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夸奖艺术家在石头上的雕刻，或在画布上的图书，但是那些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护士的工作才是真正的艺术，需要何等的专注和精力的投入，是在人的身上工作，人是上帝之灵的殿，有什么艺术工作能比得上修砌上帝的殿尊贵呢？

（南丁格尔在第一次去克里米亚的船上）
　　“我祷告，因为祷告使思想安静，不为外面的风浪影响而纷乱。我相信，我们现今要做的，不只是我们的感动，更是主，你的托付。”

　　她知道摆在面前的救人工作，绝对不是一件浪漫的任务，而将是困难、痛苦、令人冷嘲热讽的道路，只有心灵强健的人才能走过。

　　“抱怨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省下体力，不浪费在无益的生气、责备与不切实际的希望上。”
　　南丁格尔面对的不只是伤兵的苦痛，而且还有医院管理的不当，与人性更深的贪婪，但她仍坚持要顺服在这错误的权柄下，因她相信这一切都在上帝的管理中。

　　其实南丁格尔最杰出的，不只是她的奉献与爱心，而是无论事情有多忙，她永远能看清楚最重要的目标在哪里，忙碌并没有模糊她对问题症结的判断。这种能力来自她长期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小事上对上帝的顺服，以致在压力倾倒之际，她的心仍安静稳妥在上帝的面前，一次又一次让上帝去校正她看事情的焦点。1854年12月25日的晚上，南丁格尔写道：”安静是最坚强的力量……按着情况看来，我绝对没有力量驾驭这么多的困难，我像是一艘小船，在暴风雨中起伏，我的甲板上一片混乱，也许再刮一下，我就随流而去。但是我的船舱深处，有一股平安的力量，使我平静下来，……我知道这是因为‘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圣经·马太福音》5.7.）

（南丁格尔之后，一批贵夫人为首的护士团也来到克里米亚，她们认为她们最大的任务是祷告和”安慰伤兵的心灵”）
　　“护理人员对病员抱有的浪漫情怀，不该超过专业的装备，那是对现实苦难的无知。”

　　南丁格尔是个虔敬的基督徒，她坚信护理工作来自上帝的呼召，但是坚决反对以自己的信仰把病人分门别类，她在这一点上毫不退让。南丁格尔后来写到：”真正的呼召，不是表现在一个人宗教式的狂热，去摧毁一切现有的制度而自居卫道，而是对现有权柄、制度的顺服，再去改革。虚浮的宗教情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英雄形象，或是换取未来的荣耀；真正的信仰，却带来对他人的怜恤与对世人福祉的思索。”

　　在南丁格尔的一生中，她把”信仰”与”宗教”分得很清楚。信仰是属于个人的事，是个人对上帝的认识与依靠，因而自然产生对人的爱与关怀，她因此而多年学习护理，甚至建立日后的护理制度，这是一种生命的流露，而不是宗教大旗的高举。其实多少人性的丑恶就隐藏在这种宗教大旗之下，多少热闹宗教表现的背后，信仰的真实已经荡然无存。……南丁格尔写道：”对宗教的热忱不能遮盖对医护知识的认知，太有爱心与照顾病人的意愿，不能取代接受‘护理训练的必须性’”。南丁格尔给护理工作定下一条铁的纪律：”只有受过正式护理教育与训练的人，才能担任护理长。任何宗教人士、妇女、有名望的人、医生的配偶等，都不难越俎代庖。”

另一位伟大的护士比克戴克（Mary Ann Bickerdyke, 1817~1901）被称为美国的南丁格尔。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她率领医疗船跟着北军的格兰特军团，一路上照顾伤兵，连敌人南军的伤兵也尽力救助。有个军官看她不顺眼，大声责问：”女士！你不是医生，又不是厨师，是谁给你权力这样做？”身高体壮、白发苍苍的比克戴克，自伤兵堆中站起来，答道：”我的权力来自天上那位全能的上帝，你想在我们军队里，有谁的官职比他大？”从此再也没有人干扰她的工作。
　　（霍尔因模棱两可的规定为难南丁格尔，要她屈膝才能进入医院。南丁格尔立刻回去，写信向国防部申请明确的权利。国防部不懂她在争取什么，认为她和霍尔协谈即可解决）
　　南丁格尔再写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回国防部：”我要的是实际合法的地位，我不要为了争取一小步的前进，就要在权力斗争中不断地浮沉。有效的医护工作，必须先有法定的承诺与资格，我不会去接受医务里不成文的内规。”南丁格尔对病人可以温柔看护，但对于不法权势可是一个硬邦邦的人。

她对上帝的信仰与生命中所洋溢的平安，是世上的邪恶所无法战胜的。

（南丁格尔出名后）
　　当时一些请求苦修的神秘主义者来找南丁格尔。南丁格尔却说：”真正对受苦的人的怜悯，是要全身心投入苦难。修炼主义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对于别人痛苦的需要视若无睹，如同好施小惠的小贩一样，在生意上偷斤减两，末了送点葱、蒜，以小惠博得美名。修炼主义者是靠着别人的苦难，来获得自我完美的廉价假相。”
　　许多教会也找南丁格尔，希望她以已有的知名度，出去传福音、做见证。南丁格尔也拒绝，她说：”在上帝国度里的工作，都是从卑微开始的，不需要靠人的知名度。一个人愈有名，就愈难做踏实的工作。”南丁格尔不认为传福音需要用名气为附带条件，”初熟的果子是青涩的，却是上帝所看重”。

医学史家韦克(Roy Wake)曾写道：“历史上，对减轻人类疾病痛苦具有最大贡献的有三，分别是：南丁格尔的护理改革，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发现手术消毒法，辛普森发现麻醉药氯仿。李斯特与辛普森的发现，后来都被更新的方法取代了，唯有南丁格尔的护理改革影响最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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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基金会的成立

克拉夫本是个诗人，1857年6月20日，南丁格尔基金会成立时，南丁格尔就邀请他担任基金会主席。基金会有44000英镑(时值人民币3000万元)，有一半的钱是捐自伤兵与他们的家属，这些人相信南丁格尔对于基金一定会有最好的使用。另一半的基金，是捐自有钱人与贵族的荷包，他们捐钱后，不断地争取基金会的控制权，例如：“登出捐钱芳名录，让大家知道某善心人士。捐了好多钱”。“捐钱是希望未来拥有打折优待的护理看护”，·基金会上登上鸣谢某宗教乐捐，并提供免费办公室以供使用”，“建立南丁格尔纪念大楼，供财主开会用”……各种名堂，琳琅满目。这些提案人对南丁格尔都畏惧三分，所有的压力、劝说就倒向这个可怜的诗人克拉夫。

克拉夫硬是挺住了这些压力，他说：“基金会的落实，不是为那些特定人土去锦上添花。基金会是来自克里米亚之役的伤员的呼唤，应该用之于伤员上。”1860年3月13日，基金董事会开会，由南丁格尔的12个圆桌骑士讨论决定，使用这笔基金会最好的方法是成立一所“护士学校”。1860年6月24日，这是护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南丁格尔护士学校”(Nightingale Trainging School)成立，校址设在伦敦的圣托玛斯医院。

一年后克拉夫却病逝了，南丁格尔哀叹道：“克拉夫本来是一匹表演用的骏马，为了基金会，却成了一只拖煤的矿马。”1861～1865年期间，南丁格尔有一段很长的沮丧期，有一天她写道：“他们走了以后，我怀疑我以后的日子，再也没有喜悦的春天。但是我感谢主，他们已经拥有更美的春天了。”

  护理与责任感

  南丁格尔在成立护士学校以前，就看清时代流行的糜烂之风对于年轻人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因此护理对年轻人也是一种正确性格的教育，每一个护理人员，都应该是淑女、绅土。1859年6月，南丁格尔给好友莫尔(Madame Mohl)的一封信中，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危机是，人做事情不是根据‘什么是对的’，而是根据‘什么是我喜欢的’，自己不仅没有责任感，而且嘲笑有责任感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危机呢?为什么做事有责任感比没有责任感的人更易被人攻击呢?为什么守住道德的人比不守道德的人更容易被人控告呢?关键在整个社会在标榜一叨都得过且过，一切事情都没有绝对标准，模棱两可，只要高兴就好。依我看，这个时代女性的特点是：“高举自己的看法，当做自己随欲望而行的借口；喜爱传播是非，既不真诚、又不诚实；喜爱掩饰罪恶，对任何不法的事情，以随便的宽容来误解真正的赦免。宽容是放纵，真正的赦免是付代价以后的恩典。护理教育就是要来矫正这种时代的偏差。”

　“护理是一条服侍上帝单纯而直接的道路。”
　　“当护理被正确地实行时，自然就会带出福音，不用一开始就刻意标榜。”

“行政管理是公义与慈爱的结合。”

“护理必须进入政界，才能教育政治人物认识护理与公共卫生。不然财税局的一个公文来，就可以抹煞护理人员的一切努力。护理进入政治界的途径不是抗争，也不是对政治的巴结，甚至不用去争取权力，只要提出正确的理念，给对方留下一点可以认识与学习的空间。”

“当我们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时，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要做事的人，就不怕有敌人。1865年国防部的哈丁顿爵士（Lord Hartington）炮轰护理支出造成国防预算日益窘迫。南丁格尔立刻书面答辩：”国家预算的最高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护理预算支出，完全符合这个原则。反观，多少国防预算是真的用之于民？”南丁格尔更厉害的一招棋，末了反将对方一军：”既然主管当局认为护理与公共卫生不符合他们的任务目标。管理护理、公共卫生与医院的单位，可自国防部，转移到内政部。”

“我们应该为建立正确的法案而努力。如果有了正确的法案，在合法的根基上，我甚至可以与攻击我的人合作。”
“身为护理人员，我不攻击别人，不制造敌人。我装备自己，使自己更有用，这是帮助护理的最好方法。”

“要从事护理工作的人，不能对护理之抱着一种浪漫的憧憬，而应该是喜欢亲自辛勤工作的人。坚毅的个性、单纯的性情，是绝对必要的。……多少美丽的情操，炽热的感情，都不是护理工作的根基，如果被这些取代了，护理人员就无法在每天真实的工作中尽责。很多平常会叮叮当当响的，必要时不一定是能承受压力的贵重金属。”

1866年10月21人，克里米亚之役后，南丁格尔回国十周年纪念日，她写道：”回顾过去的十年，我不担心工作承负得过重。我只担心，我做这些事，是不是仍然来自起初纯正的动机。忙碌已经使我不能更深入地默想、省察。我仍然相信，我是上帝手中的器皿，为何我仍然经常抱怨生命的苦难呢？到底上帝对我的期待是什么？今天我受苦，他却显得静默？终日在病床上辗转反侧，苍白的脸，疲惫的身体，我怎能述说我是愈来愈像他呢？今天我走到树下，看到树枝上仍然挂着一颗苍白的小露珠，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太阳一出来，露珠散射出美丽的光彩。啊！上帝的荣耀，显在枝头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再一次，我奉献我的心，愿它能更单纯。”

南丁格尔认为护理界并不缺乏人，缺乏的是精英。护理精英不产生，护理永远没有发展，永远是低水平。以她的全球知名度，她要大张旗鼓，热热闹闹地建立一个护士职业王国是很容易的；但是热闹过了，护理水平仍一如往昔，所以她不去大量地生产护士，以满足时代的需要，这给别人做就可以。……”护理的工作是一个人单纯地带着一颗诚挚的心，直接走向上帝的工作。”而不是走向市场的需要，为此，南丁格尔不肯将护理称作一种职业，而称为是”呼召”(c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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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年，南丁格尔写道：“我一个人走到户外，思想我一生到底要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我觉得生命深处有一种沉重的负担。这些负担带来梦想，但是我无法满足于只想不做。”半年后，她写下上帝对她的“呼召”，要地服侍上帝。南丁格尔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三个月后她又写道：“上帝的呼召是要我带着强烈的信仰，在穷人之间努力地工作。”

1837年9月，南丁格尔随着父母到欧洲旅行，前往法国、瑞士、德意志、奥地利与意大利，直到1839年4月才返回。当时意大利独立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南丁格尔写道：“意大利的歌剧实在优美，我真想每一夜来此捕捉空气中流淌的音符。但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使我去看意大利的战争与苦难、阶级与斗争。自由离受苦的人实在太远了，在政治冲突的地盘上，如何找到真正的恩典呢?我看出金钱与政治权力是不能打开人类受苦的枷锁的。”

在法国的沙龙里，许多男士称赞南丁格尔的美丽，夸奖她歌声的优美，英俊的军官邀请她跳舞，她也很高兴。但夜里她却在日记上写道：“这些人羡慕我的家世、外貌、歌声、音乐，但有谁知道我的思考呢?外貌与财富给女性带来某种程度的自由，但是自由的空间就像金丝雀在黄金鸟笼里一样。当我想成为社交圈中瞩目的焦点，我才知道在服侍上帝的这条窄路上，我将是自己最大的阻力。”

隔天，南丁格尔走去看巴黎的医学与看护修女，她才发现自己的穿着与所在的地方非常地不协调。事后南丁格尔写道：“树上的鸟鸣那么悠扬，天上的绒绒白云是那么优雅，地上却很少有悠扬与优雅的合鸣。多少外表的称许都无法安静我内心的挣扎，我的心灵像那个一只手枯干的人，无法将手伸直，直等耶稣基督来说：‘伸出手来!’”(《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9～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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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是最接近人性真实的地方

南丁格尔接着写道：“我怀疑这世界有哪一个文学家，能够写出这个老仆人死前的光辉?钢硬笔下的钢硬字，岂能轻捕生命彩蝶飞去的掠影呢?夜仍如往昔般的宁静，很多人穿上睡衣，套上睡袜，躺在床上，心中盘算着明日阳光之下，又要操劳什么。有人抱怨，寒夜下的星辰运转，单调又无聊。但在这一刻，大地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生死一线间徘徊。冷淡的生活似乎比死亡更冰冷，我慢慢懂得为别人祷告，也许只是几句祝福的话，一点点的盼望，却可能是承接美好未来的摇篮。为别人代祈的夜晚，都是最可爱的。我相信所有的苦难都是有意义的，可是，多么地奇怪，人到末了才发现，信心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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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成为护士

1844年，南丁格尔决心要成为一个护士，她写道：“我不作文学的女仆，不作音乐的差役，不作哲学的跟随者，我只愿作上帝的仆人，活着不再为别人的掌声。不再看自己是一个把生命拿来作艺术展现的浪漫主义者，只是为了强迫自己爬上一座较高的舞台，像戏仔般地娱乐大众，却失去内心深处向上帝的呼吁。我知道，从此活着不再是追寻沉缅心中的快乐，而是为一场争战。”不久，她向父母提出要到“索尔兹伯里医院”(Salisbury Hospital)学习看护。

这个要求立刻引来家庭革命，以及周围亲友的责难。以后五年，母亲整夜的眼泪，是拦阻她前进的洪河；加上父亲深夜在楼上自责的叹气，几乎冲毁她最后一道防卫。母亲说：“孩子啊，护士是太劳力的事，不是你的力气所能负荷的。”父亲说：“不只是力气而已，护士会在医院里被欺侮的，甚至是会被医生、病人强暴的。上帝怎么会叫你去做那种事?上帝难道没有高尚一点的呼召?”有的人骂她：“自私！有人说她：“神经错乱！”南丁格尔被下令禁足。走上护理，竟然是那么难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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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黑夜

1844～1847年，是南丁格尔最痛苦的一段时期。痛苦增加一个人生命的深度，生命的深度又决定工作的实质。在南丁格尔身上，护理绝对不只是技术，不只是知识，而是生命极深度的炼净，如同精金那样宝贵。南丁格尔在这个时候写下了许多的祷告，其中最常出现的一句祷告是：“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忘了我?”她又写道：“‘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深深地震撼我的心，我想《圣经》最影响我的是‘公义’这个字，我不求上帝这时赐给我喜乐、平安、赦免、荣耀，我只求上帝的公义成为我最深的良知。”“我知道生命不是一场假日球赛，不是一本卖弄知识的书，不是在学校可以学来的知识，不是沉湎在自责里的泪水，而是一场与自怜永不止息的战斗，是一场与仇敌全力以赴的摔跤。前进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角力来的。这场心灵的黑夜让我知道，我的所呼、所吸、所祷告、所叹息，必深深地饮于上帝的能力之泉。白日必定会来的，黑夜中我仍有盼望。啊!上帝的国度必会来到。喔!是的，主啊，不仅是你的救赎来到，也是你的国度来到……如果是为人的缘故，去用护理服务人，我必定会失望的，应该是为上帝的缘故去服务人。”

 南丁格尔从年轻时，就参加“桑德曼教会” (Sandemanian Church)的聚会。桑德曼教会是基督教卫斯理会的分支，是1770年著名的旅行布道家卫斯理(John Wesley)在苏格兰高地布道时，当地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当时在伦敦的这间桑德曼教会没有牧师，但有四个长老轮流讲道，一个是在菜市场杀猪的，一个是在菜市场卖花的，一个是修瓦斯管的，一个是科学大师法拉第。”南丁格尔经常听法拉第讲道，也经常引用法拉第的话劝勉别人，法拉第当年讲道的内容，都没有留下来，反而要在南丁格尔的书信里才能找到。例如在1870年，南丁格尔写着：“法拉第讲到：‘除了侍奉上帝以外，一个人应该尽全力去服侍他周围的人。’他这句话给我深深的震撼，‘真正的友谊，是我们在一起的根基，是一起来服侍上帝，我们是在上帝那里合一’。我觉得他对友谊定的层次太高，一般讲友谊是在一起有快乐的感觉，或是彼此欣赏，但是法拉第却认为真正的友谊是一起服侍上帝，帮助别人不为图报，只因为这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我赞成他的看法。”

从1860年至1885年，“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带出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护士教育已经被视为一种优秀、有益于培养护理人员的训练，护理已经被社会大众接受为一正面的职业形象，是帮助人群的专业技术。1880年以后，有更多人要从事护理工作，护士学校也如雨后春笋，四处成立。当护士工作被社会肯定之际，有一个危机却逐渐在酝酿。到了1886年，危机终于爆发，这是护理近代史上著名的“护士之战”(Nursing War)。

证照缺席的起源

证照制度源自18世纪末叶，社会经济主义的兴起，社会学者认为医疗的工作与全民的福利有关，国家为了保障人民福利，有权介入医疗工作，以考试筛除不良的医疗人员，及格者授予证照。当时最引入辱骂的是有些贩售秘方。灵丹的卖药人。1815年药剂师首先接受证照制度，以专业考试撇清与秘方贩售者的关系。药剂师证照化后，改革的箭头指向医学界，1823年医师也接受证照制度，从此没有证照的医生称为“密医”。

证照制度基础架构的问题

证照制度在欧洲实施了60多年以后，才逐渐发现了一个深度的危机。当国家掌握了证照考试，就可以以考试的录取率，控制投入医疗的人力，进而控制医疗专业的市场。1860年已经有些医学院的教授提出：“政治的权力不该太深地涉入科学专业，医学的权威认定应该是科学，而非国家证照考试背后的市场经济论。”当时的医生证照考试非常难考，一是保障了现有医生的市场，二则让出题的少数人掌握了极大的权利。

护士之战

1886年英国“医院协会”  (Hospital Association)提出：“护理是一种职业，当然需要考核、登记，才能保持护士职业的水准，并能保障护理人员的福利……社会上的律师、工程师、医师都需要证照，何独护士不需要证照呢?”“英国护士协会”(British Nurse Association)支持这一个议案，政府当局也呼应：“政府在预算上将全力配合，协助有证照的护士。有了证照的护士就称为‘皇家护士’，是被国家承认的。”

“皇家护士”是多么吸引人的头衔。南丁格尔却对护士证照提出反对的意见：“证照制度的背后是一种社会经济在主导的运动。看起来证照制是一种保障，事实上是把护理人员放人商场的买卖交易中。一旦接受证照制，投入护理将不再是护理人员内在的呼召，而是外面市场的需要。护理不再是终身学习的教育而是一次证照考试的认定。整个的护士学校的教育会沦为证照考试的补习班。证照考试只能考出技术，岂能考出护理人员的品格?证照只能证明一个护士，在人生的某一个很短的阶段适合作个护士，岂能证明一生都能做护士?证照如果是保护护理人员的权益，是哪些护理人员的既有权利?30年前，护理人员被轻视，被践踏，怎么不在那时候提出证照保障?等到护理工作被社会大众肯定了。才来保障护理人员的权益?护理人员是属于皇家的，是哪一个皇家啊?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

护理与市场经济

南丁格尔的反对意见，也使“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与非南丁格尔系列的护士们起子严重的争执。后来《泰晤士报》登出，并称这是“护士之战”。当年支持南了格尔的还有爱丁堡医学院、伦敦医科大学、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的教授们。他们声称：“自从医生实施证照制以后，证照考试没考的科目，学生一上起课来，教室里充满一种昏睡的灵，学生们不是昏昏欲睡，就是心不在焉。”

南丁格尔提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到底医疗人员，是不是应该落在市场经济人的手中?到底病人到医院是需要被帮助的人，还是一个消费者?”1890年，南丁格尔写道：“工程师是以物质为处理的对象，但是护理人员是处理人的问题。要把人规格化的任何制度，最后终必流于形式，因此护理人员不该被规格化、证照化。”

1893年，英国政府下令“护理人员必须接受证照，因为国家拥有管理护理人员的最高权力”。世界各国政府纷纷仿效，从此护理与其他的医疗人员一样，变成是一种市场经济需要的职业，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呼召。这对南丁格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写道：  “我把护理带上来，没想到护理还是失落了，护理教育里的艺术，将从此消失了。”

护理理想与证照制度的双赢

1893年护理证照化以后，在支持南丁格尔的阵容里，如乔伊特(Benjamin Jowett)教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教授、高尔顿(Francis Galton)等人，仍不放弃努力。他们认为在护理证照制度下，护理的精神仍然可以保存下来，在自由经济市场的介入里，南丁格尔的理想仍有存在的空间。尤其在乔伊特教授继续率领支持南丁格尔的阵容下，使日后的护理教育与制度深蒙其惠。

乔伊特是牛津大学希腊文的教授，他为人温文儒雅，极其关心青少年的教育。他的学生都知道，老师有一句名言：“哪一个人敢骂我，我晚上就请他吃饭。”乔伊特教授的家里，总是挤满了吃饭的学生。这批学生不只是来吃饭，而且是来一起与老师无所不谈的。学生们都知道乔伊特教授是牛津大学最爱学生的老师。这些吃过饭的学生，毕业后就组成一个团体，叫“乔伊特杂烩俱乐部”(Jowet Jumbles)。有些学生毕业后，还经常回到乔伊特家里吃饭，有时候还把自己的朋友带来吃。他们当中流传了一个笑话：“有一天，乔伊特教授发现餐桌旁有一个人穿着大衣，还露出惶惶不安的样子。乔伊特不认识这个年轻人，但是他走过去，帮这个年轻人脱下大衣，说道：‘在我家里，怎么还穿得这么正式呢?’那人回答：‘我没有担心什么，只是今天晚上登记要来吃饭的是12个人，而我进来时，算一算，我竟然是第18个。’”

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1860年，乔伊特教授向南丁格尔求婚。南丁格尔拒绝了，她宁愿留在护理阵营里，也不愿当“乔伊特杂烩俱乐部”女主人。乔伊特也没有结婚，就一直默默地支持南丁格尔的工作。1890年，乔伊特已经看出在“护理证照”这一个争执上，南丁格尔输定了。乔伊特开始联络他的学生。“乔伊特杂烩俱乐部”的成员，这时已经分布在全世界，而且许多人都身居教育部的要职。乔伊特有四个要求：“第一，把南丁格尔这个名字，改成形容词，去形容护理这个职业。”从此很少人听说有“皇家护士”或“国家护士”，而是“南丁格尔护士”。以后只要一谈到南了格尔，世人就想到护士，要一谈到护士，就会联想到南丁格尔。“第二，降低证照考试的要求门槛，使证照考试只是一种资格的认定，而非少数人权益的把持。”这个改革使得医疗体系人员的证照考试合格率，比起其他行业要高出许多。“第三，让护理证照的认定，在一个国家之内是可以跨越区域性的。”只要在一个地区通过了，在其他地区也可以被承认，免得护理人员在A区考试了，到B区担任还要再考一次。

乔伊特的第四个要求，是在护士学校里建立一些仪式典礼，让护理学生知道护理的神圣可贵，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宣誓礼，就是“南丁格尔誓约” (The Nightingale Pledge)。这一个誓约并不是南丁格尔写的，是另一个支持南丁格尔教育理念的人，美国底特律(Detroit)哈伯医学院(Harper Hospital School)的护理主任葛莉特(Lystra E. Gretter)写的：

余谨于上帝及公众前宣誓，愿吾一生纯洁忠诚服务，勿为有损无益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当尽予力以增高吾职业之程度，凡服务时所知所闻之个人私事及一切家务均当谨守秘密，予将以忠诚勉助医生行事，并专心致志以注意授予护理者之幸福。

谨誓

     I solemnly pledge myself before Go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is assembly: To pass my life in purity and to practice my profession faithfully; I will abstain from whatever is deleterious and mischievous and will not take or knowingly administer any harmful drug; I will do all in my power to maintain and elevate the standard of my profession, and will hold in confidence all personal matters committed to my keeping and all family affairs coming to my knowledge in the practice of my calling; With loyalty will I endeavor to aid the physician in his work, and devote myself to the welfare of those committed to my care．

这一个誓约后来就被全世界的护士学校与护理学系所使用，使后来的学生们记得南丁格尔所提倡的：“护理是一种科学，也是照顾人生命的艺术。”与南丁格尔所说的：“护理是熟练技术的手，冷静看出细节的头脑，爱与温暖的心。”

护理会不断地进步，但是护理的精神是不改变的。

1893年10月1日，乔伊特病逝。他的学生们继续努力，在全世界推动乔伊特的四个遗志。南丁格尔为他写悼文，称他是上帝赐给她最好的朋友，一个真正活出基督信仰的人，一个到死以前还不肯放弃理想的人。乔伊特一生在大学从事希腊文教育，但是他集一生精华，写的却是一本给儿童的书：《儿童圣经》(The Children's Bible)。

最后的劝勉

1910年2月，南丁格尔已经逐渐陷入昏迷，她在意识清醒时，要求看护她的“小护士们”念《圣经》里的诗篇给她听。她在昏迷时常常念着过去学生的名字。有一天她忽然讲到：“原来天堂的天使，不是在花丛中飞翔，而是像小护士们一样，在清洗病人的脚。”

南丁格尔临终前，最后写的是一句祷告：“喔!我的主啊!如果我们能将心里所愿的放在你面前，我们将是何等喜乐。”

1910年8月13日，南丁格尔在睡梦中逝世。她死前立下遗嘱，不要任何葬礼，她的墓碑上不要写上任何功绩，只刻写着她名字的缩写“F. N.”，“生于1820年，死于1910年”。

　末了，她请人在她的坟前。唱一首她最爱的歌：

上帝的儿子前往征战，

获得他尊贵的冠冕，

他宝血的旗帜向前迈进，

谁愿随他而往?

“在服侍上帝的这条窄路上，我将是自己最大的阻力。”、

“我慢慢懂得为别人祷告，也许只是几句祝福的话，一点点的盼望，却可能是承接美好未来的摇篮。为别人代祈的夜晚，都是最可爱的。”

“我相信所有的苦难都是有意义的。痛苦增加一个人生命的深度。”

“《圣经》最影响我的是‘公义’这个字，我不求上帝这时赐给我喜乐、平安、赦免、荣耀，我只求上帝的公义成为我最深的良知。”

“如果是为人的缘故，去用护理服务人，我必定会失望的，应该是用上帝的缘故去服务人。”
    护理与人类的苦难——
    当时成为修女，也可以成为另一种护理工作者，何况南丁格尔又有上帝的呼召，为什么不直接加入天主教修会，成为修女呢？南丁格尔看得很深入，她写道：”护理如果成为一种宣传宗教的外衣，整个护理的价值会荡然无存。护理如果依附在宗教的架构下，宗教人士的断言，会比护理的见解更早让病人接受成为最后的权威，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例如当霍乱来临时，人不能只依靠宗教人士的祈福避祸，而任凭污水不断地流入他们的饮用水源。霍乱是一个人不认识环境的结果，护理就是要去认识管理好环境的法则。《圣经》说：‘万物是借着他造。’（John 1.3.）人有义务去观察、分析、统计、研究这些上帝的法则。上帝并不需要人用几句话去拍他马屁，认识他的法则，也不是随便地挖一挖，就可以挖到。我祈求上帝，让我看清霍乱的条件是什么？

“许多人的不幸，是人忽视上帝的法则。人可以由坏人认识好人，由病人认识保健之道，由反面认识正面，由罪恶的存在认识上帝的纯全。这是上帝给人的理性，作出正确的抉择。可惜人常是以宗教作为祈福避祸的捷径。

“借着上帝的恩典，信仰是重建软弱的心灵，上帝的法则也是重塑人软弱感情的正确逻辑。护理必须有上帝的法则，有认识大自然的科学知识，否则面对饥饿的人，护理人员会分辨不清是给了她们面包，还是石头？护理是在服侍上帝与服侍人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正如耶稣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护理是把原来上帝照顾人的旨意，切实地实施在人间。”

沃德罗普女士（Mrs. Sarah Wardroper）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她以严格出名。她曾说道：”护理教育的瓶颈，不在外界怎么看护理人员，而在护理人员自残形象，读书马虎，工作随便，做事不求了解，整天像一群麻雀，吱吱喳喳地吵闹，看自己就像廉价劳工……只有严格的教育，才能改变护士的自我形象，护理不是软性诉求，而是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挑剔要求，给予硬碰硬的回应。因此严格的护理训练，是给学生最好的准备，有一天学生们会以通过严格的考验为荣，会因自己的专业训练而受到社会的肯定与信任。为什么病人会信任医疗人员？信任是建立在医疗人员被严格训练过的专业。宽松的教育不是爱，是放纵学生。如果不是一开始就以最高的标准要求学生，学生就会满足于次等的，这是人性。护理教育最大的悲剧是，没有让学生尝到严格训练所带来的祝福。”

普林格尔（Angelinque Pringle，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学生）并不认为日以继夜地工作才是护理人员的奉献表现。护理人员应该在工作时保持清楚的头脑与充沛的体力。

南丁格尔写道： “规矩是人定的，有很多规定是愚昧的，而且前后矛盾，很容易引起人的争执。但是护理人员应该知道，医院里不合理的规定，比完全没有规定要好，因为法治总比人治好。护理人员的智慧就在如何于不合理的规定中忍耐，不去争吵，不向人怀恨。怀恨的人永远无法完成任何事情，只有忍耐，懂得牺牲的人，最后才能够去更改规定，建立合理的制度。牺牲不是让步，而是为要完成最后的任务。护理的工作是与上帝同工，反对护理的人，不是针对我们，而是他们早已与上帝为敌了。”

一个护理人员面对这些不合理的人、事与规定，就要大张旗鼓去声讨，完全是错误的作法。一个人要改革罪恶，必须先背负罪恶。一个没有背负过的人，不配谈改革。耶稣是”诚然担当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尚且为世人的罪背负十字架，我们岂能不背负？我们岂能动辄就以正义自居，去惩罚罪恶？这种正义是我的正义，还是上帝的正义？至于上帝为什么不立刻来惩治这批恶人，或这些恶集团，那是属于上帝的奥秘事，我不用替上帝着急，不必自己沮丧。如果我们护理人员真的好，别人的反对又能撑多久？何必在乎别人的反对？护理人员必须知道，存心忍耐是在民主程序里改变恶规的最佳对策。
护理的”最佳防卫”，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老谋深算，也不是得过且过，而是心存忍耐，结出善良的果子。迪波莉就是这种护理人员，她曾说道：”说人坏话，绝对不会产生爱；被人中伤，也不会伤到真正的爱。”护理的最佳防卫就是这种爱。

南丁格尔叮咛到海外布道的学生：”你们不能一只手拿着护理，一只手拿着《圣经》，好像护理工作的目的就是给人《圣经》。护理不是信仰的贿赂。护理是你双手的操作，《圣经》存在你们的心中。”

1896年，南丁格尔把人生最后的一个改革，留给远在东方的一个小半岛——香港。

当时香港正在流行瘟疫。南丁格尔根据香港送来的报告，除了建议防疫措施与隔离系统之外，规划了一套贫民就医系统，在香港设立由政府补贴的廉价医院。几年后，香港这个亚洲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成为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地方。
    一个女人，没有丈夫，没有儿女，没有什么家产，55年长期卧病在床，这种人活着有什么快乐？有什么意义可言？这个女人就是南丁格尔，她生命中最伟大的地方，不是她为护理革新了什么，不是她为全世界千万个病人造福了什么，而是她默默地走过生命里这一切的残缺。

她晚年的时候写道：”我担心近代的护理，已经是太多技术性，太少神圣的呼召。”

“30多年来，我回顾这么多毕业生，为什么在一样的教育训练下，有些护士做得那么好，有些却是那么差？为什么有些人的生命是那么的满被祝福，有些人却是一无是处？我发现这种差别的关键在于一个人是否认识自己生命里的黑暗面。在生命的黑暗面里，人有自私、欺骗、偏执、松散、虚浮、空幻、易怒、纵欲、颓废、不思长进、自我放弃、自傲而不与他人配合。人必须先认清自己，才能管理自己，管理自己才能管理别人。”

“我认为一个女人，最难控制的是她的脾气，而控制脾气最好的方法，是经常思想什么是最正确的职责。很多难以控制的脾气，是来自看不清自己职责的时候。……我不会在与我职责无关的事上有太多情绪的波动。”

“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常感觉到所遭遇的事情与上帝应许的祝福好像连不在一起，祝福归祝福，我还是在未蒙祝福中挣扎。

“……忽然才体会到上帝既然这样说，就一定会祝福我们……”

在情绪里论对错，会影响别人对你的信任。

“我们做事情，不是要争取事事如我愿，而是要公义。贸然争执，变成你是在争自己的不平，而不是在争公义，你是在害怕，而不是在面对事实。真正的圣洁，是需要安静的等待，即使是‘为义受逼迫’，也不用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