塑造成具有如此崇高威信的形像，至少在理论和宣传方面。文学、文化、教育、工作、科学、法律、医学、劳动，和国家的所有资源都被声称是为了人的好处而服务。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一切都是为了人。」小说家高尔基( Gorky)的名言：「人」这个字是最悦耳的声音。」经常被引用着。学校中的孩子和工厂里的工人也一再被告知，世上没有比这个被称为人的东西更高贵的了。经常有一些特别的日常口语被创造来强调人性的善良。一个完整的道德系统被建立在这个主题上，而普及成新的社会秩序。如果由于某种失败或错误而被官方或同伴谴责时，一般人民也都会被提醒他们有义务表现得更有人性，更像有良心的人，更诚实，套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活得更像一个「人」。这些基本的人类特性不断地在官方强方的宣传下逐渐灌输在所有苏维埃儿童和公民心中。共产党人，即新社会秩序的人，必然优于其他所有的人，因为归化全人类信奉共产主义，以及替全人类争取自由、友爱和正义的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

   党和政府用了他们所能运用的一切方法来教育人民这种共产主义的新耩神。所有传播媒体、戏剧、艺术和文学，以及全国各地的学校，劳工组织和俱乐部都为了这个目标而强调此同一主题。即使娱乐和艺术界也无法免于替这种共产主义新人的美德宣传的强大压力，这些美德包括：为主义而工作的尊严，诚实和守法的需要，友爱，给予和接受同志善意纠正的必要。人类最高的仁慈的观念一再地被强调，自私、懒惰和贪婪则是最主要的敌人。其目标就是要提供所有人一个整体的利盆，为人类成就一些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实现的理想。

    无疑的，这个持续的宣传还有某种程度的效果。一个明显的成就是那种别处所看不到的团队精神。另一项成就是人人都以他们所完成的工作而自豪。无论是完成了一个五年计划，或建筑了一个新水坝或新工厂，或一次农作物的丰收，或只是完成每天所分配给他们的工作量。能以某种方式促进祖国的富裕，使他们觉得自己的重要并且以这种政治体制为荣。他们公开承认他们并不了解资本主义。他们有生以来只听过他们的制度和一次又一次被称扬的成就，而他们也相信了它。他们单纯地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对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于西方国家，在各种新产品的广告下——汽车、房子、香皂、香水、衣服款式或甚至黄色书刊——也制造出同样的心埋效果。美国式的生活被描写成充满色彩，而人民也逐渐认为他们必须拥有这些东西，为了赶上时髦，即使负债也在所不惜。

    然而这些东西并不能真正满足他们。或许在如此反复的宣传攻势下，对这些目标事物会产生无意义的、制约反射的接受。但是他们仍然有一种含混的，有时甚至也是无意识的感觉，即在物质的财富和成就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无论是就个人或整体的生命而言都是如此。一次又一次地，我参与了一般工人，家庭中的先生、太太和老祖母，从最单纯到最善辩的共产党员之间有关生命意义和道德问题的讨论。不需我先发言，他们就经常会自动讨论到这类问题。这个不断出现的「一切都为了人」的口号等于是共产党的电视商业广告。有时一则新闻报导，或甚至是某个文化或娱乐节目，就足以引起反应而开始他们的讨论。

    人类的进步，抽象的人性美善，或对于人的荣耀感，这些都是很薄弱的理想，在面对每天的经验和日复一日的生活折磨时，很快地就失去了它们鼓舞或满足人心的力量。一个人可能会有某个时候为了服务苦难的人类的目标而献身，一个人也可能会被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所鼓舞，但人性依然故我，未见显著改善，人类的缺点仍旧普遍存在，如果没有更深和更有意义的动机，那股激励的力量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里，在无神的共产理论里，人和这个物质世界都是现成地在那里，至于其余的，即未来的完美社会，将要来临的崇高、伟大的人类黄金时代，则仍然只是懂憬，仍然遥遥无期，就连共产信条的辩护家也很久以来就放弃了为它设定一个期限。突然，今天的共产党徒发现他们自己正处于那些第一和第二世纪基督徒的位置上，当时的基督徒相信，基督的复临已迫在眉睫，基督即将第二次再来，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很讽刺地，共产主义所期待的未来的黄金时代，目前也被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认为只是如同共产党的宣传员对宗教的描述一样，是一个乌托邦，并不可能实现。

    总之：人毕竟只是人——尤其如果他是隔壁的小气鬼，或你隔壁工作台上的笨家伙，或不诚实的肉贩、店员，无礼而不耐烦的公交车司机，鲁莽而坏脾气的交通警察，大声吼叫的党干部和社会中追求功名的人，脾气暴燥的工头或商店的老板，邻居的没有教养的野孩子。当然你能同情病人和受苦者，而你动恻隐之心去帮助他们，你也能被战争中的英烈牺牲事迹或天然灾祸所感动，但要对你每天所接触的那些充满人性缺点的人表示太多的同情或友爱却不容易。街上的那个人有什么权利要求我，为什么我就该用一种高贵而却又完全抽象的友爱观念来把同一条街或同一个工厂中的那个丑陋的无赖当做「同志」呢。对家人或朋友的爱是一回事，因为那是从人类的天性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并且我们之间也有一种相互体贴与牺牲的关系。但对整个人类的爱，那是什么呢？

    而且你又如何能解释共产主义的大恶呢？这些人民都领教过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实际上我们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朋友或亲戚或至少知道某人曾经被送至西伯利亚劳工营，那么，这种制度整天吹嘘的「人性」在那里呢？至于堕胎，我们就拿堕胎来说吧——单单官方的统计数字，我们所住的这个小镇每天就有五十六个堕胎案件，而苏联其它地方又如何呢？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人性」吗？

    堕胎在苏联是合法的。任何人想做都可以。政府的说法是，为了防止秘密堕胎的范滥，必须让它合法化。因为夫妻的工资难以维持超过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因此人人想堕胎。然而有些问题也让他们恐慌，在医院堕胎房旁边的走道上总是贴满了海报，不是赞美堕胎，

    而是警告准备堕胎者，这种手术在一个人的身心上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医生——大部分是女性——和护土以及院中其他的职员也设法劝阻就诊者动这种手术。许多堕胎过的女性，在手术好几年后仍然吐露她们一直无法免除罪恶感和良心的谴责。况且这些人并不是「教徒」，而是已经在苏联学校内接受过完整的无神教育的妇女和女孩子。

    甚至为共产主义，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生和死、对和错的问题。如果生命在它刚开始成长的阶段就能这样轻易地被处理掉，那么谁能阻止这种漠视生命心态的扩散呢？社会吗？似乎不可能。社会甚至连它目前的犯罪和秩序紊乱问题都无法妥当地处理了。那么当一个社会事实上赞同「恶』时，不知它将依于胡底？我们能相信只靠人自己的力量就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吗？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多少文明国家在时代的推移中沉沦了。

    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逐渐地将天主和宗教，堕胎的人性和救赎，基督和他的王国等观念带入。当然，这要看我谈话的对象是谁，以及他们对我的谈话内容准备接受的情形如何来决定。我比较亲近的朋友知道我是神父，因而他们就经常表现得比较愿意倾听。至于其他人我只坦白地告诉他们我是「教徒」，然后等侯他们的反应，以便得知我该从何处谈起。

    有些人感到好奇并会进一步向我发问，有些人只是耸耸肩，而有些人则会严厉地攻击信仰和教会。他们的攻击总是集中在所有无神论反宗教宣传所攻击的那几个要点上：教会的贪婪和神父修土如何贩卖蜡烛敛财，神父和修女的性变态，沙皇时代教会的政治力量和影响，

「圣人」们的不可思议的克己和补赎行为，甚至宗教法庭的残酷等。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人性方面所能暴露的缺点，都如数家珍地在学校的无神论课程和无神论博物馆的公开展示中遭到严酷而无情地控诉。这是这一代一般公民所听过的教会的唯一的一面，他们耳濡目染的就是教会刻意被扭曲的形像，因此他们对教会和宗教的反感是可了解的。我并不试圈去护卫这些事——天主自己知道该如何护卫——而只设法引导我们的谈话内容，回到我们先前曾经谈到的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人的友爱等信仰真理上。   

我谈到我所相信的天主，谈到创造和天主对人类和世界的计划。谈到原祖的堕落和罪，人遭到天生的摒弃和紊乱的进入世界，和人类由这个我们称为罪的紊乱所招来的惩罚。我谈到天主预许了一位拯救者和基督的来临。我谈到祂为我们所树立的一个完人的典范，在此完美的生命之下，每一个思想和行动都承行着天主父的旨意，也因此再次恢复了天主最初为人类所安排的完美秩序。

我谈到祂如何经历了人类所能经历到的侮辱，从祂的卑微诞生，到祂的贫穷，到祂在一个渺小而落后的小乡村度过了靠制造家具维生的枯燥而单调的三十年，到祂的遭到弃绝，受苦受难，最后面对众人，被视同恶棍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谈到了祂的复活和战胜死亡——这是整个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它给了我们死后的生命——即永生的绝对保证，保证人和他的现世生命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可以超越死亡。

    我谈到祂的来临如何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王国，开始了——而且只是开始—一个完全按照天主原始计划的新造的世界，因此我们都应该勉力圣化自己，成全自己，以促成它的早日实现。我向他们解释祂所宜讲的天主为众人之父的教训，只有藉着此信念，才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手足之情有意义。我也谈到祂对于爱、正义、真理、诚实、自我牺牲和承行天主圣意的训诲，这些美德是基督徒伦理的基础，和基督来到人间所建立的地上天国的成全。最后我谈到祂带给人的信心和希望，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生活，一个非幻想中的空中楼阁，而是这个世界和全人类得救的可能性。

    虽然我并不急着要归化他们，但是在他们自发地关心生命和人性意义，关于友爱和为了更美好生活而工作的奉献情操，关于世界中的恶和道德，关于自由和和平的讨论中，我随机注入了上述的那些主题。即使我无法在这些闲谈的过程中使任何人成为教徒，至少我在他们所唯一听过且有时也有所怀疑的党路线和信条之外，提供给他们另一个可以选择的东西。我至少对那些困扰着他们的问题提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并使他们了解，无论如何，为那些像我们这样有宗教信仰的人，对于人和现世的存在，在纯本性和物质之外，尚有一更高的意义。

    这并不是说要告诉他们，我拥有一切答案，而他们所有的尽是疑惑和问题。我只是设法向他们证明，他们所表达的怀疑和渴望，他们心灵的这种内在活动，是来自人身上的一种精神体，它是天主的，属于超物质的。我引用圣奥斯定的话说，人的心是为了天主自己而被造的，除非安息在祂内，永远都不得安宁。我也不是要给予他们冗长的讲道，或阐释教会的信条和救恩史，因为每天晚上都充满了问题和反问，争论和反驳，以及导入更深一层思想和问题的解释。在整个过程中，我通常都怀着愉快和坦诚的精神和他们交谈。

大多数的一般苏联公民都知道，在他们的国家，宗教仍旧存在，而他们中许多人也渴望更多去了解它。许多人仍然回味着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如何醉心于传统的宗教并虔诚地履行了他们的信仰，至少他们渴望他们的子女能受洗。他们怀着好感和恋旧的复杂情绪回忆着那个时代的美好，然而，学校时的课本却教他们嘲笑那一代人的「迷信」。现在他们问他们自己是不是宗教使那些老一代的人成为善良的人民？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至死仍然坚守着这个信仰？此外，他们也不了解，宗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激励他们的邻居和他们的工作伙伴，在面对嘲笑和窘难，面对严厉迫害和丧失社会权利，面对个人的不幸和牺牲时，还能继续实践他们的信仰。他们问，在它内是否真有某种东西，而且它是否真地如此重要，以致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如此大的不同。

这些坚强基督徒的榜样，以及他们所激起的别人的疑问和好奇心，如同我长期的交谈与解释一样，并未造成许多的皈依者。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定预备了一块适合播种的田地，只等待天主自己来在人的心田里撒下信德的种子。他的照顾是何等奇妙，祂常用一些人心所难以想象的方法来达到祂的目的。即使是共产主义本身，虽然它的明确目标是要摧毁宗教和一切对天主的信仰，然而在天主的计划中，它的存在仍然有其目的和意义。虽然它是无情的，残忍的和暴力的，但是它也摧毁了社会中许多腐化的现象，并开始建立一个更合乎人性的新社会。从纯本性的平面来看，它的确也对人做了许多好事。它的人民经由痛苦——而且无疑地，许多是不必要的苦——已对它的严厉要求有所反应，他们已培养出一种足以令许多基督徒国家羡慕的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的精神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受。的确，天主定要发现这些人的心田是一片肥沃的土壤，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撒下信德的种子，而且最后将有一次丰富的收获。

在天主奇妙的安排下，我对这些人的传教工作再次结束了。但我仍然怀着热爱和悲伤之情怀念着他们，我天天为他们祈祷。如同我怀念着诺里亚耳斯克和格拉斯诺亚耳斯克的俄国基督徒，怀念着我监狱中的同伴和劳工营中的难友一样，我也在每天早晨的弥撒中纪念着这些阿巴列的俄国人。我为他们永远的得救和在天主内永远的幸福而奉献我每天所有的祈祷、工作和痛苦。

    那是我在天主王国内的角色。现在和从前一檬，我仍然努力去实行天主对我的圣意，我每天仍然和从前一样，心悦诚服地去接受它，拥抱它。

    在本书中我已写了许多有关天主的旨意和祂的照顾的事实。我担心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在这方面我似乎显得有点噜嗦，对他们我只能表示抱歉。另外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在这方面的信念过于单纯，甚至是天真。他们叫能发现我的信仰不仅是孩子气的，而且简直是幼稚。如果他们有这种感觉，我也只有表示歉意，但是我不得不就我所知及我所经验到的事实写出来。许多人，从新闻记者到家庭主妇，三番两次地问我，在苏联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工营的那些年中我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我的回答一直是——而且只能是——我是靠着别人所认为太简单且幼稚的信仰活下来的_——我用这个解释来回答许多问我问题的人，希望对那些寻求答案的人能有所帮助。对那些感到失望，发现难以接受如此简单解释的人，或许他们是希望从我身上听到某些神修的秘诀，以帮助改变他们的生活或增强他们的侰仰，而不能接受我书中所写的事实，我只能对他们表示我的惋惜和同情。

    如果我是神学家，能够更完美地解释我从经验中所体会到的恩宠和灵魂的活动，或许我的话对某些人会更有意义，更具说服力，可惜我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将我在尝试错误中学到的真理，在我自己生活中灵魂受到的煎熬和不断地祈祷、反省后所领悟到的真理，在经过了多年的疑惑、黯淡、艰难、痛苦的折磨之后仍然支持着我的真理，尽可能忠实平白地叙述出来而已。这是我的希冀，事实上也是我的祈求，但愿我在如此缓慢与痛苦之后才学到和了解的东西能对其他人有所用处。天主是最有耐心的老师，而我是最冥顽的学生。然而我深信，我在本书中一再重复提到的天主所教给我的教训，并非为了我自己，天主希望我藉着它们能帮助其他人。就是基于这项信念，我开始写这本书。虽然我意识到我的能力很有限，我也十分了解，我没有特殊的资格要求别人听从或相信。然而我坚信，至少天主以祂神圣的照顾奇妙地把我从苏联带领回来的一个目的是，要我将这个我在那里所经历的故事讲出来。我有点像依撒意亚，我拙于言词，但是我被驱迫着要将天主所要我说的宣讲出来。

    因此，尽管我为我辩护，但仍有些人觉得它太过于简单，但我并不对我这里所写的感到难为情。实际上，有一个惊人的事实是，所有神圣、伟大的真理都具有它的简单性。无论是天主所创造的物理世界的奥秘，或十诫，或真福八端，或我们在要理问答内所学到的真理，它们都只是被简单的描述出来。然而真奇怪，正是由于这种简单性使它们不被世上的智者、骄傲者和诡辩者所接受。圣保禄说：「天主选择了世上微不足道的来差辱那些聪明的。」真是天主如此安排了，抑或只是我们的人性智慧过分骄傲，以致无法接受天主智慧的这种绝对的简单性呢？当祂将如此清楚、肯定而简单的真理摆在我们面前时，为何我们总要去寻找一些自以为更聪明、更有意义、更合适的答案呢？

    人之受造，是为了在此世赞美、钦崇、事奉天王，并在来世和祂一同享永福。这就是整个事实的真相，你相信它或不相信它，事情就是这样了。哲学家可能也会为此而争论，而他们的确曾经有过。某些哲学家设法使他们自已和其它相信这项真理，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不然。然而这是第一条信仰的真理，那些有信仰的人接受了它，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则不接受。我自己无法让任何人相信，但我相信它，我不为我的信仰辩护，我也不因接受了它而感到羞愧。

    然而，我在本书的这些篇幅里所要表达的是，在我过去的经历中，「信仰」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并支持了我。这个信仰就是我对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你是如何生还的？」的答案。我只能一再地重复它，如此简单而坦白。对我而言，这真理所说的不只是人对他的创造物主的责任与义务——许多人就是如此解释的。对我而言，它说出了天主对那些祂所创造的万物的一种特殊的目的，特殊的爱，特殊的照顾。天主分别照顾着我们每一个人，注视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我们生命中每一天的每一项遭遇，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由祂所安排的。让神学家们去争论那是怎么回事吧！让这世界的哲学家和诡辩学者们去质问和怀疑那是如何可能的吧！但是我们是从天主自己简单的言语中接受了这项启示真理，我们直接地相信它就是如此。然而为接受所有这些显得支离破碎的简单真理，我们或许多或少怀有恐惧感，因为它在我们生命中所造成的结果是既可怕又令人不可思议的。

    举例而言，它的意思是说，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时刻都有其目的，我们的每一行动，无论如何枯燥、繁杂、琐碎或微不足道，都有它的尊严和价值，虽然有时我们实在难以理解。在天主眼中，没有任何人的生命是无意义的，他的任何工作也不会是无意义的，无论世界或他的邻居、家人、朋友是如何想法。然而在这里也有一个可怕的责任。因为这意味了没有一个时刻可以被浪费，没有一个机会可以被错过，因为每个时机，每件事物在人的生命中都有目的，在天主的计划中都有目的。想想你所做的工作，你所碰到的人，你生命中的每个时刻，它对你有何意义？它为天主有何意义？是否因为问题太简单而难以回答？或者只因为我们害怕我们所必须提出的答案而不敢去问？

    最近到处都在高谈阔论平安、承诺、自我实现等问题。然而没有比一个相信此信仰真理并每天努力将它付诸实践的人能了解更大的平安，更高的承诺，和使他的生命获得更卓越的成就。如果它似乎显得太简单，你就必须去尝试它：才能发现它是多么困难。但当你去尝试它时，你也会发现，它另外会为你带来喜乐、平安和幸福。如果接受每天的每个时刻都是来自天主的赏赐，并且努力去承行祂的旨意，那么最后还有什么能困扰我们的灵魂的呢。．「如果天主与我们同在，那么有谁能反对我们呢？」绝对没有，甚至是死亡也不能把我们和天主分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干扰我们，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来自祂的手。是因为这太简单？或只是由于我不敢真正去相信它，不敢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去完全接受它，不敢以完整的承诺去使自己臣服于它？这是信仰的最终极的问题，而每个人都必须静下心来在灵魂的深处为自己回答此问题。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你就超越所有理智的了解而体会到了平安，发现到了生命的意义。

    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秘诀，但它也不是我第一个人发现的。基督自己提过它，圣人们实贱过它，其他还有许多人也写过它，而且写得远比我好。我只希望我在本书中所写的能触动某些人的心弦，在他们内心激起回响，无论人数多寡，只要证明它对一些人有所助盆，我就心满意足了，而我也祈盼着你是他们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