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使我们发生兴趣时,我们便设法找寻他的「真容」,傅能进一步地了解他的性格。内心的优美,往往在一个人的面目上反映出来。自然,内心腐朽的人也可能有美丽的外表。但内心圣善的人,则能使天生的美丽别具超性的光彩,也可使天生缺陷不再引人厌恶。对于圣人们的肖像,我们不容易断言那果然是他们的本来面目,抑是后人的臆想。但有时,我们也侥幸能够得到古人的真正容貌,比如说,古代的雕刻,将罗马帝王惟妙惟肖的描绘下来。在圣教会中,除了一些装饰性的壁画和大理石镶嵌图画外,我们也不难从艺术品中追溯中古时代的一些圣贤的面目。 我们很幸运地保存有道明明的真容。在波罗那有三幅画像，在加耶达有一幅,都是最古的作品。而最能传真的,是在那波里圣道明大堂所保存的一幅。它画在木板上,以石膏为底。面目严肃,态度安详,衣纹整齐而尊贵。整个的画面,充满了简单和魄力。我们一看就知,这是十三世纪人所称呼为「壮士」的圣人,他坚强的性格,并没有被圣宠所摧毁,只因圣德而更为深刻,很不像宗教艺术所描绘的一些「面无血色」的病态圣人圣女。这种艺术的危害，不亚于圣教会的仇敌，因它污蔑了信德,宣言信德只能削弱人的天性,而造成一些变形的可怜虫。这种艺术,我们真不能容忍。 道明在那波里的画像,是最真实也最古老的一幅。按照传统的说法,它是由兰堤诺的阿道茂于１２３１年往那波里创圣道明大堂的修院时带去的。多玛．阿尼后为那波里修院的院长,曾授会衣给多玛斯．亚奎诺,死时,（１２２７年）为耶路撒冷主教。这张画,据说是１２３３年的作品。这传说可信的成份极多。因为这一年开始了列品案的进行,圣人的遗骸,在若堂及全体大会的代表们的监督下迁往今日的墓地。很可能这张画是为本会纪念圣人而作。而且那种严肃而简单的画笔,尊贵的形态,平面的色彩,都是十三世纪南义大利的艺术作风。圣人的面貌是典型的西班牙人的容貌,蓄有短须,正因圣人打算去感化鞑靼人,为旅途的方便而为的。头上所留的一圈头发,修剪得很整齐,这也符合传统的记述。这张画很像早先采琪修女讲给安琪修女的,圣人的面貌。她们二人都是圣西斯笃会院的修女。「他有中等身体,面色稍赭,十分俊秀,须发丰美,双目神采奕奕。他的前额和眼脸散放一种光辉。使人觉得可敬而又可爱。他的手掌纤长,声音宏亮而圆润。他的两鬓开始变白,但头发总是修剪得十分整齐。」１２７７年阿狄特在《道明传》中作同样的叙述。说他的「身材不高,细瘦而俊美,面色稍赭,须发稍呈红色」,也提到「他前额所焕发的光彩,快乐和幸福的表情,修长的手,洪亮的声音,整齐的头发和转白的双鬓」。自然,这幅优美的面目,一定遮不住他严肃的性格。教宗国瑞九世曾与圣人为至友,于１２３４年列品案宣布的通谕中说：「他少年时代,已经有老年人的庄重」,而阿米藻，巴度亚的院长,在列品案中作证说：「他的一言一行,都老成持重」。这种严肃的风格,一半由于他的天性,一半也是他所愿取的态度。一位熙笃会院院长,曾与他在朗奎多宣道说：「他饮食的淡泊,到了这种程度,若他人在座,他只用汤和面包,我从未见过一个这么谦逊,这么轻视世间光荣的人。他极端轻贱自我,说自己一文不值。他通夜不寐,为他人的罪恶叹息流泪。若附近有圣堂,我从来没听说他在圣堂外另有卧室。若附近没有圣堂,他则睡在长凳上,或席地而卧,或小心地移去被褥,睡在人家给他预备的床板上」。有一个证人说圣人１２１３年严斋期在卡卡森宣道时：「只以水及面包养生,从未睡于床上」。那若望常述说他师父「可怕的苦行」：「道明师父常用苦鞭自责,另外更用一条铁链自笞」。曾陪伴圣人临终的文都辣说：「他每到达一个会院,不像别的人先去体息,却立即召集弟兄们,向他们讲说天主,为增加他们的热心和圣爱」。「他作总会长时仍常回到寝室中以三条铁链搅成的苦鞭自笞」。列品案的裁判们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回答道：「是由一位曾为圣人服务的会士告诉我的」。他又说：「这位圣人,虽在行旅中,也从不吃肉,也不食任何与肉同烹的菜饭,他命弟兄们也照样做。只有患病的和年老的兄弟们可以在病房中用肉食,并可免守严斋的规则」阿狄特曾说：「他在城外常常赤足而行,有时经过碎石,有时穿越荆擦,皮破血流,他则欢欣地说：「这是我们的一份补赎！路途的艰难,河流的阻挡,从不使他裹足不前,而在路上的时候,他从不让别人为他携带行旅或书籍。若他遇见修院,便进入休息,遵守该院的规则。若没有修院,他便寄居逆旅,或露天而睡」一位证人说：「他在患难中常保喜乐」,另一位说：「他沿门求乞,若人们施给他一块面包,他屈膝领受：「主,我当不起」。早期的传记说：「没有人像他那样殷勤地守夜。他极少留在寝室中,大部分时间,守候于圣堂内,当过分疲倦,不能再挣扎下去时,便横卧于祭坛前的阶级上…他避免一切享受,以汤食养生,以克苦克制身体…」波罗那院长文都辣作证说他「虽在行旅之中」,于晚课后,必谨守大静默。他在旅途也谨守严斋,除不用肉食外,几不知所食何味,有时竟倦极而倚餐桌沉睡。 而这种刻苦,却由一种与年俱增的快乐所调剂。他似乎越来越年青,越喜气盈盈,因为他知道别人要靠着他的毅力,来保持勇气。「他每日守斋,但关心兄弟们有足够的饮食,俾能应付工作及旅行的疲劳」,威保禄在列品案中作证说：「他参加团体生活,严格地遵守斋戒及其它规则。他若发现有人违犯规则,便温和地惩罚他；惩罚虽重,但因为他态度的仁慈,没有人感到羞耻或恼恨…他欣然地宽免他人对某条规则的遵守,却从不宽免他自己」。若堂说：「没有人比他更快乐,更易相处」。又说：「没有一件事能扰乱他内心的安祥,除非对他人不幸的敏感」。一位熙笃会院长说：「他接受辱骂,咒诅,错待,从不失去忍耐及快乐。对生病的神父们,他以温存体贴的态度施以慰藉。他又慷慨好客,将一切所有,赠给穷人。喜爱信德与和平,推行这两项德行,不遗余力」。１２３３年,蒙威廉作证说：「十六年前,现任教宗还是奥斯提的主教,常接待我。我常在他那儿与道明修士见面。这给我机会与他结识,他的为人,极中我心,我开始喜爱他」；而教宗国瑞自己则在列品的通谕中说：「道明和我是不可忘的贫贱之交」。他的仁慈与快乐与他的克己苦行不相上下。在旅途上,他和人人都有话说,每一遇朝圣团体,一定去会见他们,或帮助远道而来的英格兰人越过溪流,或试着使一群日尔曼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向所遇见的人,谈说天主」。在走向西班牙的旅途上,弟兄们失去了勇气：「他毫不发怒,只是同情」。他为他们祈祷,而大多数又回到他身边来。早期的传记家说：「他将一切人拥抱在博爱中,也为一切人所爱戴」。方才给我们叙述道明的刻苦行径的文都辣院长,如今又告诉我们他「从未失去爱德,总是富于友情,且使你在他面前觉得安然自在」,而且「当你在困难中的时候,总能去向他倾诉」,「谁去请教他,都心旷神怡地回来」,当然,他很严厉,且有过必罚,但惩罚的手段那么好,竟使人反更舒畅。阿弥佐院长也同意这一点：「他是一切人,尤其是恨弟兄们的安慰者」。那若望说「他既取悦于富翁,又取悦于贫汉；犹太人也好,外方人也好,都喜爱他」。（原来那时在西班牙有不少犹太人寄居）。最初的宣道者们「携有金钱,跨有名马,身着巨氅」,他只逐步地使他们放弃这一切, 「赠给法兰西的隐修女们」。而圣人「没有枕席之地,但总是快乐」；斐拉弗,葡萄园的圣尼格的前主任司铎说圣人「常坐着睡觉」,并告诉我们于１２２０年的全体大会中辞去总会长之职,后来因为指出了确定者们,可在修会的立法工作中相助,减轻总会长的责任,他才答应「为一会之首」。 他的慈爱,充满了人们的记忆。比如,１２１９年他从西班牙穿越半个欧洲大陆来到罗马时,没忘记为每一位西斯笃院的修女带一把香柏刻的小木匙。严肃而又仁慈,满怀火般的热情却又知道自制,有自信心,决断力,却又情愿接受大多数人的计画,这种人格,自然能为世世代代弟兄们的领袖,能驾驭一些绝世的天才,如神学之宗师多玛斯，传教士中的佼者,雅钦口锋无敌的文生．斐瑞,沙福那,加禄茂及赖高德。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对自己的爱好。为使心灵得到完全的自由,他控制自己西班牙人的热烈气质,使它依顺理智的领导。早年,他曾拒绝百济艾、康明吉、康士朗等教区的主教职位,说：「他情愿抛弃一切,黑衣策枝而遁」。这并不由于虚假的谦逊,布儿本的熙笃院长,道明的友人,在列品案中作证说：「只因他愿有完全自由,俾能照顾宣道弟兄们和普义的修女,这才是他的工作,他的任务,他不愿另由他事缠身」。在总会议或其它会议中他从不为自己辩护,虽然他对自己的主张,有绝对的把握。这种自信心,也是他的特征。１２１６年他遣散弟兄们时,蒙西满伯爵及纳本,土鲁斯二地的主教都一致反对。他说：「别跟我作对,我知道我作的事」。但在其它的事务上,他反听从弟兄们的评议：「开会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弟兄,若他站首席,只是在斋戒,克己的范围之内。他并不以自己的圣德为怀,处处居人之下」。为了保障自由的精神,他宣布病弱的弟兄们应当得到较舒适的生活,虽违反会规,决非过错。若有人敢另有异议,他要手执利刃,把修院的围墙斩成碎片,俾救兄弟们于奴隶性的泥守会规。科亨伯说：「曾有在场的弟兄,听到圣人亲口说这句话,转告我的」。 也是为了真正的自由,他要求最初的弟兄们遵守公规。这些早期的咏经司铎,厌恶身穿圣衣,觉得雷吉那的神见等都是无稽之谈。他们又穿上咏经司铎的小白衣,携带金钱,骑马旅行。波罗那总会议的召开,就是为了惩处这种行为。圣人坚强的性格,不怕起而反对旧日土鲁斯的同伴。他在大会中辞去一切职务,与普通的弟兄们同列,但在辞职之前,先没收南部弟兄们的金钱,卖去他们的马匹,为辅助总会议的费用。 他更以坚强的个性,建立了法规,禁止修会据有任何地产,「为避免世俗的经营,阻止他们的宣道工作,自此以后他们只许接受金钱的捐助」。他们能保留他们的圣堂和会院,此外一无所有。奥德瑞曾赠送波罗那的会院一方土地。圣人命令将这土地还给他,并在波罗那的全体大会中当众将赠送的契约撕毁。（除了圣器之外,会士绝对禁止使用金银）,连在祭台上,也不许用绸缎。圣堂中绝对禁止以镶嵌艺术装饰,大理石坟墓,甚至普通的坟墓也决不许建造。他们应谦逊地求乞,靠施舍度日。 宣道工作,是他从上天所承受的使命。「他热心地宣道,日以继夜,在圣堂中,房屋内,田野中,道路上,他从不间歇的宣讲天主的圣言,并鼓励弟兄们也同样去做,要他们口中只谈论天主」。这是郎葛道克一位熙笃会士的见证。一个自１２４０年留传至今的故事,说道明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于圣体前祈祷时,忽见圣伯铎圣保禄二位宗徒向他显现,交给他一本书,一根手杖,二人同声道：「去宣道去,因为天主选了你作这个工作」,他们指给他看弟兄们如何一对对地走遍天涯,宣扬福音。他一定明了了这个指示。在旅途中,他总是徒步执杖,披氅携书,「他在未去圣堂祈祷前,从不进入人家,接受款待。饭后他走到窗前的一个角落,读圣玛窦福音或宗徒保禄的书信。这两本书从不离手」。他的精神,成了修会的精神。早期的会规中规定：「一日间每个时辰的经课要快速而准确地涌念,俾弟兄们有充分的时间求学……凡在宣道工作上有成者不应予以其它任务。他们应一心阅读,研究,而不应长久的唱诵祷文」。拉尔夫也作证说：「凡适于宣道者,道明从不给他其它的职务」。圣人在罗马讲授圣保禄的书信,在波罗那讲授圣咏;他匆忙的生涯,似不容许他安心研究学间,但他每逢卧病,便终日阅读,这使他在学业上继续进步。 他明显地表示欲吸引大学的师生进入他的修会,因为他深知那时人们喜爱旁征博引,滔滔雄辩,而只有博学善辩之士,方能善做宣道工作,方能征服热中于辩证学的大家。他自己曾与土鲁斯的六位弟兄前往听讲神学课,又派遣弟兄们去巴黎,波罗那,巴都,（因为那儿有大学）。他却从不疏忽修会生活的神业,孜孜攻读的人,很易于放弃长久而专心的祈祷。圣保禄会院院长说：「我从未看见一个比他更习惯于祈祷的人」。他决心从不因疲倦或修会组织所加给他的沉重的工作而忽略公诵经文。他渴望创立一个学识深广,不辞劳瘁的宣道者团体,但更渴望所宣之道,奠基于严肃的操行,圣经的熟习,被热心的祈祷生活所安定了的心灵。宣道的弟兄,必须先是一位成全的会士。 清晨,弟兄们「方才起床,立即会集于寝室中念圣母小日课中的晨经,然后列队走向唱经席」。在子夜的守候中（两点与三点之间）念当日的早课；六时的经文和其它时辰的经课,则按照一年的礼仪,按时举行。六时的日课念完后,司铎,学生,助理修士一同参与弥撒。多年后,才以默想为正式的神业,因为按照会规,不论在圣堂,在室内,会士们都应沉思信德的深义。在这个书籍尚未普遍的世纪,人们自然有足够的时间默观。那时,人们一日主要的工作,就是祈祷和默观。若人们寻找一位弟兄,一定先去圣堂或图书馆,若这两处都没有,才去寝室找他。他们虽是些求知欲极盛的人,却比我们更有耐性,更有东方人的默观精神。思想愈是成熟,实践也愈彻底,直到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的心灵被大批的读物所浸染,才为了保护内修生活,而设立了定时默想的规则。 每位弟兄可在房屋中保有一个苦像,和一座圣母像,「俾于祈祷,读书及休息时,可以静观他们,并记起自己也正在上主的仁慈的注视之下,因为苦像是一本生命的书籍,我们应向他举目,也从他那儿得到援助。」道明意欲借着这个使被孜孜求学所硬化的性情软化,温暖。他有易感的天性「很易流泪,也善于使他人流泪」,但深知一个真正的宣道者,为说服他人,必须先训练自己整个的人格。宣道的技巧,莫过于充实的准备。对会士的训练,使道明成为宣扬圣道工作的开路先锋。 而他的气质,又正适合于这个事业,幼年时,他喜爱独居,清静。母亲的照顾,「快乐的卡拉路加」的生活,七年的家庭教育,兄长们的影响,都使他自然而然地老成持重。他的哥哥玛纳就是一个好静人物,他的晚年，只消磨于指导修女的工作。七岁以后,他又在舅父的教导下,只以求学及祈祷为事。人生对他还是一个谜,悠长的夏日,他在山边闲步,沉思。平定的生活,使他更为沉静。 帕伦西亚大学这时已名闻环字,即将得到皇室的最后赞许,但济济学子,并不能将道明从孤癖的性格中解放出来。他埋首于书本之中,只梦想着一日领受铎品,服务圣教会。奥斯玛的咏经正在改组,革新。而这一天终于来到。道明从闭户读书的生活,又走进主教堂的禁地。但团体的生活,使他逐渐克制了少年时代的羞涩,而成为一个光明而又温暖的人物,被其它年青的咏礼司铎所包围。 钦差大臣的使命,打破了他的清静时日。大概主教因他的性情可人,才选他作伴。夕阳西下,在逆旅之中,客人都已安眠,道明与逆旅的主人展开雄辩。主教欣然旁听这位副院长的锦绣辞令。逆旅的主人,自以为广识各式各样的人物,却在这天真、纯洁的会士前屈膝。道明的本人,实比他的谈论,更倾服了他的对手。 他初次的成功,与主教的好心,驱使他走上宣道的生活,他不仅有宣道天才,又不住地训练自己。为了这个工作,他受过最精良的教育，由确切的科学，造就了引经据典的力，兼之由士林哲学修养的记忆力，流利的口才，更因与异端不住的争辩，他的才能，日益炉火纯青。他的外表可人，声音清亮，手势优雅。此外，他又具有健壮的体力，如火的热情，欢乐的性格。因了他的稳健，不论在木板上或祭坛台阶前，他都能安然入睡。他喜爱与人为友，尤其与年青人为友。他的光明与纯洁，吸引了慷慨的少年们的心，且平定了他们的烈欲。 艺术家的气质，善感的心灵，却又掩不住他的组织能力。他是个果断，谦逊，使人爱戴的领袖。唯一的缺点，是年青时过份地彰显了他的苦行（自然，他有极正当的理由）有时甚至表现一种圣德的做作。 但实际的生活经验，渐渐唤醒了他的诚恳和毅力。方就的神见者，看见一个丰富的生命，在他面前展开。他的肖像，描绘一个亲见梦境成为事实的英雄，一笔一墨，都是一种力量的启示，这股力量，要为圣教会带来新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