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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格兰修女在很多旅行之后，她还没有到过非洲，保禄孝女会就已在非洲生根。一九五八年六月，巴西良·比央格修女和若瑟·巴娜乐修女到达了当时还叫比属刚果的地方，首先在首都利奥彼得维，现在叫金夏沙建立会院。次年她们在加丹加的首府伊利莎白维镇，现在叫卢本巴希，戴格兰的视察正好遇到这个悲惨又流血的时刻：摩西·勤白决定脱离富庶的加丹加，成立新政府（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起先是衰落，一年后，宣布独立)；在二月总理卢蒙巴被刺身亡，又在七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绍因空难而丧生，当时他正设法到勤白谈判停战。 因此戴格兰修女，只能视察首都的保禄会孝女们，而不能到加丹加的修女那里，因在途中有残酷的游击战。这保禄会的小团体，不论情势如何，仍留守自己的岗位。戴格兰在一封传阅信件中谈到她们：「非洲的姊妹们问候大家!她们精神愉快并做很多好事。非洲真的表现出特殊的吸引力，各处可见到很多人渴望天主的圣言，我们用祈祷和每天的小克己帮助他们。看见那么多穷苦的人，而联想到我们自己，虽然发了神贫愿，却仍旧生活在富裕中，应该感到惭愧。」 这次她决定到东方做新的视察。有保禄孝女会修女的帮助，相信可以抵抗一路上的困难，并有一位修女做秘书，以减轻她写信的辛劳。她的旅程基本上还是经常走的几个重要站：印度、菲律宾、日本、澳洲等地；另外还到达两个地方：就是南韩和福尔摩莎（台湾)。她在一九六二年一兀月二十四日启程，五月十九日回到罗马，并且这次，由一地飞往另一地，中间逗留时问较长，为使她不致太劳累。她从孟买写信说：「我身体很好，妳们放心吧。」她如常地去看、观察和研究当地的人民。她说东方不只有自然风景，而且有充满生气的面容、明亮的眼睛和宝贵的人灵。「在这广大的印度，她感到很渺小，就像一粒尘沙。」 在菲律宾，开始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她含泪看完保禄孝女会修女们给她寄来的信：「……我觉得这里的气候使我疲倦无力。」实际上她病倒了，于是唐士坦莎·碧南黛修女火速由义国赶来，守着她充当护士和秘书，但旅程仍继续。大概戴格兰修女感觉到她是最后一次周游这些国家，于是像圣保禄宗徒一样，向姊妹们说出她有重病，并觉得这是微不足道的。 当她去阿尔巴时，有时也探望自己的家人，但从未把它看成是特别的事。就如她的弟弟柯斯坦·良神父所说的：「为我们弟弟，她是德兰姐姐：为侄子们，她是『大的德兰』（在毕耶蒙特方言中，是指姑妈)，对她没有格外尊重的看法，她有时带来一些孩子们很喜爱的糖果或玩具。我们大略知道她旅行中的一些事情和她经过各会院的活动，但她本人在家中暂停时，并没有什么忧虑的表现。她同小侄子们相处的很融洽，他们把他们的小事情托付给她，好像她闲着无事可做一样。」她有时做不速之客：「我经过这里，顺便来问候你们。」问她是否去过很远的地方，她比方回答说：「我从日本回来，旅途很愉快。」如此而已；她「总会长」的地位直接不用，而恢复戴格兰姑妈的身分，并专心为卡斯塔尼笃的事情和人服务。「为我们这些做弟弟的，特别在她身上看出来的就是她常有无忧无虑的安宁、单纯和开朗，我们从没见她烦恼和悲伤。」 五月末，结束了在东方的长途旅行之后，她去见在阿利加为退省而聚集的同会姊妹们，她们与她并肩而坐，亲密地交谈，如同在家中的亲人一样：她也说出所办的事及所遭遇的实际情况。比方，飞机在孟买因故障而停飞，又没有空气调节，当时「如同在火炉里」，而圣保禄会的孝女们对于这种遭遇仿佛无动于衷。戴格兰修女告知所有的听众：「我想，她们心中充满了天主的爱，因为几时我们心中有天主的热爱，虽然热，好似不再觉得外面的热。」 在菲律宾可喜的成功就是举办「福音曰」，在这特殊的民族中有很多圣召，已经能供应第一批保禄会孝女到别的国家去传教。但是在日本：「在宣传的那一天，只有一、二个天主教徒。」其它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必须看他们如何心甘情愿地接受福音和其它的书籍……」奇妙的是当这些「远方的人们」同耶稣第一次接触的时刻，比方：当时他们打开了福音，首次听到朗诵真福八端……戴格兰修女继续激动地记录下这些事实。她像圣保禄宗徒一样，也同样有幸福的合作者，他们惊讶地发现有关的奇迹——在会堂内、外，在大街和广场，在希腊人、希里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当中——传报死而复活的纳匝肋人耶稣的喜讯。戴格兰并非生来就是「信德的贮藏所」，这种说法表示只是很用心地保存珍宝，并锁起来，但是真正的保存是使「外教人」听天主的圣言，否则就是埋在地下的塔冷通（元宝)。（玛廿五15) 戴格兰，卡斯塔尼笃的女裁缝师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东方人群中，深深地感到圣教会的使徒事业问题，就如十年后，一位卓越的神学家迪亚尼施所发表的： 「这里所讨论的不只是经由一个收集宗徒们所见到和所证实而写的文件，来保证关于给基督做证的真实性。同宗徒们的往来记述是一个做法的大纲，它指圣教会在其所有的时刻中的事业……所以圣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也表示其本质是向未来发展，因为该保存的讯息不只包括已发生的事实报导，而且也包括宣扬将要来的一些事。在『从宗徒传下来的』结构中，圣教会生活在有特色的发展中，能使古老的事故再生活在新时代中。假如圣教会只以未来的名义，忘掉同其过去的对比，就不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同样，假如圣教会，以其过去的名义，不能在各时代中具体的实现讯息，也不能在未来的历史中公布这讯息，那也就不是『从宗徒传下来的。」 （圣教会——共融的奥迹) 199。)。 戴格兰修女之后又向保禄会修女们描述在台湾视察的情形，保禄会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这里服务（这里也是被邀请来的)，最初有多娜塔修女、菲律宾籍的朱思棠修女、裘安娜修女及李慕德修女。在南韩，有欧拉丽雅修女、丽迪雅修女，和两位日本籍的圣保禄会修女在一九六0年到达。戴格兰师傅说：「我们都是一个家庭，我们都是圣保禄的修女，我们属于全世界。」主教也对她说:「妳们是全世界的修女，真正属于全世界……」 在台湾还没有实现大的工作，修女们正在努力地学中文。而在韩国：「啊，可怜的韩国!人民穷困，但他们精神上富庶。」他们刚脱离战争的蹂躏，这场战争使一百万平民死亡，数百万逃亡而无家可归，但他们并不怨天尤人，工作很积极，虽然真正的工业革命要等到几年后。还有，这里的教友为数很少，但是有一段无比英勇的历史。这里的天主教在十八世纪，由一位教友传入，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团体，虽然没有神父，却也曾兴旺一时，几千名信徒几乎度着隐秘的生活。一位中国神父在一七九四年来到朝鲜半岛，但马上被杀害；在那段时期，高丽曾是中国的亲密藩属，遭到绝对封锁，不受外在的影响。三十年后，有一位法国传教士想秘密地去高丽的教会工作，不幸略经满洲，暴毙途中。最后，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成功地到达：但三年之后，同很多的信友一起殉道；然而，韩国的教会仍继续生存。 戴格兰叙述韩国的教友时说：「我们去过汉城的一个教堂。本堂神父独自一人，很像雅尔斯本堂神父。他主曰举行三台弥撒，讲三次道理，还指导其它善会……必须看他们的精神和虔诚……他们的表现有如教会初兴时期的基督徒。怀有这种信仰的教友，自然产生不少圣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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