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思想必须努力表达伦理的本质，由此它把伦理规定为敬畏生命，即奉献给生命。即使敬畏生命这个词太普通听起来不够生动，但它所表达的内容，永远留在思考过它的人的心中。敬畏生命使受其影响的信念富有活力，使它再也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就像水中的螺旋桨推进着船一样，敬畏生命也这样推动着人。

     由于内在的必要，敬畏生命的伦理并不依赖于它能 构想出哪种令人满意的人生观。它不需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在世界发展的总体过程中，伦理的人保存、促进和提高生命的活动会有什么结果?与自然强力每时每刻对生命的巨大毁灭相比，伦理的人对生命的保存和改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种比较绝不会使敬畏生命的伦理迷失方向。敬畏生命伦理的关键在于行动的意愿，它可以把有关行动效果的一切问题搁置一边。对世界来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本身；由于已经变得伦理的人，充满敬畏生命和奉献给生命的生命意忐出现在世界中。

    敬畏生命的伦理使各种伦理观念成为一个整体，并由此证明自己的真理性。没有一种伦理的自我完善只追求内心修养，而不需要外部行动。只有外部行动和内心修养的结合，行动的伦理才能有所作为。敬畏生命的伦理能做到这一切，它不仅能回答通常的问题，而且能深化伦理的见解。

    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由于敬畏生命意志，我内心才能深刻地顺从命运、肯定人生。我的生命意志不仅由于幸运而任意发展，而且体验着自己。但愿我不要让这种自我体验消失在无思想中，而是充分认识它的价值，这样我就能领悟到精神自我肯定的奥秘。我意外地摆脱了命运的束缚。在我以为被击垮的瞬间，我觉得自己上升到一种摆脱世界束缚的幸福，它是不可言说、又意外遇到的，我由此体验自己人生观的升华。顺从命运是一座前厅，经过它我们进入了伦理的殿堂。只有在深沉地为自己的生命意志奉献的过程中经历了内在自由的人，才能深沉持续地为其他生命奉献。

    面对伦理的冲突，人只能自己作出决定。没有人能为他确定，保存和促进生命的可能性的极限在哪里。在对其他生命最高度责任感的指引下，他必须单独对此作出决断。

    我们绝不可麻木不仁。如果我们日益深刻地体验这种冲突，我们就在真理之中。善良意志是魔鬼的发明。

    敬畏生命的伦理促使任何人，关怀他周围的所有人和生物的命运，给予需要他的人真正人道的帮助。敬畏生命的伦理不允许学者只献身于他的科学，尽管这对科学有益。它也不允许艺术家只献身于他的艺术，尽管他因此能给许多人带来美。它不允许忙忙碌碌的人这样认为，他们已在其职业活动中做了一切。敬畏生命的伦理要求所有人，把生命的一部分奉献出来。至于他以何种方式和在何种程度上这么做，各人应按其思想和命运而定。有的人在这么做时仍过着正常的生活，因此他的牺牲从外部看并不显著。有的人则被要求作出引人注目的奉献，从而他只得不考虑自己的发展。没有人能对其他人妄加评论。人行善的使命能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实现。他作出什么牺牲，是每个人自己的秘密。但是，我们大家者必须明白，如果我们真正体验到“谁失去他的生命，就能得到它”这句话的真理，我们的生存就获得了真正的价值。

    (2)

    由于每个人不仅承担着个人责任，而且也承担着超个人责任，从而产生了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伦理冲突；在只涉及我个人的地方，我始终可以忍耐、宽恕、谅解和慈善。但是，我们每个人总会不仅需要对自已，而且也对公共事务负责，从而有必要作出反对个人德性的决定。

   个人的活动范围越是广泛，他也就更多地只得为其超个人责任牺牲掉他的一些人道。面对这种冲突，通常的决定总是：公共的责任原则上高于个人的责任。社会总是以这种信念劝说个人。为了使认为这种决定太绝对的良心得以安宁，社会也许还会提出一些原则，它们不仅被承认为普遍有效，而且无论如何也能顾及到个人德性。

    除了签署这种投降书之外，通常的伦理就无所作为了。由于它不具备关于善恶的绝对概念，就缺乏捍卫个性要塞的武器。而敬畏生命的伦理则不是这样，它拥有其他伦理所缺少的东西。因此，即使个人德性要塞一直被包围着，它也不会交出这个要塞。敬畏生命的伦理坚守要塞，不断出击，使围攻者不得安宁。

    只有保存和促进生命的最普遍和绝对的合目的性，即敬畏生命所关注的合目的性，才是伦理的。任何其他的必然性或合目的性都不是伦理的，而只是或多或少地必然的必然性，或者是或多或少地合目的的合目的性。在自我保存和伤害、毁灭其他生命的冲突中，我从不能把伦理和必然统一成为一种相对的伦理要求，我必须在伦理要求和必然要求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听从了必然性的命令，我就要承担起由于伤害生命而给自己带来的责任。同样，我也不能认为：在个人责任和超个人责任之间的冲突中，能够把伦理的要求和合目的性要求协调起来，或者甚至使合目的性要求排斥掉伦理要求。我做的只能是：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屈服于超个人责任和合目的性的压力，我就无论如何由于贻误了敬良生命而负有责任。

    把超个人责任的合目的性与伦理结合成一种相对伦理要求的诱惑是特别大的，因为这能为那些服从超个人责任而无私行动的人提供理由：他不是为自己的生存和幸福而牺牲他人的生存和幸福，他牺牲个人的生存和幸福，是为了合目的性的多数人的存在和幸福。但伦理比无私更高!只有我的生命意志敬畏任何其他生命意志才是伦理的。无论我在哪里毁灭或伤害任何生命，我就是非伦理而有过失。为保存自己的生存和幸福的自私过失，为保存多数他人的生存和幸福的无私过失。

    人们认为，出于无私的考虑而损害敬畏生命的原则并不违反伦理。其实，这种如此明显的错误是伦理由之不知不觉地进入非伦理领域的桥梁，它必须被拆除。

    只有人道，即对个人生存和幸福的关注，才是伦理。人道停止之日，就是伪伦理开始之时。这个界限被普遍、承认并为所有人确信的那天，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日子之一。从那天起，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非伦理被认为是真正的伦理，而人类和各民族则被迷惑而走向毁灭。

    由于现有的伦理使我们忽略：无论对于自我保存还是超个人责任的行为，我们每个人始终负有责任，从而妨碍了我们采取应有的严肃态度。真正的自觉在于，充满了一切都是我们周围的生命意志的神秘感，并深刻领会到，我们始终对生命负有责任。

    伪伦理的诱惑使人像醉鬼一样跌跌撞撞。只有变得清醒和严肃之后，人才会寻找一条使他最少陷入罪过的道路。

    尽可能地隐退回自身，以减轻来自超个人责任行动的非人道罪过，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这种诱惑。但是，这种无罪过感是虚妄的。这是由于，出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伦理，它不允许我们逃避到否定世界中去。它禁止我们像听任女厨把鳗鲡杀死的家庭主妇一样，而是迫使我们承担起我们面对的一切超个人责任，即使我们或多或少有正当理由拒绝这种义务。

    从而我们每个人，都应在自己生活状况的范围内从事超个人责任的活动。但是，我们不应该在集体的意义上，而应该在要成为伦理的人的意义上这么做。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尽力在超个人责任的行动中维护尽可能多的人道。如有疑惑，与其为了能被实现的目标，我们宁愿由于为了人道而失误，我们愿冒这个风险。我们清醒和严肃地想一想，人们通常忽略的情况：任何公共行动不仅与集体利益能实现的事实有关，而且与创造促进集体的信念有关。创造这种信念，要比那些能直接在事实中实现的东西重要。不是以最大努力维护人道的公共活动，毁掉了这种信念。在似有必要的超个人责任中，谁不加思索地牺牲了人和人的幸福，谁就能实现某种目标。但是，他不可能获得最高的成就。他只有外在的力量，而没有精神的力量。只有人意识到我们不是冷静地根据普遍设定的原则行事，而是在任何情况下为我们的人道而斗争，我们才具有精神力量。我们的这种努力太少了。从最小的企业主到手操和战大权的政治权势人物，我们太多地这么做：毫不犹豫地作为公共利益的实施者，但不是作为人本身而行动。因此，我们不再有对由人道之光照亮的正义的信任。我们彼此之间也没有真正的尊重，我们大家感到，我们受制于一种冷静的、僵持在原则中的非个人的、通常也是非理智的机会主义倾向，它往往为了最小的利益而去干最大的非人道的蠢事。因此，我们中的非个人的机会主义信念相互反对。一切问题都取决于无目的的权力斗争，因为没有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信念。

    只有通过我们争取人道的努力，真正合乎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力量才能在我们的信念中起作用。只有这样，承担起超个人责任的人不仅感受到要对由他能实现的成就负责，而且也要对创造信念负责。

    由此，我们使集体原则、信念和理想与人道结合在一起。我们合乎理性地塑造它们，因为只有真正伦理的原则、信念和理想才是真正合乎理性的。而真正的伦理信念和理想只有在通常的信念中起作用，它才能真正合乎目的性地行动。

    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把反对伪伦理学和伪理想的武器交给了我们。但是，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维护人道时，我们才具有应用这种武器的力量。只有许多人在其思想和行动中把人道付诸现实时，人道才不再是一种多愁善感的观念，而成为它应该所是的东西；社会中个人信念的种子。

（3）

敬畏生命产生于有思想的生命意志，它包括对世界的人生的肯定与伦理。从而，敬畏生命始终是一切伦理文化理想的思考和意愿，并使这种理想付诸现实。

    对于纯粹个人主义和内在的文化观点，如在印度思想和神秘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观点，敬畏生命不让它们发挥作用。敬畏生命认为，人隐退追求自我完善虽然深刻，但并不是一种完整的文化理想。

    敬畏生命绝不允许个人放弃对世界的关怀。敬畏生命始终促使个人同其周围的所有生命交往，并感受到对他们负有责任。对于其发展能由我们施以影响的生命，我们与他们的交往及对他们的责任，就不能局限于保持和促进他们的生存本身，而是要在任何方面努力实现他们的最高价值。

    我们能对其发展施以影响的生物是人。敬畏生命促使我们去想象由个人和人类能实现的一切进步，并立志去实现它。它要求我们作为伦理的人，不懈地想象文化的意义，亦为实现它而努力。

    甚至对世界和人生并不深刻的肯定也会产生有关文化的观念和报负。但是，它只能使人或多或少盲目地为此努力。而敬畏生命和由此形成的报负，它在各个方面使个人和人类实现其最高价值，并使人获得完整的，纯净的、有目的地付诸现实的文化理想。

    从外部，即从纯粹经验方面来定义，完整的文化是：实现知识、能力和人的社会化的一切可能的进步，并由此共同促进个人的内在完善，即文化的本来和最终目的。敬畏生命能完备这种文化观点，并能为它奠定内在的基础：敬畏生命规定人的内在完善的内容，并使它达到日益深化的敬畏生命的精神性。

    为了赋予由个人和人类能实现的物质和精神进步以意义，通常的文化观念用世界的进化来说明。这样，它就得依赖不结果的幻想。而体现文化意义的世界进化，并不能得到阐明。

    在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中则相反，文化认识到它和世界进化毫无关系，它自身就具有意义。文化的本质在于：我们的生命意志努力实行敬畏生命，敬畏生命日益得到个人和人类的承认。从而，文化不是世界进化的现象，而是我们内心对生命意志的体验。我们不能使这种体验与我们从外部所认识的世界过程发生联系，也不需要这么做。作为我们生命意志的完善，它自在自足。我们内心的发展在世界发展总体中意味着什么，我们把它作为非研究的对象而搁置一边。由于所有个人和人类能实现的进步，在世界上就有尽可能多的生命意志，它们在其活动范围内敬畏一切生命，并在敬畏生命的精神中寻找完善，只有这才是文化。这种文化本身就包含着如此多的价值，其至在不久将来肯定会出现的人类毁灭也不能使我们对为文化所作的努力产生疑惑。

    文化，作为能实现生命意志的最高体验的发展，它不需要世界解释就有世界意义。

（4）

    文化的进步有三种。知识和能力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的进步，精神的进步。

    四种理想构成了文化：个人的理想；社会和政治的社会化的理想，精神和宗教社会化的理想，人道的理想。以这四种理想为基础，思想深入探讨进步问题。

    知识的进步，如果它受到思想的影响，就直接具有精神意义。这种进步日益使我们认识到：存在的一切都是名为生命意志的力量，它也使我们日益远离这些生命意志的范围，它们本来由于与我们的类似性而能为我们所把握。这对我们关于世界的反思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已在细胞中发现了生命的个体性，并在它的能动和受动的能力中，又发现了我们自身活力的要素。由于知识的日益扩展，我们对周围生命的奥秘日益感到惊异。我们从幼稚的天真达到了深刻的天真。

    从知识中也产生了对自然力的影响。我们的能动性和敏捷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广泛的变化。

    但是，对人类发展来说，这种进步并没有带来如此多的好处。虽然，由于所获得的对自然力的影响，我们不仅摆脱了对自然的束缚，而且使它为我们服务。然而，我们因此也脱离了自然，并陷于一种其非自然性带来许多危险的生活条件。

    我们使用机器使自然为我们服务。在《庄子》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一位学生看到一个园丁为整治菜园，抱着瓦罐不断到井底取水，就问他是否想减轻自已的劳动强度。“那怎么办呢?”园丁问道。孔子的学生说。“你拿根木头做杠杆，前轻后重。然后去汲水就很方便。人们称这种工具为桔槔。”但这位智者答道：“我的老师曾说，如果一个人使用机械，那么他就会以机械方式从事。谁以机械方式从事，就会有一颗机械化的心。人心机械化了，就失去了赤子之心。”

    这位园丁在公元前5世纪所感到的危险，正以其全部严重性出现在我们之中。我们周围许多人的命运就是从事机械化的劳动。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生活在压迫人的物质不自由状况中。由机器带来的变革，我们大家几乎都受到太规则化、太死板、太紧张的劳动的折磨。我们难以集中心思进行反思。家庭生活和儿童教育发生了危机。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丧失个性而沦为机械的危险。从而，这种对人类生存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伤害，成为知识和能力成就的阴暗面。

    我们的文化能力本身乜成了问题。由于全力以赴从事最艰难的生存斗争，我们中的许多人已不能考虑有关文化的理想。他们不再有为此所需的客观性。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改善自己的生存上去了。他们还把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理想冒充为文化的理想，并由此加剧了关于文化观念的混乱。

知识和能力的成就带来了利弊兼有的双重后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思考人类的理想，并要努力创造一种尽可能促进而不是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环境。

文化的人的理想就是在现实中维护真正人道的人的理想。对我们来说，只有无论现代文化的状况如何而仍然保持人性的人，才是文化的人。只有思考属于真正人道的一切，才能使我们避免由于外部文化的进步而丧失文化本身。只有现代人产生重新成为真正的人的渴望，他才能从现在彷徨其中的、为知识和能力的骄傲自大所迷惑的失误中走出来。只有这样，他才能顶住威胁他的人性的生活关系的压力。

    从而，作为人的物质和精神存在的理想，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提出，人应尽可能地发展自己的所有能力，并应用尽可能广泛的物质和精神自由，为真诚地对待自己，同情及帮助周围所有的生命而努力。人应严肃地对待自己，应始终牢记自己所负的一切责任。作为能动者和受动者，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对待世界，都要在自己的行为中体现活生生的教养。他要想到，只有敬畏生命及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刻肯定，做一个伦理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道。

    每个人应在尽可能合乎人类尊严的生存条件下达到真正的人道，如果这被承认为文化的目的，那么，我们从19世纪接受来的对外在文化无批判的过高评价，就不能持续下去。我们日益进行这样的思考，它促使我们区別文化的本质和非本质方面。无精神的文化虚妄失去了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敢于面对这样的真理，随着知识和能力的进步，文化问题对我们不是变得简单了，而是更复杂了。我们必须解决精神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应该把人道付诸现实。我们必然担忧：许多人为人性进行的几乎没有前景的斗争重新又陷于毫无前景。

    作为精神上的帮助，我们给予这一斗争中的人们这样的信念：人从来不应作为祭品而牺牲于现实状况。由所谓的思想家们阐述，并由所有可能的方式加以通俗化的观念，即文化只是精英的财富，而群众只是实现它的手段，也在我们中间流传。因此，那些在艰难地争取人性的斗争中有权得到精神帮助的人，却遭到了拒绝。现实意识要求我们这么做。敬畏生命则反对它，并提出这样的信念。任何人都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帮助，以保卫人的价值和生活要剥夺他的人的尊严。由此，最艰巨的斗争不需要了。人仅仅需要战胜现实，而不需要同时战胜人。

    敬畏生命的信念强调人道观念是应不惜任何代价而加以维护的财富，从而进一步帮助了那些应为其人性进行最艰苦斗争的人。敬畏生命的信念提醒他们不要片面地只为摆脱物质困境而努力，而要他们考虑，更多地把人性、内在自由和其现实生活状况统一起来。它引导人们集中思想，维护现已放弃的内在性。

    群众的精神化必将来临。许多人必将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反省自己在生存斗争中企图获得的东西，反省生活状况给他们带来的困难，反省他们对自己拒绝了些什么。由于他们只有混乱的精神观念，他们就缺少精神，由于透彻地思考自身对他们已是陌生的事，他们忘记了思考。有关当代的精神和思考，除了他们认为必要的直接加以领会的那些东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如果敬畏生命的思想一旦影响我们，就会因此产生影响所有人的思想，而应为所有人接受的精神也会具有活力。为他们的人性进行最艰巨斗争的人，就会走上自我思考和内在性的道路，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

    大家知道，文化的维系首先取决于我们内心精神生活源泉的喷发，然而，我们还是十分重视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认为，尽可能多的人的尽可能大的物质自由，也是文化的要求。

    我们认识到，我们显然缺乏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气馁。这种状况，多半是由现今的事实与事实、激情与激情之间的斗争造成的。我们缺乏影响力就是来自这种现实意识。如果我们决心用信念来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对事物施加大得多的影响。我们也有了有关的成熟见解。以经济理论和乌托邦为根据而进行的权力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合目的性的，并会使我们陷入一种可怕的处境。我们只能针锋相对，通过合目的性的理解和信任，力图以合目的性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敬畏生命才能创立为此所需的信念。由于理解和信任，我们最合目的性地团结起来，并由此获得对生活关系的重大影响，这一切始终是可能的。但是，只有所有人认为，对其他生命的敬畏和对其物质、精神福祉的考虑，是出于内心并在他们心中起作用的信念时，这种理解和信任才会出现。只有以敬畏生命为根据，我们才能获得统一的关于经济公正的尺度。

    我们有可能实现这种发展吗?如果我们不愿意共同走向物质和精神上的毁灭的话，我们必须这么做。一切知识和能力的进步，如果我们不是通过精神上的相应进步而控制它们，那么它们最终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由于我们对自然的控制力量，我们也以可怕的方式获得了对人的暴力手段。由于占有成百台机器，一个人或一个股份公司就控制了所有操纵这些机器的人。由于新的发明，一个人一动手就能杀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共同毁于经济和物理的强力之中。最多只能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互换角色罢了。能够帮助我们的只能是放下我们各自所有的力量，但这是一种精神行为。

    我们陶醉于当代众多的知识和能力的进步，而忘记了为人的精神进步问题担忧。我们无思想和不可理解地陷于这样一种悲观主义之中。它相信一切进步，却不再相信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步。

    就像船只遇到风暴时，船员们都要在甲板上控制船帆一样，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思考。我们几乎已不再能相信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步，只是以怀疑的心情迫使自己相信这种进步。现在，我们大家重新共同要求实现个人和人类的精神进步，并对它重新抱有希望。如果我们的船只应在最后一刻离开风暴，这需要我们成功地完成转舵。

    只有在敬畏生命的思考中，我们才可能成功。敬畏生命在哪里付诸实现，人们就在哪里思考和反省，然后就可能出现奇迹。敬畏生命蕴含的基本和富有活力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5）

无疑，相信现代国家转变为文化国家的可能性是一种英雄行为。现代国家处于史无前例的物质和精神困境之中。现代国家为债务所压垮，由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而四分五裂，一切道德权威都丧失殆尽，几乎没有实在的权威，它就这样只得在各种不断出现的困境中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它应从哪里获得在所有方面走向文化国家的力量呢?

    现在还不知道，现代国家注定要陷于哪种危机和灾难之中。由于现代国家不断超出了它所能承担的自然作用界限，它的处境就特别危险。现代国家过分复杂，它卷入了任何关系，它要管理一切，从而无论如何成了一个不中用的机构。它要以治理经济生活的方式治理精神生活。为了从事如此广泛的活动，它就依靠本已危险的机器工作。

    无论何时何地，现代国家必须摆脱财政困境，并把它的活动限制在一个正常的尺度内。但是，它能以何种方式重新恢复到自然的健康状况，仍然是一个谜。

    从而，悲剧性的问题在于，我们虽然有把现代国家塑造成文化国家的报负，但我们本身属于这种没有同情、不健康的现代国家。我们要求信赖精神力量的几乎不可能的作用。伦理地肯定世界和人生给予我们对此所需的力量。

    生活在现代国家而思考文化国家理想的我们，首先要结束每个人为自己保留的幻想。只有许多人批判地对待它，现代国家才能反思自己。必须成为普遍信念的是：当今的国家状况绝对不能持续下去，绝不能幻想它无论如何会变好。

    同时，通过对文化国家的反思，这种认识也必须普遍化：现代国家如果不改变其精神，那么整顿和改善其一切外部措施，尽管它本身是如此地合目的性，但也只有表面的作用。因此，我们要这么做，在我们思想力量所及的范围内，促使现代国家接受文化国家的精神和道德。文化国家是由敬畏生命的思想决定的。我们要求现代国家成为精神和伦理的，这是对每个国家的要求。只有追求真正的理想才是进步。

    人们反驳说，经验证明，国家不可能建立在真理、正义和伦理考虑的基础之上，它最终必然逃向机会主义。我们对这种经验报以一笑。令人失望的结果已驳倒了它。因此，我们有权针锋相对，在精神和伦理中认定真正的智慧，即国家和个人的真正力量。国家的生存基础来自自信和其他国家的信任。机会主义的行为只能获得暂时的成功。但时间一长，它必然归于失败。

    从而，肯定世界和人生的伦理向现代国家提出这样的要求，它应成为伦理和精神的人格，坚持不懈地以此告诫它，而决不会由于嘲笑而气馁。未来的智慧不同于过去的智慧。

    只有新的信念在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现代国家才能实现内部和平，只有现代国家之间产生了新的信念，它们才会相互理解并停止相互残杀；只有现代国家以不同于过去的信念对待殖民地，它们的罪过才不会增加。

    无疑，关于文化国家的这类道德言论经常得到表述，但在这样一个时代，尽管现代国家陷于困境，但它并不想转变为精神和伦理的，这只会令人觉得奇怪。只是由于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伦理的重要性才会以其所有的深度和广度显示出来，而关于文化国家的道德言论也会因此而获得新的权威。

    由此，我们就不再按照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的要求来想象文化国家，并有恢复到深刻的天真的需要，思考由伦理文化信念所引导的国家。基于对敬畏生命的文化信念的信赖，我们打算实现这种文化国家。

    由于感受到对文化信念所负的责任，我们的目光就越过了民族和国家而达到了全人类。谁献身于伦理地肯定世界和人生的事业，个人和人类的未来就成了他忧虑和希望的对象。没有这种忧虑和希望，就是贫乏，为此忧虑和希望，则是富足。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能在更好的未来中经历到些什么；但仅仅基于对精神力量的信赖，我们为未来的文化人类开辟道路，这实在是我们在这艰难时代中所能有的慰藉。

    康德曾以“永久和平论”为标题写了一部著作，其中拟定了在缔结和平协定时应遵守的规则。康德认为，持久的和平将由此产生。康德错了。关于和平协定的规则即使被充满善意和很好地制定，也无济于事。只有使敬畏生命的信念发挥作用的思想，才能够开创永久的和平。

选自《文化和论理》，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