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贝格（Mühlberg）集中营是纳粹在1940年为关押战俘而建造的，是苏联人完整接管的集中营之一，其运作几乎没有因管理者交替而中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那里逗留了18个月），这个地方对我而言将具有双重意义。我将目睹更多的残酷和不义——这是上帝为我安排的计划——并且通过接触不断深化的人性败坏，我的信仰将受到进一步考验。

我们在德累斯顿监狱的一个侧翼内遭受了长达14个月的严密监禁，很多时候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起初，我们把新的处境与德累斯顿做了比较后，转监对我和父亲来说几乎如同获释。在这里，我们很快就获得了自由，可以在营房里走动，与人交谈。米尔贝格的建筑是战时临时建造的，内部房间的地面是裸露的，沿着房间环绕摆放了几排木架子，我们头抵着墙睡在这些人满为患的木架子上，不过，新获得的行动自由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满足了我们的一切需要。

我们于1946年9月到达那里时，营地里大约有16000名囚犯。除了一百人以外，其余都是在东德被捕的德国平民，其中约有1000名女囚犯。这些女囚犯的境况很差，但没有德累斯顿监狱那么恶劣。一些女囚犯受过极大的道德伤害，乃至心甘情愿地与苏联狱警厮混，妄图获得特别的好处。苏联人会在光天化日下进入女囚营房，毫不介意缺乏隐私。米尔贝格有足够多的女囚犯，因此，尽管她们经常被迫目睹放荡的言行，但想保持体面的女人还是有机会保持清白。在米尔贝格，鲜有针对女囚犯的殴打，因为有足够多的可怜人愿意屈从于苏联警卫的淫威。德性是女囚犯们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保持的品质，但有足够的人格力量实现这一点的不乏其人。我非常钦佩那些具有坚强信仰和理念的女人，她们无论受到何等压力，都能抗拒败坏。

我不必细说那些放弃抗争的女人在精神和道德上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男人身上，尽管程度不太明显。在集中营中，除非遵守一些体面行为的标准，否则男人和女人都会退化成野兽。我发现，抵制人性的退化是个体在监狱生活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

我曾下定决心，将毕生遵守基督徒的行为准则，我决不会再遗忘我对上帝的义务。在集中营的恶劣环境中，这项任务远非易事，但我发现，在漫无目的、无休止的监禁生活里，怀有一个基督徒的目标，即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要努力侍奉基督，对人是有很大帮助的。我很快发现，这个目标使监狱里的生活和外面自由世界的生活一样有意义。

我父亲和我现在有机会再次共同祈祷。他渴望听到我的皈依以及我的祈祷得到应允的经历。现在他可以对我讲述他自己在德累斯顿监狱的信仰历程。其中最神奇的一次经历是在饥饿期过后，他处于单独监禁时，监室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个惊恐万分的人被推了进来，他的胳膊肘夹着一个包裹。那人惊讶地看着我父亲；然后他坐了下来，开始拆开包裹，里面有他所有的个人物品。我父亲让他暂且不要拆包，因为他担心当时肯定出了什么差错（父亲曾多次被告知，他将在审判前接受单独监禁）。过了一会儿，当苏联狱卒来检查时，他们也惊讶地看到监室里有两个人，便去调查此事。当天晚上点名时，他们回来说，另一个人将立即被从监室带走。但是，不知何故，并没有人来接他。

我的父亲和出乎他意料的室友随后一起跪地祈祷。这个人紧张地告诉我父亲，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进监狱。他十分害怕，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祈求自己能被安排到一个基督徒的牢房里，而不是和一些无神论者、共产党徒或普通罪犯关在一起。他现在祈求能获准和我父亲关在一起。共产党狱卒第二天又说他会被赶出去，但由于监狱记录中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混乱，这位天主教徒实际上在我父亲的监室里呆了好几个星期，而不是几天。

这段时间里，这位室友深受劣质食物之害。结果，他患上了痢疾，变得异常虚弱，无法从小床上起身。照顾他是一项极其困难、令人不快的工作，但我父亲利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红十字会工作经验，勇敢地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个人的体重下降到大约80磅，最后再也无法进食了。他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了，不断思念着他的妻子和自从战争结束后就再也没见过的15岁女儿。我父亲和他一起诚恳地祈祷，盼望他能收到一些关于家人的消息。

次日中午，就在他们出来领取稀汤寡水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在叫一个熟悉的名字。那个名字来自一个刚被分配到隔壁监室的囚犯。父亲的室友仔细聆听，当新囚犯回话时，他确定那是一个来自他的小村庄的邻居，他刚刚被共产党徒逮捕，被押解到德累斯顿监狱，在数百个可能的监室中，他被安排在隔壁的一个监室里！通过一名监狱工作人员，我父亲很快就传过去了一条信息，问这个人是否看到了他室友的妻子或女儿。得到的答复是，他看到了。她们在他被捕的前一天才回到村里；他见过她们，并与她们交谈，她们都很健康。

收到这个好消息后，尽管大病未愈，我父亲的室友下了床，并跪下来感谢上主。他说，如果这是天主的旨意，他现在已经准备接受死亡了，但是，随着恢复了希望，他的病情开始好转起来，最终完全康复了。与此同时，那个送来喜讯的邻居第二天就被押解到了另一座监狱。几周后，我父亲的室友被送入另一座监狱服刑两年，最终从那里刑满出狱，与他心爱的妻子和女儿团聚。这又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似乎不能仅仅归因于巧合。

我父亲在德累斯顿监狱经历了骇人的饥饿折磨，他告诉我，他的这段经历和我的差别不大。在那两周结束时，他变得虚弱不堪，乃至确信自己的死期将至。但在为自己的罪孽而祈祷并将灵魂交托给上主之后，一天早上他突然发现，他喝下一口水就获得了力气。这令他惊讶不已，他认为这是对祈祷的回应，是上帝赐予了他力量和勇气，从而使他从饥饿中生还。自那时起，他变得更加坚强。尽管他在被捕前的几年里患有宿疾，而且身体状况特别差，难以承受这样的折磨，几乎其他的所有同龄囚犯都因此丧命，但他挺过了这场磨难。

1946年4月，我父亲又经历了一次恶劣的身体折磨，而我却幸免于难。他被带到内务部总部接受讯问，并在那里遭受了共产党徒的刑讯逼供。虽然特工们没有针对他提出指控，但他们仔细地质问他关于美国陆军第76师成员的活动——这些人曾到我们家协助遣返美国战俘的工作。他们想让他承认这些美国官兵将我们的家用作间谍中心，收集反红军的情报。当我父亲拒绝做这些人的伪证时，特工们把他关进一个特殊的刑讯室，这个刑讯室有三英尺宽，六英尺长，嵌在曾是德国大宅子的地窖的凹槽里，那个地窖曾被用来储存土豆。刑讯室简直是一个给活人准备的石棺，水从天花板上滴下来，又湿又冷。在这里，我父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他无法移动他的腿和脚，也不能让人触摸他那红肿的双手。

内务部特工显然担心他会死在他们手上。中断侦查后，他们命人把父亲抬到监狱医生那里。医生为他做完体检后，摇了摇头，让狱卒把他带回监狱，并解释说：“我对他无能为力，他活不过三四天。”

听闻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的父亲惊恐万分，因为这对他来说过于真切。但是，当他们把他押回德累斯顿监狱的旧监室里等死时，我得以给他留下额外的食物，包括厨房里的生蔬菜。这些额外的维生素发挥了惊人的功效，父亲很快就几乎康复了。几天后，我被派去做记录工作。

上帝是否回应人的祈祷, 假使我先前对此尚有疑虑，那么在祂第二次拯救我的生命时，这个疑虑就永远消散了。哪怕我在那段挨饿的时间里还不相信自己的生命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获救的，那么我的第二次经历也会向我做出证明。那时，我正在环堵萧然、设备简陋的营地医院里接受脚伤治疗。忽然，我感受到侧腹产生一阵难忍的痉挛性疼痛。我痛苦地扭动起来。

主任医师本身也是一名囚犯，他叫来了营地里的另外几名医生，他们都是出于某种原因而被共产党徒逮捕的德国医生。他们为我做了检查，并说我的急性阑尾炎发作了。他们一致认为，在阑尾破裂之前，必须立即进行手术。但如何做手术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麻醉剂可用。他们把这个问题上报给营地长官，结果发现营地存有少量的脊柱麻醉剂，它们刚刚运抵营地，是当前首选的可用药物。这批麻醉剂本来是供苏联人自己的医生用的，但在为苏联军官或其家属做完手术后，还有少许剩余，由于营地长官先前申领了较多的麻醉剂，他为医生们提供了足够的剂量用于我的手术。

营地的医生们立即进行了手术，他们把我放在一张木桌上，巧妙地将一块废铁制成一把手术刀。他们还使用了由铁罐制成的手术镊子。令他们和我庆幸的是，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

如果发病是在我到达米尔贝格前的任何时候，都可能要了我的命，因为医生在无麻醉剂的情况下成功完成手术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是在德累斯顿监狱发病，可能就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如果发病是在抵达米尔贝格的几周后，我也得不到帮助，因为营地长官申请的那批药物当时尚未送达。事实上，恰恰是在药物供应使医生能够救我的时候,我才发病的。

手术结束后，营地的医生们直言要我唯独感谢上帝，正是有了祂的帮助，他们才得以救我一命。我打心底感谢上帝，因为这又一次证明了我的生命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获救。在今后的日子里，我的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上帝已经不止一次向我伸出了援手，凡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此后都会成为真正谦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