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铎职生涯

(1941-2002）

谭天德

自我呱呱坠地迄今不觉间经已七十九个春秋了，犹如发了一场长梦，亦如在人生和大舞台上的一位演员，演了七十九个寒暑：婴孩幼年、少年、青年、成年、老年——的镜头在世界大银幕上连续放映、演出。追忆我在农村生活的童年，适值张庆祺老本堂神父当任。他一辈子的生活克苦爱人，尤其是热爱儿童。每晚上亲自给儿童讲要理和圣经故事，另外赠儿童不少食品，他爱主爱人，克苦牺牲的德表就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修道的种子，直到巍畅茂(法籍)主教莅临敝乡施放坚振圣事时，号召一批青少年到广州石室小修院去修道，准备做教会的接班人，如我们衷心敬爱的神父那样。那时共有五位去修道。我是其中的一位蒙召者，这一批蒙召者的(神品)圣秩种子被带回石室方济各修道院中去播种培植，六年后再移到香港华南神哲学总院，在耶稣会神长们七年长悉心培养和教育后，以及自己经过许多的曲折及艰苦奋斗下，终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四光荣十字架瞻礼日——晋升铎品了，达到了毕生的愿望。那天使我喜得泪滴，从此我的铎职生涯便开始了。也正是日军占据大陆的年代，石室派我到南海县蛇龙乡龙头里天主堂去传福音，就在沦陷区播道渡过了三个寒暑，迨大陆光复后，我被派到广州市梅花村安老院服务一年。从此天天看修女们（中西合作的贫穷小姐妹会）每日分批到各区市场和商店去为老人们的伙食行乞，不怕步行的艰苦，不怕天气的寒暑，也不怕问人开口求施舍……有施钱的，有施肉类蔬菜的，奇怪的是商人们都异常乐善好施的，因为他们认为施舍了，生意会更兴旺。修女们在院内对待老人们的慈爱关怀，胜过子女，否则她便不会千里而来到中国服务老人的。谁驱使她们远离自己的祖国，辞别了自己的父母、亲人，来服待非亲非故和异国老人呢?这就是基督之爱，她们的超性和超人之爱也鞭策着我去努力攀登天国的高峰。此后我又被派到疟疾的海南岛去传教三载，由北（海口市）到南（榆林港）由西（临高县）到东（文县），踏过了全岛，更突出的是，踏上海南岛著名的五指山（黎苗族山区），把基督的福音播传海南岛处女地，三年间攀山涉水，日晒雨淋，捱饥忍渴，虐疾缠身，对传教士来说简直是属家常便饭的。是谁驱使我呢?也是基督的爱。直到共产党解放大陆后，我从香港养病返穗回到广州石室了，那时是一九五零年间，省港还来往自由（未封锁），请参阅“主爱中华”文摘出版的书本“家讯”内“我的自传”便知详细。

自从由港回穗后的三年中，播道的任务是主要和急切的把主之圣言传播到市内各教堂中的教友中。另外创立了广州教友前往上海佘山圣母堂朝团一年廿余名，廖守基教友是团员之一，由本人领队抵达上海徐家汇，在堂拜会了龚品梅主教及各位神长和教友们。大家都沉漫在基督大家庭的天伦之乐趣中，并分享在此动荡期中大家如何为主之真理作证。我们一团人员都分散在各教友家食宿，可称得是天下都是一家亲。

由沪返穗后三个月中，我就种下了坐监狱的“祸根”，但在广州石室传教而未入狱的神父，便先吃“眼前亏”：被拖到马路上赤脚踏那被阳光晒溶的沥青，脚底是长满了泡泡，有的被批斗，折磨到死。在文革期间，我今日仍然幸存的原因是上主保存了我生存的上智安排，而免我被折腾而致命，巧妙地令监狱劳改场作为我的“避难所”。如今虽然越过了古稀之年，但仍能坚持开办慕道班，慕道者来自各县各地；有大中小的学生、有工农、有专家、桥梁工程师、教师，甚至有在抗美援朝时代的老共产党员，最突出的还有不少精神病者、悲观失望者、无职业生活者都来到我跟前寻觅信仰，所以我的生意特别兴旺，货如轮转，客似云来。苦中带甘。可是每天傍晚停课后，力竭声嘶，疲倦不堪，实在是超负荷了，明知自己是临近红日西沉的时刻，还要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主服务的奉献精神。原因是感到“庄稼多，工人少”的现象而使我拼搏，现在引用著名诗人藏克家咏牛诗来自勉。

块块荒田水和泥，深翻细作走东西。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俗人眼光对离家别亲，离乡别井出外渡活是件苦事，但怎知道对修道人来说却是甘饴而有福的。回忆在四十年代中，我曾到东莞石龙若瑟洲麻疯院小住几天，却见中外的修女们为麻疯人洗涤腐疮兼有浓水的手足时，虽然腥臭的浓水不断流出，然而她们却没有带口罩，却很滋味地亲如家人一样服侍他们，直到如今她们（修女）的慈霭而亲切的形象，一直深刻地印在我脑海里，如果没有基督的慈爱，怎能驱使她们去对待异国的陌生麻疯人呢?我亦努力去实习基督博爱精神，接待了社会上各种的残疾者、患精神病者、悲观失望者、走头无路者；以耶稣救世主慈悲为怀的心肠，尽力解决他（她）们的各种困难，因此人们却带着毁誉参半的口吻给我定名：“父，你是救世主！”

我却以一笑置之，并以此自勉，凡自愿弃已跟随耶稣走苦路，背十字架的人，同时也会尝到在苦难中夹着一些甘味，我曾生活在三个朝代政府（中、日、共）交递中，亦尝过几次深刻而感人的甘味。其一：我于一九四八年间从海南岛回广州时，当时机场制度是：凡乘客都要一律接受双手高举的身体检查，当轮到我要举起双手受检查时，突然间检查员和颜悦色的对我挥手说：“走吧”破例不受检查。我后来反思，我此次得到厚待的原因是出自对传教士的尊敬，而不是对“我”的优待。其二：一九四九年我在港养病时期间，每逢星期日至玫瑰堂举行弥撒圣祭后，就在对面车站侯车时，远远看见一位西人驾车路过，他看见我穿着颈带白硬领(Col ar)的黑西服，便箭直地把车驶到我跟前，并热情的招呼我坐车到尖沙嘴码头去。当我踏上过海轮船上沉思回忆：神父因何而受到国内外的人士尊敬呢?首先肯定的不是因为神父穿的服装，而是因他们的离家传道舍已为人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理应老早退休了，可是眼前无人肯出来办理慕道班，真理种子无人播种，迫得自告奋勇负责举办慕道班，直到日落西山，死而后已。

我在人生大舞台上的演出期间，估计快要临近剧终人散时刻了，希望圣保禄书信（弟后四,6-8）的话在我身上落实吧：“我离世的日期已经近了；这场仗我也打完；这场赛跑我又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以上的话象是我离家入修院，为尽献身的宗旨和下台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