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我有义务作一项讲演，并选择了当代和平问题作为题目。我相信，我是本着高尚的捐赠者的信念来探讨这一问题的。这位捐赠者曾深入研究过他那个时代的问题，而留下的基金则期待能促进对和平事业可能性的思考。

    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以对由此决定的形势的描述，来开始我的讲演。

    在两次大战后举行谈判决定了当今世界的国务活动家们没有幸运之手。他们并不想奠定一种包含较好未来可能的形势，而是忙于争夺和确认胜利成果。即使他们也许有更好的意图，他们也不会去做。他们自以为是各战胜国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不能够考虑公正地、合目的地处理战后事务。对于各国人民比较合理的要求，他们则多有阻碍。当然，在其意图和利益不一致的地方，他们也努力相互作些必要的妥协。

    现在，不仅战败者，而且胜利者都感到局势不稳定。出现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在于，人们不承认历史事实和公正，合目的性的应有地位。

    欧洲的历史问题在于，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首先从所谓民族大迁徙开始，东方各民族逐渐向西方和西南方推进，导致领土变换和各民族杂居。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民族实现了部分融合，并形成了新的、比较统一的国家疆域。由于这一发展，欧洲西部和中部的基本面貌得以最终确立。到了19世纪，这一过程就结束了。

    而在东部和东南部，这一发展则没达到如此程度，尚未融合的各民族仍杂居在一起。各民族都能为自己对领土提出相对的要求。这个民族能说自己是此地最古老和人数最多的居民，那个民族则能列举出已为这里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对此，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也许是，结合这两种因素，根据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定，在属于一个国家的这块土地上共同生活。本来，在19世纪30年代，这里的人们也许已能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从那时起，日益强大和后果严重的民族自我意识开始形成了。这种民族意识使各民族不再听从历史事实和理性的引导。

    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东欧和东南欧的现存关系中有其原因。而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秩序中，仍然保留着导致未来战争的火药。

    建立战后新关系时，在不考虑历史事实，也不追求其客观和公正解决的地方，就仍然保留着导致未来战争的火药，它不能保证持久和平。

    在两个民族对这个地方都有历史权利的情况下，人们如果只承认一个民族的权利，那就是不顾历史事实。这些民族在欧洲有争议地区占有领土的权利，始终只是相对的，他们双方都是在历史上移入的。

    如果人们在确定新组建的国家疆域时，不考虑经济事实的权利，那么人们也犯了无视历史事实的错误。这个错误是这样铸成的，人们在划定疆域时，港口失去了自然属于它的腹地，或者把原料产区和相应的加工地区分割开来。这样建立的国家，都不具备必要的经济生存能力。

    如果人们这样对待各民族的居住权，即迫使他们迁庄其他地方，那就是最严重地侵犯了历史事实的权利，也就是完全侵犯了任何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战胜国决定以最严厉的方式把这种命运强加给几十万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战胜国对他们面临的建立建设性的、比较公正的新秩序的使命意识得太少了。

    此外，我们所处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特殊情况是。在战后没有缔结和平协定。它结束于具有停火性质的协定之中。由于我们没有能力确立一种比较令人满意的新秩序，我们只得满足于这种得不断缔结的停火协定。然而，谁也不知道，这种停火协定将导致什么．

(2)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形势。

  那么，我们现在怎样对待和平问题呢?

  由于现代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战争，这一问题具有特殊性质。现代战争投入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是过去的战争不可比拟的。从而，它是前所未有的灾难。

    早先，战争还能被当作有利于进步，甚至对进步必要的祸害而被容忍下来。人们能听到这样的意见，通过战争，比较发达的民族战胜了不太发达的民族，并决定了历史的进程。

    对此，人们可以举例；由于居鲁士战胜了巴比伦，在中东出现了一个具有先进文化的世界帝国。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战胜了波斯人，这又为希腊文化在从尼罗河到印度河的各个国家传播开辟了道路。但是，作为战争的结果，也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即较高的文化被较低的文化所排除。在7世纪和8世纪初，当阿拉伯人成为波斯、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北非和西班牙的统治者时，这些当时仍由希腊一罗马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因此，战争本身既能促进进步，又能导致倒退。

    但是，对现代战争来说，就很难假定它能带来进步。现代战争造成的祸害比过去的战争严重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那时起在战争中投入了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人们相信这一事实会降低战争的破坏力，人们从其中得出的结论是，决定能比过去快得多地做出，从而能指望速战速决。当时，这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

    由于人们还考虑到了战争方式的人道化进步，因此当时的人们相信能把战争的祸害估计得相对小一点。作为这一假设的出发点是；由于1864年日内瓦公约及红十字会的努力，各国人民已接受了相应的义务。他们相互保证救治伤员和人道地对待战俘。预计对于平民还有更多地考虑，由此实现了在未来的战争中应有利于成千上万人的重要东西。但是，鉴于现代杀伤武器使战争的祸害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根本说不上什么人道化。

    总之，未来战争速战速决及其进一步人道化的理论使人们总的来说把战争看得不太严重。当战争在1914年成为事实时，人们认为好象这是个偶然事件。人们把战争看作净化政治空气的雷雨，并希望它将制止使各国人民陷于债务的军备竞赛。

    但是，除了称战争无论如何为被期待的好事的草率言论之外，人们也听到了严肃的和高尚的意见，这必须是并将是最后一场战争。正是怀着为开辟没有战争时代而战斗的信念，当时有许多正直的战士走上了战场。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上述两种理论根本不符合实际。这两次战争旷日持久，并以最非人道的方式进行。而且，由于参战的不只是两个民族，如1870年的战争。而是两个民族集团，它带来的祸害就更大了。这两场战争把人类的大部分都卷了进去。

    显而易见，我们时代的战争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祸害，从而任何阻止它的尝试都不能放弃。特别是出自一种伦理根据的尝试。在最近的两次大战中，我们犯下了可怕的非人道罪过，而在未来的战争中也许还将这么干。这是不能允许的。

    我们要敢于正视事实本身。现在的事实是，人已成了超人。人的超人性质在于，由于其知识和能力的成就，他不仅支配着他身体内的物质力量，而且还支配着自然中的物质力量，并能利用这种力量。作为人，他能利用自己的体力拉弓放箭进行远距离的杀伤。作为超人，他能通过特制的装备利用产生于混合化学材料迅速燃烧的能量。这使他能使用威力巨大的炸弹，并把它投掷到很远的距离之外。

    但是，超人苦于致命的精神不完满性。他得不到与其拥有的超人力量相应的超人理性。为了把他所获得的力量只用于实现善和有意义的事，而不用于杀伤和毁灭，他需要这种超人的理性。因此，知识和能力的成就与其说给他带来了好处，勿宁说成了他的厄运。

    能说明这一观点的典型事例是：第一个大发明，即在迅速燃烧中产生爆炸力的应用，首先是作为远距离的杀伤手段而应用的。

    由内燃机对空间的征服是一项重大成就。但是，它立即被用于从高空进行杀伤和毁灭。因此，我们过去不太愿意承认的情况，现在十分明显了。超人随着其力量的增长日益成为可怜的人。为了不完全受制于来自高空的打击，他必须象地上的小动物一样钻进洞里。同时，他还得屈从于一种至今不可想象的价值毁灭。

    最后，新的发现掌握了原子释放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不久就表明，这种完善的炸弹具有无法估量的毁灭力量，为此，已进行的大规模试验将导致灾难，它使人类的生存都成为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威胁我们生存的真正灾难，我们再也不能回避该怎么办的问题。

    但是，我们本该意识到和早该注意到的是，我们作为超人已成为非人。我们已让这种情况发生了，在战争中有大量的人被杀死，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就有2000万人死于战争，原子弹使整个城市及其居民毁于一旦，燃烧弹使人成为熊熊燃烧的火把。我们通过广播和报纸了解到这类行为，并根据它是我们所属的民族集团还是敌对集团的战果来判定它们。如果我们承认，这类行为是非人道的，那么我们就会这样想，战争使我们只得让这类行为发生。由于我们不加考虑地顺从这种命运，我们就犯了非人道的罪过。

    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认识是，我们共同对非人道负有责任。可怕的共同经历必然唤醒我们，去争取和希望能开创一个没有战争时代的一切。这种意愿和希望的目的只能在于。通过一种新的精神，我们达到更高的理性，它使我们不会灾难性地使用我们所有的力量。

(3)

    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爱拉斯漠(1469～1539),第一个敢于肯定反对战争的纯粹伦理根据，并要求一种由伦理意志引导的更高理性。在1517年出版的拉丁文著作<和平之诉〉中，他就这么做了。爱拉斯谟在其著作中让和平说话并要求人们听从它的呼吁。

    但是，爱拉斯谟的思想很少有继承者。从伦理必然性的根据出发期待和平事业，被当作乌托邦。甚至伊玛努尔·康德(1724～1804)也持这一看法。在1795年出版的<永久和平论〉和其他著作中，康德探讨了和平问题。他认为，和平的可靠保证在于，国际仲裁法庭在各民族争端中执行的国际法权威日益提高。人们出于纯粹的实用考虑将曰益尊重这种法律，这正是和平的保证。康德不断强调，对于各民族同盟的观念，人们不应援引伦理的根据，而应把它看作能被完善化的法律事实。康德认为，在一次来自本身的进步中，将出现这种完善化。根据他的看法，通过历史过程和战争困境，人将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自然”，即使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人们才会统一于一种能保证持续和平的国际法。

    法国国王海因里希四世的朋友和内阁大臣苏利(1560一1641)在他的回忆录中，首次较为明确地阐发了关于具有仲裁权力的国际同盟的计划。18世纪，法国的圣皮埃尔(1658～1743)有三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题为《基督教国家之间永久和平的设想〉，详细地探讨了这种计划。康德了解其中的思想。也许，他为此要感谢卢梭。因为在1761年出版的著作中，卢梭概括了这些思想。

    现在，我们能根据经验来谈论日内瓦的国联和联合国。

    通过调解冲突，在各国共同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方面采取主动，以及类似的有价值的及时措施等等，这种机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日内瓦国联最重大的行动是在1922年采取的，它为那些由于战争而失去国籍的人制作了为国际承认的护照。如果国联不是由于弗里德约夫·南森的提议而为这种替代护照而努力，这些人会陷于什么样的处境!如果不照料二次大战后的逃亡者和被驱赶者，这些人又会怎么样!

    但是，这两个机构并不能带来和平，它们徒劳地为此努力。因为在这个没有和平信念的世界中，它们只得这么做。作为一种法律机构，它们创造不了这种信念。只有伦理的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康德认为和平没有这种伦理精神也行，他错了。人们必须走康德不愿走的路。

    此外，并没有如康德所估算的走向和平的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供我们支配。现代战争是毁灭性的战争，而不是他假设的那种战争。对和平事业决定性的事必须立即去做并做好。只有精神能做到这一切。

    人们要问，精神真的能做到我们在危急中必然相信它能做到的一切吗?

    不可低估精神的力量，它在人类历史中起着作用。精神产生人道的信念，一切出自人道信念的进步都将导致更高的人类存在方式。在人道信念中，我们忠实于自己本身，在人道信念中，我们有能力和创造力。而在非人道信念中，我们则不忠实于自己并听任一切错误的摆布。

    精神能产生什么样的力量，这在17和18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很明显。当时，精神引导受其影响的欧洲各国人民走出中殴纪，结束了迷信、女巫审判、刑讯等残酷和愚蠢的行径。精神使新的取代旧的，注视这一过程的人惊叹不已。过去和现在，我们在真正的、内在的文化方面所拥有的一切，都归结于这种精神的出现。

    后来，精神失去了这种力量。这是因为，它不能在来自自然科学研究的世界认识中阐明自己的伦理本质。从而，另外一种并不懂得人类应走的道路，只了解低级理想的精神取代了它。如果我们不应毁灭，精神就必须重新发挥引导作用。它又将创造出如其引导欧洲人民走出中世纪时那样的奇迹，并且要比那时的奇迹更加伟大。

    精神并没有死，它隐蔽地活着，它已克服了没有与其伦理本质相应的自然知识的状况。精神已经意识到，除了人的真正本质，它不能建立在其他基础上。它已取得了独立于自然知识的胜利。

    精神进一步认识到，扎根于伦理的同情，如果它不仅涉及人，而且也包括一切生命，那它就具有真正的深度和广度。除了至今缺乏最终深度、广度和信念力量的伦理，现在出现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并得到了承认。

    我们重新敢于诉诸整个人类，即他的思想和感受，并督促他接受自己的认识、忠实于自己。我们要重新信任自己的本性。经验使我们坚信这一切。

    1950年，一本名为《人道文献》的书籍出版了。出版者是哥廷根大学的教师，他们经历了1945年在东部地区德国人受到的大规模可怕的驱逐。被驱逐的人在书中质朴地说道，敌对民族并应仇恨他们的人是如何给予困境中的他们以善意的。我怀着前所未有的激动心情读着此书，它能把对人道的信仰归还给失去它的人。

    (4)

个人或各民族的信念，决定着和平的有无。无论过去还是现代，概莫能外。爱拉斯漠、苏利、圣皮埃尔和其他先前探讨和平事业的人，他们只与其君主，而不与各国人民打交道。他们的目的是推动君主们建立一个具有仲裁权力的国际机构，以此来平息所发生的各种冲突。而在《永久和平论》中，康德首次预见了一个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人民自己将处理和平问题。康德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由于各国人民已承受了一切战争灾难，他们比君主更愿意维护和平。

    现在，执政者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的时代来到了。但是，康德关于人民天然地爱好和平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人民意志是多种多样的，它难以避免这样的危险，由于激情而离开了真正的理性并缺乏必要的责任意识。最糟糕的民族主义曾在两次大战中兴风作浪，直到现在，它还是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碍。

    只有人道观念重新出现于人类之中，即人民以其自然方式和纯粹理想而获得人道信念，这种民族主义才会失去市场。

    十分糟糕的民族主义还会出现在世界各地，特别是过去的殖民地、新近获得独立的各国。在那里出现了这种危险，他们把天真的民族主义当作唯一的理想。由此，一些地区现存的和平受到了威胁。

    这些民族也只能通过人道信念超越他们的民族主义。这种变化应怎样实现呢?如果精神在我们心中起作用，而且我们已从外在文化回复到人道信念中的内在文化，那么精神就能通过我们而对他们起作用。所有人，即使是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都具有同情的天性，都能获得人道的信念。人道信念存在于他们的心中，等待着点燃它的火种。

    一系列达到相当文明程度的民族都相信：和平之国终有一天必将来临。公元前8世纪，巴勒斯坦的先知首先获得了这一信念，后来，它作为对天国的希望保存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伟大的中国思想家，公元前6世纪的老子和孔子，公元前5世纪的墨子，公元前4世纪的孟子及其他们的学派、他们的理论都具有这种信念。这种信念也存在于托尔斯泰(1828---1910)和其他欧洲思想家中。人们把它当作乌托邦。但当代的事实是，如果人类不应灭亡的话，这种信念就无论如何应当成为现实。

    我意识到，我关于和平问题所讲的一切，本质上没有什么新东西。我的信念是，由于战争使我们犯下非人道的罪过，因此只有从伦理根据出发谴责战争，才能解决和平问题。爱拉斯谟和后来的一些人已宣告过，这是能解决和平问题的真理。

    至于我的努力目标在于，让这种真理和精神能在我们时代创造伦理的信念时起作用。出于来自思想的确定性，我宣告它，并希望它不再作为沂起来很好却不被实行的真理。只要它成为现实的可能而不被实施的话，这种真理就一直不会起作用。

    只有各国人民接受了来自精神的和平信念，为和平所创设的各种机构才能做为他们所要求和希望的事。

    但是，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和平的时代。这个民族还必然感到受那个民族的威胁。人们还必须承认他有使用已有的可怕手段保卫自己的权利。

    现在，我们盼望着必须信赖的那种精神作用的第一个标志，它只能是各国人民尽可能弥补过去战争中的过失。成千上万的俘虏和被驱逐者期待着最终回到家乡，而已获释的在国外被不公正对待的人，也不过分谈论对个人应平反的许多其他不公。

    以所有为和平而努力的人的名义，我请求各国人民迈出新路的第一步。谁也不会因此有损他的威望，谁也不会失去他所认为的为其自我保存所必要的力量。

    如果为消除威胁我们的战争做一些事，那么在各国人民之间就会出现信任的气氛。对一切企业来说，信任是最大的资本，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建设性的行动。在所有领域，它都是建设性活动的条件。

    只有出现了这种信任之后，诸如两次大战的遗留问题才可能得到理性的处理。

    我相信，这里表达了我们方面无数为和平而担忧的人的思想和希望。但愿战壕对面，和我们一样生活于同一担忧中的人们听到我的话，并在他们所理解的意义上被接受。

    但愿掌握各国人民命运的人考虑，避免一切会比现在局势更糟的事，避免一切能进一步威胁我们的事，但愿他们能铭记先知保罗的教诲：“你们的重任在于，与所有人实现和平。”这不仅是指个人，而且也指各个民族。但愿他们在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尽力，精神仍有壮大和行动的时间!

一一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讲话，

    1954年于奥斯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