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以东正教的精神从理论上研究社会问题。」玛利亚修女在一九三九年写道：「而是寻求将我们的社会思想，尽可能紧密地与生活和工作联系起来。更确切地说，我们从我们的工作着手，尽最大可能寻求东正教的生活与思想中最完美的神学解释。」

    定期的窥会安排在罗默，主日下午总是空出来由精英们做报告，诸如庇弟亚夫、海格谢盖、费道托夫、封达明斯基、弗兰克、西门、莫索尔斯基，或者维歇、鲍利斯。通常有六十多名听众前来听讲。周一至周五的日程则分别被广泛的「传教」课程占据。令人意外的是，居然有专门为未来的唱诗班领唱人和读经员开设的课程。除了在「东正教行动」组织的各种会议外，还有庇弟亚夫一九二二年创办的宗教哲学院的定期会议。庇弟亚夫将这些会议从俄国基督教大学生运动的总部移到罗默.蒙巴诺大道十号。东正教行动与该运动分开之时，创始人中谁都不曾经历像庇弟亚夫那样的痛苦（他将分裂斥为「助长右翼倾向」)  ，而这一迁移便是他所谓的右翼倾向的体现和标志。  「我们与宗教哲学院的紧密联系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文化声望。」玛利亚修女表示：「在另一方面，也可说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规定得太死了，不利于吸引其它意识形态的人们，投入我们的行列或者同情我们。」

    她是希望及欢迎人们正确地批评东正教行动的第一人。 「正如通常发生的那样」，她在一九三九年写道：「外力（反对者)的攻击，对东正教行动产生的猜忌氛围会使得它进一步成熟。」话虽如此，偏执和恶意的批评则难免激起她的义愤，甚至叫她沮丧濒于绝望。「难道我选择的道路一无所用吗?」她在三十年代早期写的一首诗歌中这样地自问，有一天，她对伊夫大主教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他们外出乘坐巴黎地不铁道的时候。他们的火车正好开到皮夫凯附近，突然从黑暗的隧道中冲出来，一下子豁然开朗：「你看这便是对你的问题的答复。」伊夫答道。

    未来也许会出现光明的前景，但是当时，她的作风却成为巴黎侨民中，那些按时到圣堂望弥撒的虔诚者的绊脚石。许多人因他不守常规而大为不满，他们过分简单化地把这种种的惯例等同于传统：「她难道不是修女吗?人家如何能为她那不正常的弥撒生活辩解呢?还有他那与底层社会的亲切态度?她那一身落迫的会衣?她还抽烟（而且还在公共场所抽)?她对待斋戒的轻忽?她不仅无视清规戒律，甚而门面也不能维持。」右翼侨民觉得她的行为即使算不上共产主义，至少有些社会主义的味道：「且不说其它甚么的事。」玛利亚修女写道：「我们在教会人士看来显得太左，而左派则嫌我们有太多的教会意识。」

    甚至她的亲密合作者，也有些怀疑她的修道与所从事的工作的一致性。毕亚诺夫和庇弟亚夫一开头就对此真言不讳。盖勒列夫神父后来在回顾往事的时候，也说修道生活「并未」在她的生活方式中增加「任何本质性的东西」。然则至少在非本质的水平上，她那修女会服倒颇为有利。「幸亏我穿得像个修女，许多事情便简单得多并且容易办成。」她这样评论道：「在政府机构中一个修女总归比较容易应付情况，容易绕过官样文章直接接触行政当局。」

    很可惜喜当初要是只成为一名教会女执事，她所做的工作便不会遭到那么多的反对。她的工作和人们对她的期望也必定不会出现那么大的差距。然而，虽然革命前夕的俄国东正教教会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恢复女执事这一神职（而伊夫，当时还是一名年青的主教，曾经予以赞成)，但问题最后仍被搁置起来。当时发表了一篇专题研究报告：女执事和修女这两种不同的原则和生活方式(同源同质，但并不完全一样)，若干世纪以来已经合而为一，并入修女的生活。玛利亚修女在某种意义上过的是另一种框架内的生活，评论者对这一事实不以为然。更加令人难以担受的是她对任何框架的藐视，任何有可能掩盖令人不安的真相的逻辑框架还是习惯框架。在他们那个时代，为基督献身的神圣的愚者已被神圣化了。无怪乎玛利亚修女对他们特别地崇拜。这样一位愚者，圣巴西尔的节日（八月三日)  ，在罗默也隆重地庆祝。

    很难指望玛利亚修女在罗默或别处出席的这样的会议所要说的话会有可能传到远方的反对者，因而有必要求助于印刷品，玛利亚修女便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一连几个小时写一篇文章或报告。她的手稿，因她文思和写作的快速而难于辨认，  （字迹又因她的高度近视而看不清楚)  ，字里行间却充满着整齐、简洁、自信和坚定的话。她的诗歌中的描写往往沿用于她的散文。她的手迹本身就给人一种「火山口」的印象，她的作品喷发出了永不降温的熔岩的热量」。

    即便这样的行文，无论多么坚定，多么狂放，也不可能动摇她的思想意志：心目中的读者。

我们业已被授予自由的礼物，随之来到的是什么义务责任呢?我们不再受到迫害，可以毫无畏惧地写作、发言、工作、公开讲课。在此同时，我们又从古老的传统中解放出来。没有巨大的教堂，没有精装硬面的福音书，也没有修道院的四壁。我们失去了我们周围的环境。这是意外的事故吗?这是偶然不幸吗?这难道是我们生不逢时(的自然后果)吗?在属灵生活的范围内，不存在偶然性，也不存在幸运或者不幸运的时代，却存在我们必须领会的征兆和我们必须遵循的道路。我们的使命是伟大的，因为我们被召唤走向自由。

既然如此，陈旧的传统不应该任它原封不动。

我们必须诚实到底，严格到底。必须从我们最深处的习惯中释放那些真正的东西，必须否定自身的任何墨守陈规，否定这些本质上、美学上的渣滓。我们必须谨慎地把内在东正教意识与外在的装璜和服装分开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被召唤走向，初期教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作为教会的成员而在自由中工作。如果我们有必要介入冲突，我们对手的力量是微不足道。我们周围的反对无论是多么微弱，我们都能够而且必须对反对我们的人们表示宽容，然而对他们的想法却要不妥协地不予以宽容。

否则的话，过分的宽容可能导致背叛：

在我们尽责的时代，对反对思想的宽容不啻对于我们自身信仰的背叛。我们可以喂饱饥饿的人，安慰伤心的人，跟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一起座谈讨论，但我们决没有权利服膺对东正教意识的错误理解。而且，凡涉及到其中心思想和事关重要的地方，我们必须不让基督的形象被任何法规、任何沿习、任何传统、任何美学思想，使任何虔敬蒙上阴影。基督最终给予我们两条圣训：也就是对于上主的爱和对于世人的爱。没有必要用学者的规定，使这两条圣训变得烦琐。就基督而言，祂并不以我们的被剥夺、流放、或者习惯的框架来考验我们。当我们发现自身剥夺了先前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时候，当我们被授予令人生畏惧的自由的时候——看看我们是否能在那里找到我们不曾想到要寻求祂的地方——去发现祂。

    好多人会不理解这个寻求，因其显得那么不尽人意地微不足道和有失尊严。但是，对于那些寻求基督的人们，那便没有回避的余地：

自由召唤我们为基督的缘故作愚人，不但不合敌人心意甚或也不合朋友心意，也就是用那种最艰难的方式去发展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自必像愚人那样地生活，因为我们不仅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艰难性，而且也能感觉天主伸手在我们中工作的喜乐。

    既有这样的自由，我们必需用敞开心和创造性的态度予以接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写的一篇文章中，玛利亚修女发表对军事征召和基督徒征召的要求：

我们需要理解动员的意义，如果被动员从军的战士必须离开他那温暖可爱的家庭，离开他正常的工作，甚而离开他的行业。如果那应征入伍的战士被取消这一切，而且有必要被取消这一切的话，那未，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被动员，也公须包括对其个人同样严格的要求。在这时刻，基督和赋予生命的圣神要求一个人的全部身心、全部人格。参与国民动员的差别在于，国家迫使我们动员起来，而我们的信仰则有待于志愿者。就我的想法而言，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是否有这样的志愿者自觉地站出来，并且他们是在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的程度上主动应召。

因为自我牺牲是基督徒自由的终极目标：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希望。这要取决于天主的意旨。但除了天上的意旨、支持和恩惠以外，我们对自己也得有所要求：发挥我们的全部力量，无畏地面对最最危难的任务，发动自我律己、自我克制、牺牲和仁爱的椅神，为朋友献出我们的生命，跟随基督的脚步，迈向祂为我们所指定的哥尔哥达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