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人们通常认为，危机是由战争引起的。这是错误的。战争及其相关的一切，本身只是我们陷于其中的无文化的现象。那些没有参战和没有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国家，它们的文化根基也动摇了，与受到战争极其严重的精神和物质后果打击的国家相比，其差别只是表现在程度上。

    现在，对文化衰落和我们如何摆脱它的问题，我们当中是否有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呢?几乎没有，有知识的人在文化史中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就要使我们相信，文化也具有某种自然性质，它在特定民族的特定时代繁荣起来，然后必然凋谢，以至于必然有新的文化民族取代衰老的文化民族。但是，如果要他们说明哪些民族被召唤来到地球上，这些人就有些尴尬。这就是说，并没有某种值得人们信赖的民族。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受到了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的无文化性的严重影响。他们或多或少地分担了我们的命运。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产生重要的创造性文化运动的思想。

    我们先不管卖弄才智和令人感兴趣的文化史概况，而以客观的方式探讨处于危机之中的文化问题。我们文化退化的性质如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退化?

    首先必然得出的一个基本论断，我们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发现和发明，使我们能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控制自然力量，同时也完全改变了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的生存关系。我们的知识和能力已以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扩展和提高了。由于这些成就，我们在某些方面能以过去不可比拟的有利条件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为这种知识和能力的进步所鼓舞，我们却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文化观念。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文化的物质成就，而不再仔细思考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尽管这是必要的。现在，这种事实出现了，并促使我们思考。这种思考以极其尖锐的语言告诉我们，只在物质方面，而不同时也以相应程度在精神方面发展的文化，就像一艘不断加速航行而舵机受损的船，它已失去控制并走向灾难。

    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为这种有活力的理想所决定。只有具有精神力量的个人这样地对待自己和社会，才可能解决由当今现实引起的问题，并形成在任何方面都富有价值的总体进步。某些东西是否或多或少能列为物质进步，这对文化并不具有决定性。决定文化命运的是信念保持对事实的影响。航行的出路不取决于船开得快慢，它的动力是帆或蒸汽机，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航道和它的操纵是否正确。

    作为我们巨大的物质成就的结果，个人，社会和各民族生活关系的变革，如果它真的是在富有价值的文化意义上的进步，它就会提出对文化信念力量的更高要求。这一点，就像不断加速的船只必须以更好的驾驶员和舵机为前提一样。知识和能力的进步对我们的影响几乎象自然事件一样。我们的力量并不能使它从任何方面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相反，它给个人、社会和各民族带来了严重和最严重的问题，它带来了事先难以估量的危险。似非而是的是．由于知识和能力的进步，要创造真正的文化不是容易，而是更难了。是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和前两代人所获得的物质进步，人们几乎要怀疑，这在根本上是可能的吗?

    物质成就对文化带来的最普遍危险是．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人大量地从自由进入不自由的状态。过去耕作自己土地的农民，现在成为在大企业中操纵机器的工人。手工业者和独立的商人成了职员。居住在自己家里与滋养他的土地保持直接关系的人所具有的那种基本自由，他们则失去了。他们也不再具有独立工作者的广泛和未被挫伤的责任意识。他们的生存条件是非自然的。他们不再在一种多少正常的关系中进行生存斗争，即依靠自己的才干自主地面对自然或者人类的竞争，相反，他们看到自己必须抱成一团，以形成一种能寻得较好生存条件的力量。从而，产生了一种不自由的心理状态，文化理想也不再能被清醒地思考，而是在迫切的生存斗争中被扭曲。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大家在现代关系中都变得不自由了。我们各个等级必须进行的生存斗争，如果不是一年比一年艰难的话，那也是这十年比前十年更艰难。体力或脑力的过度劳作，或者这两者兼而有之，成为我们的命运。我们不再能使自己集中思想。我们在精神上的非独立性程度与我们在物质上的非独立性程度一样。在所有方面，我们所陷入的依赖性的普遍性和强烈程度，都是人们过去所不了解的。日益完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获得了控制我们越来越多的权力。强有力的和严格地组织起来的国家日益决定性地和广泛地控制着我们。从而，我们的独立存在无论如何被取消了。要求个性，这对我们来说是越来越难了。

    外在文化的进步，尽管它对个人带来了不少益处，但它还是在许多方面从物质和精神上损伤了个人的文化能力。

    物质文化的进步也以如此糟糕的形式使社会和政治问题尖锐化了。现代社会问题使我们陷入了动摇和破坏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关系的阶级斗争。机器和世界贸易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发明给予我们如此强大的破坏性力量，它使战争成为毁灭性的。这种战争使失败者和胜利者共同长期处于废墟之中。技术成就也使我们能远距离地大规模杀人，我们陷于这样的处境，抛弃了最后的人道冲动，成为盲目地为完善的谋杀机器服务的意志，在毁灭性活动中不能够区别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

    从而，物质成就并不是文化，它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个人和总体完善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时，才成为文化。但是，由于为知识和能力的进步所迷惑，我们不考虑由于轻视精神文化而陷于什么危险之中，我们使自己天真地满足于我们巨大的物质成就，并迷失于对文化的难以令人相信的肤浅理解之中。我们相信事实之中的进步，我们不是思考理性的理想，并着手根据它去改造现实，而是为空虚的现实意识所迷惑，要满足于失去理想的现实。由此，我们失去了对于事实的任何影响。

    从而，在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它。

(2)

    我们是怎样丢失精神文化的呢?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朔到有真诚和富有活力的精神文化的时代。这条道路归结到18世纪。在从理性出发把握一切，并要按照理性思考对待一切的理性主义者那里，我们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是，他们都确信，思想构成文化的本质。当时，思想已处于近代知识和能力成就的影响之下，并已赋予物质文化以相应的重要性。但尽管如此，理性主义者还是毫不犹豫地认为，精神是文化的本质和富有价值的方面。他们的兴趣首先在于个人和人类的教养进步方面。他们以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相信这一点。

    启蒙时代的伟大在于。他们提出了完善个人、社会和人类的理想，并满腔热忱地献身于这种理想。他们为实现这些理想所期待的力量是人的思想。他们要求精神改造人和社会关系，并相信自己比现实更强大。

    理性主义者提出这样崇高的文化理想的动力，能够实现它的信心来自哪里呢?来自他们的世界观。

    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是乐观主义的和伦理的。他们的乐观主义在于，他们设定了一种普遍的、在世界中起作用的、指向完善的合目的性，个人和人类对物质和精神进步的追求在其中获得了意义，重要性和成功的保证。

    这种世界观之所以是伦理的，是由于它把伦理当作某种合乎理性的事实，并以此要求人放弃利己主义的利益而献身于一切可实现的理想，它把伦理当作决定一切的尺度。人道信念是理性主义者的这样一个信仰，他决不会出于某种权衡而背弃它。

    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人们开始了对理性主义的反对和批判，人们谴责它的乐观主义浅薄，它的伦理学多愁善感。但是，理性主义不很完善地所做的一切，它鼓舞人接受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文化理想，批判它和取代它的精神运动并不能继续推进它。这样不知不觉地，文化信念的动力逐渐丧失了。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同样也显得过时了。现实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最后，从19世纪中叶起，理想不再来自理性，而是取自现实，我们因此也日益陷于无文化和无人道之中。这是在我们的文化史中可确定的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事实。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在文化和世界观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文化是乐观主义的伦理的世界观的结果。只有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同时又是伦理的世界观有力量时，文化理想才会受到重视，并在个人和社会的信念中发挥作用。

    由于我们中间很少有人真正反思文化的本质，因此也没有对文化和文化世界观之间的，内在关系给予应有的重视。

    什么是文化?它是个人和人类在所有领域中所有进步的总和，并在这一意义上，它有助于作为进步中的进步一一个人的精神完善。

    人类追求在一切领域和任何角度的进步动力来自客观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肯定世界和人生本身是富有价值的，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必要，在我们影响力的范围内，赋予存在以最高的价值。从中产生出以改善个人、社会、各民族和人类状况为目标的报负，希望和行动，这一切将导致精神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导致人的宗教、社会、经济和实践的社会化的完善，导致个人和人类的精神完善。

    只有肯定世界和人生的世界观，即乐观主义的世界观才能激励人从事以文化为目标的行动，同样，只有伦理的世界观才具有使人在这种行动中放弃利己主义利益的力量，并在任何时候促使人把实现个人的精神和道德完善作为文化的根本目标。与此相关，思考肯定世界、人生和伦理，也就是思考真正的、完整的文化理想和把它付诸实现。

    文化一直不完整和它衰弱的原因首先在于，肯定世界和人生的世界观和伦理，或其中之一，或这两者都缺乏力量，都处于衰退之中。

    这一点也适用于我们。显然，我们已失去了为文化所要求的伦理。

    数十年来，我们已越来越习惯应用相对主义的伦理标准，并不再让伦理参与所有问题。我们把放弃对事物作出原则性的伦理判断当作客观性的进步。

    我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也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现代人已不再有思考和实现一切进步理想的压力。他已对现实作出了广泛的妥协。他承认，他是十分顺从的。在这一方面，他甚至表露出悲观主义。他实际上已不再相信仍然是文化本质的个人和人类的精神和伦理的进步。

    我们世界观的状况，是肯定世界和人生和伦理萎缩的原因。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我们陷入了世界观的危机。我们不再希望成功地形成一种普遍的观念，以此去认识个人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并保持思想对世界和人生的肯定和对伦理意志的理想。我们越来越陷于无世界观的境地。由于我们的无世界观，导致了我们的无文化。

    从而，我们是否注定放弃包含着个人和人类完善以及伦理行动理想的世界观，这对我们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重新提出一种确信伦理的肯定世界和人生的世界观，我们就会制止正在扩展的文化衰落，而重新达到真正的富有活力的文化。否则，我们将注定看到阻止文化衰退的一切努力的失败。如果文化革新只能来自世界观革新的真理成为普遍信念，如果开始对新世界观的渴求，我们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但它现在尚未被实行。现代人还未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不能令人满意的世界观或无世界观中这一事实的严重性。首先必须使现代人明白，这种状况的非自然性质和危险；就像必须使其神经系统敏感性受到损害的人们明白，他们的活力受到了威胁，尽管他们还未感到这一痛苦。因此，我们必须激励人们从今起重新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的思考，人在世界中是什么?他要在一生中做些什么?如果人们重新感到这种必要性，赋予他们的生存以意义和价值，并如饥似渴地追求一种令人满意的世界观，那么，我们由此重新具有文化能力的精神前提已经出现了。

 选自《文化和论理》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