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去楼上工作吗？”

这个问题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向新机遇的门。回顾我在沃尔库塔的经历时，我惊叹于自己在那里养成了循规蹈矩的习惯。上帝派我去苏联执行的计划正在一步一步地展开。

矿井下的一名工头向我发出这个询问，他解释道，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去更衣房当一名杂役。

我求之不得！不仅因为我已经在矿井里待了一年多，也因为更衣房位于矿井通风口，是“苏联自由人”下井工作前更换衣物的地方。与这些人交谈的机会似乎是我探索之旅的最后一站。我的信仰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我有过宛如奇迹的经历，我还发现不少苦役犯极其渴望上帝。现在，我将遇见并认识苏联的自由人，与他们谈论上帝，并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这是在1953年2月，我在沃尔库塔已经待了两年半。在最初的十四个月里，我负责推动载有页岩的矿车。然后在1952年1月，有关方面宣称我身体状况良好，可以下矿工作了。我被分配到矿区运输作业班，把装载完毕的矿车顺着狭窄蜿蜒的隧道运到升向地面的升降机里。

“我们这里没有自动转辙器，美国人（Amerikanetz），”作业班的工头告诉我，他把我送上第一列装满煤炭的小车，我将把它们运到升降机井。沃尔库塔的煤炭位于冻土之下的斜面煤层中。煤层有两三英尺厚，几百码长，每层相距三四十英尺。首先要打一个竖井，然后挖出蜿蜒曲折的隧道进入不同层次的煤层。地心引力将装满煤的矿车送入升降机，在那里它们被两两提升到地面。然后，一列空车被推回采掘场，在那里，矿工们侧卧在狭窄的煤层中钻孔，接着在爆破后将煤铲出。

随着煤炭采掘的深入，必须逐步用坑木来支撑矿顶。坑木原本应该每隔两英尺就安装一个，但快速挖出煤炭能带来更大好处，所以苏联人不断地偷工减料。于是，塌方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而且以下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我们接到及时的警告后逃入安全地带，与此同时，不堪重负的坑木开始像火柴棒一样发出断裂声，成吨的岩石从隧道顶上落下来。

我的工作是站在长长一列矿车的保险杠上，以硬纸板头盔上的探照灯来照明，当我看到前方有一个打开的转辙器时，就跳下矿车，把它拉向另一边，然后再返回车上。有时，如果我没有及时完成这项工作，矿车将驶入错误的轨道，导致碰撞或连环撞车，我就会把身体紧紧地贴在矿壁上，祈求自己不会被压死。

有一天，就在我的车头即将通过一个转辙器的时候，我看到转辙器断开了。我跳下车，伸手握住并拉下转辙器，直到车头的后轮通过之后才松开手。每有两对车轮通过，我都要重复这个动作。如果我不这样做，矿车就会脱轨、翻车，把我压在成吨的煤和页岩下。我拼命地祈祷，来回拉动转辙器，最后在30辆车皮经过后合上转辙器。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我就会被切断手指或被脱轨的矿车压死。经历了这样的险境，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上帝之手一定在保护我，否则我不可能毫发无损地活下来。

现在我将被调配到更衣房杂役的工作岗位上，我将那里每次值二十四小时的班，休息之后再值班二十四小时。在漫长的值班过程中，有很多可以闲聊的时间，特别是值夜班的人到更衣房来打发半小时的闲暇期间。这使我有机会与那些在无神论主宰的社会中生活了35年的人讨论哲学、政治和宗教。

矿区所有的重要岗位均由“苏联自由人”负责，他们来沃尔库塔工作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刑罚。他们担任工程师、电工、升降机操作员、工段长和工头。反之，无论囚犯有多大能力（例如，我们中有一个人，曾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数学教授），他们在监狱里只配做一般劳动。囚犯受到蔑视，苏联自由人对于他们的称呼是rab，字面意思是“奴隶”。一个刚洗完澡的苏联工程师经常这样称呼我，他命令我在地板铺设白床单，供他在上面行走。

尽管他们态度专横，但总的来说，他们是一群受过教育、聪明、相对年轻的苏联人。他们来到沃尔库塔，不仅是为那里的工资相对较高（共产党徒引入了一些资本主义的手段，比如奖金），也因为受到理想主义的激励。许多人出身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建设苏联的理想——特别是开发她蕴藏的北极资源，鼓舞了他们。

虽然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条件高于苏联的平均水平，但我认为可称他们为整个苏联的典型，因为他们几乎来自苏联领土的各个部分。我也遇到了苏联女性，她们每周都会来更衣房洗澡，因为构成“沃尔库塔自由城区”的公寓是拥挤不堪的豆腐渣工程，没有洗浴设施。

任何想理解当今苏联宗教状况的人，都必须首先了解，在这么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发生了什么：这个政府四十多年来一直否认上帝的存在，教唆它的儿童说，基督教是一种落后的、与进步的科学思维不相容的迷信，它还把覆雨翻云的国家政策当作道德的唯一标准。根据我对我在沃尔库塔认识的苏联人生活的观察，我可以说，这种做法造成了可悲的后果。

我的见闻对于西方世界的人来说难以置信。描述苏联的真实道德状况而不加以批评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苏联人民渴求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他们一直以来是如何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