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生涯

史怀泽在圣尼哥拉教堂的工作是主持下午的礼拜，以及儿童礼拜，关帮将届青年期的少男少女准备坚信礼。这种准备教育，通常需要两年。

父亲是牧师，他自已也觉得牧师的工作极富深刻的意义，所以他以满心的兴奋从事这项工作。

他所得的薪金是月棒100马克。这个数目是非常微薄的，可是圣托玛斯神学舍的餐费极低廉，因此一向过惯朴实生活的史怀哲，从不觉得有何匮乏。加上这种工作闲暇较多，有充裕的时间供他从事学问、学习音乐。这一点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

    史怀泽在教堂的工作当中，用力最勤的是帮少男少女们准备坚信礼，这是因为他曾为坚信礼吃过苦头，他一心希望小朋友们不致再蹈他的覆辙。

    他每周三天，从早上10点到11点，担任男孩子们的准备教育，并且尽可能地使上课快活而自由。他让学生们自由地发问，并与大家一起讨论。

    当时的人们为了保持信仰的纯净，认为信仰必须与理性分开。故此，年轻人依自己的想法而对《圣经》里的文学抱持疑问，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事。当年为史怀泽准备坚信礼的牧师，也正是这样的人。

    然而，根据史怀泽的看法，信仰与理性绝不会互相违背。如果遇到发自理性的疑问，便会产生动摇，那么这种信仰又怎么会有价值呢?这一点也正是史怀泽的思想与信仰的根本，终其一生都坚信而不疑的想法。当然，他的这种想法并非普通的合理主义。史怀泽非常明白，人生有不计其数的不幸、罪恶与矛盾。碰到这样的不幸与罪恶时，如果信仰经不起理性的检讨，那么它只有崩溃。信仰必须是耐得住这些人生的悲惨与邪恶，并且还要能给予人们慰藉与鼓励，使人们体认人生是有意义的。这个信念，也就是史氏日后在非洲的丛林里，结晶而成为肯定、敬畏生命的思想之胚胎。

    因此之故，他对学生们所认真提出来的种种疑问，表示欢迎。他相信信仰必须从多方面来检讨，让它无所畏惧于任何疑难，这样的信仰才是人人所不可或缺的。

    另一方面，史怀泽也知道在年轻时期烙印在心板上的美妙语言，常常可成为人们一生的支撑。所以他每堂课结束前的十分钟，都一定反反复复地念《圣经》里的话或圣诗的词给学生们听，也让他们背诵。

    史怀泽的这种教育方式，直到以后才被证实是正确的。第一次大战时，很多人对基督教信仰有了怀疑，最后还悻悻然离它而去。可是被驱向战场，在战壕里送走了几年岁月的当年学生们，战后回到家乡，便去拜访从前的老师说：

    “老师把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锻炼成经得起一切理性的怀疑，使我们在那种悲惨的战地生活当中，仍能免于绝望。因此，我才能不致失去信仰，不致失去对存在于人心里美丽事物的信心。”

学者、音乐家

没有坚信礼准备教育的春秋假期，有好长一段期间的休假。春假期间，史怀泽多半前往巴黎的叔叔家住下来，到魏多老师那儿去学音乐。结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也是卓越的音乐研究家罗曼·罗兰，正是在巴黎逗留期间的事。

    秋假，他常在根斯巴赫的老家与父母住在一起，致力于读书及著作。

 ——我专心一致从事学问与艺术，到30岁就要结束，那以后我要贡献一切，为别人而努力。在那以前，一定要在学问与音乐方面，留下相当的成绩才好。

    史怀泽早就抱定这样的决心，因此时间对他，比什么都来得珍贵。他集中精神，不厌不倦，全力以赴。除了偶尔上一趟巴黎以外，差不多没有出去旅行过。

    他被任命为神学舍舍监，年俸也增到2000马克，并且还有一幢很洁净明亮的宿舍。可是他依然把学生时代起就用惯的房间充做读书写作的地方，保持从前做学生时的心情，努力研究。

    乍看，他的日子过得单纯、平凡，但随着岁月流逝，努力的果实也渐渐显现出来了。

    1901年，他出版了论文《教主与受难的秘义》。这是前文里曾提及的，从未世论的见地来有力地阐释耶稣的一生与教训的专论，印成约一百页的书。这部论文普受学术界的赏识，第二年春，他便应聘为母校神学系讲师。

    在大学里，他主要是讲《圣经》。接着，他又倾全力来研究前人对耶稣生活的看法，完成了《耶稣生平研究史》。这是一本大型版本字体密排，厚达四百余页的巨著。此书就是从那一次大演习当中发现到的疑难出发，给历来的耶稣传研究来了个总结的著作，也是史怀泽的代表作之一，1906年上梓，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他确定了作为一名学者的地位。然而，只因他的主张过分大胆，故而反对他的人也不少。特别是史氏认为：耶稣对人世下过严厉的判断，认为现世非绝灭，神之天国便不会来临——这种末世论式的见解，有些人认为是破坏基督教信仰的主张，而加以责备。

    尽管如此，史怀泽的信念丝毫不动摇。他相信：我的见解是根据福音书里明载着耶稣的言行而来的。耶稣的期待虽然落空，但耶稣所留下来的教训，依然含着永恒的真理。即使耶稣的想法有所谬误，吾人对耶稣的爱与尊敬，丝毫不受影响。我们只要把我们靠理性来判断，结果不能相信的，或者谬误的，予以抛弃，并相信他的教训当中属于永恒的真理的部分，这不就够了吗?

    他有热烈的信仰，另一方面却又是尊重理性的哲学家。他的见解终于占了上风。不久《耶稣生平研究史》被译成英文，他的名声遂远播到全球每个角落。

    与研究耶稣生平同时，史怀泽也执笔写有关巴赫的生涯与音乐的书。前文里已提过，这是在魏多老师怂恿之下写的，为的是供法国音乐学校的学生们看的巴赫入门书。

    既然是人门书，内容便不必太深入，也不必太艰奥，史怀泽原本是轻易接受这个差使的，不料开始执笔以后，生就的一副穷根究底的脾气，使得他非彻底做好这件工作不可，于是稿纸越积越厚。他把两年间的公余时间全部投进去，并且他的母国语是德文，法文他并不算十分在行，因此写起来也就格外吃力。不过辛劳总会有代价的，1905年，他的这一本《巴赫》问世以后，被认为是自有巴赫的研究书籍以来的最高水平的著作，使他一跃成名。

    这一年，巴赫协会成立，他的名字也与当时闻名全世界的乐坛名流巨匠杜卡斯、佛勒、丹第、魏多等人并列，为该协会的创办人之一。

    《巴赫》虽是为法国人写的入门书，但在巴赫的祖国，也是巴赫研究最进步的德国，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于是一家出版社便请他译成德文版。他又轻易地接受了，还以为翻译并不要费多少工夫，没料在这一件工作上，他又发挥了他一贯的精神。

    他想：如果是给法国人看，那个样子已经够充分了。可是祖国的人们是更熟悉巴赫的，有关巴赫的知识更深更彻底。要给祖国的人看，非有更充实的内容、更深入的见解不可。反正要改写，那就来个彻底的改写吧。

    主意立定，史怀泽便把法文本丢在一旁，从头开始了研究。于是为了这本书，他又足足花了两年岁月，德语版方始写成。法文版只有455页，而德文版则达844页，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部皇皇巨著。

拯救老式风琴

    从事深入的巴赫研究，使史怀泽痛感非同时深入研究老式管风琴不可。前面也提到过，在现代化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管风琴，在音响的宏大与种类的繁复上面，确实是有很大的进步，但史怀泽总觉得这一类新风琴的音色，却比不上老式风琴的美妙。

    1896年，斯图加特的教堂装设了一架新的风琴，被认为是机器技术的伟大成就，轰动一时，报上也出现了不少称赞的文字。当时，史怀泽正在旅行途次，听到这个消息，不惜绕了一大段路去参观。教堂里的司琴也是一位名家，特地为了这位风琴界名人西林嘉的外孙奏了一阕巴赫的赋格名曲。

  史怀泽手捂着胸口，倾耳聆听。演奏者的手法确实不同凡俗，音色之洪亮，的确令人赞叹。他差一点就为机械文明的进步倾倒了。

    但是，史怀泽很快就听出毛病来了。乐声就是一件乐器的生命，偏偏这几乎是伟大的乐器，琴声竟是大而无当的，甚至还是僵硬的。老式的乐器所有的一种沉沉的美，它一丝也没有。尤其高音部分，不容易辨别出个别的音，只是响成一片，往耳朵里扑进来——这个样子，即使外表上更堂皇，在声音方面也是一项严重的退步，史怀泽清楚地听出了这一点。这以后每有机会，他便去试听，可是每个地方的新风琴都有相同的缺点。

    最可怕的是当时换装新式风琴成了一时的风尚，老式的风琴一架架地被毁去，换上了用机器制造出来的东西。这样下来，从前的高手们精心制造出来的无价之宝，不消多少时候就会被毁灭净尽，全部由徒具堂皇外表的机器产品取代。

    史怀泽是牧师、学者，又兼而为音乐家，三份工作经常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可是一想到这种情形，他还是不能默尔而息。他下定决心，要独立拯救全欧洲尚余的老式风琴。老风琴应该尽一切可能来修缮、保存；新风琴的制作，不应当全部交给厂商，必须重加检讨音色，务使发出可与老风琴比美的音色；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应当厘定管风琴制作的国际规模——史怀泽这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多，牵涉也愈见广泛。

    他仆仆风尘，前往法国、荷兰、奥地利各地，德国境内更不用说了，为救老风琴而奔走。他也经常与一些朋友争论，老风琴应该修理呢?还是应该拆除，装设新货。老风琴改造的设计书，也不知写过多少种，为此而写的信件，多达数百封。可是世上的人们多是势利而眼光短浅的，大多数的人都因为大量生产出来的风琴，价格既便宜，外表又堂皇，因而不肯听他的话，使得他的奔走呼号，多半归于徒劳。

    这种情形，常使史怀泽觉得伤心，为自己贸然承担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懊悔不已。然而，他不是容易灰心的人，他仍然认为这件事值得坚持下去，何况为保存美妙的风琴的命脉而战，等于是为真理而战，他鞭策自己，奋勇努力。

    他为管风琴而从事的战斗，前后历30年之久。1909年，国际慈善音乐会议在维也纳召开，史怀泽在这会议席上首次提出了“制造管风琴的国际规章”，他的这项意见，竟在22年之后，方始得到国际性的认定，成为风琴制作规格的标准。这时，史氏早已置身非洲丛林，为土人们展开了医疗工作。

    他的一位朋友曾揶揄地对他说：

    “你在非洲救的是老黑人，在欧洲，救的却是老风琴啊。”

    到了史怀泽上了年纪以后他还能在史特拉斯堡的圣托玛斯教堂，以及许多欧洲各地的教堂，听到古老的管风琴仍然发出古老而美妙的琴声，他的辛勤终究没有白费。

    寻觅服务人群之道

    这期间，他的30岁生日渐渐接近了。这是他所订的。必须放弃学问与艺术的世界，开始为人群直接献身的年龄。

    如何服务呢?做怎样的事才好呢?他一直都没有具体的构想。

    ——我到底会走向哪条路呢?想到这里，史怀泽的心头便不免有一抹不安。不过他绝不焦急。

    早在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代，他就参加圣托玛斯神学舍的同学们所组织的“托玛斯服务队”，每周往访贫穷家庭，致送从援助者那儿捐来的救济金，并写有关这工作的报告书。为了筹集这方面的基金，也曾遍访过赞助者。

    1903年，他当了神学舍的舍监，有了一个明亮洁净的宽敞房间。他灵机一动，想利用这房间来收养若干个孤儿，便向附近的孤儿院与救济机构提出申请。可是这些机构总是有些心胸狭窄的人，而且手续繁琐，未能接受他的申请，于是这个计划没有能付诸实现。

    他只好放弃照顾孤儿的想法。继而一想，照顾孤儿既不行，那么何不为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以及出狱的前科犯尽尽心力呢?他参与艾隆斯特牧师正在从事的工作，每天下午1点到2点，访问需要一夜之宿或急需救济的人，帮他们解决困难，作为他这方面工作的开始。

    这个工作，他也采取了独特的方式。别人是让求助的人在窗口苦等，同时调查那人的情况，也往往旷时费日。史怀泽知道这些不幸的人值得怜悯，所以认为实在不应该为这样的事而使他们烦恼。他接受了申请，马上遣走对方，当天内就骑着脚踏车去访视，判断情况，可给予济助的，当场就给，绝不拖泥带水。

    当时，一个贵为牧师的人，骑脚踏车被认为是有失身份的事。可是如果光靠双腿来跑，所费时间太多，谈不上效率，并且不幸的人们又在眼巴巴地等着救援之手。史怀泽想到这些，对于责难他的人也就不以为意了。

    然而，这件工作终究也未能使他感到满意。这一类工作，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团体来做，效果是极微的。而史怀泽所希望的，却是私人的，有充分自由的，而且是独立的工作”。我希望能够从事绝对私人而且独立的活动”——他在回忆录里这么写。这一方面是由于非如此便不能自负全责，全力以赴，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近代人，他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所以才有这种期望。

     因此，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也愿意参加任何团体来从事活动，但他还是希望找到一件能让自己付出全心全力，以一个自由人来为人群服务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终于在一个奇异的方式下让他发现了。

主的启示

    1904年秋的某一天，他上完课回到圣托玛斯神学舍的寓所。桌上一本有绿色封皮的小册子映人他的眼帘，是来自巴黎的传教士协会的月报。

    他在开始自己的工作以前，随手拿起来翻开看看。他看到一篇文章的题目：“刚果地方传教士之所需”。

    从小，史怀泽就听到非洲黑人的悲惨情形，以及在那里从事艰辛布道工作的传教士们的活动情形，感到深切的关心与同情。

    那是他从父亲那儿听到的有关友琴·卡沙里的故事，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卡沙里是法国的传教士，到非洲的拔司特地方，吃尽千辛万苦，为可怜的土人们传播福音。父亲是在每月一次的为传道会而设的礼拜，从卡沙里的回忆录翻译过来，将此人的生平与事业讲给大家听。那以后，阿尔伯特的心里就深深地镂刻着对不幸的非洲土人的同情与怜悯。

    以后每逢前往阿尔萨斯的首都科鲁马鲁的机会，他就一定去看在练兵场上的布流雅将军纪念碑，在那儿流连忘返。这座纪念碑是在科鲁马鲁出生的著名雕刻家巴多第——也就是矗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的作者——的杰作之一。但是，吸引住史怀泽的，并不是将军那威仪堂堂的丰采，而是因为将军脚下，刻着悲悒地沉思着的黑人雕像。它有赫拉克雷斯般的结实体格，但表情却显出无尽的悲愁，简直就是那些受尽欺凌迫虐的不幸民族的写照。每次看到这缄默不语的雕像，他的思念就不由自己地神驰于那遥远的黑暗大陆。

    此刻，偶然地接触到这绿色小册子上的几个字，他打消了马上工作的念头，开始看那篇文章——或许这正是一种命运之神的安排吧。因为照往常的情形，由于他工作十分繁忙，这一类东西他是不会过目的，总是随手一搁，放在书架上，以后就任其蒙灰积尘了。

    当他看完了那篇短文“刚果地方传教士之所需”的时候，他的一生命运就这么决定了。

    这篇短文是巴黎的传教士协会会长写的，在叙述了非洲土人的种种悲惨境遇之后，说明传教会因人手不足，加蓬地方救济土人的工作，几乎无法着手。末了是如下的一句话：   

    “人们哪，教会正在迫切地需求着，对于主的一个招 手，马上回答：‘主哦，我愿意去，的人。”

    史怀泽静静地放下那本小册子，回到他自己的工作上，然而自从当一个学生时起就继续过来的摸索，就这样结束了，他已经下定决心，到非洲献身于医疗土人的工作。   

    他所预拟的30岁的生日，正好就在几个月之后。他深深地感谢神赐给他这么一桩可献出终生而无悔的差使。

    这么严重的抉择，竟然这么轻易地，而且一无兴奋地，在一瞬之间即告确定，实在是令人不敢置信。可是历来伟大的决心，很多都是这样翩然莅临的。

    不错，他的决心是在一瞬间下定的。然而，我们似乎    ]也不妨说，那正是自从他在小学时与一个同学打架，结果拒绝肉汤以来，花了这如许多的岁月寻觅过来的。时机是渐渐地成熟的，于是主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招手。因此，能够回答：“主啊，我愿意去。”再无慌乱，更无兴奋。他只有一种满足：“我终于找着路了。”以及静穆如止水的史怀泽传——爱与思索的一生决意：“我一定贯彻到底。”

    也因为如此，他不必跟人家商量。连双亲与老师直到开始行动都没有透露，因为他不希望受到无谓的议论与反对。

決心渡非

    到次年元月14日的30岁生日，他的渡非计划已全部拟定好，而且一个哲学家、音乐家的他，竟然决定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而去。

    他是完全不谙医学的，这样的他为什么立定了这么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呢?

    第一，是他想不是靠语言，而是靠行动，来传播基督教所强调的爱。同时，他也想到，为了救受疾病之苦最多的热带非洲土人，去行医是最恰当的方式。促使他下定决心渡非的那篇传教会小册子上的文字，也明白叙述着医疗人员的欠缺。

    第二，由于他对基督教的大胆见解，有不少与教会格格不入之处。因此，他设想到也许教会方面会反对他以一个传教士身份渡非传教。果不出所料，当他日后以一个医师的身份，准备到非洲去时，还面临了种种阻挠。

     不用说，史怀泽一直都是在研究神学、哲学、音乐，而医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如果要当一名医师，那就得从头学起。而且到非洲去医治土人，光学一专门的科目是不够的。想象中，必须当一名万能医生，才能应付那种局面。此外，在那蛮貊之邦，想必有不少未被欧洲医学界所知的病症。光是这么一想，便知那是多么不得了的事。    ‘

    这还不打紧，史怀泽已经是个30岁整的人了。记忆力非比当年年轻力壮时是不用说的。医学的各部门都有繁琐的学问，简直多如牛毛，以一个30岁的人，能不能从头学起这门令人头痛的学问呢?

    这些不安，有时也掠过史怀泽的脑际。可是他发下了重誓，凭借自己的健康与毅力，一定要完成这个心愿。他确也有完成的信心。

    这一年l0月13日，他从巴黎给双亲以及若干亲近的人发出了几封信，告知已下定决心，想做一名医师，前往赤道非洲。

    他的这个决心传出以后，惹起了一场可怕的冲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双亲与亲友们还埋怨他为什么在下定这么重大的决心以前，不肯跟他们商量。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辛勤奋斗了这许多年，好不容易才争来的学问与教养，竟然一夕之间弃如敝履，而去从事完全新的，也完全陌生的工作，实属愚不可及。

    ——为野蛮人服务，实在不必由有天才的人来做。适才适所，是社会上做事的最高原则，那种工作，就让适合的人去做好了。你还是应该献身于学问与艺术的世界才对。这才是对人类的最伟大贡献。

    听到了史怀泽的决心，最感愤懑的，也许该数视他如己出，免费教他风琴的魏多老师。这位老人发了疯一般地向他怒吼：

“你以为我为什么那么热心地，把风琴弹奏的所有秘密都教给你吗?是看中了你，想把面临失传的这种美丽的音乐，传给后世的。这样的你，怎么可以把风琴一把丢弃，跑到非洲食人族的地方去?你去了又怎样?能把他们怎样?你知道这是对我、对风琴的背叛吗?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也有人说：

    “他是不是因为失恋了，所以疯了?’’

      另外的人说：

    “他江郎才尽了，知道自己做一个学者或者音乐家，都不会有前途，所以想干一件叫人想象不到的事来出出风头。他是个爱名的野心家吧。”

     最使史怀泽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连平时满口仁爱，力陈牺牲自我，为不幸的人们服务，传播基督伟大精神的人们，除了极少数之外，也都异口同声反对他的决心。

     然而，不管人家怎么说，他的决心毫不动摇，也未失去他的沉着。他忍耐着，静静地向反对的人说明自己的决心，以及计划的步骤。

看他那种沉静稳重的态度，任谁都会知道他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做着罗曼蒂克的梦，更不可能是沽名钓誉的野心之徒。也不会有人怀疑，他确实是诚心诚意想献身于不幸的人，是发自对耶稣基督的虔诚信仰的，也是来自纯真赤诚的希冀。

    随着真相趋于明朗，人们的惊诧与责难便也渐渐地变成深挚的感叹。他们开始为他感到惋叹，一个早已是世界第一流的学者、音乐家，居然要抛弃他的学问与艺术，做一介医师，跑到非洲丛林里去，没有比这更可惜的事了。他们也为史怀泽担忧，一个年届30的人，从头学医，究竟能不能学有所成呢?

    的确，史怀泽的计划是一项可怕的冒险。

    但是，他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是这样一个热烈如火的理想家，却又不失去其冷静为千年雪的思虑，而且还具有大胆的实践力。不是徒托空言，只会做梦，这就是史怀泽的本色。

    不必人们来提醒，学医需要多少岁月的刻苦奋斗，史怀泽是非常明了的。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有钢铁般的自信，这就是史怀泽。

医科学生生涯

    在史怀泽写信禀告双亲渡非决心的那个月月底，他就向医学院长提出了听讲申请书。

    医学院长起初也以为史怀泽发疯了，差一点没把他送到精神医师那儿去。但是在明白了史怀泽的真正企图以后，院长也深受感动，准许他全部免缴学费，出席医科教室去当一名学生。

    史怀泽艰辛而漫长的医科学生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时在1905年10月，他整整花了七年岁月，在1912年末始完成学业。这里无暇细述其间详情，一言以蔽之，那是无止无境的与疲劳困顿的战斗。

    一方面，他还是神学院的一名讲师，圣尼哥拉教堂的副牧师职位也未曾放弃，必须依时主持礼拜讲道，正在从事的著作也不能够半途而废。

    当史怀泽刚进入医学院时， 《耶稣生平研究史》与《巴赫》两书都还没有完成，加上巴赫协会的演奏会上。他是管风琴手，每场都得参加。因此每逢试演或演奏会。他都得随团到巴黎、西班牙、维也纳等地。拯救老式风琴，也非坚持下去不可。

    在中学时期，自然科学是非常能吸引他的功课。他完成了《耶稣生平研究史》以后，猛然地向医学研究的基础一一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学等课程挑战。他在这些学问里，发现出前此研究神学与哲学的期间所不能接触到的确实而具体的知识，因而感到深切的喜悦。

    史怀泽向来的脾气是一旦开始一门功课的研究，光是为了应付考试，他是绝对不能满足的。他一定要深入一层，穷根究底。在医学方面也正是这样，所以他的工作负担也就越来越沉重。

    1908年5月，各种功课总算学习过了，到了要参加考试的阶段，他这才发现到还没有完成应考的准备。我们这位不知疲累为何物的努力者，不免慌了手脚。

    “不是早告诉过你吗?您还是来参加我们的‘应考协会’吧。我们会告诉您可能出什么样的问题。”

    听了年轻同学告诉他的这一番话，史怀泽终于也加进了他们的协会。他们调查教授们出题的情形，猜测哪一位出怎样的问题，然后商议如何应付，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手法。

    史怀泽对药物学特别有兴趣。担任这门学科的是史密第堡教授，世界闻名的玄参研究学者。

    “怎样?你们认为史密第堡教授会出玄参吗?”史怀泽问问伙伴。

    一个同学查了半天资料才说：

    “不太可能，这几年他都没有出这方面的问题。像他那样的大学者，好像不大喜欢拿自己拿手的东西来考人家的。”

    另一个同学也从旁插嘴说：

    “那个老头，脑筋可不简单哩。像玄参，正面来准备也没用的。”

    这个同学还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如下：

    不久前，阿尔萨斯的一所市立大学，请解剖学的史瓦培教授到校做一场人类学的演讲。讲人类学，无论如何得触到进化论。根据宗教上的说法，人类是神依照他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可是进化论把这样的人类说成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因此当时进化论还受到各方面的严厉指责。史瓦培教授很担心这一点，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跟史密第堡教授商量。史密第堡告诉他说：

    “别管这些，把达尔文的学说讲讲算了。不过‘猴子’这个词儿，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样，保证他们对达尔文的学说和你的演讲都满意。”史瓦培教授果然照做了，

结果演讲得到了空前的成功。

    大伙儿听得哈哈大笑。

    史怀泽也觉得跟这些快活的青年们在一块，实在获益不少。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顺利通过了考试。

    这位可尊敬的老教授史密第堡，几年后还与史怀泽在一个料想不到的地方重逢。．

    1919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打完。大战一开始，史怀泽就被俘，从非洲被遣回故乡。一天，他路经史特拉斯堡的诺多夫车站，看到一群德国人被法国警官驱赶着正要上火车。他们是被放逐，正要返回德境的人们。

    史怀泽停下脚，以侧隐之情看着这一群不幸的人们。突然，他在人群中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老人背影。上前一看，竟是衰老得几乎叫人认不出的史密第堡教授。

    老人抱着一只好大的纸包，好像那是多么宝贵的东西似的，法国警宫一个个检查德国人的物件，还下令他们丢弃。老人看到那种情形，又慌又急，令人不忍卒睹。

    “史密第堡老师，您怎么啦?那包是很重要的东西吗?”

  史怀泽连忙上前说。

    “嗯，这是我花了最后心血整理出来的有关玄参的论文。”

    难怪老教授那么死死地抱住它。史怀泽深深地感动着向老教授提议：

    “老师，让我暂时帮您保管吧。老师到了安全地点以后，把尊址告诉我，我会寄去给您的。”

    史怀泽接过了这一包文稿，后来才寄还给老教授。这部文稿不久出版了。好像此书一出，老教授就放心了，不久也就逝世了。

    考试及格后，主要只剩临床讲义，史怀泽总算稍稍松了一口气。为了研究医学，他不得不辞去舍监职务，不但收入减少，费用却又增加了些，使得他这几年间在经济方面也吃了不少苦头。好在这一阵子演奏会有了些收入，《巴赫》的销路也不差，版税收入意外的多，总算不必再为钱而烦恼了。

    1911年，他参加国家考试，12月17日接受最后一堂外科的马德隆教授的考试。

    考毕，他与担任考官的教授一起，从医院步人冬天的黄昏里。他没有几年来刻苦研究医学的努力已告终的实感。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并肩走着的马德隆教授不止一次地告诉他：

    “你就是因为这么健康，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如果换另一个人一定办不到。”

    这话，在他听来都好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非洲之行的准备与结婚

    漫长的研究医学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剩下的就只有在医院里的实习，以及完成学位论文而已。

    在论文尚未脱稿的当儿，他就开始前往非洲的准备。1912年春，他把大学的讲师、尼哥拉教堂的牧师职位，也都全部辞去了。尽管早已下定决心，可是一旦真的与多年来未曾须臾或离的教堂和大学赋别，他终究也免不了伤怀、寂寞。

    ——我恐怕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吧。

    想到这里，他甚至再看一眼那耸立的建筑，都觉得受不了。他决定在前往非洲以前，最好能避免从大学与尼哥拉教堂旁边走过。

    尽管无职一身轻，但为了远渡重洋前往非洲，种种准备工作依然使他忙碌不堪。申请学位论文意外地花了不少时间，一年多之后始完成。不仅如此，作为《耶稣生平研究》而着手的使徒保罗的研究，竟也因为他那一贯的彻底作风，而成了庞大的分量。他没法在出发前完成，决定带到非洲去继续做。与魏多老师合作的《巴赫》新版，也开

始撰写。

    为了在非洲的工作，热带医学的研究也是不可缺的。最后，为了在那里过几年，开办医院所需的物品也非买齐不可——从家庭里的用具类，到一切药品与医疗器具。甚至连同绷带纱布之类也是不能少的。而为了这些，他还得先筹措资金!

    这一切琐事，都是史特拉斯堡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的女儿海伦·布勒斯劳热心地帮他做的。从文稿的誊写、印刷的校正，到未了连一些琐碎物品的购买，她都那么勤奋而绵密地，而且诚心诚意地帮助他。

    1912年6月18日，史怀泽与这位小姐结婚了。

    史氏在他的自传里，几乎没有提到这桩婚姻，因此他们之间有过怎样的罗曼史，不得而知。从史怀泽一向的生活情形与个性看来，想必不曾有过动人的情史。但是他们之间有着深挚的爱情与信赖，这可从往后他们长久岁月的美满共同生活中看出来，是无可置疑的。

    海伦夫人在新婚燕尔期间，也勤奋地从事购物及帮忙打包等琐务，另一方面为了帮助夫君的医疗工作，努力学习护士的工作。

    筹集资金也使史怀泽吃尽了苦头，不过到了这个阶段，原先激烈反对他的朋友们也都尽弃前嫌，诚心给他援助。尤其史特拉斯堡大学的同事们和圣尼哥拉教堂的信徒们，给他最热烈的支援。魏多老师最为热心，为此举办了好多场演奏会，把门票收入悉数捐出来。不但如此，魏多还建议巴赫协会，为了酬谢历年来史怀泽对协会的贡献，特地订制了一架在热带地方也不致走板的管风琴兼用的上好钢琴，送给史怀泽。

    就这样，必需物品的购置、到非洲的盘缠，以及支持医院一年间所需的经费等，都有了眉目。

    于是史怀泽向巴黎的传教士协会申请自费在欧格威河畔的兰巴伦设置一所医院的许可。兰巴伦是当时法属赤道非洲的传教活动中心地，现今此地已获得独立，成立了加蓬共和国。

    当该地区所迫切需要的医师，不但自告奋勇出来了，还是不需分文的。而这样的申请，竟然也未能马上就获得接纳。前文里也说过，这是因为史怀泽对基督教的看法过分大胆，使不少信徒们感到不安之故。同样服膺耶稣遗训的人们之间，竟有种种教派的对立以及看法的不同，有时葚且还有争权夺利的情形发生，真是奇异的事，可是这恐怕也是人之常情，是无可奈何的吧。

    幸好协会的理事长是明智的人，他理解史怀泽的心意，劝服了反对的人们。史怀泽也不辞辛劳，往晤每一个委员，向他们披肝沥胆。

    史怀泽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但他还是不得不同意只从事医疗工作，信仰上的事绝不置喙一词，作为条件。

    他本以为这样就可以顺利成行了，没想出却又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史氏所有的医师执照是德国的，依法在法国领土上不能通用。

    这个问题也靠一位有力人士的关注，好不容易才得以解决。

    这一次，史怀泽可以真正成行了。从他进医学院时算起来，已过了近8年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