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今，史怀泽不只是在非洲丛林里行医的一个医师了，他已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伟人。向他求助的人，不仅在非洲，在欧洲，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为了事实上的需要，此后他经常往来于欧非两洲之间。

从1933年春起第四次非洲之行，滞留在非洲约一年。

1935年的前半年，第五次滞留非洲。

1937年元月，第六次非洲之行。

    这其间，全世界人士为他的64岁生日举行了盛大庆祝，欧洲各大学所致赠的神学、法学、音乐等的名誉博士学位，不知凡几，他为一家唱片公司灌制了巴赫的风琴曲，风行全球。

    1938年是医院创设25周年。为了纪念史博士的这项伟大事业，住在欧格威河流域一带的白人共同筹集了9万法郎，打算为医院购置X光设备。可是史怀泽觉得目前还不太需要，便征得捐款人们的同意，用这笔款子买了大批的药品。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些药品给了医院意料不到的助益，否则恐怕又要发生因战争而药品不继的窘境。

    这一次前往非洲，预定逗留两年，1939年元月，史怀泽便又踏上返乡的旅程。航行毕司凯湾时，从广播听到了希特勒占领了捷克的消息。欧洲的政客们为了怕战争，想与希特勒妥协，史怀泽倒不敢信任这种绥靖主义，知道另一场大战已无可避免，便决定战争期间坚守在兰巴伦的岗位。他以为这是他责无旁贷的事。

    于是在故乡，他赶忙为家人们安排好战争期间的生活，买了医院所需的药品以及其他物品，连喘一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便匆匆地回到非洲。其后，他还一有余款就购储药品与粮食，有医师或护士想回欧洲，他为他们安排行程。他预料到战争会拖上好长一段时间，为了节省药品与粮食的消耗，尽可能地把轻症的病患与助手遣回他们自己的部落。这一来，医院就忽然变得寂寞了。

    战争果然打起来了。希特勒进兵波兰，继而向西、向南掀起了闪电战术，一路势如破竹，英法也对德宣战。在非洲，木材业又一次落人停顿，工人们也失业了。史怀泽反倒以为这是良机，把这些失业的土人们找来，让他们开垦森林。不久，他的农场扩展到九十公亩之大，所需食粮几乎可以自给自足了。

    1940年，法国那么不堪一击地就屈服，兰巴伦也孤立了，但医院不再关闭，照常进行原来的医疗活动。不久，在这非洲的殖民地又打起了傀儡政权维琪派与戴高乐将军派之间的战斗，不过双方都尊敬史怀泽的事业，未敢让战火延烧到医院。最后，戴高乐派获胜，才得以跟美、英、瑞典等国恢复了联系。

    然而，这时医院里只剩下已届老年的史怀泽，以及男女医师各一名，外加四名护士而已，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已累得半死。

    就在这当儿，史怀泽夫人奇迹般地从战火弥漫的欧洲来到。战争爆发以后，夫人就到瑞士的女儿家去住，法国战败后才搬到南法来。她想象到在孤岛般的兰巴伦，丈夫跟他的同事们过着困顿艰辛的日子，再也待不下去了。她通过红十字会，一次又一次地向盟军当局请愿，好不容易才获得赴非的许可，先到中立的葡萄牙，从葡萄牙前往葡属西非，最后靠汽车横断比属刚果，好不容易才抵达兰巴伦。

    史夫人的来到，不但使史怀泽惊喜，也给同仁们打了一针强心剂，让大家一下子从奄奄一息中复苏过来。于是大家又奋勇地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然而，药品与医疗器材的存量尽管曾经一度颇为可观，但补充无门，也就应了“坐吃山空”这句话，到了1942年春，医院终于又面临危机了。

    总算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即将陷入绝境之际，大批的医药用品从美国寄到，接着从英国、瑞典也相继寄来，医院乃得以再次恢复了活力。

    可是战争依然在打，兵燹处处，生灵涂炭，而史怀泽他们也疲惫困顿至极。史怀泽勉强支撑着老躯，他甚至自己都弄不懂何以能在这严酷的非洲气候下，能支持这么久而未倒下来。

    1945年元月14日，史怀泽终于在非洲迎接了70岁生日。医院里为他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战争虽未打完，但已接近尾声，而欧洲方面也没有忘了这一天。各地方的广播电台都为老人安排了特别节目，给他最崇高的赞扬与颂祷。

    英国还用电报告知他特别节目的播放时间，可是医院里一直都还没有收音机。幸好一个白人病患携有小型收音机，所以时间一到，大家便聚集过来了。

    首先是主持人介绍几位名人的祝词、颂词，继而是巴赫的唱片。那是十年前，史怀泽在史特拉斯堡，用那儿的一架了不起的管风琴灌制的。史怀泽自己不用说，在场的每一个听众都深受感动，倾听这远渡重洋而来的并不十分清晰的电波。

    虽然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医院里工作一如往常。中午时分，有个肠闭塞的病人被抬了进来，情况紧急，非立即开刀不可。史怀泽由一个医师来当副手，亲自执刀。这一天特别闷热，手术备感困难，两个医师马上就热汗淋漓。为了避免把汗水滴在病人身上，黑人助手得不住地为他们揩汗。

战争告终

    战争过去了。长夜漫漫，博士在狭隘的工作房里不能入寐，辄苦苦思考20世纪的人类，为什么能够离开了思虑的畛域，而在暴力的喜悦里找到他们的出路。他知道真正的战斗还没有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战事依然不能终结。人们几时才能知道真正的战斗，并不在“反对警察国家、集中营、煤气室的自由精神”呢?

    真正的战斗，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并且在想赚钱、拥有、破坏、控制的人类冲动，与牺牲、救赎、医治、守护、重生、爱心等要求之间进行。当看来和平好像来临的时候，敲响钟声是不错的；医师与护士们因残杀的告终而浑然忘我，也是不错的。然而新的重担却在这当儿，罩在史怀泽的心头。这重担就是：忧虑所有的，以为幸福已来临，而懵然不觉眼前苦恼的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

    在兰巴伦的燠热、烟雾蒸腾的空气里，即令和平已来临，可是生活仍然与战争期间一般无二。土人们不是划着小舟从河上来，便是穿过丛林里长满杂草的小径来到。他们是病人与看护病人的家属们。他们在指定的地方等候。他们毫无例外地被这位白发人物的魔力所惊慑住，而一如被斗篷裹住一般地，给裹进他的魔力之中。当他们听到苦恼已治愈，死亡的不安也被排除了的时候，他们的不信任感这时顿然消失。这些看护的人们，以及尚在初期症状的麻风病患们——虽不一定没有困难，也不一定每次都成功——都给安排进佣工们之中。

    为了造访史怀泽，老远地在河上上溯四英里来到兰巴伦的一位来自欧洲的新闻记者，被四名麻风病患者迎接着，用小舟把他送到医院。这使他深感不愉快。这位新闻记者向史怀泽坦述了他的嫌厌。

    “哦，这是什么话，人会习惯于一切的。”博士回答说：“人都该单纯才是。一切在乎人是为了某种东西而活着。今天，通常人们都在反对着什么。”

    不光是这位记者先生，其他的人们也是——甚至已经积了30年经验的博士夫人也不例外——与博士同一步调，实在是件艰难的事。

    然而，在他们夫妇之间，早已建立了发自心底的协力关系。海伦夫人打从一开始，即分享了寻求“建筑在岩石上”的街路的危险与成功。

    在最早的一段岁月里，夫人是他在兰巴伦最好的女助手。当他初期的事业化为乌有时，夫人给了博士重建的勇气与力量。关于这一点，博士以最高的崇敬与不屈的精力以及那无尽的幽默，来感谢她。

    当他们被迫不得不分居时，她一无怨叹地就同意了。她也知道，人生并非必然幸福的。本质上，人生就是奉献与成长，成长才是决定性的事。易言之，爱的能力，以及用价值不高的东西来为价值高的东西牺牲——就是这样的成长。他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实例，就是：完全浸没于自己的工作当中——不仅如此，有时还要对同行的人，提出几乎是过分的要求。

    战争的结束，给博士带来了新的义务。海禁解除了以后，开往波尔多的轮船抵达罗培斯湾。对白人来说，两年是他们能够待在原始林地区的最长期限，医师与护士们已被迫待了比这期间更漫长的岁月，同意他们回去睽别多时的欧洲度半年假，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这一方面也就是说，留下来的人必须增加工作负担；对博士而言，尤其如此。他无休无止地在兰巴伦逗留了七年。他豪言壮语说：他那老迈受风吹雨打而变黄的皮肤，已被锻炼成足可抵抗能够使年轻而缺乏免疫性的男女倒下去的一切东西。

    惟一使这位罗曼·罗兰曾喻为“哄笑的雄狮”的人物忧虑的，是长久以来使他苦恼，如今则已到了困惫地步的疲劳。然而，他还想以70岁的老躯，试着做40岁时所做的一切!他是这么做了。

    医院依然在膨胀，他一手紧紧地管理它，并用慎重的方式，亲自填写必须的药品及设备的订购单。此外，还要巡诊病患，在药房里忙，有些得了怪病的病人来找他，也心平气和地接见，提供种种医药方面的知识，再就是每逢复杂的手术治疗，必在开刀房里陪着执刀的医师他的视力还可以应付日常的工作，可是毕竟不能再亲自为病人开刀了。

    这还不止，博士尚需计划新院舍的增建，修栈桥，抹墙，甚至连搅混凝土也来一手。每当抽水泵停摆时，即使须费他一整天的工夫，他也得设法使它再次抽出水来。土人们移植过来的橘子树快要枯萎了，博士得去照顾它，亲自指点工人们将它移植到有更好土壤的地点。锁坏了，在这你的东西与我的东西的界线不十分分明的地方，锁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某一只装有重要物件的箱子失踪以前，博士得把锁修好。又者，监视果树不使生白霉病的，是他；让工人能把排水沟挖得又深又直的，也是他。

    夜里，土著工人们跟病患们并排着一起睡在稻草被上。可是博士还不能睡。他在他那幢筑在比水位高的木桩上的房子里——他常常说：  “我是近代的史前人”——就着煤油盏跳动的光线，写完回信，并苦苦执笔写他的《文明的哲学》第三卷。有时，连这样的深夜时光里，他还得为那些黑人朋友匀出一点时间。例如有一次，一个怀孕的黑人妇女临盆，执意非那位“年老的医生”，便不让任何人来为她接生。

    访问者们看到博士为了这类琐碎的工作，在他们眼中看来，史怀泽为了这些并不是重要的工作而忙碌，心中不免私下想：为管理医院与撰写第三卷著作而蓄积一些精力，岂不是比跟原始林里的黑人妇女打交道更重要吗?每当博士听到这一类疑问时，他必毫不迟疑地，且十分快活地回答：

    “做一个人，也就是不要拿人类的本质，来充做某种目的的牺牲。”

    但是，至少木匠的工作，别的人不是也可以做吗?在这一类琐事上面，省点力气，不是更应该吗?

    “省点力气!”他反问： “为什么?这些工作都使我感到愉悦啊。我承认，起初这一类芝麻小事确实使我愤怒。渐渐地，我体验到，为了完成日常生活的事而稍作牺牲，实在是有其收益的。把几根钉子笔直地捶进去，或者钉好一块波形铁皮，它们给我一种创造性的满足。”

    他疲倦吗?当然是。即使只有他的一半年纪的人，这种过重的工作负担必使他倒下去。博士到了70，75，不，甚至80岁了，还是照样干着活儿，连他自己都吃惊了。“这就是恩宠”一一他说。

    博士的书斋兼寝室，是像一只盒子那样的房间。另一个房间里放着他那架著名的“风琴式踏板钢琴”，另外则有一只栅槛，关着他宠爱的羚羊之一。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洗脸架，外加一张书桌。博士在一把椅子上落座，来客则在另一把椅子上坐。即使是一名圣职人员，也往往过得比他更舒适，可是博士就是喜欢这种单纯。

    为了防止蚊子以及一些害虫人侵，房间里的窗都装上细纱网。 “你看，”他常常微笑着说： “我是个囚犯。”不错，他正是囚犯——是基督的囚犯。堆满纸张的小桌，被满满的书架包围住，书架里乱七八糟地塞着一些书籍、文件，未回复的信件以及医院的一些物品。手写原稿则一章一章地用绳子捆起来挂在钩上。 “简直像猎人把雉鸡吊着。”博士说。

    房间里有忠诚恭顺的守卫。那是一只塘鹅，每有访客来到，就轻轻地啄啄他的头，好像告诫他们要细心考虑过才可以踏进房间里似的。还有一对怎么也不肯离去的猴子夫妇，博士给它们取了名字叫罗密欧、朱丽叶，住在阳台上，每天早晨都在等候博士的抚爱。最后还有一只野猪，名叫泰克拉，夜里它总是率领着三只狗与三只猫，睡在门口。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卫士呢?——那是圣·芳济。

    战后走访兰巴伦的一个美国人，以充满感情的笔调，描写某个礼拜天下午的事。博士坐在房间里的窗边，正在给几个朋友写回信。微风从河面吹拂过来，拂着附近的椰子叶。小羊们在割得很整齐的草坪上吃草。每一头山羊都有白鹭鸶跟着。河面上飞掠而过的鸟，把影子投在河水上，雎鸠在高空中飞翔。辉耀的花朵点缀着纠缠在一块的蔓草上，清晰地描绘出河岸的线。距河岸有段距离的地方，有茂密的原始林威胁般地耸峙着。博士那斑白的浓眉下的蓝眼，每当羚羊为了受他的抚摸而轻轻地向他撞过去时，便会放射出亲切的光芒。博士于是搁下笔，伸手抚摸这蛮荒之地无邪的孩子。

    另一位美国人，描绘出这小房间里的另一个情景。在晚餐与晚祷之后，这位世界上首届一指的巴赫诠释者，就靠那油盏的灯光，反反复复地弹奏艰深的地方，并不时地用那只吊着的铅笔，在乐谱上加一些记号。博士请访客坐在乐器前的窄窄凳板上。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体验哩，这位访客写道。

    在这所医院的种种建筑物里，对躺卧着的疲惫已极的医师与护士们来说，在热带的夜晚里，聆听巴赫的音乐，简直就是天赐的慰藉。

    第三个美国人，向我们展示了一帧在史怀泽这个书斋里拍摄的博士的照片：可以说很瘦削的身影。一双忧悒的眼睛，好像凝视着不幸的未来，充满悲剧感。这不是抚摸所爱的动物们的充满爱心的朋友，也不是自然之友，更不是在神圣的忻悦里弹奏动人的圣歌的音乐家。在他那狭隘而阴暗的房间里，坐在书桌前的人物，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而是被迫谈人类之间的和平，以及人心之中的和平，却又受着良心的驱使，而不得不撰写人类因离开了思考，背叛了爱而即将形成的悲惨的人物。

    然而，在暴风雨与黑暗的那边，正有着渐渐接近的熹微的阳光在等待着他。他向世界馈赠了人们可作为生命之粮的思想，也可医治人们的思想。他的思想的影响，如果一旦在世上适得其所，则其深其远，必是无可衡量的。有谁能否定，那是足可规定个人与社会的理念呢?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有关康德与黑格尔理论的几百万人的命运，岂不是也因为创造了思辨哲学的哲学家们，而给导向一定的轨道上吗?!

    如果一种思想，使人们对自由与责任、爱与尊敬的感觉产生窒息的状况，则一个理念使人类的新生命觉醒过来，赋予人类新的力量，当不是不可能。这理念就是对生命的敬畏……亦即对生命所具有的一切所应负的无限责任。

    想来，这也正是对布亨瓦尔特(纳粹的著名集中营所在地)以及广岛的答复；同时也是对处在这原子能时代充满不安的答复。

  　访问美国

  　把全世界掷人巨灾大祸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医院里的第一位护士玛第尔德。珂多曼小姐，这次也是搭了飞机，第一个赶回来，过了年不久，两个医师也来到，医疗工作总算轻松了些。可是战争期间，房屋都没有好好保养、修理，加上一些增建的工作也不能延缓，所以史怀泽一直还没有返国休假的机会。老夫人在这里已五年，健康颇受损害，只得把她先遣返欧洲，自己则留下来照旧忙个不停。

    到了1947年，医院已拥有45栋大大小小的房舍，工作人员也有三名医师、五名白人助手与护士，黑人助手十多个，外加木匠等职工数名，算是设备齐全了。

    史怀泽好不容易有了回国的机会。差不多已有十年，没有踏上故土了。首先，他到与管风琴制造家艾克特结婚的女儿蕾娜家，休养了一段期间，次年2月方始返回故乡。还好，老家没有被战火烧毁。

    这一年适逢歌德诞辰两百周年，史怀泽收到来自各地的演讲邀请。他接受了美国的邀约，决定携夫人赴美一行，这是由于战时他曾受到美国方面的药品接济，医院才能免于关闭，他希望向美国朋友们好好致谢。

    这也是史博士第一次来到新大陆。他们受到最隆重，而且充满尊崇与感激的欢迎。

  　讲题是“歌德——其人及其成就”，史怀泽用浅显易懂的说法，讲述这位文豪的一生，乃是发挥自己的个性，对真理诚实，并以有益于人群为最后目标。这样的见解，的确把这位伟大文学家的一面剖析出来了。歌德是诗人，史怀泽是身体力行的人，不过在精神上，他们之间确实有一脉相通之处。

    这一趟美国之行，史怀泽得到了一大笔酬金与捐款，使他得以买到大批种种新药，如麻风特效药普洛明等。从此，土人们最常见的恶疾如麻风、赤痢、肺炎、恶性肿疡等，都有了更好的医疗成效。

    史怀泽的声望越来越崇隆，他的事业也更受世人瞩目，由崇拜他的人们所组成的“史怀泽之友会”，规模愈见扩大，各国的政府、大学、民间团体，纷纷把各种荣誉奖颁赠给他。

    1951年，西德的出版协会给他和平奖，西德总统也表扬他。史博士用这和平奖的奖金，设立了“史怀泽奖”。这一年，赫贝尔奖(纪念德国国民及作家赫贝尔的奖)也颁给他，法国还继贝当元帅之后，推荐他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瑞典国王致赠勋章，英、美等国也相继把最高荣誉奖章颁赠给他。

  诺贝尔奖

  1953年，全世界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终于也落到他头上。

    那是10月11曰的事。史怀泽的一个侄子，当时也来到兰巴伦，当一名住院医师。这个侄子偶然听到广播，知道伯父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立刻风也似的冲往伯父在工作的房间里，兴奋地喊：

    “伯父，恭喜您!”

    “什么事?黑猫终于生了解小猫是吗？”史博士抬起头来问了一声。

    “不，伯父，才不是猫，是您，您得了诺贝尔奖啦!”

    “别开玩笑。”史怀泽不相信，认为侄子听错了。

    可是第二天，来自全球各地的贺电雪片般涌进兰巴伦医院。正式的通知也到了。老博士再也不能不相信了。那些电报是包括各国国王、总统等政要及无数的朋友在内的人们打来的。西德总统不但表示了对老博士的推崇，还以诺贝尔和平奖不颁给政治家、国际法学者，而给了主张“敬畏生命”，且身体力行的人物，而表示无上的喜悦。

    刚好这时在兰巴伦采访的一个新闻记者，闻讯往访老博士。

    “请问博士，这笔奖金打算怎么用？”

    老博士无限喜悦地回答。他真的已经盘算过了，这笔钱，他要用来买麻风病舍的水泥、木材、波浪形铁皮等建筑材料。

    然而，这个奖也使老博士透支了不少体力。来自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接踵而至，使他应接不暇，稿约更是接连不断。他在给瑞典的一个朋友的信中诉苦说，为了蝗虫般飞来的记者，睡眠时间只好缩减到每天三四小时。

    史博士得的是1952年度的和平奖，同时获此奖的还有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可是对于后者的得奖，世界各国都回报反对之声，挪威的奥斯陆，还有人散发传单，表示严厉的抗议。

    1953年11月4日，史博士夫妇联袂前往挪威领奖。并在奥斯陆大学发表受奖纪念演讲。也是在这个时期，挪威的两家报社发动一个募捐运动，筹建“兰巴伦的挪威病舍”。这次募捐运动得到空前的成功，募得的款子超过了诺贝尔奖金的数目。很多人都为了史博士能“得到两份诺贝尔奖”而高兴。在奥斯陆的书店，史博士的著作堆得满坑满谷，电影院里也上映老博士的传记，这部伊丽卡．安德生拍摄的影片，曾荣获奥斯卡影艺学院最佳纪录片奖。整个挪威几乎卷入史怀泽旋风之中。

夫人之死

    1957年，老博士已是个82岁高龄的老人，但身体倒也还能应付繁剧的工作，只是79岁的夫人衰弱情形越来越严重，无法再忍受赤道非洲的暑热。5月间，终于由一位护士陪伴着回欧洲去了。然而，夫人并没有能因此就恢复健康，6月1日在瑞士苏黎世溘然去世。

    在前文里也曾略加提及，史怀泽在他的自传以及其他著作里，提到他们的爱情、婚姻，总共也不过数行文字而已。这真是令人不解的事，也许老博士另有用心，可是我们似乎也不妨这么想像：在老博士来说，夫人的事根本就不必再用文字来读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一体的，她是他最密切的理解者、协助者。

    他们自从在史特拉斯堡相识以后，同甘共苦了好长一段岁月。他们一直都是互勉互助，互相安慰，维持他们的医院，贯彻他们的仁爱与理想主义精神。

    当老博士在兰巴伦接获夫人的噩耗时，他是怎样地悲伤啊!同时，在过去与夫人一起送走的美丽而艰辛的岁月，想必也一幕幕地在他脑子里重现。

    他们曾一起在阿尔萨斯的林子里徜徉，他们曾一起调管风琴的音，一个弹巴赫，一个在旁静听。当他为了研究、演讲、讲道而累得一身成了棉絮般的当儿，给他最大安慰的，想必就是她。终于找到一条路了，他要前往黑暗大陆，于是他们匆匆忙忙地结婚。他们并肩坐在河轮上。欣赏第一次见识的欧格威河沿途风光，把鸡埘充做诊疗室的草创期间，还有俘虏营里的岁月。第一次分手，是老博士的第二次非洲之行。在美国的旅行演讲，奥斯陆领诺贝尔奖之行，到处欢呼，致敬的人群……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与夫人共同分享的。

    晚年的夫人满头雪白，腰肢也弯了，可是脸上倒是四时红喷喷的，大眼睛似乎经常都在盯着遥远的未来，充满老境之美。她有老人性神经痛，常常痛苦难当，双手还会颤抖，上下梯子都很吃力。每次史怀泽在教堂里奏风琴时，她总是在台阶下坐着静听。她最大的爱好就是花，医院四周栽种不少，四时鲜花不断。

    史怀泽博士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想来您已知道了拙荆之死……美丽而静穆的死去。我们都在为她而悲恸。她死前能在兰巴伦送走一段她一生中最后的岁月，这是令我最感安慰的事。她的遗骨，将安葬在我家前面的椰子树下……”

    博士虽然已这么老，挚爱的老伴且离他而去，可是他仍然忍着悲恸，在医院里忙碌不停。

  八五诞辰

      1960年元月14日，是史怀泽博士85诞辰。他仍然在兰巴伦的医院里坚守自己的岗位，夫人逝世也过了两年半以上了。

    前一天，兰巴伦的机场出奇地多来了几架飞机，平常只不过一两架的，这一天竟有四架飞到。这许多来客，都是为了庆祝老博士的85诞辰而老远飞来的。

    当天一大早，白人同事们就聚集在老博士的房门前唱圣诗。唱毕，他们一个个进入房间里，向老博士致贺。外面，晚一步赶来的黑人助手们人人手捧鲜花、鸡蛋、玉米等东西等候着。史博士欣然接受了这些情深意挚的礼物，步向餐厅。桌上已点好了蜡烛，礼物堆积如山。他殷勤道谢，并切了蛋糕。

    中午，餐桌上有波士顿大学校长等远来贵宾。又一番贺词与答谢。老博士还为大家谈了少年时的种种回忆，以及医院初创时期的种种趣事。

    老博士受到了举世的祝福。

    过了6月，医院的访客又多起来，这是因为欧美的学校都放暑假了，一般人也喜欢在这期间休假，出外旅行之故。尤其美国人，常常成群结队地来到。老博士对这些访客都一律热诚款待。

     7月，老博士盼望已久的外孙女们也从欧洲来到。跟外孙女们谈笑，这是老博士最大的乐趣。嫁给瑞士风琴制造家的女儿蕾娜，有一男三女，这次来的是克丽斯汀娜与嘉多玲。她们给了老外祖父多少慰藉，恐怕非任何言词所可形容的。

加蓬的独立

    这一年(1960年)还有一事不可不记，那就是法属热带非洲独立了，成立了加蓬共和国。虽然如此，不过地方居民对老博士的敬爱还是一无改变，这个新兴的共和国还把他们所制定的第一座赤道星十字勋章颁赠给史怀泽，连当时的法国总统都落在老博士之后。在这以前，该国还发行了纪念史怀泽的邮票。

    非洲原住民的民族意识渐渐高涨，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他们与长年统治他们的欧洲人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在这种情形下，尽管史怀泽的事业是发自纯粹的仁爱，并且还靠无比的牺牲支撑了这许多岁月的，然而在原住民这边的立场看来，仍不能说毫无批判余地。不仅原住民，即外界也偶有不法之声扬起。例如老博士对待黑人的严厉态度，以及医院似乎落伍的作风等，都受到某些批评。

    例如著名的“内幕”作家约翰·根室即在其《非洲内幕》一书里，指出兰巴伦的医院是： “世界最有名，也是世界最肮脏的医院”。

    然而，这一类责难，我们只能说是来自对博士的精神，以及对非洲这个地方的某种一知半解的知识。

    不错，医院一直都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夜间，碰到紧急开刀时，得靠手摇式发电机来给开刀房上灯，勉强进行手术。

    但这都是为了黑人而安排的，让黑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再者，根据老博士的信念，现代文明所提供的种种方便，虽然方便是不错的，但它们只不过是器具而已，重要的是精神，精神才是一切的中心。

    博士的这种精神至上主义，也显现在他对土人的态度上。在他心目中，肤色之为白、为黑，或黄、或褐；其人之为贵贱贫富，都是无关宏旨的，也一无差别的。因此。即使他们是长年受白人迫虐欺凌的黑人，也不能对他们的生活、思想给予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同情。如果有不妥的地方，他一定更严格，务使他们能改善。

    博士对非洲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当然也有他的见解。与所谓的进步派、革命派等，是有些距离的。

  博士有谓：

    “非洲黑人的最大问题，是他们能不能接受邻人爱的思想，并把它在与别人的关系之中显示出来。在欧格威河流域一带工作的传教士们已经为了这一点而努力了几十年，并且也渐渐地开始有了成果。然而，邻人爱的想法。还未充分地普及到黑人们之间……他们不应只学会我们文明的表层与虚饰，而应当自己努力，成为诚实而有人性的人才是。”

    这种想法，也许未免太迂缓。然而，我们应当知道，史怀泽博士的一生就是建立在这种理想主义上面的，否则他也不会到遥远的非洲，来吃这么多的苦头。而尽管他的思想是这么“落伍”、古板，可是它结结实实地敲动了土人们的心弦，也敲动了全世界人们的心弦，所以他的事业才会在全世界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层，那么史怀泽老人只不过是个扔弃了做一个欧洲第一流学者、艺术家的尊荣，跑到非洲的蛮貊之地去瞎忙一辈子的傻瓜，或者如唐．吉诃德一类的人物而已。

    话虽这么说，但史怀泽当然不是把近代文明全盘否定掉的纯精神主义者。兰巴伦的医院一直都在改善设备。有个时期老博士以为还不必要的X光设备，后来还是增设了，以后甚至也有了输送紧急病患的自备飞机——那是1962年，兰巴伦的飞行俱乐部捐赠的，这架飞机就叫“史怀泽号”。不过老博士自己倒从不坐飞机，电视也从不看。就这一点来说，他确是古板的厌弃现代文明者。但是，我们当然知道，看了电视，坐了飞机，人就会更了不起吗?那是不会有人肯定的。

    总之，老博士为人古板，医院的设备陈旧而未臻完善，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些绝对无损于老博士的伟大。即使是土人们也深知这一点，对他崇敬有加。因此，我们或者不妨认为他能得到新独立的这个国家的最高荣誉，受到举国上下的感谢，在他自己来说，也许比获得诺贝尔奖以及如许多的荣誉，更使他觉得高兴。

    在他生前，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大美誉都已加在他身上了。曰：世纪的伟人；曰：丛林里的圣者；曰：和平的使徒等等，而不分国籍、人种，他所普受的尊崇，也堪称举世无匹。

    当他以一个学者、音乐家，声誉日隆、展现锦绣前程之际。他把这一切弃之如敝屣，决心以一个医生远涉重洋前往非洲的当年，这一切荣誉都是他所没有梦想过的。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就是这一句在他21岁时夏天的某一日，在故乡老家敲击了他胸臆的《圣经》中的一句话，把他引导到非洲。他惟一的愿望就是舍身为可怜的土人们服务。他是准备当“一粒麦子”，埋没于赤道丛林之中，与草木同朽的。然而，好人毕竟不会寂寞，他的伟大胸襟，终究使他成为20世纪的茫茫人海中的一盏明灯，给予人类无比的激励与慰藉。

建设麻风村、呼吁和平

  晚年的史怀泽博士，把全副精神集中在麻风病患村的建设，与呼吁人类的和平。《文明的哲学》虽然还念念不忘，断断续续地执笔，但在他心目中好像已没有那么重要了。

    博士的一生，也可以说就是在默默里提倡爱与和平。特别是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他，更使他觉得人类和平是刻不容缓的。尤其人类已懂得利用原子能，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在一瞬之间毁灭全人类，因此他曾大声疾呼：

    “如果吾人面临原子时代的危机，犹无定见，以人类和平漠不关心，那就是把人类的未来命运委诸无情的偶然。此刻，正是每一个人奋起争取和平的时候了。”

    老博士还为了消灭麻风，为给麻风病患造福而奔走呼号。

    麻风是带给人类痛苦的棘手病症之一，非洲土人罹患此病的特多，因而缺指断趾的黑人，比比皆是。不过在热带地区，此病危害人身的程度比温带地区轻微些，因而土人们对它，也就不怎么畏惧。

    前文里曾略加提起，老博士于1949年赴美访问时，大量买下了麻风病的新药。在这些新药制成以前，此病就只有靠白檀油、大枫子油等来治疗，效果极微，新药出现以后，情形顿然改观，于是老博士便也下定决心，好好地为此病的患者服务，打算盖麻风病舍。

    他动员轻症病患，在离病舍群约八百公尺处，开辟了丛林一角，建设包括诊治房、病患小屋等多幢房屋的麻风村。

    这件工作是从1950年着手的，其后老博士得了诺贝尔奖，把全部奖金投入，扩展规模，到了1956年，全部工程总算完成了。以诊病室为中心，病舍达二十余栋，可收容200到250名麻风病患，规模不小。虽然也是属于医院的一部分，不过通常被称为“麻风村”。

    麻风村里的病患，很多都是全家住进来的，所以有不少小孩。患者之中受过教育的，便把小孩们聚集起来教他们读写。每逢圣诞节、新年或者老博士的诞辰(元月14日)，他们便人手一束鲜花，来到老博士的房门前面表演一场美妙的合唱，也演过圣诞剧。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老博士的卓绝领导。村里的病患们都开朗活泼，具见大家对老博士的信任与尊崇。

医院与动物

  老博士倡导“敬畏生命”，严禁无目的的杀戮，因而他的医院之成为动物的天堂，乃是自然而然的事。狗与猫都可以在诊病室出出人人，办公室前面的椰子树上，小鸟们所筑的巢不下一百个，椰子叶都因而枯萎了。

    老博士每餐毕出来，餐厅的庭阶下必等着塘鹅与山猪，前者名李塞思，后者叫特克拉，看到博士就挨过来用身子摩擦他。博士给了它们一些吃的，还要到羚羊、猴子的槛去瞧瞧。

    医院里的大小动物不下十多种，老博士所宠爱的也不少，其中有一只塘鹅，每天傍晚吃过晚餐——一条鱼——就来到老博士的书斋窗边，看守着老博士在著书立说。一步也不离，犹如一个忠诚的卫士。它有时还会嘎嘎呜叫几声，好像告诉老博士它正在站岗，平安无事。而老博士也会停下手来回答它：

    “可爱的塘鹅啊，我知道了。”

    据云这只塘鹅后来被一个无心的黑人射杀，使老博士伤心了好一阵子。后来，老博士又找来了另一只塘鹅。

    下面试举某一个时期，在医院里的动物与它们的名字

 (1959年的记载)：

  鹦鹉：古多古。

  塘鹅：巴西法。

  犀鸟：夹基。

  羚羊：艾斯梅拉儿外六只。

  山羊：艾尼泰外约一百只。

  山猪：特克拉与伊莎白拉。

  狗：杜杜、卡兰巴、黑克多、苏巴奇、波尔多、斑比

及其他。

  猫：盘尼西林、本西、米凯、咪咪及其他。

  猩猩：非卜斯。

  小猩猩：柯西马、欧卡。

  松鼠：菲菲。

  鳄鱼：无名。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也和动物一样，时有更替。这所医院，固然是因为有史怀泽其人才存在的，但帮助他的诸多工作人员，也无一不是以献身非洲土人而远离文明世界，来到这赤道丛林的人士，他们的功绩也一样的伟大，一样的值得人们崇敬。

    例如前文里亦曾提到过的护士玛第尔德·珂多曼女士，在兰巴伦工作了四十年之久，以后担任史怀泽博士的秘书长，护士长玛丽亚·拉根迪克也服务了三十年岁月．其他超过二十年的也有不少位。

    他(她)们的生活情形，从各种有关史怀泽的著作里可看到很多描述，这里从诺曼·卡曾兹所写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史怀泽博士在兰巴伦》引述精彩的一段，以见一斑。

    诺曼·卡曾兹是美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刊物{星期六展望)杂志的总编辑，也是个闻名的人道主义者。他在史怀泽82岁诞辰时，往访兰巴伦，同往的有老博士的热心赞助人克拉拉·乌克赫特夫人。他们往访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给老博士祝寿，一方面也是关心老博士未完成的毕生巨著《文明的哲学》第三部以下的部分，他们希望能帮老人整理手稿，如有可能，还打算把全部稿子拍下照片。

    卡曾兹访问了医院里的外科主任玛嘉丽特·芳·德·克蕾克小姐，问她为什么来到兰巴伦?在这里曾否发现到任何喜悦。这位具有古典美人外表的美貌女医师回答说：

    “在这兰巴伦，我们可以完全从存在于欧洲或美国的生活中的非本质事项——有些乍看是生死攸关的事，但过不了两三天便连想也想不起来了——脱离开来。我们有目标，循此目标而工作。当我们做完一天的工作，便得到休息的时间，我们只要喝喝茶，聊聊天，看看书，或者想想东西便够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

    她出生于充满爱心与知性的家庭，从小就希望能为别人贡献一己的心力。为了服务人群，她认为最好的途径是学医，然后写封信给史怀泽博士，请他允许她到兰巴伦来工作。就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医师来到热带非洲了。

    卡曾兹描写这位女医师：用一根素色的缎带，那么草草地把一头金发束住，不擦口红，不抹粉，浑身上下朴素，可是看来她简直是世上最美的女性之一。

    当两人正在交谈的当儿，忽听大门外扬起了一片欢呼声。一看，正有三四个护士，各捧一件新衣，欣悦地披在身上，有的还吻着那新衣。她们就那样，旋转着身子，发出阵阵欢叫。其中的一个，看到在这边的玛嘉丽特了，喊叫了一声：

    “玛嘉丽特博士，快过来哟!”

    “克拉拉给大家送来了新衣哩!”这位女博士像一个女童那样，倏地起身，奔跑过去。克拉拉从一只盒子取出一件蓝色的长衣交给她。她大声地道谢着，一阵风也似的跑进自己的房间。三分钟后，她一身焕然地出来了。

    “玛嘉丽特!”负责麻风病患的杜尔第护士惊叹地叫道：“真像个电影明星！不，比电影明星更美！”

    其他的护士们也各自回房去。当她们都穿上新衣再次出来时，周遭就如被魔棒一挥，显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象。她们互相赞美对方，一起高兴不已。

    雅蓓汀娜踮起脚尖来了个美妙的旋转说：

    “今儿晚上，我们来开个派对吧。大家晚餐时穿上新衣，做好头发，给史怀泽博士一个惊奇吧。”

    她们都是自愿来到这里，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但她们却并不是道貌岸然的严肃人物。不!应当说，只要是懂得牺牲自己，置身热带非洲的蛮瘴之地也不以为苦的人，必定也是充满人性，富于对美的感性的热情人物。卡曾兹的笔触，巧妙地把这其间的微妙处生动地捕捉住了。

    让我们从卡氏的作品里看看史怀泽老人是如何面对她们这一场欣悦的。

    晚餐时，他一如往常地来到餐厅，对那种忽然换了一个世界般的景象，立即就有所领悟了。在两道浓浓的白眉下，他那一双眼睛因喜悦而发亮着，也润湿着。

    “谢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这个晚宴。”

    老博士这么说着，领导众人祷告，然后又加了一段话：

“让我也为这盛宴来个小小的奉献吧。不久以前有人送我一箱葡萄酒，我一直都在想着这样的的场合才来开箱，今天晚上，就让我们来开怀畅饮，互祝健康吧。还有，今天晚上还有白脱油哩！“

  圣哲之死

    老博士虽然精力过人，但毕竟死仍然是不可避免的。1965年9月4日，终于来．临了。此时，距他第一次来到兰巴伦，已过了52年之久。

    在他80岁以前，他就不止一次地向亲近的人说过如下的话。他一直都在盼望着有时间让他完成《文明的哲学》的第三部，只要能在死前完成第三部，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他这么说：

    “第三部完成了以后，让非洲内地食人族的朋友，来把我吃了，为我竖一块墓碑，刻上这样的字：

    ‘我们吃了……

  阿尔伯特．史怀泽博士。

  直到最后，他都是了不起的!’

  这就是最值得满意的死了……”

    这也许是一种开玩笑的话，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这位老人，越老越喜欢非洲，也越爱黑人们，并早已下定决心埋骨于非洲的。

    死前约一个礼拜，他开始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卧床不起。那天一一9月4日近午夜的l1时24分，他静静地停止了呼吸，脸上安详如往常，而且还充满庄严。在咽最后一口气前，一个看护者为他弹了巴赫，他居然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睁开眼睛，说了什么，可是嗓音太低，没有人听清楚。在肃穆的巴赫曲中，他又闭上了眼，就此溘然而逝。

    在床畔，他的女儿蕾娜·艾克特夫人与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祷告。外面院子里，几百个黑人鹄立在夜阎之中。

    次日凌晨五点半，告知老博士逝世的钟声划破拂晓的静寂响起来。人们一周来即预感到这一刻终不免到来，然而一旦它来临，人们还是不愿意相信。其实不相信又如何呢?事实就摆在眼前。人们列队鱼贯地进入安置遗体的房间，致最后的敬意。顷刻间，愁云惨雾把人们笼罩住了。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马路上车水马龙，河道上河轮与独木舟接连不断。他们都是赶来参加史怀泽博士的葬礼的。

    遗体由黑人们抬着在夫人墓旁下葬，不论老人小孩，不论男的女的，人人泪眼模糊地向他们的伟大领导者告别。

史怀泽博士之死，不用说也传遍了整个世界。正当这个时候，全世界依然在对立与抗争的紧张情况中。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又如越南战乱。看来，人类对和平的愿望，还是很渺茫。然而，史博士之死给任何一方都带来震惊与痛悼，各国元首都纷纷发表悼念的声明。

    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说：

    “世上真正善意、献身的人，非常罕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适于理解和无资格比拟这种AN。史怀泽博士就是真正善意、献身于世的人。”

    在丛林里，前后逾五十载，以“敬畏生命”为宗旨，终生不渝，在兰巴伦，燃起人道主义的炬火，光芒照耀全世界。他是一个医师、一个木匠、一个建筑师兼监工、一个农场工头、一个哲学家、一个让巴赫与门德尔松的曲子响在原始林的管风琴家、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有永不枯竭的精力与永不厌倦的毅力，在土人们来说，他还是个严格

的父亲、兄长，有时又是个密友、做工的伙伴。他不但救活了他们的身体，也拯救了他们的灵魂。救人们的灵魂，谈何容易，非有海样的爱心莫办。他亘达半世纪的献身与服务，终于完成了现代的奇迹。

    固然，批评他的人也有一些，但史怀泽的精神是永远不灭的。

    不错，丛林里的圣者史怀泽，已结束了他那伟大的一生，可是他的精神是永生的。他的女儿蕾娜·艾克特继承了他的遗志，肩负起在丛林里的责任，后来又把医院交给后继者。如今蕾娜和美国籍的夫婿米勒医生定居于美国。外孙女克丽斯汀娜全家也定居在美国，最难能可贵的是史怀泽家族的后代，如今仍然和史怀泽83岁时与他用德文通信的罗东陈五福博士伉俪和现任史怀泽之友会长郭维租医师伉俪，台北医学院附设医院院长陈庵君院长等都保持着长久不渝的友谊，今天以根斯巴赫“史怀泽纪念馆”为中心的“史怀泽之友”，在全世界大约有五十多个国家或地区设有这样的联谊会，台湾也是其中的一个地区。他们每年在史怀泽的生日或忌日举行纪念会，宣扬史氏“尊重生命，世界和平”的思想，刊行他的著作，由此可见史怀泽留下的影响何等深远。现在兰巴伦医院依然还在执行着它的任务。这所全世界最有名的教会事业，虽多次历经关闭的命运，但仍在加蓬共和国负担五分之二，欧洲慈善团体负担五分之二的支援之下，使史怀泽这面爱的旗帜继续飘扬，并点燃它不灭的光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