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困难时期(1955-1970)

十一、解放初的松下堂区

松下村依山傍水，是个天然良港，在军事上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因此无论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期间，都有军队出没在那里。解放初就有一支部队驻守在松下，村上较好的建筑，如被人称为洋楼的神父楼就被征用为部队的队部，而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圣堂当然也常被借用为开会的场所。部队撤离后，神父楼也就被作为村政府的办公楼，最后改做派出所办公楼约二十年。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在农村。

为此松下堂区在1952年就发生了一件在今天看来，完全可以避免，或者是不会发生，甚至也不该发生的大事。

原来那时，松下小学办在圣堂内。林校长在没有把耶稣圣心像请走和在没有把圣台遮盖或隔离的情况下，就把毛主席的像挂在耶稣圣心像上面。在那崇尚个人崇拜，已开始神化毛主席的年代，林校长那样做，虽然考虑欠周到，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当地热心教友的心目中，这无异是一种挑衅行为。于是有人便把这情况告诉了那时正在村上的细姑。细姑听了，便叫教友去把毛主席像放在耶稣圣心像下面。这样一来，政治与宗教就发生了正面冲突。当时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谁的像挂在谁的像下面都不合适，因此争吵得互不相让。

林校长立即去把这情况汇报政府工作组。工作组的干部就把细姑拘禁起来。细姑经连夜威逼和审问，不知怎的竟休克过去了。热心教友乌铁姆知道后，便去与工作组的干部理论：“你们何必把修道人拘禁在村部，现在她已经三天不省人事了，你们看怎么办？”正在这时，住在神父楼上面的干部扔下一片碎瓦，落在她头上，警告她不得来此闹事。村上另一位热心教友林宝贵，他也不怕，敢于前往村部与工作组理论。以后这两个教友都被拘禁，并判劳改。

过了几天，大概村干部一方面怕事闹大，一方面教友中再也没有人敢硬抗的，便把细姑放了，让她仍回城头去。

到了1953年，村干部干脆把圣堂封闭起来不让教友使用，以后又根据不同年代的需要改为戏院、牛栏、猪舍和仓库。圣堂后面经厅先改为渔业社办公楼，后由工队驻扎。1962年后被外教村民占用至今尚未归还。

由此可见，大姑细姑1954年回到自己家乡松下村时，堂区的情况并不比城头强，甚至更差。

松下堂区，圣堂既已封闭，神父楼已成村干部办公楼，只留下了村干部看不上眼的破陋不堪的女斋了。玉忱修女自忖是修道人，把女斋收拾了一下，就居住在里面。

1955年、玉忱修女回到老家不久，刚把生活安顿下来，正想如何在没有本堂神父和没有圣堂的困难条件下，除了与堂妹细姑私下念经祈祷外，如何尽到自己的职责，进行传教救灵工作时，谁知XXX人民政府在恢复国民经济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先是在文学艺术界展开“反胡风运动”，在全国报纸上批判胡风写给毛主席的万言书：《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报告》，并揭露胡风分子在书信日记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后经毛主席批示，把他们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逮捕了胡风及一大批胡风分子。此案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彻底平反了。胡风本人也完全恢复了名誉，甚至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国作协顾问。接着搞第二个运动，这是针对宗教界的，即于1955年发动的镇压“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次运动的重点自然在龚品梅所在的上海教区，但也波及到全国各教区；福州教区自然也不能幸免。这事过去将近半个世纪，而龚品梅主教本人也已在美国逝世了。年老的教友对此事恐已淡忘，年轻的教友也许根本不知道有此事。

早在1951年2月，曾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原上海徐汇中学校长兼震旦大学文学院院长，耶稣会士张伯达神父，在华东教育局召开的旨在各教会学校推行三自革新运动的会议上，为了避免发生冲突，他很巧妙地说：“这事关系到全中国整个教会，我们普通神父没有权利操之过急，希望周总理与天主教主教代表好好商讨，随后决定。”他认为把中国天主教封闭在狭窄的国家主义中，不是等于政府自己封杀了中国天主教在国际上的地位吗？他说：“用三自革新，爱国口号把中国天主教教友排斥在中国人民之外，是不明智的，不公平的……”（引自石方著《基督战士-王仁生》光启版，65-66页）。张伯达神父这几句话，在如今改革开放的年代听来，即使是XXX员、政府干部也会觉得很有道理的，可是在那不能容纳任何不同意见的左倾年代，就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对抗。于是就在1951年8月9日，张伯达神父被捕了，三个月后就死在狱中。

张伯达神父之死，对上海的神长教友震动很大，而且对全国的神长教友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政府所支持、所推动的三自革新，反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可是XXX、人民政府作什么事从来是执着的、认真的、“不胜利，决不收兵”，这样便有了1955年9月8日镇压”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当夜上海逮捕了龚品梅主教和近五十位神父、修士，以及七位修女、九百多位教友；以后还陆续逮捕了不少人。福州教区代理主教郑长诚，长乐总铎杨树道神父等，以及福清总铎陈学恺神父也都是在这时被捕的。就长乐县的各堂区而言，在这运动期间被捕的负责人和热心教友也有近几十人，上文提到过的松下村热心教友林宝贵也就在此时被捕的。足见这次运动规模之大。

刚回到老家不久，年已半百的玉忱修女，可能在政府干部心目中，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只会念经祈祷，成不了什么大事的老弱女子，也就放过了她。不过在这样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林修女也不能公开进行传教救灵的工作了。

十二、艰维困苦的生活

这里所说的艰难困苦，不仅指物质上的，也指精神上的。

1955年以后的福州教区，同全国各教区的情况一样，外籍的教士一一被驱逐出境后，留下的国籍神职人员本来已经不多，经过打击教会的大逮捕后，留下来的更是少而又少，况且那些留下来的，大多数都已是参加三自革新的爱国会神父。他们忙于开会，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已把穷乡僻壤的牧灵工作置之脑后，再说那里的公所和圣堂都已封闭，改为它用了。

这样玉忱修女和当地教友就长期望不到弥撒，领不到圣体，也无法行告解，病危者也领不到终傅圣事。作为献身于主的修女，心里能不痛苦忧急吗？眼看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自己的处境越来越恶劣，连本村的教友也无法与他们多往来，给他们讲道理，对他们的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当然更谈不上给外教人传教了。另外，她虽然身体离开了城头一带二十多个乡村，心中老是惦记着那里的教友。他们大多数是新奉教的，教会的道理懂得还不多，在目前的考验下，不知他们还能保持信德吗？她多么想念那些纯朴的村民啊，连做梦也会见到他们。如今她只有默默地祈求天主垂顾他们，并不断地念玫瑰经，祈求圣母保佑他们，使他们能接受考验，不失落信德。

1957年全国开展“大鸣大放”，接着就轰轰烈烈地进行“反右斗争”，把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曾留学过欧美的科学家、学者，如原籍福建的，中外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女士，冰心女士的丈夫吴文藻教授等都被打成了右派，（进入80年代，右派分子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1958年又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肃反运动，要求肃清社会上余留下来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时在松下村，已经被视为四类分子的大姑、细姑、乌铁姆等人，都受到村干部的严加看管，不时被唤去谈话、洗脑。不用说，这时玉忱修女的精神是很痛苦的。

经过了1958年的肃反运动后，XXX、人民政府，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早日进入共产主义，使人民过幸福的生活，便在毛主席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农业上创丰收高产田，在工业上全民大炼钢铁。这样全国热火朝天地大跃进了几年，想不到在六十年代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许多人吃不饱，挖野菜充饥，营养普遍不良。传说，有的地方还饿死不少人呢。

这时福州教区的传教经费早已断绝，教友们自顾不周，确实也无能力照顾修道人的生活，再说政治运动频繁，谁敢那样去做。玉忱修女为了求食，维持自己生活起见，便投靠自己的胞弟。年过半百的她还得辛勤劳动，（62/121）除做家务外，还得搓线织鱼网、挣些钱来糊口、因为胞弟一家实在并不富裕。欧行道神父临行前，不是给过她一百银元，作为她困难时的生活费吗?可是她认为自己是修道人，应有神贫精神，只要自己双手还能劳动，决不动用这笔属于教会的钱。后来我们知道，1954年她从城头公所回到松下堂女斋时，曾把一百多斤地瓜米寄存在后俸一张姓的教友家，由他在青黄不接时，借给缺粮的教友吃，等到收成好的时候，酌情多还一些，以备今后更大的需要。按理来说，在这“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的日子里，她完全有理由去收回那些粮食。可是她并没有那样做，心里想那些借粮的教友，一家几口人，在这挨饿的日子里，生活一定比她还要困难。

”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国家经过“调整、充实、巩固”的政策，人民生活又普遍好转起来。1965年毛主席、党中央又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清运动”。四清工作组下到松下村，玉忱修女自然就成了斗争的对象。“四清”中有一条便是查清经济问题，林修女本是贫穷人家出身，而且还是发了神贫愿的修道人，平时生活刻苦，那里会有什么金银财宝私藏着。至于那一百银元是教会财产，她是绝对不能供认出来的。后来工作组认为堂区已归公有，女斋和圣堂、神父楼一样，应由政府接管，于是，他们便把她从女斋中驱逐出来。可怜这位年已花甲的老修女，无处栖身。幸亏她的胞弟林明辉不嫌弃她，把大姑收留在自己家中，让她住在其侄林时旺旧土房里。

松下圣心堂开堂时所祝圣而供奉的耶稣圣心像，就是在这次四清运动中，被仇教分子砸碎的。足见“四清”就是文革的前奏。

十三、文革中的日子

紧接着1965年的“四清”后，毛主席于1966年5月16日亲自发动并领导了震惊全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手段，炮打“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然宗教也属打倒之列。四人帮之一张春桥扬言，要在最短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中国，彻底消灭一切宗教，没收所有寺院，勒令僧侣还俗。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革命风暴下，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爱国会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也都受到了批斗。革命的红卫兵、造反派，威逼他们践踏十字架，圣像，并高呼：打倒天主!教堂的尖顶和十字架，也都被拉倒在地。大多数爱国会的主教，神父等在强大的压力下，经不起考验就公开地那样做了，有的主教、神父竟与修女结婚，有的就干脆背弃了信仰，脱离了教会。一些年老体弱无家可归，离不开教会的神职人员，被视为社会的寄生虫，被组织起来，在工宣队监管下劳动，养活自己。当然那时所有的教堂都被封闭或充作它用，一切宗教活动也都停止了。这时的教友，人人自危，家中的圣像圣物、念珠经本也都一一收藏起来，有的胆小怕事，还主动地烧毁，以免受到迫害。在此形势下，许多教友连在家中也不敢进行祈祷了，有的则信德也开始动摇，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有的甚至公开背弃了信仰。年轻的一代所接受的都是无神的、反宗教的教育。张春桥之流得意地笑了，并预言天主教在中国即将完蛋了。

玉忱修女看到教会受到如此大的打击，特别是那些爱国会的主教、神父，表现得那么软弱，公开地立了那么严重的坏表样，心里实在痛苦极了。她只有胞弟家里，默默地劳动，默默地祈祷，把自己的神形困苦奉献给天主，为失足的主教神父们默默地作补赎。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副统帅，出人意料地于1970年至1971年间，阴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他的阴谋被粉碎后，便仓惶出逃，那知飞机途中失事，葬身在蒙古共和国的温都尔汗。接着四人帮江青、王洪文等便发动了矛头指向周总理的“批林批孔”运动；邓小平刚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不久，社会秩序方得到整顿，毛主席又亲自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运动，于是国内又陷于一片混乱之中。直到毛主席逝世后，党中央政治局于1976年10月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才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参阅新版《辞海》，“文化大革命”条，1863页）。当“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倒一切，发动内战，造成国内一片混乱之时，干部们都忙于拉党结派，互相斗争，自顾不暇，特别在农村，他们放松了看管，玉忱修女便觉得有机可乘，开始暗中与本村的教友接触，慰问他们，勉励他们保持信德，甚至数次冒险地去访问城头一带的教友。她真是充满救灵神火的好修女，既勇敢，又机智。下面我们就专门来谈她在这困难时期内的传教救灵工作。

十四、艰难中的传教工作

我们在上面说过，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XXX、人民政府接二连三搞了不少运动，而且搞什么运动，都是大张旗鼓，暴风骤雨式的，往往来势凶猛，先打击一大片，造成声势再说，然而慢慢缓和下来，胜利收兵，就像雨过天晴一样。玉忱修女回到松下后的1956年和1957年是比较平静的。至于文革期间，虽然政治气氛十分紧张，但其矛头是指向党内的走资派，而四人帮所挑起的主要也是干部之间的内战。红卫兵破四旧，经过一阵打砸抢，破坏了一些文物古迹后，基本上也无物可砸可抢。在此情况下，一般老百姓只要安分守己，不参加什么政治派别，不乱说乱动，而高举“红宝书”，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也可平安无事。况且展开激烈斗争：文攻武卫的地方，也都在大城市，学生工人集中的地方，所以在文革后期、城头，松下等乡村地区，相对而论，倒是比较平静的，只要谨慎小心，玉忱修女还是可以与教友有所往来，做些传教工作的。

我们知道，玉忱修女是不得已离开自己二十多年传教的地方，回到松下的，自然心中念念不忘那二十几个村奉教不久，信德还浅的教友们。那时福州教区的神父们，被捕的被捕，转变的转变，教友们真的成了无牧之羊。每当政治运动兴起，她就更想念他们，为他们的信德，也为他们的灵魂担忧。那里教友同样也为她担心，不知她在政治运动中是否受到冲击，已年迈的她身体无恙吗？因此，那些村里的教友，在形势较平静的时候，就会借走亲访友的机会，悄悄前来看望她，告诉她村里教友的情况，有时还请她给他们讲些道理，坚固他们的信德，并请她为一些患病者念经祈祷。

后来她对那里的教友实在放不下心，经审时度势后，便决定冒些险去走访，慰问他们。这一次去那几个村，下一次又去那几个村，她事先都是与村里负责的教友商定好的。

于是在这非常时期，我们又能在山区崎岖的小道上，乡间狭窄的巷道里，见到玉忱修女的身影。想不到在没有神父的年月里，竟有这样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修女步武宗徒后尘，栉风沐雨，不辞辛劳，为传教救灵事业奔波。她进到村里，便到教友家中探望，为患病者点圣水，念经祈祷，给他们讲道理。教友们见修女莅临自已的家，好比久旱逢甘霖一样。他们把这几年来所受的苦难和考验，一一告诉她，心中有什么疑难或问题、也都一一向她请教，她都耐心细心地听他们讲，并用圣教会的道理解答他们的疑问，乘机用真福八端的圣训慰勉他们，同他们一起诵经祈祷，求天主保佑。并与他们一起念玫瑰经，求圣母保佑，使他们在艰苦困难中，不失落信德，而始终忠于自己纯正的信仰。

玉忱修女在此困难时期仍蒙受驱魔祛病的特恩。1970年，她最后一次走访福清总堂区的那些教友时，途经城头镇，该区大厝村有一附魔者见到她来了，便大声喊道：“松下大姑是天主特选的女儿，你们得敬重她！”而那魔鬼见了她，早就吓得逃跑了。林修女在以后数次的驱魔中，魔鬼也曾借附魔者的口，说过类似的话。

玉忱修女不仅信德坚固，而且常行爱德。她深知天主十诫，全在于“爱天主于万有之上，和爱人如己，”而天主就是爱，爱的力量是无比的，能打动人心，折服世界。因此她常帮助有困难的人，连外教人也一样。

林修女被四清干部逐出女斋，住进胞弟家中后，发现邻居外教人林乌妹的妻子患肠癌，动了手术后，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痛苦万分。他们的孩子那时还很幼小，无人照顾，很是可怜。他认为这是实行爱德的好机会，岂能错过。于是便愉快地去伺候病人，送她去医院治疗，同时又为她看管孩子，料理家务，就像家里的管家。林乌妹一家被玉忱修女无私的爱感化了。病人首先要求听道理进教，得以在修女手中领了圣洗，平安逝世。现在这一家大小二十多人都已皈依圣教，成为玉忱修女实行爱德的活见证。

玉忱修女从福清城头公所回到松下时，她的老父已届古稀之年，不久便卧床不起，一连病了好几年。常言道：“长病无孝子。”虽然父亲过去因阻挠她修道，虐待过她，修女早就原谅了他，而且心中一直感念父亲的养育之恩。想想父亲回头较迟，是个新教友，道理懂得不多，更应精心照顾他、服侍他，为他捧汤侍药，用基督的爱来感化他。老父终于在修女神形兼顾的照料下，平安地离开了尘世。

我或生或死，总希望基督在我身上受颂扬；因为在我看来，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斐、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