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遇见痛苦，走避都嫌来不及，班德却曾投入大量精力、心血为他的病人制造痛苦系统，并且他的病人多数都是世人眼中的人渣、垃圾、社会寄生虫。

保罗•班德(Paul Brand)出生于一九一四年印度南部的偏远山区，父母是英国人，在印度宣教。九岁被送返英国伦敦接受教育，接下来五、六年的时间不曾看到父母。

他十五岁那年是父母的安息年。他兴致勃勃等待与父母见面，期盼父母的归来，想当面咨询他们对自己将来方向的建议。但他的父亲在回国之前突然死于黑水热。他曾自述，接到死讯之后，一时之间并没什么哀伤的感觉，因为父母一直在遥远的外地，感觉上很不真实，并且仍陆陆续续接到父亲的亲笔信，直到收到最后一封父亲在去世前几星期，用海邮寄给他的一封信。

在信中，他的父亲在描绘家园群山之后，下结论：“上帝的意思是要我们以他的世界为乐。我们不需要学习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才能欣赏自然界缤纷的生命形态。只要观察、记住、比较，并且常要因他把你放置在这宇宙中可爱的一角──地球上，以感恩、敬拜的心仰望他。”他铭记父亲的建言，一生在印度的山居生活中、在研究人体中，逐渐认识自然界隐藏着上帝的踪迹，在上帝的创造中找到上帝是良善美好的。

他等了很久的时间，虽然不再接到父亲的只字片语，但他的感觉还是木木然。他不断地对自己说，“再也没有信，再也不能一起在山间骑脚踏车，再也没有父亲。”，想说服自己父亲已逝世的事实。终于，接到母亲寄来的一封长信，详述父亲的死亡经过。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父亲真是死了。

在这封信之后，母亲的信往往是随笔漫谈，似乎心烦意乱。家族亲友派遣了一位侄女劝母亲回国，又过了一年，母亲才回国述职。他惊讶看到母亲不再是记忆中修长、美丽、朝气蓬勃、笑声连连的女子，而是看起来像是八十岁、灰发夹杂伛偻的老妇。在看到母亲的那一刹那，他几乎无法开口叫妈妈。在坐火车回伦敦的路上，她一再重复叨念父亲死亡事件的始末，并且一再反复说自己要再回去，继续事奉。但是，她那种黑暗笼罩，没有光的景况，怎可能独居在印度山区呢？然而，她恢复得很快，一年后不顾家人乞求，执意回到印度的事奉岗位。其间，母亲一再提及期望他将来就读医学，因为宣教事工实在需要这样的人才。但他不肯，总是打断母亲的话。他在童年常看父亲医治当地居民身上各样脓肿和疾病，就拿寄生的龙线虫(guinea worms)来说，龙线虫一般宽度约铅笔心，但长度可达一码，在人体皮下寄生，有时可以看见它们在皮下穿梭，附近的村民一生至少会有一次以上被寄生。他的父母花很多心血医治这些病人，他常在父母身边做小帮手，有回还看到一个女人身上的龙线虫尾巴居然露在眼角上。还有一次，他偷偷看到父亲医治麻风病人，那些人粗短、没有趾头的脚，很可怕。事后，父母烧掉碰触这些病人的手套等物件，这根本不合父母平日行事的原则。不但如此，事后父母不准他去那些人待过的地方。他所看到的一切使他对人的血与脓肿怀着既恐怖又令人嫌恶的感觉。他当然不肯接受母亲的建议。他定意不惜任何代价要避免走上医学的这条路。

觉 醒

班德自小就想当宣教士，父母给他一个印象，就是帮助印度人是最有价值的志业，也是个人应寻求的最高目的。他原先计划要像父亲一样以建筑这一行来宣教，因为看到父亲盖过学校、医院、住宅，了解这些技术在印度宣教很有用。于是，他坚拒一位叔父愿意出钱支持班德学医的好意。他跑去学木工、建筑学、盖屋顶、砌砖、配管系统、电学、石工。他坚持理想，五年不改其志。他最末接的一份工程是帮忙监工盖福特汽车公司的办公室，这显然已经超过他宣教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

他急于回印度宣教，但是差会要他先到李文斯敦学院(Livingstone)医务班上课，学习热带疾病与卫生的基本知识。他的班上共有三十五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都献身准备进入宣教工场。在这段时间，他被指派到当地医院在病房包扎伤口，一面学习诊断及治疗的基本原则。他没想到自己居然很喜欢医务的工作，对血不再觉得恐怖，也看到医疗的价值，并且开始怀疑自己不学医是否是错误的决定。

然而等医疗课程一结束时，他就把这些念头抛置脑后，急切地跑去见父母所属差会的主任柯林(J. B. Collin)，很自得地告诉柯林自己的意愿。柯林在仔细盘问他的动机与预备之后，很有礼貌地回绝他的申请。柯林劝他再多多预备自己，若还有感动再申请。他当时很气馁，觉得上帝的旨意是那么的清楚，这位大人怎么会横加阻挠呢？

他接着报名参加为期两年的海外宣教训练班(Missionary Training Colony)，这是所圣经学校，并且教导怎样在偏远地区生存，他学会了补鞋、剪自己的头发、缝衣服、靠当地土产维生，也参加了医务班。然而，他觉得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引他进入医学界，有逃也逃不掉的感觉。到后来，这种感觉强烈到使他不顾他人异样的眼光，吞下自己的骄傲，退出宣教班，接受叔父的资助，一九三七年进入伦敦的大学 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 医学院就读。

峰 回 路 转

虽然起步得晚，但他念得还不错，也顺利完成了医学训练。并且，在这段读医的期间，他遇见自己未来的伴侣玛瑰•贝瑞(Margaret Barry)，是他的同学。一九四三年，他们一毕业就立即结婚。在受了两种行业的训练之后，他又向差会毛遂自荐，居然又被打回票！这回的干扰是来自大英中央医学战争委员会。他们不批准他到尼泊尔边境差会的某医院工作的申请，而命令他参加伦敦炸伤清理服务队。

两次大好计划被干预，使他如坠入五里雾中，苦思自己是否会错了上帝对自己一生的心意。他被迫只有忍耐等候，在这段等候的时期，他一面在外科方面再进修，得到更高的资格──成为皇家外科学院的会员(Fellow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后来还是印度的柯克兰(Dr. Bob Cochrane)医师说服中央医学战争委员会，派他到印度维罗市(Vellore)新成立的基督徒医学院及附设医院(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 and Hospital)服务。于是，他与妻子踏着他父母的脚踪，双双前往印度，在那里教导外科手术。纵然多年来他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做宣教士，但他只签了一年的合约，因为还不能肯定自己的方向。

呼 召 的 确 立

在摸索中，他是怎么得知上帝的旨意，全力走上研究麻风病的这条路？他曾用神经的功能类比得知上帝的引领方式，“每一条神经原都有通路，可以直接进入大脑。虽然这条路并不显眼，却是存在的。它那种神经键的连结可以带出强烈的、改变生命的一刻。这种经验发生在我到印度工作的第一年。

一到印度，他全力教学、动手术，每天都忙着医院的工作。由于自己所工作的医院不收麻风病人，所以从来没有以医生的身分与麻风患者接触。

有一次，他前去拜访柯克兰大夫，是有名的皮肤专家，在青果埔的一所麻风病院工作。柯大夫带他在医院转一圈，沿路向病人点头打招呼，这些病人都蹲坐着，有的脚上扎满绷带，走路十分艰难，他看见这些病人的手是扭曲、粗糙、流脓的残肢，有的像钳子一样硬，有的没有指头，甚至连整只手掌都不见了。

最后，他再也忍不住，问柯大夫，“多年来，你一直是麻风病专家。你一定有办法医治这些手的！”柯大夫很生气地回答：“这到底是谁的错？我是皮肤科专家，只能维修皮肤，但你是骨科专家，整型外科手术专家！”接着，柯大夫又以较平静、感伤的声音告诉他，世界上得麻风病的患者有一千五百万人之多，但还没有一位整型外科医师肯下工夫研究这些畸形的手。

柯大夫的话沉入他的内心深处。受麻风病菌侵袭的人数比因小儿麻痹的人数，或因车祸肢体受损的人数要多得多，为何没有一位整型外科医生肯帮助他们？柯大夫解释，这是因为麻风病总是笼罩一层黑巫术的气氛，多数医师都不愿意接触麻风病患。

他注意到一个年轻的病人，试着脱鞋，但残废的手不肯合作。他走过去问那个病人是否愿意让他看看手，而后请那病人握自己的手。不料，此人力量奇大，像铁爪一样。他痛声失叫，要他放手。他愤怒地看着那个病人，但从病人温柔的笑容，他看出病人并不知情。当时，他极兴奋，好像整个宇宙绕着自己转，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方向。他对这件事的回顾是：“一九四七年发生的这件事改变了我的生命，那件小事使我确定了自己的呼召，就好像我体内的细胞知道自己该发挥的功能一样。那幕情景的每个细节──地板上站着的人、树的阴影、与我握手的病人那张困惑的脸──一直牢记在我的心里。那一刻是属于我的，我感受到上帝圣灵的呼召，我就是为青果埔那一刻而造的；我也知道回到我的工作基地后，我的人生将指向另一个新方向。从那一刻起到如今，我都不曾再怀疑过。”

浪 费 时 间？

自此班德奉献一生，为麻风病人工作，成为世界级著名手部外科和麻疯病专家。在研究麻风病的同时，他的妻子继续进修眼科，同时也帮助麻风病人脱离盲眼之苦。他是否会觉得自己过去在建筑工程花下的时间与精力太浪费？

几十年后，他在《神的形象》(In His Image)一书中，提到他为过去在建筑工程所下的工夫，深深感谢上帝，因为他几乎没有一天不运用当初所学去修理复健器具，或制作一双更好的鞋子，或是把工程上的机械原理应用到外科手术上，或是架设一部应力试验机。他在印度成立“新生命中心”木工厂，场内的工人都是印度人，他们的手都是经过复健的，工厂的工具是改装过，为的是要保护他们。

除此之外，可别小看制作一双好鞋的重要性。麻风病患需要一双好鞋可以平均分配全身对脚部的压力，保护他们的脚不受伤溃烂、继续恶化。曾经有至少三年的时间，他与一位志愿患者撒丹试过石膏模型、木屐、蜡模、氯化聚乙烯化合物等材质，寻找合适的鞋子，日子在高度希望与极度失望中渡过。曾有段时间，他很想放弃，因为不忍心看到撒丹为此的牺牲，不能与家人团聚。虽然多数人(包括那些有经验的医师)不看好他们的尝试但他们遇挫不馁，终于一起走过来这段漫漫长路。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慢慢摸索出一些绝窍，能在皮肤尚未破，就发现内部受伤的地方，得以及早治疗或修正鞋型。这是很大的突破，加速了寻找最合适鞋子的过程。最后，终于成功了。

   这份发明不但是患者的福音，更是划时代的观念，推翻世人(包括医学界)对麻风病的古老偏见──麻风病会腐蚀肉体，证明了麻风病所引起的畸形，是可以防治的。

他在书中说，“神给予我这个荣幸，能够在好几个方面服事这些病人；作大夫医治他们的病，动外科手术修补他们的手，作木匠领班帮助他们学会谋生技能。只有上帝曲折的引导，才使我能同时在这些方面协助他们。无论其中某个时候──例如早到印度几年，或是没去学几年的建筑业──很容易就偏了那么一点点，不会像今天那么有用。事后回顾，我真感到上帝的奇妙，他对我早有计划，并在我一生，事无巨细，都为我有所安排。”不但如此，他也感谢英国官方迫使他专攻外科。

他也进一步解释上帝不要我们明白每次改道的原因，也不要我们因为一些明显的阻碍而沮丧：“祂要我们接受祂所赐的环境，即使是我们弄不清楚或看似矛盾的环境之下，仍肯信靠顺服祂。那些不在我控制之下的事，诸如战争、官府不准，虽阻挡了我的路，却也是一种引导。因而在面对新环境，需要新的判断力与新作法时，使我能转向圣灵求助。”

痛 苦 之 谜

班德一生的事业集中于被造世界中最令人大惑不解的一个课题──痛苦的存在。在先进国家生活的我们，比起落后国家或开发中国家所遭受的痛苦少得多，但一般而言，我们都很害怕痛苦。以身体疼痛为例，我们哪儿一痛，就赶紧找止痛药，并且预计一服立即见效。我们的灵性也是如此，不少人追求短暂的快乐，“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有些人陷于酒精、赌博，甚至忙碌中，不愿碰触痛苦。然而，天地间似乎有个律，愈怕痛苦，痛苦愈追赶着你。

在过去，大家视麻风病是肉体腐坏所致，然而班德研究发现，麻风病是因麻风杆菌只攻击神经末梢细胞所引起。麻风病患破损的颜面、失明、缺手指、脚趾、四肢，都是因为没有痛觉而造成的副作用。这些失去痛觉的病人脚踩到钉子或鞋带绑太紧，毫无知觉，压力导致溃疡，继而感染，或是他们的手摸滚烫的东西，根本没感觉，于是烫伤感染等，他们没有痛觉信号提醒他们保护自己。

班德坚持痛苦有重大的价值，他注意到病人所抱怨的病症其实是身体自行治疗的徵兆，像起水泡、肿胀、打喷嚏、咳嗽，尤其是痛楚，都是转向健康的反应。在一切我们所视为敌人的反应中，都可以找到感恩的理由。虽然他深知疼痛设计的美妙与睿智，但是他也不讳言当自己看见病人在痛苦中死去，看见受重伤家属的哀伤，看到疼痛的残忍一面，也常常与痛者身感同受。

他的思绪常绕在痛的谜题上。他在《神的形象》一书最末一章“神之痛”分享了上帝对人类受苦问题的看法。他的分享使我意识到人之所以遭遇痛楚时心慌意乱，其实是因为在痛楚时，眼前只有自己的痛，诚如杨腓力所说面对痛苦时的患者心态，却不明白那位亲临世界、受过痛苦、懂得痛苦的神正垂听我们的呼痛声，祂温柔的大手正等着握住我们(只要我们肯放心把自己的手交给祂)，与我们一起走在黑暗痛苦的深渊中。

班德以感激与信任回应痛苦的矛盾，正是基督徒亟需的心态：面对所见值得欣赏的事物，他心存感激；面对看不出值得欣赏的事物，他向造物主投以信任。就是这份感激且信任的态度，使他对身边所发生的事物，以及人类身体的构造，有深入的洞见。他与杨腓力合著的三本书(注：《灵魂幸存者》、《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神的杰作》)，把人体类比属灵世界的和谐性，强调肢体功用各有不同，但同归基督所领导，其中一些信息十分扎心，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祖 母 的 榜 样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看到他热爱阅读圣经，且爱思考经文。他自承这份热爱是来自祖母的感染。

他第一次看见海瑞祖母时，她已经是八十岁的高龄，后来活到九十四岁。在他的记忆中，她走路一向需要人帮忙的；因她健康情况不佳，不是卧床，就是坐在她房间的“奶奶椅”上。他与妹妹每天都要在她房间待上一小时，为祖母朗读法文圣经，一方面可以练习法文，又可学习圣经，听她讲解经文。

他很喜欢去祖母的房间，虽然她驼背、皮皱皱的，也听不懂他的笑话，但是她十分平安喜乐，周身散发出爱的信息。她若半夜睡不着，就静静默诵经文，又为她十一个儿女及几十个孙子祷告。半夜，姑姑们轮流陪她睡觉，她常半夜要她们拿纸笔口授写信给某人，并附上一张支票寄去。往往没几天，就收到回信，每封信都说真奇怪她为什么知道他们正缺多少钱。她就会天真无邪地笑开了，而孩子们都稀奇她有什么妙法，与圣灵那么亲密。

他把祖母比方成交感神经系的一根神经，是上帝所信任的一个感官，时常待命感觉上帝的旨意。当某人向元首呼求帮助时，祖母“听到”元首打的电报，立即供应所需资源。

他的祖母从年轻时代，在忙碌照顾家务与十一个孩子的同时，总是找时间与上帝相交。她心中充满上帝的话语，能背诵整本新约及诗篇。在年老力衰时，虽然能做的事很少，但在倾听上帝恩言中，仍旧结果子，照样是神恩典的出口。

曾有一位宣教士分享，宣教士的阵亡率很高，尤其是进宣教工场的头七年，因为在事奉工场往往孤立无援，很容易肉体筋疲力尽，以及灵性油尽灯枯。我想班德能廿年在宣教工场精力充沛的秘诀正在此：喜爱上帝的话语，时常聆听上帝的声音。

长 留 人 心

后来，班德还把麻风病研究，应用到糖尿病患身上，因而获得许多奖章，其中包括：在一九六○年曾因残障复健的功绩，获极高声誉的拉斯卡奖(Albert Lasker Award)，在一九六一年获大英帝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指任为大英帝国司令官(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除此之外，他还获得Damien-Dutton Award，是表扬他在防治麻风病的工作，并且他也是惟一入选于圣雄甘地基金的西方人士。

然而，他令人难忘的地方不是这些世间罕见的荣誉，而是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真诚谦卑与爱心。杨腓力宣称自己“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了解班德医生的生命片段，忠实记录从他嘴唇掉下来智慧的只字片语”。从班德身上，杨腓力看到理论上的基督徒生活是可行的。

班德认识许多总统、名人等大人物，但却很少提及他们，心里只记挂着麻风病人。他大方谈及自己的失败，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同事。每天起早读经、祷告。谦卑与感恩自然地从他的身上流露出来。杨腓力提到有一次在力邀之下，他参加医院的聚会。诗班有五人，会众八人，而一半的会众因麻风药的副作用耳聋了。杨腓力说当天班德所预备的讲章其理性与深度配得在西敏寺修道院讲道，然而他的听众是一小群半聋的小人物。

班德一家生活十分简朴。在印度，他坚持接受印度人的工资，而不是一般外国医生享有更高的工资。他们吃得很简单，主要是自己做的面包，和自家有机菜园出产的果蔬。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会丢衣服，是因已经不能再缝补了。家中与办公室的家具，说得好听点，是朴实无华。他反对所有形式的浪费。

另一方面，他也学习现代科技的工具。他所工作的印度小镇医院拥有全西南亚最先进的设备。他在一九六五年接受美国公共卫生部的邀请，离开印度宣教工场，到路易士安那州的国家麻风病院工作，同时在路易士安那大学教导外科医学与整型外科，就是因为国家麻风病院研究中心所提供的科技支援，可以使全世界几百万的麻风病患受惠。从人的时间安排与金钱运用就可以看出，此人的生命目标是什么。显然，班德夫妇忠诚地活出自己的呼召──服事麻风病患。

真 爱 走 一 生

他与妻子除了医治麻风患者的肉体健康，也关心病人的心灵健康。他们投入很大的精力与金钱，为病人造鼻子，造新眼帘以避免失明。所有这些精细的医疗护理都是为了那些“无名小卒”──多半是以行乞为生的麻风病患者。

他们的爱心是很难用言语详述的。或许，我们可以从沙丹向杨腓力做的见证，窥视一二：沙丹有一把高音、唱歌般的嗓子，瘦削、光头、戴厚眼镜，看起来有点像缩小版的甘地，他腿的最末端不是脚趾头，而是圆蒂，因为他太晚遇见班德。他得了麻风病后，到处受拒，连医院也不收他。他走投无路，去找班德，打算当晚睡在他们的阳台外，因为他已经无处可走了。

然而，那一天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对染麻风的人而言，他们的举动是当时从未听说过的。我仍然记得班德医生把我那双受感染的手、流着血的脚捧在他手里的情景。我看过很多医生，有些是隔着一段距离检验我的手脚。但是，班德和玛瑰医师是最先敢触摸我的医疗工作者。我差不多已经忘掉被人触摸的感觉。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他们那晚上让我待在他们的屋子里，而当时是连医疗工作者都惧怕麻风病的。”沙丹满心感动地向杨腓力分享。

沙丹接着复述那繁复的医疗程序──腱移植、剥除神经、切除脚趾、切除白内障，都是班德为他作的手术。腱移植到手上，使他恢复书写的功能。而现在，他在一个透过五十三部流动诊所提供免费麻风医疗处理计划当会计。沙丹在叙述自己的苦难史之后，下结论：“纵然如此，我必须说自己现在很高兴曾经患过这个病。”杨腓力吃惊地问：“高兴？”沙丹回答：“是的！没有患上麻风病，我会是个拥有普通家庭的普通人，追逐财富与社会更高的地位。我将不会认识像班德和玛瑰这样了不起的医师，而我更不会认识那活在他们里面的上帝。”

奇女子──班德婆婆

若要介绍班德，而不提他的母亲，就像一个句子，少了句号，因他的母亲影响班德至深。他每一本书都提及自己母亲的事迹。我想他从自己母亲身上学到一项人生最重要的功课：爱只能在个人之间传递。

班德婆婆原成长于伦敦郊区，出身豪门，却跑到印度偏远地区宣教。六十九岁那年差会要她办理退休，她照办如仪。但退而不休，因发现还有些地方没有宣教士，又跑去传福音。在没有差会的支持之下，自己爬到那些山区，盖了一间小木屋，又继续工作了二十六年。

印度生活很困苦，她营养不良，患斑疹伤寒、痢疾、疟疾等病是家常便饭。她又曾马上摔下来，头撞石头，导致双膝以下瘫痪。七十五岁那年，她在山区工作，又跌了一跤。臀骨破裂，躺了一夜才被人发现。班德力劝她退休，举出一堆理由，诸如：独住穷乡僻壤不安全、她平衡感不良，脚又瘫了，随时需要紧急治疗，脊椎、肋骨都断过，压着她的脊椎神经根部，又有过脑震荡、大腿骨折、外加手发炎得很厉害。结果，班德吃了闭门羹，她说：“总的说来，神要我去的地方，我若不去，留着这副老骨头，又有啥用？”

她仍然是骑着一匹老马背着个药箱，踏遍山区，找出那些被遗弃的、不可爱的、病的、瞎眼的人医治他们，并且讲述基督耶稣的故事。这样又工作了十八年，直到九十三岁，才很不甘心地放弃骑马，因摔下来的次数太多了。热心的村民用吊床把她抬来抬去在各镇上，就这样又作了两年的宣教士，于九十五岁时去世。

她在班德去美国工作的前一天，找班德谈后事，因为她知道今天是母子最后一次见面。她要求班德绝对不可用棺木埋葬她，她最讨厌浪费木材做棺木，只要铺盖一卷，挖个坑，撒上鲜花，埋了即可。

   班德曾提到同情怜悯(compassion)这个字的拉丁文字根有“同受苦”的意思。班德认为自己父母虽然没受过什么训练，但他们对印度村民正体现出这个字“同受苦”的真义，来传达耶稣基督的大爱。我相信也正是由于这份大爱与母亲美好的榜样，使班德奋不顾身向麻风病患也活出“同受苦”的真义。

末 了 的 路

他与妻子在一九八○年中期退休，搬到西雅图，继续在华盛顿大学担任荣誉临床整型外科教授；同时担任总部在伦敦的国际麻风宣教组织的负责人。二○○三年六月十九日，他扛着一箱书，失足从家中楼梯摔倒，脑部有好几道深深的伤口。脑中有一块血凝块，从动手术取走这血块之后，他就没有再清醒，于七月八日回到爱他的天父怀中，享年八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