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当我二十岁时，尚未进入修院，我已有献身传教的愿望。在我升神父后，为了听从神师的意见而没有亲身前往传教区，但在我创立慈幼会后，便在一八七五年派遣了首批传教士到南美洲去。在我多次有关慈幼会传教事业的神梦内，特别是一八八六年的神梦中，我看到了我的神子们在中国、香港等地方传教，办学校，教育青年，虽然我那时已经年老力衰，但我并没有减低我对传教工作的热忱。
回想起在一八七三年，虽然离现在有一百十五年之距，但我仍然记起香港的监牧高主教要求我派遣我的神子到香港去服务，而我那时也应允了；但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有限，会士们并没有出发。我虽然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我的会士踏足于中国，但到底可幸我的继任人，真福卢华神父于一九零六年得到澳门鲍理诸主教的帮助，终于使我的梦实现起来。
今年的二月十三日正是首批传教士到达中国澳门的八十二周年纪年日，在他们当中计有三位神父及三位修士，由真福雷鸣道神父带领下，到达一个言语、文化及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负起了艰巨的任务，真不愧为慈幼会传教士的典型。
他们到达澳门后不久，便开始了他们的教育及传教工作。为当时来说，开办学校是传布福音最具成果的方法，而又与我创立慈幼会的宗旨不谋而合。数年后，他们便因地方不足而迁往现时的澳门慈幼中学。当时大家以为可以安定下来，怎知那年葡国慈幼会士被迫得与其他修会会士暂时离开澳门，到达香港暂居，但没有在香港工作的意思。在天主奇妙的安排下，他们为了将来能方便地重回澳门工作，便由澳门主教派至香山(中山) 县传教，因而开辟了新的传教园地，真可说是因祸得福。
我在中国神子们有一基本愿望，就是希望在中国有一个自己的传教地方。适逢在那数年间，教廷传信部因广州教区实在太广阔，便将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广州教区北部转交给我的神子们接办，并于一九二零年由圣座提升这传教区为宗座代牧区，由雷主教，是我多年前的学生，任首任宗座代牧，并擢升为主教。
一九二三年，慈幼会在中国的立足地计有澳门慈幼学校，香山(即今中山县) 传教区及韶州代牧区，三地鼎足而立。三年后，他们正式成为一个会省—中华会省，由耿其光神父任第一任会长。
在到达澳门十一年后(即一九二七年)，我的慈幼会士开始在香港工作，他们首先接管了一所细小的学校，关于这所学校早于五十四年前，我已和高监牧谈及了，这校就是今日座落于西区的圣类斯中学。
继香港之后，翌年，我的神子们更北上到达上海，在杨树浦开办了一所以我命名的圣若望鲍思高学校。
虽然表面上工作十分顺利，但不如意的事却常在我的神子们身上发生。雷鸣道主教成为韶州主教后，多次作教区内的视察任务，但因当时时局不安定，土匪猖獗，不幸在一九三零年二十五日，为了保卫几位同行的少女，他便和高惠黎神父一起被土匪杀害。成为中华会省内两位首先为主殉道者。「传教的园地得到殉道烈士的热血灌溉下，开花结果。」
耿其光神父继任，成为韶州主教，他会长的空缺，由毕少怀神父填补。同年，会士们便在香港筲箕湾获得两所神怡别墅，因而将神学院由西区迁移到东区来，并在两年的时间内，增设了哲学院，备修院及初学院，从此，筲箕湾便成为中华会省栽培圣召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座落于香港仔的新校落成，名为香港仔儿童工艺院(即今香港仔工业学校)。我的会士们因见中国地广人多，不能只在几处地方办教育，而忽略其他地方，因此在一九三五年由毕会长的带同下，到达云南省的昆明，创立了另一所鲍思高学校。他们在上海，不但进行教育工作，在牧灵方面，更不遗余力，因而在闸北成立慈幼本堂，而母佑会(我的女修会) 也创办了圣母无玷之心医院。
自一九三七年至四五年，中国经历有八年抗战的艰辛岁月，而我身在中国的神子们也多处受到战祸而被迫停办学校，会士们疏散至香港及澳门两地，在香港沦陷后，他们的工作，更感困难，不少会士也被关进集中营里去。
澳门虽然没有被日军占领，但粮食短缺，我的慈幼会会士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孤儿院，派发难民证，每日为万人派米饭。与此同时，一所由两位基督教女士创办的粤华中学，因战乱而不能继续，便邀请慈幼会来接办。
以上是鲍思高神父自述的——慈幼会士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