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西德，一八六三年六月三十曰生于阿韦利诺省阿塔维拉，属贝内旺教区，在家里十一个子女之中排行第四。一八八零年，他加入宗座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院，分别在额我略大学及圣阿波利奈尔大学进修。一八八七年六月四日，他在罗马晋铎，然后前往阿塔维拉举行首祭。他在其出生的小镇过了数月，协助病人及因患霍乱而垂死的人。他非常勇敢地投身这项自愿的服务，并获得当地政府的赞赏，以及意大利政府的正式表彰。一八八八年春，他出发前往陕西南境的传教区，于同年八月抵达。

    十二年来，他以忘我的精神在代牧区的不同村落工作；他的长上都视他为卓越的传教土，热心勤奋，他的德行和素质绝非假装，而根深蒂固的。他的精神、性格和思想，可从大量的书信往来而看得见，包括数百封信，主要是家书。郭西德富有慷慨和牺牲精神，并不断被委托前往最遥远和最艰苦的地区。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他对于研究文化和自然科学亦感兴趣。

    郭西德的传教方法，是中国农村传教区所采用的传统方法。他的使徒职务在于促进实践天主教教义，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爱德服务，并因而吸引新的基督徒皈依．每当抵达新的地区时，郭西德都会问及当地的基督徒和慕道者人数，地区的面积，居民是否要忍受任何虐待，以及他们的需要等。他尝试使冷淡的基督徒重新实践信仰，他探访病人，改善贫穷的小圣堂。郭西德最大的关注，就是尽量使最多的人皈依。巴主教就这课题写道：

   一位充满热诚和精力充沛的传教土，内心看来只有一个渴望，就是有更多慕道者，而每当有新的成员抵达时，他就视之为特别的胜利。

    很难说巴主教这番话只是表达一种仰慕，或者也暗示他太过热诚或欠缺谨慎。

    郭西德在他从燕子砭寄出的最后信件中，一如他曾无数次向拔士林表达，渴望尽可能有更多人慕道。身处非常复杂的境况，郭西德明白皈依的动机是各有不同的：但他是一个热诚而乐观的人，并很能够体谅他直觉信任的人：

    正如你所知道的，希望往往是徒劳的，但在此时此地，它比我们所期望的还高。这是皈依的人数：五百六十或更多的慕道者。他们属于不同的家庭，尤其走还有未前来的妇女和儿童，大致上都同意皈依，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数会逐渐到达七百四十。妇女很是羞怯，但我期望她们会很快克服这困难。另一方面，有些家庭的一家之主并不出席，但他们已让我知道，他们也会很快来的。一个人不能期望他们热心，这是急不来的，我相信开始了的上作会由恩宠完成；但我们须特别为那些前来的人感到喜悦。在卅八天内，他们来自一百六十八个不同的家庭。他们来崇拜，然后离去。他们没有向我要求金钱，也没有好像别人的行为一样。的确，许多人之所以前来，是避免受到他们的……压迫者不公平的辱骂。但他们是好人，也不是最贫穷的人。许多人所犯的错，是太过善良，或拥有别人所想的东西。

    郭西德神父做了很多事来帮助穷人，甚至提供金钱的援助。他亦十分关注拯救那些被遗弃的女童，还有那些遭父母企图杀掉的女童。郭西德在很多封信里提及如此众多女童的悲剧，诉说无数悲伤的片段，其中有一个女婴的惨死，她被人扔在茅坑两次，可惜他未能把她救出来。

他在一八九九年的一封信里写道：

收养和教育弃婴的工作有一定的成果。这是极之慈善和文明的工作，因为可以使那么多的穷苦儿童免受饥饿和死亡，也能在那些软弱的心灵灌输怜悯之情：谈到这问题，我必须表示，我们已尽一切所能。当我抵达传教区时，孤儿院内只有十三个女婴。现在，即使新孤儿院仍未完工，却已经满额。孤女的人数比较十一年前多出十倍。再者，我们是从不缺乏女婴的：中国人总是想摆脱女婴；我们怎能不照顾一个被人静悄悄地遗弃在我们门前的无辜受造物?就我而言，我只祈求免受因未能接收她们而带来的惩罚。

他对弃婴的爱也见于离开宁羌州之前所写最后的书信。他在信中已预言自己的死亡：

谁知道在那遥远的县里会发生什么事，生死都在天主手中；倘若我发生了什么事，愿我的少许储蓄会用来拯救和教育外教儿童。

    一九零零年三月，他遵照拔士林的吩咐，前往西边的宁强县。当地生活艰苦，但民风骄傲强悍。由于该处远离权力中心，所以，地方的财主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一九零零年六月二日，郭西德抵达燕子砭，七月二十日被俘虏，遭受虐待，并在翌日与传道员和一些人被杀。郭西德遇害时只有卅七岁。一九零一年八月，有六人因屠杀而被处死，而其它罪犯则被判下同的刑罚。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宣布郭西德为真福。教宗的演词是令人难忘的，尤其是描述郭西德神父殉道的一段：

    站在人的立场来说，他的死亡是可怖的；也许是历史所记录最骇人听闻的。未能幸免任何痛苦，不论是残暴的刑具，或是时间的长短、最野蛮的侮辱，或是心灵的痛苦，或是假朋友的虚伪出卖，或是谋杀者的敌意和恐吓的大喊大叫，或是被遗弃的黑暗。

二千年十月一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圣伯多禄广场宣布郭西德神父等一百二十位中华殉道者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