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已的不属世，而是进入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义无反顾

1沒有机会跌倒的孩子

    威廉·威伯福斯1759年8月24日生于英格兰东北部的赫尔港。赫尔港不像伦敦码头那样嘈杂，也不像利物浦港充满了黑奴贩子的咒骂，除了几只啼叫的海鸥和背负货物的搬运工人出力的吆喝之外，安静得像赫尔河的流水，默默地滑入大海。河畔的山丘上有一幢红砖造的大厦，威伯福斯12岁以前经常由窗口远眺。看港口大街上奔跑嬉戏的孩子。他看得好羡慕，但是不能出去玩。远溯17世纪中叶，威伯福斯这个姓氏代表着一个极为显赫的银行世家，随着英国逐渐兴旺的海上贸易，累积了许多的财富。可惜人丁不旺，到了1750年代，整个家族只剩下威廉·威伯福斯〔以下称威伯福斯〕这一个男孩子。于是他很小就饱受妈妈与一堆婶婶、阿姨严密的呵护，还有许多仆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威伯福斯既幸福又可怜。他经常发脾气。希望也能像一般的小孩子在户外奔跑，就是跌倒了也无妨，不希望在过多的关怀下，连跌倒的机会也没有。

2 忧郁的腌瓜

    1771年威伯福斯终于有机会离开赫尔城的红粉堡垒，在妈妈和众姨婶、婢女们的千叮咛、万交代中前往普克林顿中学就读。普克林顿在当时已有160年的历史，是英国最昂贵的学校。学校林木茂盛，片片金色的阳光洒进古老修院高耸的尖塔，几位来自一流大学的教授，带着少数的学生，穿梭在藏书丰富的知识殿堂中。以昂贵学费筑起的学习空间，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是几乎扼杀了每个学生的学习胃口。学校过度美化学生与老师打成一片，结果老师们把好的教出去，却把人格上不好的东西也在无意间倒了出来。例如圣琼斯大学来的教授巴斯喀特丰富的学问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生命的喜悦，只有自视过高、怀才不遇的苦闷，其教学的结果，如威伯福斯在家信中写道：“他是很好的人，教书也颇认真；但是老师经常性地忧郁，一上起课来，教室里的同学，就像浸渍在忧郁瓶中的腌瓜，个个沉闷地打不起精神来。”在这里书读不好也被合理化了，更增加学生懒惰的借口，能念多少就算多少，反正到这里来的学生，即使一辈子不赚一分钱。也有用不完的家产在等着他们。

3 文学与打牌

    威伯福斯不爱上课，不过，中学六年他学到两样东西，影响了他的未来。一是对古典文学的喜爱，尤其擅长背诵古诗，让自己沉闷的忧郁随着抑扬起伏的朗诵音调，流淌在大气中，这培养出日后他成为议院雄辩者不可或缺的文雅气质。二是打牌，威伯福斯过目不忘的认牌本领，及冷静分析对方出牌后之企图的能力。使他屡打屡赢，给他带来日后的自信。

    1776年10月他进入剑桥大学文学系。他不喜欢数学，很早就自认是数学绝缘体。本来以为剑桥的自由学风，会对文学的喜爱有更多的催化，但是太轻松的课堂内容，没给学生带来什么挑战，他索性白天在上课时睡觉，晚上到城外游荡、喝酒，直到深夜才爬回寝室挑灯打牌到天亮，不久获称为“英格兰第一牌客”，为了打牌什么事都可以停摆。不过，谁也没想到这个不良习性，日后反而使他很快地打人议会政治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在牌局中，让他觉得虚空，觉得每个大人物，包括自己，都有一张见不得人的底牌，而使他认真地寻求，如何做才能使自己人生的底牌变王牌。

4 政治生涯的开始

    1779年他认识一个与他不同类型的朋友皮特，皮特的父亲曾担任英国首相。皮特很清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他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准备将来从政。皮特课余就到伦敦议院听议员对法案的辩论。有一次他邀请看来无所事事的威伯福斯与他同去。

    正反双方激辩的言词，像是一把猛锤，敲醒了这个混沌的剑桥赌客的心田，一下子把他对古典文学的喜爱与政治辩论的巧妙措辞结合在一起。之后两年，两人不断往返伦敦与剑桥。毕业后他们相约在议会场上见。1780年的春天，威伯福斯在赫尔选区，以剑桥文凭、家族企业的势力，以及带着古典文学优美词句的辩论，最高票当选议员。

    初进议院，许多政治企图心强烈的新议员，就像乍回河川的鲑鱼，力争上游。威伯福斯没有什么野心，也缺乏有力人士的引荐。开始只是静坐一旁，听人发言。一天，一些资深议员在会后相聚打牌，看威伯福斯既年轻又富有，就请他加入牌局，心想这家伙一定是很嫩的肥鸽子，很容易骗得他身上的每一块钱。威伯福斯微笑入座，以出神人化的技术掌握输赢，像个拉手风琴的人，把他们的钱袋像音箱似的时而放大，让他们赢钱，又时而压小，使他们输钱，末了让每个人的本金又回到自己的钱包，为这场游戏画上句点。而且除他以外，每个人都觉得又惊险、又可惜、又愉快。就凭这与政治无关的技术，威伯福斯成为政治圈里的新宠。在1784年法案辩论上他崭露头角，清楚的思路、嘹亮的声音、感人的词句，在人看来。他俨然是政治界的明日之星。

    但是威伯福斯却不快乐。愈接近政治权力的核心，愈看清个个似乎都在为国家福祉执行公务的人，私底下却追逐权力与巩固自我。政治像是牌局，只有输赢，没有同情，而自己又逐渐地深陷其中。虽然有群众称赞他的辩论是如何折服人心，通过法案，赢得选票，可是这一切又好像是美丽的泡沫，一下子就破灭了。他不晓得自己要的是什么，烦恼使他天生的弱视症更加恶化，有时几乎看不见东西，必须依赖别人读给他听。医生劝他要多休息，才能缓和病情，但是政治上的成功使他无法停下。

5 做导游的事奉

    1784年10月，威伯福斯带着母亲与妹妹赛莉，前往地中海的里维埃拉游览。当时的英国贵族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在大学毕业后，邀请一位大学老师作陪，到欧洲游历，这称为旅游教育。在剑桥大学，米纳尔教授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学生导游，不仅风度翩翩，而且见多识广。威伯福斯见过他后，在日记上写道，“他的谈话非常生动活泼”，就邀他参加这次旅行。米纳尔不仅是个受人爱戴的老师，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位很容易相处、平易、踏实的人。陪学生去长途导游旅行，是他工作以外的另一个事奉。把福音传给威伯福斯的就是他。

6 跨出信仰的第一步

    旅行团在10月20日经过多弗海峡到法国的加莱，再顺着隆河下里昂、尼斯，一路上景色宜人。威伯福斯与米纳尔相处愉快，一路上谈笑风生。一天威伯福斯批评一个名叫史蒂令·弗立特的牧师说：“他真是一个极端的人。”米纳尔问道：“为什么他是极端的人?”“他竟然宣称上帝就是那个犹太人耶稣，而且《圣经》具有绝对的权威。”“哦!那怎么算是极端呢?”威伯福斯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看似开明的剑桥教授，竟会反驳他的看法。在他的印象中，基督徒是一群愚昧、不用大脑、墨守教条的狂热分子。威伯福斯理直气壮地答道：“根据索西尼派的看法，这宇宙有神。但神是不可知的，《圣经》怎能阐明呢?而且神是全然真善美，怎么会是耶稣呢?”米纳尔在隆河边的沙滩上停住脚步，定睛看着威伯福斯。他的眼神没有了平日的诙谐，露出了威伯福斯从未见过的认真说：“如果你只是要争辩，那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要严肃地讨论，寻找真正的答案，我愿以最大的喜悦回应你最凶猛的炮火。”威伯福斯突然想起在驿马车的行李箱中，有一本没看过的老书，是道得理治著的《信仰在心灵中的跃升与长进》。他奔回马车，把书给米纳尔看，米纳尔说：“这是相当精彩的一本书，我们一起读、一起讨论吧!”

    认真的慕道友至终成为认真的基督徒。一路上两人不断地在旅途中讨论书中的内容，并且仔细地查考《圣经》。1785年2月回到英国，威伯福斯几乎查考完《圣经》里因信称义的核心真理，也清楚地认识到上帝、耶稣基督与人的关系。他深深地渴慕要认识真理，6月再邀米纳尔到瑞典一游。两人沿途仔细查考希腊文《圣经》，不断地讨论。风景区是游玩的地方，对威伯福斯来说，那是他专心注目、更多阅读《圣经》，并与米纳尔讨论的地方。威伯福斯以前认为基督耶稣的信仰，不过是一套道德的规范，一种看事物的逻辑，没有耶稣的信仰是一种脱离束缚的聪明。到了9月，他才认清没有耶稣的信仰，在根本上是一种堕落人性主控的堕落信仰。威伯福斯到了老年，回忆这次旅行的收获时说：“信仰的真理对我变得很清晰，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即使现在有人告诉我。死后会沉沦下地狱，我仍要在地狱中喜乐·”

7心灵的黑夜

    从瑞典回来后，威伯福斯继续他的政治生涯，却突然发现信仰使他没办法再继续昔日的生活。他厌恶议院里的政客，他说：“议院像是挪亚的方舟，里面都是野兽，没有几个真正的人。”他意识到过去自豪的辩论，是“无形的虚空”，整个生活、工作与信仰成为连不起来的线。他每天一早起来祷告，但是帮助好像不大，愈敬虔反而落人更深的失望与烦恼的深渊，信耶稣的喜乐仿佛云消雾散。他写道：“我非常难过，我相信一般人不会有这种苦恼。我无法思考，离群索居，终日失魂落魄……我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照基督的吩咐行，那我将在政治圈中成为一个怪人，甚至失去朋友与前途。政治是我的尊严，但基督是我的生命。”在不止息的挣扎里，他没有祈求上帝赐下平安，他祈求上帝赐他正确的选择，为了上帝的旨意，他可以忍受等待时的起伏揣测，以免为平安而平安，而去找一种廉价的、假性的安全感。

8 神啊!你要我做什么？

    在伦敦他不断地到各教会聚会，寻找答案。到了1月，他决定放弃政治。在这关键的时刻，他遇到了约翰·牛顿牧师。约翰·牛顿年轻时是贩卖黑奴的船长，信主后写了许多著名的诗歌，如《奇异恩典》、《耶稣你名何甘甜》等。当威伯福斯夜里来找他时，他60岁。对威伯福斯苦毒的情绪以及近乎亵渎的言词，没有一句责备。约翰·牛顿知道这个属灵的婴孩，已经听到太多其他基督徒的劝告，也看了很多敬虔的见证，以至于失去了跟随神的重心，反而自己的想法和外在环境来定夺。威伯福斯发现约翰·牛顿听了他一千零一个烦恼后，仍是那么平静，给他一颗定心丸。约翰·牛顿认为，也许上帝带领这个年轻人要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从目前的工作中撤退，靠上帝走下去。未了约翰·牛顿为他祷告：“我盼望并且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与我们国家的好处。”这个代祷成为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当一个人知道上帝救赎他的目的，那个荣耀感比在罪恶中不断的自责更能振奋人心，使人勇往直前。

9 重回战场

    威伯福斯并没有因为约翰·牛顿的劝慰就回到议院，他仍常独自一人到野外祷告、默想、亲近主。1786年复活节的早晨，有个年轻人释放地在野外大声唱歌、祷告。他事后写道：“田野里的一花一草都与我一起欢唱，我的心中充满了感谢与赞美。”他决定要重回议院。并写道：“第一重要的是，我要回到工作中，认识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的目的，而不是当逃兵。”12年后他在《真实的基督教》一书中写道：“一个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不属世，而是进人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义无反顾。”从此，他看议院不再是满足自己政治野心的地方，而是他的神学院，让他慢慢地学习如何在这个位置上，实践《圣经》的教导。

10 死尸法案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东方的斩首示众、五马分尸，或是西方的焚尸，都是对死尸的凌辱，以昭炯戒。当时的英国也有将犯人吊死，再当众焚烧的法令。这常引来集体观看，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死尸，更被盯满了病态的眼光。1786年7月，威伯福斯走上议院，提出《罪犯死刑后尸体的处置法案》，他大声疾呼：“法律约束人的极限只到死为止，人死以后，就脱离了法律所能管辖的范围，因此法官没有权力判决尸体还要被焚烧。”议会中的大法官拉夫伯勒起身反对：“反正人死了，再怎么处置，死人也不会在乎，而且公开凌辱可收吓阻、警戒的果效，算是犯人对社会该有的一点回馈。”“是吗?如果要回馈，为什么不给死刑犯生前一个选择，将尸体捐给医学解剖，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大法官反讥道：“解剖?哈哈，那不也是另一种变相的尸体肢解吗?!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在想，真正的刑事法不是对罪犯的残忍报复，而是基于对人性尊严的维护。”这个法案当时没有通过，威伯福斯继续奋斗，在49年以后，即他去世的前一年才通过，不仅废除凌辱尸体的陋规，而且从此医学才能合法、公开地获得死尸的解剖权。在法案没有通过的期间，他没有诉诸暴力改革，而是忍耐地持守正确的原则，他说：“一个基督徒的政治改革，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11 道德提升法家

    法案虽然一时没有通过，威伯福斯并没有松懈下来。他回到剑桥，开始大量阅读历史、哲学、科学方面的书，以弥补过去大学没有努力的科目。他说：“读书有一个好处，在阅读时自己是时间的主人。”外，他随身携带一本小簿子，记录在人群中所听到、所看到的。他说：“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只是看法。”“我自认是个政治圈里的天路客，我工作的地方可不是青草地，也不是可安歇的水边，而是充满了纠缠的荆棘地。我必须常常警醒与祷告，以严谨的生活自我要求，并以圣洁来分辨上帝的同在。我相信上帝不是以我是多么杰出的政治家来评断我，而是看我深处的意念与本质是否蒙他所喜悦。能对圣灵敏感，起来为某个法案或政治圈里的朋友祷告，是他赐给我工作上最大的恩典。”“因此在最困难或是迷惑时，即使是置身于议院的唇枪舌战中，我也低下头，拿出纸笔记录我的祷告。愿我的政治生涯是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1787年的春天，威伯福斯提出《道德提升法案》。他认为国家政治的革新是由上往下的，无论国王、王后、首相、主教、法官、议员，愈有权力的人，就需要有愈好的道德，才配维护国家的道德。虽然道德不能改变人心，但是可以减少试探。他提出“法令的执行与制定者，应该过着比较严谨的生活，不该酗酒、辱骂、诅咒、赌博、不该到败坏风纪的地方，不该从事不合法的娱乐……这些不道德的事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在小事上严格的要求，就能避免大事的偏差。不正确的法律是在小错上马虎宽容，在大错上严刑峻法”。

    这个法案引起不少的反对。菲茨威廉爵士反对说：“在政治、法律上讲道德，只不过是过度敬虔的基督徒先人为主的观念罢了!道德是关在你家里面讲的。不是在外面讲的，在外面谈道德是虚伪的。在外面需要灵活地运用法律。假如国家当权者讲道德，看吧!国家的财富立刻如泡影消失。”议员笛福也反对：“法律是困住那群软弱的人，一个人权利的多少，就看他能让法律对他莫可奈何有多少。”在众多的反对中，威伯福斯力辩：“政治里的虚伪者不是持守道德的人，而是那一群只要表明对一个领袖或主义摇旗呐喊，就可晋身权贵的人，这种不守法制才是真正的虚伪。所以愈有权力，就愈不守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你们要知道，有权者能逃脱法律的管制，但是对不起上帝的荣耀，因他托付我们管理，而我们管理的动机，却是为了满足自我。没错!我是基督徒，我要将基督徒伦理实行在政治、法律中，因为基督徒应是世界的光，既然在生命上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就该有截然不同的、合上帝心意的提案，而不是使已经混乱道德的法令，更加地混沌。信仰绝对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要影响周围的人。”

    这个法案仍然没有通过。但是威伯福斯说：”看吧!我们国家犯罪不断地增加，绝对不是法律制定得不够周全，也不是缺乏执法的警力，而是因为道德降低。这种降低带来从政人员操守的劣化。进而劣化议院，蔓延到社会。我相信英国的命运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到政治性的抉择，或是在关键的时候，愿意顺服基督。因此国家的复兴，乃在乎有政治家，即使很少数也好，愿意回归真实的基督信仰里。”这犹如一个福音炮筒。震出隆隆巨响。有些基督徒政治家开始在议院相聚，组成祷告会。这个祷告会，逐渐形成一个超党派的小团体，号称“阳光协会”，宣告一切的政治活动都可以摊在阳光之下，若有任何晦暗不法的活动，欢迎外人揭发。这个团体在1787年底，发展成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克拉朋联盟”，8位基督徒政治家，不同的背景、个性、党派、专长，只是因着相同的信仰,一同奋斗6年，将人类历史上邪恶的奴隶制度，不流一滴鲜血，不用大炮、步枪，只用法制的改革，整个地废除了。不仅在英国，连当时贩卖黑奴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等国，也因着他们的努力，通通废除黑奴贩卖。大布道家卫斯理曾为这批在克拉朋的年轻政治家代祷：“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议院，如同行在天上。”

    克拉朋位于伦敦的郊区。威伯福斯所提的法案被封杀后，他病了一场。医生诊断是溃疡性的结肠炎，认为他顶多只有一年的寿命了。威伯福斯的选区闻讯，都准备要补选新的议员，他的敌人也窃喜那个提倡基督徒伦理的家伙要完蛋了。威伯福斯就在克拉朋购下一座房子休息养病。这时他的信心陷入低潮,怀疑回到政治界事奉上帝，是否真是上帝的呼召，还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主啊!除了你的能力以外，没有人的能力、智慧、计谋能够帮助我。我的心急速地奔向你，求你把你的能力赐给你的仆人。哦!主啊，我在极深的困境中，痛苦像座无法忍受的山，压在我身上，愿你怜恤你的仆人，使我重得平静、安息……”长期的等候祷告，还是沮丧痛苦。他的朋友说威伯福斯不是要死了,就是要疯了。上帝好像掩耳不听他仆人的祷告。有一天他祷告：“不是因为失败就自哀自叹、祈求上帝赐成功来坚固我，或以世人的掌声来确定这是你的道路。不!无论成败，无论褒贬，我愿回去尽自己的责任。”这时忽然阳光重现，心中的重担像雾气般地消失了。“有些事情即使是失败了，无论大或小，只要是为上帝而做。必能留下长远的影响。”当他脱离了以世俗成败来衡量上帝旨意之后，上帝才赐给他解救黑奴的重任。他的病也逐渐好转。

    这时，开始有些基督徒到他住的地方来讨论新法案——《禁止贩卖奴隶法案》。从1784年底到1790年初，有7位年轻的基督徒议员或政治家，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并且约定每星期在威伯福斯的家中聚一次，一起探讨奴隶制度的现状。这7个人后来都成为历史上解放黑奴运动的著名人物。

12 用历史说话的克拉克森

克拉朋圣徒之一

    克拉克森〔1760—1846年〕是克拉朋联盟的“军师”，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他有一天在利物浦港口看到一艘奴隶船，有成千的奴隶拥挤在恶臭、黑暗的船舱里。他决定深入调查这件事情。他愈投入愈发觉黑奴惨绝人寰的遭遇。整个欧美为了经济利益，把非洲人像牛马般地抓来买卖。他知道要提出奴隶买卖的罪证，代价太高、压力太大了，几乎等于在控告每一个文明国家，因为它们对这个最不文明的行为视而不见。一天，他到森林里向上帝祷告后，决心奉献自己的一生，成为解放黑奴的政治家。他的文笔优美，而且有历史专业的训练，眼光超越时空，深具说服力。他的《论奴隶与人口贩卖》非常著名。他用10年的时间写下两巨册的《废除贩卖奴隶的历史》，在1808年出版后，流传深广，推动许多国家废止黑奴的贩卖。例如，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看了这本书受到感动，加入废除黑奴的行列。克拉克森的一支笔，征服力远胜百万雄师。因着他的贡献，历史上称他为“非洲的文字使徒”。克拉克森不仅影响威伯福斯投入反奴隶运动，而且提供弟兄们各地奴隶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后来他也成为影响美国解放黑奴的关键人物之一。

13 用财富为神做大事的夏普

克拉朋圣徒之二

    夏普〔1735—1813年〕是克拉朋联盟里的“会计”。专门管理财务的募捐与支出。他本身是个卖布的富商，在卫斯理的布道会中参与事工。当威伯福斯的道德法案面临巨大的阻力时，卫斯理要夏普回去，帮助威伯福斯。在克拉朋联盟里，夏普发挥了他经商买卖的才能，买下一艘奴隶船，改装后，将欧洲各处由蓄奴贩子手中逃脱的黑人，送回非洲。他买下西非的一大块土地，让1900多名送回去的黑人在那里成立自治区，称为“自由之区”。他有商业远见，把这些奴隶组织起来，“开垦种植当地的可可树，养猪，成立狮子山公司”，出口到欧美赚钱。他的一生证明两个解放黑奴的关键点：第一，黑人并不是一群愚昧的动物，而是有知识、可以经商赚钱的人；第二，人在自由时的生产力，比在被奴役时更大。他用钱支持两支探险队深入非洲，向外报道当地黑人被奴隶贩子迫害的资料，效果深撼人心，使欧洲各国逐渐视奴隶为民主国家耻辱的记号。这个自由之区后来成为一个国家，就称为“狮子山共和国”，首都就是自由城。他利用与英国军方的良好关系，使得奴隶贩子风闻他的名声，就不敢越入“狮子山自由区”，这里成为黑奴的避难所。

    卫斯理知道夏普善于管理钱财，但是仍然劝他要仔细谨慎：“你在弟兄中，如果能在用钱、用人上不犯错，就可以减少弟兄们被人攻击的把柄。因此一切的帐目要公开，愿你一切的支出，都是为那长远的利益。”为此夏普生前即立志，除了给孩子基本所需以外，所有赚来的钱财通通奉献，自己分文不取，过着近乎贫穷的生活，以免财务成为反对者虎视眈眈的把柄。因着他把钱财大量地奉献资助而成立了两个著名的福音团体：英国国内外圣经协会与犹太人归主协会。

14 货币银行学专家桑顿

    克拉朋圣徒之三

    桑顿〔1760—1815年〕，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他22岁进入议院，一生不加入任何政党，保持自己独立判断的立场。他在年少时信主后，就决心要做个“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专才来事奉上帝。在议院，他看到威伯福斯信主后的改变，连政治观点也明显地不同了，因而来找威伯福斯交谈。两人成为终身的好友，也成了为奴隶自由而奋斗的忠实伙伴。桑顿与威伯福斯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威伯福斯常靠直觉行事，桑顿做事则深思熟虑，以头脑冷静、临事不乱为处事原则。威伯福斯不拘小节，桑顿却生活严谨。威伯福斯容易动情，为政治法案流泪或欢呼，桑顿喜怒不形于外，始终面如坚石。威伯福斯谑称桑顿是“最甜的果实带着最酸的皮”，“法利赛人的面孔，基督的心”。桑顿说：“一个严谨的人可以长期忍受枯燥的工作。”两人有这么大的差异，但是因为对共同信仰的执著与相同的追求，却心灵相近。

    除了参与制定废除奴隶制法案以外。桑顿是当时议院的财经权威，也是当代货币银行学的大师，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金融理论专家。那时把钱存放在银行还需要付钱给银行，因为银行替你保管。桑顿提出：银行应该把钱拿去投资，用盈余来付存款人“利息”。桑顿又提出不用金币交易，改为“纸币”，改革了混乱的货币制度。在议院，只要是财经问题，他一起来讲话，大家就不敢再说什么。

    桑顿对于奴隶法案最大的帮助是提出分阶段进行，他说：“把解放黑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不是直接把黑奴从主人处解放，因为黑奴在他们主人的财产权下是个既存的事实，这一点先不要碰。先解决不能贩卖黑奴。当黑奴供输断源，现有的黑奴会成稀有资源，从而获得主人较多的珍惜。一旦黑奴的待遇有所改善，地位提高，再争取立法让黑奴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战略，在整个过程中，先对付奴隶贩子，继而对付蓄奴地主，因而两个阶段都能减少一半敌人。

    桑顿与夏普一样，生前都把财产捐送，一生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

15 人事管理专才略兰特

克拉朋圣徒之四

    格兰特对政治没有兴趣，他的负担在海外宣教。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肆开垦，并且禁止宣教士进入印度，以免和当地的宗教起冲突，而损失经济上的利益。格兰特与他的妻子以管理人事的专长，进入东印度公司，到孟加拉任职，为的是向印度人传福音。他曾说道：“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立锥之地，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根据地。”

    当他在东印度公司升至高级管理专员后，听到威伯福斯与夏普在非洲成立狮子山公司，就转到狮子山公司从事人事管理工作。起初自由黑奴因为种族不同，在自由区还互相械斗、纵火、怠工，使公司濒临倒闭。威伯福斯说：“若不是坚持起初的理想，真想把公司关了。”格兰特上任不久，情况立刻改观。他找到各部落酋长，让他们分区管理。并且各区有自己的教会、学校与黑人牧师。不久狮子山经历一个福音大复兴，有1000名黑人成为基督徒。

    格兰特始终没有忘记远在印度洋上的孟加拉，1801年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利用政治力量，让宣教士能够进入英国的殖民地或东印度公司的辖区传福音，这对整个19世纪福音广传有深远的影响。克拉朋联盟在弟兄们的立法支持下，成立浸信会宣教协会，并且差派凯里成为第一个到远东布道的宣教士。这个协会后来成为跨国的宣教组织——伦敦传道会，戴德生就是通过这个差会被派到中国的。

16 擅长外交的艾略特

克拉朋圣徒之五

    艾略特〔1758—1797年〕是威伯福斯剑桥大学的同学，来自英格兰的政治世界，是克拉朋联盟中唯一贵族出身的。在大学时代艾略特身强体壮、风度翩翩，是许多女孩的梦中情人，因此获得“公牛先生”的外号。在议院里他与威伯福斯是好朋友，威伯福斯信主后将福音传给他，两人立志成为天天彼此代祷的同伴。当议院辩论不休，他们就一起退出去祷告。两人相约：“彼此代祷能在繁忙、试探多的政治圈中，产生有效的服事。”

    艾略特为人温和，在生活中常邀支持奴隶贩卖的议员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一起吃饭，以化敌为友。艾略特在世时日不久，38岁就患病死亡。弟兄们虽然都本领高强、心灵强健，但却个个哭得像泪人儿。

17 以教育服事的麦考利

克拉朋圣徒之六

    麦考利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教育专家，而且擅长外国语文。在克拉朋联盟中被称为“大凿刀”。因为他常讲教育孩子，像是个雕刻家用大凿刀在石材上去芜存菁。他又被称为“黑奴解放运动的国际百科全书”，因为他精通几种外国语。尤其是法语。在把解放黑奴推上国际舞台的这件事上，麦考利贡献最大。

    麦考利年轻时到英属西印度群岛旅游，在牙买加看到成群的黑奴为了满足英国旅客的眼目享受，被无情地苛待。麦考利受不了这种享受，中途离队回到英国，加入克拉朋联盟的行列，并且投入狮子山自由区的管理工作。麦考利坚信：“只有黑人才能长期有效地帮助黑人，白人的帮助只是初期，将来整个工作要交给本地人。”他提出“白人帮助黑人的目的，是使黑人不再需要白人的帮助，能独立站起来”。帮助黑人的方法，他认为是教育，尤其是文学、数学、医学与《圣经》这四方面。为此，他多次回国呼吁具有这四种专长的人，到非洲去投入教育的行列。

    麦考利借着克拉朋联盟的钱与威伯福斯的权，不仅教育黑人，也教育英国平民，成立伦敦平民学校，男生、女生兼收。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位基督徒，名叫法拉第，是位举世闻名的电学大师。

    麦考利还坚持两件事情，在当时看来几乎是破天荒的。第一，坚持女人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第二，他在黑奴中找到许多天资优异的儿童，就带他们回英国受教育。这些“麦考利的孩子”很多后来都成为传道人，回到各族各部落，把福音散播到非洲各地。麦考利去世的时候，哭声响遍非洲大地，传讯的烽火、鼓声彻夜不停，可见他受敬爱的程度。

18 法律专长的史蒂芬

克拉朋圣徒之七

    史蒂芬是位苏格兰的律师，尤其深研国际海权法，对于法律条文有精辟的研究，谙悉如何利用条文保护自己，或是攻击对方的漏河。他在克拉朋联盟中，被认为是最具威力的武器。许多支持奴隶制度的议员，认为那些敬虔的克拉朋基督徒都容易对付，唯独对史蒂芬那种一般敬虔基督徒所缺乏的“灵巧像蛇”的特质，无法捉摸，以致《禁止奴隶贩卖法案》是输在史蒂芬的手上。他提出一个与奴隶法案看似无关的海权法，因而成功地废除了贩卖奴隶的制度。史蒂芬精彩绝伦地利用智慧与法律，赢得正义。

    在第一代的克拉朋联盟中，史蒂芬是最后加入的一位〔1793年加入〕。他看到初期弟兄们连连失败，原因在于整个奴隶法案牵涉太广，以致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一下子把战线拉得太长；而基督徒的单纯与热忱使他们好像一群幼嫩的新兵，一下子就在前线暴露自己，易受敌方的攻击。史蒂芬因此关了律师事务所。选上议员，加入战线。他奉献自己一生成为一个“挖掘战壕的专家”，使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在法律下得到应得的保护，使对方看不清我方的行迹，只看得到烧过来的战火。

    这7位基督徒加上威伯福斯共有8位，一起努力，成为打倒普世奴隶制度恶魔的英勇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