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总理成为隐修士的陆徵祥 | 网友佳作小德兰爱心书屋

陆征祥这个名字在中国并非太生疏，因为他曾作译员、参赞、公使、外交总长、国务总理等职务，结过婚，但他在洞悉人生真谛后，在妻子与世长辞后，进入了与世隔绝的本会，成为天主教神父，且成为名誉院长，我们有必要把他的某些生活记述一下。

陆征祥，字子欣，也作子兴，号慎独主人。有关他的家庭和青少年时期的资料比较少，但是他在《回忆及思想》一书中给我们作了如此叙述：

「我生在上海，我父亲陆云峰 (1835-1901年 )，出身富家。一八五四年他和吴金灵(1842-1878年 )小姐结婚。她生了个女儿，仅活了几个星期。天主允许我父母知晓灾难及穷苦的生活，他们背负了十七年的无子的大耻辱，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我出生了，非常瘦弱。我母亲在生我那天染上了积水 ( 水肿 )。以至于八年后夺去了她的生命。她的早亡至今牵连着我的心。我受过苦，我还受着此痛，为减轻苦痛，我把我自己融入那些比我更能长时间地拥有母亲者的喜悦中。」

母爱可说是人生最幸福的一部分，但陆征祥却没有享受太多。从上面的话，也可看出陆氏的孝子之心情的自然流露。孝是中国的优良和悠久的传统，每位中国人都在内心深处印着一个对「孝」永不磨灭的烙印，中国基督徒更是孝上加孝。因圣经上多次教导人孝敬父母师长。陆征祥生在中国自然受此熏陶，不过必须要承认他的父亲是位虔诚的基督新教徒，且是「传道员」。他很注重陆征祥的学识和人格的陶成：

「十三岁入上海的广方言会 … … 。自我童年时，我父母就教我对人的辨别和人生易变的道理。我父亲教我千万不要被钱缠住，他说，钱定会如鸭背上的水一样流掉，人不可以把它保留成所有美善的交换对象。」

征祥的父亲每天早起读圣经 , 生活很基督徒化。他自己写道：

「我们属于伦敦会，在这个基督新教会内，我接受了洗礼，我初次体验到基督徒的爱德：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基督新教对我来说是个阶段，没有它，我无法进入天主教。对于我，我保持着对所有的爱德及善行的深刻认识，我曾是传教士们方面的对象。在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之间，必有竞争。」

他在十三岁半，读完一些私塾的古文后就加入了上海外文学校之一的广方言馆。二十岁时，他去了北京，进入同文馆，一所附属于总理衙门 (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 ) 的翻译学院。在北京，学习语言和法国文学，由富于辨别的教授华必乐指导，陆氏后来继续和他保持联系，直到他逝世。华必乐因在一九零零年参加巴黎博览会而著名。（参考《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自此陆徵祥对外交越来越有理论知识。万没想到：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我以四年级的议员身分被派至中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馆。在那里，我遇到一位老师（作者按 — — 即徐景澄），通过他的方法和榜样使我由个人生活转为公开生活，对此，我从未想到，我父亲曾给了我最好的准备。」

那时，陆氏自北京，经上海、马赛、巴黎，转柏林晋见俄、德、奥、荷四国大使许景澄先生，于一八九三年一月抵达当时的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一住就是十四年（1893-1906 年），这些年中，中国曾换了许景澄、杨儒和胡维德三位公使，俄国外交部由四位外交人员办理，陆氏在此曾任翻译和秘书，一九零五年始任驻俄使馆参赞。在俄国，徐景澄公使对陆徵祥十分照顾，使他钦佩异常，为不引起他人的妒忌，就秘密拜许公为师了，许公不断地训练他的外交才能，公使虽未明言他是基督徒与否，但他对基督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特别好感。我们至少可说公使对欧洲的宗教有足够的研究，他向陆征祥说：

「欧洲的力量不是在它的军事方面，也不是在它的科学方面，而是在它的宗教方面。以您的外交生涯，您会有机会观察基督宗教。她包括不同的宗派的分支。请选最古老的，追溯到最原始的那一支，要深入她，学习她的教义，听从她的教导，遵守她的制度，追随她的经典之训。之后，当您的职业结束，也许您会走得更远，在这最古老的一支中，选择更早的社团，若您能够的话，也要同样加入。作他们的门徒，度一种秘密的内部生活。当您懂得也取得了这个秘密，您将会全心全力过基督的教会生活，并将其传递给中华。」

徐景澄公使知道陆徵祥来自上海便向他问询有关已有三百余年徐家汇的天主教会和有关明末科学家徐光启 (1562-1633年 ) 的事情，但陆徵祥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原来古代的上海，只是个渔村，至宋政和三年 (一一一三年 ) 始渐成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亦相继传来。自徐光启信奉天主教以来，徐家汇就成了上海教会根据地，历经不少风波，至陆征祥的时代天主教已经有修道院，修女院和多座中小学，有不少慈善机构，远近驰名。所以公使问来自上海的陆征祥有关徐家汇的事是天经地义的事。陆征祥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正因此他找到自己的最终归宿。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若许公今天还活着，他定会高兴，他会看到胜利中国在平等环境下签约。」

这说明当时中国正受着列强的瓜分之险。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盲目地因仇洋而仇教的运动是许多原因积累起来的。陆征祥认为自鸦片战争外国与清政府签订的多个不平等条约，例如把胶州割让给德国，把广州湾割让给法国等都是义和团爆发的原因之一，但是引起了英、俄、日、法、德、美、意、奥 ( 奥匈 ) 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且攻破了北京，当时有些人认为中国很难再重获自由了。幸好中国在努力之后终于重获自由。陆徵祥的恩师徐景澄对义和团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杀外国人的行为持反对态度，于一九零零年七月二十九日被清政府害死在北京西市，为国殉道，后被平反。

接下来，该叙述陆徵祥的婚姻生活了。对陆氏来说，和其他的正常人一样，婚姻是人生的一部分，它代表着男女相爱双方在自由地互相选择后，经法律、社会、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方面的认可，而正式化地共同生活。其目的是藉着一起生活，传宗接代而表达夫妻间的情爱。他在俄国认识一位比利时小姐培德　，她一面就看中了陆徵祥，因此他们在认识不久，她就向他索求照片，陆徵祥很大方，培德小姐在接到照片后，这样写信道：

「昨晚 (即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当我收到您的热情的纪念（照片）时，我连想到它把我们带在巴黎的一个角落俩人彼此相爱，因我们绝不作乱挑剔和泼冷水的事。」

「 ( 您的照片 ) 已挂在我的房间进门处，这样我可在经过时向它作一个十分友情的敬意。」

「请高抬贵手，不要过分地判断我，您一直是如此的令人喜爱，请宽恕我这个至少有一个大优点的『小疯女孩』吧，那优点就是可以向您启示一点同感，并且因此而自豪。」

陆徵祥对培德女士的性格和才华十分欣赏，因此他们在冲破各种压力后，还是选择了结婚，作为两人想爱的最佳表现，时间在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二日，于俄国圣彼得堡的圣女加大利纳（凯撒琳）教堂，是由多明我 ( 道明 ) 会拉克郎热神父主持的。培德的父亲、祖父都是比利时的军官。陆徵祥对培德的欣赏在他的自传中可见一斑：

「我喜爱她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卓越、正确判断、大公无私、勇气和忠诚，我们在婚礼中合而为一了。」

「我们的心灵相互了解。我感到陆夫人 ( 培德 ) 是位真正的生活伴侣，无比的可爱，是位合作的协助者，大致上从不半途而废，以简朴完成她的工作。您们知道一个基督新教徒是怎样忏悔的，我曾经许愿要在天主教会内教育上天赐给我们的儿女，可后来，我无法理解上天的旨意为什么夺去了我们的生儿育女的喜乐。他让我之前长时间地等待，是为晓得这个牺牲是天主给我预备好的回应隐修士和司铎 ( 天主教神父 ) 圣召的必要条件。」

「我的领导曾经反对我娶个外国女子，我们毫不把他们的不悦放在心上，我太太以勇气和忘我的精神接受这个不理解，整整达八年的工夫。」

「她的灵魂上的平等和她的信仰上的温情使大家心悦诚服地说：『在陆夫人的大厅里，不要讲别人的坏话。』这是一位真正富有智慧的基督徒，用标准的汉语说，我还要加上『她是一位真正的儒家贤哲』这句话。」

和谐和忠诚的夫妻间的婚姻生活是美满的。在陆徵祥和培德女士生活的时代，他们在不断地努力，培德女士在陆徵祥的生命中起了一个他人无法代替的角色，因此陆氏在老年常说：

「没有父母不能有今日，没有许 ( 景澄 ) 师，不能有今日，没有培德也不能有今日。」

一九零六年陆徵祥升为驻荷兰海牙首任公使，此时曾遇到逃难的戊戌变法的伟大爱国主义者谭嗣同先生，当时清政府已下令要把谭氏及早捉拿归案，陆徵祥却把谭嗣同当兄弟看待，并把原委告诉谭氏，而且给他提出某些宝贵意见，可惜谭氏没有完全听从，而在后来倍受他人的折磨。

一九一一年调任驻俄公使，同年十月二十三日由给他和培德举行婚礼的拉克郎热神父付洗改信天主教，自此他感到非常大的喜悦和平安，他在自传上，谈得他皈依的某些细节，如：

「儒家的精神，预备了我的思想，使我显然看出基督教义的高尚。基督教义的高尚与信徒的私人缺点毫不相连，而且就此信徒缺点上，更能看出基督教义的高尚。三百年前，中国一位宰相，徐光启先生，也由儒家看到了基督教义的优越，儒家的思想，更使我看出罗马天主教优越异常，因为罗马圣教会，拥有无形的精神宝库，信徒可使用其库内的各种精神之力，古老的，崭新的，都用之不竭。这精神之库，万古常新，世世发展，代代结果。」

的确，儒家的思想有不少积极的一面，比方说，自律，效忠，接受新知，集体管理，分工合作，为社会服务的理想。但也有它的消极的一面，比如说，过分的顺从而导致被动，在长辈的压力下，难于创新，缺少创造力，过分重面子，而不敢面对错误，常逃避犯错后的责任，在某些企业内，过分注重亲情关系，而对他们的才干考虑不周。陆氏在他的自传上，还说：

「当我回到使馆时，高兴地抱妻而吻。她未想到我没有用外面的仪式就和她在同一个教会了。」

民国后，陆徵祥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不久，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陆徵祥继任国务总理。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受接任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 1866-1925年）的大总统职，而又复辟称皇帝的袁世凯（ 1859-1916年）之命，陆徵祥以外交总长身份偕次长曹汝霖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1861-1926年)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作皇帝(只八十三天) 除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外，完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其实就连第五号也是陆徵祥的努力下才被取消的。二十一条签署之后，马上得到国内和国外侨胞的反对，报纸如：《时报》曾发表社论反对，另外国民党发表《中日交涉之真相》传单，中国留日学生、侨商发表《留日学界侨商宣言》，李大钊（ 1889-1927年）在日本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象《民权报》、《中华民报》和热爱中国的比利时籍（一九二七年改为中国籍）的雷鸣远 (1877-1940年)神父（时为天津副主教）在天津创立的《益世报》（ 1915-1949年 1月）等都是反袁世凯的报纸。为什麽大家不出面反对陆徵祥，而反对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张宗祥呢？为什麽「五四运动」时，学生们只反对曹汝霖、陆宗舆和张宗祥，而签署「二十一条」的外交总长竟无人提及呢？！原来大家都知道陆徵祥是爱国者，签约是迫不得已的。后来，陆徵祥在给天主教史学家方豪蒙席写的信说明了二十一条的签署的确  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奈，悔不该随袁之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召开和平大会，一九一九年一月以外交总长身份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参加。在当时国内人民和旅法华侨的支持下，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 Versailles）拒绝和德国签署和约。六月十八日，陆徵祥和三位代表王延廷、顾维钧、魏宸组等联名电告总统徐世昌，要求辞职。在辞职前，陆徵祥给外交部电文中说：“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指《二十一条》），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于此。维未奉明令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更可畏。他在自传上也说，我自觉有义务不再服从政府的训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当年年底，陆徵祥代表团回国，船到吴淞口，受到数以千计的群众热烈欢迎，人们高呼“欢迎不签字代表”，群众高喊着“不签字”。（参考王钦韶、宁静主编：〈〈中华现代名人掌故（1911-1965）〉〉，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16-117页。）

一九二零年陆徵祥辞去外交总长职，任赈灾督办，从事全国赈灾工作，且以北京政府代表身份多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

一九二一年赴瑞士修养，政府派为驻瑞士公使。陆徵祥早在任驻荷兰公使时，就曾在瑞士马奇尔湖畔的卢加诺城买了一座别墅，为了纪念他最喜爱的人，他在那里栽种了五棵松树，命名为「父母树」、「慕亲树」、「中华树」、「许师树」和「培德树」，这几个树名至今还在布鲁日的隐修院陆徵祥纪念馆，笔者也曾目睹。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妻子培德女士在瑞士首都伯尔尼逝世，他在细思后，决定弃俗修道。实现了徐景澄在多年前对他说得那段话：

「欧洲的力量不是在它的军事方面 … … 。以您的外交生涯，您会有机会观察基督宗教。她包括不同的宗派的分支。请选最古老的，追溯到最原始的那一支，要加入她，学习她的教义，听从她的教导，遵守她的制度，追随她的经典之训。之后，当您的职业结束，也许您会走得更远，在这最古老的一支中，选择更早的社团，若您能够的话，也要同样加入 … … 。您将会全心全力过基督的教会生活，并将其传递给中华。」

罗光总主教在其《陆徵祥传》一书中，记述了培德女士逝世前，得知陆氏有意作隐修士，而感到心灵上的平安，从那时起，培德再也不挂念自己的病情了。培德且在病时向她的侄女（概为玛丽）感到欣慰地说：

「海内 (陆徵祥的法文名之一)我死后，要进隐修院了。」

培德女士逝世当天，陆徵祥便找到培德的神师多明我会修士孟宁克教授，告诉他自己的理想，孟宁克修士以支持的态度应之。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日培德遗骸迁葬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皇家莱恳公墓。六月七日到布鲁日洛本圣安德肋隐修院参加圣神降临节，没想到这里就成了他的归宿。七月五日正式入隐修院。在当时的南文院长的帮助下，十月四日陆徵祥院长举行了「穿会衣礼」，取名「天士比德」，进入初学期。院长在那时心内颇有感触地说：

「阁下，放下了一段长久的、显贵的政治生涯，潜身本笃会隐修院的幽静中，全心追求天主。阁下今天加入我们的兄弟团体中，目的是 … … 。阁下入隐修院后，尚不失为中国的使节；在天主面前，我们中间代表东亚的伟大民族者，当然是阁下。阁下出身中华民族，献身天主，是为颂扬天主。」

陆徵祥为何入隐修院呢？他在自传上这样说：

「对于我的同胞和挚友，很难明白我的动机为何，我决意弃俗修道，葬身欧洲异邦的一座天主教的隐修院中。 … … 我自己向前走，自己不理会。说实话，我不追求什麽，既没有求光明，也没有找幸福，我仅是勉励尽我之职。当我妻子去世后，我立刻感到孤独，我一生只在此时寻求一件东西，我求一退省时机。在退省中，我有意寻路走入仁慈天主的家中。我寻路时，心中牢记许文肃（即徐景澄之谥号）公的遗教：『当靠自己，勿靠他人。』同时也牢记先父一生『靠上天』的遗训。那时，我既无父、无师，也无妻。我只有一心靠天主，一心靠自己。仁慈的天主引我前行，我就进入了隐修会的生活中。」

陆徵祥在给天津《益世报》社长刘浚卿先生的信中，记述了他的某些日常生活：

「今晨四时进堂念早经时，忽有感触，殆我主有所默启耶？祥初入圣堂，钟鸣四下，适在念『苦路经』时，身心悚然，神往祖国。想到南京、广州、福州等各城，上海、汉口、香港各埠，热闹世界，花天酒地，以夜作昼，烟酒赌博，乐而忘返。祥在院中念『苦路经』，为彼等祈祷，求天主默启彼等，加以自爱。祥遵守院规，终日静默，不发一言；除午饭、晚饭后，散步片刻，间得与同院修士谈话。想到祖国出言不逊者或忤逆父母，或冒犯长上，或反抗政府，或藉通电以十罪相加，或在街头以尊长相侮辱，祥在院中念『圣母经』为彼等祈祷天主，默启彼等，加以自重。祥已发愿，恪守神贫，所衣者黑色布服，所食者足充饥止渴耳。室内一桌、一椅、一榻，除经典书籍外，一无所有。出外旅行（此次赴鲁汶传教会早期会演讲），搭三等车，与工人同座。想到祖国拥资百万或数千万，挥金如土，衣锦食珍者，祥在院中念『天主经』为彼等祈祷，求天主默启彼等，加以节制。祥已发愿，惟神长之命是从。凡一出一入，一言一动，发一函，见一客，君须得神长之许可。两餐之外，不得进食。日间不得随意入室休息。想到中国军阀跋扈行动，学生罢课运动，工人罢工运动，何等随意自由，扰乱社会秩序，妨碍公共安宁而不顾。祥在院中念『天主十诫』为彼等祈祷，求天主默启彼等，予以人格。以上四端，为今晨念早经时感想所及者，为先生（刘浚卿）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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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陆徵祥修士由教廷驻华第一任代表刚恒毅总主教 (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年，一九五三年升枢机 ) 祝圣为司铎，刚总主教曾在中国作教宗代表达十二年(1922-1933年) 之久。后因病回国，遵医嘱没有再到中国任职，而由蔡宁总主教接任。在同一天，中国政府驻外国的多位公使或代办，培德夫人的家人共数百人参加。自此他每天为中国举行弥撒圣祭，尤其在中国战争年代。身在隐修院，心亦系中国。陆徵祥对雷鸣远神父、于斌主教在抗日战争中对祖国作出的贡献十分推崇，曾给他的数位知心朋友抒函称赞。陆徵祥隐修士的作品，除上面所提到的还有法文版《徐光启传》等，他非常希望中国教会的三大砥石之一的徐光启早日被列品。

作隐修士，不一定必须作神父，凡愿作神父的隐修士均由隐修院长确定隐修士具有其个人的司铎圣召，隐修士中的修士或司铎全部是平等的隐修士，根据需要分享同一的隐修圣召。司铎隐修士的圣职对他们自身来说不是对牧灵、堂区和传教职务的请求，而他们的主要职务是举行弥撒。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称，弥撒是：

「教会生命的泉源和顶峰，福传工程的实现。」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圣天士比德（即伯多禄 • 赛莱斯都）瞻礼前夕，比利时本笃会驻罗马办事处，电告南文院长说，教宗比约十二世(Pius XII, 1939-1958年在位 , 1876年生)已任命陆徵祥神父为比利时根特圣伯多禄隐修院名誉院长，此隐修院由圣阿芒(Saint Amand,约 584-约 679年)创于六三零年，历经反圣像运动、法国大革命的波及，当时已成为一座本堂。陆徵祥院长是中国首位被任命为隐修院院长者，教宗的任命状在六月二日颁发：

「查神子陆徵祥退隐修院以前，曾任政界要职，功绩昭著，本宗座素有所闻，且其德学出众，效力于教会者亦多，本宗座兹特授以院长荣衔。」

升名誉院长后，继续为中国服务，曾特别支持吴经熊先生用文言文翻译的《新经》等。

然而，人人都有最后的归宿，那就是离开尘世，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陆徵祥院长也如同本书中提到的那些隐修士一样归入先祖的行列。逝世后，不少政要、外交官，甚至比利时国王也为之送花圈，在送葬的人群中有多位主教、隐修院长，中国杨家坪隐修院的院长亦来参加。一位伟大的隐修士虽然仙逝，但他对隐修生活仍然发挥着持久的光芒，这个来自天主的光芒将持续到永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