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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起来，我心里只记挂着今天究竟是晴是雾？荷兰的正月浓雾多，气候阴冷潮湿，天空也总呈一片灰黑色。然而侥幸的话，偶然也可看见一线淡弱的阳光，透过灰黑的浓雾照射下来。我站在寝室唯一的窗口前，把上身尽量往前倾。在我们所住的贝雅古屋里总是难见天日，对着窗口的乃是一大片平板的砖墙，这正是人烟稠密的旧哈林市古老建筑物的背面。然而当我伸长颈项往上看时，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屋顶和烟囱上面，我却看到一片灰白色的天空。相信今天天气必然晴朗，正合我们开庆祝会。i 我从古旧的壁橱内取出一套新衣，禁不住跳了一下回旋舞。父亲的寝室就在我寝室的下面，但他年高七十有七，一点回旋舞不会把他闹醒。我心想这也许是年老的福气之一吧！我面对衣橱的照身镜把新衣穿上，虽然在一九三七年有些荷兰女人已开始穿长及膝盖的短裙，但我的新衣仍保持着离鞋三寸的长度。 我不禁对着穿衣镜中的身影自怜起来：“你已经不年轻了！”也许那套新装使我对自己的身材特别挑剔：四十五岁的老处女，腰围的曲线早就没有了！ 我的姊姊碧茜虽然大我七岁，却仍然身材窈窕，走在街上人们还会禁不住地向她回顾，天晓得那并不是她身上的衣服吸引人，我们小小的钟表铺从来没有赚过大钱。然而不管碧茜穿什么，总是显得那么合身、那么动人。 至于我向来都是不大注重衣饰的，除非碧茜帮我，我总是任凭滚边线口松弛，袜子破了也懒得缝补；领口卷了也懒得烫贴。然而今天情形可有点特别，站在狭窄的寝室里，我对着镜子尽量往后退，仔细审察我的新衣，心中暗喜这种深红褐色对我还算挺配的。 留下通街巷的门铃响了。是顾客吗？还没到七点呢？怎么那么早？我打开寝室的门，朝着回旋曲折的楼梯往下冲，这楼梯是后来补建的，贝雅古屋原是两座房子。前面那座乃是典型的旧哈林市住屋，一共三层高，每层两房，但只有一房那么宽。不晓得在哪一年后墙给打通了，与后面一座更窄小的房子连了起来。那房子只有三个房间，每层一房，这个回旋曲折的楼梯就这样夹在这两座房子中间。 尽管我跑得快，碧茜还是先我而到。门一时全给鲜花掩住了。碧茜接过那一大束鲜花，一个身材矮小的送花童出现在眼前。他说：“小姐，今天可是开庆祝会的好天气呢！”他边说两眼边越过鲜花往室内瞄，想看看咖啡与蛋糕摆出来没有？稍迟他也会来参加庆祝会的，其实不只他来，全哈林市的人似乎都会来。 碧茜与我忙着在花束中搜寻送花人的卡片。“是毕伟送的！”我们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毕伟是个极有钱的顾客。他不仅买最好的钟表，而且时常到我们店铺楼上的住家来聊天。他的真名是史洛林。“毕伟”是我和碧茜私下给他起的绰号，因他酷似狄更斯作品里一张插图中的人物。史洛林无疑是全哈林市中最丑的一位先生，他身材矮胖，头上光秃秃的好像我们荷兰出名的乳酪。一对斜眼令人怀疑究竟他是在看你还是在看别人，然而尽管他貌丑惊人，但是心地和善，为人十分慷慨。 花是从侧门送来的，那扇门多半是家人用的，向着屋旁的一条小巷而开。碧茜和我把那束花拿进铺子来。我们通过小甬道首先来到修理室。那里面有一张很高的长桌，是父亲经年累月辛勤工作的地方，他是荷兰最有名的钟表修理匠。在修理室的正中则是我的工作长桌，学徒汉司的长桌则在我的旁边，其次靠墙的长桌则属于老基士。 修理室外面是顾客交易的地方，玻璃橱里面摆满了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钟表，看来真是琳琅满目。当我和碧茜拿花进去时，墙上的挂钟都正敲七点。我们环顾四周，想物色最适当的地方摆放鲜花。自孩提时起我便喜欢到这里来，因我觉得有上百的钟表嘀哒、嘀哒地在欢迎着我。 室内仍旧很暗，因为靠着街的百叶窗还未打开。我开了店门的锁，门外就是那狭窄的百德街。这条街上其他的铺子都还未开门，一切显得极其宁静。我们的隔邻是家眼睛铺，再过去是服装店和面包铺，魏勒的皮货铺则在对街。 拉开百叶窗后，我默默站在窗前，欣赏着自己和碧茜合力点缀好的橱窗。为了这一小块地方，我常和碧茜争持不下。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橱窗里摆满各式各样的货色，但碧茜认为只要摆上两三个漂亮的钟表，下面垫上一块丝巾或一幅锦缎，会显得更为高雅、更有吸引力。但这一次我们两人都很满意，橱窗里摆了许多百年以上的挂钟与袋表，都是我们从朋友和全市的古董商那儿借来的，因为今天是我们钟表铺的百周年纪念日。在一八三七年正月的今天，祖父在这窗柜上挂上了我们自己的招牌：彭家钟表铺。 哈林市教堂的钟声已经断断续续地响了将近十分钟，报告市民已是早上七时。但离此不远的市区广场上圣柏和教堂的大钟现在才庄严地响了七下。虽然正月清晨的气温很低，但我仍禁不住逗留在街上数算那大时钟的响声。当然，现在哈林市的人家家都有无线电收音机了，但我还记得早年这城里的人都是按着圣柏和教堂的钟声作息。只有火车站的人和其他需要准确时间的人，才到我们铺子里来校对“天文台钟”的时间。父亲每个星期都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去，在海军天文台校对时间。他常因他那只“天文台钟”每七天才差不到两秒钟而引以为荣。我踏回铺子里，望着水泥墙上的古老挂钟，它仍旧那么光耀闪烁，只是好像不及从前那么威风了。 街巷侧门的门铃又响了，又有花送来，这样连续了一小时左右。大大小小的花球，有些是加工过点缀好的，有些则是自栽的盆景。今天的庆祝会虽然是为我们的小小钟表铺而开的，但本市市民的情谊却是冲着父亲来的。他们都称他作“哈林的老伯伯”，今天他们要以行动来表示对他的爱戴。当楼下的修理室及铺面再容不下另一束花时，碧茜和我只好把花带到楼上正对下面铺子的两个房间来。那是母亲的姊姊贞苏姨妈的房间。虽然她已去世二十年，但她的身影似乎仍隐约地留连在她所遗留下来深红色巨型的家具里。碧茜把一盆在温室里栽的郁金香摆上，退后几步细细欣赏，禁不住娇声欢呼起来： “柯丽，你看，这盆鲜花真使这房间生色不少！” 碧茜真可怜！每年春天，她总爱在窗台上栽各色的盆景，但是这座古屋与其他建筑物过于毗邻，缺乏阳光，因此所栽的盆景从来都不茁长、开花。七点四十五分学徒汉司来了。八点正女店员兼管簿记的杜丝也来了。杜丝貌不惊人，性情又乖僻、暴躁，因此一直找不到一份固定的职业。但十年前父亲雇用了她，从那时起她便一直留在我们铺子里面工作。父亲温文儒雅的态度潜移默化了她，虽然她是宁死也不肯承认，但她热爱父亲的程度绝不亚于她对世上其他人厌恶的程度。我们让汉司和杜丝应门，随即上楼去吃早餐。 当我摆上餐碟时心想：现在只有三个人一起吃早餐了。我们的餐厅是在后面那座房子里，离前面的铺面有五级楼梯高，但又比贞苏姨妈的房底。对我来说，这餐厅乃是正座房子的中心。餐厅里面只有一个窗子，向着街巷而开。餐桌用一张毛毡盖住。记得我年幼的时，常把餐桌当作帐篷或海盗的藏身窟。后来上学了，则在餐桌上做功课。冬天夜里，妈妈会在这里朗诵狄更斯的名著给我们听，砖炉里的煤发出霹雳声，不断地爆出红色的火光，似乎在欢呼着：“耶稣得胜”。 如今我们只使用这餐桌的一角，因为家中只剩下父亲、碧茜和我三个人。然而我总觉得家中其他的亲人仍然都在这里。这边是妈的座椅，三位姨妈的座位也在那边。(除了贞苏姨妈之外，妈的另外两个姊妹也曾与我们同住在一起。)在我座位的旁边是我的另一个姊姊娜莉的座位，家中唯一的男孩伟廉则坐在父亲旁边。 娜莉和伟廉都早已结婚，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妈和三位姨妈也已去世多年，然而我却仿佛看见她们都仍在这里。当然她们的座位并没有长久空着。父亲受不了屋子里没有小孩的那种寂寞，每当他有孩子需要一个家时，一个新面孔便出现在我们的餐桌旁。虽然我们这钟表铺赚不了什么大钱，但父亲却有办法在自己的四个孩子都成长之后，另外还抚养了十一个孩子。现在连那十一个孩子也都长大，各自结婚或离家工作去了。因此在餐桌上我仍然只摆上三个餐碟。 碧茜从那个小得比一间储藏室大不了多少的厨房里把咖啡拿了进来，又从碗橱里拿出面包，当她把面包摆上餐桌时，我们听见父亲下楼的脚步声。如今他在那个弯曲的楼梯上走动的步伐似乎慢了一点，然而仍总是很准时地到达餐厅。按我记忆所及，他每天早晨都是准八点十分进入餐厅的。 “爹！”我亲了他一下，闻到那留在他长胡的雪茄香味。“今天天晴正好开庆祝会！” 父亲的发须都已雪白，好似碧茜为这特别的节日所摆上的白桌布，但他那对圆厚的眼睑后面的蓝眼睛里，仍像素常一样闪出慈祥的光辉。他来回地注视着我和碧茜，脸上流露着快乐的神情： “亲爱的柯丽！亲爱的碧茜！你们俩打扮得多么秀丽！多么可爱！” 他坐下低头祷告，为早餐献上感谢，然后继续热烈的说：“你母亲如果在世，必然会喜欢你们穿这种时髦的衣服，看你们穿得那么漂亮！” 碧茜和我努力把视线集中在咖啡上，免得自己笑出声来。这些所谓“时髦衣服”是我们那些年轻侄女们认为早已过时的古董，她们时常想说服我们穿艳丽一点的衣服，裙子要短，胸口也要再开低些。然而尽管我们穿得保守，但母亲在世时，可从来没穿过像我这种深红褐色的长衣，或像碧茜那件深蓝色的长裙。在母亲那时代，凡是已婚的妇人或是“到了年龄”还未出嫁的女子，都只能穿由下颚长及地的黑衣裙。我从来就没见过母亲和姨妈们穿过别种颜色的衣裳。 碧茜说：“妈会多么喜欢今天所有的节目啊！你还记得她多么喜欢特别的喜庆日子吗？” 妈做事迅速，为人慷慨，人们才说一声：“恭喜！”她就已经预备好咖啡和蛋糕去祝贺了。她几乎认得全哈林市的人，特别是那些穷人、病人和被遗忘了的人。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不为别人庆祝什么的，而每次她都要兴高采烈地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喜庆日子！” 我们就这样坐着喝咖啡，回忆往事，正像人们在周年纪念日自然而然会作的一样。我们的思潮不仅回到妈健在的日子，甚至追溯到更远的年代，回想到父亲还是个孩子，在这幢屋子里生活成长的情形。“我就是在这间房间里出生的。”父亲这样说，似乎忘了这件事他已对我们说过一百次以上。“当然，那时这里还不是餐厅，而是卧房。床也像壁橱一样镶进墙里。没有窗、没有光，也没有新鲜流通的空气。我是家中第一个生存的婴孩，不晓得在我以前还有几个？但他们都夭折了。你晓得祖母有肺病，但他们不懂得空气会传染，更不晓得要把婴孩与病人隔离。” 这是个回忆往事的日子，然而有谁会料到正当我们三人坐在那里追忆往事的时，前面却有着梦想不到的苦难在等着我们呢？那些惊险、悲痛的经历，恐怖与天堂即将出现眼前，然而我们却丝毫不晓得。 噢！父亲！噢！碧茜！如果我事先晓得那些后果，我还会做下去吗？我还会去做那些事吗？ 然而我怎能晓得呢？我怎能想像到这个全哈林市的孩子们都尊称“公公”的白发老人，有一天会被陌生人扔进坟墓里，连个墓碑也没有呢？ 碧茜，我这个才华出众、穿着优雅的亲爱姊姊，会被逼着赤身露体地站在一屋子男人面前？那天在餐厅里，这些都是梦想不到的事！ 父亲站起来，从书架上取下那本镶有铜铰链的大圣经。杜丝和汉司随即敲门进来。所有屋内的人都要来参加每天早上八点半的读经，这又是我们贝雅古屋的例行公事之一。父亲打开那本大圣经，碧茜和我都屏息以待。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待办，父亲必然不会读整章圣经吧！然而他打开路加福音，翻到我们昨天读过的地方。路加福音每章都很长，父亲手指按在要起首读的地方，抬头问： “基士在哪里？” 基士是我们铺中第三个店员。他身躯佝偻，是个细小干枯的男子。年纪虽比父亲小十岁，看来却比父亲还老。我还记得六、七年前有一天，他第一次进到我们铺子来。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我误以为他是前来讨饭的乞丐，正要打发他去厨房让碧茜给他一碗热汤充饥，他却十分威严地开口了。他是来找一份差事的，愿意给我们雇用他的优先权。 原来基士是属于行将绝迹的一行。他是个到处巡游的钟表修理匠，特长于校正，修理荷兰农夫最喜欢的大摆钟。我不但为他那股高傲的仪表所慑，更令我奇怪的是父亲当场就雇用了他。 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些巡游的钟表匠乃是最出色的行家，虽然他们行囊中只有一些简单的工具，但没有一件修理工作他们不能应付裕如的。” 这几年来，事实也证明父亲的话的确不错，全哈林市的人都愿拿他们的钟表来请基士修理。我们从来不晓得他怎么使用我们所付给他的工资，他仍是照样衣衫褴褛。父亲也曾暗示过几次，希望他能穿得整齐些。基士虽然衣衫褴褛，却有着高度的自尊心，最后父亲也只好放弃暗示他了。 这是基士第一次迟到。 父亲用餐巾擦擦他的眼镜，开始读经，他那低沉的口音确实悦耳。正当他要念完的那一页时，我们听见基士上楼的沉重脚步声。门开了，大家都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冷气，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基士仪容焕发地出现在门口，穿着一套全新的黑色西服、新的格子背心，大花领带，再加上被浆得极挺的硬领。然而他表情严肃，似乎再警告我们不许因为他今天特别的服饰而大惊小怪，因此我只得连忙避开视线，不再朝他看。 父亲带着拘谨、老派的语调，喃喃地说：“呀！我亲爱的伙伴基士，多么高兴看见你——唔——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看见你。”其实他原来想说的是：“多么高兴看见你穿得这么整齐！”只是临时转口而已，说完随即又匆匆地开始继续念圣经。 但他还未来得及读完那一章，前面铺面的门铃和街巷侧门的门铃都一齐响了起来。碧茜跑过去煮咖啡，又把她事先做好的甜点放进烤箱里。杜丝和我则匆匆地出去应门。似乎全哈林市的人都想作第一个来与父亲握手道贺的人。不多久成群的客人就鱼贯地踏上那弯曲的楼梯进入贞苏姨妈的房间，来向父亲道贺。父亲坐在椅上，整个人几乎都给鲜花掩住了。我正扶着一位年老的客人上楼梯，突然碧茜一把握住我的手臂细声说： “柯丽！我们杯子不够了，要向娜莉借！我们怎能……” “我这就去！” 我的姊姊娜莉和姊夫要等到他们六个孩子下午放学之后才能来。我奔下楼梯，从门后取出我的外套和单车，正要推出门槛，突然又听见碧茜的声音，细小却是语气坚定： “柯丽！你的新衣！” 我只得调头，穿上弯曲的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最旧的一条长裙，才再踏上脚踏车，顺着高低不平的砖铺街道向前驶去。我一向喜欢骑车到娜莉家去。她和她的丈夫住在离贝雅古屋约有一里半路的地方，也正是这人烟稠密的市区外围，那儿的街道要比市内宽而直，甚至连天空也看来比哈林市的天空要大些。我踏着脚踏车穿过市中心的广场，经过古罗豪桥，跨过运河，沿着华见道前进，身心全部沉浸在冬日淡弱的阳光当中。娜莉住在波士安荷文街，街上各家住屋的款式均同，且屋屋相连，每家都挂着白色的窗帘，窗槛上则栽着各式不同的盆景。 当我绕过街角时，我怎能预见将来有一年的夏日，当附近的风信子成熟变紫的时候，我会站在这里，心跳加速，不敢走进她的家门，担心在娜莉浆得硬挺的窗帘背后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呢？ 但今天一切都不同，我把脚踏车停在人行道上，尚未敲门，人已像旋风似的冲了进去：“娜莉，贝雅古屋已经满了客人，你要来看，我们现在就要你的杯碟！” 娜莉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那张漂亮的圆脸上沾满面粉。“杯碟都装好了放在门边，呵！我真希望现在就能与你一同去，但我还得再烤点小甜饼，再者我也答应了腓立和孩子们等他们一齐去。” “你们大家都会来，是不？” “是的，柯丽，彼得也会去。”娜莉边说边把那些杯子放进我脚踏车的篮子里。要作一个好姨妈，我尽量叫自己一视同仁地爱每个侄儿、侄女。但彼得到底不同，他今年十三岁，有音乐天才，聪明伶俐，是晚辈中我最引以为傲的一个。 娜莉又说：“他还作了一首特别的歌纪念这一天呢！当心，你得用手托住这满篮的杯子。” 当我回来时，贝雅古屋比以前更挤了，街巷里摆满了脚踏车，我只好把我的停在巷口。哈林的市长，穿着燕尾服，戴着金表链也来了。我看见平日送信的邮差和街车的司机，还有五、六个哈林警察局派来的警察正从街口转角处走来。 午餐后孩子们开始涌进来。正如往常一样，他们一来就往父亲身旁涌去。年纪大的孩子们绕着他坐在地板上，小的则爬上他的膝盖。因为除了他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和满有雪茄味的胡子外，父亲还有一个特色：他全身都会嘀哒发声。钟表放在橱子里走动的速度与戴在身上时不同，因此父亲时常把他要校对的表带在身上。他的上衣里层有四个大口袋，每个口袋钉有十二个挂表的钩子。因此不论他走到哪里，总有一百多个小齿轮发出的转动声愉快地跟随着他。现在他的左右膝上各坐有一个小孩，另外十个则挤在他的脚下。父亲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他那沉重十字形的上链钥匙，十字形的四端大小均不相同，为了用来给不同大小的钟表上链用的。他用手轻轻一弹，十字轮立刻闪闪发光地转了起来，且发出悦耳的嗡嗡声…… 碧茜拿着一盘蛋糕站在门口，叹气说：“除了孩子外，他大概忘了还有别人在这房间里！” 我正拿着大叠用过的盘子往楼下走去，忽然听到下面有一声尖锐的笑声上来，我晓得是毕伟来了。由于我们爱他，我们也就常常忘了陌生人在第一次见他时，总是会被他那付丑恶的相貌给吓呆了。我冲到门口，匆匆地把他介绍给阿姆斯特丹城一位批发商的妻子后，就把他领到楼上来。拖着臃肿、笨拙的身躯，他在父亲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一眼望着我，一眼望着天花板说：“请在我咖啡里放五块方糖。” 可怜的毕伟！他爱小孩正如父亲爱小孩一样，但小孩子见了父亲便会涌过去，而毕伟则必须设法赢得他们的心。然而他也有秘诀，而且是每试必灵。我把他那杯甜浆似的咖啡端了进去。他首先故意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假装惊讶地说：“吭！柯丽！没有桌子放咖啡呵！” 随即张着他那双大斜眼，看看孩子们是否都在注意他，然后接着说：“呵！幸亏我带了自己的桌子来！”说完就把那杯咖啡连碟子放在他突出的大肚皮上。这时没有一个孩子能忍住不笑的，很快的好些孩子便挤到他身旁去了。 不久以后，娜莉和她的一家也来了。彼得故意装着十分天真的表情跟我打招呼：“柯丽姨妈，你并不像一百岁那么老呵！”我还未来得及打他一下，他已坐上贞苏姨妈的钢琴旁弹奏起来。室内的客人不断提出曲名请他弹奏，从时代曲到巴赫的合唱曲和圣诗，很快地整个房间的人都合声唱了起来。 谁会知道这个快乐的下午，在这屋内有多少人很快地要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之下再相聚呢？彼得，那些警察朋友，还有我们最亲爱的丑毕伟，除了我哥哥伟廉和他一家不在外，我们都在那里。我奇怪他们为什么来得那么迟，伟廉他们住在离此三十里的喜华森城。尽管如此，他们现在也该到了。 琴声突然停了下来，彼得由琴凳上转过身嘘声说：“公公，你的劲敌来了！” 我往窗外一望，看见康先生夫妇正由巷口的转角处走来，他们在我们这条街上开了另外一家钟表铺。按照哈林市的标准，他们仍是新客。他们的店铺是一九一零年才开张的，在我们这条百德街上只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但是因为他们卖出去的钟表比我们多很多，我想彼得的评语倒是与事实相符。 但父亲显然有些不悦，他略带谴责地说：“彼得，他们不是劲敌，我们是同业！”随即把膝上的孩子放下，匆匆起身向楼梯口走去招呼康先生夫妇。 每一次康先生到楼下铺面找父亲聊天时，父亲总是非常客气地招呼他。等康先生一走，我就要忿忿不平地对父亲说：“难道你看不出康先生来访的用意吗？他是来打听我钟表的价钱的，这样他好卖得比我们便宜。”不用说康先生橱窗中的钟表定价一律比我们的便宜五块钱。 父亲知道后，脸上总会露出惊喜的表情：“可是，柯丽你再想想看，人家到康先生店里买表不是可以省点钱吗？”但他事后又会不解地补上一句：“我真不懂他怎么能把价格压得那么低。” 父亲在做生意赚钱这件事上，天真得正如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会花好几天的功夫研究一个极难的修理问题，然后又忘了送出帐单。越是稀罕、昂贵的钟表，他越是不计较修理费，他会说：“一个人若有机会修理这样一个名贵、稀罕的钟表他应该贴钱才是！” 至于做生意的方法，在这间铺子最初开张的八年，向着大街的百叶窗总是每天下午六点正就拉上了。知道二十年前我参与父亲的生意时，才注意到每晚在那狭窄的人行道上散步的人群，同时又看到许多店铺晚上也是橱灯大亮，继续营业的，这才想起我们亦有一改作风的必要。当我向父亲指出这事时，他万分高兴，好像我完成了一项最重要的发现：“如果逛街的人看见那些钟表，可能会被吸引着进来买！柯丽，我亲爱的孩子，你真是聪明！” 现在康先生正满口塞着蛋糕，说着腴词向我走来。我自觉心中对他有着妒忌的思想，不好意思见他，乘着人多，溜到楼下去。修理室和店铺的贺客比楼上更多。汉司在后房中分蛋糕，杜丝则在前面，她唇上挂着一丝近乎微笑的表情。至于基士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站在门前招呼客人，谁也认不出他就是原先我们店中那位衣衫褴褛、身躯佝偻的老人。他首先谦恭有礼地欢迎贺客，然后带他们尽情地参观铺中的一切。显然这是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天。 冬天的下午很短，但所有自认是父亲朋友的人那天下午都来了。贺客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穷人、有富人、有饱学的绅士，也有不学无术的女仆。但在父亲看来，他们都是一样。这就是父亲做人的秘诀：并非他故意忽视人与人间的不同点，而是他根本不知人与人间还有不同之处。 伟廉一直未到，我到门口去送客，顺便在街上逗留片刻，我向着百德街上上下下地张望，但依旧没有伟廉一家人的影子。此时虽只是下午四时，但因着正月早临的黄昏，家家铺子里的灯光都亮了起来。对于伟廉这么多年来，我仍旧有着小妹崇拜大哥的感情。他比我年长五岁，是个受职的牧师，也是我们彭家唯一的大学毕业生。我总觉得伟廉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人，他明瞭世界大势。 然而多少时候我巴不得伟廉对世局变化不会看得那么透彻，因为他的看法真叫人害怕。十年前，即远在一九二七年，当伟廉还在德国写博士论文时，他便说到有可怕的恶势力正在德国扎根。他说就在大学里面，一种世间从未有过贱视人类生命的恶种正在怀胎成长。凡是读过他论文的人都对伟廉的看法一笑置之。 但如今说到德国，再没有人敢笑了。多数好的钟表都由那边来，但最近好几家我们往年所交易的钟表公司都神秘地倒闭了。伟廉相信那就是有计划大规模反犹运动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倒闭的公司都是犹太人经营的。伟廉是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专门负责向犹太人传福音，因此他有许多这方面的情报。 当我们踏回铺内关上店门时，心中暗想，伟廉对福音正如父亲做生意一样，两人的手腕均不甚高明。近二十年来我也没听说他带领过一个犹太人信耶稣的。伟廉从不想改变别人，他只是专心服侍人。这些年来他们一家省吃俭用，终于省下一笔钱，在喜华森建了一家养老院接待年老的犹太人。但事实上他也收留其他宗派信仰的老人，因为伟廉一向反对种族歧视的观念。但过去几个月来事情却显得格外不寻常，养老院中挤满了年轻人，而且都是由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伟廉和他一家不得不把自己的住屋也空了出来，搬到走廊上去睡，但那些被吓得弃家逃往的犹太人仍是成群成群地涌进来，随着他们而来的则是许多恐怖的新闻。 我上到厨房里，娜莉正沏好一壶新咖啡。我拿着咖啡壶，走到楼上贞苏姨妈的房间。当我把咖啡壶放下时，我对着那群聚在蛋糕桌旁的人问说：“那些德国人究竟要什么？想要打仗吗？”我知道这是不合时宜的话题，然而每当我想到伟廉，我就会禁不住想到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上去。 一阵沁人骨髓的缄默临到那张桌上，很快便散布到整个房间。 过了片刻有人开口说：“管他去呢？让他们大国打仗，反正影响不到我们。” 一个钟表推销员应声说：“对啦！上次大战时德国也没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保持中立，对他们有利。” “你说得好容易，”另一位我们常向他买钟表零件的商人说：“你的货都是从瑞士来的，但我们呢？如果德国打起仗来，我做什么？战争会叫我们关门大吉。” 就在这时伟廉走了进来，跟在他后面的是我的嫂嫂文婷及他们的四个孩子，但这时全屋的人眼睛却都落在另一个人身上。伟廉正紧紧握着他的手臂。他是个三十出头的犹太人，戴着犹太人典型的阔边黑帽，身上穿着一袭黑色长衣，但叫人不能不看的乃是他的那张脸。他的面部被灼伤了，右耳前挂着一小束灰色卷曲的胡须，其他部分的胡须都没有了，只剩下敞开的新鲜伤口。 伟廉用德语说：“这是屈礼伯先生，他今天早上才到喜华森。屈先生，这是我的父亲。” 接着他又用荷语很快地告诉我们：“他是坐牛奶车逃出德国的。一群慕尼黑街上的青年人把他拦了下来，烧掉了他的胡子。” 父亲已离座站起来热烈地与这位新来的客人握手。我给他端来一杯咖啡和一碟娜莉做的小甜饼。如今我多么感激父亲坚持他的儿女们在呀呀学语的时候，除了荷兰话外，还得学说德语和英语。 屈礼伯先生在一张椅边正襟危坐，眼睛呆呆地注视着他膝上的咖啡。我搬了一张椅子在他身边坐下，一面不着边际地漫谈着我们荷兰正月这个不寻常的天气。周遭其他客人的谈话声则继续不断的此起彼落。 我听见那位钟表推销员在说：“那只是一群恶少，是喜欢恶作剧的街边飞仔！每个国家都一样。警察迟早会逮住他们。德国究竟是个文明国家呵！” 晚上客人散去之后，我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的房间，一心回想往事。床上还放着我那件深红褐色的新衣，一整天我都忘了穿回它。我想：“我向来就不注重衣饰的，年轻时就是如此……” 那夜童年的往事开始浮现在我眼前，显得格外接近也格外紧急。今天我晓得那夜的种种回忆不是开启往事的钥匙，乃是开启通往将来的一扇门；我晓得当我们肯让神使用我们生命中的种种经验时，神能将它们转变为奇妙、完善的先锋。帮助我们日后作成神所要我们做成的工作。 只是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一点。其实像我这种年纪的人，一向过得是呆板的生活，某些往事格外栩栩如生地显现在我眼前。它们是那么清晰，那么接近，似乎并不只是往事而已，似乎这些往事还要告诉我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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