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12日，正值献主节(圣母献耶稣于圣殿)，埃迪特在施派格尔教区的一座教堂内领受了坚振圣事。    ．

    展示在埃迪特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耶稣保持亲密关系和为整个人类日夜举行祈祷的新世界。从今以后，她渴望住进加尔默罗隐修会并在此终身探索和拥抱真理。但埃迪特知道她的妈妈暂时尚不能经受这第二次打击，因为女儿进入与世隔绝的隐修院无异是与妈妈永别。

    后来成为埃迪特的神师的施温德神父多方面鼓励她发展自己的才能，多为他人服务。他替她在方济各会修女主办的圣玛达肋纳学院内找到了一份工作。

    埃迪特自1923年春季开始，就在这所学院内教授德语及文学史课程，她不仅有了一个利用教学进行传教的工作岗位，而且也有了一个潜心祈祷和思考的场所。

是使徒又是科学家

    她的一名学生给后人提供了一段很美丽的证词：“那时我刚17岁，埃迪特·施泰因博士教我们德语，其实她什么都教我们学。我们都很年青，但谁也忘不了她的人格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每天早上，我们见到她跪在圣堂的跪凳上虔诚地望弥撒，她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叫信仰与具体生活之间的完全融合一致，她通过自己的举止，就成了我们这群处于关键年龄的少女的学习的榜样。”

    其间，她继续发表《哲学贡献》的文章，她又从英文翻译了纽曼的几部著作。1924年她给英加尔顿的信中提到“对我来说，该是多大的快乐，竟能在翻译中接触到纽曼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宗教真理的一生，最终他必然地投入了天主教会的怀抱。”

    1926年起，埃迪特翻译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巨著《关于真理的论题》。始终有人在谈论“真理”，对埃迪特来说，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论据！

1927年，在施温德神父去世以后，埃迪特每年复活节前前往勃隆的本笃会修院作三天的避静，在那里她遇到了成为她新的神师的华尔才神父。

    华尔才神父后来作证说：“我很少见到一个人能集如此多的天赋于一身，她是个天才，是纯朴天真的化身。她是一个真正的女性，具备女性特有的细致，甚至母亲般的感觉，但她不愿像母亲一样对待他人，不管这人是谁，她是真正意义上的神修主义者，既不矫揉造作，也不狂妄自大。她为人随和：与纯朴的普通人在一起，她显得很纯朴；与学者在一起，她又显得满腹经纶，但绝不自命不凡，只虚心地与人共同切磋。我恨不得要说，她与罪犯在一起，百般同情，竟显得也像一个罪人了。”

    华尔才神父强调，在埃迪特看来，其目前的任务和使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在科学界、教育界为爱情服务。她灵活地顺从其使命，于1928年写道：“谁愈被天主所吸引，就愈应超脱自我，面向世界，以便把神圣超性的生命传送给众人。”

    每天，她用很长的时间作祈祷，她慷慨地接受来访者，主随客便，与人为善。“许多人前来看我，凡相信能在这里找到帮助的人就是最受欢迎的人。”

    人们也许会问，她如何能不知疲倦地工作，但埃迪特却泰然地认为这是她的分内之事，责无旁贷。

    “我尽力而为。但工作的潜能似乎根据需要与日俱增，如果没有迫切需要，工作的能量也很快减退，上苍懂得如何调动我们的力量……”

    埃迪特认为，最重要的是一清早起床后就应与天主保持来往，好像再没有其它的事情，比从天主那里接受每天应完成的特殊使命更重要的了。”应把你自己看作是天主手中的工具，你在工作中投入的力量就是天主在我身上，通过我所作的行动。”本笃会会士的座右铭是“祈祷和工作”，埃迪特也奉此为圭臬。

    埃迪特除了教书和进行哲学研究外，不久忙于在各大城市作巡回演讲：她奔波于弗赖堡、慕尼黑、科隆、苏黎世、曰内瓦、维恩、布拉格、海得堡、巴黎、萨尔茨堡、巴塞尔、亚琛等城市之间。

    她是一位平信徒又是学者专家，喜欢谈论在公共生活中妇女的职业所起的作用，并强调男女权利的平等，她也经常谈到教育问题，尤其涉及人格的培养及妇女的地位和圣召问题，

 “把手放在主的手中”

    在她看来，从事科研工作也能体验为一种“为天主的服务。”自从她领洗人天主教后，她的一切活动都环绕着传教这一中心。她写道：

“如果关于超性的事情，我必须闭口不谈，则我想我不会登上演讲台的。其实，天下只有一个真理是我必须讲明的，即应如何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让我的手一直握在主的手中。”

    埃迪特要把人类领回到其宗教超性的基础上，一如纽曼所说的那样，“达到一种文化境界，一种近似于圣德的文化境界，使这些超性的基础成为互相可替换的东西。”

    当埃迪特就某位妇女心灵深处活动大加发挥，说这位妇女如何虚怀若谷，先掏空自己以表示待人热情、明朗和胸怀开放时，人们的印象是看到了埃迪特的“自画像’。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对她来说是陌生的，但她强调，永远不能忘记对天主的临在及恩宠保持清醒的头脑。

    “清晨，睡醒后，就有种种工作和操心的事困挠我们的思想……动荡不安的情绪使人烦恼、焦急，这时候就需要恢复镇静，要告诫自己：保持宁静!凡事都应有其合适的时间!我一天的第一时辰是属于主的。是主给我力量去完成祂所委托我的任务……主呀，祢要我做什么呢?在这种与主进行的无声的对话中，我开始通过这种对话发觉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将满怀喜悦之情。满腔热忱，精力充沛。心灵显得宽广，因为超脱了自己，就会进入天主神圣的生活中。天主点燃了的火苗像一束宁静的火焰在我心中冉冉升起。”

    面对各种困难，一天内许多无法避免的意外事件、压力以及烦躁不安只能使我们陷入好斗及不愉快的深渊。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的清新凉爽消失到哪里去了呢?

    埃迪特告诉我们，“不要焦急，缓过气来，不时地躲进主的怀抱，祂始终等着我们，祂会在瞬息间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当夜暮降临时，埃迪特邀请“我们把一切交还给天主手中，把一切都托付给祂，这样才能安心休息在主的怀中，好好地休息以迎接第二天的新生活。”

犹太人不能出任教师

    埃迪特在斯派尔教了八年书后，于1931年3月又重返布雷斯劳。她感到有必要进一步致力于哲学研究工作，尤其是专心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此外，她力图获得在弗赖堡或布雷斯劳大学中的从事教学的资格，但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正随着国家社会党的抬头而大刮反犹太的狂风，对一位犹太妇女来说，想在大学中谋得一教授的职位变得不可能了。

    然而，1932年春，明斯特的科学教育学院向她提供了一个教授的席位，埃迪特欣然接受，前去上任，她寄宿于居有许多接受培训的年轻修女的玛利亚公学。……这座宿舍之所以吸引埃迪特，其主要原因是学校附设的小教堂内日夜供奉着圣体，我们这位杰出的女博士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跪在圣体前作长时间的祈祷。

    1933年初，德国国家社会党在议院选举中获胜后，希特勒成了“第三帝国”的总理。议院通过新的法律把所有非雅利安血统的人都排除在公职之外，犹太人首当其冲，更在被排斥之列。

    埃迪特见到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已经开始，并预感整个政治风暴即将针对基督宗教及政治自由。一连几个星期她在思考自己关于犹太人问题能做些什么，她决定请求罗马教宗单独接见她，一吐衷情。可惜这项申请遭到婉拒，因为1933年正值圣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友云集罗马，人数太多，教宗无瑕进行私人接见……

    她去勃隆度复活节，中途在科隆下车去拜访一位朋友。圣瞻礼五(复活节前三天)两人一同前往加尔默罗修女会圣衣院的小圣堂参加“圣时”礼仪，听见一位神父正在讲道。埃迪特写道：“神父的讲道很动人，但当时我心中有更重要的事情纠缠着我的思想，我悄悄地在与救世主耶稣讲话，我说，祢的十字架现在正压在犹太民族身上，大多数人还不了解这件事的意义，但知情者就应以全人类的名义慷慨地去接受和拥抱这个十字架。我已完全准备好了，现在只等祢指示我究竟该做些什么。当“圣时”礼仪结束时，我确信耶稣已答应满足了我的请求。”

    不久，各地发生的事情使她了解，身为犹太人，她在德国是无法再教书了。她想：这是否是天主规定的时刻，要她去进加尔默罗隐修会?

    埃迪特回忆道：“十二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加尔默罗一直是我的目标，自从1921年夏季那个奇特的晚上我手捧圣女德肋撒的自传之时起，我为自己长时间的探索真正信仰的历史过程划了个句号。1922年元旦，我领洗时，就想到这仅仅是我进入隐修院前的准备阶段的开始。但几个月以后，面对我心爱的妈妈(听见我告诉她我已经进入了天主教时)满脸泪水的样子，我不忍心告诉她我将进入隐修院，我清楚地知道她无法忍受这第二次打击。她不致于因此而死去，但其余生必然忧心忡忡，充满痛苦……我又怎能眼看她老人家的晚年浸泡在苦汁之中呢?”

“我必须耐心等待。这就是我的神师不断地提醒我的话，久而久之，等待的时光使人心焦和痛苦。我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是一个陌生人，与世格格不入。在我接受去明斯特担任教职前，以及在该校教了一学期之后，我不断提出申请要求进隐修院，但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妈妈的反对以及几年来我在天主教界扮演的活跃的角色……我几乎低头屈服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使过去拦住我进隐修院的去路的种种障碍现在都土崩瓦解，云消雾散了。我的公开活动都已中止，而我妈妈也只能默认，吞下这颗苦丸，因为她宁愿知道我生活在德国的一座修道院内，而不愿我远走高飞，永远消失在南美洲的某座学校内。”

动身去叩隐修院的大门

    何时启程?

    一个星期天，正值耶稣善牧节，埃迪特去参加一个集体祈祷会，她思忖：“在清楚知道现在就是进加尔默罗隐修院的合适时候之前，我不会动身的。当在场的神父向众人降福时，我内心感受到耶稣善牧在说：‘该是时候了’……这天晚上，我就向神师华尔才神父写信。”

    回信终于来了，内容是正面的、积极的，埃迪特想起在科隆的另一位非常熟悉加尔默罗修会情况的好友。两人一同前去叩隐修院的大门。

    埃迪特叙述当时的经过：“当我的好友在修院的会客室中与一位修女交谈时，我正跪在修院的教堂内，非常靠近圣女(里修的)小德肋撒塑像的祭台，感到心灵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中，水到渠成，我该满足了。会客室内她们的谈话又延长了一段时间，最后我的女友前来叫我，以很有把握的口吻对我说：‘我想这一次好了，会成功的!”

    还有最后一个难关必须去闯：该如何向布雷斯劳的信犹太教的妈妈及全家的亲人话别呢?一个多月以来，施泰因夫人一再说她反对女儿进隐修院。

    埃迪特感到孤独，似乎在孤军作战……“我所要作出的决定太重要了，没有人能确切地告诉我在去与留之间何者该是我的最佳选择。双方的理由都有充分的根据。我似乎完全在没有信德光照的黑暗中跨过这重要的一步。在那几个星期里，我经常在想，我与妈妈之间，谁将垮台，彻底崩溃?但我们两人直到最后一天分手时都顽强地坚持住了。”

    埃迪特在离家动身的前天晚上，陪着妈妈上了一次犹太教堂。在回家的路上，施泰因夫人问她说：“拉比的布道精彩吗?”“很精彩!”

“那么，做一名犹太教徒，也照样能很虔诚，对吗?”埃迪特回答说：“当然，如果没有知道其它事物的话……”妈妈十分难过地说：“为什么你认识了祂(耶稣)……?我不想说任何反对他的话，祂可能很好，但为什么祂把自己说成是天主呢?”

    当天，全家的亲人和许多朋友都来向她话别。晚上埃迪特与妈妈呆在房间内。

    “妈妈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脸，开始抽泣。我站在她的椅子后面，把她白发苍苍的头放在我的胸口，母女情深，亲昵良久。夜深入静，最后妈妈终于同意去睡觉，我牵着她的手进入她的卧室，帮她脱了外衣…她生平第一次让女儿为自己脱卸衣服。”

    第二天清晨，埃迪特去教堂，参加了五时半的第一台弥撒。

    早膳时，妈妈呆坐着，不吃不喝，脸上流着泪水，“我走到她旁边，紧紧地把她抱住……离别的时候到了，妈妈拥抱我，亲切地吻我，舔犊情深……”

    “在这个世界上母女将永别了。火车驶过我家的房屋时，再不见有人伸出手来向我告别……”

    埃迪特独自坐在火车上，“我不敢希望的情景终于实现了，内心的喜悦犹如汹涌的激流：在我后面刚刚发生的(离别)一幕真是太可怕了。像一叶孤舟，驶入天主圣意的港湾，我感到无比的平安。”

在科隆，为了使人高兴，埃迪特就在其代女——一位年青女友家过夜。第二天，1933年10月14曰下午，在参加了庆祝圣女德肋撒节日的晚祷后，她就进了科隆加尔默罗隐修院的大门。“怀着无比的平安，我跨进了主的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