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故事背后的故事

（作者：丹尼尔·L·弗莱厄蒂）

1962年6月，我受委派前去《美国》杂志工作，那年我刚完成我的卒试（tertianship），即耶稣会正式培育的最后阶段。我被召去作为图书编辑供职一年，替换耶稣会士哈罗德·加丁纳，当时他正在“新天主教百科”工作。所以，我在1963年十月住进耶稣会“美国之家”（America House Jesuitcommunity），此时，瓦尔特·J·齐赛克突然回到美国——他在苏联滞留了23年，包括18年的囚犯生活，其中15年是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度过的。事实上，齐赛克神父早已被宣布死亡，因为无论是他的家人还是耶稣会士，1945年后就无人听到他的音讯了。

从苏联归来的齐赛克神父，照片摄于1963年

他归来的故事引发了轰动，出版社趋之若鹜。当他所乘的航班抵达爱德怀尔德机场（现肯尼迪机场）时，电视台的摄影机便包围了瓦尔特神父的姐妹们，以及代表耶稣会纽约会省长和马里兰州会省长的瑟斯顿·N·戴维斯和尤金·卡尔亨。

无人确知从飞机上下来的是否瓦尔特神父本人，亦或苏联的冒牌货，戴维斯神父和卡尔亨神父是瓦尔特在1930年代前去罗马学习前的同学。齐赛克晋铎后不久，便受命到波兰阿伯丁协助当地的拜占庭礼天主教会，俄军于1939年侵入阿伯丁，那是人们最后一次收到齐赛克神父的音讯，直到他的妹妹在1961年收到一封据称发自他的信件，寄信地点是西伯利亚。

其它信件陆续寄达，但是他的姐妹们无法相信寄信者真的是瓦尔特，直到他在信中谈及年少时的家庭轶事以及家庭成员。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们与美国国务院取得联系，意图安排一次旅行去俄国访问他。与她们的期望不同，国务院决定用一名在华盛顿逮捕的低级苏联特工“交换”瓦尔特神父。即便如此，无人能保证飞机上下来的就是瓦尔特·齐赛克本人。

不过，那的确是他本人。

跟随爱德怀尔德云集而来的媒体，他与戴维斯神父、卡尔亨神父以及他的姐妹们回到“美国之家”，那也是我与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当天下午, 他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维尔纳斯维尔的耶稣会望会院，在那里他将与在谢南多厄的家人们比邻而居，远离那些媒体——他被宣告死亡后从俄罗斯归来的故事使他们陷入狂热。所有人都想了解他的事迹，戴维斯神父与纽约和马里兰会省做了安排，由《美国》杂志发表这个故事。直到那时，我仍然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指派我，这个最年轻和最新入职的职员，来编写这个最后以“与天主在俄罗斯”之名出版的故事。

《与天主在俄罗斯》第一版

就在下一周，我们周四早晨的编辑会议决定将《美国》杂志交予印刷厂后，我踏上了纽瓦克机场的旅途，搭乘一趟下午的航班。这将是我的维尔纳斯维尔之旅的第一站，在那里，我将被领到望会院与齐赛克神父见面。

 “你好”，我说，“我是来这里帮你写书的。” 

他用茫然的目光凝视着我。于是我做了自我介绍，问他是否记得要与我在“美国之家”见面。他不记得了，也不知道任何与写书有关的消息，没人向他说过与之相关的任何事。我们短暂地散了一会儿步，在此期间，我向他解释自己是受《美国》杂志的编辑委派，来协助他写他的故事，因为所有人都想知道他在俄罗斯和劳改营度过的岁月。他很有礼貌，但不太乐意提供信息。他谈自己谈得很少，而且总是只用三言两语回答问题。

我最后不得不放弃，于周五上午搭机返回纽约。我告诉戴维斯神父发生了什么，然后对他说，如果真的要讲这个故事，那么讲述的人不会是我——我先前可能被齐赛克神父当成秘密警察的审问者了。

戴维斯神父给马里兰会省打了电话，毫无疑问，马里兰会省也打给了瓦尔特。无论如何，戴维斯神父叫我下周四回维尔纳斯维尔，与齐赛克神父再见一面。我在当天下午抵达维尔纳斯维尔时，情形已然完全不同。瓦尔特满面微笑地在门口等我，并向我道歉，之后他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当晚的晚餐过后，我们在凌乱的望会院中的会客室开始了访谈。

瓦尔特从他在谢南多厄的童年时代讲起，他说：“这是因为，除非你了解我为何做那些事，否则你将无法理解那些事”。这话说得有道理。于是他开始讲述，我做笔录。我间或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他对我说的事情，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仅仅是奋力地听和写。我们在周五的早上、下午和晚上又见了面。然后到周六早晨再次见面，那时我说：“够了，瓦尔特，这周我做不了更多了。”

我于周日乘飞机返回纽约。当然，我们在周一早上召开了每周例行的编辑会议，作为编辑，本周我还有通常的编辑工作要做。但我下定决心，要在返回维尔纳斯维尔前完成齐赛克神父口述的笔录，于是在周一、周二和周三的夜晚加班加点，用来听写齐赛克神父的故事。

除去一些例外，这就是我接下来六个月的日程安排：周四下午，我搭飞机回到维尔纳斯维尔，在周四晚上和周五、周六与瓦尔特见面，之后在周日飞回纽约。有一两次，航班由于天气原因而被取消，于是我和瓦尔特与各自的家人一同度过了感恩节周末和圣诞假期。不过，到了1964年的圣诞节，我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故事的编写，它就是日后的《与天主在俄罗斯》。

那个故事并不难写。瓦尔特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唯一的工作就是将它写在纸上。为了保证故事的平稳发展和事件发生顺序的正确性，我会偶尔提出一些特定的问题，比如“他长什么样？”，或是“花了多长时间？”，又或是“你为什么做那个？”、“你（或他）接下来做了什么？”。但我主要的任务还是做好记录，趁脑中的内容依然鲜活时将文本听写下来。

齐赛克神父从苏联归来时所穿的衣服，和他写书所用的钢笔

我不久前才得知，在马里兰会省的档案室，保存了一套我每周对瓦尔特的“访谈”的录音。我感到疑窦重重，因为我从不知道那时制作过这些录音带，也完全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因我不记得与瓦尔特会谈时房间里有任何录音设备。不过，其中一份拷贝在几年前送到了我这里，那个词听上去十分真确——“机密工作”（Mysterium quoddam）。

每周，《美国》出版社的一位秘书将我听写的磁盘内容打印出来，但是在“完成”故事前，我不必费神去亲自读文稿或与瓦尔特对其展开讨论。复活节假期过后，我们开始逐一检查那些基于每周访谈内容的“章节”。此时，对于故事中是否使用其他人物的真名，瓦尔特感到忧虑，他害怕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会据此追踪并盘问那些依然在世的人（亦或做出更糟糕的事情）。所以我们为那些人编造了新的名字，我还将自己的想法编成列表，如此一来，我就能使故事顺利发展下去。随着讲述的进行，瓦尔特又根据自己的记忆做了许多修正和增补，最终形成的是一部超过1500页的完成稿。

《美国》出版社的业务总管威廉·霍勒布先生，从出版者那里收到了数目可观的提案后，选择麦格劳-希尔为出版者。当我将手稿的文本量告知哈罗德·麦格劳后，他不由得抽了口凉气，并要求我们将它精简到500页。

“你该这么办，”他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分与苏联日常生活有关的部分删掉，比如某些东西要花多少钱，物资短缺，人们的心态等等。然后想想哪些内容是多数人早已从平日的报纸中了解的。将内容牢牢锁定在齐赛克的事迹上就可以了。”

于是，瓦尔特与我再次粗略浏览了一遍手稿。关于哪些内容该删去，哪些该保留，我们开了不少玩笑，也开展了一些严肃的争论，但最终成功将手稿精简至500页。据我所知，那份原始手稿保存在马里兰会省的档案室内。

齐赛克神父展示第一版《与天主在俄罗斯》

最终，1964年的春夏之交，瓦尔特与我一同在纽约的美国之家会见了哈罗德·麦格劳，并为手稿做了润色。在接下来的数周，我与瓦尔特回答了来自麦格劳-希尔的负责原稿的编辑（很不幸，我忘记了他的姓名）的询问。适逢7月31日，圣依纳爵·罗耀拉瞻礼，本书被交予付梓。

                                                     耶稣会士 丹尼尔·L·弗莱厄蒂

作者简介：

丹尼尔·L·弗莱厄蒂（Daniel L. Flaherty）, 1929年出生于芝加哥，1947年入俄亥俄州米尔福德耶稣会望会院。在印第安纳州的西巴登学院（West Baden College）完成耶稣会学业后, 他于1963年晋铎。结束《美国》杂志的工作后, 弗莱厄蒂神父在罗耀拉出版社工作并担任责任编辑。1973年,他被指名为芝加哥会省的会省长，并在任职期间参加耶稣会第三十二次全体大会。1979年, 他被任命为罗耀拉出版社的出版总监，十年后被指名为芝加哥会省的司库。弗莱厄蒂神父于2010年荣休，现居住于密歇根州克拉克斯顿的哥伦比亚中心（ColombiereCenter）。

记得有段时间，以苏联私人生活为题材的书籍相当流行，除了成书较早的文学类书籍，如《古拉格群岛》、《生活与命运》、《科雷马故事》外，还有理想国丛书《耳语者》、《古拉格之恋》这类偏纪实性的著作（很惭愧，我都只读过一点点）。对俄罗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宗教根基深厚的国家，尽管宗教在俄国革命中遭受了猛烈的冲击，它们却没有灭绝，而是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了下来。俄罗斯还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以民族遗产的形式保存宗教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车臣人的伊斯兰教，波兰人的天主教，远东各族群的萨满与藏传佛教）。既然如此，肯定有宗教界人士记录过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类书籍不太可能在国内出版。比如下面这本书。

本书的主角瓦尔特•齐赛克是一位美籍波兰裔耶稣会士，而且还是一位东仪天主教神父。齐塞克神父在苏联入侵波兰期间跟随难民潮进入苏联，不久后被苏联内务部逮捕，他在苏联滞留了23年，其中15年是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度过的。

1963年10月回到美国后，齐赛克受人之邀，口述了自己在苏联的亲身经历。这段口述的原文保存在宾夕法尼亚州谢南多厄的耶稣会住院中。本书出版于冷战期间，所以书中出现的人名多为化名，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由于出版社的要求，正式出版的这本《With God in Russia》实际上是原稿的缩写版，篇幅只有原稿的三分之一。即便如此，本书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苏联私人生活记录。

                                  初领圣体时的瓦尔特•齐赛克。摄于1914年

全书内容可按章节分为五部分，以下是各章节的内容梗概：

第一章：自述早年经历

齐塞克神父1904年11月4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谢南多厄的一个波兰移民家庭，年轻时曾是当地有名的恶少，由于经常惹是生非，差点被父亲送进少管所。后来在母亲的影响和支持下，沃尔特•齐塞克决定成为神父，并在一番波折后加入了耶稣会。

在耶稣会学习的数年间，齐塞克心中萌生了前往俄罗斯传教的愿望，他在完成美国的学业后便远渡罗马，到新设立的俄罗斯学院就读，并于1937年6月24日在城外圣保禄大殿领受圣职。由于战前紧张的国际形势，齐塞克神父未能在第一时间进入俄罗斯，他被耶稣会派往波兰与乌克兰交界处的小镇阿伯丁，在当地的东仪天主教会开展传教工作。

齐赛克神父于1938年11月到达阿伯丁，时间恰是慕尼黑会议结束后。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华沙陷落。与此同时，苏军也进入波兰境内乘火打劫，齐塞克神父所服务的阿伯丁堂区未能幸免，东仪教会的传教工作随之陷入停滞。在征得主教的许可后，1940年入春前，齐塞克与另一位神父混入了前往俄罗斯务工的难民大潮中。他们乘列车抵达乌拉尔地区，一边以合同工的身份工作，一边搜索残余的天主教徒。1941年6月，两人被内务部人员逮捕，经过一番审讯后，齐赛克被押往著名的的卢比扬卡监狱。

                   齐赛克神父的一张监狱登记照

             2017版封面所有图片是齐塞克神父的监狱登记照

第二章：卢比扬卡监狱的监禁生活

在卢比扬卡，审讯员先是用不间断审判消耗齐塞克的精力，间或利用密探试探他的口风，当然过程中少不了威逼利诱。审讯一方甚至用上了精神药物和仪器（疑似某种测谎仪），对齐赛克神父造成了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当然，令齐赛克神父痛苦的不仅是审讯本身，还有密闭的生活环境以及压抑人性的管理制度，传教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就连普通的人际交流都受到严格限制，他还要时刻提防那些被当局收买的密探。

齐赛克被监禁的那些年，正值苏德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莫斯科很快遭到德军的空袭。为了躲避空袭，他与其他囚犯在狱警的押送下离开卢比扬卡，辗转多地，最后见证了苏德战争的结束。1942年7月6日，齐赛克神父因“间谍罪”被判处15年的劳改，但是他在三年后才被押往苏联北极地区的劳改营。

第三章：九死一生的劳改营苦役

流放的目的地是俄罗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劳改犯的工作地点位于北极圈内，当地的恶劣条件除了极昼与极夜外，还有全年的酷寒（全年平均气温零下30度）与永不停息的极地风。劳改犯们不仅遭受饥饿、疲劳、冻伤与坏血病的折磨，还要忍受盗贼团伙的巧取豪夺和营地警卫的虐待。

劳改营死难者墓地，位于齐赛克神父工作过的诺里尔斯克市（图片来源：纪录片《鸟瞰俄罗斯》）

粗放的生产管理制度与严厉的劳改营管理制度之下，再加上物资短缺，劳改犯死伤惨重，齐赛克神父也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他遇见了其他神职人员和教友，终于在时隔多年后再次施行圣事。他们在劳改营建起了自己的“堂区”，组织互助，齐赛克神父多次在教友和狱友的协助下才得以度过难关。

本章的倒数第二节是全书最为惊心动魄的部分。1953年3月，斯大林死去，苏联军队和官僚系统的运作一时陷入停滞，部分劳改犯趁机发难，一场暴乱在诺里尔斯克周边的劳改营爆发了。劳改犯们要求与当局谈判，希望改善劳改营的生活条件与工作待遇，但暴动最终被军队强硬派镇压下去。齐赛克神父在镇压中被军队抓获，险些被枪毙，千钧一发之际被赶来的文官救下。

1955年4月22日，齐赛克神父终于活着走出了劳改营。

第四章：刑满释放后的社交、劳动与传教工作

15年的刑期结束后，齐赛克神父又一次体验到自由人的快乐，在先前出狱的狱友帮助下，他在劳改营附近的诺里尔斯克城区安顿下来，并与城内的其他神父取得了联系，他们不久后便发展起一个小有规模的“堂区”。经过齐赛克神父等人的努力，诺里尔斯克“堂区”发展得很顺利，甚至连一些当地干部的亲属也偷偷在他那里受洗。

诺里尔斯克，地球最北端的工业城市（图片来源：纪录片《鸟瞰俄罗斯》

尽管齐赛克神父名义上是自由人，但他无法自由迁徙，而且时刻被当局所监视。后来由于克格勃的威逼，齐赛克神父不得不离开生活了十余年的诺里尔斯克，前往不远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可他在当地没呆几个月，就再一次因宗教活动而遭到约谈，被驱赶至阿巴坎，自此他被永久禁止在苏联境内从事司铎工作。

其间还有几个小插曲：找到工作后不久，齐赛克神父为了领福利而加入了诺里尔斯克的工会，更为讽刺的是，他后来还因为杰出的工作而得到了官方表彰。被驱赶到阿巴坎后，齐赛克神父结识了当地的学者和党员干部，尽管他们的信念不同，但还是成为了好朋友。

刑满释放后，齐赛克神父还给美国的亲友写了一封信，但他们起初不相信写信人是齐塞克神父本人。在美国，齐赛克神父的耶稣会同僚以为他在多年前就去世了，不但给他的家人与母校通报了这个噩耗，连安魂弥撒都办过了。在美国方面确认了寄信者的身份后，齐赛克神父的两位姐姐计划去苏联探望多年未见的弟弟，却因苏联当局的阻挠而未能成行。

第五章：一波三折的回国之路

由于姐妹的访俄计划受到阻挠，齐赛克神父已经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希望，一心扑在工作上，但没过多久克格勃就找上门来，让他动身前往莫斯科。他一到莫斯科，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有关方面甚至为他提供了旅游一条龙服务。齐塞克以为是自己的姐妹即将来俄，所以有关方面安排了这么一段行程。然而最后拜访他的却是美国政府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目的是帮助齐塞克神父回国。

1963年10月，齐赛克神父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在飞机起飞前，他画了一个十字圣号，祝福了这片令他百感交集的土地。

虽然本书作者是一位神父，但是书的内容侧重于叙事，没有什么深奥的宗教体验描写，所以综合来说对普通读者也是很友好的。齐赛克神父的宗教体验与心路历程收集在他的另一本书《He Leadeth Me》之中，网上有这本书的中译本，但书名改为了《西伯利亚的沉思》，在线阅读网址是http://www.xiaodelan.cn/BookList.asp?ClassID=727。

起初笔者是在豆瓣上的一篇书评《世界尽头的圣者》（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110612/）上了解到齐赛克神父的事迹，然后沿着线索找到了他的《With God in Russia》，可是却发现连出版基督教书籍较多的港台也没有此书的译本。恰好笔者对天主教和俄罗斯都很感兴趣，而且对两者有一定的了解，于是心中萌生了翻译的想法，酝酿了几个月后，终于在今年六月完成了译本的初稿。

由于笔者偏爱天主教，所以书中的宗教类专名和宗教用语一律采用天主教译（黑）法（话）。对于书中出现的少量俄语词，笔者则部分采用音译（大多是专有名词），有些采用意译（比如“达瓦里希”这种日常用语我就直接翻译成“同志”），并且对照俄文译本在词后标注俄文，鉴于俄译本的注释比英文版详细，因此当两版的用语有出入的情况下，笔者一般以俄文版文本为准。全书内容分为五章，合计二十七个小节，译为汉语后将近24万字，部分小节字数较多，为了改善阅读体验，故分为上下两节。

最后附上英文原版的下载地址（https://b-ok.cc/book/4828147/f46774），俄文版下载地址（http://inigo.ru/wp-content/uploads/2018/03/With-God-in-Russia.pdf）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将原版和译本进行比对。由于笔者是第一次翻译英文书，疏漏与误译在所难免，欢迎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oblivious忘却

2020年7月3日

我在苏联境内滞留了23年，其中15年是在监狱和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度过的。自1963年10月回到美国以来，人们向我提的问题不外两类：“那段经历是怎样的？”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所以我最终答应写下这本书。

但是，我并不怎么会讲故事。况且，成千上万曾与我同甘共苦的人同样活了下来，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我向来不愿将自己的经历视作独一无二的事情。我会尽量诚恳而直白地将这些年的经历记录下来，以简洁的形式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不做任何隐瞒和夸耀。

不过，我依然不确定这段经历能否将上述问题中最难的那个回答清楚：“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对我来说，答案很简单：天主的圣意（Divine Providence）。但我该如何说明这个答案呢？

我并不是说天主仅仅只是照料了我，我的意思是：他呼召我去，让我预备，之后又在我身处西伯利亚的数年间保护了我，而我对此深信不疑，在生命中的每一个转折点，我都体验到了天主的助佑。在我看来，要想真正理解我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首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我当初是如何到俄罗斯去的。

例如，你们得知道我天生就很倔，而且还“争强好胜”（tough），这里的“tough”绝不是褒义的“不屈不挠”，而是我们邻居用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在宾夕法尼亚州谢南多厄镇生活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曾摇着头称我为“争强好胜的家伙”。这件事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但是它真实地表明天主得用何种材料完成祂的工作。

我年少时是个恶霸，是个帮派头目和街头打手——大多数的争斗都出自我的恶意找茬。除了能在操场上打架、摔跤或做点别的运动，我在学校里毫无建树，而且我拒不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不如别人。混日子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在圣卡西米尔堂区学校复读一年。实际情况简直糟糕透顶，当我还在读文法学校的时候，父亲居然把我拉去警察局，坚持要把我送到少管所去。

我的父亲马丁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对此一筹莫展：他知道告诉我“做错事了”也毫无作用，而殴打也只是给我机会表现自己有多强硬。我明白，以他与生俱来的骄傲、家名和家传的旧世界信仰，让他走这一步的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羞愧。

父亲和我的母亲玛丽都是农民出身。他们于19世纪90年代从波兰移民到美国，定居在谢南多厄。父亲在当地的矿区工作，我们家的相册里有他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一个英俊的矿工，但我记得他有一副中等身材，长着浓密的黑发与胡须，体态敦实，就算他没发胖，至少也和照片里的那个年轻矿工不是同一人。我出生于1904年11月4日，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父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开了一家酒馆。他不算一个好店主，因为他与其他新移民相处时表现得太软弱。

我认为父亲从未真正理解过我。因为我们俩都太“倔”了，所以永远无法和睦相处。他想让我接受他从前未能得到的教育，而我的态度却让他无所适从。另一方面，那天他在警察面前蒙受了奇耻大辱，因为警察使他相信，送我去少管所将会使家族更丢脸。少管所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也绝不会同意去那里。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太多的波兰式倔脾气。

即便如此，他依旧是位好父亲。记得有一天，我到另一个镇上的男童子军那里去玩，在营地旁的游乐场花光了他给我的钱。由于没钱坐火车回家，我不得不搭了个便车——紧紧扒住一节车厢的外侧，在列车行进途中差点被经过的隧道壁撞死，最后总算在凌晨1点回到了位于谢南多厄的家里，那时的我感到寒冷，疲惫与恐惧。一直在等我回家的父亲非常担心，他没有叫醒母亲，而是到厨房亲手为我生火做饭，然后看着我安然入睡。多年后，当我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回想起父亲时，最先想起的总是这一幕。

如果我的“倔”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那我的宗教操练则是来自于母亲。她是一个矮小的女人，有着一头浅色头发，她不但自己十分虔诚，而且对孩子们也很严格。是她教我们学会了第一段祷文，而且早在我们进入堂区学校前就开始锻炼我们的信德。我的两个姐妹后来进了女修道院，可我却从来表现不出外在的虔敬。即便如此，一定是由于我母亲的祈祷和她的榜样，我在八年级的时候突然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司铎。

父亲不愿相信我的决心，在他的眼中，司铎是天主所选召的神圣之人，与我风马牛不相及。结果与往常一样，由母亲拍板了这个决定。她告诉我，如果我想成为司铎，就必须做个好司铎。我的父亲对此依旧持怀疑态度，而我固执己见。同年九月，我启程前往密歇根州果园湖的圣济利禄与圣美铎第神学院（Sts. Cyril and Methodius Seminary），之前曾有很多与我同一堂区的波兰年轻人来这里就读。

但我总要表现得与众不同。即使在神学院里，我也因为被认定不虔诚而吃了不少苦头。事实上，我公然蔑视那些虔诚的人。我常在夜晚四周无人的时候偷偷溜进小圣堂做祈祷——但没有任何事或人能够强迫我承认这件事。

而且我非要表现出争强好胜。我会在早晨四点半起床，绕着神学院里的湖跑上5英里，或者在11月湖水即将封冻前跑去游泳。我仍然无法忍受有人能做我做不到的事，所以在某年四旬斋期间，我在整整四十天里只吃面包和水，我还在某年整整一年不吃肉——仅仅是想看我是否能做到这种程度。

与我们通常被告知和建议的内容相反，我做事前从不征求任何人的同意，也不把这些事告诉任何人。当教务长注意到我所做的事，并警告我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健康时，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然，我其实并不知道，只不过是有一个执念：我永远要做“最难的事”。

我的“争强好胜”不仅体现在肉体上。有一年暑假，我留校并在田间地头工作，强迫自己忍受孤独，忍受与家人和朋友的分离。我曾经很喜欢打棒球——我曾在堂区学校里打过棒球，而且整个夏天都在学校和家乡的球队“谢南多厄印第安人”打球，他们是从各矿区中脱颖而出的一支队伍。我本以为放弃棒球对我来说很难，但我却很自然地放弃了它，在圣济利禄与圣美铎第就读的第一年，我就离开了球队，本来我们要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打一场重要的比赛。我的决定因而引发了一场危机，但我依旧固执己见，拒绝参赛。

当我在神学院第一次读到圣斯坦尼罗斯克斯特卡（St. Stanislaus Kostka）的生平时，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想把他的大部分石膏像砸碎，那些石膏像两眼朝天，一副病殃殃的模样，但我能看出克斯特卡其实是个争强好胜的波兰年轻人，他曾经从华沙徒步走到罗马，尽管在途中遭遇了种种天气，但他没有受到丝毫负面影响。当他想加入耶稣会时，家人发起了辩驳，他的兄弟对他横加迫害，而克斯特卡拿起枪反抗这一切压迫。我喜欢这些事迹。我一度想着，或许自己也应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那一年，给我们做本年度避静的恰好是一位耶稣会士。我没有与他交谈，但是又考虑起做耶稣会士的事了。

当时的我还不想成为耶稣会士。我本该在秋季开始神学课程，在三年后晋铎。加入耶稣会就意味着至少还要再学习七年。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尤其不喜欢耶稣会所标榜的 “完美的服从”。那年夏天，我试着和自己的内心争辩。我按照自己的风格行事，没有征求任何人的建议，仅仅是祈祷并与自身搏斗，并在最后下定决心：正因为这件事很难，我才要去做。天主在我这样固执的人身上一定有特别的旨意。

之后，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做这件事。我给华沙的波兰耶稣会士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想加入那边的耶稣会。但是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神学院的人，也没有告诉家里的人。经过漫长的等待，我收到了华沙的回信，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它。信的内容很亲切，大意是：我可能会发现波兰的生活和条件与美国截然不同。如果我想成为耶稣会士，可以联系纽约福特汉姆路的耶稣会省长。

我并没有泄气。我很固执，我已下定决心做耶稣会士，于是在一个早晨搭上了开往纽约的列车，而且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通过各种途径，我找到了福特汉姆路501号，那里是耶稣会省长办公室的所在地。看门的修士告诉我会省长不在。我没有将自己的来意告诉他，只问他会省长何时回来。他说会省长当晚就回来，我又问能不能和他见面，修士耸了耸肩，随后我便离开了。

我什么也没吃，于是找到了一间咖啡厅，然后整个下午都在福特汉姆路徘徊。到了六点，会省长仍未回来，我又走出了大门，然后绕着福特汉姆大学的校园兜圈子，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更焦虑了。

到了七点半，我回到会省长的居所，询问他是否回来了。那位修士叫我在会客室坐一会儿。大约在八点钟，耶稣会省长凯利神父走进会客室，向我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还说我想成为耶稣会士。凯利神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坐了下来。他想知道我父母的意见，我回答说我已年满24岁，是我自己做出了这个决定。接着，我让他想起圣斯坦尼罗斯克斯特卡的事迹，那位圣人曾徒步从华沙前往罗马，拜访当地耶稣会省的省长。凯利神父只是凝视着我，于是我再接再厉，试图说明自己为什么想成为耶稣会士。

我猜自己真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因为我仅仅是固执地坚称自己想加入耶稣会。或许，他能从我这里得到的唯一具体信息只有我在神学院的成绩。过了一会儿，他叫我等着，然后离开房间，派来另一位司铎与我做深入交谈。那位司铎是一位很友善的老人，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老司铎的听力很差，耳朵上戴着一些助听设备，我们借助叫喊才令我的自述得以再次开始。我记得自己一直在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耶稣会士。

当晚我还与另一位司铎作了交谈。凯利神父大约在11点钟回来，他告诉我事情可能会很顺利，但我应该先回家等他的答复。我从未考虑过他的答复可能是“不行”，于是回家收拾起行李，这是前所未有的快乐。那种感觉超乎喜乐，是一种深邃的，使灵魂满足的平安。这不仅仅是解决情感问题后的平静和紧张中的释放——这是积极的，根基深厚的幸福，类似于归属感或者到达了港湾的感觉，而且超乎其上，这种快乐是天主的恩赐。

凯利神父的信寄来了，那是一份通知，内容是要我在1928年9月7日去纽约波西浦西的哈德逊圣安德肋耶稣会住院报到。但是，直到离家前的一个早上我才将信的内容告诉父亲。他盯着凯利神父的信看了很久，仿佛难以理解它的内容，随后突然说道：“没门！你得回神学院。”“不，先生，我要去圣安德肋” 我回答。

然后我们就像普通的父子那样争吵起来，各执一词，父亲在最后用拳头敲打着桌子说：“我说最后一次，你不能去！”我也用拳头猛砸桌面，大声叫道：“我要去！去的是我而不是你，就算必须得在你和天主之间二选一，我也要去圣安德肋!”话毕，我带上自己的包走出家门，没有人向我道别，我也没有接受惯例上来自父亲的祝福。

但是，在这场为哈德逊圣安德肋所作的抗争过后，我仍然算不上一个理想的修生。我对虔敬的外在展示感到厌恶，我蔑视那些修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我还年轻，这种新的宗教生活所带来的热情与狂热，使他们的外在行为有所收敛，以顺从每一个小小的规则和条例，而我更喜欢表现得锋芒毕露。所以入学不久后的一天，修生的神师韦伯神父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他认为我应当离开耶稣会。

我先是怔了一下，接着，我的波兰式倔脾气又爆发了，一声“我不走！”脱口而出。这次轮到韦伯神父怔了一下，他猛地站起，绕着办公桌向我走来，而我绕着办公桌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出什么事了？”他几乎是难以置信地说道，“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呢？”

“我就是不走，就这样。”我说道，倔脾气化作了眼泪。我为了来到这里而抗争了那么久，做了那么多事，感受过那种无与伦比的平安，如今这一切都在我耳边塌陷了。

韦伯神父让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一直等到我们两人差不多冷静下来。之后我们促膝长谈。韦伯神父没有责备我，我能看出他尊重我，而且喜欢我、信任我，尽管我有很多缺点。他谈起我的优点和才能——如果它们真的曾在天主的处置之下，就有必要对它们采取适当的引导。

1929年初，韦伯神父在给修生的一次日常谈话中，带来了一封刚从罗马寄来的重要信件。这封信是教宗庇护十一世写来的，“致所有的神学生，尤其是我们耶稣会的儿子们”，教宗在信中呼吁神学生加入罗马新设立的俄罗斯中心，为将来可能在俄罗斯开展的工作做准备。

教宗接着说明苏俄自1917年以来如何不断加大宗教迫害，在俄国的天主教主教全部被捕并被送到集中营；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神学院关闭，而且遭到没收；成百上千的堂区缺乏司铎；向孩子讲授宗教遭到禁止。鉴于以上情况，圣父强调，这个国家十分需要训练有素的，特别是勇敢的司铎。就在韦伯神父阅读信件时，我的内心出现了些许躁动。我明白，自己找到了长久以来寻觅的目标。我相信，天主终于找上了我，他将夙愿的答案告诉了我，也将我至今所作的一切抗争的原因告诉了我。

这种确据是如此强烈，我几乎等不及座谈会结束。我逐渐失去耐心，坐立不安起来。座谈会一结束，我就直奔神师的办公室。韦伯神父看到我满脸通红、兴致勃勃的样子，吃了一惊，问我出了什么事。

“没出什么毛病，神父，”我赶紧说，“不过有件事我得和你商量一下。” 他让我坐下，然后认真地听我说话。“你知道吗，神父，”我大声说，“当你刚才读到教宗的信时，简直就像天主在直接呼召我一样，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参加俄罗斯的传教。自您一开始读信我就明白了，而随着您接着读下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等到您读完信，我完全相信俄罗斯就是我的目的地。我坚信天主想要我去那里，我将来也一定会在那里。”

韦伯神父盯着我看了很久，接着慢条斯理地说道：“好的，瓦尔特，你必须为此祈祷。毕竟你的修士实习期才刚开始。这种事需要天主的恩宠和时间。我不想给你泼冷水，所以把这个想法记在心里，并为此祈祷吧。等你发愿之后，我们就能看清这是否是天主赐予你的旨意。”

然后，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就把我打发走了。当然，我知道自己匆忙的表态可能仅仅是出于心血来潮或者猎奇心态。可是当我走出办公室顺着走廊前行时，便确认了自己的意向。我的内心再也没有出现疑虑。

我简直等不及发愿日，而此时距1930年9月8日还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在那之前，我与第一批新修生被派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维尔纳斯维尔（Wernersville）的马里兰-纽约会省新耶稣会住院。我们是耶稣会在此住院发愿的第一个修生团体。这一天对我们所有人都意义非凡，而对我来说，这一天意味着俄罗斯志愿的等待期结束了。

我随即给尊敬的总会长写信，明确向他提出前往俄国传教的申请。信件往返大西洋两岸的时间十分漫长，但它终究还是到了，信的内容简单而直白，而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总会长写道，他很高兴能收到我自告奋勇的申请，令他更高兴是能受理我的申请，并通知我，即刻起我将被视为俄罗斯传教团的一名指定成员。眼下，我需要继续完成耶稣会的普通课程，并且要不断为梦想的实现而祈祷，待到时机成熟时，我将被召去罗马。

因此，我又在维尔纳斯维尔待了2年，这段时间里在被称为“耶稣会预修班”的耶稣会人文学科学习。后来，我还去马里兰州伍德斯托克市的伍德斯托克大学进修了哲学。在离开预修班之前，为了防止总会长忘记我，我再次给他写信，并且希望他能叫我去罗马进修哲学。

总会长的答复简短而亲切。他保证没有忘记我，而且提到俄罗斯的条件非常艰苦，在那里工作会很不容易。因此，他再次告诫我要不断地祈祷，为将来在俄罗斯学院的寒窗苦读以及更艰苦的俄罗斯宣教做准备。

我不需要鼓励。我仍然坚持每天做四十五分钟的健身操，几乎达到了虔诚的程度，这是我还是一个“倔强”年轻人时养成的习惯。虽然此时我已经学会向他人请教和征求意见，能够按照他人的要求去做事，但我也保持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去做板上钉钉的事，而是去做一些令人不快的工作，为的只是让自己习惯于更难的事情，增强自己的意志。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完成了自己的哲学学位论文，题为《论意志的操练》。

伍德斯托克的第二个学年临近末尾时，我收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年秋天我就能去罗马开始我的神学学业，在俄罗斯学院开启自己的传教工作。1934年夏季，我，一个快乐的年轻人，乘上了开往罗马的船。

与其他罗马的耶稣会神学生一样，我住在位于古老的神学院大道（Via del Seminario） 上的圣罗伯多贝勒明学院（Collegio Santo Roberto Bellarmino），并在皮洛塔广场（Piazza Pilotta）外的宗座额我略大学进修神学。与此同时，我还在俄罗斯学院（Collegio Russico）学习俄语、俄国礼仪与俄国历史，这座学院也被称为Russicum，坐落于卡塔内奥大道（Via Carlo Cattaneo），离圣母大殿不远。

对于我们俄罗斯学院的学生来说，这几年的神学学业相当忙碌，即便如此，我还在业余时间学习并熟练掌握了法语和德语，所以我三年后一晋铎就能在罗马周边的法语堂区和德语堂区听告解了。

实际上，我学业中的最大困难是东方礼仪。在俄罗斯学院就读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要用东方礼仪做弥撒，这令我难以忍受。但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去俄罗斯工作，我咬牙坚持了下来，并且努力学习与欣赏它。

使我爱上东方礼仪是一头名叫涅斯捷罗夫的大熊，一个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他有着一副浑厚而深沉的嗓音，十分动听。涅斯捷罗夫热爱俄罗斯人独有的礼仪，喜欢用这种礼仪做弥撒。但我们成为挚友不是因为礼仪，而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热情，这种热情奠基于进军俄罗斯的梦想之上。在这所新建立不久的俄罗斯学院中，每个人都怀有前往俄罗斯的梦想，希望去帮助那些守住信德的人——那些人正如我们的主在比喻中所讲的那样，是一群没有牧者的羊。

俄罗斯学院是一个来源非常多样化的国际性团队。比利时人保禄·米尔雷克斯神父是福特汉姆大学圣若望二十三世普世研究中心的主管，这个机构曾经的名字是俄罗斯中心。学院里还有三个英国人，三个西班牙人，两个意大利人，一个俄罗斯人——就是我先前提到的涅斯捷罗夫，一个波兰人以及一个罗马尼亚人。尽管在我前后有一些美国人进入俄罗斯学院，但我是当时团体里唯一的美国人。

当时就前往俄罗斯这一事上，我的信念和涅斯捷罗夫的热情在俄罗斯学院是无人能匹敌的，实际上，其他人老是拿我们的信念与热情开玩笑。我们尽力学习了有关俄罗斯的一切知识，包括俄罗斯人的风俗、习惯，俄罗斯人的性格和文化，还有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这一切，针对的是我们的同学所表现出的真实或矫饰的失望——我们满怀希望与梦想，准备了种种策略与计划，只为有朝一日能去俄罗斯。

我们的另一位伙伴是波兰人马卡尔神父，但他总要补充道“但我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马卡尔是一个恶作剧高手，也是一个能干的谋士和一个老练的搞笑能手，能让一群人笑上好几个小时，平易近人的大熊涅斯捷罗夫常常成为他俏皮话中的笑料。然而我们三人相处得很好，有人甚至给我们取了个“三剑客”的绰号。

快乐而又忙碌的三年过后，我在1937年6月24日于罗马领受铎品。和俄罗斯学院的其他人一样，我领受的是东方礼圣职，不过我们也获得了必要时做拉丁礼弥撒的权限。我领受圣职后所做的第一台弥撒所用的也是东方礼，首祭地点是城外圣保禄大殿，就在那座立于宗徒墓地之上的祭台前。

父母在我求学的这些年间去世了，他们的儿子成为了司铎，他们却无法参加他的弥撒首祭，从他那里所受的伤害在最后也没能得到弥补。我的兄弟姐妹都没能来罗马，但他们写信祝贺我的晋铎，与我共享喜乐。代替我家人参加首祭的是驻罗马的美国会省省长助理文森特·A·麦考密克神父以及维纳斯维尔的创办人尼古拉斯·布雷迪夫人。我们三人在弥撒后共进早餐，晋铎的喜悦使我们红光满面。我开心地聊了好几个小时，不仅谈到了自己前去俄罗斯传教的梦想，也说起自己相信不久后就能去俄罗斯。

耶稣会波兰会省的总部设于华沙，涅斯捷罗夫神父和马卡尔都是这一会省的成员。就在晋铎前的最后一年，他们二人得知此时已经不可能进入俄罗斯了，所以他们将返回波兰到东仪天主教徒中间工作。涅斯捷罗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无比沮丧，但我仍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去俄罗斯，而且我有强烈的预感，我们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前往那里。

后来有一天，我收到了总会长要见我的消息，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知道莱多霍夫斯基神父当时对俄罗斯传教工作很感兴趣，他曾受教宗庇护十一世之命指派年轻的耶稣会志愿者从事这项工作，但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与他面谈。

我印象中的莱多霍夫斯基神父是一个瘦小的人，有着苦修者一般清瘦的脸庞与深邃的面颊，他有一个很高的额头，还有着一双我所见过的最宁静安详的眼睛。他浑身散发着平安与宁静的气息，表现出的简朴与威严令人印象深刻。莱多霍夫斯基神父的说话方式相当果断，甚至是斩钉截铁的，但他也是一个充满魅力而又平易近人的谈话对象。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谈论自己的意愿、理想以及前往俄罗斯工作的梦想时，他认真地听着。

我们聊了二十多分钟。莱多霍夫斯基神父告诉我，他很欣赏我的意愿，而且有着与我相同的梦想，但眼下不可能派人进入俄罗斯。他在说话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有些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步。“依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现在向俄罗斯派遣人员是不明智的。我知道你肯定很失望，不过波兰的阿伯丁（Albertin）目前正需要人手，当地的传教事业欣欣向荣，为东方礼教会和俄罗斯学院提供了大量圣召。那里的工作将是富有成效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暂时在那里工作。但我仍希望你能继续怀抱你的俄罗斯之梦，或许天主将在不久后的某日实现我们的愿望。”

莱多霍夫斯基神父非常和善，我想他能看出我脸上失望的神色。不过，至少他还让我随时向他通报阿伯丁的宣教情况，而且他又一次深情地谈起我们共同的意向——前往俄罗斯的那一天终将来到，并给我降福。

我当然赞同他的决定，我最终明白正是这种服从的精神造就了耶稣会士。但要说我一点也不失望，那肯定不是实话。我日思夜想着俄罗斯之行，为此抛弃了太多东西，接受了艰苦的训练，所以当总会长说到我们暂时不可能进入俄罗斯时，我的情绪就不由得陷入低落。尽管有过片刻的失望，但我始终没有怀疑自己总有一天会去俄罗斯。

我在阿伯丁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司铎工作，另一部分是教师工作。我向那些在东仪传教团学习的年轻耶稣会士教授伦理学，给学校的孩子们讲授教理问答。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就像个马拉车时代的司铎，四处巡访阿伯丁的家庭以及周边的小村落，为他们提供建议，同老奶奶与病人聊天，就像随处可见的小镇司铎那样做着千篇一律的工作。由于阿伯丁的教会团体规模很小，包括主管教务的东布罗夫斯基神父在内只有三位司铎，所以我一到达那里，惯例由年轻助理司铎所做的杂务全落到了我身上。

阿伯丁确切地说根本不是一个城镇。当地真正的城镇是斯洛尼姆（Slonim），它是夏拉河畔的一个制造业中心，并且位于莫斯科-华沙铁路的主干道上。从夏拉河上的桥向东走，沿着一条泥巴路走3英里就能到阿伯丁的村落。阿伯丁也有铁路经过，但这个村落仅仅是华沙至莫斯科路段上一个所谓的临时停靠站。阿伯丁唯一在史上留名的，是它北方的一条横穿森林的宽阔的道路遗迹，这条残迹名为“拿破仑之地”（NapoleonskiTract），是拿破仑在入侵俄罗斯期间留下的。

我抵达阿伯丁的时间是1938年11月，恰好是在慕尼黑会议后，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分割，以换来张伯伦先生所谓“我们时代的和平”。然而，就在我到达阿伯丁后不久，希特勒开始实行夺取但泽走廊的战略，整个冬天这里的局势都在不断恶化，早春前甚至出现流言，称德军已伪装渗透了但泽，正准备以闪电攻势夺取这座城市。阿伯丁的农民播种了本年度的黑麦和其它春季作物，但他们不清楚到时候能否完成收割。到了晚春时节，有关战争的流言已是铺天盖地。

  慕尼黑会议

1939年8月21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宣布德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久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驻华沙大使馆的电报，电报提醒我宣战已经迫在眉睫，建议我为离开波兰做好准备。我同东布罗夫斯基神父就电报的内容进行了讨论，我对他说自己不想离开。我好不容易才来到波兰的东仪教会工作，况且，我从未放弃前往俄罗斯的希望，如今这场战争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给大使馆回电，对他们说这里的堂区需要我，我决定留在这个需要我的地方。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这是数日内发生的事情。我们不间断地听着收音机，里面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德军没用几天就将华沙包围，对这座城市发起了围攻和轰炸。波兰残军开始向东撤退，经由“拿破仑之地”穿越了斯洛尼姆与阿伯丁。华沙广播电台陷入死寂，我们知道波兰的沦陷已经注定了。更糟糕的是，有流言称苏军正在波兰的东部边界集结，不久后就会开进波兰。

东布罗夫斯基神父最终决定，至少在局势稳定到能为将来做计划的地步之前，要把这里的耶稣会修生送回家。他先行前往维尔纳，向主教请示传教工作和堂区的下一步安排。因为我不是波兰人，而是美国公民，所以东布罗父斯基神父决定让我留下来管理本地的东仪天主教会，而主管拉丁礼堂区的格里鲍斯基神父则与另一位东方礼堂区的利特温斯基助理司铎留守在阿伯丁周边的村落，陪护当地家庭。

那时，我们以为德国人或俄国人对待美国护照时会有所收敛，即使我陷入绝境，美国大使馆仍能知道我在何处，并向我提供帮助。就这样，在俄军到来的那天，我，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是阿伯丁传教团体中唯一的神父。

波兰遭到德国与苏联的分割

第一位俄国官员在某天早餐过后来到堂区，当他骑马视察我们的耶稣会传教区时，我恰好在大院里。这个中等身高的人穿着一件沾满灰尘的卡其布大衣，上面镶着苏军的红色肩章。他愉快地和我打招呼，而且很恭敬，不过制服帽下的那双眼睛显得十分疲惫。他开门见山（可能还略带歉意）地向我说明，这几天他得安排他的手下入住我们的建筑。这位官员看上去很有礼貌，甚至说得上十分友好，我开始指望阿伯丁的局势在苏军占领下不会变得太糟。不幸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特立独行的官员，我怀疑他最终判定普斯洛夫斯基伯爵（Graf Puslovski）的公馆更适合给他和手下做总部。

当天下午，苏军的车队到来了。领队的年轻少校不算友好，但也无意冒犯，对待一切事务仅仅是公事公办。他坦言自己接到命令，要接管神学院用于驻军，还告诉我，我获准继续使用我在一楼的房间，可以带走一切我想带走的教会用品、图书馆书籍或者私人物品，但是建筑里的其他空间以及设施都将被征用。

他承诺不去侵扰教会，为了使我们相信这一点，他在大院里划出了一条横穿大院的道路，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在不穿过军营的情况下参加侍奉礼。他还下令用木板封住神学院通往教堂的入口，以防士兵从中进入教堂。

苏军开进了堂区的建筑，过了很多天后，他们如同十月革命席卷冬宫般破坏起神学院。卡车倒着驶进院子里，士兵们从图书馆往车上丢东西，我看到书籍从各个方向被扔过去。外面的士兵一边发出讥笑和嘲弄，一边朝那些扔书的人大声嚎叫，图书馆里的人也如此回应他们。这些书籍最后将被运走化成纸浆。

令我气愤的是，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一位士兵在院子里的耶稣圣心像上面套了一根绳子，绳子拴在卡车上，接着卡车就把整座耶稣圣心像掀翻在地。圣心像摔得粉碎，士兵们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之后碎片被装上卡车运走。看着这番景象，我无法分辨这些行为究竟是出于命令，还是士兵们的心血来潮。

那一夜是我在阿伯丁度过的最糟糕的时刻。当军队在楼上发出动静时，我完全不能入睡。次日，我被传唤去与“政委”面谈——这些人是G产党安插在每个红军作战单位中的代理人，“政委”想了解原本在阿伯丁的波兰政府官员的下落，而我坦言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正如我不久后就会很熟悉的那样，“政委”用多种不同的方式反复地问我相同的问题，他很固执，声称帮助他也就是在帮助“人民”。

“我的工作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牧灵性的，”我答道，“作为司铎，我在精神上帮助人们，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物质上帮助他们。”我向他谈起我们为当地贫困家庭的儿童募捐，支持他们继续深造，让他们得以完成高中及未来的学业。他对此不感兴趣，坚称我应当以揭发人民公敌的方式帮助“人民”，将我作为司铎所掌握的一切信息公之于众。

“你的要求太过分了，”我说，“我正因为是司铎才受到人们的信赖，而作为一名司铎，我绝不能违背告解封印。公开那些信息只会伤害到我自己和‘人民’，况且，这些信息无论如何都与‘人民’、政治无关，也和你所担心的其它事情无关！”

这时，“政委”已经怒气冲冲，我也感到厌烦。我做出要走的姿态，但他拦住了我。他让我坐下来，在剩余的"谈话"时间里，“政委”一度表现得更加圆滑和客气。过了一会儿，他把我领到门口，并说不久后会再派人找我。

但是，几天后召见我的却是那位少校，他说军规不准平民与军队住在一起。所以他“建议”我搬家到传教区花园尽头的那间小屋，那间小屋是传教区最初的教产。我当天下午就开始搬家，在入夜前与格里鲍斯基神父和利特温斯基神父一伙人住进了新家。由于能够再次共事，我们都十分高兴，但没过多久，当地党委就认定，一间四室小屋对于三个“资产阶级神父”来说太大了，所以他们迁来几户人家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这些神父被限定居住在其中一个房间内，两户人家占用了面积较大的饭厅，第三家占用了较小的那间，厨房则由我们轮流使用。

尽管有诸多不便与侵扰，我们还是设法令堂区的事务照常进行。尽管部分教友因为害怕G产主义者的报复而缺席，但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做弥撒，在主日则给人们做两台弥撒。士兵占据了主堂旁的那座堂区学校小堂，将它用作值班室和教室，在晨间弥撒中，我们能听见士兵在门后不停地走动，更有甚者，当我们做东方礼弥撒第一部分的连祷时，他们会吹起口哨，戏拟我们唱起“主呀，主呀！（Господи, Господи!）”。按照上校的承诺，连接小堂和教堂的门仍然被木板封着，所以那些士兵尚未对我们的礼仪做出身体上的干涉。

某个主日弥撒后的早上七点，我给教友们做了一个简短的讲道。我开口时，突然注意到一些士兵正在教堂的前厅闲逛。他们站在那里发出讥笑，帽子下的眼睛闪现着恶意。我被惹恼了，怒气冲冲的我以一段经文为主题开始了讲道：“愚妄的人心中说没有天主。”在那之前，我从未做过如此自然的讲道，其中的每个字都从我的内心直接冲向他们。士兵们先是愣住了，然后是迷惑不解，怯懦地环顾四周，等到他们发现会众正在注视自己，就有点站不住了。他们正要准备离开，然后又停在原地，他们因傲慢而不屑于撤退，但又羞于回应我的讲道，直到我讲完才动身离开。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但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不久后我就明白了这一点。

令我惊讶的是，接下来的几天里都没有士兵在弥撒中捣乱了。我知道士兵厌恶我的言辞，他们对自己所遭受的羞辱感到怨恨，所以我开始希望这场风波能尽快平息下来。后来，一天早上我正要进堂做弥撒时，突然发现壁龛的门半开着，祭台布散落在地上，圣体也不见了。仿佛有一道雷电击中了我，当我注意到连接圣所与士兵值班室的门不再是钉死的时候，就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也知道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当天下午，我试图向少校提出抗议，但徒劳无功。拉丁礼教会依然能正常工作，实际上它的礼仪参与度较先前提高了不少。看来那些士兵极度仇视与俄罗斯东正教对立的东仪天主教，却不侵扰拉丁礼教会，于是我们的教友就更愿意参加拉丁礼弥撒了。因此，我很不情愿地决定关闭东仪教会，在那之前我对教堂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军队没有通报我们就把顶楼用作了厕所。自那以后，我们仅在拉丁礼教会做弥撒，或者在我们花园的住所里为少数人做弥撒。

就在那时，我又一次收到了来自美国大使馆的电报。这一次来电的是驻莫斯科大使馆，他们在华沙陷落后便迁往莫斯科。他们建议我前往莫斯科寻求帮助以便回国，方便的话也可以前往罗马尼亚的美国大使馆。我给其他神父看了这封电报，并与他们讨论此事。他们认为我应该离开这里——如今，东仪教会的传教事业已经毁于一旦，我留在这里只能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且苏联内务部的特工（电报必然经过了他们的审查）也“建议”身为美国公民的我尽快离开这个国家。尽管受到多方催促，但我觉得，既然我受东布罗夫斯基神父之托管理这个堂区和传教事务，就应该在收到他的下一步指示前继续留守。因此，当天下午我向美国大使馆写信，告知他们，我决定留在这座被托付给我的堂区，我不打算离开我的羊群。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个惊喜。涅斯捷罗夫神父和马卡尔神父从利沃夫的耶稣会总部赶来这里，还带着东布罗夫斯基神父的信函——他在信中通知我，主教已决定暂时关闭阿伯丁的东方礼传教区。在这个被占领军的阴霾所笼罩的花园小屋中，这对我们“三剑客”来说是一次奇异的重聚。

马卡尔神父，这个高个子的格鲁吉亚人，此时异常兴奋。他有一头长长的波浪型卷发，脸上长着一个鹰钩鼻和一双闪闪发光的黑眼睛，看上去就像一位天生的冒险家，在这一趟由利沃夫前来阿伯丁的旅程中，他与各方斗智斗勇。涅斯捷罗夫神父是另一类型的冒险家，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像干这一行的。他体格魁梧，头顶几乎秃了，脸上那个蒜头一般的鼻子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大号的托尔斯泰。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在俄罗斯开展工作，正是这个梦想驱使他勇往直前，使他在那一夜看上去容光焕发。

涅斯捷罗夫神父对我说，他觉得将我们共同的梦想付诸实践的时刻到了。苏军已经占领了波兰，所以我们事实上已经身处苏联境内。东布罗夫斯基神父让我关闭东方礼传教区，也就暗中免除了我留守阿伯丁的责任，而我可以委托格里鲍斯基神父与拉丁礼教会照看阿伯丁的东仪天主教教友。这岂不是我们潜入俄国腹地的好机会吗？马卡尔神父和涅斯捷罗夫神父的论据堆积起来，我的热情被点燃了。最后，我们决定试一试，但前提是得到我们神长的许可。

当我们讨论到破晓之时，计划就更加明确了。马卡尔神父和涅斯捷罗夫神父先行返回利沃夫，随后马卡尔神父将回到阿伯丁找我，因为我们的神长都在利沃夫，所以一切都要从那里开始。与此同时，我要尽可能把阿伯丁的事务安排妥当，而且注意不能引起他人对我的怀疑。我仍记得那一晚对涅斯捷罗夫所说的临别赠言：“我们春天就到莫斯科了！”

一周后，马卡尔神父如约归来，我们两人在黄昏溜出了花园小屋，踏上通往斯洛尼姆的道路。火车从来不按时到站，买到准点的火车票是不可能的，但这对于我的格鲁吉亚同伴来说算不了什么。我们待在斯洛尼姆火车站，等到一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连票都没买就登了上去。我们在上车前没有遭到阻拦，列车迅速驶过了阿伯丁，我只来得及目送它飞速远去。

当列车员来查我们的票时，马卡尔神父向他抱怨起火车糟糕的服务和乱七八糟的行车时间表。列车员起初被他唬住了，但他的态度随即变得强硬起来。马卡尔神父更恼火了，但列车员也更加固执己见。列车员说，下一站是巴拉诺维奇，我们必须在那里下车买票，否则就要被赶下车。可怜的列车员并不知道我们是要前往利沃夫，而巴拉诺维奇这个铁路节点正是我们的目的地。

尽管到了巴拉诺维奇，我们还是买不到票。当天夜里有一辆开往利沃夫的火车，但普通车厢已经挤得满满当当，卧铺车厢则被官员预订了。这情况对马卡尔神父来说再好不过了，我们沿着铁轨一路小跑，爬上了车厢。此时，一位官员走近我们，对我们说这个车厢已经被他们预订了，但马卡尔神父飞快地用白俄罗斯语和他说话，成功地使他相信“我们是白俄罗斯党委的成员，正动身前往利沃夫，不希望在当晚受到任何打扰”。

这种事对马卡尔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我记得后来在利沃夫还有一次，他和我在深夜办事归来时，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用枪口拦住。马卡尔神父当时显得怒不可遏，根本看不出紧张的样子。接着他讲了一个冗长的、错综复杂的故事，然后斥责这位特工在大半夜拿着一把开了保险的枪向“两位党员”搭话。最后，那位特工或是出于恐惧，抑或是出于困惑，把我们放走了。马卡尔神父现在故技重施。官员为我们找了一个铺位，还保证不会打扰我们，于是我们风风光光地来到了利沃夫，在睡了一觉后，到达目的地时已经休息好了。

乌克兰城市利沃夫

利沃夫的条件并不比阿伯丁好多少。耶稣会士们只获准使用神学院建筑的一部分，因为俄国人已经着手把建筑物的剩余空间分配给其他家庭。他们再次宣称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人民"的财产，意图将一些人安置在这个以前由教会持有的住宅中，借此给民众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我们的神长比恩科神父从一开始就建议马卡尔.涅斯捷罗夫和我去找一间私人住所。我们后来找到了这么一个地方，那是在距神学院六个街区的一栋公寓里，里面住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华沙的难民，有很多犹太人。

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里，比恩科神父是担任神长的理想人选。他是个身材瘦高的男人，五十多岁的样子，有一个细细的鼻梁和一头浅色头发。你首先能注意到的是他的笑容，因为他经常微笑，但他快乐的外表下有一个精明强悍的头脑。比恩科神父还是一位优秀的神学家，许多耶稣会士认为他是波兰会省最优秀的思想家之一，事实证明，他更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一位应变能力极强的天才。

因为神学院的资金被没收了，为了维持团体生活，许多年轻的耶稣会神学生不得不寻找工作。涅斯捷罗夫、马卡尔和我，也在前往俄罗斯前找工作养活自己。我为一个劳工组织驾驶卡车，俄国人强迫这伙人将他们从城市里没收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运到铁路调车场，而这些东西最终将被运往俄国。

我很快就发现一场阳奉阴违的游戏在进行。我们这帮人大多有亲戚住在城里，所以从那些人身上"没收"的东西，很多都被直接运到城中别处的亲戚那里或者乡下的藏身处。其他的人则付钱给我们，让我们把他们的东西交给亲戚而不是俄国人。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但是送到卡车上的没收物品太多了，对其进行准确核对是不可能的，所以卡车上的人十分乐意欺瞒那些占领军。

刚在利沃夫站稳脚跟，我和涅斯捷罗夫就找到了比恩科神父，将我们的梦想告诉他：我们想去俄罗斯帮助那些失去司铎的社群。

马卡尔暂时脱不开身。但我们主张，被占领的道路和城市已经挤满了难民，而俄国人正从占领区雇佣大批人员去乌拉尔周边的工厂务工，可能永远不会有比当前更好的行动时机。我们的计划很简单：斯大林似乎对希特勒并不抱任何幻想，俄国人的工厂正昼夜不停地运转着，我们可以主动要求去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工作。

正如我之前所说，比恩科神父是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人，他同意让我们去。但是，他对我们说，我们必须先得到利沃夫东方礼总主教——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的许可。

利沃夫圣乔治主教座堂

涅斯捷罗夫做好了行程安排，一天后，我在都主教府和他碰面。都主教府坐落于圣乔治主教座堂旁的尤里亚广场，都主教是一位深受民众敬爱的长者，因此G产党人无法抨然攻击他。他的脚跛得很厉害，只能被人抬上椅子来与我们会面，但他的双眼十分明亮，头脑像警铃一样敏锐。都主教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等到我们说完话后才开始发言。

这位长者精明而和蔼，他对俄罗斯的了解来自于亲身经历。他先是夸赞了我们的热情，然后就我们将面临的困难做出警告。最后，当他明白我们有多想去的时候，便说："这样吧，我们姑且试上一年。我会允许你们进入俄国，但你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你的目的仅仅是研究情况，观察是否真的可以在俄国履行铎职。天主知道，他的人民需要你们。"

然后都主教开始将他听说的一些零碎信息详细告诉我们。他描述俄国人如何将所有曾在政府或警察部门工作的人——教师、律师、专业人员、贵族成员、甚至那些平均水平富有一点点的人召集起来，然后根据报告送他们去乌拉尔工作。他说，假如我们能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肯定会接受我们去做神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在俄国人中传教的可能性。

"但你们要记住，"都主教说，"这只是一次尝试，一次试探性的考察。我希望你们大约一年后再来找我，将你们的经历告诉我。" 话毕，他为我们做了降福，让我们在安排好行程后再回来接受更详细的指示。我和涅斯捷罗夫简直欣喜若狂，几乎没有听清这位和蔼的老主教就我们眼前的困难所作的提醒。当我们走在主教府的走廊上，我说：“我当时怎么跟你说来着？春天一到我们就在俄罗斯了！"

我们很快着手安排起这次俄罗斯之行。我们本能地向足智多谋的格鲁吉亚人马卡尔神父求助，马卡尔似乎在各处都有人脉，能将一切都安排妥当。第一个问题是拿到几份波兰人身份证明。我们希望自己是被聘请到乌拉尔地区工作，而不是被驱逐到那里，那么，显然我们就不能以司铎身份进入俄罗斯。而且，俄国人不太可能让我用美国护照入境，虽然涅斯捷罗夫是俄国人，但G产党人想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俄国，如何离开俄国，他在波兰做什么，又为什么要回来。

不过，身份证明对马卡尔来说不是问题，它们必须是假的，但不必伪造。马卡尔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以前的政府官员，并从他们那里拿到了两套正式的波兰身份证明文件，然后带回来给我们。接着，涅斯捷罗夫和我开始为自己创作简历，在里面说明我们两人为什么没有家人陪伴，要在这种情况下独自去乌拉尔地区为俄国人工作。我成了 "弗拉基米尔·利宾斯基"，一个波兰鳏夫，他的家人在一次德国空袭中丧生，涅斯捷罗夫则变成了"库拉尔斯基"，当我们对自己的生平感到满意后，马卡尔便把填好的文件拿给那些前政府官员。文件经过盖章、密封以及正式签名后，我们的新身份便完成了。

带着这些证件，我们来到了Леспромхоз公司（译者注：苏联的一家林业国企，全称лесное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的办公室，这是一家大型林业联合企业，在利沃夫为乌拉尔地区招聘工人。他们急于招工，所以没问太多问题，我们当场就被录用了，而且拿到了工作证。他们要我们一周后再来报到，听候进一步的指示，届时，我们还将得到火车票和150卢布（约合15美元）的预付款，用来支付工资和旅途中的食宿开销。

一周时间意味着我们没有太多时间用于准备了，但我们还是热切地盼望出发。我们最后一次和比恩科神父谈了情况，我同意把自己的美国护照和涅斯捷罗夫的俄罗斯护照留在利沃夫的耶稣会士那里，这样我们从俄罗斯回来时就能拿到了。谈话末了，比恩科神父将我任命为本次俄罗斯之行的临时神长，我将负责决定回国时间和工作内容等事项。

最后，我们回主教府拜见都主教，把自己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向他作了汇报，给他看了我们的身份证和工作证。都主教对我们选择的名字不太满意，他说这些名字听起来太波兰化了，而我们本该取白俄罗斯或乌克兰名字。"但是，"他说，"现在改名已经太晚了，我们只能希望它们别出什么差错。"然后，他又一次和我们详细梳理了为这次任务所设的限制，以及我们的工作类型。

作为最终的保险，都主教从一本书上撕下一页，又把这一页撕成两半，一半给了我们，另一半自己留着。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派人给他送信，特别是如果要从乌拉尔向他派遣神学院候选生，就从我们那页纸上撕下一片一同送来，这样就可以和他保留的那半张纸进行比对，以证明这个人或这条信息确实是从我们那里来的。

长时间的讨论结束后，我们跪下接受都主教的降福。他注视了我们很久才进行祝福，但一句话也没说。在这个有些黯淡的结尾，一个修女带着她们为本次旅程所准备的白面包走了过来，那个面包足有一个马车轮那么大，修女们还答应会为我们祈祷。

第二天，我们回到林业公司听取指示，得知要在3月15日上午到利沃夫火车站报到。公司没有发火车票，只给了我们一个车厢号。此外，我们收到的钱不是先前期待的每人150卢布，而是两人一共150卢布。这笔钱将使用到我们抵达丘索沃伊的目的地为止，而这趟行程可能需要花费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

3月15日恰好在1940年入春前的一周，这似乎是个好兆头。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夜，我们去办了告解，随后接受了比恩科神父的降福。次日清晨，我们在小圣堂里做了出发前的最后一次弥撒，然后收拾好弥撒用具和行李箱，把那一大块白面包和一磅重的猪脊膘塞进衣服里，向火车站和俄罗斯进发。勇敢坚定的马卡尔陪我们去火车站，并为我们送行。

在89725号车厢里，沿车壁放置着两排粗糙的木板床铺（马卡尔称其为“上铺和下铺”），地板上铺着稻草，车厢顶部有一个通风口。其余的陈设只有一个用作炉子的刺破的旧油桶，以及一个用作厕所的泔水桶。车厢里没有窗户，不过车厢侧壁的缝隙大得可以让我们看到车外，还有风从中吹进来。

出发时，我们所在的车厢里有二十五个人。我们的大多数同行者都是在纳粹侵入波兰前逃亡的犹太人。弗朗克是第一个做自我介绍的人, 他是华沙的共产党员，在华沙被德国人攻陷前离开了这座城市。他曾在阅读共产文学的过程中了解到苏联是工人的乐园，于是无家可归的弗朗克决定带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十岁的儿子，还有他的侄子，去那个共产文学描绘的乐园生活。

弗朗克并不是这场旅途中唯一带着孩子的人。火车上拖家带口的人为数不少——祖父母、父母和孩子都在一起。他们就像随处可见的难民一样，离开世代居住的家乡，带上所有家产前往异国他乡开启新生活。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也表现出了不起的友好精神，每个人似乎都在尽全力帮助和鼓舞他人。

从利沃夫到乌拉尔的旅程漫长而曲折。我们先是到了文尼察和基辅，然后经布良斯克和卡卢加到达高尔基，再往东到了喀山和乌法，最后沿着乌拉尔山脉和丘索瓦亚河向北行进，抵达距彼尔姆约50英里的丘索沃伊镇，它当时的名字还是“莫洛托夫”。铁路上每一列火车的优先级似乎都高于我们的工作班列，我们在连续的错车让行和发车之间前行。有时，我们会在发车前临时停上两天。

从某种意义上说，频繁的停车是一种幸运。停车让我们有机会四处逛逛，清理用作厕所的泔水桶。我们还轮流去打水，以满足不断的干渴，或试着买些食物。但我们基本上买不到任何食物，沿途城镇的餐饮店什么也不卖给我们。他们会说：“我们的食物只够镇上的工人们吃，我们帮不了难民。”工人的乐园里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这令弗朗克感到震惊，但他将其归咎于战争。

我们每人每天可以在餐车上买到一小块面包，有时还可以买一磅左右的小焦糖，如果幸运的话，甚至可以从路过的农夫那里买到一颗洋葱或白菜。但我们所吃的食物，大多数还是我们出发时带的那些。涅斯捷罗夫和我一起生吃了身上带的一磅猪脊膘，大口大口吃着买来的面包和水。

三月的空气生冷而潮湿，此时我们的另一个巨大的需求就是给车厢供暖的燃料。我们不久就能熟练地从车站的煤堆偷煤，或者在铁道上捡煤块。有时，我们甚至趁火车临时停车的时候，从发动机里抢走煤块。

沿途城镇的居民对难民疑虑重重。有一天，火车在文尼察和基辅之间的路段临时停车，当时正好轮到我去取水。最近的水源是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场，弗朗克的小儿子亚伦对我很有好感，于是陪我一路走到了那里。我们还没来得及走到泵房，一个女人就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开始像泼妇一样对我们大喊大叫。她叫我们“波兰人”、“流浪汉”和“肮脏的难民”，还说我们无权使用农场的水泵。她又说，她会在我们“污染”水源之前把狗叫出来，所以我们最好赶紧离开。

那天我们走了很久的路，又渴又累。她的尖啸成了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我开始以牙还牙，年轻时在谢南多厄的街道学到的骂人话从我口中喷涌而出。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这些词说话了。那个泼妇一时目瞪口呆，然后安稳地撤回室内。小亚伦当时什么也没说，但他之后肯定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的父亲，因为后来在车厢里，弗朗克里走到我身边开起了玩笑：“我从没想到你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你肯定是把那个老太婆骂跑了！”那一刻，我很高兴没让车上的人知道我和涅斯捷罗夫是司铎。

我们大约就是在那天夜里穿过了波兰和俄罗斯战前的旧边界——尽管我把那一天误记成了第二天。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3月19日，圣若瑟瞻礼日。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用肘碰了碰涅斯捷罗夫的肋骨，小声对他说："你到了——在春天到俄罗斯了！"正如我在利沃夫的主教府对他所说的那样。

我们在沉默中对视了片刻。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终于在做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那节车厢里没有人知道我们是神父，但我们明白这并不重要。越过边境带给我一种奇怪的兴奋感和孤独感，让我想到过往生活的起始与结束。我不禁猜想，我们是否会像先前的许多司铎一样为信仰献出生命。记得那一夜入睡时，我跟着车轮撞击铁轨的节律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

利沃夫和丘索沃伊之间的这段走走停停的颠簸旅程，是一个绕了1500多英里的大圈，总共花了我们两周多的时间。除非我们临时停车，或者从缝隙中向外偷看，否则，我们看到的风景就只有车厢的四壁以及从车顶的通风口射出的一束晃眼的阳光。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奋力地活了下来。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谈话也在几周后变得了无新意。家庭的成员们在自家人之间谈论着家乡以及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我们还聚在一起讨论了乌拉尔地区未来的机遇。

在临时停车时，常常有新来的人成群结队地挤进车厢，他们出于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理由前往乌拉尔地区工作。对于新来的人，大家的态度很复杂：此时车厢已经显得太小了，而这些人占用了车厢内的宝贵空间；食物基本已经被吃光了，就连餐车也无法继续每天提供面包了，这些人使我们需要喂饱更多的肚子。但他们也带来了新的话题和新的信息，也许是只言片语或一两则新闻，可以打破我们一成不变的生活。

漫长而折磨人的两个星期过后，列车终于停靠在丘索沃伊城外，这是我们旅途（pilgrimage）的终点。城镇沿丘索沃伊河的右岸而建，距莫斯科东北约750英里，在这里，丘索瓦亚河于乌拉尔山麓汇入乌斯瓦河。丘索沃伊曾是一个很大的林业中心，原木从河流上游漂流而下，在这里被装上火车运往彼尔姆，如今的丘索沃伊是一个繁荣的城镇，为乌拉尔地区的俄国军需生产木炭和生铁。俄国人正在努力开发这一地区的丰富的铁矿藏，他们沿河岸建设了许多巨大的煤窑和矿窑。

红点标记的地点就是丘索沃伊

我们已经到了丘索沃伊，但不会停留在这里。我们在铁路调车场得知，我们的工作地点将是“乔普拉亚戈拉”（Тёплая Гора）的伐木营地，那是丘索沃伊以东约50英里外的另一个繁荣的小镇，而不是我们如今身处的丘索沃伊。然后我们被交给了承运者（或称管理员）——一个高而瘦弱的，贼眉鼠眼的审查官。他把我们叫出车厢排队，检查证件，并且清点人数，以防任何"志愿工"在途中逃跑。

审查官似乎立刻就对我和涅斯捷罗夫起了疑心，因为我们两个人没有带家属。我只得将自己的悲惨经历告诉他，对他说我在德军空袭中瞬间失去了妻子和孩子。我说，我们一家人当时正在过马路，突然炸弹在我们身边爆炸。我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被炸死，而我被炸到了马路对面。当我爬进弹坑时，发现妻子横躺在我们最小的女儿的尸体上，两个人都死了，其他的孩子失踪了。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已经完了，于是决定去乌拉尔地区的伐木营地开启新的生活，那里据说工资很高，而且很少有人会向我问这问那。

审查官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但他除了嘀咕了几句，并不时地瞟了我们几眼外，就没有再说什么。虽然通过了审查，但我觉得最好把自己的生平润色一下，让这个故事在下一次问话前更感人。在审查官确认人数无误之后，就开始向我们下达指令。他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是把我们当成了法庭上的犯人。

他告诉我们，在到达乔普拉亚戈拉之前，若没有他的允许，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车厢。每节车厢的代表将获准到丘索沃伊采购食物——他认为我们从利沃夫到这里来一定饿了(这句挖苦是他说过的最有人情味的话)。他继续说道，我们的住宿地点是乔普拉亚戈拉的营房。我们将得到最低工资，但收入是否足以维持我们的衣食住行，取决于我们的努力程度以及我们赚到的奖金。我们既然是自愿来工作的，就要好好工作，乌拉尔绝不是夏令营。然后，他几乎是后知后觉地补充说，逃亡者将受到严惩。另一个不能容忍的罪行是醉酒。家长们要确保他们的孩子不会犯事。

总之，这简直就是在接收自愿工作的生产队。怀抱着工人乐园幻想的弗朗克惊呆了。但至少有这里有食物可吃，而我们早就饿坏了。审查官让我们解散后，我们徐徐返回车厢，把稀少的资源集中起来，享受了两周以来最好的一餐。这是一个失误，因为我们在那里停留了将近三天才启程前往乔普拉亚戈拉，但在当时，我们不可能知道要呆这么久。那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有钱买食物，为了吃饭，有些家庭甚至把他们从利沃夫一路保管过来的财物给典当了。

三天后，将近饿死的我们在瓢泼大雨中抵达了乔普拉亚戈拉。审查官把我们转交给一名党员和一些Леспромхоз公司的代表，所以我们不得不站在雨中又一次接受人数清点，以确保所有丘索沃伊的人都到了乔普拉亚戈拉。手续办完后，我们被告知去把自己的物品装上马车，前往坐落于镇外山坡上的伐木营地。

我们在倾盆大雨中前进，我和涅斯捷罗夫帮助弗朗克一家和其他家庭把他们的财物装上马车。土路变成了泥河，马匹艰难地向着一英里外的营地行进。我们总是要从马车上跳下来，将路上的障碍物挪开或者把马车从深沟里推出来，我们站在厚达脚踝的泥泞里，身上沾满了马蹄扬起的泥浆。

伐木营地的营房是全新的，尚未被使用过。墙体中大块区域的木头已经变形，里面塞满了泥巴和粉饰灰泥一般的涂墙泥。房间之间的隔断做得很粗糙，透过接合很差的木板，你可以看到隔壁房间人的一举一动。如此一来，这里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但大多数家庭至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而我和涅斯捷罗夫因为没有带家属，所以被分到了同一间宿舍。

床上有干净的床单——实际就是铺在床板上的草席，地板经过了擦洗。营房的每一个隔间都有干净的粗制木桌和一个用于取暖的炉子。做饭则是在房间走廊尽头的另一个炉子上进行的，它在饭点时由所有人轮流使用。营房里的大多数人都是30年代集体化时期被派来的老员工。他们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大张旗鼓地为我们分配床位，并向我们介绍了日常的例行事务。这几天里，我们这些新来的人没有工作，而是将时间花在熟悉营地和工作面试上。

涅斯捷罗夫被分配到办公室工作，而我就没那么幸运了。自1940年夏季至当年10月，我在一个混编生产队（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里作为非熟练工人工作，我要将从河里拖来的原木堆成6英尺高、30码长的木材堆。那是个很辛苦的工作，木材堆的高度超过了我的身高，所以我必须将最后的几根原木举过头顶。我没有手套，只能用裸手抓着粗糙的树皮工作，磨得双手都出血了。

工资水平取决于你一天堆放多少立方米的原木。在最初的几个月，我的收入很少。我经常被安排到工作队列的前端，在水中和地面之间来回工作，负责捞起原木交给队列后方的人。这里的工作有一半在水中进行，有时，我必须潜入水底将沉下去的原木捞起来，还要踩着烂泥处理一根6英尺长、2英尺粗的浸水梁木，这简直是要了我的命。

涅斯捷罗夫是办公室的新员工，所以也赚不到多少钱。我们把工资集中起来买食物，有时钱只够买一块黑麦面包，甚至可能连一块黑麦面包都买不起, 因为我们还得支付营地的住宿费，那些费用在我们看到薪水之前就被扣除了。我们的钱在第二周就花光了，为了凑够买食物的钱，我把自己带来的一件毛皮大衣卖掉了。

老员工都很友好，但额外工作是有奖金的，所以他们认为占新员工的便宜没有什么不对，不久后就开始投机取巧。如果不小心的话，你所堆放的原木数量可能会在一天工作结束时记在别人的账上。我知道要在清点数目时确保自己在场，还要再三检查清单，看我所完成的工作是否如实上报。渐渐地，我变得越来越熟练，了解了其中的诀窍，我和涅斯捷罗夫不久后就被营房的老员工接纳了。

我们仍记得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的提醒，所以起初十分谨慎。我们从未与这些人讨论过宗教问题，但我们一直保持倾听，试图了解他们的感受。我们这群人中有很多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会时不时提起和宗教有关的话题，每到此时我们就会观察周围人的种种反应。老员工从前大多是农民，他们留恋宗教，正如留恋他们从前的生活一样。在困境中，他们会大叫 “主呀，主呀！”（"Господи! Господи ！"）穿插着几句赌咒发誓。对他们来说，宗教并不比别的事物更有意义, 他们也从未公开参加过任何宗教活动, 因为这里是共产主义的地盘，宗教被视作“弱者的鸦片”。

有时，在一个无神论者嘲笑宗教之后，我们会和其他几个人坐在角落里，努力把他的话听完。我们起初对待这些事都很小心，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考察能否在这里履行铎职，而不是让别人发现我们的司铎身份。

当然，在营地里做弥撒是不可能的。不过，涅斯捷罗夫和我时常在工作之余去森林里散步，并且在那里做弥撒。我们将一个大树桩用作祭台，当我们中的一人献上圣祭时，另一人就在路边望风。这是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经历，你可以听见花栗鼠在茂密的森林中奔跑，鸟儿在头顶上聚集，突然间，你似乎离大自然和天主很近了。一切都显得很美好，也显得有些神秘，所有的危险都暂时离我们很遥远。

在其他时间里，如果能有一个小时的独处时间，但又不能离开营地去做弥撒的话，我们就会轮流背诵和记忆祷文，直到它们烂熟于心。我们知道弥撒用具可能会被别人发现，如此一来肯定会把书和祭衣弄丢，但我们下定决心，只要能拿到面包和酒就会去做弥撒。

尽管我们心怀崇高的理想，享受着与天主亲近的时刻，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对现实视而不见。营地的生活条件、对于身份暴露的恐惧、领导人在多次工人会议上有关宗教的宣讲、营地的人们表现出的麻木不仁——一切都使我们的“传教”与梦想看上去徒劳无功，我们很容易灰心丧气，或者沉浸在因一事无成而感到的失望中。

尽管如此，我们知道许多人的内心是虔诚的。他们也在暗中祈祷。至少，有很多人说他们希望有一座教堂，能让他们的孩子受洗(我们曾告诉他们如何让孩子们受洗)。在沮丧的时候，我和涅斯捷罗夫以天主的旨意和他的全能安慰自己。我们把自己的现在与未来全部交托在天主手中，然后继续工作。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祈祷。我们常常自嘲，互相提醒我们成了真正的“行动中的沉思者”，正如圣依纳爵在他的《神操》中所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愈显主荣”。我们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用来活命的食物，也不只是为了让他人接纳我们，而是因为工作就是我们当下的“圣召”（vocation），是我们的“职务”（ministry）。我们就是工人。

我们生产队里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Стахановцем）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俄国青年，他大约二十五岁，总是要为了"光荣的革命"而努力打破自己的生产记录。“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说法源自顿涅茨煤田的一名矿工——阿历克塞·斯达汉诺夫，他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联英雄，据说他在矿区的一个班次中，完成了超出普通定额十三倍的工作量。他的事迹在苏联广受赞誉和传颂，正如美国西北部伐木营地的保罗·班扬或匹兹堡周边钢铁厂的乔·马加拉克那样。我暗下决心，假如他能为共产主义的荣耀做这么多，那么我也能为天主的光荣做这么多。

        阿历克塞·斯达汉诺夫，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劳模"

当然，像我这样的小个子不可能真的匹敌那个年轻的俄罗斯巨人，但我不会让他轻易取胜。几轮工作下来，他以单个班次堆放58，59，60立方米原木刷新营地纪录，而弗拉基米尔·利宾斯基则以53，54，55立方米的记录紧随其后。这场竞争在营房里成了一个固定的笑谈, 老员工都怂恿我击败那个俄罗斯壮汉。

然而，我作为一名工人所赢得的名声，并没有打消我们的朋友——审查官的疑虑。一天晚上，营房一英里外的一个谷仓着火了。警报甚至还没传到我们那里，审查官就跑过来确认我和涅斯捷罗夫当晚有没有出去过，他确定是我们放的火，直到同一间营房的人对他说我们没有出门，他才把火灾的事告诉了我们，然后命令我们出去帮忙灭火。

1940年入秋时，我应聘了卡车司机的职务。那时，我已经是一个深受大家（除了审查官）信赖的工人，而且获得了升职，所以我被送到丘索沃伊参加驾驶员考试，并申请驾照，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我甚至取得了“一等司机”这个当时的最高评价。所以回到乔普拉亚戈拉后，我分到了一辆卡车。那是一辆故障频发的旧皮卡，可能曾为亨利·福特的Model T汽车提供过灵感，它后来让我吃了不少苦头。涅斯捷罗夫也获得了升职，调到了调度室工作。由于有了新工作，我们还得到了一个私人房间，并与另外两位来自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镇的俄罗斯司机共用房间。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拿到了俄罗斯护照。营地里的党员经常在夜晚给我们讲授工作、政治、共产主义或无神论，有一天晚上，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俄国护照对我们这些志愿工有好处。有了护照，我们可以更自由地在全国各地活动，如果只有工作证的话，我们就只能呆在被分配的地方。他还说，有了俄罗斯护照，我们无论到哪里找工作都会更容易。

涅斯捷罗夫和我商量了一下。俄国护照可能会使出国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能让旅行更方便，那么我们回利沃夫也会更容易。最后我们决定去拿护照的时候，没有碰到任何阻碍，只需上交身份证和工作证，填好表格，大约半小时后护照就到手了。

这时，我们还写了一份报告给舍普提茨基都主教，也给马卡尔写了一封信。马卡尔很快回信告诉我们，他希望在春天的时候加入我们的行列。如今，我们在谈论宗教时越来越大胆了。我已经和营地里的许多孩子交上了朋友，常常问他们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关于天主的知识。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有一次，一个共青团员听到我在和孩子们谈论天主，他就让他们不要接近我。那位共青团员说，谈论这种事会让他们惹上麻烦的。

我发现青少年对宗教特别感兴趣。他们在学校里听过很多对于宗教的议论和嘲弄，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宗教的事。我们以采蘑菇或越橘为借口，安排在下夜班后在森林里聚会。我们会在一个小山丘后面或某个地势低陷的地方谈上几个小时，谈论天主，以及天主与他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满腹疑问，渴望学习。在这样的聚会结束后，他们会让我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我们所谈的事情，之后我们会通过不同的路径回到营地。

像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一样，乌拉尔地区的冬天来的很早。伐木营地的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艰苦。温度计显示零下40度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只要没有刮风，寒冷就尚可以忍受。即使是在大雪中，工作还是照常进行着。

有一次夜班，大约是凌晨两点，我的卡车因为油管堵塞而在树林里熄火了。我不得不去修理它，否则就要冻死。当时天很黑，而且没有工具，我把引擎盖拉了起来，靠着对发动机的直觉开始工作。我找到了油管的位置，然后用手指扭动油管接头，直到手指感到酸痛为止。终于，油管接头开始松动了。

这时我的手已经被刺骨的寒风和冰冷的金属冻得麻木了。我只穿了一双低帮鞋，此时脚踝陷进了雪中。在解下油管之前，我跺了跺脚，想让脚上的血液稍稍恢复循环，同时不停地扭动双臂让血液流回手上。终于，我松开了油管接头，解下了油管，然后将大拇指插进油箱口以防止油气溅到地上。我试着把油管放在手中捂热，然后把它放在唇间，用气把堵塞物吹出来。在全然的绝望之中，我交替进行吐气和吸气，直到感觉油管疏通为止。

现在，我的手又麻木了。我几乎无法把油管接头装回油管口。我试了几下，期间油箱里的油气溅到我的手上，它们在我手上冻得发白。然后，我只得再次将拇指插进油箱口，同时把另一只手含在嘴里让手指解冻，使它能继续工作。大约几小时后，我才把油管接头装回去。

我的双手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我起初以为手可能冻住了，但它们又一点一点地开始发出刺痛，然后随着温度的恢复剧痛起来。我跺了跺脚，击打了交叉在身上的手臂，以便在油箱的油气漏光前完成修理工作。最后，我用酸痛的手指拧紧油管接头，关上引擎盖，徐徐回到卡车驾驶室里。发动机被水淹了，我无计可施，只能等着水排干净。等到我把卡车开回车库时，已经是黎明了

下次卡车故障时我就没那么幸运了。我没能把它修好，不得不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在严寒中等了四十八小时，直到另一辆卡车沿路驶来。那时，我的两边脸颊都冻僵了。右边的脸虽然已经解冻，但迎着风的左脸从眼睛到下巴的那一块依然是肿的。最后，它结痂了，疼痛的地方也缩小到原本面积的四分之一，但我的脸颊要等到我在监狱的第四年才完全恢复正常。

我开始想，也许申请驾驶这台老旧的福特Model T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之一。不过在其他方面，这辆卡车还是帮了很大的忙。我经常开车给森林里的工队送物资，他们中有很多是应召来这里工作的。在他们卸车的时候，我有机会和他们聊天。在运载物资途中，我也可以偶尔拜访营地外山头上的农户。这些人大多是白俄和乌克兰的老流亡者，在1937年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高潮时期被派到这里。他们住在山上的木屋里，靠种田艰难维持生计，如果伐木营地或生铁厂有活干的话，他们也会去那里打工谋生。

他们很淳朴，易于交谈。和营地里的人不同，他们会毫无顾忌地谈论天主和祈祷, 谈起他们希望能有一个教堂或一位神父。由于当时我还在摸索自己的道路，而且非常清楚都主教的告诫，所以并没有把自己的司铎身份告诉他们。

无神论是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宗教依然在苏联的民间与边缘人群存活下来

我偶尔去丘索沃伊的医院看望病人，那些病人是为数不多知道我是神父的人。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神父，这可能会带给他们更多安慰，我为他们的康复所允诺的祈祷也会更有意义。起初，我还指望能听到临终者的告解，然而，医院的探视只能在探视间里进行，那里总是很拥挤。我从未见过重病患者或垂死的人，而且我觉得在那里施行圣事的风险太大了。

但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一定是引起了怀疑。1941年1月，我和涅斯捷罗夫突然被命令调往丘索沃伊，而且有关方面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收拾行李，就被送上了开往丘索沃伊伐木场的火车。也许我们的老朋友审查官就是这次调动的幕后主使，不然，只有我和涅斯捷罗夫被选中就太奇怪了。

在丘索沃伊的伐木营地里，涅斯捷罗夫还是在办公室工作，而我回到了生产队，在炭窑里堆放木材。不过，这种改变还是带来了一些好处。首先，当我们的财力足够时，可以在城里买东西吃。另一个好处是我们似乎自由了许多，尽管调动的理由有很多疑点。

我们在营房里与一个叫瓦列里的犹太人和两个波兰人同住一个房间。其中一个叫福克斯的波兰人，是个瘦弱憔悴的男人，留着黑色的头发，嘴唇紧紧地抿着。他窄窄的鼻子上戴着一副夹鼻眼镜，看上去总是在眯着眼睛，就像漫画里的学者那样。他以前是维尔纳的一名铁路官员，现在和涅斯捷罗夫一起在营地办公室当会计。

瓦列里，那个犹太人，是个活泼的大块头，他是每场谈话的中心人物，时常妙语连珠。他很年轻，大约二十四岁，总是在回忆自己在剧院的演员生涯。他在德军逼近时华沙时从那里逃了出来，但他来丘索沃伊却不是为了工作。瓦列里和另一个波兰人雅诺奇是伐木营地里最聪明的两个"投机分子"。他们会一连消失好几天，凭借自己的机智靠以物易物为生，为了逃避工作而不惜一切代价。只有在饿了或者需要钱的时候，他们才会回到营房。雅诺奇是个栗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他说他以前是华沙的商人，但谈到自己所做的生意时总是含糊其辞。

瓦列里和雅诺奇还发现了怎么在丘索沃伊弄到酒。如果你在餐厅点了一份的套餐，食物就会包含3、4盎司的威士忌。如果你在餐厅开张后半小时内赶到那里，一份套餐可能包含一些土豆、一杯什锦水果、一些豆子、一碗蛋羹，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还会有一块肉。如果你到店的时间稍晚，一份套餐就意味着一碗汤、一些白菜和一盘麦粥（каша，一种砂砾状的，类似于燕麦片的物质），可能还有用作甜点的蛋羹或一块焦糖。在周六的晚上，等到餐厅开张一个小时左右，瓦列里和雅诺奇就会集资送我进城。我会点一份套餐，吃掉麦粥，然后把威士忌倒进一个瓶子里。接着我会去另一家餐馆点一份套餐，把威士忌收集起来，然后重复这个套路，直到我的钱用光或瓶子装满为止。我自己基本上不喝酒，所以他们觉得把钱和威士忌放在我这里更安全。

麦粥（каша）是俄罗斯人的主食之一，齐赛克神父会在将来的生活中经常吃到它

作为回报，瓦列里、雅诺奇（如果他们在的话）和福克斯每天都会在小卖部排队为我们买每天的面包配给。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和涅斯捷罗夫会在我们的房间里做弥撒。在我做弥撒的时候，涅斯捷罗夫会站在门外防止别人进来，之后我也会为他望风。

在丘索沃伊，我们把弥撒用具藏在看门人的房间里。她整天都在门房里，能够确保行李箱不被发现。某一天我向她讲述了自己如何在空袭中失去妻儿，自那天起我们就成了朋友。她听完这个故事后掩面而泣，我感到有些内疚，但已经来不及修改自己的身份和故事。自那以后，每当我晚上回到家，身体因室内外冷热交替而变得虚弱时，她就会用炉子烧热水供我洗漱，然后给我一杯热咖啡或热汤，可能还有一些麦粥。为了回报她，我一直在教她的小儿子读书写字。

在丘索沃伊，伐木营地的工人们也在应征入伍，人们都说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每周我们都要接受三到四个夜晚的军训，在下班后去报到，学习武器手册、通常的军事操练以及如何保卫一个挖好的阵地，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去列宁格勒的前线服役。演习可能会持续到凌晨1点或1点半，我们没有军服，只能穿着工作服参加军训。

6月初, 丘索沃伊营地的第一个连（рота）将出发前往列宁格勒，如果德军来了，列宁格勒将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守住的地方。我接到通知，我所属的连将于6月19日启程前往列宁格勒。这是我和涅斯捷罗夫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即将分别，因为此时他还没有被动员起来。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毕竟决定权不在我们手里。

几个夜晚后，秘密警察在凌晨3点包围了营房。涅斯捷罗夫和我，还有我们的室友——福克斯、瓦列里和雅诺奇都被当作德国间谍逮捕了。我不知道当天晚上营房里还有多少人被逮捕，但肯定为数不少。

负责指挥的内务部（NKVD）年轻特工用枪指着我们，而他的同伙在房间里进行搜查。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两瓶弥撒酒，一袋半磅重的牙粉，一卷棉布，以及门房的小男孩用来练字的纸。这些物品随后被鉴定为"硝酸甘油瓶"（因为酒是白色的）、"用于制造炸弹的火药和包装物、"加密的代码" 。这个鉴定听起来很荒唐，但一点都不好笑，因为那天凌晨3点，内务部特工在营房的一片骚动中正用枪指着我们。我们获准收拾了一些东西，随后被押往丘索沃伊的监狱。

一开始我被关押在丘索沃伊的少管所，这是一座有八个房间的旧房子，现在用于拘留嫌疑犯。那天晚上，营地里还有很多人被抓，所以监狱里挤满了人。狱警检查了我的财物，仔细地把里面的东西记录在本子上。然后，我被拍下了正面和侧面的照片，被带到一间牢房里。实际上，这间牢房只是这座老房子的一个房间，大概有十英尺见方，里面已经挤着二十五到三十个年轻人，年龄从十岁到十七岁不等。

狭小的房间里非常闷热，大多数小伙子除了一条短裤外什么也不穿。我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看上去相当滑稽，但我必须要好好利用这一点。“你们好!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面对他们怀疑的目光，我谨慎地笑着。然后，我把口袋里的两包黄花烟草(махорка)送给几个较为年长的小伙子，他们欣然收下了。

“你为啥被抓进来，老爹？”一个又矮又胖的十七岁年轻人大声问道，他的眼睛里带着笑意。“他们说我是德国间谍。”然后我便给他们讲起了自己被捕的经过。等到他们笑完了“硝酸甘油”的故事以及用牙粉和棉布制造“炸弹”的想法，我们已经成了朋友。那个叫我“老爹”的黑发小伙名叫万亚，他有一双热情似火的眼睛，似乎对我被捕的经历特别感兴趣。万亚看上去是这伙人的头儿，他告诉众人，谁要是敢找我麻烦，就得先过他这一关。

他们实际上都很友善，甚至还为我表演了一个小节目。他们每人讲一个故事或笑话——大部分都是些下流话，还唱了一些粗俗的歌曲。我将其视作他们接纳我的标志。晚饭时，他们把第一碗麦粥让给了我，然后分食剩余的部分，当晚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最适合睡觉的位置。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了出来，然后在重兵看管下乘火车前往彼尔姆的州（область）监狱。在那里，他们又给我拍了照片。我的头发被剃光，衣服也被脱掉，最后被押进一个大约30X30英尺的大牢房。我早上进去的时候，牢房里有五个人，而到了晚上，牢房里挤了一百多个人。

因为德国人的入侵, 俄国人似乎连具有最低嫌疑的人都全部抓起来。我们通过对比各自的遭遇，发现他们似乎是根据事先拟好的名单开展工作的。我们当中有教师、普通工人、政府小职员、律师和一些士兵，几乎所有人都被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认为具有安全隐患，或者有意无意地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档案。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一个名叫马丁的中年男人，他曾在彼尔姆的一座汽车厂担任显要的职位，然而，由于他在1930年代曾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如今正为此付出代价。

托派是苏联大清洗的重点整肃对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人越来越多，牢房逐渐乱作一团。囚犯们变得神经紧张，容易激动，仅仅因为不小心用手撞到了邻人的肋骨，他们就会打起架来。傍晚时分，一个自称是鞑靼人的红发青年被人推入牢房，他手里拿着两块面包。当他拒绝分享的时候，几个人上前抢夺面包，他便大喊大叫起来。为了让他安静下来，有人用一条毯子包住他的头，然后他的邻人无情地殴打他，直到他闭嘴为止。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站在一旁的人对他说，他活该被打——在监狱里，你必须和他人分享。

我们在第一天没有得到食物——因为被捕的人很多，而且来的很快，所以监狱方面没有给囚犯安排食物配给。之后，我们每天吃三顿饭。早上，他们给我们每人600克（约1.5磅）面包、一些开水和两小块糖。中午，我们得到半升汤。晚上，两三勺麦粥。这就是我们的食物配给，但你未必能拿到自己的那份。警卫仅仅是把食物装在桶里送进房间，然后让囚犯自己分配。

我在那个牢房里待了将近两个月。牢房里总是很拥挤，但囚犯在不断更换。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离开的人后来遭遇了什么事，囚犯们最害怕的事情和谈话的焦点就是大规模处决。那个托派分子马丁，在一天下午的审讯结束后，用肩膀撞出一条路向我走来，将一块他在早餐时藏起来的面包给了我。“这是给你的，”他说，“如果你能离开这里，试试去找我的妻子吧。我知道我要被枪毙了。”当晚，他被叫出牢房，一去不复返。

当然，在那里是没有隐私的，即使是在解决生理问题时也没有。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成群结队地被押去监狱的厕所，但在其他时间，我们必须使用牢房里的马桶，房间里的气味简直臭不可闻。每天下午，我们还要成群结队地被押去院子里散步，大约有二十分钟的运动时间。平时，我们就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牢房里，连舒展身体和睡觉的空间都没有。唯一保障隐私的方法，就是像许多人那样缩在房间的一角，只和一两个离你最近的人交谈，尽量不理会房间里别处发生的事情。

每隔一段时间，警卫就会喊出一个名字，然后就有人被带走。有时，那些人再也没有回来，更多的时候，那些人只是被传唤去问话。回来的人中，有些哭个不停，有些人愤怒，有些人沮丧，还有些人被打得鼻青脸肿。那些在先前的大清洗中被关进来的人，都很愿意教你在审讯时该如何表现，如何说话。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这些建议在你进入审讯室的时候帮不上什么忙。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告诉审讯员就离开，但你绝不会体面地回来。

在彼尔姆，我第一次接受了严格而无休止的审讯。第二天，我被警卫叫了出来，顺着走廊走到一个小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既不庄严也不可怕，只是简单地摆放着一张供审讯员使用的办公桌、一两把椅子和一个铁制文件柜。审讯员是一个体型高大，身材魁梧的黑发男子，看起来像是哪里的学者。他安静而沉稳，言谈举止十分谨慎，显然在之前做过功课。然而，他却能用一种我永远无法习惯的恶意来骂人，每当我听到就会胆战心惊。

他请我坐下，然后停下手来看了几张文件。最后，他抬起头来，轻声问道：“你是谁？” 我复述起利宾斯基的故事。他挥了挥手，像是要把我所有的伪装都清除掉。“不，不，不，”他说，“你不是利宾斯基，你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波兰人。你是一个名叫齐赛克的神父，是一个为德国人工作的间谍。事到如今，你为什么还不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呢？”我惊呆了。我不知道他们知道这件事多久了，他们又监视我多久了。或许，他们是从丘索沃伊医院的波兰人那里得知我是神父，但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用某种方法逼涅斯捷罗夫说出来的？如果有这个可能，他们到底知道多少事？

在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之后，审讯员笑了笑。“你看，你的事我们知道的一清二楚。考虑说实话吧。” “好吧，”我回答，“事实上，我不是德国间谍。” 他没有回应，而是站起身来，走到了文件柜前。他从最上方的抽屉里拿出从我房间里搜出的东西：两瓶酒，一袋牙粉，一卷棉布，还有几页写了字的纸。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摆在桌子上。

如果他以为这对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他要失望了。现在轮到我发笑了。“你否认这些是你的东西吗？”他终于问道。“不否认，它们是我的东西。” “那你怎么能否认你是德国间谍和破坏分子？” 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我是如何在丘索沃伊买牙粉刷牙，如何在营地里教小男孩字母和拼写。如果审讯员认为纸上字母的排列组合有什么神秘之处，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那是小孩子的笔迹。“至于硝化甘油，”我说，“拿去喝吧，那是弥撒酒。”

他一声不吭，把酒瓶和包装物推到一边，继续问话。我的联络人是谁？我给德国人送了什么情报？如果我不是间谍，那么为何要用另一个名字启程？涅斯捷罗夫是谁？(所以说他们确实知道他的事) 福克斯、瓦列里和雅诺奇也是间谍组织的成员吗？我在乔普拉亚戈拉开卡车的时候去过哪里？我怎么接收德国人的电报？我对德国人的入侵计划了解多少？

他把同样的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就像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样，这种工作至少持续了一个小时。他时不时在面前的一张纸上做记号。最后，我干脆告诉他，我不是德国间谍，既然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事实”，而且不喜欢我的故事，那可以编造一个他自己喜欢的。我话音刚落，他猛地一拍桌子，把门外的警卫喊了进来。我惊恐万分，以为自己可能会被枪毙，但他只是命令我回牢房。审问结束了，但我的头脑里思绪万千。

自此，连续的审讯贯穿了我在彼尔姆的这些日子。有时我一天会被叫出去两次，有时则一次都没有。审讯时间短则一小时，长则一整天，审讯员在审讯中所提的问题千篇一律，有时我得在椅子上坐上一小时，如果他不喜欢我的回答，就会给我的脸上来一拳，把我打翻在地。

我在彼尔姆的这几个月里，大约有两三次，审讯员叫来一对警卫把我押到隔壁房间，房间地板上铺着厚地毯，墙壁上有很厚的软垫。在那里，有人会用橡胶棍子伺候我的后脑勺，当我想低下头时，脸又会被猛地揍一下。这种折磨令我痛苦万分，但只会持续几分钟。他们的目的似乎不是逼我说话——因为那段时间里没人问我问题，而是使我软化，让我害怕被揍，在回答审讯员的问题时更配合。

也有几次，我没有被带回大牢房，而是被关进一个像个囚室一样的小黑屋，这里暗得伸手不见五指，闷热得简直让人窒息。我可能要在那里呆上一个小时或一晚上，被要求仔细思考审讯中的问题和自己的回答，这样或许能回想起更多“事实”的细节。

在历次审讯中，显然他们知道我是个美国神父，一个来自利沃夫的耶稣会士，曾在罗马学习，用波兰护照进入俄罗斯。不知为何，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我的波兰护照是假的，很少提及此事，每当他们提到这个事情时，就立刻将其搁置在一边。他们始终坚称我是德国间谍，梵蒂冈可能也以某种形式卷入其中——他们想知道我的间谍活动的细节，其他的事情则无关紧要。

8月的一个清晨，狱警走进牢房叫出我的名字。我摇了摇头，等待着又一轮徒劳的问话，应声道：“我在这儿！” “跟我走，”他叫道，“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你所有的东西”也是句俏皮话，因为我只有一件外套，身上的衣服，还有一块早餐时攒下来的小面包。

老囚犯们立刻围着我挤了过来。“这说明你要出去了，”他们说，“你这个好运的家伙！” 然后，他们开始求我去这里去那里，要我试着联系他们的妻子或家人，或者只是让别人知道他们在哪里，让别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我答应会尽力而为，然后步履蹒跚地走向房门，这个迎头撞上的好运令我感到茫然，而且我对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好运还只是半信半疑。

警卫带着我沿走廊走到地下室，他把我关进了一个被我们称为“囚室”的小牢房，这是一个小拘留室，它被用来接待出入监狱的囚犯，门的顶部有一个小窗户。在关上门之前，警卫问了两个常规的身份验证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利宾斯基”，“你的生日？” “1910年11月4日”（这是我给利宾斯基安排的日期)。他关上了门，但很快就回到房间里，然后递给我整整一块约重两磅半的面包，还有卷在纸筒里的六匙糖。发现自己一下子拿到这么多的面包，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想都懒得想，立刻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等到我差不多把面包吃了一半，门又开了，三个男人走了进来，一个是穿着克格勃（NKGB，1941年从内务人民委员会分离，开战后负责“国家安全”的特殊机构）制服的年轻黑发中尉，另外两位是年轻力壮的警卫，他们身着简单的卡其布军服。中尉再次问了那两个常规问题：“你的名字？”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利宾斯基”， “生日？” “1910年11月4日” ，“对你的指控？” “58:10:2”（“妄图颠覆”），“跟我们走。”他命令道。于是我最后一次走出彼尔姆监狱。中尉在前方引路，两个强壮的警卫走在我身后。

苏联的国安及情报部门：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以及从中分化出来的克格勃（NKGB）

他们把我押上监狱大院里的一辆待命的厢式货车，车上没有窗户，中间有一条过道，过道两边各有刚好能装下一个人的铁笼。笼子里的空间几乎不足以让人站立其中，更不可能坐下了。发动机一启动我们就上路了，囚车一路颠簸不已，产生了剧烈的晃动，我在笼子里被弹来弹去，从一堵墙上撞到另一堵墙上，就像弹球机里的小弹珠一样。囚车大约行驶了15分钟后，突然一个急刹车，我撞到了面前的墙壁上。接着，我能听到警卫和中尉向某人报告的说话声。

门终于开了，中尉再次例行公事般问了那几个问题：名字、生日、指控，这次，他照着一套文件核对我的回答。“行了，出去！”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笼子的门，我从他身后的过道走出来，从车尾跳下了车。两名警卫立即在我身后严阵以待，中尉将引领我们前往彼尔姆火车站的站台。“在我后面跟紧了，不要左顾右盼。”他说。我们走到了站台的一端，我惊讶地看到自己的行李箱摆在那里。我们停下了脚步，中尉命令道：”在行李上坐着，保持安静。”他又一次补充道：“别东张西望！”

我坐在行李箱上，有点怨恨地拿着面包和糖。当我听到有人快步向我们走来时，不禁四下张望，瞥见一个貌似涅斯捷罗夫的人匆忙从我身旁走过。警卫立刻喊道：”不要东张西望！” 于是我直起身子，将视线转回铁轨上。站台上还有其他人好奇地朝我的方向偷瞄着，但他们显然在我望向他们时避开了我的目光。在中尉的命令下，其中一个警卫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安排。我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实际上，此刻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块面包和那六匙糖上。

当火车停在我们的站台边上时，警卫推着我走向车厢的一扇门，再次命令我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登上的车厢是一节普通客运车厢，内部有欧式的独立隔间，除了最后一个隔间里有两个姑娘，其他隔间全部满座。当我们走近她们的隔间时，中尉喊道：“站住！” (“Стой！”)他走进隔间，命令那两个姑娘去别处找座位。她们急忙拿起行李离开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敢与克格勃争辩。

中尉命令我坐在靠窗的角落里。其中一个警卫把我的行李箱甩到行李架上。我抱着那块珍贵的面包，俯身靠近窗边。一个警卫坐在我旁边，另一个坐在隔间对面角落的座位上，中尉留在外面的走廊里。我向窗外望去，似乎无人在意我的这一行为。虽然只是透过火车的车窗向外望，但这是我长久以来首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窗外的风景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它们看上去仿佛是电影中的景象。

随着汽笛鸣响了两声，火车发动了。我不清楚我们朝哪个方向走，因为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我没有看到农村，所以至少知道火车没有往东边的丘索沃伊方向开。对沿途城镇的名字——克拉斯诺卡姆斯克（Краснокамск）、韦列夏吉诺（Верещагино）、凯兹（Кез）、巴列济诺（Балезино）、格拉佐夫（Глазов）、雅尔（Яр）——我隐约有些印象，但直到火车第二天驶入基洛夫，我才确定我们是往西走，那是莫斯科的方向。

齐赛克神父被押送的大致路线（自彼尔姆至基洛夫）

过了一会儿，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看上去就像睡着了，然后开始祈祷。这样的心祷是我能坚忍至今的原因，借助这种祈祷，我始终没有失去勇气。无论是在彼尔姆的监狱，还是在丘索沃伊和乔普拉亚戈拉的营地，心祷是在无法入眠的长夜中支撑我的力量。我又想起了伐木营地，想起那趟驶入乌拉尔的火车。这些让我回忆起自己前来此地的理由和自己的决心——无论后果如何，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主。无论有多么孤单，我都绝不是孤身一人——这样的想法如今再次给予我勇气。

中尉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走廊上度过。当我们在沿途的城镇停车时，他就会下车到站台上散步，有时则停下去车站的小卖部买一个三明治或一杯咖啡。两个警卫也会轮流去站台给对方买食物，但是买给我的食物一份都没有。此时，我才意识到那块面包和六匙糖其实是我的旅行干粮，要一直吃到目的地，当时的我懊悔不已，因为我在彼尔姆的拘留室里已经把一半的面包都吃掉了。我决定尽可能按需处理剩余的食物。

黄昏时分，我吃了一小口面包，然后靠在窗边，希望这次能睡个好觉。警卫们轮流在隔间里睡觉，一人睡觉时另一人继续守着，中尉则在火车上另找了地方睡觉。就在夜幕降临前，我们在凯兹以西的某个地方越过了一条河——可能是切普察河。接着，风景渐渐在黑暗中消失，我终于在火车的晃动和车轮撞击的节律中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一个警卫把我叫醒，趁其他乘客尚未进厕所的时候带我去如厕。我又吃了一片面包，然后饥肠辘辘地看着警卫享用早餐，他们的早餐是牛奶、培根以及从前一站弄来的白面包。早上稍晚的时候，我们到了基洛夫，两个警卫又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大餐，有炸鱼、越橘、面包以及更多的牛奶。他们依旧一点都不分给我，毫无疑问，规定就是这样。警卫们一路上不断地吃着零嘴，这让我感觉更饿了。尽管之前给自己限定了口粮的分量，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啃起面包。

那天晚上，我不顾自己的计划，把那块面包吃光了——因为太饿了，我一吃起来就停不下来了。糖也吃光了，我舔着纸筒，不想漏掉最后几粒糖。第二天一早，我就饿得要死了。一个警卫拿来了早餐，有黑麦面包、黄油、奶酪和咖啡。食物的芳香扑鼻而来，我的嘴就像一个打开的水龙头一样流出了口水。在他们吃早餐时，我的目光始终无法从食物上移开。为了吃上一口，我什么都愿意做。

当我们在乌仁站停车时，一名警卫正要起身下车，此时他撞上了中尉，一块蘸了黄油的面包从中尉的手里被撞飞了，那块面包刚被吃完一半，蘸了黄油的一面朝上掉在地上。中尉骂了他一声“笨牛”，把吃了一半的面包踢到座位下，然后跟他走出了车厢。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下午剩余的时间里，我一直用腿在座位下面扫来扫去，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动作不显眼，以防坐在对面的警卫注意到我。每当他转头看向窗外或走廊时，我就会更加猛烈地用腿扫着地面，直到腿抽筋为止。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去找那块面包，如今它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思。我从未想过自己为了吃一顿饭会如此辛苦。

终于，我感觉脚趾头碰到了面包，然后把它向前踢。接着，趁警卫移开目光，我就会弯下腰把它捡起来，等他回过头来时，我会装作是在挠脚踝、拉扯袜子或者系鞋带。但就在最后一刻，他很快回过头来，正好看到我伸手去拿面包。我与他目光相接，顿时陷入绝望：“求求您！”（“Пожалуйста！”）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我看，于是我就把面包抓了起来。

就在这时，中尉走进了包厢。我用一只手攥着那块蘸了黄油的面包，把它塞进另一只手的肘下，努力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与此同时，我猜想着警卫会说什么，但他什么也没说。等到中尉再次走出房间，警卫转身目送他离开时，我把整整半块面包和黄油塞进嘴里，一口气吃完了——我总算吃上了一餐。

当天晚上,我们进入了高尔基站，按照战时的特殊预防措施，军队在这里登上火车时, 所有的灯都要熄灭，于是我们在夜色中向着莫斯科徐徐前进。黎明时，我们身处城市周边的铁路调车场。在我目光所及之处，铁轨上停满了军需火车、部队以及载有坦克、卡车、多种装甲载具、推土机和各式设备的运输车。

一到站我就被带出了车厢——再次被命令不要东张西望——然后立即被转移到一辆待命的囚车上。那是一辆空荡荡的大卡车，里面有长椅，车体后方有一个被遮挡的隔间与一个驻守武装警卫的场所。囚车刚开一会儿就停了下来——起初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我能听到外面的士兵在说话，然后他们大声地发号施令。囚车门猛地打开，大约三十个年轻人被塞到了我的身边。虽然空间几乎不足以容纳我们所有人，但我很高兴能与他人面对面地交谈。

这群人似乎都是来自集体农场的小伙子和姑娘，年龄从十五岁到二十出头。在囚车的后部，我们在一路颠簸中东倒西歪地穿过了城市，但我设法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混熟了。其中的五个年轻小伙子告诉我，他们是因为“杀了一只产奶的山羊”而被捕，几个姑娘说她们是因为偷麦子而被逮捕，有些人是因为偷鸡而被逮捕。囚车后部的人太多了，我们没法坐下，于是我们那里四处乱跑，从一侧跑向另一侧，手肘和膝盖碰撞，大家与此同时说起话来。

突然间，囚车猛地停了下来。车门打开，警卫开始报出一个又一个名字。等到所有年轻人都下了车，我依然在囚车里。警卫砰地关上了门，我听到司机喊道：”快点，进去，我要走了！” 车辆开动起来，我们再次启程。我又一次独自坐在长椅上。过了一会儿，囚车突然停了下来，然后什么也没发生。我听到警卫们的说话声，他们似乎正在往远处走，接着我除了街道日常的声音外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九月的莫斯科很冷，车上的警卫已经穿上了军大衣。车上完全没有供暖，内部已经冷得刺骨。我站了起来，开始在四周跳来跳去，努力保住单薄衣物中的温度。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听到了爆炸般的汽笛声和火车刹车时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门开了，又一群人挤了进来。他们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年龄约三四十岁，我们又一次习惯性地互相问候，提了些我们如今都十分熟悉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被抓进来？” 他们大多是农民，因抢劫或躲避兵役而被捕，有些则像我一样是因为政治性指控被捕。囚车又启程了，在路上兜兜转转，一会儿停车一会儿倒车。警卫又一次打开车门报名字，这次还是除我之外的人都被叫到了。我开始认为他们已经把我忘记了。

囚车回到了火车站。这一次，我听到了远方传来的汽笛声和列车铃的叮当声。那是漫长的一日，我又冷又饿，而且饿得不行了，自从前一天偷了面包和黄油之后，我就没吃过东西。这次当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外面已是黄昏了。一伙士兵挤进了囚车, 他们有的穿着军装, 有的穿着大衣，其中大多数都是作为逃兵被捕，虽然他们坚称自己只是迷路了，或是在转移过程中与自己的部队分离了。不过，有一两个人承认自己只是在部队转移到前线时落在了后方。

囚车又启动了，然后再次停下来，开始倒车。警卫还是没有叫我的名字，车门哐当一声关上了，我又一次独自留在那座冰冷的铁箱子里。不久之后门被推开，一个警卫叫我：“你叫什么名字？”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利宾斯基”，“生日？” “1910年11月4日”，“指控？” “58:10:2” ，“出来！” (Выходите！)他命令道。当我从囚车上跳下来的时候，僵硬的腿背叛了我，我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我感觉到落地的冲击力贯通了我冰冷的脚踝和双足。警卫先把我押到了某处的一个地下室，然后把我送进一个“囚室”里，我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但此处显然是个监狱。过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里就是卢比扬卡。

（第一章《开端》完，译者：oblivious忘却）

一小时后，一个狱警过来打开了拘留室的门，又把三个常规问题问了一遍，然后带我离开。我又被剪短了头发，然后被拍下了正面和侧面的照片，接着按了指印。又回到了拘留室。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叫出来，接受登记，然后再次被锁在囚室里。一会儿过后，我被带了出来，被命令脱光衣服，然后进行常规体检。我花了一点时间来适应常规体检，因为就像俄罗斯其他地方一样，监狱里的医生大多是女性。不过，她们的整套工作沉静而高效，甚至有些乏味，所以我很快就学会了接受她们的探听和搜身，就像在普通体检中一样。

体检结束后，我的衣服被扔进消毒室，在高温下烘烤了一个小时，那温度高得把它们都烤黑了。与此同时，我全身赤裸地被带回囚室，在那里等自己的衣服。由于囚室的体检和其它常规程序的间隔很长，它们用去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我被领下楼走入长长的走廊，接着又上了几层楼，在我进入一间牢房前，天就已经快亮了。

齐赛克神父的一张监狱登记照

因为这幢建筑是个监狱，所以我称它为“牢房”。不过，它实际上更像一个酒店的房间：小巧而整洁，十分干净，有擦得锃亮的木质地板，还有粉刷过的墙壁和天花板，房间中央一盏裸露的灯泡为整个房间提供照明。一堵墙的格栅后面有一块暖气片，但它们似乎没有发出多少热量。房间角落里有一张床，上面放着干净的床单、被子和枕头。除此之外，仅剩的家具是靠近门边的角落里的一个带盖子的马桶（параша）。房间里有一扇窗子，大小是酒店房间的标准尺寸，后来我发现卢比扬卡曾是一家酒店，但它如今被一块巨大的铁皮完全封住了。如果我站在窗前，那么能看到的唯一风景就是透过铁皮的“口子”看到的一线天空，所谓的“口子”也就是铁皮顶到窗框而发生偏斜的地方。门上有一个圆形的窥视孔，狱警能透过它看到房间内部，而狱警侧的窥视孔则有一个防止囚犯看到外面的铰链盖子。

最初的搜身结束后几分钟，在我熟悉了新环境后，一股深重的倦怠感笼罩了我。我又困又饿又冷，尽管暖气片的热量微弱到根本无法取暖，但我还是很想睡觉。我开始在那个6×10英尺小房间的墙与床之间徘徊。我有时能听到鸣钟报时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发出的。

之后，随着早上7点的钟声响起，我开始听到走廊里的动静。突然，我听见门口狱警的声音。和卢比扬卡的大多数狱警一样，那是一名女性，她拿来了一份卢比扬卡的早餐，在我看来这是一顿献给神灵的盛宴——400克（3/4磅）的面包、半勺糖和一杯开水（кипяток）——这便是一成不变的卢比扬卡早餐。此时，我已经超过三十六个小时没有进食了。我坐在床上将面包撕成几大块，然后肆意咀嚼起来。

后来，我在卢比扬卡学会了省吃俭用，还学会了怎么悠闲地享用早餐，但此时此刻我已经快饿死了。在吞咽面包的间隙，我把几块糖混在热水中，一口喝了下去，甘甜的糖水混合物令我感到温暖。我后来还知道可以敲门让狱警帮忙续杯，借此获得更多开水。但那天早上，我在享用完面包、方糖和热水后就没有要求更多了。我依旧很饿，但这是我两天多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温暖，第一次感觉自己还是人。

不过老实说，我吃完早饭后的第一个念想就是晚饭。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在狱警来把铁皮杯收走后，我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徘徊，一是为了取暖，二是为了活动一下身体。睡觉在白天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你想躺下，差不多立刻就会被狱警发现，她会命令你起床。卢比扬卡的每条走廊里只有五六个牢房，有狱警对其进行不间断的检查。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仍旧疲惫不堪，也有点茫然，于是就这样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不断冥思苦想，听着每隔一刻钟就响起的钟声。

直到午后的某个时刻才有人来打扰我。我又听见了走廊里的声音，那是碗碟互相撞击的声响，如同巴甫洛夫的狗一般，我的唾液起了反应。终于，狱警将我的牢房门打开，递给我一个盛着汤的铁皮碗和一把铝制汤匙。那汤很稀，里面有几粒被我们称为“玛加拉”（Магара）的谷物，颗粒小得跟鸟食差不多。汤汁闻上去有一股鱼的气味，碗底还有几根骨头。我在彼尔姆的监狱里听说骨头对人有好处，能使人保持健壮，所以我就把汤里包括骨头在内的一切东西都吃下去了。我仅仅是把它们放在牙间磨成粉末，然后混在一口汤里喝下去。我还没等到把汤匙舔干净，就开始考虑晚饭的事了。

那天下午有一段二十分钟的活动时间，期间狱警会带我下楼到院子里散步。每天的活动时间都不一样，早至上午八点，晚至下午六点，这取决于狱警是从监狱的上层还是下层开始。我并不想去院子里，因为我的身体刚刚暖和起来，而监狱院子里的空气又冷。而且，我身上只穿了轻薄的裤子和外套，那是我从丘索沃伊一直穿到现在的衣服。

卢比扬卡，苏联情报机构所在地

晚饭时间是下午6点。五点半以后，我又听到走廊上传来碗碟的哗啦声，于是不耐烦地等待脚步声、钥匙在锁上的响声和门栓的撞击声。终于，狱警递上了同样的铁皮汤碗，这一次，碗里装着两三匙麦粥。换言之，卢比扬卡的菜式和彼尔姆监狱的菜式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俄罗斯监狱的伙食就少有变化。晚上的伙食就是两三匙麦粥。我学会了细嚼慢咽，几乎是一粒一粒地品尝，然后用手指在汤碗里滑动，舔到碗里只剩下闪亮的碗壁。

晚饭后约一个小时，狱警开始把走廊上的囚犯一个个带到厕所。和体检一样，这又是一个需要花时间适应的流程，因为即便在厕所里，狱警也会通过窥视孔注视你。厕所里只有地板上的一个洞、洞两侧用于落脚的凹痕以及用来支撑身体的墙壁。凡是在欧洲旅行过的人，都会了解我的描述。除了感觉自己每时每刻被注视着之外，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牢房里有水龙头可以用来洗漱，角落里有一个大污水盆，你可以用它清洗拿过去的马桶，那里还有一罐用于清洗的消毒液。

一切都必须迅速完成。如果我在厕所里呆了超过两分钟，狱警就会拍门叫我快点。之后，我又回到牢房开始了无休止的徘徊，一直持续到10点的就寝时间。灯会一整夜都亮着，除非典狱长或审讯员特许某人关上天花板上的灯，只留门上的蓝色应急小灯亮着。不过我在那天晚上顺利地入睡了，因为我已经有四十八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当就寝的信号传来时，我赶紧脱掉衣服，爬到干净的被单之间，然后把薄薄的毯子披在肩上。床垫很薄，薄得能让我感觉到后背下方的铁条，每当我翻身试着让自己舒服一点时，铁条就会戳到我的肋骨。

我做了晩祷，然后躺了一会儿，陷入万千思绪之中。此刻，我最想知道的是接下来自己会遇到什么。我无法相信自己竟如此重要，以至于经过彼尔姆数月疲劳的审讯后，他们还得将我押到莫斯科，我不停地寻找一个理由，以便对自己所受的特殊处置作出解释，但没能找到。我不断回想自己在彼尔姆所受的几次审讯，想得头都痛了起来，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再次于天主的圣意中求得庇护。我沉浸在他的护佑之中，然后睡着了。

第二天的白昼从早上五点半开始。铃声响起，片刻后，狱警开门喊了一声：“起来！”（Подъем！）。她没听到应答的声音，于是又喊了一声，然后走过来复查。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被依次带去厕所，然后返回牢房等待早餐。七点到了，但早餐没有送来。根据过往的经验，我知道早餐时间同其它用餐时间或者活动时间一样，可能在早上7点到8点半之间的某个时间轮到你，具体时间取决于狱警从监狱的哪一头开始送餐。监狱中的经验让我希望早餐来的越晚越好，这样一来等待晚餐的时间就会缩短。

好几天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急切地想知道自己来这里是要做什么，想弄清楚我将遇到什么事。由于狱警不能和囚犯谈话，所以我无从得知接下来发生的事，能做的无非是等待、徘徊、祈祷，或者不停地思考同样的问题，回忆自己在彼尔姆所受的审讯，寻找审讯中可能与接下来的事态有关的迹象或线索。最后，经过了沉思和忧虑，我将自己在离开彼尔姆时得知的一切都整理清楚了：我是一名政治犯，根据58:10:2被指控从事颠覆活动。

经过数日的焦急等待，我在某天晚上听到了门闩的撞击声，从酣睡中醒来。凡是在夜间被突然惊醒的人都会明白这种感觉，我猜这是心理作用的一环，因为它能使你立即进入防备状态。狱警穿的是特制布鞋，所以直到他们快到门外时，你才会听到他们走近了。当你在睡觉时，通常首先听到的就是门闩回弹的声音，然后你便会在紧张和困惑中醒来。

那天晚上，狱警又问了我三个常规问题——姓名、生日、指控，然后她说：”做好准备！” 我匆忙穿好衣服，试图理清思路，让自己尽可能做好准备以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但是我完全找不着北，可是说得上是茫然无措。狱警把我带出牢房，按照惯例让我面抵墙站好，双手背在身后，与此同时她给房门上锁。随后，我们沿着走廊前进，快速穿过一扇又一扇门。每到一扇门前，我就被逼着面抵墙站立。如果有人沿走廊向我们走来，我就会被匆忙地推到墙边，或者被推到一个角落里，并被警告在那些人通过前不要东张西望。

走过几条走廊，上了几层楼，我们来到了审讯室。尽管是在夜晚，接待室里仍有两三个秘书在工作。克格勃的人时不时从我身边经过，用懒散的眼光瞟了我几眼。狱警将我押往接待室外的房间，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内部相当舒适，锃亮的地板中央有一张地毯。房间里有两扇窗子，窗子上都安装了闭合的百叶窗，两扇窗中间有一张光亮如镜的大办公桌，桌后坐着审讯员——我进入房间时，他正在翻阅一些资料。房间里还有几把填充椅，一堵墙的边上放着一张长椅，角落里放着三四个绿色文件箱。

审讯员是一个身着克格勃制服的中年男子，他坚毅的面容此刻颇为疲惫，一头黑发从两鬓开始变得稀疏。他不置可否地跟我打起招呼，仿佛这就是他一天全部的工作，然后叫我坐下。我坐了下来，但放松不起来。在这样的审讯开始时，心理层面的紧张感十分强烈。因为你要为未知的发问做好准备，你的身体紧绷起来，掌心开始微微出汗。根据他的面容和房间的外观，我明白这位审讯员是个专家。

在此次审讯期间，他的语气柔和，而且总是就事论事，就像人事经理在给求职者做面试一样。他从我的名字、生日和指控开始说起，接着详细地讲起我至今为止的所有经历。在详细的询问开始前，他漫不经心地提醒我，他已经掌握了我之前受审中的所有细节，外加几次独立调查的结果。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已经对我了如指掌。这只是一场预审，如果我直接说实话，一切都会更加顺利。

我起初对他说，我是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利宾斯基，出生于1910年11月4日，根据58: 10: 2受到指控。” 他抬起头来，脸上浮现出一丝恼怒的神色，仿佛是在想别的事情时被打乱了思路。“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说，“你是瓦尔特·齐赛克神父，一位来自阿伯丁的耶稣会士，1904年11月4日出生于美国。让我们把所有的伪装都放下，尽量不要在完成你的口供时搞出乱子，可以吗？”

我再次从头讲起自己的经历。然而，他经常在中途打断，然后问一些问题——我从未怀疑他们早就知道我会怎么回答，结果我们的审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问答环节，他会一一询问细节，而我则回答 “是”或“不是”，尽可能少做解释。

这个审讯员并不算特别固执，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尽职尽责，希望得到一点配合的人。那晚他好像在想什么别的事情，所以仅仅是把以前审讯中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他对照桌上的报告把我的经历一点点写下来，还会询问一些特别的细节。当我们完成了基本的口供，将他事无巨细的质问回答完毕时，天已经亮了，我能看到阳光透过他身后的百叶窗照射进来。他补充说，很快就会再传唤我，让我有机会填写遗漏的细节。

回牢房吃完早餐后，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苦苦思索那场审讯。他们掌握的我的背景资料如此之多，简直令我震惊。我不明白他们如何知道这么多，而且是在很久之后才弄清这件事。后来一个审讯员告诉我，他从马卡尔神父那里获得了很多信息，马卡尔是在越过匈牙利边境进入被占领的波兰时被捕的，当时我和涅斯捷罗夫正在丘索沃伊工作（这件事说明马卡尔并未如他所答应的那样加入我们，也解释了我们被捕前一直受到监视的原因）。为了让我相信他所言不虚，那个审讯员给我看了马卡尔被捕时拍的照片。我几乎认不出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格鲁吉亚人：他的脸瘦弱而憔悴，看上去好像消瘦了不少。但毫无疑问，那个人确实是马卡尔。

正如我先前所说，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这一切的。但在那天早上和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彻底被搞糊涂了。我推测或许是涅斯捷罗夫说了实话，又或许我们自阿伯丁开始就一直受到监视，却没有对自己受到的监视产生怀疑。我无从得知这一切的答案。尽管事情在随后的审讯中变得清晰了许多，但那天早上我真的是胆颤心惊。

我以为自己当晚会再一次受到传唤，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之后的几天也安然无事。时间拖了几个星期，依然没有人传唤我。于是，我为自己制定了一套日程安排，开始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像在故乡的耶稣会修院一样。早晨一起床，我会先做晨祷，洗漱完毕后再做一个小时的默想。正如我在耶稣会大部分时间遵守的日程安排那样，我五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餐，日子开始变得模式化。

吃完早餐后，我就会凭记忆做弥撒，换句话说，由于没法做真正的弥撒，我会把所有的祷文念出来。当克里姆林宫报时的钟声在早中晚响起时，我都会念《三钟经》（Angelus）。午餐前，我会做午间省察（examen）；在夜晚，我会在睡觉前按照圣依纳爵的《神操》做晚间省察，总结晨间默想的要点。

耶稣会士的必修课《神操》

每天下午，我用波兰语、拉丁语和俄语念三串玫瑰经以代替日课。晚饭后，我花一晚上时间凭记忆背诵祷文和圣乐，甚至将它们大声吟诵出来：《基督之魂》（Anima Christi）、《伏求造物圣神降临》（Veni creator）、《母后万福经》（Salve Regina）、《天主圣神求你降临》（Veni Sancte Spiritus），尤其是《末日经》（Dies Irae）和《垂怜经》（Miserere）——全都是我们作修生时在修院中背诵过的，还有我们在耶稣会的几年中唱过的圣乐，以及我幼时在家乡学过的祷文。

有时，我会花上几个小时努力将忘记的祷文回想起来，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直到念对为止。在这些祈祷的时间里，我也会编写自己的祷文与天主直接对话，向他寻求帮助，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接受天主赋予我的旨意，相信上主的天意（His providence）会助我渡过一切难关。

在晨祷之后和漫长的下午，我还会背诵一些自己能记住的诗歌。华兹华斯的《我们七个》，或者雪莱的《西风颂》，或者伯恩斯的《给一只小老鼠的小诗》，我觉得这首诗十分贴切我当前的处境，而且它一直是我的最爱。偶尔我也会即兴编一些关于某个主题的讲道或演讲，就这样大声地扯淡和自言自语，为的是令自己保持清醒。

我还喜欢尝试俄国常见的那种长篇笑话：比如“斯大林造访集体农庄（колхоз）”。我会试着编写出最可笑的问答，目的仅仅是让自己笑起来。我想象农民们向斯大林讨要面包、拖拉机或牛奶，对斯大林说他们有多饿。扮作“乔叔叔”的我会冷酷地回答“这不会是他们第一次挨饿”，或者劝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五年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等等。这有点傻里傻气的，但它有助于破解可能出现的抑郁期。

（译者：oblivious忘却）

在这几周里，警报几乎每天都会在黄昏时响起，到处都有防空警报那种冗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在夜间，狱警会四处奔走，熄灭灯光，同时打开门上的红色或蓝色应急灯。我们只有在就寝信号发出后才被允许上床睡觉。过了一会儿，我就会听到附近高射炮的轰鸣声（pom-pom-pom）, 我能肯定，其中一些甚至是从我们楼顶上发出的, 因为墙壁会随着高射炮的震荡而颤动。

在炮弹爆炸的间隙，我能听到头顶上德国飞机的轰鸣声，接着就是炸弹落在城市里，发出更大的爆炸声。我时常听见炸弹坠落所发出的尖细的、高亢的呼啸声，大楼会因为后续的猛烈爆炸而晃动起来，爆炸似乎就发生在窗外，但无疑在很远的地方。

直到9月底临近，我才被再一次叫出来受审。我一如既往地紧张，刚一坐在椅子上，警报声突然响了起来。审讯员还没来得及跟我说话，就起身拿起了电话。但还没等电话接通，高射炮就从我们上方的楼顶发出了砰砰的炮声，整个房间都在震动。我的耳朵被震得一时失去听觉，灯光忽然熄灭了。这时狱警走了进来，把我推出房间，然后带我顺着楼梯快速下楼，在幽暗的红蓝灯光下穿过满是人影的走廊，一路走到某个场所，我据飘来的湿气和臭气判断那肯定是一个地下避难所。

在那里，我被关进了一个黑乎乎的小“囚室”，我们称之为临时牢房。我在黑暗中等待着，聆听爆炸发出的闷响。我隔壁的邻居敲打着墙壁，将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我竖起耳朵，听到一声清晰的低语：“谁在那里？” 我几乎是反射性地回答：“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利宾斯基。”我们在黑暗中悄悄聊了起来。狱警会不时地过来叫我们保持安静。在其他时间里，炸弹下落后传来的闷响会盖过我们的话语。我没打听到什么东西，仅仅是了解到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就在地下室的囚室里，我实际上还在卢比扬卡。炸弹在我们周围落下，黑暗中的我们感觉自己被困住了，但此时有他人相伴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似乎过了好几个小时后，轰炸突然停止了。我能听到远方的防空警报在一阵凄厉的哀鸣中消失了，紧接着便是全然的，深沉而黑暗的寂静，安静得几乎要将我的耳膜摁在那个漆黑的囚室里。没过多久，我们就被逐一领回牢房，然后被叫去睡觉。

在10月的第一周，我们每天晚上都会被带到楼下避难。轰炸的强度越来越大, 我们明白德国人一定在全力向莫斯科进军。如今轰炸几乎变成了不间断的，即使在白天也偶尔会有空袭。某天下午的一次空袭中，我坐在自己的床上时听到了炸弹的尖啸声，它离我非常近，而且声音迅速变大。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炸弹就击中目标了。房间的墙壁剧烈地颤动，把床上的我震得颠来倒去。我慌忙爬了起来，焦急地四处张望，想看看是墙壁被炸裂了还是窗户上的铁皮被炸掉了，但运气不佳。差不多就在这时，牢房的门开了，狱警迅速将我带到楼下。

10月6日清晨，他们开始把我们从监狱里疏散出来。走廊里一片混乱，摩肩接踵，狱警们喊着“不准东张西望”，“不准说话”，让我们排成一队——看在天主的份上，麻烦走快点！我们所有人都聚集到一个类似大型地下室的地方。虽然狱警严禁我们说话，但他们都在忙其他的事情，无法执行这个规定，所以人们很快就说起话来。

在地下室昏暗的灯光下，我从一个囚犯那里得知，据传德军离莫斯科只有110公里（不到70英里）了。轰炸持续了一整个上午，我们愉快地谈论着有关被德军解放的事，这让人感到多少有些希望。地下室里简直像在进行一场狂欢，每个人都与他的邻人共享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分享自己设法从口袋里搜出的食物残渣。

当天早上，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曾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俄国人。与他的碰面纯属偶然，我发现他就是我在阿伯丁的时候给我发电报的人。他告诉我，大使馆是如何一直在打听我的行踪，而且后来发给阿伯丁和利沃夫的电报都没有得到答复。

地下室里还有一些俄国军官，天知道他们为何被捕，他们将自己所知的有关战争进展的情况告诉我们：德军的推进如同闪电，他们的先头部队现在位于一条穿越莫斯科，北至列宁格勒，南至斯大林格勒近郊的战线上。俄罗斯的粮仓乌克兰已经被攻占，德国人夺取了敖德萨，正在向克里米亚进军。罗斯托夫已经陷落，整个高加索地区都受到了威胁。牢房里有一个来自德国大使馆的司机，他补充了自己所知的一切细节，还有一些原俄罗斯工厂的负责人，告诉了我们苏德全面战争的情况。那是苏德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牢房里的人们却兴奋地交谈着，在效忠祖国与希望获释之间摇摆不定。

最后，我们所有人都被编成约20人一队的队列，然后被押上楼离开地下室，走到了大街上。我本以为我们会被装进囚车, 但却被押送着步行，行进的速度快得有时甚至得突然小跑起来，穿过莫斯科的几条街道后，我们抵达了火车站。一路上都有士兵和训练有素的警犬看守我们，这是个额外的预防措施，因为此时的街道上是一片混乱，轰炸仍在持续，大量不时飞过的瓦砾几乎把街道阻塞了，有几个人在街上乱窜，大概是在寻找避难所，他们根本没时间在我们身上分神。

噪音震耳欲聋，行军令人筋疲力尽，我感觉冷得要命。十月的莫斯科已经进入了严冬，而我仍旧只穿了一件轻薄的外衣。我们并没有直接进入车站，而是走了一条近路，翻过废墟磕磕绊绊地进入铁路调车场。我们在那里被装上了普通的客运车厢（столыпинский），或者说是俄罗斯版的欧洲卧铺车厢，内有约5X10英尺的隔间，隔间的一侧有一条过道。

即便身处轰炸与混乱之中（显然铁路调车场是德军飞机的首要目标），一切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随着名单上的名字被宣读出来，我们被陆续装进隔间。大约有二十到二十二个人挤在这个5X10英尺的隔间里，这里几乎没有供我们站立的空间，所有人都挤在一起，就像上下班高峰的电车或地铁一样。最先上车的人占了座位，后上车的一些人争先恐后爬上了上铺。这样一来，我们至少能在车厢里呼吸，而且不至于被邻居的手肘顶到肋骨。

因为这是一辆普通的客运列车，所以车厢两侧都有窗户，只要光线充足，我们就可以透过窗户观察混乱和轰炸。在夜晚，我们可以看到防空炮火的闪光和远处城市中心里爆炸燃起的火光，它们看上去就像夏日里突然闪耀的片状闪电。

在我所在的隔间里，超过半数的人曾是高级军官，他们被控叛国、颠覆乃至临阵脱逃，这里还有一名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员、一个在中国大使馆工作过的俄国人、几个工厂负责人、几个化学家和律师、一个工程师、两个学生和一个教授。总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比例相当高的群体, 除了少数军官外，大多数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犯，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认识彼此，但交流不时被附近炸弹的落地声打断，那声音大到让我们以为要翻车了。

接下来，一个高级军官——一位老将军，决定应该在此时把这群人组织起来，建立起日常的秩序。他创建了一个高效利用座位和床铺的轮换制度，年长的人能分到一点坐在或蜷缩在床上的额外时间，年轻人的时间则少一点。为了打发时间，老将军还要求车上的每个人每天就自己的专长做一次讲座，他自己则以一场战略讲座开启了一系列的“车厢讲习班”（столыпинские курсы）。他事无巨细地说明了希特勒是如何发动他的攻势，还解说了当前以莫斯科为枢纽，由列宁格勒直抵斯大林格勒的巨大弧型战线。

“但希特勒一定会失败，”他说，“因为他把部队散得太开，补给线就被拉长。或许他能在冬季夺取城镇，但他要冒着补给线被农村游击队切断的危险。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巴库附近的高加索油田，而我军很清楚这一点——你必须为机械化部队提供燃料，这是基本规则。希特勒的装甲师如今已深入俄罗斯境内，他唯一可用的燃料补给来自俄罗斯本土的油田。因此，我军将从斯大林格勒向罗斯托夫挺近，切断高加索地区，使希特勒的侧翼暴露在北面，并使他与油田隔绝，运气好的话，我军能在反击线的后方抓住整支装甲部队。”

那是一个精彩的讲座, 我们在莫斯科的铁路调车场中那辆冰冷的卧铺车厢里听着，与此同时，德国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倾泻着死亡。可能是由于铁路线阻塞，我们自10月6日至10月9日一直滞留在最初的位置，我们的车经常从一条铁轨变道至另一条铁轨，却没有取得丝毫进展。列车可能会先移动150码，随后停车，倒车，转移至另一条轨道，走上500码，停车，等待，一个小时后重复以上的流程。

在那三天里，德国人不分昼夜地轰炸莫斯科，而铁路调车场是主要目标之一。由于奇迹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们既没有被炸弹击中过, 也没有被落到我们近处的东西被击中过——这看上去是不可能的，因为炸弹如雨点一般在我们周围落下。曾有几枚炸弹落到我们附近，那距离之近，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瓦砾和几节铁轨被炸飞到空中，但没有任何东西朝我们的方向飞来——尽管我们有时热切地祈愿有东西能飞来! 我们的想法是，假如列车被德国人的炸弹击中，我们就会得到自由：我们要么会死掉，以这种方式从俄国人手中解脱出来，要么有幸从被炸的火车上找到生路，然后逃出生天。

火车大约在10月8日开到佩斯基，车厢里的一位军官认出那是莫斯科的一个郊区。我们在那里停了大半夜，第二天列车又一次倒车进入莫斯科铁路调车场。火车原先停靠的地方变成了一片废墟，这里的车厢就像孩子玩的捡棒子（pick-up sticks）游戏那样被堆得很高。到处都有扭曲的铁轨从瓦砾堆中伸出来，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大的开瓶器。

终于，我们在10月9日开始分时段缓慢行进。白天我们会在一段铁路上停下, 因为德国人肯定会用炸弹瞄准任何移动的东西。我们只在晚上行进。在临时停车时, “车厢讲习班”继续进行。那位老将军自沙皇时代就在军队里服役，他每天早晚都为我们讲授军事战略。一位工厂负责人给我们讲了很长时间的技术课程，内容是他如何由制造香烟转而制造子弹。其他的工厂负责人和工程师向我们介绍了军需供给的大致情况：基本上战争所需的一切原料都很稀缺, 即便没有用于生产的原料，上面依然要求满负荷生产。其中一个负责人，他说自己被逮捕是因为没有完成定额，而逮捕他的人不接受任何解释。他们大多数人持悲观态度, 认为俄国人难以跟上德国人掠夺原料的速度。他们认为祖国赢得胜利的机会在于她的劳动力以及美国的援助。

我们在调车场里的三天里分到了面包配给。面包不久后就分完了。在现有的条件下，任何人都对此无能为力，甚至连卫兵也错过了他们的定期口粮。一切供应系统都会被不间断的轰炸完全打乱。二十四小时的食物短缺过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的口粮是三到四条冻得发硬的小鲱鱼。我们会把鱼捂在手里加热到变软, 然后直接生吃：尾巴、头、骨头、内脏——从头到尾，一切能吃的部分都吃掉了。

我们吃这些东西是因为完全饿坏了。但我们没有水，结果吃完鱼后我们渴得更厉害了。过了一天左右，我们几乎渴得发狂了。车上的一些人开始用力喊叫，差不多要丧失理智了，因为他们需要一些东西扑灭口中和喉咙里的烧灼感。事态逐渐失控，甚至有传言（我们当中的一个军官从一个担任狱警的年轻士兵那里听到的）说我们可能会被枪毙，以解决所有问题。

轰炸依旧猛烈，火车只能在夜色中徐徐前进，不能开灯，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指望前方的铁轨还没被炸毁。有一天晚上，火车行驶了一阵，然后突然在一片树林中间停了下来。我们以为自己的死期到了。在夜里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能看到狱警们在列车周围走动，他们携带机枪的身影映在雪地上。时间在流逝，我们空空荡荡的肚子里的肌肉因紧张而抽动起来，尽管天气寒冷，我们却是满头大汗。克格勃的人将狗从火车上带下来，来回走动。他们似乎是要把我们赶进森林里，然而到了黎明时分，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早上，列车开进了梁赞，我们在那里得到了两天以来的第一块面包和第一桶水。又过了两天，我们才又一次见到面包。我们又再度以鲱鱼为食, 一些囚犯又变得暴躁起来。列车最终停在了坦波夫，它是苏联主要的铁路枢纽之一。车站调车场里挤满了部队和军备列车，每一条铁轨上都满满当当。因为列车实际上一直在沿着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前线行驶，路线几乎与德军的防线平行，所以轰炸仍在持续。在坦波夫，我们被分流到了军队的一个侧翼，这样一来基本的军备就能运往前线了。

尽管我们自己的处境很糟糕，但还是满怀同情地看着镇上的人们——其中一些人甚至在铁路调车场边搭起了棚子，向路过的军用火车讨要食物。我们在坦波夫的铁道上停了两天，总算得到了一些面包。我们得知这些食物必须吃到抵达150公里外的阿特卡尔斯克为止。以当前的速度，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不过，列车发动后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到了阿特卡尔斯克，而我们的面包也早就吃光了。至于说好的到了阿特卡尔斯克就有的面包，我们坐在铁路站线上等着，却什么也没等到。不一会儿，囚犯们开始大声喊叫，咒骂卫兵，要求他们提供食物。

几大篮子黑面包被送上了火车，我们终于有吃的了，每人都得到了半块面包。面包很棒，那是乡村家庭手工制作的，新鲜而有嚼劲，散发着无疑是新出炉面包的芳香。我们再次得知要等到萨拉托夫后才能得到吃的，但面包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我们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我有生以来从未尝过比阿特卡尔斯克那厚实的黑面包更好吃的面包。我们还在阿特卡尔斯克得到了很多水，进食了面包和水后，我们的肚子膨胀了起来，再也不用受饥饿之苦。

我们于10月18日抵达萨拉托夫，花了将近13天才完成平时只需一天半的客运火车行程。当时天正下着大雨，但不管是否下雨，我们都得排队等候官员清点人数以及逐一检查证件。最令人担心的是我们藏起来的小面包，我们尽可能不让它们被打湿。随后我们挤进监狱的囚车，被运往萨拉托夫的旧政府监狱。

（译者：oblivious忘却）

举个例子，我们在教室里的某天晚上，当时我被牢房里嘈杂的谈话声和巨大的骚动所惊醒了。当我清醒到适应了环境的时候，狱警正在把房间里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抬出去。官员们立刻赶了过来，把我们排成一队，要求我们说出是谁杀了那个人。自然没人会承认——命案发生时每个人听上去都睡着了。调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官员们威胁说，如果有必要的话，调查会持续一整夜，谁都不能去睡觉，但他们终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只得放弃了。在我们回去睡觉之前，我在兴奋的吵闹声中听说受害者是一名克格勃的线人，他在被发现后遭到了处决。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只是一个监狱传说，或许这个人是在一场因烟草或面包而产生的争执中被杀的。

本月结束时，旧校舍里的小团体被分开了，我又一次被押到萨拉托夫的主监狱。那里的牢房都是约7X12英尺的小房间，里面有脏兮兮的石墙，墙的高处挂着一扇小窗子。房间里始终是阴暗又潮湿，每一个角落里都弥漫着恶臭的空气，那气味如此刺鼻，以至于我始终没能习惯。有时会有十七个人挤在这些房间里，不过我们的牢房里只有十二个人。

即使如此，这里也没有多少活动空间。到了晚上，我们挤在粗制长椅上一起睡觉。如果有人在睡梦中翻个身，就很可能把所有人都弄醒。另一方面，伙食比往常的稍微好了一点。我们在早餐时吃到了400克面包，配上热水后味道很好。在中午，我们和以前一样喝半升汤。但晚上我们吃的不是麦粥，而是三条冻鱼，我们称之为“河鲈”(окунь，类似于小鲈鱼)，还有一些温水。我们像吃沙丁鱼一样，把河鲈从头到尾连内脏一起吃掉了。此外，我们的小团体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不要在正餐之间的时间段进食。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避免监狱里的一种常见情况：由于看他人进食而被激起食欲。

此时，他们又开始将我们逐一叫去审问，每次审讯从早餐后的某个时间开始。因此，我们日常活动的第一部分就是预测当天谁可能会被传唤。之后，至少在有人从审讯回来之前，我们按照日常秩序，用演讲、独白和小品来打发时间——这已经成为标准流程。有人回来后，一切都会停止，我们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当天的审讯情况上，试图搞清楚当前审讯员正在沿什么线索进行审讯，还要搞清楚有没有新消息。

在萨拉托夫的主监狱里，我们平时还有另一种通讯手段——摩尔斯电码。监狱的形状是一个空心立方体, 中央有一个院子。我们所在的二楼，四个侧面各有一排牢房，每排约三十个。每天，有人站在门口放风之时，电报机就会开始工作。囚犯们会用摩尔斯电码敲击墙壁，在牢房之间传递信息。

我们会努力搞清楚是否有新来的人，他们带来了什么消息——特别是来自前线的消息。人们在牢房之间传递名字，希望能找到朋友，我们还会询问每个房间里有多少人，他们是谁。每天的第一条消息都与那些在夜间死亡的人或其他牢房的病人有关——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痢疾。人们会通过“电报”用烟草交换额外的食物，如果有迫切需要的话，甚至可以换到衣服。电报员会用电码发出约定的时间和藏匿交换品的地点（通常是在厕所里）。

一天早上，墙上传来一阵激动的击打声。走廊那头传来消息说，斯捷克洛夫，前《消息报》编辑，在一间牢房里上吊自杀了。斯捷克洛夫在萨拉托夫待了将近一年，日渐绝望，是监狱的生活和强制的囚禁驱使他走向自我毁灭。由于斯捷克洛夫从前的地位和名声，这个传闻对于监狱电报来说很有分量，而且成为了人们全天谈话的主题。

《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苏联的主要报刊之一

大约是在这个牢房待的第二周，我被叫去审问。我像往常一样紧张起来，而且带有审讯开始时的那种特有的反感。整场审讯似乎是那么的徒劳和令人沮丧。我知道自己什么也没做错，但他们似乎是认定了我在掩饰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我是用假护照进入俄罗斯的，这最高可判处二至三年的监禁，但这一行为从未受到他们的认真对待。审讯员知道这件事，但似乎从未受到这件事的干扰，除非它有助于证实他们的怀疑：我一定是带着颠覆性目的进入苏联。

那天早上，我被押进一个房间直面一众审讯员。我直挺挺地坐了下来，然后他们开始从各个方面向我发问，问题的内容是我的生活或我的“间谍”工作。他们中的一位说道：“你们这些司祭，是打着宗教幌子的煽动者，潜入俄罗斯煽动民众，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承认呢？” “我不比你更像间谍！” 我反唇相讥，他立刻笑了起来。“你以为你是在跟谁说话呢？只要回答问题就行，别耍嘴皮子。” “我不是在耍嘴皮子，”我说，“你知道你自己不是间谍吧？我也知道我自己不是间谍，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

总而言之，这是一场非常混乱的审讯。我的回答很难保持冷静或准确，因为不同的审讯者会像连珠炮一般提问，而且不一定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当我事后将审讯的内容，或者至少是我记住的大部分内容告诉我的狱友们后，我们还是无法就他们的意图得出结论。在评估审讯方面，牢房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议事场所，也绝非毫无偏见。

三天后我再一次被传唤，而这次是在半夜。我的审讯员是一个高大的金发青年，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他一个人等在那里。我在卢比扬卡有过被专业人员审讯的经验，没过多久，我就怀疑他是个新手。他看起来很年轻，却又试图表现得很严厉，我不由得感到好笑。他并没用我所尊重的、甚至是畏惧的那种事无巨细的诘问，而是用突然的 “什么！你想告诉我什么？你说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来发问。有一次，我笑着说：“那你想怎么样？你告诉我吧！” “喂！”他说，“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呢！” 他站起身来，努力装出一副强硬的样子，对着我的脸握紧拳头。“看到这拳头了吗？好好看清楚了！” 我低下头来，努力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但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整个审讯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让我在椅子的前缘上坐直，他自己却不太能打起精神，总是打瞌睡。到了清晨，他差不多每隔三十秒就要打个盹，甚至无法在面前的文件纸上写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在审讯的结尾，他使劲把钢笔扣在桌上，猛地站起来说道：”现在你回自己的牢房好好想一想，明天”——此时，他又试着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你最好赶紧下定决心，一五一十地把事实说出来！”

第二天将近中午的时候，我又被叫了出来。审讯员还是那个年轻的家伙。他似乎是个初学者，我坐下来认真地看着他，实际上却没把他当回事。他显然是在磨练自己的技术，于是决定换个方向。当我们在一如往常的预审里兜圈子的时候，一个年轻姑娘端着一个盛着三明治、茶、面包和黄油的托盘走了进来，然后把托盘放在审讯员的桌子上。姑娘出去后，他把托盘里的一个三明治和一杯茶放在我面前。“来吧，”他说。我摇了摇头。“没事儿，吃吧。” “我不吃，”“来吃吧，”他说，“我知道你饿了，吃吧。” “我不想吃。”。我当然想吃，但这个骗局是如此显而易见，而我不过是拒绝了这个游戏。于是，在整个审讯过程中，那份三明治和那杯茶就一直摆在桌前。与我相比，审讯员受到它们的困扰更大，因为他一直紧盯着食物，随后又迅速移开目光。

当他得知我在乔普拉亚戈拉当过“一等司机”时，就问起很多与发动机和机械装置有关的技术细节，“这个螺丝是干什么用的？这个阀门在哪里，这根电线在哪里？”我会用“我不知道”或者“我忘了”回答。“你自称一流司机？我还以为美国人应该有很高的技术水平。我才不信你会换车胎呢！”

我们有一段时间在电线、螺丝和阀门的话题里绕圈子，后来他才意识到我在随口胡说。“我还得说多少次，你是来这里干什么的？”他说，“你最好早点给我明确的答复。” 最后，审讯没有取得多少成果就结束了。“现在给我听好了，”他说，“明天将是你最后一次实话实说的机会。所以好好想一想。” 但在第二天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收到传唤。

与此同时，牢房里的谈话集中到了莫斯科的战斗上。每天都有新的囚犯进入监狱，而报告也通过摩尔斯电码传播开来。我们的小团体里甚至来了一位新成员, 他是萨拉托夫卫戍部队的军官, 他告诉我们德国人就在不远处。萨拉托夫城内估计随时都会发生战斗，如今城镇里到处都是士兵。

毫无疑问，德军已经迫近了，萨拉托夫几乎每天都要遭受轰炸。在轰炸期间，我们甚至开始大声为德国人呐喊助威, 希望他们能在院子里投下一枚炸弹，又一次，就像在去萨拉托夫的火车上一样，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制订逃跑计划——假如德国人好心到炸毁狱墙的话。

战争的迫近造成了另一些更直接的影响。原本相当好的伙食变得越来越差，有些日子则根本就没有食物。城镇里的食物也很少。现在囚犯太多，而监狱的厨房没有条件处理这样的危机。一天晚上，当我们团体的人被领去厕所的时候，我注意到走廊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大羊骨，于是趁狱警没注意把它抢了过来，藏在外套里。在厕所里，我把羊骨放在水龙头下尽可能洗干净，然后将它放进口袋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坐在牢房中，用牙把羊骨切成数块，然后用齿把它们磨成粉末吞咽下去。我把羊骨切碎并把骨片赠送给其他人，但他们的牙齿不够坚固，嚼不动骨片。

1942年1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再次被传唤去审讯。审讯员还是先前那个年轻的金发男子，但他似乎出奇地沉默寡言，神情沮丧。他紧张地来回踱步，同时做了预备的发言。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实话实说的机会，所以这次最好考虑把话说清楚。他心事重重地坐了下来。审讯员开始质问我，但他很紧张，不停地摆弄桌子上的东西，谈话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就一直这样坐在那里，直到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审讯员抓起电话听了一会儿，脸色立刻就变了。他把话筒挂上，大叫一声起身跑出房间。我听到前厅的其他官员在外头，围在一起欢呼。突然，门开了，另外三个官员跟着我的审讯员走了进来，兴奋地聊着天，互相拍打后背。其中一个官员终于注意到了我，他叫来狱警，让他把我送回牢房。我迫不及待地赶回牢房把消息传出去：根据谈话的片段，我了解到俄国人已经夺回了莫斯科的门户莫扎伊斯克。德军正在撤退，莫斯科已经脱离危险了。

这个消息在牢房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每个人都讨论起这个消息，消息很快通过墙壁上的摩尔斯电码传播开来。新闻得到了确认，我们可以听到楼上楼下都是喃喃的说话声，那天晚上，甚至连狱警也加入了整个监狱的喧闹之中。囚犯对红军的胜利反应不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俄国人，其中许多是老兵，他们的自豪感和爱国心使他们对俄国人的这次胜利感到兴奋不已，但随后他们会自己反思起来，或者被他人提醒，我们立即获释的希望也随着德军的失败而消失了，于是立刻就清醒过来。最后，还是爱国心占了上风。总而言之，这是又一个不眠之夜。

1月23日上午，我又被叫了出来，我以为这次必定是与那位金发高个子新手所做的“最后机会”面谈。相反，我被带下楼关进了一个囚室。过了一会儿，狱警把我的私人物品从牢房里拿出来，给了我一块面包和装在纸筒里的三匙糖。我知道自己又要踏上旅程了。最后，两个狱警把我领到了院子里，押上一辆待命的囚车。他们和我一起上了车，我们一路颠簸着到了萨拉托夫火车站。火车站里的人群已经完全变了样，每个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整个车站都充满了乐观的气氛，人们都很高兴。就连拥挤在车站的士兵看上去也如释重负，脚步轻快了许多。

我和狱警们登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在一个乘客隔间里坐了下来。这次我们只花了五十个小时就回到了莫斯科。但我小心翼翼地吃着面包和糖，因为我事先不知道这次行程要花多少时间，也不知道终点是哪里。一路上，我可以看到弹坑和毁坏的房屋从德军入侵的高潮中恢复过来。但这次不再有轰炸了，铁轨似乎经过了修复，我们顺利抵达莫斯科，途中没有遭遇任何事故。

（译者：oblivious忘却）

在内务部（MVD）卷帙浩繁的档案里，肯定有一系列显示我不断变瘦的照片，因为我再次经受了卢比扬卡的一整套繁琐的入狱检查：照相、按指印、理发、常规体检，然后是洗澡并等待我的衣服消毒完毕。最后，我被押到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已经有五六个人，但我只在那里呆了几天，接着又一次被转移到楼上的一个单人牢房。我很失望，因为我再次变成孤身一人了。我开始推测为什么自己被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为什么在所有人中，莫斯科对我如此感兴趣。我没等太久就知道了答案。才过了两三天，我就在一天晚上的九点左右被叫出来，进入了审讯密度最大的时期——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有审讯。

这个审讯员拥有一套房间。在进入房间的第一天夜里，我注意到一个长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有着一头蓬松的黑发，坐在第一个房间的桌子前处理一些文件。当我经过他时，他好奇地盯着我看，但我完全不能确定他所在的位置。当我进入第二个房间的时候，我迅速地瞥了一眼四周，想把它检视一遍——在监狱里，你不久就会习惯性地把事物打量一番，学会用眼角的余光观察到很多东西。

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它的天花板很高，外墙有两扇大窗户，地上铺着高度抛光的橡木地板。一个长椅沿着一堵墙摆放着，此外还有几把大软椅和满满一排绿色文件柜。房间中央有一张堆满了文件的巨大红木书桌，令房间增添了几分气派，窗户上的窗帘和墙上的画也令人印象深刻。我立刻明白自己遇到大阵势了。

苏俄的一间审讯室（图片来源：电影《契卡》）

我的新审讯员是个严肃、冷静、稳重的男人，大约三十五岁左右，身材魁梧，栗色的头发梳到一边，有些落到了眼睛里。他的声音平静而且克制，在我们连续的几次面谈中，他始终表现出绅士风范。他了解自己的工作，不带丝毫的敌意，以公事公办的姿态完成这项任务，而且相当专业。他叫我坐下，从桌上的那一堆文件里挑出一张纸来，说道：“瓦尔特·齐赛克神父，美国人，耶稣会士，在罗马受训，1904年11月4日生于美国?”我点了点头。停顿了很久后，他将视线从文件中移开，低声问我：“现在，你是不是要配合一下，开诚布公地把一切说清楚？”

“当然，”我说，“我向来都是开诚布公的，你想知道什么就告诉我吧。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很好，”他说，然后站了起来。“在开始之前，我想让你见一个人。”他走到门口，把一直坐在另一个房间的书桌暗处的年轻人叫了进来。

“这位先生是我的手下。你见过他吗？”谢多夫问道

“我不这么觉得。”

“嗯，在你被捕前，他被派到丘索沃伊去审查你的案子。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准备您的档案，现在他被召回了莫斯科。你明白了吗？”我再次点了点头。另一个人什么也没说，只是站在一旁看着我，直到审讯员叫他离开。

审讯员关上门走回办公桌前，对我说：“既然你已经得到了适当的提前警告，我希望不要出什么乱子，而且我很期待你说实话。”他坐下来，把自己的椅子拉到书桌前，问：“你想用什么语言？”老实说，当时我的俄语还说的不太好。我曾在说俄语时混入不少波兰语的表达方式，尤其是一些我不懂的俄语专业名词。在乌拉尔地区，我们和官员主要是用波兰语交谈，也用乌克兰语交谈，而我在那里听到的乌克兰语比俄语多得多。在莫斯科和萨拉托夫，我可以和监狱里的俄罗斯人进行对话，特别是政治犯们，因为他们说的是受过教养的俄语，很容易理解。但我自己的表达能力有限，对于严肃的话题来说，我的俄语知识严重不足。

“如果你想说波兰语，”审讯员用波兰语说，“请随意，我听得懂。”

这话不完全正确。我发现，他对波兰词汇的掌握并不比我对俄语的掌握好多少。不管怎样，我还是用波兰语开始了我的自述。他做了大量的笔录，有时会反复地记录，直到满足于自己所掌握的所有细节为止。这段口述一直持续到凌晨五点，我开始变得越来越疲惫，感觉自己好像被抽干了。

之后，我每天都要接受审讯。在第一周里，我们不断重述我在美国的生活细节。他对建立我和美国政府的关系特别感兴趣，当然，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他会时不时地发表一些意见，比如，“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是美国和英国的盟友吗？”据我推测，这应该是在诱导我畅谈自己与美国政府子虚乌有的关系。

在这种时刻，我变得沉默寡言，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但克制住了愤世嫉俗的诱惑。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虽然我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但是绝不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只将答案限制在“是”或“不是”之内。而他不断以文雅的方式发出抱怨，说我没有全力配合他，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为了得到这么一点信息而绞尽脑汁。

他是少数几个让我知道名字的审讯员之一。有一天，当他翻阅档案并拿出另一个文件夹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通行证摊放在桌子上，上面写着：“亚历山大·谢多夫”。

在那第一周过后，我们继续谈起我在神学院的生活细节、我在阿伯丁的生活、我的乌拉尔之行，以及我在乔普拉亚戈拉和丘索沃伊的工作。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何我要自愿以工人的身份去乌拉尔山工作。换句话说，他很不满意我对自己精神动机所做的解释。在我努力解释自己响应这一圣召的精神动机时，他很有耐心地听着，与此同时，他略带困惑和怀疑地扬起眉毛。

对一切细节的调查和刺探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那段日子的最后，谢多夫说：“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你什么都没告诉我。”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你没有！””他尖锐地说，第一次失去了温和的语气。

“你的问题是，”我说，“你以为你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生活！”

“小心点！”他说，“别太过分！我从现有条件推断，你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我能从文件上看出你隐瞒了什么。你在彼尔姆所受的审讯就记录的够多了。”

“你别相信那次审讯，”我说。“只要他们有意向，就可以强迫你说任何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听到的是实话。”

“强迫？”他说。“你说的强迫是什么意思？在我们苏联不允许使用美式三级手段。”

“嗯，理论上可能如此，但是在彼尔姆市，我就像个球一样被人踢来打去。”

“那不是真的。”

“那是真的，”我说，“亲身经历这一切的是我，不是你！”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但没有再说什么。审讯就在此结束了。显然他不喜欢我提起这个话题，而我不知道提起这个话题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无论合法与否，暴力逼供就是事实。

我回到了牢房。与提起暴力逼供相比，谢多夫最后说的那句话更令我感到不安。他能看出我是在隐瞒什么，而我不知道他的意图何在。像往常一样，他没有留给我任何线索。尽管他看上去很清醒，但显然我背景中的某些东西让他大惑不解，他似乎下定决心要找出问题的根源。也许是因为他根本无法领会到宗教动机，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努力把这一点讲清楚，但徒劳无功。

第二天，就在中午之前，我又被叫了出去——这有点不寻常，因为我们的审讯通常是在晚上进行的。当我走进谢多夫的办公室时，在彼尔姆审问我的那位黑发审讯员正坐在房间的一把扶手椅上，他看起来忧心忡忡。我怔住了。我是有多重要，他们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他从彼尔姆大老远地叫来？

谢多夫直接开启了审讯。“你知道那是谁吗？” “是的，当然。”“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在彼尔姆审讯你时使用暴力的人吗？” 我点了点头。来自彼尔姆的审讯员脸色发白。在那一刻，我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他是个男人，可能是个有家室的人，做着自己分配到的工作，或许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而走了一些弯路。但我不能为他开脱，而另一方面，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关进自己的监狱——监狱里的人已经太多了。

“好吧，”谢多夫说，“让我们实话实说。把整件事的经过告诉我吧。”我说：“好吧，这就是那位来自彼尔姆的审讯员，那位让我招供的人——如果你想称之为供词的话。他的语言充满侮辱性，我当时就告诉他，这完全不像一个称职的苏维埃首长应该做的。没有人会尊重一个用辱骂和亵渎的语言与你对立的人，也没有人愿意和这种人畅所欲言。”

“没错，没错，”谢多夫说，“但你说过他使用了强迫手段？”

“嗯，”我说，“当他发现自己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时，就叫来了另一个人，那是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抓住我的脖子，如果我的回答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就会用力打我的脸。”

“那么！”谢多夫说，他转身面对来自彼尔姆的审讯员，问道：“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他嘟囔着，脸色比先前更苍白。

“他知道，”我说。“他肯定知道，但我不知道。”

“好吧，”来自彼尔姆的审讯员开始做自我辩护，“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对我们隐瞒了事实，正如我在报告中写给你的那样。”

随着他说出这句话，谢多夫用头向他示意，于是两人走出了房间。那个来自彼尔姆的男人跟在他身后，神情有些惊惧。我又一次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大约过了五分钟，谢多夫就回来了。他没有再多提及这件事，我不知道那个从彼尔姆来的审讯员出了什么事, 但无论如何，现在对我来说谜团的一部分已经被揭开了。从彼尔姆寄到莫斯科的文件中明确提到我隐瞒了一些东西。这一论断是我被传唤至莫斯科接受更密集、更老练的审讯的原因，也是起初卢比扬卡审讯员不信任我的原因。

谢多夫的审讯用掉了整整一个月。根据刑法，囚犯理论上只能被关押审讯一个月，然后要么被起诉，要么被释放 (至少卢比扬卡和萨拉托夫的一些老囚犯是这么向我解释这个制度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审讯期可以再延长一个月，而我的审讯期则被延长了两个月。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谢多夫特别提到我与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的关系，以及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任务。我再次努力解释，我从大主教那里得到的任务和其他堂区司铎或传教士的任务是一样的：为信众服务。我是他们的神长，简单而纯粹，绝不涉及政治。谢多夫和其他审讯员差不多，都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始终坚信，正如谢多夫所坚称的那样，司铎工作只是某种政治任务的幌子。当然，他并未就自己的看法说太多话，但这种暗示始终潜藏于他的提问背后。

谢多夫不断询问都主教的生活状况：谁和他住在一起，谁拜访过他，他的“联系人”是谁。我不断重申自己只去过两次都主教的住所，而且只是短暂地拜会他。就大主教的生活和教区管理的细节，我无法提供任何相关信息。不知怎为何，尽管没有明说，我却得到一种印象——他们试图将舍普提茨基都主教以及我前往乌拉尔地区的任务与亲德情节联系起来。

我又一次被问到为什么要去乌拉尔地区。而我又一次努力地解释，那里有许多自愿前去工作的乌克兰人和白俄，他们曾是我在阿伯丁的信众或利沃夫大主教区的成员，我作为一名司铎，想去陪伴和照料他们。谢多夫的兴趣和执念的根源在于一个事实：乌拉尔地区是苏德战争期间的主要工业中心之一。因此，我的审讯员相信我选择乌拉尔地区或与破坏活动有关。我对此予以否认。

“那你们为什么这么急着去图拉？”谢多夫说。“图拉？”我问道。在我们后来的交锋中，我了解到图拉是一个距莫斯科约60英里的城镇，那里有一间机枪制造厂，它的一条防线在德军入侵时遭受了破坏。虽然从未听说过机枪制造厂的事，但我确实听说过图拉。它是涅斯捷罗夫一直期盼我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之一，因为它离莫斯科很近。因此，审讯员提到了图拉，这便令我确定他们已经对涅斯捷罗夫进行了严密的审讯。令人困乏的盘问仍在继续，既然我实际上从未从事过任何间谍性活动或破坏性活动，他们就什么也无法证明，但他们始终在坚持自己的论断。我对这个话题感到厌倦，我同样坚称，自己进入俄罗斯的动机以及前往俄罗斯各地的动机都是纯粹精神性的，和其他地方的神父一样。

图拉（Тула），俄罗斯重要的军火生产基地

在这三个月里，最糟糕的是，谢多夫翻看我的钱包时发现了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给我的那张撕下的书页。其他审讯员之前也曾注意到它，但没有予以重视。谢多夫是个专业审讯员，而这件物品还没有得到清楚的解释，这让他很困扰。我努力向他解释这是一种手段，就像以前的图章戒指一样，目的是让都主教确保从涅斯捷罗夫与我那里发来的信息是得到授权的。谢多夫摇了摇头。

我又试着解释了一次：“当我们寄信给舍普提茨基时，我们应该把那张纸的一部分附在信上。他可以将纸片和他保存的那页纸的剩余部分作比对，这样就能知道信确实是我们写的。”他回应道：“我明白，那是某种代码。” 我知道自己没法向他解释清楚，但在此时，我可怜的俄语能力和他糟糕的波兰语水平坑害了我们。我无法用任何一种语言让他明白信物和代码的区别：信物只是用来验证某种东西的标记，代码则是密码的核心，或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手段。

有一天，谢多夫请来了一位英语翻译。他是一位长者，也许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但他用完美的英式英语与我进行了英语对话。他用英语将之前所问过的问题又向我问了一遍。我再次努力将那张特殊纸片的意义和自己进入俄国为信众工作的动机说清楚了。他向谢多夫完整地翻译了我的话，就我所能辨认出的部分而言，他翻译得很好，翻译人员还将它们记在了笔录上。我第一次觉得在澄清自己的立场方面，以及让他们理解我的立场方面，我取得了一些进展——至少在当时看来是这样。当我回到牢房时，我觉得自己比先前更有信心，内心更加平稳。

这一整套漫长的严密审讯开始让我感到沮丧。这是我第一次经受如此冗长而紧张的审讯，他们对最为私密的细节所做的刺探令我无法适应。最让我烦恼的是，他们完全不尊重教会人士和灵性领域——这是一个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领域，而他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但他们的整个态度与我的信仰、背景和所受的训练相去甚远，以至于我越来越反感和厌恶他们的审问。那天晚上，我祈愿这次英语审讯能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有所帮助。

英语审讯终结了我与谢多夫三个月的审讯。在那之后的一小段日子里，什么也没发生。我指望起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也许谢多夫开始相信我——或者至少相信我的诚意。因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缺乏信任。有一天，谢多夫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不清楚我是在隐瞒什么，也不知道我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受了高级教士的骗。这种争论带有坚不可摧的偏见，在我回到牢房时，它们真的给我留下了一种挫败感和沮丧的情绪。

之后某一天，我被狱警叫了出来，他叫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好。有那么一瞬间，希望在我的心中一闪而过，我以为英语审讯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次我肯定会被释放。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被带到了卢比扬卡的另一个区域，被关进了一个更大的房间。这个房间里除了床之外还有一张桌子，不过没有椅子。它还有一扇比普通房间大得多的窗户，当然，它和普通房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上面还是装着普通的铁栅栏和铁皮封窗，从中只能看到窄窄的一线天空。我对这次变动感到疑惑，猜想现在会发生什么事。

没过多久，谢多夫又把我叫了出来。他告诉我，我的案子很特殊，已经得到再审三个月的正式批准。于是，我们开始了又一轮累人的问答。他警告我，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实话实说”，因为这三个月结束时我肯定会被判刑，而我的刑期将取决于我的回答和我的配合。

“你知道吗，”他说，“从你自以为是的回答中，我有时得到一种印象，那就是你自以为比我们优越。得了吧！”

“不，”我疲惫地说，“我不认为自己比谁优越，我也明白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但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你起初就知道的事实告诉你。如果这听起来很自以为是，我很抱歉。但事实就是事实，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又一次，我们按照分期和事项把口述审阅了一遍。谢多夫会时常请一些学科“专家”来协助盘问。这一次，旁敲侧击的范围变得更广了：他们似乎在暗示梵蒂冈就是我“间谍活动”的幕后黑手。我曾在罗马待过，而耶稣会士在历史上一直是“臭名昭著的阴谋家”以及教宗的左膀右臂，这被当成梵蒂冈对我发号施令的论据。事实上，在罗马的那些年里，我只是在圣伯多禄大殿里见过教宗，或者站在广场透过窗户看到过教宗，除此之外就再也没和他接近过，而且自己有生以来从未踏足过国务秘书处或梵蒂冈的任何办公室，但审讯员很难相信我的陈词。

教宗庇护十一世（1922～1939年在位）

随着审讯的延长，谢多夫变得非常坦率和直白，由于我们似乎毫无进展，他看上去十分焦虑。实际上，有一天他完全失去了耐心，把笔扔到了桌子上的文件堆里，然后命令我离开房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失态。我害怕自己会被关进其他囚犯所说的карцер（类似于禁闭室），但我仅仅是被带回了牢房。

随着第二轮长达三个月的特殊审讯接近尾声，情况对我跟他而言都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我的辩解和抗议是都是出于诚意，但他显然无法相信我毫无隐瞒。另一方面，我已经把自己所知的一切事实告诉了他，无论审讯变得多么紧张，我都从来没打算编造故事，也不打算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而同意他的一些暗示。

在审讯的最后，他们几乎一个星期都没有叫我去审讯。谢多夫肯定是在整理他所有的数据，因为在我们最后的几次审讯中，他带来了一份很厚的卷宗——那是一系列审讯的最终成果，我们一起把它审阅了一遍。读卷宗很难，因为它的大部分内容是手写的，这是谢多夫在我们的谈话中所做的笔录。在审阅结束后，他让我在上面签字。就我所辨认出的内容而言，这是一份准确的笔录，包含了他提出的指控和旁敲侧击，而且如实记录了我所有的否定式表述，因此我没有发现不签字的理由。

在最后几次审阅笔录的审讯结束后，谢多夫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了，我可能很快就会得到判决。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而我此时基本上放弃了对奇迹的盼望。不过，知道审讯结束了也令我松了一口气。然而，判决却被推迟了。

一周过后，什么事也没发生。然后有一天，狱警把另一张床搬进了房间里，稍后又领来了一个囚犯。那是一位来自安德斯军的年轻波兰军官，他遭到逮捕，并于最近从萨拉托夫被转移到卢比扬卡。如今我独自生活的时间超过了五个月，所以很高兴能与审讯员之外的人说话。我向他表示了热烈欢迎，然后我们用波兰语兴奋地聊了起来。他把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我，然后我也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包括我是司铎这件事实。我一说出这件事，他的脸色就变了。

安德斯军（正式名称“自由波兰第二军”），名称源自其指挥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其成员主要来自古拉格集中营释放出来的波兰战俘

他从床上站起身来，开始紧张地走来走去，然后在门口站了很长时间探听狱警的动静。他终于朝我走回来，用极小的声音跟我说话：“我对你实话实说，我是天主教徒，我很害怕当下的情况。我只想告诉你，我被送到这里的目的，是让你向我说出你在俄罗斯的所有活动。我的父母和妻儿都住在波兰的苏联占领区。如果我弄清楚了他们想从你这里得知的东西，之后我就能和家人团聚了。不然的话——不用多说，他们暗示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了。现在，我已经向你坦白了。你一定要帮帮我，告诉我，我要告诉他们什么。”

当时他是那么激动，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讨论此事之前让他冷静下来。我努力让他明白，除了先前从我身上套出的信息之外，克格勃不能指望从他身上得到更多信息了。如果我们编造了一段口述，无论它看上去多么有力地佐证了克格勃对我的怀疑，在克格勃证实这段口述的时候，他还是会被关押起来——这就是克格勃的工作方式，当他们发现这是个谎言而无法得到证实，他的处境就会比现在更糟糕。另一方面，假如俄国人真的打算释放他，而他并不比他们更能动摇我的口述，那么他的处境也不会恶化。

“对他们说实话，”我说，“就像你刚来时我告诉你的那样，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们。我自从被捕以来就一直对他们这么说。如果他们向你追问我没有提到的细节，你就说我和下一个囚犯一样谨慎，除了起初对你说过的话以外，没有提到更多与自己有关的事。”

尽管十分紧张，但他能看出其中的道理。他同意试一试。我们在一起仅仅住了四五天，期间他就被传唤了好几次。他们不喜欢这段口述，但没有责怪他，只是叫他继续努力。他对我说，他感觉好多了，因为他说的是实话，自己的良心没有受到困扰。他还认为自己和以前一样有机会见到家人——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在配合，审讯员没有再提那个威胁。当他在第五天被传唤出房间后，狱警把他的床铺搬了出去，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几天后，大约凌晨两点，狱警敲响我的门然后走进房间内。她叫我赶紧穿好衣服。我睡得如此香甜，以至于一时没能搞清楚状况。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只是回答：“快点，快点！”我慢慢地穿上衣服，同时努力思考着，而她又敲起了门。当我走到门前时，她把门打开，然后领我下楼去了谢多夫的办公室。我记得那个早上很安静，当我们经过克格勃办公室时，能听到里面的人说话的声音。那是一个周日的早晨，此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当我们到达谢多夫的办公室，我仍是睡意朦胧，他看起来也很累。由于把我叫了出来，谢多夫为此道歉，他说自己在那天晚上要值班，所以只是想再把审讯的内容审阅一遍以打发时间。他没有穿外套，只穿了一件衬衫和领带以及条宽松的长裤。等我坐下后，他拿起电话听筒，给一位姑娘打了个电话。“我猜你饿了吧？”他对我说。我没有回答。“你感觉怎么样？”“累。”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位姑娘进来后，谢多夫小声跟她说了几句，她又出去了。谢多夫靠在椅子上，双手抱住头在脑后垫着。他似乎很放松，闲谈起自己在乌克兰的日子——那时他住的地方还是波兰的一部分。他给我讲了一段小插曲，说他的一个波兰老师试图影响他走向宗教。“他没有成功，”谢多夫说，“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不过，你知道，我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确实信过一段时间。”

姑娘回来时，端着一盘三明治、一块蛋糕和两杯热茶。她把它们放在桌子上，顺口开了个玩笑，然后又出去了。谢多夫给了我一个三明治。他说，“打扰了你的睡眠，为此我请一次小小的客。”我走上前去拿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吃了起来。我是真的饿了。谢多夫开始对肉肠发表评论，说现在一切都在往前线运，搞到肉有多难。“来，喝点茶吧。”他说着，朝我推来一个杯子，往里面加了一大块糖和（我想是）别的什么东西。然而，我什么也没有怀疑，那天晚上他看上去轻松而愉快。

“趁热喝吧，”他说，“再来点柠檬。”我在茶水里挤了一点柠檬，用小勺子搅拌了一下。茶热气腾腾的，我把杯子放在碟子上，开始啜饮起来。我配着三明治把杯里的茶喝了大约一半。谢多夫又给了我一份。我伸手去接三明治，刚一碰到它，就感觉自己的下巴在收紧，手落到了桌子上。我没能咽下还在嘴里的那一口三明治，接着就滑回到椅子上。

我有一段朦胧的记忆，记得谢多夫在我睡着之前焦急地看着我。等到下次醒来时，我正躺在一张小床上。有人坐在我旁边，我想是那是个医生。医生身边有什么人和谢多夫一同站在长椅脚边上。我睁大了眼睛。“来，吃了这个！”医生说，给我喂了一粒药，我再次陷入沉睡。

当我再次醒来时，自己已经立了起来。有人在扶着我，我的头上戴着某种贴身的器械，简直就像一个橄榄球头盔。我模糊地记得自己的脑袋有一种沉重而剧烈的压迫感，如同悸动一般。谢多夫按住我的头，拉起我的眼皮看向我的眼睛。谢多夫专注地盯着我，他的眼睛闪烁着如同恶魔化身一般的光芒。此时的他瞪着眼睛，头发凌乱，给我留下一种恶魔一般的、必然是非人类的的印象。我不由自主地发出颤抖，然后跳了起来。接着，我昏了过去。

之后，我隐约感觉到有人用橡胶绳猛地拉住了我的脖子，凌厉而尖锐的痛楚随即窜过我的后背，刺痛了我的脖子。还有人扯住了我的手腕，痛楚立刻窜上了我的手臂。

后来，我记得自己在一张桌子上撑起了身子。谢多夫摇动着我的脸，大声对我叫着：“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想说点什么，但开不了口。我一直在努力开口，但发不出声音。谢多夫不停地重复着 “利宾斯基，利宾斯基，利宾斯基，利宾斯基”。他把一支笔放到我手中的某个位置，然后让我的手动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拿着笔做了什么。或许，当时自己在桌上的一张纸上签了字，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再次醒了过来，又被喂了药和一口水。当我最后恢复神智时，觉得自己筋疲力尽了。谢多夫独自待在那里，他领我去了厕所，而我感觉自己仿佛从十层楼的高度摔了下来。之后，我记得自己坐在他房间的一把椅子上。其他的审讯员朝我的方向走来，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我就坐在那里盯着一个地方发呆，没有理会他们。房间里已是大白天，我却无法集中注意力。

最后，我被押到了一个囚室里。我坐下来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感觉墙壁和天花板压住了我，一切似乎都要塌在我身上。万物都在燃烧，世界一片火红。我擦了擦眼睛，但那片火红依旧在墙面上翻腾。我吓坏了，双手抱头尖叫起来。我记得自己不断地喊叫，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遭受了攻击，我退缩到了角落的更深处，然后陷入了沉睡。

当我苏醒时，眼前一片漆黑。我感受到一种对谢多夫刻骨铭心的怨恨——甚至是仇恨，那是一种遭受背叛同不信任混合在一起的感觉，现在回忆起那些事件时，我还能感觉到它在涌动。有生以来，我从未对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感觉，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感觉，更是一种是肉体上的感觉。

终于，一个狱警把我带回了牢房。两份面包、汤和麦粥在桌上一字排开。我吃不下东西，但当时我明白，自己肯定至少在牢房外待了四十八个小时。我就这样呆坐在一个地方，无心无念地盯着另一个地方。我只是筋疲力尽了。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天后我才振作起来，而且又感到饥肠辘辘了。然而，对于谢多夫，我总是能感到那种遭受背叛的灼痛，自那时起我就始终保持警惕。

我再也没有被愚弄过，而且再也不信任任何苏联官员，无论他们是什么级别。在那以后，我每天早晚都会祈祷：“主啊，求你助我摆脱敌人与他们的恶行。”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也是发自内心的祈求，我唯独信赖天主。从此以后，我感觉自己更加刚强了，也更有信心了。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我总能感受到天主的帮助，感觉自己对他的信赖越来越强烈。

几周过去了。之后的一天晚上，我再次被凌晨两点的门闩撞击声惊醒了。我坐了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张。狱警叫我穿好衣服跟她走。当我们在黑暗的走廊中行走时，我再一次祈祷，而且祈祷了一遍又一遍，祈求解脱和庇护。然而，这次我却被带到了楼下的拘留室。这实在令我吃惊。我在那里坐了将近半个小时，想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不是要被押到另一个监狱去，抑或是去法庭听候宣判？

接着我听见走廊的门被打开又被关上，笑声和脚步声接近我的囚室。门开了，一名政委跟着监狱长走了进来。两人都略有醉意，说个不停，满脸通红。政委把一份文件递给我看，那不是他们所说的司法判决书，而是一份简单的文件，即所谓的“行政判决”，它简要地做出以下陈述：瓦尔特·J·齐赛克被指控违反苏联刑法第58:6条，并被判有罪。第58: 6条与间谍活动有关，这与我被捕时所受的58: 10: 2号指控——颠覆性活动有很大不同。

“你明白了吗？”政委问道。我点了点头。“你满意吗？”他又问道。判决书上写的判决是十五年的苦役，我看着他，接着苦笑了一下：“我其实没有什么选择，不是吗？”他们都觉得这句话极为可笑，然后政委说道：“知道吗？你出狱出得太容易了。”既然我“不上诉”，他便让我在文件上签字，以示同意判决。我签了字，政委拿回文件，然后，他们两人一边走出囚室，一边笑着交换了几句我听不太清楚的评论。根据我签字的“判决书”上所注的日期来看，那天是1942年7月26日。

我在判决后回到牢房，无法入眠。我用一整个不眠之夜回想过去发生的事，猜测假如自己先前承认他们对我的一些指控，那又会发生什么。我猜想，判决是不是在我被捕时就已经定好了。我还开始想象劳改营的样子，我曾经从其他囚犯那里听到过各种各样有关劳改营的故事和传言。我想的是，至少我能再次见到人群，即便那里的工作再辛苦，我也会欣然接受，因为那总好过被关在牢房里。如今判决已经下来了，我很焦虑，不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我明白天主会照顾我，却从未想过，自己还要等上四年才能看到西伯利亚。

两天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第三天早上，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到了我的牢房。那是监狱的图书管理员，她亲切地跟我寒暄了几句，问道：“你想看点书吗，同志（товарищ）？”。

“什么？”我说，“噢，当然，当然！” 

“好的，你每次可以借出一本书，如果你想要的话，我每周都会回来更换书籍。如果你把书看完了，只要让狱警通知我，我就会过来换书，这样你就不用等上一整周了。”

就这样，我在“卢比扬卡大学”的“博士阶段”开始了。为了提高俄语水平，我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我从托尔斯泰开始，基本上把他的全部作品都读过了。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新的日程表：中午之前做灵性方面的义务，然后一直阅读到晚饭时间。晚饭前，我会做日间省察，当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在十二点响起时，我念《三钟经》。午饭后，我用波兰语、俄语和拉丁语各念一串玫瑰经，然后再去读书，一直读到外出活动时间或上厕所时间，吃完晚饭后，我会凭记忆做晚祷，吟唱圣乐。然后再次回到书本中，一直读到就寝时间。

那就是我每日的日程安排，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人打扰我。除了监狱长偶尔会来探望我，以及每周一次的健康检查和寄生虫检测外，我没有见过狱警以外的人。事实上，我成了一个与祈祷和书本为伴的隐士。我发现自己甚至都忘记怎么说话了! 不管是偶尔与医生交谈时，还是在监狱长不定期来探望时，我说话总是结结巴巴的。

除了每天二十分钟的活动时间外，我还试着通过每天两次擦地板来保持自己的活力。反正我们在卢比扬卡每天都要擦一次地板，但许多囚犯只是在口头上答应，而我却真的出力去干这件事，目的仅仅是享受活动的乐趣。卢比扬卡的地板是用优质的橡木制成的，带有一种美丽的光泽。我先用柔软的抹布清除地板上的灰尘，然后用大支的蜡棒打上蜡，接着再用包着布的重熨斗和一些油脂把地板擦得锃亮。

如今手头有了时间，我也开始修补衣服了，它们自我在丘索沃伊被捕以来就一直穿在身上，现在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监狱里严禁针、刀片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但我有时会从汤里捞出一些大鱼骨，在床的铁条上将它磨成可以使用的针。在读书时，我还用铁条和指甲把书上的订书针松开，然后把订书针在床上磨得很锋利，之后用它在骨头上刺出一个洞。接下来我就会从自己的衬衫、内衣或袜子上拉出一根线，然后开始练习裁缝的手艺。自然，那根针一经发现就会被没收，尤其是在两周一次的全面搜查中。这说明了卢比扬卡搜查效率很高，连鱼骨针这么小的东西，就算是藏在房间里或身上也会被他们搜到。

所以，在卢比扬卡四年的“大学教育”期间，我不仅重视精神生活，也重视物质生活。每天，我至少做四十五分钟的健身操，让自己的身体和阅读的思维一样活跃。我尽可能让自己和衣服保持清洁，使房间看起来一尘不染。我决意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克服自己的懒散，以保持自己的人性以及精神方面的警觉，不让监狱里日复一日的琐事使我消沉下去。正如囚犯中间流行的那句话，我“无言却快乐” 。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我一直记着时刻和日子，尽己所能记住了教会的所有瞻礼日，并用自己记住的或自创的特殊祷文庆祝它们。

我带着复仇的心态学习俄罗斯文学。除了托尔斯泰，我还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列斯科夫，以及杰克·伦敦、狄更斯、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的许多作品，甚至还有俄文版的《你往何处去》。此外，我读了不少俄国历史，还有年老的苏联历史学家塔尔列为拿破仑撰写的一本新传记——这本书是他在狱中写成的。在我的印象中，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拿破仑生活中的宗教活动——他的加冕礼、婚姻和后事等等，不但被省略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我惊叹于此书高超的技巧，更能理解为无产阶级重写历史意味着什么，也明白了它是怎样使年轻人听不到任何与天主有关的事。

此时我所读的另一本书也给我留下了类似的印象。那是一本俄罗斯东正教会研究的皇皇巨著，是在“新任莫斯科及全罗斯牧首”——谢尔吉都主教——当选1925年后的首任牧首之际出版的，出版目的或许是对德国人针对苏联宗教迫害的宣传作出反击。这本书中满是教堂和圣像的彩色照片，照片内容也包括著名的东方礼仪式。

然而，书的最后有一篇文章，据称是由一位东正教的教士所写。这篇文章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猛烈抨击，并且刻意使用了一种鼓吹仇恨和报复的文风。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深感震惊，乃至确信它不可能是真的。一位司祭有自己的圣召理念，他所受的训练是在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像小孩子一样彼此相爱”下进行的，但我根本无法将这些理念与那篇文章中的仇恨式宣传相调和。对我来说，那篇文章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政府短暂地放松了对教会的压制，重开了上千座教堂，神职人员开始参与公共生活，协助募集资金和物资，部分神父甚至拿起武器参战。

随着我对俄语的掌握程度不断提高，我差不多以每天一本书的速度在阅读。我不断地阅读，虽然没有眼镜，但眼睛却丝毫没有妨碍过我。在图书馆员的建议下，我还阅读了《列宁哲学百科全书》。我在书里找到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共产主义的定义，还把它背了下来。不久后的一天，正当审讯员和我在紧张的答问间不顾规定争论起来，我当着他的面引用了列宁对理想的共产主义国家所下的定义。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咧嘴一笑：“啊，可那是什么时候？当然不是在你我的有生之年，也可能要等上100年。”他轻轻一挥手就把这个话题打断了。

除了每周一次的体检和常规检查外，我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任何事物的打扰——除了饥饿。事实上，在判决后，我的口粮配额增加了。我现在所用的是标准的劳改营配额——早上有600克的面包，中午有半升汤，晚上有一碗麦粥，有时还有一片鲱鱼或土豆。严格来讲我现在不是卢比扬卡的囚犯，而是劳改营的“拘留犯”。结果就是，我得到的食物前所未有地多，但不知为何，我发现自己对食物的念想也比以往都要多。

有时候，当我一边来回踱步一边看书的时候，会沉浸在晚餐的念想中。我听着钟声，变得紧张起来，想知道离吃饭时间还有多久。我根本无法摆脱这个念想。我越是想专注于书籍或其他事物，注意力似乎就越是集中到自己的饥饿感上。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做一些活动——对我来说，这通常意味着磨洗地板，我会凭借旺盛的精力，有条不紊地做这项工作，这样才能忘却时间的流逝以及对食物的念想。

突然，在一年零两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意外地被叫出来带到了审讯室。我很反感。一想到在审讯结束后又要继续审讯，我就气恨难消。此外，我越来越习惯于隐士生活，对这种侵犯我隐私的行为心生厌烦。

这是另一位审讯员，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四十五岁左右，有一头深棕色的头发，五官端正，身着便装。他相当友善，但是很认真，总是让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司机。在这一类审讯开始的时候，我总是会感觉到内心的紧张和厌烦情绪，而在体验过这些最初的感觉后，我已经完全无动于衷。我近乎一架机械，只用“是”或“不是”回答他的问题。他恼羞成怒：“你可以做得好一点儿! 非要我把你身上的所有事都扒出来吗？”

“那有什么用呢？” 我说。“我要说的话你们已经知道了，它们全写在我签名的那份笔录上。审判已经结束了，我签了判决书，那还有什么用呢？”

“嗯，”他说，“这对我们很有用。严格说来，这不是审讯，我们只是想得到一些补充信息。” 不过，他还是重新从旧的口述开始讲起。显然，所谓的“补充信息”，意思只不过是他们觉得我还在隐瞒着什么。

有时他会改换策略，试图搬出他所有的无神主义论据同我争论宗教。我对争论不感兴趣，我知道他其实也对此毫无兴趣。有一天，我打断了他的论证："你瞧，我们有信仰的指引。你们有什么？一无所有！” 

“哦，但我们也有自己的理想。”他说，“我们有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以及坚信的理想。那不是信仰，而是别的东西。”同他争论是徒劳无功的，我对他明说，我觉得他只是在刺激我说话。

我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被传唤去那些不定期的“补充信息”审讯。事实证明，这些审讯和以往一样毫无效果，而且每次都让我更加反感。无论如何，我和审讯者处在完全不信任的氛围之中。谢多夫的事情过后，我不再相信任何人，另一方面，审讯员也不信任我。事实上，他有几次明确告诉我，我必定向教宗发过某种特殊誓愿，又或许是“告解封印”妨碍我对他畅所欲言 。他说，他从我拒绝合作的态度就能看出这么多。

“太可笑了！”我说，“不过，既然我无法让你相信我的诚意，那就随你怎么想吧。如果你不给我面子，我也不会在乎你的想法！”

有时审讯员会拿来一份名单，上面写着一些枢机主教、主教和普通教士的名字。他会问道：“你知道某某的哪些事？”

“一无所知。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他。” 

“你不是在罗马待过吗？” 

“是的，但我从来没见过他。他现在是在罗马吗？” 

有一天，当我坐在审讯员的办公室里，他给了我一本书让我读，那是一本带有共产主义者报复意图的教会史，书中写满了有关十五世纪的枢机主教的丑闻。“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他说，“现在，把你所知道的有关这些人的事写出来。”他把枢机主教、主教和普通教士的名单递给我。我拿着名单，写下了自己略有所闻的名字，数量少到几乎跟没有差不多。在我写完后，他把名单撕掉了。“你在干吗，”他问，“想糊弄我？”

还有一次，审讯员用几个小时向我询问有关俄罗斯学院的事以及它的人员情况。许多人的名字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而关于那些我认识的人，我把我所知道的事告诉了他：“他是个很好的信徒。他非常热诚。他的俄罗斯历史课教得很好。他的声音很好听。” 审讯员会大发雷霆：“你知道那不是我们想知道的！” “抱歉，但我只知道这一类事情。” 有几次，他向我问及有关谢普提基都主教的事，我坦言自己只见过他两次，并且努力让他相信这一点。我用自己所知的一切得体地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至于其它的事，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并不打算编故事迎合他。

在审讯期间，他会时不时地拿出一个“提案”：万达 · 瓦西列夫斯基（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ий ）正在组建一支前往东部前线作战的部队，很多波兰人应征入伍参加了抗德战争。他说，他们需要司铎，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他们。我知道万达是共产党员，我觉得共产党员不会关心随军司铎的事，除非他们是另有所图。“我没兴趣。”我说，“不用了，谢谢。”

 “好吧，”他说，“你再考虑一下吧。假如你改变了主意，请记得这个提案仍然有效。” 

不过下次他传唤我的时候，提案却起了变化。他没有建议我加入万达的军队，而是提议我加入英国的安德斯军，一支由自由波兰人组成的军队，将在即将开辟的第二战场作战。我摇了摇头：“别和我做交易。”

“安德斯军”（正式名称“自由波兰第二军”）的指挥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1940年1月29日被移送卢比扬卡，后获释参与对德战争

“交易？”他说，“没人说要做什么交易。”

 “现在你看看吧，”我说，“我昨天并没有进这个监狱。我被判处了十五年的苦役，你却要取消这个判决把我送到英国去，又或者，你指望我在安德斯军以某种方式服刑。如果你们是因为判决有误才试着讨好我，那就释放我。不然，我根本就不打算陪你们这些人玩什么把戏。”

之后，他总是拿出不同的提案。有一次，他说假如我割断与教宗的关系，就送给我一个俄罗斯堂区。审讯员还说教宗站在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边，他显然是在操弄政治，审讯员还想让我在某天就这个内容发表一个广播演讲。“可笑！”我说。

墨索里尼与教宗庇护十一世

“这两年来，”他说，“你一直在试图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你来俄罗斯只是为了服务信众。现在你的机会来了。” 

“确实是有些机会，却要我付出这样的代价！” 

“好吧，我搞不懂你了。” 

“你们当然不懂我，”我说道，“很明显，你们从来就不懂我。但我在这里呆得够久了，久到能知道你们在打什么主意。我对任何交易都不感兴趣，我们就当把这些事都忘了吧。”

他不肯放弃。还有一次，他提议让我去罗马安排一个教宗和苏联的协议。我笑了：“谁来给我授权？” 

“哦，我们会解决的。”不过首先，他们要我去上无线电课程和电报课程。

“学这个干什么？” 

“干什么？从罗马给我们发消息！”

我又笑了，打断了他的话。他时常提起这个话题，但我告诉他，我根本不愿意对此进行讨论。

在整个审讯期间，我只见过谢多夫一回。一天早上，我被押到他的房间，发现他神情紧张，心事重重。他让我回去洗个澡，然后给了我一套干净的衬衫和长裤，让我去和贝利亚面谈。我大吃一惊。但谢多夫比我还着急，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警告我，不要讲出我先前签字的完整笔录里没有的事情。

于是我洗漱完毕，穿上了谢多夫给我的干净衣服，狱警带我原路返回，先是穿过走廊，上了几层楼，穿过一排前厅，接着把我领到一个装修豪华的大房间里，房间里有厚重的红色门帘和一张巨大的、经过抛光处理的桃花心木办公桌。我们到达的时候，房间里没人。我紧张地等待着，准确地说，是焦急地等待与那位一手遮天的秘密警察头子的会面。门帘拉开了，但进来的不是贝利亚，而是贝利亚的一个助手，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健壮男子，头发花白，面容肃穆，身着剪裁得体的制服。他向我道歉，说贝利亚本人突然被叫去克里姆林宫开会了。

很快，我们的会面就发展到与我个人没有什么关系了。英国有一位曾是波兰军随军司铎的波兰人主教，他曾带了几位英国专员来俄罗斯视察战争的进程，观察从德国人手中夺回的领土上民众的生活状况。主教回到英国后写了一本书，抑或是一篇文章，他在书中提到有10万波兰人死在了某个苏联劳改营或苏联占领区中。苏联方面否认了他的说法，而且担心这种言论可能会对战时同盟产生影响。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40年4月至5月间在卡廷森林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了有组织的大屠杀，史称“卡廷惨案”

我对相关情况并不了解，贝利亚助手的描述也不够清楚。他更想知道我对这一事件了解多少，我是否能提供相关细节，尤其是有关那位主教的情况。在克里姆林宫看来，这肯定是一个严重的事态，以至于派来国家安全部门的高层对我进行审讯，但我无法向他提供任何信息。无论是这个指控还是那个事件，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从未见过那位主教。当那位助手终于相信我对此一无所知，他就将我们的会面时间缩短了。我被带回了牢房，既吃惊又茫然，但我之后再也没有听说任何有关那件事的消息。

到了1943年的春天，由于战争原因，监狱里的伙食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食物状况的话题偶尔会以极不愉快的形式出现在我与审讯员的谈话中。他会提醒我，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前线死去，百万之众的人口正在家里挨饿。接着，他在结束自己的短篇独白时补充道：“我们对你过于宽大了，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而你，一个与人民为敌的人，却在监狱里悠闲地生活，吃饱穿暖，既不做任何事情帮助我们，也不为自己所受的待遇心怀感恩。”末了，我被叫去签了最后一份文件，以证明我的审讯已经结束，他难以置信地对着我摇了摇头，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搞不懂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我在1944年被转送至莫斯科的另一所监狱——布提尔卡监狱，和往常一样，这次转移是突如其来的，而且未经任何解释。那一天，我在牢房里看书，听见从监狱走廊和院子里传来很大的动静。我当然很好奇，可我早已不愿去搞清楚卢比扬卡里发生的事。突然，狱警到我的门前叫我收拾东西。由于我最近签了一份审讯结束的正式文件，此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我要前往劳改营了。

当狱警把我押出门外时，我看到一群穿着军装的战俘堵在走廊里。狱警立即把我推回牢房里，并且叫我等着，因为我不应该看到他们。过了一小时左右，狱警回来了，他押着我从别的走廊下到底楼，然后来到一辆待命的囚车前。囚车里已经挤满了其他的囚犯，我刚一进去，车就开走了。

我向同伴们询问我们要去哪里，但没有人知道。囚车开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停下来。我们听见狱警在跟什么人说话，之后囚车往前开了约150码后又停了下来。“啊，”一个囚犯说道，“又是一个监狱。我们是在一扇大门前停了下来，然后就是出示通行证，接下来我们要么是陪着车上的人，要么被卸下车。”门开了，我们被命令下车。狱警把我们押到了地下室的走廊里，开始进行例行的入狱检查。“布提尔卡，天啊！”一个老囚犯说

与卢比扬卡不同，布提尔卡是一座用暗色巨石建成的老式监狱，这里总是湿漉漉的，而且没有供暖。通过了常规的检查和入狱手续后，我被带到了二楼或三楼的一个大房间里，那里挤满了囚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房间里的那股气味：尿骚味、汗臭味、烟味以及黑色旧石墙散发出的阴湿的霉味，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简直令人窒息。房间里挤得要命，没有可落脚的地方，所以我就站在房间内侧的门口。其中一个囚犯——这间牢房的勤务员走到我面前，开始询问我是谁，感觉怎么样，我在监狱里呆了多久，罪名是什么等等。最后，他说道：“欢迎来到布提尔卡! 请自便，找个歇息的地方，和小伙子们互相认识一下吧。”

布提尔卡的牢房是一个巨大的房间，大约30X30英尺，粗糙的石墙上涂着深绿色或黄色的抹墙泥，墙面总是很潮湿。空气始终湿漉漉的，我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浓重的水汽。天花板附近的高处有两扇小窗户，使我们可以看到天空的景色，但通过窗户射进来的光却很少，所以巨大的牢房总是处在一种晦暗不明的状态。床铺就是从门口沿着四面墙摆满房间的木毛板架，在房间的中央有一个粗制木料制成的方形平台，离地面约2英尺高，这也是用来放置床铺的空间。在中央平台和木毛板架之间有一个过道，大到人刚好可以穿过去，但房间里大概有120人左右，过于拥挤，所以这里的人很少下地走动。

应勤务员的邀请，我沿着门左边的过道往前走。我还没走出三步，一个木架上的人就突然叫了一声：“喂。同志（товарищ）！你是哪里人？坐吧！” 同时，他巧妙地动了动手肘，轻声地嘟囔了几句，他的邻人为我和我的行李挪出了一个小地方。我爬上了木架，在卢比扬卡独自生活这么久以后，能和朋友们在一起对我来说真是一种享受。

我新认识的同志（товарищ）是个波兰人。他说：“你也是波兰人，”

“你怎么知道？”

他笑着说：“从你说‘你们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的方式就可以听出来。”这是个名叫格里沙的年轻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上下，他是个律师，曾在莫斯科学习，并且在那里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而他被捕的原因仅仅是涉嫌反苏活动。格里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文静男子，有着一头深黑的头发和一双黑色的瞳仁，那张宁静的面孔上长着圆圆的大鼻子和一副厚嘴唇。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学业和被捕的经过，以及他的妻子现在如何为了养活他们的两个孩子而工作。这伙人中的其他人挤得严严实实，除了聆听之外，他们帮不上什么忙。

我渴望对话和新的消息。但是，我正要鼓起性子和别人交换信息，门突然被撞开，我们闻到了一股浓郁的Bolanda(监狱俚语“汤”)的味道。所有的谈话立刻停了下来。在碗碟和勺子的碰撞声中，大家坐在床铺和中央平台的边缘，按次序排成一队，所有人目光的焦点都锁定在那个汤壶上。除了勤务员的一位助手获准能去过道上分发汤之外，其他人都不准四下走动，这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也是为了确保不会有人多拿一碗汤。另一个助手站在勤务员身边，仔细观察有没有人多拿一碗汤，之所以需要他来做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房间里几乎每个人都想确保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与此同时，勤务员拿起长柄勺，将它探入汤的深处。他缓慢地搅动汤汁，之后开始用碗盛汤。他的助手开始把汤端到右边狭窄的过道上，但随即爆发了抗议。“不，不，不! 昨天先拿到汤的是我们! 你们今天要从左边开始！” 助手们停顿了一下，开始往左边走。左边的人立刻抗议说他们不要先领汤。双方开始大喊大叫，每一方都坚持让对方拿到最开始的几碗汤。

结果，其中一些人显示出了暴力倾向。较为年长的囚犯出面制止了争吵，让事态平息下来。“行了，行了，”他们说，“我们把事情讲清楚吧。我们坚持遵守既定的次序。今天是右侧的人拿最开始的几碗汤。” 这种互相谦让的行为（Alphonse-and-Gaston act）与善意无关。尽管勤务员会不停地搅拌，但混有鱼肉或谷物颗粒的浓稠汤汁总是会沉到汤壶的底部，而汤汁上面的部分则是最稀薄的，也是营养最少的部分。

实际上，我对房间里不同的人处理汤的方式很感兴趣。有的人喝得很慢，他们会用汤匙细细品味喝进嘴里的每一口汤。其他人差不多是一口喝光碗里的汤，然后腾出手来，赶在第一时间观察壶底是否还有剩余。每个人都学会了老囚犯的伎俩，在喝光碗里的汤后用手指在碗里转上几圈，把最后几滴珍贵的汤汁抹成一团舔个干净。我注意到有人拿出自己在早饭攒下的面包屑混在汤里，也许还会配上一撮用脏口袋包着的盐。还有一些人，他们把干面包卷成一团，放在两手之间搓成碎屑撒进汤里，接着他们就把碗放在一旁且不去碰它，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

汤的分配平稳地进行着。我拿到了自己的一碗汤，那是一碗稀薄的液体，含水量很高，里面掺杂了几颗谷物。我的邻居们像往常一样观察我碗里的汤有多浓，而我负责检查他们的汤——这些都是明争暗斗的一部分，目的是防止勤务员撇去上面的汤，在最后把底部的浓汤留给自己和助手们喝。

在分配结束后，大家就暂停喝汤，转而观察勤务员和他的四个助手：他们把碗放在桌子上，倾斜着汤壶，接着每人用长柄勺舀出了两勺汤。一看到这番情景，众人普遍表示不满：“够了! 你们够了！” “把剩下的汤倒出来！”就谁该拿剩余的汤这一问题，又爆发了一场纷争。年长的囚犯们再次介入，决议把汤分给那些得到最初几份汤的人，还有那些拿到最稀的汤的人。然后，随着分配危机结束，大家开始大快朵颐，完全沉浸在进食的快乐之中，简直可以说是浑然忘我。

门忽然打开了，狱警拿走了汤壶，接着端来了一大壶开水。勤务员和他的助手们立刻舀起水来，给每个人都倒了半升。这对我来说也是头一番，因为在此之前，我还从未在早餐以外的时间里看到热水。

随后，我开始注意到那些没喝汤的人，那些人先前设法攒下了一个多余的汤碗或旧铁罐，他们先取到自己那半升开水，然后把水和放在旁边的汤混在一起。这样一来，他们就得到了两碗十分稀薄的汤，其他人则用嫉妒的眼光看着他们。那些已经喝过汤的人则慢慢地呷着开水，或者在此时撕下一点面包，把它们揉成碎屑放进热水里，然后将整碗混合物搅成一碗稀粥。还有的人掏出装满盐的破布，接着往热水里放了几撮盐，或许它的滋味不怎么像汤，但至少尝起来不那么像水了。

用餐结束后，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一些囚犯蜷缩在木板上小憩，另一些人则回到刚刚被打断的谈话中。我身边的那群人再次开启话题，急着要听我的经历。但就在送餐的第一个迹象从走廊传来时，牢房里四处谈话的小团体又变得和往常一样拥挤和喧闹：“我的勺子呢？谁把我的面包拿走了? 闭嘴！把碗给我！”

狱警打开了门，送进来一大壶麦粥。两个囚犯表现出了他们平时从未展现过的积极性，将那个沉重的、热气腾腾的汤壶搬了进来，那个汤壶在他们手中仿佛轻如羽毛。所有的囚犯又一次在床铺边上排成一列，与此同时，勤务员准备将麦粥舀出来。又一阵大规模的抗议爆发了：“叫‘вертухаю’（狱警在监狱里的绰号）把热水拿来！”

“不，不，不，”另一伙人说，“现在先别拿热水，先发麦粥！”

那些想用热水制作餐食的人已经花了一天时间来准备，他们急着要把热水和麦粥混在一起做成汤。门边的一伙人则拿起汤碗用力敲起房门，响声相当惊人。门抖动了一阵，狱警跑了过来，对那些人说他们必须等热水，然而勤务员的助手们却死皮赖脸地跟着他溜到了走廊上，最后，他们笑嘻嘻地提着一壶热水胜利归来。

我们每人拿到了200克（约三汤匙）麦粥和半升开水。有些囚犯把水倒进原本就很稀薄的麦粥里，结果得到了一种燕麦汤。其他人再次从破布中取一些盐放进开水，配着麦粥一起喝下去。每个人都用勺子的末端舀起一点点麦粥，让晚餐的乐趣变得尽可能持久。除了那些盗贼、惯犯，还有那些老是跟着我们的骗子，其余所有人会以最快的速度吃完每一顿饭，用手指将碗擦干净，然后急切地四处寻找得到第二份食物的机会。

在布提尔卡，吸烟是用餐后的一大特殊活动。因为这里的人偶尔会收到礼物包裹，而里面总是有烟草。当然，烟草永远都不够用，但永远会有一些剩余。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有谁收到过礼物包裹里的烟草，有谁拥有一包精心积攒的香烟或一袋黄花烟（махорка），在用餐过后，一群指望蹭上一口烟的人会将他们包围起来。被包围的人总是很恼火，但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不可能独占像卷烟这样的宝贵物资。在制作烟卷烟的过程中，如果有几粒烟丝从纸上洒落出来，那么就会有二三十只手在地上狂乱地“抢救”珍贵的烟草丝，找到这些颗粒的人有权蹭上一口烟。

牢房里没有类似于火柴或打火石的东西，但囚犯有一个巧妙的点烟系统。牢房里有一个名叫瓦夏的点火专家，他以自己的才能为傲，因为他每点一支烟都会要求蹭上两口。他会准备一片棉织物、枕头的填充物或上衣的衬料，先把它们弄得蓬松起来，然后将其展平，接着再揉成紧紧的一团。接下来，他会把棉织物放在两块木板之间，开始用力地使木板相互摩擦，并且不断加快摩擦速度。这一工序有时长达十五分钟，与此同时，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倾流而下，人们在一旁为他加油助威。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快一点！你成功了，你成功了！”一闻到烟的气味，瓦夏就把揉成一团的棉织物拉出来，将点燃的部分摊开，轻轻地对着火苗吹气，直到它熊熊燃烧起来。然后，他小心地用手护住火焰，每个有卷烟的人都急切地挤在他身边等待点烟。瓦夏每点一根烟都会吸到一开始的两口，每吸一口都把烟深深地吸进肺里，直到他看起来要爆炸了一样。他会尽可能把烟气憋住，然后把它释放出来，吹进别人的嘴里。房间一下子就充满了烟雾，牢房里顿时洋溢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空气。

监狱中的另一个主要活动是如厕。房间里有120个人，所以厕所在用餐结束后就处于不间断的使用状态。马桶在一个多小时后就得清空，届时勤务员会把狱警叫来。人们轮流负责清理马桶的工作，工作的奖励是次日的一份额外汤。当然，如果你过于挑剔而不愿意干这种脏活，也可以将其忽略，但这样一来你就错过了获得额外一份汤的机会，因此很少会有如此挑剔的人。

和过去一样，全天仅有的休闲是每天在院子里的二十分钟散步活动。我们被带出去的时间点是不固定的，这取决于狱警从建筑的哪一头开始，也与当天的轮班次序有关。当狱警终于打开门宣布带我们出去走走，现场几乎陷入一片混乱。对待这些囚犯，既不可能用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枪毙。他们只要一出门，就会在走廊上寻找烟头或者可以用来卷烟的纸片。有人会去厕所休息片刻，有人会在经过其它牢房时隔着门和里面的囚犯说话。以上所有的行为都是被严令禁止的，但这些事每天都在发生。

在院子里，我们排成一队绕圈行走，被要求不出一声。在这里，严格的纪律依然是毫无用武之地，人们干着各种各样的违规行为。有些行为是蓄意的，有些只是出于恶作剧心态。狱警们几乎无法控制局面，一旦他们停下监督，大声责备起一个囚犯，另外五十个囚犯就会活跃起来，到处寻找旧铁皮或更多的纸片，或者用旧钉子在石壁上划出信息，在预先计划的地方留下一些用于换取香烟的物品。

每一天，当狱警示意活动时间结束时，人群就会发出普遍的抗议。“不，不， 20分钟还没到！” 狱警每天都要在混乱中设法解释，说这二十分钟是从我们离开牢房时算起，而不是从我们进院子开始算起。然而，同样的争论在第二天还会出现，后天又会出现，好像没人能够把规矩搞清楚。

那天晚上，我睡得不是很早。老实说，我在这种新的环境里感到十分不安，而且，周围的景象是如此迷人，让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毫无疑问，我之所以能渡过漫长的监禁岁月，其中一大原因是我对人感兴趣，而且具有理解和同情的能力。初夏的牢房又热又闷，有一两次我试着躺下，但自己被完全夹在他人身体之间，根本无法入睡。由于太过拥挤，我们只得摩肩接踵地躺在木板上，每个人都和身旁的人紧贴在一起。

我旁边的老囚犯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很多年，牙齿都烂掉了。他的口气很臭，我根本没办法无视它。由于缺乏食物和运动，我通常一躺下就会睡着，但那天晚上，新的环境使我紧张不安。在卢比扬卡呆了很多年，我还不习惯在人群中睡觉。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屏蔽这股恶臭，也无法入睡。

最后，我静静地站了起来，以免惊动其他人，然后走到牢房的一个角落里坐下，环顾四周。挤在木板上的人海是一幅令人难忘的景象，难以用语言描述他们当时发出的声音：既有深沉的咯咯鼾声，还有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听上去简直就像黑暗中的哈哈大笑。我听到了各式各样的喘息声和呼啸声，听见有人在牢房的另一个角落里低语，不时还有人在睡梦中喊叫或者大声尖叫。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凌晨一点左右，我听见有人起身朝我的方向走来。那是格里沙，他走到我身边，低声问道：“沃洛嘉（“弗拉基米尔”的昵称），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睡不着。”

“我懂你的意思，”他说，“这里的第一晚总是很艰苦，但你会习惯的。最好试着先休息一下。”

我跟他回到我们在木架上的位置，最后成功入睡了。但似乎还没睡多久，我就听见狱警叫道：“Подъем!起床!起床！”囚犯们慢慢开始从床铺上掀开被子，洗漱时我们会被分成二十人一组，在那之前要做好准备。之后，我们又说起了同样的对话，同样的老话题，同样的老故事，同样的日常玩笑，这已经成为了我们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突然飘来了新鲜出炉的面包的香味。我们能听到拖曳柳条筐的声音。门开了，狱警对照清单检查了我们的口粮份额，四个抢先冲过去的人把面包篮拖进牢房里，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了篮子上。“别碰它！别碰面包！” “等等，把开水拿好！” “还没准备好！” “行了，行了，赶紧把你的手从面包上拿开！”

不一会儿，狱警回来取空面包篮，朝着勤务员喊叫：“你拿着那东西干嘛？我们要篮子！” 于是，勤务员和一些人在中央的铺位上清出了一片区域。当口粮（пайка）被摆放在平台上时，大家都专注地盯着它。有些面包片可能没有达到400克，所以厨房的人就会用牙签在那份面包上插上额外的一块。一百二十双锐利的眼睛盯着勤务员，观察他们在分发面包的时候有没有缺斤少两，有没有把篮子底部的面包片留给他们自己。

等到篮子空了，人们就挤到篮子周围，在它的底部寻找面包碎片。如果他们找到了，就会闹上一番。如果没有找到，他们就会去找那些勤务员，看看他们有没有在分发的时候在袖子里藏几块面包。“你们这群可恶的吸血鬼，”人们喊出战斗的口号，“这是我们仅有的救命食粮。你们这是在偷我们的血汗！”

结果，勤务员喊了起来：“好了好了，回你们的位置去！在恢复秩序之前，我们不会开始分发面包！” 大家立刻在床铺的边缘坐下来，排成一条毫无曲折的直线。首先，五个面包头（горбушка）将被留给勤务员和他的四个助手——面包头总是比中间部分的分量更多。接下来，人们围绕分配展开了一场竞赛。

勤务员们想尽办法让他们的朋友分到边角，而人们像老鹰一样盯着他们。面包每次会被一分为二，当一个勤务员助手发现自己的朋友没有排在下一位，而是排到了后一位时，他就会回到平台处，并且在挑拣面包时将双手交叉起来，这样一来面包头（горбушка）就会被分给他的朋友。每到这个时候，人群就会像球赛观众一样尖叫起来，发出嘘声，咒骂起分面包的人，于是房间里的紧张程度又提升了一级。

待到面包终于分发完毕，在狱警拿着一大壶开水（кипяток）回来，并且每个人都拿到了早上的半升配给之前，没有人会去碰面包。末了，他们把400克的面包分成四份：一份现在吃，一份留给午餐，另一份留给晚餐，多出来的一份留作下午的点心——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多出来的部分会被用来换取香烟。

点火和第一支烟是早餐后的例行活动，然后早上的故事会和谈话就开始了。于是，我四处走动起来，与人们互相认识，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获取由于卢比扬卡多年的独居生活而错过的新闻片段。一位货运站的站长讲起了自己被捕的经过：

“我工作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把物资打理好，然后将它们运往前线，而且在德军入侵的高潮期间，工作忙的不可开交。有一天，一列火车拖着五节载有麦子的车皮开进车站，车上的麦子是用覆有藤条封头的未密封器皿盛装的。我的任务是监督小麦运往前线，于是我立即向车皮周边派驻了守卫，但城镇居民一发现有麦子可拿，便成群结队地涌向车站。我恳求调度员立刻把麦子运走，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麦子受潮了，而且已经开始变质。好吧，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召集了员工，趁着麦子还能食用时把它们卖给了那些可怜的居民。我刚把麦子卖掉，就接到了将它们运往前线的命令。我和我的员工一同遭到逮捕，然后被关进监狱。结果我被判处25年监禁。”

一位年轻的二等兵回忆自己如何日复一日地待在战壕里担心自己的妻子——妻子在他离家时病得很重。他非常担心再也见不到她，结果有一天，当那位二等兵的部队奉命执行一项危险任务时，他将手指插进枪管里开了一枪。他在剧痛中被送去医院，当他们处理他的伤口时，这位二等兵神志不清地坦白是自己打伤了手指。伤口愈合后，他就被送进了监狱：刑期10年。“好吧，”他耸了耸肩，“至少我还有活下来的可能。”

中午之前，正当我们开始计算现在离晚餐还有多久时，牢房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走廊里传来了响亮的人声，突然，一个年轻的士兵踏步走进房间，行了一个军礼，大声喊道：“同志们好！”这是个约莫17岁的乡下小伙，看起来好像还在上文法学校。他戴着一顶皮质军帽——那顶军帽的尺寸对他来说太大了，还穿着一件下摆垂到脚踝的军大衣，衣服的领子大了5个尺码，袖子长得遮住了他的手。但他是个乐天知命的小伙子，甚至在接下来的监狱生活中也是无忧无虑。

后来我和他聊一会儿，了解到他来自莫斯科周边的乡下。他其实是后备队的人，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有一天，他所属的整个排都被逮捕了，当时他们来到一个最近从德国人手中夺取的村庄，发现人们在抢夺德军遗留的物资。“好吧, ”他说, “我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过，我们也想干件好事，于是就这么干了。我忘不了德国人的口粮，那简直比我们的好太多了，而且我还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他随即笑了起来，“我因为颠覆性言论被判了十年。”

午饭后总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在每个人都抽完烟后，牢房就在各方的默契中进入一种平静的状态。许多囚犯打起了盹。我常常坐在门边，环视着牢房，观察牢房里的人间百态。比如说，窗边有一排生病的人——我们把那些可怜的家伙放在那里，为的是让窗户驱散一些恶臭，因为他们即将死于痢疾，其中一些人只剩下皮包骨头了。那股气味是如此恶臭，所以其他囚犯每天都要向看望病人的护士抱怨一回。护士的回应是:“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无能为力。医院里根本没有病房了。”

她所能做的就是每天向病人发一种药液，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无药可救了。有时在夜里，我会在听到一声巨大的嚎叫后醒来，紧接着就听到一种被称作“死亡喘息”的奇特呼吸声，随后就有医生匆忙地进入房间，把黑暗中的某人抬出去。我常在午饭后那段安静的时间里与病人交谈，尽我所能地鼓励他们。常人能为他们做的事已经没有多少了，而我可以——而且实际上给他们中的许多人做了赦罪，有时我会靠在他们身旁坐下，小声为他们祈祷。我只希望赦罪与祈祷能为他们带来慰藉，这使我感到自己又一次担当起了司铎的责任。这也不断提醒我要感谢天主，感谢他让我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一直保有异于常人的健康。我意识到，要不是天主的保护，我随时都可能被传染上这种疾病。

我在布提尔卡的那间牢房里呆了七个月。之后，我在1945年1月的一天被叫出来，被带到五楼的一个小房间。房间干净而整洁，墙壁是深绿色的，墙面的高处有一扇窗户，窗外和往常一样被一层铁皮封住了，而最大的惊喜是房里有两张真正的床！我不知道为什么唯独自己获得了这种待遇。我记得当时自己想的是，也许我终于要被送进劳改营了。一个小时后，门开了，涅斯捷罗夫走了进来！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终于又在布提尔卡五楼的这个房间里重聚了。我们不知道该想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结结巴巴地打起招呼，捶着对方的背，又是大笑又是大喊，几乎要哭出来了。然后，我们就这样站着，朝着对方开口大笑，不知该从哪里开始说起。

情绪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开始比较各自的经历。涅斯捷罗夫也曾在卢比扬卡受过谢多夫的审问，也被判处了15年的苦役。我们用了好一阵子回顾我们的审讯内容, 并且检视了审讯中的每一个要点，为了查清事态的进展，我们将各自的话作了比较。我们的遭遇唯有一点确实不同：由于涅斯捷罗夫是个俄国人, 他们便在这一点上打起了主意，利用他在战时的爱国精神争取他的配合。

我们的重聚是那段艰苦岁月里的一次美妙的经历，而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次重聚的机会。我和涅斯捷罗夫在莫斯科的中心地带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耶稣会团体。由于这几年我们两人都没有办圣事，所以我们首先做了告解，然后做了一次省察。接着，我们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与其他耶稣会团体无异的日常秩序。和监狱里的其他人一样，我们在五点半起床，然后在早餐前做晨间默想和弥撒（也就是念弥撒的祷文）。之后，我们会谈话或工作到午间省察和三钟经的时间。

下午，我们会一起念诵更多祷文，包括玫瑰经。我们会在晚餐之前六点念三钟经，在晚饭之后做晩祷，轮流给对方的晨间默想打分。在上午和下午的祈祷之间的时段里，我们十分忙碌，我们会花时间回顾起我们的神学课程，做即兴的讲道或讲课，互相批评——随后我们会因为从前受训中类似的批评与事件而发笑。

偶尔，我们会转向轻松的话题和即兴小品。我通常是逗哏，涅斯捷罗夫则是捧哏。比如说，我扮演斯大林，而涅斯捷罗夫则扮演一个集体农场社员（Колхозник），“乔叔叔”把他叫到莫斯科去领奖章。授勋结束后，我会带他到我的办公室里去参观，向他展示共产主义的辉煌成就。但这个可怜的“英雄工人”想要的只是一块面包。然而，每当他问起面包的事，“乔叔叔”就会赞美起另一段革命的光荣事迹，为军备做一番爱国主义宣传。

最后，我会把他送回集体农场，他的那些自豪不已的同事们正等候着他的归来。待到我一转身，他和他同事们脸上自豪的神情就会消失，然后他们将他围起来，焦急地问道：“怎么样？怎么样了？” 涅斯捷罗夫耸了耸肩，用农夫的姿势举起手。“嗳，你们还能指望什么？一切都是老样子，以后还是这样! 就像克里姆林宫还是克里姆林宫。”

这一切听起来肯定很傻。但在监狱的日常生活中，即便是在最活跃的日程里也会偶尔出现令人恍惚的无聊时刻，而没有什么能比一个笑话更能打破这种无聊状态了。和我一起的每群囚犯都有一些固定的笑话或口头禅，它们总能唤起人们的微笑或是嘲笑。监狱的俚语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有些短语不必表达什么意义，它们是在囚犯之间的一个情境中产生的，比如某人在紧张的时刻扭曲的一个短语，它很快就会在短暂的消沉时期变成其他囚犯的口头禅或战斗口号。

我和涅斯捷罗夫也是如此。我们俩都被判处了苦役，但我们没有沮丧的理由。我们重逢了，而且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受到打扰。于是，我们开始尽情享受这段时光。我们确实有一些问题要解决，其中之一是烟草问题。涅斯捷罗夫为了缓解自己紧张的情绪，开始在监狱里抽烟，但布提尔卡的五楼既没有烟草，也没人送我们礼物包裹。不过我们有一把小扫帚，所以我们就自己生产烟草。

扫帚是用来打扫牢房的。狱警每天都会把它交给我们，过一会儿再将它收走传给下一间牢房。我有一把小刀，那是我用一块在院子里捡到的旧铁皮做的，而且我还将它石墙上打磨过。每天我都会切下约八分之一英寸的小扫帚，然后再将它切成小块。涅斯捷罗夫会把这些烟叶的替代品用纸卷起来，而我尝试利用囚犯的技术使一块棉织物生火。我失败了好几次, 但最终把那一小块棉织物点燃了，火焰足以点燃涅斯捷罗夫的“卷烟”。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史前第一个“发明”了火的人。

用扫帚特制的烟是非常刺鼻的。即便我自己并没有抽烟，它还是会让我咳嗽起来。涅斯捷罗夫抽着我们制作的烟，仿佛是在抽上好的哈瓦那烟草。有一个傍晚，恰好在狱警换岗前轮到我们使用小扫帚。当新来的狱警来取扫帚时，我们告诉他，另一个狱警已经把它取走了。他没有找到小扫帚，就这样，我们获得了一把6英寸的扫帚，相当于获得了几百万根烟草。当扫帚被用完时，我们就打起了稻草垫子的主意。

另一个问题则是食物问题。由于战争的缘故，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我们得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大餐——用蛋粉做的汤。当狱警把汤的配给送进楼里的时候，我们能闻到那股直冲五楼的刺鼻气味。当我和涅斯捷罗夫闻到那股难闻的气味，就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汤被送进了牢房，那股气味随之扑面而来，我们思忖着这肯定是蛋汤。尽管汤散发出一股硫磺般的气味，但监狱里的饥饿是不需要掩饰的，我们俩都说：“真是一顿大餐！从来没有过这么满满的一碗汤！”

汤的气味实在让人反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放弃这么多汤简直就是一种犯罪。于是，我们就这样边喝边笑，先是用汤匙舀起来喝，然后直接端着碗喝。喝了大约半碗后，我就开始反胃。我不知道该不该喝完这碗汤。但是饥饿战胜了谨慎，于是我把汤喝了下去。然而最后一口汤还没下肚，第一口汤就从我的嘴里喷了出来，溅得满墙都是，当时涅斯捷罗夫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结果，整碗汤都被我们吐出来了，牢房里顿时臭气熏天。

我们将这段经历铭记于心：有时饿肚子总比生病好。不管饥饿与否，一个人必须留心他所吃的东西。后来我们才知道，蛋粉在运输过程中变质了，但厨师决定把它煮熟，希望用些手段使其无害化，我们还发现了自己之所以能分到这么多汤，是因为楼下的老囚犯拒绝接受这些汤。

在与涅斯捷罗夫共处的这几周里，我决定再给斯大林写一份请愿书。(我在卢比扬卡的“大学时代”曾写过两份请愿书) 涅斯捷罗夫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但我觉得反正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程序本身很简单，我只是简单地对狱警说自己想写一份请愿书。“写给谁？”他问道。我回答说：“写给斯大林”。他会叫我等着，然后去上司那里请示是否可以让我写这样的请愿书，但我从来没有被拒绝过。狱警会带着笔、纸和墨水回来, 他会在我写请愿书的时候待在门外。过程无非就是这样。

我写的内容也很简单，我告诉总shuji，我是瓦尔特·齐赛克，一位美国人，也是一位神父，劳烦他将我平安无事的情况通知美国大使馆，这样一来，大使馆就可以将其转告我的美国亲戚。我只是请他给予我一个外交上的礼遇，除此之外，我既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做出任何控诉。我把请愿书交给了狱警，但此后它便石沉大海了。一段时间过后，由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就不再写信了。

涅斯捷罗夫和我在一起度过了两个月的愉快时光。后来有一天晚上，在我们等待晚餐时，狱警叫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我们明白，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转监。在狱警回来前的几分钟里，我们做了最后一次告解。我们互相祝福，然后握了握手。此刻没有比“天主与你同在”更好的话语了。

先是涅斯捷罗夫被押进昏暗的走廊里，而我在牢房里等候。当狱警回来押送我时，我在走廊里四处张望，却没有看到涅斯捷罗夫。下楼之后，我被关进了一个又小又暗的拘留室。才等了一小会儿，狱警就把房门打开，问了三个常规问题，然后带我到院子里去，那里有一辆待命的囚车。囚车的内部有封闭式单间或是笼子，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人站立。

我一被锁进车内，囚车就开走了，我推测车里只有我一个人。然而，正当囚车颠簸着开出监狱的院子时，我听到有人低声叫道：“利宾斯基！我是涅斯捷罗夫！”“我在这里，”我回答。我们试图在发动机的噪音和囚车的隆隆巨响中交谈，但我听不清楚他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想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大约半小时后，车停了下来，门开了，狱警将囚犯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报了出来。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原以为囚车内部是空荡荡的，但里面其实坐满了人。涅斯捷罗夫先于我被叫了出去。终于，轮到我了。我按照命令将双手背在身后，从囚车上跳了下来。我们回到了母校——卢比扬卡。

卢比扬卡的入狱程序照常严格进行，对我的讯问、体检、洗澡、理发、消毒和照相到了凌晨三四点才结束。然后，狱警带着我走在古旧而熟悉的走廊里，这里依然有绿色的墙裙和粉刷过的墙壁，还有那股无处不在的气味。说实话，这让我感到很亲切，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回家了。

我跟着狱警在走廊里行走，同时偷偷地四处张望。我猜自己一定是在四楼，但我从未见过卢比扬卡的这个区域。当我们最终到达牢房时，我发现那是一个有八张床的大房间。房间里已经住了七个人，当我进去的时候，他们立刻把我视作了他们的一员，同时带着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一边说着“你们好！”一边微笑着。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带我看了我的床铺、杯子和木勺——在监狱的这个区域，我们获准把餐具留在房间里。

第一个做自我介绍的是一个来自萨哈林岛的年轻建筑工人，名叫尼基塔，不过他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他是个身材矮小、体型瘦弱的年轻小伙，有着一双罗圈腿，肤色黝黑，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友好且健谈。接下来是波尔菲里，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皮肤白皙的俄罗斯人，头不大，五官端正。他是个无神论者，也是一名党员，他为了给党撰写无神论宣传品而学过一些神学。另外五个人是来自前线的年轻士兵，他们只关心是否能吃饱饭，为的是活着回到家人身边。

由于当时已经快到凌晨四点了，在简短的相互介绍之后，我们一致同意先睡一觉。第二天，虽然我发现这是一群活泼的人，但他们想要打听和我有关的一切事情。当然，早餐一送过来，所有的交谈都停止了。监狱的这个区域的早餐比一般牢房的要好。我们得到的食物配给包括面包和一壶大约四夸脱的开水，所以我们每人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吃完早饭后，我注意到牢房里的桌子上摆着书、跳棋、多米诺骨牌和一副棋盘。“咦，你们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我问。一个士兵说：“哦，我们在这里待不了多久了。我们的刑期已经结束了，他们很快就会把我们送回前线。”尼基塔也被告知，他很快就会被派到华沙去监督桥梁和建筑物的重建工作，波尔菲里则说，他马上就有机会回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在这间牢房中，人们似乎只是在等待通知以及下一步的安排。或许，我很快也要去劳改营了。

当他们问起我的情况时，我告诉他们自己于1942年7月被判处15年的苦役。“判决至今已经快三年了，他们除了不停地把我从一个监狱赶到另一个监狱，叫我进牢房做补充审讯外，什么事都没干。”听完我的话后，尼基塔义愤填膺，他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讽刺了整个监狱体制，尤其是监狱的官僚主义，很快就把我们都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当尼基塔的兴致起来时，他就是一个出色的喜剧演员，比一切书籍或电影更有娱乐性。

但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平静了下来。士兵们开始玩起象棋或多米诺骨牌，其他人则站成一圈闲聊着。尼基塔和一个年轻的士兵在下象棋，因为我也曾下过一阵象棋，所以就凑过去看。尼基塔一下子就把他将军了，随后另一个士兵也很快被将军，他笑着喊道：“下一个！” 我想这些士兵一定是初学者，所以就坐下和尼基塔对弈，结果刚下完第五步就被将军了，尼基塔笑了起来。

我在三分钟内又输了两局，这让尼基塔很高兴，我对他说，他是个真正的高手。“不，不，同志，”他说，“你们都是糟糕的棋手，不懂这个游戏的理论。所以，兄弟们，都聚过来，我来教你们怎么下棋。”接下来，尼基塔为我们讲授了国际象棋的理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有六十四步基本棋必须熟记于心。有了这些招数，你就永远不会输给大多数普通棋手。

“现在你学会了吗？”他说。“我来告诉你们。你们都到这里来，围着桌子想想你们的招数，我会一口气把你们七个人都拿下。你们想花多少时间都可以，我先到床上去看书。等你们准备好了，只要说出棋子的位置，我就给你们做出一个对策。”

在我们这些脑力劳动者进行商量策略的时候，尼基塔拿着一本书上了床。我们每下一步棋，他就会从书上抬起头来，几乎马上就能做出应对。直到第十五步或十六步前，我们都很顺利。过了一会儿，在尼基塔做出应对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有麻烦了，所以就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改了他的棋。他在走完下一步棋时，叫了一声 “将军！”

我们问：“你是什么意思？还没到那个时候呢！”“一定是将军了，”他咧嘴一笑，“下一步就是将军，你们无计可施了！”接着，他呆在床上描述了每一个棋子按理应在棋盘上的位置。

“不，”我们说，“你的主教不在那里，没有将军。”

“哦，那一定是出了什么有趣的状况。”他说着，依然没有起身，而是根据记忆一步一步地复原棋局。

尽管这些交际活动相当令人愉快，但我发现在这间牢房里，无论是祈祷，还是履行为自己设定的其他灵性职责，都要比先前更难。比如说，为了做默想，我会拿一本书坐在床上，假装在阅读，时不时地翻开书页，但实际上是在祈祷。之后到了下午，我会双手插进口袋在牢房里踱步，一边念着玫瑰经，一边数着手指上的珠子。

一天下午，无神论者波尔菲里要我和他谈谈关于天主的事。他知道我是天主教徒，但不知道我是司铎。此后，那次谈话差不多变成一个固定在下午开始的研讨会。波尔菲里会根据记忆引用自己在无神论宣传课上所学的圣经中所有看似矛盾的地方。我会耐心地解释它们，指出经文的背景和上下文，再附上自己记忆中神学课程所讲到的所有论证的细节。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很刺激，而且很有挑战性，算得上是对圣经神学的回顾，但它并不令人满意。我猜波尔菲里是想让我转向无神论，又或许他只是在锻炼自己的技术。每当我回应了一个反论，或者即将让他承认某一观点的时候，他就会马上跳到一个新的反论。他有一种技巧，为了给自己的反论提供答案，他可以跳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嗯，可能是那样的，但这个呢...........？”

后来，在1945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被通知去收拾东西，准备转移。我想，或许自己动身前往劳改营的时候到了，但我的预测是短命的——我单纯只是被转移到卢比扬卡的另一个区域。在这个我估计是卢比扬卡一楼的地方，我变成了孤家寡人。我又开始了每日的祈祷和阅读，尽可能地再次适应隐士的生活，但回到单人生活是很难的。我让自己忙碌起来，但我知道这仅仅是在消磨时间。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受审了，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还没有被押去劳改营？

在这里，我又一次失去了与他人的联系。没有人把我叫出来审问，狱警也不准和囚犯说话。我再一次体验到时间感的丧失，但更糟糕的是由于日复一日重复的乏味生活而失去目的。然而，我从未忘记过天主的天意。我知道就天主的旨意来看，生命中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至少，我努力让自己专注于这些事情。卢比扬卡是一所艰苦的学校，但它也是一所好学校。我在那里得到了这个教训：宗教、祈祷以及对天主的爱并不能改变现实，但却为现实赋予了新的意义。正是这个教训助我撑过了之后的岁月。我的信念在卢比扬卡变得更加坚定了：无论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那都是天主的旨意在我身上的反映。他会保护我。

5月的一个晚上，大约八点半左右，那时我正在做晚祷，忽然听到人群的欢呼声，不由得吓了一跳。我急忙走到窗前，能看到的只有漆黑的夜空，但我努力地辨别人群发出的声音。突然，从不远的某处传来了大炮的轰鸣声。飞机的呼啸声从头顶的低空掠过，接下来令我惊奇的是烟花! 我在那片小小的天空景象中看到了五颜六色的光影。我站在那里看得入迷。另一件事也使我惊奇：狱警既没有朝牢房内窥视，也没有对我在窗前呆了这么久说什么。我推测他们是否在什么地方取得了巨大胜利。

外面忽然陷入一片寂静，而人群的呼声仍在监狱的院内发出回响，然后慢慢消退了。随后，我能分辨出一个响亮的声音在夜色中回荡，那个声音混杂着扩音器的金属环绕音，用一种高昂的声调和充满感激的语气向人群说话。但那些话语和回音乱成了一锅粥，我什么都听不清楚。但我知道这声音一定是来自红场，我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好奇。过了很久，外面最终在沉寂后陷入黑暗之中，我心烦意乱躺在床上，想象着外面的景象，无法入睡。

大约在半夜，我听到走廊里的狱警在换岗。不一会儿，一个新来的年轻姑娘走进我的牢房，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一直在观察你，”她说，“你坐立不安。要不要去看医生？”

“不用，我没有生病，”我说，“只是对外面的人群很好奇。我一直躺在这里，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吗？”她兴奋地说道。我摇了摇头。“同志! 战争已经结束了! 德国人已经宣布投降了！就在今晚！”

接着，她说自己在上岗前一直在外面看红场阅兵式。她详细描述了胜利日庆祝活动的场景。我知道我们的对话违反了规定，我很感激她，这是第一次有狱警向我展现出温柔与友好的一面——她们从来都不是冷酷无情的，只不过总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但这也是最后一次。

如今战争结束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从未指望自己会被释放。我知道自己最终被定为梵蒂冈的间谍，而不是德国间谍，这个判决和刑期无疑仍然有效，但我想监狱里的气氛有可能会有所好转。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5月结束后就是夏天，然后秋天到了。监狱的围墙内又陷入寒冷之中。

那是在10月，当时尚未发生任何事情。一天下午，就在晚饭前，狱警叫我收拾东西。我被从一楼押到一个上层的楼道，然后进了走廊中间的一个牢房。房间里已经有两个人，其中一人正是涅斯捷罗夫！这一次，正如他在布提尔卡对我做的那样，我走进房间和他拥抱在一起。我们又一次欣喜若狂。

在一阵感慨过后，涅斯捷罗夫把我介绍给了他的狱友。那是个名叫尚蓬的法国人，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而且是法兰西学院的候选人，他的绅士风度和贵族举止很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尚蓬的身高中等，比我略高，长着一个细长的鼻子、一个坚挺的下巴和一副薄而细的嘴唇。他的一头带有红色斑纹的金色长发，恰好从美人尖上秃了起来。他还有一双娇小的脚以及一双法国贵族般优雅的手，手指修长且尖端很细。

尚蓬是个很健谈的人。他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左右，有一段离奇的经历。和我一样，他也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他说，实际上他曾去过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为一部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拍摄背景片。他告诉我们，他得到了50万美金的版权费，而克格勃在逮捕他时“没收”了其中的40万美金。为了避开绕非洲一圈的远路，他一向都是借道俄罗斯回法国。

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但我觉得不太符合实际。尚蓬说，他只有一张有效期为两周的旅行签证，可他的俄语却说得非常好。这让我对他的自述起了一点疑心，但我从来没有就这个明显的问题质问过他——你永远不会在监狱里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这个牢房里，我们得到了额外150克的面包配给。早上我们还得到了两块糖和开水，而且每周有两次晚饭可能会附带三条小生鱼。额外的食物当然是受欢迎的。我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壮，而且更加畅快了。在监狱的这一区域，取暖条件也好了很多，牢房在1945和1946年间的冬天里一直保持着适宜的温度。

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开始了探讨性的活动。尚蓬讲授的是词源学，他除了法语和俄语外，还懂好几种和绘画与电影制作有关的语言。涅斯捷罗夫讲授哲学、东方礼仪和斯拉夫语。我本来专攻英语，但是在卢比扬卡“大学”的课程过后，我将注意力转向俄罗斯文学。英语是尚蓬所不了解的一种语言，于是我们两人开始互相指导。我教他英语，他提高我的法语水平，我们每天都要学二十个新单词。由于一切都是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的记忆力也随着词汇量的增加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认真履行定期的灵性责任——每周一次的告解，早晚祷，每个主日的讲道。尚蓬是个很好的天主教徒，他诚心诚意地参加了这个他笑称的“耶稣会团体”。“我听过，而且阅读过很多关于耶稣会士的事，”他说，“我将在这里过一段耶稣会士的生活。”

冬天在这些令人愉快的交往中结束了，春天到来了。后来，在5月底的一个下午，尚蓬被叫出去审讯。他在回来的时候奇怪地一言不发，不肯提及任何与他的审讯有关的事。我立刻怀疑他被问到了关于我们的事。当天晚上，涅斯捷罗夫被叫了出去。他回来的时候神情沮丧。“出什么事了？”我问。他瞥了一眼尚蓬，摇了摇头，不想多说什么。

一天左右的时间过后，涅斯捷罗夫又被叫了出去。从这次审讯回来之后，他的心情更加沮丧。他顺口告诉我，他们的确在给他施加压力，不仅拿出了各种各样的交易提案，而且试图利用他的俄罗斯爱国情感。因为尚蓬当时也在场，他不肯再多说什么。我感觉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牢房里的气氛彻底变了：尚蓬不愿交流，涅斯特洛夫则陷入忧虑。当涅斯捷罗夫这样的俄国人陷入忧郁之中，你就要将他从深渊中挖出来。我试着用通常的方法鼓励他，但由于不清楚他所面对的问题，我无法提供任何建议。

我第二天中午前被叫了出去。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很久没有受审之后，那种奇特的感觉——紧张和极度反感的混合——又在我身上出现了。审讯员是个严厉的男人，他大约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头发斑白。我先前从未见过他，但他显然对齐赛克的档案很熟悉，在审讯一开始他就说：“好了，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改变主意了吗？”

“我对你们说的全是实话。”我回答，“还有什么可以改变的？”

审讯员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于是拿起电话叫狱警过来，然后慢慢把听筒挂回话机上——那个动作仿佛是一个决断的手势。狱警进来后，他简单说了一句：“带他走。”我没有被押回牢房，而是被押到楼下的拘留室——现在我又该怎么办？

地下室的水泥地面很冷，当时的我只穿了一双厚袜子。狱警拿着我的行李箱和一个小包回来了。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次我不是从一个牢房转到另一个牢房，而是又被转移出去——至少是被转移到另一所监狱。于是，我对狱警说我还没吃晚饭，而且提到自己没有鞋穿——我从丘索沃伊一直穿到这里的那双鞋先前在卢比扬卡送去修补了。“好的，”狱警说完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他端来一碗汤，然后去找我的鞋。之后他回来告诉我，鞋既不在修理铺里，也不在我的牢房里。他已经尽力了，但找不到它们。

我坐在那里等候，同时猜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匆忙地喝着汤，好在被押走之前喝完。但我的思绪不断跳转到涅斯捷罗夫身上。说实话，我真的很担心他，我从未见他如此沮丧过。我在拘留室里祈祷，祈愿他一切安好。自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涅斯捷罗夫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狱警问了我三个常规问题，然后命令我跟上他。于是我提着包，脚上只穿了一双厚袜子，最后一次走出卢比扬卡。

（第二章《莫斯科监狱岁月》完）

我跟在狱警身后走向一辆待命的囚车。莫斯科六月的天气很热，而且当时正是下午一点，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即便没鞋穿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在我上车的时候，囚车上已经坐了人，我们不顾警卫的告诫很快谈起话来。过了一会儿，三位年轻的妇女抱着婴儿登上囚车，谈话便随之停止了。我们立刻站起身来给她们让座，大家都挤在婴儿周围，想看一看他们。

女人们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干扰。她们乐于交谈。她们说，这些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实际上是在监狱里出生的。我们没有深入其中的细节。不过，宝宝们不喜欢人群和喧闹，他们大声抗议起来，小脸哭得通红。他们的母亲拿出了监狱医生准备的奶瓶，当小家伙在满足中平静下来，我们聚在一起悄悄地看着他，兴味盎然。

到了这个时候，囚车已经在院子里待机了很长时间，阳光照射在车顶上，拥挤的车厢里没有多少空气可言。空气变得非常闷热，我们大汗淋漓，一些囚犯由于在监狱里呆了很久，身体十分虚弱，开始头晕目眩起来。我们用力砸起车门，叫狱警开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或者叫他们拿点水过来。狱警什么都没做，但几分钟后囚车就开动了。

囚车开到了莫斯科火车站，在长长的一列火车车厢旁停了下来。我看不清楚前面的情况，但我数了一下，在我登上的那节车厢后面至少还有十节车厢。这些都是囚车，车厢内部的隔间和欧洲的客运列车隔间差不多，但里面没有窗户，连接走廊和隔间门的只有铁栅栏。每节车厢的两端都有警卫，他们大多是年轻的军人。

我被关进了一个隔间，里面已经有二十多个人。刚一进门，我的包和行李就被抢走了，我被告知去坐在角落里。事情发生得太快，我来不及做出反应。我环顾四周，一下就认出了我的旅伴们——年轻的盗贼和刑事犯，他们有自己的规矩和秩序，而且把其他人当作欺负的对象。当我在角落里坐下来，就发现自己的包和行李也被放在那里。

在多数情况下，我见过的盗贼和刑事犯与他们所鄙视的政治犯有相当明显的区别。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处境。他们对任何人都缺乏敬意，尤其是对警卫。盗贼们们经常对警卫纠缠不休，后者却很少对他们滥用报复手段。不过，他们听从一切有能力领导他们的人的命令。

这帮盗贼的头目是个矮小的、皮肤黝黑的家伙，他的那双狡诈的眼睛像煤一样黑不溜秋。他只穿了一件汗衫和一条长裤，脚上穿着类似麻制凉鞋的东西。透过他的汗衫，可以看到他的胳膊、手乃至胸前都纹满了刺青。他不怕任何人，而且喜欢诱骗警卫。每到一个车站，这个头目都会敲打铁栅栏，讨要水、烟、或吃的东西。他甚至会列出他喜欢的菜单。如果狱警不理睬他，他就会纠缠不休，直到激起警卫做出回应。

我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努力守着自己的行李。盗贼们一直盯着我，头目的两个亲信穿过人群坐在我旁边。之后，他们叫我坐到别的地方去，因为空间不够我们所有人坐。我是这个贼窝里唯一的政治犯，所以我搬走了。他们立刻打开了我的行李箱，翻看了里面所有的东西，然后把某些物品放在一边。他们挑了一件毛衣，几件衬衫和几件新内衣，顺便发表了几句将众人逗乐的评论。最后，他们把行李箱合上，让我回去坐下。

他们把赃物拿去给头目看，头目对他们使了个眼色，站起身来猛击隔间的门。等到警卫来了，头目探出身子小声对他说了些什么。警卫摇了摇头。在火车的噪声中，我听不清盗贼的口哨和叫喊，但我推断出那个头目是想做些什么交易——用我的衣服换食物。我心想：“光天化日之下，真是个干净利落的活计”。向警卫抱怨是没用的，而且我还要在这节车厢里待上一段时间，不晓得盗贼们会采取什么报复手段。

结果，那个警卫似乎没被说服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另外两个警卫走到门口，头目把我的一捆衣服递给了他们。到达下一站后，他焦急地将身体探出门外，头穿过了铁栅栏，紧张地四处张望，上下打量着走廊，想要找到与他做交易的两个警卫。最终，他们从沿着走廊走了过来，怀里抱着面包、腊肠、鱼、烟叶、几包卷烟和一些黄油。

突然，不知从哪里神奇地冒出了干净的外套和衬衫。衣物被铺在长椅上面，为的是防止食物被弄脏，头目坐了下来，拿出一把刀子（那是被严令禁止的），开始把面包切成分配好的份量，同时在每份面包上上都放了一点腊肠、鱼肉或一些黄油。他本人自然分到了最大的那一份。我是如此缺乏存在感，因此没人在意我。

他们把眼前的一切都吃光后，开始喊着要一桶水。一个警卫把水拿来了。头目自己拿着水桶里的铁皮杯，然后把水桶递给其他人喝。之后，几个人拿出纸牌，三五成群地玩了起来。头目在点烟的时候，恰巧隔着火苗看到了我。接着，他仿佛是要表演一个大发慈悲的举动，拿起一块变质的面包并让信使送来，附上一句话：“把它给那个肮脏的法西斯分子！”我此时气愤得想要拒绝，但我也饿得不行了。我拿起面包，贪婪地吃了起来，他们都笑了起来，之后彻底无视了我。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坐在角落里，凝视着昏暗的灯光，一方面被这些新人新事所吸引，一方面又为身处这群盗贼之中而感到不安。焦虑和好奇的双重情绪交织在一起，我猜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开始祈祷。我又一次完全把自己托付给天主。在经历了一天的奇遇后，我又累又饿，终于昏昏睡去，此时盗贼还在为他们赌钱的牌局大声地咒骂着。

第二天一早，火车在铁路调车场的某个地方停了下来。我们坐在那里听着火车的轰鸣、蒸汽和气闸的尖啸与调车场里不间断的喧闹。突然，我们听到了士兵德式正步走的脚步声。盗贼们明白了我们现身处何地：“他们来了，是沃洛格达的狱警！”

狱警们以快节奏的步伐朝我们走来，他们身着干练的、附有特殊装饰的卡其制服，穿着高筒皮靴，头戴附有红色镶边的蓝顶军用平顶帽。他们不一会儿就上了车，一个军官用严厉的口吻命令道：“准备下车，保持秩序，不准说话！你们将在狱警的带领下进行转移，在转移期间违反规定的人将遭到严惩！”

我们排成一队走下列车，然后穿过车站，一直走到车站院子里另一个由沃洛格达狱警守卫的警戒线，他们端着步枪和机枪严阵以待。在我们排队的时候，另一节车厢的一名囚犯注意到我没穿鞋。他塞给我一双麻制拖鞋，小声说：“给，穿这个！”就在我用绳子把它绑好时，行军的命令就下来了。道路十分崎岖，尤其是火车站附近的道路，我很感恩自己能有拖鞋穿。我们差不多是在用小跑的速度行军，身边的警卫中有的用狗绳牵着警犬，他们就这样把我们一路押到了著名的沃洛格达中转监狱，这是一座古老的建筑，而且建于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

沃洛格达监狱的检查程序与莫斯科监狱的不同。沃洛格达监狱的狱警人员自信满满。他们从来不费心去清点所押囚犯的人数，仅仅是把这批囚犯和文件交给监狱当局。根据监狱的传说，这些狱警从未放跑过一个囚犯。许多人曾试图越狱，但他们不是被警犬抓住，就是被枪毙。因此，沃洛格达监狱的狱警在囚犯中成为了高效和专业的代名词。他们并不残忍，但他们以自己的名声为傲，并且有意维护这种名声。

沃洛格达的中转监狱由地下室的大牢房组成，这里潮湿且阴暗，狱墙就像好莱坞老电影里的地牢墙壁一样厚实而黏滑。当我们到达地下室后，他们根据狱警交给监狱当局的文件将我们核查了一遍。我们被问到了名字、姓氏、被捕的年份和地点、对我们的指控、我们被判处的刑期、谁做的判决、是法庭判决还是行政判决。然后，我们被问到是否对审判、对判决、对我们所受的待遇等有任何不满。最后，我们被问到是否需要体检——在沃洛格达，只有在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才会进行体检，你的名字会被记录下来，稍后就会被叫出来接受检查。

经过逐一核查后，我们被送到另一个房间，然后被分组集合起来。当二十个人集合完毕后，我们就被押去牢房。这些房间很大，约有100英尺长，30英尺宽，门对面的长墙的高处挂着六扇窗子，窗上装有普通的铁栅栏和铁皮。房间里只有一扇门，它的中间有一个半开的栅栏，但那也被铁皮封住了。这间牢房看起来十分糟糕，这里地板是松垮的木板，脚一踩上去就会吱吱作响甚至塌陷下去。

四根巨大的梁柱矗立在房间中央，支撑着高处的天花板的横梁。墙壁上抹了灰泥，完全覆盖了墙上的刻痕和字迹，灰泥达到的高度是一个男人所能触及的极限。墙面上写着以前来过这里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到来和离开的日期。墙上还有一些令人心痛的小片段：“如果你看到某某，告诉他，你曾见过这个名字”、“如果你到了这里或那里，找找某某，告诉他，他的儿子来过这里”，在后一个片段上，又加上了 “还有他的女儿”。这面墙实际上是囚犯多年以来使用的留言板。几乎所有前往目的地的囚犯或早或晚都要在沃洛格达度过一些时间，因此，信息中还包括“某某死于卢比扬卡”之类的片段，这样死者的亲友就会知道他的消息。

当我们的小组到达牢房时，里面已经有150多人，因为没有长椅，人们坐在或躺在地板上。在沃洛格达，各种各样的人在等候被运往别处。我们牢房里的囚犯大多是政治犯，但也有四五十个盗贼或刑事犯——他们像往常一样聚在房间的一端。这间大牢房实际上由一系列民族性社团组成。各个国籍的人都抱团占据了一块地盘，而新来的囚犯会在牢房里来回走动，直到他们找到一个意气相投的团体为止——立陶宛人和立陶宛人在一起、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在一起，高加索人、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也都在各自的小团体里。

在沃洛格达这里，狱警几乎没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等候转移到别处的临时囚犯，所以纪律并不严格。一伙人可能会在这里呆上一天到六个月不等，这取决于他们抵达这里的时间。因为在沃洛格达这里，囚犯将被改编为前往各个劳改营和地区的этап，也就是所谓的生产队。有时，如果一个生产队的性质比较特殊，那可能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组建完毕，而其他生产队可能在一伙人到达后一天内就能建好。

不断的人员流动和松懈的纪律，为盗贼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组织，盗贼一旦加入便会被各处的组织所接纳。在我们到那里半小时后，五个身上纹有刺青的恶棍从远处那一头过来将牢房巡视了一遍。“你们那里都有什么东西？让我们看看！”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对新来的人进行检查，让我们打开行李，简直就像海关的文员一样。如果有谁穿的是好衣服，就会被叫去换成旧衣服。但如果新来的人穿的是旧衣服，盗贼就会坚持查看他的包。

监狱里很热，每个人都身穿短裤或撩到腰间的长裤在牢房里四处站着，设法避免最低限度的劳累。炎热的天气，再加上多数人都没有兴趣采取行动，这使得盗贼的活计变得更加容易。当他们接近我时，我四处张望，想要寻求帮助，我的邻人们却把目光转向了别处。就这样，这个“委员会”把车上盗贼先前遗漏的东西全都搜了出来，等到完成牢房巡视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新来的人那里搜刮到了不少的东西。

然而，他们在这一天遇到了一个意外。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站了起来，他一副军人的样貌，在牢房中间以威严的声音喊道：“弟兄们!（Братцы!）让我们想想自己是谁，我们曾经是谁! 我曾经是坦克师的少校，既不怕炸弹，也不怕敌人的枪炮，更不怕其他的危险。虽然如今我身在牢房，但我还是个男人! 你们，大多是来自前线的士兵，难道要让自己被这些贼人，被这些强盗吓到吗？凡是被这些豺狼抢过东西的，愿意跟随我的，现在跟我来！”

众人自发地跟他走到了盗贼们的角落里，把这些罪犯抵到墙边上。“现在上吧，”那个军人喊道，“大家去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就在这时，盗贼们下意识地保护起他们的战利品，一场争斗爆发了。空气中充斥着叫喊声、咒骂声与痛苦的呼号，警卫们立即拿枪冲进房间，接着进来了更多的警卫，最后连指挥官也亲自过来了。

秩序恢复之后，指挥官命令所有人沿着一堵墙排好队。当他问起刚才出了什么事，少校就慷慨激昂地讲述了我们这些新囚犯所遭受的盗贼暴行。其他囚犯也应声表示同意。值得称道的是，指挥官立即把盗贼们的头目都叫到了一起，然后把他们赶走了。在盗贼头子的命令下，盗贼们抢走的财物回到了它们的的主人那里。最终，由少校和其他政治犯代替盗贼接管了这个房间。

我们所有人都是胜利者。从前，分配食物通常是由盗贼负责的，他们总是拿走最大的一大份——根据囚犯们的自述，可以推断出到处都有这种事情发生。盗贼们总是有组织的，除非有人制止他们，否则无论在何时何地，他们都会对无组织的政治犯进行恐吓。

在沃洛格达这里，全天的谈话和信息交流甚至比其他地方还多。由于囚犯不断更替，每个人都抱有一种希望：即便他自己没有在目的地遇到友人, 至少房间里有人能把他的行踪传出去。其中最健谈的是一个名叫布拉托夫的军官，他曾在守卫列宁格勒的弗拉索夫将军身边服役，后来弗拉索夫和他的整个军队都向希特勒投降了。布拉托夫从早到晚都抽着烟斗, 他抽得越多，讲的经历就越吓人。当他抽起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凑过来。

有一天他告诉我们，弗拉索夫的军队在遭到抛弃并向希特勒投降后, 他们如何向“元首”请愿, 要求赋予他们与苏联战斗的自由行动权，但希特勒不同意。相反，这些部队被改编成惩罚（复仇）旅，被派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半岛各国镇压囚犯暴动。他们也被用作集中营的刽子手, 特别针对犹太人。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Власов），苏联红军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军俘虏，继而投降德军

然而，布拉托夫的恐怖传说永远讲不完。这些故事就像我们在沃洛格达的停留时间一样被缩短了，因为通知下来要我们准备组建一个生产队。大家立刻收拾起自己的细软，将它们捆成一捆。人们做了最后的道别，然后给其他囚犯留下了仓促而就的信息。我们不知道自己将乘列车前往何处, 但能确定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许多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狱警带我们到院子里，我们和其他牢房的囚犯混在一起，寻找熟悉的面孔或朋友的消息。我在院子里找寻沃洛格达其他司祭的消息，但运气不佳。不过我遇到了一些波兰人，与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个俄罗斯军官向我搭话。他看上很友好，但他对我的旅行袋的兴趣比对我这个人的兴趣更大。他直截了当地问我愿不愿意把旅行袋卖给他。那个旅行袋是我1934年前往罗马之际一个耶稣会同事送给我的，但它依然品相良好。

我周围的波兰人随即用波兰语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提出建议：“这是个挺不错的旅行袋，你在路上能用它买到很多面包，不要现在就卖掉它。”俄国人耐心地等我和波兰人的商量结束，然后问：“怎么样？”我很感激波兰人的建议，想要把旅行袋留下来，因为我在前往东方的漫长旅途中能用它换到面包，但我也想起了那一辆前来沃洛格达的火车，我的旅行袋和行李是如何在那里被盗贼夺走的。我知道同样的遭遇很容易重现，到时候我可能就没有把包拿回来的运气了。“但是，如果我把这个给你，”我问那个俄国人，“我要用什么呢？”

“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在这里稍等片刻。”他走进一栋监狱的建筑里消失了，回来时拿着一个带有帆布提手的帆布袋，急切地问道：“这个怎么样？”

“好吧。”

“那好，”他说，“我该付你多少钱？”我知道，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简单地拿走那只旅行袋，所以我很感激他的提议。“这全归你了，”我说。“你不欠我什么，反正我可能会把它弄丢。”

“你不要钱？”

“不用，我要钱干什么？反正到了劳改营，他们就会把钱从我身上搜走。”

“等等！”他一边说一边举起手，“在这里等我一下。”他手拿旅行袋，又一次冲进楼里，出来时拿着一大块面包。他对自己没能拿到更多面包而道歉，然后再一次感谢了我的慷慨。就这样，我的美国耶稣会旅行袋在沃洛格达加入了苏联军队，而我自那时起就轻装启程了。

我没有把面包留作旅途中的口粮，而是把它撕成几块分发给那群友善的波兰人。他们欣然接受了面包，但又一次说起了我贱卖旅行袋这件事：“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旅行袋本可以在途中换到至少半打面包。”

“好啦，”我说，“反正已经卖掉了，现在我再也不用担心它被偷走了。”

我在刚到沃洛格达的时候就申请了一双鞋，但直到我们开始动身离开，他们才送来一双比我的脚大了三四码的旧鞋，不过总算是聊胜于无。当我跪下把鞋绑在脚上时，听到狱警喊了一声 “排好队！”（Становись！）。队列开始移动，等到我跟上队伍的时候，有人把我的帆布包递给了我。在启程之际，我们朝那些留在监狱里的人挥手致意，他们也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一边挥手一边大声鼓励我们。押送我们的依旧是沃洛格达的狱警，他们再次押着我们一路小跑，穿过沃洛格达的街道直抵火车站。

铁道支线被一长列车厢完全占据了，我们能辨认出前部车厢已经装载完毕，因为厢门紧闭，而且有警卫驻守在它们周围。我们的队伍沿着铁道支线一字排开，等待官员给我们分配车厢。六月中旬的太阳极为酷热，就连狱警身边的警犬也感到燥热，它们伸着舌头站在那里，流着口水，气喘吁吁，但依然保持警觉。只要有囚犯弯腰放下行李，或是在队列中原地踏步，警犬就会立刻晃起链子盯住他。终于，官员来了，他报出名字令我们离开队列，并把我们分派到各个车厢里。我们拿起装有面包皮或备用衣物的贵重行李，一个接一个登上了车厢。

这些车厢是严格意义上的囚车，用途是将囚犯从沃洛格达运往西伯利亚。它们是在货运车厢的基础上改建的，每节车厢的两头都钉有平衡木，上面盖着用作床铺的木板。铺位分为上层和下层, 你必须迅速决定自己要哪一层，如果选了上层，你就能透过车厢顶部的四扇小窗之一窥视到外面，如果选了下层，你就能更接近地面，活动起来更加自由。车门两边的车厢壁上也有双层床铺，但它们要窄小得多。车厢中央有一个小炉子，它的烟囱直通车顶，不过在六月的高温下，我们肯定不需要它。除此之外，车上仅有的家具就是一扇门旁边的一个马桶。而在车厢的两端，囚犯的隔间之外，有一个专供警卫使用的小平台，警卫们将陪同我们走完全程。

囚犯们在车厢里把自己的一切都收拾妥当，同时努力寻找旅伴或熟人，尽可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以熬过接下来的漫长旅途。挤在车厢里的三十个人中，有十个是刑事犯，其余的都是政治犯。然而，警卫给我们车厢任命的勤务员却是一个名叫沃尔科夫的刑事犯。至少，从盗贼能说服警卫这个方面上来说，他们似乎总是特权阶层，所以通常能控制住局势。

沃尔科夫传达了他所接受的指示：任何人若有逃跑的企图，或是车内出现任何企图逃跑的迹象，例如木板及窗外的铁丝网发生松动，以及车门被人动手脚，犯罪者都将受到惩罚。惩罚的具体内容没有得到说明，据测那将意味着又一段刑期，或是在劳改营里呆更长的时间。我们其余的人半心半意地听从了指示——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种例行警告。

火车在整个炎热的下午一直停在铁道支线上。但我们刚一进入车厢，车门就被关上了，而且当时车内已是闷热无比。人们很快就脱去了数量不等的衣服，在车厢内四处坐着。盗贼聚集的地方位于车厢的一头，而我在车厢另一头的铺位上层选了一个位置。我的旅伴是三个因擅离职守而在德国人中被捕的年轻士兵。

我做起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美国人，于是他们不停地问我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他们以前是红军士兵，曾与美军在德国会师。他们对美国士兵赞不绝口，但不太了解美国式的生活，而且对那种生活感到十分惊讶，饶有兴味。其他人也挤在我们周围聆听与美国有关的事，没过多久，我就和车厢里一半以上的囚犯聊了起来。

盗贼们又一次树起了属于他们的规矩。那些年轻人就像小鸡一样依附于沃尔科夫，为他清洁床铺、扫地、洗碗，完成他所吩咐所有事情。除这些场合以外，他们是一群相当不守规矩的人。他们那吵闹的纸牌和骰子游戏通常以斗殴而告终，只有沃尔科夫才能解决争端——他的决定是不容质疑的。如果有年轻人不愿接受，他们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他们通常都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他的决定。

尽管我们得到了许诺，每天能得到三次餐食，但餐车位于火车的末端，只有在停车时间长到足以让食物穿过各个车厢时，餐食才会被送来。我们偶尔会得到双份面包，同时会被告知它们是两天的口粮。在大多数时间里，到了傍晚我们才得到汤和麦粥，当时就会明白当晚不会再有晚饭，而且没有停靠站。水也是每天只送一次，大家都是能喝多少就喝多少。有些带了军用水壶的士兵会把自己的水壶装满，而且车厢里全天都有一桶水留存下来。

当然，车厢内就连最基本的卫生水平也达不到。清洁牙齿是不可能的，为了防止指甲里积累污垢，我们会将指甲咬破。每当新的水被送来时，我们就会从水桶里舀一勺水冲洗眼睛，以缓解空气中的灰尘和汗水中的盐分所带来的刺痛感。比比皆是的寄生虫不会在这样的旅途中缺席，上路几天后，每个人都会无意识地不停抓挠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由于这里既没有活动的空间，也没有离开车厢的机会，我们的双脚、后背和臀部都有疼痛感。

不知通过何种手段，盗贼们了解到我们正在朝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行进，这是叶尼塞河上的一座被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的大型城镇，地处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地区，大致位于西伯利亚铁路的中段。乌鸦从莫斯科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约要飞1800英里，而铺设的铁轨长度则超过2500英里。坐客运列车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莫斯科的只需不到四天时间，自芝加哥至洛杉矶的距离和所用时间与之相近。然而，同样的行程却用掉了我们两个多星期的时间。沃洛格达离莫斯科很近，你可以想象一条横跨西伯利亚的、自沃洛格达至俄罗斯太平洋边界的路线，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所在的位置尚在路线中段之前，如此一来，你就能意识到苏联国土之广阔。

当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朝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前进，就试着弄清了必经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城镇——基洛夫、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库尔干、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阿钦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凡是对这些城镇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它们做出描述，如此一来我们在经过的时候就能认出它们，另一方面，这实际只是让我们有了一些谈资而已。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站在木板上，仰着脖子透过车顶附近的小窗观看郊野的风景。窗户从来没有闲置过，即使在晚上也是如此。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中段

我们有好几个小时都只能看到空地，而且主要是沼泽地，上面生长着茂密的、高低不平的草丛，这些植物被称作泰加（taiga）。空地没有一点丘陵，但远方有绵延的山脉。路上偶尔会出现一个铁路职工使用的小棚屋，这些人的职务是维护这条连接东西部的重要铁路。铁路沿线几乎没有城镇，仅有的城镇几乎完全建于铁路之上，或者沿着遍布于该地区的河流和水路而建。要不是有这么多沼泽地，1946年的西伯利亚会让我想到美国的大西部，它在第一条铁轨铺设时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

城镇里通常有一条非常泥泞的街道，街道两旁是典型老式俄罗斯房屋，它们是用原木或木毛板搭建的，建材的缝隙中填有灰泥。每户人家的四周都有菜园，土地向四面八方扩展，然而它们当时并没有得到耕种。列车仅仅在大型城镇停车，我们会在停车期间获取餐食，有时能一次性拿到全天份的口粮——600克面包、半升汤和200克麦粥。

沃尔科夫负责管理餐食，他安排他的“小伙子们”分发食物。由于每辆车只得到了大约10个汤碗和木勺以及3个铁皮杯，我们必须轮流使用这些餐具。沃尔科夫总是先给政治犯们送餐，为了确保没有多出来的部分，他会用刀子把每一勺食物都削平。当然，经过了如此的精打细算，壶里剩下的东西就归沃尔科夫和“小伙子们”了。政治犯们发起了抗议，他们想让沃尔科夫安排政治犯和盗贼交替分发食物，先由政治犯负责一天，接下来的一天则由盗贼负责，却被他拒绝了。

有一天，停车吃饭期间出了事故。抗议变得愈加激烈，发展到了争斗的地步。沃尔科夫和他的“小伙子”拿出他们的刀子，别的囚犯则将床铺的木板卸了下来。然而，门在用餐期间是开启的，所以警卫很快就走了进来。从此以后，食物的分配交替进行，我们过上了堪称是武装休战的生活。

在多数时间里，郊野的景色与旅行本身一样单调乏味。我们无事可做，车内很不舒服，头几日的谈资也说完了。每个人都觉得又脏又热，身上满是灰尘，车门关得不严，墙板和地板上厚厚的木板上都有裂缝，当我们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每个人都被风刮来的泥土和烟尘弄得蓬头垢面，我们的脸上出现了白色的洞，红色的眼珠子从中探了出来。

七月初，我们抵达了终点。郊野的山丘变得多了起来，山坡被高大的松树、常绿树木和铁杉树所构成的茂密森林所覆盖，铁路一路上穿过了许多隧道。我们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所有人都挤到了四个小窗前，想一睹这座建于叶尼塞河之上的城市的风采。这条河实际上把整个城市分成了两半，在去年之前，这里除了铁路栈桥外连一座过河的桥都没有。城市两部分之间的交流是靠船只或轮渡实现的。城市是叶尼塞河源头的重要铁路节点，沿着河的两岸扩展开来，有点像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圣路易斯或密苏里河上的两座堪萨斯城。

建于叶尼塞河之上的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里曾经是政治犯的流放地之一，建有大型的劳改营。在沙俄时期，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就有八位主要领导人被流放至此地，

列车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火车站里停靠了将近一小时，我们可以听到被卸下的前部车厢囚犯的声音、狗吠声和士兵们大声的发号施令。终于，车门打开了，点名的声音响起，我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了车厢。我的腿由于缺乏活动而变得软弱无力，当我们排成四条队列的时候，这双腿简直就像是橡胶做的。一路与我们随行的沃洛格达警卫又以那熟悉的速度赶着我们行进。我们以很快的速度跌跌撞撞地走着，我穿上的一只旧鞋脱脚了。我试着去拿，但警卫大声叫我继续前进，我被自己的东西挡住了去路，结果把鞋弄丢了。

我们没有穿过城镇，而是走小路到达镇外的中转监狱。这里实际就是一个建有大量营房的一大片开阔地，它被周围的两排铁丝网所包围。我们穿过监狱的大门，进入了营地中间的一个大院子，我们被要求在这里坐下，待在自己的那伙人里，不要和其他囚犯混在一起。经过快速的行军，再加上两个多星期没有活动，我们开心地在地面舒展起身体。

当我坐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另一个囚犯拿着我的鞋，蹑手蹑脚地走到我身边。他朝我眨了眨眼，咕哝道：“下次绑紧点。”然后溜回了自己的队伍。他因为这次行动而受到了警卫的训斥，我十分感动。

我们终于在这里洗了个澡，理了发，然后赤身裸体地站着，感觉自己又恢复了人样，与此同时我们的衣服经过了蒸烫和消毒。由于囚犯很多，这个程序用去了不少时间。每一伙人在清洁完毕后都得到了一壶汤，但是没有得到汤匙或汤碗，所以一些囚犯从包里拿出他们在铁路调车场里捡来的旧铁罐，于是我们共用这些餐具。这些罐子生锈了，而且漏水，前一个用餐的人用帽子或袖子把罐子擦得锃亮，吃完食物后将它舔得干干净净，然后传给下一个人。

我们小组中有一个名叫安德烈的波兰幸运儿，他吃完食物后把他的罐子给了我。当我拿着自己的那份食物回来时，他让我尽快吃完，然后跟在他后面。他走到队伍的另一头，脱下外套，从背包里掏出另一件衬衫，又排队拿到了一份食物。他狼吞虎咽般地把食物吃完，再次把罐子交给我，我却不敢去尝试——我的包袱落在队伍里了，所以没有可换的衣服。“去吧，”安德烈说，“我们都是新来的，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分清楚。”

我是如此之饿，以至于不顾一切后果也要去尝试一下。当我把罐子交出去的时候，勤务员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把罐子装满了。我大吃一惊，差点让罐子掉在地上。在我吃光了这一份以后，安德烈又返回将这个把戏重复了一遍。不过，壶在这时就快见底了，勤务员已经起了疑心。我想，如果再试一次的话，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运气用光。

用餐结束后，大院里摆放了一排长桌。我们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被叫了出来，我们在桌子处列队，回答例行的问题，然后接受“委员会”的核查，他们是中转营的官员和北方劳改营的代表，到此是为了“雇用”有才能的人。大院里很热，很多囚犯都脱下衣服以享受阳光。我看着他们脱下衣服，接着就被每个人瘦弱憔悴的模样所震惊，几乎分辨不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了。不过桌旁的专员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并向营地的官员作出指示。

突然，我听到指挥官叫道：“利宾斯基！”我走到桌前，他们问了我的名字和姓氏。

“利宾斯基，”我说，“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

“这里的另一个名字是什么？”指挥官问道。

“齐赛克。”我答道，并且努力向他解释这一情况。他又问我是哪一年被捕的，什么时候被判刑的，所犯何罪。当我告诉他“58: 6”时，他又看了看文件。

“哦，梵蒂冈间谍，”他说，“你到那边去。”

我来到一张桌子前登记，秘书正在填写各种表单。秘书们也是囚犯，他们大多数原本是学校教师或会计。他们没有被送到劳改营去，而是被关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协助处理文件，这些文件是这个中心的一大麻烦，它们来自于即将发配到北方劳改营的囚犯。其中有一个秘书, 他一听到指挥官称我为 “梵蒂冈间谍”, 便好奇地看着我。这是一个来自利沃夫的犹太年轻人，他一边用波兰语和我说话，一边用波兰语在文件上写下数据。

“你要被送去诺里尔斯克做苦工了，”他告诉我，“你是司铎吗？”我点了点头。“听着，你接下来要进行体检，有一位主治医生是来自利达（在阿伯丁附近）的波兰人——巴罗夫斯基医生。你认识他吗？”我摇了摇头。“那好，把他的名字记住，等你参加体检的时候，尽可能找到他。让他知道你是司铎。他也许能帮你找到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甚至可以让你不用去北方，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里。我们可能在劳改营附近再会，祝你好运！”

这时，下一个囚犯已经靠近了那位犹太年轻人的桌子，我不得不继续往前走。狱警们立即把我推到体检的地方排队等待，体检是在一个帐篷里进行的，那是监狱医院里的一种用帆布拉起的帐篷。帐篷是敞开的，但几乎完全不通风，里面弥漫着刺鼻的酒精和乙醚的气味。医生也大多是囚犯，他们之所以被关押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是因为这里因为需要他们。

队列通过帐篷时，每位医生会逐一检查其中的病人。我努力寻找那位来自利达的波兰医生。最后，我问其中一个医护人员：“谁是巴罗夫斯基医生？”我看了看他指的地方，然后游走起来，试图进入那位医生前的队列。当他看完下一个病人后，排在我前面的男人开始朝他走去，而我绕过他溜进了医生的小隔间。那人对着我破口大骂，但我连头都懒得转过去，只是继续朝医生的方向走去。

巴罗夫斯基医生抬头看着我，用口音很重的俄语问道：“你怎么了？”医生也是囚犯，他们由俄罗斯女医生监管，而且附近还有狱警站着，所以我不得不小心行事。“心脏有毛病。”我回应道。巴罗夫斯基医生敲了敲我的胸部，把听诊器贴在我的胸口听着。

“是这里疼吗？”他用俄语问道，“还是这里？”

“不，”我用波兰语说，“在这里！”

医生迅速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扫视了一眼周围，看看有谁在附近。当他回过头来，我用拉丁语补充道：“波兰司铎（Polonis sacerdos）。”他点了点头，表明自己理解了。就这样，他开始了一场漫长且耗时的体检，对我的身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检查，与此同时，他一直用波兰语咕哝着，仿佛在自言自语，但声音大到足以让我听到。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阿伯丁”。他说自己曾在距那不远的利达镇居住过。

“我去给你开点药，”医生说，“你可以和我的助理一起去医务室。” 我跟着那位年轻的助理走进了医务室。因为院子里炙热的太阳和医疗帐篷里闷热的气氛让我开始感觉虚弱，他先给我喝了三四杯冷水。他还给了我一些维生素药丸，让我在喝水的同时服下去。我们的语速很快，免得因为我们在里面待太久而让狱警起疑心，他对我说，他也是一位司铎，应那位医生要求被分派到营地给他帮忙。

“那位医生，”他说，“也会尽力让你留下。祝你好运！”

一间劳改营医务室

一走出医务室，警卫就把我带到一个较大的临时营房，那里的窗户很少，有几排双层床铺，就在外边正为上游的劳改营组建生产队时，一些临时囚犯住在医务室的床铺上。营房里为数不多的窗户紧紧地关着，内部的空气缺乏流动，十分闷热，气味很难闻。我沮丧地发现自己是房间里仅有的几名的政治犯之一。其余的人大多是年轻的流氓和小混混，他们崇拜并追随着一两个年长的盗贼。

我到那里还没过几分钟，一个盗贼就从我的帆布包里抢走了我攒下的小面包、一件衬衫和一双袜子。我气愤不已，试着让每一个能听见我说话的人明白，这种持续的偷窃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些盗贼是囚犯的大敌。他们的一个头目听到了我的咆哮，漫不经心地朝我走来。“你说什么？”他冷笑着说。我说：“盗贼是我所见过的最恶劣的人。”

他抱着挑逗的意图站在我面前，用脚轻敲着地板，手里来回摆弄着什么东西。“哈，”他说，“你觉得这些盗贼应该被砍掉脑袋，嘿嘿？”

“不，我只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偷的是谁的东西！”

他瞅了我一眼，“你是什么特殊人士吗？”

他的态度令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不，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囚犯。而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里的人都是囚犯！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如果他们想偷东西，可以从监狱里偷，或者从俄国人那里偷。为什么要到处去偷囚犯的东西？即便不偷别人的东西，我们的麻烦都已经够多了！”

他的笑容消失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走开了。他在那些年轻的盗贼中间转了一圈，一会儿和这个人说话，一会儿又和那个人说话。我害怕真正的麻烦正在酝酿当中，但他在几分钟后笑着朝我走回来，还带着我的衣服——面包早就被吃掉了。他一边把衣服递给我，一边笑着说：“给你，假如我是你，我会改变自己对盗贼的看法！”我什么也没说，仅仅是接过了衣服，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最后，他又耸了耸肩离开了，而在我逗留那个营房期间，再也没有人骚扰我。

当晚的晚餐过后，警卫叫了我的名字，把我带到医务室，然后把我送到一个小隔间里。警卫站在小隔间外面，巴罗夫斯基医生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小隔间里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年轻的护士，她坐在另一张桌前，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医生示意我不要说话，然后让我把衣服脱到腰间。他给我检查了一会儿后，就吩咐护士去准备这样那样的药。他叫我坐下来，然后给我量血压。

当护士去储藏室准备药的时候，巴罗夫斯基医生悄悄对我说：“我没能把你安排到留守名单里。我试着去找了些关系，但根本不可能。想必是因为我这里容纳了这么多人，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今晚叫你来，为的就是把这些事告诉你。我实在很抱歉。”这时，那个姑娘拿着药回来了。她给了我几粒口服的药丸，又给了我一瓶带走的药。我在她的注视下吞下药丸，然后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整个营地都发出了告示：一个前往诺里尔斯克的生产队正在组建当中。我们被通知去收拾东西，然后去外面的监狱大院报到。整片区域挤满了囚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里待了几个月, 等候火车将足够的囚犯运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狱方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将囚犯装船的工作更加“经济”。我们那趟列车运来的人一定是满足了运载的定额，因为我们在抵达后两天内就启程了。

院子里又一次摆出了供委员使用的长桌。官员开始报出各个团伙中的人员姓名。最后，我们以散乱无序的队列朝叶尼塞河方向行进。在河岸上，我转头向后望去，看见一大群囚犯沿道路走来。这群囚犯的人数在两千以上，他们将行李搭在肩上或扛在背上，步履蹒跚地前行。在河边，一排驳船沿着河岸一字排开，众多舷梯从岸边伸向船舱。当囚犯大军到达河边时，他们在警卫的包围下沿着河岸散开，等待上船。

官员们再次点起名字，接着囚犯就去桌前报到，依据桌上的文件再次接受名字、姓氏、目的地（诺里尔斯克）、罪名与刑期的核对。然后，他们以十人一组或二十人一组，在警卫的带领下沿着河岸前进，经由舷梯进入船舱。警卫和警犬始终跟在他们身边，防止他们跳河逃跑或者坠河溺死。

在这漫长的一日里，我一直坐在河岸上观看工作的流程。我的名字直到晚上才被叫到，之后，我通过了核查，加入了桌子旁侧的一个特殊小组。我们没有被押到驳船上，而是被押到“斯大林号”上，那是一条用来牵引驳船的拖船。我们先是登上船舷，接着到了甲板上，然后被赶到一个小舱口下到船舱内部。

叶尼塞河的一处河岸

“斯大林号”有两间大船舱，一个在机房前，一个在船尾。我们这伙人被装进了船尾的那间船舱。那是一间宽敞而昏暗的货舱，有曲度的木料构成了货仓的侧壁，货仓的外侧覆盖着铁板。龙骨上搭着一块粗糙的木板，它朝螺旋桨轴的两端方向延展了约10英尺。在船壁上，木板和横梁构成的交角沿着船体的曲线向上抬升了3到4英尺，这个构造是为了方便舱底排水。舱口阶梯脚下有一个很长的木毛板架，它们被固定在离地板几英尺的地方，横穿机房的舱壁。船舱中央有一排支撑上方甲板的大梁。船舱支柱的两侧也有一些用木毛板搭起的平台，那些就是我们的床铺。

当我们从舱口下到船舱，我们这一伙波兰人聚集于阶梯底部附近，在船舱前部落脚。同往常一样，每个人都想和自己认识的人待在一起，我们先前在河岸上商量过，决议让第一个下到船舱里的人尽量为其他人占位。盗贼们也聚在一起，他们占据了船尾的床铺。其他囚犯则完全占据了中央的铺位，有些人甚至决意沿外部船体的斜板住下。警卫们驻守在干舷上，其中两名警卫驻守在舱口阶梯的顶部。在船尾的末端有一扇与甲板相连的活板门, 警卫可以透过它观察囚犯，另有两名警卫驻守在那里。

现在已经是7月2日了。烈日炎炎，船舱里很快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构成船体的木料表面被焦油或某种树脂所覆盖，它们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仅有的通风口是舱口本身、船尾的活板门以及甲板附近高处的几乎无用的舷窗。绝大多数人脱下了衣服，船舱里的空气缺乏流动，你甚至可以闻到混有烟草气味和树脂气味的汗臭。

“斯大林号”有一点比较好，那就是船上有厨房。正餐的供应很有规律，也很准时。我们在早上七点到八点之间吃早餐——600克面包加上热水，在12点到1点半之间吃午饭——半升汤，然后在六点吃晚餐。“斯大林号”上有一种特殊的麦粥，这种在俄罗斯很受欢迎的黄色粥类被称作黄米粥（пшенная каша），所用的材料不是谷物，而是玉米。

400个人挤在船舱里，内部的空间几乎不足以让你在移动时不被别人绊倒。四百个人得到了需轮流使用的五十个汤碗。而且，警卫和往常一样让盗贼负责食物的分发。我们站在阶梯脚下的制高点，对船尾的活动了如指掌。我们注意到，盗贼头子用长柄勺用力搅拌汤汁时，为了显示他把汤搅拌得很彻底，长柄勺触及的深度从没有超过距壶底一英尺的平面，而较浓的汤留在了下面。当然，政治犯们总是最先接收食物，因此他们总是喝到稀薄的汤汁。

我们坐在那个闷热的船舱里等待了两天。“斯大林号”与驳船的甲板上装满了运往河流上游的机械、铁轨、五金器具、牲畜和农产品。在船只满载时，我们可以看到驳船的甲板几乎与水面齐平，而船舱完全被水淹没。斯大林号的发动机在第三天启动了，它们就位于我们所在舱壁的另一侧，噪音非常大。此外，油烟和废气过于稠密，再加上剧烈的船体震动，导致我的眼睛无法聚焦——所有景象都变得模糊不清，为了压过震动的声响，我们的话语也变得嘶哑起来。

不久之后，油气和高温就让我们发起了头痛。舱壁热得令人无法忍受。我们被迫爬下床铺，躺在甲板上，呼吸沿着龙骨板吹来的凉爽的空气。结果就是，人们几乎不再谈话，每个人都蜷缩在地板上，努力不去理会酷热、噪音、震动以及头痛欲裂的感觉。

自从船只开始朝上游航行，船体就在不断摇晃。河流会支配驳船，使它们从河道的一侧摇摆到另一侧，而“斯大林”号会在牵引绳的拉扯下左右侧倾。有些人晕船了，这对于船舱中空气或氛围的改善有百害而无一利。

叶尼塞河流域图，图中的紫色线条是“斯大林号”航行的大致路线，线条下端的红点是航行的起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上端的绿点是终点（杜金卡）

在第一周结束时，人数达到盗贼两倍的政治犯已经组织起来了。有一天，政治犯中的一伙人在发放汤的时候朝盗贼走去，然后叫他们坐下来。“你们可以换个位置，看看我们有没有出差错，今天我们要来分汤。”盗贼叫他们回归原位，但政治犯们没有动。“我们希望汤的分配公平公正，”他们说，“那些食物是唯一能让我们活下去的东西，你们这些吸血鬼却拿走了最好的部分，给我们的几乎都是水。现在都给我闪到一边去！”

说时迟那时快，盗贼头目朝政治犯发言人的脸上猛地打了一拳，把他打翻在木板上，几乎就在被击中的同时，他抓住了自己的刀。一场席卷全船的暴动爆发了，政治犯开始从船舱涌向船尾，把盗贼们逼到墙壁处。我能看到盗贼之中有刀子的光在闪烁，一些政治犯则开始扒掉木板涉水逃跑。暴乱者的喊叫与伤者的惨叫混杂在一起。鲜血不但飞溅在木板上，还流淌在暴乱者的脸上。那些倒地的人则惨遭践踏。

没过几秒，警卫就赶到了阶梯之下，他们大声咆哮命令人们住手，不然就要开枪了。然而，这毫无作用。在发动机的噪音和人群的呼喊中，根本没人能听清他们的话。一个官员也跑下楼来大声喊叫，但那也是白费力气。然后，他大声发出命令，士兵们在机枪后就位，从人群的后方开火。子弹朝暴乱者头顶的木料猛地射去，弹头在墙面上弹射的声音在船体周围回响。没有参与战斗的人立即溜到甲板上卧倒。

第一轮射击没有发挥作用，于是士兵们将准心调低，停止朝木料射击，并且开始朝人群猛烈开火。人们仿佛被刀斧砍翻了，一大群暴乱者就像镰刀前的玉米秆一样倒了下来。枪击终结了暴乱，士兵们走到阶梯底部，让每个人后背对着枪，正面靠墙排成一排，同时双手高高举过头顶。

急救员从舱口匆忙赶来，将死者和呻吟的伤员拖出舱外，至于他们把多少人抬出了船舱，我不得而知。其余的人面朝船舱的墙壁，背后是机枪的枪口。急救员在清理完地板上的尸体后还擦洗了木板，抹除了上面的血迹，然后在地板和墙上撒满了消毒剂。最后，警卫叫我们不出一声地回到自己的床位上，他们自己则架着机枪整夜守在阶梯上，除了每次有一个人能获准去如厕，其余的人谁也不准动。

大约一小时后，船上的官员和一些警卫军官下到船舱里。他们只问了很少的一些问题，在床铺前走来走去，同时检视着面前的人群，并且不时向其中一个囚犯发出简单的指令：“你！起来！”被挑出来的人被押上阶梯接受问话，然后就被转移到一艘驳船上，他将在那里渡过这次行程的剩余部分。

事实上，此次事件是官员们履历上的一个污点，他们将为损失的囚犯负责。他们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接收了一定数量的囚犯，之后就必须在诺里尔斯克交付同样数量的囚犯，不然就必须为减员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些囚犯被判处苦役，狱方将他们运到俄国各地，并且一路上供给他们饮食，期望他们能在接收地派上用场。射杀这么多的囚犯会给警卫和官员的仕途带来沉重的负担。他们必须证明自己仅仅是把开枪用作最后的手段。

当晚几乎无人能够入睡。有关杀戮的记忆依旧十分鲜活，子弹击中人群的场面以及射进身体的声响过于真切，在我们的头脑里挥之不去。不过，食物分配在那之后变得公正了。走了这么多的人，食物此时是如此充足，甚至能让所有人至少隔一天就能得到额外的一份。警卫们在阶梯间里停留了几天，之后又回到了干舷。生活再次平静下来，我们又得忍受发动机发出的单调噪音和船体的摇晃，而对于噪音与烟气所造成的头痛，我们又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努力不受其影响。

我们在7月22日上午到达了杜金卡。除了河岸上的一些房屋以及建在河中的码头外，当时的杜金卡一无所有。劳改营的工人后来在那里建起了一个巨大的港口设施，但是当时的河水很浅，浅到“斯大林”号不能靠岸在码头卸货。我们甚至不清楚什么时候到的目的地，只知道发动机的速度放缓了，然后听见铁链在甲板发出的沉重摩擦声。锚机发出尖锐的声音，起锚溅起的河水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为了稳住船锚，发动机进行了短暂的加速，接着便熄火了。

一座建于河中的简易码头

我们很快开始感受到寒意。随着锅炉停止了运转，“斯大林”号的船舱变得如同冰柜般寒冷。我们将自己剩下的衣服全部穿在身上，一边坐在船舱里等待，一边聆听甲板上的大声命令以及河水击中船身发出的飞溅声。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了船桨拍打河面的声音，还听到了对“斯大林号”发出的响亮指令信号。终于，我们听到了曲柄在舷梯下降时发出的转动声，以及“斯大林”号的汽笛里传来的最后一阵不规律的尖啸——那是卸载开始的信号。

一队士兵出现在舱门前，然后走到了楼梯井的中段，并在一侧列队。一名官员从阶梯的中间走下来，并向我们讲话：“杜金卡到了！你们要以十人一队的形式依次下船。排好队，排好队！任何捣乱或逃跑的企图都只有死路一条。我的士兵接受了常规的命令，谁要是不按规定排队，无论他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士兵都会将其射杀！”

当我们从舱口走出来，在日光下眨眼，惊奇地发现这里居然下雪了！而我们在两周前才脱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酷热。在甲板上，大风迎面吹来，气温低得让人难以呼吸，我们被迫大口喘气。所有人随即开始把行李中剩下的衣服披在身上。人人都想站在他人的背风面，看上去简直乱成了一团。“我的天啊，”我旁边的一个人感叹，“现在是冬天了！我们该怎么办？”

叶尼塞河的水是灰色的，水波汹涌，河面上盘旋着刺骨的寒流，凌冽之程度足以穿透我们身穿的所有衣物。我们周围的士兵已经穿上了长达脚踝的大衣，高高立起的衣领挡住了风。云层遍布于天空，但不知何故，天空似乎是如此之遥远，我们头顶上那斑驳的灰色天穹看上去简直高远无垠。

我是在斯大林号汽船的甲板上第一次看到著名的西伯利亚风光。从河岸绵延开来的土地上有很多丘陵，地势连绵起伏，但地面是光秃秃的，上面只有星星点点的灌木丛或金雀花。河道另一侧的土地绵延了两英里以上，我只看到远方连绵起伏的山丘的蓝色轮廓。我可以看到河岸之外的远方，在那里有一些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营地相似的东西，那是几座被黑色铁丝网所包围的营房。

一座被铁丝网包围的劳改营

杜金卡镇本身只有长长的一排木屋，散落于山坡上与河岸边，在灰蓝色的土地上看起来十分荒凉。镇上唯一的大型建筑在山上，那座俯瞰河流的建筑是港务局的调度中心，其功能是指挥码头和铁路调车场。在杜金卡的北方，也就是朝向大海的方向，有大型蒸汽船停泊在河里，河岸以北还有一座黑色的大山，从这里开采出来的是供船只使用的煤。

我们十人一组走下舷梯，坐上了小艇。我的双腿又一次因缺乏活动而变得跟橡胶一样，因为寒冷而变得麻木，就像在睡着时双脚还想走路一样。小艇划到岸边，将一批人卸下后便立即返回接送下一批人，连续不断地来回工作。上岸的人紧跟在警卫身后，他们被押到离岸边约200码的地方，接着被警卫要求坐下。

雪停了，但寒风从北面吹了过来。杜金卡位于北极圈之内，来自极地的风顺着河岸与并列的丘陵吹拂河面。如果风全都是从北方吹来的，那就形同一场极地飓风。划艇一次可以从船上卸下十人，把两千人卸完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斯大林号”卸载完毕后，他们开始卸载驳船上的人和货物。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刺骨的寒风中一起蜷缩在岸边——这可是在7月22日！

我看到囚犯们从划艇下来，笨拙而缓慢地朝河岸行进。警卫让他们保持严密的队列，他们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身体和行李以保暖，视线下垂，陷入无助的沉默之中。接着，就在通往小镇的路上，离小镇还很远的一个地方，我注意到几列庞大的纵队正朝我们走来。在他们走近时，我看了他们一会儿，猜想他们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是新来的还是已经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了。与此同时，拖船正在把卸载完毕的驳船推到岸边。

我们正准备动身时，我先前看到的纵队与我们这些前去服劳役的生产队并列而行了。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仿佛突然活了过来，经过我们身边时，他们发出致意并喊道：“你们从哪里来？是那里还是那里？有没有从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来的？你们是哪一类犯人？”我们也大声叫喊起来以示回应。警卫们发号施令，禁止我们说话，但生产队的人对此不予理会。“到了营地，你找一下某某! 他们要把你们送到哪里去？祝你们好运！”

每个生产队在经过我们的时候，都将同样的问题和呼喊重复了一遍。他们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人，穿着棉大衣，五官粗犷，灰色的脸颊上长满了好几天的胡须。这是我第一次碰见在劳改营里呆过一段时间的人，我得承认自己曾认为他们是一个相当奇特的混合体。与我们分开后，他们转换了方向，朝内陆走去了。在他们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纵队正沿着同一条路走来。

最后，我们编成了队列，自己沿着河岸离开了。警卫们即便是穿着大衣也感到寒冷，所以他们指挥我们开始了单调的快速行进。行进起初很困难，但过了一会儿人们就感觉很好，因为血液开始循环，我的身体也随着运动而热了起来。我们行进了大约2英里，到达了杜金卡的营地，那是一批饱经风霜的营房，它们完全被双排铁丝网所包围。

我们并没有进入营地。相反，我们被押着绕过营地，走上一条小岔路，然后沿路上山抵达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大谷仓，谷仓所用的建材是木板，这些木板没有上油漆，而且由于风吹日晒而发黑了。后来我们发现，这里就是杜金卡的加工中心。我们穿过一个布满铁丝网的区域，然后通过一扇大门。尽管正刮着刺骨的寒风，一进大门，我们就被要求在院子里坐下来。

在院子里，我们的文件被营地的官员逐一核查了一遍。然后我们被松绑，在漆黑的谷仓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谷仓内部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块泥地和一排长长的木板，而且木板不是被钉住的，仅仅是被松散地放置在一些横杆上，那就是床铺。墙壁和房顶上都有缝隙，谷仓里似乎比外面更冷。这就是杜金卡，我们到了!

首先要做的就是四处寻找朋友。在劳改营里做独行侠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要么有朋友扶持，要么就无法生存下去。我找到了我的波兰人朋友，我们一起挑了个靠墙的地方，那里的木板比较合身，气流相对而言比较少。我们让一人留下看守我们的物品，其余的人则出去收集信息或寻找食物。事实上，食物是所有人心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吃的最后一餐是那天早上在船上得到的面包，但那已经是好几个小时前的事了。

我们走出谷仓，去寻找在加工营地周边工作的来自杜金卡的勤务员。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经历了很多事。他们水汪汪的大眼睛似乎要从眼眶里冲出来，而且没刮胡子，牙齿状况也很差，几乎全烂掉了。他们的衣服很不合身，鞋子松垮地穿在脚上。这些人没有穿袜子，而是用绳子把破布绑在鞋面和脚踝上。其中的一些人即使在寒冷的天气也光着头，他们的头发被理发师剪得很稀疏，看上去几乎是被剃光了。

他们很高兴能见到我们，渴望了解外界发生了什么。“至少告诉我们，在你们被捕时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听说战争已经结束了，那是真的吗？那些留在家里的人怎么样了？食品情况怎么样了？”尽管他们急于交谈，但很少谈及自己的情况或杜金卡的生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从我们那里打听消息。

杜金卡是苏联的一个保密行政区，位于北极圈内

不过，我发现在杜金卡至少还有一位司铎——卡斯帕神父，一位来自波兰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在波兰东部地区曾有一个堂区，并且在那里因涉嫌颠覆活动而被捕。他已经在劳改营里待了将近一年了，据一个勤务员所说，他在劳改营里很受欢迎。我们也得知晚餐正从大本营运来，于是立刻返回了谷仓。

警卫端来了盛有汤和麦粥的壶，壶里冒出滚滚的水汽，气味扑鼻而来。炊事员亲自分配食物，为了确保没有人分到两份，囚犯只要一拿到拿到汤碗，就会被带到外面去吃。但是，这难不倒囚犯们。在粮仓的另一端，有的盗贼扒开一块松动的木板，爬回粮仓里又吃了一份。

炊事员没有清点食物分量，但他能看出来食物即将见底。他放下勺子，开始满腹疑窦地环顾四周，但木板已经回到了原地，他大惑不解。仍有一条队列没有领到食物，食物却所剩无几了。当他从壶里刮出最后一瓢的时候，还有二十个排队的人没吃到东西。可怜的炊事员告诉这最后二十人，食物一点也不剩了，厨房里也没有多余的食物了。他把分给他的口粮都煮完了，一点儿都没剩下。那二十个人都很生气。他们从早上开始就老老实实耐心地等第一份食物。炊事员应允去看看还能做些什么，然后出去把指挥官叫来了。

这一切发展成一场持续到深夜的大调查。每个人都依次受到审问，指挥官甚至怀疑在食物端上来之前，厨房就发生了一些欺骗性的事件。我们得到了麻烦，却没有得到食物。在那之后，大家都下定决心，决不要做队列的最后一人。最后的汤可能是最好的、最浓的，但也可能在轮到你之前就被吃光了。

我们当晚睡在松垮的木板上，除了多余的衣服外，没有可以用来遮盖的东西。有些人完全睡不着，整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以保持血液循环。风从木板的上方、下方和旁边的墙缝向你袭来。清晨，太阳已经出来了，但风依然不断从北边吹来，像刀片一样锐利。我们这些睡在木板上的人冷得全身僵硬，连翻身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指尖也都发青了。然而到了分发早餐的时候，大家都使尽浑身解数到了外边。我们排着队，被一个一个点名去拿面包，这样一来就不会发生昨晚那样的混乱了。除了面包，我们还得到了一杯热乎乎的开水，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冻。

大约在中午，勤务员从警卫的营房里搬来了大桌子和一些长椅。一伙官员带着成堆的文书和证件来到了这里。所有人都接到命令从粮仓出来，到院子里排好队。一个警卫站在门口，即使是有人说忘了这个那个袋子或衣物，他们也不让任何人进谷仓。桌子摆放在室外，位置恰在谷仓旁的避风处。当我们的名字被点到的时候，委员会的人会在桌前上下打量我们，商量讨论，就像乡下拍卖会的马贩子一样指出我们的优点和缺陷，然后发出最后的指令：“站到那边去！”或者“那里！”这样一来，与之前不同的小组编成完毕，每个小组配有各自的警卫。

我最后与大约三十个中国人和十个俄罗斯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其他组的多数人都比我们组员的年龄大，除了我与一个年长的中国人之外，这组的人都很年轻（二十到二十六岁），也很强壮。我站在那里，在严寒中原地踏步，想弄清楚我们有什么共同点。委员们的工作完成后，警卫把我们带向主营区。我们五个五个并排行走，双臂背在身后，每个小组前后间隔200码。

我试着和年轻的中国人交谈，但他们的俄语很差，例如，他们所有人都混淆了阴性形式和阳性形式。于是，我转而向两个年轻的俄国人搭话，后来我发现他们来自满洲。他们的父母在革命时代流亡到了那里，但他们自己对俄国完全没有印象了。我根据这些谈话推测，我们小组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被指控为间谍——中国间谍、满洲间谍和梵蒂冈间谍。

通向杜金卡正门的路程很短。同大多数劳改营一样，通往大门的通道承受着来自囚犯队伍的巨大压力，因为囚犯只能从正门进出营地，而且每天有三次轮班。大门本身是木制的，设置在环绕整个营地的两排带刺铁丝网的最外层。这些铁丝缠绕在柱子上, 高得人手够不着。每根柱子的顶端都有两根呈一定角度的木臂，一个向前倾斜，一个向后倾斜。这些木臂的前面和后面都挂着一股松散的带刺铁丝网，这些铁丝网会挣脱并缠绕住任何试图抓住它的人。这两排铁丝网之间的区域就是禁区（запретная зона），警卫一旦发现有人在禁区之内就会开枪。

正门旁有一系列与铁丝网平行的低矮建筑，包括一个岗亭、一个警卫室和值班官员的总部。在大门旁边，以及大门和警卫室之间各有一条狭窄的通道，警卫可以通过这条通道出入而不用打开大门。岗亭里总有一个哨兵在值班，他通过一个小缝子向外张望，这样就可以看到门口的一切活动，也可以接收或递出文件。在狭窄的过道上有一个小半边门，哨兵可以用岗亭内的一个杠杆控制升降，让警卫或官员通过。

一个劳改营岗亭

我们在大门口停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的警卫把文件交给了岗亭里的哨兵。警卫走进了岗亭，使用了营房里连通营地各个部门的电话。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他出来叫我们五人一组排好队。之后，他才将高大的木制大门开启。

我们仍然在等待。最后，一个官员从大门里走出来，将我们的名字逐一叫出。当我们报到时，他又让我们在大门口的两排铁丝网之间排成五人一组，并与岗哨并排而立。接下来，他走回营地内，告诉第一序列的五人小组继续前进。他们穿过大门，沿着营地的主干道行进了一小段距离，然后被叫停。接着第二批五人小组被叫到了，他们通过大门，在第一批五人组的后方行进，然后停了下来。就这样，五人五人按部就班地前进, 最后所有人都在营地的大门内排好队。

我们是按组别行进的。我的小组沿着主干道行进，接着在第一个路口右转。营房沿着主干道排列整齐, 每两座或三座营房之间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与主干道垂直，并从主干道延伸到沿线营房。营房是用原木或木板搭建的，有些有两层楼高，有些只有一层楼高。我猜那些一层楼高的营房是比较旧的，因为它们的外面都涂了灰泥而且经过了粉刷。营地另一侧的两层营房大多是单用木材搭建的，木材还没有涂上灰泥，而且已经受到了天气的侵蚀。

我们这些“间谍”被押到了一个大帆布帐篷，它大概有14英尺高，紧邻一座规模很大的建筑，那座建筑离警卫的营房不远，不久后我们知道那是官员的总部。帐篷的帆布以地桩为中心延展开来，大梁也从这些地桩上拱起支撑着帆布顶。帐篷里没有窗户。帐篷中间由木毛板墙隔断，帐篷的两端各有一扇门，而木板墙的两侧各住有一个生产队。

帐篷里没有地板，只有光秃秃的地面。每个隔间都有两排独立的双层床铺，各个床铺由中间的一个小过道隔开。床铺的立柱一直延伸到顶上，协助支撑帆布顶。除了大梁上首尾相连的木毛板，铺位之间没有其它隔断。它们能将尽可能多的人容纳进来，一个人的头紧贴着另一个人的脚跟。床铺上没有梯子，只有钉在立柱上的大梁。所有人急于抢占上铺，为的是尽可能远离冰冷的泥土地面。下铺的床板离地面最多只有一英尺，有几处木板甚至触到了地面。我不幸拿到了一个下层铺位。

每个隔间的中央有一个砖头架起的旧油桶，那就是我们的炉子。炉子的侧面挖了个用来装填燃料的洞，在它的周围还戳了一些小洞，这样一来热气就不会直接往上跑。烟囱从帆布顶上割出的一个大洞里伸出去，这个洞特别大，因而避免了失火的可能性，但它也制造出一个多余的“通风口”，一旦外面下雨或下雪，那就会变成一个麻烦的地方。外面有两三个洗漱池，木架上搭有铁皮水箱，水箱上面有两三个水龙头，下面有一个水槽。脏水直接流到地面上，如果没被冻住，那里就总是泥泞不堪。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被告知前去办公室领工作服。发下来的衣服包括一条长裤、一件外衣、一双工作鞋和一顶帽子。衣物是用一种叫“纸棉儿”（хлопчато бумажной）的合成纤维做的，那是一种棉花和木浆纤维的混合物。我们一个接一个向柜员报到，把名字告诉他，然后他为我们每人填写了一张登记卡。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还告诉我们每件衣物的价格。我们当然不用付钱，但我们的价格是按劳改营的工时来计算的，如果我们丢了一件东西，就要以十倍的价格做出赔偿。

尺寸包括大、中、小三种，但似乎从来没有人能够选到合适的尺寸，这是营地笑料的一个长期来源。当天，营地里有不少新来的生产大队，所以登记直到晚上九点多才结束。然后，我们回到营房吃了200克麦粥，与此同时生产队长和他的助手拿着我们生产队的卡片去仓库，把柜员交给他们的东西拿了回来，包括新衣服、二手衣服、旧衣服。

大约十一点左右，生产队长和他的小伙子们拿着衣服进了营房，开始按姓名发放。和往常一样，谁也没拿到合身的衣物。每个人都和自己的邻居做起了交换，就连阿拉伯商人也会赞叹他们的讲价。如果你想要一条真正的好裤子或一双好鞋子，就必须从自己的私人物品中额外拿出一些东西。这场狂欢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左右，到那时我们才上床过夜。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们被警卫敲打信号杆（大门附近的柱子上悬挂的短铁梁或铁轨，用铁管敲打）吵醒了，我们被告知要在七点钟准备工作。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去了一趟外面的厕所，然后在水槽处马虎地洗漱了一下。早餐是一如既往的600克面包、开水和10克食糖。在傍晚回到营地前，我们没有别的食物可吃，所以我们很快就习得一种诀窍——把早上的面包配给留出一部分用于午餐。

6点15分，就在我们喝下第一口热水并开始感觉到胃里的温暖时，营地发出了第一个让我们到外面集合的信号。第二个信号是在6点30分发出的，到了这个时候，营房里已经空无一人。每个生产队在大院里都有自己指定的列队位置，还有各自的警卫。到了七点钟，所有的生产队都必须以五人一组编队，营地指挥官会和副官一起到那里分配当天的工作任务

每个生产队长都会把自己所在生产队的人数告知副官，这个数字将与副官的名单进行核对，其中还包括那些病人的名字，或者是那些想方设法骗取了医生的许可而得以在当天不用上班的人的名字。如果大队的点名表和副官的点名表核对无误, 我们就会以五人一组的形式向大门前进，并在那里列队，随后警卫会再次检查整张清单并清点我们的人数。但如果大队长的点名表不对，我们就得顶着严寒站在那里，与此同时，对失踪者的搜索将开始进行。这个制度是井然有序的，所以工作地点离营地最远的生产大队首先通过检查然后被带走。按规定每个人应该在早上8点前到岗。

列队的劳改犯

我们的生产队穿过杜金卡，走到了码头。在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区域内，是等待装船的巨大煤堆。传送带延伸到了码头里。我们得到了大煤铲，并且被告知了今天的工作定额，无论花多长时间都必须将其完成。生产队的一部分人爬上煤堆，使煤朝下倾泻，而我们中的十人则不断把煤铲到传送带上。

整个冬天，煤炭被从内陆的矿区运来，然后沿着杜金卡的河岸堆积起来。在夏季，河道仅在短时间内可以通航，所以冬季堆积的煤炭必须迅速装上等候出航的驳船或货运列车。因此，我们全天的工作定额通常是装完一艘船的货，而且要工作到定额完成为止。

中午，我们有半小时的时间来吃自己带来的面包。习惯了工作之后，我们还找机会偷偷溜进码头，上船寻找食物。那是有风险的，一旦被抓住就会挨一顿痛打，但饥饿的人都会为食物铤而走险。然而在头几天，我们仅仅是满足于躺在冰冻的地面上挺直腰板，因为从当天早上八点开始，我们的手和手臂肌肉因为不断地抓握和挥动铁锹而抽筋，中途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在下午，等到船舱即将装满，生产队长就会派我们中的四个人下到船舱，在船舱里撒煤，这样就可以把剩余的煤装上船了。船舱里很暗，到处都是煤尘。煤炭仍在传送带上不停地呼啸而下，顺着斜槽落下来。观察和呼吸都很困难，工作起来就更难了，但最令我们焦虑的是避免被飞来的煤块砸死——一些煤块足有人头那么大。

随着船舱逐渐被填满，危险也逐步升级。这里没有可供移动的空间，你更有可能在流动的煤堆上滑倒，掉进不断有煤块落入的斜槽线路中。情况危急之时，我们会拼命大叫，用铁锹猛击甲板。传送带会停止片刻，我们就趁机爬出来，然后继续从舱口分撒煤炭。很多人都在这个工作中受了伤，人人都讨厌这个工作。但是既定的工作计划必须完成，而我们是可以牺牲的。

不过，在船舱里的工作还是有回报的。例如，我们一旦进入船舱，就会立即探索每一个角落，寻找可能卡在木板之间或墙壁缝隙里的麦穗。我们把找到的东西塞进了口袋，包括很多金块，土块之类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搜刮到的东西装了五六个口袋之多。当天晚上我们会在营房里分享物资——假如我们能通过警卫的搜查。

等到船装满了，或者一天的工作定额完成了，警卫就会让我们快速排好队，然后动身离开，我们自己也急着返回营地。全体囚犯都要在门口脱衣服，不顾刺骨的风与严寒接受搜身，期间我们可能会失去珍贵的小份粮食。每个人的脸都黑得像煤一样，然而一旦通过搜查和入营程序，没有人会去洗脸。我们首先关心的是食物。除了我们从早上的口粮中省下来留作午餐的一部分食物，我们自早餐后就没有吃过东西。

第一天晚上，他们给我们每人拿来了半升汤和200克麦粥，再加上热水。我们狼吞虎咽般吃了起来。然后所有人像死人一样倒在木板床上。由于在监狱里呆了好几年，几乎没有运动，第一天的艰苦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折磨。我的肌肉已经麻木了，连疼痛感都没有，每一根肌腱都像一段被解开并撕成细线的合股绳。

当闹铃在第二天早上6点响起时，每一个关节都像被焊接的铁一样紧绷起来。光是下床都成为了一种折磨。在彻夜的寒冷中僵化的肌肉根本无法活动。然而，我们还是设法在七点前组成了五人小组，在痛苦中蹒跚前行，按照行军的命令将双臂背在身后，穿过城镇，回到煤堆，拿起铲子开始了又一个漫长一日。

我们在杜金卡的第一周即将结束时, 卡斯帕神父在一天晚上来营房找我，他认识的一些波兰人曾告诉他营地里还有一个司铎。我还没来得及去找他，他就找到了我，还问我要不要做弥撒。我大喜过望！我的最后一次弥撒是五年多以前在丘索沃伊做的。我做了安排，次日早上只要六点钟的信号一响起，就去他的营房同他见面。

卡斯帕神父营房里的人大多是波兰人。他们敬重这位司铎，并且保护他，而他每周至少为他们做一次弥撒。他们用从码头上偷来的葡萄干为他做弥撒酒，用他们从厨房“挪用”的面粉为他做祭饼。那天早上我的圣爵是一个威士忌酒杯，用来放圣体的是一个挂表上的金圆盘。即便如此，对于能够再次做弥撒，我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卡斯帕神父把弥撒的祷文写在一张纸上。虽然我已经将祷文熟记于心，但那天早上，我还是既兴奋又感动，很高兴能得到它们。事后，他给我做了一份副本。我在离开杜金卡之际把它们撕毁了，怕的是它们会在下一个营地的例行搜查中被发现，我在下一个营地内凭记忆又把它们写了一遍。

在杜金卡这里的其余时间，我经常在卡斯帕神父的营房里做弥撒。在他这个榜样的鼓舞下，我也以司铎的身份在人群中履行职责。我定期听告解，有时甚至还能在做完弥撒后秘密分发圣体，这段经历赋予我新的力量。我又能以司铎的身份工作了，我每天都感谢天主让我有机会在这个隐秘的群体中工作，安慰和援助那些自认为身处他的恩宠之外的人。

8月的杜金卡很冷，可以称得上酷寒。在工作时，我们依旧穿着到达杜金卡时领取的轻薄棉质夏装。当我们以极快的速度工作，姑且能保持温暖。但在大清早上工所要走的漫长寒冷路途中，尤其是在夜晚回营房时的长途跋涉中，汗水几乎要把我们的身体冰冻了，这是一段令人痛不欲生的经历。风像刀子一样穿透棉衣。每个人的脚踝和鞋帮上都绑着破布，一个可以系在肚子上或肩膀上的旧土豆袋就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产。

可能某人自己有多余的衣服，或者能从生病的囚犯那里借到一些衣服，但是穿额外衣物遭到了严格禁止。如果副官或指挥官在早上点名时觉察到有人多穿了一件衬衫或多穿了一条裤子，他们就会强迫那个人在大院的寒风中脱光衣服，之后将衣服没收。如果一个人在早上蒙混过关，他几乎肯定会在晚上的检查和下班后的搜查中被抓住。

身着单薄衣物的劳改犯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们领到了餐券。餐券是根据一天的工作表现发放的，它们决定了你的食物配给。普通餐券可以让你得到最低配给或“保底”——600克面包、200克麦粥和10克食糖。一张“加一”餐券可以让你得到额外100克面包和5克食糖，可能还有一小块鲱鱼。一张“加二”餐券能让你得到额外200克面包、10克食糖、一块鲱鱼和一些烘焙食品，可能还有一个肉卷、一块谷物面包或松饼。一张“加三”餐券可以让你得到200克面包、25克食糖、一块鲱鱼、一些烘焙食品和一把粗面团，你可以把粗面团混在汤里或麦粥里吃掉，也可以在炉子上烤着吃。

用“加二”和“加三”餐券还能换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汤，它比普通汤浓得多，里面混有大块的土豆、鲱鱼或者卷心菜。当然，在劳改营生活中，生产队长和他的助手总能得到“加三”的食物配给（任何一个生产大队的“加三”配给都不会多于三份或四份）。其余的人能得到“保底”就已经很幸运了，因为我们的人数因疾病而变得稀少，所以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工作定额。

因此，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食物。我们不停地想着食物，人们会在获取食物方面不遗余力。营地的第一周之后，待到我缓过劲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出去做工赚取食物。吃完晚餐后，我就会去厨房报到，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四个小时里——有时长达六个小时，做扫地、清洗汤壶或擦洗锅碗瓢盆的工作，并且一直做到清晨，为的是赚取200克面包或一升汤。

在营房里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名叫戈尔尼的波兰人，又高又瘦，身材如同华盛顿·欧文笔下的伊哈博德·克雷恩。我曾在劳改营里见过一些很厉害的拾荒者，而戈尔尼是他们之中最棒的拾荒者之一。他是我在杜金卡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所以他经常和我分享他的战利品，他非常虔诚，而且知道我是司铎，于是特意照顾我。

在厨房工作时，戈尔尼研习出一种搜刮额外食物的技巧，而且几乎从不失手。只要没人看见，他就会抓走一大块鱼肉、肥肉或黄油，然后塞进煤桶里。之后，他按套路把煤桶搬出来，把鱼和其它东西全部倒进煤灰堆里，把煤桶重新装满，还会装腔作势地拖动起来。那晚过后，他就会在凌晨两点溜出营房，跑到煤灰堆那里挖出他的宝藏。

戈尔尼最大的战果，就是他在某晚把一整桶豆汤拿到营房。那汤很浓很咸，汤里几乎全是豆子，因此，我们把整整一个月的食糖配给都撒了进去，使其能够入口。我们两人把整整一桶汤喝光了，毫不意外地感到突然的干渴，我们溜到外面院子里，每人喝了约两夸脱的水，然后回到营房里安顿下来，指望睡个好觉。更不意外的是，当晚我们几乎完全睡不着。我们患上了严重的腹泻，整夜都在频繁地如厕。到天亮的时候，我们病弱不堪，以至于连说话都只能轻声细语。

当然，并非只有戈尔尼和我为额外食物而工作或设法偷吃。在杜金卡，盗窃几乎达到了流行病的程度，警卫会不时对不同的营房进行突击搜查，通常是在凌晨三点左右。他们会命令所有人在房间中间排成一队, 与此同时对床铺以及我们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进行检查，一件不落地翻遍。有时，他们搜出的食物足以让整个营地的人吃上一餐。

尽管我们在赚取食物方面花样百出， 但繁重的工作和寒冷开始引发伤亡。坏血病变得十分普遍，结果出现了过多因生病而旷工的人。营地炊事员把松枝放在大壶里用水熬煮，煮沸后产生的浓缩物就成了我们的“药”。那是一种非常苦的东西，但不喝就没有晚饭吃。有些人就是喝不下去，但我每天都要习惯性地喝上半升。

营地里的许多人深受疾病之苦。他们的牙齿烂掉了，口气臭不可闻，牙龈溃烂，嘴唇流血。一个人的双腿可能会虚弱到一次站立不能超过十分钟。但松枝药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成功避免了疾病所带来的最坏结果。

然而，我的双手、脸、背和双腿上都发了严重的疖子。我最终到劳改营医院去了，当狱医得知我是美国人，他特意给了我一段休息时间。根据劳改营的规定，医生（他也是犯人）一次不能签署超过三天的休息许可。三天之后，如果他认为病人还需要休息，就必须把病人送到由三个镇上来的医生组成的委员会那里。那个委员会很少批准额外的休息许可，除非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所以医生先让我休息三天，等我工作几天后他会再给我签一个新的休息许可。在他的帮助以及松枝药的药效下，我渐渐恢复了体力。

在我获准在营地休息的日子里, 我会到处找活干。我会帮助勤务员打扫营房或者在厨房干活, 花四五个小时做这些零工，为的是换取半升汤。有一天我在厨房里工作，当时正好有一船土豆运到了码头，我和另外几个囚犯在警卫的监督下前去把它们拖到营地仓库。

我们发现这些土豆杂乱地堆放在驳船的甲板上，它们已经在北极的严寒中冻得硬邦邦的。我们用镐和铁锹敲击土豆堆，然后把它们装上雪橇。当我们拉着雪橇穿过营地的时候, 趁着警卫不注意把一些土豆扔到雪地里。就这样干了半天活之后，炊事员给我们提供了一顿包括麦粥和汤在内的饱餐（有时是一天的口粮）。

随后，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溜走，跑到雪堆处并从里面抢救土豆。我们把土豆带到营房，放进一桶水里，然后放在炉子上煮。等到差不多煮熟的时候，我们就配着盐吃起土豆，一次能吃掉满满一桶，但胃口依然得不到满足。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相信劳改营里持续不断的饥馑，但这些例子可以说明部分问题。

大约在10月，当气温偶尔降到零下30度的时候，我们就把夏装交出去换取冬装。发给我们的东西都要记在账上，如果少了什么东西，就按标价的十倍从我们的工作开支中扣除。交出夏装后，我们还得到了一件比较厚重的背心以及填充了棉絮的外衣和长裤，以及一双被称作“毡靴”（валенки）的靴子——这是一种用泥土和毛皮的混合物制成的高帮鞋。他们或多或少起到了防雪作用，而且穿起来相当暖和。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把毡靴放到炉子旁边的烘干间里。除此之外，我们在睡觉时披上自己白天所穿的衣服，到了早上起床时，我们的棉衣和长裤都会冻在床板上。结果，这种酷寒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亡。我们生产队里生病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最终从帐篷转移到了木制营房里

这座新营房是用粗糙的木材建造的，里里外外的裂缝都填塞了粘土混合物，起到了隔热的效果。它被粉刷过，而且很干净，而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很温暖。我们始终把炉子燃得很旺，大队里的人每天下班后都会带一些煤回来。我们每带三块煤，警卫在给我们搜身的时候就带走其中两块，不过，大家都清楚，除非和警卫分享煤炭，否则我们连一个也带不进来——警卫室的炉子会和我们的炉子一起变冷。

那一年，河水封冻前进入杜金卡的最后一批船中有一艘美国船。它在码头上待了两天都没有卸货，没有一个官员能读懂用英语写的货单。这时，一个在船坞办公室工作的囚犯想起我是美国人。我抓住这个帮忙的机会，希望能有机会和船员交谈。我甚至将我姐姐的住址写在一张递给水手的小纸条上，还写了一张交给福特汉姆路的耶稣会省的便条。

我在第二天早上就前往船坞。那位囚犯向官员和负责的特工解释说我懂英语。官员们迫切需要帮助，但克格勃特工不希望我上那艘船。他对我进行了严密的询问，后来显然对我的态度有所缓和，于是叫我一起上船。我跟在他身后走下码头，走向舷梯，心中满是希望。

忽然，那个克格勃特工改变了主意，他让我回办公室并在那里等他。他拿着一份货物清单的复写件回来，让我在房间里翻译。整个下午我都在忙碌，一直忙到晚上才完成俄文版的货单，然后被立即送回营地。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当看到码头上的那艘大船，我都不禁黯然神伤。

现在，几乎整座营地都被编成了专门的生产队，为的是河面结冰前让最后的船只装完货起航。这个时候，煤堆已经冻得很结实了，在把它们铲到传送带上之前，我们必须先用镐把它们敲碎，然后将其切割成容易处理的厚块。我们被迫以极快的速度工作，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第一次，我真的开始惧怕自己会撑不下去，再也看不到下一个春天了。

我去见了那位友善的医生。他告诉我，装船危机被视作紧急情况。命令已经发了下来，在工作结束前不得发放休息许可证。所以医生让我早上去医院做检查，他还告诉我最好表现出什么症状。

第二天早饭过后，我立刻赶去医务室。生产队长从我身后追来，他问我：“你要去哪里？”

“去医务室，”我答道，“我生病了。”

“我看你没什么病。”

“那是因为你不是医生。我昨晚看了医生，他让我今早去医务室报到。”大队长狐疑地看了我一会儿，耸了耸肩就走了。

当我向医生报告时，他告诉我，新规定要求病人入院需要两名医生的证明，所以他再次简单询问了我的症状。另一位医生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是犹太人，还是高尔基案的被告之一。我不知道我对自己症状的描述有多大可信度，但他还是证明了我是病号。

劳改营医院只不过是另一间营房，但病床在病房里摆放得很整齐，还有几间女性专用的单人病房。从我的症状来看，病痛还没让我到卧床不起的地步，所以我做起了勤务员的工作。我擦过地，洗过碗，洗过盘子，帮忙送过饭，还给其他病人做过清洁。我从早忙到晚，不过是在暖和的室内——这总比铲煤好！

我并不是特例。出于职业原因，劳改营的医生都是很有人道精神的人。只要风险对他们不算太大，他们就会尽其所能帮助其他囚犯。我的情况之所以不寻常，只是因为美国人身份帮了我一个忙——在劳改营里经常发生这种情况，“美国”这个神奇的词就像某种咒语，能让听众们如痴如醉地听上好几个小时，还能让素不相识的人成为朋友。

在我出院的时候，我们的生产队正在河里工作，爆破冰层将木材取出来。这些木材在夏天在水面上漂流到上游，用于工程建设以及诺里尔斯克周围的矿场，现在它们被冰封在河中。取出木材的方法很危险，也很简单，那就是将炸药放置在指定的冰面上，然后引爆。原木在爆炸的冲击下晃动着沉到河底，然后我们就拿着杆钩过去，在木材浮上河面的时候把它们拖出来。

这些都是直径2、3英尺，长度约12码的巨大原木。在冰天雪地里搬运这些原木可不是开玩笑的。人们一次又一次落入冰水中，我们的棉衣和裤子很快就因为搬运原木而湿透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的手背和手腕就开始结冰，外衣和裤子则冻住了。我们在河中央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而且没有地方取暖。有时一天内会降下厚达两英尺的雪，它们不仅冻结了我们的睫毛，还会使堆积在地面上的原木变成潜在的危险。

劳改犯在打捞上游漂来的木材

到了11月底，河里依然有原木，但由于天气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弃搬运木材。在那之后，我们投入到为诺里尔斯克周边的劳改营装运粮食的工作之中，驳船在整个夏天都在把食物运来。不过在短暂的夏季中，装煤才是最重要的工作，所以这些板条箱被仅仅是在河岸边堆成几座山。那里有成箱的豆子、面粉、水果罐头和肉类，它们全冻得硬邦邦的，上面覆盖着厚达10英尺的积雪。我们不得不把箱子撬开，然后把它装上开往内陆的平板货车。

我们就这样每天工作12小时，一直干到了12月。之后，几个生产队留守在杜金卡完成这项工作，还要把一整个冬天从矿井运来的煤卸下，建起为来年夏天准备的燃料堆，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运往诺里尔斯克。

我们被塞进了窄轨铁路上的小车厢，启程前往工作地点。除了早上的面包配给外，我们没有得到其它食物，因为距诺里尔斯克只有一天的路程——大约40或45英里。车厢里没有供暖，而且车厢的木板墙壁上有很多裂缝，不足以抵御极地风与严寒。我们全程都站着，以原地踏步保持温暖，即便我们想坐下，车厢内也没有足够的空间。

我们在傍晚抵达诺里尔斯克，从车厢里蜂拥而出，然后在雪地上坐了三个小时，与此同时，官员们将我们分门别类，送去不同的营地。诺里尔斯克在那个时候还不具规模，它位于一个山脉的底部，富含煤、铁、铜、钴和其他矿藏，该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方兴未艾。这座城市简直与矿区或边陲小镇无异，它位于西伯利亚的最高峰之一——施密提哈（Шмидтиха）的山脚下，这座山以1937年登上该峰的德国探险家命名，那位探险家的纪念碑就矗立在山顶上。

诺里尔斯克（Norilsk）位于杜金卡（Dudinka）的东部，两地均为苏联的保密行政区

城市周围大约有十几个劳改营，每个营地都承担了两到三项工作。当时的地区规划是在矿藏附近建设一个工业综合体。一旦建成，就不用把原矿运往远处的下游地区，况且河流只在夏季开放通航。工厂就建在这块工地上，而且全年都可以运转。一些劳改营本身就位于矿区之内，其他囚犯正在建设新的矿石精炼厂，另一些囚犯则是在建设安置工人的城市，工人们正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开发国家资源。

最后，我作为唯一的政治犯，被分配到了一个由刑事犯和盗贼组成的队伍中，队伍人数约有120人。在相对较轻的看管下，我们启程朝山区行进。山上几乎无路可走，雪一般都有膝盖深，而且一些积雪有我们的皮带扣那么高。山的另一侧有一个名叫“扎帕德纳亚”（Западная，俄语“西”）的矿区营地。

我们进入营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又一次站立于严寒之中，官员按照例行的程序把我们分派到各个营房。我终于艰难地走进了新住所——午餐后的很长时间里，我整整一天没有吃饭。那是一间木制营房，与杜金卡的营房十分相似，但它有一项改进：房间中央有一个砖炉。扎帕德纳亚的营房始终相当暖和。

这个营地的头子是一个粗暴的鞑靼人。他是哥萨克人和土耳其人的混血儿，有过八次杀人的案底，而且对此毫无顾忌。他的身材粗壮结实，体型中等，有一头黑发和一双严肃的眯眯眼。他一定有个名字，但包括警卫在内的所有人都叫他“奥斯曼人”或“哥萨克”。他把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安排到一个生产队，告知我们每天的日程，并给我们每人指定了一个铺位。我有幸分到了上铺。即便有好炉子，房间的角落里还是冰冷，墙壁上有一层厚厚的冰，离地面有几英尺高。不过，上铺的空气依旧温暖而干燥。

经过室外的漫长行军和登山，我已经筋疲力尽。我穿着一身衣服瘫在床铺上，连祈祷都没做完就睡着了。这里的起床时间是早上5点，而不是6点，早上的食物配给几乎是刚发下来，我们就收到了离开营房的信号。扎帕德纳亚这里总是在刮风。那天早上的雪是如此稠密，我甚至看不到院子对面三尺外的东西，不过有老囚犯们在前方带路。像往常一样，我们在警卫所附近排好队，人数经过清点后被编成五人小组。不过这个营地的指挥官并没有浪费多少时间，我们几乎是即刻动身前往一英里外的矿区。

这是该地区最古老的矿区之一，它是一座打进矿山深处的水平矿井。差不多所有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除了把煤运到料斗的铲运机线路以及把煤拖到隧道口的电动车皮外，几乎毫无机械化可言。我们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从矿道口走到工作区。我被安排去和一个名叫格里沙的吉普赛人一起工作，负责把松动的煤炭装上车皮。生产队的其他人则前往矿井的更深处从事实际的开采工作。我和格里沙在矿井的顶部工作，那里有一个用于给车皮装载煤炭的料斗。

我们必须用手把车皮推到料斗下面，然后把满载的车皮推到一条侧道上，直到车皮的数量足以组成一条列车。接下来我们就会发出信号，让机车把满载的车皮拖出去，再运一列空车来。铲运机将煤炭从下方拉上来，将料斗装满。除了要把车皮安排就位，我们还得把从料斗滚落的散煤铲上去。

我们在这里一口气工作了十个小时，连晚餐时间都没有休息。工作节奏很快——我们不能耽误矿井下方的工作——而且矿井始终是湿漉漉的。在我们的工作地段，那里的水量足以淹没铁轨并将枕木覆盖。这些水是从矿井下方抽上来的，它们先是从井壁滴落到井底，之后从我们的工作地段被抽到矿井顶部。但这个系统的效率不高，我们通常是在没过脚踝的水里工作，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我们的毡靴，每天早上它们很快就会湿透。

下午5点左右，人们开始从矿井底部爬上来。等到我们冒雪走回营地的时候，脚上的毡靴已经冻住了，而脚没有冻住就算是运气好了。扎帕德纳亚的营地里没有自来水，所以我们只能在雪地上拍打大衣，为的是把上面的煤尘弄掉，然后在雪中清洗双手和面部。因为我们只有一套衣服，所以我们不得不穿着沾满煤尘的工作服睡觉。

在扎帕德纳亚，我的食物配给又一次直接降到“保底”。你必须至少在营地里工作一个月，才能得到“加一”、 “加二”或 “加三”的餐券。与其他营地不同的是，扎帕德纳亚营地的食物不是由大队长送到营房内再分发，而是在厨房里分发。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持它们的热度，但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穿过风雪亲自领取食物配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铁皮罐子和杯子，我们将其放在自己的床铺旁边。

由于这顿餐食实际上既是午餐，也是晚餐，我们一次能得到半升汤和200克麦粥，它们全部装在同一个罐子里。我们在营地工作了一个月后，可能会偶尔得到额外的食物配给。我猜，理论上我们能通过更加卖力的工作赚取额外的口粮，但它从来没有发挥出那样的效果。大队长拿到的餐券是要根据功劳和完成的工作量在生产大队里分配的, 但是人人都知道，不管我们的工作再怎么卖力都拿不到餐券。和监狱一样, 盗贼们几乎掌管着整个营地，他们成了生产队长、管理营房的勤务员和各生产队的工头，总能得到额外食物。

扎帕德纳亚的天气是严酷的。风从未停息，它只会改变方向。如果飘雪稠密得让我们看不到一臂外的事物，或者天气变得过于寒冷，以至于无人能在前往矿区的长途跋涉中存活，我们就可以免去一天的工作。然而，全体维修人员会被押着乘坐马拉雪橇前往矿区，为第二天的爆破做准备。由于常有暴风雪和”白色风暴”，通往矿井的路线上设置了导向绳索。在这样的日子里，维修人员的行程要花费很长时间，连马匹都会把臀部转向风的方向止步不前。但他们还是得继续前行。

乘坐雪橇的劳改犯

在营房里，我已经成为了“奥斯曼人”最喜欢的人。他是个蛮横无礼的家伙，但在很多方面就像个孩子。当他发现我是美国人时，立即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他叫我睡在他身边（这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担任他的私人勤务员。“奥斯曼人”告诉我，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或者受到了冒犯，冒犯我的人就都要过他这一关。

在夜间的床铺上，他想我聊几个小时与美国有关的事。他像个小男孩一样，睁大眼睛聆听我的描述，不停地询问、发笑，喊着 “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以响应我的回答。他无法想象五六十层高的楼房。他不相信人们拥有自己的五六个房间的住房，而且每间房子只住一家人。

每个家庭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家车，每间房子都有室内水暖设备、电力、洗衣机、收音机和吸尘器（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吸尘器），水槽里有自来水，还有配了厚软垫的椅子——所有这些对“哥萨克”来说就像童话，像一个宫殿和不可思议之人的幻象。他会要求我重述同样的事，先是一遍又一遍对他讲，然后再对别人讲，这些故事从未使他厌倦。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安徒生一样。

作为“奥斯曼人”的私人勤务员，我要打理他的床铺，给他送饭，看管他的私人物品。与他人不同的是，“奥斯曼人”有一张填充了锯末的褥子和一张毯子。到了厨房，我只用把他的碗碟递给厨师，对他说一句“给奥斯曼人”就可以了。“奥斯曼人”的汤被一盘炖肉代替，还有一碗浮着亚麻籽油的特供麦粥，配上一块肥肉或培根。我看到他在睡觉时，总是把匕首放在枕头下，而且每天早上都把匕首和刀子装进他的大衣里。他的羊皮大衣里有专门的口袋，一边放着匕首，另一边放着一把丑陋的长刀。

我还和吉普赛人格里沙相处得很好。他是另一个通晓各种诀窍的人，每天晚上都在厨房工作以赚取额外的食物，他建议我和他搭伙。我找了一份工作，负责洗碗、生火和擦地板。我每天一吃完晚饭就去报到，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虽然失去了一些睡眠时间，但能得到额外的食物。

此后的每一天，我和那个吉普赛人简直成了梦游者，但这对格里沙来说不是问题。我们一到矿区，就会把所有的车都装满。之后，格里沙会偷走一块煤，把它塞到铲运机线路之下。然后他就会呼叫矿井的负责人，对他们说铲运机线路被卡住了。我们知道维修人员赶来至少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是两三个小时。在等待的同时，我们可以到一旁的矿井里去睡一两个小时。

格里沙和我的事故记录一定是矿区里最糟糕的，不过我们在一段时间里侥幸逃过了惩罚。有时是我们在维修人员到来时让铲运机线路恢复正常工作了, 有时是他们发现铲运机线路真的被煤堵塞了, 多亏了格里沙，这看起来就像一个合情合理的故障。尽管如此，矿长肯定是有所怀疑，因为没过多久他就把我们调往钻井工作。

钻工们是自由人、矿工和专家，他们是领着津贴来西伯利亚工作的。我们被派去给他们做助手。钻井工作是由风钻完成的，它很像手提钻机。我们的工作是协助司钻操作设备，给工作面施加压力。格里沙没有参与其中，我们早上一下到矿井他就溜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钻好孔之后，我们就把火药填入其中，然后装上雷管。在工作面爆破的时候，大家疏散到其他矿井的掩体处。记得有一天，我们进行了爆破，但爆破产生的瓦斯没有排出——排出瓦斯是为了防止我们被炸死。我们等待许久，结果还是进了矿井。然而，瓦斯过于浓烈，我们只得在工作区的入口处停下来。正当我们停下脚步观察周边情况时，整个顶棚都塌了下来。那是当天的最后一次爆破，我们已经累得动弹不得，单单是站在那里，看着离我们几英尺远的巨石轰然落下，在飞扬的尘土中咳嗽——我们只是累得顾不上关心与害怕了。

我在这些矿区工作了一年左右。劳改营本身有很多不安定因素，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刑事犯和盗贼，他们在这里胡作非为。一如既往，盗贼和政治犯的关系势同水火，警卫发现很难维持纪律。最终，他们决定在距离扎帕德纳亚四五英里的施密提哈山脚下的山谷里开设一个新营地。为了帮助维持营地的纪律，官员们把所有的政治犯分拣出来，派他们到这个新营地工作，由“奥斯曼人”担任我们的生产队长。

新营地只有一个前年夏天建成的营房。营房里满是雪堆和冰堆，塞满了装有某种化学药品的桶。我被分派到一个清理营房的小组，而生产队的大多数人都被安排去挖立柱孔了。劳改营不能没有铁丝网，所以建造新营地的第一条命令就是竖起柱子，把铁丝网挂上去。这是件苦差事，人们在露天工作，当时正值西伯利亚的隆冬，地面结冰了，并且被3英尺高的积雪覆盖。

装满化学品的桶约重250磅，它们被冻在冰堆之中。为了把它们从营房里弄出来，我们用旧木板做了一个简陋的雪橇。我们两个人一起工作，从冰层中挖出一个桶，半是滚半是滑地把它装上雪橇，之后，由于没有绳子，我们用铁丝推拉雪橇，直到它们被拖到外面。为了尽可能把手腾出来，我们把雪橇上的铁丝缠在胸前，然后像驮马一样拖着沉重的雪橇在冰冻的地面上滑动。

自早上到达那里开始，我们就在不停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六、七、八点都没有休息过。当我们终于在傍晚动身返回扎帕德纳亚时, 许多囚犯已经筋疲力尽, 他们根本无法重走陡峭的山路，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像木材堆一样堆放在简易的马拉雪橇上。我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翻过山回到营地，有时我们到那里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我们草草吃过麦粥就瘫倒在床上。

我们在这个新营地才工作了一周，生产队的人们就已经筋疲力尽。有些人在早上根本无法起床，一些能起床的人则拒绝工作——他们已经受够了。不过，在所有人到齐之前，“奥斯曼”不会带队离开。如果这些人不能用自己的脚站起来，他就会让我们拖着他们的脚将他们拉出来，然后把他们绑在马匹后面的雪橇上。

他们就被那样拖去工作，穿过雪堆，沿着陡峭崎岖的山路前行。当我们抵达工作区域，他们就被分开，放倒在雪地上。看上去那些人肯定会被冻死，但不知为何，在中午前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坐在营房的火堆旁开始暖身子。到了下午，“奥斯曼人”就会让他们开始工作。

到了月底，我们将营房清理干净了，而且挖好了立柱孔，完成了警卫塔，挂上了铁丝网。但那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工作很辛苦，食物勉强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然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天气。总有风在呼啸，总有雪在空中，雪与风形成了白色旋涡，令人感受到刺痛。

建设营地的劳改犯

铁丝网一缠好，这个营地就正式投入使用了。它将用作一个刑罚营，专门收纳旧营地中最恶劣的违规乱纪者，他们中的72人前来加入了我们的政治犯生产队。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一间营房里。面包是我们唯一的食物，它们每天由火车从诺里尔斯克送来一次。铁路离营地有一段距离，所以面包仅仅是从火车上扔到雪堆里，之后由囚犯们拿回营地。

我在一次收集面包的过程中差点被打死。当我们用雪橇把面包拉回营地时，看见盗贼们抢走大块的面包狂吃起来。警卫们对此不予理会。最终，我自己也偷了一块面包。

就在那一瞬间，我的肩胛骨之间被枪托砸中，我踉跄起来，下巴遭到一阵猛击，这一击让我跪了下去，接着我被一脚踢得失去了平衡，四肢摊开倒在15英尺外的雪堆里。我立即看见警卫的枪对准了我。其中一人叫我从雪堆里爬起来。当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时，脸上又挨了一脚，这一脚踢得我仰面朝天。这套动作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警卫们威胁说如果不站起来就对我开枪，然后在我起身时又狠狠地往我脸上踢了一脚。最后，我又被赶回队列，几乎无法行走。

回到营地后，我被关进了劳改营的牢房（БУР ，即барак усиленногорежима——“强化管理的营房”——的缩写）。在牢房里，囚犯每天只有300克面包和一杯水。惩罚通常是三、五或十天的监禁，监禁时间取决于具体的罪行。由于缺乏食物，即便囚犯设法活了下来，他在出狱时也会像小猫一样虚弱。一个人在十天监禁中死在牢房的情况并不少见。

但是我很幸运，只待了半个小时就被指挥官叫去了，他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被我的经历，以及我努力用几乎不能说话的嘴唇描述经历的行为逗乐了。最后，他笑了起来，觉得我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于是让我离开他的办公室。

虽然我们在营房日夜不断地生火，但营房里总是湿漉漉的，木料从未解冻。所以每到晚餐后，我们会在8点到8点半开始捉虱子，每个人都要脱光衣服把身上的虱子掐死, 然后我们尽可能地对床铺和营房进行了清洁。因为当时的营地还很简陋，医护条件很差——事实上几乎是没有医护。

5月底，当积雪开始融化时，从山上涌入我们山谷的洪水将一切都淹没了。营地中大部分地方的水都有一尺深，有时更深。有一天晚上，我们全都被赶到外面洗漱，这是我们被分派到这个营地后的第一次沐浴。我们站在空旷的大院里，此时风还在咆哮，山坡上的雪还很厚。我们尽可能快地洗完了澡，但洗澡很受欢迎，令人感觉很舒服。铁丝网之内的区域在整个春季里都泡在水里，有时连营房也是如此，直到工人们挖好排水沟，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此时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建设营地。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我们建造了自己的锯木厂以加工经铁路运来的木材，接着我们着手搭建更多的营房。搭建完营房后，我们还搭建了一间厨房，一座食品仓库，最后是一间医务室。

一座修建中的劳改营营房

新医务室总是人满为患，当医生——他自己也是囚犯，发现我是美国人时，他让我翻译一些他的美国药品的处方。作为回报，他会安排我和他一起工作，每次工作三天。在医务室里，我能得到茶、食糖以及面包，还能得到增强体力的维生素。从生产队的繁重工作中抽出的这些休息时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营地里的食物仍然只有每天经由铁路运来的面包配给。终于，铁路上建起了一条支线通往我们建成的仓库。当四个车皮被机车拖进营地时，我们的第一批食物就到了。大门一开，车皮就被拖进营地，盗贼从营房鱼贯而出。他们被手持步枪的警卫拦在车皮旁。

接着，指挥官命令这些恶棍给车皮卸货，把食物搬进仓库。他们顺利跳上车皮开始卸货，然后拿起食物朝四面跑去。警卫先是朝他们头上鸣枪警告，然后就动真格了。据我所见，没有人被打死，但有几个人倒在地上不停扭动。然而，盗贼仍然在搜刮食物，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

车上的人把箱子扔了下来，箱子摔碎了，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其他人则捡起散落的食物塞进口袋里。他们完全无视步枪的扫射。还有一些人拿着棍子朝警卫跑去。看到这一切，警卫因为害怕发生暴乱而逃走，他们随后带上增援回来了。

指挥官立即下令对所有的营房进行搜查，找回被盗的食物。但盗贼们不是傻子，他们小心地把来之不易的战利品藏在营地周围的雪堆里，稍后可以去那里拿回食物。那四节车皮装载的是这一周的食物配给，所以本周除了热水、一点食糖和一些很稀薄的汤（可能只是多了些热水）之外，我们这些其余的人什么也没得到。自那以后，车皮只会停在营地外。食物在重兵看管下由政治犯搬进仓库，而在转运过程中，盗贼们甚至不被允许进入院内。

这里实际上是为了处理诺里尔斯克周围一切纪律问题而设的刑罚营，所以麻烦成为日常事务也就不足为奇了。本就为数不多的政治犯被分派到各个生产队, 于是我们尽可能避开麻烦。即使有“奥斯曼人”做我的保护人，我也习惯于晚上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或营房的角落里，尽量不引人注意。

某天晚上我去了厨房，希望弄到额外的食物，如果我曾对“奥斯曼人”不在身边时麻烦来得有多快有所疑虑，那么这些疑虑在当晚就被打消了。我在走进厨房时撞见了一个盗贼，他抱着与我相同的想法走在我前面。他是个独臂的家伙，面相丑恶，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你这个法西斯分子，在这里转来转去干什么？”他咆哮道。我说：“那你呢，你这个贼！” 他立刻拿着棍子朝我冲了过来。我躲开了他的攻击，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臂，然后与他僵持起来。其他的盗贼也跑了过来。他们没有劝架，而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动作十分老练。当我在外面的雪地里醒来时，发现自己遍体鳞伤，所幸没有骨折。这是个痛苦的教训，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它。

盗贼们服从严格的等级制度。有时早上，我们走出营房时会被一具像木板一样僵硬的，死气沉沉的尸体绊倒。盗贼们相互清算旧账，他们没有把埋葬的事放在心上。

在某天的晚餐时间，一个来自另一间营房的盗贼来我们这里办事。他和“奥斯曼人”起了争执，后者开始毫不含糊咒骂他。这个外来者装腔作势地扯开了自己的外套，敞开胸膛，表明他不怕 “奥斯曼人”，这个动作还没做完，“奥斯曼人”就从外衣里掏出刀子，用尽全力将它刺入了那人的胸膛。那人一言未发就倒下了。“奥斯曼人”冷静地将刀子拔出，在那人的外套上擦了擦，然后叫他的人把受害者扔到外面的雪地里。幸运的是，那个人被发现并被送进了医务室，在这个事件中幸存下来。

我记得我在当时正开始吃自己的晚餐配给。面前发生的一切让我反胃，以至于没能把它吃完，我几乎把先前吃下的东西全呕吐出来了。然而，其他人都平静地回去各行其是，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晚餐配给，然后转向晚上的谈话或纸牌游戏。这些人既顽固又残忍，他们遵守的唯一法律就是自己的规矩。就连警卫们也怕他们，至少尽可能避免与他们发生“事件”。

劳改营中的暴力行为

随着营地接近完工，露天采矿开始了。表土层下面的粘土是一种被称作“叶夫拉利特”（эвралит）的黏土，特别用于制作耐火砖。这是第一次在该国的这一地区发现它，所以从我们露天矿开采出的黏土被运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营地本身就被称为“叶夫拉利特纳亚”（Эвралитная），由于地面结冰，我们会把表土层炸开，然后挖掘粘土。三个月后，对粘土的需求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认为露天开采的过程太慢了。一个大坑被炸开了，一个水平的竖井在表土层下方的粘土层开始工作。我又回到了采矿工作之中。

但不久之后，我被另一名政治犯从矿区救了出来。他叫格里布诺夫，曾是红军上校，是个严肃而且沉默寡言的人，在囚犯中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而且严于律己。他从不准自己使用俚语，也不许自己以任何方式背离军官和绅士的准则。他也是一个热忱的共产党员，实际上，他说他与斯大林有私交。他把自己所有的才能都献给了国家，却因为党内的背叛而被关进了劳改营，这令他非常痛苦。

格里布诺夫很佩服美军，当他听说我是美国人时，就过来找我。不知通过何种方式，他设法将我安排到锯木厂和他一起工作。营地的建设已经完成了, 但现在我们要为矿井制作支柱和支座。有一天，我们刚刚切割完一根原木，然后去外面拿来另一根，我们突然听到锯子启动的声音，之后便是它割到什么东西发出的嘎吱嘎吱声。我们跑进去一看，发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盗贼，正握着他的手臂断肢。血流了一地，但他若无其事地说：“把它绑起来。”我们立即给他打了止血带，尽可能为他做了包扎。然后，那个人平静地走去医务室接受治疗。

正在伐木的劳改犯

我和格里布诺夫差点被关进牢房，因为我们把锯子丢在一边，给了盗贼割断手臂的“机会”。为摆脱工作而发生的自残是很常见的。人们会把手抵在建筑物上，一斧头将手指砍下来，随意得几乎就像在玩某种游戏。他们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不会大惊小怪，就像锯木厂的那个年轻的盗贼一样，仅仅是把断肢绑紧，然后去看医生。因此，工具只发给“负责”的人，如果分配给你的工具出了“意外”，那就麻烦了。

不过，还有些其它的没那么惨烈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同样猛烈到可以让盗贼摆脱工作。比如说，他们会把一块糖磨成粉末，然后像吸鼻烟一样将粉末吸入体内。用不了一周，他们的肺部就会产生严重的炎症，仿佛是得了肺结核。所以一段时间以后，食物配给就不再有块状的食糖，我们只能吃到溶化在麦粥里的食糖了。

1947年6月的一个早晨，我在上工前收到通知，要在生产队离开时留在营房里。我吃了一惊。一个警卫在十点左右来到营房，要求看我的登记卡。我出示登记卡后，他立即检查了一下我的衣服，查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当时我们刚上交了冬装，拿到了夏天的棉裤、外衣和帽子。检查完毕后，他叫我收拾好东西跟他走。

我和警卫一起走出了叶夫罗利特纳的大门，并在经过大门时朝格里布诺夫挥了挥手。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们沿着环绕山坡的铁轨一路走到诺里尔斯克，进入了一个名叫“二号营”的营地。诺里尔斯克地区的一些劳改营是有名字的，例如“扎帕德纳亚”和“叶夫拉利特纳亚”，但大多数劳改营只有编号。一进劳改营大门，警卫就把我转交给了管理方。我按照惯例进行了常规登记，然后接受了澡堂和理发师的招待。最后，我被分配到了一个生产队和一间营房。

二号营的面积相当大。这里可能共有五六十间营房，因为二号营大体位于诺里尔斯克城内，所以营房沿着一条条整齐的街道建起来，排列整齐。这些营房是单层建筑，坐落在施密提哈山脚下的高地上，所以在营房的前方有一组木制的台阶，使它们看上去简直就像住宅。营房还被重新粉刷过。在二号营中，每个营房的中间被一条过道隔断，两侧各有一个放置了床铺的隔间，过道里还设有洗漱台、衣架和晾衣杆。

和往常一样，沿两面墙摆放的床铺是双层的，但每两张床铺之间都有一条过道，不像我以前见过的床铺那样摆得严严实实。在这些床铺上，我第一次在营地里见到了薄薄的床垫和毯子。房间的中间有一个带有大烟囱的小砖炉，它们是用来保温的，炉子后面有一张配有长椅的长桌。一个角落里有一桶供洗漱用的水，还有一个盛饮用水的铁皮水壶。每个隔间都有一个勤务员，他们的工作是在指定的时间将食物摆在桌子上、打扫房间以及保养衣服和毯子。

每天早上，勤务员还会把毡靴从营地中心的烘干室里运来，毡靴每天晚上都挂在那里。我们用编号将毡靴区别开来，我的编号是0111，把它们送去金属圈晾干之前要用粉笔在上面写下编号。然而，粉笔印记很容易被擦掉，所以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毡靴上加上独一无二的识别标志，以防偷梁换柱。床上有了毯子，人们也就不用再穿着工作服睡觉了，所以我们每天晚上也要把工作服挂起来烘干，上面也写有编号。

二号营也是我到过的第一个极其注重营房和人员清洁的营地。每十天会有一个洗浴日，届时我们要用机器修剪头发，刮体毛（虱子的预防措施），还能得到一块美元大小的肥皂。在进入澡堂之前，我们先脱得一丝不挂，然后把衣服交出去消毒。从澡堂里出来后，我们排队去领新的衣物。不管衣物是大是小，我们拿到什么就穿什么，如果太紧，就把它扯开，这样会感觉舒服点。到了第二个洗浴日的时候，你交上去的内衣裤可能比破布好不了多少。在这里，同样是第一次，他们每三个月就要把我们的裤子和外衣洗一遍。

二号营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名为BOF的大型加工厂。我在二号营住下的第一个晚上，一个委员会造访了各个营房，接着询问每个新工人的专长。在我的生产队里有个名叫米哈伊尔的小伙子，他最多二十岁，我们的关系十分友好。他了解其中的窍门, 所以他劝我将自己归类为“技工”。生产队里还有一个名叫万亚的犹太人，他也报名当了技工。到了当晚的就寝时间，我们三个人一起被分配到技术团队，然而我们对机械一窍不通。

次日，我们到工厂报到上班。从营区大门到厂区大门只有大约100码的距离，所以我们只是在出入时经过简单的清点，没有警卫看管，简直和上班打卡一样。那天上午，我们三个“技工”到金属加工区报到。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必须为了焊接而画出金属板与锅炉截面等等的概要图。技工的工头是一个名叫斯坦因的犹太人，他开始向我说明这一切。我只是冲着万亚点了点头，说：“跟他谈吧。我只是他的助手。”

斯坦因快速说明了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然后给了我们一张用作开头的简单草图。万亚轻车熟路地点点头，他用手指扶着额头，表现出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偶尔用拳头摩擦下巴。斯坦因走后，我们拖出了第一张铁s片，然后商量起来。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工具。过了一会儿，斯坦因回来了。当时他一定看出我们是在虚张声势，但他什么也没说。最后，万亚迎难而上，单单用眼睛估算了一下，就画出了他的第一张草图。然后，怀着机械大师般的自信，他先是呼叫焊工，接着让他用焊枪把它切出来。当然，它与装配规格相差很多。“嘛，”万亚说，“专家也是会出错的！”

幸运的是，不久后我结识了一位德国切割工，他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专家。他一步一步地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的工作渐渐变得差强人意了。这也算一件好事，因为它让我们不必参加外面的手推车工作。有关方面指望在冬天来临之前至少能给建筑物装上屋顶，所以建设工作正在快速推进。墙体的堆砌是如此匆忙，就连我们这些“机械专家”也得时不时用手推车帮忙。到了夏末，天气已经冷得足以让灰浆里的水结冰，但砖头还是砌上去了。官员们声称，他们掌握了一种新的工艺，可以在寒冷的天气里搅拌砂浆和砌墙。这确实是一种新工艺，在灰浆凝固后——不如说是“冻结”后——它是如此的松散，我们甚至可以用手指把灰浆从砖块之间刮出来。

工作速度、天气和砂浆相结合，导致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悲剧。某座工厂建筑的一面墙，已经完成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进度，却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倒塌了，那些在墙上工作的人遭到了掩埋。我从不知道多少人死去了，因为所有生产队在救援工作开始前就被立刻送回营地。第二天一早，大部分参加建设的生产队，包括我的生产队在内，都被送到了城市另一头的九号营。但新的生产队被送了过来，墙体得到了重建，工厂也成型了。

就像二号营一样，九号营也是一个不错的营地。营房干净而温暖，我们的床铺上有床垫和毯子。营地建在一个大型黏土采掘场附近，该营地的任务是向诺里尔斯克所有的新施工项目提供建筑材料。营地旁边有一个砖厂，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工厂，它们生产混凝土砌块、预制窗框以及用于特种材料的玻璃粘合剂。我们在砖厂里做着三班倒的工作，昼夜不停。这里几乎没有机器，搅拌机也很原始，连切砖都是靠人工完成。工厂被划分为两部分：一个小房间用于搅拌黏土和切割砖块，另一个大房间里则有三个砖窑。我被派到窑房工作。

到处都有官员催促我们提高工作速度，加快生产节奏。由于这个工厂是诺里尔斯克及其周边地区所有建设所需材料的主要来源，九号营的官员们迫切希望能跟上需求。他们催促、威胁、承诺——但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一无所获。九号营的囚犯以盗贼为主，他们总是消极怠工。

在1948年初，营地的名字最终改为“五号营”。盗贼被送往另一个营地， 大批政治犯被带到“五号营”以完成工作。随着劳改营改组，我被分配到一个建筑大队，负责诺里尔斯克城的实际建设工作。二号营的各生产队一直在一个被称为“戈尔斯特罗伊”（Горстрой）的地方建城，如今我们从五号营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建筑最初大多是两层楼房，类似于劳改营的营房，但是到了1948年，我们就开始建造四层和五层公寓楼。

第一阶段通常是把新楼房的选址清理干净，在工作区周围架起铁丝网，然后开挖地基。为了修建这些五层建筑，我们必须挖穿冻土层直到深达18到26码的基岩，所有工作都是用铁镐和铁锹完成的。但地基不是绵延不断的，只是在基岩上架起几座2米见方的塔架用作钢筋混凝土支柱的基础，这些柱子是整座建筑的中心支柱。

一个塔洞里有三个人干活。我们必须用桶把土运出来，所以一个人在地面上干活，两个人在下面干活，下面的一个挖土，一个将土装进桶里。我们连续工作了十个小时，期间有半小时的用餐时间。虽然当时的地表温度是零下40度，但在塔洞下，为了完成每日工作定额，我们不得不拼命干活，以至于把衣服脱到腰部才能舒服点儿。一挖到基岩，塔架就准备好了，浇筑混凝土的工作很快开始。将塔洞填满可能要花上一两天的时间，因为混凝土也必须手工搅拌，而对于这项工作来说，当时的天气并不理想。

地基孔打好后，就开始在这些加固的柱子周围砌墙。同样，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手工完成的。包括砖块、水泥和木材在内一切都要用梯子运上来，或者人工扛上五层楼。尽管条件简陋，五层公寓楼在寒冬中却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完工了。

当然，期间也产生了很多的浪费。有时车上一半的砖头会在卸货时摔碎，或者半车水泥在我们将其铲起的时候被风吹走。囚犯们自然不会在这些事上费心。事实上，他们可能会砍掉一根支撑天花板的横梁用作柴火，仅仅是为了在楼里取暖。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楼房是否按期完工，或者是否能完成当天的工作并通过检查。

工作很辛苦，工时很长，但五号营的生活比我长久以来体验过的都好。这里的政治犯是一群有趣的人, 他们很友好，平易近人，充满友爱精神，我们每天晚上在营地大门集合回营房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人说笑和打闹。在返回营地的途中，我们必须经过诺里尔斯克市的中心地带。人们用带有同情的目光扫视了我们几眼，虽然我们不能停下来与他们交谈，但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进时，你可以看到生产大队的人们挺直了腰板，走路时看起来比以往挺拔了一些。

同样在五号营，我也是离开杜金卡之后第一次做弥撒。卡斯帕神父又一次担当了我的“天使”。他是直接从杜金卡来到这里的，每天都为一大群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其他天主教徒做弥撒。我在五号营住下的第一个夜晚，他就来找我帮忙。我大喜过望，不久之后就接管了他的一个“堂区”。

一个名叫维克多的波兰人是我“堂区”的组织者。他是个中等身高的男人，头秃得很厉害，有一双如煤一般黑的眼睛和一副苍白的面孔，维克多曾经是位教师，他现在担任营地的装订工，办公室就在总部大楼里。实际上，我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做弥撒。就在指挥官的眼皮底下, 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我每天晚上都要做一套完整的东方礼弥撒。我有一个圣爵和圣体盘，它们是一个囚犯用镍制作的，酒依然是用葡萄干酿成的，面包则是一些在营地厨房工作的拉脱维亚天主教徒为弥撒特别烤制的。

维克多本人每天晚上都会参加弥撒，而且还去领圣体。另有一个经常过来的俄国人，名叫斯米尔诺夫，他将弥撒的祷文牢记于心，并在弥撒中代表会众作出应答。办公室里的人太多的话是很危险的，因为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但随着消息传开，想来参加弥撒的人越来越多。一段时间后，我和卡斯帕开始冒险。我们会在一个营房里做弥撒，那个营房住的大多是立陶宛人或波兰人，而且大队长本人也是个虔诚的人。

最终，肯定有人打了我的小报告。我在地基工作队的工作被解除了，并且被安排到劳改营另一侧的一个生产队营房里，那个营房由一位严厉的生产队长管理，他得到通知要对我进行密切的监视。但他对宗教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被特别告诫留意宗教活动，所以人们晚上会来营房里打牌或玩多米诺骨牌，然后在嘈杂的谈话声的掩护下告诉我当晚或次日早上安排了多少告解和圣体。

之后，我就会出去散一会儿步。在绕着营地闲逛的过程中，我会和一个又一个人见面，与他散步和聊天的同时听他的告解。如果有很多人要做告解或领圣体，我会试着让这些人一大早起来，去营地周围的不同地点。我会在那几个地点和他们见面，在晨间问候的幌子下分发圣体，表面上是两三人碰巧相遇了。如果早上不行，我就设法在晚上做完弥撒后把所有圣体全发给他们，慑于突击检查的威胁，把圣体留着过夜是很危险的。我们不是怕警卫会准确地找到圣体，而是害怕他们会将一切都没收，我不想冒险。

官员有时会对我进行审问，有一次他们直白地警告我不要从事任何宗教工作。我知道他们在监视我。然而，维克多在他的装订室里时刻注意着隔壁办公室里和我有关的谈话。如果听到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他就会设法透过木板瞥见那个打我的小报告或监视我的人。

不过一段时间后，我们把举行弥撒的地点从一个营房搬到另一个营房，以免遭受怀疑。我会在某个营房的角落里做弥撒，那个营房的勤务员很友善，他守着门，把那些不住在那里的或者他认为不属于这个团体的人挡在门外。我们成群结队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同时做着讲道和劝诫，看上去与任何一群正在进行讨论或闲谈的囚犯差不多。有时候，如果要办告解的人不多，我就会在营房里的一盘多米诺骨牌结束后，或者在假装读一本关于共产主义小册子时听告解。有相当多的人开始定期每月做一次告解，甚至还有人每周做一次告解。总之，我们的堂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大约在1948年的年中，我们营地里开始出现传言，据说在诺里尔斯克郊外要建设一个大型炼铜厂，是几个在办公室工作的五号营囚犯头一次从营地官员那里听说了这个消息。炼铜厂是如此之重要，因而它的建设将由一个名叫兹维列夫的将军来指挥，这是一个以按时完工闻名的人。之后的一天晚上，营地的公告栏上贴了一份告示：“以下人员准备编入生产队（этап）.....” 我的名字也在名单上。

检查用去了一个多小时，这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参观我们的新住所。营地本身地势平坦，四面都是冻原和繁茂的草场。在东边，5英里外的施密提哈显得非常突出，在那座熟悉的山峰之外，有一条绵延数英里的山脉，那是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宝库。地势在西边又变得平缓了，只有叶尼塞河远处冰雪覆盖的山丘那空洞的轮廓。南面和北面的土地绵延数英里，就像一个在两座山脉之间延伸的山谷。

我们在大门外等待的同时，营地内的囚犯们走近了铁丝网。他们兴奋地欢迎我们，并告诉我们四号营的条件非常好。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看上去都不错，他们大声询问我们是谁，寻找朋友与同乡，并在同胞之间谈笑风生。警卫似乎对此并不介意。最后，集合的命令下来了。我们被逐一点名，通过大门并接受检查。

检查程序包含一连串的问题：名字、父称、姓氏、祖籍、出生日期，你以何罪名受到起诉？你是在哪里被起诉的，在哪里被判刑的，由谁判的刑？你是在哪个城市或城镇被判刑的，是在哪一天？你在哪个监狱里服过刑，刑期还剩多少时间？你在先前的劳改营里有没有尚未终结的指控？如果你的回答与你的文件记载的真实情况相符，你就会被放行，如果不相符，在整个小组被查验完毕后，他们就会让你到旁边去接受进一步审问。

进入大门后，警卫立刻对我们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然后把我们交给工头（нарядчик），由工头把我们分派给生产队和管理员（помпобыт），管理员将为我们安排住处。工头和管理员把我们带到登记处为我们的物品登记。我们可以领取营地的日常用品，而且仅被允许保留这些物品：在夏季，有一顶帽子、一件外套、一条长裤、一双工作鞋和一件内衣，还有一条用来包裹腿的长布——与其说是袜子，不如说是绑腿。管理员提醒我们：“你们过一会儿领到指定的床铺时，就必须去簿记员那里登记你们的床垫、枕头、毯子和其他私人用品。”冬季来临之时，我们就会把夏装上交，换取一双毡靴、一条棉裤、一件棉袄和一个附有狗皮护耳的棉冬帽，还有一件厚背心、一副厚重的绑腿和一副帆布手套，如果是在外面工作，还会加上一副棉手套。这套冬装我们用了两个冬天，但夏装只用了一年。

登记后，工头我们领到“俱乐部”，这是一间位于营地中央的宽敞的单层营房。俱乐部配备了扑克牌、象棋、几张报纸和几本小册子，表现良好的工人拥有在俱乐部阅读书籍的特权。在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有时还会在俱乐部里为杰出工人放映电影。由于我们尚未被分配到生产队或营房，所以在营区内参观期间是受到限制的，但营区里的人开始在俱乐部里四处寻找旧友，他们完全不理会那些试图将他们赶出门外的警卫。

在这里，我首次见到一位我自1941年后就没见过的司铎。他得知我在营地里，就一个小组接一个小组地找我。我听见他在找“齐赛克”，但是由于当时没认出他，我一言未发。最后，他走到我身边，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他认得我，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我询问他是什么人。

“我是维克多神父，”他说，“你不记得我了吗？”

“不记得了” 

“还记得你们在利沃夫拜见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的那天吗？当时在门口迎接你们的就是我，之后还是我领你们出来。”

维克多神父询问我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我曾去过哪些劳改营，我的现状如何。他紧接着告诉我，他自己是如何被逮捕的，以及利沃夫的官员们如何因害怕民众而不敢对都主教采取行动。他告诉我，我是四号营的第九位司铎。我当时就希望其余司铎中的一位可能是涅斯捷罗夫，但维克多并没有见过他。营地里有两位波兰司铎、三位立陶宛司铎和一位拉脱维亚司铎，现在又加上了我。我将与我同来的卡斯帕神父的事告诉了他。维克多问我们是否做过弥撒，我将我们在五号营的安排告诉了他。维克多对我说，他们在四号营定期举行弥撒，并向我保证，他会将我们举行弥撒所需的一切用品准备妥当。

此时天色已晚，我还在等待被分配到生产队和营房。实际上，我直到凌晨才被点到名并分配到生产队。我跟着管理员到了自己的营房，被安置在一间两层建筑的二楼。营房的条件很好，甚至还有暖气片和中央供暖，因为这里最初是作为军营而建造的。然而房间内部十分拥挤，因为新来这里工作的人太多了。

得知要在第二天早上报到上班，所以我们很快就睡着了。凌晨5点，起床的信号响遍整座营地，而在此前一个小时，勤务员就已经起床去拿我们的早餐以及面包和开水配给。这么做的原因显而易见：当锣声响起时，营房很快就变得水泄不通。我不久后便发现，这些营房尽管很舒适，但里面住的人太多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出发去工作之前如厕。早餐是众所周知的通勤者噩梦，人们是在疲于奔命之中将早餐吃完的。

新炼铜厂——联合工厂（Комбинат）的选址，位于营地以南约3英里处。途中无路可走，但我们一次就用上千个脚步踏出了一条路。警卫们的行进很辛苦，他们一如既往与纵队保持平行，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在高达腰部的金雀花丛中快速移动。

我们这些新工人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巨大而开阔的工地，其面积超过一平方英里。当我们被分配到四号营时，这里基本上已经清理干净了，不过尚未被铁丝网完全包围。当超过4,000人的生产队全员到达现场，分配到了工作并领到了工具，这个地方就变得简直像一个战场。在开工的信号发出后，工作很快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这里既有手提钻和空气压缩机发出的敲击声和撞击声，也有挖掘机的轰鸣声。金属相互作用发出的尖声在温暖而清澈的空气中回荡。囚犯们推着手推车四处奔波，将土和石块装上手推车，在地基开始成形时把它们倾倒在北面的筑堤上。兹维列夫将军和他的手下在施工全程从容不迫地游走，他们从一个岗位走到另一个岗位，对囚犯进行监督和鼓励，并许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配给和额外的食物，为的是保证任务按时完成。

结果，工作的速率非常惊人。泥土从四面八方扬起，仿佛是从地面炸起来的。到了中午，工地上到处都是堆得比人还高的土，我们无法以挖土的速度将这些土运走。午餐时间之前，在高速的工作进程之中没有任何休息与空闲时间。到了午餐时，惊喜出现了！热汤被卡车运到了工地。这是我在西伯利亚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而且这种汤是囚犯们所说的妙不可言（“мировая”），浓稠得足以令勺子在汤中立起来。

我在午餐期间环顾四周，看到一车又一车机械和建筑材料在铁路侧线上卸下，尽管此时地基尚在挖掘之中。成队的卡车从镇上呼啸而来，拉着载货挂车将更多的机械送过来，然后卸下，接着在一阵尘土中晃晃悠悠地离开，前去装载更多的机械。晚饭后，我们直到下午5点都没有休息。如果工作速度稍有放缓，生产队长或官员就会紧紧跟在我们身后，催促我们继续干活，并许诺给我们更好的食物配给。

傍晚时分，大家都累得骨头快散架了。尽管所有人都急着要打道回府，但生产队在大门集合得很慢。工作了近十二个小时，我们在晚上七点后回到营地，洗漱完毕，等着晚餐。我们得到的许诺实现了！每个人都获得了更多的汤、更多的麦粥和一块鱼肉，还有200克的面包。这几乎是一场盛宴，而且四号营平日都是如此。节假日实际上是很少的，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还会在周日工作。在天气还过得去的情况下，我们用赶工的速度完成开挖和浇筑地基的工作。天气变坏的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放假和休息。如果工作特别辛苦，根据将军的命令，生产队里的每个人都能得到几盎司威士忌以保持体力。他们还会得到一张“加二”或“加三”的餐券。这是我到过的第一个能让我们真正吃饱饭的营区，结果，这里的人们明显变得更健壮了。他们的身躯变得丰满，脸蛋也更饱满了。这里有很多的烟草和其他的安慰品，人们在工作中很容易就能赚到一份额外的麦粥或汤。

所有这些好转对大多数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比如说，有家室的男人有了更多的时间考虑食物以外的事情，于是他们想念自己的家庭——其中有些人甚至陷入抑郁。现在，衣服和食物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已经很容易得到满足，一些男人开始寻找其他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你认识对头的人，只要25卢布左右就可以安排警卫给你找一个女人。她们不被允许进入营地，但可以在工地上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所以买淫并非完全不可能。营地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同性恋，尤其是在年轻的男人中间。

在四号营，大多数民族社群都待在一起。从他们关照自己人的这一角度来看，这些社群是排他的小集团，而且他们特别关照群体中的病人或瘦弱的工人，但令人惊讶的是，不同社群之间极少发生争吵。波罗的海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是营地的重体力劳动者，他们是建设工作的主力。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通常在厨房工作，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是生产队劳动力或者工头。中国人和日本人则主要在洗衣房、厨房和医务室工作。

我在四号营的新朋友之一是个名叫叶夫根尼的盗贼，这实在是出乎意料，因为我平时总是努力避开他的同行。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高大健壮，比一般人略高，善于使用拳头。他脸上那双小而不安的眼睛显示出他似乎无限的活力。不知何故，叶夫根尼对我很有好感，还教给我很多搜刮食物的技巧。甚至连他的同伙也认为他是行家里手。由于叶夫根尼被他的同伙畏惧和敬重，他的友谊常令我十分受用。叶夫根尼知道我是司铎，他的宗教观念是原始的，混杂了各种迷信，就像大多数盗贼那样。比如，他请我为他给一个小十字架降福，自那之后就一直佩戴这个十字架。但他更多地是把它当做护身符或幸运符佩戴。他在戴上十字架时确实是在为自己祈福，但他也会掏出一把刀子，警告周围的人：“如果谁敢嘲笑这个十字架，这把刀就会插进他肚子里！”

叶夫根尼曾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但他已经很久没有参加圣事了，他除了这些迷信的外在装饰外几乎一无所有。不过他是个忠实的朋友，在我认识他的几个月里，我把他一点点领回正道，让他办告解和领圣体。之后，他几乎定期去办告解和领圣体，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仍会重新操起自己独特的道德准则以及暴力的“拳头与刀子”伦理，而且这种机会出现得相当频繁。

我曾见过他赤手空拳和另外三个盗贼对峙，我怀疑昆斯伯里拳击规则并不准许这种场面。他背靠墙面，一记老拳打中了第一个人的喉咙，一脚踢中了第二个人的腹股沟，接着一拳将第三个人打倒。整个过程不可能超过一分钟。之后，叶夫根尼看了看周围有没有其他挑战者，然后从容地离开了，留下在地上摊开身体的三人。他同样善于用刀，在他的自我保护准则中，每次动刀都可以被合理化为正当防卫，因此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对这类事件大惊小怪。

叶夫根尼都几乎每天都来找我，询问我是否需要什么，或者是否有人找我麻烦。如果有的话，我只需知会他就可以了。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走进我们的营房，引起我的注意，然后点头示意我跟他出去。我们直接去厨房，他会敲门叫厨师给我一些麦粥。厨师不会多问什么，他只是把一个杯子装满，加一片肥肉，再倒入一点亚麻籽油，然后把它递给我。叶夫根尼会叫我走到一边去把食物吃掉。就这样。他从来没有主动告诉我多余的事，我也知道最好别问太多问题。

叶夫根尼是一个生产队的队长，由于他的名声，他的生产队是整个营地中最粗暴的。叶夫根尼在食物与超出常理的恩惠方面对他的人很是照顾，但他毫不留情地逼他们工作。有一天，他把两个脾气暴躁的立陶宛人训斥了一通，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偷懒。他正要转身离开时，其中一人用大锤劈开了他的头颅。叶夫根尼无声无息地死去了。那天我一直在做另一项工程，直到深夜才收到叶夫根尼的死讯。我很伤心，我原本希望至少能给他做赦罪，但如今只得自我安慰，回想他曾在死去的两周前办了最后一次告解并且领受了最后一次圣体。

我的另一位好友是年轻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一位姓“锺”（Chung或Чунь）的中国天主教徒。他的父亲是个中国富商，所以他被送往美国留学。我不知道他为何遭到逮捕，因为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件事。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当他发现我是美国人时，就用英语向我作自我介绍。之后，锺经常来望弥撒，我有时也会在周日用英语给他做一个简短的布道。由于锺所受的教育，他在四号营的中国人团体里很有影响力。他时常邀请我去和他们交谈。他向其他人介绍我是个“好人”，我因此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从那时起，我的衬衣每周都要经过清洗、熨烫、修补，虽然我们的衣服通常每三周洗一次（这本身就是一项革新）。我的衬衣必定会在周六晚上被收走，然后在周日早上返还给我，口袋里还塞了几块面包。后来，由于《莫斯科-北平协定》的签订，锺和四号营的大部分中国囚犯将被遣返。当锺对我说他要回国的时候，我请他帮我向纽约福特汉姆路的耶稣会省办公室写信。他答应了，我给了他地址。那是在1949年，但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与此同时，工厂的劳役在强制通风下继续进行。我感觉劳损开始显现出来，于是在一天晚上去医疗中心检查。那里和往常一样拥挤不堪。许多“病人”不过是在耍花招——医生有一个特殊限额，他们无需诊断就能免去每天的工作，只需要填写一张自己的豁免单就可以了。一些人在医生中间有朋友，如果不是已经有急诊的限额，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名字安插到名单里。还有一些人只是来找同为囚犯的医生谈话，想借此机会把自己弄上豁免名单。

这就像抽奖一样。有的人每夜都带着不同的故事或病症回来，直到他们幸运地获得一两天的休假。当然，也有很多人真的得了重病或身体受伤，需要立即治疗。那天晚上候诊室里的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不仅疲惫不堪，而且注意到了每天的劳损，想获得一天休假。

囚犯知道很多“装病”的方法。他们中的许多人仅仅是喝下烟草汁或吞下一块肥皂，但是，由于体温超过100度即可获得医疗，这些人掌握了各种各样引起发热的技巧。他们把热敷布夹在腋下，或者把胡椒膏贴在脚底，不过，要让体温计显示读数，最快捷的方法是在牙龈下塞一块苦根。尤其是有家室的人，他们绝不希望自己在营地里死于劳动。

当我坐在医疗中心等待就诊的时候，登记室的门开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身材中等，有亚麻色的头发——至少在几乎完全秃顶的脑袋上还剩下一点。他迟疑了片刻，环顾了一下房间，接着看了看手中的卡片，准备回登记室。我觉得那人似曾相识，盯住了他的眼睛。我想我确实认识他，便呼唤了一声“米沙！”他看着我，虽然有些错愕，但还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然后低语：“Cito！” （在意大利语中相当于 “安静！”或“嘘！”）。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之后他回到了登记处，而我坐在那里陷入困惑。米沙是我在俄罗斯学院的同学，我从未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他。我不知道他的谨言慎行意味着什么，但我在监狱里已经懂得不要逼迫一个不愿说话的人，也不要执着于让当事人承认一个他自己否认的身份。过了一会儿，人群散去了，米沙再次从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拿着几张卡片向我走来，一本正经地问道：“你是齐赛克吗？”我点了点头。“到办公室来，我们要把这张卡整理一下。”

当他把自己办公室的门全部关上，确定没人能偷听到我们，米沙才放下例行公事的架势，热情地朝我打起招呼。“不过，别让其他人知道你认识我！”之后我们谈了一些往事，但米沙十分谨慎，他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明天，你留在营房里休息。我会把你的名字记在病患名单上。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你发高烧了。” 就这样，我们握了握手，然后他嘟囔道：“回头见。”

因为知道不用在早上5点起床，那晚我睡得很香。第二天一早，当锣声响起，我就在床铺上伸了个懒腰，翻了个身。生产队的其他成员围着我问：“ 沃洛嘉怎么了？” 生产队长走了过来，扬言要把我从床铺甩到地上。“你以为你在干嘛呢？”他说：“从床上下来！” “我生病了。”“你先前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 “我昨天晚上去看过了，我想我今天被豁免了。” “你想？你什么意思，你想？从床上下来！” 当时工头还没有巡回营房宣读病患名单，所以生产队长逼我穿好衣服、吃完早饭，随时准备出发。

就在我们要动身离开营房的时候，工头进来了，叫出了豁免名单上我的名字。生产队长很生气，因为昨晚我未将自己看医生的事告知他——那是规定的程序，但这是我来到四号营后的第一次休假，我太高兴了，以至于忘记通知生产队长了。生产队的其他人都祝我好运，让我好好休息，然后他们动身参加早上的列队。

大约在十点，米沙来到营房。我们聊了一会儿罗马的往事，还有劳改营的生活以及他在医疗中心的工作。但他没有提及自己的被捕和他在监狱的日子，也没有提到他的刑期。但米沙许诺，他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我找一份新工作。“这需要花一点时间，”他说，“所以不要告诉任何人。现在，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一路走到他和医生与医护人员同住的营房。他做了几份三明治，我们把它当作午餐一起吃了起来。这个营房里的食物很丰盛，因为从城里来的自由医生给工作人员带来了各种食物。米沙很受医生的欢迎，但我发现他不太受其他囚犯待见，他们怀疑他与当局狼狈为奸。在我与米沙的交往中，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注意到产生这种怀疑的任何理由。也许那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嫉妒，因为他有一份待遇如此优厚的工作，并且与官员们相处融洽，而他们给了他很多特权。

大约11点半，他叫我跟他前去医疗中心。到那里之后，他让我不要说话，尤其不要表现得与他很熟，然后领我进了一间接待室。那里有两位年轻的女医生，她们都是镇上的自由医生，给我的胸部、心脏、肺部、眼睛等部位做了一个全面检查。接着，她们开始写我的病史。其实，我的身体在四号营这里壮得简直像头牛，但她们所写的更符合米沙的“诊断”。之后，米沙带我去和另一位医生见面，他是囚犯，一个来自华沙的波兰人。在我进去之前，米沙和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招呼我进去。

这位医生是个高大健硕的男人，名叫格雷戈里，有着一副大骨架，却有一双温柔的手、一副严肃的面容和一头栗色头发。他是个热情而和蔼的伙伴，相当坦率且直言不讳。在他做检查的过程中，我对他表明自己是司铎。他在检查结束时说：“嗯，你是一个很健康的病例，但我会好好应付的。” 我向他道谢，接着我们握了握手，米沙随后带我去见第三位医生。他也是囚犯，一个来自利沃夫的乌克兰人，体型瘦削，态度友善。我们聊了一些与利沃夫有关的事，之后他也给我开了一张干净的病历，然后我就离开了。

第二天，工头再次报出病号单上我的名字。生产队长起了疑心，他对我直言，说我看起来并没有生病。“好吧，”我说，“我今天确实感觉好了一点，但医生对我说，我最好再休息一天，他们最清楚这一点了。” 天气在当天下午转凉，本季的第一场暴风雨席卷了诺里尔斯克。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室外工作无法开展。因此，我的休假持续了四天以上，身体状况开始好转起来。

第四天晚上，米沙来找我。他告诉我，他已经安排我在医疗中心当勤务员。“你的工作从明天早上开始，”米沙说，“但是要保持低调。” 当晚我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句话，不想出任何差错。第二天早上，我在工头来宣布变动前走出营房。我不愿向生产队长解释事情的经过。我悄悄地穿过营地到达医疗营房，而我的早餐配给正在那里等着我，这是我分配到医疗营房的显著标志。

这里一尘不染，每个床铺上都铺有两张床单，洁白得刺眼。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很脏。米沙给我换了一套衣服，我在吃过早餐后就前往医疗中心报到。这是个多么适合工作的地方啊！干净、温暖又舒适，与建筑工人的生活相比，几乎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除我之外这里还有三名勤务员——一个中国人和两个爱沙尼亚人，其中一个爱沙尼亚人带我去了解了工作。囚犯的晨间体检开始了，我在衣物保管室里检查外衣并分发票证，一声轰鸣从远处的手提钻和铲运车传来。

晨间体检结束后，我们勤务员就开始工作了。我被分配到两个房间，一个约8×10英尺，另一个约12×15英尺。我把两个房间扫了一遍，拖了地板，然后打开医用加热灯使地板变干。与此同时，我把窗户和桌子擦干净，将仪器消毒，更换桌上的消毒液和表格，把一切放回原位，将门锁上，把钥匙挂在登记室里，上午其余的时间就空闲了! 多好的生活啊!

我去医疗营房吃午餐，和医生们见了面，他们都是囚犯。在格雷戈里和另一位曾为我做过体检的医生旁边，还有一个在中国工作过的俄罗斯人列奥尼德，他得知我是美国人后很高兴，用英语和我说了几句话，说得不太好，但我能听懂。那位外科医生是从莫斯科来的犹太人，名叫阿布里卡索夫。他是一名知识渊博的外科医生，甚至还教过一阵子课，但他在实践方面有些疲软。有人甚至暗讽他在手术台上像个屠夫。不过，他有两位技艺高超的实习医生——一个名叫托利亚的罗马尼亚人和一个名叫瓦夏的俄罗斯人，他们实际上操作了大部分手术。

有一位名叫谢尔盖的药剂师，一个瘦弱多病的格鲁吉亚人，他是在莫斯科毕业的药学毕业生。囚犯中的首席医生是一个来自利沃夫的，沉默寡言的波兰年轻人，名叫帕夫利克。他是一名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常被召去诺里尔斯克市医院给病人做高难度的心脏和脑部手术。他深受同事的尊敬，主要在劳改营医务室为危重病人做手术，并把医疗中心的手术托付给阿布里卡索夫医生和他的两个助手。

算上勤务员和米沙，我们的医疗营房里只有十四个人，包括一个名叫阿纳托利的乌克兰牙医。他的工作是无可替代的，所有在劳改营里待过一段时间的囚犯，牙齿即便没有烂掉，状况也是极为糟糕。阿纳托利是利沃夫医学院的毕业生，他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到深夜，为四号营的病人提供帮助。

我们吃了一顿悠闲的午餐，坐在一起聊了很久，直到下午5点才回到医疗中心。医疗营房里的人都对我很客气。

当晚间体检开始，我得留意让医生的隔间里有大量的热水，还要把手术托盘清空并清洗干净，为医生跑腿去营房检查生病的人，必要时甚至要帮忙运送重伤员。医生的工作在晚上9点半或10点左右就结束了。他们走后，我又像先前一样开始打扫卫生，打扫并擦洗地板、更换床单、给器械消毒等等。我们可能会忙到半夜，但那位中国勤务员会悄悄溜到厨房，从一个厨房的朋友那里为我们拿来麦粥和汤。

维克多神父在第一天夜里来找我，还带来了我做弥撒所需的一切。他给了我一份手抄的东方礼祷文、一个小金属圣爵、一个圣体盘及所有用品，全部装在一个小型便携箱里，他甚至还有货真价实的弥撒酒和祭饼。当所有勤务员和医生的工作都结束了，午夜过后很久，米沙走出办公室并招呼我进去。由米沙协助，我在办公室里做了弥撒。自那以后的每一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都会在医疗中心做弥撒。每逢节假日以及周日，也会有一两个医生参加我的弥撒。他们中的几位还会定期办告解和领圣体。

维克多神父是个矮壮的小个子，有一头栗色的头发、一个尖下巴和一个细细的鼻子，而且戴着一副眼镜。他用一种奇特的，忸怩的步伐行走，即便是在穿过营地的途中，也很容易从人群中认出他，他在工厂的工地工作，是一个工作组的组长，这个工作组负责测量浇筑的混凝土的温度以注明其干燥情况。由于天气状况，加上施工将贯穿整个冬天，混凝土被连接在一些钢筋上的阳极以加热。维克多神父的工作就是每天巡回两三次，将温度记录下来。他在其余时间坐在一个避风的小工棚里。

维克多在工人里和营地的官员里都有很多朋友，所以他几乎从未被安排去做苦力。因此，他有时间做大量牧灵工作。他总是奔波在路上，探望病人以及听告解。他在工地上的小工棚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他白天可以在那里听告解或者为一两个囚犯提供指导和建议。

另一个司铎，人们称他为“乔神父”，他是个高大魁梧的秃顶波兰人。他有一副洪亮的嗓门，每说一句话都要用显明的手势加以强调。不像沉稳和慢性子的维克多，他是个非常热心的神父。他的一个朋友列奥尼德神父也很高大，几乎完全秃顶了，和维克多一样，他也十分敏感，总是忙个不停。列奥尼德和 “乔神父”都在囚犯中有很多追随者。

除了卡斯帕神父和我之外，还有两位立陶宛神父，他们总是一同四处巡访，还有三位希腊东正教神父，他们不时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都定期做弥撒，这要感谢维克多神父提供了所有的用品，而且似乎永远用不完。每个神父都被安排到自己的小团体或“堂区”，通过保持小团体之间的分隔与区别，我们使自己的工作不引人注意。不过，如果维克多愿意，他会努力确保每个囚犯至少认识营地里的一个司铎。

医疗中心的工作有一定的空闲时间和较大的自由度，我被维克多指派去为别人安排为期三天的避静，或者灵修。我在他们上班前讲一次，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讲一次，晚上九点左右再讲一次。与此同时，我还给一些要求更多灵性指导的囚犯个体做了几次避静。在主日和节假日，我们司祭会聚在一起。每个人都会做十分钟的讲道。我们至少在每周六都会为彼此告解，而且经常讨论营地里出现的道德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

在医疗中心工作的第一个月后，当官员在月底按照惯例把名单审查了一遍，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新工作会出问题。米沙承认可能会有一些难处，但他说有望解决这个问题。在本月的最后一日，新的工作安排被张贴在营地的公告栏上，我惊奇地发现自己仍被安排到医疗中心。但这一次，多亏了托利亚和瓦夏，我被列为实习生。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起初，我只做一些简单的活计，比如帮他们解开绷带和清洗伤口，观察他们的操作方法。但几天后，我就能按照他们的指示处理简单的伤口，甚至还帮他们切开化脓部位，将疤切除，还做了一些类似的小型手术。最初的几天，我承认我几乎要呕吐了。事实上，为了制止呕吐，我患上了胃痉挛。

我也时不时地协助托利亚和瓦夏做阑尾切除、正骨和治疗骨折等等。我甚至还学会了如何制作一个令人满意的夹板或石膏绷带。总而言之，一旦我的胃平静下来，就会发现这一个月很有趣。下班后，作为我对工作人员“委任”的回报，我把所有的手术器械都清洗消毒，使手术室保持一尘不染。之后，我会做每一夜的弥撒。

如果一切能持续下去就好了，但是到了月底，新的困难又出现了。这次连米沙也很担心，不过新的名单又把我安排到医疗中心的药房。当时我和谢尔盖是好朋友，是他设法把我弄到了药房。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我发现这项工作甚至比上个月的工作更有趣。谢尔盖确实需要我的帮助。我们每天都要准备大量的药片和药粉，因为我们的药品很少是已经包装好的。我用天平为谢尔盖称量配料，他实在是制作药片的高手。没过多久，我就能把大部分普通处方牢记于心了。事实上，我对工作简直入迷了，以至于完全忘记了在这里工作的危险性。我把需要担心的事完全托付给了米沙。每当官员们从诺里尔斯克前来视察时，我总是被提醒去避风头。不久以后，就在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的时候，大祸从天而降了！

就在新的月度名单公布之前，我在一天早上被叫到警卫室。我一去报到，就立即被送往刑罚营，无人问我任何问题。当天晚上，米沙和维克多神父也来到了刑罚营。不过，医疗中心主任需要米沙，他一收到征召就在三天内出营了——米沙几乎是无可替代的。

刑罚营正在建设一座新劳改营。我们拆掉了旧的那座，清理了场地，开始挖地基，这次依旧是全程手工。无论何时，这些都是十分残酷的工作，而在医疗中心过了三个月的轻松生活后，我真的感觉自己已经格格不入了。维克多神父被分配去制砖了。一切都是对我们的惩罚，因为我们篡改监狱名单，将我从刑期要求的劳役类别中除名。

一周后，米沙设法把维克多神父弄出来了，但他花了好一阵子才把我从刑罚营解救出来。终于，当新的月度名单出来后，米沙和维克多成功地将我重新分配到工厂工地上的一个建筑队。在上班的第一天早上，我就惊奇地发现，在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之后的三个月里，很多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些建筑在我眼中是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被派去做电工，但我对生产队长说我对这一行一窍不通，他便交给我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零工。

但有一天，工厂里的灯全部熄灭了。主棚里只有我和阿洛伊沙两个“电工”，他对电的了解比我还少。既然工头要求照明，我们就出去看了一下。我们打开了保险丝盒，我们理论上也可以更换保险丝，结果却发现处理的是一个三相系统。我更换了两个保险丝，然后开始处理第三个。我因为害怕触电致死而十分紧张，阿罗伊沙则笑得全身抽搐。我转过身叫他安静点，手指滑到了触点上，结果遭受了320伏特的电击！我四脚朝天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昏迷了将近半个小时。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阿罗伊莎还在那里笑着，当我停止颤抖，自己也嘲笑起这一切的荒谬。后来，我们向生产队长报告了这件事。“谁让你这么做的？”他问。

“嗯，他们需要一个电工，”我说， “我以为任何人都可以换保险丝。”

“哦，”他说，“行了，别再说了! 从现在起，你和阿罗伊沙被降职为电缆搬运工。”

尽管如此，我和阿罗伊沙还是遇到了麻烦。有一天，他们叫我们扛着高压电缆到工厂的另一端。当我们走出雪地走进大楼时，一时失去了视觉，我走在一根正在运作的高压线上，路上有刺眼的闪光和一大团烟雾。我身后的阿洛伊沙放下了他的那头电缆，飞奔而去。有人拉动了总开关，大楼里的一切都变黑了。工人们开始大声呼喊我的名字，以为我已经死了或者失去意识了。我回答说我没事，但不敢轻举妄动。他们大喊：“线路断开了”。我赶紧逃开了，鞋上的橡胶跟一团果冻似的，每位同工都安慰我，说我的幸存是个奇迹。

即使没有这样的安慰，我也受够了。那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维克多神父，他安排我加入他的生产队。他本来只能带四个人，但他说服官员将我选作第五人。两天后，我被正式调入他的测温组。

到了秋天，主要厂房的墙体已经修建完毕，搭建屋顶的工作开始了。天气状况恶化了，但工作仍在继续，即便在风雪中，囚犯仍在头顶的大梁上工作。我看到有人从最顶上的大梁坠落到水泥地面上，如果有人从那个高度上掉下来，那他必死无疑。事故之所以发生，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状况，还因为囚犯高空作业的经验缺乏以及过快的工作速率。兹维列夫将军决心按期完成工作。一天的牺牲可能是三个人甚至四个人，但这么多人死去的意义何在？

兹维列夫的决心得到了回报：联合工厂在1952年元旦前完工了。第二天，第一批铜的冶炼就要开始了，所以生产队的人都留在营房里，而诺里尔斯克市的官员和市民们都来见证这个伟大新工厂的开工。然而，他们用新熔炉所做的第一次试炼却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为了开幕庆典，所有联合工厂建筑的顶部都安装了由电力供能的宣传牌，上面印有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爆炸将炉顶炸飞后，斯大林名字上的灯光也熄灭了。营地里的一些人将其视作一个笑话，但在其他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我们先前就不断听说与斯大林健康状况有关的传言，这次事故在营地引发了很多议论。

由于维克多的工作是看门人，他也可以为女囚犯提供很大的帮助。现在这里有一座女囚营，距五号营大门约100码远，里面的女人同样被派去建设城市。女囚营中有一群被捕的乌克兰修女，她们对年轻姑娘的影响很大，尤其是能帮她们办告解。女人不能越出她们的区域，但有时，可以安排她们中那些想办告解的人站在禁区之间铁丝网旁的某个地方，然后维克多神父就会“路过”听她们的告解。

大多数时间里，她们会把自己的罪过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在维克多路过时把纸片交给他。这些纸条上写有编号，但没有名字，维克多随后会在棚屋的炉子里把它们烧掉。第二天，女人们会回来，念一次痛悔经，用手指表明自己的编号，然后接受赦罪。我们如果传不了纸条，有时也不能将这些女人逐一赦免，那么至少会为她们做集体赦罪。我们所有人都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协助，由于职务之便，维克多在工地上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所以他做了绝大部分工作。显然，以这种方式送来的便条很可能被截获，但女人们愿意冒着这样的风险领受圣事，她们对我们展现的坦诚和信赖，给我们这些神父很大启发。

女人在劳改营的生活通常比男人艰苦得多。不仅是营地里的男人，就连参与建设工作的自由工人、警卫，甚至是营地的官员也把她们视作可欺负的对象。女囚营有两个大营房，里面住满了五岁以下的孩子，这一事实显然证明了事情的发展——有了孩子的妇女会立刻得到更好的食物配给，直到康复为止，而且在恢复期间无需工作——如果这不是对妇女们的诱导，至少也没有得到遏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女人都屈服了，有些女人，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的女人，以及来自乌克兰和波兰的女人，尽管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却往往表现出高尚的品格，而且最为虔诚。另一方面，与所有劳改营一样，女囚营中也有职业罪犯。

一个女囚营

到1952年夏天，来自五号营的生产队被投放到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中。营地的主要任务依旧是所谓的“戈尔斯特罗伊”（Горстрой），或者说“城市建设”，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得不去营地周边兴建的一大批配套产业上岗。例如，我又一次在那个两层旧砖厂和那个距营地正门两百码的窑里工作了。营地的南面和西面有一条铁路支线直通黏土坑——如今女囚生产队正在那里开采原料。在铁路西侧，一系列小型工厂沿铁轨建了起来，它们的工作是生产水泥、混凝土砌块、玻璃纤维、树脂胶和科配尼特（кепенит）——一种特殊的耐高温、耐寒、非常坚硬的玻璃。其他生产队在已建好的城区工作，负责开挖下水道和排水沟，修整道路。

不过，营地本身的条件要糟糕得多。囚犯的缺乏干劲在四号营结束后变得尤为明显，官员的应对则是采取更严格的纪律。虐待囚犯，乃至殴打囚犯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我们意识到管束正在全面收紧，囚犯们对此愤愤不平，面有愠色——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1953年1月，新的流言激化了营地的动荡。那些从城里来的，在工地上监督工作的自由工人，到处散布斯大林生病的消息。不久又出现了一些震撼人心的传闻，说一些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逮捕入狱。接下来，令我们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医生已经被释放并且复职了。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顽固的谣言——斯大林本人已经死了。

这样的流言在各营地引起了很多的议论。营地的官员和囚犯一样深受其扰，没过多久，两人以上的聚会就被禁止了，违反规定的人将受罚在营地或刑罚营完成额外的劳役。营地的整体氛围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越来越多的囚犯现今开始反感被人用号码称呼，他们认为这有损人格。营地官员和警卫对编号的检查却越来越频繁了：在晨间检查时，他们会检查囚犯衣服上的编号是否清晰可见，工头会对排队离开营地的五人小组进行审查，把那些号码被擦掉、无法辨认或号码被隐藏的人拖出来。如果其他囚犯发出怨言或窃窃私语，那么整个生产队都不能离开，直到说话的人被找到，而且他可能会遭到殴打。

一些其它的惩戒措施现在也被引入营地的日常工作中。以前，营房在夜晚从来不锁，如今在晚上9点的检查后就要上锁。如果有人在检查期间不在自己的营房里,，他就会被直接送去牢房。但如果他躲起来了，或者在所有营房都经过检查后仍不见踪影，警报就会响起，对整个营地的全面搜查即刻展开。有时这种全面搜查会在夜间进行两三次，在这样的夜晚，整个营地的人可能要到凌晨2点或3点才能去睡觉，而且我们依然得准备在凌晨5点起床工作。

早晨以及晚上生产队回来时在大门的搜查变得更加严格，警卫几乎每天都要把每个囚犯彻底搜查一遍, 寻找铁片、刀子、信件、纸片等物品，在搜查过程中，他们会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多余的衣服没收，还开始收走勋章、圣像、肩衣或自制十字架之类的东西。尽管天气十分寒冷，一切都是在大院里进行的。警卫一旦起了疑心，就会毫不犹豫地让某人脱得一丝不挂。有时，他们甚至坚持让他解下毡靴和包在脚踝上的破布，这样一来，那个人可能就要赤裸着双足站在雪地里，身上没有一件衣物。

接受搜身的劳改犯

戈尔斯特罗伊的工作几乎陷入停滞，以前五号营的各生产队在两个月内就盖好了一整栋楼, 现在他们平均用六七个月才能盖好一层楼。为我们运送补给品的卡车司机带来了其他营地动荡不安的消息，从诺里尔斯克来到杜金卡的火车司机则谈到港口的囚犯中也存在类似的不满情绪。

不过，有些生产队长还是把他们的生产队逼得很紧。有几次下班后，某个生产队在工地门口待了好几个小时，与此同时，警卫前去寻找一名失踪的生产队长。他在被发现时，可能是淹没在新浇筑的混凝土中，身体残缺不全乃至被完全肢解。然而，官员却因为担心囚犯们会失控，迟迟不敢采取激烈的行动，。

由于复仇情绪的日益高涨，那些一直为人所厌恶的“告密者”正处于持续不断的危险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在营地之外工作，因为在工地遭遇报复和“事故”的可能性太大。他们试图申请去做勤务员或在办公室里工作，特别是想换个营房。营地官员多少都觉得有必要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可以提供情报。

我记得有一个立陶宛小伙子被他的立陶宛同胞怀疑为“告密者”。一天傍晚，两个瘦弱的，衣衫褴褛的立陶宛人，在营房外的门廊上等他。当那个立陶宛小伙子走出营房时，他们扑了过去，在他来得及说话前就用斧子劈开了他的头，对着他一遍又一遍地挥舞凶器。凶手连跑都懒得跑，他们先是仔细把斧子擦干净，然后把受害者人扔在血泊中，接着去营地监狱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另一个早晨，就在起床的号令刚刚发出，营房的锁打开后，某个营房里突然出现三个披着斗篷的蒙面人。还没等到任何人来得及移动，他们就大步走到一个铺位前，撕开被子，抓住了被子里的人。当这个可怜人想下床开门，他被撞倒在地，然后被拖到走廊上捅了好几刀。营房里的人对此无动于衷，没有人愿意卷入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件中。这些未必是针对“告密”而采取的行动，也可能是抱有私仇的人或心怀怨恨的人借营地的动荡秋后算账。

五号营囚犯公认的领袖国籍不详，我们只知道他叫“米哈伊尔”。他是个很有才能的家伙，在俱乐部工作，负责管理图书馆和公告栏，并在公告栏上张贴《стенгазета》(营报)，其内容包括囚犯活动的公告、斯达汉诺夫营的杰出表现或者生产队当天完成的进度。米哈伊尔有一副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秃顶，体型健壮，似乎冷酷无情。据说米哈伊尔在被捕前曾是一名军官，随着囚犯的行动日益组织化，他便成为了他们的首脑。

不仅仅是五号营，诺里尔斯克市的氛围也出现了某些变化。就连从杜金卡驶来的列车，其机车与车厢上也挂着标语：“我们要求更高的工资”、 “更好和更多的食物”、 “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小的工作量”，从内陆传来的消息不断流入营地，有传言称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和西边的沃尔库塔一带的劳改营中也出现了动荡和骚乱。

对于斯大林的病和克里姆林宫内的变故，人们依然议论纷纷，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能证实它们的确凿证据。就连镇上的自由工人们也只是听到了传言和猜测。突如其然地，在1953年3月第一周的某个早晨，劳改营的扩音器里传来了一个消息：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死了！

整个营地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男人们彼此相视一眼，小声谈论这个消息，划着十字圣号低语：“主啊！”（“Господи！”） 紧张、恐惧以及必将发生某事的期待普遍存在于营地之中。营地里的官员们在匆忙进城后又赶回营地。不同的官员轮流在营地和城镇间来回。工作已经陷入停滞，工头和他的帮手们看上去不知所措，若有所思。营地仿佛陷入了真空，我想几乎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营地内外的警卫数量变为先前的两倍。现在每个哨塔里都有两人驻守在铁丝网沿线，门口哨兵的数量是原来的两倍多，有关斯大林之死的言论如同暗流一般在劳改营里激起了涟漪，营地的官员开始把囚犯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指望把领头的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分开。几群囚犯从远方的内陆地区来到我们营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屡教不改的惯犯，要么就是班德拉分子（бандеровцы）——一伙有名的乌克兰游击队，他们态度强硬，憎恨苏联。他们在营地里闲逛，仿佛这里是他们的天下，没有一个人去戈尔斯特罗伊或别的地方工作。他们衣着整齐，穿着便服而不是营服，明确拒绝参加工作。他们与营地官员相处的方式表明他们显然不想被打扰——他们也确实没有被打扰。

班德拉分子——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他们带来的有关卡拉干达劳改营叛乱的消息，很快就让营地吵得沸沸扬扬。当局不得不出动部队平息那里的骚乱。他们还谈到其他营地已经发起暴动的传言，在我看来，五号营的官员已经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不管怎样，我们自己的暴动也是势在必行了。我们在砖厂开工的那天早上动手了，当女囚营的生产队在前往黏土坑的途中经过砖厂和五号营之间时，她们和男人进行了和日常的晨间嬉闹。她们的生产队转向东面绕过五号营的南端时，一些新囚犯沿着铁丝网向她们致意。警卫催促女囚继续前进，新囚犯们即刻叫骂起来。

像往常一样，男人们隔着铁丝网把小纸条扔给姑娘们。其中一些被警卫拦截，引起了囚犯的咒骂。姑娘们也把自己的小纸条扔了过去，其中几张落在了两段铁丝网之间的禁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新囚犯们决定去把纸条捡回来。哨塔上的年轻警卫喊他们回去，但他们没有搭理他。警卫并没有朝营地内开枪的权限，然而就在他们走近围栏时，那个年轻的警卫用他的机枪开火了。两名班德拉分子当场死去，另外三人受伤。

囚犯们把伤员和死者拖到附近的营房里，然后威胁要进攻和摧毁哨塔。其他人在营地内穿行，把有关警卫所作所为的消息散布开来，那些目击了事件全过程的女人很快就被赶到前往黏土坑的路上。不到半小时，整个营地都骚动起来。

营地的官员也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骚动。他们把事情搞清楚后，立即来到囚犯藏身的营房，以和解的姿态命令年轻的警卫从哨塔上下来。慑于囚犯的威胁，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从塔上爬了下来，但班德拉分子命令官员离开他们的营房。整个营地里的人开始大喊：“凶手! 凶手！我们不想死! 你们不可以杀我们！” 官员们愈加惊慌，撤退到北门之外。

官员走后，一伙囚犯到澡堂里搜寻两名疑似“告密者”的勤务员。他们冲进门大叫：“马可在哪里？”马可当时正在洗澡，他从另一扇门冲出澡堂，朝铁丝网狂奔。他喘着粗气爬过铁丝网，跳进了禁区，试图冲向正门。这时，附近哨塔上的一个警卫喊了一声“Стой！”（站住）马可沿着铁丝网之间的狭长过道奔跑，躲避囚犯向他投掷的石块。他跑了才大约5码，哨塔的警卫就开了两枪将他击倒了。

就在这一切发生时，另一个“告密者”逃了出来，爬过了带刺的铁丝网。北门的官员最后示意哨塔警卫不要开枪，“告密者”沿着死亡区跑到了大门的警卫室。他在那里转身朝班德拉分子挥动拳头，于是，被激怒的暴动者逼近大门。

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工厂里的许多囚犯跑了差不多200码，穿过铁路来到营地的铁丝网围栏，向里面的囚犯打听情况。这时，一个由囚犯组成的委员会已经成立，米哈伊尔和一些班德拉分子是这个委员会的首脑。他们叫生产队长不要回营地，叫他们的人接管工厂的控制权。生产队长们大喊：“你们听见了吗，伙计们？”于是没有一个人回去工作。

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几辆载有诺里尔斯克官员的汽车从马路驶来。这些官员在大门停了下来，与营地官员交谈，并且试图进入营地。暴动者们对着他们嚎叫，所以官员们仅仅停留在大门的区域内，米哈伊尔的委员会前去与他们会面。囚犯们立刻指责劳改营的官员是冷血凶手。营地指挥官承认，哨塔警卫无权在营地内开枪，他承诺会惩罚此人，但随后委员会又要求彻底改善劳改营的状况。

他们列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囚犯衣服上的编号应该去掉；应当允许囚犯每月给亲属写一次信，而不是一年一次；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应超过8小时；囚犯的工作应得到报酬；对囚犯的额外工作应以减刑的形式给予奖励，比如，囚犯若在某天超额完成当天的工作定额，就应扣除三天的刑期。

在暴动委员会谈话的时候，囚犯从四面八方将官员围了起来，每个人都飞快地说起了话，大声倾泻自己的不满，并且享受这种充满自由和力量的感觉，发出怒吼、指责和各式各样的威胁。营地的官员承认发生了不公的事，来自诺里尔斯克的党政官员写下了囚犯们的要求。每个官员都向囚犯们许诺，状况将会得到改善，囚犯的要求会得到满足。

囚犯不信任他们。当诺里尔斯克和营地的官员离开会议现场时，他们在四面八方的囚犯的嘘声中被赶出大门，人们喊道：“光说不做，光说不做，我们要的是行动！”党政官员在大门外与营地官员开了很长时间的会，然后上车返回诺里尔斯克。

当天晚上，军队乘坐卡车赶来支援劳改营警卫，并将营地包围。在营地里，囚犯们在米哈伊尔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他们成立了一支囚犯警卫队，以防止混乱与劫掠，他们还在围栏沿线部署了守卫，一旦军队有任何动静，守卫就会向营地发出警报。军队开始在铁丝网周围架设探照灯，将该地区照亮。

米哈伊尔的委员会接管营地的消息传到了各工厂和戈尔斯特罗伊。委员会要求五号营的所有生产队留在戈尔斯特罗伊和工厂里，尽量不要返回营地。食物将是个大问题，但委员会要求我们保管好我们的物资并坚持到底，女人们也决定和男人们一起罢工。

当晚稍早的时候，营地里的人顶着刺眼的探照灯在大院内举行了一场大会。在厂区，我们竖起耳朵，竭力听清会议的内容。首先，米哈伊尔宣布了人尽皆知的事：“不再有劳役了!” 这引起了人群的热烈欢呼。“我们已经受够了，”他喊道，”我们已经受够了虐待，受够了没有报酬的劳役! 一切都是老样子！（Все равно!）我们要为自由而战，而不是死于劳役之苦。”

在米哈伊尔和其他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外面的警卫从各个角度拍下了照片，试图尽可能拍到人脸充作证据。我看到了他们，庆幸自己身在厂区。米哈伊尔继续概述了营地的计划。营地内禁止哄抢，因为食物必须长期使用；各个生产队要在指定的时间进餐，当天的时间表将被张贴在营地的公告板上；每个人都应该遵守新的营地秩序，服从委员会和营地警卫队的指示。

在厂区那边，我们和其他囚犯一样被演讲所鼓舞，但我们没有食物，也没吃晚餐。演讲余下的部分都很不错，但我们想得到自己的那份食物。最后，面包从围栏那边被扔给我们。

那天晚上，城里的官员们带着兹维列夫将军回来了。他们把车停在营区门口，大约二十个人，徒步走了二百码来到了厂区。我们的生产队长立刻传令锁上所有工厂的大门，不与官员对话，但他们径直走过砖厂，沿着铁轨走到了铁轨旁的小厂区。他们带上了工兵，想检查机器是否有损坏。

最终，我们的几个生产队长出去与他们会面，但工厂的大门一直锁着。当营地里的人看见生产队长们朝党政官员的队伍走去，就隔空喊道：“不要做任何交易！别听他们的！坚持住！我们谈够了，跟从我们吧!”砖厂的工人愈发好奇，他们三五成群地溜出厂门，蜂拥至生产队长和诺里尔斯克的官员周围。

对话混乱到了极点。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工人们抱怨起严苛的制度、工头和警卫的虐待、糟糕的食物和长时间的劳作。城里来的官员告诉这些人，他们对如此恶劣的状况一无所知。只要这些人回到营地恢复工作，他们就接受所有改善状况的提议。大部分的囚犯只是嘟囔着，但也有人愿意聆听，尤其是当官员们谈起报复行为的时候。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自己被骗了吗？”一名党政官员说，“你们的头目都是些一无所有的人，你们如果继续这么干下去，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一无所有。” 一些人似乎被说服了，他们开始向厂区的大门徐徐移动。但他们受到了营地囚犯的威胁，正当他们在大门犹豫不决时，军队强硬地把他们赶了出去，不是往营地方向赶，而是往诺里尔斯克城方向赶。这一行为超出了人们忍耐的极限，工厂的工人感到自己被出卖了，而生产队长们朝官员发出咒骂与吼叫。官员匆忙离开了我们的地盘，前往戈尔斯特罗伊。

一处劳改营的官员及囚犯

戈尔斯特罗伊的情况要糟糕得多，那里的工人没有吃过晚饭，他们离营地很远，无法将食物送给他们。他们更愿意听从官员的意见返回营地，因为他们想吃东西。但营地的囚犯看到他们排队向外走，就朝他们的方向发出威胁和咒骂，叫他们不要回去。最后，工人们退缩了。事已至此，官员们放弃了努力。警卫关上了大门，那些工人留在了戈尔斯特罗伊，而我们都安顿下来过夜。那是一个特别的夜晚，我们由于兴奋和持续的紧张而难以入睡。谁也不知道官员们可能会做什么，军队会在何时行动。

第二天早上，营地的官员来到了我们的地盘。他们以同情的态度问我们有没有睡好，有没有吃饭，接下来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参加暴动。我们的人几乎什么都不说，仅仅是叫他们去和营地囚犯领导人商谈。不过老实说，厂区里有很多人并不认为留在这里“罢工”有什么意义。他们想知道，除了饿肚子外我们还能从整个事件中得到什么好处。

我和围栏边上的一位官员聊了一会儿。他坦率地告诉我，如今劳改营的暴动很普遍，不仅在诺里尔斯克周围，而且在内陆也是，莫斯科对此深感忧虑。“可是，莫斯科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办，”他说，“所以没人愿意同部队一道采取行动。”

那天上午，营地里的囚犯为那两个被哨塔警卫枪杀的人举行了葬礼。这是一场盛大的仪式，人们发表了许多演讲，内容关于这两名为囚犯之自由而殉难的 “烈士”，他们决意坚持到底，直到“烈士”所献身的变革实现为止——诸如此类的话语。之后，遗体被运到了大门，转交给营地的官员安葬。

此时，镇上的人好奇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较高的建筑物内向窗外窥视， 有些人甚至站在屋顶上，但是当局不允许平民靠近营地。

大约下午5点，我们注意到营地里发生了骚动。戈尔斯特罗伊生产队决定返回营地，警卫带着他们回到了五号营，但他们一通过大门就遭到了营中囚犯的攻击，因为他们“投降”了。米哈伊尔委员会希望所有的生产队都坚守岗位，保持分散，这样敌人就需要更多的兵力才能维持对该地区的包围，集中在单个区域的兵力都会变得薄弱。尤其是戈尔斯特罗伊，委员会认为它是一个有利位置，因为它位于城内已完工部分的边缘，领导人们指望在紧急情况下破坏戈尔斯特罗伊的栅栏，逃入诺里尔斯克。

我们又度过了一个非常不安的夜晚。第二天，我们一直呆在工厂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第三天也是如此。不时有市里的官员出来和暴动的领导人谈话，但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到了第四天，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开始坐立不安。这段时间我们除了面包和水之外什么都没吃，我们也看不出留在工厂里有什么意义。

那天下午，从五号营传来让我们返回的消息，官员已经许诺会提供更好的条件。这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排好队，接受检查，几乎是跑了200码到营地门口。一通过检查，我们就立即赶往营地厨房，在那里得到了我们所要求的，而且是四天以来的第一份热汤和麦粥。

当天晚上，官员们回来接管了营地。米哈伊尔和他的委员会发下话来，接下来的三天不用工作。我们将继续罢工，直到官员兑现承诺为止。无人遭到报复，食物也很快得到改善，所以各生产队的人在三天后恢复了工作。那天晚上，我们一回到营地，就听到那些戈尔斯特罗伊的人报告，说城南一个特殊营地里的长期服刑者(каторжане)发起暴动了，如今还在罢工。戈尔斯特罗伊的自由人也报告了其他地方的叛乱。不过，在状况大为改善的情况下，五号营的工作又持续了一两个星期。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要求的许多改革措施，剩余的大部分措施也得到了官员的许诺, 而囚犯唯一的让步就是班德拉分子同意工作了。囚犯们察觉到，一切似乎美好得不像是真的。

大约就在四月第二周的一天早晨，休战终止了。各生产队同往常一样朝戈尔斯特罗伊和工厂行进。当天早上，我所在的生产队第一个穿过这个区域，接踵而至的是其他生产队，最后是两个新组建的班德拉分子生产队。我注意到当天早上的大门警卫比平时更多了，几乎是营区大门和厂区大门警卫之和的两倍，然而，当时没有发生什么，直到两个班德拉分子的生产队开始进入厂区大门。突然，他们遭到了军队的包围，被驱赶回去，厂区的大门也被关上了。班德拉分子恰好被困在营地和厂区之间，军队将他们与其他囚犯分割开来，并在必要时用枪托将其制服。

与此同时, 满载士兵的卡车从城内呼啸着驶来，军队将头目从两个受困的生产队中分拣出来, 装上卡车押走了。此时，我们的喊声终于惊动了留守营地的人，他们拿着棍子冲向铁丝网，准备杀进厂区, 但米哈伊尔和他的参谋们阻止了他们过早的骚乱。

营地的官员再次退到北门，将营地的控制权交给囚犯。下午什么事也没发生，傍晚时分，戈尔斯特罗伊的生产队长们回到了营地。但米哈伊尔要求我们留守厂区，他们又一次从铁丝网对面扔给我们面包和几条鱼。

当晚，市政府和营地官员再次会见了暴动的领导人。这一次，他们更加咄咄逼人，威胁将动用武力。米哈伊尔没有被吓住，他告诉官员，囚犯将以牙还牙。“你们上次答应过不会报复我们，”他说，“但天知道你们今早抓走的那些人出了什么事。这一切必须有个了结，要有一个彻底的改革! 事实上，我们先前的退让并没有换来任何东西！事已至此，不是生存便是灭亡！”

会议结束时，信号员们爬到了营地北端的两层楼顶上，挂出了一面巨大的自制旗帜，旗面的图案是骷髅头与交错的骨头，其他人在营地的一侧拉起一面朝向诺里尔斯克的巨大横幅，上面写着“帮助我们摆脱这些凶手”的标语。信号员向本地区所有的营地发出信号，号召罢工。他们都发出与我们同生共死的回应。从工厂高层的窗户望去，我们几乎看不到两英里外四号营信号旗的踪迹，从此以后，信号员就一直守在楼顶的岗位上。

正当营地组织起来时，军队也回来了。他们几乎是肩并肩地围住了整个营地的建筑群，包括厂区和女囚营。起初，为了缩小包围圈并减少所需的兵力，官员试图说服人们返回营地，但我们拒绝离开厂区。城里的官员们感到十分忧虑，因为该地区的大部分军队都部署到了劳改营，而城市里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动乱——诺里尔斯克的许多居民曾是囚犯，他们同情我们的诉求。

这次我们在厂区坚守了五天。第一天早上，城里的官员和军官来到了我们厂区的大门，并向生产队长们下达了严厉的命令，让他们在当天把人们送回营地。他们这次是动真格的，已经准备动用武力，但生产队长们不予应答。军官们转身带领队伍返回城镇。局面看起来十分危急，但营地的领导人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下去。

那天下午，我们把工厂所有大门都钉上了，开始在各处用砖块堆砌路障。那是一个漫长而紧张的夜晚，我们都变得十分敏感，每个人都睡眠不足。第二天一大早，满载着机枪部队的卡车开始从城里驶出。军队被部署在工厂周围，“堡垒”中的我们与外界断绝了联系。营地里的女囚和五号营的囚犯冲到铁丝网前，开始高声抗议。但这些是正规军，他们丝毫不理会这些呼喊声，冷酷而高效地执行起命令。

部队一就位，他们的指挥官就要求我们立即离开工厂，返回营地。生产队长们以谩骂和大声抗议作为回应。我们有七十多个人在砖厂里，驻守在砖堆后方的不同位置，这些砖头既可以用作掩体也可以用作武器。许多人都拿着棍棒和铁棍。我与一伙人守在工厂东端的大窑房里。

进攻开始的信号是一声枪响。军队立刻从四面八方推进，敲砸大门以将其破坏。场面陷入一片混乱，我记得女囚在道路对面的营地里大声呼叫，大约比囚犯的骂声和大门上沉闷的枪托撞击声还高了一个八度, 第一批进入厂房的军队穿过地下室的储藏室，上了一个斜坡，然后进入窑房。

第一顶头盔一出现，士兵就遭遇了雨点般的砖头和叫骂，他们退了出去，开始用机枪扫射。我们跪在砖头堆后面，惊恐万分，但准备在第一件军装出现后立即冲向门外。不过，就在我们全神贯注之时，其他士兵闯进了我们身后的房间，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不屑于开枪，仅仅把枪当棍棒使用。我的背上挨了一记重击，那一击几乎把我打成两截，将我打倒在地。为了确保我不会再起来，有人踢了我的头，然后我们就像水泥袋那样被逐一抛出窗外。

一些被打成重伤的囚犯被装上卡车，然后被运走。我们其余的人在工厂外排成一排，在耳光和拳打脚踢之下排好队。15分钟内，部队不仅清理了砖厂，其他所有的工厂也遭到了扫荡。我有些茫然，似乎整座城市都在从窗户和屋顶上注视我们。女囚营和五号营的囚犯陷入骚动。然而，军队指挥官却冷酷无情地站在那里，像岩石一样纹丝不动。

当所有的囚犯都排好队后，我们被押出工厂的大门，但士兵并未把我们带回营地，而是沿着铁轨将我们赶到黏土坑里。在那里，我们脱离了营地的视野，脚踝深陷水中，士兵们端着机枪站在我们周围，随时待命。指挥官走上来时，这里有片刻的停顿。他眼睛一瞪，下达了命令，士兵将机枪对准我们。这时，我尽力念诵了一遍悔罪经，但我内心的一切似乎同时在凝固与翻滚。

等待枪声的那一瞬间仿佛凝固了。就在接下来的一刻，一辆轿车呼啸而来，车轮后碎石乱飞，两名营地官员很快从车里走出，开始大声呼叫。士兵们在机枪后站起身来。我的膝盖瘫软了，再度呼吸起来。我们被命令在潮湿的地面上坐下来。我瘫倒在地。

三名官员在这群人周围大步走动，对着自己手中的各式名单叫出名字。囚犯一个个向前走去，被官员仔细地审查了一遍，并对照文件中的照片接受核对。轮到我的时候，其中一个官员盯着我看了很久，他又看了看他的文件，然后和其他官员低声交谈。过了一会儿，他冷冷地对我说：“到右边去！”等到对我们的分门别类完成，右边大概有三十五个囚犯，左边大概有三十个，我不知道这种分类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警卫的看管下站在那里，而官员则走回他们的轿车，随后驱车离开。几分钟后，一辆卡车在轰鸣声中沿道路开了过来。在前几分钟的极度恐惧过后，我的大脑现在又恢复运作了，这本来是祈祷的良机。但老实说，在我看到卡车从路上开来时，脑海中唯一的想法就是“我们到这里了，把我们丢到某处就好。”

与这种念想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丝自怜和一种孤独的痛楚。我在最后一刻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人、朋友和耶稣会同事，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出了什么事，也不会知道我死在这里——西伯利亚荒原上一个采石场的某处。但是当卡车开到我们身边时，那一刻已经过去了，我立刻回过神来：“你以为天主不知道你的所在吗? 你以为他长久以来一直在保护你，现在却把你忘了吗？”

对天意的信赖与坚定的信仰顿时席卷了我的心灵。当我试着把这种感受写在此处时，它听上去颇为伤感，但在那一刻，它是一种莫大的帮助，也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体验。对天意的信赖是我在卢比扬卡的漫长监禁中习得的，它业已经受了最终考验，而且并未落空。

左边的那群人被装进了卡车。他们拥挤在一起，被迫将头夹在两膝之间，双臂叠在头上坐着。发动机开启，卡车开走了。一名官员走到我们右侧。“你们这些人，”他说，“多亏了我们才有幸活了下来。你们明白公然反抗政府应受到什么惩罚。你们差点被枪毙了，记好了！现在，我要把你们送回营地，还要给你们一个警告：如果你们又被发现从事反政府活动、颠覆性活动，或者和营里的暴乱者勾结，下次就得不到宽恕了。”

他就这样说了很久。我们仅仅是麻木地站在那里舔舐伤口，头颅低垂。“你们这些人出什么毛病了？”他终于吼道，“你们是想回营地，还是想去别的地方？” 这时，人群中传来一种一致但不连贯的低语，这看上去令他十分满意，于是我们朝营地行进，走路一瘸一拐，全身伤痕累累，有些人浑身是血。

尽管现在厂区已经遭到扫荡，但营地本身依然处于囚犯的控制下。我们立刻被营里的人包围了，无数的问题向我们袭来。但我们没有心情说话，直接走进营房，然后瘫倒下来。即便在那里，朋友们也挤在我们周围，喋喋不休地说起营里发生的事情和营地的状况。我过了很久才得以入睡。甚至当其他人离开后，我在入睡前依然在反复回想当天下午的经历，我意识到当时可能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并为现实的结局一遍又一遍地感谢天主。

次日上午，营地里召开了一次大会。米哈伊尔本人没有出席, 但他的副官向我们宣读了委员会的声明: (1)任何人被发现企图逃跑，营地警卫队都不会手下留情；(2)革命委员会不同意与城里的官员再次进行会谈，我们只会与莫斯科方面的代表会谈；(3)我们现在全被打上了反贼的标签，只能在自由与死亡间二选一，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随后，米哈伊尔的另一名副官接着谈起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真空，提到有传言说贝利亚被指控参与密谋并遭到逮捕，另外，苏联国家安全部（MGB）将为劳改营里的大部分苦难负责。

那位破坏工厂罢工的将军和他的军队还在现场，我们得知那支部队是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远道而来的特殊部队。但他们暂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党政官员一定很清楚，如果军队像袭击砖厂那样袭击营地，将会造成大量的流血事件，无人愿意为这样的杀戮承担责任。

大约在4月27日或28日，将军采取了下一步行动。下午，当囚犯在晚饭后坐在营房周围抽烟和聊天时，军队迅速突破了大门。进攻的计划相当周密，而且实行得十分细致。他们从大门涌入营地，快速包围了营地北端离大门最近的三间营房。接着，机枪手组建成横穿营地道路的阵线，把我们逼入绝境。端着刺刀的士兵把惊愕的人们赶出那三间被包围的营房，然后将他们带出营地，赶向城市。

当营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警报立刻响起，我们的“部队”朝机枪手疾驰而去。军队一定曾被告知只有在必要时才能开枪，因为他们朝正门方向撤退了。与此同时，一辆消防车冲过大门，水枪的水量开到最大。水流击倒了囚犯队伍里冲在最前面的人，挡住了冲锋，让军队有足够时间撤离。囚犯重新集结起来，冲向消防车。当他们掀翻消防车时，消防员们迅速下车跑向安全区。囚犯们疯狂地追着他们冲向正门，但被米哈伊尔拦住了。如果他们越过了死亡区，军队就会将他们视作“逃跑的囚犯”而开火。

将军的策略现在很清晰了。他试图每次用一百多人的小队发动奇袭，这样一来，他最后可能在不发生严重事件的情况下扫荡或制服营地。作为反击，一些囚犯不时在夜间溜出去，制服一个警卫，然后窃取一些枪支。但是，军队在各处都有探照灯，不可能在强光下溜过死亡区。

一周过后，将军尝试了另一种手段。这一次，他把所有的城内官员和营地官员都叫到了一起，约四十人都在大门处。他们在晚餐过后走进营地，进入大门后走了几英尺便停下脚步，要求和米哈伊尔谈话。与此同时，将军已经令部队集结在营地西侧铁路护栏上的几节车厢后面，藏在探照灯后方那片望不穿的黑暗中。

米哈伊尔和他的助手们走上主干道，告诉将军和官员们，从现在起，他们只会与莫斯科的一个委员会谈话。囚犯们挤在周围，官员们显得十分不安。与此同时，军队从西边冲了过来，将铁丝网切断，并试图在营地西南部占营区三分之一面积的区域建成一条小型战线，就像他们上周在营地北端所做的那样。

然而，其中一名囚犯却起了一些疑心。他爬上木桶，对着米哈伊尔和官员周围的人群喊道：“弟兄们！（Bratsi!）这是个诡计，是个陷阱！从他们脸上就能看出来! 你们看看周边，其中有诈！”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就听到了从西南方向传来的叫声。大多数人立刻冲了过去。军队刚刚突破第二圈铁丝网，囚犯们便用棍棒和石头攻击他们，他们一枪未开就撤退了。我猜他们大概是被告知不能开枪。

在大门，其他人怒不可遏。他们开始攻击党政官员，将军本人也挨了一记耳光。官员冲破包围逃走了，众人跟在他们身后拳打脚踢。一名陆军少校没有朝大门跑，而是跑进了营地。他爬到一楼的窗户上，想要跳过铁丝网，却没能成功，结果被铁丝网勒住喉咙，吊死在铁丝网上。

官员的下一步行动是在营地周围架设一圈扩音器。自那时起，我们就遭受了持续不断的宣传。扩音器不停响起，发出宣告，比如说为那些脱离暴乱的人建立一座特别的新营地，它位于城市东面大约8到10英里外冻原上的某处。扩音器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被关在一座较好的营地里，总比在五号营等军队冲进来屠杀要好。他们还报出了头目的名字，表明自己对他们了若指掌，并许下承诺，头目以外的人如果现在出来就不会受罚。

不久后的一天，扩音器宣称囚犯所要求的来自莫斯科的委员会已经到了。当天下午，三名被派来终结诺里尔斯克周边暴动的委员来到大门。他们受到米哈伊尔及其手下的接见，但只有这三名委员被放进了大门。食堂对面摆放了桌子，囚犯们聚在一起。十个小组驻守在营地四周，防止下一次偷袭。委员们一开头就说暴动是徒劳的。如果有必要，用武力就可以镇压下去。无论如何，在劳改营推行太多改革措施是不可能的。谈到这里，米哈伊尔和其他囚犯领导者差点就要走出会议现场。

接着，其中一名委员微笑着站起身来。他向我们保证，自斯大林死后，劳改营的问题正在接受全面复查，特别是政治犯问题。他说莫斯科非常关心诺里尔斯克周边劳改营的罢工，所以他和他的同事被派来解决并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他确信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委员会乐意听取囚犯的任何建议。

一名囚犯领袖回答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已经做好了流血的准备，就像在卡拉干达和沃尔库塔劳改营发生的那样。基本上，他说我们要的是人道的待遇和某些人权，接下来他列举了囚犯的最低要求：不能再有长达10小时甚至连一顿午餐都没有的强制劳动，不能再像喊牛一样用编号称呼囚犯。

“我们有名字！”他说，“我们要求报酬和补偿，我们要求与良好表现对应的休息时间。我们希望能与外界和家人沟通，而非仅仅一年一张的纸条。我们希望能收到他们的包裹。我们要保证手无寸铁的囚犯不会被无情地枪杀，就像我们的那两人先前遭遇的那样。我们要求保证协议不会像上次罢工后那样被破坏，我们要求保证不会有报复。我们要求的是更好的生活条件，减少每间营房中住户的人数，还有更好的食物。”

委员们尽职尽责地写下了所有的要求。最后，他们向米哈伊尔的委员会保证，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只要我们和平地放弃暴乱并返回工作岗位。这时，站立在大院四处的囚犯发出了一致的呼喊：“抗争绝不停止，直到得偿所愿!” 签完文件后，会议结束。在两三天内，委员们与暴动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人会面，但没有得出结果或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委员们又下令将三卡车的粮食运到营地，补充五号营几乎空荡荡的仓库——至少他们没想把我们饿死。

在这段时间里，我听了大量的告解。囚犯不知道战斗何时开始，他们就像开战前的人一样, 畏惧死亡，将自己的灵魂事务安排妥当。现在我每天早上都为大批人员做弥撒，并且分发了许多圣体。

到了5月底，五号营的抗争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一周以来，扩音器始终在不断劝降，要求我们在武力成为必要前投降。营地里整天无事可做，紧张的气氛越来越浓烈，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加。有些人真的在重压下崩溃了。医务室和医院人满为患，因此人们躺在外面的草地上。空气很温暖，天气很棒，我们在诺里尔斯克很少见到这样春天，然而局势却越来越紧张。现在每晚都不断有警报响起，大门一直敞开着，军队也在营地的东、西两边的铁丝网上开辟了通道。每隔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晚上，他们就会试图偷偷穿过营地缺口并封锁营地的几个区域。

在持续的紧张和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人们愈加疲惫。大家都在嘀咕着谈判的结果没有希望。人们都不怎么说话，因为害怕自己的声音会失控和出卖自己。有时，当一个人想拿当前情况开玩笑时，他的笑声会突然变得紧张、高亢，甚至歇斯底里。

五月的最后一天，危机显然正在逼近。那天，将军身着全套军装，带着他的幕僚们四处奔走，干脆利落地敬礼并发号施令。卡车一整天都在行驶，环行在围攻部队的阵列后方，把人员从一个地方运送另一个地方。我们的信号塔正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将事态的进展告知其他营地，并试图查清实时的状况——特别是从女囚营那里，因为她们位于在军队阵列的后方，拥有良好的视野，可以探查到最新的军队部署情况以及兵力最集中的地方。

军队不时发动快速突击，切断了大片铁丝网，然后在囚犯投掷的石块和砖块下撤退。但他们仍然没有开枪，看来将军有意开辟新的可能攻击点以分散我们的兵力，从而削弱我们的防线。

当晚没人吃晚餐。傍晚时分，女囚发出信号，说有一大伙部队在我们的营地后方我们视野之外的地方集结。那天晚上没人敢睡觉，米哈伊尔做了最后一次巡视，摇了摇头, 因为他意识到大限已到。他的“警察”无处不在，他们命令囚犯们各就各位，敦促他们，并用随身携带的棍棒敲打迟钝懒散者的后背。

紧张的局势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枪管的景象一点都不令人欣慰，尤其是当你除了砖头和棍棒之外手无寸铁时。囚犯们明白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劳改营的警察也很难让他们坚守岗位。当然，对于劳改营的领导人来说，局面是令人绝望的。无论如何，他们的脖子都会被套上绞索，他们要么战死，要么被处死，因为当局已经把他们的名字和照片记录下来了。

因此，米哈伊尔的委员会说得很直白，任何临阵脱逃的人都会在投降前被营地警察杀死。这是一个前有狼后有虎的局面，很多人开始认为如果战斗真的开打了，自己生还的机会微乎其微。

夜幕降临，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坐在探照灯的强光下等待。凌晨1点半，警报突然响起。在寂静的营地里，第一次敲击铁轨的声音响起，仿佛一声厄运的尖叫，令我不禁打了个寒颤。铁丝网外的军队开始行动了，漫长的等待随着他们的行动而被打破。囚犯们匆忙集合到一起。

每个人都抄起砖头、石头、棍棒或任何他能找到的武器，沿着铁丝网跑到岗位上。士兵们缓慢而有计划地、有条不紊地前进，他们中的许多人看上去和我们一样害怕。我的队伍原本被安排到正门，又被匆忙派到东边的医务室附近，那里的军队似乎最多。一看到我们冲向栅栏，士兵们就停下了脚步。我们也停了下来。这是一段长时间的艰难等待与对峙。

虽然此时是凌晨两点，但整个城市的人似乎都已经起床了。有人在屋顶上站着，每一扇俯瞰营地的窗户边都挤满了人。到了六月份，北极圈内的白昼极为漫长，太阳从来不会真正落下。大多数夜晚亮如白昼，那晚在军队探照灯刺眼的灯光照射下，现场的亮度更高了。

实际上，主要的攻势是在北门发起的。将军的主力部队是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机枪手，他们是进攻的前锋。他们趁着大家尚未注意到便极速冲进营地，立刻有传令让我们的队伍折返营地中心阻止他们。

当我们绕过面包房附近的营房，沿着营地的主干道前进时，能看到机枪手们插了一排横穿道路的旗子，然后他们驻守在旗子后面。他们的指挥官大声喊道，这排旗子表示一个中立区，任何越过它的人都将被立即击毙。然而，我们的队伍正在朝他们冲锋，现在只有20码的距离了。

跑在我们队伍前方的是一个名叫尤吉斯的立陶宛人，以前是个拳击手，他的手粗得跟大腿似的，头紧紧压在肩膀上，看上去仿佛没有脖子。我曾以为他轻微酗酒，直到他的朋友告诉我，他的精神状况是遭受审讯的结果。

尤吉斯听到行动终止的命令，顿时大发雷霆。人们想把他拉回来，但他把他们甩开，把一块砖头扔进机枪手之中，他抓住了一个士兵的手臂将他扛了起来，然后把他摔倒在地。即使在混乱中隔了那么远，我敢保证自己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这时，指挥官朝尤吉斯开枪，然后叫他的手下开火。他们立即发动了枪击，前排的囚犯像镰刀前的麦子一样倒下了。

和我们一起走在主干道上的人都摔了个嘴啃泥，我卧倒在地。尤吉斯倒下死去了。我身旁的一个人想要卧倒，但他的脚不听使唤，接着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脚后跟。有几个人想要躲到厕所的木栅栏后面，劳改营的“警察”以为他们试图逃跑，就从背后捅了他们几刀。

机枪手持续开火，将所有人压制在地面上。凡是试图爬起来的人都会被击中。我开始用自己的肚皮匍匐前进，朝厨房的掩体爬去。我蹲在一个泔水桶后面，子弹恰好击中桶上和我胸口一样高的位置。我在厨房后面发起最后一次决死冲刺，到达厨房的安全地带，然后抱紧了墙壁。

我回头望去，看见一排排尸体和伤员散落在路边。我能听见机枪的枪声、囚犯的咒骂声、呻吟声和大声的命令，另外，比这一切更为响亮的是女囚从营地方向发出的高亢尖叫声。就在我观看的时候，部队开始从铁丝网的缺口处涌入，他们没有开枪，而是用枪托将囚犯打倒。

许多囚犯在营房里，士兵开始把他们赶出营房，必要时一次一个赶出来。一些暴动的领导人被发现死于厕所中，他们割断了手腕或者喉咙，宁可自杀也不愿被活捉。军队进入了我所在的厨房，开始对藏在那里的囚犯展开围捕，他们让我们靠墙站成一排，用枪管顶住我们的背，然后带着我们穿过铁丝网。

在我们离开时，我看见了从屋顶上扔下的骷髅旗。伤员正在被送往医疗中心，死者仅仅是被码成一排。当然，我无从知晓五号营的实际伤亡情况，但根据实际的计算，我在离开营地的路上共经过十三具尸体，还看到士兵把其他的尸体像堆柴禾一样堆放在医务室门口。

我们在营地外约150码的地方被编成队列。米哈伊尔遭到抓获，在重兵看管下被带出前门，然后立即被装进一辆封闭的囚车带走了。女囚们都都发狂了，她们撕开了营地周围的铁丝网并攻击士兵，但最后被满压的消防水枪驱赶回去。成群结队的囚犯被一点一点地编成队列，然后被押走了。

当我的队伍离开时，我最后望了一眼这一整个疯狂的景象：站满看客的城市，营地的残骸，探照灯的强光下匆忙奔走的士兵，还有无处不在的呼喊、命令、尖叫与呻吟。

我们从五号营被一路领向冻原。士兵们看起来如此紧张和敏感，我以为我们肯定会被枪毙，于是开始祈祷。我们向西走了大约4英里，将近凌晨5点时到达一片草地，这里十分潮湿且遍地沼泽，其间零星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我们接到原地坐下的命令，然后坐了很久。地面松软而潮湿，甚至在我们脚下沉陷下去，但我们既不能起立，也不能移动。过了差不多十二个小时，直到下午四点，我们才再次启程。我饿坏了，于是趁警卫没注意时吃了一把草。

我们最终又一次被赶出城市，沿城市绕行到了东边山脚下的一个采石场。而在采石场对面，大概半英里外就是三号营，也就是长期服刑者（каторжане）的营地。长期服刑者先前被分配到采石场工作，但他们的暴动仍在继续。建筑需要石料，因此我们被押来采石场工作，而且我们不得不住在这里。我们在早上和晚上都能收到食物配给，但仅此而已。警卫驻守在采石场顶部，我们得到通知，试图离开矿坑的人会被当场射杀。

我们被两两一组派去工作，每天都要卸载一定指标的石料，将它们装进小手推车，然后拖进碎石机。即使是十二小时连续工作，也不可能完成刻意设定的高额指标，工作简直像是在地狱中进行。日光射进坑内，阻断了任何可能吹来的微风，而且从岩石上反射出来，灼热无比。晚上，我们睡在将碎石运至铁路料斗的删们操作雪橇，将大石块装上手推车，然后把车推上斜坡送往碎石机。我们一直在烈日下劳作与受累，直到我感觉自己脖子上的血管仿佛要炸裂了。每当一节节装满碎石的车皮开来，我们就必须爬进料斗，松动碎石使其流动，然后回去挥动长柄大锤。

有一天晚上，我们清理完料斗后，我站在一个料斗的顶部看火车头把车皮拖走。其余的人都去吃晚饭了，但我感到劳累和沮丧，无法面对通往半英里外厨房小屋的路途。我就这样在筋疲力尽中坐在料斗顶部。

晚间的阳光很温暖，令人感到惬意。随着采石场一天的工作结束，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我疲惫不堪，心思开始游荡起来。我想起五号营和死在那里的人，那些已经办过告解与尚未告解的人。然后，我想起家乡，想起不知我身在何处的姐妹与朋友，想起自己在学校早年的日子——我真是太多愁善感了！我试图让自己脱离这些念想，我的情绪开始激动，以至于身体都在颤抖。我担心自己可能精神崩溃。

我从料斗顶部往下看，发现一只鸟儿在铁轨对面的草坡上筑起了一个小巢，窝里有两只小鸟。雌鸟在给它们喂食，飞来飞往，而雄鸟留在那里，把它们护在巢中。我顿时被吸引住了，浑然忘我。我甚至忘记自己是多么疲惫，并且感受到一阵喜悦。然后，不知为何，我想起了父亲在凌晨时分给我喂食的情景，当时我刚从童子军的郊游回来，身无分文，又累又怕。我的思绪再次从这个念头飘到五号营里那些被杀的人，我想象着他们的父母在他们童年时是如何保护他们的。

我可以感觉到泪水在眼眶里涌动。在我即将彻底崩溃的时候，感觉背上被人拍了一掌! 那是另一个囚犯来找我了。“弗拉基米尔，”他说，“去拿你的晚餐吧。我为你收拾好了” “你看看下面，”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起雄鸟和雌鸟是如何照顾小鸟的。“你看！鸟妈妈过来送食物了! 看看那些小家伙们......” 就在这时，雌鸟“扑”地一声从半空中落下，摔死了。我的同伴高兴地叫了起来——是他远远地投石将那只鸟击中。“好漂亮的一下子！”他叫道。

我一下浑身发起抖来，怒不可遏。我几乎失去理智地大声喊叫，朝他咆哮，他怔住了，接着转身就走。我怒气冲冲地朝他身后的地面吐了一口唾沫。自那天晚上开始，我陷入了长达两天的抑郁情绪。

幸运的是，当我们在第二个周日来采石场时，他们第一次让我们休假。吃过早餐后，我漫步回到采石场中一个积满了水的旧深坑，在里面洗了个澡，感觉舒服了一些。然后，我上山眺望城市，并且做了一次默想，这是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消遣。我非常需要做这些事，因为我知道自身已经开始在压力下出现溃口。我坐了很久，思考天主的旨意，反思他在这些年里是如何看顾我的。在安宁之中，我的信心回归了，我能确切地感受到紧张情绪逐渐消失，过了一会儿，我就像一个充满信心的孩子一样躺下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了。我感到很轻松，不想破坏这段时光，于是又在温暖的阳光下坐了一会儿，鸟瞰山脚下的三号营。那座营地里有将近五千名长期服刑者，他们在我们罢工前就已经开始抗争。但他们的组织性比我们五号营好得多，而且他们可失去的更少，所以不肯屈服。

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位著名的黑社会人物，名叫“弗拉基米尔”，他在俄国全境都被视作犯罪大师。三号营中的许多人从前是军官，营地的防卫也很有章法。铁匠铺直到深夜还在制作武器，包括刀、剑和斧头。那些被察觉的“告密者”每天都被押到铁丝网的范围内挖战壕和防御工事。营地里甚至有他们自己的广播电台和扩音器以回击军队扩音器的宣传。他们拒绝任何人进入营地与他们交谈。

他们还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用自己的处境警告诺里尔斯克的居民。他们制造了一些风筝，然后将其放飞到城市上空，它们会在一定高度放出一包包传单，内容是号召自由公民帮助他们；谴责政权的残酷，指控他们是“贝利亚的同伙”；向人民发出请愿，请他们阻止对三号营的围攻，避免流血事件发生。一些风筝发出的传单不时落入我们工作的采石场，然而，凡是被发现捡拾或阅读传单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到了八月，采石场的人都累坏了。城市的建设给采石场带来了巨大的石料、岩石、沥青和混凝土需求，我们只有100人左右，却在做以前由1000名长期服刑者完成的工作。这是长久以来我最为疲劳的一段时间。

后来，在晚餐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接到通知要在第二天离开。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注意到有大批部队抵达山脚下并在此扎营，三号营的人看不到他们，但我们可以在山上的瞭望点看到他们。既然必须有人在采石场工作，他们却将我们赶走，那么对三号营的进攻显然即将开始。

第二天早上，我们被领出采石场朝南方行进。之后，我们绕过东边的山丘向北走去，到了一个先前由长期服刑者运作的一个新的大型水泥厂。在那里，我们队伍的一部分人被派往黏土坑干活，而我被分配到了水泥厂。已经在那里工作的人大多是三号营暴动的逃兵。他们决定抓住机会活久一点，而不是在暴动中被枪毙。

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三号营的条件是多么恶劣，以及“弗拉基米尔”是如何开始造反的。他们也预料到全面进攻随时会开始，并且向我打包票，暴动注定要失败。工厂内部很热，令人很不舒服。我们仍旧没有营房，只得在工厂里睡觉，所以我决定晚上就在外面呆着。我和另外几个人经常一起爬到水塔顶部，希望能看到进攻营地的场面。

次日夜晚，约在凌晨2点半，我们的守夜得到了回报。在北极的午夜阳光下，天色朦胧，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部队开始爬上山谷。他们匍匐前进，把枪支放在手肘上朝营地潜行。他们离营地还有三百多码的时候，囚犯敲响了警报——但不是因为他们。将军又一次发动了双管齐下的攻击：有士兵在冲击营地大门，囚犯并没有注意到山谷里的那些士兵。

囚犯们冲向建好的掩体，对来自大门的进攻发动反击。与五号营那次不同，士兵这次毫不犹豫地开枪了。坐在卡车上的士兵在轰鸣声中穿过大门，在穿越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开火。就在他们穿越营地进行部署时，山谷那边的部队也冲了进来，他们穿过铁丝网涌入营地，从侧翼发动了进攻。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光是看着这一幕，就让我们想起自己先前的遭遇。

枪声一停，卡车就运来了医生、护士和担架工。很显然，整个行动被预料到是血腥的，军队对长期服刑者丝毫没有手下留情。我们亲眼目睹一些囚犯在被驱赶到一起后，用刀子剖腹自杀。水塔上同我们一起的一个人说，其中一个自杀者就是“弗拉基米尔”。

当我们从水塔上下来时，军队已经开始将被抓的囚犯装上卡车运往水泥厂。这些人被堆叠在卡车上，头夹在膝盖之间，双臂交叠在头顶，并且处于严密的看管之下。卡车在轰鸣声中穿过水泥厂区，向冻原的方向驶去。毫无疑问，这些人被押往山中的另一个营地，和往常一样，有传言称这些人被简单枪毙了。后来我们确实听说，对三号营的袭击中有78人被打死、150多人受伤。不过，那是我们通过劳改营的小道消息打听到的，因此数字可能被夸大了。

我们在工厂里住了一段时间，仍然住在厂房里，在夜晚，哪里睡得舒服就在哪里睡觉。但三号营正在接受清理和修复，长期服刑者被逐渐送回工作岗位。最终，我们被编队绕着城市朝五号营的方向返回。我们望着远处的五号营，内心百感交集。

这在某些方面就像以前的返校节。我们又见到了老朋友，但这个曾容纳过5000多人的营地里如今只剩下1000多人, 看起来空荡荡的。只是出于好奇，我在营地里游荡了一番，回忆起暴动的那几周发生的事。营房全都被修整和粉刷过，几乎没有留下丝毫战斗的痕迹，也没有人对此多说什么。人们受到警告，任何关于暴动的议论或者挑起新事端的企图，都意味着立即被转移到刑罚营，或许会遭受更严厉的处罚。

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衣服上不再有编号了，而且这里有了一个小商店，我们现在可以用工资——每月大约100卢布(10美元)购买食糖、面包、糖果和烟草等东西。营地还出台了一项新的减刑规定：工人如果一天的劳动量超过了他分得的定额，就能减刑三天。事实上，暴动委员会的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落实。

伙食也变好了, 囚犯现在可以每月给家写一封信。我决定试试给家乡写信。当我把写往美国的信交上去时，官员们都很惊讶，他们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最后他们把我叫了过来，对我说新规定只适用于给国内居民写信。

我回到五号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的弥撒用具。没有人见过它，不过有一个在戈尔斯特罗伊的机床工作的人答应为我做一个小圣爵和圣体盘。他还告诉我，维克多神父还在四号营，依然在戈尔斯特罗伊工作。不幸的是，我被分配到一个负责在诺里尔斯克市区挖环卫沟渠的小组。但我还是安排了一个在戈尔斯特罗伊工作的人与维克多神父取得联系，请他尽可能为我收集必要的物资——面包、酒、亚麻布等。本周结束时，我已经准备好了自己所需的一切。维克多送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欢迎我回来，很高兴听到我安然无恙。

我现在是五号营中唯一的司铎，这里有许多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立陶宛人以及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此外，由于劳改营有了更多的自由，履行神父的职责就变得容易多了，所以我一直忙个不停。除了听告解、做弥撒、分发圣体外，我开始给人们安排避静，而且做了很多灵修方面的咨询。

我发现维克多还在装订所的办公室里工作，这令我又惊又喜。我时常安排在那里做弥撒。那个以前协助我做弥撒的俄国人斯米尔诺夫也在五号营，他每天都去望弥撒，凭记忆对祷文做出应答。米沙依旧在这里的医疗中心工作。实际上，他直到战斗的最后一刻都在救死扶伤。暴动一结束，他的上司就回到了医务室，医生不分囚犯和自由人，都在这里夜以继日地救护伤病员。

此外，米沙一直与维克多神父保持着联系，他再次对我说维克多想见我。米沙每周都要去戈尔斯特罗伊视察急救站，所以他说会尽可能安排我和维克多见面。有一天我的生产队没有工作，米沙安排我和戈尔斯特罗伊生产队的一个成员交换班次。那个人很高兴，因为他得到了意料之外的一天休假，而我则很高兴有机会与维克多神父见面。

这么做依然是有风险的，但我在他的小棚屋里陪了他一整天。晚餐时，我在人们休息时为一些工人做了弥撒。在我离开之前，维克多给了我新的葡萄干、祭饼和其他弥撒用品。

这些天在五号营的生活算得上是愉快的。食物的质量提高了很多，额外的食物也很容易得到了。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情景，虽然钱不多，但那是我自己的钱，我感到自己仿佛自由了。我走进营地商店，用自己的钱买了一整块面包！然后，我坐下来一口气将它吃了个精光，想着自己可以回商店再买一点——只要我愿意的话。

然而，这种生活在1953年10月突然结束了。我在五号营待了一个多月，此时米沙告诉我，卡耶尔坎（Кайеркан）的矿区正在组建一个生产队。他许诺会设法将我从名单上除名。官员仅征用最优秀、最健康的工人，米沙说他会想办法修改我的病历。三天来，人们陆续从诺里尔斯克周边的其他营地来到五号营，显然是要组建一支规模巨大的生产队。

第三天，米沙很遗憾地告诉我，他没能修改病历。他说我可能会去卡耶尔坎，但问题在于没人愿意去矿区，有些罪犯甚至以自残的方式防止自己被派去那里。结果，官员们对病历展开严格检查，凡是能被他们按规定划为健康工人的人都会被征用。万不得已时，我加入了一个声称知道如何制造高血压假象的团伙。我觉得，为了远离矿区而吞下肥皂或切下一个脚趾，对我的健康是不值得的，但我愿意尝试一下。

就在体检前，我们去澡堂洗了个热水澡，水温恰到我们可以忍受的热度。其中的诀窍就是拼命屏住呼吸，直到你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仿佛随时都会爆裂。然后立刻冲向医疗中心。如果你运气好到能马上见到医生，你的血压读数就会高得很危险。这样一来，你将被免去几天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医生会在你的病历上写下“高血压” 。有的人侥幸逃脱了征用，但我从医生那里拿到的是降血压的处方以及派往卡耶尔坎的通知。

据说我们之中大约有400人被选入了矿区。我们领取了毡靴以外的冬装，在五号营外面接受检查，然后穿过城市来到了铁路调车场。那一年在十月就已经冷得要命了，我们站在调车场内等待登上杜金卡-诺里尔斯克铁路的小型窄轨车厢，此时大风不断撕扯我们的棉袄。很多车厢里没有供暖，过于老旧，连木板都开裂和变形了。

卡耶尔坎大约位于杜金卡-诺里尔斯克铁路的三分之一路段处。小火车在刚刚下起的大雪中穿行，绕过祖布戈拉（Зуброга）——诺里尔斯克城外的一座富饶的矿山，驶入空旷的郊野。然后，列车在一个只有两三间棚屋的小岔路停靠了很久。我们在车厢里不停地原地踏步，努力使血液保持循环。最后，我们发现列车是在等人来清扫前方的路轨。大雪已经转为暴风雪，列车花了将近三小时才行进了十五里，终于抵达卡耶尔坎。

这座城镇是一座典型的矿业城镇，一切事务均以矿区为中心，火车站离矿井不到半英里。火车站本身规模很小，但庞大的铁路调车场里有十几条铁路支线，用于承载来自矿区的运煤车皮。这里和扎帕德纳亚一样，有一座朝杜金卡方向延伸了好几英里的山脉，而矿区入口就开凿于这座山脉的山坡中段。工作井基本上是水平的，而不是纵向的。卡耶尔坎的劳改营位于火车站和矿区入口之间，所以它可能距我们下车的车站不过400英尺。

我们赶紧在漫天大雪中排好队，然后急匆匆地穿过了营地大门。负责运送的警卫仅仅是把我们的证件交给营地官员，随即登上了返回诺里尔斯克的火车。我们一进营地便被分为两组。一半的人去俱乐部办理手续，其余的人去了澡堂。

检查的程序差不多用掉了一整夜时间：登记、根据工作资格分门别类，以及例行的洗浴、理发和消毒程序。不过，最花时间的是严格的体检。这里的营地官员不相信我们带来的病历。如果有人被发现有恙，那么此人就会被送回诺里尔斯克。他们不希望这里的矿区存在任何无用之人。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俱乐部里，第二天才被分配到营房。在卡耶尔坎这里，新来的人并没有被立即分配到生产队，我们被转交给一个特别的主管，他将我们安置在临时营房里，在此期间我们将接受采矿理论、采矿实践以及安全规则的培训。我们还从图表上了解到矿区的整体布局。这些课程从上午九点进行到十二点，中间有十四分钟的休息时间，下午则从一点进行到三点。整个培训历时三周，培训结束后我们必须参加口试和笔试。

在这三周内，教官还带着我们进了三次矿区，每次都是在不同的班次，他向我们展示了矿区内部的实际情况，以及操作流程中的每一个步骤。当我们考试合格并签订遵守矿井安全规定的承诺书后，终于被分配到了一个生产队。当天下午，我们就从初级营房搬到了生产营房，并在次日开始工作。

即使在矿井里，空气也是非常寒冷。地面被冻得很坚硬，巨大的通风装置在井下制造出巨大的风，以防止瓦斯包的形成。因此，我们在矿井里一年四季都要穿冬装——内衣、上衣、棉袄、裤子、毡靴、围巾和头盔下的毛皮帽子。有些人喜欢在工作中穿靴子而不是毡靴，但如果穿着靴子，就必须不停地走动，不然脚会冻僵。

通常情况下，任何时间段里都有大约八个工段在主工作井之外工作。从运送我们进山的车厢下来后，我们沿斜坡走了大概四分之一英里进入工作井，井内的支撑木是用厚重的梁木搭建的。为了防止木材腐烂，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木材都经过了粉刷。为了防止暖空气从主井口进入工作区将冻结的地面融化，大约每隔150码就有一个隔板。我们很快从那座工作井进入工作区。实际上，始终有两个工作井是与煤脉平行的：一个工作井是用于将煤运到收集仓的传送带网络，另一个位于煤脉的另一侧，用于运送支撑工作井的木材。

每条煤脉上方都有一层3英尺厚的页岩，页岩的上方是砂岩。横穿煤矿脉的工作井约有90码宽，但没有一条工作井能一次深入120码以上。当工作井接近这个长度时，我们能听到顶棚上的砂岩发出枪声一般的开裂声，还有巨大的岩块相互摩擦所发出的尖啸声。在我们身后，工作井的一些支撑木会在砂岩的重量下断成两截。

随着矿井的长度不断增加，这样的噪音越来越多。沙子开始从顶棚落入矿道里。那是一个危险的征兆，生产队长会马上命令我们将设备从井里拉出来安置在侧井里。没过多久，整个顶棚就会急速崩塌，并且将空气冲出井外，如果不卧倒的话，这股冲击波会使人撞上岩壁，将他的肋骨撞碎。巨大的支撑木会像火柴棒一样折断，冲往各个方向，偶尔会在我们卧倒时撞上我们头顶的岩壁。

有时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一想到自己被困在矿井里，顶棚从头顶塌下来，我就会瑟瑟发抖。随着矿井日益变长，一些工人出现了严重的神经性疾病。顶棚塌下后，我们会沿矿脉绕行15码，在两个辅助井之间切开一个新的工作面，然后重新开始工作。我们会一次深入矿脉中约10或12码，将孔洞填满火药，装上雷管，然后发起爆破。

之后，我们将炸出来的煤块击碎，然后把它们铲进铲运机线路里，铲运机会把它们拖出来，倒在通往上方料斗的传送带上。矿井立即被直径24英寸的木料支撑起来，每根木料相距约一码半。但是，首先必须把顶棚上的页岩敲下来。否则，由于地面的解冻，页岩和砂岩之间的空间内会形成积水，如果它塌下来，可以把一个安全帽直接砸成两半。

有一天晚上，我差点就被砸死了。那时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切口，为的是给铲运机的绞车预留空间。我注意到顶棚上的板岩没有得到很好的剥离，我对此不放心，于是向工头报告了这一情况。“别担心，”他说，娴熟地观察顶棚，“明天之前不会出事的。”我和另一人一起铲出一堆板岩和煤，我敢肯定，每当我看着那块顶棚，裂缝越来越大，沙粒不断落下。我紧张起来，又提醒了一次工头。他检查了一遍，认为已经够安全了。他告诉我，我们必须完成切割并把铲运机安置好，因为上白班的工作人员即将开始爆破。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清除顶棚上的板岩。

我们还是很紧张，为了在工作时尽可能远离顶棚的危险，我和搭档拿起了长柄铁铲。我们都知道板岩掉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那是糟糕的一夜，直到白班的工作人员于7点45分报到上班。我很高兴能够离开，我向刚来的工人和大队长指出了有问题的顶棚。“你们最好赶快搬一些木材下去！” 我说。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始工作，整个顶棚就塌了。有一个中国人被压倒了，他的脊柱断成了两截。他存活的时间还算长，其他人得以将他送往矿区医院。

尽管工作很危险，但营地本身的条件几乎比我到过的任何营地都好。诺里尔斯克周边的发电厂和熔炉亟需这些煤矿的煤炭, 这些煤炭还会从杜金卡出口到国外，换取农业机械和工业设备。因此，官员希望囚犯能够有效地工作, 所以他们尽力让生活能过得下去。

营房内部的环境很好，床铺干净舒适，食物也不错。除了食堂的普通食物配给外，在大门边上还有一间我们和自由工人共用的餐厅，我们可以在那里买一顿餐食。这样的一餐包含肉、麦粥、烙饼和甜点，还有蛋羹或苹果干，有时甚至还有西梅干。这样的一餐很贵，但十分划算。你还可以在这里的餐厅和营地商店买到糖果、饼干、香烟和其他奢侈品。

无论是囚犯还是自由人，矿工领取的工资大体相同——每月约3000至5000卢布（300至500美元）。但政府会从囚犯的工资中克扣一定比例，劳改营又会扣除一定比例的食宿费，所以我们的实际工资是每月100至300卢布（10至30美元）。有了这些钱，我们可以购买食物和其他奢侈品，还能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农民那里买到洋葱和大蒜——这些农民获准向矿工出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

每个人都在尽可能购买这些东西。它们既是维生素的来源，也是坏血病的预防用药，这里的坏血病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更为泛滥。我注意到它集中在我的手臂和腿部，那些部位会出现蓝色斑点，而且变得像熨斗一样沉重，身体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我连走路都很费劲。尽管营地的条件不错，但卡耶尔汗的囚犯总是疲惫不堪，脸色苍白，从来休息不够，永远累得要命。

我们还可以从那些在矿区与我们密切合作的自由工人那里获得额外食物。有时他们会直接给囚犯中的朋友送礼物，而且只要我们给钱，他们就乐意到城里买我们所要的东西。因此，营地大门的检查在一个班次结束后往往比平时更严格。警卫会让生产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营门前脱光衣服，看我们是否走私肉类或黄油——伏特加尤其受到注意。

一间劳改营中的面包房

在一次搜身中，一个来自立陶宛的年轻警卫在我的衣服里发现了一个写有祷文的小本子，上面用拉丁文写着整场弥撒的事项。他本想没收它，但我求他不要这么做。因为他是立陶宛人，我向他坦白了自己的司铎身份，告诉他这是弥撒的祷文，我说：“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他悄悄把小本子递回我手上，然后放我通行。

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在意我在这个劳改营里所做的司铎工作。我有一两次受到了审讯员对“颠覆性活动”的警告，但我每天都会做弥撒并分发圣体，每周都与几伙囚犯谈话，为他们讲道、开讨论会，甚至还做了一些避静。除我之外，在卡耶尔坎劳改营还有三位司铎。

其中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卡斯帕神父，他曾在杜金卡和四号营同我住在一起。我一到这里，他就前来欢迎我并安排我去做弥撒。还有一个立陶宛人——亨利神父，他又高又瘦，头上有几块秃了，蓄有灰色的髭须和山羊胡子，他被捕前曾是一名修道士。亨利不在矿区工作，而是在一个营地里当勤务员，因此，他的营地成为生产队在矿区时最适合做弥撒的地方。他还收到了很多立陶宛人送来的包裹，这意味着他的营房也是一个蹭饭的去处。

最后一位是尼古拉神父，他是一个高大的乌克兰人，体格健壮，声音轻柔。他也曾是一名修道士，不过属于东仪教会。他在营地里的乌克兰人中很受欢迎，他们愿意为他赴汤蹈火。事实上，他们中最出色的是一个名叫德米特里耶夫的乌克兰人，他是一个瘦小的黑发男子，长着一个尖鼻子和一捋山羊胡。德米特里耶夫在囚犯中人脉最广，是一名了不起的平信徒传道员。

由于宽松的政策，这里的囚犯感到自由多了。令人惊讶的是，由于外部的迫害没有了，现在有很多人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是“被容忍的”或者至少是被姑息纵容的。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我们甚至在劳改营举办了聚餐庆典。虽然警卫们知道这些事，但他们假装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会在下午五点左右进行晚间检查，不过仅仅是告诉囚犯不要太过喧哗。

每个宗教团体都会在这些节日里分到一个单独的营房。一间营房是东仪天主教徒的，另一间是东正教徒的，第三间则是浸信会教徒的，以此类推。由于囚犯的精神，我们甚至可以安排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不用在宗教节日工作，作为报答，他们会在官方节日里替不信教的人上工。这些人在为庆典布置营地时，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才智。他们用床单遮盖营房里的长桌，用种种办法从营地餐厅弄来碟子、银器和酒杯，还准备了用碗盛装的各种民族菜肴。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拿来了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有腊肠、通心粉、肉类、黄油和其他美味佳肴。

在这些日子里，每位神父都在不同的营房里做弥撒。在卡耶尔坎，我近十五年来首次为整座营地的人做了一场“公开”弥撒，他们当时还唱了起来！难怪警卫要告诫他们保持安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参加了圣体圣事，之后，我在弥撒后的聚餐上做了一次很长的讲道。

用餐前，我们给食品降福，用俄语做起了庄严的感恩祈祷，然后用圣水给营房降福。随后，我们的聚餐开始了。威士忌在营地是被严令禁止的，但是在这种场合，威士忌在餐桌上随处可见。就连警卫也会进来喝上一杯，吃上一口节日食品，他们再次警告人们保持安静，然后就出去了。他们从来不向官员报告这些事。

在卡耶尔坎这里，许多囚犯的刑期即将结束。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从劳改营被释放。为了替补那些离开的人，不断有新的囚犯被送过来，你可以从疲惫的脚步、手脚活动的方式以及严重的坏血病认出人群中的老囚犯。下班后，很多人会搭乘运煤的传送带升到矿井上方，而不是徒步返回，这本是被严格禁止的。有一天，我在搭乘传送带的时候睡着了，结果落到了煤仓上面，煤块如雨点般砸在我身上。所幸我没有被砸死，而且很快就逃了出来。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如今，最悲惨的案例就是那些本来过几天就会获释，却在矿井中死去的人。所有人都在谈论和思考这个问题，有些人光是一想到这个问题就几乎精神崩溃，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下矿井，他们害怕的是，自己好不容易活了这么多年，却在到达终点前死去。这种紧张情绪并没有减少事故，事实上，事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有一天，七人在爆破过程中的闪爆中死亡。这一伙特殊的工作人员当时正在爆破一个新切口，而且是在通风不良的密闭空间里工作。在这种环境中，你能感觉到空气中刺鼻和闪亮的煤尘。实际上，他们当时身处工作区外一个本应是安全的矿井中，却被爆破后的闪爆灼烧而死。

劳改营死者的骸骨

我在听说这件事后不寒而栗，因为我也在某天遇到了这样的事。当时我们完成了一个新切口，准备进行爆破，所以我被派到安全井上方，以防止有人进入该区域。不知怎么的，我在黑暗中迷路了，站在工作井新切口的正对面。爆炸声突然响起，我被炸飞到井道的中段——我的身体被抛了起来，撞上了矿井顶部的一根木料。我昏迷了两个多小时，所幸没有被炸死或炸残。

到了1955年的春天，一个名叫雅诺斯的年轻立陶宛医生在卡耶尔汗的医疗中心告诉我，如果我还想活下来，就必须离开矿区。我对他说，我的刑期只剩三个多月了，或许我能够坚持到最后。他告诉我，除非我离开矿区，否则不可能活下去。雅诺斯是个中等身材的小伙子，长有一头栗色的头发和一副红润的脸颊，留着一点小胡子。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他了解自己的责任，决意为我当前的状况做点什么。

在这里，工作分配表每三个月换一次，而不像其他营地那样每月更换一次。春季工作分配表到期之后，雅诺斯在我的病历卡上写下一串长长的病史，其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疾病——并非所有这些疾病都是我曾得过的。不过毫无疑问，我的身体已经明显变得虚弱了。雅诺斯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下周的主日弥撒时对我说，下周的勤务簿上应该不会有我的名字。但在官员在营地宣读名册时，我还是被点名分配到了矿区。

那天早上我遇见了雅诺斯，他很生气。他叫我当天先去上班，但他会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那天早上我们正要排队离开营地时，他跑来追上我，然后叫我回营地。接下来，他就去医务室把我的名字记在了当天的病人名单上。

上午10点左右，雅诺斯冲进营地医生的办公室，那位医生当天上午正与镇上的三名自由人女医生开会。雅诺斯挥舞着我的病历卡，质问主任为什么没有被免去我在矿区的职务。他喊道：“如果他死了，我就举报你! 我不会再负责任了。正是我写了这张病历卡，而且建议免去他的职务。如果他死在矿区，我就把所有人都举报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病历卡扔上桌子，随即走出房间。

那位主任医师连忙追到走廊里把他叫回来。他被吓坏了。尽管医生怀有世上最善良的意愿，但他们知道在劳改营根本无法对病人尽职尽责，因此，他们不希望市委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调查。主任医师直接陪雅诺斯找到工头，将我的名字列入了即将更换的名单中。

那天，雅诺斯在医疗中心办完事后找到我，说我已经正式脱离矿区了。我很高兴，这个消息让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坚强，更有活力了，我对雅诺斯的感激之情再深也不为过。

第二天，我被正式分配到一个在马场工作的生产队。生产队长让我独自一人上夜班，因为这是一份“轻”工作，我要从晚上六点一直干到早上六点。我的工作就是打扫卫生，给马匹添水，打理畜栏，晚上清理马厩并给马喂食，到了早上再重复这一套工作。尽管工作时间很长，但其实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我是自己的管理员，可以小憩一很长时间，由于远离矿区的瓦斯和灰尘，我的健康状况几乎立刻开始好转。

我们的马厩里只有八匹马和六个骑手。这些马被专门用来在冬天拉雪橇，将物资——炸药、机械、工具和木材运往矿区，或者卸下火车运来的物资和食品。马匹年轻而好动，它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每天都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

在流放地运送物资的马队

骑手们也很年轻，他们大多是农家子弟。起初，我有点害怕马，他们教我如何驾驭马匹、如何给它们套上马具以及如何清洗它们。然而，有一匹名叫瓦什卡的小蒙古马却让我几乎束手无策。它是一匹健壮的白色小种马，身上有灰白的斑点，它的畜栏是马匹中最大的，因为他像骡子一样总是乱踢，而且还咬人。他额头两侧的眼睛总是闪着红光，我确信这匹马疯了。最初的两个晚上，我连喂饲料时都不敢靠近它。只要我一踏进它的畜栏入口，它就会咆哮起来，恶狠狠地踢踏墙壁和大门。

就这样过了几天，瓦什卡的骑手在一天晚上对说我：“老瓦什卡这些天有点不对劲。他似乎不像往常一样有劲，我根本没法让它拉车。” “好吧，我承认，”我说，“我没法进去喂他。每次我想进去，它都差点把我的脑袋踢飞。我可不想在刑期只剩两个多月的时候被一匹疯马踢死。”

我以为那位骑手会生气，可他却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他告诉我，他会教我如何对付瓦什卡。他大步走到畜栏前，大声喊起马的名字，跟个赶骡人似的骂骂咧咧起来。瓦什卡一脸惊恐的样子，他没有踢踏或用鼻子喷气，而是小步后退到畜栏的角落里，眼睛闪着光。“看，这再容易不过了。”骑手说，“你得先下手为强，比他更凶更狠。来，试试吧！”

我并不太喜欢这个主意，但我用一只手拿着一桶燕麦，朝瓦什卡的畜栏走去。我开始大吼大叫，同时挥舞起那只空闲的手，拼命喊出一切自己能想到的东西，并把老瓦什卡的名字插在每一句话的中间。这招果然奏效了，瓦什卡露出一副怯生生的表情，红着眼睛缩在畜栏的一个角落里。我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把燕麦倒进食槽里，随后走出畜栏，关上身后的门。自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真正的专家，与瓦什卡打交道时再也没出麻烦了。

大约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我被叫去劳改营办公室，并在那里得知我将在10天后获释。他们在先前检查我的记录时，发现根据新规定，我的刑期因额外劳动而减少了三个月，因此我实际上只用服十四年零九个月的刑。于是，在我的空闲时间里，我开始了又一轮体检以及与各获释事项相关的繁琐文书工作。

在我离开前的那天晚上举办了一个欢送会。这可以算是卡耶尔坎的传统，因为已经有很多人从这里离开了。人们发起募捐，每个人都想办法帮了点忙，有人给了3卢布，有的人给了5卢布，还有人偷出一条新棉裤和外套送给我。那一夜，我们去营地大门附近的自由食堂占了几张桌子，接着聊了很长时间。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建议，他们告诉我要去哪里，去看谁，去哪里寻找事先出狱的老朋友。作为回报，我承诺如果能在附近见到他们的家人，就会尽可能去拜访他们。他们给了我一些便条，上面写有出狱的预计日期，并且让我转交。

次日清晨——1955年4月22日，我醒了。我想自己在当晚完全没有睡着，单纯是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在15年后获得自由了。大约九点时，工头来叫我，然后把我带到克格勃办公室。我在那里待了约两小时，签文件、填表格。我以为可能会有麻烦或是又一场审讯，但一切无非是例行公事。他们公事公办，对我的关注度不比对其他囚犯的关注度更高。

尽管如此，我依旧十分紧张和焦虑。我穿着一双旧毡靴、一件新棉袄和一条新裤子，还戴了一顶带有棉护耳的帽子。我所有的私人物品都在几年前遗失了。在上午的文件办理程序中，其中一名克格勃的人交给我一封信和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是索尼娅的，她是我从前在阿伯丁时的教友之一。她在1949年给我寄了照片，而我今天才拿到它们。我把两张照片和我口袋里的50卢布(5美元)塞到一起，这50卢布是我在世上的全部财产，其中包含我剩下的工资以及昨夜聚会上收到的筹款。

我一直在等候克格勃的指示，但他们只是开始事无巨细地对我的新身份做出说明：当你离开劳改营时，你不会得到护照，而是会得到一份所谓的“获释文件”，这是一份说明你已经服完刑期的证件，还有一份用于证明公民身份的报告书。一个囚犯有可能是完全获释并得到改造，也可能是不完全获释，比如我这种情况。作为一名被定罪的间谍，我得到了一份所谓的“限制性证件”（приложение паспорта）。

由于限制性证件，你能生活的场所是受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你能赚多少钱也是受到限制的。比如，当时有一项极为丰厚的极地奖金，名为“极地津贴”(заполярье)，特别发给那些在西伯利亚北极地区工作的人。那是政府为了吸引工人来这个严寒的边疆地区而出台的奖励政策。一个人在这里工作的时间越长，奖金就越多，假如他在西伯利亚工作5年，就可以获得两倍于工资的奖金。

由于受限制的公民身份，我没有资格享受这份极地奖金。我也不能住在自己我想住的地方。我未获准居住在任何“政权城市”，即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塔什干这样的大城市，也不能住在任何边境城市，根据他们的预测，我可以从那些城市出国。我只有在得到政府的明确许可后才能访问这些城市，而且访问时间不能超过三天。另外，由于限制性证件，我在任何城市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警察报告，并且登记我在那里的住所。

保存于苏联档案中的齐赛克神父文件

官员对我说明了所有的事项，然后检查了我的劳改营文件——那大概是第一百次检查了，他们叫我带着获释文件去诺里尔斯克的警察那里报到。在那里我将得到一套正式的身份证件。1点半，全部事项都完成了，我最后一次走出劳改营大门。习惯性地走了大约十五步后，我停下脚步等候警卫。囚犯和警卫们都望着我笑了起来——被释放的囚犯中十有八九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已经完全习惯于囚犯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不知道该如何像自由人一样走路。我的双臂垂在两旁而不是折在背后，我感觉十分奇怪。我盯着营地看了很久，仿佛是要阻止自己离开，然后将手插进口袋，朝卡耶尔坎方向走去。火车站内停了一列火车，我登上车厢，没有人注意到我。所有的一切都令我难以置信，仿佛一部电影的画面在我眼前陆续展开，仿佛这是一场随时都会醒来的梦。

列车员是一名女性，她查收了我的车费。我原以为她会问我一些问题，或者找我麻烦，但她只是礼貌地微笑着。我坐在座位上看向窗外，差点就哭了出来——我被当作自由人对待了。我一直在等候什么事情的发生——或许有人大声喊叫，或许有人阻拦火车，又或是有人用手对我指指点点——但什么也没发生。我坐回原位，望着山脉与矿区，望着从料斗里涌出的煤与劳改营——接着，火车启动了，我踏上了前往诺里尔斯克的旅途。

（第三章《诺里尔斯克的劳改营》完）

尽管距我上次看到诺里尔斯克才过去两年，这座城市已然改头换面了。它不再是一副边陲小镇的模样，而是有了一座城市的样子, 这要归功于囚犯建设的那些楼房和工业。诺里尔斯克的人口到1955年已经超过12万，而那些有幸得到住房的人，大多居住在原先的劳改营营房，以及我在五号营协助建造的五层公寓楼里。

工业，比如我们在二号营修建的大型BOF工厂，以及我们在四号营修建的巨型联合工厂，恰好位于诺里尔斯克最醒目的地标——施密提哈的山脚下。主干道——十月大街（Октябрьская）从那里向西穿过老城区，直抵列宁广场，这是一个交通环岛，而列宁广场的远方就是新城区的起点。列宁广场的西边是塞瓦斯托波尔大街（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ая），这里有警察局、新的医院、学校、剧院和百货商店。与塞瓦斯托波尔路平行的街道上矗立着五层的砖石公寓，印象中我曾参与过它们的建设工作。

两年前，我离开诺里尔斯克所经过的是一条窄轨铁路。如今，我却是经由一条宽阔的、标准轨距的铁路来到这座城市，这条铁路是在过渡时期建成的。斯大林式的巨型机车停放在调车场内，它们曾是欧洲大陆上的烧煤怪兽，现在已经移送到北方使用。

到站后，我从车厢内走出，不知为何，感觉这里的空气比卡耶尔坎更温暖。然而，到处都是沾染了工厂烟尘的厚厚积雪。我还是一名囚犯时就很了解这座城市，如今作为一个自由人在城市中行走，却感觉很奇怪。那是一种奇特的感觉——骄傲和紧张交织在一起，既有成就感也有失落感，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我手里有两个地址，一个是维克多神父的住址，他在两个月前从四号营获释，住在主干道——十月大街旁；另一个是一个原囚犯的住址，他是一个名叫拉迪斯拉斯的波兰年轻人，曾邀请我去诺里尔斯克找他。十月大街我离最近，于是我就走上那条路，经过体育场和剧院，沿老城区的主干道行走，一路上只是看了看商店和楼房，我觉得身着囚犯棉衣的自己看上去衣衫褴褛。然而，我看到大多数人的衣着和我一样，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也是囚犯。

在体育场外，我看到了一个由铁皮棚屋、小房子和窝棚（балок）构成的非正规聚落，曾有大量中国人居住在这里，故诺里尔斯克人称之为“上海城”。我到达铁轨分岔通向发电站（ТЭЦ）的侧线处，并穿过了十月大街，按照维克多的提示向左转。

距林荫大道约200码的地方，是另一个由旧木板和板条箱搭建的木板房和棚屋所构成的非正规聚落，这里的房屋一个挨一个地搭建在一起，简直就像一连串多米诺骨牌。墙壁通常是双层的，由薄薄的废旧木材制成，其间填满了充作隔热材料的灰烬。较好的棚子外面覆盖有柏油纸、黏土或者灰泥。

这里的房屋没有门牌号，所以我在第一个窝棚前停下来寻找维克多。住在里面的人家把我带到附近的一处聚落，后来我终于找到了维克多神父的窝棚，它位于一个养兔场的中部，看上去摇摇欲坠。他与另一位司铎——内隆神父住在一起，内隆神父是我在卡耶尔坎工作前从那里获释的。他们的房间里有两张床，被一个祭台隔开——这个10×10英尺的小房间同时也是他们的小堂。

他们很高兴见到我，我也和他们一样高兴。他们在小电炉上给我做了一顿饭，那个小电炉既可以用来做饭，又可以给屋子供暖。然后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的话。他们不同意我去别的地方，所以当晚我们在两张床之间的空隙放了三张椅子，我将自己的棉袄和裤子充当床垫。早上一起床，我们就把床铺清理干净，然后准备做弥撒。

到了六点半的时候，那个小房间里有十到二十个人在望弥撒。每逢主日，不仅是这个房间，连门外的走廊都挤满了人。为了容纳越来越多的信众，维克多和内隆每个周日都要做两场弥撒，而且在每场弥撒都要讲道，每场弥撒的参礼者可能有六十人以上。因此，这个房间实际上就是一间堂区的主堂。

首日的弥撒过后，我按照指示和维克多去警察局登记。我上交了证件，然后警察给我登记，给了我一套身份证明。他们再次对我由于限制性证件（приложение паспорта）而受到的限制——我的“有限获释”身份，做出了解释。他们还添加了一个新的改动。由于我的政治指控“58: 6”针对的是间谍行为，我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我必须住在他们规定的地方，在当前情况下，也就是诺里尔斯克。如果我想去另一座城市，只有在得到许可且有一个合适理由的情况下才可以，比如健康问题。总而言之，我并不像自己在离开卡耶尔坎时所想象的那样自由！

他们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但他们坚称我必须在内务部（MVD）登记册上留下住址，里面记录了这座城市里每个公民的住址。我对他们说，我和维克多住在一起。我的名字就这样被登记在警察局的户口簿上，然后记录在维克多的“房屋登记簿”上，那是每个房屋持有者必须持有的注册证书（有点类似于驾照），里面写有他家中所有住户的名字，现在我被正式登记入册了。

我在维克多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在此期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和一处自己的住所。与此同时，我还结识了维克多的堂区教友和邻居。唱经班的指挥名叫路德维希，与他的妻子和十几岁的儿子住在与维克多家相邻的窝棚里。他是个矮小黝黑的男人，样貌有些蒙古人的特征，对教会事业极为热诚，在每天早上去做锅炉维修工的工作前，他都会在弥撒中领唱。他的妻子尼乌拉也是一个矮小黝黑的人，两颊通红，性格热情。与诺里尔斯克的大多数女人不同，她在白天不工作，因为路德维希的工作是这里所急需的，他的工资很高。所以，尼乌拉很乐意花时间做神父的管家和小堂的管堂。

就在维克多家后面的一个窝棚里，住着两个立陶宛妇女——尼娜和柳德米拉，她们照顾着一位年老体弱的希腊东正教司祭——福马神父。他常常在一大早为她们做弥撒，在那之后，她们就会过来参加我们的弥撒。她们在十月大街的外科医院工作，平时帮我们修补衣服、擦洗地板，还从医院厨房为我们拿来食物。

一周之后，我仍旧没有找到住处和工作。最后，我拜访了自己在矿区结识的五个波兰年轻人，他们以前是囚犯，如今住在联合工厂附近的一间单身汉营房里。他们作为应急救援队在该地区的矿区工作，工作范围远至卡耶尔坎，近至山中的旧扎帕德纳亚，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得随叫随到。他们有一个约10×12英尺的房间，五人全都住在里面，但他们邀请我与他们同住。

他们中的一人需要一直待在值班岗位上，所以安排我睡在值班员的床上。而且，营房里有一间可以提供优质饭菜的餐厅，所以我不用继续向维克多神父讨饭吃——由于没有工作，我没钱去餐馆吃饭。这并不是最好的安排，但我觉得，这总比挤占贫穷而慷慨的维克多的生活空间要好，所以决定搬去与他们同住。

同时，我去见了那个波兰年轻人——拉迪斯拉斯。他当时在BOF的实验室工作，他告诉我，几周后工厂会有一个职位空缺。他对自己的上司讲了我的事，确信能为我争取到这份工作。

我仍旧每天早上去维克多家里做弥撒，但在主日，我会带着维克多所给的装满弥撒用具的旅行箱，到一个旧营地去做弥撒，它曾是五号营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城市居民区的一部分，上午9点，我在那里为另一个波兰人“堂区”做弥撒。在弥撒前，我会先听告解，在弥撒后主持洗礼和婚配，参礼的人数不断增长，因为人们发现我在每个主日都会去做弥撒。

我始终不肯为自己的这些工作收取钱财或薪俸，但他们想做些事表达感激之情。既然我不收钱，他们便请我至少接受一些衣服，换掉我还穿在身上的劳改营囚服。他们把我带到了列宁广场远处的新城区，那里的一条街上有新开张的店铺：一间很像超市的大型食品店（Гастроном）、一间很像百货商店的工业品店（Промтоварный магазин）还有一排出售特产的商店。

我很惊讶，尽管是在西伯利亚，这些商店里的货物看上去种类齐全。当我开始买衣服的时候，才发现买到自己真正想要的质地与尺寸是多么困难。实际上，人们认为，店员帮你买到你想要的东西以赚取额外的钱财，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我只好拿了一件过小的大衣，因为这是我能拿到的最合适的尺寸。我买不到带领子的衬衫，也买不到低帮鞋。由于没有任何适合我的鞋，我只能满足于一双小一码的且令我很不舒服的鞋。店里仅有的几双胶鞋都太大了，直到我付钱让店员再去找找，他才找到了适合我的尺码。

一天早上，维克多在我来做弥撒时告诉我，我有可能获得一套至少能住上几个月的公寓。他“堂区”里的一户人家告诉他，他们的邻居要外出几个月，如果我们能在当天做出答复，他们就可以安排我住进那间窝棚。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做完弥撒后就与维克多前去安排这件事。

那天晚上，我和维克多一起回家，协助他办了一场“荐度仪式”（панихида），也就是安魂弥撒，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俄罗斯追悼仪式。仪式是吟唱出来的，大概需要四十分钟。在场的所有人都将圣歌记住了，因此每个人都在吟唱。仪式期间，祭台上摆放着一盘蜜粥（кутья）——一碗混有葡萄干的米饭，在仪式结束后将由所有人分食，还有死者家属奉献的饼干和蛋糕。仪式结束后，我和维克多神父一同留下过夜，第二天早上的弥撒过后，我去了我的新住所。那是一间小窝棚，但是有三个房间——一间约3×5英尺的小厨房，一间刚好够放两张床的卧室，还有一间小客厅。它是一间私人住房，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行动基地，我每天都在这里为日益增长的信众做弥撒。我继续在周日做弥撒，但主日弥撒的地点是旧五号营外的波兰人营房中。

几天后，在我安顿好新家后，拉迪斯拉斯来告诉我，BOF实验室的主管想见我。BOF即大型选矿厂（Большая обогатительная фабрика）的简称，它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差不多坐落于半山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城市。当我于次日早晨到达时，拉迪斯拉斯已经在那里等候，然后他带我上二楼，实验室就在那里。我们先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和主管确认工作，我在那里等着。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带我穿过走廊走到了主管的办公室。主管是个三十多岁的瘦女人，长有一头黑发和一双黑眼睛，一副精美的五官和漂亮的脸蛋。“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拉迪斯拉斯说，“这是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 她站起身，绕到她的办公桌前和我握了握手。她请我坐下来接受面试，我讲述了自己的出身背景，坦率地承认自己没有任何经验——“但我需要一份工作，而且愿意工作。”

阿纳斯塔西娅微笑起来。她说自己很乐意收留我。直到获得一些经验前，我将在实验室里担任拉迪斯拉斯的助手，她问我对每月1100卢布(110美元)的起薪是否满意，如果工作出色的话还有200卢布的奖金。我差不多被说服了，并向她表示了深深的感谢。她告诉我，她希望我明天就开始工作。

第二天早上8点前，我穿着自己的好衣服去上班，因为除了在劳改营里穿的那套棉服外，我没有别的衣服可穿。实际上，我本可以乘公交车到BOF的门口，那天早上我却步行去上班。这是我身为一个自由人的第一份工作。不过，回到身为囚犯时所建立的BOF，并在一份薪水不错的新岗位上尽职尽责，这件事却令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拉迪斯拉斯已经在实验室里等着带我参观。实验室由四个大房间组成，每个房间都有两个工作台、两个电炉、水槽和所有必要的化学设备。每个房间里有三个姑娘在那里工作，她们对矿石样品进行铜和镍含量的测试。这些测试样品被装袋、贴上标签，然后归档，以备日后参考。实验室里一共有四十个姑娘，每个房间有十二到十三个，除了我和拉迪斯拉斯之外，整个部门只有三个男人。

其中一位是我不太熟悉的首席化学家和指导员。另外两位，马克西姆和巴希尔，他们是和拉迪斯拉斯一样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其他班次的工作。我和拉迪斯拉斯一起上白班，那是规模最大的班次。马克西姆是一个神经质的、焦虑的俄罗斯人，负责四点到十二点的班次。乌克兰人巴希尔负责十二点到八点的班次，但与马克西姆不同，他十分随和，无忧无虑。

我的工作只是让姑娘们持续提供必要的化学品和原料，然后将完成的测试结果存档。拉迪斯拉斯说，这些测试结果必须保存至少一个月，为的是对那批矿石进行深入测试，或者防止出现精炼后的矿石中铜和镍的含量与我们的测试结果有出入的情况。

如今我在诺里尔斯克定居了，一切似乎都进展顺利，我决定再试试给家里写信，这是我15年多来所写的第一封信。在维克多的建议下，我先去了诺里尔斯克的克格勃办公室，询问这是否可行。我解释说，我自1940年起就没有给家里写过信了。负责的克格勃特工说，这不归他们管，而是归警察（милиция）管。他让我去找内务部（MVD）的主管谈谈。

有一天，我在内务部的办公室等了将近4个小时，终于在下午的某个时间见到了主管。当我再次解释自己的情况时，他同情地聆听着。我告诉他，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写过信了，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活着。主管相当友善，并且说他不反对，甚至还教我如何在信封写地址，以确保信件的投送，然后给了我一个用于海外通信的特制信封。

我必须在信封上写下的地址，与我自认为正常的顺序相反：先写上国家的名称，然后是州、街道号码和姓名，用俄文和英文各起一行写上去。然后，在信封的最下方，我用俄语写上了自己的回信地址。我将信写给我的姐姐伊万杰琳修女，因为我还记得她的地址——如果她还住在那里的话。

我不确定是否有人会收到这封信，所以写得言简意赅。囚犯们告诉我，冗长的信件永远不会过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被获准在给家人的信中写“活着，身体健康”。无论如何，在我知晓信件是否会寄往美国之前，写上太多信息也没有任何意义。警察主管向我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我还是把信写得很短。我在信上签下了非常简单的署名“你的兄弟，瓦尔特”。

那天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伯多禄，一个来自乌拉尔地区并在铁矿工作的小伙子。因为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他邀请我到他家去喝酒。在谈话中，我告诉他，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机会。他叫他的妻子卡嘉做了一些俄罗斯饺子（пельмени），然后拿出伏特加庆祝。“啊，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沃洛嘉，”他说，“你得让我们庆祝一下！”

由于我错过了午饭，伯多禄的妻子坚持要做俄罗斯饺子，我无法拒绝他们的好意。卡嘉在厨房干活的时候，我和伯多禄一起坐了下来。首先，我们得先为美国干杯。于是，伯多禄往两个酒杯里倒满了伏特加。我们举起酒杯，一起为美国干杯，然后高呼：“Ваше здоровье!” （为了您的健康！）喝伏特加——至少是西伯利亚常见的伏特加——唯一的喝法是把杯底翻过来，两口喝完，然后把一块黑麦面包紧紧捂在鼻子底下，深吸一口，将脑袋里的酒气清除。我们把玻璃杯里的酒喝干了。

为美国干杯后，我们又为我的家人、好消息和发薪日干杯。然后卡嘉带着用俄罗斯饺子所做的美食进来了。她与伯多禄说起他们计划在这里的极地工作五年，积累大额的极地津贴，为的是攒起一笔积蓄，然后回到乌拉尔购置一间房屋和农场。“你知道吗，沃洛嘉?” 伯多禄说，“很快你就要给我的第一个儿子施洗了！” 我向他们表示祝贺，我们为此干了一杯，庆祝会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伯多禄举办一个小型庆祝会的主意让我吃了一惊，但在那个周六的夜晚，我还得面对另一件喜事。我答应要为拉迪斯拉斯和他的未婚妻拉雅证婚，他们曾发誓会一直等到我离开劳改营，让我主持仪式。周六晚上七点，我前往拉迪斯拉斯的公寓为他们举办婚礼。

那是一个漂亮的住所，位于新城区的共青团街，在那幢新五层公寓楼的四楼。内部有两个大房间，装修得很有品位，现代电器应有尽有。他幸运地得到了它，实际上，公寓并不属于他，他是在BOF的另一位主任出差期间暂住于此。在诺里尔斯克，没人愿意腾空或闲置自己的公寓，由于城镇的物资供应极为短缺，抢劫是常有的事。因此，那位主任让拉迪斯拉斯在他外出期间接管他的公寓。

拉迪斯拉斯和他的未婚妻当然很乐意。现在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所，可以举行婚配了。因为他们是波兰人，所以结婚仪式是用罗马礼办的，我办了一场婚配弥撒。每个人都为聚会拿来了一些东西，为了准备这场庆典，拉迪斯拉斯和拉雅一个月来一直在逛商店和采购，因此，这是一个悠长而美妙的夜晚。

同时，我在BOF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发现工作很有趣，这里的人也很友善。我在BOF还没工作多久，那里的大部分姑娘就知道我是司铎。她们未必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尊重，但如果我迟到或者由于婚礼、洗礼等原因不得不提前离开，她们都愿意替我顶班。主管本人——阿纳斯塔西娅，对我特别友善。还没过一个月，她就问我是否愿意上夜班。我很乐意，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把自己在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做传教活动。

不过，实验室里的姑娘偶尔会到我的办公室谈论宗教。有一天晚上，塔莎迟疑地走了进来，她是一个娇小而活泼的俄罗斯人，像大多数俄罗斯女人一样有一头梳得很直的栗色头发。她听说我是司铎，想知道我是不是俄罗斯人。我告诉她我不是，我是美国人。这令她费解，她所认识的神父只有俄罗斯人，而且她完全不知道弥撒既可以用拉丁礼也可以用东方礼这样的事。

每当塔莎和我谈起这件事，她都会在别人进来时离开房间，等到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再来找我。这开始激起我的好奇心，我认为她一定是在引出某种话题。终于，她在一天晚上坦白了。她说：“我想请你为我丈夫办一场荐度仪式 (安魂弥撒)。” 此时轮到我大吃一惊了：“你结婚了？” “是的，我丈夫差不多在一年前去世，我想让你在他去世的周年祭上办一场荐度仪式。” 然后，她就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

她的丈夫曾在BOF的工厂工作，负责矿石的研磨。有一天，他的机器出了一些故障，为了节省时间，他试图在机器运转时对它进行修理。他滑倒并落入了机器的钳口里。他被搅碎并和矿石混在了一起，不得不就这样被掩埋了。这是一个凄惨甚至是可怕的故事，因为当时他和塔莎结婚才三个月。我同意办荐度仪式，接着，塔莎还要求我为她的小儿子施洗。那天晚上，我和她一起徒步走回家，在现场与她的父母一同做起了荐度仪式，并安排在主日给她的儿子施洗。

这是俄罗斯家庭的一件大事，所以家里挤满了客人。在东方礼中，洗礼是浸入水中三次，整个仪式差不多要花费四十分钟，在洗礼的最后要行坚振礼。仪式结束后，很多客人都上前请我为他们的孩子施洗。我的工作量就这样无休止地增长起来。

另一个晚上，在我整理几批化验单时，宁雅悄悄走进了办公室，等我为她答疑解惑。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是一名共青团员，而且嫁给了一名党员。“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她说。“当然可以。”她犹豫了一下问道：“你是神父吗？” “是的。”“不是开玩笑吧？”她要我发誓。我笑了起来.宁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一直在读一本借来的《圣经》，那是我时不时从一位老太太那里借来的，书里有很多我不明白的地方。书里说，任何人想要得救，就必须受洗。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我微笑起来：“当然。”“你能给我施洗吗？”我对她的话感到惊讶，“现在是谁在开玩笑啦？” 我说，“这没那么容易，我们得从长计议。”

就在这时，有人走过走廊，宁雅巧妙地避开了。作为共青团员，她不想在和司铎谈论宗教时被人发现。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开始询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受洗礼？” 对于她的焦虑，我只得微笑着说：“好吧，等我知道你对天主、洗礼、救恩和其他种种事情有过了解后，就能确定你的诚意如何了。”她很着急，我先让她阅读圣经中的几篇经文，安排好定期见面的时间，这样可以开始对她进行指导。

在与宁雅夜复一夜的工作中，我从她的真诚、热情与她发生的变化中真切感受到天主的恩宠在工作。现在，她不但想自己领洗，还想让自己的三个孩子也领洗。然而，她知道丈夫会反对——他是个真诚的党员。但宁雅还是恳求我，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领洗，并保证她会以信德养育孩子们。

最后，当她的丈夫出差去莫斯科参加党内会议时，宁雅恳求我不要再拖延了。我无法拒绝。她的母亲，还有那个把《圣经》借给宁雅的老妇人也在那里，事实上，正是她是促成了这家人的受洗。我在以前从未体验过这样的虔诚。当我为宁雅施洗的时候，几乎能感觉到圣神在水中流淌，她的回应深深地打动了我。然后，我给孩子们施洗，并把我从维克多那里得到的铝制小十字架全送给了他们。之后，我们举行了一个聚会。

一周以后，宁雅的丈夫回到家，那个小男孩露馅了。他把我送给他的“礼物”——小十字架给他的父亲看了。那位父亲不是傻瓜，他立刻起了疑心，怒火中烧，威胁要将办圣事的神父抓起来。这场风波最终还是平息了，他甚至允许宁雅以信德养育孩子们。

他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记得诺里尔斯克的另一名党员，他在登上列车去莫斯科参加党内会议前，对他的妻子说，他希望他的孩子在他回来时已经领洗，不然家里就会有麻烦。这座城市的另一位高官曾经公开发表谴责宗教的严厉讲话，就在我给他姐姐的孩子施洗的那天，他认为担当这个孩子的教父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在十月和五月的重要节日期间，政府通常会颁发奖状、奖金和证书以表彰杰出工作。我在BOF工作的第一个十月得到了100卢布的奖金。此后，我在每一个奖金发放日都能得到一些东西——75卢布的奖金、证书或保险金。不过，比现金或证书更重要的是，我每次获奖时，在我的个人档案和工作文件上都会标注“优秀劳动者”（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这意味着假如我想去别的地方找工作，我总是有优秀的推荐材料，这也意味着当克格勃对我进行调查——他们仍然不时对我进行调查，他们除了良好的报告材料外，在我的记录中找不到别的东西。即便他们不为所动，至少在审讯时找不到可用来对付我的材料。

大约在此时，我也被接纳进入苏联工会（профсоюз）。基本上，每周一上午都会举行工厂会议，他在会议上，他们坚称每个人都应当加入工会。他们不断提醒我们，不加入工会就会错过相应的福利和特权。经过大家的劝说，我最终同意入会。

程序很简单。写一份标准的申请书，在当地工会会议上宣读，主席询问工会成员是否应该审议。在我这一案例中，他们同意审议我的申请书，然后要求我起立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并回答会场上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实际并没有）。然后，有人提出一个动议并获得通过，我便成为苏联总工会的成员。

每月支付少量会费，即每100卢布工资上交1卢布，我就可以享受以下特权：疾病津贴——包括免费医疗，并且在离职期间能获得60%的工资；如果我需要长期治疗，可以优先选择疗养院和休养所，只需为这些项目支付正常费用的三分之一；我在申请新工作时会得到优先考虑，工资更高的职位出现时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工会变得无所不包。会议上不仅会提到工作和劳动状况的问题，会员的私生活和缺点也得到自由讨论。举个例子，在一次工会会议上，一对年轻夫妇被传唤来说明他们的婚姻问题。两人都是共青团的领导人，据说还是优秀党员。他们看似是一对理想和幸福的夫妇，而丈夫却想和妻子离婚，因为他们没有孩子。

由于BOF的工人大多是女性，所以可怜的丈夫毫无机会。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抨击。“这是共青团领导人为年轻人所树的榜样吗？” “你娶她的时候，她对你很好，可现在你却对她越来越厌烦，是吗？” “就算没有孩子，不是还有苏联的新家庭生活规范吗？”当时的情景几乎令人哑然失笑，但是，工会对会员如此强大的控制力却一点也不可笑。

我在一天早上回到家时，发现一封我住所的主人发来的电报，内容是他们正在返家的路上。我与维克多和拉迪斯拉斯谈了一下，拉迪斯拉斯坚持一拿到他的新公寓就让我搬进去与他同住。我本不想给这对新婚夫妇带来不便，但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所以同意住进他们的两室公寓的一个房间。

维克多警告我，不要在拉迪斯拉斯那里表现得过于活跃。大多数政府公寓受到房屋监督者的严格控制，他们会将一切“可疑活动”上报警察。因此，我通常在晚上去维克多家办荐度仪式，或者去别人家里办洗礼和其它仪式。然而，我在拉迪斯拉斯的公寓里办了几次洗礼后，很快就接到了克格勃的传唤。他们让我去报到，但不是去克格勃总部，而是去市中心。

当我被领进房间时，有四个人围着桌子坐着。他们让我坐下，先是问了一些常规问题：我被释放后是如何谋生的，我与他人相处得怎么样，我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等等。突如其然地，他们切入正题：“谁允许你做传教工作？”其中一个人说：“你不知道这需要得到莫斯科的批准吗？”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吓了一跳，然后坦率地对他说，我是在做良心要求我做的事，这也是信众所需要的。

“我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在家里做弥撒或者祈祷，”我对他们说，“苏联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如果有人在我做弥撒时参与进来，我不会把他赶走。我既不是在煽动，也不是在宣传，但如果有人想来，我不会把他赶出门外。如果有人找我帮忙，只要不违反法律，我就会像一个善良的苏维埃同志那样伸出援手。”

他们提醒我，司祭收取信众的钱财是违法的。得到授权的司祭均由政府提供薪俸。“你们只用找出一起我向人要钱的案例就行了，”我回应道，“那你们就试试看吧！你们知道，你们是找不到的，假如你们能证明我收取过信众的钱，或者向信众索要过钱财，你们早就让我过来了！”

我们就那样争论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 他们给出了明确的提示，示意我应当停止自己的“颠覆性活动”。我简单地告诉他们，只要有人自愿来找我，我就会继续帮助他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克格勃对此无可非议，但是就在我们“谈话”的末了，他们警告我“小心点” 。那天晚上，我去拜访了维克多和内隆神父，把我接到传唤的事告诉他们。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最近也接到了传唤。

维克多是我们三人中最弱小的，因为他不上班。他将所有时间用于满足他的信众的需求，作为回报，他的“堂区教友”们也满足他的需求。克格勃想知道的是，既然他没有工作，那么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和内隆都有工作，我在BOF上班，而内隆是建筑工地的守夜人。维克多变得忧虑不安，这是自我结识他以来少有的现象。不过，我把自己对克格勃说的话讲给他听后，他认为我们在短期内可以蒙混过去。

实际上，此时我作为司铎的工作量已经增加了一倍。一群立陶宛人住在联合工厂后方的另一个棚户区里，他们要求我在周日为他们做弥撒。所以每逢周日，我照常在旧五号营的营地里为波兰人做第一场弥撒，然后徒步穿越城镇，为立陶宛人做另一场弥撒。我收到的洗礼请求如此之多，自己已经跟不上如此旺盛的需求了。根据我所属工作班次的情况，我偶尔会向主管阿纳斯塔西娅请假一天，这样就可以对上时间了。她从未问我为什么要请一天假，我猜她知道原因，但她往往乐意为我排忧解难。

立陶宛流放犯

一段时间以后，我变得太过忙碌，以至于只好在几个地点交替举行主日弥撒。为了满足当下的需求，我在不同的周末去城镇里的不同区域做弥撒，有时甚至打车上山去梅德维日卡（Медвежка）做第二场或第三场弥撒。我知道克格勃正在监视我，但我并不在意。只要我不索要钱财，自己就至少拥有一个可以用于争辩的论据。当然，他们没有理由在其他方面对我发难，尤其是我还得过BOF的表彰和证书。

差不多就在此时，我收到了我的姐妹——海伦和伊万杰琳修女的回信。她们在信中写道，收到我的信件令她们欣喜，并且告诉我，我已经被认定死亡了。为了使我的灵魂安息，耶稣会士在果园湖畔的神学院及其它地方办了弥撒。她们附上了她们的住址，并写道，如果我有任何需要，只管向她们索求。我把信读给维克多听，与他和别的一些人对此进行了讨论——他们鼓励我写信。

结果，我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索要衣物——鞋子、袜子、衬衣、手套——一整套服装。当然，我可以继续使用现在的衣服，但我想弄清楚包裹是否可以过关。维克多对此相当乐观，因为他在以前一直收到从波兰寄来的包裹。但是根据我在五号营中的经历，给波兰写信是一回事，给美国写信是另一回事。

这段日子里，诺里尔斯克周边只剩下一座劳改营。其它劳改营早已关闭，尚未获释的囚犯被送往别的地方。留下的劳改营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而他们在某些方面相当自由。政治犯住在劳改营的营房中，但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来到城镇工作，并且在岗位上与其他人自由地打成一片。到了1958年，这个劳改营也被关停了，刑期未满的人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就这样，旧劳改营全部解散了，营房也被改造为工人的住所。

然而，随着劳改营的关闭，很多盗贼和犯罪分子流窜到繁荣的城市之中，他们也这样进入了诺里尔斯克。许多奸诈之徒变成了投机者，食品和住房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黑市。但是，更危险的是那些转向暴力犯罪的团伙，抢劫和盗窃成为常事，几乎每天都有谋杀事件发生。在城市的某些地区，天黑后的街道不仅危机四伏，而且是致命的。

比如说，我们的许多乌克兰“堂区教友”所居住的旧营地，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站的距离超过半英里。他们的孩子，特别是下午段期间（下午2点至晚上7点）在校的孩子，在无照明的街道上总是处于危险之中。有人向警方投诉，但是在诺里尔斯克市当前的情况下，警方早已忙得不可开交。

于是乌克兰人组成了自己的“自卫队”。每天晚上，有三到四个人在旧营地周边最险恶和最容易出事故的地方巡逻。如果他们发现有不认识的人在附近游荡，就会二话不说当场杀死他。为了警告其他盗贼和罪犯，接下来他们会把死者扔在路中间，在他胸前挂上牌子。这种做法残忍而有效。

乌克兰人也以其他方式组织起来。他们的宗教性变得锋芒毕露。事实上，他们顽强地坚守宗教，将其视作民族遗产和传统的一部分。在他们的营地里，乌克兰人举办盛大的婚礼和洗礼仪式，毫不隐晦地展现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一位领袖去世后，乌克兰人组织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葬礼，引领葬礼队伍的是200多人的唱诗班和一个用鲜花和绉纱装饰的大十字架。

他们从营地出发，在前往墓地的途中徒步穿过城市的主干道，一路大声唱着“圣哉天主”（“Святый Боже”） 。游行队伍沿着十月路前行，阻碍了交通，最前方是十字架和唱诗班的引领队伍，后方是扛棺材的人，再后面跟着一大群吊唁的人。主干道——十月大街的人行道上的人们，对如此大规模的宗教游行感到震惊。当棺材经过时，一些路人在自己身上划了十字。

乌克兰人在公墓用圣歌完成了整个安葬仪式，然后，他们列队回到死者家中吃了礼节性的一餐，并以传统的方式表达敬意。事后，克格勃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为的是查出整个事件的组织者。维克多神父被传唤了好几次，因为克格勃知道他在乌克兰人中间工作。他受到了严厉的盘问，克格勃将他的行为视作“颠覆性活动”和“煽动性活动”，以这些指控威胁他。

维克多其实很担心。他开始怀疑，或许自己离开诺里尔斯克会更好。我请他稍待时日，因为他在诺里尔斯克还有很多可做的事，冒些风险也是值得的。

1956年的春天，拉迪斯拉斯收到一封我们所住公寓的主人的电报。他说他即将回家，所以我只得开始寻找另一个住所。这一次，我几乎立刻就在十月大街对面的另一个小棚户区找到了一个地方，这要归功于维克多神父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名叫汉斯的德国机械师。汉斯刚刚搬进新城区十月大街的管理者公寓，那是一栋现代化的两层公寓。他要去莫斯科住一段时间，回来后，由于职位的关系，他可以挑选一间新房。因此，汉斯和他的妻子玛格丽塔主动把他们在棚户区的那座装修过的窝棚让给我住。

我很高兴能得到这个住所，这意味着我近一年来第一次得享独居。次日早上我就搬了进来。搬完家后，我在前去BOF报到前小睡了几个小时，于是什么衣服都没穿就躺在床上。由于汉斯已经提前几天搬走了，房间里很冷，但我懒得生火。几天后，汉斯过来查看我的情况。他发现我躺在床上，当他试着叫醒我时，发现我有明显的发烧症状。

汉斯立即通知了维克多神父，维克多赶紧过来帮忙。维克多看到我病得这么重，就安排住在他隔壁的一对立陶宛姐妹来照顾我。她们曾经照顾过一位年长的希腊司祭福马，但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变得过于糟糕，最后返回乌克兰与亲戚同住。维克多和汉斯协助我徒步走过四五个街区，到达维克多和那对姐妹所住的棚户区。他们给了我一些阿司匹林和热茶，我在第二天早上就感觉好多了。

姐妹俩分别是五十三岁的尼娜和三十八岁的柳德米拉，两人都没有结婚。她们的屋子虽然很小，却是一尘不染，屋子完全被粉刷一新，厨房和主卧室之间的墙壁刚粉刷不久。与她们同住的日子里，她们确保我的进食又好又有规律，让我的衣服始终处于干净的状态，因而我可以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不久后，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前几年好了很多。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第一个从美国寄来的包裹。那是我的姐妹寄来的一个大箱子，里面有两套西服、两件上衣、两双鞋、衬衣、袜子以及其它衣物——包括一件教袍。我已经拥有一套完整的、包含所有礼仪颜色的祭衣，全都是教友制作的，还有弥撒所需的亚麻布。我把衣服分给了维克多神父，他比我更需要这些衣服。他在得到衣服后十分欣喜，而我大喜过望：这表明从美国寄来的包裹会完好无损地送到我的手中。

整个夏秋季节，我们三位司铎都在竭尽全力地工作，比先前更忙碌。我们当下所做的越多，日后要做的也更多。然而，就在1957年初，我又被克格勃传唤了。他们这次明确要求我停止司铎活动，这是“最后”警告。维克多和内隆也被警告停止他们在信众中间开展的“未经授权的活动”。他们认为这确实是对他们的最后警告。回家后，他们认真地讨论起离开诺里尔斯克的事。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就我们的未来讨论了很久。

结果，我很不情愿地同意，内隆和维克多离开诺里尔斯克前往乌克兰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我们的许多乌克兰“堂区教友”已经回家了，他们的信件显示那里的需求和西伯利亚这里的一样大。维克多和内隆认为，他们回国为乌克兰的热心教友服务，总比在这里遭受束缚，乃至因逞能而被捕更有意义。

因此，内隆神父不久后便离开了。他抵达乌克兰后，就会将自己的情况以及他们会合的地点告知维克多神父。维克多留下来协助大斋期和复活节庆典的准备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朋友那里听到庆典的事，这些活动的规模逐年扩大。然而，在1957年复活节过后，维克多决定不等内隆的消息到来就动身前往乌克兰。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他的精神状况在不断的监视威胁下日益恶化。

如今的我依然是忙碌不堪。我不仅继承了维克多的小堂，还接手了他的信众。每周日的八点钟，我在小堂里做东方礼弥撒，然后在十点钟又做拉丁礼弥撒。每场弥撒前都有告解，弥撒后还要举行洗礼和婚礼。只要有时间，我会尽可能在旧五号营做一场主日弥撒，或者在联合工厂后面的旧营地里为乌克兰人做弥撒。

周日，我实际在做完弥撒后要忙上一整天——给房屋降福、为过于幼小而不能去教堂的婴儿施洗、主持婚礼，给病人分发圣体等等。平日里，我每天早上六点做弥撒，然后，假如我在BOF的工作班次允许的话，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办荐度仪式或恳祷仪式（молебен，圣母的祷文，一种流行的敬礼活动）。

那年夏天，柳德米拉和尼娜收到了亲戚的来信，他们在信中恳求姐妹俩返回立陶宛的家。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她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保持小堂的清洁、整理亚麻布、在我忙得不可开交时照顾我的个人生活。我对她们说，如果她们想走的话，我就买下那间窝棚。她们已经收到了一份购买申请，况且，要求她们奉献窝棚肯定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为了不占用小堂当前急需的空间，我也不想搬回维克多的窝棚。

于是我和姐妹俩一起去了ZKU（译者注：此处俄文版缩写为ЖКО，即жилищно-коммунальный отдел的缩写，正确的缩写应为ZKO），也就是住房管理局，填写了文件，并以我的名义签了窝棚的房契。之后我帮她们收拾行李，尽管目送她们离开使我感到遗憾，我还是送她们启程前往立陶宛。诗班领唱路德维希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饭。我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因为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信众一起工作。

没过多久，一个小团体在某天找到了我，他们踌躇不前，询问我是什么类型的神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天主教司祭，但属于东仪天主教。他们自己是东正教徒，但是看到我在信众中间工作，于是带着设立一个东正教堂的计划来找我。他们准备向莫斯科写信求取许可，但他们需要一位司祭，所以想请我帮忙。我基本可以断定莫斯科不会为这种事颁发许可，所以我叫他们写信，姑且同意帮忙。

没过几天，克格勃就把我斥责了一番，质问我为什么在受到严正警告后继续“煽动信众”。我鼓起勇气回答，我没有煽动任何人，是信众自己来找我，请我担任他们的司祭。我说：“只要不违法，我不会拒绝帮助任何人。这些人了解法律。他们正在写信向莫斯科请求许可，所以我凭什么拒绝他们呢？”

然后我们简单谈论了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区别。克格勃建议我为当地的报纸写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提供教会和教会活动的具体信息。我不知道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也许是想让我看上去脱离了罗马，现在是宗教问题方面的独立权威，或许他们会用这篇文章嘲笑宗教，向年轻的共青团员展示教会的做法是多么古怪和迷信。不管怎样，我知道他们不怀好意。

于是我给了他们几个书名，他们可以从中查阅有关教会和教会活动的信息，但我说：“我不会写任何文章。” 他们用一个强烈警告结束了我们的谈话，要求我我停止宗教活动。“我们以后不会再警告你了, ”他们说, “但你如果继续做下去，我们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教友们当然对此毫不知情。当我从克格勃总部回来的时候，居然发现有四五个人在我的窝棚前耐心地等着我，他们都是来申请洗礼的。我完全没心思对他们说我因政府的命令而无能为力，所以先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记在了笔记本上。那周我在BOF上白班，所以我安排在次日晚上，也就是周六去拜访他们。

五个预定行程中，有三个位于诺里尔斯克的不同区域，有两个在梅德维日卡（Медвежка）的山区。因此，我在周六下班后立刻在诺里尔斯克做了两场洗礼，然后打车去梅德维日卡履约。虽然当时的雪很大，但我还是准时赶到了。那里的洗礼结束后，另一家人求我给他们的孩子施洗。我向他们道歉，说自己在诺里尔斯克还有一个预约。他们恳求我当晚再来一次，说他们会支付来回的车费，他们不断地恳求，直到我最后同意才罢休。

但是，从梅德维日卡下山的途中，出租车在暴风雪中被困住了，我在诺里尔斯克的预约迟到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动身返回梅德维日卡。出租车司机认为我疯了，只载我往山上开了一段路，我只好徒步走完剩余的路程。我在凌晨2点才到那间屋子，那一家人依然在等我。最糟糕的是，这是周六的夜晚。我在凌晨5点才步行回到诺里尔斯克，恰好是在主日弥撒告解开始的时间。

诺里尔斯克城区

事实上，我在那年冬天是如此忙碌，以至于始终没有点燃窝棚里的炉子。当我在家时，只是为了取暖和做饭才把电燃器插上。同样是在这个冬天，我的姐妹写信告诉我，她们已经与国务院取得联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将设法带我离开俄罗斯。这个主意让我一时兴奋不已，但我对此没有抱太多念想。我觉得自己的一生注定要为我在俄罗斯的“羊群”尽心尽力，他们正如吾主所说的那样，活得像一群没有牧人的羊。克格勃要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吧，上主已经向我证明，他就是我的牧人。

此外，就人事方面来说，克格勃官员不止一次以威胁或劝说的形式告知我，我再也见不到美国了。我几乎就要相信他们的话。在收到我的姐姐海伦先前的那封信，也就是那封写她试图与国务院取得联系的信之后，我决定核查自己的公民身份状态，然后申请国际护照。当时在诺里尔斯克的一些中国人和其它一些地方的人拥有这样的护照，所以我就给州（область）首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信。

我如此写道，我不认为自己是俄罗斯公民，但我觉得自己理应得到的权利比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获释囚犯更多。几天后，内务部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过关于护照的信，我说我写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方面通知我们，”特工说，“你不需要国际护照，因为你被视作俄罗斯公民。”

“凭什么？” 我说，”我没有护照，无法在各区域间自由迁移...........”

“好吧，”他说，“我们可以给你一本俄罗斯护照。”

“我对俄罗斯护照不感兴趣，”我抗议道，“如果我拿了俄罗斯护照，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俄罗斯公民，我会失去美国公民身份。”

“那又有什么差别呢？”他没好气地说，“反正你也回不了美国！”

当时我完全相信了他的话，而且我本可能继续相信下去。不过在后来，有些事情起了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发表了谴责斯大林的演讲，一封半公开的信件，被秘密地向诺里尔斯克的所有工人组织以及像BOF这样的大工厂的工会宣读。信的部分内容是谴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对未来的改革以及条件的改善作出了许诺，内容的整体基调是明快的。

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明白斯大林体制意味着什么——隐秘的恐怖、午夜后的敲门声、无审讯的警察活动等等。总而言之，工人们都被这封信的极大地鼓舞了，就连我在听到这封信的内容时，也感觉如释重负。你可以感受到办公室里人的态度变化。会后，人们满怀希望，三五成群地谈论着新时代、新政策和新局面。所以现在，当我的姐姐写到美国大使馆为了让我离开俄罗斯所做的努力时，我感到一阵兴奋。但我还有工作和信众要照顾，所以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然而，就在我姐姐的信送达几天后，一个警察来到我的窝棚，要求查看我的护照。

“我没有，”我告诉他，“我只有警察给的这个身份证明”

“啊，你真的应该拥有一本护照，”他说，“或许，你最好去总部把这件事处理一下。”

大约一天后，当我到内务部总部时，他们一开始问了很多问题，填写了很多空白表格。我当即怀疑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会面开始变得更像是一次审讯，而不是常规的护照申请。“你为什么坚持当美国人？”审讯员问道，接下来他赞美了共产主义的伟大成就。“那好，”我说，“看看诺里尔斯克吧! 那是共产主义的样板吗？民众没有房屋，住在棚户区，买菜要排几个小时的队。那是什么样的生活？”

他被我的话惹火了。他指责我刻薄，说我是个煽动家。我回答说，我并非刻薄，只是实话实说，任何走在外面大街上的人都能看到我所说的事情。争论愈加激烈，他也变得直言不讳。他告诉我，他们知道我在诺里尔斯克的一切，他们知道我的背景和生平——知道我是梵蒂冈的间谍！“那么，我们就不用再谈什么实话不实话了。”他喊道。

最后，我们回到了护照的话题上。他告诉我，没有护照的话，我什么都不能做，哪里都不能去。当然，得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做出最后的决定。“现在，”他说，“我们可以给你一份临时文件，这不会影响你的案件结果或你以后的社会状态。但是，它将允许你做迁移之类的事情。”

我不想要这份证件。不知怎的，我害怕它会被理解为俄罗斯护照，意味着我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尽管这份文件本身只是短期的，但我同意成为俄罗斯公民这一事实，就意味着我不再是美国公民了。那个警察再三向我保证，这个文件不会影响我的最终社会身份。它只是让我可以像其他俄罗斯公民一样自由地迁移，因此我可以亲自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去处理我的案子。最后，我同意了，填好表格然后签署了必要的文件。他给我发了所谓的“短期护照”（краткосрочный паспорт）。

我回家后把护照给朋友们看，他们却笑了。“呶，弗拉基米尔 · 马丁诺维奇，”其中一人说，“他们最后还是把你扣住了！那是一本俄罗斯护照，它让你变成了俄罗斯公民。现在你永远出不去了！”

“他们不是这么解释的。”我回应道，与他们一起笑了起来。总之，我并不是特别忧虑——我不打算去别的地方。在诺里尔斯克这里有太多要做的事，而且新一年的大斋期和复活节快到了。

1958年的大斋期，是我成为司祭以来最忙碌的几周。在先前的数年中，我们有三位司祭，信众数量每年平稳增长。在1957年内隆离开后，这里还有我和维克多，如今只剩下我一人，工作量却比先前还要大。由于复活节是东方礼传统中最盛大的节日，即便现在人们只能在家庆祝，他们也会尽可能把仪式办得风风光光。他们说，在这个节日，就连大自然也洋溢着节庆的气息。

按照习惯，大斋期期间不举行婚礼，但我经常被叫去探访公墓，在墓前办荐度仪式，而且我将自己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在听告解和施洗上。我在棕枝主日做了三场弥撒，每场都有讲道，并宣布圣周的所有侍奉活动将从周四开始在小堂举行。棕枝主日的弥撒结束后，人们聚在一起，安排起复活节食品的降福活动。

这是俄罗斯等斯拉夫国家的一个美妙传统。在圣周六和复活节，人们会带着装满食品的篮子到教堂接受降福，东方礼传统中的降福祷文也十分动听。篮子里装满了彩蛋、黄油、猪脊膘（сало，类似于培根）、各种各样的馅饼、糖果和蛋糕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甜奶渣糕（пасха），这是一种由大量鸡蛋制成，经过特别烘烤的蛋糕，上面涂有糖霜，并且饰有十字架糖果或复活节符号。这是一家人在复活节事奉礼后吃的第一样东西。复活节篮子是传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守斋，人们在圣周期间不可食用任何肉类。

复活节食品篮子，图片中央抹有白色糖霜的就是甜奶渣糕（пасха）

因为今年只有我一名司祭，要做的事情特别多，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由男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组织复活节篮子的降福活动。我们在一个特制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诺里尔斯克城区的地图，挑出了几个规定的集合点，并且设定了相应时间段，这样一来，去不了教堂的人就可以在那里找我做食品降福。差不多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以后，我计算了一下时间：我必须从周五下午5点开始不分昼夜地工作。但愿我能交上好运，能够赶在复活节弥撒之前完成降福工作。

我在BOF请了假，自周四至下周三都不用去上班。一位友善的医生签了一份证明，说明我应该“休息”，阿纳斯塔西娅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爽快地接受了这份说明。周四，做完小堂的事奉礼后，我立即动身前往卡耶尔坎，在那里又做了一场弥撒。之后，我给堆积在大营房一个房间里的食物降福（那里的食物肯定可以装满一个车厢！）听了几个小时的告解，然后尽我所能拜访了许多家庭，给房屋降福——这是另一个复活节风俗。

我在周五回到小堂，在一整个白天听了很多复活节告解，那一周，我在每日工作后的夜晚也要做相同的事。周五晚上，在圣周五的事奉礼结束后，路德维希与我一同出发，开始了我的城市巡游。我们徒步完成了大部分行程，一次又一次穿过城市，前往许多位于偏僻地段的小棚户区。我每到一地，那里都有人等候着，即便在半夜或冰寒漫长的清晨也是如此。我们走了很长的路，而且天气和往常一样寒气逼人。

周六早上，我和路德维希回到小堂，赶上了早上6点的事奉礼。许多人留在那里过夜，为的是占一个祭台前的位置。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在周六的事奉礼结束就后一直呆在小堂里，一整天不吃东西，直到复活节午夜弥撒开始，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离祭台更近一些。事奉礼结束后，我又开始巡回降福，每隔几小时就要原路返回小堂，为那些堆满我小窝棚的食品篮子降福——每一批篮子都是新换上的。

复活节前夕，神父按照东方礼仪给食物降福

当然，这些活动不可能在暗中进行，人群过于显眼了。信众告诉我，警察曾到小堂找过我好几次，但他们并未妨碍信众，也没提到与食品篮子有关的事。幸好，那天我没有碰见警察，我们的行动路线始终没有出现交错。

周六晚上11点半，我回了家，但无法接近小堂。就连过道和我自己的窝棚也堵得水泄不通，一大群人冒着午夜的酷寒聚集在我的窝棚外。警察也在那里，但我没有理睬他们。这里几乎连挪动身体的空间都没有，但到了十二点，我已经穿好了祭衣，因为我抬不起自己的手臂，所以必须请别人把祭衣举过我的头顶——弥撒已经准备就绪。祭台上摆满了鲜花和蜡烛，为了这次活动，路德维希联系上了一位著名的老诗班领唱阿纳托利，并且召集了一批训练有素的唱经员与他一起工作。

当我唱起复活节弥撒那庄严的祭祷时，感觉小堂就要被声音炸毁。复活节弥撒是一个喜乐的开端，但信众在当晚的热情足以令我永生难忘。由于四十八个多小时没有睡觉，匆忙奔波于各地，此时的我疲惫不堪，然而，我却突然感到欢欣鼓舞，全神贯注。除了弥撒与复活节的欢乐，我没有把任何事放在心上。

内务部的人留下观察了整场事奉礼。那位老诗班领唱——阿纳托利，后来告诉我，由于担心我们会被一网打尽，起初他紧张得要命。“但你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 ”他说。我确实不紧张。弥撒开始后，我完全没有理会警察，几乎是沉浸于忘我的喜乐之中。我做了一次与复活节的喜乐有关的小型讲道，然而，由于人们动弹不得，圣体的分发无法进行下去，只好等到在弥撒结束后再分发。

事奉礼在次日凌晨3点结束，我不断向纷至沓来的信众分发圣体，直到次日早上9点。在复活节的黎明，我可以听到外面的人群，他们在回家路上大声喊出复活节的传统问候语：“基督复活了！”(“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然后欣喜地回应道：“真的复活了！”（“Во истину воскрес!”）

等到一切结束后，我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在窝棚的小桌前坐下，此时的我早已筋疲力尽。但我感到深深的满足，那一天，我体验到了一种平生少有的喜悦。我感觉到，在天主的旨意下，我终于得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俄国为他的羊群服务。“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俄罗斯，在诺里尔斯克！”——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路德维希把我摇醒了。房间里挤满了欢乐的人群，他们不断重复着：“基督复活了！真的复活了！”（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 Воистину воскрес!）顿时，到处都是人们的欢声笑语，他们叫我穿上衣服，一起去参加庆典。于是，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去路德维希家参加了传统的复活节晚餐——餐桌中央摆着甜奶渣糕，甜奶渣糕周围摆满了受过降福的食物。我们大约有八个人，包括阿纳托利和他的妻子。我们在用餐前唱起了传统的复活节圣歌“短咏”（тропарь ，译者注：亦称“圣颂”，一种纪念某个正教节日或圣徒的圣歌），然后坐下来一起品尝甜奶渣糕，人人都在诉说今日的喜悦。

传统的俄罗斯复活节晚餐

按照俄罗斯的习俗，第二天也是庆日，复活节周二亦然。在那几天，我每晚都要为一大伙人做大礼弥撒，还要为相同规模的信众做庄严晚祷。周三，我回BOF上班，那个班次的姑娘们都面带微笑，有些人甚至参加了复活节弥撒。每到工作的休息时间，我们就会聊起复活节的事。

在其中一段休息时间，大约是上午10点，一个姑娘匆忙跑来对我说，“弗拉基米尔，办公室里有人找你。” 她的眼神让我明白有麻烦在等我。当我走进主管的办公室时，见到了两个内务部的人。其中一人又矮又胖，留着小胡子，长有一只颜色不太好看的左眼，他突然向我发问：“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 “是的。” “请你换好衣服，跟我们走一趟。” 我根本没必要询问要去哪里。

在我穿衣服的时候，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特工等着我。我们直接乘车前往新克格勃总部，它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大街的现代化城区。我在一个前厅里等了将近半小时，然后那位特工又出来带我穿过几个房间，进入一个大办公室。里面有一张靠着四扇窗子的黑色大办公桌，占据了房间中央。一个高大英俊的官员站在办公桌后面，他皮肤黝黑，黑发黑眼，靠在自己的双手上，严厉地看着我。

我一言不发走到办公桌前。他冷冷地盯着我，突然说道：“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诺里尔斯克不需要你做传教工作。你明白吗？”“明白了。” “你有十天时间离开诺里尔斯克，”他说，“永远别想再回来了。”他停顿了片刻，然后用手指敲着桌子说出如下的话：“如果你试图回来，将遭到逮捕然后被关进监狱。我是这里的克格勃负责人，这是命令。” 我只是看着他，一个字也没说。又停顿了很久之后，他才冷冷地说：“你可以走了。”

我走了出去，那个陪我从BOF来这里的特工开车将我送到共青团广场（Комсомольской площади）上的政府大楼，警察总部、市政厅和监狱都坐落在那里。他把我带到四楼的办公室，然后让我坐下。“听着，”他说，“你必须在十天内离开这个城市。如果你在买机票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拨这个电话号码找我。”他递给我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便条。“两三天内，”他继续说，“拿上你的离职金，辞掉你在BOF的工作。”

“我的窝棚怎么办？” 我问道，“我需要时间来卖掉它。” “不，你不用卖掉它，”他直直言不讳，“那属于政府。现在，我们会不时检查，看你是不是在办理这些事项。” 他等我反驳，但我什么也没说。“此外，”他继续说，“你要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向内务部报告。你要住在谢弗尔旅馆（гостинице “Север”），不可在信众中开展任何宗教工作。十天后，我将亲自陪你去机场。”又一次，他等我发表意见和抗议，而我依旧不发一言。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所以我没有回BOF，而是返程回家。

那天晚上，我把“面谈”的情况告诉了路德维希和一些亲密的教友。他们十分沮丧。小堂即将关闭的消息很快在教友中间传开了。第二天一早上班时，我立即去找我的上司——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她言行谨慎，没有谈及克格勃的事，对我的离职表示遗憾，并说会尽可能帮助我。她没有在我的离职记录上写“内务部”，仅仅是记录下我被解雇了。这意味着我在下一个求职地点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那天晚上，路德维希和其他教友过来讨论如何处理小堂。我想把它拆掉，然后把祭衣和祭器送去维克多神父那里，因为这个小堂依然登记在他的名下。但人们恳求我保留小堂的原状，这样教友们至少有一个可以聚会和做事奉礼的地方。我最后同意了。我把自己窝棚里所有的家具都送给了教友们，将所有东西都清理干净后，我搬到了路德维希和他的妻子家里。

这段日子里，信众们纷纷前来拜访和告别。政府将要“把我们最后的司铎从我们身边赶走”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痛苦。尽管在内务部总部受到了警告，但我直到离开前每天都会做弥撒，并且做一些鼓舞人心的讲道。我听告解、施洗、探访病人，在最后这段日子里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

我试图购买飞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机票，但一张都买不到。像往常一样，所有航班的票都卖完了。我没有在买票方面多费力气。我知道，如果他们想让我离开，那么肯定会在意这件事。果然，内务部的特工在第八天来找我了。

“你的机票呢？”他问。“买不到，”我回答。他皱了皱眉头，用带有锋芒的嗓音问道：“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哦，你懂的，”我回应道，“反正，没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买到票。”

“你看好了，给我460卢布，待在原地别动。我给你拿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拿着机票回来了。对内务部来说，不存在满员的飞机。只要他们愿意，飞机就能腾出座位。

在诺里尔斯克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去邮局让他们把我的邮件转寄到新地址。柜台后面的姑娘突然问道：“你是利宾斯基吗？” 我犹豫了片刻。“怎么了？” “那是你的名字吗？”她继续发问。“是的，我有两个名字。” 她赶忙说：“好的，我有几封信要交给你。” 她找了一会儿，终于翻出两个从美国大使馆寄来的大信封，上面标有“特快专递”字样，还贴有大使馆的邮票。

信封没有开封，但从邮戳上的日期看，它们在诺里尔斯克邮局至少待了十天了。那个姑娘对此深表歉意，因为信封上标有“特快专递”，她问我是否愿意在不投诉的前提下签收信件。我答应了。我出门打开信封，发现一份授权我去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文件和一封信，要我去试试办理出境签证（我想“现在不可能了”）。她们叫我回信，将信件的寄达以及我申请签证的地点告知大使馆。

当晚我从诺里尔斯克向大使馆写了一封信，通知他们我已经收到信，还说我将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申请出境签证。我想，至少我不应该辜负姐妹们的好意，尽管我知道这么做是徒劳的。保险起见，我当晚去了内务部的办公室，把大使馆的信给那个一直缠着我的小胡子朋友看。

他不以为然。“那不关我们的事，”他说，“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再说吧。” 他所想的只有一件事，而且说得简明扼要。“我们明早十点准时去那里接你，准备启程吧！” 我离开内务部的办公室，回到路德维希家，参加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会，但那天晚上没人有心情参加聚会。

次日早上，我做了自己在诺里尔斯克的最后一次弥撒。小堂里挤满了人，弥撒结束后，我向教友们分发了圣体，然后正式向他们道别。我同路德维希和他的妻子一起回家吃早餐。那一天是1958年4月13日，天气依旧寒冷。十点整，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大楼入口处。我看到内务部的人从车上下来，我在他走到公寓前就提起行李和他碰面。车子开到列宁广场，然后沿十月大街左转，随着城市被我们抛在身后，我难过地对这座城市做了最后一次环顾。

对于身兼囚犯和司铎双重身份的我来说，自1946年以来，诺里尔斯克就一直是“我的国度”，离开这里令我深感遗憾。我又想到了与我诀别的人们，除了把他们托付给天主，我再也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这个念头令我难过。我对自己的命运毫无畏惧。我全心全意信赖天主的神圣旨意。当我们朝白雪皑皑的郊野进发时，我一遍又一遍地祈祷：“愿你的旨意实现。”（“Thy will be done.”）

纳迪兹达(Надежда，俄语意为“希望”)机场距诺里尔斯克将近25英里，这座机场也为杜金卡提供服务，我们的吉普车到那里用了一个多小时。机场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一座粉刷过的长方体两层航站楼，外观就像我还是囚犯时建造的许多营房一样，我们几乎看不到雪地之中的它。我在候机室里找了个位置坐下，而内务部的特工去了航空公司办事处，因为他给我“买”的机票根本不是当天的。他在二十分钟后回来了，拿着下一班飞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票。

当我登上飞机，有幸获得了一个靠窗的座位。随着引擎运转起来，我看到内务部的特工走回航站楼，因为我已经“安全”上路了。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当飞机奔驰在跑道上，我感觉自己的心怦怦直跳，随着飞机从地面上升起，我的脊梁骨上泛起了一阵寒意。我使劲向后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尽可能一动不动。我能感觉到引擎的转动声在我的脑中轰鸣，直到耳膜胀了起来。

当引擎稍稍平缓下来，飞机似乎转为水平飞行，我向窗外望去——一番壮美的景象！我们的下方是严寒的北地，到处都是积雪，山峰在纯白的背景下显现出尖锐的轮廓。不见灌木丛，只有那一成不变的白色和类似的原生态风光。我怀着真挚的敬畏之情观赏这一番风景，然后再次闭上双眼，靠在座椅上，希望肠胃的不适感消失。

随着飞机继续飞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气候的变化，十二年来，第一次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感受到了春日的温暖与柔和。简直像是在梦中移动一样。十二年前，“斯大林号”用了两个多星期才完成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至杜金卡的航程，我坐飞机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只花了四个小时。

与纳迪兹达机场的那座粉刷过的小营房不同，这里的候机楼是一座用砖石和玻璃建成的宏伟建筑，有金光闪闪的楼梯和巨大的柜台。我提着两个行李箱——我的弥撒用具和祭衣放在同一个箱子里，天气十分暖和，我的冬装没过多久就被汗水浸透了。在机场航站楼前，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根据我收到的指示，去内务部总部报到之前，我要先在谢弗尔旅馆住下，于是便动身前往那里。

出租车从机场南部驶出，经过一座名为“波克罗夫卡”（Покровка，意为“圣母的头纱”)的山丘，以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主干道——斯大林大道（Проспект Сталина），它一直延伸到城市南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站点，然后环绕尼古拉耶夫卡（Николаевка）——这是一个建在山丘上的住宅区，在山丘上可以俯瞰西边的叶尼塞河。河对面的右岸（правом берегу）是城市的工业区。与斯大林大道平行的是另一条宽阔的大道，名叫列宁大道，谢弗尔旅馆就坐落在这条道路上，临近市中心。这是一栋六层建筑，用近乎橙色的深黄色灰泥搭建而成，像巨大的石块一样被码在那里。谢弗尔旅馆的两个街区外就是市政厅，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大部分主要建筑一样，市政厅也位于斯大林大道上。

当我向谢弗尔服务台的姑娘索要一个房间时，她立刻想知道我从何处来。“来自北方（‘谢弗尔’在俄语中的意思就是‘北方’），”我说。“让我看看你的证件，”她回应道。我把我的证件、机票存根和一封诺里尔斯克警察的信交给她，她先是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按惯例把我的护照存放在柜台里，将213号房间的钥匙交给我。房间如果只住一个人，价格是每天15卢布(1.50美元)，如果我和别人共用，价格是每天12卢布。

当时大约是下午6点，我在早餐后就没吃过东西。但是，旅馆的餐厅因为装修而关门了，所以我走出旅馆四处张望，寻找人流最密集的街道，然后朝那个方向走去。天气极为温暖，可以说得上是宜人。我花了些时间寻找一家好餐厅，为的是享受闲逛的过程。经过邮局后几个街区，就在斯大林大道的街角附近，我找到了一家名叫“叶尼塞”的时髦场所。店里的菜品相当丰富，我点了一份沙拉和一些鸡汤，而没有点平常的白菜汤（щей），主菜是斯特罗加诺夫牛肉（бефстроганов）加薯条，配菜（garnitura）是豆子、酱料加上甜点。这些料理总共花去我15卢布。我一边悠闲地用餐，一边观察周围的人群，因为我无处可去，在城市里也没有认识的人。

俄罗斯名菜：斯特罗加诺夫牛肉

晚饭后，我朝邮局的方向闲逛，一路上观看斯大林大道上的商店橱窗。我一时兴起，走进邮局给我在美国的姐妹们写了一封信，将我的迁移通知她们——我没有预料到那将不是我的最后一次迁移，而且是最后一次收到她们的信。之后，我打听了内务部总部的地址，得知它就在一个街区外。我朝那里走去，但那里已经关门了，所以我最后还是走回了西耶弗尔旅馆。

当我回到房间时，发现灯亮着，另一位房客已经在那里住下了，他是一位年轻的采购员，来自莫斯科附近的加里宁。我们坐下聊了一会儿，在十点左右下楼到大厅看电视。电视画面不太清晰，正在播出的是晚间电影。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的电视只在晚间运作。比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它每天从下午5点一直播到晚上11点。首先是儿童节目，接下来一般是科学或工业节目，然后是新闻和政治或经济访谈，接着是舞蹈或音乐节目，最后是电影或戏剧，没有商业广告。11点电影结束后，我们进酒吧喝了一点啤酒，最后上楼睡觉。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不慌不忙地走去内务部总部。我去找局长，他不在。最后，我在一个特工从办公室出来时找到了他，对他说我为什么来这里，并把美国大使馆的文件给他看。他看了看文件，然后指着院子对面的一栋楼让我过去。原来那是OVIR（отдел виз и разрешений的缩写，意为“涉外签证办事处”）。

OVIR里面人山人海。我排上队，把所有的标识看了一遍，着急起来，想知道我申请去莫斯科的请求会得到什么答复。这时，一个秘书走了出来，对我们说主管的官员很忙，他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不会接见任何人。队列在怨声载道中解散了。我自己也有些厌烦，于是告诉那个姑娘，我有一些内务部授意的重要事务要办。她问我那是怎么回事，我把我的文件和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信拿给她看。她怔了一下，然后让我等着。她在几分钟后回来告诉我，主管的官员将在次日早上第一个见我。

我正要转身离开时，秘书让我到她的办公室里坐一会儿。她是一个小个子年轻女人，有一头栗色的头发和一副轮廓分明的五官。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几乎是用耳语说起话来。“你真的是美国人吗？”她问道。我告诉她我是。然后她又问我是怎么来的，我在美国的家人怎么样，等等。最后，她小声说：“他们不会放你走的。”

“这不是我自己的主意，”我说，“我在这里是因为大使馆派我来。他们要对付的是大使馆，不是我。”

“那无关紧要，”她说，“他们不会放你走的。”

我在次日早上8点前就到了OVIR。我的前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了。上午9点，当天的事务办理开始了，年轻的秘书先叫了我的名字。当我进入办公室时，她坐在官员身边的办公桌旁，官员是一个面色阴沉的秃顶男人，戴着无框眼镜，脸颊厚实，大约五十多岁。秘书会心地看了我一眼。我向这位官员打了招呼，他哼了一声作为应答。他瞥了一眼我的文件，但是读不懂大使馆的英文信，于是拿着信走进隔壁房间。他从房间出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对我说，只跟秘书嘟囔了几句。秘书拿着一撮空白文件和公文表格向我走来，那名官员收走了我的证件。姑娘让我到等候室的一张桌子上填写空白表格。她补充道，如果有任何困难，她很乐意帮忙。

这时，等候室里已经挤满了各个民族的人——蒙古人、中国人、日本人、立陶宛人、波兰人——他们都想办理出境签证。在我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约莫七十多岁的老人，几乎完全秃顶，皮肤满是皱纹。陪他一同坐在桌上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年轻女人，我以为那是他女儿。我没怎么注意他们，只是不停地填写表格。我每填完一张就把它放在一边。老人毫不客气地靠过来看我填的东西。当我抬起头来，他问我是不是波兰人。我说是。他颇为自豪地告诉我，虽然他是立陶宛人，但他能说波兰语。然后，他聊起了自己的生活以及回归立陶宛的愿望。他向我介绍这位年轻的女士是他的第二任妻子，还说他的孩子现在已经结婚了。他对自己的小儿子特别自豪，因为他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医学院学习。我感到自己有些恼火了。

最后他告诉我，他是天主教徒，然后问我不是。我承认我是。他问我有没有认识的司铎。我试图摸清他的意图，但最后还是对他说我就是司铎。他为此相当兴奋。“我们正需要一位司铎！我们这儿有一个堂区，一个很好的堂区，但是两周前，我们的雅诺斯神父，一位立陶宛的拉丁礼司铎，突然去世了。一天早上，人们来做弥撒时发现他死在祭衣间隔壁房间的地板上。” 老头子很兴奋，他邀请我去他家和堂区教友见面。我对他说，在收到莫斯科对我的出境签证申请所作的答复前，我什么也不能保证。听了这话后，他有些失落。然后，他说如果我决定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就去见他。我答应了。

我一边对话一边填表，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填完。完事后，我把表格交还那位官员，他告诉我，莫斯科最快也要三个月后才会答复我的申请。就在他把文件整理好，把我的文件递回来时，他突然说道：“我想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再也回不了美国了! 你在俄罗斯也没有活路，就像那些四处苟且偷生的老白俄一样！”

我为他公然的敌意吃了一惊，但我一言不发。我从他手里接过文件，把它们塞进大衣口袋里，然后前往邮局。在那里，仅仅是出于礼节的考虑，我给美国大使馆写了一封说明了整个情况的信，并通知他们，我已按照他们的要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申请了出境签证。

我回到旅馆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那个年轻的采购员在那里，对我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明天就要去莫斯科了，所以请我出去吃一顿“告别晚宴”。在饭局上，他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交易，而我把自己在OVIR取得的进展——或者说，缺乏进展——告诉了他。最后，我对他说，我觉得我也得买一张去莫斯科的机票。我考虑了一下午，趁自己还有护照、证件和机会，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去驻莫斯科大使馆。他举起酒杯，笑着说：“就该这样!趁你手上有这些证件的时候，趁热打铁！”

次日一早吃过早餐后，我下定决心去航空公司办事处买了一张前往莫斯科的机票。我花了780卢布（约合78美元），在那里没有遇上任何麻烦，但我能订到的最早机票是两天之后的。然后，由于无事可做，也不用着急，我就去了旅馆后的小花园，坐在长椅上感受温暖的空气，一边晒太阳一边看孩子们玩耍。

第二天，我也很安逸。我悠闲地在一个接一个商店中购物，但是和诺里尔斯克一样，虽然商店看起来满满当当，里面却没有我真正想要的东西，至少没有我想要的尺寸和质地。于是，那天下午我又在旅馆的花园里呆了几个小时，感觉自己很久没有这么悠闲和懒散了。我在诺里尔斯克的工作，尤其是最近两周的工作，对我造成的劳损比我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大，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休息的机会。次日，我去航空公司办事处查票。当天下午，一切确认完毕。可是，当我回到旅馆，柜台的姑娘说：“快去经理办公室。”经理让我立即向警察报告，他们已经打了一上午的电话了。我怀疑出了什么麻烦，所以没有急着去那里。然而，在内务部总部，似乎没人对这件事了解多少。我辗转于各办公室之间，直到最后才与局长见上了面。

他对一切了如指掌，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你要去莫斯科，嗯？”

“是的，”我说，“我买了一张票，而且今天早上查验过了。”

“好，你马上回航空公司退掉那张机票，然后回来找我！”

局长的措辞很强硬，我只得回航空公司退票。航空公司不愿意为我退票：航班已经安排好了，已经来不及取消。“你看，”我说，“这不是我的个人决定。这是内务部的命令。” 柜员一脸惊愕，然后让我去主任的办公室。主任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稳重而严肃。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她，但她还是不愿意退票。最后，我提议让她给内务部打电话。她照办了。打完电话后, 她默不作声地签下一纸退票和补偿的命令——减去百分之十的退票手续费.

当我回到内务部办公室报到，局长要我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没有对此事展开讨论，他对此毫无兴趣。他建议我尽快找一个地方住下，然后来他的办公室注册。他还建议我从现在开始别惹“麻烦”。

当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开始猜测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察觉了机票的事。我甚至开始怀疑，可能是那个来自加里宁的年轻采购员将我前去莫斯科的决定告诉了他们。之后我想起来，每个机场和火车站都有一个内务部的特工，他的工作是每天检查登记簿和售票情况，我意识到，除非得到内务部的允许，否则我去任何地方的可能性都不大。

我回到旅馆后，给我在OVIR办公室遇到的立陶宛老头儿普拉纳斯写了一张明信片。次日他来到我的旅馆，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邀请我和他去见其他教友。我去他的公寓吃了晚餐，那是在叶尼塞河对岸的一小片郊区。就在我们还在用餐的时候，堂区的老年教友们一个接一个走进来，因为又有了一位司铎，他们都喜出望外。他们说，城镇里还有一位名叫霍诺夫里的乌克兰司铎，他就住在街上。他们曾叫他接管堂区，但霍诺夫里受到严密的监视，不肯冒险做公开的弥撒。我告诉他们，我很乐意接管堂区，并且将于次日清晨在普拉纳斯家做弥撒。

次日一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过来望了弥撒，吃过早餐后，我和他们一同出发去查看堂区的情况。堂区位于河对岸的尼古拉耶夫卡，所以我们坐上了当地去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火车，然后乘公交车上山到达尼古拉耶夫卡。我们先去了山顶上的一栋小房子，这栋房子离马路的边缘很近，公交车经过时，房子里的每一件家具都会发出巨大的振动声。在这里，我见到了堂区领袖之一罗莎，她是一位高大庄重、和蔼可亲的女士，大约四十多岁。不一会儿，她的屋子里就挤满了堂区教友，他们围着我，告诉我天主如何回应他们的祈祷派来一位司铎，还告诉我有多少工作要做。

立陶宛流放者

教堂距罗莎家大约有五个街区的路程。那是一座单层的营房式建筑，内部是小堂，一个天花板很高的长长的房间，里面可以容纳超过200名信众。堂里有一个雕刻精美的祭台，墙上有苦路像，堂内的一侧有一个告解室，与常见的堂区教堂无异。祭台后面有一个祭衣间，祭衣间外还有一个供司铎居住的房间。我对这个地方很满意，想马上搬进去住。然而，教友们不希望我住在那里，他们担心我也会出什么事，就像雅诺斯神父一样——虽然没人能说清楚雅诺斯神父到底出了什么事。但在最后，他们还是劝阻了我。之后，我们将主日弥撒安排好，我同意住在罗莎家里。

次日早上，我和普拉纳斯带上我的东西去了罗莎家。我到那里还没一个小时，堂区教友们便送来了礼品：鸡蛋、自制果酱、奶酪、黄油、肉——够我们吃上一个月的食物。当晚，罗莎和她的母亲与我一同招待访客直到深夜。周日早上，我在七点就到了教堂。弥撒要到九点才开始，但教堂几乎已经坐满了。大多数人都想去办告解。到了九点，我的告解室前的队伍依然有增无减。我直到十点还在听告解，之后终于在十点半左右做了弥撒。

尼古拉耶夫卡的大多数信众是立陶宛人，所以我做了拉丁弥撒，不过这是一个大礼弥撒，信众的歌声十分动听。在弥撒上发了很多圣体，在此之后，我们举行了降福仪式。然后，我在第一个主日就办了八到十次圣洗，并在本周安排了更多的洗礼，还安排了探望病人以及指导一些孩子初领圣体。当我结束工作回到罗莎家，时间已是傍晚了。

就这样，一周忙碌的司铎工作开始了，随着我在“堂区”周边四处奔波，“额外”工作不断增加。然而到了周四下午，当时罗莎在上班，我和她的母亲在家，我听到狗突然叫了起来。我走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来了一个年轻的警察。“又来了。”我想。他先是要求查看我的护照。之后，他问我是否知道应在到达城市后的三天内去内务部注册。根据他们的记录，我并没有被注册在这个房子里。其实，他是个挺友善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警察提醒我尽快去登记，否则“他们会找你麻烦。”

第二天，罗莎去了护照办事处，想把我注册为她家的寄宿者。他们不接受她的请求，还告诉她，我必须亲自去登记。罗莎很生气，当她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也很生气。“这个地方在哪里？” 我问她。罗莎把她的“房屋登记簿”交给我，然后我就去了办公室，填写了必要的表格，并把表格拿去给柜台的两个姑娘。

我把我的护照和证件，还有罗莎的“房屋登记簿”递给了两个姑娘中的较为年轻的那一位。当她打开我的护照，发现我是美国人的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帮我的忙。另一位姑娘不停地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从工作中抬起头来，但她什么也没说。年轻姑娘在罗莎的“房屋登记簿”上盖了章，写下了我的名字，然后将所有文件和登记表的空白处都盖上了章，全程喋喋不休地询问和美国有关的事情。我交了3元钱的注册费，向她道谢。“不用谢，”她说，“谢谢你！”

如今注册完毕，我觉得更有安全感了，我在“堂区”的公开工作上所花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我把弥撒的时间表乃至婚礼和预约洗礼的名单都贴在教堂里。我不必为找工作而费神，因为人们供应了我的需要，而且这里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在雅诺斯的带领下，堂区曾一度很兴旺，现在它又恢复了全盛的状态。但是不到一个月，有传言说当局从未批准过这个教堂。这并不是官方发布的消息，但流言似乎已经传开了。

某一次主日弥撒，我在讲道结束后转身朝向祭台，感觉会众中出现了骚动，但我并没有太在意。在我弯下腰祝圣时的宁静中，我听到有人在敲门。我依旧没有在意。但在弥撒结束时，女主人等了二十多分钟才打开门。会众们安静地坐着，有些莫名地害怕。最后，女主人把门打开，说警察在弥撒期间来过，要求进入教堂。她告诉他们，门被锁住了，只有司祭才有钥匙。他们试图开门，然后绕着建筑走了一圈后才离开。

教友们坚持让堂区继续保持开放。因此，他们在教堂里开了一次会，起草了一份写给市委会的签名请愿书，要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及其周边地区为他们自己和其他拉丁礼教友设立一个堂区。我疑虑重重，事实上，我质疑这么做是否明智。然而，教友们确信他们能得到有利的答复，因为先前的请愿书是在雅诺斯神父刚去世后遭拒的，拒绝的理由是他们没有司祭。

会议结束后，一个教友委员会向市委会寄出了请愿书。在他们的坚持下，他们得到了市委会主席的约见。但是，市委会主席不给他们直接答复，也没有在必需的文件上签字。他坚称这件事归莫斯科管，他们要么把文件寄过去，要么亲自把文件拿去。

到了这个时候，教友们不想再拖延了。他们又在教堂里开了一次会，决议派一个委员会携带先前的请愿书，以及一份请求重开一座原天主教堂(现在被政府用作广播电台) 的请愿书。第二份请愿书是写给赫鲁晓夫本人的，还附有一份去市委会请愿前就整理好的名单。

作为堂区的领袖之一，罗莎与诗班领唱由信众指派一同前往莫斯科。不幸的是，诗班领唱的妻子在出发前不久病倒了，因而罗莎孤身去往莫斯科。尽管如此，教友们还是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个请愿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在莫斯科，罗莎在克里姆林宫忙活了三天，试图与赫鲁晓夫见面，但无果而终。最后，她受到了宗教部部长的接见，部长听她讲述事情的经过并收下了请愿书和文件，叫她第次日早上来听取答复。他的答复是，这种事务由地方一级解决和批准，于是责任又被推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罗莎辩称，正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方面叫我们来莫斯科的，但部长仍坚称这是地方事务。

罗莎带着这个消息回来的时候，教友们并没有气馁。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市委会现在必须批准请愿书。他们甚至继续进行先前就已开始的教堂改造工作，比如，增设一个洗礼堂和另一个告解室，如此一来它的功能就和真正的教堂一样了。

时间到了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第二个月，我在河右岸、城郊和郊区的“传教区”日渐兴旺。在叶尼塞火车站外有一个德意志人居住区，他们在我做弥撒时占据了整间营房。参加弥撒的信众超过800人，弥撒前后还有洗礼和婚礼，这些活动有时会持续好几个小时。我还为更远的另一个德意志集体农庄服务，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固定堂区与河右岸的“传教区”，所以不得不在周六为这些郊区服务。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叶尼塞河岸

事到如今，教友们已经对市委会感到不耐烦了。委员会一直在忍受官方的“踢皮球”行径，他们从一个办公室赶到另一个办公室，又从中央部长那里赶回市委会。然而，事情仍然拖着，没有获得最终的决议，于是，在7月的一个主日弥撒过后，他们又在小堂里举行了一次商谈。他们已经放弃重开斯大林大道上那座大教堂的请愿——政府显然不会搬出广播电台。但他们决定起草另一份请愿书，强调他们现在有了一位神父，这样一来，先前那份请愿书遭拒的唯一理由就消除了。因此，他们再次请求官方的“许可”。

当天晚上，罗莎和我坐在家里讨论这件事。突然，那条狗狂吠起来，用力地拉扯狗链，我们在屋里都能感觉到拉扯的动静。当时大概是凌晨一点左右，我走到窗前，看见外面停着一辆吉普车。最后，有人敲了一下侧面的窗户——因为院子里有狗，他们没法从前门进来。罗莎走出屋子让狗平静下来，三个官员朝我们走来。

他们直接闯进房子里，仿佛他们是房主一样，一言不发地四处张望。其中有几个人看上去有点醉了。最后，他们走进我的房间。接下来，其中一人问道：“谁是这儿的房主？” 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高个子男人，体型匀称，长着一张结实多肉的脸以及黑色的皮肤与头发。“我就是，”罗莎回答。他的目光始终没有从我身上移开。

“你是谁？”他对我吼道。“这里的寄宿者，”我回答，“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合法注册过，事实上，是内务部让我在这儿住的。”

“嗯哼，”他冷笑，“如果这个女人不在这里，我就会告诉你一两件事！你明天下午三点来我的办公室，听到了吗?”

“什么办公室？” 我问。

“护照管理局，”他说，“我是那里的局长。”

“为什么？” 我说，“我在那里合法注册过了。”

他瞪了我一眼。“是的，”他说，“但是给你注册的那个姑娘无权做那件事，而且她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

说完这句话，他就转身走了出去。另外两个始终一言不发的人也跟着走了出去。罗莎非常不安，我们坐在那里不停地谈论此事。她相信，这意味着堂区将在前途一片光明之时走向终结，她沮丧不已。我没有多说什么，我以前经常经历些事，所以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次日下午三点，我到了护照管理局。局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刚一进门，他又开始瞪着我。他连招呼都懒得跟我打，只是用一种严厉的语气对我说：“把你的护照给我！” 我把护照给了他。他打开护照，将我的注册划掉，重重地在上面盖了个”取消”的章，然后把它扔回桌子上。他一边这么做，一边冷冷地说：“你要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城市，否则我们就把你赶走！”

“出什么事了？” 我最后说：“我在这里注册过了！”

“那个姑娘没有权利给你注册，”他大喊道，“她为此付出了代价。”

“你以为我是谁？”我也以大喊作为答复。“我知道你是谁，”他说，“我把怎么在四十八小时内出城给你说得很明白了。还有，别忘了跟警察核实一下！”我抄起他办公桌上的护照，气得不想回答，摔门而去。

我回到罗莎家，很多堂区的信众已经聚集在一起，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他们决定立刻前去市委会抗议。我告诉他们这是没用的，我必须在早上去见内务部的人。他们依旧不满意，于是一伙人在次日一早就到市委会上诉，但无功而返。市委成员告诉他们，这件事归警察管，市委会不会干涉。

我一到内务部办公室就再次发起火来。我对他们说，他们无权采取这种行动，我是光明正大地从诺里尔斯克过来的，并且经过合法注册。“除此之外，”我说，“我想去莫斯科的时候，你们横加干涉。现在你们坚持要我离开这个城市，却拒绝给我任何理由！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特工懒得打断我，在我说完后，他完全无视了我的抗议。“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他说，“你已经受到反复的警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可以去阿巴坎或叶尼塞斯克，二选一，而且今天就得离开！”

我告诉他，那天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我离开。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买到票，他肯定知道这件事。他瞅了我一会儿，然后喊道：“那行，但最迟不能晚于明天！阿巴坎还是叶尼塞斯克？”我从未听说过这两个地名，所以问它们在哪里。当我发现叶尼塞斯克在北边，而阿巴坎在南边时，我就选了阿巴坎。“很好，”他说，“现在我把一件事说清楚：在阿巴坎，你将不可以做你在这里和诺里尔斯克一直做的事，否则你一动手就会被阻止。我说得够清楚吗？” 这话说得有些隐晦，但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我只要求他给我写一张便条，授权我在这里过夜，免得我在前四十八小时结束时被警察带走。他没有同意，但保证我不会被骚扰。

我回到罗莎家，发现家里挤满了教友。我对他们说我别无选择，我将前往阿巴坎。但我答应，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就会回来看他们，我请他们随时向我通报教堂的情况，特别是如果收到市委会或莫斯科的决定的话。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很消沉，有些人想到，市委会现在将以我的离开为借口再次拒绝他们的请愿，理由是他们没有司祭，他们为此感到痛心。

当晚他们帮我收拾行李，第二天，许多人陪着我，大摇大摆、毫无顾忌地来到火车站。那是一个炎热的七月天，我们等待着开往阿巴坎的晚班车。我一进车厢，教友们就把礼物递给我，许多妇女的眼里含有泪水。火车开动时，我静静地坐在窗口，久久凝望窗外，陷入深沉的孤独之中。我开始回想自己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这几个月：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多少事，人们多么渴望我的帮助，事情看上去进展得多么顺利，而现在...........在诺里尔斯克发生的事仿佛重演了。我坐着那里聆听车轮发出有节律的撞击声，随着光线愈发黯淡，我越来越难过。我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信众做起了祈祷，在祈祷之中昏昏睡去。

阿巴坎（Abakan）位于叶尼塞河流域南部

假如我能买到机票，本可以在五十五分钟内就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飞到阿巴坎。火车开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因为它首先驶向阿金斯克，在那里等候了很长时间，为的是满足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转乘客的需要，然后沿着叶尼塞河百折千回，不断地上山又下山，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在每个小镇都停下来装卸农产品和送货。列车差不多在次日下午六点才抵达阿巴坎。

我在站台上环顾四周，想要决定去往何方。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我看着人群从不同的方向离去，感到一阵失落。我叫住了街道对面的一辆出租车，然后急忙赶过去。然而，司机已经接到了一单生意，他说把那一单送完后再来接我。不过他提醒我，可能要等上一个小时。

我坐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群。这里的人大多是哈卡斯人，他们属于蒙古人种，是阿巴坎原住民的后裔，长着狭长的眼睛与又黑又直的头发。妇女们，尤其是年长的妇女，都穿着民族服装——下至脚踝的长裙、很长的袖子以及绣有不同颜色的短上衣，脖子上挂着珠子和饰物，戴着大耳环，辫子盘成高高的一圈，年轻人则大多身穿俄式服装或西式服装，但他们也说自己的母语。

哈卡斯人

他们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害羞的游牧民族，曾经在哈卡西亚的丘陵和多山的隆起平原放牧大量牛群，那里以前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Красноярском крае）的一个独立地区。如今牧场已经消失了，大部分都在处女地（целина）运动中得到开垦，这场运动使该地区变成了风沙侵蚀区。车站前的广场没有铺设路面，随着火车的到来，卡车、轿车和出租车四处开动，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当时是七月的第二周，天气异常温暖，所以人们的衣着都很轻便。

七点过后没多久，出租车回来了。等了这么长时间，结果开车到旅馆只用了五分钟，这是一座四层建筑，位于主干道——十月路和罗莎·卢森堡大街的拐角处。在大厅里，柜台的姑娘告诉我已经没有房间了，旅馆是为那些受邀参加哈卡西亚并入俄罗斯二百五十周年庆典的客人所预定的。当时我对她说，我是一个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陌生人，在这座城市里举目无亲，问她能不能帮我找个住所。她建议我去一条与十月路平行的街道，街道名叫“车尔捷加索瓦”（Чертегасова，意为“车尔捷加索夫街”），那里的许多家庭都愿意收留投宿者至少一夜。

现在已将近八点，车尔捷加索夫街距主干道只有一个街区的路程，这条街并未铺设路面，又热又脏，尘土漫天飞扬。我满头大汗，感觉自己肮脏又邋遢，心情失落而压抑。我来到了人民法院（народного суда），决定去那里求助。法院里空空荡荡，但我在大厅里遇到一个女清洁工，问她我是否可以在那里过夜。“不可以。”她说。“我可以睡在长椅或者地板上，随便找个地方让我睡到天亮就行，只要别让我睡大街。” 我说。她说她绝不允许此事，但有个法官会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很晚，她会问问他。

法官走了出来，我说明了自己的问题。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能让我入住，建议我最好去舍琴金大街（улице Щетинкина）的内务部办事处。我把行李放在法院，寻路到舍琴金大街，找出了内务部总部的位置。我对门口的警卫说，我是来找局长的。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然后问我是谁。我告诉他，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内务部叫我到阿巴坎居住的，我希望他们能在这里给我安排一个房间。突然间，他笑了起来：“没用的，连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公寓，必须租私家的房间。”

不过这位年轻的警察帮了我一个忙，他给了我一些独居老妇人的住址，她们可能愿意收留我。但他又说，这个时候去找她们可能会被认为很奇怪，最好等到早上再去。我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然后回头朝法院方向走去。我现在步伐缓慢，感觉非常疲惫，身上满是尘土，形单影只。我不时在沿街的一间间房子前停下脚步，询问是否可以租房，但一个空房间都没有。到了晚上十一点，我回到法院。那位女清洁工正焦急地等我去取行李，这样她才好关门过夜。

我走过半个街区到达车尔捷加索夫街，然后决定放弃。我只好任凭自己睡在大街上，向狗、盗贼和警察碰碰运气。我把行李堆在人行道上，放在别人家的木栅栏旁，然后以舒服的方式蜷缩起来。我已精疲力尽，却无法入睡，于是向那位我在阿巴坎唯一的“朋友”祈祷。

大约在午夜时分，我听到有人在木栅栏外的院子里说话。我想：“去问问也无妨。”于是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沿着栅栏走到大门处。我想起罗莎的狗，于是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小院和花园之中。我在黑暗中站了片刻，用听觉确定人声的位置，然后看到房子的角落周边有一盏灯亮着。房屋之间有一口井，那里有两个正在使用电泵的男人。

“我可以进来吗？” 我喊了一声。其中一人抬起头来，另一个穿着睡衣的人叫我过去。我告诉他，我当天下午才到城里，并讲述了自己在旅馆、法院和内务部总部的遭遇，我在街上的私宅里四处找寻可以睡觉的地方，却无果而终。最后，我问他有没有可以睡一晚的空床位。“当然，我们总能腾出睡一晚的地方。”他说。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走到街上取回行李，然后跟他进了屋。那是一幢典型的三室一厅家庭住宅，前部有两个房间——客厅和卧室，后部是两个小房间，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是卧室。那个自称斯捷潘的男人带我进了厨房对面的房间，并示意我保持安静。房间里有两张床，分别位于一扇窗户的两边，其中一张床上有一个睡着的小男孩。

当斯捷潘低声叫我把行李放在角落里的时候，小男孩醒了过来。他吓了一跳，哭着跑向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从另一个房间走了进来。斯捷潘向她说明了情况，并把我介绍给她。我立刻看出她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她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早，我试了试内务部总部警卫给我的地址，然而一无所获。我回来的时候，斯捷潘正在等我，并与我低声交谈起来。他对我说，他的妻子对我的出现感到不安，尤其当我告诉他们我是被内务部叫来阿巴坎时。斯捷潘说，她想让我离开这个家，但他坚持要我留下来，直到我找到住处为止。

次日早上，我的运气也没好到哪里去。中午时分，斯捷潘带着一张告示回家，那张告示原本贴在火车站旁市场的告示板上。上面写着，一个塔拉斯·谢甫琴科街44号（Тараса Шевченко 44）的房间正在招租，有兴趣的人可以向斯维特洛夫申请。我连午饭都没吃就匆忙离开了，希望当前还没人申请这个房间。

我找不到那个地方，只好去市场问路。我在三点多后才找到44号，也就是横穿谢甫琴科街的铁路左边的第一栋房子。我敲打几下院子的大门，那扇大门从里面锁住了。没有人回应，但我不想离开，因为怕失去这个机会，于是就在附近等着。大约等了二十多分钟，我听到有人怯生生地从院内走到大门。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谁在那里？” 我问斯维特洛夫在不在，女人回答：”他不在家。” “你能开一下大门吗？” 我问道。对方回答：“你要做什么？”“我拿到了一张告示，想租一个房间。”

停顿了片刻之后，她终于将门打开。那是一名七十二岁的友善老妇人，头发花白，脸上满是皱纹，她告诉我房东出去了，一时回不来。但她邀请我去她自家的厨房。到了下午五点，我们仍然一边等待一边聊天。她似乎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

五点过后没多久，老妇人突然站起身来，向窗外望去。“他们来了，”她说。透过窗子，我看到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高大男人，他的五官厚实，发色灰白，带着两个女人穿过院子。我和老太太急忙前去迎接。她对他们说我是来租房的，而我掏出那张贴在市场告示板上的告示。那个男人名叫约西普，两个女人中年龄较大的那位是他的妻子，名叫瓦利娅，她长着一头黑发，面容丰满，五官端正。较年轻的那位是她的妹妹玛丽亚。他们请我进屋，让我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情况。

我简要地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听我说完后，他们看上去很谨慎，但仍旧同意带我看房。这也是一座三室一厅的房子：厨房后方连接着一个小卧室，前方则有一个大餐厅、客厅和一间卧室。地板由宽大的木板制成，墙面涂抹了由黏土、沙子与粘合剂混合而成的灰泥，并且经过了简单的粉刷。厨房里的炉子是用砖砌成的，炉子的四角延伸到每个房间里，为房屋供暖。

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对房子很满意，但他们似乎不愿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约西普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依靠养老金生活，而瓦利亚自己也身体抱恙——事实上，他们刚刚就是从综合性医院回来，所以他们承诺会开一个寄宿者可以承担的价钱。最后，他们问我是否可以支付每月100卢布（10美元）的住宿费和50卢布的伙食费及洗衣费等等。虽然很贵，但我还是答应了。次日早上，我搬进了厨房旁边的小房间。那个房间真的很小，以至于我坐在床上时膝盖会碰到厨房的炉子。但是，至少我在阿巴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约西普是个擅长交际的人。他是农家子弟，在学校只读到三年级，但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在生病前担任市委书记。他和他的妻子瓦莉娅对我很好，但最初也很拘谨。我们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成为好朋友，他们才告诉我，他们起初怀疑我是个企图藏身于阿巴坎的盗贼。我们当时嘲笑起这个想法，但约西普解释说，我的经历听起来太粗略了，而我愿意支付他们所报的价钱，仿佛金钱不成问题，这真的把他们吓住了。

此时，他们知道我是美国人，我也将自己在劳改营那些年的经历告诉了他们，但他们不知道我是司祭。因为我了解约西普的身份，认为提起这件事并不明智。我一直都是在别人睡下后才去做每日的弥撒，有时还会熬夜做灵修阅读和其他灵性锻炼。

在我到达阿巴坎时，就已决定给自己休一年的假。我在劳改营工作了将近十年，自出狱后就几乎一直在工作。此外，我在诺里尔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做了很长时间的司祭工作，有时不分昼夜，超过七十二个小时无法睡觉。如今政府禁止我履行司祭职，我便决定好好休息一下。我将在BOF得到的大部分工资攒了下来，所以觉得自己能应付得过来。

天气好的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屋后的花园，在那里晒太阳、锻炼身体。我特别担心我的膝盖，因为它们在营地里被冻伤了，偶尔会我造成困扰。我读了很多书，而且每周有两三次，约西普和瓦利亚会陪我到城里散步。我开始对阿巴坎熟悉起来。

这座城市本身并不大，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地人口只有五万六千左右，但是人口仍在持续增长。因为它是阿金斯克市的支线铁路的终点站，也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哈卡斯自治州的首府，这意味着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它的规模。1962年，随着叶尼塞河上的现代化大桥与阿巴坎-泰舍特铁路的建成，阿巴坎市逐渐成为该地区的铁路中心。但在新桥建成之前，所有的渡河交通都必须借助浮桥，而且铁路到阿巴坎就中断了。

由于阿巴坎是该州的中心，所有的政府机关均位于市区，主要的教育和医疗设施也在这里。该地区的师范学院位于舍琴金大街拐角处的普希金大街，距我头天晚上造访的内务部总部不超过一个街区。大型医院也坐落于普希金街，靠近卡尔·马克思街的拐角处，外科医院和结核病诊所邻近车尔捷塔索夫，沿塔拉萨谢甫琴科街走几个街区就到了。

为阿巴坎周边地区提供给养的仓库也在城市里，所以这里是一个繁忙的场所。街道上到处都是吉斯卡车（ЗИС），它们正将粮食、农产品和制成品运往周边的乡村。由于该地区多山，卡车运输是该地区其他城镇唯一可用的交通和运输方式。因此，这里建有一个巨大的政府修车厂——ATK-50，为市内的出租车、卡车和公共汽车提供服务，这些车辆为城市及偏远地区提供交通运输。

幸运的是，跨河新桥对交通产生了正面影响。以前，光是从浮桥上渡过阿巴坎河可能就要等上大半天。而且在阿巴坎，渡河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事，这个城市位于叶尼塞河的一个深深的弯折处，几乎三面临水，很像新奥尔良。城市本体也与新奥尔良相似，因为它位于河水的水位线以下，为了防止城市被洪水淹没，弯曲的河道周围有15至20英尺高的护城堤坝。

三面环水的阿巴坎，建于叶尼塞河与支流阿巴坎河的交界处

在1958年的那个冬天，作为一个闲人，我不但了解了这座城市，而且认识了许多人。我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约西普的家中总是高朋满座。由于过去担任的职务，他熟悉阿巴坎的每一个人，而且来者不拒。约西普在客厅里发表长篇大论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乘机来我的小房间与我聊天，我就这样结识了很多朋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断的人员流动对我的帮助很大。尽管内务部警告我不可做任何司祭工作，甚至不能让人知道我是司祭，但是当我在阿巴坎的第一个月结束时，还是有人来偷偷找我。在约西普那里，几乎没人注意到他们。人们不仅可以随便去那里，而且可以在那里过夜或待上一周。约西普总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主人，他似乎从来都不介意。客人可以睡在客厅地板的毯子上或熊皮上，他们愿意呆多久就可以睡多久。

可是到了1959年的春天，警察开始怀疑我为什么没有工作。也许他们慑于约西普的名声而迟迟没有行动，但现在他们开始缠着我不放。这是几年以来我头一回感觉休息得很好，状态饱满，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去找工作了。

然而，在春天最初的几个温暖的日子里，我收到了一封邀请我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待几天的信。这也许是我被工作拖累前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对约西普说我想去那里住几天。没有人阻拦我的旅程，但我还没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火车就被警察跟踪了。

我在罗莎家过夜，老教友们都在那里等着欢迎我。我们聊了很久，直到深夜。我在次日一早做了弥撒，并给孩子们施洗，开始听告解，接下来三天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完成了几日忙碌而快乐的牧灵活动，结束传教工作后渡河前往右岸，在那里同普拉纳斯过夜。

傍晚，我到了普拉纳斯家。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黄昏，于是我告诉他，我想去拜访住在几个街区外的乌克兰神父——霍诺夫里神父。当我在霍诺夫里神父的公寓里找他时，邻居们都奇怪地看着我。我敲了敲门，无人应答。我又敲了几下才听见有人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前。接着，门缓慢而安静地打开了，刚好够人探出头来。

“你找谁？”门后传来一个声音。“霍诺夫里神父住在这里吗？” 我问道。门关上了，没有向我作出回复。突然，门又打开了，声音响起：“是的，进来吧。” 我刚一踏进房门，身后的房门迅速锁上了，我发现自己和两个年轻的克格勃成员面对面站着。

其中一人要求检查我的护照。我告诉他，我将护照放在了四个街区外的房间里，很乐意将它拿过来。我做出一个要离开的姿态，但突然被人抓住了。他们叫我在房间另一侧的一张桌子上坐下，离门口远一点。我没注意在门边还有两个人坐着。他们是这栋公寓楼的住户，被拉去“见证”了这次搜查。

特工们翻遍了所有东西，并进行了彻底的查验，然后小心地将物品归回原位。搜查工作持续到凌晨一点多，期间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他们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弥撒经书和一本祈祷书，其中一位年轻的特工甚至不敢碰它们。

在搜查结束后，他们写下清单记录下房间里所有物品，并要求我们签字。我拒绝了，除非他们在文件上标明我不是“见证人”，只不过是在搜查中途无意闯入房间。他们同意了，此时，我觉得他们对我不感兴趣，于是放松了一些。接着，他们让那两位充当官方“见证人”的老人离开了，但叫我跟他们走。

当我们穿过暗下来的公寓院子时，我想起口袋里有一张霍诺夫里的朋友送的便条。我把手伸进口袋，将便条揉作一团，然后用一个极快的动作将它扔进黑暗中。不过，他们注意到了这个动作，立刻命令我停下来。他们查看了我手上和口袋里的东西，然后问我干了什么。“嗯，时间很晚了，我在检查自己有没有带钥匙。” 他们一声不吭，开始用手电筒搜查我们周围的地面。幸好，他们没有发现那张纸片。

我们走到叶尼塞火车站，其中一人打了个电话，另一人在站台上和我待在一起。前者似乎运气不佳，直到开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火车进站仍在打电话。他们急着赶火车，于是让我在次日早上十一点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内务部办公室报到，然后把我甩在了站台上。

火车离开后，我再次回到普拉纳斯的公寓。现在已经将近凌晨三点了，但他还在等我。他明白我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所以很担心。我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当晚我们俩都没怎么睡觉。在第二天早上做完弥撒后，我特意留在普拉纳斯家，然后赶上十一点的火车。结果，我在十一点半左右到达内务部总部。

我向电话总机处的姑娘询问与我“有约”的那两人的情况。她说他们大概十一点十五分左右被叫了出来，但留下了一个让我拨打的号码。我打过去，但没打通。我决定一鼓作气解决此事，于是对那位姑娘说我想找局长。我将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局长，并问他有没有关于我的报告。我还补充道，自己当天要赶火车回阿巴坎。“去吧，”他听完我的话后说道，“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我知道你就这件事来这里找过他们。这不是你的问题。” 我很高兴，在当晚顺利搭上去往阿巴坎的火车，期间没有发生别的变故。

回到阿巴坎后，我没向约西普提及我的这段经历。但我对他说，我想自己是时候去找份工作了，于是他联系了一位名叫帕维尔的朋友，他是ATK-50——城市修车厂，位于舍琴金大街通往机场的路段上——的主调度员。大约一周后，帕维尔来告诉我，他已经安排我次日早上与他的上司面试。次日，我提前到那里等待帕维尔。他带我去见主管，一个名叫克鲁格洛夫的男人，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平易近人，相当英俊。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检查了一下我的护照，然后建议我在更好的工作出现前当个临时的出租车机修工。

我立刻应下了这份工作，接下来我得去找维修部主管，问他是否需要人手。维修部主管是个中等身材的红脸肥胖男子，名叫佩特鲁钦，大概五十多岁，他长了个光头，声音低沉，走路摇摇晃晃的，而且非常健谈。帕维尔向他说明了情况，包括克鲁格洛夫的决定。他同意试用我，于是我写了一份工作申请书，他签了字，主管也同意了，就这样，我终于获得次日报到上岗的通知。

那是在1959年6月13日，首席技工谢多夫，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胖子，肤色白皙，长着一个小巧的罗马鼻子，他派我去协助69号车的司机，那是一辆古旧的四缸“胜利”（победа）。司机问我对这项工作了解多少，我坦率地告诉他，自己只是个新手。“好吧，”他说，“你在这里要学会的第一点，就是只带你所需的工具，并把其它的工具锁好。千万别把工具留在车内，也不要放在车底下。如果你这么干了，绝对会把它弄丢。它们会像烟雾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苏联的“胜利”（Pobeda）牌轿车

车就停在一个坑上。司机对我说，我们必须把挡泥板和散热器拆掉，以便将发动机从车内取出。他去修变速器和引擎盖下的电线，然后注意到我正努力把连接发动机和车体的螺栓取下来。“这里，”他说，“你不能在那上面浪费时间。” 他朝我走过来，然后用錾子把螺栓敲了下来！接着，我们把一个U形的驱动桥接在电机机座上，把一根长管穿进驱动桥的套环，随后吹口哨呼叫另外两名修理工，他们走来帮我们把发动机抬出车外。

在ATK-50，所有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如果汽车底部需要焊接或修补，六名技工简单地将车身侧翻（“谁会在乎挡泥板？”），然后用梁木将其支撑起来，与此同时，焊工就钻到车底完成一个粗略但快速的工作。当时，一切都是按件计费的，所以没人有时间操心细节问题，他们的想法是尽快完成工作。

在这个制度下，我在第一个月只赚了150卢布（15美元）。其他人则赚了1200卢布，甚至高达5000卢布。佩特鲁钦看到我的工资袋时大吃一惊。“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为了完成一项工作，我甚至还加了几天班。”我在第二个月赚到了253卢布。最后，会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教我怎么做工作记录。“把你的一切行动都记下来，我的意思是一切行动！写上‘我卸下轮子，清洗车轴，给车轴上油，将轮子装上，把螺母拧紧，给轮胎打气’——把你的每个动作都写上去。不要只写‘我给车轴上了油’，因为每个工作步骤都算一个工作件数。”渐渐地，我只好向修车厂里的人学习他们的工作方式，先把工作分解，然后组合在一起。

结果，修车厂始终没能按“月度计划”完成“定额”。市委会成员过去常来参加每周一上午的工人例会敦促我们，但他们从未造成多大影响。零部件、出租车、公共汽车、车费——一切归政府所有，但这里的人只对赚钱感兴趣。市政当局显然对修车厂的管理十分不满，他们进行了几次调查，开了几次会。终于，我们听到传言说这里将进行改革，一位新的管理人员将被派来协助车库“完成它的定额”。

1959年夏天，我收到另一封发自美国大使馆的信。他们随信附上了大使馆与苏联外交部就我的回国问题所达成的协议，我可能需要它。大使馆告诉我，如果我想去美国，可以给苏联外交部写一份请愿书，并向我提供了负责官员的姓名和详细地址。

我很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决定给外交部写信，请他们发给我一张返美签证。我为这次请求列出了理由：一是考虑到我的年龄，二是考虑到我在美国的家人以及他们一直以来为我回国所做的努力，三是由于我离开劳改营后的有限获释状态，等我过几年到了退休年龄，只能拿到很少的退休金。

我把这封信寄了出去，又给大使馆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我已收到他们的信，且已经写信向外交部申请签证。过了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后来苏联外交部来信说他们收到了我的信，但由于他们无权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给信件标注某某编号后寄给了内务部（克格勃）。于是，我转而给克格勃写信，信中写道，我从外交部那里得知自己的请愿书已经被转给他们，请他们考虑此事，并且给我一个答复。

过了三个月，我没有收到任何与我的请愿书有关的消息。后来有一天，我被叫到阿巴坎的内务部总部，读到了莫斯科对我请愿书的答复——内容是否定的。我索要一个理由，但特工说没有任何理由。于是我在便条上签了字，表示已经收到答复——另外，我写信给美国大使馆，将我的申请获得的答复告诉他们。

不过，在我等待答复的三个月里，我去护照局办理了半年一次的更新手续。在例行程序的中途，特工忽然建议我把“短期”护照换成永久护照，免得每隔半年就要走一遍流程。

他说：“你只用在你的护照上选择一个名字（利宾斯基或齐赛克），在旁边附加一个说明，写清事情的经过和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把它和申请书一起寄到莫斯科的中央护照局。过个一年左右，你就可以拿到永久护照了。”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感谢了他的“建议”。我没费功夫问他为什么要在两年的“这一切”后突然提出这个建议。我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对他说我不想要俄罗斯护照。

在修车厂，工作照常进行。我们每个月都落后于定额的要求，但似乎无人在意。后来，某天有人宣布5点15分在修车厂礼堂开会，所有人都应该参加。会议上宣布，市委会将与我们就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举行会议。修车厂的人们当天议论纷纷，很多人猜测这个宣告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出于好奇的缘故，当晚的出席情况非常好。

首批发言的人之一是市政委员。他的开场白令在场的人兴奋不已。他宣布他是来改变现状的，并补充说，苏联不存在不可缺少的人。“每个人，无论他担任什么职位，都是可以替换的。”为了加深人们的印象，他停顿了一下，人们的情绪逐渐紧张起来。“因此，”他继续说，“既然有必要改变修车厂当前的状况，又因为克鲁格洛夫主管虽然是党员，也是个非常负责任的管理者，却没有按我们的期望完成工作，所以我们决定将他撤换。”

那位市政委员接着详细列举了克鲁格洛夫的过失。可怜的克鲁格洛夫只能低头坐在那里，听着别人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市政委员的数落结束后，出现了尴尬的停顿。“现在，”发言人继续说，“我想让你们见见你们的新主任。”那人名叫索夫罗诺夫，他走上讲台，站在市委成员身边，与此同时，市政委员一边说明他的资历，一边赞扬他的德行。然后，“支持者”们开始鼓掌。

索夫罗诺夫是个大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身高中等，体格健壮。他的黑发已经有些稀疏，但他的皮肤黝黑，肩膀宽大，有一个坚挺的下巴和一张紧闭的嘴，还有一个罗马式的鼻子，双眼炯炯有神。毫无疑问，他也是一名党员。当“掌声”渐渐平息下来，索夫罗诺夫做起了自我介绍。他的声音洪亮，语气果断，一开始就将ATK-50的所有问题重述了一遍——他显然已经很熟悉这里的情况了，然后，他开始概述彻底改变修车厂图景的计划。之后，市政委员又开始了针对佩特鲁钦的工作。

佩特鲁钦也被叫上台，他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与此同时，他的缺点被一章一节地记录下来。他的脸色红得像甜菜一样，事实上，我开始觉得他的血管可能会爆炸。他的过失被一一宣读出来，并得到被开除的通知后，彼得鲁钦被要求起立做出回应。他用微弱的声音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和修车厂里存在的问题，我们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听惯了佩特鲁钦在修车厂大声发号施令的听众们开始起哄：“声音大点！声音大点！”

当佩特鲁钦终于走下讲台，市政委员要求工人们自己起立发言。一些党员显然是事先收到了指示，他们站起来批评克鲁格洛夫，说了几句和佩特鲁钦有关的场面话（他在工人中间很受欢迎），但对我们先前听到的那么多违规行为几乎只字不提。过了一会儿，索夫罗诺夫打断了发言，他认为大概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同事辩护。会议结束时，老调度员帕维尔，也就是帮我在ATK-50找到工作的人，也被要求递交辞呈。

作为索夫罗诺夫整顿的结果之一，我接到了另一份工作。我和另一个名叫瓦西里的技工一同被分配到修车厂外的一个小木棚里。他是变速器和后轮轴方面的专家，而我被安排去负责减震器和转向器。减震器是最新的液压伸缩式减震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几乎完全没有配件。

由于需求是发明之母，所以我很快就学会了用废品制作替代品。但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没有一辆车可以脱离工作超过24小时。此外，我知道这些车又要回到乡间公路上，连世上最好的避震器在那里也撑不过两周。让我压力更大的是，市政府、军队、机场的官员老是带着他们出毛病的减震器来ATK-50，所有工作都压在我身上。我告诉索夫罗诺夫，这工作量对我一人来说实在太大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甚至用手工制作模具来冲压替换的零件。为此，我获得了一个奖项，一个由修车厂和市政府领导签字的“优质服务奖”。我还获得了“共产主义劳动突击队”(ударник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труда)奖，这是全苏联地位最高的工人奖项之一。奖项在一个庄严的全体工人大会上由工会主席亲自颁发给我，之后我的名字被添上了工人礼堂墙上“突击队员”（ударник）的名单。我自然又拿这件事开起了玩笑。

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一份可观的奖金——以及一个助手！修车厂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助手是党组织挑选的，在帮助我的同时对我进行监督，但他很称职。工会从城里带来学生向我学习，还从切尔诺戈尔卡（Chernogorka）的修理厂送来一个学徒向我学习技术。然而，最讽刺一幕的是，内务部也派来了一位技工向我学习。

后来，索夫罗诺夫在某天把我叫了出来，友好地向我问起工作方面的事，还问我对薪水是否满意。之后，他开始询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一个看似幼稚的问题——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听不听美国之音。我告诉他，我的住所根本没有收音机。“哦，不错，”他有点惊讶，“是的，那更好，别去听美国之音。”

尴尬地停顿了片刻后，索夫罗诺夫问他是否能为我做点什么。他似乎对我的生活很感兴趣，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但我告诉他，如果他能为我找一间公寓，我一定会感激不尽。他看上去怔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修车厂的营房已经住满了，他现在无能为力。他建议说市委会也许可以帮忙。“我已经去那里问了一年多了。”我说。这句话止住了他的话头。

“但是，”他在最后大方地说道，“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话，不要犹豫，尽管来问我。”

我对新住所的事感到忧虑，因为一整个冬天，约西普都在催我去找新住所。他不好意思告诉我原因，但在最后还是坦白了：市委会“建议”说，作为党员干部，让我——一个外国人和间谍嫌疑人——住在他的房子里，对他来说是不太有利的。春季伊始，约西普再次认真地谈论让我去找一个新住处的事，他们此前又在市委会对他施压。他告诉我，就个人而言，他想我可以永远住在这里，但“你在别处找个住所或许会更好。”

最后，我们的邻居德米特里给我提供了一个房间。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第一次来约西普家的时候遇见的那个老大娘（бабушка）和他们住在一起，睡在一个与我在约西普家的住所相似的房间，与厨房相邻。老大娘想让我住她的房间，她自己睡在厨房里。我欣然接受了她的提议，因为在许多方面，这是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我很了解德米特里、他的妻子伊莲娜和那个老大娘，因为他们经常拜访约西普家。此外，我与约西普、瓦利娅以及在约西普家所交的朋友依然很亲近。

搬家也有其它好处。第一，它使我每天都有机会做弥撒，不用等到所有人都上床睡觉了才开始。德米特里和伊莲娜从来不在6: 30之前下班回家，而我4: 30之前通常在家，我可以在那时做弥撒。其次，访客变少了，屋子一般也会比较安静——这是一个可以看书和放松的地方，如果我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看电视，因为德米特里和伊莲娜拥有附近为数不多的几台电视之一。

我每月付给老大娘大约3卢布，作为回报，她会在我晚上回家时为我做热汤或麦粥，再配上三四片黑麦面包。那是我每天的伙食，我以前每周都做一大锅汤，或者说罗宋汤，一周做个几次，每次可以喝上三四天。汤是用土豆、卷心菜、甜菜、洋葱和羊骨——或其它可以使汤变浓的东西做的，还要加足量的猪油，让上面的油脂厚得足以没过我的小指。早上上班前我会喝一碗汤，晚上回家后老大娘又会给我一碗。

在工厂吃午饭时，我拿了一块手掌那么大的猪脊膘，或者一块鲱鱼，又或是一个洋葱或腌西红柿，再配上一块厚厚的黑麦面包。那也是我的标准餐。在修车厂里，看到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洋葱和一块面包当午餐，那也是很正常的，别的就没什么了。我依然坚持喝热水而不是茶或咖啡，如果一周能吃上一两次肉，那是再好不过的。

周日是我们每周一次的假日，当然，它在苏联已基本失去了宗教意义。现在的周日是主要的购物日，街上挤满了人，他们不是去教会，而是去商店排队。不过，周日对我来说是一个与天主独处的机会。德米特里和他的妻子经常一大早就出去买东西或走亲访友，而老大娘则会与邻居一起度过这一天。我独自占有这间房子，所以能在这里不受打扰地做弥撒，想读多久圣经就读多久。除了主日的灵性满足，我还享受了充分的休息。

老实说，工作的劳损又一次在我身上显现。尤其是我的腿和膝盖，它们由于每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站立7小时而劳累不堪。在修理减震器的过程中，手要不停地推和拉，而且还浸泡在汽油里，结果我的双手变得僵硬且疲劳。我开始真切感受到衰老正在侵蚀我。我很容易疲惫，一天下来，感觉自己的胳膊和腿十分沉重，而且呼吸急促。为了保持肌肉的强健，除了周日，我每天早上都会在早饭前在院子里做半个小时的健身操。

不过，有比身体状况更令我困扰的事。内务部的调查方式越来越令我恼火。约西普坦白了催我搬家的原因，但这只是一个前兆。在搬进德米特里家后不久，我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警告我不要去某些房子或拜访某些人——“否则，你从哪儿来就得回哪儿去。”我还收到了一位已经与我通信了很久的原囚犯的来信，他在信中请我停止写信：“因为我已经被警告了。”

然后，另一名技工某天在上班期间来找我，对我说内务部的人不久前询问他与我的关系。他说，不仅如此，他还被要求和他们合作并且监视我。因为对我有好感，他很坦率地将这件事告诉我，提醒我提高警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走后不久，某个看到我们谈话的人悄悄走来警告我，说他认为那个家伙在监视我。

毫无疑问，出于某种原因，我遭受的监视再次被加强了。也许这与我写给大使馆的信，或者与我当前常从家里的姐妹那里收到的信有关。内务部无疑相信我绝不单纯是“苏联劳动突击队”的成员之一。他们警告过我不要做司铎工作，而且正在对我进行密切的监视。

一天早上，我在走进修车厂时被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拦住了。他中等身高，有着军人的气质和步态，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和宽大的额头，还长着波浪形的白发。他问我要一名技工，我把他转送到主管那里。就在我说话的时候，他注意到我的口音，于是问我是否介意他问我几个问题。我耸了耸肩。

他先问道：“你是不是波兰人？”我犹豫片刻，然后点了点头。“我的父母是波兰人，但我已经忘了波兰语。无论如何，很高兴见到你，我叫杜托夫。”他说。我以自我介绍作为回应。“你在这里工作吗？”他接着问。我说是的。“那么，也许你能帮我一个忙。你知道，我在阿巴坎博物馆工作，但我把一个展柜的钥匙弄丢了。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能给我配一把新钥匙？

我告诉他我可以做，但现在不行。(如果我被发现在外面工作，根据索夫罗诺夫的新规定，我当天的工资会被扣掉。)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在他离开之前，他对我说他想再和我见面，我便把自己的住址给了他。从那次偶然的邂逅开始，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随着我与杜托夫熟识起来，我发现他是一位在远东地区工作了50多年的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原始居民的墓地。他告诉我，他在阿巴坎发现了有趣的哈卡斯人遗迹，它们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我还得知，他被公认为西伯利亚考古学问题的权威，每年都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或其它大学城举办一系列关于他的最新发现的讲座。

杜托夫说，其中一些发现与在中国和日本的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偶尔还能帮他把他的俄文文章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各种国际期刊上。他还经常与剑桥大学的一位中国考古学教授通信。那位中国人懂英文，但不懂俄文，所以杜托夫写给他的信通常是由我代笔，同时，我还要翻译那位教授从剑桥大学寄来的英文回信。

我还能帮他一个非常特别的忙，这要感谢华盛顿特区冈萨加中学的耶稣会士。这位教授在他的工作中经常碰到出自《穆勒考古学手册》（Müller’s Handbuch der Archaologie）的引文, 但他说全俄罗斯的影印本只有寥寥数本，而且都收藏于大型大学的图书馆。我给冈萨加的耶稣会士写信，他们之前已给我寄来了其它包裹，而且能拿到这本书的影印本。杜托夫教授认为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他从未忘记这件事。

在我与他相识的几个月里，我们的关系变得很亲密。他知道我是司祭，但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不结婚。他甚至为我物色了一个理想的妻子，那是他的一个朋友，约四十五岁，拥有自己的公寓和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常说：“你应该有一个等你回家的人。现在，还有等你老了也有人照顾你。你现在可能过得还不错，身体很健壮，有一份好工作。但十年或十五年后，你要怎么办？”

我一直只是笑话他。我会说：“哦，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但如果你做不到呢?”“那天主就得来照顾我。” “哎！你和你的天主哟！”（教授总是自称无神论者）然后他就会把婚姻问题丢到一边，开始争论宗教问题，他喜欢良好的争论。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包括争论在内，他告诉我，我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他甚至邀请我同去阿巴坎周边做几次考古旅行，但我始终未能成行。

1963年4月的某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后发现我姐姐海伦写来的信，她在信中告诉我，她终于拿到签证，将去俄罗斯的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敖德萨、利沃夫等地旅行。这段旅程将于6月19日从莫斯科开始，她问我是否可以在那一天与她见面。由于当时正是晚餐时间，我先把信读给老大娘听，然后在德米特里和他的妻子回家时读给他们听。老大娘喜出望外。她时不时提出一大堆问题（大部分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并且发出类似“哦！主真是善良，让你能在死前见到你的姐姐！”这样的感叹。

当晚我在弥撒中总是分心，老想着刚刚收到的消息。我睡得比平时晚很多，却无法入眠。我越想越觉得莫斯科之行将是个问题。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同一群美国游客汇合，一起走进旅馆——我要怎么得到许可呢，又能从谁那里得到许可呢？我辗转反侧了一晚上，早上起床时感觉比睡前更疲惫了。

我在次日工作期间去见了索夫罗诺夫。“啊，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我走进索夫罗维奇的办公室时，他说，“出什么事了？你的脸色不太好。”

“我没出什么事，主管同志（товарищ начальник），”我回答，“但我有个问题。”

“呶，呶，什么问题？”

“我昨天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信...........”

“哪里？”

“那是我在美国的姐姐寄给我的，她获得了俄罗斯签证，要来莫斯科看望我。但你知道，根据日程安排，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所以我能再请一次假吗？”

事实上，索夫罗诺夫同志对整个事态感到非常不安。他简直不知所措。我们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他最后告诉我，他无法做出决策。不过，他承诺会把这个请求提交“委员会”，然后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向他询问有关决策的事。他一直在拖延。除了等待，我无事可做，在得到确切的答复之前，我无法回复海伦。

但我下定决心，如果情况恶化，我将在6月1日辞去修车厂的工作，然后去莫斯科呆一个月。在那之后，如果警察没有去找我，我就回来再找一份工作。我知道这是有风险的一步，如果辞职了，我的护照就会被盖上“无工作”的章。那将使莫斯科的官员们更加怀疑，更不可能让我自由会见我的姐姐。但我等待索夫罗诺夫答复的时间越长，就越坚信自己一定要去见海伦，哪怕只是一天。(我从未想过自己可能和她一起回美国)。

在五月中旬，我依旧没有得到索夫罗诺夫的确切答复。我知道我的姐姐一定在等候我的答复，所以决定行动起来。我走向索夫罗诺夫，这时他正站在车道附近查看车辆。

“索夫罗诺夫同志，”我说，“我在美国的家人已经等了我的答复整整一个月。他们会怎么想？我已经决定把这个提案带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能不能得到关于莫斯科之行的确切答复。”

“不，不，”他说，“你看，今天我还不能告诉你。明天，我会把你叫出来，然后给你明确的答复。”

那一天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即便在做最简单的事情时，我也感到困难重重。有时我把一个减震器组装起来两三次，才把所有零件按照正确的方法装上去。当晚在家里，我除了索夫罗诺夫的“最终答复”外什么也没想。

次日早上，我一上工就直接去找索夫罗诺夫。他让我上午9点再来。我去了修车厂，不过连工作服都懒得穿上。等到正好9点，我前去索夫罗诺夫的办公室。

“齐赛克同志，”他说，“我还不能把整个委员会的人全都召集起来，你得等到十一点才行。”

我回到车间，发现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到这个时候，ATK-50的人几乎都知道我姐姐要来的事。当我把索夫罗诺夫的话告诉他们时，他们大笑起来。其中的一些人冷笑着说了一句“拖延战术”，而另一些人预测我永远不会得到确切的答复——至少在我姐姐来莫斯科之前。

我穿上工作服努力工作，但依旧无法集中精神。大约10点45分左右，我洗了手，再次更换衣服，然后回到办公室。我惊讶地发现，索夫罗诺夫身边坐着四个人：工会主席、公交车维修主管、出租车维修主管和劳工部主任。

索夫罗诺夫开始一本正经地讲话：“齐赛克同志，我们从来没有给工人休第二次假的先例。但是，考虑到你的情况，你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家人了，况且你还是一名优秀的工人，委员会决定，你可以从ATK-50离职十二天。如果你乘飞机前往莫斯科，就能在那里待上整整十天。如果你坐火车的话，就只能在莫斯科待五天。但是，我们当然必须把决定权交给你。”

他停顿了片刻，然后看着我。我嘟囔着对他和委员会表示感谢。

“现在，”他说，“你必须明白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给了你这个许可，我们就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我们之中无人能接替你的工作，那是可以应付过去的，但你的姐姐是美国人，你了解美国人，无论他们讲出什么故事，你都必须注意自己对她说的话。否则，美国人的报纸会一如既往地夸大其词，你和我们也会遭殃，明白吗？” 五个人都看着我。

我瞥了一眼其他人，却对索夫罗诺夫说：“你们一定也理解我的处境。你们都了解我，也知道我的功过。我会尽力而为，但你们现在必须相信我。” 他们似乎很满意。索夫罗诺夫问其他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但他们都耸了耸肩。我再次向他们道谢，然后离开了。当天下午，我几乎无法工作，一直在与朋友们愉快地交谈，接受他们的祝贺。那天晚上，我把老大娘、德米特里、伊莲娜、约西普和瓦利娅都在等候的消息告诉了他们。我迫不及待地吃完晚餐（老大娘一直问个不停），以便把这个好消息写给海伦。

然而，我在写信之前做了弥撒。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开始做弥撒以祈求天主的旨意实现。我刻意不去祈求让我见到姐妹，只祈求按照天主的意愿行事，以及去做对于天主而言最好的事。我沉浸在彻底的兴奋和热情中，不想在受到他这么多年的保护后开始干涉他的天意...........

6月15日来了又去，但我没有收到海伦接下来的消息。我每天都在找她的信，但一无所获。当然，我的信或她的回信很有可能在某处被耽搁了，因此我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我决定乘火车去莫斯科，之后可能乘飞机回阿巴坎。乘火车要花三天时间，但它能让我有机会看到一些我在这个国家从未见过的风景。此外，或许更重要的是，这将给我一个休息和整理思绪的机会，而我在飞机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买了一张6月16日周日的火车票。当天早上9点，我走到街上，正要关上我们院子的大门时，一个年轻姑娘急匆匆地走了过来，问道：“齐赛克住在这里吗？”有那么一瞬间，我怔住了，犹豫片刻后说：“是啊。” “我有一封电报给他。” “我就是齐赛克。” “好吧，我从未送过这么奇怪的电报。你能签收吗？” 我告诉她，我想先看看电报以确认是不是发给我的。我打开一看，上面全是数字! 唯一清楚的是电报的发出地“华盛顿”。我知道这一定是海伦发来的。

“好吧，这对我来说不是个好消息，”我对那个姑娘说，“我无法解读这个密码，而且它很重要。我今天本该去赶火车的。”

那个可怜的姑娘说她只是一名邮递员。她只能把她在当地邮局的主管的名字告诉我。我急忙赶了过去，但主管也看不懂电报。

“噢，”我说，“这件事很重要。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主管走到电话机那里打了好几通电话，最后给了我一个女人的名字，让我去市区的邮政总局与她取得联系。

我乘公交车到邮政总局，越来越焦急与烦躁。我把电报拿给邮政总局的那个女人看，问道：“你看看！那大概是什么意思？” 她给楼上的电报室打电话，一个年轻姑娘走了下来，她看到数字，笑了起来。“稍等片刻，”她说，“在这里等半个小时，我给你翻译一下。”那位姑娘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但这次她很困惑，问我是否理解电报的内容。

电报内容是用英文写的：“遭遇延误。会随时通知你。海伦。” 电报是在6月13日寄出的，用了三天时间才送到我这里。我对那个姑娘说我明白了，于是签收完电报就离开了。我被搞糊涂了，但我能做的就是等待更多来自海伦的信息。于是我焦急地等待来信，自己没有写，我担心我们的信可能在邮递过程中错开，这样一来，就会由于信中生变的建议而使事情复杂化。

6月19日到了。我没有收到海伦的来信，我发觉有什么不对劲。实际上，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才收到一封信，信是伊万洁琳修女写来的。她说她本已决定和海伦一起去莫斯科，但是由于在获取签证方面遇到麻烦，她们不得不推迟行程。她补充会通知我她们什么时候来。

那天晚上，就在我们所有人——约西普、瓦利娅、德米特里、伊莲娜和老大娘——都在看电视的时候，我提到我的两个姐姐要来了，但是因为我的另一个姐姐拿不到签证，她们的行程被推迟了。约西普指责美国政府，他说他们不希望我的两个姐姐来俄罗斯。我试图说服他，推迟是莫斯科方面的原因，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拒绝给她们签证。我们争论起来，其他人叫我们安静下来看电视。

谈话出现了片刻的停顿，然后约西普开始若有所思地说，我姐妹们一定是出于某个理由才要过来。

“她们俩都坚持要来，”他说，“所以不可能只是来旅行。她们一定是在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德米特里对此表示怀疑。他很少参与有关政治或政府的对话，但他说我的姐妹们没机会把我救出去。

“也许，”他用平淡的语气说，“将来某个时候，只有当局不得不换回我们自己的一个人，他们才可能把你放走。”

约西普笑了笑，之后谈话就陷入沉寂。但我还记得德米特里所说的话，因为他很少谈论这样的话题。

（第四章《受限制的自由人》完）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九月天，虽然日光温暖，但天气已经变冷，我在ATK-50上班，不再想我姐妹们的事。夏天一去不复返，她们来俄罗斯的可能性看起来微乎其微。由于感到疲惫，我一边听瓦西里讲他的恶作剧，一边等待下班。3点过后不久，索夫罗诺夫的秘书走了进来。瓦西里对麻烦的嗅觉十分灵敏，对我说：“出什么事情了！”秘书微笑着说：“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索夫罗诺夫同志要你马上到他的办公室来。请你把工具收拾好，更换衣服，速度快一点。”我很惊讶，但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瓦西里领会了其中的意思：“从莫斯科来的消息，与你的姐妹有关。”

我到了索夫罗诺夫的办公室，办公桌前站着三名工人。在办公桌后面，索夫罗诺夫身边有一名身着便装的男子，当我打开门时，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看了他很久，很快便认出他是克格勃的人。他穿的是便装，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可能认错这些人的特征。索夫罗诺夫抬起头来，叫我等他和那三个人办完事。他们出去后，索夫罗诺夫说：“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这个人是来找你的。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把你交给他了。” 说完这句话，他向克格勃特工道别便离开了。

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身高中等，举止沉稳，看起来甚至有点单纯。他伸出手，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克格勃的人。请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们的局长，XXX将军（我没听清名字）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来了，他想立刻和你见面。大约下午四点，在十月路的旅馆可以吗？为了让你感到愉快，他希望在那里见你。如果你来克格勃总部，可能会被别人看到，但在旅馆没人会注意到你。我4点在旅馆外等你，然后带你去见他。”

尽管他很有礼貌，但这最后一句话听上去像是发号施令。现在已经3点半，开往我家附近的下一班车4点就出发了。于是，我坐上了开往市区的公交车，然后从市区走回家。老大娘看到我这么早回家，十分惊讶。我问她有没有收到寄给我的信（我想这可能是克格勃的人所担心的），她说没有。然后我告诉她，我得去见一个人，并说我当晚会晚点吃晚餐。我穿好衣服，刮剃完胡子，走到集市广场，在那里乘车前往邮局。当我下公交车时，时间已经快5点了。

我从自邮局通向旅馆的街区往回走，看到那个克格勃的人在人行道上紧张地踱步。他没有看到我过来，因为他以为我会从另一个方向来。“你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我说。他怔了一下，认出了我，接着松了一口气：他们已经到了，我们上去吧。”

当我们穿过大厅时，人们都转过身来盯住我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像我一样，能认出一个穿着或不穿军装的克格勃军官。我们走上二楼，进了一间有两个房间的套房。在那里已经有两个人，其中一人亲热地叫了一声：“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请进，请进。”他是一位身穿深色西装的老人，头顶几乎完全秃了，不过皮肤黝黑，身板硬朗。他与我握了握手，说：“我是XXX将军（我又一次没听清名字），这位是维克多·巴甫洛夫维奇。”我与巴甫洛夫维奇握手，他是一个身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脸庞白皙瘦削，长有长长的鼻子和蓝色的眼睛。

大部分的谈话都是将军完成的，他表现得异常友善。“嗯，你还好吗？” “还好” “你感觉怎么样？健康状况还好吧？” “是的，我很好。” “你现在住在哪里？”我确信他实际上知道，但我接下了他的话。接着，我们很快开始了剩余的常规程序：我的工资、我的同事，主管对我是否友好，还有工会之类的事情。我告诉他一切都很好。

“是啊，”他最终说，“我们收到有关你的杰出工作的报告。你的工友对你的评价很高。我还知道你赢得了一些证书和奖金。如今，将这一切考虑在内后，我们很想帮你一个忙。你曾给我们寄来请愿书，求取返美的离境签证，你还记得吗？”他这么一说，我就变得谨慎起来。这不是我第一次因为这些请愿书被叫出来了。

“我写了大概四五封。”我说。“是的，如今我们在逐一查看文档，碰巧看到了它们。当时我们批准这种请求的可能性还不大，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让我们忘掉过去吧，今天是今天。” “是的，那很不愉快。”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我们现在别谈这个了。你和我们都是与众不同的人。我们知道你想见你的家人，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个新时代为你做一些事情。” “那就好。”我说。

然后，将军展开了小型的摸底调查。他问我对于这里的生活、对g产z义、体制、技术进步、当前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等等的看法。我说：“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三年，你们从来没有听我抱怨过，你们可以去问任何与我生活过的人。规矩就是规矩，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遵守规矩。”

有件事让我很困扰，但我拿不准。他在打探什么东西——我经历过太多这种事，不可能认错这种手段。但我不清楚他究竟在探寻什么。我们谈了大约3小时，在我看来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将军似乎想把过去的一切都回顾一遍，却什么也没谈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像一个在开场时试拳的拳击手，但他总是表现出最大的友善、愉快和善解人意，无论我的回答是多么简短和突兀。

然而，将军最终说他必须走了。“我想明天再见到你，”他说，“但如果我来不了，维克多·巴甫洛夫维奇会来的。让我们约在4点半，就在旅馆这里好吗？为什么你不在上班的时候来呢？你不用换衣服，旅馆里的人不会注意你的。”我们站了起来，再次握了手，然后我走了出去。

第二天上班时，大家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我为什么被约谈。办公室里的一些姑娘告诉我，她们一整晚没睡。她们知道索夫罗诺夫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是克格勃的人。

“我们担心他们会把你带走，”其中一个姑娘说，“我们怕你永远不回不来了”

“嗯，”我笑着说，“你们看，我不是就在这里嘛！”

“是的，但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说了什么？”

“看来是关于我请愿回美国的问题，他们认为或许我可以回国。当然，我不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这件事与我的姐妹有关。”

整整一天时间，在修车厂和通往仓库的路上，无论我走到哪里，工人和官员都和我谈起同样的事，每个人都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其中一位技工说，“问题都出在我们的政府身上。”

“我不怀疑这一点，”我说，“如果不作出妥协，就很难有进展。”

另一个人说：“但是，不要屈服！”到了中午的时候，这段故事通过小道消息传遍了修车厂，大家都在祝我好运。

下班后，我迅速梳洗了一下，和瓦西里一起走到公交车站。我们聊起了昨天的面谈，但我没有对他说我在通往另一场面谈的路上。“好了，祝你好运！”瓦西里一边上车一边说。“你也一样。”我回答。我乘坐的公交车经过了旅馆，我看到维克多·巴甫洛夫维奇在门口附近走来走去。越过旅馆外的一个街区后，我下车往回走。当我走到他身后时，他正在看牌子。

“哦，你来了！”他吃惊地说，“很好！”

他匆忙走进旅馆，我跟在他身后。当我们上至二楼，又回到同一间套房时，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服又脏又不体面。“嗯，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我们坐下时，他说。“我很好。”我不太热情地说道。维克多告诉我，当天下午将军没能过来，他希望我不要介意。我耸了耸肩。然后他接着说，将军对我的评价很高，他们很想帮助我，而我应该报答他们(就这样，我能感觉到身体紧张起来，没有做出回应）。

维克多谈起许多事情。他谈起了g产z义以及它的成就，谈起它带来了多少进步。他说得越多，我说得越少，我们的谈话很快就变成了自说自话。他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突然改变了话题。“你知道，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我们很可能会把你送去莫斯科。你将能看到g产z义的优点，到你想去的地方旅行，看你想看的东西。”

“是的，嗯，我喜欢这个主意。我想去看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嗯，你知道，到了莫斯科就能看到所有的名胜古迹，历史地标。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那里甚至还有一座天主教堂，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那里参观或者做告解。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对此提出异议。”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神经抽搐了一下。我当时就明白了他接下来会引出什么——还是老样子的施压。他们并不指望我去监视莫斯科的天主教司祭，但如果我把自己的“印象”报告出来就“很好”了。

自那一刻起，我开始感到紧张和抑郁。我变得满头大汗，身体很快就出现不适。维克多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而是继续愉快地聊论其他神父的事。

“你知道他们是谁，”他说，“你可能有他们的住址，去拜访他们的话，你应该会很开心。”

“住址？”我插嘴道，“我不清楚...........”

我确实在德米特里家的一个抽屉里放了一本通讯录。如果他们已经发现了它，我不能否认我有，如果他们没发现，我也不想让他们看到。

接着，他不知为何谈到诺里尔斯克：“你在那里认识谁？”这就像一把刺向我心脏的刀。我确信他知道我和那里的哪些人有过通信，我在工作时认识哪些人。我急忙报出几个他必定知道的名字。“是的，是的，我记得他们。”他说，然后继续记录了其他的人物、活动、时间、地点和日期，甚至是我得到的钱财。“你看，我们并不介意。我们知道你将它们称作薪俸，也知道那笔钱不是你索要的。你看，我们是多么善解人意。” (我确实看到了。我明白自己一直以来被监视得多么严密）。

我能感觉下巴的肌肉动了起来，我已是怒不可遏。然后，他又跳回先前的话题，聊起了前往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行程。他告诉我没有必要把所有东西都带上，我可以轻装出行。他认为我没有理由不能把大部分财产留在阿巴坎这里。(嗯哼！)终于，他似乎注意到我在生气。

“怎么了，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你生病了吗？”他问。“不，我有点累。” “哦，我真的非常抱歉。我看时间不早了，我原本不想留你这么久。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多谈一谈，但不是今晚。或许我应该改天再和你见面，我们可以把这件事谈得更清楚。到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为了“方便我”，巴甫洛维奇安排了我们下一次的约谈，到时候他只需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总部给我寄一张明信片就行了。那就表示他第二天会在阿巴坎的旅馆中，并且想在那里与我见面。我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房间。这次面谈，我越想就越气愤。不仅仅是为我自己的问题，我还想起他提到的那些人，他们显然是因为我而遭受监视的。这么多年过去了，麻烦又开始了!

我到家时，屋里没有人。厨房里的炉子烧着，但老大娘不在。想起巴甫洛维奇关于住址的句话，我当机立断，马上回到房间，把所有的信、住址以及能把我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全都集合起来，然后把它们丢进炉子里焚烧。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至少不会牵连到其他人。

后来，老大娘和约西普、瓦利娅一起进来了。我下班后没回家，所以老大娘担心起来，急忙赶去问约西普。他们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一看到我在家，就立即向我走来。他们很激动，而我沮丧不已，因为我不能告诉他们出了什么事。“嗯，他们传唤了我...........” “谁？” “我猜是克格勃，我也不清楚。总之，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帮我一个忙，甚至可能把我送去莫斯科——但我可以把东西留在这里！”

这立刻开启了猜测的闸门：我的姐妹们已经身在莫斯科了，她们去克里姆林宫见过赫鲁晓夫。也许我就要回家了——不，那样的话，不会有人叫我把东西留在这里。也许我只是去见见我的姐妹——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她们在哪里，什么时候能见到她们？我完全没把心思放在晚餐上，几乎没有碰过它。我早早地找了个借口离席，然后上床睡觉。

但我睡不着。那一夜是我在阿巴坎度过的最糟糕的一夜，甚至比在监狱时还要糟。我无法入睡，也无法呼吸。无论我做什么，都停不住去想维克多·巴甫洛夫维奇把所有我帮助过的人以及与我共事过的人的名字编成目录这件事。这就像是一场噩梦，只不过我一直醒着。

我终于想清楚了，下一次被约谈时一定要长话短说，还要说的委婉一些：“别再问我什么了！”“我不想得到你们的帮助，所以别向我要任何东西，只要别来烦我就好！”我根本不信任他们。与其相信他们是来“帮助”我，还不如相信我就是赫鲁晓夫本人。我不想再参加任何约谈，不想听到任何名字，不想有更多的人遭受监视。我已经厌烦了这一切，决定向他们摊牌。

次日我就回去上班了，随时等待约谈。索夫罗诺夫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在工作中见到我时，会用平常的语气问我情况如何，什么时候去和我的姐妹见面。他向我保证，我依旧获准可请十二天的假。另一方面，他从不提克格勃的事，也不提我被他们约谈的事。大多数同事似乎都把这一切和我姐妹们的来访联系在一起。

一周过去了。我一直在等下一次约谈，我倒不太担心克格勃，而是希望能得到姐妹们的消息。我开始觉得，我的“面谈”可能是针对我姐妹们的来访的预审（为的是看我的意向如何？）不过，我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给她们写信，尤其是她们今年秋天还有机会来访。我完全不想冒任何风险。

大约在本月中旬，我收到了一张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明信片，内容是让我在次日去报到，办理一些关于护照的常规事务。我知道这意味着我明天要在旅馆里见巴甫洛维奇。那天下午去旅馆时，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决定。我下定决心再听一次他们要说的话，然后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不感兴趣。

当我到达旅馆，又看到巴甫洛夫维奇站在外面，他在辨识其中一扇窗子上的标志。他亲切地向我打了个招呼，然后我们就进去了。我又一次只穿着工作服就穿行在旅馆的大厅里，感觉自己有些寒酸。当我们进入套房时，房间中央站着另一个克格勃的人。巴甫洛维奇介绍他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我热情地向他打了个招呼，既然已经下定决心，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可以控制住局面了。事实上，巴甫洛维奇对我的良好精神状态发表了评论。我答道我今天感觉很好。

当我们坐下来后，巴甫洛夫维奇又开始对整个提案进行说明，包括暗示我们互相“帮助”。亚历山大一言不发，我也说得很少。当维克多终于讲完，他兴致高昂地问我：“那么，你意下如何，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而我直言不讳：“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

巴甫洛夫维奇看上去仿佛被捅了一下子。“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太了解你们这些人了。你们曾审讯了我那么多次，许下那么多承诺。但承诺从未兑现过，现在也不会。” “但是，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你可以看到现状大为不同了！我们已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了，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我来告诉你问题所在，我在卢比扬卡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了五年的交道，他们曾许下各种各样的承诺。结果，那一切意味着什么？十五年的监禁和苦役! 现在，无论你怎么说，我都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它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我单纯就是不能相信你。”

“不，此一时彼一时！” 维克多如此坚称。我们在旅馆房间里又坐了三个小时，他们努力让我相信他们已经改变了，而我始终在设法说服他们，即使他们改变了，我在心理层面上也不可能再相信他们。最后，我站起身来说：“你们可以把改变说得天花乱坠。我进来的时候不相信你，而且现在也不相信你。不管你们怎么改变，也无法改变我的感受。言语是无法改变它的。我很抱歉，但情况就是这样。”

说完我便离开了。他们并没有阻拦我，也没有提及下一次约谈。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福是祸，一切都结束了。在家里和上班的时候，每当有人问起我的姐妹或去莫斯科的事，我都会说同样的话：我已经谈完了，我拒绝一切交易。在那以后，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指望的。

九月结束，时间进入十月，我既没有收到来自克格勃的消息，也没有收到姐妹们的消息。我又开始忙于日复一日的工作，渐渐不再去想那些事情了。一个周四下班后，我到商店去为我的橱柜添置储备粮，准备过冬。当我把所有的食品补给全拆开时，我对老大娘开了个玩笑，说这些已经够我用三周了。“为什么？你也许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她问。我笑了起来：“它们不会变质的，不过，我觉得也是时候停止空想了。”

那天晚上用餐过后，我坐在厨房里和老大娘聊天，又一次听她说着我已经听了五十遍的故事，再次感到几乎无牵无挂了。伊莲娜在前厅休息，德米特里在上班。过了一会儿，我拿着书本去自己的房间。此时大约是晚上八点，我先看了一会儿书，放松一下，然后做了灵修阅读和弥撒。之后，我又坐下来看书。突然，厨房的窗户上传来一阵急促而又响亮的敲击声！

声音之大，令我不由心头一紧。伊莲娜从休息的沙发上猛地站起身。因为屋子的前部没有门，而且院子的大门在天黑后是锁上的，所以有人敲前窗吸引我们的注意是很正常的事。但这敲门的声音是如此突然和蛮横，仿佛是在发号施令，我确信这意味着麻烦来了。

当时大约是晚上九点半。我穿戴好帽子和外套，走进院子。“谁在那里？”我问。一个男人的声音反问道：“你是谁？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住在这里吗？”不知为何，我犹豫该不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又问：“谁在那里？”他仍然没有报上名字，只是问道：“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在家吗？”我怀疑他是克格勃的人，本想说：“不，他不在家，改天再来吧。”但我知道，这只是将不可避免的事情推迟了，于是说：“是的，我在家。” “哦，你就是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 “是的。” “嗯，我是来找你的。”

院子里的大门依然锁着，我没有主动开门。我说：“我很累了，今天的工作很辛苦。我不想见任何人。” “能请你打开大门吗？”我走向大门，将大门打开，他开始与我争论。他说：“我的车在这里，你全程都不用步行。只要来旅馆谈一谈就好，我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我会负责你的来回接送。”

我对这个主意缺乏热情，但我实在无计可施。离开的时候，我叫伊莲娜不要锁门，因为我不会去太久。她一言不发。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去哪里，但我想她已经猜到了。旅馆距这里有5分钟的车程，我们一路上什么也没说。我们又一次上了二楼，却到了一间从未去过的公寓。

这一次，房间里只有一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他极为亲切地请我坐下，他向我许诺：“我不会让你久留，因为我知道时候不早了。”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花不了多长时间，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我只是有几件事要告诉你。我要你明天早上去找ATK-50公司的主管，告诉他你想永久离职。如果他有任何异议，就让他打这个电话（他递给我一张纸）找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我想你也应该还清所有债务，因为你就要去莫斯科了。不过，我建议你只带必需的东西，把其余的东西留在这里。明白了吗？”

事情开始得太突然了。我有些惊讶，但还是努力点了点头。“今天是周一，”他继续说，“买一张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机票，我会在那里和你见面。你有三天时间将你需要的一切安排好，时间应该足够了。要是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打这个号码（他又给了我一张纸），或者打另一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号码（他指着纸上的另一个号码）。”说完后，他站了起来。“我要说的到此为止了。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走去套房的起居室，回来时手上拿着一瓶五星白兰地、两块果子奶油蛋糕和一些巧克力糖。他打开酒瓶，把两个玻璃杯倒满了。他在递给我一个杯子时说道：“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古老习俗，喝杯酒结束这笔交易。” 然后，他举起酒杯，好像是在敬酒：“祝你好运！”我没问他我为什么需要好运，我们喝下这杯白兰地，然后我拿起蛋糕，小口吃了起来。

他又把酒杯倒满了，说：“三天内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我们又喝了起来。我说：“祝你好运！”他又把酒杯倒满了，我们互相敬酒，也没有费心管什么“运气”。“好吧，事情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我当然很高兴。祝你好运。”他一边说一边给斟酒，但被我制止了：“不用，别再给我倒酒了。”

我起身穿戴好帽子和外衣。他跟着我走出去，没有穿戴帽子或大衣。我对他说我要走回去，他却说：“这里有车。”我上车时，他就站在人行道上。然而，我注意到司机看了看他，然后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我的心霎时沉了下去，那眼神和动作看是那么的眼熟，我只希望是自己认错了。我们乘车离开旅馆，亚历山大站在路边看着我们。车直接驶向德米特里家，我们在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当我安全下车后，我感谢司机载我这一程，然后快步走进屋子，锁上了大门。

当时将近晚上11点。我刚一进屋，伊莲娜就面带惊恐的表情从房中跑了出来。“你不知道我在这里经受了什么，我还以为他们把你送进监狱了。那次敲门之后，我就知道有麻烦了。”她说。为了让她放心，我将事情的经过告诉她——我要去莫斯科，辞掉工作，付清债务，只携带必需的衣服，周一就出发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现在是周四的晚上。伊莲娜兴奋不已，我自己也有点兴奋。我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我要去莫斯科做什么。亚历山大对此什么也没告诉我，只说我将去莫斯科，而且应在周一前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次日早上，在ATK-50，我和索夫罗诺夫处理完了离职的相关事宜，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困难，或许他早就接到了通知。大家把我围了起来，向我发出祝贺，并祝我好运。瓦西里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放弃，祝你好运！”每个人都赞同他的看法。我终于在下午3点左右领到了工资，看了车库最后一眼——在这里我曾获得突击队员奖项，结交了很多朋友。然后我就回家了。

我们在周日举办了一个小型欢送会。大约有15人参加了德米特里家里的这场聚会：约西普和瓦利娅、德米特里和伊莲娜、杜托夫教授以及另外几位挚友，我自己则是主客。大家在宴会上说了很多美好的祝愿，还有很多祝好运的祝酒词，就连那位从来不喝酒的教授也为我喝了威士忌。老大娘也喝酒向我告别，但她很快就哭了起来，晚餐还没结束，她就躺在了沙发上。我只好在宴会结束后扶她上床。

那个周日的晚上，我在德米特里家的房间做了最后一次弥撒。尽管我把大部分物品都留在了这里，但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会回来。我在做弥撒时，为我在这里的朋友献上了特别的感恩祭，特别是那些在隔壁房间看电视的朋友，并把未来托付给天主。弥撒结束后，我回到隔壁房间，加入了围在电视机旁的人们，但是在那一夜，我们谈话所用的时间比看电视的时间还多。

第二天早上，10月2日周一，德米特里家里的所有人起得都很早。我答应过他们，无论到了哪里都至少要给他们写一张明信片，他们也答应我，如果我最后没回阿巴坎，他们会把我的物品寄往我所在的地方。我打算搭乘9点左右的机场大巴，以便给自己留下充足的时间，但在此之前不久，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克格勃又来了。伊莲娜和老大娘立刻着急起来，每次克格勃的人把我带走时，既没有提前通知，也不走正式程序，她们就会慌张起来。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在吉普车里，他想确认一切是否顺利，我的钱是否够用。“我能看看机票吗？”他问。我把机票递给他，他仔细地检查起来，“我们得改一下票。你不要在五点出发去莫斯科。去乘周二早上七点十五分的航班，这样的话你到莫斯科的时候天还没黑。” 我说：“好吧，那我就不乘早上的航班，改乘阿巴坎今晚最后一架班机。”

“不，你不用，”亚历山大说，“你去搭11点的飞机，我中午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你碰面，带你四处逛逛。”他回到车上，然后开车离去。伊莲娜和老大娘在我回家时松了一口气，我向他们说明了谈话内容。现在已经快9点了，所以我对他们说我最好赶紧走。

我环视了周围的一切，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看见它们。老大娘又哭了起来，她没有陪我们一起去汽车站，而是哭着回到屋里。德米特里、伊莲娜、约瑟普和瓦利娅陪我到集市，那里每小时都有一趟机场大巴。没人说太多话。杜托夫教授就在车站等着。大巴驶来时，我快速向两家人告别。他们大多眼含泪水，我也一样。教授为了目送我安全启程，特意请了半天假，所以和我一起登上了机场大巴。

实际上，杜托夫一路跟我走到停机坪，他情绪低落，几乎是泪流满面。他说：“祝你好运，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失去你我感到很难过。”我再次答应会给他们写信，然后快速转身，从活梯走上飞机。就在11点前的几分钟，引擎启动了，到了11点，飞机开始滑行。我透过机窗望了教授最后一眼，然后挥了挥手。随着飞机升空，我们飞越了ATK-50和阿巴坎市区。我哽咽了一下，不过与起飞无关，然后回到座位，感觉被回忆所充满。

55分钟后，我们大约在5点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刚下飞机，亚历山大正在等我。他已经在附近的机场旅馆订好了房间，因此我在机场检查完行李后，和他走了一小段路到了旅馆。我在登记簿上签字，他们给了我用以交换护照的钥匙，我赶紧把钥匙装进口袋，免得亚历山大向我讨要。

“我还有事情要做，”他说，“所以我希望你能忙起来。我曾答应带你去城区看看的，但出了点事。现在你先跟我回机场吧，我会教你如何办好明天早上的机票，至少那不会碍事。之后我会在今晚和你碰面...........”

“我觉得我可能会去看电影。”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会尽量在工作结束后来找你，”他继续说，“但如果不行，我明天早上会来给你送行。”

到了机场，他把我的机票拿去柜台，很快就办理好了。然后，我们握了握手，他就离开了。我盯住他，想看他是不是真的离开了。他上了轿车，随后他的司机把车开走了，我松了一口气。我穿过马路，乘公交车沿旧斯大林大道（现在改名为米拉大道）到高尔基街。在那里，我乘上另一辆公交车，上山去尼古拉耶夫卡和我的老堂区。

罗莎家里没人，但我决意在这里等候。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下班回家的罗莎的哥哥，之后罗莎本人也回来了。他们见到我时又惊又喜，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提前写信说自己要来。我对他们说我正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我猜测——而且希望在那里能见到我的两个姐姐。我们聊了一会儿与莫斯科之行有关的事，然后谈起往事和堂区的事务。当罗莎突然想起准备晚餐，天色已经很晚了，后来直到晚上11点我才坐上返程车。亚历山大不在我的旅馆，也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如此一来就不会耽误7点的飞机了。即便是在这个时候，航站楼也拥挤不堪。在出发前的最后时刻，我给阿巴坎的每个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们我已经在路上了。这里依然没有亚历山大的踪迹，但他在航班起飞前十分钟赶到，并向我打了个招呼，然后陪我走上活梯，友好地向我道别并祝我旅途愉快。我登上飞机，隔着窗户观察亚历山大，他直到飞机起飞都一直待在那里。

起飞似乎非常迅速。当我望向窗外时，所能看到的只有离我们很远的下方云层。我有些失望，因为我本希望看看这个国家的一些风景。我闭上眼睛祈祷了一会儿，然后念了一串玫瑰经，但是种种思绪不断涌现出来，我想把它们理清。在莫斯科与我见面的会是谁，是克格勃还是我的姐妹们？也许是因为迟到了，亚历山大没有说过与莫斯科有关的事——我将在哪里降落，谁来接我，我应该去哪里？我想，要是没有人与我碰面，我该怎么办？我应不应该去美国大使馆，这样或许太冒险了？突然间，我嘲笑起自己。经过天主这么多年的慈爱保护，何必花时间去担心这些事！

就在中午前，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顿正餐——航空餐! 有两个小肉卷、黄油、肉、酱料、炸土豆、青豆、一小块作为甜点的凝胶、糖块，咖啡与茶二选一，再加上两颗补充餐点的小薄荷糖。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喝两次罗宋汤，午餐时吃上一片腊肠配上面包就很开心了。现在，就在我们从高空飞向莫斯科时，年轻的姑娘把这一顿盛宴摆在了我的面前!

还没等我用餐完毕，扩音器通知我们即将抵达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аэропорту Внуково）。那时大约是下午1点。飞机降落的时候，人们正在改造并重新铺设跑道。地面上的一切都破破烂烂的，唯一引人注目的是飞机的数量。我走下活梯，紧跟人群，焦急地四处张望。航站楼非常现代化，到处都是玻璃，但我没怎么在意它们，因为我不停地观察有没有来接我的人。我没有看到来接我的人，也没有向他人询问。

我等候了片刻，但15分钟后就发现只能靠自己了。我拿起行李朝出口走去。就在此时，我注意到两个男人急匆匆地穿过候机室，他们两人都身穿大衣，但其中一人没有戴帽子——是维克多·巴甫洛夫维奇！他们匆忙赶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来的飞机的活梯，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人，然后争吵起来。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他们正要离开时，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维克多没有心情寒暄，他把我介绍给另一位同伴——库兹涅佐夫先生，他看起来很友善。维克多说：“你跟他去吧，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他会照顾你的。” (“毫无疑问！”我心想，“不过是哪种意义上的呢？”)库兹涅佐夫主动提出帮我拎包，但我自己把包抓了起来。我一路沿着出租车的队列跟在他身后，走到一辆伏尔加车旁，车里有一位司机，发动机正在运作。“我们到了。”库兹涅佐夫说。

库兹涅佐夫表现得很亲切。他告诉我，伏努科娃机场距莫斯科大约25英里，还提议我们在行车途中观赏这座城市。库兹涅佐夫没说我们要去哪里，我知道操心这种事也没什么用，所以尽可能放松心情，享受兜风的乐趣。

我们途径几座高大的公寓楼，那是苏联风格的“摩天大楼”。它们令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了，在阿巴坎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肯定没有能与之相媲美的。我们看到了列宁大学，那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地方，里面到处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楼，库兹涅佐夫让司机停车，于是我们得以在校园里走上几分钟。

我们沿着莫斯科河旁一条宽阔而美丽的林荫大道上行驶了一会儿，然后驶入另外几条不那么宽阔的街道。尽管如此，在西伯利亚也没有一条道路能媲美我们当天早上开过的那些路。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似乎仅仅是在城区闲逛。不知为何，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想到，自己在这两个小时里看到的东西比从前在莫斯科的五年里看到的还要多。那个时候，我只见过莫斯科的监狱和铁路调车场，此外，仅仅只有一次，看到过弹坑遍地的街道。如今我看到了一些自己在卢比扬卡时听囚犯们谈论过的地方, 但彼时我只知道这些地方的名字。我没有看到卢比扬卡本体，尽管它并不会令我感到惊讶。我已决意好好享受这趟旅程，但还是忍不住猜想自己正在前往的地方。

最终，车在莫斯科大酒店侧面的入口处停了下来。我们走进酒店，库兹涅佐夫直接去了前台，他很快就在那里为一个房间争吵起来。我明白他们的房间并不是他想要的。

“你去仔细问问，”他最终对那个姑娘说，“找一个房间吧！”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说：“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房间，一个带淋浴的房间。”库兹涅佐夫向我转过身来，满怀歉意地问道：“这样可以吗？”我笑了起来。

“好吧，我本想给你弄个有浴室和客房的房间，”库兹涅佐夫说，“但这里好像没有空房间了。”

我在登记簿上签了字，用护照交换了钥匙。我们乘电梯上了五楼，这里的一切既干净又宽敞，地板上铺满了地毯。当我们走到房间前，库兹涅佐夫像个训练有素的服务员一样打开房门，说：“请进。”然后他带我参观了一下房间，给我看了淋浴——它在漏水。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把便椅、一张沙发、一台收音机，甚至还有一台电视机。我的窗户对面是一座类似部长大楼的建筑，下方则是一条林荫大道。

最后，库兹涅佐夫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说：“你先去小睡一会，或者洗个澡，吃顿饭，我下午5点左右再来找你。”不过，他依旧没说我为什么会来这里，也没说他在5点回来时我们可能去哪里。他走后，我感觉稍微轻松了一点。我不打算睡觉——说实话，我太兴奋了——而是出去走走，找点吃的。

我走出前门，正对面是克里姆林宫的围墙、红场以及红场对面的GUM，还有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大殿和高耸的圆顶。我发觉天气有些冷，因为此时我只穿了一件雨衣，于是我开始跟着人群走。不过，我所到之处的人们似乎全都在排队，所以我最终还是回酒店吃饭。

吃完饭的时候已经四点半了，我急忙上楼回到房间。还没等我进门，电话就响了。

“你上哪儿去了？”我接电话时，库兹涅佐夫说，“我给你打了好几通电话。”

“我在吃饭。”

我放下电话进去洗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现在，终于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然而，当我在大厅里见到库兹涅佐夫时，他说：“我买了莫斯科戏剧厅（Московский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атр）的票。我想你会喜欢的。” “好吧。”我说，停顿了片刻，“我们走吧。”库兹涅佐夫早早地把我叫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一边行走一边观看这座城市。我们像游客一样在宽阔的林荫道上行走，我对路上的交通状况感到惊讶。大多数繁忙的十字路口都有供行人通行的地下通道，所以车流稳定。

忽然，库兹涅佐夫说：“我们到了。”我环顾四周，我们似乎站在一座公寓楼前，但上面贴着一张戏剧海报，内容是“莫斯科戏剧厅，《玛丽·斯图亚特》正在上演。”库兹涅佐夫带我走进楼上的一个小型豪华夜总会，我们喝了一瓶啤酒，吃了鱼子酱，然后又点了一份。

开幕的铃声响起了，我们下楼到了第二层的剧院。我觉得演员的演技出类拔萃，尤其是那位扮演玛丽·斯图亚特的姑娘，制作也十分出色。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走回旅馆时，我把自己的感想告诉库兹涅佐夫，他听到这话似乎真的很高兴。他没有和我一起进酒店，但告诉我明早9点会给我打电话。

我走进酒店的房间，坐下来看了一会儿电视，但是心不在焉。我不停地想：“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到底出什么事了？这一切都很好，但这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整整一天，每当我走进酒店大厅，都会四处张望片刻，希望能看到我的姐妹们。

我洗了个澡，然后就上床睡觉了。我又一次在同样的问题上反复纠结，最后总算睡着了。

库兹涅佐夫9点到了我的房间，问我感觉如何。“我想我们今晚应该去莫斯科大剧院（Большой）看看，我觉得你会喜欢的。现在，我们去散散步吧。”他说。我穿上外套，准备跟他走，相信他除了散步和大剧院之外还有其它打算——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然后，当我们走出旅馆大门时，库兹涅佐夫说：“我们到克里姆林宫那边去吧。”我们从斯帕斯基门走进去，然后经过了列宁陵墓的长长的队伍。

库兹涅佐夫开始介绍所有的建筑，国会宫、军械库宫等等，为我讲解每一座建筑的历史和功能——但我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广场上挤满了游客，我不停地寻找美国人，特别是我的姐妹们，但运气不佳。最后，我对库兹涅佐夫说，我想去看看克里姆林宫里的一些美丽的老东正教堂，他不想进去，但是叫我直接过去。

我徒步快速穿过一座又一座教堂，免得库兹涅佐夫着急，但我很高兴看到它们被保存得如此完好。只是，当我想到上主已经从这些建筑中被彻底清除了，它们如今仅仅是旅游景点，仿佛是某种奇异的的艺术馆，就感到一阵心酸。我出来时，库兹涅佐夫正耐心地等着我。他是个再好不过的同伴，聪明、安静，而且语调柔和。

阳光很暖和，于是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花园中散步。十月的花不多了，但这块地保养得很不错，依然很有吸引力。“我们去吃午餐怎么样？”库兹涅佐夫在克里姆林宫敲响12点的钟声后问道。(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对我来说是一种回响，我已经听了五年了。现在，我站在红场的阳光下又一次听到了它们。)

“好，”我说，“我饿了。”

“嗯，”库兹涅佐夫说，“你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会在今天下午3点左右和你碰面。好吗？”

我点了点头，然后他就留下我离开了红场。我真的开始怀疑将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很想试试在下午避开库兹涅佐夫，但我不想错过任何弄清此行”目的”的机会。如果他能给我点暗示就好了!

我在酒店吃过饭后，库兹涅佐夫已经在大厅里等着了。“你去哪儿了？” “在餐厅里。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一张桌子吃午餐。” “好，我们走吧。车来了。” 我立刻就觉得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然而，车只是在城市里行驶了一会儿，与此同时，库兹涅佐夫向我介绍路上的风景，但我心不在焉。当情况变得明显，我们不会去任何地方时，我又一次把心思转向那个谜团。我住在最好的酒店里，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很好。尽管库兹涅佐夫很讨人喜欢，但他仍然是一名监视者。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只是想在我姐姐到来前一直监视我吗？她们是不是行程被拖延了？这一定是和我的姐妹们有关，否则，为什么会有拖延？如果我们不是在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去克格勃总部把事办完呢？最终，我们坐车回到酒店。“七点见。”库兹涅佐夫让我下车后对我说道。

我7点在大厅里见到了他。他满脸歉意，因为他没能买到大剧院的票。我们转而前往国会宫，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玻璃宫”。它的一切都很大而且闪闪发光，每一个地方——所有墙壁、自动扶梯都有大理石，包括洗手间，这是一个真正的杰作。当它没有用于党代会时，“玻璃宫”被用来举办娱乐活动和展览。今晚这里有一场民乐音乐会。

我们先到了顶层，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宴会厅。此刻，地板上摆满了桌子，桌上有三明治、饼干、糖果、热菜和苏联各民族的饮料，库兹涅佐夫主动请我吃了一道真正的俄罗斯菜：一个环形的圆筒碗，里面装满了蘑菇、洋葱和辣椒，它们泡在俄罗斯风味的奶油沙司里，搭配上黑麦面包和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它十分美味。之后我们进入了会议厅，这个地方很大，设置了很多毛绒绒的真皮座椅，每个座椅上都有一个用于同声传译的耳机。

礼堂没有坐满，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地方大得吓人，舞台同样很大。观众席上有许多身着民族服饰的人——亚洲人和非洲人——而令我惊讶的是，在我们身后还有一群美国人。但我的惊讶变成了烦恼，因为他们在演出全程都在发笑和说话。我本想转过身去叫他们消停一点，但由于库兹涅佐夫在我身边，我不敢和他们说话。

节目是用俄语和格鲁吉亚语表演的民歌和舞蹈，我觉得有些乏味。库兹涅佐夫也觉得无聊，节目还没结束我们就离开了礼堂。库兹涅佐夫似乎并不急于把我送回旅馆，我们最终漫步走了过去，当他把我留在门口时，说：“明天，你等我。我会在中午之前来这里。明早我还有些事情要办。”我上楼走进房间，比先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困惑。

次日一早，我觉得自己被关了禁闭。我向窗外望去，在房间里踱步，然后下楼在大厅里四处走动。最终给阿巴坎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了几张明信片。大约10点左右，我一回到房间，电话就响了起来。

“你去哪儿了？”库兹涅佐夫说，“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我已经在楼下大厅里了，”我回答，“我只是厌倦了干坐着。”

“我马上就过来，”他说，“我会从大厅里给你打个电话。”

他没有从大厅里打电话给我，不过。接下来我知道他已经在我房间的门口了。他向我走来，在床上坐下。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他说，(“终于来了，”我想，“终于来了！”) “我要你在明天中午前把钱花到只剩90卢布。我不管你用它做什么，买什么，怎么花，但你要把90卢布以外的钱全花掉。我会在明天下午1点在这里和你见面，所以在这儿等我。”

他没说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没说钱和我来莫斯科的原因有什么关系。既然他没有主动提供任何信息，我就没有问，这样比较安全。我同意把钱花掉，在明天1点见他。就这样，他走了。我想自己还有大约24小时的时间。

我想起自己在红场看到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列宁墓只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开放，于是我跳过午餐，匆忙赶往克里姆林宫。那时大约是11点半，当我走到尽头时，队伍已经排了好几个街区。就在我们沿着克里姆林宫的围墙慢慢行走时，我注意到埋葬于此的著名老共产党人的坟墓——包括几个美国人——其中许多人的墓碑上有大理石半身像和装饰品。约瑟夫·斯大林就在那里，在一块朴实无华的竖直石板下，石板上只写了他的名字和出生和死亡日期。不过，有人在他的坟前放了一个花圈。

当我们走近陵墓的门时，我能听到士兵们在轻声地发出指令：“请脱帽，不准说话，不准拍照。请走快一点，注意脚下。”穿过几扇门后，我们沿着走廊爬了差不多两层楼的楼梯，先沿着走廊左转，然后右转进入圆形陵墓。内部很暗，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用黑色和灰色的大理石建造的，四处弥漫着花香和熏香。

当你进入房间，就能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玻璃棺材在你的头顶上方。你先爬上大约十四五级台阶，然后绕着一个半圆形的平台缓慢而连续性地走一圈，微微低头看向遗体。列宁身穿的衣服或许不是黑色的，但颜色很深，一盏特殊的聚光灯照在腰部以上，略微照亮了他的面部，但十分清晰。他的面色让人啧啧称奇，就连那浅棕色的胡须和髭须都显得生气勃勃，带有一种红色的浓密质感，而且这里有充足的光线，彩色的映像投射在在高度抛光的大理石墙面上。

众人围着棺材转了一圈，到了平台另一端的台阶和通往陵墓外的大门时，人们都安静下来。我做了一次祈祷。

“他毕竟是人，”我想，“可能他需要的祈祷比他在这里得到的更多。”

当我走出陵墓的时候，那里到处都是摄影者和游客。还有一个专门拍列宁墓纪念照的家伙，于是我在陵墓前拍了一张照片，可惜后来忘了去取。

现在已经快1点半了，我身上带着400卢布，而且必须用各种手段花掉这400卢布。我穿过红场到了GUM（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м магазине，俄语“国营百货商店”的缩写），这是莫斯科有名的百货商店，全天营业直到午夜。GUM大楼占用了整整一个街区，十分拥挤。那里有三个开放的院落，每个院落都位于房顶的天窗下，四面都有阳台（拱廊）。所有商店都在这些拱廊里开门营业，就像一座十二面的三层“里亚尔托”（Rialto）。每个货品区都挂有一个标牌，标明该区域所售商品——理论上，你可以在GUM买到标牌上所标的一切商品。

我一层又一层地走遍商场，穿过一个又一个拱廊，看遍了所有东西。我首先去买衬衫，然而即便在莫斯科，我也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尺码、质地和颜色。既然我必须把钱花光，价格自然不是问题。但是，我还是没能买到想要的东西。我买的第一件东西是一个旅行包，那是用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一款。所谓“最好的”就是一个24×36×10英寸的纤维板箱子，外面包有棕色的仿制皮，四个角装有保护用的闪亮的钢板。它看上去像是从1920年的美国廉价品柜台送来的。

我还买了几片剃须刀，这是我在俄罗斯买的第一组新刀片。然后，我买了一双棕色的牛津鞋；一件可两面穿的捷克斯洛伐克大衣，内侧是格子条纹，外侧是豌豆一般的绿色；一块镶有十六颗宝石莫斯科牌（Москва）手表；一台东德制造的照相机，也是莫斯科牌的。我为阿巴坎的朋友买了一些礼物，然后买了很多小玩意儿，比如指甲锉、指甲剪等等，仅仅是为了把钱花光。我把GUM从上到下逛了四遍，直到精疲力尽为止。

我从GUM走出来，看到有人进入另一家店并排起了队。在俄罗斯人的法则中，哪里有人排队，哪里就有促销，于是我也走过去排队。不过，当我走进店里时，发现原来是在卖女式尼龙袜。

“哦，”我说，“早知道是这样的话...........”

我正要离开，但身后的女人拦住了我的去路。她说：“别走，请等一等，不用太久，现在每位顾客限购两双。请你接着排队帮我买两双。”我对她说我时间不多，但她苦苦哀求，直到我最终同意等下去为止，然后以每双5卢布的价钱为她买了两双袜子。

我急忙赶回GUM。身上还有钱没花掉，于是我把这座商场从上到下逛了一遍，但我想要的东西几乎都是“没有（Нету）”，无论是我要的尺寸，还是我想要的质地都是这样。比如我问了一下鱼肝油——“没有”。我向售货小姐打听，她让我去街边的中央药房买。我去了中央药房，结果还是“没有” (这可是在莫斯科！)最后，我回到酒店。

现在我不再疲于奔命，有时间好好思考一下，但我越想越糊涂。明天1点会发生什么事？我的姐妹们在哪里？这又和那笔钱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是去接受某种形式的流放，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呢？我想出的每一个答案似乎都有问题。我终于睡着了，依旧和先前一样困惑。

时间到了次日早上九点，我开始感到紧张。我还有些钱，所以去酒店餐厅点了最高级的料理，但我紧张得吃不下饭。我回到房间收拾起行李箱，买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合不上箱子。电话响了，是库兹涅佐夫打来的，他问我在不在自己的房间里。“我马上就上来。”他说。库兹涅佐夫问我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我差不多把事情都办完了，除了关不上行李箱。他笑了起来。

“在锁上行李箱之前，你还有别的俄罗斯文件吗？”我告诉他，我的护照在楼下登记处的柜台上。“是的，除了护照以外还有什么？”我们把行李翻了个遍，我翻出了我的工作簿、工会卡、身份证以及我的一些“证书”和“奖状”，包括我的“突击队员”奖。库兹涅佐夫把它们全收走了（我没问为什么），然后帮我把行李箱和旅行包合上。“准备好了吗？”他问。他环视了一下房间，然后说：“确认你没有落下任何东西。”我在他之后看了看四周，说：“我准备好了。” “那我们走吧。”他说。

他背着旅行包，我提着行李箱，我们乘电梯到了大厅。我付了账，并用钥匙换回护照。库兹涅佐夫拿走了护照。当我们走到人行道上时，伏尔加车停在那里。库兹涅佐夫把我的旅行包和行李箱放进后备箱，我上了车。然后他给司机下了一些指示，我们就启程了。

行车途中，我认出了这座城市的一些地方，但不知道车要开往哪里。最后，伏尔加车驶入了国际机场（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аэропорт）——不是伏努科娃，然后直接驶向航站楼。库兹涅佐夫进入了航站楼，并叫我们等着，几分钟后他回来让司机靠边停车。他没有上车，而是在车旁紧张地来回踱步。他从航站楼进进出出了好几次，我开始怀疑我的姐妹们都在航站楼里，或者马上就要到这里了。

带着这个想法，我开始观察那些标有各国国旗的抵达的飞机，尤其是寻找美国飞机。当一支意大利足球队抵达时，地面上发生了一定规模的骚动，但我几乎没有从对美国国旗的搜寻中分心。我们等的时间越长，库兹涅佐夫就越是着急。“我们去咖啡厅吧，”他说，“去买点咖啡。” 我和司机下车和他一起进去，但咖啡厅没有热水，所以我们又出来了。

我们又在伏尔加车边上站了一会儿——库兹涅佐夫越是着急，也越是让我着急——后来他注意到一辆车在通往航站楼的路上飞驰而过。库兹涅佐夫让我们上车，他自己坐进驾驶座，然后贴着那辆车将我们的车开到车站。坐在另一辆车后座上的人看起来不像俄罗斯人（后来我知道那是马文·马基宁），但我当时真的没怎么注意，一心只想着找我的姐妹们。

我和库兹涅佐夫下了车，当我们下车时，他轻声说：“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如果你想留下来，可以和我们待在一起。你可能会在那里吃些苦头。”他充满同情的语气（听起来像是他即将失去一个朋友）和话语本身令我吃了一惊。我觉得很奇怪，有那么一刻猜到他可能是在说我回家的事，但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果你愿意的话，”看到我没回答，库兹涅佐夫继续说道，“就那么说吧。我们可以把一切叫停。如果你走后想回来，可以随时告诉我。”我又一次看着他，不知道该如何作答，由于我不理解他的意思，所以一言不发。与此同时，克格勃的人正在把我的行李箱从车后面拿出来。我和库兹涅佐夫进入航站楼，沿走廊一路走到一间小办公室。

办公室里已经有一群克格勃的人，他们彼此微笑着，但很少对我说话。不过，其中一人对我说，他把我的行李箱拿进来了，我点了点头。马基宁进来了，他在我身旁的长椅上坐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完全没向对方搭话。除此之外，我完全被搞糊涂了。起初还想问自己他们是不是要送我回家。我左思右想，但是没有接受这个答案。

突然，库兹涅佐夫说：“我们走吧。”我伸手去拿我的行李箱，但他叫我不用管它们。我们沿着走廊走到另一个房间，那时已经快到下午4点了。房间里已经有两个克格勃的人，他们微笑着请我们坐下。马基宁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椅子上。然后又进来了两个人，他们的长相不像是俄罗斯人。其中一人立刻和马基宁握手，然后向我转过身来。

“齐赛克神父，”他说，“很高兴见到你”

我吃了一惊，然后微笑着答谢他的问候。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有人称我为“神父”。即便在西伯利亚，那些知道我是神父的人也从不这么称呼我，他们只叫我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或“沃洛嘉叔叔”(дядей Володей)。那人介绍自己是美国驻莫斯科领事馆的基尔克先生，他问我身体状况如何，然后又转身和马基宁简短地聊了几句。他点了一支烟，看上去很紧张。

我什么都没搞明白。库兹涅佐夫和基尔克两人都很紧张——但他们在紧张什么呢？最后，库兹涅佐夫问，“好，让我们把事情了结吧？”

“很好，”基尔克说，“让我们把事情解决掉吧。”

两人握了握手，基尔克先生随后向我转过身来。

“齐赛克神父，你能过来一下吗？”我走到桌边，基尔克从大衣内侧的口袋掏出一份文件。“你能在这上面签字吗？”他递给我一支钢笔，我就签了字。我当时完全被搞糊涂了，连自己签了什么都没注意到。

“齐赛克神父，”基尔克先生说，“现在你是美国公民了”

“真的？” 我问道，一下子愣住了。

“是的，”他回答，“你又成为美国公民了。”

“这一切简直就是童话。”我迷迷糊糊地说。

“没错，这是个童话，不过是个美丽的童话，”基尔克先生笑着说，“而且是千真万确的。”

这实在是太突如其然了。我突然之间感到自由和释然，如释重负，我脊柱上的骨头如同橡皮筋一样活络起来。我觉得自己应该放声歌唱。基尔克先生向马基宁转过身，另一位来自领事馆的美国人把我的90卢布兑换成100美元，与此同时马基宁正在签一些文件。

实际上，我口袋里有93卢布，所以那个美国年轻人把100美元和3卢布一起还给我。这时我已经与马基宁见过面，而且知道他是谁。我们两人谈起话来，互相祝贺，房间里的人一时全都有说有笑。我挥着我的3卢布，邀请房间里的所有人去机场咖啡厅，库兹涅佐夫和克格勃司机也笑了起来。

我们一路走到咖啡厅，谈笑风生，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话。每个人都点了茶，我兴高采烈地把那3个卢布放在桌子上。这是我的最后一点卢布，但我并不为花掉它们而感到惋惜。但我们还没开始喝茶，一个克格勃的人跑到桌旁来。“快点,  喝完后别错过了飞机!”他说，他打开咖啡厅的一扇侧门，随后我们离开航站楼到了飞机活梯。

这是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大型喷气式飞机。英国机长在活梯下迎接我们。“齐赛克神父？马基宁先生？能给我看看你们的机票吗？”我的票是头等舱的，马基宁的票是游客舱的，但机长领着我们从另一扇舱门进入机舱，安排我们坐在相邻的座位上。我和马基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转头看向窗外。

基尔克先生、库兹涅佐夫和一伙克格勃的人都在那里。马基宁和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但他们没有回应。飞机忽然加速了。我先为自己祈福，然后在起飞时转向窗边。飞机盘旋了一大圈，我们能看到远方的克里姆林宫高塔。缓慢而小心地，我在这片自己将要离开的土地上空画了一个十字圣号。

只有在到达美国时，我才充分意识到许多人为促成我的回国付出了慷慨的努力。首先，我要感谢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约翰·肯尼迪总统，以及他们的白宫工作人员，还有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感谢他们对我的获释的关心。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密歇根州前国会议员撒迪厄斯·马奇罗维茨阁下和前美联储行长马修·希姆恰克为我所做的努力。

当然，我要特别感谢国务卿，特别是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先生，是他开启了我的获释进程，以及驻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美国大使馆的国务院官员，自我的案子首次被知晓的八年以来，他们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以促成我的获释。

我还欠我的耶稣会同事——约翰·丹尼尔·E·鲍尔神父和爱德华·W·麦考利神父一个特别的感谢。是鲍尔神父首先使国务院注意到了我的案子，麦考利神父则慷慨而无私地投入了自己的时间，使我的获释程序得以继续，并助其取得成功。

在美国肯尼迪国际机场，齐赛克神父受到两位姐妹的迎接

对于我的姐姐海伦·吉尔哈特，我由衷地、深深地感谢她在华盛顿为我所作的不懈努力。她和我的另一个姐姐，玛丽·伊万杰琳修女，一直在给予我鼓励——她们的许多信中流露出深厚的姐妹关怀，在漫长的等待中，有时甚至是失望之中，她们对我的信心仍始终如一。

最后，我要感谢其他的所有兄弟姐妹、我的耶稣会同事和其他很多司祭，伯尔纳多会修女和另外的很多位嬷嬷、许多朋友和亲戚，还有所有那些我甚至不知道名字的人，特别是那些学童，他们的祈祷和奉献使我最终得以归来。

齐赛克神父获释回国后，在故乡谢南多厄受到朋友和家人的热烈欢迎

愿所有这些祈祷继续发挥良好效果，使我在俄罗斯服务多年的广大信众得以“携手向善”（work together unto good）。

齐赛克神父1984年在纽约的福德汉姆大学去世

齐赛克神父的两位好友都死在了苏联

涅斯捷罗夫（真名：诺维科夫·维克多·巴甫洛维奇）。

他就学于克拉科夫的贾吉洛尼亚大学和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

在调查期间，由于在彼尔姆监狱遭到毒打，他被迫签署针对他的所有指控。1941年8月，他被囚禁在内务人员委员部内部监狱（卢布扬卡）。

1942年，他被判处15年劳役，但又在布提尔卡滞留了一年，之后被送到沃尔库塔劳改营（Воркутлаг）。

1954年，他被释放并被驱逐到巴什基里亚，在那里教拉丁语，并秘密为信徒服务。

1979年去世。

生平简介：https://biographies.library.nd.edu/catalog/biography-1271

马卡尔（真名：莫斯科瓦·乔治·约西福维奇）。

他出生于1910年的苏黎世，毕业于克拉科夫大学和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1939年，他非法来到利沃夫，在一个油库找到一份工作。

1940年，他在试图越境时被匈牙利边防军逮捕，被送到布达佩斯监狱，在那里他被耶稣会士救出。他去了罗马，在那里被邀请回到苏联继续他的服务。1941年，他被苏联边防军逮捕。为了保护天主教会，几个月来，他声称自己被匈牙利情报部门招募从事间谍活动。

1941年7月7日，他被判为"人民的敌人"，并在同一天被枪杀。

生平简介：https://biographies.library.nd.edu/catalog/biography-1844

以上资料来自Чаплицкий Б., Осипова И. Книга памяти. Мартиролог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СССР. М., 2000. [Book of Remembrance: A Martyrolog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USSR](Moscow, 2000),  

英语译文：https://biographies.library.nd.edu/about/translation

苏联统治区的殉道者，很多都获封“天主之忠仆”的称号。齐赛克神父当前的品级也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发现这本书的，太牛逼了。

He Leadeth Me

上世纪30年代，有个波兰裔美国神父主动跑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去。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俄罗斯，从罗马教廷开设的俄罗斯学院毕业，总觉得天主在他内心深处召唤他去俄罗斯。后来他跟着一群工人从波兰去到苏联，一开始还以为可以去传教，但是发现根本没人听他的，所有人都认为宗教是荒谬可笑的，神父是社会的寄生虫和下流的色情狂，等等，包括跟他一同工作的最下层劳动人民也轻视和排挤他。然后他被抓进监狱，罪名是“梵蒂冈间谍”，被关了十五年。因为他没从事过任何实际的政治活动，监狱当局为掩盖自己抓错了人，不断地审讯他，逼他承认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十五年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极圈的劳工营里，跟他一起的人几乎全是黑社会流氓一类的，只崇尚暴力，动不动就打死其他人。有一次这些人发起暴乱，他差点跟着他们一起被枪毙。劳.改几年以后他被释放，终于可以来到贫民窟里作为神父为当地人服务。由于太受教友的欢迎，他在一个地方呆不久就被KGB赶到其他地方去。到60年代，苏联和美国交换两名间谍，把他送回了美国。他在美国的亲人一直以为他死了，连追思弥撒都早已给他做过了。但是他不仅平安归来，还成为了一个十分理性、冷静、和善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对这位神父的遭遇感同身受，我总觉得咱们所处的环境基本上也是这么回事。它不断地剥夺你的尊严、安全、你拥有的一切，还不断地威胁到你存在的正当性。而这背后的力量，无非是人类想要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进步这么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带着人类拥有的一切恶劣品质向你呼啸而来，堵死了所有的出口。在这个地狱的边缘你完全无法反抗，任何一种冲动都会让你掉进毁灭的深渊。你唯一能做的，是保持清醒和谦卑，认识到周遭环境是天主的安排，既不受诱惑也不被恐吓，并且从中领悟到真理的存在

http://www.xiaodelan.cn/BookList.asp?ClassID=964

https://www.douban.com/note/773688254/

http://www.rosary.love/special.php?id=409

提供三个网址，可供大家接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