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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刚从神学院毕业，便要面对一位年轻姊妹轻生的牧养困惑；那时我致电一位资深牧者请教，释了心中一些疑惑，也为她主持了安息礼拜。 圣经有数宗自杀个案，其中是扫罗王因伤重而自杀 (撒上卅一3-6)，也引发其它人一起于战场自尽而死，戴维却为扫罗作了哀歌 (撒下一17-27)，不因对方沙场自尽而否定其功绩。另一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太廿七3-5)，圣经没有提及有人为他安排葬礼。 一直以来，自杀被认为是违反社会风俗和伦理，以及触犯基督信仰的行为。圣经十诫中第六诫明确表明「不可杀人」（出二十13，申五 17），因此人没有主权伤害个人或别人的生命，因为生命主权在神的手中。基督教伦理有明确反对自杀的立场，甚为清晰；教会也不赞同任何自杀的想法与行动。不赞同自杀，并不等同不为自杀者举行体面的安息礼拜。正如我们不赞同离婚，但我们同样会重新接纳并关怀那些为此而付出了代价的信徒；不能在世享受生命正是这些自杀者所付的代价。 回顾历史，初期教会明确反对自杀，看为「道德的错误」，553年召开的「亚勒尔会议」(Synod of Arles)，教会一致确定自杀为「罪」，甚至不许教牧为自杀信徒作死后的祈祷。奥古斯丁是首位神学家，对自杀有较详尽与深入讨论的。他看防止自杀是第六诫的伸延，在《上帝之城》一书，他要处理当时不少信徒，特别是妇女面对蛮族入侵罗马，不想受到强暴，反而选择自杀。奥古斯丁一方面不鼓励自杀，但他也容许在特殊情况下「杀害自己是违法的，但倘若人是受命于神，却可以这样作。」 (Book I, 18-26)。 至中世纪，对自杀有更深入探讨的神学家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他否定自杀的三个论点，基督宗教仍沿用至今。阿奎那看自杀首先违反自然的「爱己」；其次是违反了社群责任，个人一旦自毁，就否定了个体对社群应尽之责；最后，自杀违反了受造人类对创造主的宗教责任，不能爱祂，也不能敬拜与服侍祂。 中世纪教会，不容自杀信徒安葬在教会坟地之内，甚至神职人员不可为死者主持葬礼。犹太教则禁止有人在葬礼中为自杀者致辞，也不鼓励亲人披麻戴孝，而埋葬地点也限于墓园中一处被隔离开来的地方，以免「邪恶的人埋在公义的人旁边」。但丁撰写《神曲》时，描绘自杀者被捆绑在地狱的第七层，仅次于贪婪与谋杀之下。 宗教改革时代，加尔文一方面斥责自杀，另一方面保留了可能性，神或许恩慈对待自杀者，并容许对方悔改。十七世纪，圣公会牧师邓恩 (或译约翰唐尼，John Donne) 认为「自杀不一定有罪」，他写了关于自杀的论文《双重永生》（Biathanatos）(死后才可出版，1644年)，他在序言自白：「每当有任何苦难临到我时，我会认为自己握有解放心灵、不再受到拘禁的钥匙，而且再也没有别的方法，比举起手中的利刃刺入自己心脏更快了。」以《死亡别狂傲》一诗闻名的邓恩，并非鼓励人以死逃避痛苦；相反他个人对死亡的亲身体验，更能体谅与接纳那些自杀者。他尝试扭转昔日建制教会对自杀信徒过度审判定罪的做法。 随着医学发展，我们对精神失调与情绪困扰有更多认识，教会人士不单从「罪」的观点探讨自杀，也多了从「疾病」角度看待问题。我们一方面坚持自杀是信仰与伦理不容许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轻率判断这位自我了结生命者，一定不能获得救恩与进入天堂。上帝总有其办法，是我们现今不一定掌握的，给予逝世者忏悔得救的机会。 伦理学者史密德 (Lewis Smedes) 认为自杀一旦发生，基本的响应不宜判定自杀为道德的错，倒是我们怎样拯救更多绝望的心灵，远离那些导致失掉喜乐的事情。换言之，更多信徒感受生命本身是一份上帝赐下的礼物，不是重担，活着就是有盼望，能正向地承受人生的困难与问题，死亡不是唯一的出路。教会的团契或小组聚会，宜就「自杀课题」有所探讨，让信徒能表达不同意见与感受，从而减少人寻死的念头与行动。 还记得为自杀的姊妹举行安息礼拜时，当时选用的经文是罗马书八34-39「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无论是死，是生 ...都不能叫我们与 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相隔了廿多年，我也知现今仍有若干教牧认为自杀过身的基督徒，不能为他/她举行安息礼拜；但笔者找不到任何令我信服的理据，剥夺了那些不幸以自毁方式结束生命者享有安息礼拜的权利。 倘若我们简单地判断这些离世者因为自毁生命而不能享受永生，其实真正的生命不是发生于死后，乃是他/她在生的现世，既然逝世者无法在现世体验神的爱，承受不了现世生命的种种限制；神又怎会忍心再施加惩罚，拒绝离世信徒进入永恒家乡 ?自杀不值得歌颂，同样，笔者不认为教会可对自杀避而不谈；近年来，自杀人数正不断上升，包括基督徒在内；也许我们得反思信仰怎样强化信徒可以承受生命之重，否则轻生之事将会不断重演 ? 谨以此文悼念这位不认识而不幸逝世的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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