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2日，我和父亲发现自己正处于魏玛市附近的布痕瓦尔德的铁丝网后。许多曾在纳粹统治下的囚犯在共产党徒统治下再度回到那里。他们告诉我们，俘虏他们的纳粹党人更加残忍且睚眦必报，但是并未像苏联人那样故意让人挨饿，所以斯大林治下的死亡率比希特勒治下的更高。在纳粹管理时期，布痕瓦尔德曾关押过4万名囚犯，据说其中约有7000人被杀害。我在布痕瓦尔德时，苏联人关押的最大人数约为14000人，其中有8000多人死亡。

在布痕瓦尔德，有几间混凝土营房，比我们在米尔贝格居住的临时木制战俘营房要好。然而，每幢建筑都有围栏，我们几乎没有与邻近的营房交流的机会。我在布痕瓦尔德能得到的唯一工作是在营地周围有建设时搬运建筑材料。我和父亲一起干这份工作，借机在营区里晃荡了一圈，顺便舒展筋骨。

伙食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就像所有苏联集中营的情况一样。那些已经因饥饿而虚弱不堪的囚犯，大部分死去了。我们父子二人，就像所有的幸存者一样，现在为艰苦的环境所折磨。即便如此，在布痕瓦尔德的几个月里，我们像过去一样再次认识到，只有在上帝的帮助下，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只有信仰可以弥补饮食的不足。事实上，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好处：我父亲所患的胆囊疾病有了明显的好转，这原本需要长期的医学治疗。由于完全吃不到脂肪类食物，他已经明显痊愈。这种疾病是对我们过往的安逸生活所致恶果的第一个警告，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1949年的复活节星期日，我们获得了一次荣幸的体验——被囚禁近四年以来，我们第一次获准参加“宗教崇拜”。仪式是由同为囚犯的牧者主持的。首先是一场天主教的弥撒，然后是两场路德宗的礼拜，营地的礼堂每次都挤得水泄不通，囚犯们占据了所有立足之处。

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共产党徒为宣传之故才偶尔在世人面前展示的“宗教自由”样板。我寻思，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想告诉同情共产党的人和容易受骗的人，他们对宗教是多么宽容，甚至允许集中营里的囚犯举行宗教仪式。

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允许德国宗教组织将印刷品送入集中营：一些圣经、宗教年历、福音小册子，甚至赞美歌本。一些囚犯嘲笑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吃够了苦头，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然而，对其他许多人来说，这些精神食粮无异于上帝的恩赐。苏联狱警对这种宗教资料很反感，但他们不能因为有人阅读或讨论这些资料而惩罚他们，因为这些资料是获得官方准许才进入营地的。

我父亲能够偶尔从我们营房里的一位路德宗牧师那里借到一本圣经，这简直是雪中送炭。每当他拿到圣经，就会叫我过去，我们坐在长椅上，通读几章经文，对此展开讨论。其他人也会来，直到一个事实上的查经小组自发地聚集在我们身边。

就这样，我们在布痕瓦尔德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光，就像在米尔贝格一样。尽管我仍然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指控，但我并不急躁。时间在流逝，日复一日，我的青春岁月也随之结束。我现在已经26岁了，但我没有像一些囚犯那样陷入绝望，而是越来越相信，当上帝愿意我被释放，我自然会获得自由。同时，我自觉地观察各种事物，当我有朝一日重获自由，必要将我的见闻告知自由世界。因此，我能够耐心地忍受无休止的等待，否则，这种等待会使我疯掉。

苏联人最终将我送上法庭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审判只是一场闹剧。倘若囚犯必须用四年半的时间来等待“侦查”完成，并等待内务部想方设法以证明对他的判决无误，那么他们的司法系统看起来就并不令人尴尬了：警察或法官没有人身保护法程序的约束。共产党徒也不担心剥夺这种程序中固有的个人权利，尽管他们在铁幕之外到处大声疾呼人权问题。

1950年2月1日至7日，布痕瓦尔德收到了转移约300名囚犯的命令。我也在其中，于是，我所害怕的与父亲分离的那一天到来了。主允许我们相伴将近7年，但现在我不得不独自走向前方的新危险。与他分离令我心碎，他不仅是我的慈父，也是我的福音老师。然而我必须面对险境。现在我只寻求主的援手，因为我和其他人一起被带到了埃尔福特市（Erfurt）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政治警察）总部。

在那里，我们被关在地牢的监室中，八到九人住一个监室。到处爬满了臭虫，条件之恶劣难以言喻。晚上，当我们睡在草堆上，老鼠在我们脸上爬来爬去。我在那里被关了三十八天（从2月3日到3月13日），然后被传唤去受审。

我查明父亲没有跟着布痕瓦尔德的队伍来这里，并断定他已获释，尽管我直到多年后自己获释才知道自己搞错了。实际上，他在我离开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的十天后才离开那里，并被移交给了东德的政治警察，因为苏联人显然觉得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扣留他。当时他们企图通过将所有政治犯移送给他们的东德傀儡，给全世界创造一个好印象。如此一来，苏联就可以宣称它不再扣留德国的任何囚犯了。

德国共产党徒把我带到了瓦尔德海姆监狱（Waldheim Prison），这是德国东部最恶劣的监狱之一。这座监狱原本是一座隐修院，如今塞满了7000名囚犯。在瓦尔德海姆的侦查过程中，我父亲得知德国赤党正试图指控他将相机走私到西德。他坚决否认，甚至说服了侦查的官员同意这不是他被捕的真正原因。无论如何，他没有机会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而是被送去单独监禁，置身于饥馑之中，在已经虚弱不堪的状况下，他很快就濒临死亡。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明白，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我们的处境将是毫无希望的。就在此时，一位来无影去无踪的恩人给他带来了拯救生命的面包。

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反复进行着：起床，喝咖啡水，绕圈走，喝汤，来回踱步，思索你身在此地的原因，听见受刑者的尖叫声，聆听大厅里的每一丝动静，目睹又一批独裁统治的受害者进来，而其他人将去接受死刑或“自然死亡”。简而言之，除了日复一日地精神恍惚，就是向我们的主寻求安慰。

无人可以交谈，也没有任何读物，这样的状况月复一月地消磨掉最后的抵抗力。当务之急是打破现状，父亲要么打破监狱所设的限制，要么打破他自身的桎梏。整整一天。父亲来回踱步，双手合十祈祷着。如果有人听见了他的祈求，定会笑父亲疯了——他居然求一本书来读。父亲祈求一个奇迹为他带来书，那不是列宁、马克思或任何其他共产主义“神明”的书——他想读圣经，而且正准备为它向狱卒提出诉求。

一天早上，随着阳光照进监室，父亲获得了新的力量和勇气。早晨点名时，他犹豫了片刻，然后转身朝向他的狱卒长，盯着他的眼睛，用低沉的声音问：“警卫，求你帮我上报，我想要一本书。”那一秒，父亲肯定恍惚了片刻，因为他本想说“圣经”，却说出了“书”这个词。

“什么，要点儿东西来读？你？为什么，你晓得那违反我们的规定。”

那名狱卒并未直视父亲......他一定是感到愧疚。然而，他心中肯定有另一个声音给了他指示，他退后一步转身离开时，说：“我会把你的要求报上去。”

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厅里就传来一阵刺耳的脚步声。那脚步声越来越近。父亲呆住了，如同监室铁门在出乎预料的时间打开时一样。一对宽阔的肩膀和一双锐利的冷眼进来了——监狱长本人就站在他面前！他突然问道：“你说你想读点儿东西？”

“是的，先生，您瞧瞧......”父亲开始回答时，监狱长低语道：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一本圣经。”然后他大笑起来，说圣经是没有的，但他要父亲在周一亲自来找他。我父亲点了点头，监狱长转身离去了。

父亲呆如木鸡。他甚至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就举起双手赞美上帝。那个没有说出口的词——“圣经”——已经通过圣灵传达给了这个人。日子过得很慢，但终于熬到了周一。父亲怀着满腔的恐惧和勇气走去监狱长的办公室，他每走出一步都在祈祷。随着标有Hauptverwaltung（主要行政部门）的门越来越近，他的心跳不断加速。这可能是一个陷阱？匆匆做完最后一次祈祷后，他走进房间......大约有两三个人站在房间四面。这些人一定是在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因为他们看起来毫无戒备。中间的那人是监狱长，也就是监狱的老大，他开口说话：“所以说，你想要一本圣经，对吗？”

“是的。”父亲说。在场的人都很安静。监狱长看了看护送父亲进来的狱卒，然后转向自己左右两边的军官。他们一言未发，耸了耸肩。

“上帝啊，上帝啊，”父亲默默地祈祷。监狱长几乎不把目光从父亲身上移开，然后把一本圣经递给了我父亲。父亲感谢上帝和监狱长的这份恩赐，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你要知道，为了你，我们派人去了西德才买到这个。”监狱长匆忙说道。

回到监室里，父亲小心翼翼地翻开了这本圣书。这本书是崭新的，令他非常惊讶的是，封面上印有几个字：印刷于纽约。

这本圣经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份巨大的喜乐和祝福。他在监室里不再孤单。在单独监禁的几个月里，他将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四、五遍，并仔细研习。他还吟唱赞美诗来打发时间。狱卒们听到他的声音，以为他已经丧失了理智。他们不习惯听囚犯在禁闭室里唱歌。他们看不出一个囚犯有什么理由在共产党监狱的深处赞美上帝。但他们打开门时，他就会平静地向他们微笑，并提议他们和他一起赞美上帝。自从他获释以后，他多次宣称，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独自在监室中回想上帝的圣言，并与我们的主进行快乐的交流。他认为监狱里的那段时光是为了使他得到净化并决意再度献身，以便在此后过上真正的基督徒生活。

家父在瓦尔德海姆被单独监禁了两年。然后，他一度获准与其他囚犯做有限的交往，特别是在监狱院子里放风。每当有同伴问他感觉如何，他都笑着回答说自己感觉良好，因为主与他同在。父亲获释后，一个曾在瓦尔德海姆监狱坐过牢的人在柏林的大街上看到了他，并上前告诉我父亲，他的平静和昂扬向上的心态对自己有何意义。那人说他的意志一直很消沉，与我父亲交谈时，父亲的笑容是他几个月来遇到的第一个微笑，第一个有信心的声音。那人深受感动，将自己的心灵转向了上帝。他认为，如果信仰上帝能给一个人带来像查尔斯·诺布尔所表现出来的信德和勇气，他也可以通过祈祷向主寻求力量。他这样做了，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寻获了忍受磨难的勇气，并且活了下来，赢得了自由，最终在西柏林找到了安身之所。

终于，1952年6月，经过七年的监禁，共产党徒传唤我父亲接受审判。法官们从莱比锡赶来，在简短的听证会上，家父被指控为垄断资本家和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工业家集团成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些指控。因为家父毕生都在反对德意志军国主义，而且显然，我们的小工厂没有在规模宏大的德国相机工业中实现垄断。然而，在共产党徒的司法下，证据的缺失是无关紧要的。法院正式判定我父亲有罪，并判了他7年的刑——他业已服满的刑期。几天后，共产党当局告诉他，他可以走了。然而，他坚持要求提供一份书面声明，这样他才不会被指控非法越境进入西柏林而再次遭遇莫须有的逮捕。警察最终给了他一份文件，上面写明他在监狱里呆了“几天”，已经获释了！父亲立即越过边界进入西柏林，那一天恰是1952年7月4日，美国的独立日。

在滞留东德的最后几个月里，父亲获准每个月给他在柏林的嫂子写几句话，并接收她的回信。因此，他得知家母和哥哥乔治在1946年1月逃到了西德。在我和父亲被抓走后，他们在德累斯顿又被软禁了6个月；然后有一天，看守我们房子的苏联军官宣布软禁令被撤销，他要离开了。然而，他先让我母亲在一份记录有屋内所有物品的清单上签名，并要求她同意不带走任何值钱的东西。第二天，另一名监视者来了，并开始随意所欲地拿走一些物品，包括一盏大灯和一个相当显眼的花瓶，她和乔治认为苏联人正在为他们设下圈套。在监视者离开不到一小时内，他们也离开了，只带走了随身衣物和口袋里的几件贵重物品。他们去了火车站，买了去柏林的车票，他们到达东柏林时，怀着激动的心情乘上地铁，嘴里祈求能顺利到达西柏林。他们没有被拦截，也没有被搜身，成功逃出生天。

苏联人回到德累斯顿后，在几个小时内就来到我们的家，没收了房屋和其中的物品。自那以后，他们就把它用作接待德累斯顿的共产党贵宾的招待所，当然，他们从来没有为此做任何补偿。

父亲在获释前收到了另一个消息。我的姑姑写信告诉他：“约翰正在为一家东方的公司工作，”他认为我被流放到苏联做苦力。然而，直到获释后他才确认了这个事实，然后就没有收到关于我的后续消息了。

同时，与父亲离别后，我终于在1950年3月13日被苏联人传唤接受侦查。这是我被监禁五年来所受的第二次侦查，第一次是在1946年8月，在我被捕后约14个月。新的侦查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恳谈，在这次面谈中，向我提出的问题与之前的问题完全相同。我的回答仍然是一样的。他们只问了一个额外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哪里出售我们的相机。我告诉侦查员，我们把相机卖往世界各地，然后他问谁是我们在苏联的联系人。我回答说，我们从未在苏联出售过任何相机。接着他讽刺道，既然我们从未在苏联这个世上最伟大的国家出售过相机，我怎么能说我们将相机卖往全世界。我答道，我们没有考虑向苏联出口相机，因为她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设立的贸易壁垒使得商业关系几乎不可能建立。他突然叫停了侦查，我被送回地下的监室，又度过了三十八天，直到4月20日。

4月20日，我突然被送到25英里外的魏玛的另一所监狱。在那里，我被安排到一个监室里，里面有十个人，全是德国人。我和其他囚犯一样又一次陷入等待，监禁时间延长到几周，接着延长到几个月。为了缓解忧虑的气氛，我们靠着交流知识来打发时间。每个人都会讲述他读过的书或经历过的事情。其中一人是机车工程师，他曾在布痕瓦尔德参加过安葬工作。他目睹了骇人的苦难和成百上千的死者，但他保留了深刻而持久的宗教信仰。每天晚上，他都会回忆起一首赞美诗的歌词，并为我们唱诵。他肯定记得上百首赞美诗，因为他每晚选唱的篇目都不同。然后我们做起了共同祈祷，除了一个人。那是一个德国商人，他曾经移民到巴西，于1944年被驱逐到德国，恰好碰上了苏联占领军。共产党徒立即将他视作资本主义分子并逮捕。他是一个反宗教的刻薄之徒，激烈地反对接受《圣经》和宗教活动，结果我们不得不避免一切宗教讨论，以保持牢房的和平。

在魏玛的三个半月里，苏联人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一天夜里，我突然受到传唤，被押解到走廊上的一个老旧的法庭。在那里，我看到一个身着便装的苏联人坐在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的长椅上，还有一个苏联姑娘坐在桌子一侧担当翻译。她问了我的姓名，然后让我坐下。当我照办时，她立即把一张纸从桌子对面推来，递给我一支笔，并让我签字。我问纸上写的是什么，她随口答道，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审判，判处我15年苦役刑！

我惊呆了。直到那一刻，我都从未想到苏联人敢于定我的罪并把我流放到苏联。我在东德被关押了五年，从未被指控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惊魂未定之际，我发出质问：莫斯科法院对我提出了什么指控，判定我犯了什么罪？她不耐烦地告诉我，我的一切疑问都将在劳改营目的地里得到解答。她说，这份文件仅仅用于承认我已获知对我的判决，并再次要求我在上面签字。

判决不具有追溯力，而是从我签署认罪书的那一刻起便生效，且接受“侦查”期间的五年零一个月不计入服刑时长。我不被准许出席自己的“审判”，甚至没有被告知罪名。

我被这种极度的不义所激怒，大声喊道：“主啊！”翻译官刻薄地笑出声来。

这时，我在皈依基督当晚所做祈祷在我耳边响起。“以你的手来引导我......让你的旨意实现，而非让我的意志实现。”现在我明白了这些祷词的全部含义，知道了我所需要做的牺牲。上主已经救我脱离饥饿之苦，并保护了我免受许多危难。在我身上不可能发生任何有违祂旨意的事情。现在绝不是在我的敌人面前失去信心的时候。于是，我用颤抖的手在苏联人要求的认罪书上签了字，为我15年的刑期盖棺定论。

做完这些事后，我被带到另一个牢房，里面关了大约四十个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我进去的时候诡异地笑了笑，因为我看起来大惑不解。他们问我被判了几年刑，我缓慢地、难以置信地说：“15年！”他们中的一人大声笑道：“我们都被判了20到25年！”

我坐到监室边上的一个空位上，开始自言自语：“主啊，为什么这种事落到我身上？”

另一个囚犯同情地搂着我的肩膀说，他在楼上接受判决时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坐在长椅上的苏联人笑着通过翻译官问他，他是否相信神的存在。德国人说他当然相信，然后苏联人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张斯大林的照片说：“那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唯一的神。”三年后，他们的神死了——他的身体一冷，便倒在了屎尿中。

在魏玛监狱的那个夜晚，我绝望地祈祷着。我的生命掌握在上帝手中，但这个判决无异于当头一棒。那一年是1950年，我的刑期将持续到1965年。彼时我已将近二十七岁，我必须继续坐牢一直到四十二岁吗？即便如此，我还能获释吗？难道我命中注定只会沦为一个不为人知的无名苏联囚犯，直到死亡使我从某个西伯利亚的苦役营中解脱？

那一夜我发现祈祷无比困难，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难，但我还是祈祷了，平安降临在我心中，我生出一种奇怪而独特的信心，相信自己正在执行主的旨意，我将获得保护，免受一切伤害。上帝降大任于我，我定能完成这项使命。

两天后，我乘坐一辆囚车离开了魏玛，前往苏联，踏上了漫长而恐怖的东行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