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的暴发与与土人的猜疑

史怀哲夫妇俩本来准备医院的工作一旦上了轨道，就暂时回到欧洲的。因为他的健康熙情形令人担心，而经费也渐告短绌。

他原来就打算不接受传教会的援助，独立来支持医院的，他所凭借的就是著作版税、演奏会等的收入，以及朋友们的捐款。约略一算，他发现光靠这些，只能维持两年的样子。他在非洲过了两个干季，第三个干季快来时，他开如返国的准备。可是就在这时候，欧战爆发了。

    1914年进入7月份以后，来自欧洲的通讯都已断绝，8月4日，传闻里战争已经打起来了，而次日，德籍的史怀泽夫妇成了法国的俘虏。他们被关在传教会办事处，黑人士兵被派来守卫，他们必须服从这些守卫的命令。医疗工作当然不能做了，医院只好关门大吉。

    土人们非常惊诧。怎样说明医师是敌国人，成为阶下囚，土人们都没法了解。他们还责难那些黑人士兵，居然以为比医生更了不起而神气活现。

    说起来也是的，这里确实是法国的领土，而医生夫妇确是德国人。可是，就算在欧洲，法国与德国真的打起来了，也可以把这么好的一位伟大医师抓起来吗?医生不可能是敌人。就算是敌人吧，可是白人不是常教大家“爱敌人”吗?土人们的疑惑越来越深。

    白人们平时都说得那么冠冕堂皇，他们为什么也要打仗呢?食人族会杀人，那是当然的，可是白人又不是要吃人，为什么也要互杀呢?只能说是为杀人而杀人吧。

    过了些时候，消息传来，原来在这个地方住过的白人，已经有十个人丧生了。土人们听了，又议论纷纷起来一一死了这么多人，他们为什么不好好谈一下呢?赔十个人的命，那要多少钱啊!

  土人们之间，如果发生战事有人死了，不管打贏的。或打败的，双方都须付赔款。总之，因为这场大战，白人对黑人的权威与信用，几乎完全破产了。他们不再那么唯唯诺诺地听从白人的话了。

什么是文化

  史怀泽虽然成了俘虏，但并不灰心。宁可说，他得了充裕的闲暇，反倒是很高兴的。不用说渡非以后的忙碌生活，即在以前，他也绝少有一早起来就静下心来坐在书桌前的机会。如今所有的工作都不必做了，可以从早到晚随心所欲地看书写作。

    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考察、思索一番长久以来就悬念的有关人类文化的问题。从被俘的次日起，他就展开了这项工作。

    人类有文化，并以此为无上的骄傲。也拜文化一一或说文明一一之赐，过高水准的生活，控制世界、领导世界。尤其白人，对这种情形更有无限的骄傲。

    但是，史怀泽在渡非以前就对这人类的文化感到怀疑一一不错，欧洲在物质文明方面，有了辉煌的成就，确实也是可引以为傲的。由于种种发明与发现，产业勃兴，创造了火车、轮船、飞机、电信电话，生活各方面都方便了，知识增加，文化水准日益提高。然而，正因为如此，所以贫富的悬殊越来越大，一方面有无所事事的富人，过着悠游无为的日子，一方面则有贫苦大众，过着困窘不幸的生活。

    欧洲人在亚洲、非洲等地建立殖民地，巧取豪夺，借此以过安逸的生活。他们自我满足，只知享乐，醉生梦死，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精神失落了，耶稣所教的爱，更是丧失殆尽。这样的社会是好的吗?

    史怀泽心中的这一类怀疑，早已根深蒂固，总觉得欧洲文明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前进，或将蹈往昔罗马帝国的覆辙而灭亡。这一次，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了，是否就是这种衰亡的前兆呢?

    他痛切地感到，从根本上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到了。好比文化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现代的人类文化是错误的，那么原因何在?

    当然，身为俘虏，命运是操在别人手中的。辛辛苦苦写下的文稿也可能被没收。然而，他是个有良知的哲学家，无论如何这个当前人类的问题，他是不能弃置不顾的。

    一一文明的进步，原本是为了使人类能过更幸福的生活而发展开来的。但所谓幸福，绝不是满足物质要求就能达到。应该还有另一个要素，那就是道德一一易言之，个人与社会能在道德方面向上，才能称为进步。

    而当前的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飞跃进步，眩惑了人类心智，人们只知追求物质的欲望，一般的人不用说，连诗人、思想家、哲学家一一这些人类的良知，也都浑忘道德的价值。因此一种切合新时代所需要的新理想，便迟迟不能创建，只知抱残守缺，拿上一个时代的思想为搪塞，自欺而欺人。

    于是物质文明一日千里，进步不已，而思想却无法亦步亦趋，形成人类受物质控制，而不能控制物质的局面。于是原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发展的物质文明，竟然受到握有权力的个人或国家所利用，结果使人类陷人不幸。这样下去，人类岂不是只有自取灭亡吗?

    这个时期的史怀泽，当然还不知原子弹为何物。今日我们已知道原子弹以及更可怕的氢弹，它们可以轻易地摧毁人类文明，使人类绝灭。而史怀泽早在六十年前就已预知人类有一天会走上这样的绝路。

    他开始写《文明的哲学》一书。起初，他就抱着上述的见解，以种种资料为本，阐释现代文明是如何堕落，并指出欧战正是因现代文明走人邪道而引起的。

    他努力执笔，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意念忽然涌现，闪电般击中了他的思维。

    一一我为什么只知批判现代的文明呢?岂不是致力于新文化的创建才是最重要的吗?他如梦初醒，这才把笔锋转到建设方面。可是破坏与批判总是容易的。而建设却是难上加难的事。他触礁了。

    重建文化，把文化导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一定要让生存的意志与人类的道德理念，在坚固的基础上结合。可是现状又是如何呢?人间从个人与个人，到国与国，都在你抢我夺。

    当然，这也是一种生存竞争，而从生存竞争里产生了很多的进步，却也无由否认。

    另一方面，人类又有一种道德要求，也是不必怀疑的，那就是活得更好，在爱与和平里，让每个人成为兄弟姊妹。

    史怀泽苦苦思索，依然找不到使这两个互为矛盾、互为对立的要求调和、结合而为一的观念。

    他拼命地涉猎过去圣贤、思想家的思想。结果是纵然得益良多，但都无法解决他的这个问题。他感到他是在茫茫的原野中徬徨，找不到出路。执笔中的《文明的哲学》，再也写不下去了。

大战里的圣诞节

这当儿，史怀泽夫妇的禁锢被解除了，恢复了医院的工作。起初，常有急诊的病人被抬了来，病情既然紧急，不加医治就赶走，于心不忍。所以他每逢这样的病人来了，便一一请求准予诊视，后来法国当局干脆就解除了他的俘虏身份，让他回到医院。另外，魏多老师在巴黎为他活动，也成了免去他被囚的助力一一这是后来才明白过来的事。

    所幸，战争开始前就出港的船，为他带来了相当数量的药品与绷带等东西，可暂保无虞，但是万一战事拖长时间，那么医院之无法维持，已是显而易见的事，连史怀泽自己的未来命运，都在未定之天哩。可是他不时都想：由于战争，不计其数的人，为了祖国，不得不杀伤别人，给别人痛苦，可是我却正好相反，给人帮助，减轻人家的痛苦，救人家的性命。这是多么值得感谢的事!

    战争毕竟是残酷的，它的可怕影响终于渐渐波及这非洲的丛林。

    关于战争使土人对欧洲人产生了不信任的情形，前文里已说明过。而它对生活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此地最重要的产业木材生意，忽然停顿了。因为再也没有船只可运送木材。于是砍伐木材的黑人工人面临失业。其次，也是因为船只不足，原本由欧洲运进来的糖、茶叶、烟草、煤油等一切日常用品都渐渐缺乏，价格猛涨。这种情形，给了土人们沉重的打击。

    更糟的是运粮食也开始不够了。就有那么凑巧，刚好有一大群野象来到兰巴伦地方，香蕉园一个个遭到侵袭。这种象对农场的威胁极大，只要有一二十头，一座偌大的香蕉园，一夜之间就可被夷为平地。

    医院里给土人们吃的香蕉也渐告不足。米固然可为代替，但来源断绝，存量也就日渐减少。几时才有补给运到，更是遥不可期，马铃薯已经早就绝迹了。

    肉类就只有猴肉。吃起来实在不舒服，也只好忍着吃。味道倒与山羊肉相差不多。这倒也罢了，有一次却听朋友一句话，为之愕然良久。

    “医生，吃猴肉，也就是吃人肉的开始哩。”

    圣诞节来临，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佳节。史家用一棵小小的棕榈树装饰了圣诞树，点上仅剩的一只蜡烛，互祝这个凄凉的圣诞夜。

    蜡烛燃到一半时，史怀泽把它吹熄了，夫人问他原因，他说：

    “这是最后一根蜡烛了，得为明年留下一半才行。”  ．

    “明年!”

夫人摇摇头，表示不能相信。

新年来临，一开始就是痛苦的连续。

   元月间，因一场大雨，最大一栋病舍的基地被冲失，只好筑了一道石墙来围住这栋病舍，并挖了一条排水沟。史怀泽督促着懒散的土人，挖土搬石头，一连苦苦地做了四个月的工。幸好办事处那边还有一桶半湿的水泥，总算能顺利完成了工作。

    工作既毕，好不容易地才松了一口气，不料突然又发现盛药品与绷带的木箱子被白蚁蛀得一塌糊涂。外表上倒看不出怎样，可是史怀泽嗅到那种独特的焦味，因而发觉到了。热带地方，这种白蚁害常常造成想象不到的严重损害。幸好发现得早，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为了抓白蚁，又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

    面粉与充做鸡饲料的玉米长了谷虫，也使他受到一些损失。也有一次迁移的大蚂蚁群过境，大鸣角笛，召来男人们，用消毒液做武器展开一场混战。这种蚂蚁体形倒小巧，可是嘴巴比欧洲的蚂蚁更有力。它们排好几队行列，向前移动，所到之处，所有动物都会在一转眼之间被吃得只剩一把骨头。

    史家刚好在它们前进的路上。有一次蚁队竟连续36个小时才过完。夜里，忽然听到鸡的惊叫声，连忙赶到鸡舍，已经来不及了。蚁群麇集在鸡身上，爬进鼻孔口腔，使它窒息，然后吃掉。

    一天，以“医生的第一名助手”自诩的约瑟夫，表示想辞职。以前，他在一个白人家当厨师，每月可得薪金120法郎，来到医院后，每月只有70法郎，他还是很满意的，也一直都忠于职守。可是这微薄的薪金也因来自欧洲的经济支援断绝，没法照付了。史怀泽从传教办事处那边贷了一笔款子，每月折半给他。忠诚的约瑟夫忍受不下了。他说，这种待遇使他在患者与族人们之间抬不起头来，实在没法干下去。

    史怀泽无计可施，只好同意，并为他敲开了扑满。那里积存了200法郎。这个数目还不够娶一房妻子的，约瑟夫带着钱回对岸的父母家去了，可是辛辛苦苦积下的这笔款子，还是很快就浪费掉了。

    史怀泽身边只剩下一个黑人助手恩肯奇。这人也是很有用的，可是情绪不大稳定，不高兴的时候，整天什么也不肯做，因此史怀泽的工作负担只有越来越重了。

    医院的经济情况日渐恶劣，不但欧洲方面的来源断绝，而且从不太贫穷的病患拿的药费一一每个月也不过二三百法郎的样子一一也没法拿到了。因为战争使土人们失去收入，再也没有一个土人付得起药费了。史怀泽只好全部免费看病给药。

    就在这当儿，白人的病患增加了。通常，白人必须每两年回欧洲休养一次，否则支持不了。可是因为战争，没办法回去，有些人已有四五年之久没有回去，所以病恹恹的。这些人为了恢复活力，一个一个地来到医院一一他们称之为“修补”。

    每有白人来，史怀泽就让出自己的住房给他们，他就在回廊上过夜。粮食存量渐少，使他忧心如焚，还是不得不忍痛款待他们，甚至自用的炼乳也拿出来。夫人所调配的病患膳食，使他们觉得比药品更有效。

敬畏生命

    史怀泽的顽健，竟也熬不住热带非洲的生活了。从医院回家，不过走四分钟的斜坡路，可是每天事毕回家，总是使他累得再也走不完这段路程。这就是热带性贫血的症候，而严重的神经衰弱，也使他难以忍受。夫人的身体状况也与此相似。

    两人都觉得牙齿大不如前了。可是这里当然没有牙医，他们只好互相医对方的牙齿。

    史氏总算还没有失去活力。每天晚餐后，他都工作两个小时，继续写他的《文明的哲学》。

    他的书桌就在通往回廊的格子门旁边，傍晚时分偶有微风吹来。院子里的椰子树飒飒作响，蟋蟀与蛙的鸣声交响，有时也会从丛林传来凄厉的怪声。回廊上有他的爱犬匍匐着，时而发出低低的喉音，羚羊也舒适地伏在他的脚边……

    在这样的原始林的深沉闽静里，思索人类文明的问题，并想到人类的过去与未来，使得他不由地感受到一切近代的都市文明，尽管表面上绚丽悦目，实则都是毫无意义的。他的思维，一个劲地集中于更本质的事物。然而，能同时给他所追寻的“生的意志”、 “道德的需求”满足的观念，能成为他文明哲学的关键的思想，依然无法发现出来。

    他把中午的休息时间与礼拜天下午，充做研究音乐的时间。在这无底的寂静与孤独中，越是委身于巴赫的音乐世界，便越发使他增进对巴赫的一分了解。

    入了9月份，夫人的健康情形明显地恶化，到了可虞的地步，因此他们夫妻俩决定到罗培斯湾的朋友家过一阵子。海岸的空气产生了奇迹般的实效，不久两人都恢复了正常的健康情形。

    也是在这段期间的事。一天史怀泽被请到约两百公里上游处的恩古米出诊，为一个传教士看病。他搭乘河轮前往，同船的乘客都是黑人。

    船缓缓地上溯而去。史怀泽坐在甲板上，想着可作为重建文化的关键的新伦理观念。

    第三天傍晚时分，当船在一群河马嬉戏的当中滑行过去的时候，忽然有一道电光闪过他的脑际。

    那是“敬畏生命”这句话。他觉得，这就是他多年以来所寻求的，可使“生的意志”与“道德的需求”两者结合在一块的观念。

    一扇铁门终于被敲开了。在莫辨东西的丛林里，终于看到了一条坦直的道路!他确实地感觉到，他已抓住了一个可以在上面构筑新的文化哲学的牢靠基础。

    敬畏生命，也就是体认生命的尊严与可贵，并珍视生命，在生命之前抱持谦恭与畏敬之意。我们必须将“生的意志”当做是神圣的东西，予以肯定、尊重，并且应当深惧对生命的破坏与压迫。另一方面，这种神圣的“生的意志”，是每个人都有，不但人，连一切生物都有。易言之，我们四时都被“生的意志”包围着。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如果对生命的尊重不能及于其他一切生命，那就是不彻底。 “敬畏生命”的观念便从此而产生。然后始能让“生的意志”与“道德的需求”，在一个基础上紧密地结合在一块。

    虽然如此，但在现实生活上，有时为了一种生命的生存，不得不以别的生命为牺牲。例如人类的生命，须靠食用动物与植物来维持。这是我们所无法避免的。

    即令如此，那仍然是对生命的罪恶。

    只因无可避免，便以为那是正当的、当然的，而将残忍的、无情的行为视为平常，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是对“生之意志”的否定，如此一来，自己的生命遭对方否定也就理所当然了。现代社会，战争等残忍行为之所以增多，乃是由于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不再以为破坏生命是罪大恶极，并且变得冷酷无情之故。

    纵然不得不以别的生命为牺牲，我们也不应当失去对生命的敬畏，而应以深切的悲哀与罪恶的意识，来面对不得已的牺牲才是。同时，只因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建立在别的生命的牺牲之上，所以我们也应该为他们付出心力，来拯救他们的痛苦才是。

    果能做到这点，那么世上的罪恶必能一点一滴地得到减少、消灭，开拓出正义、幸福与和平的未来。这样的前进虽然缓慢，但这才是真正的进步，是文化的建设。如果想防范人类的灭亡，那就只有往这条困难的路上走下去……

    《文明的哲学》的骨架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他站在这个基点上，次第地发现、挖深他的思想。在预定中，这些思维将被写成四部著作。

    第一卷是《文化的没落与重建》，探讨现代文化之所以步上灭亡之路的原因。第二卷是《文化与伦理》，一面指陈文化惟有在其根底保持道德，始能开花结实，并从这个立场来检讨古今圣贤与学者的思想一一以上两卷都及时完成，但其余两册则一直未能写成。不过第三卷《敬畏生命》的原稿则已约略完成。

    想来，史怀泽是为了把这本可以称之为他对人类最后遗言的晚年巨著写得尽善尽美，所以慎重复慎重；加上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本身，实在包含着太多的困难，兼之医院的工作又十分忙碌，可资利用的时间实在有限，才会迟迟不能写完的吧。

    话说回来，1915年就这样又到了岁暮的时候。过圣诞节时，他点了去年留下的半根蜡烛。而这半根蜡烛也终于燃尽了。可是战争依然在打，而且几时才能打完，没有人知道。

    离开非洲

    新的一年来临，情况越来越严重，对土人们也渐渐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很多土人被征，充当卡尔门地方的法军脚夫。这些土人成批地搭上河轮被运出去，女人们则在岸边目送，她们久久地还不肯离去。最后，她们还是依依不舍地散去了，但是仍有一个老妇人在那儿饮泣。她的儿子也是被拉去的。

  史怀泽上前安慰她。可是老妇人好像听不到，一直地在哭个没完。突然，博士发现自己也在哭。夕阳的火红光辉照在他们身上。

    他当然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的故乡，他年老的母亲被通过街道的一匹军马踩死。

    被征去的土人们总算回来了。不料紧接着，来势汹汹的一场赤痢，在兰巴伦流行起来。是那些被征去的黑人从卡尔门带回来的。

    史怀泽夫妻俩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勤奋工作了，他们需要休养，尤其夫人的健康情形令人忧心。

    1917年9月，他们又到海边去过了一段日子。回到兰巴伦时，接到一封信——命令他必须搭乘下一班船回返欧洲，进俘虏集中营。

    幸好船期误了四五天，才有时间把药品装箱．，抬进一栋铁皮屋顶的小屋里存放。因为《文明的哲学》的稿子有被没收之虞，所以把目录抄下来，将稿子托一位美国传教士保管。

    离开曾度过了四年半的兰巴伦的日子终于来到。而且身份又是一名俘虏，所以传教办事处的人被禁止为他们送行。史怀泽禁不住感慨万千了。

    当夫妻俩上了船，跟黑人们道别时，天主教传教所的主任犯了禁令冲过来了。他拨开拦阻他的黑人士兵，冲上甲板，紧紧地握住史怀泽的手说：

    “医生，非常非常感谢您了。对于您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无数善举，我实在是不能不道谢一声，所以不顾一切地赶来了。”

     这话总算给了他一丝安慰。

     在俘虏营里

     在船上，闲暇虽然很多，但没法写东西，所以他决定练音乐。当然不可能有乐器，不过方法倒是简单之至——这也是他以前少年时代做过的，就是把桌沿当键盘，地板当踏板，看着乐谱来练习演奏。

    如果把这一类事都写下，那就会没有一个完结了，所以俘虏期间与返乡后的生活，只能介绍个大概。

    在波尔多登陆后，暂时被安排在营房，然后搬到接近法、西边界加瑞松的一所俘虏营，那是一所古老的修院。建筑高大，但已快倾圮了。

    第二天，史怀泽因寒冷颤抖着身子站在中庭时，有个俘虏挨过来，告诉他说：我是个木匠，名叫波凯罗，妻子曾被您医好过病，所以希望能为您做点什么，以为报答。

     可是史怀泽实在想不起这个人和他的太太。

    细谈之下才明白过来，事情如下：战争刚开始时，在兰巴伦的德国人有个时期被送到达荷美的俘虏营。那时，史怀泽想到俘虏们也许会需要，把许多种药品装在瓶子里，贴上写明用法的标签，让俘虏带去。波凯罗的妻子在达荷美的俘虏营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幸好从那个德国人那儿分到了药，才能恢复了健康。

    史怀泽大为惊慌。自己的小小善意，居然也会从这个人传到那个人，结果竟然辗转回报到自己身上。他深深地感觉到，善行绝不会徒劳的，因而大为欣悦。他接受了这人的好意，请他做了一张桌子。

    不用说俘虏营里一切都不方便，在这当儿能够拥有一张书桌，简直是无价之宝了。只要有了它，便可以写东西，也可以练琴哩!

    最使俘虏们难以忍受的，是关久了，意志消沉，什么也不想做。天气好的日子，还可以在周围有高墙的中庭来回地走，碰到雨天，那就只有在廊子上呆呆地站着。没有事情做，也没有心思做什么。运动不足，食物也一成不变，因而食欲消失，营养也失调。万一生了病，马上就恶化，由于人多地狭，所以病人层出不穷。

    这个俘虏营里几乎各色人等齐全，就是没有医生。史怀泽来到后，大家都大喜过望。不过身为俘虏，正式的诊治是不被允许的。但他管不了这许多了，既然人家有求于他，他便欣然为大家看病。俘虏之中有不少是来自非洲殖民地的人，热带病的患者不少，史氏的知识与经验，大大地派上了用场。

    后来，他得到准许，正式为病人看病，也有了一间特辟的医务室。不过史怀泽的工作，不只是为病人医病而已，他成为因俘虏生活而失去活力的人们精神上的医生。忧郁而消沉的人，只要与在逆境里仍能充满活力地工作着的史怀泽交谈，马上就可得到莫大的鼓舞与安慰。

    史怀泽就靠这些工作——行医与执笔写《文明的哲学》的稿子，外加用书桌来练琴——得以过充实的日子。不仅如此，每次与难友交谈，他都那么热心，似乎总想能够从对方学到某些东西。消沉的人，每次谈到自己特长的事，都会忽然有活力起来，所以这种谈话，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史怀泽这边，由于俘虏营各色人等应有尽有，所以即使没有书好读，依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也是他最引以为乐的事。

    最使他兴奋的，是认识了几个吉卜赛音乐家。他们以前是在巴黎的咖啡厅工作的人，经过特别的许可，把乐器带进俘虏营。

    史怀泽刚来不久，其中的一位领导者模样的人来看他。

    “听说尊姓是史怀泽，罗曼·罗兰写的《今日的音乐家》里的阿尔伯特·史怀泽就是您吗?”

    “是的。”

    “好极了!能够跟这样了不起的音乐家在一块，这真是我们吉卜赛人莫大的光荣。今天起，我们把您也当做是吉卜赛的一分子，希望您不嫌弃。”

    从此，史博士就与这些流浪的乐人们订交。一天，适逢史夫人的生日，一大早夫妻俩还没有起床，他们就来到窗外，演奏了一阕动人的舞曲。自从来此以后，由于山区的空气新鲜，夫人的健康情形也好多了。

    大体上来说，史怀泽夫妇在这俘虏营过得还算惬意，不料次年春，突然接到命令，要把他们移到普洛邦司的圣瑞米俘虏营。这真是一项令人难受的命令，虽然提出请愿，希望能仍留原处，但未能获准。

    据说圣瑞米俘虏营是所疯人院的旧址，房舍破败荒凉。当史怀泽来到这里时，仿佛觉得这大房间似曾相识。铁制暖炉，烟囱从长长的房间的这一端通到另一通——对啦!这是梵高画里的景况哩。原来，那位不幸的天才画家，曾被收容在这所疯人院，就在这个房间里，把这满目荒凉的景气描绘下来的。

    当他想起了这一点之后，这铺上石板的简陋房间，被高大的石墙围住的中庭，都给了他奇异的亲切感。而且营主任巴涅也是个明朗而慈和的人。

    想来，梵高一定为这样的石板地板感到烦恼的，尤其强风吹来时，使史夫人感到不舒服，连史怀泽自己也觉得健康情形又开始恶化了。这样的当儿，有时仁慈的营主任会亲自引率病弱的俘虏到外面散步，使他觉得颇为欣慰。

    7月中旬，法德之间举行了换俘，史氏夫妇俩也因而得以离开这俘虏营，回到故乡。在往后的岁月里，史怀泽还一直与这位仁慈的营主任通信，保持不渝的友谊。

返乡与战败

  带着沉重的行李，一次又一次地转车，绕过瑞士，好不容易地才回到史特拉斯堡，可是故乡根斯巴赫还在战地内，所以一时无法回去。申请了多次，总算得到许可，火车只能通到柯马尔，再过去的15公里，只好走路了。

    曾经宁谥而美丽的山谷，如今面目全非，满目疮痍。连森林也被无情地砍伐，被炮火烧焦的枯木孤零零地竖立着。从山那边，偶尔还有炮声远远地传过来。每个村庄都可看见官方的通告，要求人们出外时不要忘记带防毒面罩。

    还好，四面环山的根斯巴赫尚安好无恙，父亲也健康如昔，经常为村民们忙碌着。就只有母亲，永远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前文曾提及，她是1916年在街路上被军马踩死的。

    史怀泽在俘虏营感染了赤痢，受苦已多时，满以为回到故乡以后病可以好起来，事实却正相反，越来越严重了。到了8月末，高烧与痛楚使他再也没法忍受，决定接受开刀手术。他被夫人搀扶着，吃尽千辛万苦才走完15公里的路，来到柯马尔，然后乘车来到史特拉斯堡住进医院。

    病是好了些，但生活问题仍有待解决。正在一筹莫展的当儿，史特拉斯堡市长为他安排了一个市立医院助手的位子。圣尼古拉教堂也恢复了他的副牧师职位。

    生活总算有着落了。但景况越来越糟。尤其德国，粮食缺乏情形非常严重，路上行人个个面有菜色，好像随时都有倒地不起的可能。

    1918年11月，战争终于结束。艾尔萨斯再次割交法国，改称为阿尔萨斯，史特拉斯堡也叫史特拉斯布尔。

    大约两年间，史怀泽未曾离开史特拉斯堡。他有医师与副牧师的工作，音乐方面的进修当然未放弃，文化哲学方面的著作也渐渐恢复执笔，但时当有史以来的最大战役之后，社会动荡，人人都只知活命要紧，什么文化哲学，哪能再顾到呢?

    史怀泽心中好不寂寞凄凉。《文明的哲学》以及其他一些心血结晶的出版，渺茫无期，连付出最大牺牲建立起来的远在非洲的医院，更不知何时方能重建。甚至以前向朋友们及法国的传教会借的钱，都不知何时才能偿还。加上健康情形也不尽理想，1919年夏间还再接受了一次开刀手术。

    只有一次，他离开史特拉斯堡，应西班牙的朋友邀约，到巴塞罗纳。他用那儿的一架了不起的管风琴演奏巴赫，得到空前成功，知道了在非洲的寂寞丛林里研究巴赫并不是徒劳无功。这可说是他惟一的安慰，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他有一段如下的描述：

    “我仿佛觉得自己正像一枚滚进床下不见了的铜板。”由这话也可以看出当时他心境的一斑。

    在这种情形下，他依旧未失去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偷偷地做着爱的善行。最熟悉此中内情的，也许要数架在莱茵河上的桥一端的关税官员了。他常常背着一只背包，为了把一些粮食送给粮食极端匮乏的德方朋友，过桥而去。受他接济最多的，是瓦格纳的未亡人柯西玛与老画家汉斯·托马。

瑞典之行

    “柳暗花明又一村”，预料不到的幸运来临了。1919年圣诞节前，他忽然接到来自瑞典的一封信，是乌普萨拉大学校长，著名的神学家塞德布洛姆写来的。他邀请史怀泽到乌普萨拉大学讲授哲学。

    在非洲时起就深思熟虑过未来的人类文化问题，与文化的根本伦理之关系，终于有了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他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在次年4月，与夫人同往瑞典。

    他的讲授得到空前的成功， “敬畏生命”的思想，引起了普遍的共鸣。乌普萨拉的清爽空气，塞德布洛姆家的沉稳气氛，加上瑞典丰富的食物，也使他的健康情形日见好转。

    另一条路子也拓展开来了。一天，他与塞德布洛姆一起散步，偶然谈到因非洲而债台高筑的情形，塞氏马上怂恿他在瑞典各地开演讲会与演奏会，并且马上为他写了几封介绍信。

    这几次演讲与演奏，又收到了空前的成功。他除了讲文化哲学的问题之外，也介绍了他在非洲的事业以及黑人们的生活情形，到处给听众们带来感动。很快地，有一家瑞典的出版社来请求他把演讲内容印成书出版。瑞典的管风琴多半很古老，音色典雅优美，所以每次演奏都得到好评。

    当他在瑞典过了三四个月打算离开时，已积足了偿还所有债务的钱。另一个更了不起的收获是他有了绝对的自信，只要努力，靠演讲与演奏就可以筹到资金，重新开始在非洲的事业!

    为瑞典的出版社而写的《原始森林的边缘》，是非洲生活的回忆，出版不久，德语版也出来了，但是页数由四百多页增加为八百多页，紧接着英文本、荷兰文本、丹麦文本、芬兰文本也相继在各国推出，使他的名声一下子就响遍全世界。他的收入突增，便辞去了副牧师与医师的职位，一方面从事著述，另一方面决定到欧洲各国去巡回演讲、演奏。

    从这个时候到1924年2月重渡非洲的大约三年间，他的活动情形令人刮目。他重临西班牙，也到过瑞士、丹麦、捷克。瑞典与英伦更是一再地前往的地方。

    这期间，《文明的哲学》的头二卷《文化的没落与重建》、 《文化与伦理》也完成并上梓，另外也印行了以在英国的演讲为主要内容的《基督教与世界的宗教》，畅论基督教与其他大宗教：佛教、印度教、孔子与老子的思想等之异同。此书可以说是史怀泽思想的精髓，而且行文、立论简明，值得每个年轻人细读。

    年轻朋友最感兴趣的，也许要数1924年问世的《童年的回忆》了。此书是他旅行瑞士期间，有一次在苏黎世等了大约两个钟头的车，因一个偶然的机缘产生的。

    事情经过如下：因为等车的时间还长，他便去看一个朋友。这位朋友以饮料款待他，并请他为一本少年刊物写童年时期的回忆。史氏随即为他谈了些少年时代的故事，让这位朋友速记。后来他把寄来的记录修润，添了一些资料，在前往非洲以前就把文稿完成了。

    后来，史怀泽回忆这段期间的生活种种，有如下的记述：

    “这几年间，我是历经了多么了不起的经验啊!我前往非洲时，曾经下定决心要牺牲三件事，即：放弃风琴、辞去大学教职、失去经济独立，依靠朋友接济。这些对我来说是多么难过的事，恐怕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然而，如今这一切牺牲都可不必了。

    “由于巴赫协会送给我的钢琴，加上我克服热带气候的健康情形，因而我并未失去风琴的弹奏技术。而且四年半之间，我在丛林的幽静里，H与巴赫为伍，所以能更深入到巴赫的艺术之中。结果，我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地位，侥幸能更受到尊重了。

    “我离开了史特拉斯堡的教职，也因在各大学的大讲堂演讲而得到充分的补偿。

    还有，我虽然暂时失掉了经济的独立，但如今可以靠风琴与笔来赚钱了。

我能够免除了这三项牺牲，在我来说，真是使我内心为之鼓舞奋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