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二十日。那天开始时和平时上学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五点半我先生布莱德离家上班，过一会儿我也起来叫孩子们起床。把十几岁的孩子从床上赶起来总是一场小型战争，而那个星期二尤其如此。为了赶功课，前一天晚上凯西睡得非常晚，厨房的桌子上到处都摊着她的书；盛着她的猫的排泄物的盒子也需要关注一下了；我们的早饭也晚了。我尽量克制着，不去教训她上学之前应该做些什么。
　　七点二十五分左右，克里斯亲了我一下，至少给了我他的脸蛋，算是跟我再见。(做为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近来他总是这样。) 然后一溜烟儿跑下楼，到外面去了。凯西则在门口穿鞋， 那是她最喜欢的柔软的黑色达克马丁牌。无论晴天阴天，甚至在正式场合也穿。而后，她抓起书包，跟在弟弟后面出去了。我靠在楼梯栏杆上与她告别。像平时一样，我对她说，「再见，凯西，我爱你。」她嘟囔着答道「妈妈，我爱你。」然后就走了，穿过后院、篱笆和离我们家只几百码的高中足球场。我穿着妥当，为自己冲好一杯咖啡，锁上门，就开车上班去了。
　　中饭时分，一个叫查理的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听说高中发生了枪击事件。我说没有。我试图使自己不要慌乱：一方面，这似乎与凯西和克里斯无关。可能只是几个孩子在停车场起了争执，或许只是皮耳斯街上一次偶然事故。另一方面，我的咖啡伙伴薇尔和我刚刚在附近的商店买好午餐，正准备要吃。再说，我总觉得科伦拜中学是安全的。不是吗？…不过，我还是决定给布莱德打个电话，也许他已经有了什么消息。
　　我打电话时，布莱德正好在家：他不舒服，提前下班回家了。他一接起电话，我便将所听到的告诉他。他说他也听到类似的消息，而且还听到外面砰砰几响和一两声爆炸。但他没往心里去。那是午饭时间，总会有些孩子跑出来，说不定是哪个调皮鬼在放鞭炮吧。
　　放下电话，穿上鞋，布莱德来到后院。越过篱笆向外望去，他看见到处都是警察。
　　回到屋里，打开电视，正好赶上第一次新闻发布。过了一会儿便是第一次现场转播。一下子，所有支离破碎的细节都拼凑起来了，他意识到这不是闹着玩的：「我一面用眼睛盯着电视屏幕，一面跪在沙发的角落，求神保守所有的孩子。我的心思很自然地是集中在我的孩子，凯西和克里斯身上。然而，在心里深处，我确信他们会平安无恙。按理说，当这种事发生在与你如此亲近的人身上时，你总该有所察觉，但我却没有。」接下来到三十六个小时简直像在地狱里。当我赶到科伦拜时，几百名绝望的父母和亲友，警察，排雷手，记者以及旁观者已经围在学校四周了， 到处一片混乱。
　　虽然已知的情况使我们足以了解事态的严重性，但细节仍是互无关联，彼此矛盾，令人困惑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学校里有两个疯狂、身份不明的持枪者，一面口出狂言，一面滥杀无辜。每个人都在拼命找人。大家哭喊着，祈祷着，互相抱在一起。也有人呆立着，目无表情地看着周围一片混乱的场面。
　　很多有孩子在科伦拜的家人都被送到附近的立木小学，在那里等候警察的报告。其余像我们这样的则滞留在公共图书馆，因为立木已经人满为患。
　　这真是一幅战争场面，受伤者和平安无事者的名单不时更改并散发给大家。我一面瞄着更新的名单，一面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人群中跑来跑去，呼叫凯西和克里斯的名字，问有没有人看到他们。进学校里找他们绝对是不可能的，整个校园已经戒严，荷枪实弹、紧张兮兮的突击队员已经将那里围得水泄不通。
　　中午刚过，克理斯露面了。原来他逃到学校附近的一个邻居那里。当他回家时，碰到正在那里守着电话的布莱德。布莱德拨通我的手机，我立刻感到一阵轻松：感谢上帝，现在只需要再找一个孩子了。然而，这种轻松的感觉只持续了一两秒钟。一想到凯西，我的心又绷紧了：我的女儿在哪儿呢？枪击发生以后，许多逃脱的学生都被装上公车，送往安全之处。其它一些人像克里斯一样靠两条腿逃离噩运，其中有些人几小时后才被找着。许多受伤的人来不及确认身份就被送上急救车。还有几十个人在楼内的衣橱和教室中躲了几个小时。人们后来发现，他们中有一些人独自倒在血泊中，流着血死去。
　　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这些仍旧在图书馆等候消息的接到通知，说是最后一车学生已经离开高中上路了，要我们去立木等着接人。布莱德，克里斯 (他们从下午早些时就和我会合了) 和我立即跳上车，以最快速度向立木小学冲去。
　　虽然到目的地只有几条街，我们的旅程却十分艰难。高中附近的路几乎全部封锁了，剩下几条仍开放的则挤满了丹佛各家媒介的电视卡车和面包车。直升飞机在头顶轰鸣，我们的身前身后则是汽笛大作。我的心在剧烈跳动，焦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们总算到了立木。一跳下车，我就伸长脖子向马路一边望去，再向另一边望去，没有车。我们等候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们往路上看了又看，还是不见车的影子。最终我们明白了：根本没有所谓的"最后一班车"。我无法理解，目瞪口呆。直到那刻之前，我还满怀希望。现在呢？我感到被骗了。也许他们不是有意的，但我是被骗了。强烈的被骗的感觉使我快要窒息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听说，其实早在那天晚上八点钟，警方就已经确信失踪的人都已死亡，并且清点了所有其它人。但因没有确实证据，他们不能向外公布，以致我一直抱着一线希望。我试图说服自己：也许她正躲在哪儿呢。她向来很有办法，会找着一个好的藏身之处。我只希望她没伤着。即使伤了，也比死了好。万一受了伤，她还是有救。只不过她要捱过一个晚上，至少一直捱是人找到她… 身处这种绝境，你只能依靠希望支撑下去，纵然希望是那么脆弱。
　　到了晚上九点半，我在如此紧张的状态下再也支撑不住了。警方再不提供新的情况，布莱德和我只好决定回家。不是我们认为应该放弃了。绝不是的。而是继续在立木呆上一夜又有什么用处？回家后，布莱德爬到我们院子的小棚子顶上，要亲眼看看学校里的情行：「站在小棚顶上，我可以看到整个学校。透过双筒望远镜，我甚至可以从图书馆的窗户看进去，连印在ATF(酒精、烟草、烟火管理-译释) 队员蓝色外套上的黄字都看得见。他们低着头，好像四处寻找什么东西。虽然我看不清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但我猜他们正跨过一具具尸体，寻找爆炸物。后来听说他们共找到几十枚炸弹。」大约十点半或十一点的时候，从高中那边传来一爆炸声。我们冲到楼上凯西的卧房，从那儿的窗户向外望去，看看有没有火焰、硝烟，或其它什么的。然而，我们什么都没看到。黑暗里只有警车与救火车的红灯与蓝灯在闪烁着。一定是他们引爆了一颗炸弹。我因恐惧而浑身发抖：如果凯西还活着可怎么办？我渐渐地身心疲惫，想去睡一下，却根本睡不着。每次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被又一个恶梦惊醒。我一次又一次看到凯西：她缩在某个黑暗的衣橱里，想着是否可以安全地出来了；她躺在走廊上发冷，流着血死去；她哭着求救，却没有人来帮她。我多想抓着她，拍她的头，用我自己包住她，与她拥抱、哭、笑，用力地抱着她不放。
　　我无法承受失去她的痛苦，无法面对她空却的房间。
　　从凯西的床上拿起她的枕头，我抱着它，头埋在里面，闻着凯西的香味，眼泪流出来。凯西的香气，我的心肝的香气。我从来没有哭得这么久，这么伤心。
　　到早上三点半左右，我终于站了起来，并穿好衣服，与布莱德一同走到普克街的拐角，那里停着一部制安执勤车。觉得司机也许会告诉我们一点新情况，我们就问了他几个详细的问题。但他只是闪烁其词。最后，布莱德说，「请你把真相告诉我们。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女儿还在学校里。请问里面还有人活着吗？」那司机回答，「我跟你们直说了吧。那里没有活人了。」虽然已经该绝望了，我到那时还是不肯认输。我对布莱德说，她总有可能躲在哪个衣橱里，或是受伤了却被医院漏数了。你怎么知道。他们以为一切都明了了，其实并不一定。
　　二十四小时之后，星期四早晨两点钟左右，我的防线终于崩溃了。电话铃响了。验尸所的一位女士把我们害怕听到，但已预料到的告诉了我们：他们找到了凯西的尸体。
　　现在只能承认我们的女儿永远离开我们，再也不能回家到这里来了。一个做妈妈的怎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我又哭起来，好像以前都没哭过似的。
　　* * * * *后来人们告诉我，那天上午十一点十五分的时候，凯西背着书包，走进高中图书馆做英文课的作业，《麦克白斯》里的一段。她的好朋友克丽丝朵恰好也在那儿：「撒拉，赛斯和我像平时一样到图书馆看书。大约过了五分钟，一位老师冲进来大叫着，说走廊里有人拿着枪。我们一开始不当一回事，“开玩笑，又是高年级学生的恶作剧。”赛斯说，“别慌，一定不过是假子弹。” 接着我们听到枪响，开始是在走廊的另一端，然后越来越近。尼尔森先生心我们大吼着，要我们爬到桌子下去，但根本没人听他的。接下来，一个孩子跑进来，倒在地上，他的肩上满了鲜血。我们马上爬到桌底下，一点儿也没有耽搁。尼尔森先生在打电话报警。赛斯用他的膀臂搂着我，他的手按着我的头，因为我混身发抖。撒拉拉着我的脚，和我们一起缩在桌子下。然后，艾瑞克和迪蓝就进了图书馆，一面开枪，一面说：我们一辈子都在等着这样干呢。每开一枪，他们就一阵欢呼。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的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但他们的声音又可怕又邪恶。然而，他们却似乎兴高彩烈，好像在玩一场游戏，并得了头彩。他们来到我们那张桌子，掀翻椅子，正好打中我的胳膊，然后又打到撒拉的头。我吓得气都喘不过来。突然他们离开了图书馆，大概是子弹打光而到外面装子弹去了。我们正等着这一刻。大家飞快地冲向图书馆的侧门，就在他们回来之前，从那儿的一个紧急出口逃了出去。」克丽丝朵在艾瑞克他们进入图书馆的一刻失去了凯西的行纵，至于凯西当时在做什么也是众说纷纭。有一个学生说记得看见她在桌子下握着手祷告；另一个学生说她仍坐在座位上。事故发生后几个星期，一位二年级的学生约书告诉我说，虽然他没有看见凯西，但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亲耳所听到的。那时他躲在桌子下，距凯西只二十五尺：「当那些人来到凯西那里时我什么都看不到，然而我听得出她的声音。一切就像发生在我面前一样。他们当中一个人问她是否相信神。她停顿一下，好像不知道如何回答。然后她说是的。她肯定害怕了，但她的声音却是坚定的，没有发抖。然后他们又问为什么，但没给她机会回答，就把她杀了。」约书说那两个男孩的问候方式使想到他们是否看见凯西在祷告：「如果她没有在祷告的话，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冒出那个问题来。或许她以前跟他们讲过话？谁也说不上。我知道他们在图书馆时一直说个不停。他们走到以赛亚那里，嘲笑他，骂他是黑人，然后杀了他。之后他们开始大笑和欢呼，好像一场游戏。后来他们离开房间，我迅速站起来，用手夹着我朋友伯瑞悌妮向外跑。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将她推到门外，我自己也在她身后飞奔而去…」盖瑞，我们教会的成员，杰佛逊郡治安部的探员，是次日第一批进入现场的：「到学校后我们分成七组行动。所有遇害者的尸体当夜都留在原地，因为调查人员在开始收集证据之前，要确定所有的细节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我一进图书馆就看到凯西。我马上知道是她。她倒在桌子下，紧挨着另一个女孩。
　　凯西是非常近的距离被击中头部的。事实上，从弹痕可以看出，枪口已经挨着她的皮肤。她大概举起了手，因为她的一个手指尖被炸掉了。她也来不及做别的，那一枪顷刻就结束了她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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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四月二十日那天与现在的距离越来越远，但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却不肯退去。有时那些景象活生生地跑出来，就像昨天才发生似的。医生说人的头脑会忘掉痛苦的记忆，这也许不错，但我不确定人的心是否也会忘记这些。
　　如果说我心里深处还有一丝安慰的话，那也许就是在凯西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那些使我们成为一家的快乐的小事情。虽然这些事本身算不了什么，但很奇怪地，每次想起它们来便感到满足和安慰。
　　那是几个星期以前，布莱德和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去附近布瑞肯任吉的一个滑雪场。
　　因为手里还有一些没用过的门票，所以我们决定让凯西和克里斯从学校请一天假(这是前无绝有的)，好把这些门票用掉。事情就这样定了。星期四当他们出发的时候，我一面看着他们拿着滑雪板离开家，一面站在那儿忖度着，为什么我和我的兄弟之间从来没有这样亲密过呢？我的孩子们不仅能和平相处，而且因在自己所喜爱的运动中有对方的陪伴而欢喜快乐，这是多不容易啊。
　　星期五他们俩都回了学校。星期六晚上是学校的年终舞会。虽然凯西和她最要好的朋友阿曼达都因为没有男伴邀请而不能参加，她们还是决定要好好玩一玩：「我们不能参加舞会，因为没有人约我们。我们成了输者。恰巧那天晚上我妈妈上班的地方在玛瑞奥特有个宴会。凯西和我决定梳妆整齐，漂漂亮亮地去参加。结果我们在那儿渡过了一段最好的时光。」那个星期六的深夜，凯西从玛瑞奥特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和阿曼达以及阿曼达的妈妈是多么愉快，并且说她准备回家里停留一下，然后到高中参加舞会以后的活动。
　　接下来我所知道的就是她风风火火地与阿曼达冲进家，一面翻箱导柜地找一套新衣服，一面告诉我她本以为可以早一点到家，可是没有料到玩了这么久。事实上，她回家时已是早上六点钟了。
　　星期一就是星期一。凯西要赶做一大堆作业，因为她把整个周末都玩掉了。通常她会帮我的一家朋友照看小孩，但那天他们不需要她，所以我们全家就聚在一块儿吃晚饭。虽然这在我们家不算希奇，但也不是每天如此。晚饭后，凯西就忙着她的功课，直到很晚。
　　回想凯西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还能看见她坐在厨房。她没做家务，我肯定还因此而责怪她。此刻她已离去，想起这些是痛苦的。同样，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随然总的说来不错，但却不是最好：不是在那个晚上，也不是在任何一个晚上，也是令人痛苦的。但是，现在为该做而没做的懊悔已是为时过晚。
　　我们如此失去凯西，最令人难过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挽救她，而在两年半之前她开始读九年级时把她从另外一所高中拉出来的话，那天她原本是不会在科伦拜的。当然，那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疏远，几乎无可补救。每次能把她从学校完整地拖回家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更不用说聚在厨房里一起吃顿晚饭，或者做个功课什么的了。不过，那已是另外一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