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二年九月,金邦尼阶同四位神父、一位学生、两位修士和三位非洲青年,一起出发前往开罗,展开他的第六次传教旅程。他从开罗往喀土穆。经过九十九天曲折的旅程,乘船沿着河流进发,骑着骆驼走过酷热的沙漠,终于一八七三年五月抵达喀土穆。金邦尼在抵步后的星期天,正式接办传教站。他用阿拉伯语讲道,向一个包括重获自由的奴隶、阿拉伯人、传教士和欧洲显贵的会众,讲述与他们在一起,是何等欣喜:「我年青时的初恋情人就是不快乐的非洲。十六年前,我放弃了我在世上所珍视的一切,来到这里。但是,由于健康不佳,我被迫回家。我离开,全是为了听命,但我的心已留在你们当中。今天,我回到你们中间,终于再找回我的心,我永不会遗弃你们。我愿意属于你们每一位。」金邦尼的道理证实,他深信自己的圣召,就是把福音带给非洲。此外,这篇道理也清楚显示,他不但视这圣召为一种外在的、需要追随的召唤,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是他生命的爱情。 其后,金邦尼在十月庆祝光荣十字架瞻礼时,把他的代牧区奉献给耶稣圣心。同时,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表示他对非洲的爱,是建基于他十分了解那里的问题,以及非洲在历史中的位置。他写道:「在中国,传教事业已建立了多个世纪,但在科尔多凡这里,信仰只出现了四百八十六天。我们仍处于起始的阶段。」处身这样的环境,金邦尼和他的同工似乎没有成功的机会。约在一八四八年,有三十五名传教士去世:一八六一年,则有二十一位方济会士死去。在这么多人去世的地方,在没有大修会冒着牺牲许多性命而工作的地方,这位身患重病的人,怎能与一少撮助手干一番事业?然而,金邦尼把他的传教会奉献给耶稣圣心:他相信自己的圣召,相信这是天主的工作,也相信.耶稣圣心将使我能够克服种种艰辛,使重生非洲的计划得以实现。」 传教站的发展 金邦尼在欧拜伊德致函巴尔纳波,讲述传教站向内陆推进的重要性。传教士正努力学习语文,并寻求一个最好和最简单的方法,成立传教站。他们正在准备编印劳此安语字典、语法书和教理书。不但传教士希望在劳班人当中工作,其实劳班族人也想他们在自己的地方教学,并保护他们对抗奴隶商。 金邦尼叙述劳班族族长赛尔德阿迦探访过他,力邀他兴建圣堂和学校。金邦尼写道,这些人曾击退阿拉伯奴隶商,他们对回教也不感兴趣。族长对于耕种和木工用具颇感兴趣。赛尔德阿迦说,他们知道有一位天主存在,但从未见过祂,也不知道如何向祂祷告。赛尔德阿迦族长曾探望金邦尼三次,金邦尼请族长向他转达劳班人的意愿。他答应尽快为他们服务,也希望寻回一些已成为奴隶的孩子。 金邦尼致函枢机时批评说,英国人虽然已取缔奴隶买卖,但这法律只是形同虚设而已。在中非,真正的奴隶买卖仍非常活跃。 金邦尼致函法国圣婴会会长,列举他抵抗奴隶制度的工作:在开罗的两问学院里,青年学习信仰、艺术和耕种技术:在喀工穆有两间会院;在欧拜伊德有两个基金会。欧拜伊德有十万人口,其中三份之二是奴隶。 金邦尼在同一封信里,要求对方拨款兴建房屋,因为「我尽力强化这些传教站,为准备那些来自内陆的族人,能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为信仰的宗徒。、他还指出,由于奴隶买卖的关系,很多孩子变成了孤儿。此外,不少母亲带同子女逃离主人,来到传教站寻求保护。传教站需要金钱来支付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的工资,好能为这些人提供合宜的居所。他还指出,在过去五年,他的学院已培训了五十四人,准备在内陆工作。直到目前为止,在这些内陆国家里,人们从未听过天主的圣言。他在总结时,重申传教士已随时准备为非洲民族的得救而舍身。他们的口号常是:「与非洲共存亡」,而且借着天主的恩宠,他们将忠于这意愿。 一八七六年三月,金邦尼返回欧洲筹募经费,并替自己辩护,反驳同工加尔塞纳-马恩省尼神父所提出的指责。简单地说,加尔塞纳-马恩省尼指责金邦尼没有妥善照顾传教士,也浪费了下少金钱。经过一连串的调查后,金邦尼的嫌疑尽释。此外,罗马方面为表示信任他,于一八七七年八月擢升他为主教。 饥荒的打击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金邦尼主教重返非洲,展开他的第七次旅程。他从开罗前往苏丹时写道:「今晚,我们将乘坐大河船,离开开罗。各人都为我们祈祷。我把一切交托给耶稣圣心和圣母圣心,我们将要战胜邪恶,并在各地竖立十字架。天主的所有工作都是在加尔瓦略山山脚诞生的。我准备为祂的光荣受苦:非洲必会得救。」 这又是一次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我们浩浩荡荡从开罗出发,不觉已有四十五天了。乘船的旅程是很辛苦的,目前我已抵达阿特穆尔大沙漠的边界。我的确需要至少一百只骆驼,但事实上,由于今年不曾下过一滴雨,我们只有少数瘦弱的骆驼。尼罗河的水位很低,所以闹着饥荒。我在抵达喀工穆前,还要走一个半月的路程。此外,我们需要四十只骆驼来载货。平日,我们只需二十只便足够了,但由于祂们体弱,只可背负少许货物。」 金邦尼继续在信里写道:「我处身世上最恶劣的窘境里:双倍努力、双倍开支、双倍危险和双倍不安。我在一棵大胶树下写信给您,这就是我们华丽的住所!距离我书写的装货箱三码之处,气温高达四十五度。神父、五位修女、修士和我都在天主、在圣母玛利亚和在大圣若瑟的手里。我们都把自己交托给天主,让祂眷顾。」 金邦尼抵达喀工穆时,饥荒更为严重。他首要的任务,就是援助饥荒。因此,他向罗马当局报告说:「作为耶稣基督的真实宗徒,我几乎所有的精力,就是用来承担这骇人的悲剧:这极其可怕的痛苦侵入了代牧区。我所指的是饥荒、旱灾,还有完全缺乏物资,而我一直尽力处理有关事情。然而,天主的工作必须在加尔瓦略山脚诞生和成长。我们现时的烦恼,就是须进一步证实,非洲的重生是天主的工作。尽管面对着这一切不幸、灾祸和困难,我们也不容许内心沮丧,因为十字架是迈向胜利的光荣道路。」 金邦尼虽然面对着这些障碍,仍希望在乌干达的大湖区开办传教站。然而,罗马通知他,这地区已交由拉维热里枢机和他的传教士(白衣会士)接管。金邦尼十分喜爱拉维热里,但他并不完全同意当局的决定。他致函罗马当局,清楚说明:「依我的愚见,阁下和圣部把四大地区交给拉维热里主教,确是错误的决定,因为他不会在这些地区充份发挥自己的能力。圣部在行动时略嫌仓卒一点,使它失却一向审慎而判断英明的特质。」 传教士开始受到饥荒侵袭。金邦尼向维罗纳的卡诺萨主教汇报,有几位传教士经已去世:「传教站的活跃成员都受到缺乏物资、疾病和死亡的重重打击,没有任何事情此这一切更使我的精神充满折磨和哀伤,甚至几乎因害怕和忧愁至死。面对着种种严峻的考验,我们感到更须持守自己的圣召,比从前更加坚持我们的口号:「与非洲共存亡。」他同时致函罗马当局,说:「我只能写下寥寥几句话,因为我被热症、艰难、疲累和沉重的心情消耗殆尽。虽然我的身体已透支,但借着耶稣圣心的恩宠,我的精神仍站得稳。正如在过去(自一八四九年以来的)三十四年,我决心为中非而忍受一切,并献出生命。」金邦尼回忆十七岁那年,他在马扎跟前所作的承诺。然而,金邦尼因工作过度而精疲力竭,他被迫于一八七九年五月返回欧洲。他在离开时,并没有遗弃他的同工,因为他是唯一留在喀土穆的传教士。 金邦尼在欧洲期间,专心恢复自己的健康,使更多人认识他的的两间学院,也探访他的助手们。他在巴黎和科隆演讲,谈及在中非传教的三大困难:漫长而危险的旅程、热带病和不同语言的问题。他还有机会觐见教宗良十三世,介绍修会其中五位准备前往非洲的修女。 最后的旅程 金邦尼的体力稍为恢复后,便于一八八零年十一月,踏上他的第八次,即最后的传教旅程。这是金邦尼一生的最后一年,几乎是马下停蹄的,大多从事遏止奴隶买卖的工作。他终于可以在劳班人聚居的迪灵开办传教站。他在那里写道:「在努班山,我与同伴一起干伟大的事,不但为了传教站,也为了消除奴隶买卖。」(他能够敦促政府委派一百名士兵来保护人民)。金邦尼在那里观察劳班山,物色地方兴建新传教站。 旅途上,金邦尼一直被热症缠着。他十分担,维罗纳两间学院的情况,因为它们都处于艰难的日子里。主要的问题,是需要物色一位适合的人选任院长:这人须了解在非洲工作的种种问题。他致函维罗纳的修院院长说:「耶稣背负第一个十字架,而我们身为他的门徒,也要背十字架。晚上(我难于入眠,虽然昨夜我睡了三个半小时),想起在过去的廿四小时受了很多苦,我感到很高兴,比我在伦敦、巴黎、维也纳或圣彼得堡享受完晚宴后回家的心情更高兴。」 金邦尼在临终的最后几个月里,受到很多无理的指责。这些指责均与他为修女们购买房屋的事有关,也与他极力维护叙利亚籍保守生维尔吉尼亚·曼苏尔有关。曼苏尔曾任传教士二十年。当她原先所属的修会撤离后,便要求加入金邦尼的修会。她到过维罗纳,在那里教授阿拉伯语。由于她的语文很好,且有丰富的传教经验,惹来很多人嫉妒。金邦尼在苏丹维护她,结果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甚至使他的病情恶化。 一八八一年十月三日,金邦尼致函修院院长说:「我在上一封信提及,有三人相继去世。追思弥撒后,我叮嘱不用拆卸灵柩台,我想是对的。今早,来自罗马的辅理修士保禄·斯坎迪因伤寒病去世。我在写信的时候,方济·皮玛桑尼神父已要求我为他施行临终圣事。不但如此,连我亲爱的副主教也在出席辅理修士的葬礼后发烧,立即要卧床休息。但是,天主的工作一直是这样诞生和成长的:教会建基在降生为人的天主、宗徒和殉道者的鲜血上。世上所有的天主教传教会都在死亡中、在牺牲中和在十字架一一得救之树一一的树荫下结果。」 金邦尼的副主教于十月九日去世。翌日,主教前去安慰修女们。那天早上,金邦尼自己也发着高烧。他领了临终圣事,并在当晚十时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