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南境的宗座圣伯多禄圣保禄传教修院（罗马修院）出现于十九世纪末王二十世纪初（一八八五年王一九二九年）之间。在浩瀚的中国传教历史中，它至今依然是短暂的、无关重要的，和鲜为人知的事件。郭西德神父在一九零零年七月一场广及华北多省的动乱——义和拳事件——中殉道，也许是罗马修院传教经验中唯一引入注目的事件。此外，有关郭西德神父事件，还有罗马修院传教活动的研究，都帮带显示出在历史和传教等方面有值得人们关注的地方。事实上，正如在微观中，许多甚至所有关于晚清农村天主教传教区的问题和冲突，都浓缩在这次事件中。传教活动在农村中国所经历的种种问题，包括有民间宗教与天主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引发出不同的冲突：礼仪庆典和戏曲表演跟庙宇及其相关的税务息息相关；涉及土地的共同拥有权与本地庙宇纠缠不清，随之而起就是土地分配的问题：买地和供水的问题：不断出现的饥荒，以及所有涉及救济穷人、贷款和高利贷；朝廷官员、达宫贵人和以至士绅等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互动；多如牛毛的低下阶层加入黑社会以及「匪」帮；仇外及仇教的情绪；反基督徒暴乱；流言蜚语和流言所带来的痛苦，不一而足。

在本文第一部份，笔者首先概述罗马修院的历史以及它在华的传教事业，以及最终发生的郭西德殉道事件。在第二部份，笔者将提及晚清的农村传教区面对不同的典型问题。在第三部份，笔者报导传教区的冲突的元素，以及导致郭西德殉道的事件有关。

罗马修院的成立

    罗马修院创办人是一位虔诚挚和开明的罗马司铎、伯多禄·阿凡诗尼神父，他获得教宗庇护九世批准，于一八六八年六月一日创立这修院。阿凡诗尼神父也是（宗座公报）的创办人，归属于的神父圈子的，都是支持一个更新的教会，更属灵和更具传教精神，不受欧洲列强的政治束缚。阿凡诗尼的意念虽然引起罗马教廷反感，却与庇护九世提出政教分离的政策一致。

    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政治动荡导致宗座对罗马市的管治权于一八七零年陷落，拖慢了这计划的实践。一八七一年尾，来自都灵的咏唱司铎若瑟·奥尔塔尔达神父推动萨伏伊王国的传教精神，他给阿凡诗尼派来四个年轻人，组成修院的首个核心。一八七四年六月廿一日，比约九世颁布诏书，正式成立罗马宗座外方传教修院。可是，阿凡诗尼在两个月前，即一八七四年四月七日逝世，不过正值四十二岁的英年。他的逝世对于修院来说确是极大的不幸。阿凡诗尼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人，跟米兰外方传教修院院长若瑟·马尼洛尼主教的想法相近。但是，罗马修院必须屈服于罗马教廷的思想，而罗马教廷在失去了对罗马市的管治权后，已变得更加封闭和传统保守。当局引入教区修院的规例，向新修院施加严厉而拘谨的规炬。事实上，由于这种传统主义的特色不适合一个新的传教机构，因此，修院没有很大的成就，只有很少圣召。

   　直至一八八三年，修院派遣传教士到不同的国家，包括澳洲、印度、埃及、苏丹、美国、巴拉圭、玻里维亚、阿根廷、阿尔巴尼亚和叙利亚等地。传教会的团结合一精神无疑因为这种分散而受到很大的痛苦。因此，在一八八三年，罗马修院受委托首次往中国陕西南境传教。一八九五年，修院受委托管理第二个传教区，即墨西哥的下加型瞄尼亚，但后来因墨西哥革命而放弃。

     「罗马」传教士完全不是指罗马人，甚至来自意大利中部或南部的人。传教士主要来自皮德蒙特的维杰瓦诺教区，也来自北部其它的一些省份。

与米兰外方传教会合并

    米兰修院跟罗马修院是十分相似的。自一八七八年起，它们一直考虑统合，并且在一八三三年一起举行派遣礼。然而，传信部一直唯恐失去他们专有的机构，所以，特别由于圣部的反对，始终没有作出最后的抉择。一九二一年，米兰修院召开大会，多亏米兰会的保禄·玛纳神父和罗马修院院长康乐尧主教（他先前曾在华传教）的倡议，有关问题得以重提。尽管两院的合并看来经已决定，亦获得教宗的支持，却再次受到传信部的阻挠。康乐尧主教也改变了想法，抱怨「米兰人想控制一切。」其中主要备受争议的问题：康乐尧所不满的事项包括神学院的选址。他属意罗马，米兰修院方面却不接纳。玛纳神父因谈判失败，尤其因为随之而来的冲突和争议感到十分难过。

    最后，一九二六年五月廿六日，教宗比约十一世（一位米兰教宗）把罗马修院跟外方传教会修院合并于米兰。事实上，与其称之为合并，其实是罗马修院加入米兰修院，后者更保留所有特色和特权。然而，修会取得一个新名字：宗座外方传教会。于是，圣伯多禄圣保禄传教会或罗马宗座传教修院的简短历史便告一段落。修院存在的五十二年间，曾有八十位传教士，当它与米兰修院合并时，只有三十人（十一人在意大利，十人在中国，五人在美洲）。相反，米兰外方传教会的传教上则约有三百人。

陕西南境传教区

     陕西是基督宗教信仰在华的摇篮。西安的景教碑可以作证（于公元七八一年竖立，并于一六三三年发现），早在公元七世纪首批基督徒团体已在陕西安置下来。从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洗礼池和坟墓，证明早于唐代，在汉中已有基督徒（六一八至九零六年），而在元朝（一二七七至一六三八年）统治期间，陕西也有方济会士。

    陕西省的现代福传在晚明时期（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展开，随着艾儒略、汤若望和金尼阁等著名耶稣会士抵达。他们都是应两位在朝廷担任大官的基督徒邀请而来的。

一六三五年，被视为陕西基督信仰之父的方德望神父抵达西安，后来在汉中的小寨子逝世。方神父在西安和三原发展基督徒团体后，便横越秦岭，在那里赢得驯虎师的美誉，然后居住在陕西南境汉中四周的不同地方。他能够行奇迹的名声更借着其它事件而进一步传扬开去，使很多人皈依。因此，方德望神父去世的时候，传教区有二万四干名基督徒。甚至当罗马修院的司铎抵达时，当地的居民，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对于方神父的名声仍记忆犹新。

    继耶稣会士之后，方济会士于二八九六王一八四四年间管理山西及陕西代牧区。但是，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基督徒被迫害，许多方济会士遭当局拘捕或被驱逐。方济会士得到来自那不勒斯圣家学院的国籍司铎协助。在某些时期，这些国籍神父是唯一留在陕西南境的司铎。   

    一八四四年，陕西脱离山西代牧区，成为独立的代牧区。据宗座代牧、方济会高一志主教（一八四八至一八八四年）的证词，在一八五七年，汉中已有一万名基督徒。陕西南境，还有整个陕西省，于一八六二年经历极之激烈的回民叛乱。汉中被围困达十一个月之久，屠杀过后，当地的教友人数由一万三千人跌至四干人。

    一八七八年，汉中一如华北的其它省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饥荒，西方的一些研究亦有提及，因为这是传教机构首次有机会提供援助。

一八八三年，陕西宗座代牧林奇爱向宗座建议，在秦岭南面成立陕西南境代牧区。代牧区将包括两个民事的地域，即汉中市及兴安县，共有廿八个大型中心，约有五百万居民。新的代牧区交由罗马修院管理，因为后者一直希望拥有自己的传教区。

罗马宗座传教修院与陕西南境传教区

    罗马修院的首批传教士于一八八五年初首度被派往汉中，而新代牧区于一八八七年六月廿八日正式成立。起初，代牧区的行政任务委托给瑞良神父署理：他曾在一八八五年二月代表教宗良十三世向光绪皇帝呈交信函。其后，瑞神父加入汉中罗马修院的司铎行列，但他拒绝出任陕西南境宗座代牧一职，仅继续担任传教区总务，直至去世为止。

    一八八八年，安廷相（主教获委任宗座代牧，当地已有七千七百名基督徒，约一千名慕道者，以及五十二个基督徒团体。安廷相在距离汉中不远的古路坝兴建主教公署，那里还有一座修院，四间学校，以及一所专门收容女童的孤儿院。圣家修院的三位国籍司铎协助从罗马修院而来的传教士传教。一八九一年，嘉诺撒会修女抵埗，并获委托管理一切妇女工作。

    一八九五年，安廷相主教因健康理由，或（根据巴主教的记述）因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晋牧，所以退休返回意大利。他的继任人是廿九岁的拔士林主教，真的可以被视为汉中传教区之父，并且是罗马修院在华最重要的传教士。

    一八九八年发生了一宗企图起来反对意大利传教士的事件。然而，总体来说，陕西一带颇能避免反教事件的影响：因此，该次事件可说是一次例外的和独立的事件而已。事件的主要涉案者在对传教区造成严重破坏前已经被捕。一八九九年十月十四曰，拔士林主教用以下的说话来描述事件的结局：

罪犯满意我们施加的条件：他们颈上戴着镣铐，并由大官和众人陪同，前来道歉，承诺将来怎样都永不会反对教会。即使当中最坏的人曾在几个月前表示会来砍掉我的头，然后用我的头颅来造一个起义的碗……，他现在也变得谦虚和含糊其辞地请求我的原谅。虽然颈上的镣铐被除去，但他不会像别人一样自由，他仍在狱中饿死。现在，这里相当平静和安宁：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官吏与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笔者仍未能证实那些土匪是什么人，他们发动判乱的动机在于什么，他们的领袖是否已被任由饿死，刑罚是否得到传教±的建议或容忍，他们的介入会否已拯救他。我们值得注意，那个「最坏的」暴徒向拔士林主教所作出的恐吓，使人想起郭西德被杀一案的情景。他在两年后被杀，尤其是他的头被砍掉，受尽耻辱。一九零零年，传教区除了在偏远的燕子砭，发生了郭西德及其它基督徒和慕道者被杀一案（七月廿一日）以外，没有好像其它省份一样，受到义和团之乱所带来的严重冲击。

    二十世纪初，多亏人民和权威之间保持颇为和平的关系，皈依的行动是大有可为的。拔士林写道：

真的可以说，教会现时不但支持人民，同样支持所有民间和军方的权威。对有些一人来说，教会现享的特权也是他们成为基督徒的理由：因此，在接纳新的皈依者时，我们都十分谨慎和相当小心，希望先全面考验他们。

    朝廷封赏代表教会所享受的特权达到高峰。一九零四年的年初一，拔士林获赏二品顶戴，其它两位传教士夏芝哇和康乐尧获赏三品顶戴。著名传教士摄影师南怀谦为我们留着了那个情景，照片中出现的是三位获赏的神父以及另外十人，巴主教提供他们的名字：王神父、毕德修、斯科皮尔、卡尔波尼诺、摩尔塔拉、皮洛蒂、罗斯、康道华，以及耶稣会的罗斯。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零零年夏天的暴乱之后，清廷所采取赔偿的政策，倾向于以赐封来表扬主教和传教士。传教士所进行的调停工作、协调和社会服务等工作都得到赞许。目的是希望在暴乱之后有关方面减少索偿的要求，从而安抚民心。一些传教士抗议这些封赏，因为会造成滥用和流言，有时又须要花费、宴会和奢侈品，为传教士是不适宜的。

    一九零四年，在燕子砭所属的宁强县，当局为汉中代牧兴建了一座公署，作为郭西德被杀的部份赔偿。

   一九零四年初，代牧区有人口五百万，但只有一万一千名教友和一千八百五十名慕道者，约有四十座教堂和小堂：有十七位意籍传教士和四位国籍司铎：嘉诺撒会修女在古路坝开办孤儿院、诊所和学校。在距离汉中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心，也是传教区的公署，有一座由拔士林主教兴建的主教座堂。一九一零年，传教区有一万三千名教友，以及超过五千名慕道者。

    一九一一年，汉中经历了民国革命因推翻满清帝国所带来的动荡。意籍传教士牵涉新旧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满清官员恐怕性命受到危害，纷纷在天主教会的公署寻求庇护。多亏传教士的调停，满洲人获得保证，他们的性命不会受到伤害，并取得通行证回乡。驻华的部长在意大利汇报，汉中和古路坝公署的紧张气氛造成当地代牧及其它传教士被杀的消息。

    随着汉中恢复和平，新主教座堂（由拔士林于一九一零年着手兴建）的建筑工程得以复工。教堂的钟由意大利运到，而隆重的祝圣福礼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举行，同时庆祝拔士林主教的晋铎纪念。南神父再次用他的照相机使庆典永存不朽。

    拔士林主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六曰逝世，当时的教友，包括慕道者，已接近二万人。传教区有十五位欧洲籍和国籍司铎。一九一九年四月，康道华主教出任宗座代牧，继续他前辈兴建新公署、教堂和学校的工程，而学校也收录年幼的女童。

    一九二六年，即罗马修院与米兰修院合并那年，康主教请辞。他的继任人是巴主教，他于一九三四年出任宗座外方传教会总会长。巴主教的继任人是祈济众主教。一九二九年，代牧区由罗马修院移交到宗座外方传教会，当时有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七名教友，五千名慕道者，一百四十二个传教站，十四名意籍传教士，八名国籍司铎，十六名意籍嘉诺撒会修女及八名国籍修女，七十二名传道员，四十五名女传道员，四十一个流动洗礼池，廿三名教师，一间修院和四十五名学生。当地也设有一所收录不同基督宗派的女子小学，三间孤儿院，一间善终院，一间医院，两间药房，和一间痲疯病院。

   除了使徒工作以外，罗马修院的神父亦从事文化及科学研究。上文提及的摄影师南怀谦神父，我们便可透过最近出版的刊物和展览会再次接触他。李开螯神父是地震学家。罗马修院的未来总会长康乐尧神父，则在科学研究方面表现出色。

    郭西德神父热爱自然科学，他在工作的区内研究自然奇珍异物，撰写有关中国竹、壶、穴、蚕、臭椿属植物和菌类植物等文章。这些论文刊登在罗马修院的（通讯），内容也包括中国文化、习俗、医学、烹饪、卫生和宗教礼仪等等的丰富资料。

一八九八年，罗马修院的传教士把一批丰富的科学收集品从陕西南境运往都灵的世界展览会。这个庞大而几乎独一无二的展品，是由郭西德神父亲自分类。本地的动物群主要代表是美丽而色彩丰富的雀鸟，植物群则是意大利本上没有的矮树和树叶，而矿物学的展品则是陕西的矿石。罗马修院获颁荣誉证书。但不幸的是，展品后来分散到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