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院的一个门口的石上刻着“惟一天主”的字眼，这就是梅顿希望的，离开那找不着快乐的喧嚣世界的野蛮事业。离开只为自私而对事物不断的讨论、防卫和争论。离开他曾想藉此成名的小说、报道和故事。离开麻木感观和生命源头的电影和酒吧。走进修院的宁静中，大自然的安息中，祈祷生活的规律中，与“惟一天主”在一起。
　　但这种真正隐藏的寻找天主的浪漫生活是不能保持太久的。解读伴随着梅顿一生之久的谣言是很吸引的。这些谣言包括他已离开修院，他已不再坚持，他不再是修士或神父，他已结婚，或已失踪到另一国家。当《七重山》出版时，已谣传他很快会离开，梅顿被一些读者的病态期望不断的折磨，就是他不会坚持下去。对许多人而言它听来太美丽、太虔诚、太感动。甚至许多信众认为一个像梅顿这样浪漫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修道院持守的，尤其是苦修会团体。
　　就梅顿曾实在的在独处中，被纯化为一个真正的修士而言，所有这些报道也许仍有真理的要素。“惟一天主”要真正能够结出果实，首先必须除去所有假浪漫主义的痕迹，并从邪恶世界中逃生。我们在《约纳的日记》中找到部分这些纯化过程的描述。不久他认识到成为嘉尔笃会士对他寻找真正的独处与宁静是没有帮助的，独处基本上是内心的素质，并且当独处的社会范畴不被察觉时，它会成了虚假。
　　也许梅顿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在他自己独处的深处，发现了他的人类同伴。在他宁静深处，他经验到新的团结一致，并且他似乎在那里，就是他最孤独的地方，找到了团体的基础。在宁静中他的嘲笑成了慷慨，他的自负成了团结，他的讽刺成了怜悯。1951年3月，他已经在革责玛尼十年了，他写关于他在独处中的生活：
现在我欠了世上每个人那生命的一份。我首要的任务是开始初次作为人类一分子而活，它的荒谬跟我不相伯仲。而我第一项人性的行动是确认究竟我欠了人家多少。（《约》）
　　透过净化与独处，“惟一天主”成了“与所有人在一起”。在宁静中梅顿发现成为修士是卓越的社会性呼召。这种确信在1951年后当梅顿成为学生的神师时，变得更成熟。60年代，当种族冲突充满狂热的爆发时，当美国的良心忍受着越战时，当贫穷已经更明显时，梅顿是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人们聆听他为要在黑暗中找到亮光,并在精神的混乱中找到清澈。
　　1968年12月10日，在梅顿逝世前数小时，他在曼谷讲马克思主义与修道主义，他讲述：
我曾参加一个会议，邀请了许多从法国、意大利、德国及弱小国家来的激进学生领袖。这会议在加里福利亚的圣芭芭拉举行……在会议休息期间，我与一些学生非正式的交谈，我自我介绍是一个修士，其中一个法国激进学生立即说：“我们也是修士呢……”修士基本上是一些向当代世界和它的结构采取批判态度的人……但那是完全不同的批判……那学生似乎在暗示一件事实，就是如果一个人称自己为修士，他必定在某方面达到某种批判性的结论，是关于世俗社会及其结构提出某些宣告的真确性，而这宣告是与人类生存的目的有关的。（《马克思理论与修道理论》）。
　　这故事展示梅顿深切的确信，就是默观基本上是社会事情，而宁静、独处、祈祷，都不是私人财产，而是属于跟他一起生活的众人，他也为他们而生。他确信独处不是属于他所拥有，是来自他扯裂心肠的发现，奥斯维辛、广岛、越南和瓦特斯都活在他本人的内心深处。那里他以为可以独自一人，他发现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人类在他里面活着，在所有的痛苦中却又在对爱的渴慕中。呼召从这自我的检验中产生，就是将他自己最深度的经验写成文字，并献给其他人作反省，因为这种经验不是私人的事情；反而，它是全人类没有说出和没有反省的经验。
　　从梅顿要如此个人的去经验这些，显示出他一己的实际存在对他是一个沉重的责任。
我若生于1915年，我就与奥斯维辛、广岛、越南的事件同代，我就不会被优先查询瓦特斯的暴乱事件。但我却深切地及个人地投入这些事件中，不论我喜欢与否。（《动》）
　　这个经验使梅顿确信他需要一个抉择。如果他本人的历史含有呼召，他可以接受它或仍掉它。而悲剧是宗教人士、修士、基督徒在蔑视世界的外表之下，威胁他去拒绝接受自己的呼召。他写道：
选择世界……首先是接受自己在世界、历史和时间中的责任和天职。现在非常明显的是只不自觉地“拒绝世界”和“鄙视世界”并不是一种抉择，而是逃避抉择。假装着背向奥斯维辛和越南并装作它们并不存在的人，只不过是虚伪。我想这种想法已普遍被承认，甚至在修士中间。（《动》）
　　但对梅顿来说，这些思想并非叫他现在可以更舒服地离开革责玛尼，为的是要活跃地参与公民权利及和平运动，参加示威，支持反战人士及到处表达他的反抗声音。他的读者感到一个像梅顿这样思考和写作的人，必是属于前线行动的而不是在修院的庭园内。但在这点上他被误解了。在其中一封他最后从印度来的书信中，他仍需要写着：“我希望没有太多疯狂的谣言。我继续告诉各位我是一个革责玛尼的修士，并会持守一生。”（亚洲书信，1968）
　　在这亮光中了解梅顿想为哪一种反抗投身，是更为重要的。他作为修士的圣召，既不是用鄙视的眼光背向世界。他的任务不是否定真实，而是揭除幻象(unmasking of an illusion)。他写着：
纯客观的世界并不存在的。它不是我们生存以外的真相……它是活生生的及自我创造的奥秘，而我是其中一部分，但我也是我自己，我的独一的门径。当我在自己的根基上找到世界，我是不可能与他疏离的。（《动》）
　　梅顿明白揭除幻象是属于默观生活的本质。多年的祈祷与独处让他面对自己的幻象。但透过这种揭除，他已预备好向他自己和他的人类同伴揭示这些隐藏已久的幻象。这种揭除不是可以选择玩与不玩的游戏，它是天主神圣的任务，并关系到此时此地在这世界所发生的事。在他的《玻璃的种子》一书中，他以一个尖锐的社会批评家身份揭示自己，他写道：
……我们决意去寻找“历史”，这是人类一种特定的灵性行动，为着某些他们内在意义的指标，并某些与我们作为委身基督徒的相关义务。（《破》）
　　1960年至1968年间的“历史”对梅顿的意义是：杀害伯明翰的儿童及密西西比争取公民权利的工人；杀害亚拉巴马州塞马的利乌苏太太及神体一位论派牧师；南方教堂的烧毁；瓦特斯、纽沃克、芝加哥、克里夫兰的暴乱；塞马往蒙哥马利的游行及往华盛顿戏剧性的游行，在那里马丁.路德.金演说他的梦想。这些都是一件接一件迅速接续的事件，并威胁着整个国家的统一。
　　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1964年至1965年黑人领袖们先后被狙击手刺杀。金牧师的形象成了希望的标记，千万人跟他在非暴力抵抗中前行。但1968年当他被暗杀并葬在亚特兰大时，非暴力似乎跟他一起被埋葬，惟有黑色力量成了代替的方向。1968年炎热的夏天以底特律和芝加哥的火焰开始，并弥漫着混乱的恐惧。1968年6月，罗伯特.肯尼迪被刺，他是惟一仍给予黑人希望的白人领袖。由此国家陷入瘫痪及疲乏中，等待着复原，就是给予用更大的热诚继续战斗的力量。谋杀、憎恨、无政府状态、混乱、凶暴、绝望、充满焦虑的人们——这些就是美国的标记。每条在纽约的隧道都有警察巡逻；出租车司机拒绝在日落后驶过某些地区。父母不敢让他们的孩子单独上学。同时，更多的工厂、烟囱和汽车的出现，使城市覆盖了一片红棕色的薄雾，并威胁着居民的健康。关于所有这些梅顿说：“我们决意去寻找人类的灵性行动，为着内在于他们心中的意义指标。”（《破》）
　　若说梅顿只会对种族问题有兴趣是不公平的，他热情地对整个世界都感兴趣。他除了关心种族问题，同时还有国际政治、学生抗议、良心反战，并许多和平运动。他对这些时事问题感兴趣，不像一个将投身行动团体的参与者，反而他为的是要在自己的宁静中寻找作为基督徒的内在意义和信息。
　　在一封写于1968年夏天的信中，他表明了他的确信：
我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反对暴力革命，赞成和平的解决歧见，赞成非暴力但激进的改革。改变是须要的，而暴力并不能真正改变任何事情：它最多只会把权力从一个强硬的权力集团转移到另一个。我谈这些事并不因我对政治比福音更有兴趣。我并不，但今天对福音的委身比任何时候更有政治意味，因为你不能既宣告自己是“为基督”，却拥护一个对人类的需要完全漠不关心的政治目标，甚至与他们的破坏工作合作。（《仲夏书信》，1968）
　　对一个修士来说那是粗糙的言语，但为梅顿却是成为修士和持守这身份的必须言语。他可以讲这些言语，因为他已可以在他对当代的观察和阅读中，考验他在独处中的经验。种族问题无疑是最主要的。但正因为他不是从一个战略性政治观点，而是从他对福音的经验来判断这场斗争。他的批判已超越一个国家或地域的兴趣范围。因为他再此关心到揭除人类的幻象，而不单是某一意识形态的立场。梅顿对种族问题的观点在他《破坏的种子》一书中最尖锐地表达，尤其在他的“给白人自由党员的信”。一些他的立场更深的反省记载在《甘地论非暴力》一书的引言中，这书是他讨论甘地的文集。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两本书，因为它们清楚的让我们认识梅顿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批评家。
　　为要更了解梅顿的揭除幻象，我们必须提及两个人物：包文和圣雄甘地。两个人物对梅顿有重大影响，并为他准备好将他在宁静中经验到的事情写成文字。包文是黑人作家，在他的书本《到各山岭去传扬》、《另一国家》及《再燃火焰》中，他用震撼的姿态表达出黑人问题实际上是白人的问题。在梅顿给包文的一封信中，他说：
……我喜悦我不是个黑人，因为我永不会是。但是……在良心中我认识到我有责任尝试使我的白人同胞停止他们所做的事，并且从不同的亮光看问题。（《破》）
　　包文为他指出不同的亮光。当梅顿谈论种族问题时完全是受到他思想的影响。在他的《给白人自由党员的信》中，梅顿向这位倾向于种族融合的前进公民，以锐利得吓人的方式表达自己：
现在，我的自由党朋友，这是我的处境。你，处于善意的自由党员，正站在所有这些混乱的中央。你事实上是一个政治的煽动者。在一方面，以你的善意和你的理想，你美好的希望和你的慷慨，但含糊的、抽象的对人类的爱及用漫长的诉讼程序争取的权利，你给予黑人相当的鼓舞（且你是对的，我惟一的投诉是你对得不够）。因此，被你教唆后，他被给予勇气去要求让步。虽然他知道你不会支持他所有的要求，为要保持你自己作为自由党员的形象。他也知道，无论如何，你的物质享受、你的安全和你与现存制度的兴趣相投的关系，远比你相当易变的理想主义重要。且当游戏变得艰辛，你会很快看到你自己的兴趣被他的要求威胁，而你会出卖他来保护你自己。因这缘故，正如你支持你自己的自尊，你会非常急于要得到在黑人争取权利中的领导地位和操纵，为要当你感到有需要时，可以全面阻止它。（《破》）
　　梅顿从他自己的立场及所有的影响来思想当时的处境。破坏与暴力的根源来自白人本身，也来自所谓“黑鬼喜爱者”中间。因为当他们不感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社会需要激进的改变时，他们会一直为种族融合而争战。当白人一直不想深入地察看他们自己的内心及回到他们本身，所有他们为黑人的善意只会是假装，并所有他们的所谓帮助只是表面的让步。受压迫的人民不会被人工化的手法长期控制，就正如那些白人自由党员，想帮助每一个人但不肯改变自己，事实上是为革命铺路。因为正如这些白人在某个时刻会说“但现在我们走得太远了”，且他们会从非暴力的基督徒，变成暴力的法西斯主义者。梅顿用忧郁的眼光看见：
在这一连串思想的最后我设想你，我的自由党朋友，穿着美国极权主义政党的制服，步操往麻萨诸塞路。在一个群众集会里，除非你看到从“给退休黑人生活”的新“集中营”中沉默的部分和飘来怪异的烟雾中的暗示，否则它对你显然只是最大的骚动。（《破》）
　　白种美国人恐怖的谈论犹太人的逼害，却在此刻建立起自己的集中营，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他们本身的邪恶并愿意悔改。黑人非暴力反抗的意义，并不是让黑人在一个他们已被诅咒至死的堕落社会占一席位，乃是要唤醒白人的良知并且让他们面对自己的不公义和罪恶。梅顿说：
……讽刺的是黑人……献予白人一个“拯救的信息”，但白人因着过分自信与自负而弄瞎了眼，以致他不能觉察因着漠视那贡献，令自己处身危险当中。（《破》）
　　白人从哪里得来自负以致认为黑人想继承他们的价值观与想法呢？黑人被差遣作先知却不被承认，梅顿写道：
黑人……邀请我们把他理解成我们自己生活的必须……他警告我们不能不需要他。倘若我们坚持把他看作是敌人，被蔑视的对象或竞争者，我们或许会阻止及破坏我们自己的生活。他告诉我们除非我们可以跟他建立一份有生命的和基督化的关系，否则只会有憎恨、暴力和内战；或许我们无人能从这暴力中幸免。（《破》）
　　火灾、破坏死亡和暴乱都是Kairos，是个历史性的机会让白人最终承认自己的罪恶并悔改。若他们不把他们的时刻理解成kairos，并拒绝黑人的贡献，随之而来只有革命、暴力和破坏，在非暴力时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灾难性暴力的爆发。
　　梅顿写的时候是1963年，当时“黑色力量”并不存在。著名的美国教会历史家马丁.马提大力评击他。怎么一个修士，一个安全地坐在苦修会修院围墙背后的人，竟敢穿起先知的外袍，并预言暴力时期的来临呢？但在1967年夏天，当美国多个城市陷在火海中，卡米基已发动了他的黑色力量运动时，马提承认修士梅顿了解他的国家的情况比他自己更深刻及更根本，并他为他卤莽的批评公开道歉。
　　梅顿甚至不曾想过要说：“你看，我是对的。”相反地，在1968年，他仍充满希望。他谈及白人被给予的最后机会。当当黑人在失去理性的狂乱中抢劫商店、并伤害他们自己过于他们伤害白人时，他写着：
黑人在某意义上已放弃了争取公民权利。他放弃了基督徒的非暴力，并把它当作无用的理想主义。他认定了白人只名吧一种语言：暴力。黑人已下定论若白人想用胶化汽油和其他的舒适的战争工具恐吓越南人，他也应该尝尝炮火与恐吓发生在自己国家的滋味。因此实质上黑人正宣告在白人社会中进行游击战。（《信》）
　　1968年的夏天似乎夺去了梅顿的希望。暴力衍生暴力，似乎建立一个警察国家才是惟一的可能，好让白人极端分子占优势，并让他们的残暴得以自由地支配着国家。这正是揭除一个融合而不用改革的幻象。黑人藉着强逼白人从他们的硬心肠决定后果，来让他们看见自己。在这种处境中，梅顿只有盼望着不可能有的盼望：
而我真希望我们会保持我们的头脑清醒为避免完全的极化……使所有种族之间理性的沟通成为不可能……倘若基督教在黑人眼中被否定，那并不会免除我们对黑人作真诚基督徒的责任，无论他喜欢与否？（《信》）
　　这听来像一个基督教破产的见证人的声音，但他拒绝接受否认主的试探。但梅顿并不会苦恼，相反地他知道他在处理一个那么深入地穿透人类生存核心的问题。那里善与恶找到它们的根源，每个渴望直接可见的结果只是小信德的标记。
　　苦恼一个人期望某些事从另一些事而来，却不敢看进他或她自己的内心的反应，因此很快会失望。梅顿极清楚知道他在世界找到的罪，邪恶和暴力，都是他曾在他自己的内心透过独处、宁静和祈祷发现的同样的罪，同样的邪恶及同样的暴力。世界上的杂质是他自己内心的杂质的一面镜子。或许正是在他作家非暴力的失败带给梅顿一个成长的内化过程，让他下结论，就是当一个人仍在他的内心存着暴力的痕迹，非暴力就会很快退化为权谋与策略。惟一有权利去让非暴力的人，是那位希望透过禁食、忏悔和祈祷洁净自己的人。如果包文是帮助梅顿看见黑人的问题基本上是白人的问题，那么甘地是警告他不要成为一个苦恼的理想主义者，并一再地教导他转向自己的内在领域。
　　甘地的教训在梅顿身上留下深刻印象，并强烈地影响他的思想。再者，是甘地引导他通往东方之路。梅顿写着：
……甘地主要的关注是真理和服务，人的本性，过于关注他加于其他人的战术可能的成功，因此使他跟其他领袖，甚至是他们当中最诚挚和忠实的，产生非常显著的分歧。吊诡地，是甘地的宗教确信，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过于只是个权谋家或操纵者。（《破》）
　　梅顿为什么感到与甘地那么亲切是容里理解的。当我们考虑到正是在他的独处中梅顿发现怜悯的可能，它在本质上就是非暴力。因此据梅顿所说，非暴力并不是一种达成某项已达成的事情的方法。包文从没有这样说，但只谈及黑人是非暴力的，不是为了要统治什么，却为要让白人悔改。梅顿现在看见非暴力不是寻找答案，却是精神合一的天赋素质。一个人可以在他自己内心的宁静找到创意的合一精神，不仅仅是个人的拥有，但却是所有男女精神的生命。所以，释放这种精神——也可称为真理——是对所有人类的服务。那并不是说一个人要在退到宁静中来帮助他的人类同伴。因为在跟他的人类同伴一起寻求真理与公义中，他可以在他本身发现和解放这真理。
　　在梅顿的书《甘地论非暴力》中，他表达了他最深切的领悟之一，就是真理的精神就是非暴力的精神。真理的精神向我们启示我们现在的处境不是决定性的，反而在它本身盛载着悔改向善的可能性。梅顿写道：
因此非暴力暗示一种远胜暴力的勇气。在使用武力时，一个人藉着假定要征服的邪恶是清晰的，肯定的，和不可逆转的，来简化其处境。因此只有一件事可行：消灭它。任何与罪人的对话，任何要改变他的行动的疑问，只表示摇晃和失败。不能消灭邪恶本身就是失败。……最大的暴行都是因为基于一个假设，就是永不可能有任何罪这假设。（《甘》）
　　梅顿在这里接触到非暴力的核心，非暴力站起或倒下是根据对邪恶的观点。如果邪恶被看作不可逆转、清楚可见和轮廓分明的毒瘤，就只有一个可能性：切除它。因此暴力是必须的但当邪恶是可逆转而透过饶恕可以转化为善的，那么非暴力就成为可能。因为梅顿已在他自己的生命中经验到透过基督饶恕是可能的，非暴力不单成为一个可能性，也是成为基督徒的先决条件。
　　梅顿以非常深刻的描述指出这非暴力怎样可以产生一个新团体。他说：
暴力的改变绝不会是认真的改变，惩罚和摧毁压逼者只不过是产生一个暴力和压逼的新循环。惟一真正的解放是同时从寄生于暴力进程内的同一专横政体中，解放压逼者与受压逼者，这暴力进程本身正是含有不可逆转的诅咒……真正的自由因此是与内在力量不能分割的，它来自他本人及他的敌人，能够承担邪恶的共同担子。假的自由只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因它不能忍受一个人本身的邪恶，直至把它投射在他人身上，并看作只属于他的。甘地相信最高级的精神自由是从内心的力量中去寻求，就是能够同时解放受压逼者与压逼者的。但在任何事上，受压逼者必须自己能够得到自由，他才可以获得力量去怜悯他的压逼者……（《甘》）
　　这里我们回到怜悯，它必须由人的内心形成，一种怜悯来自一份团结一致的深切体验，在此一个人承认他在世上和在他人身上看见的邪恶、罪和力量，其实是深深地植根于他自己的内心。只有当你愿意承认这点，并愿意依赖慈悲的天主，祂可以从邪恶带来善，你才可以接收饶恕，并饶恕其他用暴力威吓你的人。正因为梅顿在他的独处中发现了这种非暴力的怜悯，他才可以说是个真正的修士，即是说，他是个透过他的批判，揭除一个暴力社会的幻象，并且要在精神和真理上改变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