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因“四人帮”的倒台而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多少也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慌谬，中国社会在这场浩劫之后逐步开放，社会上各种民间活动也渐次得到恢复，宗教政策也放宽了一些。天主教会也不例外，政府陆续释放了一批被关在劳改营中的主教、神父，尤其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议决推行开放政策，使教会获得了相对自由。1980年1月4日，经新执政团体重审“范学淹案件”，结果判决范主教无罪而获释，由南大冉看守所回到了小望亭。

　　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与洗礼的主教，出狱后更感时间的紧迫，他的生命时光，十年、十年的过去了！十年没有宗教敬礼，没有领过圣事的教友生活是怎样的情景啊！主教出狱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便是教友们的信德，他把握时机，用仅有的一点自由立即开始了他的传教行程，视察教区、施行坚振。记得主教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时不可待，机不可失。”以此信念投入牧灵工作，以弥补二十年来的“损失”。

　　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的教友生活已经非常淡漠了，十年浩劫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对信仰更是陌生至极。主教深感责任之重大，因此在全教区提倡学习要理的活动，主教说：“为重振教友信德不是只要念经，也要抓住时机深入学习教会道理，男女老少都要学习，青年人和孩子们更要学，加深了解人生和信仰。”主教就在1980年为本乡第一批孩子施行了坚振圣事，虽然他们懂得不多，主教深信，圣事会坚固人们的信德。主教认为，没有了解启示的机会又怎能有坚实的信仰呢？为了使信友们更深的了解自己的信仰，和更清楚主动的参与圣事，主教回应梵二的精神，在全教区推行白话经文，提示神父们做中文弥撒，使教友们更快的融入教会的怀抱。

　　“天主的教会是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中，继续着自己的旅程。”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胡耀邦的昭雪平反，许多神长教友都先后获释，为教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喘息的机会。范主教审视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形势，幷针对具体情况作出了深具远见的决策：

　　一、为适应当时急迫的传教形势，必须立即适时地整顿幷建立神职班。

　　二、必须尽快地着手圣召培育工作，陶成年轻司铎。

　　三、抓住有利时机，在中国大陆祝圣主教。

　　1980年春季，柔和的阳光照射在刚刚被寒风袭击几乎冻僵的保定，使它重新沐浴在新的春辉里，各村的教友也陆续恢复了礼仪生活，举行虔诚地敬礼活动，离家多年的游子也回家探望饱经风霜的母亲。安国教区耀汉兄弟会会士相彼德神父，由美国回大陆，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保定，在教友的帮助下更衣化装，连夜看望被严密监视的范主教。他们推心置腹，倾心交谈，互相交流了国际与国内的教务情况。通过交流彼此更感到大陆的地方教会幷不是孤立的，它是普世教会——基督奥体的一个肢体。大陆教会的苦难，使整个教会都经受着痛苦，而这苦难的教会也堪为其它教会的典范。

　　时隔不久，侨居美国的保定教区神父吕穆迪也回家探亲，幷事先约定将在保定市拜见主教。吕神父回国后，探访了几个堂口，尤其是东吕堂区，幷在东吕为教友们过了圣母升天瞻礼。然而神父的行动却引起了政府的注意，神父还没有来得及拜见主教，便收到了保定市政府的驱逐令。但神父还是巧妙地拜见了主教，幷留下当时能兑换人民币600元的一张美金支票，以付薪印刷总犊经本的费用。主教为有这样忠心的神父也倍感荣幸。在相神父与吕神父回保定的同时，徐水县师庄村也回来了一位美籍华人师福录司铎。这位神父回家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按资论辈，凭远近摊牌，分发礼品。凡家属和亲朋每人都得一份，以表情谊，幷在邻村漕河集市上，将市场中所有烧饼买下来，使所有赶集的人随便拿、随便吃，以示自己的慷慨。好一个慷慨的“施舍”！然而他对坐监多年的老主教却不闻不问，对于本村两位体弱多病的老神父也不舍分文。“贫家有子贫亦娇，骨肉恩重哪能抛”。面对师神父的做法，主教幷不计较，却以宽广的胸怀接受这一切。但当师神父被政府利用，以相反信仰的言论危及教友信德时，主教却当仁不让，以本教区主教的名义，严令禁止他在大陆施行圣事。主教为有这样的神父而深感歉疚，当时就为他守了两个大斋。为挽回他造成的负面影响，又多次特别告诫人们：“人家逼迫我们脱离教宗，就是要我们的头，要我们独立于属于罗马的圣而公教会之外，就是肢解我们。你们说行吗？你能任凭人砍你的头，把你大卸八块吗？不行，当然不行！面对邪恶，一个基督徒应持什么态度？难道还能温良谦让吗？还能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吗？不，要坚持真理、保存信仰、不能见硬就软，妥协投降决不是出路。”

　　1980年春，安国教区代理主教王斐理发表了一份“告教友书”，声明拥护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政策，幷明令禁止十八岁以下的教友领洗，不许学习经言要理。这是要把教友的信德扼杀在萌芽之中呀！范主教看到这个“告教友书”后非常生气，立刻打发教友到束鹿请王代理，当面劝责他，批评他的作法。教友们也都反对这颇有“权威”的禁令，仍按教会要求尽早给自己的孩子付洗。当时范主教劝王斐理收回他的“告教友书”，幷设法消除其负面影响，可惜他幷未接受，为安国教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对教友信仰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