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0年代至80年代初，由于教会全面受到限制，致使教会的圣召培育，三十年的时间成为空白。80年代初，政府对宗教的政策放宽，虽然不是全面自由，但也为教会继承人的培育提供了机会。1980年1月14日，主教无罪获释后，虽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还是迫不及待地展开了传教工作，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司铎培育。由于30年的教难，教会的神职人员已经断代，加上老神父的去世与多病，司铎短缺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因此培育年轻司铎已成为当务之急。

　　主教在巡视教区时，特意找到曾在慈幼学校工作过的赵廷彬神父，希望他能负起培育修生的工作。主教说：“原来保定有七、八十位神父，现在仅剩几位老弱病残的神父了，如果现在不及时培育司铎圣召，我们将会后继无人。”因环境的限制，赵神父虽未能接受这份既艰巨又光荣的工作，却开始了培育修女的工作。

　　教会是天主的教会，天主不会使他的教会缺乏牧人。就在教会刚刚开放，宗教敬礼刚刚恢复不久，徐水县安庄村热心青年安树新就有了献身教会的愿望，在本村老神父朱友三的精心培育下，渐渐走向成熟，富有信仰精神和传教热诚。经过神父推荐和几次接触，主教就认定这位热心的青年，是天主召来的在他葡萄园里工作的第一批工人。于是主教不顾他学识的不足决定祝圣他为神父，安树新81年元月1日由主教手中领受了圣职，晋升铎品，成为保定教区文革后第一位新神父。清苑县田各庄村的苏志民，早年在北京慈幼学校学习，“文革”期间也遭受了摧残、打击和迫害，开放后积极投入教会工作，矢志献身教会。由于教难兴起，无法完成学业，就在家保守自学，渴望有一天能走上天主的祭台，就在安神父祝圣后不久，即同年复活节前圣枝主日，也被主教祝圣为神父。安神父与苏神父成了主教施行牧职以来的“首批门徒”。二位神父从此担负起沉重的传教工作，幷不时有被捕入狱的危险。他们对天主的热忱和对教会的服务赢得了天主的欢欣，被天主拣选承担教会更大的责任。在1992年5月3日二人同时晋升主教牧职，从此他们也步武老主教的后尘，走上了更艰辛的十字架的道路。后又双双被捕，自1996年至今杳无音信、下落不明。

　　范主教看到自己有了新神父非常高兴，他多次提醒神父们要物色圣召对象，要求一位神父要带出一位接班人来。他提示现阶段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完善的修院，我们的神父也不可能都如同圣多玛斯那样学问高深，但我们的司铎都该具备圣维亚奈般的圣德。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唯有德行占首位。主教说：“知识不够，圣了神父还可以再学，唯有品行方面不能含糊。”这便是那个时代与那个特殊环境下有关培育圣召的指导原则。历史不是塑造的，天主是历史的主人，在天主的引导下，教会在困难中渡过，在那个时期各地出现的所谓“过渡神父”，他们虽然在知识方面不那么完备，那是条件所限，然而在热心与圣德方面实在是后人之楷模。

　　1980年夏季的一天，正定教区保禄会会士贾志国由人陪同来见范主教，为领受铎品，不料却被人举报。当他们将要举行礼仪时，被民兵传唤到大队部，盘问多时，最后返回主教家中。主教立刻更换白衣佩上领带，从容而镇静地为贾修士行了祝圣礼，为正定教区祝圣了自开放以来的第一位司铎。

　　弥撒后，主教微笑着面对教友说：“目前中国的传教士总免不了困难、挫折、甚至风险，这是每一位司铎需要面对的现实。”主教转身对新神父说：“今天吾主耶稣打发我们到狼群里去牧羊，要‘机警如蛇，纯朴如鸽’（参玛十，16）”。主教对贾神父的嘱托，也是对每一位神父，尤其是对年轻司铎的期望。

　　吾主耶稣建立的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被圣神立为教会中的牧人，“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主教是真理的导师，圣礼的司祭，基督教会的管理人，地方教会的延续需要由主教来传递。然而中国大陆教会几十年的风云惨淡，已使主教人数所剩无几，为使大陆教会生存，祝圣主教更是当务之急。由于当时各地方教会主教出缺，使政府控制教会有了可乘之机。政府着手恢复各地“爱国会”组织，继续实行五、六十年代的宗教政策，以达到对教会的控制，最终使它沉寂。他们不顾教会信仰，加紧任命一些表现积极的神父为主教，一时间出现了许多自选自圣的主教。在这关系到中国教会存亡之际，主教深感形势急迫，他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果敢的决定祝圣新主教，因不变向圣座申请就来了个“先祝圣而后请罪”。于是从1981年初开始，范主教先后祝圣了河北正定教区的贾志国主教，甘肃天水教区的王弥禄主教，河北易县教区的周善夫主教，幷委托贾主教祝圣赵县教区的闵神父为主教。事后范主教如释重负，但又自知没有向圣座请示，自作主张只是权宜之计。因此范主教将自己祝圣主教之事呈报教廷负荆请罪，表示愿意接受处分。然而英明的圣父教宗不但没有怪罪范主教的行为，反而大大嘉赏。1984年1月16日台北《教友生活周刊》刊登了教宗的覆文：（记者师范君）。

　　亲爱的伯铎­—若瑟弟兄：

　　你的此举完全合乎我的意愿，为此我给你宗座遐福幷给你特权，在一切事上你可先行裁决处理,然后再向我汇报。

　　范主教深为天主的仁慈而感恩，他既知已有了特权，就又督责主教们祝圣了一些主教，这样大大加强了正统教会的组织和领导力量，保持了教会信仰的完整以及与整个普世教会的共融。虽然如此，范主教幷未忘记主教责任之重大，1981年8月范主教派人专程赴甘肃天水教区王弥禄主教和兰州教区杨理伯主教那里，嘱托他们在主教的候选人上要特别慎重，以保持信仰的纯洁与完整。范主教的确为各地教会的发展确立了基础，然而为自己的教区继承人问题没有解决而挂心，范主教一直想请二赵神父作为保定教区的接班人，但赵神父谦逊至极坚决不肯接受主教圣职，直至89年主教把教区托给陈建章主教，幷任命苏志民神父为副主教，从而确定了保定教区的牧人，老主教这才安心，还非常幽默的用西默盎的话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路二29）表示他更深的经验了天主那引导教会的圣手，也更以信赖把教会托在天主手中。

　　中国的天主教会永远属于罗马教宗，坚持伯铎继承人有形的基础是天主教会的圣统原则，范主教利用仅有的活动空间秘密祝圣主教与司铎以保持教会的存在与发展，甚至他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表示愿与政府合作，为能争取教会的合法权益。早在50年代范主教曾多次受邀与宗教事务处的工作人员谈话，有一次，当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时，竟被韩度神父拒之门外。还有一次，霍彬章神父听说主教又去开会，便对一些人说：“范主教又坏了，又随从政府了”。的确，范主教不顾人们的不理解，甚至公开作明补赎，以求教会的生存，然而在原则问题上总是旗帜鲜明，寸理必争。1981年8月1日，河北省宗教处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邀请范主教到清苑县政府（南大冉）谈话，直至8月14日，主教托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当有人问到他谈话的内容时，主教说：“他们是万变不离其宗，总想割断我们与教宗的关系，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条，我们永远是属于建在伯多禄盘石上的教会，永远忠于罗马教宗是我们不可改变的信仰原则。”他对政府人员说：“中国的教会自过去的元明时代传入中国直到今天，以至世界穷尽，她永远是属于罗马教宗的，你们可以把我再关押起来，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永远不能割断我们与罗马教宗的关系”。从主教谈话的语气可以看出主教坚定的信仰，而且正是为了这信仰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着谈判的不成功，主教又一次对教友们说：“你们不要怀有什么希望，眼下离教会广扬还很远，一时国家政策变不了，我们还必须准备接受耶稣的苦难，相信天主吧！克苦、祈祷、多念玫瑰经是我们保持信仰的力量。”

　　主教身为教会的牧人，一方面建立教会有形的组织，一方面鼓励信友为信仰作证，幷以身作则成为信徒的楷模与导师。