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草，祖籍安溪，出生于厦门（1874－1960）。六岁那年，父亲被人贩子贩作奴工出洋，一去不返。全家留下一个年青的寡母、一个小妹妹和一千个铜钱。为了生活，母亲为人做衣服，纳鞋底，许春草自己九岁便去一家鞋铺子当童工。封建时代童工的滋味，他都尝遍。十二岁，为了争取多赚几个钱，他改行当泥水工。由小工升大工，升师傅，直到中年，当上建筑工程的包工者。
　　因为父亲被洋人骗卖一去不返，把他的家庭推入艰苦的深渊，他对洋人洋教，痛恨入骨。从青少年时期起，他便自发地视洋人如寇仇。当时，洋人在厦门最为突出的形象，是英美传教士，而为这些人在社会上活动的是基督教徒。因此，他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对象，便是“洋教”和“为虎作伥”的教徒。十六、七岁的时候，他便步武“桃园三结义”方式，结拜了几十个兄弟，工余之暇，四处打抱不平，为弱小者出气，碰到街上有洋人和教徒举行布道会，他们便冲进人群中，跟他们辨论，以至打架，成为厦门基督教教会的一个大阻力。
　　当时外国传教士和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教徒，主张利用洋人势力来惩办许春草，教徒中有个正派人，却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基督的道理是人类的福音，我们信教，目的是要把福音传给人，如果利用洋人势力来惩办许春草，必然会引起百姓的反感，福音便无法传开。”这位长老自告奋勇，主动去争取许春草。经过二年多和许春草做朋友，不但使许春草不再反对洋教，转过来他也信仰基督教了。
　　许春草信仰基督教是他一生历史的大转折点。他以后自己对人说：“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汉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稣，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协。”他还说：“洋人有好有坏，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好人我们不反对，好事我赞成。信仰基督是好事，传福音的人是好人。”从这一觉悟出发。他把洋人一分为二，有的他就跟他做朋友，有的他就彻底和他们对抗。
　　对个别坏洋人，他有时情绪很激烈。有一次，鼓浪屿英华书院的主理（董事长）兼鼓浪屿工部局董事长英国人洪显礼，在一个建筑工地，屡次和他为难。他忍无可忍，一个早上，他和工人在工地时，洪显礼手执手杖，疾步而来，破口大骂许春草，说他闯进他“准备要卖”的那一块小墓地，挥起手杖，像要打人。许春草预先告诉在场工友：“今天不应再饶他，我喊打，你们就打。”等到那个洪显礼走近，继续骂人时，许春草大喝一声“给我打，打死了我赔命！”十几个工友，一时锄头扁担，迎头而上，把洪显礼吓得逃进附近的人家去。还有一次，鼓浪屿工部局长（另一个英国人）在鼓浪屿向四面八方敲诈勒索，中国人无处申诉。许春草串联三十多位受害者，向当时“会审公堂”堂长朱兆莘（这个人很正派，不怕洋人，后任北洋政府驻英公使）申诉。朱兆莘召集鼓浪屿各国领事，陪审工部局长，告发书接连递上十几份，许春草代表受害者控告，弄得工部局长及陪审的各国领事，如坐针毯，最后朱兆莘当着陪审团痛斥工部局长一顿，说你是英国人，也应该顾惜你们英国人的体面，并指令他退赃。第二日，该工部局长自杀而死，这只是许春草不与罪恶妥协的又一事例。
　　但是，对善良的外国人，他很尊敬。有一位牧师跟许春草一样，厌恶那些假冒为善的外国牧师。经常支持许春草在教会中对那种人作斗争。这个好英国人得到许春草非常的尊重，他从这位牧师，学习到英国的议会制度的好处，作为以后的他的政治目标和行动指南。
　　有一位美国牧师，也可以说是他的好朋友。他从这位牧师得到当时没有地方听到的世界知识，有好几位闻名的美国人，如华盛顿、林肯都成为他为人处世的典范。尤其是林肯的事迹，对他的帮助更大。他非常欣赏林肯的诚实与仁慈。他说：“林肯为解放黑奴，挽救联邦免于分裂，发生内战，实在出于不得已。但是他在内战中，能够做到对个人全无仇恨，对人民满怀热爱，对真理彻底坚持，是极不容易的。”他认为林肯对政治道德的示范，功劳远远大于任何政治家。孙中山先生提出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权，百倍加强他一生追随孙先生的热情，而这个人民政权的精神，是林肯所概括的。　所以他对好的美国人是尊敬，不是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