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小时候，我就感到有同情动物的必要。当时，我们的晚祷只为人类祈祷，这使尚未就学的我感到迷惑不解。为此，在母亲与我结束祈祷并互道晚安之后，我暗地里还用自己编的祷词为所有生物祈祷：“亲爱的上帝，请保护和赐福于所有生灵，使它们免遭灾祸并安宁地休息。”

    发生在七八岁时的一件事使我难以忘怀。我的同学海因里希·布雷希和我用橡皮筋做了弹弓，它能用来弹小石块。当时是春天，正值耶稣受难期。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他对我说：“来，现在我们到雷帕山打鸟去!”

  　这一建议使我吃惊，但由于害怕他会嘲笑我，就没敢反对。

    我们走到一棵缺枝少叶的树附近，树上鸟儿们正在晨曦中动听地歌唱，毫不畏惧我们。我的同学像狩猎的印地安人一样弯着腰，给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了它。顺从着他命令式的目光，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但由于受到极度的良心谴责，我发誓把小石块射向旁边．

    正在这一瞬间，教堂的钟声响了，并回荡在朝霞和鸟儿的歌唱声中。这是教堂大钟召唤信徒的”主鸣”之前半小时的”初鸣”。

    对我来说，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我扔下弹弓，惊走了鸟儿。鸟儿们因此免受我同学的弹弓之击，飞回了自己的窝巢。

    从此，每当耶稣受难期的钟声在春天的朝霞和树林中回荡时，我总是激动地想到，它曾怎样在我心中宣告了”你不应杀生”的命令。

    在我青年时代就存在的动物保护运动的复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终于敢在公众中坚持并宣告：同情动物是真正人道的天然要素，人们不能对此不加理睬。我认为，这是在思想的昏暗中亮起的一盏新的明灯，并越来越亮。

    从1893年起，我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在这世纪末期的日子里，我们大学生共同经历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尼采和托尔斯泰各种著作的传播。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一1900)，他的学业几乎还未结束，就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研究古希腊文化及其精神，而且也从事一般文化问题及其精神的研究。从1880年起，尼釆表示反对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传统的欧洲文化。他谴责这种欧洲文化，认为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的软弱和畏缩的精神，它产生要求爱他人的伦理。为了保护这种伦理．它还创立了天国希望的理论。

    粮据尼采的想法，真正文化的伦理只能是对生活的自豪和勇敢的肯定，“超人”并不受爱的“奴隶道德”的约束，他坚持“强力意志”的主人道德。

    尼采以极大的激情阐述了这种关于文化和伦理的本质的新观点．对当时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就在那时，即那个世纪末期的时刻，托尔斯泰(直1828~1910)的著作也在公众中流行。在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这位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代表了一种不同于日尔曼的世界观。托尔斯泰肯定伦理的文化。他认为伦理的文化是他在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中获得的深刻真理。通过他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也使我们了解。他是如何认识真正人道和质朴虔诚的。

    我们19世纪末的年轻人，就这样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打交道。

    在这种状况中，我曾有过极大的失望。我曾期待宗教和哲学能共同有力地反对和驳斥尼采。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也许它们已表示过反对尼采。可是我认为，宗软和哲学没能也没有尝试在尼采对它们挑战的深度上阐明伦理的文化。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本人在世纪末期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是否真正具有不可缺少的伦理动能。这促使我研究文化和伦理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这个问题受到哲学界的普遍重视。我发现，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哲学文献根本就不认为文化和伦理是一个问题；相反，它们把文化和伦理作为既成的精神成就而接受下来。

    我自己则不能摆脱这种印象。人们认为永恒的伦理并没有向人类和社会提出重大的要求，它是“处于休息状态”的伦理。

    从而，在19世纪末，当人们为了确认和评价这一世纪的成就而回顾和考察各个领域时，流行的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乐观主义。人们似乎普遍相信，我们不仅在发明和知识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在精神和伦理领域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和再也不会失去的高度。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精神生活似乎不仅没有超过过去的时代，而且还依赖着前人的某些成就；更有甚者，其中有些遗产经过我们的手而逐渐消失了。

    我清醒地意识到，在有些场合我只能确认．当非人道的思想公诸舆论时，它们不是遭到拒绝和指责，而是被简单地接受。所谓“现实政策”受到欢迎。尼采的“强力意志”开始发挥它的危险作用。在一些领域流行的“现实政策”为它开辟了道路。我认为，一种精神和心灵的疲乏似乎已经侵袭了为其工作和成就而自豪的当代人。

从而，我越来越注重探讨18世纪后期的文化和伦理。

    对我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精神状况，我决定进行深入研究并作批判性的考察，这一著作的标题应是《文化和伦理》。我觉得，我们正处于一个精神衰落的时代；因此，我试图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我们模仿者”。

    1900年夏季，我在柏林大学学习。在著名的古希腊语言、文化研究者恩斯特·库齐乌斯遗孀的家中，我经常遇见富有吸引力的柏林学者。一天下午，一些“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在出席了科学院会议之后，来到那里喝咖啡。他们继续讨论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突然，其中一位先生总结性地说道：“我们大家都只是模仿者。”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并不是唯一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模仿者时代”的人。

    20世纪初，我花时间研读近几十年来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并考察它们就我们对生物的行为说了些什么。

    这些著作的绝大部分都认为这是次要的，只有少数几本探讨了这个问题。

    其中有些作者表示了对动物的同情，但他们为此甚至要请人原谅，因为动物似乎和我们人并不处于同一等级。人们几乎不能在任何一本书中看到：人们应该给予同情动物以更多的重视。

    但是，我确信，人们在哲学——伦理学中也应该给予善待动物的要求以一个位置。我认为，诸如帮助动物保护运动，从理论上论证他们的行动等等，对此似乎都是很适宜的。

 1913年，在结束医学专业的学习之后，为在兰巴雷内办一个诊所(1872年，美洲长老会的传教协会在那里建立了教区)，我与我妻子一起前往法属赤道非洲。通过在这个地区活动的阿尔萨斯传教士，我知道那里迫切需要一个医生。当时，人们正在同在赤道非洲肆虐的昏睡病作斗争。

    为了能够继续从事“我们模仿者”这个课题的研究，我在行李中也带上了足够的哲学书籍。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此我在法属赤道非洲陷于险恶的处境。作为阿尔萨斯人，我的妻子和我具有德国国籍。虽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来到法目殖民地，并在这里开办一个诊所。但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由于我们是德国人，就必然被当作俘虏来对待。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人们就告诉我们，也许应把自己看作被拘留者。我们可以留在家里，但必须放弃与白人或黑人的任何交往。我们的住宅前出现了看守者，包括1名黑人低级军官和4名黑人士兵。

    由于我被禁止在诊所工作，从而又有了时间来处理我多年思考的、由于战争的爆发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即“文化和伦理”的问题。

    从现在起，战争作为文化衰落的现象而肆虐着，而我也不再考虑把“我们模仿者”作为这一著作的标题

    为什么只批判文化?为什么满足于把我们作为模仿者来分析?时代要求建设性的工作。

    我开始探寻伦理文化软弱无力的原因，它如何由战争的爆发而表现出来?直到11月底，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由于当地的白人和黑人都抱怨，没有什么理由剥夺当地唯一的医生的自由，我们的拘留被解除了。当然，我在巴黎政府内的朋友也为公正地对待我出了力。

    在我重新开始诊所工作之后，我发现还有时间继续研究伦理文化变得无力的问题。

   从那时起，我认为有必要探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种持续的、深刻的和有活力的伦理文化是怎样产生的？

    但是，已经发现问题的满足，并没有持续多久。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而我在解答这些问题上却没有前进哪怕半步。我从伦理一哲学著作中所了解的一切，对此毫无帮助。

    由于妻子的健康问题，当1915年夏末我和她前往滨海的卡帕洛帕茨时，我只带上了少得可怜的一些有关手稿。

    1915年9月，我在那里被告知，恩戈莫传教站的瑞士传教士彼洛特的太太病了，等待着我去治疗。

    这样我就必须在奥戈维河中乘船向上游行驶200公里。一条正要启程的小旧汽船，是我能立即找到的唯一交通工具，它超负荷地拖着两条大驳船。船上除了我之外，只有几个黑人。由于仓促，我没准备口粮，他们就让我吃他们的食物。

    我们慢慢地在河流中行驶。当时正值旱季，我们必须在大沙滩之间寻找水路。

    我坐在其中的一条驳船上，打算在整个途中思考一种新的文化如何产生的问题，它将比我们的文化更具伦理深度和动能。只是为了能集中于这一问题，我逐页写着并不连贯的句子。疲乏和迷惑使我的思维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第三天傍晚，日落时我们正在伊根德伢村附近，那时我们必须在1公里多宽的河中沿着一个岛向前行驶。在沙滩的左边，4只河马和它们的幼仔也在向前游动。这时，在极度疲乏和沮丧的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概念：“敬畏生命。”据我所知，我还从未听到和读到过这个词。我立即意识到，这就是令我伤透脑筋的问题的答案：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

    但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则能实现这一切。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救助它们。我立即明白了。这种根本上完整的伦理学具有完全不同于只涉及人的伦理学的深度、活力和动能。

    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

    我曾徒劳地寻找的通往更深刻、更有力的伦理学道路就这样梦幻般地敞开了。对于这一过程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从此，我就按计划写关于文化和伦理的著作。在夜幕降临时，我们抵达了恩戈莫。我花了2天时间诊治患病的传教士夫人，然后又回到了海滨。几天之后，我妻子和我从海滨回到兰巴雷内。

（2）

我在兰巴雷内开始撰写关于文化和伦理的著作。现在，这一纲要变得容易了。在第一部中，我概括了古今重要思想家对于文化和伦理的看法。

    第二部探讨伦理的本质。敬畏生命的本质以及它对文化的意义。

人的意识的根本状态是：“我是要求生存的生命，我在要求生存的生命之中。”

    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

过去的伦理学则是不完整的，因为它认为伦理只涉及人对人的行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只有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人对人行为的伦理决不会独自产生，它产生于人对一切生命的普遍行为。从而，人必须要做的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共同追求。我们必须摆脱那种毫无思想地混日子状况。

    但是，由于受制于神秘的残酷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处于这样的境地：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命，必须以牺牲其他生命为代价，即由于伤害，毁灭生命而不断犯下罪过。

    出于伦理本性，我们始终试图尽可能地摆脱这种必然性。我们渴望能坚持人道并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

    从而，产生于有思想的生命意志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把肯定人生和伦理融为一体。它的目标是：实现进步和创造有益于个人和人类的物质、精神、伦理的更高发展的各种价值。

    对世界和人生的无思想的肯定迷失于知识、能力和强权的理想中，而真正的、深刻的思想的理想则是个人和人类的精神和伦理的完善，以及一种要求和平和拒绝战争的伦理文化的产生。

    只有敬畏生命的信念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思想，才能在当今世界开辟和平的时代。而所有对于和平的表面的外交努力则始终没有成果。

    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必然会来到：人们将由此摆脱贫乏的得过且过的现实意识，而达到敬畏生命的信念。只有通过这种真正的伦理文化，我们的生活才会富有意义，我们也才能防止在毫无意义的、残酷的战争中趋于毁灭。只有它才能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

（3）

    1917年9月，我们以及所有在法国殖民地的战俘被告知，我们将被立即带往欧洲。这一命令是由战争部长克雷门梭发出的。他担心我们在殖民地可能会被看管得不够严厉。非洲西海岸的战俘应被带往波尔多。

    幸运的是，计划载运我们去欧洲的轮船迟到了几天，这样我们就还有时间包扎好各种物品，并把它们存放在传教区的瓦楞铅皮棚屋中。而在船上，我们随身只能携带50公斤行李。

    我不可能把关于文化哲学的手稿带走。它是用德文写的，在船上或陆地上的任何一次行李检查中，都可能被千个下级军官扣下。

    因此，我把它托付给一个可靠的朋友，属于兰巴雷晦传教站的美国传教士福特。福特向我承认，由于他认为哲学是多余和有害的，因此最好是把它扔到河里。但是出于基督教的爱心，他愿意保管它，以便在战后把它归还给我。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我能放心地与妻子一起前往为我们指定的目的地一一波尔多。

    从波尔多我们抵达加赖松的大拘留所。加赖松的大修道院在中世纪就是一个著名的圣地，许多人从遥远的俄国到这里朝圣。但自一些年前法国实行政教分离后，它就衰落和荒凉了。直到战争爆发，才有几百个交战国的男女老少被安顿在这里。而现在，由于被拘留的手艺人的努力，这个修道院又被修复了。

    当时的拘留所长，是一个名叫维奇的退休殖民地官员，他是通神论者。与其严厉的前任相比，他不仅公正，两且以更为值得赞许的善良行为行使着他的职权。

    令人注意的是，在这么许多被拘留者中，只有我是医生。开始，所长禁止我与病人打交道，因为这似乎是为官员所指定的拘留所医生一一当地一位年迈的乡医一…的职责。几个星期之后，所长认为在拘留所内发挥我这个医生的作用是正确的。他提供给我两个房间，一间供我行医，一间则让我和我妻子起居。

    这样我又成了医生，空余下来的时间，则用于写作《文化和伦理》。我想，我也许不再能得到留在兰巴雷内的原稿了，就凭记忆写下了这部著作的纲要。

    1918年春季，根据来自巴黎的命令，我妻子和我应被带往法国圣雷米省的专为阿尔萨斯人设置的拘留所。为了留住我这个医生，加赖松的拘留所长徒劳地请求撤销这个命令。圣雷米的拘留所也设在一个被遗弃的修道院中。由于那里已有一个医生，因此开始我没什么事，能整天写我的《文化和伦理》。在拘留所更换了住院医生之后，我就成了那里的医生，只是工作量没有加赖松那里这么大。   

    为我妻子而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们在1918年7月中旬得到通知，所有阿尔萨斯人将和被拘留在德国的法国人交换。几天之后，我们将经过瑞士回到阿尔萨斯的故乡。

    经拘留所的检查人员检查盖章后，他们允许我们带走我在加赖松和圣雷米写下的关于《文化和伦理》的纲要。直到那时我才放心，在回家的路上它再也不会被夺走了。

    在斯特拉斯堡。市长让我担任市民医院的助理医生，我愉快地接受了。同时，我又成了圣尼古拉教堂的讲道者。由于教堂的阿尔萨斯牧师过分的德意志信念，他已被逐回德国，因此这个位置空缺着。我也住进了牧师住宅。

    尽管这两项工作留给我的空闲很少，但我理所当然地把它用于《文化和伦理》的写作，而它也变得比我留在兰巴雷内的手稿更丰富和完整了。

l919年圣诞节的前几天，我收到了瑞典大主教、乌帕撒拉大学校长那怛·瑟德勃洛姆发来的一封电报，他邀请我在1920年的复活节之后，根据“奥拉斯·彼特列基金会”的委托，作一系列讲演。我在欧洲还有点用!至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枚滚到箱子底下的硬币。

    我向大主教建议把《文化和伦理》作为我讲演的题目。他同意了。

在乌帕撒拉，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思想引起的共鸣。这种思想在我心中已酝酿多年了。

    在我概括敬畏生命思想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至费了好大的劲才得以继续讲下去。由于一种新的、更深刻的伦理学的建立，听众们也很激动。大主教瑟德勃洛姆也赞同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当大主教得知，为在战争期间经营兰巴雷内的诊所，我欠下一大笔债，他就建议我在瑞典通过举行管风琴音乐会和讲演筹款。那时，瑞典因战争赚了不少钱。为此，他把我介绍给各个城市。

几个星期后，通过这种方式我筹集了不少款项，它不仅能还清诊所过去的债务，而且还提供了在兰巴雷内继续开业的部分资金。 

    我回到斯特拉斯堡不久之后，就收到邮寄来的《文化和伦理》的第一稿，即我托付给兰巴雷内传教士福特的那些手稿；这样，我也能利用《文化和伦理》的最初构想来最后确定这部著作的文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在欧洲的首次逗留期间，有机会在牛津、剑桥、哥本哈根和布拉格大学举行了多次讲演，阐述《文化和伦理》的思想。这些地方的人们表现出对它的兴趣和理解。我能够感受到，人们肯定这种得到透彻论证的伦理学优于其他各种伦理学。

    在我关于敬畏生命伦理学的谈话中，我经常听到：我的思想其实是圣弗兰西斯科·冯·阿西斯(1182--,1226)思想的复活。对此，我自己认为也是如此。从我的大学时代起，我就是这个圣徒的最深刻思想的敬仰者。

    他早就宣告，人类与生物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正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但是他的听众认为，这只是虔敬的诗歌而已，并不试图在地球上实现这一福音。这样，这一福音就寂静和隐蔽地保存在由弗兰西斯科建立的教团的虔信中。

    而在敬畏生命的伦理中，这种思想则是一种要求彻底实现的人类思想．

(4)

    1923年初，《文化和伦理》的文稿可以付印了。但到哪里去找出版者呢?实在没有什么好的指望。在德国，当时人们都热中于斯宾格勒吸引人的、文笔出色的著作《西方的没落》。斯宾洛勒认为，西方文化历史地产生，历史地繁荣、历史地衰落和死亡。这种悲剧性的思考方式，符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精神。斯宾格勒并不研究文化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描述文化的历史命运。

那时，我怎样才能把我的真正地论证伦理和文化的尝试公诸于众呢?我没有勇气为出版这部著作而去与任何一个出版者联系。

    艾米·马丁太太，她是一个与我关系密切的早逝的阿尔萨斯牧师的遗孀，帮助我处理信件往来。她在前往慕尼黑访问朋友时，要求我把手稿交给她。她试图在那里找一个出版者。但是，她没熟人。因此，当她路过贝克出版社的书店时，就走了进去并要求和经理谈话。与她见面的是经理代表阿尔贝斯先生。马丁太太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她要为我的文稿找一个出版者。阿尔贝斯先生接受了文稿，浏览了第一页后说：“用不着审阅，我们决定出版这一著作，．阿尔贝特．史怀泽对我们并不是一个陌生人。”

    贝克正好也是斯宾格勒关于文化问题著作的出版者。这样，我就结识了斯宾格勒。我们没有争斗，而是成了朋友；作为朋友，我们就文化观点进行了辩论。

    《文化和伦理》出版于1923年。阿尔贝斯先生和我也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5)

1924年2月，我回到了兰巴雷内。在那里，我仍保持着与世界的联系。由于从那时起，在我的日益扩展的诊所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两至三位医生在那里工作，从而我就能不时或长或短地在欧洲逗留。我一直有机会在大学举行关于文化和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的讲演，并写文章为它论证。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能肯定，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得到日益广泛的承认，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日本，印度和美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差不多整整10年(1939——1948)都在兰巴雷内。这一时期，有时我又成了我的诊所内的唯一一位医生。

    我已预见到这场战争的来临，并动用了我所拥有的全部资金，储备了大量药品；因为在战争中，我们又可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些药品够用到1942年中期。正当这些药就要被用完时，一大宗邮寄药品抵达了兰巴雷内，这是与我素不相识的美国医生捐赠的。这是可能的，因为那时，赤道非洲和美国之间的交通又恢复了。

    1948年8月，我又前往欧洲，并感受到：由于战争以及战时骇人听闻的暴行，人们已更容易接受敬畏生命的观念。

    1949年7月，我在美国逗留了4周。当时，我要在阿斯卑举行的歌德涎辰200周年的纪念会上讲话。我在那里也结识了那些未曾相识的朋友，他们1942年奇来的大宗药品，使我的诊所摆脱了困境。

    在对各个城市和许多大学的防问中，我感受到敬畏的理论已为人们所熟悉，并对人们产生了影响。在波士顿，它特别受人重视。

    1951年，我在欧洲作了短暂的逗留，汉诺威的一位校长埃拉·克里泽夫人来访问我。她来是为了告诉我，在她的学校里已经教授敬畏生命的理论。孩子们很能理解这种伦理，并共同努力在他们的行动中实现它。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孩子的心灵发生了变化。我与这位女校长保持着联系。以后在欧洲逗留期间，我访问了她的学校，并与孩子们进行了谈话。他们克服了一切孩子气。在他们的年龄就应有善对待生物的义务的意识，使既快活又诚挚。

    现在，世界上已有许多学校教授敬畏生命的理论。

    敬畏生命的理论为公众所熟悉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我对此能了解和体验到的一切，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念；人类为了达到真正的教养并由它指导行动，敬畏生命的理论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真理。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一切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的非人道比前人的非人道更危险。由于拥有核武器，毁灭生命的可能性和诱惑力对我们已发展到不可估量的程度。由于技术的迅猛进步，最可怕地毁灭生命的能力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厄运。

    只有销毁核武器，我们才能避免这一厄运。如果我们不是尽快地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将陷于其中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

    多年来，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政府正努力通过谈判就销毁武器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并未奏效。他们各自提出的所有建议，都不能使对方感到可信，也未能销毁他们的核武器。

    信任属于精神，它只能产生于精神之中。敬畏生命的信念在当代各国人民之间的传播，就是这种必要的精神。各国人民没有意识到，由于他们在疏忽中会考虑使用核武器，这会在一天之内毁灭上亿人的生命，而他们就以这种灾难性的方式成为非人道的。由于这种疏忽，我们不可能生存下来。

    只有在各国人民中产生他们所要求和保证的公众舆论，销毁核武器才是可能的。

    只有敬畏生命才能创造对此所必要的信念。

人类历史进展已经达到这样一步，不仅个人通过敬畏生命必然成为伦理的人，而且各国人民也是如此。

1963年斗月21日于兰巴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