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主同受痛苦

    在我整个传教生涯中，我的注意力全部凝聚在耶稣基督身上一一祂宣示的福音，祂生活的事件，祂与世界的关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葚，我把焦点集中在祂的十字架、祂的苦难上。十字架和苦难并不仅仅是实在的，而且是救赎，并给予我们生命。

    耶稣是真人，祂与我们一样感到痛苦。在很多方面，祂经历的悲痛与苦难，比我们每个人所知晓的还要深沉得多。然而，超越这一切表面现象，祂把人类的痛苦转移进入一个更伟大的层次，即祂有能力受着痛苦的煎熬而同时向前行走，并且空虚自己，以便祂深爱的父亲能够通过祂更完满地工作。

    我们注视着十字架，并回顾人们在分享它的奥迹时，能从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反省。在此，我强调的一点是：十字架最基本的奥迹是它导致了一种确实的孤独；导致了无力来明辨事情的铺展：但最终，它却使我们能明白，每一件事情的发展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并且确实的，我们并不孤独。

    被遗弃的感觉是一种特别孤独的体验，从耶稣大声呼叫“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为什么舍弃了我?”(玛27：46)中，这种感觉得到了应验。如果，上主也体验了痛苦与悲伤，我们作为祂的门徒，难道能期待少受些痛苦吗?不!像耶稣一样，我们也必须期待痛苦。但是在基督门徒与非基督门徒之间所受的痛苦却显示出了决定性的不同之处。引起此不同的根源是出自于一个事实：即作为基督门徒，我们是在与上主的共融中体验痛苦。就是这一点造成了基督徒与整个世界的完全不同!尽管我们与基督的共融并没有完全消除人的孤独感，但不管怎样，我们所体验到的被遗弃的感觉，不会比基督所体验的更甚。

    我们理解的痛苦一一不仅仅指它的不可避免性，而且指它的目的与救恩价值一一极其厉害地影响了我们当今的传教工作。作为一个事实，在这一点上，痛苦严重地考验了我们，而理由是相当简单的。无论何时当我们与受痛苦折磨的人在一起，我们常会发现这一事实，即我们不能做什么来帮助他们，而只能与他们在一起，伴随着他们同行，就如上主与我们同行一样。这个事实是如此沉重地打击了我们，因为我们总喜欢自己成为“定夺者”。我们不仅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想控制他人的命运．因此，当我们只能与受苦者在一起，与他们一起祈祷一一实际上，成为天主临在与爱的无言标志时一一我们是如此地受挫。

    然而，提供这种祈祷式回应的能力是打开痛苦奧秘的钥匙．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参与主的逾越奥迹，就是参与耶稣的苦难、圣死和复活奧迹，它带给了我们一个真切的自由：一个放松自己的自由，一个把我们自己交托给永生天主的自由，一个把我们自己完全放在天主手中的自由。参与逾越奥迹使我们明了，最终祂将战胜一切。我们越依赖自己和他人，我们就越尽力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越丧失对自己生活的真实感觉，我们就越被一切无益之事所冲击。只有当我们真正地放松自己，完全进入与上主的共融中，让祂来掌管一切时，我们才会真正发现自我。在“被遗弃”的过程中，我们体验到救恩；在肉体、感情和心灵的痛苦中，我们寻觅到了生命、平安和喜乐。

    我们必须从耶稣处学到了这一课以后，才能去教导其他人。我们必须让耶稣苦难的奥迹、宁静与目的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以后，才能为其他人的缘故而成为天主手中的有用工具。

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愿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爱人，那么，我们必须先经历痛苦。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绝不能对我们的人类伙伴无动于衷并与他们分隔开来。作为基督徒，我们活着的日子就要与其他人在一起，或为了他们而过受苦的日子。像耶稣基督一样，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邻人就应该与他们一起行走在黑暗的深谷中一一病痛的黑暗深谷中，道德的进退维谷中，被压迫与缺少权利的阴森幽谷中。

新生命

    经过了前一年深受感动及转变生命的事件以后，在1995年，我又开始成为了一个自由人。压在我双肩上的重担卸下了，我从未感到过如此地自由自在。我真想把我受到诬告的那段时期里发生的事写下来，但是在经过了不断的祈祷后，我决定让我的生活继续简单地前行。天主的恩宠已经帮助我度过了受试探的日子，并加深了我对宽恕的理解，甚至我懂得了原谅那些伤害我很大的人的真义。我从来没有像那几个月一样空虚自己，以便让天主来替代我安排一切。而结果就是，我与史蒂文。库克之间的修和使我充满新的活力。他要求我向世人揭示的我们的故事，已经足够存档了。那是一段宝贵的时间，我从自己的经历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并能精神抖擞满怀信心来继续我的传教事业。

    朋友们和教区办公室的伙伴们注意到我精神面貌的转变，并在评论其变化之大!最初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吧，我把前一阶段推迟或取消的计划重新拾起。在兴奋之中，我感到自己完全赶上了进程，并且已能在半个月之前就为排得满满的日程再作出安排。

    在一月份至三月份之间，我出国访问了三次。第一次是到菲律宾去参加反淫秽作品宗教联盟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的大会．我是该联盟的共同创办人和主席。我们的组织向大众揭示了儿童色情读物的可怕罪恶，并取得了一些成就。许多国家的人们都来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决定召开一次国际性的大会，并选择马尼拉作为会议地点；这是由于在太平洋沿岸诸国的儿童受到了很严重的虐待，色情作品泛滥，小小的年龄就去卖淫。大会开得很成功．二月份时，我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教邀请，前去作了一系列演讲。他们希望我对教会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如在第三千禧年里教会的前景，青年人与教会的关系，教会与社会的相容性，以及教会如何始终如一地坚持过伦理道德生等等。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这两个国家，因此，迫切盼望前往。这是一次多么令人高兴的经历呀!我很幸运，在演讲当中，还抽出了一点点空闲的时间，使我有机会一睹这两个美丽国家的一些景点。在我的旅行途中，我不断地感谢上主给我新的精力并更新我传教的奉献热诚。

    在这些旅行中间，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带着天主教及犹太教的代表从芝加哥出发到以色列去朝圣：这是我第一次去圣地。在芝加哥的天主教团体和犹太教团体之间差不多已进行了25年之久的对话，而通过这次携手同访以色列、西海岸和加撒，我们希望让他人一起分享我们亲眼目睹的经验，即共同尊敬宗教发源地的经验，并且向他人展示出一个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之间互相合作的模式。

    3月20曰，在我前去飞机场之前，我在圣名主教座堂祝圣了三位助理主教。在这次极其美好的庆典之后，我们举行了朝圣旅行，真是意义非凡。宣传媒介对我们这次朝圣也极感兴趣，一些主要电视台、报刊和电台，都在美国，特别在美中地区，大作宣传。新闻广播、报刊文章等都积极肯定了这次活动。在这10天的旅程中，代表们与我一起见到了耶路撒冷拉丁教父米歇尔．萨巴赫、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魏茨曼、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以色列外交部长希蒙。佩雷斯、白冷市市长埃利亚斯.弗拉杰、希腊东正教宗主教狄奥多一世、巴勒斯坦领导亚西尔.阿拉法特、教廷使节科尔代罗.兰扎，  以及耶路撒冷市市长埃胡德.奧尔默特。尽管在有些商讨中，存在着紧张气氛，但是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款待。

    到圣地去朝圣这件事的本身如此具有力量，我决定迟早总有一天还要亲自前去NJL朝圣。这次，由于多在公众场合一一我总是在宣传媒介的跟踪下面一一我不能找到一个单独的机会在耶稣当初生活和传教的地方多花一些时间。为此缘由以及许多其他的意向，我坚定了重访圣地的决定。但是，现在这个愿望看来是再也不可能实现了。尽管，我只亲眼目睹了极有限的耶稣的生活、传教和死亡的地方，但这些仍激起了我对基督的记忆并在心中回味了对祂的感情：我也更能理解圣经以及圣史们用来描写这一切时所用的比喻。

    当我们从以色列回来以后，我就准备过复活节了。在我一生中，这次庆祝耶稣圣死和复活的典礼，显得多么恰当呀!因为，我同样从严重的被诬告所引起的死亡中复活了．耶稣基督凯旋的奥迹克服了祂生命最后阶段如此巨大的痛苦和悲伤，现在我对这些有了更深刻的感性认识。在准备过复活节时，我如以往曾做了无数次的一样，有意在静默中度过早晨的祈祷时辰，为了使自己更了解耶稣：同时，作为一个神父、一个主教，我希望能为自己的工作悟出更有成效的方案。就这样，我全身心沉浸在充满了激情的传教工作中，并使之持续到六月份。六月份的日程已安排得满满的了，不过我知道自己不久就可以调整快速的步伐，因为我已作好七月份去休假的打算。我计划到意大利北部去看望亲戚。但在六月初，天主却向我显示了祂对我另有安排。

诊断：癌症

    6月3日，星期六，我注意到自己小便的颜色变了，但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认为这一定是我吃了什么食物而引起的。星期天与星期一，小便的颜色仍是这样。周一下午，我在总主教区的奎格利修道院为芝加哥的总领事们举行弥撒圣祭。弥撒后有小小的招待会，我和好朋友斯科特。多纳休神父一起到那儿去助兴。10点过了不久，我与他回到了主教府。我无意中对他提起了小便变色之事。他立刻说：“您最好马上给医生打一个电话。”见我无甚反应，他确信当天晚上我并不打算给医生打电话，因此他说：“不等到您打电话给您的医生，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我给自己的私人医生沃伦.富里打了电话，他是芝加哥仁慈医院的院长。我告诉他所发生了的事，他便约我次日去西北纪念医院他的办公室去检测一下我的小便；这地方离我牧灵中心的办公室只不过相隔一条马路。他告诉我，他可能不在7]~JD，但他的护士秘书会照顾我的。

    说实话，次日早晨，我完全忘了这个预约。直到我的秘书安．麦卡希尔修女进来告诉我，那位预定11点钟来见我的来访者，因故不能前来时，我才猛然想起我曾答应要去检测小便。

    我漫不经心、平静地朝西北纪念医院走去。那是如此可爱的初夏早晨，并且离开办公室几分钟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感到舒畅极了。一位护士招呼了我，安排了我去检测小便，并对我说，检验室会打电话把结果告诉我的。我回到办公室，也就把检验小便之事扔到一旁去了。这样，我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钟。

    正当我离开办公室，准备回住所去时，安修女在后面追上来，一面说：“富里医生的电话，他想与您说话，他说很重要。”于是，我回到自己办公室，拿起电话筒说：“沃伦，我想你要告诉我小便检验结果吧。”“是的，”他说，“我们在您的小便中发现了胆红素。”我开玩笑地说：“沃伦，谁是贝利。鲁宾?他到我的小便中去干吗?”(译者注：胆红素的英文是biliruben，  声音与Billy Ruben相同．)

    富里医生向我解释胆红素在小便中出现，经常表示在人的体内存在了一种障碍，因此，他要求我到仁慈医院去作进一步的检查。我告诉他，次日，周三早晨6点钟，我就要离开芝加哥到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禄市去，为天主教健康协会举行一台弥撒圣祭并要讲道。富里医生说：“那就星期四来吧，星期四您忙不忙?”我告诉他，“从9点起，全部排满了。”他回答说：“没问题，我只要一个半小时。您7点半来吧，我保证您9点之前回到办公室。”

    周四早晨7点30分，我的朋友肯尼斯。韦洛副主教和我一起驾车去了仁慈医院。但是，直到晚上6点钟左右我才回家!白天所有的会议不得不取消．我可以说，就像肯尼斯会说的一样，从富里医生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来事情有点复杂。他们给我做了切片检查、血液检查，这些都表明了我体内有大面积的阻塞。尽管医生们很担心，但单凭这些检查，他们还无法知道什么地方发生了故障。富里医生给西北纪念医院的同事打了电话，问他们是否能立刻给我做内腔镜逆向胆管胰腺造影。他们说可以的。我们立刻动身去那儿。到达时，差不多已是下午2点多了。当他们给我打麻醉时，我依然微笑着，不去想任何的可能性。他们给我插入一根很小的中空导管，很快作出结论说我体内有一个肿块。差不多过了两小时，我醒过来，看见床前站着富里医生，以及从西北纪念医院来的罗伯特．克雷格医生和几个助手，肯也站在旁边。我发现他们看上去都相当严肃，于是我就问：“好吧，告诉我情况怎样?”

    当我在问此问题时，一种无助的感觉油然而生。在那次被诬告以后，我重新恢复了由自己来掌管生命；而现在我却在请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来告诉我我的命运，我的身体状况!今天，当我回忆起那一刻，我想到了天主以及祂对我的安排：同时，我还想到那些坐在医院的凳子上的病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从医生嘴里听到对自己命运的“判决书”。

    现在，我意识到当我要求富里医生告诉我从检查结果示出的事实真相时，我不得不再次放松一切事。天主再一次教导我明白，我们真正能靠自己来控制的事是多么渺小有限，而信赖上主却是多么重要呀!就像上一次我需要祂一样，现在我也特别需要祂!

    富里医生说：“您得了胰腺癌。”我问道：“噢?它的恶性程度如何?”医生不动声色地说：“超过99％。”我提高声音说：“那么，我有麻烦了。”只听到他们说：“是的，您处在极大的困境中了。”

    我们订了计划，作了安排：次日，星期五，我回到仁慈医院去。富里医生向我表示，像这种癌，若发现得及时，通常都进行手术切除。然后，他去调查哪家医院以及哪个医生对这种手术最拿手。他向我担保，我会得到最好的照顾。咨询了好几个人以后，富里医生通知我，我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去动手术。他告诉我说：“我得到的消息是伊利诺伊州梅伍德的罗耀拉医疗中心的杰拉尔达.阿拉尼亚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比任何人都拿手。”能在离家如此近的地方进行手术，我感到如释重负。

韦洛副主教和我一起驾车到罗耀拉医疗中心去。我记得，当我们接近目的地时，我们看见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罗耀拉大学癌症中心。我从小就害怕癌症，甚至在我说“癌”字时，常常显出犹豫不决。我问肯：“你确定我们走对了地方?”“是的，枢机，我想是的。”我们进去与阿拉尼亚医生以及中心的负责人理查德．费希尔医生交谈。他们告诉我，我只需要进行“惠普尔”手续，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词。他们向我解释了它是什么。阿拉尼亚医生告诉我：“如果您幸运的话，手术将花很长时间；但若您不幸运，那么手术很快就可结束。”我问他什么时候来办住院手续，他力劝我越快越好一一“周一早上最好了”。我答应他星期天下午就住进来，准备星期一一早就进行手术。

小插曲：我的父亲

    当我越能接受我患了癌症这个事实，我就越想念我的父亲若瑟．贝尔纳丁。他于1934年死于癌症，那时，他还只与我妈妈玛利亚结婚了七年。我当时6岁，妹妹伊莱恩还只有两岁。我的父母亲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意大利的托那第库来到美国，在南卡罗利纳州的哥伦比亚重新开始了新生活。他死后，我们母子女三个相依为命，继承父亲的荣誉、希望和梦想。

    因此，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知道癌症会使整个生命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一不单单癌症病人本人的生活起了变化，而且爱他(她)的朋友、亲人的生活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我经常思念我父亲，就因为他是一位勇敢的人。他以很大的尊严来对待身患的癌症，至今，依然如此鲜活地展现在我眼前．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就是许许多多次他向我们表示的他的爱；即使在他病危的那些天里，他也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

    我特别想让你分享的一件往事发生在我四五岁时。那时是夏天，我们全家去走访一朋友家。当时，我父亲由于癌症而在左肩进行了一次手术．他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并挂了绷带。我坐在朋友家阳台的铁栏杆上，忽然，我朝后一交倒在地上，大哭起来。父亲立刻跳过铁栏杆把我抱起来。当他把我抱在胸前时，我看到鲜血渗透了他的白衬衫。他一点没注意自己肩膀上鲜血直淌，而只是不断地询问我是否安好无恙。

父亲超然于自己病痛之上的能力，以及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大家的欢乐的心怀，今天激励着我，使我也试着像他一样做。我衷心感谢父亲从小就教导我的这一切。现在，我更了解到，他用了比我所能想象的更多种方法活在我心里。

向我的“家庭”宣布此消息

    当我决定接受手术以后，就对我的医生说：“你现在必须去做一件事，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准确地告诉人们一一我的‘家庭成员，一一你已经告诉了我的事。”“您是否确定?您真希望我们这样照着做?”他们问。“是的，”我回答，“我知道你受到医生须遵守的保守病人机密的束缚，但我解除了你这种束缚。不告诉我的家人事情的真相，我是不会去进行手术的。首先，他们有权利知道一切，我也有义务告诉他们一切．除此之外，我需要他们为我祈祷。并且，若我到这所医院来检查而却要进行一次长达8小时的手术，我的天哪，新闻界知道后，不知要报道些什么呢!”

    6月9日下午，有关我健康状况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牧灵中心召开了。办公室主任玛丽。布赖恩．科斯特洛修女正在仁慈医院进行手术后的康复阶段，因此，我的副手雷蒙.格代尔主教不得不从伊利诺伊州的贝尔维尔飞肋火速赶回到芝加哥，当时，他正在领导一些神父避静．格代尔主教告诉传媒我被诊断出来患有胰腺癌，接下来，富里医生详细地向他们解释了医学上的概念，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这次记者招待会是众多招待会之一。芝加哥这座大都市的人们以及这地区以外的人们知道我的内幕要远远超出知道他们自身的事!我没有亲身经历这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后来，我看了这次招待会的录象带。看着它，我仿佛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他们用了一种生动易懂的图解方法，让人们知道我正被一种极其严重的癌症所侵触。然后，我又了解到我再能活5年的机率只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那个周末，在我进医院之前，我作了一些安排，让高德尔主教代替我为整个教区负起全部责任。我不断自问：“这是真的吗?这是事实吗?”不过，我仍在很好的心情中．上主给了我面对这一切所需要的力量。

    我给家里打了电话，主要打给我妹妹伊莱恩。爱迪生。她一接到我的电话立刻赶到芝加哥来了。整个星期六以及星期天去医院准备手术之前的这段时间，我都用来检查教区内的每一件事是否都已经被安排妥当了。

    星期天下午，在我去医院之前一个小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听说了我要去进行手术。他要我知道，他及梵蒂冈里每一位成员都将为我祈祷。圣父接着对我讲了痛苦的救赎价值。真的，我也告诉他，我已决定不管会遇到多么大的痛苦，我都把它奉献给他、奉献给普世教会、也奉献给地方教会、奉献给大芝加哥的全体神职人员和人们。接了此电话以后，肯．韦洛和我离开了主教府，驱车前往罗耀拉医疗中心。

无须多赘，当我们到达时，在医院的外面已聚集了许多记者。我在入口处给这些记者们举行了一次UlJ兴招待会。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枢机主教，在上次被诬告与这次被诊断为患有癌症这两件事上，您发觉哪一个令您更痛苦和不能忘怀?”我立刻说：“那个诬告。”他们要求我解释，我告诉他们，诬告是由罪恶引起的，这对我的光明正大是一个打击．万一它取胜的话，则对我的独身、对我的领导能力都将起到毁灭性的作用。但癌症只不过是一种疾病，这并不包含道德上的罪行。这是人类有限性的一部分。因此，尽管它的来势很凶，相当严重，但若与诬告一相比，它几乎并没有对我个人产生不能忘怀的痛苦。

手  术

    我一到医院，就受到各式各样检验的“炮轰”．肯和我一致同意次日清晨早些起床举行弥撒圣祭。他来到我的房间一一他住在我对面的房间里一一搭了一个临时的小祭台。毫无疑问，为了能面对手术即将揭示给我的结果，我需要好好准备一下自己的心灵。因此，那天早晨的弥撒圣祭对我来说极其重要，它能让我更深一层进入到与上主的共融中去。

    由于他们告诉我早上6点30分就要来领我去手术室，我安排在5点半做弥撒。早上6点我妹妹到了，与她同来的还有格代尔主教和多纳休神父。大家的情绪还是相当乐观的。6点半到了，又过了，却还没有一个人来叫我。护士们来检查一下我是否准备好了，但并没有把我带入手术室。这样一来，大家的心情七上八下的非常紧张。到了7点15分，我们都停止了谈天。肯说：“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他很快回来了，满脸微笑，说：“别担心，枢机主教，医生已在路上了，他正小跑过来呢!昨天晚上，他被DUI关起来了。”太好了，他的幽默打破了沉寂的空气。我们大家都大笑起来，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进入了手术室。

    当我再次醒过来时，我已经在病房里了。我张开双眼，看到肯站在那儿；他停顿了一会儿，说：“枢机主教，这是一次很长很长的手术。”我说：“感谢天主。”然后，我又睡着了。

    我在特别护理室只呆了一晚上，就被推到自己病房去了。在那儿，我体验了任何一个人在进行了如此大的手术后，通常都会有的不舒服之感．我想祈祷，但是我身体的不舒服竟是如此强烈地压倒了一切。我记得我对一群来访的朋友们说：“当你身体健康时，快快祈祷。如果你想等到生病以后再祈祷，则你可能会没有能力来祈祷了。”他们看着我，满脸狐疑。我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不适，以至于我不能集中思想祈祷。我的信仰当然存在，我的信仰绝对没问题；而只是痛苦占据了我的一切注意力，我无法祈祷。我一定要记住，在身体好的时候，要多多祈祷!”

    从那以后，祈祷比以往任何时候对我来说更为重要了。当我身体上的病痛渐渐平息以后，我尽情地享受了把自己的思想、身体、心灵全部集中在上主身上的甘饴。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牢牢记住祈祷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充满活力的部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认识呀!但是，总有许许多多障碍物阻止我们作全心的祈祷。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仿佛按部就班地行走在自己的轨道上，一旦生病了，样样都会改变的。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多地告诫教区的神职人员与教友们，在身体健康时应发展一个有力的祈祷生活，以便在身体软弱无力时，我们仍能获得支撑力。

小插曲：  我的母亲

    前面我已经诉说了父亲的一些小事，他对待癌症的态度深深地激励我面对自己的癌症。在我告诉你们，我怎样开始我的癌病传教事业之前，我想告诉你一点儿我亲爱的母亲玛利亚.西米翁.贝尔纳丁的故事。她差不多已92岁了，住在离我不远的由穷人小姐妹中心开设的安老院里。

    我父亲死后，母亲做裁缝来挣钱养活妹妹和我：她既当母亲又当父亲。在我童年时代以及在我的一生中，她坚强的力量给我上了有力的一课。她用辛勤的劳动来偿付一切开销。她的爱蕴含着完全的无私和彻底的奉献；她的这些美德以及其他许多德行是一个家庭和睦相处的基础。

    我最心爱的童年时代的记忆就是花上几个小时在一本照相簿的几页纸上。这本照相簿是妈妈从意大利带来的。她常常与我一起坐着，指着每一页上的人，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后来，我能自己轻轻地翻阅这本照相簿，并详详细细地研究每一张照片。1957年，我随同妈妈和妹妹第一次去托那第库时，我已29岁。多么令人惊奇，我立刻感到是在家里!由于那些照片的缘故，我感到仿佛以前来过这儿。我回到托那第库许多次，并且每一次回去都像是回家。

    对妈妈来说，教导爱兰娜和我有关家庭的重大事件是最基本的事。我总感到能出生在这样一个可爱的家里，这是上主对我的降福。而同时我也为那些不能像我一样享受天伦之乐的人，内心深感难过。不过，我相信，就像我母亲经常揭示给我们的那样：家庭不限于血统关系上。家庭是人类团体，是基督宗教团体。我们必须像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彼此相爱。像每个家庭一样，我们之间会有争吵，但最终，我们都是捆绑在一起的。

手术后，我继续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来恢复健康；后来，为了治疗和作检查也经常去医院。在这段时间里，我亲眼目睹见证了无数个家庭成员和朋友们都非常关心那些正受到癌症或其他疾病煎熬着的心爱的人。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在我母亲脸上曾流露出的同样的坚定决心．不论我母亲在我父亲的病床前服侍，或父亲过世后，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兄妹俩，她的脸上总是露出这种坚定的神色。目睹我们所爱的人忍受着痛苦的煎熬，这是一件令人心惊胆颤的事。但我们必须相信，只有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成为一个能支撑他人的人，我们才能使一切发生变化．当我开始与那些癌症病人及其他重病人接触时，我衷心感谢天主，因为祂使母亲用自己一生所显示出的坚强和仁爱来培养、教育了我。

开始我的癌症传教事业

    在有关疾病的诸多事情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疾病往往使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内向。当我们生病时，我们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病痛上：可能为自己感到遗憾，或甚至变得萎靡不振。不过，如果我们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耶稣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上一一即通过痛苦，我们可以空虚自己，并能充满天主的恩宠和爱一一那么，我们就能想到他人和他们的需要了：我们就会渴望陪伴人们同行在受痛苦或受考验的旅程中了。

    在我术后恢复期和紧随着的到医院进行化疗与激光治疗期间，我开始了对病人的传教事业。在本书的下一章节，我会详细地叙述我是怎样对癌症病人以及其他的重病人进行传教工作的。在这儿，我只是简单地解释一下这件工作的起源。

    在动手术后的一二天里，他们扶我起来，并且每天散一会儿步。护士帮助我先在房间里动动，后来又到医院的过道上走走。我走路要靠树叉状的拐杖，并有轮椅跟着。有一次，当我走了一圈回来时，护士们告诉我，在另一层楼上，有一个名叫阿蒙达的小女孩，患了白血病。她通过电视看了我手术的全过程，对她妈妈说想见见这位“大主教”。她说：“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和我一样都患有癌病，我想见这位大主教．”我没有得到离开自己这层楼的许可，但从收到的许多礼物中挑选了一盒巧克力和一大束鲜花派人给她送去。

    很幸运，我可以遇见住在我同一层楼里的病人们。每一次我与随从一起去散步时，就开始走访他们。

    我的紧隔壁住着一位可爱的年轻妇女，她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了。她得了严重的白血病，最后，她必须被完全隔离开来进行治疗。她有两个漂亮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无疑地，她希望与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越长越好。当我去看望她时，两个孩子坐在她的床沿上，一边一个。这是我第一次看望她时见到的一幅画，后来，我又去见了她多次。当出院以后，我们仍保持着联系。这位母亲过世时，我还参加了她的守灵祈祷。

    我去看望的另一位病人是一位年轻的爸爸。他很英俊，刚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我与他进行过几次友好的交谈。但他最终的结局却令人感到悲伤，因为后来，我听说他自杀了。他想到自己患有癌症，要让年轻的妻子与幼小的孩子们和他一起度过这段时间，他不能忍受这种思想带给他的不安，因此，就自杀了。我听到此消息后很难过。

    出院后，我仍常常去看望我的病人朋友们，并且与他们分享各自的故事。我们互相帮助。我的小朋友阿蒙达继续接受化疗．几星期前，我到罗耀拉医疗中心去验血时，看到了她留给我的一封非常漂亮的信，并邀请我去与她共进晚餐。我们一直通信，保持着很好的友谊。这儿，我必须补充说一句，阿蒙达的书法在去年一年中有了明显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