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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草神父的传记《基督战士——王仁生》 写在前面

I.从一幅照片说起

这是一幅王仁生神父和作者一起拍摄的照片，摄在一九四O年。照片上一共有十二位神父。那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上海教区耶稣会修士圣神父照了一张纪念照片。照片下面还印着惠济良主教的亲笔题字写着 “不再叫你们是仆人，以后叫你们做朋友了”。（若望福音）

惠济良主教是耶稣会士，是上海代牧区主教，他心爱这十二位新圣的“他”的司铎、“他” 的朋友。尤其由于十二位新神父中有七位是上海市籍神父，那是惠主教的心肝，是惠主教藉以骄傲自慰的果实。

张伯达神父是上海张姓大族出生，朱佐豪神父是青浦诸巷上海朱姓大族出生，陈云棠神父和作者是惠济良做浦东张家楼堂区神父时属下教友的子弟。总之，自认为是上海通的惠主教，确实很爱上海教友，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对上海教友有深厚的感情。

这次圣神父，他早已说过，他一定要自己主持，他预见到圣神父的一天，一定有好多新神父家属，他熟识的老朋友，老教友要来，他一定要趁这机会和众教友见面。可真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主。他一直患着严重的心脏病，他说这句话时，证明他心里很害怕在这天由于太兴奋，心脏病会发作，他一直在害怕着。到时，两天前他在小堂内给我们圣了五品，就心脏病发作，他病倒了，只得火急打电报给杭州梅总主教，请他来上海替我们圣六品和七品（即神父）。事情就这样完成的，这件事为惠主教很大的打击。

圣神父后，我们一共廿五人拍摄团体照时，我们都站在后面，前面排正中坐着的是杭州总主教梅占魁，上海教区惠济良主教屈坐在旁，他内心一定很委屈，但究竟这只是小事一桩。

现在再回到那十二人照片，王仁生和作者二人的照片是从十二人同摄的照片中另印出来的。

十二位新司铎都是准备在上海做传教工作的耶稣会神父，

三位是从法国来的，驱逐出境后己去世了；

二位是从美国来的，也在国外逝世了；

七位是上海人，朱佐豪神父（朱树德神父的叔父）在上海“解放”初期患肺病逝世的；

张伯达神父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死于市公安医院中，被视为“死不悔改”、“死有余辜”的“坏人”；

王仁生神父是在一九六O年，所谓自然灾害时，饿死在安徽劳改场所。十二人中，现在（一九九三年）活着的还有四位，都已是八十五、六岁人了，各人都历尽艰辛，但，现在还在主的园地里谁也不服老之已至，勤谨的工作。

黄振国神父在台湾彰化静山，陈云棠和梅乘麒二位神父在大陆，作者蔡石方神父在美国，都在拖着疲劳的筋骨，像老牛似的在主的园地里耕耘。

我们这辈人“前不见故人，后不见来者”。前人都先我们过去了，再也见不到了。在今世，我们已是元老了，最可悲的是“后不见来者”，几位地下圣的兄弟和一、二位国外圣的神父实在太少了！回忆我们的时代，每年在上海晋升神父的总在廿五人左右。我们那一年非国籍的（来自法国、美国、葡萄牙、西班牙、南美、墨西哥等国）有十四位，国籍的有十一位，真是人丁兴旺。晋铎大礼在徐家汇圣依纳爵大堂举行，主教面对着三千多教友庄重热诚地为教友们圣了廿多位神父。全堂主教、神父、教友们皆大欢喜。那时在上海还不时兴鼓掌拍手，可是当主教领新神父唱：“天主，我们赞颂你”雄壮的歌词时，确实好感动人！现在呢，真教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眼看现今世界各地愿做神父的青少年这样稀少，而年老的神父先后逝世，各地教友们又都那么需要神职人员，教区主教都说：“没有人” 来应付这迫切的局面，又看到年轻男女由于缺乏神职人员，受宗教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少，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鬼的恶势力节节胜利，信仰普遍在衰落，每况愈下，能不叫人“怆然而泪下” !

我们在一九四O年做了神父后，还要读一年神学，又经过一年的摆脱任何业务，专事神修，之后我们在各岗位工作了九年。共产党进了上海，全中国赤化了。再一年，张伯达神父被捕，三个月后被折磨死在监狱中。王仁生神父和作者于一九五三年被逮捕；一九五五年陈云棠、梅乘麒二位神父被逮捕；黄振国流亡在国外，我们一伙就这样被中共横扫干净；而王仁生继张伯达神父之后，不久病死或饿死在劳改场所。

张伯达神父是我们中第一位殉教死的，圣衣会姆母称他是捷足先登者，已经有人写了他的中西文小传。较详尽的传，我想将来还会有人写，他是我们中的佼佼者。

另一位也是鹤立鸡群的王仁生神父，到今天还没有人为他写传。我比较和他熟，蒙他垂青，他一直像长兄一般照顾我。为表示我对他的感念之情，我以为我应当凭我知道的为他写传记；我是凭抛砖引玉之心写出一些不够成熟的章节，希望能引出更完美的传记。

一位现在台湾做文教工作的法国神父——雷焕章，被中共驱逐出大陆后，于一九五四年用法文写了一本关于上海天主教会在中共接收上海后，最初几年所遭遇的迫害事迹。书名《天主儿女在上海》。这本书讲起张伯达神父、王仁生神父，也提到作者，当然也讲到别的神父们；讲得最多的是那时领导上海教区的龚品梅主教。他把十二人中王仁生神父和作者站在一起的照片另印出来，作为这本书的插图之一，我就把照片作为本书主人公的图像，我觉得与仁生神父并立在一起留念是我很大的荣幸，亦由这张王仁生神父的肖像可以看出他的个性。

王仁生神父从我在徐汇中学认识他开始一直到死，总是理着这样一个小平头，从没有改过样，他连试改这样思想也都没有过。他就是不注意衣着，不讲究发型，这一切外表的形象，他从来没注意过。他留给我们的形象，这么真实，这么朴实，从不意识到“修”或“饰”；比中等稍微高的身材，细细瘦瘦，顶着一个按比例讲似乎大了些的头颅。进了修会后，总是穿着黑长袍，解放后，穿着一件中式黑长衫；穿长袍时还要紧紧地束着一根带子，更见得又瘦又高，和外国神父宽肩粗腰相比，更觉得像弱不禁风，走起路来由于头大有些一晃一晃的。他总穿着一双旧皮鞋，大概是从储藏室里捡来的，就是冬天也穿得很单薄，看到他总会叫人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从一九二八年进耶稣会后一直到死，这形象从没有改变过。

看他的脸，一直向前看的二只眼睛，不知什么叫虚伪，薄薄的嘴唇表示他意志坚强，就是三军也不能夺去。笔直的站在我后面，踏在比作者高一级的石阶上，是他和张伯达神父，皆是我们中的突出者，在神学院中八、九十位中外修士中，张伯达修士曾是深得人心的学长；在廿多位中西神父中，王仁生神父做过学长。

二位杰出的中华男儿替祖国争了光，也替中国教会争了光，直到我们的时代，只有他们俩做过学长，后来做过院长。

仁生神父一生不求外表光彩，也不求荣誉，只务实际，只求和主耶稣一样，同样的实质。主耶稣从来不求自己的光荣，人们要他出来做国王，祂逃避到山里去了，门徒们都以为他们的老师在这件事上大错而特错，以为老师做得不合理，不近人情。仁生神父是位大智，从早看破红尘，甚么名和利他从不追求，如果作者写他的传略为的是赞美他，他第一个摇头表示不乐意。他在世时我已有好多次由于不听他的话叫他不乐意。不忍在他死后还叫他不乐意。

他已在天上（他不升天堂谁升天堂？至少我有这认识），更不在乎作者的赞颂。赞颂只应归给主、天主，主耶稣教的经文中第一个祈求就是“尔名见圣”，意思就是愿光荣归给天主，因为光荣、赞美、歌颂只应归给天主，这是弥撒经上说的：“理所当然”的，因为只有祂是好的，是圣的，是善的，是一切圣的根源，一切世上的好、圣、善都是由祂而来的。

依事实，作者写这本小传是为赞颂天主在外教进教的王仁生身上做了出奇的大事，“让他在外教家庭中出污泥而不染，且有勇气毅力排除各种从家庭来的巨大阻难，第一个进了天主教，而且退辞婚约，专心决意修道进耶稣会；在耶稣会马不停蹄走完了成圣的道路”，引领好多各式各类的人士皈依天主教。

救灵成圣从来不是独善其身，教会遭难时，他勇敢的站出来，高声喊： “头可断，志不可夺”，他在讲台上讲词那么尖锐，那么激昂，叫教会的敌人惊奇，叫他妈妈为他的安全日夜提心吊胆。有位外国神父写给另一位到外国朋友的信中这样说：“我在讲台下听到这些神父们一定另指王仁生神父，因为他讲的最尖锐，最激昂）我为他们的安全捏一把汗，同时为有这样的中国神父感到骄傲”。

是的，作者写仁生神父的传，只为了天主在这位中国人身上做了奇事：从不认识天主到认识天主，到一心一意侍奉天主，让天主旨意在他身上承行，在痛苦患难中不断“学习服从听命”，到能像唯一主耶稣一样且和祂一起，做到听命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大约前后三十五年中他走完了多少路！这是大事。老子说:“胜人在力，自胜在强。”仁生是个强人，因他一直在自胜，自胜得把自己完完全全制服，全让基督生活在他身上，亦是仁生神父喜欢讲的一句圣经上的话：“我活，不是我在活，是基督在我身上活”，他自胜到已没有仁生在活，只有基督在活。

多美多圣的生活！顾光荣归于天主，平安归于心地善良的仁生神父！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

仁生兄，你在这世上度过了五十三个春秋，你是一位巨人，从教外进入天主教、到病死、或饿死在劳改场所，可称谓是一条漫漫修远的长路。你一辈子上下求索甚么？你不求诗人所求索的，你只寻求天主的圣意，天主的圣意第一；自己的光荣其次，以及人类的圣化和为人服务；这三者你都做到了，且做得多体面！你的一生是最有价值的：天主，确实在你身上做了大事，我们应该像圣母一样，为你永远歌颂天主。

你出身在一个封建虔诚的佛教家庭，父亲嗜酒，火暴脾气，你也嗜酒，但你会克制自己。你在震旦大学读书时，竟然喝醉过一次；圣神父后，为了应酬，你也会喝些酒，但从没再喝醉过。我知道你脾气也火暴，像你父亲一样，可是你进会后，从没发过脾气，从不固执，总是带着笑容，克制住你看不惯和不耐烦的事。你一直在“自胜”，你从入教，尤其从进耶稣会后，一直表现为“自胜”的人，“自胜”得像个没有火气的人，会耐心等待，会任辱任怨。我看见过你，有时显著的在克制自己，不作声，不吭气，但我看出你在拼命压制自己。你是个“强者”，在你身上我更看到了“天国只有强者才能得之”。

仁生兄，你生长在虔诚的佛教家庭，你怎么会这样纯正地上下求索天主的圣意？天主爱你要你成圣人，你就在短短（从进教到逝世只三十七年中）而快速地进入圣域。问你哪得圣如许？还不是由于“源头活水来”，这活水就是基督的爱，是基督爱你，要你成为圣人，而你步步求索步步承诺，步步前进，一步一个印。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王仁生修士，王仁生神父。我认识你比较深。感谢天主，我在耶稣会里看见过好几位确实有圣德的神父，而你仁生神父是其中突出的一位，突出在为人服务，到献出生命。

在一九四一年，纳粹奥契未兹集中营死了一位波兰籍神父，姓高尔伯Kalbe,是被迫饿死的。时隔三十年，教会把他当作圣人尊敬。这位神父属方济各会，非常敬爱圣母，创立了无原罪圣母军，在波兰、日本、印度都有这组织。一九四一年德军入侵波兰时，被纳粹军队逮捕了，与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一起关在奥契未兹集中营里。一天，他队里逃跑了一囚犯，纳粹像XX一样，对所谓犯人是蛮不讲理的。集中营里有这样一个制度：如果逃跑一个囚犯，队里十个人要抵命，而这十个人固定随意点出来的。那天被点到的十人中之一，竟嚎陶大哭，泣不成声，他断续哀求希望饶了他，因为他还有妻子儿女。高尔伯神父觉到似乎有个声音催迫他，他就挺身而出，自愿顶替这个囚犯死，就这样他和其他九个人活活饿死。一九七一年，教宗保禄六世把这位高尔伯（又译作国柏神父）神父列入圣品。

这位神父的故事，在一九四二、三年，我已在教会杂志上看到，且经常在讲道时讲起这位神父，作为爱人的榜样。我想仁生神父也知道这位神父的可歌可泣的英勇爱人事迹。这位神父的生与死，影响了仁生神父。

神父，你也是纯粹为了信仰，为了宗教，被逮捕入狱。一九六O年，我被送往江西马珰, 你被送往安徽荻港。那年代，我们都亲身经历过所谓自然灾害的大难，我们在劳改场所，每天被强迫出去劳动，回到生活场所，每餐都吃不饱；由于粮食紧张，我们都按劳动分配粮食。所谓多劳多食，少劳少吃，年龄大的，劳动轻的定量少些；年龄轻的，劳动重的，相应定量多些。结果，大家都吃不饱，不死不饱的滋味是很难受的；自然年轻人消耗力大更难受。神父，大家都说你是病死的，我看更大的可能，你是饿死的。我和你在修会里生活在一起共三十多年，我知道你身体非常强壮，消耗力也特大，你饭量一直比别人大，而你三十年来我注意到你有个特点，你总是多吃米饭，少吃菜肴，为的让别人多吃些菜肴。你几十年来总是吃苦艰辛在他人之前，享福快乐在他人之后。这作风、这原则，你到劳改场所，我知道你改不了，不但改不了，你会比以前做得更彻底，更约束自己，更为那些年轻力壮的“同胞”着想；你会不顾自己有没有吃饱，把你的粮食，分给其他人吃，且不问这人是谁，只要他是如圣经上耶稣说的“邻人”。你这样慷慨，你早已是不要命的人，你会为了让人少受些饿，把你已经不够的定粮，每顿分些给邻人吃些。这定粮，我靠它活过来了，其他神父在劳改场所靠它也活过来了，而唯有你就活不过来。“活活”而慢性的饿死了。这不是无依据的猜测。据当时的情况，据你的性格和你超人的理解和过人的爱心，你会这样做，作彻底的牺牲。何况你一直在求索天主的意志，很可能由于天主宠爱你，要你这样，像高尔伯神父一样，叫你豁性命，为中国教会“打先锋作牺往”。

伟大的神父，你就在这一点上比平凡的我们更伟大，更突出。不但那天，在安徽农场上如此，平时在徐家汇、在震旦大学、在圣伯多禄堂，你一向如此的，总是比我们更慷慨、更聪明地在索求天主的圣意。你如同那高尔伯神父一样，他结合了天主的圣意，自愿豁出了自己成了圣人。你也在那天结合了天主的圣意，豁出了你自己，也成了圣人。希望教会为了天主的光荣也会追认你，像在三十年后追认高尔伯神父一样，也在几十年之后追认你为圣人。

事实上，还有甚么比为“邻人”，不管他是谁豁出生命，更显出对人的爱，亦显出对天主的爱！

我认识王仁生是一九二三年在徐汇中学。那年在仁生同学生命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奠定了仁生神父的一生。徐汇中学是再生他的母校。

一九二三年，我俩已十六岁了，都在徐汇中学肄业。他是一九O七年十一月廿一日生的，我是在同年十月三十日生的，我比他大一个月。那时我俩都是高一学生，我在徐汇己读了四年半书了，他也读了三年书了，但在一九二三年前，由于我们不同院不同班级，虽同学校同年级我们并不相识。那时徐汇中学的制度非常森严。

徐汇第一是为天主教会学生开办的，优先收教会学生，学费比较昂贵，能自费进学校读书的并不太多；有特别优秀学生，是由教会资助学的，总共有近三百学生，开始分上、下两院。继后再分为上甲、上乙、下三院。大致小学是下院，初中是上乙，高中是上甲。后来徐汇也兼收非天主教同学，由于徐汇校规严格，教学认真，在当时上海相当闻名，有好多教外家长，为了让子弟有个全面的完美教育，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徐汇；于是徐汇另设一院叫中院，中院有按年龄分为中甲、中乙二院，他们也有二百来位学生。中院伙食比较好，膳食费相对提高。当时在一九二O年代教外人家，要求比较严格，男的送往徐汇，女的送往启明，学校制度确实严格。学期中只有节日及星期日可回家，平时学生不能轻易走出校门，一周六日都在学校过，家长可放心，学生也比较用心专心。

关于王仁生进徐汇事，他妹妹有这样一个回忆，“我大哥从小聪敏，深得祖母宠爱，伯父们器重。九岁时父亲替他订了婚，在订婚筵席上，大哥穿着长袍马褂，顶着西瓜皮帽子，老练的给来宾敬酒，博得亲友们喝采，并夸耀他将来一定会光耀王家门第，都寄予深远的希望”。

“我父亲更说，他对大哥抱着极大的希望。大哥六岁时，我父亲就替他和几个相同年的堂弟兄邀请了一位老师，教他们读四书五经；七岁就送他进洋学堂，进小学。毕业后，他考进了当时上海有名的育才中学，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大哥从小有个特点，他不但会独善其身，就在那时已经会规劝同学像他一样勤奋学习。那时我就看到他会邀请他的小朋友来到我家作客，规劝他们好好读书。我为有这样的哥哥感到骄傲”。

“约在一九二O年，父亲听说沪西有徐汇中学，不同一般学校，为了培养这种子，将来能创个更像样的家，立个更大的事业，为王家争光，他便尽他的财力把大哥送进了徐汇中学肆业。大哥在徐汇中学还是像在育才中学一样成绩斐然，考试总是第一名。当时我父亲真是最幸福的时代，眼看他大儿子即将中学毕业，他想毕业后还要送他进大学，光耀王家门第已不成问题”。

当时的徐家汇，是在旧法租界的边缘，有条十里长的电车轨道，从十六铺直达到徐家汇，十六铺是黄浦江上的水陆大港口，热闹非常，来往的人也特别拥挤，愈往西走，经过了八仙桥，市容慢慢变冷静，经过了嵩山路长长的大马路，世界第一次大战后，以法国名将大元帅霞飞之名命名，马路挺漂亮，两旁种着法国梧桐树，马路宽阔都是柏油路，可是路边没有几座高楼大厦，现在眼前的只是田野和农民房子，霞飞路于解放后改名淮海路，整个马路的市容都是在解放后兴起的。令日淮海路上最热闹的地方可比南京路，而淮海路尽头的徐家汇，现在也变成全上海最繁荣的地区。在我们二O年代读书时，在落荒的徐家汇还有一条出名的

臭水滨，叫曹家滨。法租界尽头处是徐光启广场，法文名为徐保禄广场，徐保禄就是徐光启，徐家汇的徐家，就是明朝名阁老徐光启后裔聚居的地方。徐姓家属有一支，留在青浦蟠龙镇，在那儿有位徐养田先生，他是徐光启第十二代孙子徐宗泽神父的哥哥，是地方上的绅士，王仁生在读大学时，每逢暑假在他家里往上一个时期。徐先生非常器重他，把他认为自己的寄子，王仁生也很尊敬他，同他的儿子结为弟兄。他的儿子就是徐桩年将军，他俩是震旦同学，这是后话。徐光启历史上还称他是徐上海，他可以作为上海的名人，西方科学的介绍者，最初天主教三柱石之一。

当时的徐家汇在今日已面目全非，今日的徐家汇已是穿西装配领带着革履的大资本家象。我们读书的徐家汇是着布袄、短装、布鞋、挑担子的乡下人。记得我们上学时，由于我们都有行李，普通都雇辆黄包车，即人力车，把箱子、铺盖、人都放在车子上，拉到学校。有少数，还是前后挑了箱子铺盖上学的，极少数驾驶一辆汽车直驰到校门口。徐汇中学在当时是相当气派的中学，有个四楼的大厦，有个全上海著名的足球场、足球队，在大厦前面有条汽车大道，从大门进来直到大厦前面绕过一个大的椭圆型花坛再走出校门。我进校后没三年学校庆祝了建校七十年大庆，规模相当隆重。那时我想仁生也已在校了，只因大家年龄还小，又不在同院里，我们根本未相认识。

我们相认识是在高中第一年，校方把我们教内和非教内学生合并在一起，那时才知道有王仁生这样一位同学。他是班级中不用争辩的高材生，样样科目他都领先，写一手好毛笔书法，文章通顺，他特长数理，每次考试，他总是第一名。第二名是何远经同学。他俩都是教外生。王仁生由于他的头，比例上讲，显得大些，同学叫他大头，何远经头似乎小些，我们就叫他做小头。大头小头领先在我们班级中。王仁生衣着普通，他家并不富裕，他家离我家不太远，我家住在老西门，他家住在大东门，上海城本来不太大，从西门到东门没有多少路。那时仁生已做了我的朋友，我跟他去过他家，他父亲在大东门街上开个麻油店，是普通生意人家。他是长子，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仁生的爸爸是无锡人，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当时人把读书看是成功成名最好途径。王先生并不满足于开一间麻油店，他总认为只有经过读书，他家才会发达兴旺，而王仁生是读书最有成就的孩子，他便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长子身上。

当时我们的几何代数教师是法籍松神父，是非常精灵的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校长是翟神父，他俩原籍意大利人，为了能来到中国传教，进了法国巴黎省耶稣会，翟神父是位非常庄重，道貌岸然的神父，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他办校六年后，于一九二七年，在南京被北伐军杀死。他虽死，留给我们的印象磨灭不了。松神父为人绝顶聪明，他在班级教代数几何时就意识到王仁生、何远经、蔡寿康几个教外同学是很好的材料，可作争取的对象，于是先和这些同学以捕捉昆虫为名（因为他还是收集昆虫标本爱好者），找机会和他们交朋友，问问题，答问题，利用各种机会给他们讲道理。这样在一九二三年圣诞节前，王仁生宣布要领洗入教了，因为王仁生是全校的高材生，品德学问都好，全校为他领洗入教而震惊；他领洗且带动了其他同学。不久后，何远经、蔡寿康二同学也先后入了天主教，全校更为之震动。最感高兴的是松神父，这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

他领洗前，他妹妹有这样一个回忆： “他父亲是教外人，喜欢喝酒，有好多朋友，有时也会去妓院吃喝玩乐”。王先生对这种事视为司空见惯，一般社会应酬，有时也带了仁生一同去所谓让他见见世面。仁生去了几回，开始听要理时就拒绝去了。仁生对世俗场上花天酒地的生活可以说见过且尝到过，他一辈子深深痛恶，每提到这种事，真如圣保禄宗徒说的，连提也不愿多提。他对佛教，应该说是有些感情的。他的家庭世代信佛，他妈妈，我见过她几次，是个老式小脚妇女，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父亲也是个虔诚佛教徒，仁生进入天主教后，对佛教并不忽视，甚至他还尊重，但从没有半点留恋之情。他的皈依简直很干脆，他一度进入天主教后真像老信徒一样，不但自己信了教且很热心于引领指导人从其它各宗教，进入天主教。他所接触的人士中，以佛教是比较多的，他都一一引领他们入天主教，这方面他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他坚信，且清清楚楚相信真教只有一个天主教，其他宗教，无论佛教、道教、穆斯林教或各种派基督教，都不能与天主教相提并论，如同父执辈的人能有几个或几十个，但只能尊敬他们为父亲的朋友，甚至可称呼他们为叔父或伯父，但父亲只有一个。这一点仁生很清楚，从来不迟疑过。他后来读教会哲学、神学时，好似一帆风顺，从没有异论或争议，他读神学时，还当众做过一个学术性报告，介绍佛教的祭祖宗仪式和意义，他尊重佛教但不再留恋，他已认识到造生他的天主，崇拜祂，侍奉祂。他在读神学时，从法文译了本比较高级的教理书（Boulanger神父著），那时大学生和中学生都喜爱用这本书，觉得又清楚又完整。解放后，人各一书，且再版过。

他翻译前问过我对那书的意见，我以为这本书是教科书，比较枯燥乏味，但他觉得这本书说理清晰且很合乎时宜，他决定要翻译，是他利用零碎时间译成的。我亲眼看到他利用一切的细碎时刻一字一字的翻译，很快就译成了。他对天主教教义这么尊敬、爱护，成了一位杰出的护教者。后来他出任了堂区神父，成了杰出的讲道者。那时谁看得出他是从佛教家庭出身的天主教信徒！在他身上实现了著名古代教会思想家戴都良说的一句话：“本来人都是基都徒”。

仁生皈依天主教这么自然彻底，且有显著的潜移默化的强力，将来有多少各基层的男女因他而认识天主，皈依天主。这是后话，我们且回到他准备领洗的时刻。

仁生家人从没有进过天主教，他父亲、伯父辈，诸亲戚都以为仁生愿改教是背叛祖宗，极力反对。怎么仁生官（无锡人对小少爷的称呼）背弃几百年，甚至千年来相传的佛教，要信西洋来的甚么天主教了？今天主教三字晴天霹雳第一次响起在王氏门第中，那还了得！且听说天主教徒不准拜菩萨、祭祖宗的，仁生官是长子，他改信了天主教，家里世代的烟火就要中断熄灭，那还了得！此可忍、孰不可忍！那时仁生官只是十五、六岁的学童，他们以为童子无智，无能为力可以喝止，在三、五长辈威胁之下，还怕他不乖乖就范，放弃信洋教的古怪思想。岂知童子仁生官那时就有三军不可夺志的决心。祖母、父母、诸伯父母辈群起攻击他，想制伏他，仁生官就是坚持不退让。

仁生的妹妹还记得：“大哥在徐汇读书时，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受到学校神父、师长的好评赞美，我父亲为之洋洋得意，对大哥的期望与日俱增。大哥到高二时，自愿望教而学习教义。一九二三年圣诞节前，他写信请求父亲准许他领洗入教，这请求引起了家庭中轩然大波，长辈们认为进天主教是背叛祖宗，大逆不道，并责怪母亲（很慈祥的母亲当赎罪羔羊）溺爱、放纵大儿子。但祖母宠爱大孙子，不知怎的是他老祖宗答应了大孙子进天主教，这轩然大波就这样平息了”。仁生得到家庭允许可领洗进教了，而这件事仔细想来真是得之不易。

仁生的父亲是火暴脾气，不太讲理的，按他的性格决不会允许他的宝贝大儿子改进天主教，诸伯父助他威风，那时他真是不可一世，而仁生虽年小，决不屈服，按父子俩倔强性格，一定会斗得两败俱伤，或仁生屈服，放弃信洋教的思想，或者被驱逐出王家祠堂，而仁生固定绝不会屈服的。这僵局竟然会有个圆满的结局，是仁生自己都想不到的。谁想得到在仁生诸父老之上还有个老祖宗，应该说，她是最保守的 “太后”，谁想得到是她出来打了个圆场，答应她大孙儿改进洋教。慈禧没有做到的，仁生祖母做到了。从此王家真的革新了。仁生一家逐渐一一都改奉了天主教，连伯父中最反对他的也改奉了天主教，下面是仁生妹妹宝贵的回忆。

“祖母于一九二五年逝世，那时我家除了大哥都没进天主教，家中大摆佛教祭祀仪式，伯父们要大哥按佛教仪式叩头跪拜祖母，那年代祭祖礼仪在教会里还未认同，大哥毅然拒绝，伯父们勃然大怒，扬言大哥如不跪拜祖母是背叛祖宗，立即逐出家门：大哥就是不为动摇，拒不跪拜。二十年后，二伯父病重时竟要大哥替他付洗进教，真是出乎意料。”

我还记得一九二三年圣诞节，仁生同学领洗进教时，王先生一家都来了。他父亲穿了长袍马挂，妈妈穿着长裙都参加了领洗大礼，皆大欢喜。最得意的是仁生神父的老师松神父，他看到他的高材学生王仁生领洗了，取名类思，多么高兴安慰！仁生进耶稣会后都以王类思取代了王仁生，类思法文是路易国王的名字，法国全国皆知。王仁生领洗进教和进教后全家

合摄的照片都登在刊物上，人人知晓，在中国更不在话下。

领洗后廿五日那天，王仁生全家在徐汇中学校园露德圣母假山前合家摄了一张全家福，这真是全家福，仁生领洗是王家真福的开始，从那天起天主的福就广施在王家每个成员身上。现在，事隔七十年，仁生神父已在天上，带去他的父母及伯父母们，也还在带领诸弟妹及弟妹们的家属，这工作是很艰巨的，仁生神父在天上更是志不可夺，他爱他的家，他要他家里的成员个个得到真正的幸福，自然这还得征求他所爱的人的同意，这不可能强求，就是天主要救人，还得征求到人的同意。

对这张照片，徐汇中学也深深引为学校的光荣。徐汇是教会学校，对教内同学在当时有很严格的宗教要求，每天早晨很早起来进教堂念经参加弥撒，白天、中午、晚上、夜里还要定时念经祈祷，按期上教理课，听道理；幸亏有这样严肃的教会学校，才会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到令天九十年代的上海坚强教会。一九五O年徐汇被政府没收了。上海教会就缺少了培育年轻一代的保姆，很明显今后的教友是另一种教友了；年轻时缺少了六年的日夜宗教培育，对青年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损失！但徐汇当时对教外生而言，是非常或许过份的保守、胆怯，徐汇对教外生一贯採取自由的态度，从不採取拖拉外教同学入教的手法，如果学生愿听道理，先要征求得父母同意，要领洗入教更要父母亲同意。像松神父这样主动对王仁生、何远经、蔡寿康等同学的态度是很少的，在徐汇也难得有这样一次盛举：一位全校品德学业最优秀的同学入教了，且历尽艰辛奋斗博得了父母的同意，母校双手迎接这样好的学生入教，不久后，何远经、蔡寿康等同学也跟上了，全校为之欢庆。

慈母教会自然更高兴的伸开双手迎接这一新生儿子，原本是远离教会的一家，由于一个成员进了教，现在每个人都心动了，慢慢地在走近教会，教会能不欢欣喜悦！

我有这样一个断言，如果是武断，是我的错，徐汇中学建校到今已有一百四十年历史，后四十年徐汇已变色，XX在掌校，前一百年历史中，徐汇培养了不少人材，有军人、有飞行员、有外交官、有著名学者，自然有很多司铎（神父），甚至有主教，有枢机主教，而仁生神父是突出的人物。是四三年到五三年之间或更早些，在他做神父之前，身为外教人进教后叫多少人，连京剧演员、电影明星、政界人员、学界人员都有，男女大学生更不计其数进了教。他是突出的人物，到今天时隔六十年、五十年，还有人在怀念着他。前年我见到资深影星李丽华，提到王仁生神父在某信中提起她，还给了她这封信的复印，她很感动也很欣慰，很明显地看出她是多么敬爱这位很严肃的神父。

圣依纳爵历尽艰辛创立了耶稣会，这番辛苦艰难他永不会忘掉，同时他说如果耶稣会能阻止人犯一个大罪，我这番艰苦也值得了，他创立的耶稣会，到了中国由松神父耐心引导一个外教学生进教，且在后来像他一样进了耶稣会圣做神父，引导了这么多各行业的人，或入天主教，或成为更热心的教友，或引领同学像他一样也进入天主教且去做神父，圣依纳爵当多么嘉许这位仁生神父。我现在只随手介绍二位：一位是章显犹神父，原来他也像仁生神父一样是外教同学，自王仁生神父一手诱导进了天主教，并且由于敬仰王神父像他一样进了耶稣会做了神父，也在监狱吃了好多苦。终于死在劳改场所。还有一位是众所认识的朱蒙泉神父，他也受王仁生神父的影响，从外教变成天主教信徒，且成了耶稣会会士，圣了神父，担任过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现在还在美国旧金山市做高级智识份子的牧灵工作。可说没有王仁生神父便没有章显犹神父，也没有朱蒙泉神父；他们三位带动了多少青少年，多少教友及外教走向耶稣基督。五二、三年在圣伯多禄堂有位宋先生，是由王仁生神父引领他成为非常热心的教友，他真把王神父当作自己的再生之父。是他说的：“ 没有王神父，就没有我宋某。”王仁生是徐汇中学百年历史中的杰出人物，百年树人，徐汇在百年中能培养出这样一个人材，真是徐汇的光荣，将来有一天（我想会有）他将会被列入圣品，就更会觉察到我没有胡说。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已有好多人称他为“王圣人”。

王仁生进了天主教后，松神父继续在他身上做工作，他叫他和几位同学何远经、蔡寿康等做成一个小团体，叫他们在耶稣圣心前矢愿，不看小说，不看电影。这愿对年轻的学生来讲，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事，那时电影、小说是他们唯一的消遣。松神父自己是个意志坚强心的人，他要他的学生就是在这种不容易做到的事上锻炼自己的意志，但是他说明如果犯了这个愿，不成为罪，他要他的学生这样做，只是为叫他们坚强的过一个教友生活。那时我没有别的嗜好，我也像其他学生一样爱看电影、爱看小说，我是圣母会员，圣母会指导司铎是位老神父，他只要我们热心，没有注意到这些。松神父就叫王仁生动员我，叫我也参加他们的会，这样他就做了我的朋友，同时我也做了何、蔡的朋友，我们成了一个很相好的团体，我从此一直到我进耶稣会不再看电影、不再看小说。现在回想王仁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这样的能力，不但他自己好也能叫其他人向他一样好。何远经徐汇毕业后，进震旦读工科，后来失去了连络，蔡寿康进震旦读医科，毕业后去比、法留学，在文化大革命时，不堪家里人的控诉、侮辱跳楼自杀。

那时候，我也想考进震旦，读医科做个医生，王仁生旨在考进工学院做工程师，后来他和我都变了志向，都想进修院做神父。当时我俩还没有相通知，往后才知道都受了惠济良神父的影响，原来在我们毕业前要做个郑重的避静（游静也叫做退省、神操），我们廿来人到了规定日期住进了那时还有空房间位在隔壁的神学院，一人一间房，三天默静，每天四次听神父讲道，然后做默想，余下时间读圣书，不谈话，不读其他书，只专研将来要走的道路，或进震旦或行商或进修院。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是决定终生大事的关键时刻，都非常郑重认真地进行这决避静。

这次避静，我们的校长翟神父也非常关心，他事先请了他同班好友惠济良神父来主讲这次选静，惠神父那时任浦东张家楼总本堂。他正当一生中最有成就的黄金时代，富热情善于辞令，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那时我们每天读的“法语精华”是他编著的，三年后便当上了上海助理主教。我们很幸运有他来带领这次选静，决定了仁生和我的终生大事。

惠神父在讲道中，一再强调 mon ame sauve,tout est sauve mon ame perdue,toutest perdu.他讲道大多用上海话，而且在讲到重点时用法话，由于我们已读了六年法语能听懂些法语。当他用颤动的声音，语重心长地，一而再，再而三震动我们的耳膜，而惊醒我们的灵魂时，确实感人至深，时隔七十年，彷彿还看到他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我灵得救，一切得救；我灵而失，一切都失。原来就是这真理，从前经过圣依纳爵的口打动了圣方济萨威的心。“我灵而失，就是得到世界上的一切，为我又有甚么用？”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只要讲的人（并不在乎口才）出自肺腑真心，没有人不会不被感动的，虽顽石都会点头。我虽顽石，经不起一次二次的敲，经过内心的斗争终于点头了，放弃学医进了修会。仁生也点头了，决定放弃学工进修会。但他和我还有大不同处，由于我父母都是老教友，又由于我是家中第四个男孩，父亲很快就同意了，母亲也跟着同意了；仁生还是外教家庭，父母亲望子成龙的心那么热切，且这条龙已快成了，只要他再读三、四年大学就可出道，且他是长子，是弟兄中最有出息的儿子，做父亲的怎会同意？

于是，势所必然兴起了比第一战役更激烈的第二战役。由于这战役特别激烈，历时二年。我于一九二五年先进了教区修道院，再两年于一九二七年进了耶稣会，仁生还得缓延一个时期，先进震旦读工科，然后于一九二八年进耶稣会。

仁生要进修会做神父，还有一个难关，不可小看。

一九二五年夏天，王仁生突然要我去他家乡无锡玩，被邀同行的还有黄振国同学，黄振国后来于一九二八年与仁生一同进了耶稣会，他们一起进会的有四位：王仁生、梅乘麒、丁庆祥、黄振国。接班级讲，黄振国比王仁生和我更低一年级，他是一九二六年毕业的，不知怎的，王仁生和黄按国异常相好，解放前黄振国神父率领耶稣会初学修生去了国外，仁生曾有一封宝贵的信写给他，这是后话，那天他邀了振国和我向去无锡。

到了无锡我们住在旅馆里，也玩了几个名胜地，去了惠山、梅园、灶头、渚太湖等地，但仁生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是来玩的，他心事重重，有件大事想要办好。当时他才十八岁（可早已胸有成竹，事先也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他知道这一行动不一定需要父母的同意，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他的事他自己解决。他这次来无锡假借和几个同学游山玩水，其实他另有用意：不退婚怎能进修会，退婚不是另有所爱，只为出家做神父，名正言顺，不怕女家不听从，他抱着这个决心来到无锡。那天他把我俩留在旅馆里，一个人去女方家要求退婚约。听说女方开始不答应，以为他另有所爱：他已是洋学堂大学生厌弃乡下女子，但仁生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以大义说服了女方，女方才同意退婚。这时仁生心里才放下一块大石头，兴致勃勃的回到上海。这难关终于打开，再不怕父母亲为难他。他似乎是个书呆子，在修会读书时除了念经吃饭之外，总是捧着一本书从不闭着，一分一秒。也不让时间空空过去，一天到晚埋头在书里，就在来往走路时还是看书。

其实他不是书呆子，做甚么事都有计划、有步骤、有毅力、有决断、有勇气、有恒心。他是个天才的实业家，无容置疑，对发扬家业讲，他修道为王家或许是个大损失，他确能叫王家发财，或成名。但他有更大的目标，要发扬天主的光荣，要救助人的灵魂，在短短三十多年中，仁生发挥了他的天才，自然也包括王家的贡献，这贡献将永远存在，不像物质的财富会遗失、会被抢劫、会被火水或蛀吞没。

关于仁生退婚事，他妹妹有这样一个回忆。

仁生是老大，妹妹是老么，排号第十个，那时她还很小，说是她妈妈事后告诉她的：大哥瞒着父母拿了订婚聘帖到无锡老家，请媒人共同办理解除婚约。当初女方认为他已高中毕业快进入大学，嫌女方文化低，又认为女孩子在当时封建意识下，受男方退婚是奇耻大辱，死也不肯接受，逼得大哥本来想骗过父母的，现在不得不说清楚，他要求退婚是为了出家修道。凭大哥的真心话，居然听了为之感动，终于同意解除婚约。

就这样他要出家修道进会做洋和尚事瞒不过他父亲了，“他父亲又一次暴跳三丈，仁生这儿子愈来愈不像话，前年要领洗进洋教，现在要甚么出家修道了，那还了得。父亲千称万称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大哥身上，本来这把握已在望，大儿子已经读大学了，他一出王家，王家再也没有这个人，等于白生了，白培养了这个人，对他成了多大的损失。他比上回更厉害地大发脾气，大吵大闹，日夜不休，矛头直指着大哥，但再吵再闹始终动摇不了大哥的决心。当时大哥很理智，一面耐心以理由以事实劝说父亲，一面带领他接触教会，叫他参观各项教会里办的慈善事业，使父亲逐渐认识教会的真相，了解修士修女出家修道的意义；可是我父亲还是不答应大哥去修道”。

仁生在这样一个死胡同里怎么办？那时仁生祖母已死，天主便叫仁生的母亲出来替他说话，这又是意想不到的。妹妹继续说：“母亲疼爱大哥，心里实在舍不得他离家去修道”，但看到父亲日夜冒肝火，大闹大嚷，而大哥又执着毫不退让，这局面不忍任其僵持下去，就忍痛对父亲说：“你是出于疼爱儿子不让他去修道。你既然疼爱儿子就让他成全他的愿望吧！” 父亲无奈只得同意大寄去修道。他叹息说：“后悔当初送他去徐汇中学，如今儿子也送掉了！” 仁生一听父亲还样说，立即双膝跪下叩头说：“谢谢父亲。”

这场面确是非常感动人的，父亲终究还是为了爱儿子答应了儿子的请求，他爱儿子胜过爱自己，多伟大的父亲！仁生的母亲真是了不起的女性，她当时还是教外人，劝服她的丈夫只是由于疼爱儿子，多么伟大的母亲。仁生要修道，意志多么坚决勇敢。就是这坚强的意念推动他走上修成全的道路，在短促的时间内走完漫长的路程。

他要修道，不只是要修道而是要回应主的召唤。主的召叫谁敢怠慢？仁生就这样做了，且成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如果不这样做，也许仁生只是庸人，对这样的庸人，有次耶稣刻薄的称为“死人”。

有一天，耶稣召叫一个人跟随祂，那人说：“老师，且慢，让我先去埋葬我父亲，然后跟你。”耶稣对他说：“你且跟我来！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圣玛窦）。在其他部圣经上，很难找得到这样刻薄和不近人情的话。父母死了做儿子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把他们埋葬好，无论在犹太、在中国、在印度，人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是人情，是道德。但耶稣是神，不仅是人，所以祂要人尊敬祂、服从祂、超乎一般的人情。如果祂有命令，有召叫，叫你马上跟祂，就是离开父母不听父母的命令，不依从父亲的计划，也是应该的。如果有人把任何人，连自己的父亲放在天主之上，耶稣称他为“死人”。

由于仁生有活泼的信仰，他认识到进了教必须把天主放在一切之上，所以他不顾父母的命令，不按照父亲在他身上的计划，他只想回应天主的召叫。耶稣在十二岁时就似乎不近人情的对他爸爸妈妈说：“你们知道我第一要听我父亲的命令。”（圣路加）。这父亲是指天上的父亲。

仁生一辈子做了耶稣基督所说的活人，圣依纳爵要做神操的人过“真正的生活”。他认为他以前过的生活都不是真正的生活，他认识了耶稣基督，爱上了耶稣基督，且步步紧跟了耶稣基督，仅仅愿耶稣所愿意的，爱耶稣所爱的，才是真的生活。

仁生也是这样，尤其在他进了耶稣会之后，很快认识了耶稣基督，爱上了耶稣基督，且紧紧跟上了耶稣基督。他要永久过真正的生活。

既然父亲答应了，仁生已解脱一切束缚，可飞向耶稣会了；但修会方面一则对这新奉教的青年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二则父亲虽已答应，一时还不会平息下来，为让他有一个缓冲时间，所以先让仁生在震旦读二、三年书，让他在灵修、学业方面都有个基础。仁生在三年里，打下了将来专攻化学的基础，并建立了对震旦大学深厚的感情，他将一辈子在震旦服务，成了震旦的人。父亲方面，确实经过三年的缓冲、深思、熟虑，进一步认识了天主教，也进一步认识了所谓出家修道真正的意义，他更自觉地答应了。终于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七日，亲自把自己的儿子心甘情愿地送进了耶稣会，当然他那时还没有进教，要他像老教友家长那样，不但情愿且乐意地把自己的长子献给天主，那种过高的要求是不符合实际的。长子进了修会，从此不在家中看到，当然觉得是一个天大的损失！时时还会反悔，这是难免的。

至于仁生进到修会，一直到死如鱼得水，生活得很自然，悠哉悠哉，从不再留恋遗弃了的世俗。

有一位女修会的长上自豪说：“我们的修女一到世俗场中就像鱼离开了水，片刻不得安宁。”仁生修士进会后也有这种感觉，他在修会中生活得那么自然，那么喜乐，像条深水鱼直往神修最深处钻，且有迫不及待的神情。

那天，进耶稣会的共有四位修士，他很快就成为小班长。进会后第一阶段叫初学，开始学习甚么？说起来很简单，圣经上说：“耶稣从天上降凡，来到世上，是为学习服从，并且须在艰苦中学习。”（希伯来书）一个刚离开世俗的青年进到初学院第一要学习服从，尤其在耶稣会里，突出的是服从。圣依纳爵创立耶稣会，要会士突出在服侍天主一点上。他说： “天主造人，是要人赞美朝拜服侍天主。”他创耶稣会就是这目的，他说让其他历来的修会突出在赞美、朝拜天主上，他对这非常赞同，可是他要自己的会士，除赞美、朝拜天主外，要突出在侍奉天主上。所谓侍奉，就是服从天主的命令。在这点上耶稣自己是最好的榜样，他要我们每天从祈祷默想中更认识耶稣，爱慕耶稣，更紧追耶稣从马槽到十字架，服从听命， “听命至死，死在十字架上。”

仁生修士是个绝顶聪敏的人，从初学开始就领会到这一点，他亦一辈子听命服从，听命至死，死在劳改场所。这服从两字包括了他修会中的三十二年生活。

耶稣会士应该自傲的，如同有一位神父所说：“我谁也不服从，同样是人，为甚么要让他支配我。但这人即使是小孩，如果他代替了天主，我就得绝对服从他，再也不敢自傲了。所以耶稣会士应该是谦虚的人，对任何人只要他是上级都要听他，因为基督在任何长上身上。”你们听他就是听我（耶稣）。圣依纳爵写过一封很长的信，写给在高恩伯城读书的修生要他们服从要听命。那时，我们每月要听读这封信，仁生修士一定一而再、再而三听过这封信，接受过圣祖的亲笔遗训。他真做到了，听到钟声连一个字还没有写完，马上立即停止去到钟声叫他去的地方。

仁生修士很明显地不只在大事情上服从听命，再进一步，连在小事情上也服从听命，且在不是命令的事上也要迎合耶稣的意愿，做到耶稣会某神父编的这篇经上这几句深沉的誓言：“耶稣圣心，尔心所好我亦好之，尔心所恶我亦恶之。”这句话就是圣依纳爵所说的服从，或谦逊第三级的精神，很快就成了仁生修士的指针，凡他做的都是人所不爱做的，不愿做的，厌恶做的，轻视做的，他都争着做。

因为他知道，做这些事正是主耶稣所喜欢的，他专往深处钻，是条深水鱼不习惯于浮沉的、平凡的、通俗的，他从最早就超脱了圣依纳爵所说的“一般”、“平凡”，钻向深处。于是我们看到这位仁生兄弟有些像疯子傻瓜，或像上海人说“十三点”了。

称仁生兄弟叫做十三点，那时他早已是神父了，且在做神父的晚期。当他做圣伯多禄堂院长时，调皮的学生们不知到谁首先发明的，他们发现王仁生三字正是十三划，于是对王神父取了十三点这绰号。十三点在上海话中，有傻子、疯子的意义。不知道，起这绰号有何动机，而王神父却乐于接受，一笑置之，说明他不在乎。这样笑着、闹着，称呼他的男女学生，更尊敬他，爱护他，由于他素来见解作风超人一等，他从一进修会有好多事人们不敢认同，也不敢像他一样做，以为他太过份了，或者有些不近人情了；所谓不近人情，就是不近平凡庸俗人的人情。其实他也没有走得太远，只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勇气走得这么远罢了。

仁生兄弟从开始就是强在自胜的强人，本来神修的第一句话就是“胜过你自己”，仁生兄弟就这样做了，他依照耶稣会会规处处在每件事，上战胜自己，很简单地他就这样做了，而其他许多人就没有这样做。

还有一条同样最宝贵被认为最重要的会规，就是要会士乐于被人轻视，或被人认为疯子，只要自己不做出真正的傻事，就这样做了，乐于被人称为疯子或十三点。他自己很聪敏很正常，从没有做出不近人情的事，只是周围的人以为他是傻人。他从进耶稣会初学时起已是圣依纳爵所要求的突出的人物了。

他进初学院时，初学神师老文神父刚逝世，继续他的是余山星象台调来的台长蔡尚智神父，法文姓是Chavalier,前法租界有条路命名为薛华律路的就是他的姓。他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年龄大了，叫他回到徐家汇带领初学修士。耶稣会历来把这岗位作为耶稣会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蔡神父不拘小节，他重视神修的基础，他就是着重“自胜”、“克己”、“谦逊”，世俗对他等于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他讲话不多，可是他的形象深深留在我心中。

我于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发终身初愿，那时他正是我的神师，也是仁生兄弟他们的神师。我发初愿后，他授给我一个特大的苦像，并用书面嘱咐我说（大意）：“亲爱的小兄弟，今天耶稣会授给你这十字苦像，要你知道你一生中一定会遭遇困难，亦会像耶稣一样，要背负十字架，还要钉在十字架上”云云。这份宝贵的毛笔稿，早已失掉了，那十字架苦像亦在我被捕那夜起已见不到、摸不到、抱不到了，可是在我漫长的监狱时间，这十字苦像、这几句话一直在支持着我，蔡神父的形像，一直在我眼前：身材不高，弯着腰，比较大的头颅，苍白瘦瘦的脸，两只炯炯的眼睛，对他来说世上的一切都已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明日的天堂。仁生兄弟受他的影响一定很深，并且大概由蔡神父的介绍，就在那时他开始看、读、默想一位叫 Gignac 的耶稣会神父的传。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仁生兄弟经常对我谈起这位神父，他很敬仰崇拜这位神父，他给我看过书中这位神父的照片：高高瘦瘦的身材，瘦瘦的脸，是一位非常“自胜”克苦自己压抑自己的圣者，活着时，人们都把他看作圣者，有位当地农民去找他叫不出他的姓名，只说“那很像耶稣的那位神父”，门房修士就知道是指他，便去找这位神父。确实没有错，从照片上看，这位神父既没有长的头发，也没有胡须，不知道那点上像耶稣，莫非他在德行上像耶稣，仁生神父亦一定深深受了这位神父的影响。

从那时起，他一直过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生活，对待自己总是很苛刻，在初学院里每天必修的课程之一：就是读、看《崇修引》，共四卷，详细地，系统地讲如何修成自己，作者是位耶稣会神父Rodriguez，已有四百多年历史。

教宗带头，各神修学家都视之为最完整的神修珍本，中文就有两种译本，完整的译本叫修成正鹄，简易的译本叫《崇修引》。其后，译本在解放初期五十年代，教友生活最热忱的时代，几乎每一青年都有一本，作为神修指导。可见到那时代我们的男女青年多么热心，亦说明那年代，教友生活的水准已与一般修女修士看齐，这是后话。

仁生兄弟把书上说的都奉为正鹄。书中说在公元四、五百年时神修生活刚刚开始，有好多男女青年到旷野里去各自过修道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的身体肉躯当作为蠢驴，第一步必要制跟他，叫他乖乖地服从。他们用的方法就是鞭打他，叫他挨饿，熬渴，劳其筋骨，叫他不得安逸，乖乖听话，这样就开始了所谓苦修生活。仁生兄弟就奉为准绳，开始和自己的身体作对。

从初学时开始，他就穿着一件黑长袍，在初学未发愿时我们都穿黑长衫，发初愿后就换成一般神职人员穿的黑长袍，腰间还束着一根宽宽的带子，仁生兄弟就爱上了穿这种老式的长袍或者长衫，中共来上海后，修士修女都改了装，我们也穿着了中山装，但仁生兄弟在圣伯多禄堂那里时还是穿着黑长衫。我们还是回到初学院，仁生兄弟为了刻薄对待自己的身体，冬天总是穿一者单薄的黑长衫，不戴帽子也不带手套，故意让两只手冻在外面。在初学院每天要劳动，洗地扳、洗碗具、洗厕所，他两只手一直浸在水里，那能不冻疮，两只手一直红冻冻的，有时还要皮破流血，明明他是故意在找苦吃。他三弟有这样一个记录，可说明那时他父亲是甚么心境，也描写出他父亲的火爆脾气真有些像三国演义的张飞。仁生的三弟这样回忆说：

“在大哥初学期内，有一年寒冷冬天，双手生了冻疮，父亲去看他，见了他大为光火，高声斥责：‘难道我养不起你，冻成这个样子，回家去！'急死了大哥，他流泪规劝父亲息怒，婉转陈情，把父亲的三丈火焰平息下来后才回初学院。”

还有一次，父亲去探望他，在会客室里等的不耐烦，火气又上来了，就自个儿冲进去，（徐家汇耶稣会总院相当大、很深，从会客室到大楼有一条很长的走廊，而初学院，还要经过一条更长的走廊才能到达），一面向里走，一面高声喊大哥的名字。大哥听到他父亲惊破院内寂静的气氛，连忙奔出来赔不是，好不容易把父亲抚平了，才让父亲回家去。我见过仁生的父亲，个子并不高大，是个直肠子，有甚么事就要大声喊叫的直爽人。仁生三弟还记载一件事，仁生母亲说了一句引人深思的一句话。

“一次父亲病了，大声嚷，大儿子回来服待他，他以为这是天经地义，母亲急忙打电话给修会大哥，回来后，亲侍汤药，百般安慰，待父亲的气平了，才告别回院。母亲常说：‘他（指大哥）在修道期内也是不得安宁的。'她没有说出，她自己作为妻子，有这样一个男人，更不会得到安宁。伟大的母亲，她这样心平气和的过来了，她不叹自己命苦，只叹她大儿子不得安宁过修道生活。母亲心，她多么爱自己的大儿子（仁生官）！”

仁生兄弟对自己的母亲自然有个莫大的反应，还是他三弟的回忆。

“父亲去世以后，我大哥晋铎发大愿，在庆祝会上，他总是当着众人前，称道：母亲为了他修道作出的牺牲。每当母亲的本名主保，圣母升天瞻礼日，母亲必命我去请大哥回家吃饭；

母亲频频夹菜给他，他为了使母亲高兴，来者不拒，完全吃光。仁生就是这样一个有心人！” 以下虽是后话，我把他也记在这里，这是母亲的心，也是孝子仁生神父的心！三弟说： “当我大哥被教育局撤去震旦校长职（那是一九五一年事），教会委派他担任圣伯多禄堂主任，母亲常提心吊胆儿子被抓去。当大哥回家里探视母亲后，离开家门时，母亲必命我陪大哥一同去，以免中途被逮捕。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代确是教会里人，尤其负责堂区的神父都有这种经验”，我自己被捕后，一次审讯员对我说，抓我三次才抓到我的。最后这几句话，还是三弟的话：

“后来母亲去世（一九五三年四月）有人警告大哥，叫大哥不要如此这般讲道。他严辞拒绝，并坦然说：“我母亲已去世，我无顾虑了。”母亲爱护着儿子，儿子也爱护着母亲，多好的母子一对！”

我们再回到廿年代的初学院里，夏天，再热总是一件长衫，只是改穿白色的，每人都有一把一扇子，但仁生兄弟就是不用，且长袖子扣得紧紧的，满头大汗，他不叫热。别人喝自己制的汽水，可是他总是喝淡而无味的沙滤水。很明显，他时时在找苦吃，为的是制服自己的肉躯。仁生兄弟一直很壮，虽瘦但筋骨还是很好，早上四点半一听到钟声就起床，漱洗完毕，马上进圣堂拜圣体，五点钟到六点钟一小时默想。这是耶稣会会士的早上第一功课。然后参与弥撒，领圣体，吃早餐，然后二人、三人一组，一面走动，一面念玫瑰经，稍事休息后要上课，听神师神父讲解耶稣会会规，然后讨论。接着各式各样的劳动、休息、自修、省察、午膳等等，一直忙到晚上九点钟念晚课，准备明天早上的默想，省察，然后就寝。初学时期生活还是很紧凑的。

在初学院中最重要的课程，就是三十天的大避静，仁生兄弟一一都认真做了。在修会里可以走得慢些，活得舒服些，更近人情些，何苦这样虐待自己？而仁生在整个初学二年毫不放松自己，一天到晚忙着工作，有什么卖力事，他抢着做，他不会做不出力的事。祈祷，他认真做；劳动他也认真卖力做，甚么事他都做，从来不怕出汗。他身体很壮，饭量特别好，可是从来不吃零食，到他吃饭时他一定很饿。我们习惯中菜西吃，每桌六个人，每一餐先给第一位置的，然后挨次序各人拿自己的一份。轮到仁生兄弟，他总是大量吃白米饭或面包，而拿很少一份菜，这样让别人多吃些菜，愈是好的美味的菜，他拿的愈少。饭后甜点心也是如此。他总是以会规第十二条为他生活的准则：在在刻苦，时时刻苦。此外他还有一原则，就是爱人：把方便让给别人，自己选难的，重的，人家所不要的，他就是这样肯牺牲的人，不在争取立功。立功，觅宝不是为自己，他早已依据会规第十一条，把自己弃绝了，他立功，觅宝只是为天主，一切都为天主的大光荣。

仁生兄弟是个很实际的人，他从父亲那里争得了，不为王姓一家，而为无穷尊威的天主做工作的权利，他无限珍惜，真如他对父母亲所说的：“我去修道决不会中途而废，丢爹娘的脸，坚决好好修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出自肺腑。他进的是耶稣会，他便按照耶稣会的精神修道。耶稣会高高的标志着：“愈显主荣”四个大字，他做任何事，不为自己，不为自己的家，也不为其他任何事或物，只为天主的愈大光荣。他早已决定做任何事，祈祷呀，苦工呀，工作呀，吃苦呀，都是为“愈显主荣”，绝对不为其他目标，这样才是名符其实的进入耶稣会。仁生兄弟从初学时开始为天主争光，一直到最后一口气。”

耶稣会栽培年轻修士的过程，是比较长的，初学两年后，进文学院，专攻文学两年或三年，然后还有两年或三年实习。在这两、三年中，修生会派到某部份，中学或大学，实习教学或管理之后，再读三年哲学，而后读四年神学。由于耶稣会培训过程比较长，教宗允许在神学三年后，就可以晋铎，晋铎再读一年神学，最后还有一年卒试。这样就是十八岁修会，也要在三十岁以上才能升到神父。仁生修士和我们都经过了这漫长的培养时期，在这段岁月中，感谢天主，赐我们遇到好几位杰出的导师，由于他们的言传身教，我们都受到他们深远的影响，这不是从一般的老师那里所能学得到的。

我们读文学时，院长是惠济良神父，不久他就被升做主教。院长一战由姚赞唐神父接任。惠神父本人是个文学爱好者，他极重视文学修养，认为做一耶稣会主一定要从事写字、教书、证道，这一切工作都需要雄厚的文学做基础。作为一个中国耶稣会士、第一对国学要有造诣。所以他史无前例地请了经学大师胡璞安教授来给我们授课，而后又请大同大学朱香晚老师来，后来王昌祉神父学成从法国回来了，他就一直担任文学院汉学主任。昌祉神父是我们国籍神父中最有学识成就的神父之一，他在英、法读了哲学、神学取得神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是圣奥斯定的神学，回国后担任耶稣会会中的最重要责任之一，栽培年轻的一代。后来就是我们在读神学时，也是由他来辅导国学，在他指导之下，我们十二位上海教区耶稣会神父为纪念我们晋铎庆典，合写了“圣心良友”小册子，不论美籍、法籍或国籍神父，每人各写一篇某圣人的精神，合成十二笃，首页上还有我们十二人的照片，教友们都喜爱这本小册子。昌祉神父领导文学院很严格，对修生的要求也很高，栽培了一批又一批国籍神父。此外，还主编每月出版的圣心报，圣体军月刊，他还是上海圣体军总指导司铎。关于这最后职务，有好多人以为大材小用，一个神学博士去领导一批孩子们和孩子们打交道，岂不可惜！但昌祉神父把这任务放在心上，且乐于为孩子们服务，每月徐汇区圣体军开会，总是他给他们做弥撒，只是由于他讲话特快，泗经口音很重，怕孩子们听不懂，总是要我替他给孩子们讲道。我很尊敬他，他是我的好老师，他身体很弱，经常有病丛生，他还是做了好多工作。

一九四九年，他带领了一批文学院修士去了澳门，然后转往菲律宾，听说他后来游泳时淹死在海中。他在中共来到上海前，写了一部简要的教理书，书名为“人生意义”，书中特别详尽地说了共产主义荒谬论点，又清楚地介绍了天主教的道理，说理清晰，有条理，有说服力，成为五十年代教友们最爱读的一本书，连教外人也为之佩服，当然共产党员恨之入骨，认为是最反动的书。听说这本书已传到台湾、香港、东南亚各地。昌祉神父是不可多得的人材，他教学严，要求高，廿年内培养出一大批耶稣会士。现在台湾的张春申、朱秉欣等神父都是他的高材生。

在文学院，国学外还要读拉丁语、法语，这两门语言，由一位很博学的法籍腾神父担任。他精通拉丁语，他著有拉丁散文集及语法书，写得很精致。他是一代拉丁文的权威，他生动的给我们介绍几位拉丁语大文豪，如散文家西塞禄，凯撒，大诗人维其尔何拉斯等。至于法文是他的本国文字，他有声有色地给我们讲解，朗读鲍素爱、步达罗、拉西纳、毛利爱等等。法国的著名散文家诗人戏剧家，他朗读时表情完美，声调丰厚，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他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回忆他带我们去佘山山避暑时，一路坐在小船上和我们谈笑风生，他能讲很有趣味有意义的故事，他的思想总是那么高超、纯洁，每次听他谈话，总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最宝贵的他更是一位极有圣德的神父，瘦骨鳞鳞，终年穿着单薄的黑袍，冬天、夏天都一样，过着一个最单纯最朴素的生活。他博览群书，且有惊人的记忆力，读过的书，几乎过目不忘，谈话间可随口背出看过的诗词或短文。他热爱耶稣、圣母，一心向往他们，人虽在人间，但似乎早已不在这世界上的人了。有一次，我们租得了那时名噪一时的耶稣苦难电影，片名——各尔各塔，我们几乎全体神父修士去看这部电影。而他就是不去看，他说的理由是耶稣是天主，他的一言一行，连他的形象都已记录在四部福音经上了，世人再别想能描写出比四福音更真更美的耶稣。

要找耶稣的像，只应该在四褔音中去寻找，在圣贤们的著作中及自己的默想中去找，其他尝试只会把耶稣描写得不伦不类。他身上衣服穿得很简单，每隔几个月，剃个和尚头，留着一点小胡须，道貌岸然，思想很独立。他总有胆量说出他自己的思想，他似乎有洁癖，他身上，房间里，桌子上不能容存丝毫污染，他房间里，桌子上，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扫地，拖地板，他总是保持着清洁。他教书外，还管理我们的图书馆，而他房间除了他授课用的书外，甚么书都不收藏，不占有，看完书就还给图书馆。

他博学多闻，他看的书都会记在脑子里，能讲得头头是道。那时我们在吃饭时，总是守静默，轮流有一个会士朗读书刊，他任纠正员，凡有错误，他必大声纠正，谁也不饶过，铁面无私。他是个奇特的神父，对人对事、物都有很尖锐的批判，有不同凡响的见解，他一直过着最刻苦的生活。在一九四三年左右，某冬天，由于身上缺少热量，营养不足，冻死在房间里。

两年文学时代，从这两位多才多德的老师身上，得到的潜移默化是不可估计的，仁生兄弟一定也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

接着，我们有二或三年的实习，实习的场所，在上海有震旦大学，徐汇中学，徐汇师范，还有扬州的震旦附中。王仁生修士是在震旦大学实习教学和管理，他是一位杰出的教师，他教的是化学，他有个科学的脑子，思路清晰，讲话通顺，深得学生的喜爱。课余他接触到全大学各学系的教内教外同学，深深影响他们，好多同学和他交往之后，自愿听他讲道，受了感化，或变为更虔诚更热心，或皈依了天主教。同学们敬爱他，神父师长们珍惜他，他很成功地做完了他的实习，他对同学们的影响还要继续下去。他读哲学神学时，凡有假期，他总是去震旦继续他的传教工作。

接着有三年的哲学，过去读哲学及神学都有出国的机会，可是那时耶稣会总会长 Ledokoshy 神父彻底调整了修生读书计划,他要非国籍及国籍修士都在中国受栽培：读好文学，实习后就地在哲学院神学院读书。他计划到北方献县耶稣会创办哲学院，上海耶稣会创办神学院，要芜湖耶稣会创办卒试院，无论中外耶稣会修士都在中国各院受训。所以我们读哲学开始在上海大修院寄读，后来都去献县哲学院就读，在那里我们碰到三位教授，一位是匈牙利神父，一位是奥地利神父，一位是法国神父，我们和那里的中国修士及三位法国修士一起读哲学，读了一年。仁生修士和我们几个上海修士在那里毕了业，返回上海。回上海后庐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八年。在这抗日气氛中，我们在上海徐家汇开始读神学，神学院中有来自十二、三个国家的修士，一起读神学，自然有来自西方交战国国籍的人。叫占领上海的日本军警惊奇的是，我们十二、三国人士都相处得很好，每天安安静静的上课读书，似乎世界上没有战争一样。神学院院长是奥地利籍凌神父，他后来被任命为景县教区主教，XX到上海后，也把他看作为帝国主义，驱逐出境，死在台湾，葬在静山。继他做院长的有法籍桑神父，美籍翟神父，桑神父年事比较大，被驱逐出境，受不了这样打击和折磨，病死在广州，葬在广州。翟神父被驱逐出境后，在菲律宾服务，一九九三年病死在菲律宾，听说死前很痛苦，害了几年的癌病，把生命痛苦都圣化了，人都称他为圣人。很巧合，任学长的是下面要记述的（都是不寻常的人物），傅承烈神父、赫继龙及张伯达神父。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几位老师。

神学信理教授是法籍雷神父Truxler,奥地利籍柴神父Drexler。两人性格，教学方法完全不间，各有千秋。柴神父除做弥撒三餐外，可以一天不出房门，一天到晚过着最刻板的生活，他在自己房内阅读备课之外，就是祈祷，一点也不管闲事。对他来说一切不关天主的事，都叫做闲事。听说他家非常热心，五兄弟都做了神父。他总是那样和气谦虚、用功、尽责，他的职务就是给耶稣会下一代授正统的、稳健的神学。他自己细心、用功，精通神学，他把他所知道的，清楚、完整地授给我们。他自己给我们打好课文，总是打的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他的作品这样四平八稳，他做人也是那么稳重完整，他的榜样对我们来说更是难忘的一课。

另一位是雷神父，他每次授课，捧着一大叠参考书，讲的材料漫无边际，信口说来，却都有考证。前者是个细工雕像，后者是大刀阔斧的木工，像天马行空。

教圣经学者是那神父，西班牙人ArAlconada,是个城府很深的学者，精通希腊文、希伯来文。还有位我难忘的朋友兼老师万神父Andrade,哥伦比亚人，年纪很轻进了耶稣会，读好文学，就来到中国，在上海读了哲学、神学，他也精通希腊文、希伯来文，能讲西班牙语、英文、法文，是个极顶聪敏的神父，他比我大几岁，他对我很好，可称谓忘年之交，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希猎文。他有个特点就是很爱中国人，喜欢和中国修士做朋友，毕业后，上级有意让他深造，送他去罗马圣经学院考博士学位，回来教书。

他去罗马时，船上失火，他已逃到甲被上，听人说某船舱里还有个婴孩，他就闯进那冒着烟火的船舱，抢救了那婴孩到安全地带后，又听说还有个孩子没有救出，他再次投进火焰，他这次再也不能出来了，葬身在火焰中。我记得他最怕热，在上海盛暑时，一天到晚出汗，没有停止的时候，但他从不怨上海的气候，他为了爱中国，凡中国的甚么他都说好，从不批评或厌恶，他最爱人，也竟然为了爱人而献出了生命，还有甚么更能证明他爱人不是说说而已。

神学中最重要的部门是伦理学，西班牙籍刚神父Escanciano做我们的教授。他谦虚、朴实，深爱中国修士，教书时非常认真，循循善诱，耐心近人，是个很好的导师。我们都喜爱他，遇到疑难的问题，他总是带着很浓厚的人情味来面对，并解析。他是很讲实际的人，他虽是神学院的重要教授，但他一心想接近最基层的老百姓、农民和渔失。他邀了一个老百姓，教他上海口语，他辛辛苦苦的一个字一个字学，教授变成了孺子牛，稍微能讲几句上海话了，就要求在周末主日去郊区农村给农民渔夫讲道。

后来上海教区重镇泗泾主任徐神父，知道他喜欢去农村，就要他每星期日去他那里给教友们包括农民及渔夫讲道做弥撒；他作为伦理学教授在讲台上，他能流利地用拉丁语授课，现在要他在农民渔夫前用土话讲最简单的道理，他就得费好多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的咬音练习；讲一次上海话道理，比上一百次课还辛苦。但是他爱好这工作，他深深爱上了泗泾教友，有人替他起个绰号称他为泗泾刚（是庙门前四大金钢的谐音），每次在他面前谈到泗泾教友总是喜形于色，似乎他把这些赤脚学生比课堂里的黑长袍学生更视作自己的喜乐与光荣。他多么喜欢这泗泾刚的称呼。解放了，他对XXXX主义尽其所能的予以接纳和谅解，但最后还是免不了被驱逐出境。

教我们教会历史的教授是美籍胡天龙神父Rouleau，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还想像得出，我告诉他天龙二字意义时，他那高兴的样子。听说他本来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肄业，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进耶稣会做神父。他是从加州来上海的，最旱的美籍传教士之一，他在上海读完了神学，去罗马深造。作为天主教传教中国的史学专家，他在罗马用当时最新式的工具，他在梵蒂岗图书馆摄取了很多第一手史料，带到中国做他教书、写作的材料。他之前是一位西班牙的神父名Montalban教历史，他曾写过一本教会书，他也深爱中国人。胡天龙作为美国人，罪加一等，很早被驱逐出境。在加州他找到一个学生，就是早期来过上海的段神父Dunn，后者继承胡神父的志愿写一本“一代巨人”这本书，讲了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几位伟大传教士的形象，写得非常生动。他又把惠济良主教，姚赞唐神父也作为巨人，把这本书献给他们。可见段神父虽然是美国人，在上海只二、三年，但对那二位法国神父有很深厚的感情。段神父今年八十八高龄，还在南加州劳耀拉大学勤谨写作，他房间里还挂着他当时在徐家汇时摄的团体照。他第一次看见我，热泪盈眶，当年一别一恍六十年过去了。追念往事，这些美籍、西班牙籍、法籍、奥籍等等的神父，都被列为帝国主义无一幸免，连死在五十年前，比中国人更爱中国人的雷鸣远神父，也不例外。

这一帝国主义四个字，闹了半个多世纪，不知道究竟是怎么解释，究竟指那些人，为爱中国人而宁愿抛弃自己的家、自己的国家、甚至自己生命的人、还是一帝国主义者！

我们读完四年神学，再去芜湖卒试。所谓卒试，就是初学的大成，外文称之谓第三年，就是初学两年后的第三年。耶稣会的培养过程，第一步是初学，初学后就发终身愿，之后要经过长长的一段思想智识教育，就是文学而哲学而神学，最后再放弃了智识教育，再回到像初学一样的单纯神修生活一年，这一年名之为卒试。卒试后才称是培养就了的耶稣会士，才发末顾。末顾只是初愿的继续，加上一个服从教宗的圣愿。卒试时，我们一共廿来人，仁生神父担任班长，这位神父经常是由整个培养年代中较突出的一位担任。

圣依纳爵在他的神操书中要求做四周期，神操的人士要“突出”“不要寻常一般”。仁生神父在整个培养期中总是突出的一位。耶稣是最突出的一位，祂突出在做一切事，并做得很好。所谓“突出”就是样样事即使是最平凡的小事也都做得很好，做得不平凡。平凡事，如果不照私意，不照自己的爱恶，而完全承行天主的意志，那就是平凡事做得不平凡。仁生神父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突出的。

他在读文学时，上级在正常功课之外，给他一个格外的任务，就是托他和梅乘麒修士管理一小学。这所小学在龙华附近，长桥村附近，离我们的学院约廿来里路，他俩每逢星期二、四下午休假日总要去视察一下。仁生修士把这任务看得很重，无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炎阳天气，他一定要去视察，从不放松。因为他看到不是一个小学校，百来位的小学生，而是天主给他的任务。他从信德观察一切。还有一个例子，我们读哲学时，上级叫他每星期四次辅导我们物理及化学，作为我们必修的课程。他把这份外的任务，也看作自己从天主那儿接到的职责，他尽量做到十全十美，无可指责。从这些事上，可看出他对他一切职务，听课呀，备课呀，请书呀，写作呀，教书呀，讲道呀等等，从不马虎，从不草率，总是如耶稣会会规所要求的“认真，且持之以恒”。做好了一切之后，还是如圣经上所说的那出色的仆人一样，自认为是个没用的仆人。他有这么大的成就，而总是保持着谦逊，从不自夸自大或爱讲自己的成就，这就是耶稣会经过长期的栽培，在一个刚进教的青年身上培养成的修士、神父。他出来工作时已是三十五岁的壮年人了。

一九四二年卒试后，我们回到了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级中有一位生长在芜湖，童年时，有志修道做神父，送来徐汇中学，和我们一起读书的胡砚樵神父。他徐汇毕业后，有志进耶稣会，便派来我们初学院做初学生，所以他和我们很熟。从小生长在上海，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读文学后，他去了西班牙马尔乃夫读哲学，读好哲学，就来上海和我同一班级读神学，一起圣神父，一起在芜湖卒试。胡神父很聪敏，很健谈，是芜湖教区数一数二人材，毕业后，他就留在芜湖工作，中共来了之后，他和我们遭到一样的命运，由于反对三自革新运动及反帝国运动，在五十年代也被逮捕。

去年我去台湾见到了在新竹做主任的鲍锐敏神父Bolumburu,他也是我们班级廿五人之一，也许是仅存的外国籍神父，他家也有三兄弟做神父，两个到中国传教。这人很热情，他一看见我就热烈拥抱我，他对我说胡砚樵神父，如何勇敢地为了维护信仰困死在监狱中。那么胡神父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殉教者。胡神父生时非常爱祖国，他到了天主台前，绝对不会减少对祖国人民的感情，也不会减少对我的感情，我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和兄弟。

我们回上海后各奔前程，上级指定的岗位，仁生神父去震旦，我去上海大修院，我在修院任教十年，他在震旦任教也十年。他在震旦任化学系主任。在一九四七年他去过法国取得了化学博士学位，也去过罗马，见到教宗庇护十二世。回国后仍在震旦服务，他明白自己的身份，第一是基督的布道者，像耶稣会前辈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神父一样，把科学作为引人入教的阶梯，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科学只是耶稣基督真理的一部份。耶稣没有讲天文，地理，祂不是不知道，祂只来讲天主的福音“天主，在各时代藉种种方式及人对我们说话，但在末期祂藉着祂儿子说了话”（希伯来人书）。是最重要的，最有切身关系的，仁生神父讲化学，讲更多天主儿子所讲的话，他要他的学生做个科学工作者，为人民服务；他更要他们成为教会工作者，先接受天主儿子的启示，对家庭对社会也最有贡献的“天主之言” 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好处，都有最切实的贡献。在震旦。仁生神父的影响非常大，多少男女同学不但本系的，就是旁系的也是受他的熏陶。不但学校里的学生，就是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亦受到他的影响，有好多人听了他的讲道要求领洗入教。我和他谈话间，他经常会对我说某某人正在听道理准备入教，或某某人快要领洗了。

每年有几十位同学，或社会人士听了他的道理而进了教。他来了，震旦大学就变了面目，一个几乎普通一般大学的学府，变成了真正传教的场所。仁生神父对震旦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鲁意王”这名字一直传到法国，当时在法国都惊奇有这样一位新奉教的神父。中共来上海后震旦女大附中由于外国修女不能再掌校，王仁生神父就兼任震旦女中附中校长，他的影响就波及到震旦女大的同学，一时新奉教的女同学，像雨后春笋兴起，并且她们多数加入了当时在上海刚兴起的圣母军。

一九五一年，当政府在全上海各公安局部门竖起了圣母军退队登记处招牌，XX矛头直指到上海不久前建立起的圣母军。圣母军到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这认为是有刀枪的军队。他们大多数是女教友组成，且其中好多是超过了五、六十岁聪明博闻的老太太，而XX居然认为这是反X集团，旨在推翻XX政权，这是误解或是故意的曲解。先在天津，后在上海，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上海解放军军官处宣布圣母军是第一号反共组织，命令取缔，且一个一个强迫去就地公安局报到，签名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的且须退队，不然按军法处理。过后，真的，解放军镇压了上海圣母军的会长沈多生先生。圣母军在华北确实是教会中的中坚力量，起了极大的作用。许建国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前，在天津有力地镇压了圣母军，随后调来上海镇压上海圣母军。他以为用他的经验可以很快消灭掉在上海的圣母军，也可以消灭掉上海的天主教。上海XX就大张旗鼓动用广播、报纸、标语、墙报、口号、图片、大小集会等等，目的是要这些“中毒”的男女青年（在上海因圣母军才兴起，所以极大多数是青年，年龄稍大的是圣母会，在震旦男大有，在震旦女大也有），于是在全上海每个团员有些还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成了围攻的目标，都受到日夜的攻击。

这样有好多外教家庭的孩子不肯退团。母亲哭劝他（她），没用时母亲跪下地，向孩子叩头要他（她）去退团。有个别团员迫于家庭的压力去退团了，可是觉得这样做不对，便提起勇气去公安局要回退团的签字，，弄得公安人员更觉得这些孩子们多么勇敢多么坚强，他们用这样大的压力去威吓强迫，仍然不畏惧。许建国在天津镇压成功，在上海却惨败了，只得不了了之。陈毅市长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失败”。

在这战役中，XX军管处抓了几位神父，几位教友后，掩旗息鼓收兵了。沈士贤神父病死在监狱中。傅承烈神父de Leffe （震大圣母军指导司铎法籍）被逮捕，最后被驱逐出境。还有两位意籍慈幼会神父，由于他们建立了圣母军，亦被逮捕驱逐出境。女大是圣母军大本营。

王仁生神父虽然不是指导司铎，可是他一直大力支持圣母军。

后来中共发现在上海当时天主教的主力，不是圣母军，而是更普及各大学各中学各小学的教理学习班，这些教理班都由各堂区的所谓哥哥姐姐带领他们都是公青（公教青年）的中坚份子。XX发现了这新大陆，矛头就转向各堂区的公青，从此公青成为中共围剿逮捕的对象。

审讯我时，多次问我某某人是否公青。我对他们说，公青只是天主教青年的简称，不成甚么团体，凡天主教的青年都叫做公青，而青年中确实有几位更热心在教会中服务，这些青年自然是堂区当中的精华，起了极大的作用，对上海教区的贡献很大。而这些公青确是由上海各堂区的主任神父领导，于是各堂区的主任神父就成为中共逮捕的对象。

这批神父在圣伯多禄堂是王仁生神父，在君王堂是朱树德神父，在洋泾滨圣若瑟堂是傅鹤州神父，在董家渡圣方济各堂是范良佐神父，在徐家汇圣依纳爵堂是蔡石方神父；加上耶稣会会长助理陈天祥神父都被看作是公青的主要指导司铎，都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夜被逮捕。XX逮捕人不是由于某人犯了甚么法或做了甚么坏事，只是凭某人的地位工作。这次逮捕很清楚，上海市每座主要堂口逮捕一位神父。

XX做甚么事都有计划，有步骤，到了规定时间不分皂白，把这些人逮捕，经过几次，几十次，甚至几百次不断审问，叫他们把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听到过的，见到过的，不论好坏都说出来。这些加以曲解都可以成为罪证，还可以由这些人的口供，知道许多意想不到的其他人的“最行”。XX称这些人叫做“舌头” 有了供辞，上千上万张的供辞，还怕没有判这些人，或杀这些人，及判旁人，杀旁人的材料。于是XX的一贯政策就是不断搞运动，不断抓人，不断地日夜审问，不断地疲劳轰炸，有这么多材料还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两年后的事，中共放长线，在旁观察着。

在我被逮捕后，有天我的审问员突然问我甚么叫“爱基伯”。这位审问员相貌魁梧，整齐的军装，一口沉重的北方口音，念“爱基伯”三个字，一样轻重，我实在弄不懂他在讲甚么。我愈说不知道，他愈怀疑有甚么不可告人之事。最后他把三个字用法文字母拼出，我才知道原指法文Equippe。原来耶稣会会长格寿平神父在他供词里说起：我们几位耶稣会中国神父经常集体在各堂口讲道，这件事说我们几个人成为一个equippe，就是一个小队的意思，他说的时候是无意的。

听的人以为我们几个人成为一个小团体，一个严密的团体，大作文章，连续几天问我关于他所说的“黑会”在甚么地方，黑会是做什么等等，问个无休无止，最后他知道实在没有事就不了了之。

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对上海教区确实发生过不可估计的力量。一九五O年某一个晚上，吃好晚饭后，我们几个神父闲谈，朱洪声神父讲起君主堂斐神父Philips，请他讲一个避静。那时朱神父很累，问我们如何能更好的带领这个避静。有一位神父提议：与其一个神父辛辛苦苦的讲十二个道理，不如我们分工做，每人讲一个道理，这样大家集体领一个避静。大家觉得这办法新鲜又比较省力，又有充分的时间集中力量准备好一个题材，给教友们分享，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八个人共同商讨题目，这次讲的主题：“在生活中的耶稣基督”。到时候想不到来听讲的教友人数会那么多，君王堂挤满了教友，连神父住院客厅里也坐了人，从扩音机上听道。道理之后，有圣体降福，一起念玫瑰经，一起唱歌，顿时上千人的心联合在一起，团结成一个身体，大家加强了勇气，每个人觉得乘兴而来也载兴而归。

这尝试非常成功，几天来听道的教友愈来愈多，从此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人（也不一定我们固定的几个人，也有其他神父参加，比如吴应枫神父，朱者赤神父），我们先选出一个主题。继而我们几个人分担一个小题，按题目给教友们讲解。每一个神父集中力量，适合当时的情况，给教友们讲道。由于时局愈来愈紧张，每人都觉得头上有个压力，讲的人听的人都在强烈的气氛中，那时的情绪非常热烈紧张，全上海教友从沪东杨树浦直到沪西徐家汇，连浦东浦西的教友像潮流一样，那里有道理就流到那里，每次讲道都挤满了教友。王仁生神父讲这总是准备得非常细致，用字激烈，所以他母亲在他讲道时，很喜欢看见这么多教友听他讲道，但又为他担心。

每次讲道，龚品梅主教只要有时间，他总是参加，跟他来的还有好多位神父，我们和教友们聚在一堂，心连心，团结成一个，似乎上海教区的羊栈就在这里：有准备为羊群牺牲的善牧，也有紧跟善牧的羊群。和仁生神父一起讲道的有张伯达、朱树德、金鲁贤、陈天祥、陈云棠、朱洪声、蔡石方。

一九五一年来，XX的宗教政策慢慢地真相毕露，正像山雨欲来风满楼，上海教会在紧张的风声中，中共统战部有野心想统战上海的天主教，把她作成革命的工具之一。第一步要她脱离罗马教宗，因为罗马教宗一贯反对这种强暴的革命行为。XXX主张“造反有理”，而天主教从来是反对造反的，统战部在那年代大搞三自革新，之后因三自革新在天主教内行不通，改名为爱国运动。

所谓三自就是教会自办、自给、自传，这三自早在廿年代伟大的雷鸣远神父早已提倡过，这也是教宗本笃十五世、教宗庇护十一世的主张。为了做到自办教会，雷神父推荐了六位中国第一批国籍神职人员做主教。关于三自上海龚品梅主教申明过：三自可以接受并且我们正在实行，上海教会是他在领导，教会自给也没有问题，上海教会有这么多房地产，自给绰绰有余，教会自传，上海教会已没有外来传教士，今后只有本地神职人员传教。

可是中共所谓三自，旨不在教会自立，而在独立，真天主教徒谁肯脱离教宗而闹独立，市中共统战部或其他部下的宗教局，要的就是这样的“独立”，接受这样的独立，还不是在搞分裂，或用宗教术语在搞“裂教”？龚品梅主教坚决反对分裂，就为了这个被判了无期徒刑。

第一个响亮地反对三自的是董世祉神父。董神父生在四川，长在上海并在徐家汇震旦读过书，还是仁生和我的同学。一九五O年他从北京司铎书院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工作，他是主徒会神父。一九五一年，他听说在他故乡四川重庆正在蕴酿三自革新裂教运动，某日他换了装，戴了一顶呢帽，带了一把大雨伞及一些药物，乔装医生，坐船去上江。那时重庆的神职人员通过一连串的学习、讨论，某王神父带头正在走向三自革新有裂教的危险。

世祉神父于六月三日在重庆大堂门口，当着众神父教友前朗读了他做好的著名的“两全其美”宣言（现在我手中没有这篇宣言），当时全中国教友都听到了他读的很响亮的宣誓：作为教友，又要爱国又要爱教，请政府放心，凡是教友都是爱国的，世祉神父第一个最最爱国，他曾跟军队深入云南山区与还未开化少数民族打过交道，现在要求政府允许教友们在爱国外，也爱他们的教会，恳求政府不要侵犯教友们的信仰权利，让教友两全其美，又爱国又爱教，他说（大意）：

“现在有股运动，要我们攻击教宗的代表黎培理（Riberi）主教，明天也许要我们攻击耶稣的代表——教宗。为什么？说不定，在后天又要我们攻击天主耶稣自己？”“这样的运动和我们教会要的三自完全是两回事”。

长长一篇宣言震动了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各国都刊出了译文，董若望神父名震全球。他要的是和平、团结，不要革命、分裂；而统战部要的却是相反，要革命要分裂，政府要每一个教友来个斗争，跟随政府统战就是死心跟随政府来消灭自己祖传的天主教，否则，如XX政府说的，那就是站在人民的对面，与人民为敌，最后被人民所遗弃。这里的人民，就是指XX政府或XXX，如果与人民为敌就是反革命、罪该万死，且死有余辜。董世祉神父的罪名被判定了，后来，被逮捕判刑是意料中的事，他自己早已“两全其美”如他说的把肉躯献给政府，让他们摆布，把灵魂献给天主。

第二个大胆敢在大众前反对三自革新运动的是张伯达、王仁生等几位上海神父，那场面亦是一样可歌可泣。

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华东教育局召集全市各私立中学校长集合在衡山路，旧美童学校校址，开会、讨论如何清除帝国主义留在各学校的毒素，开这会的对象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各中学，天主教中学的校长都被邀请参加这次大会。大会结束前，有一位天主教叛徒提议在各学校推行三自革新运动，这提议马上被主席接纳了，各校校长无异议通过了，唯张伯达神父站起身来，其他几位天主教学校校长也跟着站起来，表示反对。他们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XX绝不会开没有把握的会，但这次他们失败了，他们一向胜利惯了，料想不到这次竟然有人起来反对。他们是叶修士、傅神父（慈幼会）、姚景星神父、王仁生神父、张伯达神父、主母会白修士及张亮惠医师。

主席想嘲笑这一小撮人物，一位基督教学校的校长，趁此机会攻击天主教，他说：“如果你们是爱国者，我也会改信你们的教。”张伯达神父回答了他，并强调说：“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就在天主教徒誓死忠于信仰和基督创立的教会；而基督教徒本来是以改革开始的，可以不断地继续改革。”主席眼看这会要变成宗教辩论会了，就宣布停止开会。

傅神父由于坚强的表示，服从三自革新是裂教行为，他便当场被逮捕，再过几天叶修士也被逮捕，过了几个月死在监狱中。杀鸡儆猴，共产党想吓退教友们，可是教友们大多数都无所畏惧，难免有个别教友或神父接受三自革新的。那时朱洪声神父的妈妈鉴于这状况对他最爱的儿子神父说：“如果你参加了三自革新教会，我再不是你的妈妈了。”

每位教友，每位做母亲的，每位神父连主教在内都在受这致命的威胁。伯达、仁生等神父都豁出去了，当时张伯达神父说的很巧妙，大意说：“这事关系到全中国整个教会，我们普通神父没有权利操之过急，希望周总理及天主教主教代表好好商讨，随后决定。”

他认为把中国天主教封闭在狭窄的国家主义中，不是等于政府自己封杀了中国天主教在国际上的地位吗？他说：“用‘三自革新'、‘爱国'口号把中国天主教教友排斥在中国人民之外，是不明智的，不公平的，这是在破坏团结，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天主教主教团拟出一个方案，供政府去研究，不是我们几个神父及几个修士可以代办的。”他说的多么合理!

叛徒胡文耀（震旦校长）建议政府说：“如果不除掉张伯达，我们一切方法都会被识破、会失败。”这样张伯达神父在八月九日被逮捕了，逮捕后三个月困死在监狱中。

开会那天伯达、仁生两位神父凯旋回修会时，我们正在吃晚饭，我们看见他俩面带笑容回来，好高兴。他俩说：“我们已豁出去了。”说这句话的意义是他们经过一番生死斗争后作出了这决定，一个胜利的决定。

XXX作甚么事，都是执着、认真的，如他们所说的“不胜利，决不收兵”，三自革新是他们兴起的，这场战争他们开始时，虽然受了几次挫折，可是他们决不会收兵，直到今天（一九九三年），这三自革新运动在天主教里，还是不受欢迎。在一九五八年改为爱国运动，爱国运动明显的是裂教运动；XX直到今天和教宗对立，教宗几次伸出手来要和XX谈判，XX总是拒绝于千里之外。

教宗心中有中国，XX目中无教宗，直到今日这情况没有改变，三自革新早已被董世祉神父等认为是裂教行动，而在一九五二年最早一批三自革新者，在上海个别堂区只有小猫三四只没有多少人。譬如以徐家汇论，只有一位姓顾的教友，原是日本侵略中国时代的汉奸，被XXX揪住了这罪名，叫他所谓带罪立功，在徐家汇搞起了三自革新，他拉拢了与其类似的人物，组成三自革新会，在圣诞节前，扬言要在圣诞夜里抢领圣体。领圣体这纯是教会里的事，谁有资格领圣体，谁没资格领圣体，教会自有规定。

XXX来了统战部下的公安部门，居然可以决定谁可领圣体，谁不可领圣体，并且由公安部门主持，叫那些被教会认为已离开了教会不能领圣体的人去领圣体。如果教会有人不给他圣体，公安局就要逮捕他，说他违反了信仰自由。正像寓言中的那只穷凶恶极的狼一样，明明是它侵犯了羊，而说羊侵犯了它，这就是中共的逻辑。

这样把平静安宁的圣诞夜变成异常紧张，准备搏斗的一夜。XX就是唯恐教堂不乱，曾有一度，怕事者想取消圣诞夜弥撒以息事宁人。如果这样做了，XX又可争得主动权了，他们可以说：“你们自己放弃了圣诞夜。”以后他们可节节胜利，叫教会什么活动也不敢做，岂不是教会在自取灭亡？我们主张坚决照常举行半夜大弥撒，照常送圣体，如果那些叛徒（裂教徒）想领圣体，我们就拒绝，虽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如果这些事可让，还有甚么不可让的呢？这真是生死的搏斗。

仁生神父那夜在圣伯多禄堂的情况我不清楚，一定也是很紧张，有一位同学这样写说： “我们不再不懂教会节日的意义，感谢这些党员们是他们叫我们懂得节日的意义。”

徐家汇圣依纳爵大堂是我们工作的堂区，我们每个本堂神父，徐宗海神父、梅乘骐神父、陈西神父体验到了这夜里多么紧张激烈，廿四日白天那些三自革新者，亦称谓爱国者，先散布谣言来制造紧张气氛：说今天夜里这批裂教徒要强领圣体。他们散布谣言，旨在叫我们明了他们这次领圣体是挑战性行动，他们以为他们背后有公安局有解放军部队撑腰。那时上海还是在军管阶段，他们有枪杆子做后盾，以为我们必然会投降屈服，给这些裂教者送圣体就等于认同他们的叛教行为。

我们先在徐汇大堂把跪凳排成另一个式样，以醒耳目，叫爱国者知道他们要想和我们挑战，我们是有备而来；不是投降，而是迎战。那夜教友们不怕白天的风声，到堂里来的人，比往年更多。有一篇法文报导说：那夜堂里有四千来位教友，有几个爱国者聚在一堂角里。报导又说：“那天夜里有三千二百来人领了圣体，天明还有一千二、三百人领了圣体。这堂区一共有一万多人，领圣体办和好圣事（告解）的教友也很多，从晚上八点钟到早晨三点钟，十二座神工架子旁都排满了人，可见上海教友的热心是建立在圣体和告解圣事上的”。

那天夜里依照历年的规律，我们请了耶稣会会长格寿平神父主祭，在领圣体前我上讲台给“爱国者”宣布了历年来教会的规律：圣体，我们绝不会给非天主教人分享，凡离开教宗的，都是非天主教教徒，我们神父和教友们决不会把圣体送给非天主教人。那夜那些“爱国者”慑于教友们的热情和神父们的决心，都没有敢走向前领圣体。领圣体时的情况，确实是很森严，三位本堂神父穿了短白衣，站在三边圣体栏杆旁，神父送圣体给每一教友时，都有人在旁观察，如认为有问题的，他们立即报告站立在旁边的神父，让神父去劝阻。

领圣体的人比平常还要多，秩序很好，一点也没有混乱现象，我们决心不让裂教徒领到圣体。的确那夜没有让他们造成乱子，那就是我们的胜利。

有的堂区，如大通路圣女小德助撒堂“爱国会”还没有成势，神父没有预防到其他堂区的“爱国者”会远道而来，“爱国者”在他们主办的月刊“信鸽”上这样报导说：“圣诞夜，天冰地冻，可是我们教友的心是热的，眼见我们本堂区（指圣伯多禄堂）已挤满了（没有说已戒备了），我们不怕严寒，效法小耶稣受冻耐寒（不说是坐了旅游车去的）去比较远的教堂参加圣诞夜弥撒”。他们是不速之客，可是那堂没有做好迎接他们的准备，本堂神父就打电话给圣伯多禄堂求援：“他们（指‘爱国会'）来了，我们不能照常送圣体给教友们”。

回答：“不要怕，我们会来。”就这样一批大学生不怕比严寒更可怕的后果，火速步行到该堂口，本堂神父得以安全顺利地给教友们送了圣体，那些“爱国者”在这里又遇到了这些不怕坐监的人，个个呆住了，没发生不幸事。

仁生神父堂区的那批男女大中学生，就是这样的好青年，那堂区有困难，就会去那儿，不顾自己的安全，有不少学生事后进了监狱，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到无期徒刑，他们还是不怕。出了监狱还有人愿做地下神父的，这是仁生、树德、天祥、洪声诸神父经年累月培养的成果。光荣归于天主，男女青年学生们吃了不少苦，现在还在继续吃苦。

一九五三年六月，XX长期筹备的战役打响了，这战役是“反帝国、及反革命运动”，很清楚他们用帝国主义的罪名大肆打击外来传教士，再用反革命的罪名大量逮捕本国神职人员和教友，这样基本上可消灭了天主教。第一步于六月中旬把君王堂美国神父住处，及徐家汇还存在的五十来位外籍神父的住所封锁了，不准教友和外国神父来往，外国神父再也不能外出，被禁闭了。

有一天震旦大学某学生打电话给我说，当天有部份学生代表要来徐家汇慰问被禁闭的外籍神父，问我有没有问题。我说没有。他们说这天下午三点左右来，并要求我在徐汇大堂接待他们，且给他们做一次圣体降福。这样他们在三点钟来了，我在大堂门口接待了他们，且给他们做了次圣体降福。那天他们来了四、五十人，男女都有。圣体降福后，他们带了面包及食品去耶稣会院大门口，要求守门的解放军允许外籍神父出来接见他们。解放军请示上级回电不准说：这些神父们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学生们要求见一面，他们就是不答应学生们的哀求。

那时出现了机关枪部队，排到在大堂堂场上，对准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如临大敌；我留在大堂里观察心中好急，希望这和平的请愿不要流血而告终，经过了十来分钟学生们回来了说：解放军最后代收了慰问食品，就是不允许神父们出来接见。他们一齐到堂里，跪在圣体前，要我代替天主降福他们，他们就这样败兴而归。这些学生都是从伯多禄堂王仁生神父那里及君王堂朱树德那里来的，是他们俩努力的领导那两地区的大中学生。王、朱两位神父现在都在天堂上了，做学生的主保。

这行动提醒了徐家汇教友，这些男女普通教友，且女教友占大多数，当夜七点卅分在大堂里念玫瑰经，念晚课，听道理，接受了圣体降福之后，他们出堂后自发地都没有回家，留在大堂广场上，面对耶稣会总院的各窗口，向被禁闭的神父们高声唱各种圣歌，把他们能背出的圣歌一一都唱了，唱给被禁闭的神父听，他们高唱“伟大的教宗，我们拥护你；敬爱的神父，我们爱戴你……他们唱罢歌，还念玫瑰经。这事自然很快传开，来了一大批人民警察要疏散他们回家，他们就是不理睬。那时我们几位神父，为避免无事生非，早已回到住院，公安局人员就来找我，以为这“示威”行动是我组织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我去劝他们解散。

第一我不承认这行动是我或其他神父唆使的，第二我也不愿去劝告他们回家，他们威胁我：要是不去劝告他们，今夜之事的后果要我负责，但他们是否会听我，那是另一回事，他们押着我劝说教友们疏散，我敷衍了几句，教友们就是不听我的，他们还留在堂场上，我回住院了。

听说君王堂也有类似事情发生。根据雷焕章神父的报导，那是一群神父都已被禁闭在神父住院内，学生及教友们每天在教堂里为他们拜苦路，不知为甚么XXX就是不爱这群人做拜苦路的善工，他们强迫那时还有半自由的朱洪声神父劝阻他们拜苦路，神父这样向教友及学生说：

“有人叫我劝你们不要拜苦路。”学生们回答说：

“既然是有人叫你劝我们的，那就不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请你叫这个人出来和我们谈话”，

神父说：

“我自己也请你们停止拜苦路。”

他们回说：

“神父，你说甚么我们总会听，可是叫我们不做公共祈祷，我们不会听。今天你会叫我们不拜苦路，明天他们会叫你阻止我们望圣体降福，后天他们会叫你阻止我们参加弥撒，神父，对不起，我们还是要拜苦路。”

神父说：

“至少今夜不要拜苦路。”

他们回说：

“没有理由今天不拜苦路，请你去回报那叫你来的人，对他说：‘我们不会听你的'，如果他们不满意请他们自己来。”

神父回去了，心中充满了快慰，他为有这样的青年而骄傲，叫他去的人，一定满腹恼恨，一定想要消灭这些小子。

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先禁闭了，然后再慢慢地一个一个把他们收拾，处理掉。有几位被驱逐出境，也有几位被关在监狱里经过长期审讯，判刑有判十年或廿年的，最后总会藉某一理由减了刑，驱逐出境。国内存在的是几个反革命分子，被称做“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 “走狗”如果死不悔改如陈毅市长一再警告的，一定要从严惩罚，且对本国人更加严办。

XX希望我们国籍神父带头反对外国来的传教士，但国籍神父中没有一个出来控诉反对过他们，就是我们神父中有的对外籍神父有意见的，知道现在是一致对敌视我们教会人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精诚团结不闹分歧，不彼此残害。其中最突出的是吴应枫神父，应枫神父是我前辈，他和王昌祉神父一起去过英国、法国留学，回国后不知为甚么一直对外籍神父有意见和他们格格不入，他本来在震大附中担任过校长，震旦被接收后，便在虹口圣心堂服务。

他曾翻译过几本大著作，一部介雷神父著的“教父学”及“圣奥斯定“忏悔录”等。大概是一九五五年被逮捕，病死在安徽农场。一九七O年代他有一位侄子去农场要求把他神父叔叔的骨灰搬回上海南汇，但被政府拒绝，死了之后还受到莫名其妙的歧视，他虽然对外籍神父的作风有意见，可是他在教会的敌人前，从没控诉告状过！

还有一位张家树神父的同班级会士，朱者赤神父，也一直对外籍神父抱有意见，但在解放后，从没出来控诉过外籍神父。后来他也被逮捕，听说不久后，死在上海监狱；他也是一位学者，很有口才，是我修会中的前辈，一直受到我的尊敬和爱戴。

陈毅市长的警告在七月七日兑现了，据雷焕章神父的报导：在七月七日夜被逮捕的有：傅鹤州神父，晚上九点钟驶来了两辆卡车，装满了便衣人士，把洋泾滨圣若瑟神父住院围住了，之后来了人民警察，到了半夜才闯进院屋，带走了傅神父，搜查了他的房间，然后把它封锁。又搜查了其他神父的房间连主教的房间也搜查了（有些人说：主教房间没有搜查）

董家渡，警察在晚上八点钟到神父住院，把一群神父召集在大厅里然后进来了二个解放军，对着神父们一一点名，最后把范良佐神父带走了，他是董家渡圣方济各堂的本堂。

圣伯多禄堂的本堂王仁生神父也在那夜被逮捕。

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院会长的助理陈天祥神父也被逮捕了，他从六月十五日起和其他外籍神父一起被禁闭着，终于在七月八日中午十一点钟被逮捕，送进监狱。

朱树德神父作为君王堂的本堂神父，也从六月十五日被禁闭在住院内，失去了自由，他也在七月七日夜里被逮捕送进监狱。朱树德神父在这次教难历史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认识XX最清楚，他从开始就识破XX的宗教政策，从不受欺骗蒙蔽，XX最恨他，判他刑也最重，判了廿年，期满后还得留在劳改场所劳动，美其名叫“就业人员”。一九八一年再次逮捕，最后死在监狱中。已有人给他写了传，我不多讲了，听说他死后发了好多奇迹，他是另一英雄神父张希斌神父的同学。希斌神父曾患过严重的心脏病、胃溃疡，医生都已束手无策，他求了树德神父，病忽然痊癒了，连外教医生都惊奇不已，对他说：是你们的天主把你治好的。

我是那天夜里被逮捕的过来人，其他被逮捕的每一位神父将逮捕经过略为叙述了些，至于为什么被逮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象仁生、树德两位神父则早已逝世，再也没有人可以叙述得出。我把我被逮捕的情况，和我们同住的第一看守所的情形，比较详细地写一些作为史料，我们六个人经过的情况，至少可以说有些相同吧！

七月七日夜，我和徐味增、梅乘麒两位神父在教堂里和教友们念完玫瑰经，晚课经后，我给他们讲了些道理，然后老徐神父给教友们圣体降福之后，教友们出堂回家了，我们几位神父也一一回到住院，有一女教友和我谈了些话，然后我送她出大们后，回到住院楼上。那时我们早已被团团围住了，听说那夜来势凶凶，来了上百个解放军，怕我们的青年会抵抗。那夜正巧有教友送些甜食，我们在闲谈时，工友上来对我说：有公安局人来找我。我下去一看，是经常来住院的那位人民警察，板着脸表情冷冷的给我一张纸条，我一看，就晓得是个逮捕证，他对我说：“你被逮捕了，把你日用东西准备好。”我就上楼去，走进我房间，跟我上楼的有好几位警察，他们先叫我签了字，把我双手上铐，他们替我拿了些东西，我便到我们的小客厅，那里坐着徐神父和梅神父，我冲破他们的阻止双膝跪下求他们祝福，然后我就向他们点头话别，警察不准我们讲话，在无言中走到楼下，下面等着我的工友，我也对点头话别，走出大门。这次等待着我的不是轿车，而是吉普车，那时已十点多钟了，路上漆黑没见到人，可是我觉察到这夜我们的住院并不宁静，我走后两位神父还会受到惊吓和麻烦，连那工友也不会安宁，要受到无休止的盘问和威胁。

吉普车走出徐家汇教堂区，一切又进入正常状态，不那么紧张恐怖，走过斜土路，转进陆家滨路，便是蓬莱路，没多时我就被送到车站路第一看守所。车子开进一道一道的铁门，阴森森的都有解放军站岗，沉重的铁门开了又关，心里觉得已进入另一世界了，与外界完全隔绝，再不会看到一张友善的脸。吉普车终于停在一扇铁门前，押我的公安人员，领我下车，引我进入另一铁门，只见阴森森的走廊里面都是半暗不明的灯光，如进入了阴，走没有几步，叫我进到右手一小间里，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坐椅，面对一张台子，台上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一把椅子。他们叫我等着，接触到的人都是板着脸毫无表情，过后有个人民警察出来坐在台上，叫我坐在底下，初次尝到阶下囚的滋味，直到一九八八年释放之后，前后卅五年。

他们从不让我忘掉我是一个罪犯。那人问我姓甚么名甚么……此后不知多少次，我要受到同样的审问，他问我为甚么被逮捕，我说我不知道，辩论了一番之后，他最后回说：你往后会知道，之后他们带我印指纹，把我十只手指都弄得墨黑，然后叫我用纸擦干净，不用肥皂，不用水，怎么会擦得干净，就这样开始我犯人的生活。他又对我说：以后你不准通姓道名，只准用这号码（大概是一一二四号），便叫我跟着一个叫做管理员的走，他帮我拿东西，走上三楼，到了一间房间门口，他用特大钥匙打开一个特大的锁，把一扇又重又厚的门打开，叫我进去，把我的东西一一抛进去，然后就把门关上。

第一看守所是国民党司法部长郑毓秀改造的监房，关了所谓政治犯，那时一定关进好多XXX人，现在朝代换了，XXX把它占有了，关了好多XXX的政敌或假想中的政敌。想不到像我们从来不过问政治的人，也会来到这鬼地方，称它为鬼地方）因为这地方真像地狱鬼鬼祟祟的，犯人日日夜夜，经年累月关在一间小房子里，重重的门，一扇长方形的窗，高高的开在墙上，甚么也看不见，除了一线青天。

我被推进监房时，大约已十二点，犯人们都已入睡，他们一共廿来人，一个挨一个挨得紧紧的，像沙丁鱼一样，听到门响，他们醒了，看见门开了，送进一个陌生人，自然认为我是不受欢迎的人，可是没办法，他们再挤也要挤出一个空位，让我挤在里面，大家都在睡觉谁也不理睬我，他们不能问我姓名，我也不能报我的名字，廿五、六人同样是沦落人，没有人情，没有温暖，人人防范着，虽相处几年，还是陌生人。说起来很好听，我们廿来人似乎比夫妻还亲，因日夜廿四小时没有一分钟不相处在一起，但貌合神离，他们看见我进来了，有一位像是小组长的，他们称他为服役犯，叫他们挤出一个空位，让我挤进去，我便脱了衣服挤在二个人中间，前面是人后面也是人，多么不舒适，可是双目一闭就睡着了。半夜醒来要小便，那就是大难题，前后左右都是人，一步跨过一个人，这样走近马桶，马桶就在墙角落里，小便时，要不作声，有时候被强迫坐着小便，怕惊动别人，如果碰到了人或作出了甚么声音就要挨人骂，口出怨言每夜要廿来次或更多次重演这种闹剧，还能睡得好吗？

可是我那第一夜就睡得很好，一切都已有准备，处之泰然，安宁的过了一夜“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是“同犯”。（此后我们就这样彼此称呼了卅五年）。所不能了解的，以为我是老犯人了，每间监舍里有个美其名叫服役犯（XXX就有这个技术，能把最丑陋的事，叫得很好听），他的任务，早上起来后，他就坐在专有的位子上，手里拿了一张纸还有一枝笔（只有他一个人有）目观四方，耳听八面，把所见所闻都要记录，管理员一天几次开开小门，他就急忙把这张纸递过去，这样每一监房的一切动静，一言一行管理员不用看，都会知道，何况他自己每隔几分钟要拨开小洞洞来看一次。

这小组长名为服役犯，其实他也被监视着，其他犯人也会去向管理员要张纸要枝笔，把他们所见所闻，向上报告，如果服役犯有所遗漏，或疏忽，或隐瞒，那小组长就要被记过，受训斥（这是XXX的手段和目的）。监房里无论几个人或几十人，人人非常紧张矛盾，美其名这叫做互相监视，互相督促，互相帮助，共同改造。

在这小小监房里，几十人的生活是军队化的，早上天还没有亮，只要听到外面管理员吹哨子，马上得起身，动作迅速的把被子折好，折成方形，放在规定的角落里，且一定要叠得整整齐齐，叫做打“内务”。然后要打扫房间，一间一间开门让犯人争先恐后的出去，在二、三分钟内每人去水槽，那里用冷水洗脸刷牙，把已经满了的大小便马桶抬出去，另把一只洗干净的马桶拿进来，然后大门又开了。这工作都做得很快，不然就要挨批评、挨骂。

接着各就各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所谓位置很简单，犯人本是阶下囚，每人紧紧地靠墙坐在光光的地板上，人如果少，相隔距离远些，人多了，两边要坐十来个人。一天到晚就这样像罗汉似的呆呆的面对面坐着不准讲话，没有书刊看，也不准打瞌睡，坐着的任务是要犯人“反省”，如有发现材料，就要写在纸上，这叫做“坦白书”，这纸和笔每次向管理员要，且很严格，你要几张，就得如数交出几张，连写的草稿或废纸也要交出，如没有材料写，那就面壁坐着，不准闭目养神，亦不准（对我们教徒来说）动嘴唇，他们知道这是在念经。在这里政府给犯人一天三餐，就是要你挤出些材料来，材料挤得多的，好的，或许会给你吃“中灶”，普通我们都吃“大灶”，他们认为最好的最有收获的给他吃“小灶”。

每一犯人是“舌头”，只怕舌头不讲话，如不讲他们会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白天问、半夜问，就是要你讲。听说吃 “中灶”、“小灶”的有几菜一汤，至于普通犯人吃的，犯人称做“洋铜罐”，一只铝制的长方形饭盒，装的固定干饭或者稀饭，上面放着些菜，叫做“盖浇饭”，平时总是萝卜、茄子、空心菜等几根，每星期能有一次吃肉，或鱼，那是一件大事情，小组长要把肉和鱼公平地分给每一个犯人，不然就会引起争争吵吵，闹个不休；逢到节日，能吃到面条或馒头，再加上一块肉或一块鱼，那算是吃筵席了。

像睡觉一样，我很快就习惯了，真如明代天主教某诗人说的：“有天常作主，无处不为家”，一切都有天主在作主，祂叫我到甚么地方，这地方就是我的家，就是监狱也不例外。

在这家里甚么都会习惯，连最不容易习惯，几十人一起洗澡的，都可以习惯，唯一始终不能适应的是不断的，无休止的，甚么都会问的审讯。我们在看守所里等于是货物一样放在仓库里，不需要你时，把你放在一边，可以几天几月不来理睬你，需要你时，不论白天、黑夜、睡觉时、吃饭时，都可以来提审讯你，提审也不限制时刻，有时几小时、几小时的轮流审讯，他们称之谓“疲劳轰炸”。而审讯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时审讯是一个人和你谈，叫你坐在沙发椅上像朋友一样和你对谈，也会叫你吸烟喝茶，极大多数时间都在森严的审讯室里进行，他坐在长桌子边，旁边坐着记录员，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有时他一个人，有时会叫四、五个全身穿军装戴军帽的军人一起审问我。坐在对面一只木制的小椅子上，这椅子很重，不能移动的，谈话时，白脸红脸他都会做，短的半个小时就叫你走，长的可以拖几小时，甚至整夜，审讯时甚么问题都会问，问到我自己的事，也会问到其他人的事，我最怕得罪天主，确实很怕提审讯，每次听到叫番号，跟提我的管理员去审讯时，只有暗暗在胸口上划一个十字圣号，苦求天主圣神给我智慧、力量，不要讲一句不中悦天主的话。

路上有红、绿灯，开绿灯时可以走，开红灯就要站住回避，说明有一个犯人要走过；到审讯室每每是一小房间，坐下冷淡，平静地等他问，能回答的回答，不能回答的回避，这是一个斗智的过程，他最恨这种冷静安定的态度，他知道我在祈祷。审讯后还要写一篇坦白书，就是把审讯的话都写出来交给他，这就是所谓“材料”；我和其他神父们虽然关在一个看守所里，也许就关在旁边一间，可从没见过面或听到他们的声音，整整七年当中，只碰到一个英籍葡萄牙人名叫汉斯 Hams 的教友，他坐在我旁边，他借到了一本英文小说，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日日夜夜"Days and nights我在旁边偷看了，这是我唯一看到的书；在看守所里外国人还是得到优待的，每一餐饭他们可以吃到六只小馒头，还可以借到书刊。普通人在看守所里等上半年，或一、二年，最多了。可是我们在这人间地狱等了七年。

一九五三年到六O年，主教他们从一九五五年到六O年，他们有一大批人在九月八号被逮捕，关进看守所，我们甚么都不知道，直到那年十二月廿四日晚上，晚饭前有人来问，有没有天主教的，他登了记，晚饭时，特意送给我一大块猪肉，作为对天主教友的优待，还是仅有的一次。那时我猜到有了变化，在审讯时才知道主教和其他几位神父教友都被逮捕了。

有时，会碰到从劳改场所退回来的犯人，从他们那儿听到了些劳改场所，比较自由宽裕的生活情况，叫我们更向往早些离开这鬼地方。其他犯人都一批一批送走了，而我们天主教人士死留在那里，为恐吓我，一度把我送去过上海监狱，和所谓伪政府重要战犯关在一起，他们都称做“大刑犯”，他们都判了无期或死刑。和我关在一个房子里，是伪政府教育部部长姓周的犯人，他是汪精卫的私人秘书，和我差不多年龄，日本帝大毕业无锡人。他在监狱待遇不同于其他犯人，可以外出到庭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而我只能在室内活动，无权享受阳光。

其他犯人可到大澡堂（容纳上千人的大澡堂）淋浴，而我只能凭犯人挑来的一桶水抹抹身。这许多大刑犯比我还自由些，可以在监守外，来去走动，只有我一天到晚关在小房子里。

上海监狱像火柴盒子，只能容纳四个人，来了第五个，就要睡在马桶旁边。另一次大概他们为了吓唬我，做了一件到今天还是令我感到莫名其妙的事。有一夜，半夜叫我起来，把我的日用品打了一个包，把其余的东西都放在一间空房里，叫我到楼下门口，等着一辆叫做“大红袍”的囚车。这大红袍平常是输送死刑犯的车子，有好多教友一一送上这车子，男的女的都有，把我也送上，前后都有武装解放军押着，我们都觉得很恐怖，不知他们要送我们去那儿。

我们静静地坐在车子里，不敢作声，只是相互点点头，相互鼓励，前后二辆大红袍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走，把我们送到卢湾区分局；在分局大门口办手续时，有一个中年男教友心脏病发作了，倒在地上马上叫医生来抢救，把我们其他人男女分开关在二个大房子里。我们看情况不怎么严重，几年来第一次神父教友关在一起觉得好新奇、又好亲热，大家又说又笑，气氛冲淡了，吃的是红萝卜饭，平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叫我们把东西准备好，再次上大红袍，这次把我们送到蓬莱区分局，让我们分住在各房子里。这次面对面的教友都可以见面了，男的女的分开关，可以相互打招呼，但不能讲话；我一个人关在一个房子里，有一个人监视我，所长召我谈了一次话，和我展开辩论，他说没有神，我说有天主，没有结果而结束了这次辩论。

他是个大老粗，老革命者，在那里过了一个星期，又把我们一共三、四十人送回上海监狱。进了监狱大门，看见一辆漂亮的旅游车，里面坐着几位美国神父，其中有费神父，他和我们打了一个招呼，大概他们是出去旅游的。

在看守所里七年，没有见到过一位神父，只有一次我坐在监房里，忽然听到门外楼梯口有一位老人，大概是位法国神父，他用法语叹口气喊着说：“噢！耶稣。”其声音里好似声嘶力竭，我也不知道是谁？事隔四十年，这声音彷彿还在耳边，这些是我个人的体验，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因为我以为仁生神父及其他神父也经过类似的情况，也许，由于他素来态度比较坚强，可能吃了些皮肉之苦，共产党为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

有次，我在江西南昌看守所，和洪声、天祥、云棠几位神父关在一个房子里，洪声神父被叫出去审讯，反手戴着铐子回来，原来审讯他的人要他说出某个人的情况，洪声神父说不知道，就为这缘故把他反铐了一夜，到早上才给他开铐。XXX人就是这样残酷，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洪声神父很勇敢地忍受了这痛苦，他的手腕都红肿了。

在看守所里，有犯人告诉我：有一位法国神父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很可能这位神父是我的同学傅承烈神父。傅神父圣名若望，他还有位弟弟死在台湾名傅雅各神父，雅各就是圣雅各伯，他俩都来了中国，还有位圣名伯多禄的哥哥，也是神父留在法国。三兄弟都是耶稣会士，从这点上就可看出，他们家是很热心的家庭，妈妈如圣经上记载的若望雅各伯的母亲有“诚心”要把三个孩子都献给天主，还要他们坐在耶稣的身旁，妈妈望子成龙的心，天主答应了，三兄弟都进了耶稣会，都做了神父，两位远离家乡，来到了中国传教。

若望第一个来到中国，和我一起读神学，他也担任过学长之职，圣做神父后，在震旦大学服务，担任圣母军指导司铎之职，就为了这原因，于一九五一年被逮捕；逮捕后也关在这看守所里，这样挤在一起，起居、饮食、大小便都在一起的生活，他受不了。当着十来个人大小便，更受不了。最叫他无法忍受的是，十来个人一起拥到原始的洗澡堂门外，就在这道上脱光衣服，争先恐后挤进没有换过水的洗澡塘，在二、三分钟内要洗好澡，争着出来到通道里穿衣服。这样的原始人的生活，竟然把他逼疯了，不久就被驱逐出境，死在台湾，和他弟弟雅各一起葬在静山，静静地等待复活的一天。弟兄俩早已一个坐在主右边，一个坐在主左边，因为他俩都为主吃了苦，背了十字架。

在看守所还碰到一个犯人：对我说，他遇到过一位美国神父，身材矮小，为人很和善，也很活泼，讲一口流利的国语；有一次不知他在监房里做了甚么事，被管理员叫到门口，斥责他不老实。对中国人来说，不老实是小事一桩，可是对美国人来说 dishonest 有伪善的意思，是极大的侮辱，一定要这管理员说出在哪方面他伪善过，他锲而不舍，就是不肯放过这管理员，似乎犯人占了上风，我们都为他高兴。后来他也被驱逐出境，到了台湾，继续担任几个大学的教授，将夫人也很赏识他的才能，对青年和大学生影响，非常深刻，在耕莘文教学院还保持着他的纪念馆。

他是个快乐人，常常带着笑容，可是对XXX就是笑不出来，这神父就是赫继龙神父姓， O'Hara 郝。

仁生神父和我及其他神父在那人间地狱，过了长长的七个春秋。一九六O年三月忽然闹响们整个看守所，从房里叫出了好多人都集中在楼下，多年不见面的神父一一见面了，不知从何谈起，没讲几句话，就吃中饭，饭后就送往三个集会场所，受人民政府与入民的公审，所谓人民是指上海市三自革新爱国会的人士。

我们一共十四人，龚主教及其他九位神父去沪西海军俱乐部听审，王仁生神父和他们在一起，四位神父：张希斌、陈哲明、傅鹤洲和我去福州路市政府礼堂听审，两地都有大批爱国会人参加。我受公审时，有二位神父、一位教友控诉我：沈保智神父告我在香港华南总修院寄读时（一九四九到一九五O年），没有起来反对那些爱尔兰神父。沈保智神父说，他们是一帝国主义分子。蒋敏生神父告我在掌备修院时，给修生们灌输了反共教育。曾做过修士的沈毓元控诉我，曾给一位美籍捷克神父作翻译，这神父在徐汇及其他地方做过反共讲演；这些都是事实，我没有拥护反帝运动，我讲过反对共产主义的话，那捷克神父来徐汇讲演时，我做了翻译，我做了我应该做的，要是由于这些行动而判罪，我觉得很幸运，是主耶稣说的：为正义而受迫害是最幸福不过的事。仁生神父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了，他和我一样判了十五年徒刑，到了晚上，又去一次海军俱乐部为补上中午没摄的记录片，再过了一、二天就送往上海监狱集中营。

这封信写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廿八日，仁生神父是在同年七月七日夜被逮捕的，距离逮捕只有一个半月。

收信人是黄振国神父，振国神父是仁生神父童年时，最要好的朋友，同年同月同日进耶稣会，同日发初愿，同日升做神父。中共进上海后不久，振国神父身负重任，带了一批初学修士，到了澳门，后来辗转到菲律宾，这封信是在菲律宾收到的，信上这样说：

振国：

“多年不通音讯了，想念得很！在遥远处，还没有忘记我：每次接到圣像，不得不想到你，也回忆到以前种种……这几年来感谢天主，真使我兴奋的是时刻该响应天主的号召。正明死在医院中，你早已知道了，我也屡次得到医生的叮嘱，去年前年好几次病危，但托上主的圣宠，及教友们的挽留，我没有住院”。

让我在这里做些注解，仁生与振国已分别三年多，一个已去菲律宾，一个留在大陆，这是分别后第一次通信，也是末次通信，振国在他的日记上这样说：“他（仁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还保存着，他由上海寄出，我在菲国收到。他那时也知道这是最后的一封信”振国神父高龄八十五岁（一九九三年），还在台湾彰化静山避静院工作，谢谢他保存了这封宝贵的信。

信中有好多暗语，神父这样写是出于不得已，那时上海教会处在最紧张的状态中，解放军在管理上海，五十年代初，茅头直指天主教，张伯达神父于一九五一年死在狱中，审士贤神父也死在狱中，已有好几位神父关在监狱中。军队在镇压手无寸铁的教友，我们见过解放军，曾经用机关枪对待要求慰问被禁神父的学生。一切信件，尤其寄到国外的，都受到严密的检查，为能把信寄到国外，只能用暗语。

正明是张伯达神父的学名，他在徐汇中学肄业时，叫张正明，进耶穌会后，改用伯达这名字，这名字是他的主保圣人伯达BeDa译音。

死在医院中，就是死在监狱中，还是一九五一年的事，伯达神父死亡消息很快传遍欧州美州，所以仁生说你早已知道了。医生——指公安局大小干部，几次病危——指几次有被逮捕的危险。信友们的挽留——指信友们的强烈祈祷，挽回了天主的圣意，让他晚些被逮捕。

上月卅日，又得到医生的警告说：“病重已不可救治，若不留意或改变生活，很可能死亡，至少住院是肯定的”。

用共产党的术语翻译就是：你中毒太深病入膏肓，若不悔改不可救药，死路一条，进监狱还算宽大。

“当我得到这警告，我不知为了甚么竟然非常愉快，及感谢天主，我深信一切由主安排，人有千算万算，而天主只有一算，而这一算竟出乎人之千算万算，所以我一切照常工作，照常讲道，医生又派人来说服我，我的答复是因着我的信仰的工作不得不继续，即使住院和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

“在这大环境中，我深深体会到根基道理中的平心，而只寻求天主的圣意：天主要我穷，我就接受穷……我更进一步体会到谦逊三级：每天面对十字架上的耶穌，我愿接受贫穷…… 监狱而放弃富贵……自由，感谢天主及你们的祈祷，愿继续为我祈求：我深信我是软弱的，需要天主赐给我勇气。”

仁生神父经过耶穌会的培养和时势的磨炼，他已很老成，且充满着圣依纳爵的精神，每天时时刻刻面对十字架上的耶穌，依谦逊三级的祈祷，对主说：我愿接受贫穷，我愿接受监狱，最贫穷的生活，完全失掉自由的生活，已近在眼前，我都接受，他是这样准备好进监狱的，最后他总结且告别说：

“关于我的种种：谅你也知道的清楚，不必我来浪费你的时间。总之，我们大家团结一致，手携手地坚决勇敢愉快地走上加尔瓦略山，追随耶穌到底，通过死亡，来争取永久光明的复活。正明兄先在前领导着我们望着这美好的远景，兴奋地大踏步前进再前进。”

这哪里是道别哀词，这是凯旋进行曲，相互勉励着：一个在菲国、一个在大陆，在同战场“大步前进再前进”。之后，他讲他的母亲说：

“我的母亲于上月廿五日去世。”起病是因为我，她终日心惊肉跳变成心脏、高血压病，她也为了主、为了我，牺牲了生命。感谢天主，我想不到她无声无息地在五分钟内去世了；我少一个顾虑，我更该进一步为主牺牲。”

又讲振国的母亲说：

“三天祈祷，徐汇大堂招待司铎之母亲，我在那里见到了你的母亲（她也苍老了），又见了振贤的子女，我也向她老人家讲了几句。”

我记得圣母月里耶穌升天瞻礼前，瞻礼七日，晚上徐家汇大堂挤满了三、四千纯女性教友（那天不招待男教友），又设了荣誉座，为招待上海一群司铎的母亲，龚品梅主教亲自来主礼做弥撒，我请王仁生神父讲道理，满座都是女教友，弥撒后还有小小的茶点招待一群神父的妈妈，盛况空前；圣经上特别强调耶穌“由女人生”伟大的女性，世界上继续耶穌、代替耶穌做司祭神父的，那个不是由女人生，且由女人培养的！

圣教宗庇护十世圣做主教后，回到出生的乡下，受到村里人热烈欢迎之后，晚上回到母亲身边，他把手指上漂亮的戒指给母亲看并说：“妈妈你看这戒指多漂亮！”他母亲一边欣赏，一边指自己的戒指说：“要是没有我这戒指（一只最普通的戒指）那会有你这只戒指！”

是的，所有教宗、主教、神父、修女，所有天上的圣人圣女都是由女人生的。

仁生、振国都是好榜样的神父，那天好高兴，振国的母亲光临了，其他司铎的母亲也光临下，至於仁生的母亲已在一个月前去天上领受耶穌君王的赏，她也应该受到赞美，仁生的信是这样结束的：

“振国，我想到前代的圣贤们的鲜血，产生了今天灿烂的伟大的教会，我们希望能为下一代播下良籽，使明天的教会更灿烂更伟大，这是不是奢望？不过我希望靠着你们的祷告能实现这美梦。

振国再会吧！我想不论在医院中或者另一地方，我终忘不了你们的。

书不尽意草此

敬祝基督内平安

宋泰神父昌祉神父前代致候

王仁生敬上

一九五三年五月廿八

仁生神父外貌比较严峻，外表不太多情不轻易落泪，可是这封信一而再、再而三叫振国，他实在是个多情人。他妹妹这样说：“大哥在家人弟妹中很有威信，但很严肃，当我没有工作时，大哥不给我介绍工作，可是他对其他人却乐于介绍”，使我有些不快。大哥知道快要进监狱了，从未有过这样深情忧伤，嘱咐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并由于我多病，他很不放心，悲痛地对我说：“不是我不爱你，不愿照顾你，而是我已出家修道……”现在回忆起来，大哥是深深爱我的，他在以后的岁月里经常和我通信，担心我的健康直到他去世。”

一九六O年三月七日受了公审及判决后，就送往上海监狱，过了几天，他们一大伙神父及教友送去安徽劳动；我们几位：朱雪帆副主教、朱洪声、陈天祥、陈云棠、蔡石方等神父送往江西马珰，到了六一年某日洪声神父转告我说仁生神父死了，我知道仁生神父是去了安徽，可是他怎么死的，是由于公伤或由于害病都不知道，等到我看到朱树德神父的一封信，他说：

“三月底我同他（仁生神父）一起到安徽黄山（风景区）下筑公路，我上山挑泥，他在下面种菜，半年后，公路不筑了，我们一起到荻港在长江边芜湖西，属繁昌县，我开石子、挑石子，他在里面打扫厕所。”

回想那时我在长江边的马珰，他在长江边的荻港，同饮长江水，但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树德和仁生的情况，真像天祥和我的情况，天祥比我年纪轻些，似乎劳动力比我强，我们在马珰采石厂，他上山挑石头，我在江边种菜再做些杂工，他们那里树德年纪比较轻，仁生年龄比较大，树德上山挑石头，仁生便在下面种菜，打扫厕所，说起来，XXX还是讲人道的。

但我知道在我们这里天祥神父是够呛的，他身体并不好，且患过严重的肺病，双肺都有空洞，他每天有时半夜起来把一块一块大石头挑到船上，运往上每。他多次对我说，他累得筋疲力尽，他在马珰吃了好多苦，可是从不叫苦，也从不像其他比他年轻的小伙子为了怕劳动装病或偷懒。他每天有意识地和耶稣一起背十字架，多倔强勇敢的神父！后十几年在南昌塑料厂, 新建砖瓦厂，一直这样顽强地劳动，从不退缩，从不偷懒，几十年一直在艰苦中学习服从。雪帆副主教到了南昌，五年期满后送去上饶，不久后病死在那儿，树德神父继续写说：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吃山芋，很少有机会吃到饭。” 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间，我们犯人还算是幸运的，几千万农人反而不及犯人，吃树皮的也有，吃观音土的也有，树德神父说：

“粮食紧张，定量较低，患浮肿的很多。”

我们在马珰也是同样情况，餐餐都吃红薯，人人都吃不饱，有好多犯人为了充饥，到山上寻野果，因而中毒。也有好多犯人吃生的青蛙、白鼠、长虫，因而患病。我们被送往南昌，离开马珰时年轻的犯人，由于吃不饱，集体抗拒出去劳动，打死他们，他们也不愿动，理由很简单：吃不饱，肚子饿没力出去劳动。我们年老的，劳动轻些，还比较容易忍受，比较好些，可是一天到晚的忍饥挨饿，这味道真不好受。树德神父又说：

“他（仁生神父）于六O年十一月腿开始肿，进病房，设备差，没有药物。”

这也是普遍现象，我有这样一亲身经历：我从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夜被逮捕入狱后，一直到一九六O年四月同家里一直没有通过信，在看守所或在上海监狱其他犯人都可每月写一封家书，每星期可接到家里送来的接济物品，可是我就是不准有，一直到我来了马珰，才准许我可和久别的大姐通一封信，大姐才知道我没有死，还活着，好高兴，马上叫我大侄女拿了一大皮箱药品和食品来马珰看我。我那大侄女，还是有些胆量的，她问路，好不容易找到了我。普通犯人家属来接见时至多有一个干部在旁监视，我侄女来接见我时，居然有二个干部监视我们，送给犯人的物品都要检查，我侄女打开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食品和药品。那干部之一开口说：“你们真有办法，我们干部买不到的”。这两干部都是上海来的，说明那时上海物资非常紧张。我侄女知道，这些物品来之不易，且物稀为贵，所以清楚的要求要他们答应把一切东西一定都要归给我。干部当面答应了，可是侄女走后，我收拾东西时，干部对我说：这些都是可以吃的东西，无论食品或药品在这里都异常缺少，一、劝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部队不要拿回监房，因为如果拿回监房，一定会被其他犯人抢走或者偷光，我同意了。二、他说：他要我把一半东西作价让给部队，因为部队严重缺少这些东西，许多犯人病了没有药吃，没营养品，自然我乐意答应。这一切说明各监房设备差，药物又缺乏，须知以上二个劳改单位，还都是直属上海的，其他地方的劳改单位，更可想而知了。

树德神父继续说：

神父饮食逐渐减退只吃稀饭喝菜汤，十二月初身体不适，当时不能寄药品食物，他叫我写信请他妹妹来一次，妹妹准备一月份小学放假后来。我与他是旁队，每晚餐后我去看他，和他谈谈，一点看不出他有甚么痛苦，异常平安快慰。

十二月廿日他自知病重，请我替他行终傅礼，他痛悔，他唱：“我灵托付尔手”，他念： “路程我走完了，信德我保存着，剩下等待义德之冠（圣保禄宗徒语）。”廿二日晚我去，已昏迷，我陪他到九点回去，他于半夜去世。

一代哲人这样平静不作声的逝去了，事隔卅年，仁生神父还活生生地留在我们心中。树德神父和仁生神父一起生活在监狱里，树德说：“在提篮桥，在上海监狱，他在我隔壁；在劳动场所，我们是同中队，旁子队，他待人和蔼，常笑容可掬，人们对他都有好印象。” 伟大的仁生神父是这样生活在监狱劳改场所，这样逝去离开这世界的，他生得伟大，死得更伟人。

写这篇宝贵记录的朱树德神父，也在一九八八年逝世于安徽合肥监狱里，听说他死的前天还接见过一位亲属。按说健康情况很好，可是第二天就死了？他们说患的是心脏病。树德神父已有人给他写了传记，且他已发过好多奇迹，说明他还没有死，还活着，且永远活着，再也不会死了。

多幸福的二位基督的战士，英雄地战死在战场上。

后记：

他吃的是草

驾驾

我不认识他，也没见过他，我不知他来自何方，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但我知道他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一位将牢底坐穿的烈士；一位光荣的殉道者；及为着爱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英雄！他也是我们的引路人；令原本放弃了信仰的我，又重新回到天主的怀抱。

在文化大革命渐近尾声，但红色恐怖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年代里，某天同学阿明兴奋而神秘地来邀我去他家，原来他的哥哥阿强回来了！我久闻阿强的大名，他原来是我们这地区的“阿飞”（小流氓）总司令，本区内出名的“一支鼎（最出名）”。文革年代被逮捕后，一直关押在安微省军天湖农场，这是一个令人闻之悚然的劳改营。

阿明家，闹哄哄地挤满了一屋子的人，大部份是阿强当年的追随者，当大家寒喧完，静下来的时候，阿强说：我先给大家讲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天主教和尚的故事。

“天主教和尚？”我警惕地坚起了耳朵，虽然我已放弃了信仰多年。

“大家都叫他和尚，我们这房间共押了四十八个人，除了几个政治犯，其余不是小偷、强盗、就是强奸犯，还有的，就是像我这样的英雄好汉。但和尚却是最受大家尊敬的人。我刚进去时，也不明白，为何一个瘦弱的老头，既不懂武功，又不会打架，却是房内最有威信的人？难道仅凭他进来的年份最早？听说，他五五年就进来了……

“五五年？”我马上想到五五年九月八日那个风去突变的晚上。

“和尚文静、内向、很少讲话，但他一脸的祥和，目光炯炯。每当我们痛苦不堪；或是暴跳如雷，正想扑向他人，恨不得将对方杀了，或将对方撕成碎片时，只要和尚出现在我们身边，只要他握着我们的手，只要他将右手放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的痛苦就会慢慢的减轻，暴戾之气就会慢慢消失。我们里面有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要分家”凡是收到老婆来信，宣布离婚的人，不是哭得死去活来，就是寻死觅活，头把墙撞得咚咚响，这时，唯一不在旁看笑话的是和尚，他会搂着那人的肩，握着那人的手，然后把右手放在那人的头顶，和尚不用讲话，也不见念经，但是奇怪，刚才呼天抢地的，很快就会平静下来。这时，和尚才会细声地和他说上几句。

“右手放在对方头顶？哦，这是降福！”

“每当枯燥、无聊、而又血气方刚的我们一起说三级笑话，传阅自画的色情书画时，唯一不听、不看、不笑的是和尚，他只会低着头，闭着眼在墙角。他每天一有空，就要这样坐很久很久。每天放工回来，小伙子们均累得一摊泥似的倒在铺上，不想动弹了，唯有和尚坚持打坐。有一晚，我一觉醒来，见他还坐在那里，我对他说：“你不累吗？还不早点睡”，他小声地回答我：“这就是我最好的休息，他会给我力量。”“谁啊？”我问。他抬起头朝上望了望，并没有回答我。我顺着他的目光望上去，除了屋顶，我什么也见不到。

“我们这间屋最静的时候，是当有人收到家里寄来的邮包，将缝线一针针拆开的时候。这时全屋的人凝气屏息的望着拆包人的每一个动作，四十七双眼睛盯在那只邮包上。双双眼睛放射出焦急、饥饿、羡慕、妒嫉的目光。唯有和尚，他若无其事地在做自己的事，或又靠着墙闭目打坐。唯有这样定心的人，才配得上是英雄！”阿强赞赏地说。

“什么打坐？这是祈祷！”我真想出声地纠正阿强，可是在那个年月里，我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再说，我已离开天主多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算不算教友。

“和尚没有家人，没有人来探监，也没有邮包。哦，不，我想起来了，他曾收到过一套寒衣，但即刻转手送给了光棍阿宗。和尚将包裹布留下作纪念，据他说，他并不认识寄件人”

“和尚并不懂医道，但每当有人病倒了，照顾病人的，一定只有和尚，而对临死的人，他更寸步不离，握着他们的手，陪着他们，直到他们咽气，然后替他们合上双眼，再在他们的额上划十字，多么了不起的和尚啊！”

“在里面，最令人难熬的，既不是苦工，也不是吊打，而是饿！你们想像一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吃不饱。这个滋味，难以形容。但每次吃饭时，和尚总将自己这份杂粮的三分之二分给他人。他老是说：‘我胃口小，你们年纪轻要吃饱。'故我们也不以为意，轮流分享他的杂粮，直到有一天，阿方在草丛中发现了正在咀嚼野草的和尚。他见到阿方，尤如做错事的孩子，慌张地丢掉手上的野草，但泪流满面的阿方已扑了上去，敏捷地抓着他的手……”

“和尚在离去前的那年，给我们中好几个人洗过头。奇怪的是，不论是反革命、山大王、还是流氓阿飞，在被洗头时，个个痛哭流泪，但内心却由衷地喜悦。”

“奇怪的是，被和尚洗过头（注：指在监狱劳改中神父给他们的洗礼）的人，再也不打架了，也不骂娘了，还和他一样，喜欢帮助、照顾他人了”

“去年，和尚死了，他是饿死的。我们中的阿亮原是医生。其实就算阿亮不说，我们也心知肚明，因为在他病重时，我们亲眼看到他，拉出来的——是草！”“和尚死后，获得了我们赠予的最高荣誉。我们每个人均拿出了自己最好的、最新的、最不舍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给他戴上了阿辉的新军帽、穿上了阿斌的新衬衫、裤子是阿仁的、袜子是阿龙的、布鞋是我的，而阿方，则将自己的白毛巾围在他的脖子上……虽然有点不伦不类，但生前衣衫褴褛的和尚，登时变得整整齐齐、焕然一新，彷佛将去赴宴。我们也给他挂上了他唯一遗物，一条打满了结的麻绳。特别的是，每十粒结中间有粒单独的结……

“这是念珠啊！”一阵、又一阵的哽咽，涌上我的胸口。

“劳改营里，最厌恶和最惩罚人的工作是埋死人。以往人死了，一个浅坑，一层薄土，就是最后的归宿。而不出一、二天，野狗就会找坑给扒了，含着断肢残掌到处乱窜。但和尚死后，我们不仅争着要去挖坑，而且决定给他挖个最深的坑。现在，他躺在那个二人深的坑里，向着东方。每天，他是第一个迎接曙光，看着朝阳升起……

这时，我陡然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说："他不是和尚！他是天主教的神父，我也是天主教徒啊……哽咽，终于冲破了我的喉咙，哭声。淹没了我还想说的话。全屋子的人，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空气，彷佛也凝固了。

而第一个有反应的是阿强，他威严且低声地说：“这里讲的，这里散，大家不准往外说！然后，他走到我身旁，搂着我的肩，再慢慢将右手放到头上……透过泪水，我望着他，一脸祥和，我彷佛看到了那个神父。“你，你洗头了吗？"我一边抽泣，一边问。当年的阿飞总司令阿强，默不出声地对我点了一下头，同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