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
张印仙：我天天在教堂，祷告、做饭、走动、晒太阳，也看看花草，看看蚯蚓和蚂蚁，给它们松松土。如果不在呢，就去旁边的市场买菜了，过一会儿，又在了。
老威：哦。
张印仙：我在，心也在，主也在，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人，也在。
老威：哦。
张印仙：我掐掐自己，老肉老骨头，还晓得痛呢。
老威：哦。
张印仙：1908年8月3号，我出生在云南曲靖城，父母取学名“张印仙”。我记不得父母的模样，只记得有个哥哥，被军阀抓了壮丁，后来死在战场上。
老威：连父母的模样也记不得？
张印仙：梦里出现过，可醒来就忘掉。我是个孤儿，刚满3岁，就被我的一个叔叔送进昆明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侍奉天主。
老威：你的叔叔？
张印仙：是教会的神父。大约在清朝同治年间，天主教就由越南传入云南，在昆明、曲靖一带落脚了。所以到了我的小时候，法国巴黎的外方传教士已经很多，教堂也遍及城乡，门派也复杂，有耶稣会、圣心会、天神母皇会、保罗会、方济各会等等。我在修道院跟法国神父和主教识字、读经、听弥撒、做祷告，也干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儿。高墙外乱兵乱世，民不聊生，而主却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小环境、童年的庇护所。
直到13岁，我才跟孃孃李华珍来到大理。当时古城只有几处临时天主堂，后来却发展为滇西最大的教区，包含丽江、保山、迪庆、临沧、德宏、思茅和西双版纳，有汉族、白族、藏族、彝族、傣族、景颇和哈尼族的教友8万多。再后来，圣心会购买大片教产，由法国主教叶美章全面负责，修建了修道院、孤儿院和这座远近闻名的礼拜堂。
老威：规模宏伟啊。
张印仙：当时住在教会的，就有400多口，法国的主教和神父至少十几个。星期天弥撒，古城内外、海东海西的人，潮水般涌来，礼拜堂装不下，大家就在外面院坝，有跪的，有站的，还有小孩子爬树爬楼的。我也是小孩子，可我入门早，台上的管风琴奏哪段，我就能唱哪段，主教讲《旧约》里哪段，我就晓得出自哪页，下文的典故和箴言是啥。许多人夸我聪明呢，只有孃孃冲我瞪眼，意思是“不许卖弄”。
老威：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红色洗脑，什么“宗教是帝国主义奴役人民的工具”啦，什么“育婴堂是地狱，修士修女把儿童当实验品”啦。
张印仙：呸呸。文革中批斗我们，还说教会杀了多少多少孤儿，神父主教是吸血鬼呢。我不能反驳。明明晓得是造谣，也不能反驳。为啥要造这样的谣？中国人的罪孽还不够深？主啊。
灾荒年，兵荒年，本地的穷人经常丢弃自己的孩子。有点人性的，还晓得选个好天气，乘月光不错，把娃娃用棉布包裹几层，悄悄放在教会大门口。等第二天大早，修女们一开门发现，自然抱进去，无论好的还是病的，那个心疼劲儿！会打算盘的，或亲情难于割舍的，几年后渡过难关，再来相认吧。其实永不相认的更多，那时候呀，人越穷，孩子越密，都像动物，捡健壮的、熬得出头的养。
我眼睁睁地看过多起，女娃娃，还没断奶，就抛在山坡或海边，任野兽或野狗，一个个糟蹋。男娃娃，生了病，眼看不得活，也同女娃娃一样，四处丢。修女们外出碰上了，就捡回来，让教会的神父和主教抢救，他们都会点医术，打个针喂个药，还挺内行。刚刚丢弃的，兴许能救转，能和我一样，在孤儿院抚育成人；已经过了夜，或被野物动过，缺条腿、缺个其它零件的，就只有祝福，道几声“阿门”，然后埋在南五里桥村的天主教墓园了。
老威：我去过那墓园，只剩下一片玉米地。
张印仙：也是教会买下的，很早了。主持修建天主堂的叶美章主教，死后就埋在里面，还有几个法国神父也埋在里面。
老威：他们叫啥名字？
张印仙：太久远了，记不得了。还有不少本地信徒，不少捡回来又夭折的孩子，有的不足月，有的两三岁，我主慈悲，他们都通过仪式，进了天主教的墓园。无论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普通信徒或弃婴，墓碑上都嵌刻了他们的生平，只是有的复杂些，有的迫于无奈，简略一点。
老威：弃婴的墓碑咋写？
张印仙：由捡他的修女取个名字，有可能是中文名，有可能是法文名，然后生卒年月，发现于何地，最后都有“天主垂怜，阿门”。
老威：弃儿能与主教、神父葬一块，这在中国传统里是不可思议的。
张印仙：如今全被毁掉。一块天主教墓园，一块基督教墓园，本来是邻居嘛，可以互相串门嘛，都毁掉了。连地基也要不回来。所以后死的天主教徒，像刘主教，像我孃孃，都进不去。
老威：唉，这是劫数。
张印仙：到1940年代，收养了孤儿200余，占教会总人口的一半。多数修女都变成“全职保姆”，少数懂医术的，就做“门诊大夫”，给老百姓的孩子喂药打针，有时也喂饭喂糖。我在厨房熬牛奶、米糊、面浆，来代替母乳，有时一天抱进来四五个，饿得直抽，就给个甜奶嘴先咬着。至今，大理古城还存在几名被教会收养过的孤儿，七老八十，人都快入土了，还怕沾着“里通外国”的罪名，不愿承认。
老威：为啥？
张印仙：他们叛过教，脱离教会，这是终生污点；后来形势好转，想回归，又乌龟一样缩头缩脑。还有个神父，已经还俗结婚生子了，到了八几年，居然还厚着脸皮宣誓效忠主，其实惦记着刘主教的位置呢，真枉费当年传教士们的苦心栽培。
嘿嘿，回顾我的前半截，真幸福啊。教会人来人往，可鸟叫比人声亮，秋天到，一阵阵风吹落叶，呼、呼，眨眼就满园黄灿灿。只有辩经和弥撒时，院内才闹热一点，但仍很安静，心里喜乐的那种安静。现在的大理二小、大理四中，过去都是教产。我呢，累得直不起腰，可傻傻的乐，我特别喜欢打扫礼拜堂的卫生，擦洗祭坛、桌椅、神像、箴言，真幸福啊。教会十来个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主教和神父，都总是夸奖我，有时也开开玩笑，“罚你独唱3首《赞美诗》”，兴致一高就加入进来，比赛歌喉。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1949年8月，也就是临近解放，从大理教会派去香格里拉传福音的瑞典神父Maurice Toruay被乱枪打死。噩耗如乌鸦，嘎嘎传来，大家在凶兆中跪下祷告，求我们的身心得到保守，坦然接受种种煎熬，穿越将接踵而至的魔道，像 Maurice Toruay那样以生命荣耀主。
这次超生弥撒没多久，解放军就进城了，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全国红透了，苍山洱海也红透了，连教堂内外，也飘扬着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外国主教和神父们被当作传染病，隔离在几间小屋内，窗帘遮得密密实实，门口有解放军持枪站岗，谁也不准靠近。
老威：远远打望可以吧？
张印仙：还不敢公开打望。革命群众眼睛雪亮，会骂你“戒不掉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
老威：这是哪年？
张印仙：1952年，2月份，外国人都撵跑了。
老威：开过会么？有最后的弥撒么？
张印仙：礼拜堂贴了封条，禁止入内，接着是人人过关，接受审查。绝大多数信徒害怕，纷纷退出教会，响应政府号召，回家务农。有的却公开叛教，“听毛主席的话，与奴役人民的天主教划清界线”。听说主教们在解放军代表事先拟定的文书上签名，表示放弃一切“剥削”财产，还划了十字。其实全部教产都是花钱购置，受当时法律保护。传教士们撤走好久我才晓得，偷偷哭了几回。我的生命是他们给的啊，是主通过他们的手给的啊，否则我在3岁前就夭折了。
老威：天翻地覆，大伙要重新做人，或者重新做鬼了。
张印仙：1952年，永世难忘。曾经极其荣耀的大理教会，人去楼空，老鼠成堆，400多口，最后却只剩我——修女张印仙，我的孃孃——修女李华珍，本地主教刘汉臣3人。军代表限令我们搬家，刘主教说，天主堂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啊。
老威：够顽固不化的。
张印仙：但是到了年底，他们威协说，不搬就拿绳子绑走。于是某一天，我们3个被民兵押解着，出古城西门，安置到苍山脚下的一个村子，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监督劳动”。随即，我们的教产被统统霸占，一部分建大理二小，一部分建大理四中，
剩下的房屋，政府安插了许多人进住。
老威：当农民？
张印仙：被踩在脚底的贱民。
老威：多少年？
张印仙：1952至1983，31年。
老威：怎么过来的？
张印仙：自己种粮食自己吃。我们离开教会时，除了身上穿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带。汗流浃背地赶拢村子，连口水也不给喝，就被揪进会场，与撵出庙子的和尚尼姑，撵出道观的道士道姑，还有基督教的男女信徒，形形色色的，站成两三排，被几百村民团团围观。名为批斗会，实则看稀奇。大家喊口号，喷唾沫，拳头在我们鼻子尖尖晃来晃去，很是苦大仇深。工作队在木头台子上讲话，那时候没有电喇叭，就举着个镔铁话筒干吼。刘主教被扇了几耳光，我孃孃就挡在前面去争论：无冤无仇的，凭啥打人？那个刚刚在土地改革中翻身作主的贫农说：反动派，不打就不倒。我孃孃说：我们不是反动派。贫农说：你们是精神鸦片，是三座大山，是帝国主义剥削人民的走狗。我孃孃说：我们都是穷人家出来的，我们没剥削。贫农说：你还嘴硬。于是周围响起一片口号：打倒反革命修女！我孃孃说：尽管打好了。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给你们。
老威：耶稣的箴言？
张印仙：他们不懂，就晓得瞎起哄。后来经历的政治运动多了，就明白了，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和尚、道士、天主教、基督教，斗争腔调大同小异。打倒你打倒我、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然后才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什么什么胜利万岁。批判天主教和批判佛教、道教、走资派的发言稿，随便改几笔，就可以通用。
老威：老人家明察秋毫哦。
张印仙：斗争会开过，丢了两间石头房子给我们住，四面透风，跟猪圈一样。刘主教和我孃孃已比较老，经不住折腾，只有稍微年轻的我，去跟村里要锅碗瓢盆、五谷杂粮、床铺被褥，打张借条，写明今后挣够了归还。
接着就是开荒种地了，这活儿不难，有气力就行，我打主力，两个长辈帮手。平时不搞阶级斗争，村里也借牛给我们用。苍山又高又大又绿，养点点猪和鸡，畜生们自己晓得找吃。把地里的青菜装坛子，做成酸菜，再带几十个鸡蛋，就能挑到下关去卖了，买油盐酱醋。这样熬磨几年，过得稍微像个人样了，上面又号召大跃进，办公共食堂，自家东西统统上缴。几百号人吃喝在一块，敞开肚皮瞎整，没几天，灾荒年到了。饿死人哪，那些傻吃傻喝，把肚皮撑大了的，几乎都饿死掉。 我们熬的稀粥，能当镜子用，双手捧到阳光下，我孃孃浮肿个脸，还开玩笑：哦哟，碗底有个鸭蛋黄。刘主教说是“画饼充饥”，孃孃却坚持认为，我们喝着主赐予的“太阳鸭蛋粥”，热量是普通粥的几倍。
老威：又凄凉又温暖嘛。
张印仙：后来稀粥也没得喝，就只能漫山遍野寻野菜、草根、苔藓，甚至剥树皮和地衣。青壮村民不耐饿，急了，刚埋的死人也掏出来，割肉煮。和尚也四处堵老鼠洞，碰运气抓住一只，来不及剐皮，就活生生朝嘴里塞。哎呀，那年头，乱套了，如果灾荒再持续两年，恐怕我们也被人家吃掉。感谢主，没有祂的保守，活不了。
老威：你们还祷告么？
张印仙：天天祷告。在路上，在坡上，在家里。经书早就背诵了几十年，在脑海，在骨头，在肺腑，一笔一划刻着，谁也抹不掉。我们在地面受难，灵魂却在天国，接受主的奖赏。无神或信邪灵的，当然不晓得主的奖赏为何物。再饿再苦，你不要告诉世人，因为他们比你更饿更苦；你感觉头昏眼花，快不行了，你也不要向世人呼救，因为他们连自己也救不了。你只有求告主，死死生生算啥，祂会让你平安。
有一次，我和许多人一样，在山坡间晃荡了大半天，还寻不着可吃的。一屁股下地，就再也起不来。旁边有几朵彩色野菌，就是没人敢动的那种毒菌，我一时软弱，就扯来吃掉。土生土长的我，不是不晓得厉害，可饿死和毒死，哪种更好？

我跪着祷告，求主宽恕。几分钟，肚子剧痛，我拼命地抓舌根子，想呕吐，可体内太干净了，毒菌转眼就消化。稍后，手脚不由自主哆嗦，腮帮子不由自主哆嗦。我抱着一棵树，还是坚持祷告，哪怕马上死，也不能忘记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
我昏倒了，天黑时又醒过来，月亮像道门，压在树梢顶。我试一试，居然腾地站了起来，肚子还是饿，可不太难受。我连念几声“阿门”，我主保佑！活着就是奇迹！
老威：是啊，你们都活着。
张印仙：刘主教和我孃孃死掉了，葬在苍山腰，我的墓穴也在那儿。
老威：无论阳世阴间，你们都算三位一体。
张印仙：文革时，刘主教被揪到海东，与我们分开。他孤零零，挨了很多打，身体垮了。1983年，宗教政策落实，我们又聚一块，宗教局在教会对面找了两间小屋，暂时安顿我们。
老威：咋个在“教堂对面”？
张印仙：我们进不去。教会的旮旮角角，都住满人了。大理四中的礼堂，就是这座建于1927年的礼拜堂，不过祭坛和神像都打掉，换上马恩列斯毛的大像。每天早晨，中学生们就在礼拜堂前升国旗、唱国歌，“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老威：天主堂沦为无神堂了。
张印仙：我们依据政策，先和学校交涉，再和教会住户交涉，可人家也振振有辞：共产党让我们住这儿，二三十年了，生儿子，又生孙子，咋可以说搬就搬？刘主教说：二三十年之前，这儿是我们的，因为历史原因，被拿去，现在共产党要归还了。人家说：不行，我们才是原始居民，我们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刘主教叹口气，说：我们已风烛残年，人的事可以让，可这是神的事，不能让。人家顿时起哄：让你的神滚蛋。
于是连续3天，我们早中晚读经祷告，待神赐予了信心，刘主教才去找宗教局。而我的性子急，就背起我孃孃，直接来到大理州政府。我先去政府各部门转两圈，没人接待；我又在过道上哭一阵喊一阵，还是没人理睬。只好撤回政府大门，在阶沿上放下孃孃，开始一天天静坐禁食。
老威：当时你多大岁数？
张印仙：七十五六。我孃孃快90了，又咳又喘，起不来床。我说我一个去就可以，她说：不可以，天主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的。于是我只能背她。那时古城到下关，路很烂，我每天半夜就起床，做祷告，然后打扫卫生，做早点，尽量劝孃孃多吃。她心慌，我就替她抹抹胸，她说快死掉，我就说天主不愿见她这个样子，因为教产还没要回来。孃孃就笑了，还让把镜子给她，照一照，洗脸梳头，擦点桂花油。我说：孃孃啊，你21岁做修女，直到现在，始终比我爱漂亮。孃孃说：对嘛，你一辈子风风火火，不太像女人哦。我说：几十年来，种地、喂猪、养鸡，没闲过半天，哪有工夫讲究？孃孃说：这次当街展览，你可不要弄成乞丐样子，给天主丢脸。我连应“好、好”，就真的换了最干净的衣服。
收拾齐整上路。歇两回气，我就能背她到南门外，等小客车，颠簸一两小时，抵拢州政府。在地上铺床棉絮，扶孃孃平躺下，我守在旁边。路人围起看闹热，我也鼓起眼珠看闹热。太阳大了，就把被子扯开些；晒狠了，就在孃孃脸上撑一块布。而刮风下雨天，就挪到屋檐下，屋檐窄了，雨滴乱溅，我就自己挡在前，肩膀湿半边干半边。
老威：七旬老人背九旬老人静坐禁食，是个大新闻嘛。
张印仙：那年月，报纸、电台都是政府管，所以没新闻。我们也不懂新闻。只晓得围观群众太多，密密匝匝的人墙。我们也觉得不妥当，影响市容，可没办法嘛。我还一遍遍起立，举着十字架，劝大家走开。可群众散一拨又聚一拨，还有人弓腰，察看孃孃的动静，然后转头汇报：还有气呢，嘴巴还在念叨。我纠正说不是念叨，而是背诵。人家问背诵个啥，我就自己弓腰倾听，并重复孃孃的话：天主，请以此茫茫尘嚣，来查验我，洗刷我的罪，端正我的意念，在邪恶的权势下把我拯救。阿门。
老威：人们理解么？
张印仙：不理解。许多人骂我们疯了，心肠稍微好的，就劝我们体谅政府，要爱国。我心里说，除了天国，我们地上的国在梵蒂冈，在耶路撒冷。
老威：对头。在所谓的祖国反而流浪着，无家可归。
张印仙：就这意思。我们在政府大门呆了28天，除开喝水，我啥都不吃，考虑到孃孃的身体，我晌午喂她一碗米线，补充热量。太阳落山，又背起她，赶末班车回古城。
老威：第二天又开始？
张印仙：对头。后来我有点背不动了。因为每天只吃早点，瘦得飞快，腿还打飘。我就盘算，干脆去政府门口过夜，反正门卫也来赶过，警察也来赶过。可两老太婆，谁都不敢抓。很抱歉嘛，大概影响越来越坏，惊动了上级，28天头上，一官员带了两随从，终于露面。过往群众早已麻木，不再围观，还冲我们点头呢。只有些小孩经常光顾“街头西洋镜”，婆婆长婆婆短的。官员过来，站了几分钟，就蹲下问：你叫张印仙？我说：是，她叫李华珍。他说：你们已经闹够了吧？我说：我们不想闹，只想有个住地。他说：你们现在不是住得好好的？我说：我们不是吃救济的五保户，随便丢两间房就行，我们要我们的教产，我们侍奉天主的场所。他说：会归还你们的教产，但要等一段时间。我说：我们已经等了31年，我才70多，能等，可她快90了，有出气没进气，恐怕等不了。他说：你凭啥这样说话？政府不是你们来支配的，政府只能协调、动员别人搬家，让出地盘，最快也得好几年。一听这话，处于昏睡状态的孃孃突然醒了，拉扯我，令我扶她坐起。她喘着说：我死在这儿。我立马响应：好好，两条老命都丢在这儿，你们看着办。官员气坏了，说：你们敢要挟共产党。我说：只要归还天主堂，死活与你们无关。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没多久，教会就空出来了。就是你今天看见的，老礼拜堂，周围的两排房屋，照壁，照壁后的两个院子。古城都轰动了，居民们议论，天主堂的两个恶婆婆，惹不得，把政府搞蔫了。可他们哪里明白，这才是原始教产的四分之一，隔墙、过街的大理二小、四中，几个足球场大，全属于我们教会。
要不回来了。大理教区的许多堂口，都被霸占。政府挪用，年头太久远，就不提还，或者搞地产开发，把老教堂拆掉。有的堂口，政府要还，教会的人却不敢要，怕再来政治运动，挨整。
老威：3个老人，突然间拥有偌大的地盘，做梦似的。
张印仙：全部归主。我们不过暂时替祂老人家看门。
老威：生活咋办？
张印仙：我一肩挑。
老威：这么豪迈？
张印仙：他们两个老病，我还是喂猪、养鸡、自己种菜。这儿比乡下条件好许多，我们能糊口，也喜乐。我孃孃李华珍 1989年去世，活了93；刘汉臣主教1990年去世，活了90。教会在苍山腰寻了块地，将他们合葬，我的墓穴也预留了，生死在一块吧。
刘主教回光返照时，突然起床，要去礼拜堂做弥撒，可刚把衣服穿好，就瘫掉，只得在二楼自己的卧室，做临终祈祷。他最后一口气，落得很深很长，眼珠子渐渐定住，面带微笑。那是一个傍晚，天使在窗外，一阵斜阳，又一阵风。
他们走掉，只剩我，太伤心了。只有在礼拜堂，在院子，在他们呆过的地方，来来回回寻找。闭着眼睛，觉得他们抚摸我的手；睁开眼睛，却见一条狗在舔，或者一丝阳光在舔。我问主：他们想我不？太傻了。也许是没机会服侍他们了，闲得慌。
直到1998年，新的神父来，陶修女也来，我才稍微踏实。一辈子绷紧的弦，终于松垮。该给新一代交待的，统统交待了，特别是没归还的教产，必须继续要。万一要不回来，就写入教史，让世世代代铭记。
一心盼主接走我。一心盼与刘主教和我孃孃见面。可稍不留神，我又过101！周围的人，都与我相差好几十呢，咋办？
老威：不晓得。
张印仙：只能赞美主。
老威：阿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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