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在德累斯顿监狱的逗留时间受到了限制，因为我对它的工作情况所知甚多。但我又获准在这里自由活动一段时间，从而继续亲眼目睹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共产党当局实施的不义之举，另一面是许多囚犯用宗教信仰来武装自己，对抗他们所遭受的非人迫害。

我的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军官们巡回走动，打开监室的锁，使房门保持关闭，但仅用顶部的一个钩子挂住。我跟着他们沿走廊行走，解开门上的钩子，观察监室内部，并依照监狱长官的正式名单核对姓名，如果有人生病，我会帮助他们取得现在仅有的少许医疗援助，尽管医生能给他们的只有阿司匹林和医嘱。我把水罐拿出来，放在门外，然后再回来朝里面添水。我在打开监室的门时，常常会看到囚犯跪在地上祈祷。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知晓这些人中有多少和我一样能获取相同的安慰和力量。

他们非常需要信仰，正如那些让我忙碌了大半天的记录所显示的那样。这些记录讲述了一个残酷的故事：人类被卷入一张邪恶而无情的官僚罗网中。囚犯往往像我一样，被关押了好几个月才受到审问。他们最终出庭的苏联军事法庭所作的判决几乎无一例外是“有罪”，无论指控的罪名是什么，无论是否有任何支持的证据。正如我所先前提到的，在总共21000名囚犯中，只有14人获释。其余的人死亡、被处决或被投入集中营。大多数人被判处长期苦役，并被驱逐到苏联服刑。

男囚犯的困境十分恶劣，女囚犯的处境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关押了相当多的女囚犯，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政治原因被捕的。仅在我们的监区里就有六间女囚室。

在内务部军官的侦查中，她们所遭受的屈辱是无法形容的。此时，也就是1946年初，“非亲善”规定严禁德国的苏联军官与德国公民交往，因为他们先前与德国妇女的淫乱行径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愤怒，这使得东德共产党徒难以胜任他们傀儡角色。现在，严格的规定使苏联人与外人隔绝。与他们同行的苏联妇女寥寥无几，以安全为由，同时也为缓解“解放”区的住房短缺，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被扣留在苏联的家里（以防他们叛逃到西方）。当女囚犯被押解入狱时，苏联军官视之为泄欲的机会。除非女囚犯立即承认她被指控的所有罪行，否则嗜虐成性的内务部侦查员会让她受尽屈辱。不少女人被带回监室时处于惊慌或歇斯底里的状态。

通常，那些对美国媒体称之为“洗脑”的酷刑有抵抗力的男女囚犯被扔进监狱地下的暗牢。在那里，他们被剥夺了一切，除了他们的内衣。地牢里只有光秃秃的地面，没有板铺、椅子和任何形式的家具。食物是面包和水。地牢里的男男女女遭受了可怕的苦难。这是一个人对他的同胞所能施加的最令人发指的虐待。

由于我的保加利亚狱友在苏联军官中享有信誉，他将女监室视为自己的地盘，并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那里。（关于约翰·诺布尔观察到的政治阴谋和迫害，详见他的另一本自传《我在苏联服苦役》）我在做监狱的机密记录时，他正在楼下向女囚犯们许下他想到的一切承诺：额外的食物、免于深入侦查的自由、特别的礼遇——一切能够使女人屈服于他的必要条件。

当然，他无法兑现任何承诺，他自己只是一个有特权的囚犯，但这从未困扰过他的良心。如果女囚犯们愚蠢到试图用她们的肉体来换取好处，她们就会在新的困境中经历残酷的幻灭。就在他花言巧语时，他的身边还有别的女人，而这对他没有丝毫影响，其他经常出入女监室的男人也不以为意。

所有这些事都深深地挫伤了我养成的正派观念。见识到了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生活中肮脏的一面后，我试着培养对性关系的宽容态度。在高中时期，我白天在工厂里忙碌，每晚参加夜校课程。由于我是德国战时的敌国人，生活受到限制，我的社会经验相对稀缺。就我现在的年龄而言，我可能是个相当天真的人，而比我更成熟的男性会厌恶这种对女性的轻佻习气。然而，在其中耳闻目染，又被剥夺了正常的社会关系，我发现抗拒诱惑而不去占这些女人的便宜需要极大的毅力。倘若没有基督信仰，我可能早已陷入罪恶的渊薮。

当女囚犯不愿意屈服，她们中的许多人遭受了狱卒的殴打。如果有人报告有女囚犯被强奸，那么狱卒按规定应该受罚，然而，实际上女囚犯不敢将她们所遭受的虐待上报，因为她们害怕受到进一步的虐待或被苏联法院判更久的刑。我只知道一个案例，有一名苏联狱卒因为攻击一名女囚而受罚——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名苏联军官对同一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她把狱卒的暴行告诉她的爱慕者时，那位施暴的狱卒立即被逮捕，并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刑七年。

尽管身在残酷的深渊中，爱情依旧在监狱里开花结果。即使在这种非自然的处境下，人类也会寻求一种自然而幸福的关系。在我们监区的一个监室里，有五名年轻男子被关在里面，隔壁的监室里有五名女子。他们无法看到彼此，也无法对话，但可以通过敲击墙壁发出密码来熟悉对方。每个人都会轮流敲打墙壁。渐渐地，通过了解对方的背景，他们将自己区分开来，每人都配上了一名伴侣。他们开始通过墙向对方传递爱意，不久就会安排一场 “墙婚”。

在“墙婚”期间，男女在与伴侣的交流中变得非常亲密。诚然，他们认为自己是与看不见的伴侣结了婚，并许下诺言：如果他们能活下来，他们将努力相见并履行他们的誓言。

监狱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墙婚”。我知道这种婚姻在共产党监狱中很常见，我知道至少有一个案例，一对身处相邻牢房的男女多年后重逢并相爱了。现在他们幸福地结为连理，定居在西德。

至于我的狱友，那个保加利亚人，导致他垮台的不是非正当的性行为，而是偷窃。这发生在1946年8月22日我被叫去接受第一次侦查之后：我被关押了14个月，除了姓名、年龄和出生地之外，没有针对我发出任何指控。突如其然地，我被叫去接受进一步的询问。我战战兢兢地走近侦查室，但上主又一次与我同在，我没有遭受任何虐待。侦查只持续了15分钟。我被要求简要介绍我的生平，我为何来到欧洲，我在哪里学习，学习什么科目，为什么美国士兵来到我们家，以及我从美国人那里接收了什么命令。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并断然否认我是美军的间谍。内务部军官似乎很满意，我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就被打发走了。

我回到监狱时，发现那个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一些有特权的囚犯在一个纵容他们的苏联狱卒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沿着监室的走廊命令囚犯扔掉他们所有的剩余衣物——袜子、内衣、衬衫，甚至手帕。他们兴高采烈地瓜分了这些物品。

监狱管理者禁止偷窃个人财产，因为这将使一些囚犯有机会在黑市上出售他们的赃物来获利，从而利用贿赂获得自由。这个保加利亚人曾因抢劫而惹祸上身，被其他囚犯投诉过几次。他的行径无比卑劣，因为囚犯们身无长物，失去任何财产都会造成重大的个人危机。我自己在最初六个月里没有更换过一件衣服，所以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我走到那个保加利亚人身边，奉劝他，如果他不将原物归还，他就会惹上大麻烦。他叫我不要多管闲事，免得惹祸上身，便和他的同伙继续抢劫。就在这时，监狱长助理走了过来，我询问他当时正在进行的没收衣物行动是否经过官方的授意。他说自己不知情，但会去一查究竟。在他离开的那一刻，盗贼们开始匆忙地把东西踢回牢房。

自然，保加利亚人和他的同伙十分恼火，开始寻找报复我的机会。不久，一名狱卒来了，命令我去一间监室，并告诉我不用继续干我的工作了。没过多久，那个保加利亚人也被关了进了我的监室，同样被夺走了工作，在8月27日他们把他带走了。我听说他最终获得了自由。尽管苏联人已经厌倦了他的卑劣行径，但他们的极权主义制度需要像他这样的人，他的才能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切不可浪费在监狱里。

他的离去使我独自一人留在监室里，不久我就感受到了狱卒和那些有特权的囚犯为盗窃未遂而对我发起的报复。有一天在分发食物时，他们只给了我一半的配给。第二天，我只收到三分之一的配给。第三天，我的配给量降到了八分之一。

当我的饥饿感加剧，饿死的危机再次出现时，我热切地向主祈祷。我问道，有必要再次考验我的信心吗？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试着在分配食物时给每个囚犯一个公平的份额，这难道是不公正的吗？上主现在会允许狱卒这样折磨我吗？我恳求祂将我从险境中解救出来。祈祷结束后，我立刻睡着了，尽管饥饿的煎熬一直在啃噬我。

第二天一早，一个狱卒叫醒了我，让我收拾衣服跟他走。我即将离开德累斯顿监狱了！我把我为数不多的物品裹在毯子里，很快就和其他三十多名囚犯一起去了大厅，最令我高兴的是，我的父亲也在其中! 我把我的包袱放在他身边，坐在上面。囚犯们不被允许说话，不过，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感谢上主，无论苏联人要把我们掳去哪里，我们都可以一起活下去，。

我们被领到一辆公共汽车上，当我们穿过德累斯顿市，转向北方行进，穿越几英里长的断壁残垣，我意识到我们正被送往米尔贝格（Mühlberg），一个位于北方40英里远的大型集中营。这不是获释出狱，但在经历了德累斯顿监狱的单独监禁和拥挤的居室之后，哪怕米尔贝格也是一个可喜可贺的解脱。至少暂时，我从折磨我的人手中被解救了出来，我向上主做了一次祈祷，感谢祂在又一个绝望的时刻垂怜了我，更是感谢了祂对我父亲的巨大赐福。

当我们穿过集中营的大门，我意识到我们依然是囚犯，万事皆有可能发生。上主始终是我的保护者，但祂会永远保护我免受苏联人的伤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